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论文范文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当代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行政管理研究的是政府对自身及对社会的管理。行政改革是以政府为主，所以我们主要就讲政府改革的问题。这个题目很大，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中国又有外国，由于时间有限，因此我就讲一下国外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举一些实例和说说国外公共管理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当代国外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动因；当代行政体制改革的主方向和指导理论；当代行政体制改革的措施、内容。

一、当代国外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动因

当代有一个时间界线，就行政体制改革来说是指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其标志是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成了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先驱。82年里根在美国上台后也大力推行行政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扩展开来。

1、当代行政体制改革有四个特点：

（1）、当代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普遍性、广泛性、激进性和前所未有性。普遍是指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卷入这个浪潮中，都在进行改革，这个改革是大刀阔斧进行的。即使行政管理体制运作很好的国家也在进行改革，如日本。广泛是指改革内容和改革的涉及面非常广泛。激进是指改革体现了根本的方向性调整，所以也有人把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称为“政府重组”或“政府再造”。

（2）、当代行政体制改革与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改革的总方向上相反。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政府职能、责任的膨胀，随着这种膨胀政府规模也开始膨胀。而当代行政体制改革总方向却是政府的退缩和市场的回归。撒切尔称之为政府战线的全方位退却。里根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时有两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它本身才是问题”，“让政府不再骑在我们头上，让政府的手远离我们的钱包”。

（3）、当代行政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塑造企业型政府，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特征。即不论什么形态的国家，不论什么倾向的党派、不论什么经济水平都在进行世界范围内趋同的改革，所有改革的方向都有些雷同，所有政党都有向右倾的转制趋势。比如英国工党过去讲求信奉共产主义、公有制，现在的中已经没有了这一规定，布莱尔上台后撒切尔执政时期出售的国有企业全部都没有收回，而且还新卖了很多企业，目前正在研究邮政如何市场化，他的施政方针跟撒切尔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现在有人把布莱尔称为布撒切尔。

（4）、当代行政体制改革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意义非同一般。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知识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是转型的标志。所以当代行政体制改革肩负的使命与过去的改革不同。过去的改革只是调整；当代除了调整还要探讨适应未来的管理体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当代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也就是推动改革的力量。

（1）、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知识经济的出现、信息化社会的出现、全球化速度加剧，等等。各国为适应环境迎接挑战必须改变，必须使自己国家在各方面与国际接轨，必须相应的修改国内原有的法律、行为方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要有竞争力，政府的管理必须跟上，如果政府没有提供好的环境，企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从大学中途退学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成功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社会给他提供了这个环境，如果换在我国的环境下他就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功了。所以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增强国家竞争力，政府管理的改革势在必行。此外在国际化的条件下，政府改革本身具有传播效应，所有的信息都实现了全球化，老百姓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可以很及时、准确的了解外国政府的管理动向，会根据外国政府的行为向本国政府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而政治家们为了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也会有相同的改革意向。这些力量都能推动改革的进行。

（2）、行政体制的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老百姓对政府的期望、要求提高。用美国政府的话说：“老百姓希望政府工作得更好，花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通过改革自身才能适应老百姓对政府日益提高的期望和要求。私营部门为了在高度竞争下求得生存，在管理和提供的服务上有非常大的改进，他们的改进与政府提供服务的不好形成对比，所以老百姓强烈要求政府进行改革。

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形成的监督作用也迫使政府进行改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的普及形成了一种“鱼缸效应”，政府官员像在鱼缸中的金鱼一样一直处于大众的监视之下。媒体为了吸引观众或读者总是力图报道政府的丑闻，批评政治家，对行政官员的低效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资源的浪费也不断进行揭露。其中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办公室要换个灯泡时，虽然灯泡本身的价格只有四美元，但换灯泡得到批准却要经过17道程序，耗费240美元，极其无效率。媒体经常揭露这类事情，使政府处于诚恐诚惶之中，从而迫使政府进行改革。

（3）、政府自身面临的困境迫使它采取改革措施，这是改革内在的主要动因。当代政府面临了三大危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

财政危机是指每国政府都感到入不敷出。所以有学者称当代改革为财政驱动的政府改革。老百姓越来越抵制政府的收费，“让政府的手远离我们的钱包”，在财政收入有限，支出又很大的情况下，政府只有以改革内部管理，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

管理危机本来可以通过强化对政府的管理来解决，但政府非常庞大，所以最难管理。全球最大的企业是通用公司，它的所有员工加起来才14万左右，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700万，要管理好这么庞大的人群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政府的目标也很多，公务员的身份具有两重性，既是领导者的下属也是他们的选民，领导者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便在下次的选举中获胜，在对他们的管理上有时候会遇到两难境地。

由管理危机导致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不信任，从而引发了信任危机。举例来说，58年－65年间美国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我相信政府大部分时间能秉公办事”，当时同意这个说法的人有78％，到了82年重新进行测验时同意的人下降到31％。80年代进行的测验中问“你认为你交的税联邦政府浪费了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回答说“有”。当被问到“你认为你每上交一块钱被政府浪费了多少”时，得到的答案是每上交一块钱被政府浪费了四毛八。虽然这只是人们的主观看法，但表明了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下降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克林顿曾经说过：美国政府不但面临预算危机、管理危机，而且由于联邦政府的业绩赤字导致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赤字，如果不加以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以挽回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二、当代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指导理论

当代行政体制改革有2个方向。第一、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着眼于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的退却。这个方向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政府目前面临困难的原因在于管理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要退却，集中力量抓好重要的事情。第二、政府内部管理改革，提高工作效率。

当代行政体制改革以公共选择及其相关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为指导理论。

1、公共选择及其相关理论。探讨了政府在与市场的关系上

应该怎么做，政府为什么应该退却。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这也是经济学中对人性的基本假设。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会根据对个人利益的算计来决定行为模式。自利不同于自私，它是人的本性，是指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经济活动的源泉。没有自利，经济活动就没有办法展开，否认了自利原则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没有办法进行政策设计，要知道政策是不可能建立在“高尚”的基础上的。高尚有时是好事，有时会变成坏事，关键看你对人性的假设是什么。在这里我讲个故事来说明吧。战国时候鲁国曾经过一条通告，通告上说到其他国家游历的人如果遇见有鲁国人在其他国家沦为奴隶，那就把这些人买来后带回鲁国，鲁国政府会付给赎金并提供奖金，因为对一个大国来说有国人在其他国家做奴隶毕竟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有一次颜回（可能是他吧，我记不清楚了）在别国遇到了一个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于是把他带回了鲁国，而且没有去官府领钱。于是很多人就说颜回很高尚，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颜回自己也这么认为，到孔子那里期望孔子表扬他。没想到孔子却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你把鲁国人害了。”因为孔子认为颜回的做法会给其他人形成压力，使其他人花钱带回做奴隶的鲁国人后不好意思到官府去要钱。这样就无法形成激励，对一些家境并不十分好的人来说也就没有了这个能力，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在外游历的人看到做奴隶的鲁国人时把眼睛一闭，当作没看见，所以实际上反而害了鲁国人。由此可见，孔子也承认自利行为的作用，承认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国传统的“性善”与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相矛盾。

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经济人假设用到政治领域。过去人们都认为“无商不奸”，搞经济活动的人是自私自利的，而政府官员是公职，所以不是理性经济人。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也是，并由此发展出了市场论和政治家行为动机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认为社会中存在两个市场，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中进行服务、商品的交易，交易媒介是货币。在政治市场中交易的主体是政治家和选民，内容是权力和福利，媒介是选票。政治家通过管理国家给老百姓一些福利，以此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两个市场上主体的行为目标是不同的。在经济市场上，作为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在有效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在政治市场中，政治家追求权力最大化，老百姓追求福利最大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政策有利于百姓福利最大化，不利于政治家自身权力最大化，政治家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可以使他权力实现最大化的措施。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维修马路问题。马路刚刚修好的时候质量较好，随着时间的流逝，质量会不断下降。根据工程师协会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马路质量下降的轨迹是一条曲线，不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前几年下降的速度比较慢，如果不加以维护的话下降速度会不断加快，最后两年简直就是呈直线下降了。而马路修复的时机选择是一门学问，早期修复所花的费用很低，而且效果很好；如果这个时候不管它，再过两年修复的话就要花更多的钱了；如果再不动，那马路的修复成本会更高；到最后无法再修复时就只能重新修建了。修马路什么时候最好、成本最低我们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最不好、成本最高我们却可以看出来，就是在重新修建那一点上。可实际上美国很多马路的修复都要等到最后一点才重建。原因在于对政治家来说重新修建比不明显的修复更能让他感到荣耀，他可以通过奠基仪式、剪彩、接受新闻访问等形式在民众中扩大他的知名度，通过修复马路这个表面的“政绩”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家以此来换取名声和荣誉，以名声、荣誉来换取选票，以选票来换取权力。总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也是人，也是理性经济人，以道德水平来讲与一般人相同。所以他们所作出的决策不一定科学，可能会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中包括官僚行为动机理论。它承认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政府部门的人不一定比我们更加自私，但由于政府设计有缺陷，如垄断、缺乏监督、投资的无效和资源的浪费、不承担决策失误的成本、决策权与责任分离加大了决策的风险等因素使官僚变成了预算最大化的人，他们的最大目的就是从国家取得尽可能多的预算，使预算最大化。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帕金森定律”，包括在政府部门职能任务量和人数成反比，会议时间与议题的重要程度呈反比，等等。如英国议会开会讨论开发三叉核潜艇的计划，需要投资20亿，只花了40分钟就决定了；而对投资300万建立公共汽车站站亭的问题却讨论了4个小时没有结果。想想也可以理解，因为英国的议会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旁听，很多与会的议员都不知道20亿是个什么概念、不知道三叉核潜艇是个什么东西，如果随便乱发表意见的话，很容易被旁听的记者抓住向大众报道，这样会显示出自己的无知，降低自己在民众中的支持率，最理智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尽快通过议案了。而公共汽车站站亭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东西，所以有能力在这上面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很多人争执的结果就是过了四个小时讨论还没有结果。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完全的民主决策也有局限性，重要问题由老百姓投票决定也不能避免政府的决策失误。因为政治家可通过操纵舆论、提供不完全信息来引导老百姓的投票行为。也可以通过控制程序来决定投票结果。在这里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天津大邱庄俞作敏，他想让一个人入党，但是党委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不同意。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举手表决时叫“不同意的人举手”，当然大家都不愿意当第一个举手表示不同意的人，都不愿意跟他发生正面的直接冲突，所以决策就这样通过了。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全民参加的决策，政治家也可以通过控制程序的办法来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完全正确合乎理性的个人选择对集体决策来说却是一个灾难。凯恩斯用“合成谬误”来描述这个现象。比如说很多人去看一个演唱会（大家都是站着的），前面三排的人会随便站着看，第四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就会踮起脚尖，对第四排的人来说这是理性选择，第五排的人为了看清楚也会这么做，这样第六排，甚至更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集体的无序，还不如大家都老老实实的站着看。所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即使采用民主决策，重要问题由老百姓投票决定也不能避免政府的决策失误。

除了上述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原因还有决策能力的低下，造成决策带来的后果完全出乎政府的意料之外。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印尼政府为了减少国内老鼠的数量，规定每个要登记结婚的人都要交60条老鼠尾巴，可最后老鼠的数量没有减少，为了完成上交60条尾巴的任务养老鼠的人反而多了。这是印尼政府绝对没有想到的。

总的来说，由于政府会失灵，因此公共选择理论主张更多的依靠社会和市场，打破政府垄断，建立公、私机构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迫使政府提高效率，即市场价值的回归和利用。

2、管理主义理论。在管理层次上，从管理角度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二者的管理方法、管理原则可以通用。就目前来看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的管理更加优越，所以改进公共部门管理，提高公共部门管理效率的一个捷径就是全盘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甚至是管理人员。

三、行政体制改革的措施、内容

政治体制改革中对政府职能结构进行了调整。第一是非国有化（私有化）。凡是竞争性领域，市场可以做好的地方，政府就不应该介入，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从已有的情况看，私有化措施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二是自由化。放松管制，降低政府对微观管理行为的控制，减少责任。比如从6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民航中有政府管制的地方价格更高、服务更差，所以美国在70年代以里根为开始放松了对民航的管制。在社会服务职能领域政府也开始通过引进使用者收费等措施来有选择的退却。总之，所有调整的核心都是政府的退却、放手。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品；市场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市场一般指私人品交易的市场。公共品由政府供给，政府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供给公共品不存在交易问题，因而不存在公共品“市场”。本文研究指出，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同样由一个特别的“市场”来决定，同样有其本身的运行规则和秩序。

一、公共品的涵义

公共品的英文名为publicgoods，在国内被译为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益品、公共货物、公共财产、公共商品等。目前较普遍接受的概念为公共品、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译法容易给人以Publicgoods是有形物品的误解，而事实上Pubicgoods在较多的情况下是劳务（服务），是无形态的产品，较少的情况才表现为实物形态。故“公共品”的译法较合乎其本身的经济含义。

公共品是与私人品（privategoods）相对应的概念，其严格定义首先由萨谬尔森于1954年提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这是公共品的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之一，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

n

X＝Xi＝∑Xi（i＝1，2，3，…，n）

i=1

X为某一公共品的消费量，Xi为某人i消费这一公共品的消费量，即任意消费者i的消费量与所有消费者（包括消费者i）加总的消费量相等。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公共品的边际消费成本等于零。

而对私人品来说，消费是具有竞争性的，增加一个人的消费必然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消费量具有累加性。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

NX＝∑Xi≠Xi或X＝∑XiЭXi（i＝1，2，3，…，n）

i=1

即对任一群体的消费者，其消费私人品的消费量是各自消费量的加总。

公共品的另一基本特征为“消费的非排他性”，或称“消费的难排它性”，即在技术上无法将没有购买者排除在消费的范围之外；或是技术上可行，但由于排除成本高于排除带来的收益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可行。而对私人品来说，通常其消费是严格排他的。私人品也存在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存在这种特征的私人品常称为“准公共品”（quasi－publicgoods）或是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的私人品（见下分析）。

公共品的两个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之间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消费的非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的非排他性，”消费效用的不变使得公共品的所有者成员缺乏排除外来者的激励。“消费的非竞争性”主要来自消费品自身因素，即本身的消费容量。消费容量的决定来自消费品的规模和特性，一般物质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规模，如国防设施；能量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规模和特性，如广播、电视决定于其覆盖面（特性），而电力决定于其规模；信息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特性，如法律法规、知识、技术，其消费容量趋于无限大。

公共品的“消费非竞争性”特性来自其消费容量对共同消费群体来说充分大，以致每个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并没有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即使再增加部分的外来消费者，每个人消费效用水平仍然不变。理论上，具有这种足够大消费容量的产品称为纯公共品。现实中，纯公共品常见于信息类产品，如法规、政策、推广技术、新闻等，物质、能量类的纯公共品较少见，仅有国防、航灯、广播、电视等少数产品。

相对于纯公共品，如果一个产品的消费容量有限，并仅供一个人消费时其效用水平才最大和不变，则该物品为纯私人品。现实生活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消费容量处于纯公共品和纯私人品之间，这部分产品随着消费者的增多，容量会满载而出现拥挤，消费者的效用将出现递减。这类产品常称为拥挤性公共品或俱乐部产品（clubgoods），如高速公路、公园、学校、社区游泳池等。

公共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既来自自身的因素，也来自外部因素。自身因素方面，是产品主体（个体或集体）无法控制产品的消费流量或范围，原因是产品在消费时呈现效用外散效应，而这种效用又不可分割。如航灯，当其闪亮时，其灯光照便布满了所服务的海域，使得航灯的所有者很难把没交费的船只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效用散发型的外部性导致的“消费非排他性”。此外，还有一种毗邻效应的外部性导致的“生产消费非排他性”，即某一产品在生产或消费时，会引发出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效用，这种效用可正可负，却又无法避免。如某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果树，目的是收获果子，同时对周围的生态无形中贡献出一份绿化；又如某人喷自感良好的香水，却引起周围人的恶心。对效用散发型外部效应，不仅公共品有这一特性，部分私人品也有这种特性，如某人在自家门口栽花，其“美化”却无偿与周围的邻居分享。同样，对效用毗邻型的外部效应，公共品和私人品都存在，只是私人品存在的情况较多。无论哪种外部性，如果其外部性覆盖面是全局的，并且具有以外溢效用为主、外溢效用不可分割的特征，便为纯公共品，反之，则称为准公共品或纯私人品（外溢效用忽略不计）。

俱乐部产品和外部性产品虽然在性质上有相异之处，但两者都具备‘稍费效用不可分割“的公共品共同特征，都可称为准公共品。准公共品按消费人群可分为地方公共品、城市公共品、社区公共品、公司（集体）公共品、家庭公共品等类。纯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政府，准公共品的提供者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市场里的经营法人、自然人。公共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共品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出发定义公共品，广义的公共品从提高公共福利的高度上定义公共品。”按广义公共品定义，政府的所有服务均列入广义公共品的范畴，包括界定和保护产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社会基础条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条件、提供社会发展条件。提高社会公共福利等方面。

二、公共品市场

公共品供求理论属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范畴，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其核心。在公共选择理论里，布次南通过研究政治投票与公共收支的关系，推出公共选择所依据的“政治市场”理论。公共品市场在国内外文献中是个空白的概念，因为一般认为，公共品是政府或集体团体供给的产品，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因而就无所谓市场的存在。对此观点，国内理论主流持赞同态度。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学者持有不同的认识，如吴俊培1994年提出Publicgoods应译为公共商品，刘心一1999年提出“公共商品满足公欲，私人商品满足私欲，市场是两类商品的综合体”的见解，倡导公共品存在市场的学术观。

公共品是否存在市场，应从市场的构成、运行规则、产权特征等方面来考察。何谓市场，市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指有形市场，即商品交换的场所；广泛的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交易场所，通过多种交易形式达到交易的市场。现代市场随着交易形式的扩展，已形成多样化的市场体系，对市场的理解应上升到交易总和的高度上来理解，只要存在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便会形成一个市场。当然，市场有规范市场、残缺市场，公开市场、地下市场之分，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应指完善规范的市场，这种市场的构造必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有完全产权的市场主体。这里的完全产权，指产权主体具有独立排他的所有权，能自由交换所有权派生权能和获得产权交易的剩余；（2）有合法的交易对象，即有产权被社会保护的可交换的商品；（3）交易遵守市场一般运行规则，主要包括市场进出自由原则、自愿交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4）违反市场规则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进入市场的主体的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从产权角度，市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产权主体在法律保护和市场运行规则框架下能够自由地交换产权。从交易的本质上来说，商品的交易首先要完成产权的交易，然后才有商品的完全交换或部分交换。如农户甲用一只羊交换农户乙一袋米，这种交换过程首先发生在两者同意完全交换各自的所有权；如果农户甲把一只羊租给农户乙，每月收取1公斤米的租金，则这种交换是部分交换，即所有权派生权能束中的使用权交换。这两种交换都是交易双方先订立契约（产权交易），后才付诸交易行动，实行实物交换或使用权租借。

市场里的产权主体，既有独立的自然人，又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法人），如家庭、企业、各种赢利和非赢利机构。应注意的是，各种组织是通过独立自然人的产权市场交易，才以共同产权主体的形式“法人”进入市场的。如企业便是以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契约代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瞬间契约而形成产权共同体（企业法人）。市场里产权共同体存在的原因是通过较固定的产权交易形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带来市场效率；或是共同产权增加的收益大于组织的交易费用。

对私人品来说，由于有着明确的产权边界，即生产和消费都具有明确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因而能通过私人生产和市场交换来生产和消费。而对公共品来说，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生产者无法收回生产成本（消费的非竞争性使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使消费者容易搭便车，不愿意生产或购买）。因此，公共品必须由公共产权主体去提供，这个产权共同体便为政府。

按市场形成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市场的产权特征，公共品的供求是否存在市场决定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政府是否是社会公众通过公平的契约交易而形成的产权共同体；二是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品是否遵循市场原则。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公共品的产权契约交易与私人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政府就象一个特殊的企业组织，私有产权的主人——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以公共产权主体形式参与市场运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品，弥补私人产权单独交易基础上的“私人品市场”所固有的缺陷。

依上所见，公共品市场在一定条件下是存在的。人们漠视公共品市场存在的原因，一是人们习惯于把私人品的直接交易视为市场；二是历史上政府执权常超越其权能范围而使人们很少意识到它只是“市场里私有产权交易基础上产生的组织人”；三是公共品的共同消费特性，使人们很少有市场交易的感觉。特别是，人们容易忽视市场首先是权的市场，然后才是物的市场。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管理为核心，以多元主体为特征，以公民社会为背景和基础的管理体制。我国首届公共管理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对公共管理进行了内涵界定，认为“公共管理既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也是一门学科、一种新的学位教育方式。公共管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共管理即公共行政管理,亦即政府事务的管理,广义的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延伸,它除了政府事务的管理外,还包括社会事务的管理[][]”，这就以广义和狭义的定义模式整合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内涵。简言之，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将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技巧引入整合，在主客体领域涉及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以公共事务为起点的学科群体系。为进一步明晰公共管理的内涵，我们对公共管理内涵进行简单地剖析解读。首先，主体的多元性。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倡导从主体的广泛意义上理解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不再只限于政府和组织。其次，民主和效率的客观诉求。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为目的，侧重于民主诉求的践行与服务效率的提升。再次，公共管理可细化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指的是政治学（价值）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即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治理或政治管理；中观层面的公共管理是我们所谓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即与政治统治相分离的公共管理活动；微观层面的公共管理重点是解决管理技术和方法问题，这一范畴更多地体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

2.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是以刚性规范和固化原则为支撑，依托政府这一主体来维护政治统治，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本文作者认为，公共行政是以政府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主体，将国家、社会及自身事务作为客体依法进行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一系列活动的学科体系。其本质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具有工具性、依附性的内在属性。同样，我们借助于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剖析解读来加深对其内涵的认知，从多维视角辨析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在内涵上的差异。首先，公共行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公共行政是指政府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广义上的公共行政是指政府对包括自身事务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管理。其次，公共行政主体具有单一性。公共行政活动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构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即通常所说的政府或者行政当局，不包括立法和司法机构。再次，权利与职责的践行。行政的字面意思是“行其政事”，其要义在于政治统治的维护、职责的践行和社会的进步，具有明确的权威性和责任性。另外，在公共行政的包裹着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等刚性规范，要求其必须依法践行、合乎程序。

二、主客体区分

1.主体区分。

主体是行为的施动者，可以是单一的亦可以是多元的。公共管理的主体则呈现多元性，涵盖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各管理主体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对管理权限内的各项事务进行统筹协调，在法律范围内享有充分的权限自由。公共行政的主体是政府及少数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为代表的法定权力机构（一般不包括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多数时间内政府作为单一主体践行公共行政的相关职责。政府依托其内部各部门的分工与职责属性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成为公共行政运作的核心载体。

2.客体区分。

客体对象是主体行为的内容，在本文中客体具体指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实际运行中的作用对象及运作范围。在客体维度上的区分，需要我们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特性或侧重性上探析。公共管理侧重于社会性，注重公共服务的提供、公众的参与程度、行政事务的透明化及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履行，充分体现了客体的社会性内涵。而公共行政侧重于公共性，注重公共权利的执行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体现工具性、权威性、规范性等特性。公共管理客体多样，在不断扩展、变换中以更具象化的形式呈现，包括：以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为导向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资源（公共设施、产品）等。公共行政的研究外延具有动态性，其学科前沿将以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不断引入新的学科知识，在学科内容上包含公共管理原理、行政管理等方向。公共行政客体多样，有较为固定的管理程序，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政策执行。以民利为导向，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直接体现。

三、内在区分

1.特征区分。

从对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之上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二者都具备自身的鲜明特征。公共管理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在：专业性更强，重视专业化管理；注重绩效评估体系的科学化、完善化建设，积极引入人事弹性机制和业务竞争机制，强调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侧重顾客导向，构建顺畅的沟通反馈机制，以为人民服务为要旨，对结果予以关注和实现；强调走向市场，具有显著的管理主义色彩。公共行政的特征则表现为：公共性是核心要素，旨在保持公众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及公众利益最大化。政治性、权威性、层次性突出，管理的体制及模式固化；刚性规范引导特色，管理的程序经过规范性界定，管理的权限和内容受法律约束和保护。责任原则鲜明，作为公民权利运行的授权人的公共行政主体受到内外部的广泛监督,政府的行为须对社会大众负责。

2.管理目标区分。

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在管理目标方面，存在着维度性上的区别。一者，公共行政是一种“内部取向”，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管理。二者，公共管理是“外部取向”，公共管理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的管理。

3.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区分。

在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方面二者亦存在较大区别。一方面，公共行政重视计划、组织、指导、协调、报告等基本技能的运用，强调执行规范和“政策科学化”。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关注那些可以用来将思想和政策转变为行动的管理工具，旨在将更多的企业管理思想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侧重强调“管理市场化”。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利益;现代公共;公共管理;管理本质

Abstrac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usuallyhastwokindofentirelydifferentstandpoints: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andpublic''''sstandpoint.Standsin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takesthepublicinterestspokesmanandvindicator''''sPublicsector,howcancarryontheeffectivemanagementtothepublicaffairs.Standsinpublic''''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howcanthecitizenobtainthethingwhichfromgovernmenttheretheyneed”(thenote:HowardFrant:UsefultoWhom?PublicManagementResearch,SocialScience,andtheStandpointProblem,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2,1999,p.324.).

keyword:Publicinterest;Modernagepublic;Publicadministration;Managementessence

引言

显然,这两种立场都没有脱离公共利益这个核心问题:前者以“公共部门如何实现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焦点;后者以“公共利益是怎样被实现的”为焦点。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前一种主张所说的公共利益多半是抽象的,而后一种主张则意指现实的公共利益,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事实上,研究公共利益时有两个关键问题不容回避。第一,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虚幻的)还是现实的(具体的)?第二,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一致吗?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在区分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概念差别的基础上,界定公共利益的本质内涵;进而力图阐明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3.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2.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三,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同时,以公众为立场并不代表公众只是被动的、挑剔的消费者,因而也并不是与公共管理主体相对立的群体。既然公众可以从公共物品中“共同受益”,他们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除了以税收等方式集体地购买不特定的公共物品之外,公民参与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集体表达利益需求的途径,也是与公共管理主体合作从而降低管理成本的方式。

可见,政府的核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种核心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其他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在这里,其他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利他性、自愿性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虽然也参与其中,但其营利性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上升为公共管理主体。由此可以认为,公共管理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开放主体体系。这也是与国外公共管理仅仅聚焦于公共部门相区别的一个标志。这种制度化的途径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两者都默认效率价值观一直以来，对于行政学的价值取向问题都会掀起众多理论学者和专家的激烈讨论。一些专家认为，公共行政的实质就是民主行政，其价值就是公共利益与社会正义。公共行政同商业管理在实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性。管理主义的主要观点涵盖了以下内容:公共行政不是民主政治机制的因素，政治同行政有着天然的差异。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取向是经济、科学和理性;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私人部门的管理模式以及思想和方法在公共部门管理中也显得非常高效。我们从这些理论学说中可以充分看出，常规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是经济和效率，而全新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全新的公共管理价值观是经济与效能，全新的公共服务价值观是民主与公民权。因此，全新的公共管理价值观是经济与效率;全新的公共服务注重公共行政对于民主政治的回应，觉得公共行政必须属于一种民主治理，政府使用服务行政来更好地符合和达到社会公平目的，批判全新公共管理对于管理主义的推崇性。即使公共服务更加注重对于行政的民主和社会公平的意义，其自身并没有彻底摒弃管理主义所向往的目的和意义，也主要是在批判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模式。

(二)全新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公共管理所提出的全新管理手段和措施在明确公私部门没有存在实质差异的前提之下，全新公共管理逐渐开始应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提升工作效率。全新公共服务不是反对效率价值，其仅仅是在批评公共管理、否认公私部门实质差异性的基础上，逐步开始承认全新公共管理中提升效率的一些技术和创新性方法，譬如人事管理中使用短期雇佣替代公务员终身制，采用科学合理的招聘程序，建立逐层划分工资的绩效制度，加强结果的灵活操作性等相关的内容。

(三)全新公共管理中蕴含的服务理念通常来看，全新公共管理与全新公共服务分属于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本研究对二者进行具体的研究后发现，全新公共管理存在以下几种性质:首先是全新公共管理落实了工具主义的理念，主要使用经济学理论与市场竞争规则，在严格的制度与程序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其次是全新公共管理中弱化了公共权力，使其逐步向社会分化;最后是新公共管理培养了社会自治力量，行政开始从客体向中心演变。全新公共管理主要是缩减政府规模，降低不必要的规制，让政府管理从大量繁杂的公共事务中得到解脱;使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竞争，以期提升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量，在整个过程中都会让社会组织等相关人群开始主动提高自治能力，而社会自治力量的演变也在这一方面显示出服务理念的提升。因此，新公共管理同新公共服务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点。

二、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

(一)公共行政的回应目标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主体是顾客，将普通群众视为顾客，同之前的公共行政相对比，更加注重普通大众的地位和价值。新公共管理提出政府的行为必须要向企业学习，最大限度将政策建设成顾客可以从中自由的选取，可以让顾客进行全方面的监督和检查。然而，顾客本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群，全新公共管理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将政府的公共政策从政治领域逐步纳入到市场中，但是，从新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考虑，把普通大众作为顾客，同时从经济学方面来研究政治问题，其实就是注重顾客的短期盈利。因此，全新公共服务通常从反面出发，以尊重公民的权力为基准，将人民看成存在相同利益的群体。所以，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在认识回应目的特点上存在差异，使得其中存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通常前者针对顾客选取爱好的回应，借助的是企业家精神，公民仍处在客体的地位;新公共服务强调普通大众应该参加到行政中、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群体，让公共行政成为一种非常民主的治理模式。

(二)追求利益的差异新公共服务主要注重多元化治理，任何公民与团体都可以协同管理公共事务，相对于政府而言，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同机构组织以及公民共同找寻代表公众的利益，同时为实现这些利益而努力。从新公共服务对于行政规范性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政府的目的与企业的目的存在较大的出入，政府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手段和保障，必须保证公共利益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让公共问题的处理方案与产生过程都能够较好地满足正义、公正以及公平的标准和准则。而新公共管理主要利用市场的方法处理政府遇到的困难，若将政府比作是企业，则是借助企业的精神和理念来控制公务员的行为，在容纳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的同时，也相应地汲取了私人部门的价值观念。所以，从二者的利益来分析，本身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一边是新公共管理不承认存在公共利益，另一边则是公共管理同公共利益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三)理论思维取向上的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管理手段与经济研究角度都是为了改善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与呆板的形象，以更加有效与灵活的形象面对普通大众。所以，全新公共管理主要以理性为改革准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集中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与方法等方面，通过理性的手段实现公共管理的效率。而新公共服务延续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社会公平”等价值观，关注公民的权利。如某位学者所说，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追求回应性的提升与公民信任度的加强，将公民参与政府管理视为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公民会积极注重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协助公民提升整个过程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新公共服务关注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将公共利益放置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政府的职能必须从控制管理转到服务，让全新公共服务理论基础更加具有群众基础，所以是以民主为主要的改革形式。

(四)价值取向差异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存在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价值取向不同。新公共管理关注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和效率。在效率价值的引导之下，新公共管理将政府的服务对象视为顾客，在管理上可以良好地使用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表现出绩效与结果。目前，顾客服务与绩效衡量等相关思想理念逐渐成为公共行政用语的构成因素。新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对新公共管理等主要以经济理论与自我利益为主导模式的深思;从价值取向来看，新公共服务注重的主要价值是社会公平、回应性等相关内容;新公共服务注重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关注公民参与以及公共责任制等内容。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新公共服务体现了行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民主价值取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入手，具体研究两者间存在的异同点。研究认为，实践生活中必须要加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扩展和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全面分清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异同，这不但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非常必要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进政府的依法行政。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在浩瀚的管理思想史上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效率革命推动了“以追求效率和系统化”的时代到来，科学管理被管理学界盛赞为一个时代的繁荣，同时效率革命也为整个管理史唱响了赞歌。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包括经济人的前提假设，“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与职能工长制的监督方式，为管理思想注入新鲜血液的参谋制，任务管理与劳资共同利益说。这些震撼管理思想界的新提法奠定了泰罗在管理学界“科学管理之父”的地位。而后“以泰罗为中心，在美国进一步传播效能主义的还有卡尔•巴思、H•L•甘特、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莉莲•吉尔布雷斯、莫里斯•库克、哈林顿•埃默森等。”泰罗的追随者们一起缔造了管理思想界的科学管理时代。他的追随者对科学管理思想进一步扩充发展，卡尔•巴思作为泰罗最正统的追随者严格执行了泰罗的方法；H•L•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度和甘特图发展了科学管理思想；吉尔布雷斯夫妇试图为科学管理正名，“科学管理是培养工人，而不是扼杀工人”；哈林顿•埃默森将伦理运用到管理咨询中，积极传播效率主义；莫里斯•库克把效率主义扩大到教育部门和市政组织。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与探索成就了科学管理思想的金字塔，同时也为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发展基础，而公共管理也有幸承袭科学管理的雨露。公共管理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自治到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走过了人类发展历史的春夏秋冬。经过实践与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公共管理的现代趋势是社会自治和政府公共行政的良性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行政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大范围的公共事务依靠政府提供，社会自治则是补充，二者的良性互动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趋势。美国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的贡献王婷（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122）现代公共管理解决公共生活中涉及关乎公众公共利益的公共问题，从而实现公共利益，不仅对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而且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包括公共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企业，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活动自古就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科学管理时代的出现为管理实践提供了发展的基石。公共管理作为管理实践的一种，与科学管理有着不解的渊源，科学管理与公共管理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擦出了火花。

2.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实践与理论的贡献

2.1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实践的贡献

在科学管理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开始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效率的问题所在，而这一探索对公共管理中政府公共行政也同样适用。泰罗系统阐述的科学管理理论虽然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研究，但却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即使泰罗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却也在这一领域具有广泛地影响。一套完整的理论少不了一种契合的运行方式，泰罗的科学管理中的最佳工作方式使公共行政模式的运作成为可能。科学管理中的最佳工作方式和政治行政二分法、正式官僚制一起构成了传统行政模式的基础，这一模式为公共管理提供了政府公共行政运作的实践“路标”。泰罗通过对时间与动作研究、任务管理制、职能工长制的探索发掘了现代管理中的效率原则。著名学者欧文•休斯说，“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也正因为如此，泰罗的科学管理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为管理实践提供了专业化的管理知识，而这种管理知识恰巧也是公共行政管理所需要的。科学管理为政府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参考，这种方式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中的官僚制模式配合形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运作模式。科学管理中任务管理制以工时研究为基础，制定精心的计划，管理部门以明确的责任来制定工作制度。泰罗的“工时研究”被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职位分类，在政府管理中推广职位分类，奠定了公务员管理的基础和依据，建立了人事管理的统一体系，为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种整体运行模式；职能工长制则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配合任务管理的顺利实施；标准化工作和任务管理制为公共管理中政府公共行政提供了运行方式，使政府公共行政有了高效运作的可能。科学管理中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提倡一种最佳的工作方式，任何工作都应该遵循一种标准化的工作方式，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强调效率与工作绩效。虽然传统的行政模式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遭到许多质疑，但是科学管理为公共管理领域政府公共行政提供了运行“标尺”。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从未休止，人类一直在探寻最佳的政府公共行政运作模式，从传统行政时期到新公共管理时期，科学管理理论并没有随着科学管理时代的逝去而淡化，而是依然在为后来不断发展的管理理论提供借鉴和做出贡献。

2.2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贡献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规模的扩大，财政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政府再造运动。“政府管理的运作亦发生了相应变化，即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公共行政，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转变。”欧文•休斯认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必须要有一种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然而随着政府改革，政府再造的深入，“新公共管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传统行政模式渐渐淡出政府改革的蓝图，被新公共管理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管理理论的淡出，作为20世纪20年代声名大振的科学管理时代的理论支柱，即使在新公共管理时代，甚至后新公共管理时代都难以掩盖它的光芒。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能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所用，同样也可以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作出贡献，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新公共管理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相对封闭系统，将私营部门管理方法和市场竞争机制，广泛地用于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强调公共管理行政主体多元化。公共管理领域中这一全新的的价值取向表明：新公共管理不仅是政府行政管理形式上的变革，而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关于国家角色的突破，是对国家、社会、公民关系所作的全新思考与实践。科学管理理论在这一全新视角下同样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公共管理中对工作绩效的重视使绩效工资得到重视，而新公共管理关于人事管理的部分却与绩效工资有着水与鱼的密切关系。绩效工资的管理方式与泰罗的追随者H•L•甘特提出的任务加奖金制如出一辙，H•L•甘特的思想主要受泰罗影响，“在高工资地开支的过程中，甘特看到了激励制度的一些不同的可能性”他发明的任务加奖金制度可以说是绩效工资的前身，正是有了科学管理时代任务加奖金制的提出才有了后来绩效工资制的发展。而这种理论基奠为现代管理中绩效工资制奠定了应用基础。虽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大背景下科学管理的最佳工作方式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受到质疑，但是新公共管理依然是在最佳工作方式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基础性的奠基，有了这一奠基才有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新公共管理并不是对科学管理最佳工作方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指出其引发的问题，进一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最佳工作方式的完善和发展。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认为公民应该被看做顾客，而政府则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为顾客服务的，应该奉行“顾客即上帝”的遵旨。即使在新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但是政府的运行依然需要最佳的工作方式，科学管理最佳工作方式的理念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而言并没有过时。新公共管理也强调结果导向，注重产出，认为效率和效力缺一不可，强调政府的“掌舵”角色，注重授权、目标使命、产出、分权模式，在政府公共管理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降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提高公共经济效率。而这与泰罗科学管理的效率革命殊途同归，都是寻求最有效率的结果导向，唯一的不同就是所应用的对象，泰罗的效率革命完全可以被看做新公共管理的奠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无疑是一去不返，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所引发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也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深究这盛世华章的背后，是科学管理的理论奠基为这一时代的繁荣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3.结语

美国科学管理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发端和起源，为管理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百年过去了，现代管理实践与思想中不断涌现着各种流派，但泰罗的科学管理可以被盛赞为这些流派的基石，是管理实践与理论的路标。虽然科学管理也曾遭受质疑，但是作为管理实践变革的指挥棒，它的价值意涵并不褪色。公共管理是人类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管理实践，作为公共管理改革的现代风向标“新公共管理”运动更是在政府公共行政改革中掀起了一阵狂潮。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新的环境背景下对政府公共行政改革所作的努力，科学管理为公共管理提供了运行的最佳方式。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热潮中，虽然“泰罗主义”同“官僚制”一起遭受到批判，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并不是对科学管理的全盘否决，而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的理论探究，是改进和创新。科学管理的价值对于现代管理而言是巨大的，同时对于公共管理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其实践与理论价值更值得学界的进一步挖掘，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的贡献不仅仅是影响其发展，更重要的是其基奠作用，为公共管理乃至新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了生长肥料，因此科学管理之于公共管理，是土壤，是基奠，更是跳板。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的参与性，能够实现自治式的管理。除了社区组织外，还包括一些下属的部门机构，包括环卫、物业、经济等职能部门，同时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如学校、机关单位等。社区组织的管理可用资源众多，能够有效的对社区进行管理，这与以往社区行政管理存在根本差异，主要的区别在于以往主要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管理，而管理任务也是根据上级的具体要求，社区管理则是实现了多方的管理，尤其是自治组织以及居民本身，并且社区组织的管理占主体地位，同时社区管理的对象是管理主体，因此可以极大程度的调动管理主体的可用资源，提高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最终实现社区管理的最终目标。另外，对社区管理机制的影响还包括市场机制、社区机制以及法律机制的影响，其中社区机制较为重要，主要包括社区声誉、社团制度、道德制度以及自治原则等。结合以上所述，社区管理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管理

主要包括社区组织的建设、工作内容、工作目标和最终取得的成果，例如向居民讲述选举的具体事项，公平、公正的建立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然后再完善事物机构以及职能要求，从而实现社区的有效管理。行政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代表本社区的居民与外部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社区组织进行交流，同时还要进行社会统计工作，对社区人口数量进行普查，协助计划生育和征兵等工作顺利开展。

（二）党建管理

党建工作是社区管理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是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重要课题，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社区，都应该坚定共产党的领导，配合基层党员的工作，推进党建工作能够充分体现基层党员在社区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并且将我党严明的自律机制融入到社区管理当中，让社区组织的管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提高管理效率，保持与时展的先进性。

（三）社区关系以及治安管理

这一部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解决居民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纠纷，并依靠社区居民共同的价值观念开展调解工作，另外在社区内宣传安全教育，让居民们在生活中做到防火、防盗，对社区进行巡视检查，以全面保障社区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另外利用治安管理机构与制度约束居民的行为，这为和谐安定社会有重要意义。

（四）社区服务管理

为了使社区呈现和谐互助的良好氛围，社区组织应该培养居民们相互合作的良好习惯，建立一个互的友爱社区，让社区服务产生最大的效益。首先是便民服务、社区福利服务等，就是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内心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其次还应该大力发展公益事业，例如完善社区内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学校、体育、卫生保健等设施，同时照顾到社区内的孤寡老人和弱势群体。

（五）社区文化管理

文化管理是活跃社区气氛，增强小区居民凝聚力的关键所在，主要包括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健身活动等，而社区组织就是负责相关文化活动的组织和执行，让居民们都参与到文体活动中来。同时社区组织还应该完善教育机构，从而对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居民遵守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公共道德，消除居民思想上的困惑，以积极的精神面貌感染居民，使其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以及道德素质。

（六）公共环境管理

社区组织能够整合社区的经济和居民力量，从而为其提供高水平的社区服务以及公共物品，同时改善公共环境，铺设绿地，使道路交通系统更加完善，居民用水用电更加稳定，乡镇村委会还应该及时对农田水利、防汛抗旱等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与居民紧密联系，优化社区的环境建设，让居民能够踊跃参与到环境建设当中，对此还可以建立完善的制度和奖惩体系来提高居民的积极性。

二、社区公共管理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区管理的管理方式必须做出改变，即将管理权力由政府转给社区组织，只有提高社区组织管理的有效性，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社区管理的水平。第一，政府以及企业开始从社区管理中的退出，而管理责任就交给了社区本身，因此有必要进行社区公共管理；第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使得社区管理的中必须将市场方法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第三，社区的公共管理是社区机制得以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第四，社区未来的发展必须以社区公共管理为基础；第五，社区安全和稳定的基本前提就是实施社区公共管理。

三、社区管理与公共管理的相互关系

公共管理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以及国家公共管理，社区管理属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社区是不同等级政府的公共管理目标，因此其也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在公共管理相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中，社区管理体现出的特征与其发展方向相迎合，可以利用众多的管理方式对公共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未来发展进行创新。结合以上社区管理的内容不难看出，社区管理本质上是属于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并且其以一个类似于微观公关管理的模式在运作，社区管理对于公共管理产生了众多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

在新时代下，公共管理具有明显的市场化以及社会化，相比以往的公共行政管理而言，市场以及社会成为其主要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较为先进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以居民为管理对象和管理主体的自主管理机制，将这种理念引入到公共管理当中，能够使公共管理的水平得到质的飞跃。社区特有的这种机制很好的解释了公共管理的创新实践，主要是由于社区管理是以较为完善的社会学理论为依托的，其相关理论已经趋于成熟，除此以外社区方式在经济学中也得到的应用，在解决经济问题或者进行经济实地考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社区管理理论被引入到公关管理之后，能够促进公共管理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全面发展，使公关管理理论得到实践的机会，因此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理念的创新有深远的意义。

（二）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方法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往行政管理模式开始向新公共管理进行转变，其中主要是对市场方法的应用，市场机制以及社会化的应用使得传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尤其是民众参与的管理方式为公关管理方式的拓展提供了依据，充实了公共管理的内涵，社区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出较强的效果，主要是因为社区居民有存在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等众多的联系，这使得社区本身就有一股较强的凝聚力，因此自治管理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因此，让社区居民形成较为抑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能够保障社区管理的顺利开展，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

（三）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

社区管理作为公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水平的管理必定也让公共管理在社区这一部分的研究更加透彻，并且这也是未来公共管理主要的发展方向，以往的公共管理主要利用国家以及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实现，但而没有发现基层的社区中也存在公共这一特质，同时忽视了除政府外其他组织同样具备进行社区管理的能力，并且这种非政府的社区管理正逐渐成为公共管理未来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社区管理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逐渐与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社会化相兼容，社区管理活动的对象是社区居民，并且与居民的根本利益相挂钩。以社区契约和社区机制实现管理，并且运用市场方法提高管理的灵活性。因此社区管理的性质是不受到政府行政治理的管理模式，这一特征与新公共管理理念基本相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区管理中存在一个微观的公共管理，在以往这一点被忽视，实际上利用公共管理理论对社区进行管理具有可行性，能够打破社区管理的瓶颈，同时社区管理又使公共管理理论得到了更新，拓宽了公共管理的办法，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有效性，最后社区管理正逐渐成为公共管理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只有深入了解两种管理制度的的特征才能够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的不断进步。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自由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尤其如此。在以往世代的职业活动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自由自主的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虽然人们有着强烈的追求自由自主行为的愿望和热情,能够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见。所以,“圣人”才会受到神化,“驭风而行”的自由境界才会那样令人神往。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进步更多地表现在人的自由自主的行为上面。在社会生活领域,宗教活动和审美追求,有时甚至能够使自由自主的行为变成现实。在工业社会充分发展的时代,在私人领域甚至管理活动中,都有对自由自主行为的追求。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阶段,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了文化氛围,但还不是公共领域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可以追求的目标。所以,管理型社会治理者的行为完全是权力和法律驱使下的行为,既不自由,也不自主。然而,公共管理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能够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因而公共管理活动能够超越权力和法律,公共管理者能够获得自由和自主。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1.加强公民参与，推进警民共治

依法推进公民参与行政制度，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行政管理中，以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从而进一步影响政府的行政决策制度。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建立起多样化的公民参与社会治安渠道，不仅有助于有效维护社会的治安稳定，更能建立起更加具有服务意识的公安机关。此外，公民建立起的诸如社区保安队、联防巡逻队等组织更能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治安功能和职责，能有效缓解治安管理过程中的责任推诿乱象。

2.构建新时期的管理格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各种新时期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公安机关明确自身的管理的职能地位，依法进行社会管理不仅能有效维持社会治安，更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新鲜空气、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的综合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可避免。要进一步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管理，不仅要依靠公安机关的行政权力，更应依靠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实行综合治理。善于挖掘和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积极吸引公民参与其中，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授权基层，将基层保安员纳入到公安管理工作中，深入开展“大调解”工作，使公安工作真正成为全党、全民参与的大工程。

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为了切实维护我国的社会治安，加快推进文职制度的步伐，做到将有限警力投入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国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对具有较强专业性的职位实行聘任制，这一制度的实行，不仅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切实引入了竞争机制，更打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垄断，让许多私营企业或者部门参与到了公共服务之中，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不断强化和提高了我国的社会管理质量与效率。通过市场机制的引进与转变，公安部门只需要通过对具有相应资格的企业进行监督，就可以达到对社会管理的最大化。同时，这些私营企业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警力不足的问题，使得节约下来的警力能够最大限度的使用在对案件的侦破和执勤前线上。

三、营造出具有“顾客导向”的社会行政文化

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国家实行的新的公众行政理论，这些国家在现在国际社会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大多依赖于此。比如美国率先进行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以现代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引进企业的成功管理案例，并将之实行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将所有公民作为服务对象，按照对象的不同和对象所要求的模式不同而进行随机变化，将顾客作为市场导向，形成“企业化服务”的新型社会管理制度与模式。

四、树立起情报主导观念

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情报的收集和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主要强调的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建立起电子化政府。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原有的政府运行机制以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的社会管理工作。为满足建立电子化政府的需求，建立起具有高速信息通道的警务模式，对信息进行集中整合、集中管理才是关键。

1.建立“大情报”平台

以科技手段为后盾，以先进的管理理念为指导，以发展为核心构建起“大情报”平台，并以此对社会进行动态管控，切实加强公安系统自身的信息化建设，充分激发公安民警的创意潜能，建立起全面的、科学的、合理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平台，对日常情况进行预警和研判。

2.加强勤务与考核制度改革

加强公安系统内的勤务制度改革不仅能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的创新理念，更能进一步整合资源，有利于建立起健全的工作机制，使公安系统内的各个部门形成合力，能够有效进行衔接与协调。在新的公共管理理念下，还要一改过去重遵法，轻评估的做法，建立起科学合力的勤务与考核制度，并根据团体或个人的器物、考核标准，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社会治安问题，引导民警主动联系群众，共同进行社会管理工作，增加民警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培养民警争先创优的荣誉感。同时，重视对民警职业的道德教育，转变民警的执勤理念，树立起服务人民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执法理念，引导民警树立起法治观念和服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