公共管理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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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1篇

《公共管理学报》(CN:23-1523/F)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公共管理学报》刊载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卫生管理、社会保障”等与公共管理学科有关的研究主题,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以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强调研究成果在中国场景下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旨在繁荣与深化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探索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方略与途径。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2篇

农地非农化管理的分权取向改革及其情景模拟靳相木 姚先国 (10)

耕地保护的制度供给实施绩效差异研究汪阳洁 姜志德 王继军 (21)

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农户的调查朱玉春 唐娟莉 (31)

就业风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模型与实证程名望 潘烜 (39)

发展型政府:地方政府转型的过渡态——基于沪、苏、锡的海归创业政策案例调研陈玲 王晓丹 赵静 (47)

县级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胡德仁 任康 曹铂 (52)

浙江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关系的敏感性分析王增文 (58)

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分析傅京燕 李丽莎 (65)

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杨俊 黄潇 (75)

农村代课教师清退补偿模式研究——以《兰州市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工作方案》为例彭婷 (83)

基于扎根理论的网民公共政策态度形成研究陈姣娥 (89)

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的动因分析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95)

公私伙伴关系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基于若干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张万宽 杨永恒 王有强 (103)

公私合作项目范式选择研究——以日本案例为研究对象胡振 (113)

ABSTRACTS (122)

《公共管理学报》投稿须知 (F0003)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李树茁 梁义成 MARCUS W. FELDMAN GRET (1)

现代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以内蒙古世界银行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为例陈雷 (11)

财政支出比较视角下公务员退休金制度设计杨燕绥 胡乃军 (21)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距视角的统计分析宋马林 杨杰 杨彤 (28)

破解“城管困境”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基于对北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调查研究刘昕 刘颖 董克用 (37)

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刘波 崔鹏鹏 赵云云 (46)

卫生投入结构、健康发展与经济增长陈浩 丁江涛 (54)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基于体制变迁与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刘鹏 (63)

制度环境、技术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胡晓珍 张卫东 杨龙 (79)

政府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影响路径包国宪 任世科 (89)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动员潜力释放链运行机理研究王成敏 孔昭君 (97)

区域水资源共享冲突的网络治理模式创新马捷 锁利铭 (107)

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评价模型实证研究朱立龙 尤建新 张建同 孙遇春 (115)

英文摘要 (122)

美国文官制度的变革与思考朱立言 卢丹 龙宁丽 (1)

政策能力与国家公共治理顾建光 (8)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唐文玉 (13)

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江克忠 (20)

能源效率及其与经济系统关系的再认识廖华 魏一鸣 (28)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杨上广 王春兰 (35)

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市县三级面板数据徐涛 侯一麟 (47)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丁富军 吕萍 (58)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李慧凤 (67)

自然灾难管理中的跨组织合作——基于社会弱点的视角李晓翔 刘春林 (73)

基于网络媒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仿真和管理对策研究李志宏 王海燕 白雪 (85)

税收负担、公共品层次与私人公共品需求——以山东省面板数据为例闵琪 (94)

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亓寿伟 周少甫 (100)

行将勃兴的“治理绩效管理”潮流——基于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预测尚虎平 (108)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新视角——一个文献述评陈家浩 (116)

ABSTRACTS (123)

公务员参加养老保险统一改革的思路——“混合型”统账结合制度下的测算郑秉文 孙守纪 齐传君 (1)

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米加宁 王启新 (13)

公共政策的缺失与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蓝志勇 (26)

实现我国经济主动权的必要性与战略布局——关于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顾建光 (35)

政府声誉、政府能力与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信任徐贵宏 (40)

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何艳玲 周晓锋 张鹏举 (48)

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分析柯卉兵 (55)

养老金结构与金融结构的相关性研究——来自典型OECD国家的经验证明诸艳霞 黄斌 (64)

我国农地管理的主体行为与博弈分析王家庭 张换兆 王淑莉 (74)

论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治理的视阈王勇 (84)

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困境探析——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唐明 (94)

立法促进大学知识产业化的作用透视——发达国家的实践与经验借鉴许长青 (104)

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的认识误区及观念重构詹国彬 (115)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Quarterly) Vol.6 No.1 Jan., 2009 ABSTRACTS (122)

《公共管理学报》投稿须知 (F0003)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论题、理论视角与方法张建民 江华 (1)

区域发展政策的公平性分析——机会平等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胡鞍钢 魏星 (14)

非结构性改革、官僚组织与透明政府建设——基于G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行为的实证分析李学 (21)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制造业产业资本配置效率视角成力为 孙玮 孙雁泽 (29)

不完备法律理论下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改革——从立法完善主义到合理分配剩余执法权王虎 (37)

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政企合谋视角的解析李双燕 万迪防 史亚蓉 (43)

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模式与规则的渐进调整——来自上海医疗卫生改革的经验赵德余 梁鸿 (50)

公共政策网络管理:机制、模式与绩效测度匡霞 陈敬良 (59)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容志 (68)

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利益界定——方法与路径彭小兵 谭亚 (76)

大城市利益博弈的人口空间响应研究——以上海市为例王春兰 杨上广 (85)

中国情景下的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结构研究胡杨成 蔡宁 (93)

矿产储备环境变迁与管理体系变革的联动机制——从美国看中国战略性矿产储备管理体系的建设杨娴 邵燕敏 陆凤彬 汪寿阳 (102)

测量国债规模的模型阐释——基于国债功能的变迁叶子荣 何代欣 (108)

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悦中山 杜海峰 李树茁 费尔德曼 (114)

ABSTRACTS (122)

《公共管理学报》投稿须知 (F0003)

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陈雪莲 杨雪冬 (1)

制度选择的逻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演变颜海娜 聂勇浩 (12)

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政策转移的反思与建构冯锋 程溪 (26)

我国政策执行中的目标扭曲研究——对我国四次公务员工资改革的考察吴木銮 (32)

中国公共卫生财政资源分配公平性研究——基于社会剥夺的视角张敏 陈锐 李宁秀 (40)

税收、财政支出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不同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刘长生 (47)

多中心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从民间“老板消防队”得到的启示宋妍 晏鹰 朱宪辰 (55)

社会资本视阈下两种农村民间组织比较研究——以湖南四县民间组织为例李熠煜 (61)

公共支出效率评价——带非自主决定输入的两阶段数据包络模型郭小东 章力 (69)

我国社区自治改革的内卷化分析——一种空间模型的视角张付强 (77)

经济演进趋势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台南为基础的分析与比较马群杰 汪明生 (84)

国际视野中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比较与借鉴杨雪燕 李树茁 (92)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热点主题沙勇忠 王义 刘海娟 孔令国 (102)

从执行研究到治理的发展:方法论视角涂锋 (111)

ABSTRACTS (121)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3篇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版权所有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4篇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5]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访谈录[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6]詹中原.新公共管理[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5篇

一、有关“纯粹的”公共部门和“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探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和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征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靠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

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

第三,政府组织所把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把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

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

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非凡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新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新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闻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探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天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和“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新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有关第三部门及其和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和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和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新问题:“思索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新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和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

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假如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

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探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

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和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

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和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和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和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答应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向。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和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及其和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探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探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探究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而且也要探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新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和第三部门的管理新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

从上述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和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探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探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探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

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新问题,即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的管理新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新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探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探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把探索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探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新问题、领导新问题、决策新问题、执行新问题、监督新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新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新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新问题。对这些新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共性新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探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新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新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新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探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探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索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探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新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非凡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探究这些非凡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探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非凡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探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探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探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探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和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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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中原.新公共管理[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在具体思路上,笔者认为按内涵与外延去寻找构建学科体系的思路也许是一条出路之一。这里有一个“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辩证法。具体来说,可以先把方方面面的公共管理罗列出来,进行归类分析,然后再提炼出贯通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按笔者管见,先找出公共管理的“三界”(如上述),再综合贯穿“三界”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大体有:(l)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分析;(2)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3)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传统与现代;(4)公共管理的组织机构:国家、政府、社会组织;(5)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委托、交易成本;(6)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职责、功能与任务;(7)公共管理的基本范围:公共物品、公共服务;(8)公共管理的运作过程:决策、执行与监督;(9)公共管理的保障:战略、策略与方法;(10)公共管理的抽象行为: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11)公共管理的物质基础:税收与公共财政;(12)公共管理的行为规范:道德与法;(13)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定量与定性,公共与效率。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7篇

1、综合性。公共管理学科一门综合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公共管理主体管理公共组织及其行为的规律的科学体系,其不仅拥有厚重的理论背景,而且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所涉猎的内容也更为多样化,有基于此也就要求所有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更具有综合性。

2、实用性。公共管理学科实际上就是一门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应用性科学,一般来说公共管理学研究多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如何解决某类公共问题方法或手段的内在规律,并进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归纳总结。

3、交叉性。公共管理学科的交叉性是基于其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的问题内容而言的。公共管理学科以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对某一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及案例选取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

1、理论与现实结合,完善知识体系。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就是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它不仅仅是教师讲某一理论和相匹配的案例结合起来的一起分析,更是一种学科理论知识与社会的接轨。

2、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一般来说,社科类学科教学总是显得比较呆板,学生会认为理论性太强,课堂缺乏一个活跃的气氛。然而案例教学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好方法,现实性的案例总能给学生一些可触感,尤其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公共管理案例更是让学生感同身受,这样案例教学不仅是对教学形式的一种丰富,更是能很好地带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自觉地参与到教学中来。

3、实现教学相长,促进教学工作接地气。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如若把教学简单地理解为只是老师单向将只是传输给学生,总难免有些狭隘之疑。实际上,教学也是老师学习一个很好的形式,这种学习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熟练程度提高上,也更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再思考和更跟新上。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能够帮助教师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性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是很具有实时性的,在案例对认识收集、认知、分析、讲授系列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帮助教师学习到了更多的新知识,并使得教学工作接地气,不归属空中楼阁。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中关于案例选取的一些问题。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早已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已然有很多成果,在实际的教学中案例教学也已是相当普及,但存在的问题也依然是很多,尤其是在案例选取上。本文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案例选取存在的一些问题小作阐述。

1、难离理论式讲授,案例少。虽然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在教学中长期以来都在极力推崇案例教学,但或许是出于社科类学科的通病,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依然还是难以走出思辨的窘境,难离理论式的讲授,选取案例很少,甚至是以老僧读经般的精神去不厌其烦地带领学生咀嚼无味的理论。

2、陈年旧事,缺乏时效性。不容否认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存在很多经典的案例。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总具有的时代性又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时效性,如此说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案例也就必然不存在永世的经典。

3、不具典型意义,缺少代表性。案例作为个案来分析研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或为了找出解决这问题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无论基于哪个原因都无疑要求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而现实总会有不少教学案例的选取过于随性,不能代表某一类问题或说不具备典型性。

4、过于高大全,脱离实际。当知识也有了统一的标准,总难免会出现一些高大全的东西,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不外于此。在标榜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标准化后,不少教师容易在教学中紧扣标准要求,在选取案例过程中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模范案例,而忽然了现实环境,严重脱离实际。

三、关于案例选取的想法

1、穿插讲授,突破理论化的枯燥。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案例的选取不仅要考虑数量和质量,还应对案例出现的时机予以考量。案例扎堆出现容易偏离中心理论主题,理论过于集中又容易让学生反感理论的枯燥,所以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穿去案例显得尤为重要。

2、结合最新时事,注重案例的时效性。前文我们已经对案例时效性的重要做了相关阐述,新的时事总会具有很强吸引眼球的功能。教学过程中选取新时事作为案例来讲解,不仅能加强学生对案例相关理论学习的兴趣,也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会用更多理论知识去分析时刻发生在身边的事物。

3、讲典型,注重案例的代表性。典型性案例不仅有很强的代表性,也很能加强人们对它的兴趣。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典型性案例的一般都是一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事情,选择这类案例来结合理论讲解,能很好地带动大家参与到课堂的案例分析中来。并且,由于大家都案例有一定的了解,在参与分析中也会有更多的同学能够有较好的思考和发言,这也是案例教学中极为难得的。

4、案例接地气重生活,解析要通俗易懂。案例选取应该接地气,即应多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来。如教师跟学生讲国家治理雾霾来作为环境治理的案例,肯定就不比与学生分析其家庭所在社区对公共卫生环境的处理更让他们有亲切感和参与较为强烈的参与愿望。在案例的解析中,也应该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动辄就跟学生讲大家们的公共管理理论多会让课堂变得更为陌生和沉寂。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8篇

1.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也即是:1979-1988年期间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1988-2005年期间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整合与发展时期以及2005年至今的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化与提升时期,下面主要就这三个时期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发展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

1.1公共管理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1979-1988)。

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是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发展而来,1979年,我过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当时政管理体制的不实用以及不适应逐渐显现出来,为了解决时展中的复杂政治以及公共管理行政的交织的问题,国家在院系学科的调整中开始逐渐的恢复以及重建公共管理学科。

这在个恢复与重建时期,由于社会在公共管理学科方面本身的自我意识较差,学科也缺乏较为明确范畴体系,在研究与教学方面,公共管理学科的涉及面相对较窄,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主要是注重于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以及公共管理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学习。而在此时期的人才培养方面,我国主要强调的计划性人才培养,也即是根据国家在某方面的任务导向,进而实行计划培养,以达到国家圆满任务完成的目地。

1.2公共管理学科的整合与发展时期(1988-2005年)

1988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我国的行政管理学会,之后我国其他各省市地区也随着成立了专门的行政管理学会,这也标志这我国的行政管理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也正式成为了显学,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开始注重于对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建设方面等等的实际问题,这也使得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整合以及发展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国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方面,主要是以引进以及借鉴国外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由于整合导致公共学科概念和合法性基础没有自立,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初期的特殊性,我国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定位,未有形成公共管理学科方面的学术争鸣局面。而在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方面,之前的计划性人才培养方式,在思想以及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上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从而开始注重于对经济决策、管理以及经营型人才的重点培养,以达到社会发展需要的目的。

1.3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化与提升时期(2005 至今)

2005年,我国进入了改革攻坚年,以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为标志,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也从整合以及盲目扩大发展的时期正式进入了优化与提升的阶段,该阶段主要开始注重公共管理学科的质量发展,强调的社会的需求,抓的是相关人才培养的质量。

这这个阶段,我国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方面,开始注重多专业多角度,也即是从公共管理相关的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都专业多角度来探讨我国的政党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奠定理论以及人才的基础。而在学科的才培养方面,注重对实践性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强的人才培养,以求能够使得培养的人才具有较高的应用技能和实践能力,是综合性的管理型人才。

2. 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的趋势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学科内涵需要厘清和优化、需要进一步的内外融合、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师资队伍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三个“进一步“,下面对此进行简单的分析阐述:

2.1公共管理学科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与优化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基本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失业以及研究的问题也逐步的与现实接轨,也逐渐开始将理论在实践验证。但是,以目前全世界的社会发展来看,政府、社会以及公民的三方参与国家的治理已经成为了趋势,也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这对于社会管理学科的内涵也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进一步的厘清和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应该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为出发点,以社会公共管理的问题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寻求解决社会公共管理所现实问题的方法和依,从而进一步的理解公共管理的革命性意义,用服务的态度去发展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结构以及行为模式,为社会的前进做出应有的贡献。

2.2公共管理学科需要进一步内外融合

公共管理学科是以解决公共组织以及政府相关组织管理的社会事务问题为目的,和以研究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产生的实践矛盾,提供科学的综合性的治理手段与工具为目的的研究型实践性学科,其本身涉及的学科较多,属于跨学科性、交叉性以及多样性的学科,需要融合以及发展各种学科知识。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应该在各学科的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综合化,以及进一步的融合公共管理学科下,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等二级学科,想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学科专业群,进而能够更好的解决公社会公共管理的问题。

2.3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以学科师资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来说,要想求的更好的发展,那就应该从“人”这个基本点入手,因此,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中应该注意对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以及学科队伍等等建设。从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来说,首先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弊端,也即是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细化、管理学科的专业设置窄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等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加强公共管理学科方面的大类培养,以及重视方向特色等等创新,从而形成公共管理学科方面创新与特色 共存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从学科队伍的建设来看,主要就是应该注重合理的学科方面的学术梯队结构的建设,以及高素质高素质学科教学人才的引进以及培养制度,从而保证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发展。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9篇

关于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旗手——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公共行政的精神》中这样引述了杜威之问:“正如杜威(JohnDewey,1954)所说的那样,20世纪研究公共问题的人一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公共似乎已经消失,这的确令人费解。我们对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活动了解得很清楚。立法者纵情地制定法律,官员花费很大的精力执行这些法律,法院的法官要尽其所能处理堆积如山的各种诉讼。但是这些官员应该代表的公共又在何方呢?””六十年前的杜威之问,不仅反映出战后美国的公共管理时常偏离公共之轨的现实,而且对大洋彼岸的新中国同样具有警示意义。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少有在公共之轨上安稳前行之时。在改革开放前,紧锣密鼓的政治运动使我国的公共管理在极左思潮的节拍下翩翩起舞,公共管理的躯壳之内时常只有政治之心而无公共之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管理从先前的政治之轨转轨至经济之轨,公共管理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国的公共管理时常被追逐财富的经济之心所左右,公共管理本应秉持的公共之心同样难得一见。而缺乏公共之心的公共管理,就像一个得了失心疯的病人,即便四肢强健有力,其行为也只是躁动和抓狂,不可能安守于公共之轨。钱理群教授批评当下我国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_2J其实这不仅仅是我国的大学教育迷失方向的表现,更是我国的公共管理因缺乏公共之心而偏离公共之轨的具体表现。

二、公共管理“失心疯”的学科之因:公共管理学价值理论的缺失

对于公共管理的“失心疯”,杜威直接从人们的行为中探寻原因。他认为,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人们不能或不愿意组织起来,参与到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治共同体之中。ll(与杜威不同,李普曼则进一步从人们的认识层面探寻原因。在他看来,“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一种公共哲学。在缺乏公共哲学的情况下,由于没有人对公共行为负责,所以大多数人的后果都是相当自私的。”_lJ(在笔者看来,公共管理的“失心疯”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普遍存在,原因非常复杂,但公共管理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学的价值理论的缺失亦难辞其咎,这就是公共管理“失心疯”的学科之因。尤其是由清廉官员所主导的公共管理也难以确保公共之心的现实,更反映出公共管理学没有担负起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价值导向的责任。作为公共管理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学无疑应当有一套关于公共之心的价值理论。但迄今为止,公共管理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理论,反倒是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的价值理论100反客为主、鸠占鹊巢,而成为公共管理学的价值理论。这使现今的公共管理学沦为纯粹的“术”学,沦为服务于政治学之道、管理学之道、经济学之道的技术性学科,沦为上述三个学科的“三姓家奴”,沦为一种无“道”之“术”。从学说史的角度看,现今的公共管理学脱胎于政治学。当一百多年前威尔逊提出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理论之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才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但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理论的核心观点——决策问题归政治、执行问题归公共管理——本身就将公共管理定位于政治的婢女——一个听凭政治使唤的丫鬟。可见,公共管理学首先以政治学为“姓”。其后,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公共管理走上了一条技术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管理学之道——追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效率,成为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导向。中文“公共管理学”这个名称本身,就将该学科定位于管理学的分支。由此,公共管理学又有了第二“姓”——以管理学为“姓”。到上世纪中叶,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兴起,公共管理学开始以这些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由此,经济学之道——寻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开始成为公共管理实践及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导向,从而使公共管理学有了第三“姓”——以经济学为“姓”。可见,公共管理学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就难以使公共管理实践拥有一颗公共之心。从具体问题的角度看,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学始终缺乏一套能够回应公共管理基本问题的逻辑体系。这些基本问题都与公共有关,包括:(1)何谓公共(性)?(2)公共性如何度量?(3)何谓公共事务或如何界分公共事务与非公共事务?(4)公共事务的优先次序如何确定?(5)何谓公共利益或如何识别公共利益?对于这些问题,无论公共管理学自身的理论(包括官僚制理论、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还是公共管理学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理论(如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民主理论、法治理论),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即便以重视公共管理的价值追求著称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也不例外。该学派的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在其力作《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坦承:“我们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或许会突然出现一种理论,果真如此,那么这种理论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概念:第一,与陌生人的交往;第二,解决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问题;第三,非人情化关系的有效性;第四,发展当代相互依存的公共关系。”弗氏对这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的“或许会突然出现”的期待,实际上也表露出其本人及其学派在建构公共理论方面的无能为力。显然,对于一门以处理公共事务或解决公共问题为核心的学科而言,缺乏“一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也就意味着公共管理学没有阐明何谓“公共”、何谓“公共之心”,而没有价值理论(“公共之心”)的指导,公共管理学就蜕变为一门没有灵魂的“术”学,而没有灵魂的“术”,实际上也就是无“道”之“术”。

三、公共之心的检验标准:公共性或利他性

在笔者首倡的需求溢出理论①看来,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问题。公共性及其度量尺度,是检验公共之心的价值判断基础。对于何谓公共(性)的问题,学者们通常从词源学的视角进行探讨和阐述,即从“公共”一词的希腊文、英文及中文的原本语义中阐明其本质内涵。②但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公共’一词的本义大多已经丧失。”¨_(’这表明,由于语义的变迁,以词源学的视角来探究公共(性)的涵义并不完全可靠。对于何谓公共或公共性的问题,需求溢出理论放弃了词源学从“公共”一词的古义人手来探讨其现今内涵的做法,而是直接立足于“公共”的现今涵义,并从现今涵义的“公共”所最早指涉的现象本质中探讨“公共”的本质内涵。需求溢出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含有现今公共涵义的现象或事物(即含有“公共”一词的词组所指涉的具体现象或事物)是公共生活,而其他含有现今公共涵义的现象或事物(如公共组织、公共利益等)均依附于公共生活或后于公共生活而产生。这样,如果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公共生活在本质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就知道了公共(性)的本质内涵。从公共生活的源头上看,人类的公共生活无疑起源于人类的群居生活。和动物界的普遍规律一样,人类选择群居的原因,也在于更好地保障个体需求得以满足,进而保存和发展个体和族群。显而易见的是,仅仅是数量上简单的物理聚集还不足以形成公共生活,因为此时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之间没有互助或合作,这种群居生活只是多个个体对共同空间的共享生活,是一种有“共”无“公”的聚居生活,而不是真正的公共生活,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性。从群体的角度看,公共性就是群体中个体间的互或合作性;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的活动只有在有益于其他个体时(即具有利他性时)方可形成互助或合作,而无论该个体活动是基于自利的动机还是利他的动机。也就是说,从本源上看,公共性就是群体中个体行为的利他性,而且是外在效果的利他性,而非内心动机的利他性。这种从公共生活中提取出来的公共性的涵义——公共性即利他性,不仅不违背西方词源学中的公共内涵,而且还得到了西方词源学的有力支持。“公共一词的古典含义有两个来源。首先来自希腊语‘pubes’或者‘maturty’(成熟),在希腊语的意思中,它们表示一个人的身体上、情感上或智力上已经成熟,它所强调的是,一个人从只关心自我或自我的利益发展到超越自我,能够理解他人的利益。公共一词的第二个来源是希腊语‘konon’。英语中的‘common’一词也来源于此。而‘konon’一词则来源于希腊语中的另外一个词语‘kom—os’,意思是关心。把‘common’(共同的)和‘earewth’(关心)这两个词与一maturty’(成熟)加在一起就使得‘publc’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不仅能与他人合作共事,而且能够为他人着想。”‘。由此,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的问题,也就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问题,在深层次上也就是公共管理是否具有利他性的问题。利他性的衡量标准,也就是公共性和公共之心的衡量标准。无论具体的公共管理行为、公共政策或公共组织及公务人员的公共性或公共之心,均以其所具有的或其所输出的利他性为衡量标准。既然公共性就是利他性,这就意味着某项公共管理活动或制度设计只要具有利他效果,就具有公共性。对于一个官员而言,除了其本人之外的人都属于他人,这样,“权为亲所用”和“权为民所用”都属于利他,难道二者在公共性上没有差别?对此,需求溢出理论做如下回应:第一,官员之亲(无论是亲属还是亲友)也都属于“民”,所以“权为民所用”并不绝对地排斥在特定情况下的“权为亲所用”。例如,警察的亲属也应受到警察的保护,负责保障房审批的官员亲属也不一定就没有获得保障房的资格。由此,权该为谁所用,并不在于所利之“他”是官员之“亲”还是非亲之“民”,而在于在此特定情形下“他”的需求是否应该用“权”来满足,或者说在于特定情形下“他”是否具有应该用“权”来满足的需求。第二,利他性不仅存在着有无之分,而且还存在着程度不同之别。在权力不该为亲所用时,“权为亲所用”尽管也具有利他性,但其利他性的程度却与“权为适当的人所用”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二者之间的公共性在程度上也存102在着天壤之别。第三,利他性的程度也就是公共性的程度,其衡量尺度在于所利之“他”的需求的正义性。具体说来,对于保障房的审批官员而言,如果一个申请人对保障房的需求在正义性上高于所有其他申请人对保障房的需求,则无论该人是不是有关审批官员的亲属,审批官员批准其保障房申请便具有最高程度的利他性(即最大的公共性)。而如何衡量某个人的某种需求的正义性,则取决于该需求与其他需求之间的价值比较或价值排序。

四、利他性的衡量尺度:对所利之“他”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

由于公共之心取决于公共性,而公共性就是利他性,所以,利他性的衡量尺度也就是公共之心或公共性的衡量尺度。所谓利他性就是对他人的帮助,也就是对他人需求的满足。例如,廉租房政策的利他性,是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的满足;警察部门的利他性,主要是对民众的安全需求的满足。利他性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施助方的主观想象或主观意愿,而在于受助方的需求满足情况。在对他人给予帮助或好处的情况下,无论是对这种帮助的利他性有无的判断,还是对其利他性程度(强弱)的判断,都是基于对所利之“他”(即受助人或受益人)的需求的判断,包括对需求的有无和需求价值(即需求正义)的判断:对于没有需求的人给予帮助(即对不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帮助),当然谈不上有利他性;对于需求价值即需求的正义性较低的人给予帮助,其利他性显然弱于对需求价值即需求的正义性较高的人给予帮助。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最终取决于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自然后果——对其本人及他人(社会)的自然后果。基于上述分析,需求溢出理论提出了以下三项衡量利他性的标准:

1.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需求是否溢出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只有在受助方需求溢出的情况下(即受助方的某种需求超出了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的情况下),施助方有助于满足该溢出需求的行为才具有利他性,因为在需求没有溢出的情况下,即便没有施助方的帮助,受助方本人及其家庭也能满足该项需求,因此不会发生该需求无法满足时的后果。通俗地说,只有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才可称为“利他”;而在他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不仅不是“利他”,而且可能是添乱。就此而言,所利之“他”的该项需求(即用利他性来帮助其满足的需求)是否溢出(即是否超出了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是判断利他性的首要标准,也是衡量需求正义的首要标准。

2.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针对同一种类的需求):需求溢出的程度对于不同人的同一种类的需求溢出而言,利他性的程度取决于需求溢出问题的轻重程度,即该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的程度。

3.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二(针对不同种类的需求):需求的价值排序或正义性排序对于不同种类的需求(无论是同一人的不同种类的需求还是不同人的同一种类的需求)溢出而言,利他性取决于不同需求的价值或需求正义。如前所述,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最终取决于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自然后果——对其本人及他人(社会)的自然后果。由此,需求溢出理论主张要根据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自然后果来对不同的需求进行价值排序(也就是正义性排序),并以这种价值排序作为对满足不同需求的公共资源配置(即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的衡量标准。实际上,无论是前述第1项标准(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需求是否溢出),还是第2项标准(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需求溢出的程度),也都是以需求的价值排序或正义性排序为基准。这样,利他性的上述三项衡量标准(包括1项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和2项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实际上采用的是统一的评判尺度,即都是以所利之“他”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为评判尺度。

五、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基准:传宗人理性

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以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作为利他性(公共性)的统一评判标准,而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要以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为依据。但对于不同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例如,一个人可能并不觉得他人生命尊严的需求比自己对宠物的爱心需求更有价值或更具正义性——今年我国出现的狗生病被人爱心接力救助但人生病却无人救助的现象④,以及爱犬人士强求他人向狗下跪磕头的事例,都是活生生的例证。这种被孟子所强烈谴责的“率兽而食人”②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无疑表明,如果没有统一的评判基准,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将无法操作。人类社会各个族群的兴衰(即各种文明的兴衰),实际上是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公共生活的兴衰。而一个文明能否为了长远需求而节制或牺牲眼前或现世需求,取决于主导该文明的公共管理是否具有并遵循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也就是说,一个地域或族群的公共生活能否长久维系并拓展强化,关键在于其公共管理者是否具有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并是否遵循这种理性思维来配置公共资源。对于这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传宗人理性。只有当公共管理者以传宗人理性为基准来对人的各种需求进行价值评判并根据这种价值评判来配置公共资源时,其所主导的公共生活才能够长久维系,并能够在与其他族群或地域的公共生活相竞争时战而胜之。另一方面,无论古今中外,对个人需求及个人需求所驱动的人的行为作出价值判断都是公共管理的基本前提。而无论是对需求的价值判断还是对行为的价值判断,任何社会都会有包括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准则——这些价值准则本身就是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形形的价值准则中,只有符合传宗人理性的价值准则才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认同,并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例如近亲不婚的规则);而不符合传宗人理性的价值准则即便能在一定时期流行,但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例如王位世袭的规则)。作为一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传宗人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照他人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外理性:公共生活只有靠个体的利他性(身外理性的体现)才能维系,而只有公共生活才能保障个体的长远需求。这种理性思维即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二是关照后代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后理性:后代利益是现世人利益的延续,而且后代人的利益高于前代人的利益。总括而言,传宗人理性就是利他理性。

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外理性,不过是“利”同世之“他”;而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后理性,则是“利”后世之“他”。不仅如此,传宗人理性还把“后世之他”置于比“同世之他”更为优先的地位。简言之,传宗人理性就是以后代人眼光或利益(而不是以现世人的眼光或利益)来进行价值评判。基于此,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族群的长远利益,就成为衡量个人需求价值的客观标准。与理性经济人所表现出来的趋利避害、寻乐厌苦、以自我为中心等人性品质相反,传宗人理性表现出来的是人性的另一面——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舍生忘死、勇于奉献的精神。如果说理性经济人反映出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话,传宗人理性则反映出人类个体的族群意识或整体意识;如果说经济人理性是一种索取或享乐的理性的话,传宗人理性则是一种奉献或牺牲的理性;如果说经济人理性是一种短期理性或现世理性的话,传宗人理性则是一种远期理性或可持续发展的理性;如果说经济人理性追求的是现世人之间的公平的话,传宗人理性则追求人类的代际公平。传宗人理性在人类的末日情境中尤其能够凸显其公共管理的价值:当人类面临像影片《2012》那样的末日灾难的时候,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登船逃生。如何从芸芸众生中选择少数的登船者,就成为公共管理的首要问题。依据传宗人理性,这些登船者一定是最有利于人类后代的繁衍生息的人——他们应当是人类优良基因的最佳传承者、人类文明的最佳传承者、人类未来挑战的最佳应对者。以传宗人理性作为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基准,实际上意味着以人类的长远利益即人类后代的利益来衡量现世人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从而确定现世人的哪些需求应当优先满足、哪些需求应当其次满足、哪些需求应当不予满足。至于究竟人类的长远利益有多么长远?或者说人类最远的后代究竟为哪一代?传宗人理性则意味着现世人对人类长远利益或后代利益的理认知的极限——能想象到人类的未来有多长远,就以多长远的后代利益为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基本认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因而都多少具有一些传宗人理性。但什么人对人类利益考虑得最长远、最周全,什么人就是现实生活中传宗人理性的最典型的代表。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像中国的尧舜孑L孟或犹太教的摩西那样的先知先觉者。正如孟子所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就此而言,传宗人理性实际上也就是先知理性或圣人理性,是人对族群及人类未来的远见和担当。基于传宗人理性,需求溢出理论将人的需求在价值(正义性)上分为三个层级——人道需求、适度需求和奢侈需求。其中,人道需求是指如不满足则无法生存或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的需求,奢侈需求是个人过度享乐和炫耀的需求,适度需求是介于人道需求和奢侈需求之间的个人需求。从人道需求到适度需求再到奢侈需求,这三个层级的个人需求对人类长远利益(子孙后代利益)的积极作用依次递减:人道需求涉及到现世人的生存问题,而没有现世人也就不会有后代人;适度需求涉及现世人的发展问题,而现世人的发展往往是在为子孙后代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奢侈需求虽然也会让现世人为子孙后代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但其所消耗的过多资源使其对子孙后代的积极作用比适度需求有所减弱。由此,人道需求的溢出后果最严重,其次是适度需求,而奢侈需求的溢出后果最轻。这样,在上述三个层级的个人需求之中,人道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适度需求,适度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奢侈需求。正因如此,古今中外人类的公共管理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基本倾向:优先保障人道需求,其次保障适度需求,不保障甚至抑制奢侈需求。此外,即便属于同一层级的不同的个人需求——包括属于同一层级的同一个人的不同需求和不同个人的同类需求,在其无法满足时对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长远利益所造成的自然后果也会存在差别,因此其价值顺序或正义性也有所不同。同理,在同一层级的各种需求之中,其需求溢出对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长远利益所造成的自然后果越严重,这种需求的价值或正义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此,这种对同一层级的不同需求的价值评判,其基准仍然是传宗人理性。

六、传宗人理性的学术渊源:从文化基础、科学依据到范式和理论的借鉴

尽管传宗人理性为需求溢出理论所首倡,但其思想内核却绝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悠久、深厚的学术渊源。从孟子的性善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伦理人)假设,再到近晚勃兴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基本勾勒出传宗人理性的学术渊源。

1.孟子的性善论:传宗人理性的文化基础孟子是我国最早明确系统地提出性善论的古代先贤。针对告子、公都子提出的“生无善无不善也。’或日‘l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类的观点,孟子旗帜鲜明地以人性本善予以回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l5_‘’正是在此基础上,孟子才说出了两句流传千古的励志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其实,孟子并没有无视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的一面,即所谓的“性恶”或“性不善”的一面,只是孟子将其归为人的兽性而非人性。孟子明确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_5_㈣孟子还举例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l5_(‘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恭敬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区分并将人性限定于人的社会属性的主张,既有力地回应了公都子所主张的“有性善,有性不善”‘’的观点,也极富远见地回应了后来韩非子所明确提出的性恶论和当今世界盛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笔者看来,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在于肯定人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他倾向,并以此来约束人尚未完全进化掉的自私自利倾向(兽性)。无论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四端(仁义礼智),还是他所举例的两种情形(“嫂溺”和“孺子将入于井”),都是在肯定人性中的利他性而非自利性。换言之,孟子定义的人性是人的一种利他的理性,而不是自利的理性。正是这一点为笔者提出的传宗人理性奠定了文化基础,并成为传宗人理性的第一层含义(身外理性)的学术渊源。

2.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宗人理性的科学依据作为一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其进化论阐释了生物物种的起源及进化历程。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生物物种的传宗本能(繁衍和保护幼崽的本能)及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抗自然和天敌)是生物物种繁衍生息的关键所在。而人作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为高级的物种,同样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体现。而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选择了依靠大脑强化(理性思维)而不是依靠四肢强化(爪牙之利)的进化路径,并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对于人类的传宗本能而言,正是基于人的大脑进化,人类的繁殖期不仅突破了其他动物受制于固定期的时间限制,而且人类对后代的保护也突破其他动物只对处于幼崽期动物给予保护的时间限制。可以说,对越来越远的后代给予关怀,这种远见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思维,正是人类大脑进化的自然结果,是人的理性思维在时间坐标上的纵向延伸的结果。同时,就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言,也是基于人的理性思维,人类才选择了社会化生存(公共生活)的生存方式。正如严复在阐释赫胥黎的天演论思想(即运用进化论分析人类社会)时所言:“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显然,利他者能群,自利者不群;利他者善群,自利者不善群。可见,人的利他倾向实际上也是人的大脑进化(即理性思维)的自然结果,是人的理性思维在空间坐标上的横向延展的结果。由此,进化论就为人的传宗本能和利他倾向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延展提供了生物学的依据。显然,人的传宗本能是人的身后理性的体现,而人的利他倾向则是人的身外理性体现。这样,进化论就为需求溢出理论将二者(传宗本能与利他倾向,即身后理性与身外理性)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传宗人理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3.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伦理人):传宗人理性的范式借鉴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的自利性(自爱)的阐述被认为是对经济人假设所做的最早的系统论述,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经济人”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斯密在其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着重阐述了人的利他倾向,从而奠定了道德人(伦理人)假设的基础。与孟子一样,斯密认为人性中除了有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性恶)的一面之外,还有作为道德人的利他(性善)的一面:“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1O6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两部流芳百世的著作中,亚当•斯密更为看重的是肯定道德人假设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论》是主线,《国富论》只是副线。这从两部著作的出版及修订时问中可以得到佐证:《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4月首次出版,后经1761年、1767年、1774年、1781年、1789年五次修订,而1790年3月亚当•斯密去世;《国富论》于1764年开始写作(此时《道德情操论》已出版5年并修订1次),1776年出版(此时《道德情操论》已初版l7年并修订3次),其后历经3次修订,1786年的第4版是亚当•斯密生前审定的最后一个版本——在此之后的3年(1789年),斯密完成了其对《道德情操论》的第5次修订。m两部著作的交替修订及斯密严谨到近乎苛刻的治学态度表明,斯密并不认为经济人思想与道德人思想存在矛盾或难以兼容共存,而只是认为二者是人性的两面,这与早于其两千多年的孟子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看法不谋而合。可以说,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为笔者的传宗人理性提供一个范式借鉴——将人类的某种思维倾向用某种虚拟的人作为人格载体,由此有了传宗人理性这一称谓。同时,斯密的道德人思想,也为传宗人理性中的人的身外理性(对同世人的利他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后代人权利理论:罩在传宗人理性头上的面纱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斯密的道德人,都只是肯定了人性中含有利他性的一面,而没有指明利他性中的所利之“他”究竟包含哪些“他”。实际上,孟子和斯密所肯定的利他性,只是局限于现世人(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利他性,而没有将所利之“他”延伸至尚未出世的后代人。换言之,孟子的性善论和斯密的道德人,还只是肯定了在空间的横坐标上的利他性,而没有为时间的纵坐标上的利他性提供明确的支持。而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则为利他性在时间的纵坐标上的延伸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孟子和斯密对利他性的认识不足,进而为笔者的传宗人理性的第二层含义(身后理性)提供了思想源泉。后代人权利理论的基本要旨是主张后代人也拥有和现世人同样的权利,以此来制约现世人对后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后代人权利理论由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约尔•范伯格于1971年首先提出。此后,后代人权利理论在环境危机的推波助澜下以及伴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在此,笔者将施拉德•夫列切特的代际契约理论、乔治•赖特的跨代共同体理论、爱蒂丝•布朗•魏伊丝的代际平等理论和约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代际公平)理论以及当下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都归人后代人权利理论的范畴。在笔者看来,尽管随着当今世界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后代人权利理论的拥趸,但林立总总的后代人权利理论都是在着力阐述为什么我们(现世人)要(应该)承认并保护后代人的权利,而对于为什么我们会(愿意)承认并保护后代人的权利则少有关注。也就是说,现今的后代人权利理论都没有从人性的深度来揭示现世人之所以愿意并乐于承认和保护后代人权利的内在动因。这样,现今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就如同一张面纱,遮住了(尽管已绰约可见)现世人之所以愿意保护后代人权利的人性动因——传宗人理性。唯有揭开面纱,乃见真容。

七、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基于传宗人理性的利他之心

综上,对于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需求溢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取决于公共管理活动(包括制度、政策等抽象行为)的公共性;而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实际上就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取决于是否有助于满足他人的需求,无助于满足他人需求的公共管理活动肯定不具有公共性;而有助于满足他人需求的公共管理活动是否具有利他性,则取决于其所满足的他人需求是不是该人的溢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其家庭满足能力的需求;有助于满足他人的溢出需求的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的强弱程度,则取决于该溢出需求得不得满足所产生的自然后果,即需求溢出的自然后果。需求溢出的自然后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需求溢出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该需求的正义性或该需求的价值。而衡量一种需求的正义性或价值的基准,则在于人的传宗人理性,即在关注同世人利益的同时更为关照人类长远利益或子孙后代利益的理性思维。同时,之所以将需求是否溢出作为利他性之有无的衡量标准,以及之所以将需求溢出的程度作为衡量需求溢出的自然后果的标准之一,同样也是基于以传宗人理性为衡量基准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简言之,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也就是基于传宗人理性的利他之心。

公共管理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课程建设;翻转课堂;公共管理学;教学标准设计

1引言

公共管理学虽然在我国高校的高等教育中已经得到重视,但其作为舶来品,起步晚、欠成熟、教学标准体系不完善,仍然存在着许多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1)教学内容缺乏实践性。过于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理论讲授和概念输出,忽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2)教材缺乏本土性、实用性、系统性。目前所使用的教材着重体现了由西方引进的管理学体系,缺乏公共管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涵;多数教材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较多使用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方法,对实际工作提供的指导帮助小;教材各模块之间的篇章安排沿袭了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联系散乱,框架不严谨。(3)师资力量薄弱。专业教师数量少且缺乏培训、进修、出外学习先进理念的机会,使教师队伍的创新力不足,不利于公共管理学教学标准改革工作的开展。(4)教学方法侧重教师主体。片面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课堂上学生更多时候是作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没有充分调动他们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考核方式主观性明显。一方面,课程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的比重不合理,同时平时成绩中所包含的指标千变万化,且难以量化。另一方面,考核方式缺乏双向交流机制,仅由教师对学生的课程表现进行打分,容易产生刻板印象且存在误差,无法做到客观、真实、有效。现有的课程标准模式惯性作用强,调整成本高。一方面要求任课教师不断适应新的学科要求,学习新内容,更换新资源,找寻更适合学生专业发展的辅导资料,进行新一轮的课程构建,这个重塑过程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教师进行专业素质培训、外聘或者雇佣新教师也会产生巨大的开支费用。投入与回报的比例失调导致对于公共管理学的课程改革陷入停滞。对课堂模式和教学方式的改革,是现阶段成本最低、效果最直接的方式。课堂作为连接教师与学生的第一场所,如果能够适用合适的教学方式,将会对课程的进行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翻转课堂模式进行公共管理学的教学标准设计,可以改变传统上学生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增加学生的参与度,不断培育和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意识。

2建设标准化理念与思路

注重培养学生的管理学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通过教师对公共管理学相关概念的讲述,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和完善理论体系,深化对专业、学科的认识,锻炼批判性思维。要坚持学生体验动态的、可塑的、个性化的学习过程。在课堂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思辨能力,深化其对课程、专业和学科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学生形成用专业理论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改变学生在学习中死记硬背、机械记忆的现状,突出“深度学习”。既重视学习过程,也重视产出与质量。在教学方案的设计中,尤其突出塑造学生的以下能力:第一,批判和质疑能力。不盲从教师、书本中的观点,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第二,知识整合能力。善于将学过的知识点按照大纲脉络整合成自己适用的体系。第三,自我反思能力。对于出现过的错误能够及时总结不足,加以改进。第四,知识迁移运用能力。善于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在实际案例中活学活用。除此之外,更要倡导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主动与他人探究合作,在具备基本学科素养的同时有良好的合作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打造符合时展的创新型、复合型管理人才。

3建设途径

(1)引入现代化的教学系统。将课堂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构建两个计算机软件辅助课堂教学,包括自动化课程管理标准系统和基于大数据的总成绩自动生成系统。通过两个系统结合运用,可以让教师备课授课、批改作业、成绩评定更为便捷,也可以提升学生在课堂上课和课程学习中的参与感。(2)合理地选择考核方式。成绩评定方式的选择摆脱传统上的固定性,平时成绩不仅由教师决定,也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教师每年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成绩自动生成系统中选定合理的考核方式,并分配适当的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的比重,同时开放学生互评,提升学生在成绩评定中的参与度。(3)丰富学习资源。挖掘更多的优质辅导资源,教师和学生可以在自动化课程管理系统中共同分享,相互交流,将有利于课程学习的资料分享,学生在课前课后也能充分学习,不仅仅依赖于课堂上的听课,拓宽学习的渠道。(4)增加师生间的高效互动。两个系统通过师生端互连,拓宽教师和同学们的交流渠道,让师生间关于课程的信息交换更为便捷,有利于教师在课程推进中即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4教学系统描述

4.1自动化课程管理标准系统

基于此系统,学生可以了解教学目标、掌握教学信息、获取教学资源。软件运行采用“翻转课堂”的模式,教师可以通过系统分享与教学有关的信息,学生可以在课前自主浏览课程资料,做好预习和准备,促进课堂授课、课程参与的高效化,提高教学的目的性。系统可以建立起学生间、师生间信息交流的机制,便于进行问题探讨,鼓励所有同学的加入,同时也可以及时评价课程内容,调整进度,最大化地方便同学的学习,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导。对于标准化系统包括教师端和学生端两个入口,各自凭账号和密码登录。在教师端包括六个界面:(1)学生信息界面:教师可以通过此系统获取本学期各班学生名单,也可以了解小组作业中的分组情况并进行学生花名册的打印。(2)教学目标界面:通过此版块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大纲课程每章节的授课内容提要,在每堂课前,方便学生提前了解课程内容,同时教师可以基于此掌握上课的进度,灵活地调整课程时间分配。(3)资源界面:教师可以在此课程学习的资源,包括课件、相关阅读资料、优质慕课以及公共管理案例河习题库等。此部分是“翻转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课前自主预习后,可以提前在相互间进行交流沟通和思想碰撞,提出问题,并在课堂与老师集中解决,可以促进课堂授课的针对性,提高效率。(4)教师笔记界面:教师可以记录上课时学生提出的问题,以及同学们在案例探讨中提到的值得关注的观点,甚至是自己在授课过程中的新发现,起到备忘录的作用。(5)教师信箱界面:教师可以通过此界面接收同学们对于课程各方面的反馈,便于及时了解在每节课授课过程中同学们的问题,获取同学们对于课程的需求,并通过回信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接收同学们通过学生端提交的个人作业或小组作业。(6)课程要求界面:教师在此界面课程考核详细情况,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的各项指标,作业的要求,以及每个章节授课时的重点学习内容和思考内容,给同学们自主学习一个明确的方向。与教师端相对应,学生端也有六个界面:(1)个人信息界面:在课程开始前,学生通过此界面自主完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班级、学号等,可以保存或修改,完成后系统锁定个人信息并同步到教师系统,方便教师查看。(2)课程要求界面:学生可以在此查看教师端的公共管理学课程考核方式和要求,也可以提前查看每一章节授课内容和学习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预习和准备。(3)资源获取界面:学生通过此界面可以获取教师的拓展资料,是学生预习、复习、交流与讨论的便利工具。可以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改变原有教师指导式学习的方法,力求形成学生自学思考为主,教师点拨指导为辅的模式。学生率先进行相关学习后,可以在交流平台分享问题与见解,同其他同学讨论,并记录下来有价值的观点,或是自己的问题与疑惑,留待课堂上提出并由教师解答。(4)作业上传界面:学生上传电子版的个人作业或小组作业至教师端,并自动备份。(5)学习社区界面:通过此界面,学生可以就在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社区中进行提问,等待其他同学解答。也可以查看其他同学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系统提供了一个收藏库,每个同学可以收藏其他同学的优质回答或历史记录中自己尚未解决的问题,留待上课时与老师讨论交流。在历史记录中也可以查看自己提出的问题或浏览的他人问题以及解答情况,方便学生进行查找。(6)学生信箱界面:通过此界面可以快速直接联系到教师,向其反馈上课时产生的问题或疑惑,亦或是提出课程推进的建议。

4.2基于大数据的总成绩自动生成系统

系统可以即时结合公共管理学授课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和表现情况进行成绩生成标准管理。为了更好地对课程成绩进行量化以及促进师生间的双向交流,学生、教师均可以通过账号注册登录系统进行成绩查看或管理工作。系统通过大数据信息将学生的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在软件上予以呈现,做到成绩公开化、透明化。教师可以在系统中选择每一学期的考核形式,并分别赋予其相应的分数权重,线上测算学生的平时成绩,并在录入期末考试成绩后自动计算出总成绩。学生则可以在系统上自主查看自己的学习成绩以及各项平时分明细,掌握自己的学习情况。教师端包括考核方式、学生名单、成绩详情、管理权限、课堂信息五个界面:(1)考核方式界面:教师根据每年的课程时间安排和教学指标手动选择合适的考核方式组并分别赋予其对应的分数权重,方便以后系统自动对每位学生的成绩进行自动测算。(2)学生名单界面:在此界面教师可以了解本学期各班、各小组同学的具体情况和相关信息,并可以打印生成学生的花名册,留待课程考勤时使用。(3)成绩详情界面:系统结合各考核方式的赋权比例自动计算生成每位同学公共管理学的学期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以及平时成绩中各指标的详细成绩,教师可以在此界面审查每位同学单个指标下的详细分数,进行总结分析。(4)管理权限界面:教师可以开放管理权限给选定的课代表或小组长,让他们帮助进行小组作业或平时作业的成绩评定,所进行的成绩打分在课堂信息中即时公示,保证透明度和追溯力。(5)课堂信息界面:综合信息界面,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考勤,记录同学或小组回答问题的次数,也可以查看学生各项成绩的公示情况。学生端包括个人信息、成绩查询、课堂信息三个界面:(1)个人信息界面:学生在课程开始前登录系统,自主录入个人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班级、学号等,并由系统锁定自动同步到教师系统,方便进行管理。(2)成绩查询界面:在此界面学生可以了解自己在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各指标中的具体成绩,对比自己的期待或感觉,发现问题或不足,最大限度地保证成绩透明化、公平化,提升同学们对成绩计算的认同。(3)课堂信息界面:学生在此界面可以及时查看由课代表协助打分的考核成绩公示,如果存在问题可以直接提出异议,获取回馈;也可以查看自己在课程进行的考勤参与情况,以及小组作业展示中的其他小组打分明细,在公开化的评分中确保公平竞争、良性竞争。两个系统均可以保证循环利用,且附带记忆功能。在学期结束后,本学期所产生的成绩详情、课程资源以及有价值的讨论分享均可以由教师选定进入历史数据库,方便在以后的教学授课中援引使用,不断补充更新。同时上学期学生的个人信息会在学期结束后自动注销,在新学期开始后随着新生信息的录入进行新一轮的使用。

5反思与改进

目前本研究所设计的教学改革方案尚未选择合适的教师、学生群体进行试点工作,标准系统中各因素能否协调配合、保持高效运转有待检验。项目前期针对学生群体收集意见和建议的样本仍有不足,方案设计未能否充分反映学生主体的所有需要。下一步将在大量的实践试行中,收集师生们对系统和教学模式的反馈意见,发现教学系统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并不断改革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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