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供给范文
时间：2023-03-20 01:37:02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1篇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制度变迁、供给现状、问题及对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相关性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
(一)公共产品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关于公共产品的概念及特征，国内学者大多赞同萨缪尔森的定义：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减少的产品。萨缪尔森对于公共产品的特征描述有三个：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外部性。而消费上的外部性与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所造成的搭便车行为非常相似，所以，学界通常认为公共产品的两大特征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关于公共产品的分类，则根据不同标准，分为不同种类，根据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强弱程度，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刘千贺(2006)还认为：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全国公共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城市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家庭公共产品、社区公共产品、地方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全球性公共产品。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分类
农村公共产品则是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分类的。农村公共产品即是在农村中相对于私人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
在农村公共产品中，根据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强弱程度，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按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范围可分为全国性农村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
按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可分为，一是维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的公共产品，二是有助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
二、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研究
胡洪曙(2007)通过时期和责任制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表达机制、决策机制比较、筹资机制、生产和管理机制特征的比较，说明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逐步增强。
谢好(2006)通过分析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民国时期、时期、家庭承包制时期、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了国家和农民的互动。
曲延春(2008)通过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揭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的实质就是城乡利益、工农利益特别是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供给总量不足与部分产品供给过剩并存。陈荣佳(2006)认为，供给总量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社会事业类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熊国兵(2007)从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方面、农技服务方面的现实状况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孟凡斌(2007)则从中央对农业支出的规模和从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出规模来看的下降趋势得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结论。黄雪萍(2006)则分别分析了浙江省和全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现状。
刘保平、秦国民(2003)认为，与农民急需的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相反，在许多农村地区，一些农民不需要或者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供给却大量过剩。如贫困地区大量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雎党臣(2007)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体现为：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重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轻一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轻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重农村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轻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何菊芳、虞拱辰(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是：一是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二是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三是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四是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损害农民利益。
第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刘保平、秦国民(2003)认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的供给不公平和农村地区间的供给不公平两方面。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原因
第一，取消农业税造成的影响。睢党臣、王征兵(2007)认为，伴随着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农村乡(镇)、村两级组织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上被堵死，财政收入锐减，乡(镇)、村两级组织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使得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日益突出。由于财力所限，中央政府在短期内不可能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全部投入。所以，取消农业税将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严峻的挑战。
于奎(2005)认为，取消农业税政策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造成了制度约束，具体体现为：收入上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基层财政保障：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转移支付力度小、制度不规范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等；乡镇政府改革滞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缺乏。
第二，供给主体的单一，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偏离农民迫切需求。刘千贺(2006)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仍是沿袭农村改革前的格局，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只寄希望于政府，而政府因财力紧张无法生产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
边洪强(200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政府垄断现象。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政策决策、政府投资、政府生产。
第三，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边洪强(2007)认为，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博弈影响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从而影响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第四，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影响。刘千贺(2006)认为：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也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保平、秦国民(2003)认为，农民无法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反映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需求偏好，最终形成了不反映需求的带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
第五，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黄雪萍(2006)认为，“城乡分治”、“重城市轻农村”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筹资制度。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进的对策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体系
于奎(2005)主张：政府是要强化公共财政理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加强财政投资的主导作用，促进多元化投资格局的形成：三是考虑开征农村公共产品税收，如开征具有专项使用目的的治理环境污染税种：四是积极引导民间资金和外资。
刘千贺(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资金来源要多元化，具体包括以下渠道：政府的转移支付；私人、企业和银行的资金投入；农民交纳的“一事一议”筹资和费用：强制保险收入：慈善来源。
(二)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张颖举(2008)主张，继续加大政府投入：进一步引入市场供给；引导非营利组织参与；鼓励农民自我供给：实行大村庄制，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王俊(2006)认为，可以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农村社区组织、企业、个人等。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和受益范围，由相应的主体来提供。
吴友群、廖信林(2007)界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非盈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私人和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
(三)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吴友群、廖信林(2007)认为。应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实现决策程序“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
刘千贺(2006)则主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供给方式。
(四)保证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
刘千贺(2006)主张通过以下方式减少各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所造成的成本损耗。首先要明确政府自身职责，优化供给方式；其次要确认收费合法地位，吸引其它供给主体加入：同时要明晰产权，法律制度双重保障其它供给主体利益。
(五)借鉴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成功经验
廖红丰、尹效良(2006)在介绍泰国、印度、日本、美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
杨勇、黎振强、罗能生(2008)在分析韩国、日本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发达国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为：通过各种补贴发展农村各项基础建设事业：政府构筑农村社会保障网：引导和扶持农村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逐步减少对农民的各种政府管制。
五、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农民负担的主要原因
1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差异加重了农民负担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认为，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差异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刘雅佳(2008)认为，二元结构造成农民的不公平的成本分摊。
2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职责划分不清，加重了农民负担。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错位、缺位加重了农民负担。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认为，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了农民负担。甘霞(2005)认为，乏力的监督机制造成公共收入使用混乱。
(二)基于减负考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设计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刘雅佳(2008)提出，政府应为主体提供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具体体现为：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实现城乡财政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取得农村成本分担的公平。甘霞、王英平、朱延松等人也主张建立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2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刘雅佳(2008)提出，一方面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另一方面要明确地方政府职能，重构基层政府职能：省、市、县政府负责的农村公共品主要应包括耗资大、影响社会发展时间长的公共产品以及跨地区交叉供给的公共产品的补助。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直接需要乡镇政府的服务。
3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使用的监督和管理。刘雅佳(2008)主张通过以下途径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使用的监督和管理：制度公开。全民监督：完善乡镇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与监督职责：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外的监督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2篇
农村公共产品一般是指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能满足不同农村居民消费或享用的农村社区集体共享的产品，与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农村公共产品也具有非排他和非竞争的特征。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广泛，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农村市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不断增强。由于农村的环境开发程度较低，农村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城市。能否及时、合理地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及供给效率，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近几年来，从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都表明“三农”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政府在对农村资金的投入不断加大，1998年~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同时，中央给予农村的资金支持的方式也灵活多样，如，财政拨款、金融信贷、国家固定建设投资、国债资金等，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
然而，在如此大的资金投入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无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
一方面，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缺失，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村道路交通、邮电通讯不便；广播电视使用程度低等。据统计，目前全国13%的村未通公路，交通条件极差；53%以上的村未通电话；农村用电压不稳定，电价平均为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广播电视信号微弱，接收效果很差。
另一方面，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例如，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为空白，农民无法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医疗卫生缺失，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只享受到全国20%的医疗资源。
2.2农民享受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极不合理
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承担着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款，理应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免费”的公共产品。然而，在城市提供公共产品，如修建道路、桥梁、公园、绿化时，居民不必缴纳任何费用，而在农村，农民却承担着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及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这些本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消失了其“公共”的色彩，需由农民出钱兴办，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对农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3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被总结为“自上而下的制度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即公共产品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上级的偏好，由上级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这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脱离了地方的实际需要，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农体系，涉及部门众多，支农资金在不同部门间支配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常常发生相互制约的现象，使得有限的资金在配置、管理过程中效率低下，公共产品的供给福利水平降低。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及体制创新
3.1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同一般公共产品一样，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特点。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非排他性是指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两个特征，公共产品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提供的。根据委托理论，全体人民是委托者，政府官员是全体人民的者，全体人民行使各项权力。也就是说，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通过“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委托关系表达出来的，政府作为处理公共事物的机构，理应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3.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按其特点可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根据财政学原理，纯公共产品需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财政和市场共同提供，以达到更高的效率。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国家财政每年投入农村的资金不断增多，但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仅靠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完全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这也为市场参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创新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本为公共产品的提供筹集资金。财政积极发挥好资金投入的杠杆和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逐步建立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
3.2.1降低民间资金的准入门槛，为市场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创造条件。地方财政困难的政府应通过取消行业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方法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具有保护作用的办法、程序、规章等，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3.2.2优先鼓励民间资本投向那些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村公共产品，既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问题，又为民间资金提供了投资渠道，减少了资金闲置造成的浪费。
3.2.3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鼓励民间投资。一方面，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贴息无息贷款等方式，吸引民间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改革财政投入的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民间办项目的补助。
3.2.4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将现有的公共产品按照一定的程序、计划合理地出售或出租，收回资金投入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4.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政策建议
4.1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配比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制度变迁 农民负担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理论研究的热点。笔者检索到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专著有5部，论文657篇，硕博士学位论文142篇，本文拟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梳理。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制度变迁、供给现状、问题及对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相关性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
(一)公共产品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关于公共产品的概念及特征，国内学者大多赞同萨缪尔森的定义：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减少的产品。萨缪尔森对于公共产品的特征描述有三个：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外部性。而消费上的外部性与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所造成的搭便车行为非常相似，所以，学界通常认为公共产品的两大特征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关于公共产品的分类，则根据不同标准，分为不同种类，根据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强弱程度，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刘千贺(2006)还认为：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全国公共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城市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家庭公共产品、社区公共产品、地方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全球性公共产品。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分类
农村公共产品则是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分类的。农村公共产品即是在农村中相对于私人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
在农村公共产品中，根据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强弱程度，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按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范围可分为全国性农村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
按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可分为，一是维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的公共产品，二是有助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
二、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研究
胡洪曙(2007)通过时期和责任制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表达机制、决策机制比较、筹资机制、生产和管理机制特征的比较，说明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逐步增强。
谢好(2006)通过分析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民国时期、时期、家庭承包制时期、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了国家和农民的互动。
曲延春(2008)通过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揭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的实质就是城乡利益、工农利益特别是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供给总量不足与部分产品供给过剩并存。陈荣佳(2006)认为，供给总量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社会事业类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熊国兵(2007)从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方面、农技服务方面的现实状况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孟凡斌(2007)则从中央对农业支出的规模和从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出规模来看的下降趋势得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结论。黄雪萍(2006)则分别分析了浙江省和全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现状。
刘保平、秦国民(2003)认为，与农民急需的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相反，在许多农村地区，一些农民不需要或者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供给却大量过剩。如贫困地区大量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雎党臣(2007)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体现为：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重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轻一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轻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重农村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轻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何菊芳、虞拱辰(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是：一是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二是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三是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四是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损害农民利益。
第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刘保平、秦国民(2003)认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的供给不公平和农村地区间的供给不公平两方面。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原因
第一，取消农业税造成的影响。睢党臣、王征兵(2007)认为，伴随着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农村乡(镇)、村两级组织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上被堵死，财政收入锐减，乡(镇)、村两级组织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使得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日益突出。由于财力所限，中央政府在短期内不可能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全部投入。所以，取消农业税将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严峻的挑战。
于奎(2005)认为，取消农业税政策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造成了制度约束，具体体现为：收入上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基层财政保障：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转移支付力度小、制度不规范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等；乡镇政府改革滞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缺乏。
第二，供给主体的单一，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偏离农民迫切需求。刘千贺(2006)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仍是沿袭农村改革前的格局，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只寄希望于政府，而政府因财力紧张无法生产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
边洪强(200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政府垄断现象。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政策决策、政府投资、政府生产。
第三，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边洪强(2007)认为，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博弈影响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从而影响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第四，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影响。刘千贺(2006)认为：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也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保平、秦国民(2003)认为，农民无法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反映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需求偏好，最终形成了不反映需求的带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
第五，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黄雪萍(2006)认为，“城乡分
治”、“重城市轻农村”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筹资制度。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进的对策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体系
于奎(2005)主张：政府是要强化公共财政理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加强财政投资的主导作用，促进多元化投资格局的形成：三是考虑开征农村公共产品税收，如开征具有专项使用目的的治理环境污染税种：四是积极引导民间资金和外资。
刘千贺(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资金来源要多元化，具体包括以下渠道：政府的转移支付；私人、企业和银行的资金投入；农民交纳的“一事一议”筹资和费用：强制保险收入：慈善来源。
(二)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张颖举(2008)主张，继续加大政府投入：进一步引入市场供给；引导非营利组织参与；鼓励农民自我供给：实行大村庄制，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王俊(2006)认为，可以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农村社区组织、企业、个人等。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和受益范围，由相应的主体来提供。
吴友群、廖信林(2007)界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非盈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私人和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
(三)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吴友群、廖信林(2007)认为。应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实现决策程序“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
刘千贺(2006)则主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供给方式。
(四)保证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
刘千贺(2006)主张通过以下方式减少各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所造成的成本损耗。首先要明确政府自身职责，优化供给方式；其次要确认收费合法地位，吸引其它供给主体加入：同时要明晰产权，法律制度双重保障其它供给主体利益。
(五)借鉴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成功经验
廖红丰、尹效良(2006)在介绍泰国、印度、日本、美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
杨勇、黎振强、罗能生(2008)在分析韩国、日本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发达国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为：通过各种补贴发展农村各项基础建设事业：政府构筑农村社会保障网：引导和扶持农村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逐步减少对农民的各种政府管制。
五、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农民负担的主要原因
1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差异加重了农民负担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认为，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差异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刘雅佳(2008)认为，二元结构造成农民的不公平的成本分摊。
2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职责划分不清，加重了农民负担。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错位、缺位加重了农民负担。
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认为，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了农民负担。甘霞(2005)认为，乏力的监督机制造成公共收入使用混乱。
(二)基于减负考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设计
1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刘雅佳(2008)提出，政府应为主体提供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具体体现为：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实现城乡财政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取得农村成本分担的公平。甘霞、王英平、朱延松等人也主张建立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2 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刘雅佳(2008)提出，一方面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另一方面要明确地方政府职能，重构基层政府职能：省、市、县政府负责的农村公共品主要应包括耗资大、影响社会发展时间长的公共产品以及跨地区交叉供给的公共产品的补助。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直接需要乡镇政府的服务。
3 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使用的监督和管理。刘雅佳(2008)主张通过以下途径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使用的监督和管理：制度公开。全民监督：完善乡镇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与监督职责：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外的监督体系。
从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研究较为充分，实证研究却相对薄弱：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关系较少论述。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参考文献：
[1]刘千贺.后农业税时代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I].苏州大学，2006.
[2]胡洪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对比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2).
[3]谢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2006.
[4]曲延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研究[j]山东大学，2008.
[5]陈荣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讨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6(4).
[6]熊国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透析与路径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2007.
[7]孟凡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07.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4篇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负的迫切要求。当前，农民收入虽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增速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落后的制约，相应地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受到一定制约。“路”与“富”的简单关系，足以说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可见，只有增加其供给，才能为新阶段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入WTO后，农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基础和战略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国家粮食安全系数期待加强，迫切需要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质状况，形成新质的物质技术基础。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已成为农业农村增强自身“体质”和“体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短板”。因此，加快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在农村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体现。党和政府的领导、管理、方针政策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其内涵主要是指要多为农民创造、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可见，增加其供给，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民中的形象，体现新阶段党的农村工作的新重点。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
公共产品的规定性、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给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制度安排合理与否,对其有效供给和达到结构优化会起到重要影响。从实际看，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或制约其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农村自身的原因，也有农村外部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体制原因，也有非制度、非体制原因。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相关体制这种“公共产品”存在着不合理性。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关键在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
公共产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在我国过去“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解决，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村居民来承担。并且，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及其界限不明确，本应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等，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这就使得在各级政府财力一定和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因此，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首先加快推进城乡分割的“二元”宏观体制及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二是以实现两种供给制度的并轨为目标，以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四是要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类别、范围，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产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把应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划归政府承担，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平等。
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性与创新。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系和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规范，从而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要彻底破除传统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及其框架下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实现由“重城轻乡”的传统型公共产品财政供给体制和制度，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现代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转变。其中，一是要通过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科学确定其事权和财权，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和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调整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使资金支出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确实实现投入向以农村为重点的转移。三是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深化农村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完善农村财政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税费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后，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缴税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负担的成本，税外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可以看作是为向农民提供一定公共产品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性、准制度性筹资手段，而农民交费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一定公共产品所承担的成本支出。就税收而言，主
要问题在于税制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这种税费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安排，既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所在。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不该由农民来负担而由农民来负担的问题仍未解决。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一是要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二是要进一步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制度，及早实现一些公共产品由政策性提供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农民负担为政府负担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其城乡统一的、单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税费改革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又让农民真正在公共产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此外，还必须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体制、融资体制、公共决策制度，彻底消除不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要求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与障碍，建立有利于促进其发展的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从而为增加其供给奠定体制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除了推进制度性改革，进行体制和制度系统创新，构建新的供给体制和制度外，还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必须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战略内涵、意义和迫切性，切实实现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要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将其具体体现在增加供给的各项内容、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中。要彻底纠正只重视个人消费、不重视社会福利，只重视生活物质质量、不重视生活综合质量，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只重视人的经济关系、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传统发展观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影响，以及思维方式、习惯和定势的束缚；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责任意识，搞好各政府部门职能作用的协调与配合，形成强大推动力，积极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和发展。加大农村政策的支持力度，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要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政策。要积极进行农村政策的完善与创新，尤其是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发展和供给的配套相关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农业、农村，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政府投入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支农投入政策，加大扶贫政策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把各种支农资金的使用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结合起来。要在使城市对公共产品需求继续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情况下，逐步把农村公共产品领域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投资的重点。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5篇
摘要：对散见于各财政学论著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公共产品及其适用的供给制度进行阐释和论证，并结合中国财政实践，分析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弊病及成因，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如实施管理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打破行政垄断;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私人投资;使生产提供模式多样化等。
关键词：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私人；市场
社会产品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不同，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认为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的传统理论，是基于理想化的极端假设之下的论断，实际的情况远非理论中那样纯粹。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与实际情况更为贴切的制度来更好的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
1公共产品要求多样化的供给方式
长期以来，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存在着误解：公共产品应当完全由政府供给。由于公共产品“免费搭车”的理的普遍存在，按私人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产量，将不能弥补生产的成本，使得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量往往低于有效水平，甚至供给量为零。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种合理供给制度来满足公众需求。
而纯粹由政府供给或纯粹由市场供给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各自严格的假定条件基础上，是相对于各自效率满足条件而言的。事实上，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既存在着与其效率满足程度相适应的职能，又存在着与其效率不能满足下的失败。政府与其公共部门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或是市场与其私人部门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都不会有效率最大化的结果。理性的制度安排，应当根据各公共产品的具体情况，在政府与私人的供给方式之间，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建立政府与市场混合，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
在论述公共产品的具体供给方式之前，本文首先提出的观点是：“生产”和“提供”是有区别的。“生产”指的是公共产品由谁来建造，制成；“提供”指的是由哪个主体付费购买公共产品，从而把它提供给消费者。
生产者必须是能够做出决策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只有三个：政府、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的性质是一样的，统称私人。也就是说，对于产品的生产来讲，主题只有两个：政府和私人。而对于商品的提供，主体有三个：政府、私人和集团。集团就是消费某一公共产品的所有消费者的集合。“集团”这一概念是指联合提供的问题，只有在关于产品的提供时才有意义。在关于商品的生产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是独立的决策单位。
这样，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的方式搭配有以下六种：
（1）人在利他主义的情况下会供给公共产品。即私人生产，私人提供。
（2）私人生产，集团提供。公共产品可以由集团来付费，委托私人生产。如社区内的各种私人办的公园，健身场所等。
（3）私人生产，政府提供。当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统一提供时，如果此产品的生产是可分割的，那么就存在政府委托私人部分地生产此产品的可能。比如国防设施。这种方式包括政府向私营企业采购和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出租或合同承包的情形。
（4）政府生产，私人提供的情况，如一件公共产品由私人捐赠给国家，由国家的公共部门生产的情况。
（5）政府生产，集团提供。指政府为某个特定人群建造一定的设施或提供一定的服务，然后向设施的使用者或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的形式。比如政府建造高级公路，然后向过往车辆收费。
（6）政府生产，政府提供则是最容易理解的传统供给方式。
以上概述了公共产品的几种供给方式，其指导思想是政府与市场各尽其职，相互配合。
2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因此发生着变革。
在计划向市场过渡阶段，计划与市场并重的指导思想下，公共产品的供给仍是单一的公共生产和提供，但开始考虑成本的补偿。如1989至1992年的铁路运输提价，虽尚未达到市场化的要求，已反映了人们在观念上的改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私人利益的凸现，以及国家财力的相对紧缺，人们开始考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并开始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国家财政开始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努力，力求改变长期以来“全能政府”的观念，打破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财政支出格局，向“公共政府”迈进。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任，“以市场失灵”为界行使其职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上则表现为政府与私人供给的结合。对于公共产品，特别是具有混合性质的准公共产品，因其具有私人提供的可能性，当允许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成分，这在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国家的财力，政府可以集中财力加强重要、关键产品的宏观调控。
3现阶段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的问题
3.1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质量低劣
近年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仍是不足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称的。
此外，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安排，主要存在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过度垄断的问题。并且由此造成规模过大，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产品与服务质量低劣。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我国国有经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国有经济高度垄断的基础上存在行政垄断，行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是融为一体的，造成企业缺乏竞争活力，运行效率低下。
在我国，电信、电力、邮政、医疗卫生等服务价格不菲但服务质量不高。如高校中机构冗杂，人员众多，效率低下；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邮政虽为盈利性行业，服务质量远高出我国。我国铁路基本上由国家垄断，铁路服务质量低劣、供给与需求不协调。
3.2国有国营供给制度的主导形式阻碍公共产品提供的优化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单一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供给制度，使私人资本几乎无法进入公共品生产领域。具体来说，铁路基本为国家垄断，而仅有广深铁路为股份有限公司，是混合型企业，其产品供给和服务质量远高于一般的铁路运输；教育行业尽管允许私人投资，但由于公私教育政策上的不合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公路及电力的BOT项目仅允许特定的外资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尽管要求私人付费，但行业外的资金很难进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国家垄断，造成投资主体的单一，加之国家财力不足，使供需缺口长期存在国有经济高度垄断基础上的行政垄断，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的经营者。这使得公共部门企业不仅可以利用经济性反竞争手段阻止进入者，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超经济手段建立壁垒，维护垄断地位。双重垄断造成无竞争状态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4改进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建议
4.1管理与经营权分离，打破行政垄断
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以来“政企合一”的模式使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要改革，首先要打破这种行政垄断，给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条件，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公共产品经营效率的提高。
4.2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私人投资
政府应允许各种经济成分投资于公共产品行业，对于可市场化竞争行业实行开放竞争。比如为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政府产权管理，间接调控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以经济效率为目标，改变以往城市建设完全有政府投资的方式，广纳资金，将部分城市资源适度商业化，创造可持续融资机制，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在公共产品各个行业领域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的进入，可以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提高相应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有利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偏低的问题。
4.3生产与提供模式多样化
我们前面已经从理论上介绍了公共产品及其供给方式，明确了纯粹的公共产品在现实中其实少之又少，大多数公共产品是准公共产品，具有混合性质，而供给方式也应该因此而灵活多样，打破以往单一的政府垄断的传统模式。我们应该根据不同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实施适合的供给方式。
许多准公共产品可以一定程度地市场化，如前所述，在生产与提供之间实现政府与私人的合作。地区性、社区性的准公共产品显然有更多灵活的选择，就全国性大型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讲，电信业可以进入市场作为竞争性业务，我国电信目前的南北分拆的状况，是引进竞争的表现，今后可以允许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将竞争范围扩大；铁路运输业，由于铁路基础设施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为保持铁路网的完整和统一性，应建立全国统一的铁路网络公司，而客货运输业务则可以开展适度的竞争，按地区设立若干铁路运输公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也可私人和政府混合供给，鼓励竞争，等等。这些都是灵活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
事实上，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公共品，由政府直接
生产提供外，原则上政府应当放开公共品生产市场，允许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进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运用招标、投标等方式，签订公共产品生产合同，指定相关质量技术等标准并做好监督工作，促进和维护公共品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公平等。
当然，在逐步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同时，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宏观上的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使改革有法可依，从法律上保护各种成分对公共产品投资经营的合法性。
新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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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6篇
关键词:海洋环境管理;公共产品;生产者;提供者
Abstract:Foralongtime,theChineseGovernmenthasplayedadualroleintheareaofthepublicmarineenvironmentproductionasaproducer,andasupplier.However,withtheexploitationoftheoceanandthedevelopmentofoceanadministration,wheninthefaceofnewenvironmentsandtheinadequacyofinformation,thegovernmentcouldnotdistributetheoceanresourcestogettothePare-tooptimalitythroughitsvisiblehands,whichmaycausetheinconsequenceordeficiencyofthesupplyofthepublicmarineenviron-mentproduction.Inordertoresolvethisproblem,whendoingthedeepresearchintheconnotationofthepublicmarineenvironmentproduction,itneedstoredefinethebasicfunctionofthegovernmentintheproducingandsupplyprocessofthepublicmarineenviron-mentproduction,meanwhileconfirmitsrole.Itmeansalotactuallyinpromotingtheaccorddevelopmentofthemarine-environmentmanagement.
Keywords:marineenvironmentmanagement;thepublicproduction;provider;producer
随着海洋开发活动的纵深发展,人类利用海洋的能力与日俱增。但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海洋环写作论文境破坏问题也日益凸现。如何在海洋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之间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成为海洋环境管理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政府凭借着权力优势和公众人身份等特殊身份,以“命令—控制”的方式对各种涉海活动进行直接管理,取得了一定收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管理的完善性、唯一性和全能性。在现行的管理模式中,政府经常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出现“越位”、“错位”和“缺位”,一方面,过多干预“私人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另一方面,职责范围之内的公共产品安排却经常显得乏力。由此,我们认为,解决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是现代海洋环境管理的关键,正确认识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内涵以及政府在其中应有的作用,对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内涵1.1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内容公共产品(pubilcgoods)通常和私人产品(privategoods)相对称,其定义有多种,比较经典的是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他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1]但事实上,萨缪尔森所定义的是纯公共产品的概念,即每个人对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这种纯公共产品并不多见,大部分公共产品都是以另外两种“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一是使用上不能排他,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如地下水、地下石油等所谓公共池塘资源。二是指在使用上可以排他,但在一定限度内消费上不具竞争性,如收费公路、有线电视、图书馆等。根据这一分析,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主要是指用于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污染防治、与海洋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各种政策制度、服务项目和基本设施等,包括海洋环境纯公共产品和海洋环境准公共产品两部分。在我国现阶段,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海洋环境管理的基本政策、法规,海洋环境管理规划和制度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2)海洋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规划、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等。如《海洋倾废管理条例》、《海洋标准化管理规定》、《海洋法石油工业含油污水排放标准》,海洋污染控制规划、污染治理规划、污染调查监测规划、海洋环境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海洋环境质量标准、海水水质标准、船舶排污标准、海上石油平台含污水排放标准、海洋污染调查规范等。(3)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环境工程项目等。1.2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特征除公共产品所通有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拥挤性(准公共产品的一般特点)外,海洋环境公共产品还具有不同一般的特征,即高综合性和低掌控性。所谓高综合性是指目前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实际上涵盖了与海洋开发、海洋运输、海洋资源甚至是陆上环境都相关的多个领域,涉及到众多管理部门,必需一套完善的综合协调机制,例如,为防治海洋溢油污染,2004年,我国成立了由包括国家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国家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民航总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10个国家政府部门以及总参作战部、海军司令部等两个军队部门在内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协调领导小组”,制定了《全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计划》。所谓低掌控性则是指因海洋环境的影响因素组成非常复杂,人类对其掌控能力远低于陆上领域,所以,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高而风险大,受益几率相对低,且投资回收期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市场行为主体可能因为缺乏经济实力而无法投资,或者因为缺乏稳定预期而不愿投资。
2进一步的分析:基于公共产品的生产者与提供者理论有学者认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包含了三种类型的行为者,一种是寻求某种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的集体消费单位,一种是生产它的实体,再一种是做出安排以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其中,集体消费单位享用被提供出来的公共产品,生产单位生产公共产品,而作为公共管理主体之一的政府,主要应当承担提供功能,即做出安排以联结生产者或消费者[2]。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两个概念,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是指将各种有形(如资金和设备等)和无形(制度和政策)的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过程的承担者,而提供者则是指对是否提供某种公共服务、如何提供、何时提供以及提供的质量和数量等进行规定的部门或个人。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谈到公共池塘资源的供给时,曾经指出:“我把那些计划和安排公共池塘资源提供的人称为‘提供者’(provider),而使用‘生产者’(producer)这个术语来指实际从事建造、修理或采取行动确保资源系统本身长期存在的任何人。提供者和生产者常常是同一的,但也并不必须如此。”[3]从海洋环境公共产品受到重视以来,政府部门凭借公共权力和由此而生的信息资源、财政实力等优势在调动和配置海洋资源,生产并提供必要的海洋环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为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着有力保障。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与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样,“政府失灵”的现象也不能避免,于是,根据上述理念来重新界定政府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能范围就有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对不同的海洋环境公共产品而言,它们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也应当是各不相同的:海洋环境管理的基本政策、法规,海洋环境管理规划和制度体系是涉及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基本方向和和国家海洋环境保护的全局问题,不仅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而且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受益,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属于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这类产品的供给并不是取决于个人意愿,而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其配置往往依靠政治性决策或社会选择而不是以市场选择为主,政府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既是提供者又是生产者,必须亲力亲为。当然,这些基本政策的制定过程离不开企业、公众的参与,但企业、公众仅仅是参与者,决策者是政府;海洋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规划、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等也具有公共性特点,但作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度。对于此类产品,政府当然是主要提供者,但相对来说,企业、公众参与的程度要加大一些,特别第5期高忠文,等:政府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定位分析525是企业、公众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在生产这些政策、标准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环境工程项目等这些产品如果供给不足,会影响到公共环境和公众利益,是政府失职的表现。但政府并不一定直接参与这些产品的生产,而是仅仅承担着规划、组织、监督、管理的职能,具体的生产主要是由企业来完成。
3政府垄断供给海洋环境公共产品存在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大都仍由政府垄断进行,并未清晰界定政府在生产与提供之间的职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符合公益产品和环境保护事业公益性的要求,因政府垄断可以从国家整体发展的利益出发,集中人力、财力、物力,生产适合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但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政府的自利倾向以及政府活动成本与收益的分离,使得目前这种环境公共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合二为一的做法,反使可能使政府在海洋环境管理领域陷入低效,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正如1997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一样:“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来提供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4]从目前我国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看,由政府垄断生产导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3.1政府垄断供给导致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产出低效政府供给的低效是指在提供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政府投入了较多资源,但产出的却是与高成本不相符的低收入。政府管制理论认为,市场在公共产品提供中存在着严重的失灵现象,只有政府提供才能保证公共产品供给充足,原因是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其由政府供给要比市场更节约和有效。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往往比市场运作更高,低效现象十分突出,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成本与收入相分离、缺乏有效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对于海洋环境公共产品而言,作为提供主体的政府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是其产出低效的一个特殊原因。在我国,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包括中央政府、政府各涉海职能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尽管就提供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职责上而言,不同层级的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间在根本出发点和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其间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矛盾:一是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不明确,导致地方政府提供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二是涉海各行业管理部门在提供环境公共产品上存在冲突,利益驱使下的争夺与推诿同时存在。三是在海洋统一管理与分部门分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形式下形成的多头海洋执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3.2政府垄断供给导致制度类海洋环境公共产品失效制度类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主要是指海洋环境产品中的各种政策制度。公共政策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手段,政府常常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法规以及行政手段等来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但公共政策却经常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制度疲软或执行不畅,形同虚设。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领域,政府的垄断供给导致公共政策失效现象不可避免。其一,由于涉海事务和涉海公众的复杂性,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无法进行成本高昂的调查研究,而是遵循“多数选择制”的惯例,选择了符合“中间”选民偏好的政策,导致其与实际公共利益存在较大差距。其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是现阶段制度类海洋环境公共产品失效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在发展与环保面前,地方政府往往选择发展,毕竟财政收入直接关系着政府官员政绩与切身利益的得失。因此,当地方海洋环境污染企业与国家海洋环境法律、政策出现背离时,部分地方政府在错误政绩观的驱动下,既不执行国家政策,也不会主动提供地方性的海洋环境政策,甚至充当了海洋环境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干扰国家相关部门的执法管理,致使公共政策在地方严重失效。其三,时滞性也是制度类海洋环境公共产品失效的原因。由于庞大的政府官僚体制,政府制定一项决策要比私人慢得多。这其中包括从问题产生到被纳入政府考虑日程的认识时滞,从政府认识到某一问题到政府最后得出解决方案的决策时滞,从政府公布某项决策到付诸实施以至引起私人市场反应的时间执行与生效时滞。3.3政府垄断供给极易诱发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产出过程中的“寻租”现象寻租理论[5]认为,当政府干预市场时,常常会形成集中的经济利益和扩散的经济费用。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带来了以“租金”形式出现的经济利益。美国学者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款项的那一部分,是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6]。一方面,在政府垄断供应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前提下,涉海企业通常会动用一切额外资源去影响政府,从而促使其利用权力资源提供有利于游说企业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企业和公众的参与与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海洋环境政策中,往往给自己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些惩罚标准上下限浮动较大,这样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费”的征收随意性很大的现象,这就给涉海企业寻租提供了机会,为企业“俘虏”政府官员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4角色定位:界定政府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中的职能由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解决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关键在于界定政府涉海部门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中的基本职能范围。所以,作为供给主体,政府涉海部门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4.1及时更新管理观念,适应角色变换对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生产者与提供者的区分,突破了所有公共产品都应该由政府提供,甚至直接生产的传统思路,打破了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神话,政府涉海部门由以往高高在上、包揽一切的权威,转变成为了要主动寻求专家、公众和企业界的支持的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变换对很多官员来说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接受的。这就要求相关管理人员要适时更新观念,根据适应环境的变化对既有的工作思路不断进行调整。要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已不再是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天然承担者和唯一可靠的生产主体,以前的“命令—控制”模式必须被“引导—服务”所取代。通过建议、劝告、倡导、奖励等方式,政府才能为海洋环境保护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政府要从过去完全的垄断者、控制者的思想转变成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服务者,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政府调控能力的提高和调控水平的改进。4.2强化政府涉海部门的海洋环境“纯公共产品”供给职能界定政府涉海管理部门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中的基本职能范围,并不是使政府完全从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脱离出来。如前所述,对于那些不仅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而且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受益,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纯公共产品,如海洋环境管理的基本政策、法规,海洋环境管理规划和制度体系等,因其涉及到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国家海洋环境保护的全局问题,所以它们的生产与提供必须要依靠政治性决策或社会选择,必须要由政府肩负生产和提供的双重身份。尤其是在海洋环境基本管理制度的提供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海洋立法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颁布了一系列与海洋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制度层面上仍存在整体性弱、系统性不完善等缺陷。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涉海部门必须承担起全部责任,在认真调研和充分吸纳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依靠公共权力做出合理必要的制度安排,强化自身供给职能。4.3履行对海洋环境公共产品其他生产者的组织、管理和规制职能在发挥好“纯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之外,对于那些政府可以逐步将生产职能交出的公共产品,例如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环境工程项目,甚至包括海洋环境管理的一些具体政策、具体标准等,政府涉海部门要将生产权真正移交给企业,而将自身职能切实落到提供者的定位上,积极作为,探索如何更好地在生产与消费中间发挥组织、管理和规制功能。首先,因为海洋环境管理所涉及的环境与人群的复杂性,要确保海洋环境公共产品能够长久有效的提供,就必须保证公共产品供应范围与消费者的范围相匹配,避免出现“搭便车”现象;其次要确定消费者表达需求的方式。在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作用范围确定后,需要了解范围内公众愿意享受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这一表达过程就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必要的组织和协调;第三是确定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政府涉海部门要在深入调研并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的基础上,采用公开招标等规范程序进行;第四是对确定生产者所生产的海洋环境公共产品质量的监管。如组织有效的监督检查,依据法律和协议规定,对提品不力的企业追究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对提品成效好的企业和行为予以奖励等;最后涉海管理部门还需要平衡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消费。由于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会被无差别的使用,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制,将海洋环境公共产品潜在消费者之外的其他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这样才能保证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和谐提供与消费。
参考文献:
[1][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高鸿业等译).经济学(上、下)[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美]麦金尼斯(毛寿龙译).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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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REGERAO.Thepoliticaleconomyoftherent-seekingsocie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4,64:291-303.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7篇
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水平是居民生活综合质量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目前，城乡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个人消费水平差距正趋于缩小，而在公共产品消费，尤其是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方面的差距在拉大，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在我国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许多地区基本达到初步“小康”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正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因而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新阶段“小康”建设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负的迫切要求。当前，农民收入虽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增速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落后的制约，相应地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受到一定制约。“路”与“富”的简单关系，足以说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可见，只有增加其供给，才能为新阶段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入WTO后，农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基础和战略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国家粮食安全系数期待加强，迫切需要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质状况，形成新质的物质技术基础。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已成为农业农村增强自身“体质”和“体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短板”。因此，加快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在农村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体现。党和政府的领导、管理、方针政策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其内涵主要是指要多为农民创造、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可见，增加其供给，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民中的形象，体现新阶段党的农村工作的新重点。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
公共产品的规定性、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给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制度安排合理与否,对其有效供给和达到结构优化会起到重要影响。从实际看，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或制约其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农村自身的原因，也有农村外部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体制原因，也有非制度、非体制原因。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相关体制这种“公共产品”存在着不合理性。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关键在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
公共产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在我国过去“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解决，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村居民来承担。并且，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及其界限不明确，本应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等，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这就使得在各级政府财力一定和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因此，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首先加快推进城乡分割的“二元”宏观体制及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二是以实现两种供给制度的并轨为目标，以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四是要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类别、范围，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产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把应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划归政府承担，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平等。
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性与创新。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系和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规范，从而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要彻底破除传统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及其框架下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实现由“重城轻乡”的传统型公共产品财政供给体制和制度，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现代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转变。其中，一是要通过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科学确定其事权和财权，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和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调整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使资金支出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确实实现投入向以农村为重点的转移。三是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深化农村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完善农村财政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税费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后，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缴税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负担的成本，税外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可以看作是为向农民提供一定公共产品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性、准制度性筹资手段，而农民交费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一定公共产品所承担的成本支出。就税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税制
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这种税费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安排，既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所在。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不该由农民来负担而由农民来负担的问题仍未解决。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一是要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二是要进一步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制度，及早实现一些公共产品由政策性提供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农民负担为政府负担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其城乡统一的、单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税费改革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又让农民真正在公共产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此外，还必须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体制、融资体制、公共决策制度，彻底消除不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要求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与障碍，建立有利于促进其发展的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从而为增加其供给奠定体制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除了推进制度性改革，进行体制和制度系统创新，构建新的供给体制和制度外，还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必须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战略内涵、意义和迫切性，切实实现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要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将其具体体现在增加供给的各项内容、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中。要彻底纠正只重视个人消费、不重视社会福利，只重视生活物质质量、不重视生活综合质量，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只重视人的经济关系、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传统发展观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影响，以及思维方式、习惯和定势的束缚；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责任意识，搞好各政府部门职能作用的协调与配合，形成强大推动力，积极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和发展。加大农村政策的支持力度，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要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政策。要积极进行农村政策的完善与创新，尤其是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发展和供给的配套相关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农业、农村，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政府投入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支农投入政策，加大扶贫政策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把各种支农资金的使用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结合起来。要在使城市对公共产品需求继续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情况下，逐步把农村公共产品领域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投资的重点。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村；政府角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5－0057－04
建国后，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城乡之间建立了“二元”的社会经济体制，公共产品提供模式也实行了“双轨制”，城市公共产品由政府财政负责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则实行了“制度外”供给的模式，以社区提供为主，主要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政府仅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城乡之间公共产品的不同供给模式，导致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率一直较低，农村人口占50%，而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进入新世纪后，为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战略，明确了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伟目标，并成为“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力度，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演变历程
自古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处于“农民自我供给”为主的状态，即自己提供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直到2005年，农业税在全国取消，农村公共财政体制逐步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开始纳入“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之内。根据制度变迁、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可以划分为封建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等三个阶段。
1. 封建时期：“无机构、无资金”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农村的社会治理一直奉行“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农村社区主要有地主和乡绅等乡村精英治理，乡村地区既没有明确合法的治理结构，也缺乏提供服务所需的固定税收来源和财政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处于“无机构、无资金”的状态。在血缘、地缘和封建礼法的作用下，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集中在发展农业生产和维护生存保障，侧重供给农田水利设施、病虫害防治和社会治安维护等（见下图1）。
2. 民国时期：“有机构、无资金”
从组织机构角度，民国时期，乡镇成为一级正式合法的政权单位，终结了封建时期“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治理模式，乡村开始实行村级自治制度，但乡镇一级仍然缺乏一套完善的财政制度。这一阶段，政府开始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但财
政投资的效率较低，总体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入“有机构、无资金”的阶段，农民依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承担者。在公共产品供给类型方面，这一阶段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继续重视传统生产性公共产品的同时，开始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1928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1943年9月颁布《社会救济法》。
3. 新中国时期：“有机构、有资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入了“有机构、有资金”的阶段，但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处在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系统之外，农民依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承担者。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政府治理方式发生了两次大规模调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总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78年，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其中1949-1958年，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主要实行的是“农民自我供给”模式。1958年，在的推动下，我国农村实行制度，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采取了“劳动替代资本”的模式，在“统收统支”的制度保障下，体制具有较强的资金和劳动力动用能力。这一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生产大队、生产队，资金来源既有财政渠道也有非财政渠道，其中财政渠道主要是农业税，非财政渠道主要是公积金和公益金。在解放劳动力和节约资本投入的原则下，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两个特点：一个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幼儿园、福利院、卫生院等，目的是解放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妇女，以更好地投入农业生产；另一个特点是利用农闲时间，动用农村劳动力建设完善农村各项基础设施，主要是水利设施和交通道路建设。总体上，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原则。
（2）1979-2005年，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至农业税取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总体沿袭了时期的供给方式，供给决策“自上而下”、供给主体集中在乡村两级，资金来源依然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两个渠道，以预算外为主，属于“制度外供给”，主要由农民自己承担。税费改革前，向农民直接征收的“三提五统”占乡镇可支配财政收入的60-80%②。这一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主要是“三提五统”，但乡镇政府通过“三提五统”所统筹的资金也不在乡镇政府预算收支系统之内，因此，容易导致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增加农民负担。但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公共产品开支的各项负担“显性化”，导致干群矛盾不断恶化，这是开展税费改革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3）2006年至今，税费改革尤其是农业税取消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进入了新的阶段。传统“三提五统”及农业税政策取消后，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保障基层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开始纳入“制度内”或“预算内”供给的渠道，供给主体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且以农民为主向政府为主或政府单一供给的方式转变，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中央财政“三农”累积投入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解决2.15亿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24%的县，改造和新建2.3万所乡镇卫生院。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预计将达到12287亿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下，政府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长期以来农民“出资、出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局面基本结束，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向农村渗透，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上图1所示）。
二、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模式
从涉及主体角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三个主体，即出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供给过程中，出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三者合一，也可以两者合一，还可以三者完全分离③。鉴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与农村居住、生产较分散的特性，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出资者或埋单者，要刺激部分企业或者是个人在农村提供公共产品，与城市相比，政府必须提供更多恰当、适度的优惠政策。根据出资者和生产者的具体合作方式，可以将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模式分为四种。
1.“政府出资、政府生产”模式
对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程度较强，收费难度较大的纯公共产品，由于私人进入的成本太高或代价太大，在政府出资的情况下，无法通过私人企业生产。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供给中，该模式具体包括三种方式④：一种是政府间协议，最典型的方式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一种是政府出资，政府下属单位负责生产，比如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一种是政府出资，国有企业负责提供，比如农村电力供应。
2.“政府出资、社会生产”模式
对于生产进入门槛较低、供给内容能明确界定、存在一定竞争者和供给效果相对较易衡量的农村公共产品，在政府出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让社会生产。比如，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公共卫生防疫等，都可以在政府出资的情况下，分别交由地方培训机构和社区医院、乡村医生等负责，政府根据培训人数或防疫人数，下拨给生产企业一定的财政拨款。
3.“政府社会合作投资”模式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合作投资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政府与企业合作投资。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收费难度更大、农民的支付能力也较低，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业龙头企业，出于获取稳定、优质、安全原料的考虑，会在农村建立一定的生产基地，而农产品龙头企业为了保障原材料保质保量的生产出来，并且运输到加工车间，必须投资完善相应的农村公共产品，从生产环节，龙头企业必须提供农田改造、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培训等公共产品；从流通环节，龙头企业要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运到加工车间，必须完善质量检验检疫、修建农村道路等公共产品。由于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目标追求有一定差别，在双方的博弈下，在相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具体分工各有差异，但总体上采取了“政府企业合作投资”的模式。“政府社会合作投资”的另一种模式是“政府村民合作投资”模式。从我国宪法角度看，村委会应属于群众自治组织，这样，政府出资补贴，村委会出劳动力、出土地、出部分资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应该属于“政府村民合作投资”模式。这种供给模式，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安庄镇北柳水库的加固为例，该水库的除险加固具体投资来源为：山东省财政拨付135万元，日照市财政拨付90万元，县政府配套启动资金10多万元，乡镇负责道路修整、青苗赔偿，村提供少部分资金⑤。由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民的支付能力也不同，在“政府村民合作投资”模式中，农民的具体分担比例因项目、区域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总体上农民出资比例一般不高。
4.“政府出制度、社会投资”模式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是政府制定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则包括传统习俗、、社会规范等。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农村纯度较低的公共产品，在恰当的制度设计下，社会资本有出资生产的积极性。研究表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导致了公共产品提供的市场缺陷，但通过制度的合理设计，有促进公共产品个人合作成功提供的可能⑥。另一个是制度设计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纯度。制度既可以让准公共产品上升为纯公共产品，从而将社会投资转变为政府投资；也可以让纯公共产品下降为准公共产品，由政府投资转变为社会投资。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在出台正式制度，鼓励社会投资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引导农村非正式制度，提高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在我国农村，受历史上封建奴化思想的影响，在“生存第一”的法则影响下，农民具有很强的等级差序观念，血缘、地缘思想浓厚，注重人情伦理及形式面子，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很高的集体行动成本、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农村协会、团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不高。为此，政府必须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各种协会、合作社、民间团体的发展，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教育，提高村民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组织化程度，降低社会资本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
三、完善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对策
由于我国总体还处在发展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的转轨阶段，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等多种原因，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将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内，提高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率。
1. 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涉及主体中，农民既是消费者，也可以是出资者和生产者，由于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具有主导地位，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使政府了解农户需求偏好便成为关键。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采取“一事一议”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出资不得超过15元，而对于目前的“一事一议”制度，至少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必要分区域划定农民出资上限，只要农民自愿，供给上限可以不做硬性规定或适当放宽；二是加大宣传贯彻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切实保障农民的民益，鼓励农民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偏好，防止被部分人操纵；三是切实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在消费者选择理论和民主投票决定的情况下，中间投票人的需求偏好便成为社会的主流偏好，而公共产品一旦供给，涉及的却是所有人的利益。比如筹资标准问题，必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防止筹资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正常生产生活。
2. 科学界定政府事权，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按照受益范围，各级地方政府相应承担各自的地方性公共产品，跨地区的公共产品由上一级政府负责协调和参与。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大、财政支撑能力不均衡，各区域农村需求偏好也相差较大，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具体承担哪些公共产品需要因地制宜确定，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应充分调动私人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侧重发展农村医疗、教育、文化设施等各项社会事业；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应侧重发展农村公共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等影响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央根据各区域、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和事权划分，采取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策略，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基本对等。
3. 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其次是私人，包括企业，最后是民间组织，三类供给主体在提供不同纯度的农村公共产品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对于教育、医疗等“软公共物品”，在政府供给的同时，应该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鼓励私人供给，营造多元化的供给体系，增加农民的可选择性，利用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解决或缓解“软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供给服务的价格，提高供给服务的质量。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可以满足不同农村居民的需求偏好，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总福利。政府与私人同时供给农村公共产品，通过“梯布效应”和“基准效应”，优于政府单独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⑦。目前应在政府财政投入力量有限、无法完全满足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完善相关制度，调动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的投资积极性，建立一个优势互补、有效整合、资源高效配置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注释：
① 李燕凌：《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历史考察》，《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8期。
② 李琴、熊启泉、孙良媛：《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4期。
③④ 贾康、孙洁：《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
⑤ 李攻：《让水流进田间地头》，《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2月22日。
⑥ 刘小兵：《个人合作提供公共品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2期。
⑦ 王永钦、许海波：《社会异质性、公私互动与公共品提供的最优所有权安排》，《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乡一体,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政策调整
公共产品是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的各类经济物品或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竞争机制占据主导位置,以至于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无法有效地由私人提供,为消除市场失灵,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带性差异,“城乡分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的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失衡。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一手“包办”,而农村公共产品则由农民自己“埋单”,结果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化程度加深,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仅受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制约。如果现行的城乡公共品供给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不调整,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不能从制度层面得到遏制,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区域均衡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以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政策,是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将传统农业社会改造成繁荣文明新社区的战略举措。
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分析
1、“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我国实行“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提取农业剩余,使得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与此同时,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政策,通过直接税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将大量的农业剩余无偿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在城市居民生存环境显着改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业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农业、农村、农民则因“失血”过多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能力,农村水、电、路、通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生产供给,也因资金短缺,而与城市逐渐拉大了距离。同时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管理体制下,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长期实行“一品两制”的城乡分离体制,城市地区的公共品供给主要由政府财政提供,而农村地区除少数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外,大多数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城市。长此以往,城乡不一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使得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问题日趋突出,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也因此而愈演愈烈。
2、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非均衡分配,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财力分配的失衡。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2%下降到2004年45.1%;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1.8%上升到2004年的54.9%。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地方政府财权过小,导致乡(镇)一级政府财力匮乏,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伴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乡(镇)、村两级组织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被堵死,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乡(镇)、村两级组织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未能很好地解决财政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致使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间进行权衡时,往往考虑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基于效率之上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自然对农业、农村、农民不利。
3、“自上而下”的非均衡供给决策机制,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资源配置失衡。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异反映出公共决策机制的不合理而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因此,对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个社会阶层和那个社会群体多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多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选择和“官员”的偏好,并由政府官员决定供给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而上级政府官员却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更上级的机构任命,所以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公共品决策体系之外,只能被动地接受决策机构作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偏好选择。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主要是根据政绩和利益的需要,利用掌握公共资源的权力做出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因此,在现实中,他们往往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硬性”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而对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科技推广、信息提供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致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总量严重不足的同时,又存在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负担问题、看病就医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机制性的保障。
二、消除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政策选择
1、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建立健全向农村适度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农村的落后、农民的弱势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但长期以来,与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相伴生的财政政策和运行机制,使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从而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这种状况不改变,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因此,应按照城乡统筹、区域均衡的要求,建立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公共财政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农村公共品供给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体系,确保国家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通过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对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的投入。彻底改革城乡差异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的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人口相匹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措施,也是政府从源头上遏制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制度保障。因此,要把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实施宏观调控和投资的重点,通过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在维持基层机关基本运转的前提下,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和不同级次,把财政支农资金重点投向农村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如对农业生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起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农业科技、人畜饮水、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真正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以农民为主变成以国家财政为主,让农民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用公共物品方面的国民待遇,优先从与农民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必备生活条件上(如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道路水电等方面)模糊城乡界限。
2、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出的责任和范围,特别是县、乡、村三级财权与事权要统一。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首先要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影响范围,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明确界定公共产品层级和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凡属于计划生育、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义务教育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极强、接近于纯公共品的“准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在制度安排上,事权可以下放到县级政府,但财权必须由具有更高财政能力的上级政府统筹解决,以防止上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甩包袱”行为。而对于“准公共品”,如农村道路建设、医疗卫生以及自来水供应等,中央、省级政府要对贫困地区的供给负起责任。政府必须利用公共资源,保证不同地区、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公平性,特别是对农民的公平性,因为中国总人口的近70%是农民,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各级政府对其区域范围内的居民有保证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其次,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在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根据各级政府财力,建立以“因素法”为基础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各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上的均等化,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得以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3、建立科学的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由“官员偏好”向“农民偏好”转变。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从数量到结构的最优供给,就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建立反映农民心声的科学合理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民代表参与的供给决策机制,以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因此,应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真正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公共产品需求表达上的作用。通过实行村民自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村民自治组织充分合理地行使其自治权力,由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对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使每一个村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其次,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彻底改变当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政府在决策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时,要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了解农民的需求。最好改由社区内居民民主决定,或是从法律上保证农民可以对政府的决策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各级政府向农村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能符合农民的偏好和农村的实际,减少农村公共产品的不合意供给,避免官员为搞政绩工程而造成的“硬性”公共产品供给过剩,而“软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从而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4、引入市场机制,构建多主体、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各级政府是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体,负有公共品供给的完全或部分责任。但政府的责任并不等于政府的直接供给。对于大部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通过委托、购买、等方式,把公共服务的供给转移给企业、民间团体来运作,政府的责任在于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资金并对运作部门进行监管。通过招投标机制的设计,政府可以把辖区内的城市和农村社区结合起来,借助市场之力弥合城乡在公共产品上的差距。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准公共品”属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可采取政府与市场(私人)混合的方式来提供。本着“谁投资、谁受益”和“量力而行”的原则,采用“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方式,充分调动各类经济主体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即实行农村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发展。另外,政府也可以利用市场融资和捐赠等形式吸引社会资金,发展农村社区公共事业,以此促进城乡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朝着公平前提下的帕累托最优发展。
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4-0041-03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社区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也成为居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重要场所，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的优劣，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将成为衡量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一、社区公共产品
社区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社区的居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社区服务的对象，又是小区的业主。在社区里，公共产品从供给主体角度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政府供给的纯粹公共产品，具有垄断性，政府有义务为小区业主提供必要的纯粹公共产品如法律与秩序、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护、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另一类主要是社区各类组织也提供准公共产品(布坎南称之为“俱乐部产品”)，主要表现为社区服务，具有非垄断性，如：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绿化、社区公共设施维护与维修、社区便民利民服务等。
社区供给的公共产品在社区成员之间不具有排他性，但对非社区成员却具有排他性，因此，其主要受益对象主要是社区内部成员，它具有三个明显特征：社区性，受益范围主要在社区里面，政府对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缺乏积极性；异质性，不同社区会因内部结构的差异而表现出对社区公共产品的不同需要，在社区内，有形产品如社区公共设施、绿化等，无形产品如社区认同、社区归属感、社区氛围等。表现出不同特质；外溢性，社区公共产品在社区范围内成本和收益并没有被内部化，这样就有外溢给非社区成员的机会。为社区供给品种更多、质量更高的公共产品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社区作为一个消费平台，包括政府、私人企业和社区力量在内的多种主体为其提供公共产品。根据各自的特点，不同的主体擅长供给的公共产品不同。如表1
表1：社区与政府及私人企业在供给公共产品上的区别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
公共产品的选择
公共产品的供给
公共产品的消费
社区
社区居民偏好
多样化
非营利组织
政府
集体偏好
税收
官僚组织
私人企业
是否盈利
利润
市场
（一）社区与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上的区别
从公共产品的选择上看，社区更能够方便地显示个人偏好。相对于整个城市来讲，居民对自己社区内的公共事务较熟悉，且更容易达成共识。通过自愿协商和产前契约使得社区当中的个人偏好能够比较方便地显示出来。而由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多对一关系，使得个人好很难真实地显示，往往出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具体社区的需求不一致的情况。因此社区自我供给有相对较强的针对性。
从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看，社区更多采取的是自愿原则。社区以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为目的，依照自愿原则订立契约，通过集资、募捐(包括实物)等组织方式来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具有强制性。而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行政收费等方式筹集资金。居民自愿一定是建立在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详细了解和赞同的基础上，因此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开展有较高的配合度。
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上看，社区具有灵活性。政府是通过预算以及官僚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消费特征是大范围的非排他性。而社区一方面因为范围相对小，较易避免“搭便车”现象，成本-收益偏离不大；另一方面其消费方式多样化，除了无偿供给，还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等主体进行低偿供给，这有利于社区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区与私人企业在供给公共产品中的区别
首先，在选择向社区提供什么样公共产品的问题上两者所依据的标准和决策的方式不同。私人企业选择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给社区是以能否获得利润为首要标准的。虽然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但作为企业，它仍需遵循市场机制，收回成本并获得一定的利润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社区主要是以是否能在资源的许可范围内满足社区成员的现实需求为标准。社区中的组织，如非营利机构，虽然也需要收费，并有一定的赢利，但是以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社区中人员行为的信息传递并不单一依靠价格，人员动力也并非单纯利润。因此社区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范围相对要广。私人企业提供何种公共产品本质上是由居民作为个体以货币“投票”的方式决定的，决策是分散的。而社区在决定之前有一个沟通协商过程，是集中决策。社区往往更能照顾整体利益。
其次，在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上两者不同。只有在保证一定利润的情况下，私人企业才能稳定地提供一定质量的公共产品；而社区则有多种组织形式提供公共产品。除了非营利机构的低收费――自我发展模式以外，社区中还往往用捐赠资金和劳务等方式来保证公共产品的提供。
最后，在公共产品的消费方式上两者不同。私人企业在社区内成功提供公共产品的关键就是按照市场机制向消费者收费的问题。一般来说，就是居民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向企业购买，也有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再提供给社区的情况；社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消费模式上多样化，除了货币购买，居民也可以通过参加社区服务等方式来换取公共产品。
综上所述，社区作为居民消费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平台，所牵涉的供给主体、公共产品内容、经费筹集渠道和绩效评估模式等问题，与市、区两级行政层级存在着较大差别，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三、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
（一）通过产前契约的形式提供公共产品
所谓产前契约，就是在社区没有某种公共产品而该产品又为社区中的人们所需要的时候，在生产前大家进行谈判，如果大家各自表达的需要程度不足以生产出公共产品，则资金归还社区成员，否则达成契约。
案例：宁波市海曙区的社区楼道自治。优化楼道秩序，美化楼道环境，和谐人际关系等是楼道居民所需的公共产品，它依赖于每个居民都采取合作行为，通过自愿缔结和遵守“契约”，建立相互供给、相互信任和相互监督的合作机制。在海曙区，许多社区的楼道居民都自发建立了这种合作机制。(1)户代表会议制。大家结合本墙门的实际情况讨论诸如楼道卫生问题、安全问题、计划生育问题、遵纪守法问题、老年人活动问题、青少年假期活动问题等，协商楼道公共基金的筹集和管理、使用问题。(2)自愿缔结《楼道公约》。如“祥和楼”的公约规定：礼貌待人，不说粗话、脏话；邻里互助，不损人利己；讲究卫生，不乱扔垃圾；家庭和睦，不固执己见；相信科学，不搞封建迷信。(3)“一代三员”制。楼道居民在户代表会议上民主推选楼道代表、楼道宣传员、楼道调解员、楼道卫生管理员。“一代三员”是楼道居民与社区组织的桥梁，他们是楼道居民的代言人，听取本楼道居民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社区组织；他们还是楼道管理者，负责公益基金的管理和使用。(4)设立楼道公益基金。在集体协商的基础上，楼道居民自愿筹资，捐款额在20-50元之间，公益基金主要用于楼道公益事业建设，如支付卫生费，楼道设施的维护等。
本个案展示了居民自愿联合起来，不断进行协商、执行、监督和裁决的过程，表现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产前契约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是十分有效的。这些条件包括：（1）互惠规范。从根本上来说，互惠规范涉及到对作出积极反应的其他人的积极行为作出反应，同时以某种形式的惩罚对其他人的负面行为作出反应。（2）无外部性。楼道自治管理所带来的收益严格限制在楼道范围内，不存在收益外溢，这是保持楼道居民持续投入的重要原因。（3）“正确理解自身利益的人”，意指在合作中实现自身利益的人，初级地方行动单位鼓励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彼此互惠，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他人利益。这种行为动机不是天生的，是在一定环境中习得的。
（二）组建私人管理机构
私人管理机构是由社区中的住户或大小企业组成的组织，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只有那些想得到这种产品并能够付费的人才会选择加入；同时，它还必须能以相当低的成本排斥他人。第二，非纯粹公共产品存在拥挤现象，仅有有限数量的成员有加入某一管理机构的激励。第三，当成员人数超过随产品有极大变化为有效成员规模时，形成新的管理机构是有效率的。
例如：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道已办起家务劳动服务站20个，设有保姆介绍所、家庭教师介绍所、临时职业介绍所、卫生清洁队等；家务劳动形成网络，从照顾孩子、老人、病人到日常烧洗缝补；从体力劳动服务到智力劳动服务；从上门服务到定点服务；从全日服务到计时服务。仅1988年上半年统计，微利服务部分收入达1万余元，经营服务所得利润已先后提取25万。可以看出，私人管理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仅仅提供给参加私人管理机构的成员，但是私人管理机构的组建是建立在社区成员自愿加入的基础上的，不受强制力量的约束。这种公共产品具有俱乐部物品的性质，如专业合作社、协会、产品的加工与流通、信息指导和技术服务等。私人管理机构作为供给主体，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机构成员自主决策，决策的出台充分考虑了成员的需求偏好，不具有强制性，而且成本由机构成员共同承担，并通过公共产品服务的收益收回，实现外部收益内部化，提高了供给效率。因此，组建私人管理机构可以减少社区生产公共产品决策时的谈判费用和决策成本。
（三）自愿供给
自愿提供可采取多种方式，一般来说有供给金钱和供给时间两种形式。自愿提供公共产品与社区人员长期形成的社区文化有关。在美国，沿海救生艇的服务是自愿供给的，许多医疗研究是靠捐赠进行的，许多剧院、交响乐团、体育俱乐部也都是依靠捐赠维持的。社区志愿者服务来自多方面，有社区内居民自发组织的互助活动，有工、青、妇等团体组织的各类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的多项服务，有中小学校助学生进入社区开展的为特困群体的包户服务、清洁卫生服务等，有医务工作者开展的各类卫生医疗服务和健康知识讲座，还有利社会各类组织动员单位职工自愿参与的社区服务。
（四）构建共用资源的保护机制
在一定条件下，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建立一种自主管理机制，来保护共用资源，并维持共用资源的长期存在。从中国城市社区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城市的高度聚集性，不同于农村的分散性，与城市社区有关的共用资源范围有限，主要指河流、湖泊和空气，而这些也为多个社区所共享，并不是为某一个社区所独享，同时，污染所带来的损失也不仅限于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城市，虽然这种社区共用资源宽范围的公共性意味着任何一个社区都无法单独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资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多种机制来保护共用资源。首先，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由政府制订保护的规则，并对违规者进行惩处；其次，利用社区成为监督之眼，进行监督举报；再次，可以委托非盈利组织，生产各种环保产品；最后，依靠居民，自我约束，自觉保护共用资源。
参考文献：
［1］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的发育》，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