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

时间:2023-02-21 10:34:48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1篇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是我们的思想不够开放吗?显然不是。“思想开放”和“解放思想”不是一回事。思想开放属于个人意识活动的范畴,多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此外,“开放”是个中性词,适度的开放,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过度的开放,则是危险的信号。而“解放思想”更多是个集体概念,多用于指代一个社会整体的思想的解放程度。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无不是解放思想的产物。社会发展永不停息,决定了解放思想的步伐也时刻不能放慢。我们要走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离开解放思想,只能是纸上谈兵。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必修课,时刻松懈不得。

新闻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毋庸讳言。同时,也应看到,新闻出版是目前我国惟一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特殊领域。然而,这不意味着新闻出版业就没有改革的必要。恰恰相反,越是国家政策保护的领域,越是需要该领域的从业人员具有自觉的革新意识和革新精神。这是因为,新闻出版业是事关意识形态的特殊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独家特色。新闻出版业暂时拒绝外资新闻企业进入,不等于我们就不瞄准世界一流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出版的先进经验,而是需要我们自行创新,做强做大我们的新闻出版业。

事实上,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必须改革。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适应过度”的不良倾向。有些媒体,为自身的利益所驱使,忽视了新闻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新闻娱乐化、娱乐新闻化,致使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处于边缘化的地步;个别媒体为抢新闻,过于强调赶时效,不合时宜的“唯时效论”最终导致了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新闻界的个别从业者惟利是图,索要封口费、笑纳车马费,将新闻事业纯粹市场化,以至于每年都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所有这些,都是新闻出版界思想落后的表现。我们从不讳言新闻的双重属性,从不否认媒体需要经营,自食其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税收。但是,新闻出版业毕竟是特殊的企业,其平衡木的两端分别是“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平衡二者的关系,新闻出版生产的信息产品,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全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

此外,每个新闻出版工作者还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我国的新闻出版产业还相当落后。落后不一定是产值的高低和资产的多寡,不一定是媒体集团所辖的媒体数量的多少。我国新闻出版业和世界同行的差距在于知识创新远远不够,同样的新闻事件,我们的新闻产品无论是在可读性还是在客观性和深度挖掘上,和发达国家的新闻报道尚有差距。图书出版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差距,显然不是纯然的经济“投资”所能弥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在知识创新方面下大力气,用智慧来缩小和世界发达新闻出版业的差距。此外,还应看到,在新闻出版方面,一些媒体和出版社还不是守法的道德楷模,剽窃他人知识产权,无偿占有他人的智力成果的现象,普遍存在。新闻出版作为社会的良心,如果这个“社会良心”有污点,不是遵纪守法的道德楷模,这样的“标杆”难免是不合格的。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尊重他人的智力劳动也需要解放思想,转变吃?免费午餐“的习惯。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别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张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定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本文主要是借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意义,用以指称某一个人、集团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换,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统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人心、规范生活。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在教育泛政治化的年代里,“意识形态话语”必然垄断教育改革的整个话语系统。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以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领导人语录、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口号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诸如《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8)、《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显携带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诸多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同时又决定着民族兴衰、国家命运。反观人类教育现象史和教育认识史,国家意志和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总是占据着重要角色。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者对教育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国家性、阶级性是教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但必须警惕的是,执政者的思想常常走向封闭、保守,“意识形态话语”常常走向极端而进入死胡同,进而将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等固化成“金科玉律”般的口号。一般来讲,“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和生存境遇来看问题、做事情和写文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研究者、理论家,都是一个具体、丰富、真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境域中的人。他总是也只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存经验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和过程”。并不否认,历史上有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教育富有洞见和热情。但是,高高在上、长官意志乃至一意孤行的直接恶果便是拒绝对话与自我反思,以至很多政策、条例往往劳民伤财,在推行的过程中滋生诸多不幸。这一现象,在民主、自由精神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尤为普遍。以此为参照,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改革,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实践偏差的根本原因,便一目了然。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这里的“知识精英”主要用以指称“学院派教育研究者”,即那些以教育科研为业、为生的理论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一样,占有特定的教育话语权是他们维持职业地位和获得学术声望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论水平的应该是“知识精英话语”。但是,这一假设在教育领域却常常受到质疑和讥讽。多年来,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手段和职业生存方式一直受到批评,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解释力屡遭诟病,但直到如今,整个教育科研制度和教育科研文化却没有多少改良,教育理论的内在品质和话语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教育学的学科水平、发展现状差强人意,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中国教育学属于“舶来品”。从最初学习日、德、美到后来全面仿苏,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教育学中的“知识精英话语”往往离不开大量的翻译著作。但是,回顾近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仅就所引进的国外教育思想而言,从凯洛夫到巴班斯基、维果斯基,从杜威到布卢姆、加涅,他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证,被奉为经典,以至可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教育学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限于既成的教育科研范式和僵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眼下教育理论的主导性话语已经被简化为一套通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编者的姓名轮番更替,但内容和风格却基本雷同。更糟糕的是,在这套“公共教育学教材”老化为大众知识、公共知识、集体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显得空洞、枯燥、乏味,其中没有作者的个人生活,听不见作者个人的声音,作者的个体生命严重缺位。这种形态的话语体系所反映和塑造的只能是整个教育群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已经很难从中找到思维的兴奋点和富有意趣的对话主题。

毋庸置疑,话语总是特定主体的话语,总是用以表达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即揭示特定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特定意义。值得赞赏的是,为了应对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更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可行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及科研院所里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走进中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行动研究为旨趣的各类课题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教育发展的特定领域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且相继建构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文化特征、具有独立见解的教育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专家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这一教育科研范式的转型,集“教育思想主题化”“理论实践互动常规化”“基地实验改革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共同体”初见端倪。随着这些教育科研共同体的自立、自为、自主和自觉,期待已久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已具雏形。目前,这些学派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都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且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传统意义上,不少学派都是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称呼,被命名为某一学派的那些人也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称谓,甚至一开始也无创建学派的明确意图。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学派可以用来指称某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行动目标、学术立场、话语风格和科研方法等,即为某一特定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范式。这是本文对“学派”的基本界说,而且可以期待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学术争鸣、派别内的新陈代谢会为基础教育的有效变革贡献独特的科研范式和实践智慧,并将为1l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撑起一片新的天空。

三、平民实践话语:生活深度介入教育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直接源自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话语”一词除具有通常所说的言语形式之外,还内含着主体生活的基本规范。简言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近些年来,行动研究和校本教研兴盛,随着教育研究行为的“群众性”“应用性”和“实践性”转向,以“常识化”“口语化”和“生活化”为主要特质的“平民实践话语”闪亮出场。其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论坛、教育博客的涌现以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的热闹登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教育实践集团(主体为一线教师)要求表达自我生活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与“知识精英话语”所蕴含的“经院文化”相比,“平民实践话语”更是一种原生态的“底层文化”。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教育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很久以来,“平民实践话语”一直是一种边缘性话语,在主流教育媒介中长期“缺席”,很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持久的压抑和沉默使该话语主体迫切需要一种便捷的、能够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能够洞察与倾诉自我心理并传播自身文化的载体,而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等恰恰应时应景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特别有利于以实践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实践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展示实践者的风采,发出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不可否认,教育世界本是理论集团和实践集团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不应该由知识精英、教育学家所独霸,这个世界不应仅有玄谈、指责和自娱自乐的声音,还应有实践者那充满艰辛、无奈乃至富有弹性和质感的教育吟颂,尽管这些话语常常花开花谢、自生自灭。事实证明,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重要介质,教育随笔、生活日志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有效通道。否则,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负面的声音,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声音只能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和慨叹,而不可能成为学院派的反省资料,更不可能上升为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已有的话语实践证明,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教育实践工作者欲从理论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解构和颠覆的就是学院派的所谓学术(理性)话语(语体),倡导感性生活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历史上,实践集团自身文化曾一度缺失和低迷,原因就在于受理论集团的语言的压迫和操纵,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因而,在主流的教育刊物和杂志中,标准性、权威性话语总是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而表现教育生活的平民实践话语总处在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之下。值得高兴的是,论坛、博客、随笔、日志主动承担起了建构教师文化的重要使命。

总体看来,今天的教育叙事文本已与以往的格调和表达策略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报道的内容开始聚焦真实生动的教育生活。更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实践主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在相当程度上为实践主体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位内行教师、富有创造性的教师在结束其一生的创造活动时,把他在长年劳动和探索中的一切成就都带进坟墓的话,那将失掉多少珍贵的教育财富啊!我真想把教师的日记当作无价之宝珍藏在教育博物馆和科研所里。”仔细想来,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平民实践话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情感是一个辐射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动力性要素。没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便没有真实可靠的教育。情感是教育话语诗性品格的核心所在,回避、抽空了情感的教育话语,只能是浮泛、空洞、没有生命意义的说教。整体上看,“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情感溢于其中的话语,它简明如神喻,朴素如常识,直指事物本质。教育理论中的“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富有“体验性”,但更富有“哲思性”(内核为“超越性”)的话语。其中,贯穿“体验”与“哲思”的一根红线,便是对于教育的真挚情感。教育情感具体而鲜活的两种存在形式就是教育批评和教育改造(行动)。教育批评指向过去和现实,教育改造(行动)则指向脚下和未来。

相比较而言,“大众诗性话语”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的突破与创新,它反映“底层经验”,但又不囿于一般的教育常识和常理。如果将“知识精英话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话,“大众诗性话语”的基本特征则显示为“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结构特点和交际功能上看,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话语谱系中,“大众诗性话语”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诙谐、机智、随性,因而最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知识精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大众诗性话语,皆以平民实践话语为基础和根源。但是,知识精英话语往往沉溺于经院而不自知,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自以为是而走向独断和专制,唯有大众诗性话语可以穿透理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屏障,在各类话语的权利分割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中外教育文献中,诸如《论语》《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步曲》等都是关于教育的真情言说,都可谓“大众诗性话语”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教育充满激情和梦想,富有人道、人性和人情,文笔流畅而美妙,思想深邃而生动。这些基于真实的教育场景而生发的思索与表达,可以是诗词、隐喻、故事。也可以是随笔、箴言或散文;它不仅脍炙人口,充盈着语言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而且映照着话语主体的人格与情趣。

这里并不否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理论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往往对“大众诗性话语”心生狐疑,甚至贬抑和拒斥,认为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偏见尚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批驳与修正。其实,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棒性,不同的活动主体往往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探讨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这必然形成内容与样态(主要表现为话语方式)各异的教育思想和认识。“大众诗性话语”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灵动性和开放性,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适时地介入现实,并把焦点定位在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上,直逼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现状来看,紧缺的正是能够尊重现实、激发梦想、建设重于批判的“大众诗性话语”。:

总之,教育生活造就了教育话语,而教育话语也在洗练着教育生活。目前,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进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的开篇写道:“教育的实践借助话语得以结构化。用怎样的话语构想教育的目的与主题;用怎样的话语构成这种实践;用怎样的话语实现这种过程;用怎样的话语赋予这种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用怎样的话语去反思、表达这种实践的经验,这一连串用话语所构成、所实现、所反思、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教育实践。”“把教育视为这种话语实践的立场,有可能使得教育学研究成为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实践。”一般认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但是,真正理想的教育改革话语不在于一次性完成,而在于不断地生成;不在于终结某个理论体系,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教育的改革者,而在于不断地打开思考之门,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修复、完善和创新。不仅如此,真正的教育实验改革。必然以责任和使命为根本动力,离不开政策主体、理论主体、实践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真情投入和对话、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诗性话语”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传播优势,必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创生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各类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并将对中国教育科学的未来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荣伟,朱永新.试论教育思想表述的话语困境[J].教育研究,2004(4):22-27

[2]张荣伟.当代基础教育改革[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3.

[3]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M].周蕖,王义高,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23.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别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张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定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本文主要是借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意义,用以指称某一个人、集团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换,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统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人心、规范生活。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在教育泛政治化的年代里,“意识形态话语”必然垄断教育改革的整个话语系统。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以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领导人语录、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口号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诸如《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8)、《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显携带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诸多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同时又决定着民族兴衰、国家命运。反观人类教育现象史和教育认识史,国家意志和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总是占据着重要角色。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者对教育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国家性、阶级性是教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但必须警惕的是,执政者的思想常常走向封闭、保守,“意识形态话语”常常走向极端而进入死胡同,进而将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等固化成“金科玉律”般的口号。一般来讲,“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和生存境遇来看问题、做事情和写文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研究者、理论家,都是一个具体、丰富、真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境域中的人。他总是也只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存经验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和过程”。并不否认,历史上有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教育富有洞见和热情。但是,高高在上、长官意志乃至一意孤行的直接恶果便是拒绝对话与自我反思,以至很多政策、条例往往劳民伤财,在推行的过程中滋生诸多不幸。这一现象,在民主、自由精神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尤为普遍。以此为参照,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改革,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实践偏差的根本原因,便一目了然。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这里的“知识精英”主要用以指称“学院派教育研究者”,即那些以教育科研为业、为生的理论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一样,占有特定的教育话语权是他们维持职业地位和获得学术声望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论水平的应该是“知识精英话语”。但是,这一假设在教育领域却常常受到质疑和讥讽。多年来,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手段和职业生存方式一直受到批评,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解释力屡遭诟病,但直到如今,整个教育科研制度和教育科研文化却没有多少改良,教育理论的内在品质和话语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教育学的学科水平、发展现状差强人意,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中国教育学属于“舶来品”。从最初学习日、德、美到后来全面仿苏,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教育学中的“知识精英话语”往往离不开大量的翻译著作。但是,回顾近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仅就所引进的国外教育思想而言,从凯洛夫到巴班斯基、维果斯基,从杜威到布卢姆、加涅,他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证,被奉为经典,以至可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教育学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限于既成的教育科研范式和僵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眼下教育理论的主导性话语已经被简化为一套通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编者的姓名轮番更替,但内容和风格却基本雷同。更糟糕的是,在这套“公共教育学教材”老化为大众知识、公共知识、集体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显得空洞、枯燥、乏味,其中没有作者的个人生活,听不见作者个人的声音,作者的个体生命严重缺位。这种形态的话语体系所反映和塑造的只能是整个教育群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已经很难从中找到思维的兴奋点和富有意趣的对话主题。

毋庸置疑,话语总是特定主体的话语,总是用以表达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即揭示特定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特定意义。值得赞赏的是,为了应对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更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可行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及科研院所里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走进中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行动研究为旨趣的各类课题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教育发展的特定领域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且相继建构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文化特征、具有独立见解的教育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专家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这一教育科研范式的转型,集“教育思想主题化”“理论实践互动常规化”“基地实验改革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共同体”初见端倪。随着这些教育科研共同体的自立、自为、自主和自觉,期待已久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已具雏形。目前,这些学派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都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且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传统意义上,不少学派都是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称呼,被命名为某一学派的那些人也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称谓,甚至一开始也无创建学派的明确意图。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学派可以用来指称某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行动目标、学术立场、话语风格和科研方法等,即为某一特定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范式。这是本文对“学派”的基本界说,而且可以期待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学术争鸣、派别内的新陈代谢会为基础教育的有效变革贡献独特的科研范式和实践智慧,并将为1l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撑起一片新的天空。

三、平民实践话语:生活深度介入教育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直接源自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话语”一词除具有通常所说的言语形式之外,还内含着主体生活的基本规范。简言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近些年来,行动研究和校本教研兴盛,随着教育研究行为的“群众性”“应用性”和“实践性”转向,以“常识化”“口语化”和“生活化”为主要特质的“平民实践话语”闪亮出场。其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论坛、教育博客的涌现以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的热闹登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教育实践集团(主体为一线教师)要求表达自我生活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与“知识精英话语”所蕴含的“经院文化”相比,“平民实践话语”更是一种原生态的“底层文化”。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教育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很久以来,“平民实践话语”一直是一种边缘性话语,在主流教育媒介中长期“缺席”,很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持久的压抑和沉默使该话语主体迫切需要一种便捷的、能够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能够洞察与倾诉自我心理并传播自身文化的载体,而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等恰恰应时应景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特别有利于以实践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实践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展示实践者的风采,发出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不可否认,教育世界本是理论集团和实践集团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不应该由知识精英、教育学家所独霸,这个世界不应仅有玄谈、指责和自娱自乐的声音,还应有实践者那充满艰辛、无奈乃至富有弹性和质感的教育吟颂,尽管这些话语常常花开花谢、自生自灭。事实证明,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重要介质,教育随笔、生活日志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有效通道。否则,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负面的声音,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声音只能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和慨叹,而不可能成为学院派的反省资料,更不可能上升为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已有的话语实践证明,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教育实践工作者欲从理论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解构和颠覆的就是学院派的所谓学术(理性)话语(语体),倡导感性生活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历史上,实践集团自身文化曾一度缺失和低迷,原因就在于受理论集团的语言的压迫和操纵,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因而,在主流的教育刊物和杂志中,标准性、权威性话语总是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而表现教育生活的平民实践话语总处在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之下。值得高兴的是,论坛、博客、随笔、日志主动承担起了建构教师文化的重要使命。

总体看来,今天的教育叙事文本已与以往的格调和表达策略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报道的内容开始聚焦真实生动的教育生活。更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实践主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在相当程度上为实践主体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位内行教师、富有创造性的教师在结束其一生的创造活动时,把他在长年劳动和探索中的一切成就都带进坟墓的话,那将失掉多少珍贵的教育财富啊!我真想把教师的日记当作无价之宝珍藏在教育博物馆和科研所里。”仔细想来,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平民实践话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情感是一个辐射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动力性要素。没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便没有真实可靠的教育。情感是教育话语诗性品格的核心所在,回避、抽空了情感的教育话语,只能是浮泛、空洞、没有生命意义的说教。整体上看,“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情感溢于其中的话语,它简明如神喻,朴素如常识,直指事物本质。教育理论中的“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富有“体验性”,但更富有“哲思性”(内核为“超越性”)的话语。其中,贯穿“体验”与“哲思”的一根红线,便是对于教育的真挚情感。教育情感具体而鲜活的两种存在形式就是教育批评和教育改造(行动)。教育批评指向过去和现实,教育改造(行动)则指向脚下和未来。

相比较而言,“大众诗性话语”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的突破与创新,它反映“底层经验”,但又不囿于一般的教育常识和常理。如果将“知识精英话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话,“大众诗性话语”的基本特征则显示为“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结构特点和交际功能上看,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话语谱系中,“大众诗性话语”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诙谐、机智、随性,因而最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知识精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大众诗性话语,皆以平民实践话语为基础和根源。但是,知识精英话语往往沉溺于经院而不自知,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自以为是而走向独断和专制,唯有大众诗性话语可以穿透理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屏障,在各类话语的权利分割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中外教育文献中,诸如《论语》《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步曲》等都是关于教育的真情言说,都可谓“大众诗性话语”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教育充满激情和梦想,富有人道、人性和人情,文笔流畅而美妙,思想深邃而生动。这些基于真实的教育场景而生发的思索与表达,可以是诗词、隐喻、故事。也可以是随笔、箴言或散文;它不仅脍炙人口,充盈着语言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而且映照着话语主体的人格与情趣。

这里并不否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理论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往往对“大众诗性话语”心生狐疑,甚至贬抑和拒斥,认为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偏见尚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批驳与修正。其实,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棒性,不同的活动主体往往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探讨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这必然形成内容与样态(主要表现为话语方式)各异的教育思想和认识。“大众诗性话语”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灵动性和开放性,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适时地介入现实,并把焦点定位在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上,直逼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现状来看,紧缺的正是能够尊重现实、激发梦想、建设重于批判的“大众诗性话语”。

总之,教育生活造就了教育话语,而教育话语也在洗练着教育生活。目前,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进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的开篇写道:“教育的实践借助话语得以结构化。用怎样的话语构想教育的目的与主题;用怎样的话语构成这种实践;用怎样的话语实现这种过程;用怎样的话语赋予这种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用怎样的话语去反思、表达这种实践的经验,这一连串用话语所构成、所实现、所反思、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教育实践。”“把教育视为这种话语实践的立场,有可能使得教育学研究成为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实践。”一般认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但是,真正理想的教育改革话语不在于一次性完成,而在于不断地生成;不在于终结某个理论体系,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教育的改革者,而在于不断地打开思考之门,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修复、完善和创新。不仅如此,真正的教育实验改革。必然以责任和使命为根本动力,离不开政策主体、理论主体、实践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真情投入和对话、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诗性话语”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传播优势,必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创生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各类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并将对中国教育科学的未来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荣伟,朱永新.试论教育思想表述的话语困境[j].教育研究,2004(4):22-27

[2]张荣伟.当代基础教育改革[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3.

[3]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m].周蕖,王义高,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23.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4篇

《京华时报》记者录音笔事件发生后,新华网新华时评发表评论:创造条件让人民安全地批评监督政府。这篇评论广为传播,引起极大共鸣。

评论特别指出,当前屡屡发生官员打击报复批评者,一方面是“皇权思想”作祟,一挨群众批评就受不了,不觉得群众有权批评,反觉得群众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另一方面是对违纪违法官员的处置很轻,赔偿也由国家掏腰包。

对于“安全”的广泛共鸣,说明现在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不仅面临着诸多制度障碍,更越来越多地要冒着遭受被批评和监督对象打击报复的风险。本来,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是执政党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最有名的就是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窑洞对”提出的:已经找到了跳出王朝兴衰更替周期律的道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什么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条件仍不如人意?《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行政监察法、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对公器私用打击报复批评者的官员进行行政处罚。对于被批评和监督的具体对象来说,如果实际政治生活中,因为打击报复而遭到惩罚的概率较小,自然容易“目无国法党纪”。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需要最高层大力推动,则说明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三个“善”

首先就是新闻媒体的双重性。一方面,在官员看来,新闻媒体是要讲政治的,服从大局的。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和其它力量相比(比如社会性组织),媒体是反映和凝聚民意的主要渠道之一。诸多引言获罪的不幸事件,现在主要还是依靠媒体的广泛报道和集中施加压力,正义才得到伸张。因此,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首先就要看如何对待新闻媒体。

这和民意代表里的双重性是一样的。人们对于那些永远举手拥护的民意代表多有怨言,但这些民意代表自身却有一套行事逻辑:顾全大局,领导并不比民意代表傻,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必须拥护领导的决定。而在另外一些民意代表身上,则主动“挑刺”。

比如,在有突发事件或恶性事件发生时,双重性下存在不同的选择。所谓顾大局,本来多是解疑释惑,总结经验教训,在“碎步”中不断积累进步。但相关官员往往多注重应急,那么所谓顾大局就是尽快平息事态,这本是对的,实际上变成了尽快让事件消弭,甚至不容忍公开讨论。

而互联网即时传播的特征更是刺激了官员的极端反应。正如人民网人民在线总编辑祝华新所说,在“跨省抓捕”事件之后,又出现了“跨省删帖”的现象。他认为,从“跨省抓捕”到“跨省删帖”,瓦解的是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统一有序管理,藐视的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影响中央借助舆论制约地方坐大和贪官污吏的努力。两个“跨省”,是公权力恶性扩张的标志。从动用警力到动用意识形态控制力,表明官官相护,特殊利益集团深度勾结保护不良官员,其对民主法治的破坏更为严重,对执政党合法性造成严重损害。

2010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适应时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

这三个“善”,可以说很有针对性,实际上提出了意识形态管理的新要求。而第一位的就是善待媒体。从此次全国“两会”一些地方大员的表态来看,至少在口头上善待媒体是有共识的,对于负面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关系的认识进了一步。比如对于所谓负面报道,有地方大员就提出:“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而应是正面报道。”有的提出:“官员应该以感恩之心,去对待老百姓,以惶恐之心去面对舆论。”此次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李肇星更明确说:“一个没有舆论透明的社会,人民的权利、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明建设,都不可能做得很好。”

善管媒体,针对的是新闻媒体行业的一些弊病而言的,比如失实和数据不真等,绝非是指为了捂盖子而禁言。一事件成为公共事件,一问题成为公共议题,从原则上讲人人都有发言评论的权利。现在人民批评和监督的渠道有限(准确地说,是渠道众多,但作用发挥得不充分、不到位),传统的制度已经让行政体系和者本人不堪重负(“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竟然建议立法惩罚中骚扰领导的行为),如果“跨省删帖”的处理方式普遍化,那么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条件将更显逼仄。社会矛盾和社会情绪找不到出口,积累起来,将会导致真正的“广场政治”,类似于瓮安事件那样。此次“两会”,比较集中反映了不同新闻观的差别。

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

现实中抗拒批评和监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社会的重大变化,即公民社会开始成形,政府已经不能完全主导公共议程。很多官员之所以从内心到行为都排斥新闻媒体对一些公共事件的追根究底,是因为还不能适应这个重大变化。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属地化的发包式的行政治理模式,带来了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公共议题和公共程序也是由我设计和主导的。

在抗拒批评和监督的时候,很多官员的口头禅是“干扰了中心工作”,这是上述思维的典型表现。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政府完全主导公共议程已经不可能。虽然执政党和政府的学习能力很强,能够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提出不同的政策,但突发事件发生,或者某一社会问题的曝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决定了政府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共议题。这不是靠控制就可以避免的,关键是政府要习惯于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

当这种情况出现后,政府过去已经习惯的处理方式可能就会引起反弹,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在这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认识落差较大,各地政府的想法和做法也不尽一致。有的地方开放一些,在应对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和平抗议和诉求方面转变很快,避免了矛盾的激化;而有的地方封闭一些,不愿意作适当的改变。

正是在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的过程中,人们见证了社会的进步。中国近些年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政策调整,其间就不完全是政府主导公共议程的结果,也包含了媒体、社会组织等力量长久的“批评和监督”。可以说,只要政府愿意与社会共同主导公共议程,官员愿意与民众一起设定公共议题,接受批评和监督就顺理成章,围绕网络媒体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恶性循环就可以停下来。

今天中央政府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其旧瓶中的新酒就是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而对于突发性的“焦点事件”,事实证明,处理得好,都是缘于政府认真对待了“焦点事件”背后的公共议题。纯粹纠缠于“焦点事件”,则会走进死胡同。

从此次“两会”来看,这方面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还需要艰苦探索。比如上海钓鱼事件背后是有奖举报制度,但有奖举报制度和问责个人是什么关系?是制度的错,就可以不追究个体了吗?又比如网上发帖者陈永刚被拘一案,也不能只是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了不妥”,案件背后涉及的政绩工程问题怎么办?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动;政府;劳动管理

劳动作为特殊而复杂的事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如果不进行全面而有效的管理,就会引起经济市场的混乱。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各级政府务必坚持就业优先,“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劳动监察和调解仲裁,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一、政府劳动管理概念厘定

劳动作为人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带有目的性和主观倾向,是人在完善自身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行为。劳动者在实施劳动过程中,将个人意识形态注入或反映其中,促使劳动不断发展进步,由蒙昧时期的独立个体劳动转变为共同的群体劳动。但是,要想使群体劳动表现出比独立的个体劳动更好的优越性,就必须遵循劳动规律,协同合理调节,优化劳动管理,才能表现出群体劳动的先进性,产生更佳的劳动效应。

劳动管理是指对有关劳动、人事等方面工作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的总称。它有二层含义。一是指国家劳动管理。包括国家劳动计划、劳动政策、法令的制定、劳动工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和职业技术培训等管理工作;二是指企业劳动管理。国家劳动管理以人为研究对象,运用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方法,加强劳动管理的计划性,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分配方法,保障劳动就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马克思认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1]。

作为实施管理的行政机关的政府,以社会成员给予的积极的支持和认可的“社会普遍承认”[2]为价值支撑,最大限度地谋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保护国家安全,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对经济领域中的劳动进行科学管理,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根据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业教育,制定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因此,政府劳动管理应是为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所采取的各种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的措施,以促进劳动就业、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二、政府劳动管理的职责

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我国的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经历着由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向市场化的服务管理职能的转变,涉及劳动和人事的机构几经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紧要问题是如何迅速恢复和重建破碎了的国民经济。9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实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承担与包揽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领域,政府作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时期是由中央集中掌握配置资源的最高权力,各种企事业单位完全隶属于政府行政系统,受其直接计划管理。在劳动的组织管理上,政府通过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否定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等方面追求平均化,实行统一调配,忽视劳动者的个人意愿,降低了劳动的积极性。这是在极其落后时期采取的特定劳动管理职能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开始了探索和实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机构改革是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的背景下进行的[3]。在原劳动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从宏观角度涉及几个层面:就业方面的职责:1.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城乡就业,安置下岗职工。2.拟定职业分类,建立职业技能标准,进行就业培训,培养奖励人才;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责:1.劳动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2.制定劳动关系调整规则,涉及劳动合同、仲裁与争议处理、休息休假制度、特殊劳动力保护工作等。3.宏观管理企业职工工资政策以及五项社会保险的落实,调节收入分配。4.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劳动行政方面的职责有:1.制定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检查职权。2.全国劳动和社保统计和信息工作。3.科学研究及成果的应用开发。共十三个大项的工作任务。劳动行政职能较为庞杂,其核心职能是政策拟定。政府职责多转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理顺了政企关系,但在保护劳动者权利、日常企业管理、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2008年3月,我国政府实施大部制改革,在原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础上新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旨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主要集中加强的职责有这几个方面: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覆盖城乡的从就业到养老的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统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组织实施劳动监察和协调农民工工作职责,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三、政府劳动管理伦理意义

作为实施管理的行政机关,政府不能由纯粹的政治权威所支配,也不能单纯地不顾社会成员的意愿强制性地执行公共行政,更不能没有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取向。它与规范道德的伦理学之间,内在地存在着价值联系和价值理解。道德作为社会成员普遍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从根基上影响着政府统治权力的基础、方向和实践,规范着政府的政治行为,是政府强大的道义力量。政府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正是这二者价值导向与实践过程的有效结合。

政府劳动管理是一个理性德行的伦理范畴,它立足于“人的劳动”与“管理的德性”相统一的公共视域,对劳动管理过程进行理性反思和伦理价值审视,而根本上则是对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存在状况的主动思考和对其道德诉求的表达。它通过对劳动制度的规范和具体劳动过程的安排,彰显人性、捍卫尊严、升华价值、承担关怀。(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高晓红.政府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6篇

2009年,王忠明转为“同龄”的全国工商联效力,专职研究民营企业。他说“很幸运”、“这回该是很像的”……

长期以来,王忠明对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非同寻常的见解。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实现并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此,本刊近期专访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

重提混合所有制

朱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你是怎么看待混合所有制的?

王忠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讲了国企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的论述相比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表述上是比较一致的,而且重提了当时的一些观点,相当于回到了原点。

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现在提出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现在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上?国企改革为何不尽如人意?我认为,国企改革不单单是推出几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而是应该解放思想。

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例如,位于长沙的,湖南省国资委持有20%多的股份,而属于充分竞争的机械设备行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和产权制度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带来多大激励。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是谁,我当过这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对这家企业比较了解。的董事长是詹纯新,他的个人素质相当不错,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由于这种股权安排,无法展现他的个人才华,在社会上也鲜为人知,因为他只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他的言行都要受到许多限制。

柳传志创立的联想,实际上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科院持有联想较少的股份,基本不干预联想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让柳传志去尽情挥洒豪气和才华,从而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柳传志创造的价值绝不是联想的物质财富所能比拟的,他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巨大作用。

这些案例启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状态来体会混合所有制经济,体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朱敏:你刚才讲,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了停滞,这是为何?

王忠明:这里面有一些事件,比如郎(咸平)顾(雏军)之争,最大的问题是放大了国有资产流失。2003年国资委成立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即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把198家央企逐步减少为80~100家大型央企。具体措施就是改革、改制、改组。由于郎顾之争放大了国有资产流失,把国有资产比作饕餮大餐,所以央企减少到112家后,相关部门不敢对央企进行兼并重组了,央企的改革步伐也就停下来了,没有实现国资委成立的初衷。

这时候一种声音喊得震天价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既然是经济基础,那怎么能少呢?于是鼓动国企进入其他领域,搞出多少个绝对控股的,多少个相对控股的,基本上覆盖了所有领域,把民营企业逼得没多少生存空间了。所以,这个提法作为个别机构及人物的一种邀宠取向,客观上“绑架”了决策高层,模糊和动摇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之错失良机。

朱敏:现实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确存在,面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一些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也在觊觎国有资产这个丰盛大餐,应该如何防范?

王忠明:这个欲望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政府引导、规范和控制,比如严格的资产评估、透明的交易行为、员工安置保障等。现实操作层面,要注意防范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人为贱卖等行为。

朱敏:混合所有制是否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操作起来比较难?

王忠明: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意识形态,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我是2009年离开国资委的,从研究角度来讲,当时没有多大空间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石――现代产权制度,也就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间资本交叉持股,融合发展。

现在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给沉闷多年的国企改革揭开一条生路。先走混合所有制,接下来估计走不下去,就可能让民营资本控股或收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阶段性的改革成果。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种经济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有持续生命力的。

虽然许多国企已经是上市公司,但集团层面还是国有独资企业,这种格局容易使上市公司成为集团公司的提款机,侵吞股民利益。我主张国企应该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容易出现企业性格分裂。

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原来是单一产权,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了,那还叫国有企业吗?如果不叫国有企业了,那就没有国有企业的研究对象了。所以,我认为,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终结。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7篇

二、作为对象化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在中国九十年代的兴起和传播、发展,从其肇始之初起,便是沿着由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到生存状态化的行为这样一条脉络发展着。陈邵雄、孙平、兰州艺术军团的行为活动中,艺术家主体的行为本身的语言张力并未真正被突出出来,勿宁说它是作为艺术家主体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态度观念的客体化、客观化或者说对象化而出现的。这种观念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形式的产生,是艺术家对静态的有限平面语言和物体语言的传达力突破之后的第一步,它被艺术家放大为动态的多方位的社会与自然因素,包括人及其它设施、物体和种种社会关系等无形有形的东西,说明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是投身到或者说对象化到主体自身之外的客体上(这个客体包括上述社会与自然的种种因素)。这在1993至1994年的行为艺术发展实践中最为具有说服力。

“乡村计划1993”和“新历史1993大消费”这两次艺术行为活动便是这期间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实践。自1992年10月份以来,山西的宋永平和太原的几位艺术家王亚中、刘淳、王春声等人,有感于90年代初文化界过分自我关心的都市病和过于迷恋洋人的游戏规则的倾向,决定以更本质的意义上寻找艺术复兴的起点,从内心萌发了回归生命本土、回归艺术本体的强烈愿望。于是他们拟订计划、自筹资金、告别了光色迷离的城市,于1993年春来到了山西偏僻艰苦的吕梁地区柳林县西局岔村,把画布支在老乡家的炕头上进行直接创作,以激发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他们在乡间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下乡写生,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直接再现农村生活情景,却是当代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心态的反映,所以乡间的生活恰恰成了他们恢复自觉、自然的感受和心态的一剂良药,成了他们找到精神支撑点的丰腴土壤。他们印制了一本有大量纪实照片的报告文学及活动文献集,制作一部纪实专题片,并带着他们在乡间创作的美术作品,于当年8月20——26日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国日报画廊同时举办他们的展览——“乡村计划1993”展。从宋永平等人拟订到乡间作画的计划,到这个行动计划在现实中的延伸、演化、变异,充实丰富其原本的艺术构想,最终呈现出一个包容着创作与偶发的(如中国美术馆开展当天下午即宣布封闭该展览和宋永平第二天在美术馆展厅当众理去长发和剃胡须的行为)事件并行发生着和流动着的行为艺术,不难看出,行为活动的主体结构是艺术家对商业文化抵触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延伸、演化和变异活动,是对象化为这些客观活动的行为。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中国当下艺术状况开始具有了后意识形态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艺术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及所承担的文化责任,正发生着明显的位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大约也是在1992年的5月,“新历史小组“在武汉正式组建,成员有任戬、余虹、张三夕、周细平、王玉北、叶双贵、祝锡琨、岛子、傅中望。10月份,在广州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展厅内,“新历史小组”的成员以清理工的身份,用“来苏水”喷撒地面,搓擦作品,使展厅空间内弥漫着医院气味。在此前后,他们散发了《消毒》文件,其中包括“双年展学术工作研讨会纪要”、“评选情况报表”,还有通告、公告,认告等数十份告示。与其说这次“消毒”行为是针对市场操作艺术的嘲弄,不如认为它是“新历史小组”消解艺术界的前意识形态后遗症,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诞生清理场地,因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并不排斥市场与操作,主张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流程相结合,它所反对的是将艺术视为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或批判这样的镜子式反映证论模式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后殖民文化心态。

在完成了“消毒”行为后,“新历史小组”便进行第二次对后意识形态艺术的实验,试图建构新人文艺术,而“新历史·1993大消费”乃是对这项实验的具体实施。他们认定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步入了大消费的时代,艺术要在这个时代取得一席之地,就得提倡艺术走入生活,艺术产品化,人人消费艺术,艺术消费人人。这种视艺术作品为产品的观念,势必使艺术创造的全过程与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相适应,即与流通过程相适应,作品作为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生成、转化和消解,也就是说,艺术家——作品——欣赏者,与生产者——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关系是重叠和相互交叉的。艺术家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家,因为他在流通过程中要扮演多种角色;作品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它变成可批量生产的;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使用者。由此,产品艺术彻底解构了审美无功利性,不再为艺术而艺术,真正回到了物质本身,从而使艺术回归到生活之中,进入百姓市井之中。他们“上工下厂”,将各自的艺术念由平面转换为立体的工业化产品。任戬制作出大量《集邮牛仔服》、《集邮大花布面料》产品;周细平制作出12幅著名企业家肖像广告《大肖像系列》;梁小川制作出陶艺式的炮弹;叶双贵的《大陶艺系列》以世界名瓷造型为外观样式,以当代卡通符号为基本图案,将立体的陶器实物转化成平面的大型剪纸、活卡通贺卡等。这些作品(产品)经半年周旋,定于1993年4月28日在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快餐厅举办展示,后于27日晚被公(论文库)安局封闭禁展。据任戬事后在一份年表中说:“在展示会的前后15天中,遭遇了政治、人际、事务、艺术各方面的问题,很累,很疲劳,是艺术生涯中创造力被截断的最痛苦的一次体验。”当年的6—9月,《任戬集邮牛仔服》的展示销售活动在武汉各大商场、展贸会上频频出现,武汉当地大街上常能看到身穿此类服装的行人。北京与武汉两地对待艺术家群体和下放艺术到生活中的行为的迥然不同的态度,联系山西“乡村计划”小组在京的遭遇,不难看出,艺术思想和观念一旦脱离开传统习俗认可的平面架上形式而进入日常社会生活流程中时,往往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境地:要么艺术家完全放弃自己的艺术观念,顺应社会市场和权力意志的实际需要而为,要么艺术家选择小范围内同爱好者知音们的观摩、交流,然又无法实现与社会大众的沟通。可见,如果选择社会生活的流程为艺术作品产品化、对象化的渠道,那么艺术家支配、把握其作品产品化程序的活动行为,必然受到来自社会规范和法律效力的限制。如何协调好各种社会规范和法律效力以及公众接受力,利用它们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行为提升它们,是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深刻思考和准备的。这决定着行为艺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目前很难采取公开面对社会现实规范的程序但又不使观念遮敝的大规模的外在化的形式进行。因为有如此多的障碍与困难,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视觉艺术上规模较大的一次个人行为艺术创作活动——“’93郑连杰司马台长城行为艺术”,安排在距离城百公里之外的京冀交界的长城司马台地区举办。自由艺术家郑连杰作为总策划和主要表演行为艺术家,在包括著名摄影家、作家、诗人、记者、艺术爱好者,大学生和国际友人及司马台一带乡民们的共同参与下,在延绵起伏的山巅长城残垣断壁上,创作完成“大爆炸”、“黑色可乐”、“门神”、“迷失的记忆”4个主题的行为装置作品。其中“大爆炸”作品,是郑在50多人次乡民的协作下,历时5天,用300余米长的红布,捆扎住散落在长城脚下的数万块残损长城砖,并铺满前后3个烽火台、长约200余米的长城城墙通道上,其历时时间之长,动用人员次数之多,劳动量之大,活动条件之艰苦等等,堪称当代艺术本土的执牛耳者。郑认为“行为艺术能较直接地对时代和人的心灵产生影响,因为它选择人的身体语言和特定的媒介来传达,具有强烈的视觉效应。我选择长城为行为艺术的场所和媒介,不仅是它的象征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博大开阔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我感到传统与未来的延续,在都市化过程里所缺乏的‘气场’,这对于心灵的自由和解脱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注3)

到都市之外的乡野山林河水中实施自己的艺术理想,显然要省却不少人为的干扰和社会的约束,但是也容易在放眼自然景物的同时,忽略了行为活动的过程本身的视觉刺激力和启发性,一味耽迷于对雄伟景物的改造与创造,从而滑向地景艺术(又称大地艺术)的范畴内,郑连杰在这么大规模的艺术活动中,始终架驭并保持整体作品的意义指向——反映当代人的迷乱心态,寻找丢失麻木了的精神魂灵——而又不失视觉语言的丰富多彩和视觉冲击力(他在“黑色可乐”中全身,攀援于梯架之上,作从满地可乐纸杯的商业消费世界中挣脱向上的行为表演;在“迷失的记忆”中黑布缠身与头部,只露双唇蠕动喘息的表演,都是对整个司马台行为活动的强化和点睛之作)。严格地讲,郑连杰的这个’93行为艺术活动,既有整体上思想对象化为众多人物组织行动和地景配置的客观化的行为成份,又有艺术家个人主体身体语言的亲自参与和调动,因此,它既是整体无形的行为活动,又是局部有形的行为表演,尤其是他在“黑色可乐”中的之举,是上世纪90年代身体艺术的最早一批表演。

在1993——1994年期间,还涌现了许多与上述几项艺术行为类似的观念对象化为外在客观社会活动的行为,如汪建伟、宋冬、黄岩、耿建翌、倪卫华等人的行为作品。王建伟在1993年10月到老家四川成都郊外温江县涌泉乡一组,与农民王云鉴定种植小麦一亩的合同,相约共同种一季小麦,观察与记录种植动态综合系统,以印证关于世上一切信息(包括有形的自然物理实存与非自然的无形精神意识)都是处在输出输入的循环之中的观念,该种植活动行为也是由此被命名为《种植——循环》的。据说,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该亩地产量有700斤。1993年10月,耿建翌在杭州莫干山中学,请20位有兴趣的观众在教室里填写《婚姻法》知识表格,无一人填完所有内容,多数人认为这次活动更像一次考试,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婚姻、家庭等问题的争论。倪卫华在上海于1993年实施《连续扩散事态系列之二——‘93招贴行为’》的活动。他以当今最流行的街头招贴为样板,使具有正常语法和语意的诸如寻人启事、招聘广告、性病医告、通辑令等文字,以出错了的逻辑顺序自动排列,其中文字样段落以半角错位,造成虽然行与段的文字形式与正常文章完全一致但却并非实用文字的视觉效果。这些“错位招贴”到处张贴并被跟踪、录相,记录行人对它们的反应。长春的黄岩于1993年5月25日开始,计划用十年时间拓印折建的各式各时期建筑物的局部,他把这个长时期的行为取名为《收藏系列拆迁建筑》。1994年4月6日,中央美院画廊里,宋冬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活动《又一堂课,你愿意跟我玩吗?》。整个展厅被布置成一个课堂,地上四壁满是各种中学试卷,并有喻意知识流、信息水的水池、洗槽、水龙头和切纸条等等,艺术家本人指挥着一群中学生在煞有介事地读“无字书”,其对现行教学方式的讽喻是十分明显的。展出活动开幕半小时后,即被中央美院关闭,理由有三:展览不严肃、具有煽动性和具有不安全性。

观念和思想对象化为社会、人、自然及诸种外在有形无形的事件关系的行为艺术,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乡村,是公开面对公众还是私密地独对圈内同仁,重要的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是在于艺术家的个人观念思想如何与公众话语甚至政(论文库)府机制相作用,影响并调动既已约定俗成的各种社会人文规范并为实现自己的观念服务。这方面,一个富有争议的例子是邸乃壮的“走红”活动。从1992年开始,邸乃壮创作的撑开万把红伞行为活动,持续三四年时间,流动出现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公共场所,有500余万人进入了红伞活动现场,有关新闻报导更是连续不断,达数百条之多,传播面已超过了4亿人。艺术界和学术界多数人认为“走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社会艺术,它正卓有成效地改变着中国现代艺术不进入社会的局面,是前卫艺术影响社会的成功方案。也有不少人认为红伞是对克里斯托的黄伞地景行为的挪用,作品缺乏文化观念的批判创造。对此,邸认为社会是由若干程序构成的,是这些程序在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如果艺术创造不仅仅是用于视觉语言的表达,而且还能用在社会程序的设计上,那么,经艺术家之手创造的一个与现实社会结构对称的、与其“制式”相同的一组程序作品,与社会大程序交融,社会慢慢便会出现一个你所期待的“画面”。为此,邸提出“视觉后”这个概念,试图把视觉图像从孤立的欣赏状态中下放到综合程序的某一位置,循有形之美,造无形之大美。由“走红”所引起的争论,触及到的正是对象化的行为在中国的现实遭遇和对策的问题,并分野出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这将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验证。三、作为生存状态的行为艺术

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出现以后,随着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观念与思想似乎越来越在其对象化的过程中减弱了其光芒和力度;艺术创造的主观愿望与现实生活之间似乎并非容易沟通;观念与思想投射到人、社会、自然的诸种事物和现象所形成的有形无形的文本结构,作为一种媒介,似乎在中国很难经由艺术家之手支配、调动得自如、灵活和完满。于是,创造的媒介,被减缩到或者说还原到肉身化的具体的个人生存状态上,而艺术家本人的身体行为语言,最能代表个人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朱发东开宗明义地说道:“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艺术作为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呈述,我认为,前卫艺术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文本,最终凸现出的是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这个时候,生存状态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体本身。”(注4)身体行为的出现,对于艺术家朱发东来说,源自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强烈愿望。1992年广州双年展之后,在空虚和无聊之中,朱不得不寻找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时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他开始在纸本上制作很多带有波普意味的“大名片”,这种波普的意味体现在文字的应用上,“寻人启事”这种更广泛、更切入社会现实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1993年元月,他印制了大批“寻人启事”,穿行于昆明的大街小巷,在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张贴这种众为熟知的纸单。虽然寻找的是自己,但无论对艺术家自身还是公众,都提示出了一个难以否定的问题: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里,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何在?每个个体的人的自我安在?如果人的身形能寻找到的话,那么人的精神魂灵的缺失谁又能寻找到呢?1994年5月20日,朱发东来到北京,开始实施为期一年(因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持续完满)的行为“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自穿中山装,背后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文字标志,行走于街头巷尾,引起了行人极大的反响,并经常有人出于各种理解,与他交谈,询问出售自己的原因,或商议雇用价格。朱发东对此作品解释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物质化的时代,艺术家必须对时代做出反映,这也是我迈向艺术成为生存状态的另一努力。”(注5)的确,艺术家已不满足于用纸单招贴作为媒介,而将自己的肉身作为媒介,直接参与和渗透到公众之中,从而把艺术家在当代文化中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推到了极至。在精神物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远离我们生活的平面图式越来越妨碍艺术与公众的交流。对当代艺术家而言,精神上的困惑必然驱使去开辟新的艺术媒介和语言,来证实人的生存状态。艺术的行为,以其直接的批判精神至警示的姿态,使艺术与公众在意识中达到沟通。1997年3月14日,朱发东开始实施历时100天的行为艺术活动“生活方式”。在这期间,朱发东受雇于许多单位、家庭及个人,有政(论文库)府机关、有公司、有私人朋友也有陌生人,但雇佣干活计时论价。如果说前一件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仪”,出售的是人这个媒介,那么,在这最新的作品中,媒介被更推广到人与人的一种无形雇佣金钱交换关系上。朱发东在100天内所做的各种雇佣工作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与每位雇主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朱的眼中,今日生活方式就是交换关系,就是不同范畴彼此之间的各种界定,是当代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着人的角色和价值。显然,朱成功地利用自己的行为活动,促使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更深的认识。在中国的今天,当公众在为“生存”而承担责任的时候,都有不少实验艺术家在为“责任”而承担生存,这在马六明、张洹、王晋、苍鑫、顾凯军、庄辉、徐三、朱冥等人所从事的行为活动中显现出来,其中马六明和张洹二人始终以自身的为媒介来实现艺术家对自我和社会生存环境的警示态度,因而成为中国行为艺术家中迄今为至最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人。自1993年11月开始,马六明开始以其秀气、漂亮的面容和修长的身材作为发展自己行为艺术最直接的语言因素,采用妖媚的女性面容化妆与男性人体这种男女合一的行为表演方式,进行了数次的以《芬·马六明》为主题的系列行为表演。如在《芬·马六明的午餐》中,他面部女妆、男人体,把一条活鱼弄熟后端到桌上,自己坐在桌旁将一塑料管一头套在自己的性器上,另一头放入口中,再用筷子把鱼肉和鱼骨分开,置鱼骨架于鱼缸中。“芬”这个莫名的词,是马六明眼中一个非男非女、男女共体的复合形象,一方面是明显的性别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明显的性别特征的互渗与消解。它奇异但却真实地呈现出人在文化、社会的挤压、制约下的异化与中性化,与其说这个中性化的“芬”是对时代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倒不如说这是马六明本人对生活、对生命的切身体验的产物,虽然外在环境与内在精神是不可分的,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写道:“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到艺术远没有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有价值。生命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所以我选择了生活式的艺术方式来表达我的艺术观点。”(注6)他从一代艺术家对以传统平面艺术形式传达对历史、文化的关切,反弹回到对自身的情感,身体在现实环境中的境遇的关注上,与朱发东强调消除文件、突现艺术家的生存状态的思路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马的每次表演中,马既是“芬”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又是“芬”的凝视者,马与“芬”既叠合又分离,这种“既”与“又”的关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沟通的艰难与阻隔的无奈感受,因而给观众的感受十分真切和刺激。

与马六明利用自身来隐喻人的中性化方式不同,张洹是通过自身肉体承受外力的强度这种“自虐”性方式来突现人的生存状态的。1994年5月,张在北京东郊一公厕内完成身体实验行为《12平方米》1小时。张在自述中描述发生这个行为的想法的过程时说:“今年五月,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去了我常去的‘北京东村’的一个厕所,发现里面根本无法下脚,又去了另一个,与前者没有两样,我便骑单车去村里小队的厕所,一走进门口,就有成千上万的苍蝇迎面袭击过来,只能忍耐一会儿,瞬间产生了要做《12平方米》的想法(注7)。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往往是艺术家最敏感、最直接的创作刺媒。在这个长达1小时的行为实验中,张赤身涂抹了蜂蜜和鱼肚内的腥液分泌物,冒着盛夏的酷暑,端坐于肮脏的公厕内,让无数只苍蝇叮咬爬满他的全身。恶臭和瘙痒要比什么都更直接地使艺术家进入对自我价值和生存经验的切实体验中。同年的6月,张洹在他位于北京东村的32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展示《65公斤》的行为实验。18条白色的褥子铺于地面,艺术家本人(体重为65公斤)被十条铁链和一条皮带悬吊于距地面3米高的屋顶铁梁上,脸和身体正面朝下,平行悬挂。与平行悬挂的身体同一水平面的正下方地面上,20条白褥子叠起的类似单人床的造型上,放置着电炉和一个加热用的白铁盘子。两位医生协助将悬挂的张洹身体中的血用60分钟时间抽出250毫升,血液慢慢滴在加热的白盘子中,发出令人恶心的腥糊气味。张洹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体验时说道:“当时,自己完全被烤焦的血腥味笼罩着,这种难忍的味道弥漫了整个空间,血和汗不停地向下流着,胸骨是最痛的部位,且痛的时间最长,因身体的重量集中在上半身,双手痛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每个手指感觉已粗大了好几倍,身体越想移动一下位置,就越加痛,最后只能不动最好,我整个身心在全神贯注地体验每一个局部、每一秒钟,从作品开始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时间太漫长近于凝固,作品结束前的一段时间我咬着牙,体验着这种真实存在的承受力和忍耐力。”(注8)的肉体与坚硬的铁链,焦糊的血液与淋漓如注的汗水,是张洹在拷问自己对环境的承受力,也在拷问着艺术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功能性的根本问题。毫无疑问,在他的行为中主体的意识和难以预料的偶发性变化之间的冲突,是提高自我控制力的必要一环。1995年4月,张洹在某一建筑工地完成的《25毫米螺纹钢》行为中,他再次将自己置身于被动难以控制的危险处境中,直径25毫米的钢管被切割时放出的滚烫火花钢粒,直喷他的身体。这种自虐式的体验,形成了张洹行为艺术展示的语言特征。

与之有相似之处的是青年艺术家顾凯军1996年5月在北京实施的“家内亡灵运动”的行为。与许多行为艺术家有所不同的是,顾凯军的自虐行为更追求对生与死的意识境界的切身体验。该行为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用身体滚贴满冥币(中国传统丧葬中的纸钱)的黄布,请别人用麻绳将自己捆扎起来,在身上浇上红漆和1公斤汽油,在身上点火,燃烧一分钟后,请别人将火扑灭;其二是从火中跳出,直接走进一小铁笼子里躺下,请人用白布将笼子包裹起来,贴上封条,请见证人签名,证实他在笼子内绝食禁锢八天时间。第一部分旨在体验不放弃生的情况下的死亡极限,第二部分旨在延长体验死亡的时间。顾这种几近极至的自虐,与其寡言的口才和激越的内心世界是极为吻合的:“行为者基于自身的艺术生活和精神体验,无法完成自身的纯粹性,最终决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为背景,以冷酷、卑鄙、残忍的游戏方式将最严肃的思维活动(包括自身潜意识的阴暗面)裸地暴露出来,使其失去所有伦理道德层面的神圣光环,以非道德的行为达到道德的行为目的。在公众下意识刻薄的窥视下,逼使自己面临最本质的问题,从心灵的深度对自己进行调整和破坏,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批判。在深刻地警醒自身的同时,也给观者以直觉上的推进。”(注9)这里,艺术家道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一批年轻艺术家所以采用行为表演的方式直逼现实生活的完整清晰的思路,它既向公众表达了行为何以成为一个热门方式的原因,也向艺术界同道提示出艺术家在当下社会文化情境中的自身要求。

艺术家苍鑫乎在行为艺术圈里最爱使自己的作品充满哲学式的病房意识。他认为今日社会中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残缺的病态,因为这个全面精神崩溃、物欲横流的时代,因此强化自身的精神机体,做到拯救自我的存在,对自身“病态”进行体验,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总是自认为“患者”,先后推出了“病毒系列”之“平凡的极致”、“舌头的体验”和“患者纲领”等展示行为。在“平凡的极致”中,苍将从自己脸上翻下的石膏像,做成硅胶膜,历时近四十天时间,总计翻制成一千五百余个脸膜,请观众参与将脸膜一个一个踩碎。“在舌头的体验”行为中,苍用舌头舔点燃的蜡烛、铁钉、苍蝇、铁链、动物、植物、海德格尔、萨特、尼来等人像共计36种物体。苍自认为此作品是要把人身体各部分属于精神元素的机制调动集中到一种非真实的感觉中(舌头),以此判定感官与智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997年7月20日假北京东四八条52号老《美术》杂志编辑部办公室举办的“患者纲领”行为装置里,他再次强调他自认为的病房意识;用针管扎鲜花,用飞标扎尼采、耶稣、波依斯等的头像下的标盘,用水平垂直仪来测验象征知识的图表,用叠积成围墙的书籍来困顿端坐于其中的阅读行为体验。今天的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界面,似乎是出了什么事,面对知识和传统,面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仿佛患了病似的,自我拯治,或许是一剂良方。通观苍鑫几年来的行为活动,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手拿手术刀,满含热泪”(苍鑫语)的忧患型艺术家徊惶于世事人海之中的身影。与自虐、自艾行为的艺术家们又有所不同的是王晋。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事件的关注有着自己的方式,即将生活中有问题的现象或事件的最具代表性的某些部分稍加挪用(指置换一下环境空间),即能产生出人意料的意义和趣味。1994年4月9日,王在北京大兴县黄村附近正在兴建的京九(北京——九龙)铁路施工场地上,选用数十种中药、化妆品、颜料、读物、软饮料等物品,调制成一大缸红色颜料,再用经充分搅拌过的颜料,涂抹于200米长的枕木和钢轨上。他在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时说,调红颜色真难:红颜色会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呈现也变化不定的色相,红色并非具有普遍的意义。同年8月15日,王又在河南省林县著名的红旗渠总干渠,投下50斤浓缩的红色矿物粉,形成宽8米、长100米的红水覆盖着渠面,红色在不断溶解、延长,1000米、2000米、3000米,……进入蜿蜒的太行山中。正所谓切入动脉,输血化疗。王晋在对影响中国人历史经验的某些符号部分进行挪位置换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的价值需求和伦理道德水准等方面的问题,这始终是他放弃架上平面的纸本艺术创作,面对现实,向现实提问的最重要的理由。实施于1995年冬春时节的《爆炒人民币》和《炒地皮》两件行为,是他为第二年在郑州做《1996中原·冰》的练习和准备或者说小样。传统中式蜂窝煤炉子,加上顶好清香油、盐、葱、蒜等调料,爆炒了一锅不同时期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硬币,然后倒入餐盘中封存起来。王府井建筑工地上的土,被拿到油锅里炒热,也喻示北京这个首都的经济热潮的前所未有的高涨和火热背后的某种思考和感慨。触及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婚姻价值观念的《娶头骡子》,使人们更多地产生了过目之后忍俊不住的笑声:王晋身着燕尾服,与一头身披婚纱、腿裹黑色网眼长筒丝袜、面部涂脂抹粉的白色骡子,在众多摄影机前举行婚礼仪式。1996年1月28日实施于河南郑州二七广场对面郑州天然商厦门口的行为装置《1996中原·冰》,是王晋在姜波、郭景涵二人的协助下完成的最富有争议性、最富有参与性的作品。假借天然商厦火后重新开业的庆典活动而搞的这个行为装置,为一道高2.5米、厚1米,长30米的冰墙,千余件时髦的商品(BP机、手机、金戒指、手表、香水、口红、电视机等等)与1年前失火时的现场图片,被冷冻在约600块冰砖之中。开业典礼刚结束,上万名郑州市民便包围了冰墙,从试探性地动手拿商品,到掏出随身携带的各种可以凿冰的工具,连探带凿,把冰冻可见的物如获至宝地哄抢而走,隐喻商战火爆形势的审慎理性(冰),被潜藏在众人心中的浮躁的非理性物欲所湮没,而这正是依循着艺术家的预先设计发展的,说明艺术家们对人性在今日商业化和社会中的状况的敏感和担忧。这个活动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文化艺术与商业促销原本是可以相互结合的,关键看艺术家在商业机制的活动中,如何明确活动的价值和可能发生的走向。这件作品成为郑州家喻户晓的事件,也成为当时国内不少报纸刊物争相报道的对象。《南方周末》报、《时代摄影报》、《服装时报》、《北京青年报》等迅速做出的反应,并由此展开了涉及商业竞争、艺术创作、道德价值、行为准则等一系列的热烈讨论,使这件作品成功地扮演了切入社会、提出问题的文化角色,也使它继“乡村计划1993”、“新历史-1993大消费”、“走红”之后,成功地将艺术观念与社会活动规范结合起来、又不失艺术发生的偶发性、不确定性的一个范例。

宋冬、林一林、王惠敏、庄辉等人的一些行为活动,并不是以突现艺术家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极端形式——身体的差异与角色的自渎——为媒介,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琐碎细微的行为现象的文化心理隐喻为媒介的。宋冬于1996年夏在拉萨河里挥举刻有“水”字的大印,不断地印在流淌不停的河水里,是他从1995年开始坚持用水在同一块石头上记日记的《记日记》、《水写时间》(香港)、《哈气》(北京)、《保温》(北京)、《露出的山墙》(北京)等一系列有关能量转换、时间变易观念的行为活动的一部分。广州的林一林,1995年在广州市内通往火车站的一条交通要道上,不断地把一堵刻意砌成的一堵墙一边的砖头搬到另一端,致使墙体慢慢地向马路的另一端移动,最后经过90分钟的搬砖移墙,整个墙体穿过了马路。有趣的是,在林一林的这1个半小时行为中,交通并未受到这位艺术家的干扰,过往车辆都好奇而缓慢地绕过这堵墙。林一林对物体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变化所引起的观众接受效应,显然是十分感兴趣的,这使得他的这件作品在1996年参加“96香港艺术节亚洲先锋系列”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他命名为《驱动器》。该新作品依旧延用“会走动”的墙这个媒介,所不同的是墙体的一侧写上了香港政(论文库)府机构的名称,另一侧写上民间机构的名称,这样随着墙体砖块由后端向前端的搬动,两侧的文字也就随之被拆散打乱了。这堵墙从过街天桥开始,通过人行道,最后停在了香港艺术中心的外面陈列,林一林共搬了四天时间的砖(白天),途中吸引了一些路人及朋友的参与搬砖。王惠敏是广州一位以装置和行为为主要媒介的女艺术家。早在1994年1月,王惠敏就在广州做了《汽球事件》的行为艺术,这使她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从事行为艺术的女艺术家,当然这与南方较早开放的经济环境和思想意识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背景与陈劭雄等“大尾象”工作组的出现有相同之处,在此不赘述。王惠敏躺在一个注入水的170X70X30CM的玻璃槽内,逐个吹起21个红色汽球,汽球渐渐充斥满玻璃槽并覆盖了王的全身。该作品有相当的生理暗示和生命能量转换的象征意味。玻璃的脆弱、通透、尖厉及神经质式的敏感是女性艺术家所偏爱的,王惠敏如此,后来的尹秀珍、张蕾、阮海鹰等人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后者们多用作装置材料。《汽球事件》有双重的喻义,一是子宫孕育,理想化回归母胎的愿望;二是死亡,红色的膜一个个被吹起,膨胀为球形,在凉水和身体上延续着直至全部变成红色的汽球世界。时间的流逝,在这件作品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不同时段中的汽球的数量和体积,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是不同的,现场的视觉感受是最为重要的。此外,王还做过《我忍受噪音》、《我在镜子中生活一小时》、《绳即绳》等行为艺术,有的是单独做的,有的是与友人合作的,有的是在国内做的,有的是在国外做的。庄辉的《东经109。88度、北纬31。09度》行为,是1995年4月在三峡库区巫峡江岸打探孔50个,每相隔20米一孔(同时记录与它相关的时间)的行为,《东经109。55度、北纬31。05度》则是围绕白帝城一周,打探孔27眼(同时记录孔的直径、深度)。这两次行为均用图片完成对孔的痕迹记录。庄强调两次行为力求消除个人意图、个人经验因素的表现,孔只作为孔的单词,它简单到只存在深度、直径、土壤、水分以及时间等概念,并无什么观念和意指。这种行为活动,追求过程本身的操作体验,与张洹、马六明、朱发东、王晋等人的行为有明确的意指是有距离的。“物即物本身”(庄辉语)是要有条件加以限制时才能成立的。单纯的生存状况是不一定能提升到艺术开启思想的层面上的。除上述这些近年活跃并为人所知的艺术家外,在全国各地尚有不少喜爱行为表演的艺术家,如徐三、湖南的朱冥、山西大同的大张等人,他们的执着行动,丰富了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分布界面。四、有关中国行为艺术的几个问题

由于行为艺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比较短,没有明确的概念范畴,不易从理论上把握,所以国内的艺术评论界对之保持沉默;又由于行为艺术的完成需要足够的物质条件,包括财力和人力,而当前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资金环境,所以举步维艰;再由于行为艺术带有随机性、偶发性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往往被不甚了解的人视为极端无政(论文库)府主义情绪化的表现。这三个方面的现状,造成了当代艺术中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盲点。既然行为艺术近几年在中国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发生和存在着,作品不断产生,作品在产生和完成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艺术问题或者暴露出的学术现象,显然是不容批评界回避不谈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世界美术》杂志曾组织刊发过几篇介绍西方偶发和表演行为的译文,我曾翻译过其中的文章,但只限于引进介绍,并未面对中国活生生的行为艺术发表评述。

1995年4月21日,在北京东四八条52号老《美术》杂志编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国内关于行为艺术的第一次集中学术讨论会召开了,讨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气氛十分热烈。会议发起人和召集人是我,前来参加的评论家都是对行为艺术持积极支持和认真研究态度的中青年人,他们是岛子、冷林、王明贤、张晓军、钱志坚和张栩。会议首先在行为艺术是当代中国艺术史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一观点上取得了共识;并对它产生的原因从理论上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对行为艺术在中国出现的方式和类型进行了归纳;对行为艺术与装置等其它非架上媒介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别进行了分析。在行为艺术身处中国现实状态下与接受阐释之间产生的问题,行为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行为艺术活动中艺术家主体的个人控制能力几个方面的讨论,最为集中也最为高潮。

众所周知,在现实的形态下,行为艺术的传播受到许多约束,只能采用摄影照片和录像的形式来记录,人们对行为艺术活动的了解,只是通过图像材料,行为艺术现场的感染力无法让人体会到。图像资料对于已发生的行为来讲是记录,对于观看图像资料的观众的解读来说,既是文本又可能是障碍。因为行为艺术不同于其它艺术的重要特征是时间因素的存在,对接受者而言,图像资料所传递出的行为艺术的意义或者说感受,与亲临行为艺术现场的感受甚至与从事行为艺术的人(指最初创意者)的体验是有距离的。行为艺术就其性质而言是要超越架上绘画甚至装置材料对于艺术家主体意志体现的限制,在西方往往是在公众场合实施和传播的,图像和文字仅仅是辅助和提示。对于中国而言,行为艺术只能借助图像形式,因此突出地存在着事与愿违的现象。本来是要打破有限艺术形式的约束的,结果以另一种形式又落入一种限制之中。这说明社会环境和接受机制对于行为艺术的生效具有很大的约束力量。由此引发出在现有的体制下从事行为艺术活动,艺术家该如何灵活地、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图的问题。由于行为艺术是一种过程艺术,许多行为都是一次性完成的,带有不可重复性和偶发性,时间在其中扮演着极为中枢的角色,特定的时间形成特定的艺术意义,对于以生存状态为媒介的行为艺术家而言,其本人就是表演者和行为者,比较容易在行为发生的全过程中有效地支配和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对于以观念对象化为媒介的行为艺术家而言,其本人是创意者和设计者,未必是行为表演者,他所面对的是处于运动和流变中的无形的人际关系、社会环节等因素,所以要使整个对象化的行为(更多的是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的社会)能有效完整地体现出艺术家主观的创作意图,从而使记录行为活动的图像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就要看艺术家主体在整个行为进行过程中对构成并影响行为发生、发展的诸种因素的驾驭、控制能力如何。这是一个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心理素质、社会组织才能、艺术判断力等项指标。此外,由于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指影视艺术和戏剧艺术等)都涉及时间因素,二者之间的差异何在,也成为分析行为艺术时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叙述性是所有表演艺术的最重要特征,预先设计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行为艺术中,行为艺术更多的是借助于视觉形象来同观众交流的,行为表演更多伴随的不是预设性,而是随机性和偶发性,这也是行为艺术得以越来越成为艺术家(有时也成为影视艺术家)直接传达思想和体验的有效手段的魅力所在。

本报告的开端部分曾明确指出,中国的行为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一位在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时,就投身于此类型的艺术,而只是将其生活的某段时期献身于行为艺术,这个“某段时期”因每个人情形的不同而长短不一,但艺术家们毕竟为我们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时代提供了许多富有想象力和刺激力的阅读食粮,其所从事的行为在世纪末最后几年的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注释:

注1、《行动艺术》(Aktionskunst)JurgewSchilling编著,吴玛利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第一版

注2、摘自孙平《关于(中国针炙)的工作报告》(未发表)

注3、摘自《捆扎丢失了的灵魂》(高岭、郑连杰对话录),载于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5年4月号

注4、摘自《艺术成为生存状态》(朱发东文,未发表)

注5、同注4

注6、摘自《马六明随笔》(94年12月25日)(未发表)

注7、摘自张洹《关于12平方米的自述》(未发表)

注8、摘自张洹《关于65公斤的自述》(未发表)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8篇

当选人大代表、被推举为政协委员、列席地方两会……网民参政议政,从虚拟走向现实,目前已成为一种趋势。2009年初,河南洛阳网友“老牛”被推选为洛阳市人大代表,被誉为“中国网民代表第一人”。时隔一年,这样的现象在更多的地方被“复制”,被“粘帖”。

市民网民“现身”两会

1月26日,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来了34位市民。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来听听而已,而是带着百姓的诉求――今年,上海人大改革了实施20年的市民旁听大会制度,34名旁听市民的身份和手机号码经本人同意后向社会公开。公开联系方式仅3天,旁听市民就接听了1300多个电话,收到了1200多条短信,这些成为人大会议了解民情、联系群众的有益补充。据了解,34名旁听市民全程旁听会议,并可以对大会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强调,人大工作越是主动公开,就越能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鞭策,推动工作。

在长沙,市民代表不仅参加了今年的市人代会旁听,30名市民代表和10名基层代表还被请进对话会场,与市长面对面交流,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市民则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与市长互动。“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一位市民说。

3名台商首次作为列席人员参与了今年的厦门市人代会。台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厦门工业总产值的4成左右,邀请台商列席会议,参与代表团和分组的审议,近距离观察了解权力机关运行,让他们对大陆的政治决策更为放心。

这边的人大会议红红火火,那边的政协会议热热闹闹。前不久,政协江苏省南京市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通过网络和电话实名制报名产生的12名普通市民列席旁听,在南京市历届政协会议上是头一次,其中9人来自网络报名。

今年1月,红网论坛岳阳版中的两位网民――“错爱的我”与“xwj云轩”,被湖南省岳阳县政协增补为县政协委员。他们的真实身份很普通:一位是岳阳县农民任岳军,一位是县粮食局企业职工许伟军。职业和身份不同的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长期在网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今年安徽省亳州市政协会议上。“在亳一方”、“魏绍军”和“君子狐”,这三位亳州知名的“铁杆网民”被增补为亳州市政协委员,走进市政协二届五次会议的会场。在网上,这三位网民表现出令人信服的议政能力。他们都是有着近十年的“网龄”,是市民论坛的资深发帖人。“在亳一方”写出《街巷为链,景点为珠,打造中原第一老街景区――亳州北关老街开发保护构想》等精品帖,促成了亳州北关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魏绍军以实名发帖,通过认真研究亳州交通状况,在市民论坛上率先提出了修建亳蚌铁路的可行性建议。“君子狐”在市民论坛上提出,尽快推动亳州药业企业进入创业板上市。2009年下半年,该项建议已进入实施阶段。

视频开启民意“直通车”

1月24日19时,北京市发改委908会议室里,10位政府相关负责人端坐在电脑前,打开摄像头,戴上耳机,网络视频对话框中已有心急的代表、委员等在电脑屏幕前。初次尝试网络视频询问和咨询,许多政府官员也颇为好奇和兴奋。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晨完成与代表的网上对话,轻松地说:“我也开张了!”引来会议室大家的一片笑声。

这是今年北京市两会询问咨询会议的一个场景。今年的两会政务咨询,只有7个委办局接受现场咨询,其余部门全部转移到网上进行。“只要进入政府部门的页面,就会有多个‘咨询室’可以点击选择,代表、委员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与部门在线的负责人交流,声音和画面都是实时传送的。”

刚过19时,一位政协委员“走”进了环保局局长史捍民的“聊天室”。针对政协委员刘克良“环境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越来越多”的“担心”,史捍民说,北京市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低空呼吸带污染源的治理,比如机动车尾气排放、平房区小煤炉治理等。目前正在进行污染从定性到定量的科研调查,就是要解决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当下,网络正在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互联网也正在刷新地方两会参政议政模式。利用视频在线交流,征求民意,汇聚民智,代表委员网上问政蔚然成风。

广东省珠海市两会举行期间,广东移动联手珠海政协,采用手机视频方式,推出了“政协会议手机直播”,让市民从多个角度了解并参与到会议中。此举在市民中产生良好的反响,他们说,手机视频不仅可以观看政协会议,还可以适时个人意见,这是第一回,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

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在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政府工作报告在市两会前通过互联网向主体市民公示,征求意见,这在杭州还是第一次。四川省政协办公厅与四川新闻网麻辣社区、四川政协网开辟“两会民意直通车”,邀请网民一起提交两会提案、议案。

上海市两会期间,多名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政府部分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做客东方网,向市民公布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计划,并在线回答网友提出的各种问题。东方网的“网议人代会”已开办6年,但在两会期间开通,今年还是第一次。今年,江苏省南京市、广东省惠州市首次尝试了网上征集旁听代表,让网友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并将网友所提的建设性建议吸收到建议和议案中去。

微博架起民意“连心桥”

1月26日,四川省政协会议间歇,樊建川委员急忙打开手机,按动键钮,用短信方式进行微博直播。从会议开幕起,到1月27日,博文已达8屏。樊建川已参加了8次政协会议,用微博直播还是第一次。

微博,微型博客,也称即时博客。网民把看到、听到、想到的内容,写成不超过140字的一句话,发表在网页上,与他人共同分享。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代表委员除在线交流外,“微博“成为新的载体派上了新用场。

在浙江政协会议上,3位政协委员在省政协网站上开辟了“共话大学生创业”微博专区,让委员注册,与网民互动,网上集纳民意。四川省两会前夕,华西都市报和网站合作开辟“有话问省长”栏目,不到一天时间,访问量超过10万人次,留言4千余条。

1月21日,陕西省政协委员司全印在西部网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西安基建拉土车杀人悲剧何日不再重演》的博文,受到网民的热烈跟帖。近年来,陕西省一些代表委员在西部网注册实名博客,将所关注的社情民意、两会议案提案等内容撰写成博文发表在西部网上,网友就在代表委员的博客中跟帖交流。

代表、委员网民在线提交“建议案”也是今年地方两会一大亮点。广州网民孙俊杰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广东省政协递交了一份特殊“提案”。让他惊喜的是,没过多久,他提出的“在公共电扶梯上喷涂统一礼让标识”就出现在广东省政协官方网站上。据了解,今年广东省政协共收集到90多条市民提供的线索,从中整理出来的有效线索29条。政协黑龙江省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就“原则上不受理纸质提案”,会议开幕第一天,纸质提案几乎绝迹。陕西、湖北等地也基本上实现了全面网上提交。

有专家分析说,地方两会是言论的盛会、意见的盛会、思想的盛会,也是民主的盛会。在现代社会,网络是意见的发祥地,是一个巨大的舆论场,任何公共决策都不应当忽略这个阵地。地方两会通过网络,开通“民意直通车”,既有利于打开大门,广纳民意,又有利于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实际上,这是参政议政模式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一种创新。”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魏青分析说:“最初是网民关注代表和委员的看法,后来是通过网络参与到代表和委员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从个别代表委员向网民征求意见,逐步形成多渠道、成规模、有系统的网民意见收集机制。”

网络问政常态化大势所趋

由于快速、即时、便捷等特征,网络成为民众参政、问政的重要渠道。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同人民网网友在线交流。2009年2月,总理与网民在线对话,为两会听取民意。在总书记、总理的带头示范下,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纷纷触网,网络问题成为政坛新气象。

1月25日,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在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参事参政咨询工作,发挥院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听证、网络民意在决策中的作用。”“网络民意”与“院士专家”、“咨询机构”、“社会听证”并列,成为推进政府民主决策的重要力量。

“网络问政”在安徽省也颇受追捧,该省省长王三运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鼓励网络问政”。安徽省省委书记王金山认为,在网上,可以听到最基层的声音,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武汉市人代会结束不久,市长阮成发提出了一个要求:各单位的工作计划尽可能上网公布,方便市民监督。把人代会上的透明延续到了日常工作中。

如今,各地两会都已闭幕。毕竟两会只有几天的时间,而网络问政则是长期的工作。网络问政这种新机制才刚刚开始,如何继续有效地开展下去,是网友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希望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起长效机制,并使之渐入佳境,真正发挥网络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说:“网络问政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网络问政是否被重视,体现出领导干部是否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否善于从新生的信息交流渠道中捕捉民众智慧,倾听民意民声。”面对日益增多的网民留言,推动网络问政常态化已是大势所趋。

领导上网要经常化。当今时代,互联网是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不上网、不重视网络建设、不会充分利用网络的领导,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化的领导。领导干部,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外,还要养成上网这一“第五习惯”,能够通过网络对社会舆情做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分析判断。领导干部上网既要靠自觉,还要靠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鼓励大家上网。

解决问题要常态化。网络问题,现实解决。领导干部既要“上网访民意”,更要善于“下网解民忧”。要采取措施把网络中发现的问题转入现实工作渠道加以研究解决。作为省区市主要领导,尤其要经常性督促有关部门切实解决干部群众通过网络反映的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王四新,长期研究互联网舆情。他认为,积极利用互联网,是执政能力提高的具体表现。在地方两会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从虚拟社会走向现实社会,网络民意变得越来越可触摸。这表明,不仅地方政府正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而且互联网正在成为征集民意的桥梁和平台。在互联网上,网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微博、在线讨论、视频等方式来交流。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用互联网来扩大民众参与就是一种方式,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云泽说,网民现身两会,是政府的一种有力引导。网民其实就是公民,借助网络社会虚拟性,群众可以相对自由地提建议、意见,传播范围更广。地方两会让网民参与,是对网民的肯定和褒扬,可以引导网民理智、理想地发言,鼓励积极的正面的网络言行。

针对网络言论非理性、情绪化,网民不可靠等一些质疑,网易编辑邓新华说,网民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普通人,不能把网民妖魔化。事实表明,那些被推举为地方政协委员的网民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优秀。例如,“在亳一方”曾被评为“全省十佳青年新闻工作者”。魏绍军曾被评为“全国统计系统先进个人”。

“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一方面是我国网民数量迅即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与时俱进的体现。”安徽省人大代表张永认为,这也是各级党政机关顺应时代开启执政方式创新的新实践。但是,一方面政府在如火如荼地推进“网络问政”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诸多网民仍有怨言。一些网民认为,他们很多意见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正面反馈,有些留言甚至还有敷衍塞责的味道。“现在的网络尚缺乏足够的秩序,一些网民反映民意实际是在发泄不满和私愤,这种现象值得思考。”何宗文委员说。他同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于网络留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处理不及时不认真,造成网民对于“网络问政”的不信任。“‘网络问政’是个双向互动过程,它的主角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网民。”孟行健委员认为,“网络问政”既需要网民理性地问,也要求政府官员真实、真诚地答。唯此,方能推进政务公开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网络问政,促进网络参政。有专家表示,相对于两会的这种开放性,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在对待网络民意时反应迟滞、僵化、落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在政府公共决策中,吸纳更多的网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民心民智,把虚拟的网络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9篇

行为艺术概念的界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与众多的艺术传达方式之间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错综关系,在其发祥地的西方因旨趣、流派、观点的不同而呈现丰富多样性,即使是在被誉为介绍行为艺术第一书的《行动艺术》(注1)中,作品在对行为艺术的溯源的同时,虽然分析了偶发艺术、激浪派(Fluxus)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身体艺术、展演艺术以及行动绘画的出现、重要人物和作品,但并未廓清行为艺术是否可作为一独立具体的名词概念而存在,而并非一个抽象集体名词概念这一要害问题。现实的艺术创作活动,以其生动、鲜明、具体的视觉方式,在提醒着人们:理论概念的分辩,往往是在实际现象之后,有关行为艺术的理念熟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中国,总是要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假如我们对九十年代迄今为止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种种涉及到上面所提几种艺术活动的现象和事件做一番回顾和评估,或许我们对何为行为艺术会有一建立在较为准确的语言表述基础上的清楚熟悉。

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出现,始自20世纪80年代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史的“’85新潮”美术运动时期。首先发生的准确的时间和参加的人数,由于当时的文献预备仓促等客观条件所限,已很难确定,但是像发生在这段时期(1985——1989)的山西艺术家宋永平、宋永红兄弟《一个场景的体验》、上海艺术家丁乙、张国梁、秦一峰的《街头布雕》,广州王度等人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上海M艺术体的宋海冬、汤光明、杨旭、周铁海等人激进的表演艺术展示,北京赵建海、盛奇、康木等人的《观念21艺术展现》等具有突出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具有的特点是采取“包扎”或自虐的方式,这与“’85”运动初期年轻艺术家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求得灵魂的摆脱的总的价值取向有关,无不透露出受此前十七年政治运动压抑而寻找解脱的强烈时代愿望。虽然本文旨在考察和评价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行为艺术现象;虽然对光荏苒,发生在那个时期的行为展演艺术距今已有十年之久;虽然当时的参与者也已各奔东西,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艺术旨趣,这里用极小的篇幅和极少的文字重提这些活动和人名,我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从没有凭空而生的偶然,而历史中的闪光之处,总是会被人们记住和想起的,虽然并非每时每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为艺术能再度复苏并演变成独立有效的艺术传达方式,是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因素的。我将在本文的考究历程中展开这些复杂因素。假如我们要理定出90年代谁是最早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就如同要标明谁是80年代行为艺术第一人一样,并非易事,没有多么大的学术价值,因为一件艺术活动的影响力不在于其时间上的先与后,而在于其自身的质量是否能经得起艺术发展历史的推敲和验证。尽管如此,我仍然力图在为数已不算少的行为艺术活动和艺术家中,遴选出至今看来经得起谈论的富有启发性和创始性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来,探讨它们(他们)的成因、过程与创作思想以及对当代中国艺术的作用,虽然其中的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一位在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时,就投身于此类型的艺术,而只是将其生活的某段时期,献身于行为艺术。或许这个对单个个体的艺术家而言的某段时期,迄今还在延续,但这已不是我们探讨行为艺术的障碍。

一、悄然出现的行为艺术

1991年1月29日——2月4日,当北方正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时节,在南国花城广州,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新艺术群体“大尾象工作组”在广州市第一文化官展览厅举办了“大尾象工作组艺术展”。参展艺术家陈劭雄,在展厅悬挂起内外分三层、俯视平面图呈三角形的透明塑料薄膜,用角铁和铁链拉撑,地面铺设白色布。该俯视平面呈三角形的塑膜体积为270*1200*800CM,薄膜面积约为160平方米。艺术家用七天的时间,天天用黑色的漆涂抹自己指定数量的薄膜,并标示涂抹的日期,以此实现他对时间概念的切割。需要指出的是,陈邵雄、梁矩辉、林一林这三位“大尾象工作组”的始创成员,都曾经参与过上面所提到的1986年9月举办于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而他们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头一年,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处于转折的低谷时期,率先在南中国的大都市集合成群体,不仅是因为他们禀受了几年前新潮时期对待艺术的热忱,而且也与南中国的地缘和文化氛围与北方有别有关。这里是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因为与港澳地区毗邻,有着较北方城市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务实精神,也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对现代化的高科技带来的商品化物质世界,身处其中的艺术家是感受最深的。与物质材料充斥的世界相对应的是艺术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物质材料现成品经由艺术家之手组合和装置而传达艺术家的思想;其二是艺术家直接运用身体和动作的运动过程来体验和传达其与四周物质世界的相互关系。对于“大尾象工作组”的几位成员而言,选择四周的日益丰富且生疏化的物质现成品材料作为媒介并僭越还原到个人的行为行动媒介,这是有着现实背景的必然,与当时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八九十年代转折时期的文化真空(新潮美术终结,新艺术尚萌生于意识形态情结中)状态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陈劭雄因此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使行为在其作品中扮演相当角色的艺术家。但必须看到的是,陈劭雄在《七天的沉寂》中,艺术家意识到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对预先设定的塑料膜的涂黑行动,是在设定时间内对现成品装置作品的完成过程,并没有将其行为(涂黑)本身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体成分看待,而只是注重涂黑行为的时间性和内心感受,换言之,塑料膜作为主体已经存在,变黑只是作为时间过程来为主体服务的。另外,以视觉语言角度看,其涂黑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整体作品的视觉形象的主导部分。与此类似的,还有陈劭雄于1993年在广州红蚂蚁酒吧做的《5小时》装置行为艺术活动。他用彩色日光灯制作成一个简约的四足动物,动物的腹部悬挂一个旧式闹钟,一块木板上标明一段规定的时间,日光灯的镇流器放置于盛菜的盘子里,盘子放在吃饭的桌子上。他自己坐在桌旁,一条走灯管连着人的嘴巴与四足动物的头部。陈劭雄据此试图判定自己生理上在某一设定时间内与外部物质世界的联系方式,隐喻物质世界对人的包围和拟生命化,但人的参与是为了使四足动物这个科技物质文明象征物有一相应的对应物而出现的,人的参与不过是为了证实四足动物在今日生活中的日益显要的位置,何况人的嘴巴并不会受到走灯管电力的刺激。严格意义上讲,这仍是一件装置性作品,人的行动本身只是为了印证“四足动物”而发生的。

无独有偶,在与广东省接邻的湖南省省城长沙,职业是省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孙平,也较早闻到从邻省传来的商品经济的阵阵气息。他在自己撰写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谈到:“1992年,商品的气息使我意识到新的情况来了,……我趁当时‘广州双年展’的机会以行为方式放了《中国游戏1号·发行股票》一炮,随即购回了一批通常陈列在百货或时装商店中作为推销衣物的衣架模特,第二年便开始了以时装模特为媒介的《中国针灸》C部的生产。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就一直关注市场经济的兴起对人们心态的影响。《中国游戏1号》就是一个最早的尝试。只是因为行为艺术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而使我转向装置的艺术方式。因为我不仅希望我们的艺术作品具有指向当下问题的直接性和此在性,而且我还希望它们具有可流传的物质性,能成为一段消失了的历史的代言者。”(注2)这其中所谈到的《中国游戏1号发行股票》,是指92年月10月他借全国各地青年艺术家云集广州、参加《首届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简称“双年展”)之机,在广州美术学院发行“中国孙平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股票(A股)”并宣读招股公告等一系列行为活动。自制股票并公开招股出售,孙平以假乱真地模拟着当时风靡全国的炒股热潮,把官方不得不认同而百姓响应热烈几近趋立若鹜的生活景象引入艺术,这种针对当下社会文化问题的直接性和鲜活性,是架上绘画的风格、图式和技巧等形式语言所无法达到的,而其中渗透的嘲弄和幽默,是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能会心地体味到的。经过周密的策划,认真的细节构思和制作,以及突发性的操作而赢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孙平抓住了当时社会具有热点意味的敏感神经,并且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相融合设定了一套程序,即他所言的游戏规则。他并没有将自己刻意扮演着整个招股行为的主体,事实是他的预设的招股(包括文本、程序、现场反应等)规则的展开和实施,才是其行为的主体;换言之,他的行为的全面展开和观众参与,才是其行为得以确立的基础,因此他虽然与陈劭雄的此前作品《七天的沉寂》和《5小时》过浓的装置色彩有别,却也仍未把其自身的活动和生存方式作为整个招股行为的主体,准确点讲,这是件因随商业社会流程而设定的参与性的游戏行为,模拟性和反讽性是十分强烈的。孙平在这份工作报告中,已经意识到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两难境遇。一方面,有限的平面艺术语言不足以体现时代环境对个人精神意识和生存体验的影响,势必诉求于多种现成品媒材甚至非实体的行动流程和个人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行为艺术的完成需要足够的物质条件包括财力和人力,而当前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资金环境,并且往往还有来自接受和理解方面的滞后阻力,所以他在一次性突发炒作《发行股票》之后,随继转向装置作品的制作,说明了他的无奈,也暗示了行为艺术在中国必将历经坎坷之路,成为非主流艺术的极端一员。假如说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艺术活动,起因于南方日渐浓厚的商品经济氛围对当代前卫意识的影响,那么,在被称为是按照国际惯例运用市场规则操作的第一次大型展览《广州首届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举办之后不久,远离沿海城市的甘肃兰州,一个自称为“兰州军团”的艺术家群体,却对集中炒作于南方的艺术促销与艺术包装以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种种因商品经济引发的艺术活动和表现形式,持极为慎视甚至是抵触的态度。成力、马云飞、叶永峰、杨志超、柳以忤等人,似乎是嗅到了从南方传来内地的各种艺术市场操作活动背后的危险气息,认为现代艺术尚可能被市场经济的推广所吞噬,而不少新潮美术时期的艺术家正被市场操作的热情所沉醉,一种机体腐朽的现象正在形成,中国现代艺术需要一场清理门户的革命。于是于1992年12月12日在兰州组成“兰州艺术军团”这样一个采取“自由组合、自然穿插”的组织系统原则的青年艺术家群体,并提出了实施行为艺术活动“葬”的一揽子计划步骤。1993年1月8日,他们用从医院找来的空白死亡通知书和讨论商定的讣告,邮寄给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讣告曾发表在《山西日报》上。而死亡当事人则是他们设计、用纸和泥制作的被悼词描述为“长期勾结批评家、画商、报刊编辑、制造人事关系、疯狂销售作品的艺术家‘钟现代’。”1月17日,‘钟现代’的葬礼举行。呈T型的会场前方是用冰做的悼词台,四面有六个黑色花圈,后面是骨灰坑,前面是躺着钟现代的玻璃棺材,他被制作为全身、毛发俱全但却病骸白皙令人悚然,再往前是一幅10米长黑布,上面写有巨幅白底黑字“葬”和红底黑字“三打”、“三反”(指“打倒画霸,打倒画刊,打倒画贩子”,“反对找人,反对卖画,反对刊登”)的标语,被铺放在雪地上。军团成员在宣读悼词、呼喊口号、燃放鞭炮后,轮换穿上金红、全黑、全白葬礼服,面戴口罩,由四人抬起钟现代的棺材,缓缓走向市区,从兰州18中学经五泉路、酒泉路口、甘肃日报社路口、民族学院后门,至五泉山铁路桥,绕返18中校院,沿途路人顿足而立,震悚无声。最后,被汽油烧为灰烬的钟现代“骨灰”,被葬入小木箱内埋掉,至此“葬”行为艺术活动完全结束。较之于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活动范围只在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空间里不同的是,兰州艺术军团的艺术家们抬棺游街,穿越许多条马路,引起无数人参与、注目,其以清理艺术圈内门户的观念而在更为广大的民众空间、时间中影响并收集民众视觉经验和情绪反应的行为,使中国行为艺术第一次在开放的环境中与民众直接见面并引导后者参与,而其对死亡通知书、讣告、悼词、遗物箱的设计、制作和分布邮寄,又使“葬”活动在艺术层面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并得到了广泛的信息反馈。行为艺术快捷、灵活、针对性强、感憾性大、参与性多的特点,在“葬”活动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体现,它无疑成为上世纪90年代迄今为止,行为与社会、与艺术产生主动关系的较成功范例之一,当然它的实施成功与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文化发达地区因而较少来自接受与理解方面的干扰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二、作为对象化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在中国九十年代的兴起和传播、发展,从其肇始之初起,便是沿着由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到生存状态化的行为这样一条脉络发展着。陈邵雄、孙平、兰州艺术军团的行为活动中,艺术家主体的行为本身的语言张力并未真正被突出出来,勿宁说它是作为艺术家主体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态度观念的客体化、客观化或者说对象化而出现的。这种观念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形式的产生,是艺术家对静态的有限平面语言和物体语言的传达力突破之后的第一步,它被艺术家放大为动态的多方位的社会与自然因素,包括人及其它设施、物体和种种社会关系等无形有形的东西,说明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是投身到或者说对象化到主体自身之外的客体上(这个客体包括上述社会与自然的种种因素)。这在1993至1994年的行为艺术发展实践中最为具有说服力。

“乡村计划1993”和“新历史1993大消费”这两次艺术行为活动便是这期间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实践。自1992年10月份以来,山西的宋永平和太原的几位艺术家王亚中、刘淳、王春声等人,有感于90年代初文化界过分自我关心的都市病和过于迷恋洋人的游戏规则的倾向,决定以更本质的意义上寻找艺术复兴的起点,从内心萌发了回归生命本土、回归艺术本体的强烈愿望。于是他们拟订计划、自筹资金、离别了光色迷离的城市,于1993年春来到了山西偏僻艰苦的吕梁地区柳林县西局岔村,把画布支在老乡家的炕头上进行直接创作,以激发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他们在乡间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下乡写生,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直接再现农村生活情景,却是当代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心态的反映,所以乡间的生活恰恰成了他们恢复自觉、自然的感受和心态的一剂良药,成了他们找到精神支撑点的丰腴土壤。他们印制了一本有大量纪实照片的报告文学及活动文献集,制作一部纪实专题片,并带着他们在乡间创作的美术作品,于当年8月20——26日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国日报画廊同时举办他们的展览——“乡村计划1993”展。从宋永平等人拟订到乡间作画的计划,到这个行动计划在现实中的延伸、演化、变异,充实丰富其原本的艺术构想,最终呈现出一个包容着创作与偶发的(如中国美术馆开展当天下午即公布封闭该展览和宋永平第二天在美术馆展厅当众理去长发和剃胡须的行为)事件并行发生着和流动着的行为艺术,不难看出,行为活动的主体结构是艺术家对商业文化抵触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延伸、演化和变异活动,是对象化为这些客观活动的行为。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中国当下艺术状况开始具有了后意识形态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艺术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及所承担的文化责任,正发生着明显的位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大约也是在1992年的5月,“新历史小组“在武汉正式组建,成员有任戬、余虹、张三夕、周细平、王玉北、叶双贵、祝锡琨、岛子、傅中望。10月份,在广州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展厅内,“新历史小组”的成员以清理工的身份,用“来苏水”喷撒地面,搓擦作品,使展厅空间内弥漫着医院气味。在此前后,他们散发了《消毒》文件,其中包括“双年展学术工作研讨会纪要”、“评选情况报表”,还有通告、公告,认告等数十份告示。与其说这次“消毒”行为是针对市场操作艺术的嘲弄,不如认为它是“新历史小组”消解艺术界的前意识形态后遗症,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诞生清理场地,因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并不排斥市场与操作,主张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流程相结合,它所反对的是将艺术视为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或批判这样的镜子式反映证论模式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后殖民文化心态。

在完成了“消毒”行为后,“新历史小组”便进行第二次对后意识形态艺术的实验,试图建构新人文艺术,而“新历史·1993大消费”乃是对这项实验的具体实施。他们认定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步入了大消费的时代,艺术要在这个时代取得一席之地,就得提倡艺术走入生活,艺术产品化,人人消费艺术,艺术消费人人。这种视艺术作品为产品的观念,势必使艺术创造的全过程与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相适应,即与流通过程相适应,作品作为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生成、转化和消解,也就是说,艺术家——作品——欣赏者,与生产者——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关系是重叠和相互交叉的。艺术家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家,因为他在流通过程中要扮演多种角色;作品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它变成可批量生产的;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使用者。由此,产品艺术彻底解构了审美无功利性,不再为艺术而艺术,真正回到了物质本身,从而使艺术回归到生活之中,进入百姓市井之中。他们“上工下厂”,将各自的艺术念由平面转换为立体的工业化产品。任戬制作出大量《集邮牛仔服》、《集邮大花布面料》产品;周细平制作出12幅闻名企业家肖像广告《大肖像系列》;梁小川制作出陶艺式的炮弹;叶双贵的《大陶艺系列》以世界名瓷造型为外观样式,以当代卡通符号为基本图案,将立体的陶器实物转化成平面的大型剪纸、活卡通贺卡等。这些作品(产品)经半年周旋,定于1993年4月28日在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快餐厅举办展示,后于27日晚被公安局封闭禁展。据任戬事后在一份年表中说:“在展示会的前后15天中,遭遇了政治、人际、事务、艺术各方面的问题,很累,很疲惫,是艺术生涯中创造力被截断的最痛苦的一次体验。”当年的6—9月,《任戬集邮牛仔服》的展示销售活动在武汉各大商场、展贸会上频频出现,武汉当地大街上常能看到身穿此类服装的行人。北京与武汉两地对待艺术家群体和下放艺术到生活中的行为的迥然不同的态度,联系山西“乡村计划”小组在京的遭遇,不难看出,艺术思想和观念一旦脱离开传统习俗认可的平面架上形式而进入日常社会生活流程中时,往往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境地:要么艺术家完全放弃自己的艺术观念,顺应社会市场和权力意志的实际需要而为,要么艺术家选择小范围内同爱好者知音们的观摩、交流,然又无法实现与社会大众的沟通。可见,假如选择社会生活的流程为艺术作品产品化、对象化的渠道,那么艺术家支配、把握其作品产品化程序的活动行为,必然受到来自社会规范和法律效力的限制。如何协调好各种社会规范和法律效力以及公众接受力,利用它们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行为提升它们,是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深刻思考和预备的。这决定着行为艺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目前很难采取公开面对社会现实规范的程序但又不使观念遮敝的大规模的外在化的形式进行。因为有如此多的障碍与困难,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视觉艺术上规模较大的一次个人行为艺术创作活动——“’93郑连杰司马台长城行为艺术”,安排在距离城百公里之外的京冀交界的长城司马台地区举办。自由艺术家郑连杰作为总策划和主要表演行为艺术家,在包括闻名摄影家、作家、诗人、记者、艺术爱好者,大学生和国际友人及司马台一带乡民们的共同参与下,在延绵起伏的山巅长城残垣断壁上,创作完成“大爆炸”、“黑色可乐”、“门神”、“迷失的记忆”4个主题的行为装置作品。其中“大爆炸”作品,是郑在50多人次乡民的协作下,历时5天,用300余米长的红布,捆扎住散落在长城脚下的数万块残损长城砖,并铺满前后3个烽火台、长约200余米的长城城墙通道上,其历时时间之长,动用人员次数之多,劳动量之大,活动条件之艰苦等等,堪称当代艺术本土的执牛耳者。郑认为“行为艺术能较直接地对时代和人的心灵产生影响,因为它选择人的身体语言和特定的媒介来传达,具有强烈的视觉效应。我选择长城为行为艺术的场所和媒介,不仅是它的象征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博大开阔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我感到传统与未来的延续,在都市化过程里所缺乏的‘气场’,这对于心灵的自由和解脱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注到都市之外的乡野山林河水中实施自己的艺术理想,显然要省却不少人为的干扰和社会的约束,但是也轻易在放眼自然景物的同时,忽略了行为活动的过程本身的视觉刺激力和启发性,一味耽迷于对宏伟景物的改造与创造,从而滑向地景艺术(又称大地艺术)的范畴内,郑连杰在这么大规模的艺术活动中,始终架驭并保持整体作品的意义指向——反映当代人的迷乱心态,寻找丢失麻木了的精神魂灵——而又不失视觉语言的丰富多彩和视觉冲击力(他在“黑色可乐”中全身,攀援于梯架之上,作从满地可乐纸杯的商业消费世界中摆脱向上的行为表演;在“迷失的记忆”中黑布缠身与头部,只露双唇蠕动喘息的表演,都是对整个司马台行为活动的强化和点睛之作)。严格地讲,郑连杰的这个’93行为艺术活动,既有整体上思想对象化为众多人物组织行动和地景配置的客观化的行为成份,又有艺术家个人主体身体语言的亲自参与和调动,因此,它既是整体无形的行为活动,又是局部有形的行为表演,尤其是他在“黑色可乐”中的之举,是上世纪90年代身体艺术的最早一批表演。

在1993——1994年期间,还涌现了许多与上述几项艺术行为类似的观念对象化为外在客观社会活动的行为,如汪建伟、宋冬、黄岩、耿建翌、倪卫华等人的行为作品。王建伟在1993年10月到老家四川成都郊外温江县涌泉乡一组,与农民王云鉴定种植小麦一亩的合同,相约共同种一季小麦,观察与记录种植动态综合系统,以印证关于世上一切信息(包括有形的自然物理实存与非自然的无形精神意识)都是处在输出输入的循环之中的观念,该种植活动行为也是由此被命名为《种植——循环》的。据说,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该亩地产量有700斤。1993年10月,耿建翌在杭州莫干山中学,请20位有爱好的观众在教室里填写《婚姻法》知识表格,无一人填完所有内容,多数人认为这次活动更像一次考试,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婚姻、家庭等问题的争论。倪卫华在上海于1993年实施《连续扩散事态系列之二——‘93招贴行为’》的活动。他以当今最流行的街头招贴为样板,使具有正常语法和语意的诸如寻人启事、招聘广告、性病医告、通辑令等文字,以出错了的逻辑顺序自动排列,其中文字样段落以半角错位,造成虽然行与段的文字形式与正常文章完全一致但却并非实用文字的视觉效果。这些“错位招贴”到处张贴并被跟踪、录相,记录行人对它们的反应。长春的黄岩于1993年5月25日开始,计划用十年时间拓印折建的各式各时期建筑物的局部,他把这个长时期的行为取名为《收藏系列拆迁建筑》。1994年4月6日,中心美院画廊里,宋冬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活动《又一堂课,你愿意跟我玩吗?》。整个展厅被布置成一个课堂,地上四壁满是各种中学试卷,并有喻意知识流、信息水的水池、洗槽、水龙头和切纸条等等,艺术家本人指挥着一群中学生在煞有介事地读“无字书”,其对现行教学方式的讽喻是十分明显的。展出活动开幕半小时后,即被中心美院关闭,理由有三:展览不严厉、具有煽动性和具有不安全性。

观念和思想对象化为社会、人、自然及诸种外在有形无形的事件关系的行为艺术,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乡村,是公开面对公众还是私密地独对圈内同仁,重要的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是在于艺术家的个人观念思想如何与公众话语甚至政府机制相作用,影响并调动既已约定俗成的各种社会人文规范并为实现自己的观念服务。这方面,一个富有争议的例子是邸乃壮的“走红”活动。从1992年开始,邸乃壮创作的撑开万把红伞行为活动,持续三四年时间,流动出现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公共场所,有500余万人进入了红伞活动现场,有关新闻报导更是连续不断,达数百条之多,传播面已超过了4亿人。艺术界和学术界多数人认为“走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社会艺术,它正卓有成效地改变着中国现代艺术不进入社会的局面,是前卫艺术影响社会的成功方案。也有不少人认为红伞是对克里斯托的黄伞地景行为的挪用,作品缺乏文化观念的批判创造。对此,邸认为社会是由若干程序构成的,是这些程序在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假如艺术创造不仅仅是用于视觉语言的表达,而且还能用在社会程序的设计上,那么,经艺术家之手创造的一个与现实社会结构对称的、与其“制式”相同的一组程序作品,与社会大程序交融,社会慢慢便会出现一个你所期待的“画面”。为此,邸提出“视觉后”这个概念,试图把视觉图像从孤立的欣赏状态中下放到综合程序的某一位置,循有形之美,造无形之大美。由“走红”所引起的争论,触及到的正是对象化的行为在中国的现实遭遇和对策的问题,并分野出两种不同的熟悉态度,这将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验证。三、作为生存状态的行为艺术

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出现以后,随着其发展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观念与思想似乎越来越在其对象化的过程中减弱了其光线和力度;艺术创造的主观愿望与现实生活之间似乎并非轻易沟通;观念与思想投射到人、社会、自然的诸种事物和现象所形成的有形无形的文本结构,作为一种媒介,似乎在中国很难经由艺术家之手支配、调动得自如、灵活和完满。于是,创造的媒介,被减缩到或者说还原到肉身化的具体的个人生存状态上,而艺术家本人的身体行为语言,最能代表个人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朱发东开宗明义地说道:“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艺术作为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呈述,我认为,前卫艺术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文本,最终凸现出的是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这个时候,生存状态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体本身。”(注4)身体行为的出现,对于艺术家朱发东来说,源自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强烈愿望。1992年广州双年展之后,在空虚和无聊之中,朱不得不寻找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时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他开始在纸本上制作很多带有波普意味的“大名片”,这种波普的意味体现在文字的应用上,“寻人启事”这种更广泛、更切入社会现实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1993年元月,他印制了大批“寻人启事”,穿行于昆明的大街小巷,在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张贴这种众为熟知的纸单。虽然寻找的是自己,但无论对艺术家自身还是公众,都提示出了一个难以否定的问题: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里,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何在?每个个体的人的自我安在?假如人的身形能寻找到的话,那么人的精神魂灵的缺失谁又能寻找到呢?1994年5月20日,朱发东来到北京,开始实施为期一年(因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持续完满)的行为“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自穿中山装,背后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文字标志,行走于街头巷尾,引起了行人极大的反响,并经常有人出于各种理解,与他交谈,询问出售自己的原因,或商议雇用价格。朱发东对此作品解释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物质化的时代,艺术家必须对时代做出反映,这也是我迈向艺术成为生存状态的另一努力。”(注5)的确,艺术家已不满足于用纸单招贴作为媒介,而将自己的肉身作为媒介,直接参与和渗透到公众之中,从而把艺术家在当代文化中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推到了极至。在精神物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远离我们生活的平面图式越来越妨碍艺术与公众的交流。对当代艺术家而言,精神上的困惑必然驱使去开辟新的艺术媒介和语言,来证实人的生存状态。艺术的行为,以其直接的批判精神至警示的姿态,使艺术与公众在意识中达到沟通。1997年3月14日,朱发东开始实施历时100天的行为艺术活动“生活方式”。在这期间,朱发东受雇于许多单位、家庭及个人,有政府机关、有公司、有私人朋友也有生疏人,但雇佣干活计时论价。假如说前一件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仪”,出售的是人这个媒介,那么,在这最新的作品中,媒介被更推广到人与人的一种无形雇佣金钱交换关系上。朱发东在100天内所做的各种雇佣工作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与每位雇主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朱的眼中,今日生活方式就是交换关系,就是不同范畴彼此之间的各种界定,是当代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着人的角色和价值。显然,朱成功地利用自己的行为活动,促使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更深的熟悉。在中国的今天,当公众在为“生存”而承担责任的时候,都有不少实验艺术家在为“责任”而承担生存,这在马六明、张洹、王晋、苍鑫、顾凯军、庄辉、徐三、朱冥等人所从事的行为活动中显现出来,其中马六明和张洹二人始终以自身的为媒介来实现艺术家对自我和社会生存环境的警示态度,因而成为中国行为艺术家中迄今为至最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人。自1993年11月开始,马六明开始以其秀气、漂亮的面容和修长的身材作为发展自己行为艺术最直接的语言因素,采用妖媚的女性面容化妆与男性人体这种男女合一的行为表演方式,进行了数次的以《芬·马六明》为主题的系列行为表演。如在《芬·马六明的午餐》中,他面部女妆、男人体,把一条活鱼弄熟后端到桌上,自己坐在桌旁将一塑料管一头套在自己的性器上,另一头放入口中,再用筷子把鱼肉和鱼骨分开,置鱼骨架于鱼缸中。“芬”这个莫名的词,是马六明眼中一个非男非女、男女共体的复合形象,一方面是明显的性别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明显的性别特征的互渗与消解。它奇异但却真实地呈现出人在文化、社会的挤压、制约下的异化与中性化,与其说这个中性化的“芬”是对时代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倒不如说这是马六明本人对生活、对生命的切身体验的产物,虽然外在环境与内在精神是不可分的,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写道:“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到艺术远没有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有价值。生命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所以我选择了生活式的艺术方式来表达我的艺术观点。”(注6)他从一代艺术家对以传统平面艺术形式传达对历史、文化的关切,反弹回到对自身的情感,身体在现实环境中的境遇的关注上,与朱发东强调消除文件、突现艺术家的生存状态的思路是相通的。值得注重的是,在马的每次表演中,马既是“芬”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又是“芬”的注视者,马与“芬”既叠合又分离,这种“既”与“又”的关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沟通的艰难与阻隔的无奈感受,因而给观众的感受十分真切和刺激。

与马六明利用自身来隐喻人的中性化方式不同,张洹是通过自身肉体承受外力的强度这种“自虐”性方式来突现人的生存状态的。1994年5月,张在北京东郊一公厕内完成身体实验行为《12平方米》1小时。张在自述中描述发生这个行为的想法的过程时说:“今年五月,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去了我常去的‘北京东村’的一个厕所,发现里面根本无法下脚,又去了另一个,与前者没有两样,我便骑单车去村里小队的厕所,一走进门口,就有成千上万的苍蝇迎面袭击过来,只能忍耐一会儿,瞬间产生了要做《12平方米》的想法(注7)。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往往是艺术家最敏感、最直接的创作刺媒。在这个长达1小时的行为实验中,张赤身涂抹了蜂蜜和鱼肚内的腥液分泌物,冒着盛夏的酷暑,端坐于肮脏的公厕内,让无数只苍蝇叮咬爬满他的全身。恶臭和瘙痒要比什么都更直接地使艺术家进入对自我价值和生存经验的切实体验中。同年的6月,张洹在他位于北京东村的32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展示《65公斤》的行为实验。18条白色的褥子铺于地面,艺术家本人(体重为65公斤)被十条铁链和一条皮带悬吊于距地面3米高的屋顶铁梁上,脸和身体正面朝下,平行悬挂。与平行悬挂的身体同一水平面的正下方地面上,20条白褥子叠起的类似单人床的造型上,放置着电炉和一个加热用的白铁盘子。两位医生协助将悬挂的张洹身体中的血用60分钟时间抽出250毫升,血液慢慢滴在加热的白盘子中,发出令人恶心的腥糊气味。张洹后往返忆自己当时的体验时说道:“当时,自己完全被烤焦的血腥味笼罩着,这种难忍的味道弥漫了整个空间,血和汗不停地向下流着,胸骨是最痛的部位,且痛的时间最长,因身体的重量集中在上半身,双手痛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每个手指感觉已粗大了好几倍,身体越想移动一下位置,就越加痛,最后只能不动最好,我整个身心在聚精会神地体验每一个局部、每一秒钟,从作品开始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时间太漫长近于凝固,作品结束前的一段时间我咬着牙,体验着这种真实存在的承受力和忍耐力。”(注8)的肉体与坚硬的铁链,焦糊的血液与淋漓如注的汗水,是张洹在拷问自己对环境的承受力,也在拷问着艺术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功能性的根本问题。毫无疑问,在他的行为中主体的意识和难以预料的偶发性变化之间的冲突,是提高自我控制力的必要一环。1995年4月,张洹在某一建筑工地完成的《25毫米螺纹钢》行为中,他再次将自己置身于被动难以控制的危险处境中,直径25毫米的钢管被切割时放出的滚烫火花钢粒,直喷他的身体。这种自虐式的体验,形成了张洹行为艺术展示的语言特征。

与之有相似之处的是青年艺术家顾凯军1996年5月在北京实施的“家内亡灵运动”的行为。与许多行为艺术家有所不同的是,顾凯军的自虐行为更追求对生与死的意识境界的切身体验。该行为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用身体滚贴满冥币(中国传统丧葬中的纸钱)的黄布,请别人用麻绳将自己捆扎起来,在身上浇上红漆和1公斤汽油,在身上点火,燃烧一分钟后,请别人将火扑灭;其二是从火中跳出,直接走进一小铁笼子里躺下,请人用白布将笼子包裹起来,贴上封条,请见证人签名,证实他在笼子内绝食禁锢八天时间。第一部分旨在体验不放弃生的情况下的死亡极限,第二部分旨在延长体验死亡的时间。顾这种几近极至的自虐,与其寡言的口才和激越的内心世界是极为吻合的:“行为者基于自身的艺术生活和精神体验,无法完成自身的纯粹性,最终决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为背景,以冷酷、卑鄙、残忍的游戏方式将最严厉的思维活动(包括自身潜意识的阴暗面)裸地暴露出来,使其失去所有伦理道德层面的神圣光环,以非道德的行为达到道德的行为目的。在公众下意识刻薄的窥视下,逼使自己面临最本质的问题,从心灵的深度对自己进行调整和破坏,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批判。在深刻地警醒自身的同时,也给观者以直觉上的推进。”(注9)这里,艺术家道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一批年轻艺术家所以采用行为表演的方式直逼现实生活的完整清楚的思路,它既向公众表达了行为何以成为一个热门方式的原因,也向艺术界同道提示出艺术家在当下社会文化情境中的自身要求。

艺术家苍鑫乎在行为艺术圈里最爱使自己的作品布满哲学式的病房意识。他认为今日社会中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残缺的病态,因为这个全面精神崩溃、物欲横流的时代,因此强化自身的精神机体,做到拯救自我的存在,对自身“病态”进行体验,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总是自认为“患者”,先后推出了“病毒系列”之“平凡的极致”、“舌头的体验”和“患者纲领”等展示行为。在“平凡的极致”中,苍将从自己脸上翻下的石膏像,做成硅胶膜,历时近四十天时间,总计翻制成一千五百余个脸膜,请观众参与将脸膜一个一个踩碎。“在舌头的体验”行为中,苍用舌头舔点燃的蜡烛、铁钉、苍蝇、铁链、动物、植物、海德格尔、萨特、尼来等人像共计36种物体。苍自认为此作品是要把人身体各部分属于精神元素的机制调动集中到一种非真实的感觉中(舌头),以此判定感官与智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997年7月20日假北京东四八条52号老《美术》杂志编辑部办公室举办的“患者纲领”行为装置里,他再次强调他自认为的病房意识;用针管扎鲜花,用飞标扎尼采、耶稣、波依斯等的头像下的标盘,用水平垂直仪来测验象征知识的图表,用叠积成围墙的书籍来困顿端坐于其中的阅读行为体验。今天的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界面,似乎是出了什么事,面对知识和传统,面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仿佛患了病似的,自我拯治,或许是一剂良方。通观苍鑫几年来的行为活动,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手拿手术刀,满含热泪”(苍鑫语)的忧患型艺术家徊惶于世事人海之中的身影。与自虐、自艾行为的艺术家们又有所不同的是王晋。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事件的关注有着自己的方式,即将生活中有问题的现象或事件的最具代表性的某些部分稍加挪用(指置换一下环境空间),即能产生出人意料的意义和趣味。1994年4月9日,王在北京大兴县黄村四周正在兴建的京九(北京——九龙)铁路施工场地上,选用数十种中药、化妆品、颜料、读物、软饮料等物品,调制成一大缸红色颜料,再用经充分搅拌过的颜料,涂抹于200米长的枕木和钢轨上。他在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时说,调红颜色真难:红颜色会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呈现也变化不定的色相,红色并非具有普遍的意义。同年8月15日,王又在河南省林县闻名的红旗渠总干渠,投下50斤浓缩的红色矿物粉,形成宽8米、长100米的红水覆盖着渠面,红色在不断溶解、延长,1000米、2000米、3000米,……进入蜿蜒的太行山中。正所谓切入动脉,输血化疗。王晋在对影响中国人历史经验的某些符号部分进行挪位置换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的价值需求和伦理道德水准等方面的问题,这始终是他放弃架上平面的纸本艺术创作,面对现实,向现实提问的最重要的理由。实施于1995年冬春时节的《爆炒人民币》和《炒地皮》两件行为,是他为第二年在郑州做《1996中原·冰》的练习和预备或者说小样。传统中式蜂窝煤炉子,加上顶好清香油、盐、葱、蒜等调料,爆炒了一锅不同时期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硬币,然后倒入餐盘中封存起来。王府井建筑工地上的土,被拿到油锅里炒热,也喻示北京这个首都的经济热潮的前所未有的高涨和火热背后的某种思考和感慨。触及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婚姻价值观念的《娶头骡子》,使人们更多地产生了过目之后忍俊不住的笑声:王晋身着燕尾服,与一头身披婚纱、腿裹黑色网眼长筒丝袜、面部涂脂抹粉的白色骡子,在众多摄影机前举行婚礼仪式。1996年1月28日实施于河南郑州二七广场对面郑州天然商厦门口的行为装置《1996中原·冰》,是王晋在姜波、郭景涵二人的协助下完成的最富有争议性、最富有参与性的作品。假借天然商厦火后重新开业的庆典活动而搞的这个行为装置,为一道高2.5米、厚1米,长30米的冰墙,千余件时髦的商品(BP机、手机、金戒指、手表、香水、口红、电视机等等)与1年前失火时的现场图片,被冷冻在约600块冰砖之中。开业典礼刚结束,上万名郑州市民便包围了冰墙,从试探性地动手拿商品,到掏出随身携带的各种可以凿冰的工具,连探带凿,把冰冻可见的物如获至宝地哄抢而走,隐喻商战火爆形势的审慎理性(冰),被潜藏在众人心中的浮躁的非理性物欲所湮没,而这正是依循着艺术家的预先设计发展的,说明艺术家们对人性在今日商业化和社会中的状况的敏感和担忧。这个活动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文化艺术与商业促销原本是可以相互结合的,要害看艺术家在商业机制的活动中,如何明确活动的价值和可能发生的走向。这件作品成为郑州家喻户晓的事件,也成为当时国内不少报纸刊物争相报道的对象。《南方周末》报、《时代摄影报》、《服装时报》、《北京青年报》等迅速做出的反应,并由此展开了涉及商业竞争、艺术创作、道德价值、行为准则等一系列的热烈讨论,使这件作品成功地扮演了切入社会、提出问题的文化角色,也使它继“乡村计划1993”、“新历史-1993大消费”、“走红”之后,成功地将艺术观念与社会活动规范结合起来、又不失艺术发生的偶发性、不确定性的一个范例。宋冬、林一林、王惠敏、庄辉等人的一些行为活动,并不是以突现艺术家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极端形式——身体的差异与角色的自渎——为媒介,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琐碎细微的行为现象的文化心理隐喻为媒介的。宋冬于1996年夏在拉萨河里挥举刻有“水”字的大印,不断地印在流淌不停的河水里,是他从1995年开始坚持用水在同一块石头上记日记的《记日记》、《水写时间》(香港)、《哈气》(北京)、《保温》(北京)、《露出的山墙》(北京)等一系列有关能量转换、时间变易观念的行为活动的一部分。广州的林一林,1995年在广州市内通往火车站的一条交通要道上,不断地把一堵刻意砌成的一堵墙一边的砖头搬到另一端,致使墙体慢慢地向马路的另一端移动,最后经过90分钟的搬砖移墙,整个墙体穿过了马路。有趣的是,在林一林的这1个半小时行为中,交通并未受到这位艺术家的干扰,过往车辆都好奇而缓慢地绕过这堵墙。林一林对物体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变化所引起的观众接受效应,显然是十分感爱好的,这使得他的这件作品在1996年参加“96香港艺术节亚洲先锋系列”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他命名为《驱动器》。该新作品依旧延用“会走动”的墙这个媒介,所不同的是墙体的一侧写上了香港政府机构的名称,另一侧写上民间机构的名称,这样随着墙体砖块由后端向前端的搬动,两侧的文字也就随之被拆散打乱了。这堵墙从过街天桥开始,通过人行道,最后停在了香港艺术中心的外面陈列,林一林共搬了四天时间的砖(白天),途中吸引了一些路人及朋友的参与搬砖。王惠敏是广州一位以装置和行为为主要媒介的女艺术家。早在1994年1月,王惠敏就在广州做了《汽球事件》的行为艺术,这使她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从事行为艺术的女艺术家,当然这与南方较早开放的经济环境和思想意识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背景与陈劭雄等“大尾象”工作组的出现有相同之处,在此不赘述。王惠敏躺在一个注入水的170X70X30CM的玻璃槽内,逐个吹起21个红色汽球,汽球渐渐充斥满玻璃槽并覆盖了王的全身。该作品有相当的生理暗示和生命能量转换的象征意味。玻璃的脆弱、通透、尖厉及神经质式的敏感是女性艺术家所偏爱的,王惠敏如此,后来的尹秀珍、张蕾、阮海鹰等人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后者们多用作装置材料。《汽球事件》有双重的喻义,一是子宫孕育,理想化回归母胎的愿望;二是死亡,红色的膜一个个被吹起,膨胀为球形,在凉水和身体上延续着直至全部变成红色的汽球世界。时间的流逝,在这件作品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不同时段中的汽球的数量和体积,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是不同的,现场的视觉感受是最为重要的。此外,王还做过《我忍受噪音》、《我在镜子中生活一小时》、《绳即绳》等行为艺术,有的是单独做的,有的是与友人合作的,有的是在国内做的,有的是在国外做的。庄辉的《东经109。88度、北纬31。09度》行为,是1995年4月在三峡库区巫峡江岸打探孔50个,每相隔20米一孔(同时记录与它相关的时间)的行为,《东经109。55度、北纬31。05度》则是围绕白帝城一周,打探孔27眼(同时记录孔的直径、深度)。这两次行为均用图片完成对孔的痕迹记录。庄强调两次行为力求消除个人意图、个人经验因素的表现,孔只作为孔的单词,它简单到只存在深度、直径、土壤、水分以及时间等概念,并无什么观念和意指。这种行为活动,追求过程本身的操作体验,与张洹、马六明、朱发东、王晋等人的行为有明确的意指是有距离的。“物即物本身”(庄辉语)是要有条件加以限制时才能成立的。单纯的生存状况是不一定能提升到艺术开启思想的层面上的。除上述这些近年活跃并为人所知的艺术家外,在全国各地尚有不少喜爱行为表演的艺术家,如徐三、湖南的朱冥、山西大同的大张等人,他们的执着行动,丰富了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分布界面。四、有关中国行为艺术的几个问题

由于行为艺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比较短,没有明确的概念范畴,不易从理论上把握,所以国内的艺术评论界对之保持沉默;又由于行为艺术的完成需要足够的物质条件,包括财力和人力,而当前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资金环境,所以举步维艰;再由于行为艺术带有随机性、偶发性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往往被不甚了解的人视为极端无政府主义情绪化的表现。这三个方面的现状,造成了当代艺术中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盲点。既然行为艺术近几年在中国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发生和存在着,作品不断产生,作品在产生和完成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艺术问题或者暴露出的学术现象,显然是不容批评界回避不谈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中心美术学院《世界美术》杂志曾组织刊发过几篇介绍西方偶发和表演行为的译文,我曾翻译过其中的文章,但只限于引进介绍,并未面对中国活生生的行为艺术发表评述。

1995年4月21日,在北京东四八条52号老《美术》杂志编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国内关于行为艺术的第一次集中学术讨论会召开了,讨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气氛十分热烈。会议发起人和召集人是我,前来参加的评论家都是对行为艺术持积极支持和认真研究态度的中青年人,他们是岛子、冷林、王明贤、张晓军、钱志坚和张栩。会议首先在行为艺术是当代中国艺术史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一观点上取得了共识;并对它产生的原因从理论上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对行为艺术在中国出现的方式和类型进行了归纳;对行为艺术与装置等其它非架上媒介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别进行了分析。在行为艺术身处中国现实状态下与接受阐释之间产生的问题,行为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行为艺术活动中艺术家主体的个人控制能力几个方面的讨论,最为集中也最为高潮。

众所周知,在现实的形态下,行为艺术的传播受到许多约束,只能采用摄影照片和录像的形式来记录,人们对行为艺术活动的了解,只是通过图像材料,行为艺术现场的感染力无法让人体会到。图像资料对于已发生的行为来讲是记录,对于观看图像资料的观众的解读来说,既是文本又可能是障碍。因为行为艺术不同于其它艺术的重要特征是时间因素的存在,对接受者而言,图像资料所传递出的行为艺术的意义或者说感受,与亲临行为艺术现场的感受甚至与从事行为艺术的人(指最初创意者)的体验是有距离的。行为艺术就其性质而言是要超越架上绘画甚至装置材料对于艺术家主体意志体现的限制,在西方往往是在公众场合实施和传播的,图像和文字仅仅是辅助和提示。对于中国而言,行为艺术只能借助图像形式,因此突出地存在着事与愿违的现象。本来是要打破有限艺术形式的约束的,结果以另一种形式又落入一种限制之中。这说明社会环境和接受机制对于行为艺术的生效具有很大的约束力量。由此引发出在现有的体制下从事行为艺术活动,艺术家该如何灵活地、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图的问题。由于行为艺术是一种过程艺术,许多行为都是一次性完成的,带有不可重复性和偶发性,时间在其中扮演着极为中枢的角色,特定的时间形成特定的艺术意义,对于以生存状态为媒介的行为艺术家而言,其本人就是表演者和行为者,比较轻易在行为发生的全过程中有效地支配和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对于以观念对象化为媒介的行为艺术家而言,其本人是创意者和设计者,未必是行为表演者,他所面对的是处于运动和流变中的无形的人际关系、社会环节等因素,所以要使整个对象化的行为(更多的是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的社会)能有效完整地体现出艺术家主观的创作意图,从而使记录行为活动的图像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就要看艺术家主体在整个行为进行过程中对构成并影响行为发生、发展的诸种因素的驾驭、控制能力如何。这是一个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心理素质、社会组织才能、艺术判定力等项指标。此外,由于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指影视艺术和戏剧艺术等)都涉及时间因素,二者之间的差异何在,也成为分析行为艺术时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叙述性是所有表演艺术的最重要特征,预先设计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行为艺术中,行为艺术更多的是借助于视觉形象来同观众交流的,行为表演更多伴随的不是预设性,而是随机性和偶发性,这也是行为艺术得以越来越成为艺术家(有时也成为影视艺术家)直接传达思想和体验的有效手段的魅力所在。

本报告的开端部分曾明确指出,中国的行为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一位在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时,就投身于此类型的艺术,而只是将其生活的某段时期献身于行为艺术,这个“某段时期”因每个人情形的不同而长短不一,但艺术家们究竟为我们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时代提供了许多富有想象力和刺激力的阅读食粮,其所从事的行为在世纪末最后几年的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注释:

注1、《行动艺术》(Aktionskunst)JurgewSchilling编著,吴玛利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第一版

注2、摘自孙平《关于(中国针炙)的工作报告》(未发表)

注3、摘自《捆扎丢失了的灵魂》(高岭、郑连杰对话录),载于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5年4月号

注4、摘自《艺术成为生存状态》(朱发东文,未发表)

注5、同注4

注6、摘自《马六明随笔》(94年12月25日)(未发表)

注7、摘自张洹《关于12平方米的自述》(未发表)

注8、摘自张洹《关于65公斤的自述》(未发表)

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10篇

李林:好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和长期任务。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工作报告就首次提出,要“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逐步发展,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1993年我们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后,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在总结立法工作时指出:过去五年的立法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有所提高,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今后的立法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继续加强立法工作,把经济立法放在重要位置,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发展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初步形成”、“基本形成”发展为“形成”……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了我们国家对立法工作的认识不断提高、对法律体系的认识不断完善、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践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1997年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用13年时间实现这一立法目标,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一届全国人大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总结指出:在前几届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不懈努力,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每个法律部门中主要的法律已经基本制定出来,加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来五年立法工作的目标是,“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谓“基本形成”,就是在“初步形成”的基础上,将每个法律部门中支架性的、现实急需的、条件成熟的法律制定和修改完成。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具体内涵?

李林:2008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法律为主干,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规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前几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不懈努力,目前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235件,加上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约700件、地方性法规近8000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及配套规定已经制定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今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将在适当时候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然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标志,是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基本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用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时“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的标准来衡量,用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来要求,形成更加民主科学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我国今后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李林:具体来说: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五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基本任务应当是实现依法办事,法治建设的关键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向切实实施宪法法律为中心转变,党和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实现宪法法律实施与法律体系构建的全面协调发展。第二个转变是有法可依的法治目标基本实现以后,我国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需要向纵深发展和推进,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加强法律制度规范建设,向以法治文化为重点加强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建设转变,努力使法治成为人们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实现法治文化与法律体系的全面协调发展。第三个转变是我国的立法工作应当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不仅要考察立法数量的GDP,更要关注立法的质量和实效;不仅要有不计其数的纸面上的法律规范,更要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现实中的法治功能。第四个转变是我国的立法工作应当从以创制法律为主,向统筹创制法律与清理法律、编纂法典、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补充法律、废止法律的协调发展转变,使法律体系的清理、完善和自我更新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使法律体系更加具有科学性、稳定性、权威性和生命力。第五个转变是我国的立法工作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成为在“矛盾的焦点上”划出的杠杠。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国立法工作的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个法律体系,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林: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着眼于从深层次和整体上解决问题,确立更高更严的立法标准,使我国的立法水平和立法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其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把各种基本社会关系合理纳入法律调整范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利益的分配器,法律体系是调整社会关系和分配社会利益的集大成者。完善法律体系,应当把国家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组织、各个党派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种组织之间、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重要关系,合理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实现有法可依。目前,我国还有许多社会关系没有能够纳入法律调整规范的范畴,仍存在一些立法空白。从一些专家学者建议近几年我国需要新制定的诸多法律,如新闻法、社团法、社区自治法、国家补偿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机构编制法、户籍法、突发事件处置法、违法行为矫治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商法通则、不动产登记法、电子商务法、宏观调控法等等,就可对立法空白状况略见一斑。当然,在强调和重视立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立法的局限性,防止立法万能和过度立法,避免立法事无巨细、包打天下。立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应当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使民事立法、刑事立法、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各自的比例均衡适当。

其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做到成龙配套,既无重要立法缺项等“立法空白”,也无“摆设立法”、“过时立法”等重大立法瑕疵。从科学立法和立法技术的要求来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保证法典法与单行法、修改法与原定法、解释法与原定法、下位法与上位法、新法与旧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程序法与实体法、地方法与中央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等各类法律,做到上下统一、左右协调、整体和谐,构成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整体。而且,法律体系内部应当结构合理,体例科学,文字规范,逻辑严谨,前后一致,左右协调,上下有序,各类法律从精神与原则、从形式与内容、从规范到文本、从个体到整体,做到相互衔接、彼此协调、浑然一体。

其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实现良法善治。在我国,立法本质上是人民意志的汇集和表达,是分配公平正义的关键。如果立法不公,出现部门保护主义立法等立法腐败现象,则法律执行得越严、法律实施得越好,距依法治国的价值目标就越远。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我们不仅要强调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更要主张和实现良法善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法律只有反映规律、符合民心、顺应潮流,才能得到真诚信仰和自觉遵守,才能成为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公器。”我国法律体系既是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法律化,也是基本社会行为规范的体系化。它所要求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遵守的各种法律,要求执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武装力量实施的全部法律,应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意志的良法,是体现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善法。

记者:在我国,立法是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方面体制改革成果的反映和记载。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进一步完善立法理论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李林:立法实践是推动立法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直接动力,立法理论则是指导立法实践不断深化进步的。立法水平的高低、立法质量的好坏、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否,与立法文化、立法观念、立法理论的状况密切相关。

从历史渊源看,我国包括立法理论及其实践在内的法治建设,曾明显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法制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请进来”、“走出去”、“一边倒”,全面学习移植苏联的法律制度。如我国1954年宪法基本上是以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刘少奇在关于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宪法“参考了苏联的先后几个宪法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显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中国的经验和国际的经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制模式和立法理论,成为新中国开展立法工作的重要理论和经验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立法工作思路有了重大调整。一方面,从中国国情和实践出发,围绕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中心工作,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条修改补充一条”、“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方式,加快推进立法进程。这一特点,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改革开放实践过程是相似的。这种立法方式,使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作用巨大,功不可没。在改革开放的立法实践中,我们逐步积累了宝贵的立法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立法理论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在继承苏联社会主义立法理论过程中,又改造扬弃了它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并结合学习借鉴当代西方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立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法理论。从渊源上说,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理论和划分方法,是从苏联承袭过来的,其理论上的全民公有制经济特征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了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和谐社会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在法律体系的构建理论方面,我们没有采用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公法、私法、经济法、社会法等划分理论,而是基本上采用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原理。在苏联,法学家们为了显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关于法律体系理论的根本区别,将现行法律体系分为10个法律部门――国家法、行政法、劳动法、土地法、集体农庄法、财政预算法、家庭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显而易见,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部门划分的实际意义,或许其政治价值大于其学术和实践价值,它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法律体系姓“资”姓“社”的问题,其次才是按照法律科学和法学传统来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因为只有用这种划分理论和方法,才能取代公法和私法这种以承认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合法前提的划分标准,才能彰显出这种新型法律体系的公有制性质,及其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本质。由于不采用上述部门法的划分方法仍然可以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而且千百年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采用这种方法,但并不影响其法律体系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因此,建构法律体系的路径是可以有所不同的,划分部门法的建构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这实际上提出了以划分部门法的方法来建构法律体系的必要性问题,如果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是把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的未来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基础上,那么以这种方法建构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将大打折扣。

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俄罗斯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传统,但又对它进行了全面修正、改造甚至抛弃。我国也从“老大哥”那里学来了包括法律体系理论在内的“苏联法学”,同时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很多改革和扬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构建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把今天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的中国法律体系,与当年划分为十个法律部门的苏联法律体系相比,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方面坚持了法律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基本上采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划分原理,而没有采用西方国家通常的法律标准;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等现实国情,并借鉴国际上关于法律门类认识的观点,对我国法律体系部门作出了初步划分。

记者: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立法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中期开始比较注意立法规划和科学立法,那么就立法来说,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着重强调什么原则?

李林: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认真研究并制定国家立法发展战略,更加自觉地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高质立法,科学制定并认真实施立法规划。

首先,应当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结合我国到2050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尤其是配合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205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研究并设计未来40年左右的国家立法发展战略,制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我国法律体系在实现自身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发展目标的同时,能够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地引导、服务、规范和保障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顺利实现。

其次,应当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阶段性任务,研究制定2010―2020年的国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实施办法,努力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当地法律化,使2020年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法可依和依法保障;努力把每年“立、改、废”的立法任务具体化,不仅要重视新法律的制定,更要重视法律清理和法典编纂、立法修改、立法补充、立法解释和法律废止,要使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努力从制度上程序上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稳定立法数量,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技术,优化立法结构,实现立法与经济社会、立法与体制改革、立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与提高人民福祉的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

第三,应当高度重视立法规划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赋予立法规划必要的法律效力,确保各项立法任务高质量的完成。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第一个正式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1.10―1993.3)》。此后,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制定了五年立法规划,每年都制定年度立法计划。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提出,立法工作要做到“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立法规划是指引和安排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保障。认真实施立法规划,对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完成立法任务至关重要。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规划工作过程中,应当强化公众和社会利益群体充分参与立法规划制定的民主性,避免领导个人意志和少数利益群体左右立法规划;应当强化立法规划符合科学发展和立法规律的科学性,防止主观主义的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提出立法项目;应当强化国家立法机关主导编制立法规划的权威性,避免立法规划权旁落,尽可能减少“部门立法规划”的色彩;应当强化国家意志保障立法规划实施的法律效力,防止落实立法任务中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当情势发生变化,不得已需要变更或者调整立法规划时,无论是新增立法项目,还是减少、延迟或者合并立法项目,都应当严格执行立法规划的论证和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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