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体系范文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 公共道德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未来发展状态和形式，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群众共同组成的，其中政府为了在公共管理中起主导地位，而且这种主导地位应保持长期不变。公共道德是由公共管理决定的，有宏观和微观两种公共道德组成，其中起表率作用的是政府公共道德体系。

1.公共管理体系

一般认为，公共管理和公共管理学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着重研究实践活动领域，后者则着重研究理论领域。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不做严格的区分。

在我国，“公共管理”出现并广为使用只是近几年的事，虽然在解放前我国就引入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但是在解放后，1952-1953年的全国高校调整中，撤消了政治学的有关学科，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直至1979年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后来国务院相关研究机构，修订了学科专业目录，将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归划到公共管理学中。从此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体系才算正式形成。

所以在讨论公共管理的问题时，不仅仅要解读公共管理的体系构成，还要涉及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的学科与行政管理关系，但国家有关部门对学科门类的编订，将公共管理学归属到管理学的门类中，似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不做太多的讨论。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关系、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还有公共管理体系这三个问题。

1.1行政和管理的关系

管理和行政体现在人类社会活动同一过程中的两方面，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即要有管理，又要有行政。而与管理不同，行政天生就具有“公共性”，一般的行政事务微观的主体要两个人以上。在传统社会中，行政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时的行政性质和现在的国家社会行政有区别而已。而现今管理与行政遍及整个人类社会，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等同，并列还是包含隶属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一般来讲管理是侧重在特定的组织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分配各种资源，达到组织的目的，可以细致到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而行政则是比较宏观的，侧重于对全局的战略行动处理。马克思说，行政是国家的活动，掌握国家政务和公共社会资源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国家在社会产生时位置就在社会之上，因此，国家行政具有宏观性，涉及到谁执政，如何执政等问题。当我们把行政定位在对全局重大事件的把控上，“行政管理”就有了特定内容和新的关系。

经过学者的多年研究，将行政和管理关系界定为：行政层级与行政性质成反比，而与管理性质成正比。即行政层级越高就越具有行政性质，而具有较少的管理性质。从横向上看，往往领导职位上的公务员更具行政性质，而非领导职位的公务员更具备管理性质。我国政府经常在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和不同部门的推诿、扯皮现象，都是由于在理念上没有清楚的划分行政管理角色所造成的。

1.2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

行政在天生就具有“公共性质“，夏书章认为行政管理学，实际的英文原文就是公共管理学，从这个角度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

从学科分类上看，行政管理属于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属于一级学科，显然不能把他们等同看待，他们在学科内涵和外延以及研究的主、客体内容都是不同的。

从静态维度看，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共管理在狭义上指的是公共管理中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指得不仅限于政府工作；行政管理在狭义上是仅指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非政府的机构也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

从动态维度上看，行政管理是先于公共管理行动的，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的未来发展及展望。公共行政是在近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未来的社会中，行政管理超越公共管理的范畴，但属于行政发展的两个阶段。公共管理是由公共行政发展而来的，在未来的社会发展构成中，公共管理中又会形成行政的形式和内容。

从价值取向上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中国行政管理学有三大学派，夏书章派，郭济学派和欧阳雄飞派。其中郭济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曾经掀起了一阵“公共管理学”热潮。但此学说认为世界上没有“公共管理一说”只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管理，这是对公共管理学的曲解。各个学说知识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都突出了管理的“公共”性，不同点在于侧重行政还是侧重管理。其实从实践的角度上看“公共行政管理”是既有管理又有行政，可以作为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媒介。

1.3公共管理体系

以当下中国的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是值得提倡和发展的。从政府为主体到社会为主体公共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和主导作用还尚未完全发挥。公共管理是相对私人管理而言的，一方面私人行政管理是不属于国家和政府的管辖范畴，如果越界管辖会侵犯到私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以及非政府组织，也有公共事务，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可以称作“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可非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家机构的行政管理，它具有权威，广泛，多样的特点，第二种是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组织结合体，它其实是放大了的私人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构的公共组织。我国现在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效仿其他国家公共管理体系的多元化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必须要加强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是符合我国道德体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

2.公共道德体系

道德可以分为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人们通常把社会道德称之为“社会公共道德”或者“公民道德”简称“公德”，但是本文中研究的公共道德是基于社会管理体系的，不同于公德。公共管理的体系类型决定着公共道德的体系和类型，有什么样的公共管理就有什么样的公共道德。政府行政管理必然会存在相对应的公共道德，政府公共道德属于职业道德的一种。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中要履行的职能包括社会管理和阶级统治，这导致了政府公共道德的特殊性。这种既体现了社会阶级属性又体现了社会管理的综合道德，叫做行政管理的公共道德或者叫做道德的公共性。它在公共道德体系中起着表率和示范的作用，无论正负方面都影响重大。

张康之教授指出公共管理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活动，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公共管理是直接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所以，在公共道德素养是公共管理中最具现实意义。不论是公共利益的保障方面，还是社会生活的指导示范意义方面，公共道德都发挥着直接的作用。

通过本文对公共管理的阐释，认同陈庆云先生的三级公共管理体系，认为公共管理体系分为三个部分，那么公共道德就应该分为政府道德，非政府的公共组织的道德和公民道德三方面。从公共管理各种类型的角度上来看，公共道德体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机构的政府以及私人的行政管理道德以及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公共行政组织管理道德的宏观公共道德体系，或者叫宏观道德生态，这种体系下公共道德的承担者因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而变得多元化了，如同政府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一样。其二就是政府行政所承载的道德体系，它主要有四个内容组成，分别是：政府的理念、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

所谓以德治国，主要是指以德治人，尤其是政府的公共行政人员。相对于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公共道德相比，公共道德化的政府里面，机构设置，政策制度，决策更具根本性。只有通过全面道德化的政府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决策建设，才能使政府工作人员将道德牢记于心，行为和行政管理工作更具道德化，更好的为民谋利。

3.结语

无论公共管理还是公共道德，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我们的一切研究都要从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实际的生活中，既要防范公共行政管理中私化倾向的出现，又要防止公共道德体系中理想化道德的倾向出现。当公共管理偏离了公共性的规范，人们就很难在公共管理领域凭借道德理想，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1]夏书章.必须着力切实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喜见学会刊物越办越好[J].中国行政管，2005（5）.

[2]乔耀章.再论作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2）.

[3]乔耀章.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学科发展与方法体系[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2）.

[4]陈庆云，鄞益奋，曾军荣等.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2篇

一般来说,以政府机构与公众及私人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水平为准,政府管理方式发展至今经历了信息、交互、提交和交易这四个阶段[1](见表1)。目前处于交易阶段,这一阶段政府管理方式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与公共服务提供,而是政府信息、服务的融合,公众通过政府信息平台能够更方便进入一个多机构、多服务的政府管理系统。这也是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变革,其更关注政策或战略的制定,为公众和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全面在线服务媒介,而且能够借助外部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来完成这些活动。这一阶段,受众能够全面与政府服务机构交互,享受全面和制定式的信息及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不断完善的系统,丰富的信息、交易平台及多媒介是主要的特征。交易阶段的政府管理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政府显著的数字及多极化特征,因此,这一阶段的政府也被成为“数字政府”。数字政府包含狭义和广义的定义,美国得克萨斯州数字政府规划中将数字政府明确定义为:“各级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借助电子通信技术开展的政府活动,包括:产品及服务的提供和购买,产生及接受(政府)指令,提供及获取信息以及完成金融交易”。[2]数字政府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革命最后的实践,成为公共部门改革公共服务的主要推动力,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更倾向于归入后新公共管理理论。最早的数字政府可以追溯到1997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并逐步引入。1997年,基于一份关于21世纪迈向数字政府的报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指导美国联邦政府利用Internet技术来提高公共服务透明度,由此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建立高效数字政府的理念雏形,随后发展迅猛并得到推广和应用。仅1997年,世界范围内有1915个中央级政府机构建立了相应的政府公共网站,2000-2001年,短短一年,这一数字增长到9363个,美国以拥有403家政府公共服务网站(这里,仅以数量计,不论服务质量)独霸数字政府发展鳌头,一些发展较早的国家包括法国、巴西、葡萄牙及丹麦等,[3]。Gartner将数字政府的特征概括为:“数字政府,即通过各种技术、网络及新媒体发展,推动政府机构内部及社会外部的连续转型,从而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管理水平进行最优化的结果”,其实质是政府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的公共化和透明化。[4]Pardo进一步概况了数字政府区别于传统政府的主要功能:(1)公众获知政府信息更加便利;(2)更加清晰地遵守一般性规则;(3)公众借助政府提供的数字平台和公共协助更有效地取得个人利益;(4)政府之间活动及政府与企业之间活动的便利和公开;(5)政府对政府的信息和服务融合;(6)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更广泛性。[5]数字政府将进一步带动整个社会信息技术的融合和应用,形成“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公众”三位一体的“数字社会”。

Fang将数字政府的交互内容概况为八种:政府—市民,市民—政府,政府—企业,企业—政府,政府—政府供职人员,政府—政府,政府—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府。数字政府的建立需要重视其中的五种关系:市民—政府,企业—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政府供职人员。[6]具体来看,首先,市民—政府的关系反映了公众个人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与服务的需求,这些服务包括发放有关许可和执照,如驾驶许可,渔业许可等,不仅包括纳税人对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税费支付,也应该囊括政府对纳税人的退税等服务。其次,企业—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企业、商务活动及合作组织对政府提供服务的需求,包括营业许可,用工信息及经营选址等服务。最后,政府—政府,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政府供职人员的这三种关系源于其三者相互之间及其内部机构及政府供职人员提供与完善政府服务的要求,包括政府公务活动、政府采购、政府内部资金转移及其他相关的服务。目前,数字政府的发展阶段主要存在于市民—政府,企业—政府,政府—政府这三种关系之间,尤其是前两种服务需求较大,发展较快。[7]根据上述八种关系,多极数字管理体系的运行机理可以展示为图2。如图2所示,城市数字管理系统是不同机构与组织之间相互传递信息,内外部联动的“开放式循环”,其中内部的信息双向流动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这两级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交流,外部信息流动分支包括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传递,这里,地方政府不仅承担着本级政府与公众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服务联通,更重要的是公众及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信息交换的媒介,中央政府的各种信息,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相关活动进行传递和解读,因此,地方政府在整个数字整合系统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央政府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这显示出城市管理系统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建立的城市管理系统不仅提供了公众与企业及其他组织需要的信息及服务来源,而且是贯通中央政府信息上下流动的决定性环节,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的城市管理系统,中央政府的各种信息及政策才能得到顺畅的和贯彻,意味着借助于城市管理系统,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公众及企业信息及其他服务需求的主要提供者。

二、全国省会数字城市管理体系构建的综合比较

根据城市管理体系运行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选择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情况、城市管理专门机构的设立、城市管理专门条例或规定颁布情况、城市管理分类规章及制度颁布实施情况以及数字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等五个方面的指标,对全国31个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的数字城市管理体系进行了比较。(1)从拥有政府门户网站情况看,全国31个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无一例外都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提供有关政府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信息、重大事件、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近期工作进展、公共服务信息等一系列浏览和查询服务,并提供政府直属机构及各相关部门的链接,实现了政府信息与机构的互通互联,体现出政府信息化建设初步成功和“数字城市”打造的前期成果。(2)从颁布专门性城市管理条例情况看,除天津和长沙外,其余城市都没有出台相应的城市管理专门条例,城市管理法制体系的建立相对滞后,统领性的城市管理条例出台势在必行,其颁布实施将有助于完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为未来城市管理的法制化创造必要条件。(3)从城市管理分类条例或规定实施情况看,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管理和园林绿化管理规定实施情况最好,除乌鲁木齐和兰州外其他城市都有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市政管理规定仅长春和乌鲁木齐没有,园林绿化管理规定没有出台实施的是石家庄和兰州。(4)从数字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建立情况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成都和昆明都已经启动,其中重庆和成都不仅较早推行实施了数字网格化管理模式,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此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

综合来看,有两项指标没有体现的为北京、重庆、南昌、杭州、南京、合肥和广州;表现较好、仅有一个指标没有达到的城市包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和长沙;而表现最突出,所有指标都有所作为的是天津,显示了天津市近年来对城市管理工作常抓不懈、突出重点、统筹规划、强调落实获得的良好成效。通过对全国省会城市管理体系的综合比较,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从管理主体上看,政府仍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及承担者,目前通过营利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配合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城市较少,政府管理城市的任务艰巨且过于繁杂,无法完全发挥其最重要的市场维护和监督职能,管理主体过于单一,不利于分担政府管理事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管理运行效率。(2)从管理技术上看,数字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仅在几个城市得到应用,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数字城市管理系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管理技术相对滞后的现状,制约“柔性化”城市管理的转变及发展。(3)从管理手段上看,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市容环境管理、旧城区改造管理、公共服务保障、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执法等多个领域的城市管理运行系统整合仍需时日,不同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完善与修订城市专门性管理条例、加强城市管理资源整合和配置的问题。(4)从管理目标上看,城市管理目标的法制化是保证其实现的首要因素,我国法制化的城市管理体系虽已起步,但进展较慢,目前还没有城市形成较成熟的城市管理法典,管理目标多体现为政府短期政策目标,从城市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形成的固定化城市管理目标仍是未来政府城市管理活动的努力方向。

三、建立多极数字城市公共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1•建立现代城市管理三元治理结构。加快引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新的组织要素,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化主体城市治理结构,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这种三元治理结构中,政府是组织者和指挥者,其行为决定和影响其他城市管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营利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配合政府提供城市公共物品与服务,其有利于分担政府管理事务,提高城市管理运行效率和效益;社会公众作为基础通过公开与不公开途径参与城市管理活动,推动城市管理机制内生化转变。[8]其中,政府突出其统领与指导作用,企业突出其专业与独立作用,社会突出其监督与制衡作用,完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造,对于城市公共服务中的自然垄断产品,建立严厉的政府监督下的市场供给体制,对于共有资源或纯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委托给专业的建造者或经营者,提供高效高质的第三方产品或服务。[9]

2•运用先进数字信息管理技术提升“数字城市”水平。“数字城市”提供给城市管理强大的技术和数据支持,使城市管理各部门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资源,实现工作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网络化,作为其中重要组成的“数字城管”,更是强调运用信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在城市管理信息综合平台基础上建立综合性的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准确、适时、有效的信息搜集和加工处理,为城市管理者的决策和职能履行服务。[10]目前,“数字城管”已发展到城市部件管理和万米单元网格相结合的阶段,初步实现对城市管理对象的定量、定性和定位,为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快速性和准确性提供了基础的数据保障。因此,应加快建立市区两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城市管理信息综合平台,推进综合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从市区两级完成城市部件管理和万米单元网格的整合互通,在技术上保证城市管理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

3•推进城市管理资源和管理体系整合。城市管理运行系统内容繁杂,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城市旧城区改造管理、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城市综合执法等多个领域,涉及面多,牵涉面广,必须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才能达到整合管理资源、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的目标。继续加快建设城市交通诱导信息系统,建立ITS(智能交通系统),通过大范围和密集的信息交换及集成,组织管理交通运输,缓解交通拥阻,提高出行质量。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快速应急管理,建设快速抢险信息系统,形成突发环境、安全及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理系统。[11]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已完成突发环境、安全与灾害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的编制,但具体的处理流程及机制设计还未落实,应急与预警处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应进一步加快应急处理流程及机制设计,并建立统一指挥与调度体系,保证各区域应急资源、信息之间的统筹调配。

4•提高城市管理决策系统效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运行系统日趋复杂,各种活动频率增加,对城市管理决策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决策时需要兼顾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空间环境系统以及工业、商业、金融、交通、邮电通讯等各部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12]因此,城市管理决策需要运用系统原理,突出决策的针对性、优化性和统筹性,通过对城市管理目标、任务、方式方法、手段、资源、软硬件条件等各组成要素和大量信息进行系统地归纳分析,经过可行性研究、咨询、论证及必要的听证过程,促使管理有序化、决策科学化。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3篇

公共科技管理活动是政府、社会（公众）、市场（企业）等多方互动治理的过程。公共科技管理是管理制度与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二者的统一，本质上是满足社会与公众科技需求的公共利益的政府行为。在公共科技管理的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属于一种非市场机制的提供，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在市场中发挥非市场机制的提供，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在市场中发挥积极干预作用。科技公共管理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为国家创新活动及其战略管理提供重要的支撑。其主要目标任务是建立高层次与多层次的专家决策咨询系统，为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提供“有限科技管理”；建立一个共享的流畅快捷准确及时的信息传递网络；在有效公共科技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建设一支高效迅速的科技管理人力资源队伍；建立起公共科技活动的长期有效的健全机制，形成与市场中科技活动互动的公共科技平台（科技公共管理体系框架结构见图1）。科技公共管理体系作为一个管理系统需要由各种机构来支撑，可以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行政机构、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行政机构主要由国家教育部、科技部、宣传部，组织部、中国科协、江苏省科协等部门构成，决策机构要做好各部门间的事权配置，防止出现在履行公共科技服务中的模糊行为、责任承担时的相互推诿。服务机构为各个科技单位，例如科技型企业、风险投资公司、中小科技公司等科技单位进行咨询服务的机构，为其提供税务、审计、法律等多方面服务。另外，政府应当为科技创新提供温床，为孕育出更多高科技成果提供条件。例如，建立专门的科技图书馆，便于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寻找资料。中介机构包括科技律师事务所、科技中介组织等为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商业成果提供中介服务以及最终执行起到直接或间接促进作用的机构。

2.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1）科学技术与经济系统协调不足。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在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依然是在各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部完成的，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依然是两个平行的系统，没有广泛的交汇点，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具体表现在：经济方面：产业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许多重要产业没有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一些重要领域甚至依赖于国外技术，产业本身缺乏自主创新，竞争力不足，在竞争中常常陷入被动局面。科学技术方面：科技改革和发展主要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之中。我国科技体制是一个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从事科学技术研究除了追求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更多地考虑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缺少与社会及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是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中遇到阻力。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了科技和经济之间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科技与经济相互脱节的关键原因在于管理体制：政府的科技与经济管理职能在组织结构和管理对象上分离，科技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分别由科技管理机构和经济管理机构行使，科技管理机构的管理对象主要是科研机构，经济管理机构的管理对象主要是企业。在工作上，科技管理机构与经济管理机构彼此间缺少有效的配合与协调。在这种体制下，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之间缺乏有机衔接，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

（2）顶层体制设计尚有欠缺。当前南京市在科技管理机制上，没有突破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行政色彩浓厚，体制性的障碍仍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如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仍然存在；没有建立起适应科研和技术开发规律的研发、评价和监管机制；对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培养鼓励创新的环境等探索不够。结果造成科技资源分散、组织动员能力与协调能力不足，甚至影响到科技发展目标和科技发展战略的实施。分析南京市目前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制度的问题和制度变迁引出的问题。只有逐步探索、研究和解决好这些科技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走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科技管理之路，我国的科技发展才会有一个更健康、稳定的发展基础。

（3）科技管理部门管理不当。南京市的科技工作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的影响，无论是管理模式的思维不够开阔，效率也都不够高。并且管理的范围过于宽泛、工作过于死板，而且制度陈腐且不善于与时俱进，这些都为科研机构的自主创新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种注重细节的管理方式很难保证科研经费的使用效果。另外，一些科研组织和科技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双方形成了一种“委托与”的关系。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情况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了解，工作效果不能达到最好。因此科技管理部门监管还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也因为这些原因科技管理部门科技管理难免存在较大盲目性，最终获得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而目前凸显的问题有：①计划管理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管理人员对项目决策参与程度较高。近年来，南京市出台了《科技计划管理办法》，但《办法》大多都是集科技计划管理部门的项目决策、实施管理、监督、验收等职能于一体，对内部各处（科）室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很少。《办法》中还缺乏有关公开征集项目或课题的条款，也没有有关科技项目评估、信用制度等方面的条款，使得计划管理的科学性、公正性受到影响。管理人员对项目及经费的安排拥有较大的决定权，专家的意见只是辅助手段，再加上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使项目管理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②缺乏监督控制机制，计划的跟踪管理、绩效评价还较薄弱。目前地方科技计划“重立项，轻管理”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在科技计划审批论证、立项确认及实施中，时有入口紧，中、后期松的情况。项目立项、实施、产业化情况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控制机制，对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均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导致了项目申报和审批立项的随意性。计划项目执行的绩效评价体系，特别是更加科学、高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外部评估体系还没有形成。

3.科技公共管理体系———南京科技广场服务模式

南京科技广场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南京市科学技术局、鼓楼区人民政府、南京工业大学三方共同建设，通过整合科技资源、行政资源和中介服务资源，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专利技术交易窗口区、科技产业发展高端区，将建成“两大平台五个中心”，实现“十大功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查新中心是原国家科委批准的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位，以其查新报告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树立了良好的科技咨询服务品牌。

4.完善科技公共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1）支持南京实现股权激励试点。在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其他科技创新企业，可以对科技成果研发和产业化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实行股权奖励、股权出售、股票期权、分红激励等股权激励。企业用于股权奖励和股权出售的激励总额，不得超过近3年税后利润形成的净资产增值额的35％。其中，激励总额用于股权奖励的部分不得超过50%。企业以股票期权方式实施激励的，应当在激励方案中明确规定激励对象的行权价格以及行权的业绩考核目标等事项。企业以科技成果实施产业化、对外转让、合作转化、作价入股形成的净收益，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收益分成的方式进行分红激励。由本企业自行投资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自产业化项目开始盈利的年度起，在3～5年内，每年从当年投资项目净收益中，提取不低于5%但不高于30%用于激励；向本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转让科技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含许可使用）的，从转让净收益中，提取不低于20%但不高于50%用于一次性激励；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实施转化的，自合作项目开始盈利的年度起，在3～5年内，每年从当年合作净收益中，提取不低于5%但不高于30%用于激励；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其他企业的，自入股企业开始分配利润的年度起，在3～5年内，每年从当年投资收益中，提取不低于5%但不高于30%用于激励。股权激励具体办法参照财政部、科技部有关《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财企[2010]8号)文件执行。

（2）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社会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公共政策学认为，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科技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政府科技管理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一是要增加我国的科技投入，二是要引导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通过政府投入、中长期发展规划、信贷、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建立起社会科技资源投入体系。日本、德国、韩国三国政府都是根据经济形势的重要，非常注重强调科研等科技工作一定要对社会和经济负责，非常重视科技与经济的极为密切联系。因此，国家和地区中、长期科研规划的制定，应以法规形式制定严密的制度和严格的程序，减少科研项目的随意性、盲目性、使科研计划与经济计划紧密衔接。保证重点领域的科技投入，对其他大多数领域采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投入机制。在多方吸纳资源的同时还要加强对资源的管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应加快国家预算体制的改革，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具体目标和资金运行规律，建立适应不同需求的国家资金预算管理方法和财政资金投入方式。

（3）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目前，科研单位对科研人才的评估、考核存在简单量化的倾向，也是导致科研工作脱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管理部门应该在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从而实现合理、科学的人才评估，切实推动科研人才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科研管理过程中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双管齐下、奖罚分明，对科研劳动及成果进行奖励和褒贬，从而调节和控制科研人员的行为，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科研管理水平。值得重视的是，虽然科技部门、科研单位正日益重视激励制度的构建，但是容易忽视个体差异性。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需求是人类内在的、天生的、下意识存在的，而且是按先后顺序发展的，满足了的需求不再是激励因素。因此一如果没有考虑人才的工作特征和需求的差异性，“一刀切”地对所有人采用同样的激励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具体措施如下：对高校院所教学科研人员实施分类管理，对从事科技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员在进行考核评价和评聘专业技术职称时，主要考核其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实绩、承担企业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数量以及社会服务的效果等。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承担的企业横向科研项目（课题）所获经费中，直接分配给课题完成人和主要参加人员的比例最高可以到40%。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4篇

1、公共管理体系

一般认为,公共管理和公共管理学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着重研究实践活动领域,后者则着重研究理论领域。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不做严格的区分。

在我国,“公共管理”出现并广为使用只是近几年的事,虽然在解放前我国就引入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但是在解放后,1952-1953年的全国高校调整中,撤消了政治学的有关学科,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直至1979年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后来国务院相关研究机构,修订了学科专业目录,将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归划到公共管理学中。从此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体系才算正式形成。

所以在讨论公共管理的问题时,不仅仅要解读公共管理的体系构成,还要涉及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的学科与行政管理关系,但国家有关部门对学科门类的编订,将公共管理学归属到管理学的门类中,似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不做太多的讨论。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关系、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还有公共管理体系这三个问题。

1.1行政和管理的关系

管理和行政体现在人类社会活动同一过程中的两方面,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即要有管理,又要有行政。而与管理不同,行政天生就具有“公共性”,一般的行政事务微观的主体要两个人以上。在传统社会中,行政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时的行政性质和现在的国家社会行政有区别而已。而现今管理与行政遍及整个人类社会,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等同,并列还是包含隶属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一般来讲管理是侧重在特定的组织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分配各种资源,达到组织的目的,可以细致到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而行政则是比较宏观的,侧重于对全局的战略行动处理。马克思说,行政是国家的活动,掌握国家政务和公共社会资源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国家在社会产生时位置就在社会之上,因此,国家行政具有宏观性,涉及到谁执政,如何执政等问题。当我们把行政定位在对全局重大事件的把控上,“行政管理”就有了特定内容和新的关系。

经过学者的多年研究,将行政和管理关系界定为:行政层级与行政性质成反比,而与管理性质成正比。即行政层级越高就越具有行政性质,而具有较少的管理性质。从横向上看,往往领导职位上的公务员更具行政性质,而非领导职位的公务员更具备管理性质。我国政府经常在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和不同部门的推诿、扯皮现象,都是由于在理念上没有清楚的划分行政管理角色所造成的。

1.2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

行政在天生就具有“公共性质“,夏书章认为行政管理学,实际的英文原文就是公共管理学,从这个角度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

从学科分类上看,行政管理属于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属于一级学科,显然不能把他们等同看待,他们在学科内涵和外延以及研究的主、客体内容都是不同的。

从静态维度看,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共管理在狭义上指的是公共管理中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指得不仅限于政府工作;行政管理在狭义上是仅指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非政府的机构也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

从动态维度上看,行政管理是先于公共管理行动的,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的未来发展及展望。公共行政是在近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未来的社会中,行政管理超越公共管理的范畴,但属于行政发展的两个阶段。公共管理是由公共行政发展而来的,在未来的社会发展构成中,公共管理中又会形成行政的形式和内容。

从价值取向上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中国行政管理学有三大学派,夏书章派,郭济学派和欧阳雄飞派。其中郭济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曾经掀起了一阵“公共管理学”热潮。但此学说认为世界上没有“公共管理一说”只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管理,这是对公共管理学的曲解。各个学说知识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都突出了管理的“公共”性,不同点在于侧重行政还是侧重管理。其实从实践的角度上看“公共行政管理”是既有管理又有行政,可以作为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媒介。

1.3公共管理体系

以当下中国的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是值得提倡和发展的。从政府为主体到社会为主体公共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和主导作用还尚未完全发挥。公共管理是相对私人管理而言的,一方面私人行政管理是不属于国家和政府的管辖范畴,如果越界管辖会侵犯到私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以及非政府组织,也有公共事务,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可以称作“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可非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家机构的行政管理,它具有权威,广泛,多样的特点,第二种是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组织结合体,它其实是放大了的私人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构的公共组织。我国现在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效仿其他国家公共管理体系的多元化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必须要加强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是符合我国道德体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

2、公共道德体系

道德可以分为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人们通常把社会道德称之为“社会公共道德”或者“公民道德”简称“公德”,但是本文中研究的公共道德是基于社会管理体系的,不同于公德。公共管理的体系类型决定着公共道德的体系和类型,有什么样的公共管理就有什么样的公共道德。政府行政管理必然会存在相对应的公共道德,政府公共道德属于职业道德的一种。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中要履行的职能包括社会管理和阶级统治,这导致了政府公共道德的特殊性。这种既体现了社会阶级属性又体现了社会管理的综合道德,叫做行政管理的公共道德或者叫做道德的公共性。它在公共道德体系中起着表率和示范的作用,无论正负方面都影响重大。

张康之教授指出公共管理

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活动,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公共管理是直接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所以,在公共道德素养是公共管理中最具现实意义。不论是公共利益的保障方面,还是社会生活的指导示范意义方面,公共道德都发挥着直接的作用。 通过本文对公共管理的阐释,认同陈庆云先生的三级公共管理体系,认为公共管理体系分为三个部分,那么公共道德就应该分为政府道德,非政府的公共组织的道德和公民道德三方面。从公共管理各种类型的角度上来看,公共道德体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机构的政府以及私人的行政管理道德以及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公共行政组织管理道德的宏观公共道德体系,或者叫宏观道德生态,这种体系下公共道德的承担者因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而变得多元化了,如同政府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一样。其二就是政府行政所承载的道德体系,它主要有四个内容组成,分别是:政府的理念、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公共管理体系；问题；建构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150—05

一、从中西比较看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

（一）中西方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

传统公共行政学于19世纪中后期发端，正式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迄今为止仍然是政府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且最成功的管理理论。这一理论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者，比如，英国的诺斯科特一屈威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美国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德国韦伯（Max Weber）的官僚科层制理论；美国泰勒的（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科学管理理论等。其主张是：行政由政务官控制；严格的科层制节制模式；文官仅为公共利益服务，中立于任何执政党，不参与决策，只执行政务官作出的决策；核心目标是行政效率，主要使用静态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对早期行政模式的超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失灵，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在西方国家全面盛行起来，传统公共行政学开始受到挑战，新公共行政学派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更注重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更重视公平正义、回应、参与以及行政责任。同时，政策科学开始运用动态研究方法分析实际政策的制定。可以说这是对新公共行政学应用性欠缺的弥补。因此，新公共行政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假设，但其提出的一系列应然价值要求。使其被称为民主的行政理论并成为公共管理出现的前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政治、社会危机，这给政府管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还是新公共行政理论都无法解释和解决各国面临的困境。这必然要求新的政府管理理论的出现。伴随着西方各国的改革浪潮，逐渐产生、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政府管理理论，它们扬弃了新旧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信条，主张在政府改革中采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的理念、技术与方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这些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企业家政府、管理主义、后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等，后来均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90年展成为一种国际思潮。

中国的政府管理理论就其历史发展来说也有其理路。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政府管理思想精华并没有因为外敌的入侵等因素而中断传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府公共管理制度，比如，层级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严格的科举考核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严密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等。同时也传承下来许多治国之道，比如，孔孟的“为政以德”、“礼治”“仁政”等主张，法家的“法治”、“术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相爱”，兵家的“用兵之道”，管子的“轻重论”说等，它们是中国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主要构成来源，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与理论总结，历史最终选择了“集各家之大成者”且符合历代统治者要求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政府管理实践的主导思想，构成了我国传统公共管理思想的主流。

从近代开始，我国逐渐学习、借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行政学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了美国、日本的许多关于行政学的著作，如《行政纲目》、《行政要术》、《行政学总论》、《行政法撮要》等。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主先驱孙中山先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治权说，也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思想。30年代开始，我国早期的行政学学者撰写的政府管理著作逐步问世。此时，中国公共行政学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行政学理论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后，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重新恢复并取得很大进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中国的行政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基本政治制度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并始终以理论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为研究和突破重点，力图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平、效率、民主、法治、廉政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

（二）中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市；公共管理体系；公共危机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057—02

公共危机管理是城市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必须具备抵抗公共危机的能力，公共危机应急体系建设成为城市社会公共管理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区间，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多发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公共突发事件危机管理体系的相对薄弱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城市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国家，发生公共危机的可能性更大。我国正处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原来毫不担心的安全保障有时变得极为脆弱，自然环境如此，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同样，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冲击，不得不面对时空范围广、传递速度快、爆发频率高的公共风险。

一、城市公共危机应急体系建设现状

公共危机事件从根源上讲都有不同的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律，建立公共危机应急体系，我们针对的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应急、响应，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防止危机发生以后带来的后果，建立起有效的应急预案，随时做好应急、响应、善后处理的工作，来应对突发事件，把公共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建立完善高效的公共危机应急体系是提高城市社会公共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一）应急预案体系

2006年1月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总体预案）。总体预案共6章，分别为总则、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监督管理和附则。《总体预案》出台后，各省市先后出台适合本省市的总体预案和分项预案。具体明确了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加强应急管理规划和制度建设、做好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防范工作、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建设、制定和完善全面加强应急管理的政策措施、加强领导和全社会参与等六大方面的内容。以哈尔滨为例，目前，哈尔滨政府网公布出47项应急预案，其中自然灾害类应急预案11项；二是事故灾难类应急预案26项；三是公共卫生类应急预案7项；四是社会安全类应急预案3项。哈尔滨市8区10县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街道和社区也有各自的（应急预案），并与市级《总体预案》联动发挥作用。

（二）避难场所建设

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根据当地居民人口和分布等情况，利用公园、广场、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统筹规划设立应急避难场所，并设明显标志。全国各省市结合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制定地方的《应急避难场所规划》，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建设标准、数量、布局等。以哈尔滨市为例，自2009年开始规划布局“应急避难场所”，启用首批20处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在全市8个区，累计占地面积197万平方米，可容纳52万人。截至2010年10月，哈尔滨市共设立市、区、街道三级应急避难场所200余处。哈尔滨市已有的应急避难场所都是利用现有公园、体育场（馆）、学校操场等场地改造而成，通过应急水电、厕所、物资供应、医疗卫生、防疫等设施设备，实现应急避险功能。《哈尔滨市防灾疏散空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针对地震、洪水、流行疫病等灾害规划各类抗震紧急避难场所831处和各类固定及中心级避震疏散场所64处，并将逐步建立覆盖包括呼兰、阿城在内的全市防灾避难疏散空间体系。按照安全第一、就近布局原则，重点选择公园、绿地、体育场（馆）、学校操场和广场等临近居住区、学校、大型公共建筑等人口相对密集区域，2011年5月又确定20处“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52万人以上，灾难发生时群众及救灾物资将在最短时间内送达。

（三）公共危机视频监测系统建设

全国各城市在公共危机视频监测系统建设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争做到城市的全覆盖。在居民小区、公共场所繁华地段、重点单位、金融系统安装监控摄像机，在治安卡口安装高清智能卡口系统，此项工程实现城市视频网络系统的无缝衔接，数据资料实时传输，视频图像随时调用，预防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同时使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得到及时控制。

二、应对公共危机突发事件的保障措施

第一，组织领导到位。一是成立领导机构。各级政府快速成立公共危机突发事件的领导小组，保障应对处置危机的领导力度。二是建立组织网络。城市管理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网络全面启动，形成协调有序的组织网络。三是启动相应预案。省、市整体应急预案和卫生、环保、供水、工商、物价、水务、商务等相应部门应急预案启动。物价部门进一步加强市场价格监控，以确保相关商品的价格稳定。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检查力度，严格防止、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行为。交通部门开辟运输绿色通道等措施，保证应急物资运输。商务部门积极组织货源，保证市场有序供应。

第二，控制措施到位。在确认危机事件发生后，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危机。一是从危机源头治理。如：重点污染事故要控制污染源，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要控制食品药品生产源头。二是实时监测。监测数据是决策的前提，启动应急监测系统，调集人员、物资和设备，对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检测结果随时上报，为决策提供依据。三是尊重科学，科学控制。在确认危机事件发生后，组织危机事件涉及的各领域权威专家，进行周密论证，提出了可操作的技术路线，保证了危机控制的科学性。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7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管理社会化；分析

一、党校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一）党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和指导作用

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党、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对我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践，也需要伟大理论的依据和支撑。党校是主要培养优秀干部的学校，在这里各项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相会聚集，他们专业理论知识功底的深厚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理论思维能力的缜密严谨，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伟大的理论依据提供了保障，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党校充分发挥着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二）党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充分发挥智囊和参谋的作用

经过不断地理论研究探讨和实践摸索，形成最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党和政府提供最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调查结果，是党校自身的使命和职责之一。在我国党校自建立以来，党委的路线方针制定和重大决定策略的出台，每一点都包含着党校专家学者的才能和智慧的精华。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政策的出台和谋划，无一不体现出了党校智囊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发挥党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培训干部的主阵地作用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级领导层与实践人员都是有领导干部组成，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思想觉悟和个人能力方面对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由于某些党员干部个人思想素质低、信念不够坚定、法治意识薄弱等，还有一些党员干部理论知识和完成职能的业务能力不足，这些因素就会导致在建设过程中，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的出现与触犯法律的过错。所以对干部队伍素质的加强一定要重视，加强培训是提升干部队伍素质的方式，党校培训是最主要和有效的途径。

二、和谐社会环境下公共管理社会化体系的框架内容

（一）从管理职能看，突出服务行政

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模式和体系中，社会公众是被政府所服务的对象，政府在过程中更亲民，而不再是单一的统治力量与高高在上的官僚组织。这就需要公共社会的管理职能要坚持以人为本和社会公众为第一。因此，政府机构需要对自身职能的重新界定，从而来实现部分职能的市场化，而且一些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能与公共事务，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第一原则，高效、公共责任与社会满意程度高的去完成，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管理中心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公民为本，顺应他们的意愿来进行本身职能活动的实施，让政府在本质上成为高度权威的公共行政组织，是社会、企业、公民等价值观的体现出来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从管理主体看，强调多中心应用

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发展需要打破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垄断，从而使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共同来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与资源，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关系的确立，有利于非政府组织作用的体现和发挥，形成了两者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对经济活动中竞争机制的引进，来打破行政对公共管理的垄断，允许多元所有制成分来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公共管理。如在城乡电力、能源、供气供暖、水利设施开发运储、有线无线通讯、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环境保护、园林绿化、粮食收购存储等领域允许多主体经营，政府为之构建公平竞争平台；在教育、获贫、妇女儿童保护、下岗职工再就业以及人口控制等非纯粹市场领域，发挥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

（三）从管理结果看，注重行政成本计算与绩效评估

公共管理工作中的成本核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模式中要对成本核算加以重视，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让公共管理呈现高效化的趋势。高效化的政府本身就是廉洁的政府，而廉洁的政府是让公众负担小的政府，所以高效化的政府是公众拥戴的政府，在传统的模式中，只注重投入的多少，对结果漠不关心，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浪费。在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模式中，对管理的过程和结果都极为重视，注重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效率的直接表现，既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加以考虑，也对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加以把关，将政府管理资源配置和管理人员的绩效有效结合，对薪酬的支付水准按照业绩和绩效来分配，在消极评估指标体系中，价值趋向通过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来体现，对评估方法的相结合，来使最终的绩效评估更客观公正。

三、和谐社会环境下公共管理社会化的途径

（一）转变政府工作方式，放权还权于社会

在一定的主客观环境和指导思想下，政府为使管理职能与管理目标的实现采取的普遍，这就是政府的工作方式取向。通过这种工作方式，对政府管理的理念、价值是一种集中的体现，在政府工作的决策、执行等其中都有着具体的表现，对于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政府的工作方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政府职能实现的一种政要的手段和措施。在我国当前阶段，政府工作方式发生的转变，主要应在政府管理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转变为主要形式；行政手段管理向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的过度和转移，将管理的中心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此，权利可以更好的放于社会，一些不必要的权利通过社会自身来进行掌握，对于政府的职能和管理都是一种不必要负担的减轻，可以更好的对政府职能的促进和管理目标的实现，也可以加快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程。

（二）扩大市场主体准入，放松对市场的限制

当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进入设定一定的门槛的时候，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符合政府设定条件的市场主体才能进入市场，这就是市场主体准入。这种制度的和实施对市场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如果一些比较优质的市场主体拿不到准入许可，就不能进入市场，对于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都是一种损失，如果加大对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发展，就必须对市场限制制度所放松，呈现多元化发展和避免垄断企业的产生。要使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例如在交通通信等领域，当前的市场进入限制相对较多，对于行业的发展和前景都有一定的影响，也有利于垄断企业的形成。在进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程中，除了极少数的特殊部门与行业，政府的准入限制要放松，审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最大程度的打破市场和行业的垄断。

（三）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

在我国当代，虽然事业单位的改革有些许的成就，但是从整体来看还是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和发展适应程度不高。这种情况的产生，其一是因为在过去的事业单位改革和政府机关改革同步进行的影响，没有形成适合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方式，其二是由于事业单位的工作面广泛，内部情况复杂，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到位。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依据政事分开的原则，来进行对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正因如此，在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事业单位改革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依据我国现状，要实现政府管理事业单位方式的改变：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和法律、经济的手段对事业单位实行间接管理。

四、结束语

公共管理社会化是多组织共同处理和管理社会共同事务的一种体系，政府只是一个核心组织与核心内容。虽然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政府管理社会化有着大体程度上的相似，但是两者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共管理社会化与政府管理社会化的共同点都是为了使权利更好的放还于社会，但是政府管理社会化更强调以政府为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权利对社会更好的放还，然而公共管理社会化打破了以政府为中心的理论，它用本身更为宽阔和广泛的视野来看待政府和社会的变化关系，体现了政府和社会两者之间的互动精神，更好的放权于社会对于现代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管理社会化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发展是政府管理社会化所不能比拟的，对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加速推进，有利于政治发展民主化和经济改革市场化更全面和及时的达到预期目标和期待。

参考文献：

[1]李俊.我国消防管理社会化模式的构建[D].长江大学,2015(04).

[2]杨笋.浙江省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4(05).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8篇

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极大的影响规模，随着社会全面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经济发展带领下的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五大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时代新常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公共管理的任务及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种时展的剧烈变化要使得其基本社会功能得以发展，就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并明确当下公共管理发展的现状问题，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决策，进而实现公共管理的不断完善。本文首先对新常态进行了内涵进行了理论上与现实上的基本分析，然后论述了当前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的主要问题，最后通过问题分析的结论提出了强化公共管理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新常态;公共管理;策略

对新常态的研究目前已经经过了几年的历程，自新常态相关研究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对新常态的研究从深度上与范围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同研究视角对新常态的研究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综合各种研究看，我国的新常态已经成为当前关系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关键性因素。受这一观点的影响，自十以来，更是提出了对新常态下国家未来战略规划的重要意见，同时还将新常态作为主要参考提出了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更新的治国理念，为新常态的相关理论付诸实践，并与实践有效结合推动我国国家公共管理走出当前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一、新常态的内涵

新常态从理论上看，即通过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使原有的传统思路与模式被彻底打破，并建立或形成的一种新的长期稳定的态势。我国针对新常态的研究是通过对国际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后所提出的结论，随着对新常态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将新常态的概念转移到社会实践中。在理论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由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提出的，通过专门性研究黄益平将新常态定位在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本土化内涵上，充分分析了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如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通货膨胀等，并将这些基本形势作为了新常态的主要研究方向及任务。通过对新常态的理论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局势中，如果没有对新常态的专门性研究，那么就无法准确掌握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同时对于社会公共管理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当前我国新常态在现实中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五个方面。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一)治理能力不足。

随着我国新常态的背景日益凸显，公共管理的问题也在被不断扩大，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治理能力的不足。这些不足不仅是对基本社会管理需求的不满足，同时在公共管理工作分配机制上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例如某一项公共管理的任务各项工作落实时，由于自身管理体制的问题使管理部门之间的任务划分及分配不合理，因此整体功能性较差。此外，从公共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体上看，也存在着工作能力的严重不足，这些都成为公共管理治理能力不足的直接因素。

(二)管理技术有限。

在最初的几年，当新常态已经在悄然影响着我国公共管理时，相关部门还未对公共管理的技术提升有强烈意识，因此在技术投入上了关注度也明显不足。总体上看，公共管理的技术投入与发展较新常态局势的来临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所以相对新常态的时代背景而言，管理技术水平极为有限，同时管理的技术方法也较为单一。

(三)个体自觉性差。

公共管理组织文化及价值体系建设水平与新常态的背景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如果以这种制度文化作为约束和监督公共管理的基本标准，必然无法获得较好的约束效果。在外就直接表现为公共管理组织人员个体自觉性差，许多个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公共管理文化价值观念而使公共管理价值无法有效发挥。

(四)管理体系改革困难。

我国的公共管理体系目前处于顶层设计管理体系下，当公共管理组织体系实施改革时，必然会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方式。但这种方式在实施落实的过程中却难以获得成效，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与上层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的公共管理工作意向、标准、执行力度的不同都使得管理体系的改革落实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管理体系的改革极为困难。

三、新常态公共管理的强化策略

(一)提供整体治理能力。

由于新常态背景的影响基本的公共管理需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是因此对公共管理的治理能力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变化局势下，公共管理的改革、调整与新常态背景下的局势变化及管理需求并不同步，所以在外表现出明显的治理能力不足。要使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在分析了问题的基本成因之后，实施起来相对比较容易。首先，需要对公共管理部门的治理结构进行全面调整，使其能够适应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的需求变化，为公共管理的有效强化提供基本支持。其次，实施治理方法的调整，根据不同的工作需求建立相应的管理实施规划，保证治理方法的实践效果明显。最后，通过专业化的治理能力培养，使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稳步提升，根本上保证工作人员的公共管理专业能力。

(二)扩大公共管理创新技术的运用。

随着新常态局势的不断发展深化，对国家公共管理的要求也在同步提升，只有拥有科学完善的技术作为支持，才能支持现代公共管理的工作需求。然而由于公共管理技术的应用存在困难相对较多，要想全面提升管理技术，诸如数字技术、智慧政务等需要有较大的技术与人员投入，短时期内难以实现。虽然从时间上公共管理技术优化面临着明显的困难，然而如果能够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入手，为公共管理建立起专门性的技术创新体系，就必然能够使每一项技术恰到好处的运用到相应的工作上，从而实现公共管理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一方面应当对基本的公共管理技术进行优先创新提升与应用，使最基本的公共管理工作水平得到发展，才能为下一步的管理技术创新提供前提。另一方面，通过决策技术、绩效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为管理工作思维能力的创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基本的管理技术为基础，对管理工作任务进行有效开发，发挥出公共管理的最大工作成效。

(三)重塑价值体系提升个体自觉性。

公共管理工作制度关系着工作效果，作为一种持续性影响管理人员行为及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个体自觉性的提升至关重要。目前造成个体自觉性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存在与新常态背景的不协调问题。所以，需要从价值体系的重塑调整上入手，提高管理人员的个体自觉性。

(四)建立健全的公共管理体系。

我国的公共管理体系虽然已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受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影响，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体系长期处于一种功能实现及改革发展的困境中，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落实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除了从核心价值体系上进行重塑外，运用现代规范价值、伦理价值也是主要的改革途径之一。另外，还应当提高对新常态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关注，综合各个因素建立起具有实践性价值的公共管理体系。

结束语:

随着我国新常态的提升与进一步明确，我国公共管理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加以关注与研究，必然会造成这些问题的不断扩大。受新常态背景的影响，公共管理即面临着发展强化的优势也面临着相应的弱势，要使优势得以发挥、劣势得以避免，建立起科学的管理理念与完善的管理体系必不可少。因此通过对新常态的内涵分析及当前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分析可以明确，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有效加强需要结合公共管理人体体系完善、技术创新与综合治理能力开发等几个方面，才能使公共管理工作的强化得到有效的落实，实现对国家稳定的有效保障。

作者：许柏松 单位: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薇，任保平．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共管理创新机制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05:77－81．

［2］刘仲清．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的桎梏与出路探索［J］．商，2015，38:82．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发展模式；社会建设；主流价值

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我国的公共管理活动面临着非比寻常的压力。经济增速的换档、社会思想的多元化，社会对法制化的管理过程的要求，都迫使公共管理的模式实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此背景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以及对策就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新常态是一个囊括多维度因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

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总体性概括。在新常态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政治建设、社会文化等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理念和动力

新常态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包括经济增长的速度、理念和动力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是经济新常态的外在表现，经济增长在新常态之下的理念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经济发展动力的调整则构成了新常态下经济结构整体性变化的基础性条件。首先，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是经济新常态的外在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了飞速的增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由年均10％以上逐步下降到中低速水平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一方面，这必将给诸多传统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必将给新兴产业的成长铺平道路，提供良好的机遇。其次，经济增长理念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不断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化和优化是目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努力梳理的理念。长期以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方法是简单测算总产值的增长状况。而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效益、经济增长相对于投入的效率等因素受到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在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这种状况必然发生改变。最后，经济发展动力将逐步转化为创新。长期以来，单纯依靠要素的不断投入和追加以实现经济的增长的模式，在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高速发展的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和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在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与投入达到极限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出现放缓的趋势。在新常态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在降低各种资源的消耗和要素的追加情况下，促进经济以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实现增长，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力。

（二）新常态对政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政治管理体制的不断变化。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揭示出了政治制度应当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的必然规律。在新常态之下，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必然更加民主化，公共权力的行使必然更加制度化和法制化。首先，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新常态对我国政治建设的重要要求。在期间，以人治代替法制，在政治生活当中践踏法律法规给党和国家带来过严重的损失。在新常态的历史阶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提升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能力，确保公共权力行使过程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对于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提升公共治理过程的法制化水平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共权力主体依法行使权力，避免权力的滥用，公民可以依法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同时，加强我国的立法工作，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是新常态之下，进一步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

（三）新常态形势下的社会文化建设

伴随着国民经济近30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丰富和提高，同时，社会思想意识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式，也面临着众多挑战。一些不健康的社会思潮的泛滥，将会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形成巨大的挑战，最终这也将对社会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积极地加强对社会思想的引领，用现代大众传媒的形式传播正确的价值观是新常态之下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在新常态之下，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的社会公共管理流程和机制依旧面临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了诸多困境。

（一）管理体系和能力同现实需要存在差距

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和能力同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公共管理体系的法制化和民主化程度和水平依旧不足，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水平有待提高。首先，公共管理体系的法制化程度依旧有待提高。公共管理领域的立法依旧有待加强，部分新出现的公共管理问题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局面。这突出表现在受到法律认可的公关管理主体目前依旧相对有限。在社会公众的利益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兴起，民间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应当获得法律所赋予的参与公共管理的权力。单纯依靠国家行政机构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的模式在未来将难以更好的为整个社会提供管理和服务。公共管理体系目前在法制化方面的问题，也表现在公众对合法的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渠道并不知晓的现象上，社会公众对合法参与公共管理渠道的不了解将直接导致这些渠道的失效。其次，目前的公共管理能力的缺失突出表现在管理技术手段有待提高。当今社会电子政务、网上办公和政务信息的公开化虽然已经在我国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是公共管理体系的数据化和网络化依旧具有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基层公共管理过程当中，依靠传统习惯力量进行管控的模式依旧存在于我国广大乡村地区。这事实上体现出了我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依旧是限制我国公共管理能力提高的力量。在历史上，我国具有道德治国的传统导致基层管理主体不重视通过数据化的模式，科学的对当地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把握和了解的习惯性力量依旧存在。而长期以来，单纯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观也影响着广大行政管理者。以更为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手段提升公共管理能力的措施，依旧应该以更高的水准加以采纳。

（二）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效果依旧有待提升

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之下，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助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目前，由于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情况加速发展，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和传播依旧有待提升。首先，我国的诸多优良传统文化面临着流失的风险。伴随着网络快速传播的是西方强势价值观。在此背景之下，和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潜在挑战。在网络当中，我国历史上的卓越思想家、民族英雄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受到了扭曲，诸多当代的先进人物受到了诽谤。如果这些现象得不到纠正，我国的社会主流思潮将会出现混乱的局面，这会最终破坏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这也会极大地影响我国青年人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信心，产生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盲目崇拜的观念。在未来，国家的年轻人将成为民族的栋梁，确保青年人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社会主流价值观需要以更为潜移默化的形式，利用现代电子信息平台，进一步深入社会公众内心。单纯依靠说教式的信息传播，难以引起受众的共鸣。要让正能量信息贴近社会公众的生活实际，形成具体可感的形式，在公众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

（三）公共经济生活领域依旧面临诸多矛盾

当前，我国社会公众在经济领域反映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社会分配方面。社会分配更加公平是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分配机制等方面依旧存在改进的空间，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正在逐步涌现。调节社会分配，必然引起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这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妥善的加以解决和疏导。公共经济生活领域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是中小民营企业获得发展的空间和资源规模相对较小的现象。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转型和升级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题。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支撑。但是在目前，由于体制和机制限制，这样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融资渠道狭窄和贷款难，将直接导致这些进行创新和升级的关键力量没有充分发展必备的资源。

三、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在新常态下发展的对策

新常态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特征，我国的公共管理活动在体系、能力、价值观引领和经济调节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困境。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找到相应的对策，是帮助我国公共管理走出困境的重要前提。

（一）加强公共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提升我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对策需要从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个角度开展工作。对于政府自身而言，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队伍自身的治理是重中之重。引入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调动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更为严谨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政府工作人员队伍中的优秀者得到激励，对工作效率低下和不称职的人员进行淘汰是提升政府管理效率的核心环节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真正意义上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的框架下，独立的开展工作，参与公共管理过程，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才能够使我国公共管理体系更为完善。对待广大公民个人而言，不断提高参与公共管理，合法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诉求，是促进我国公共管理体系提升的重要基础。提升公共管理体系的能力，需要从人员素质和办公流程、设备的配备等方面着手，引导相关人员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科学化的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与此同时，广泛借鉴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电子商务管理模式，借鉴分析和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确保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也是实现公共管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性因素。

（二）全面加强社会价值观的引领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管理思想当中的优秀精华应该得到关注和借鉴。《大学》当中在关于齐家这一问题的论述上，突出强调了榜样的示范力量。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工作中，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表率性的遵守社会的法律法规，表率性的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是宣传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部分公职人员，由于个人素质和社会不良思潮的诱导，在行使职权的过程当中，违反乱纪，直接给社会公众形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不能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等同。避免社会公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产生僵化的认识，甚至排斥和漠视的情绪非常重要。

（三）加强对社会经济的调节力度

在我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增大，社会分配公正有待提高的问题上，政府可以加强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再分配的力度。目前，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的酝酿和逐步实施已经体现出相关的理念。但是就根本意义而言，需要理顺价格机制，逐步削弱部分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政府应当首先加强金融领域的改革力度，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逐步成为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同时规范民间信贷，发展货币市场，让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入新常态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公共管理活动面临着非比寻常的压力。经济增速的换档、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以及整个社会对法制化的管理过程的要求，都迫使公共管理的模式实现根本性的改变。目前的社会公共管理流程和机制依旧面临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了诸多困境。公共管理体系的法制化和民主化程度和水平依旧不足，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的诸多优良传统文化面临着流失的风险，中小民营企业获得发展的空间和资源规模相对较小，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正在逐步涌现。提升我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对策需要从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个角度开展工作。传统管理思想当中的优秀精华应该得到关注和借鉴，在分配领域，需要理顺价格机制，逐步削弱部分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参考文献］

［1］杨博森．浅析“新常态”时期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创新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23）：199－200．

［2］张再生，白彬．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出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38－42．

［3］邵选丽．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探究［J］．经济．2016（7）：205－205．

［4］胡象明，唐波勇．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15.

公共管理体系范文第10篇

以人类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事务，核心在于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其构建和发展基于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假设与经济理性前提，单纯关注数量增长或规模扩张。但是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更多的基于生态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统一体）与生态理性前提，重点在于界定政府及其提供的服务（公共管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这里，环境价值不仅仅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个议题，而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贯穿在政府行为的各个方面，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

1.节能环保。最大限度减少物质与能源的消耗，尽可能减少废物排放，实现非物化和绿色化；

2.和谐共赢。在公共政策上，强调伙伴关系，平等合作，积极协调各个管理要素，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科学创新。从以人为中心的公共管理转变到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实现结构、行为以及制度的生态转型和调整，预防不利于生态发展的机制形成；同时还需要知识、技术以及制度创新，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它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依赖于这个整体的发展，它主张人与自然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强调人和自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和谐，生态理性虽然有人类、自然理性发展的内涵，但更多的纳入了人与自然伦理关怀的感性内容，为我们描绘了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的美好前景。

二、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在中国生态建设中的可行性

随着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需要国际上形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环境危机治理的公共管理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构建和实现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框架上，需要将环境考量列入政府规划和法律制定当中，通过公共行政力量和法律的强制力量来确保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二是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组织的推动。在欧盟等发达国家，这一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系正处于积极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不但考验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也会在实质上影响世界环境发展的格局。事实上，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在我国也是是适用的，从政治可接受上来说，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实践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的可行性来说，一是欧盟等先进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二是积极践行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有助于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和执行力保障。从国际影响上来说，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积极推动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现了负责任、建设性的大国形象。

三、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要达到这一个目标，需要建立起以生态为中心、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系，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

1.唤醒社会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讨论，促使环境议题主流化。公共管理部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公众积极关注生态环境议题，充分认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可以由环境部门公开环境信息，为社会讨论提供基本资料；制定生态环境发展的长远规划，将环境保护贯穿在公共管理的所有行为之中；为环境保护讨论提供适当的平台，为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提供必要的渠道等。

2.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体系。例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时，必须贯彻环境保护理念，积极扶持生态转型项目，加快生态科学、生态技术的研发，促进国家生态竞争力的成长。在环境制度的建设方面，积极推行领导人环境责任制，建立起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在人才选拔、任用上坚决贯彻和体现环境价值。最后，必须要加强环境立法，建立起独立的、更加严格的环境监察制度，并积极碳素建立起环境补偿机制，切实维护环境权。五、结语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新体系的实践将从细节上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所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