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法律范文

高校法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高校 法律地位 民事主体 行政主体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高校，全称为高等院校，是大学、专门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的统称，其性质是对公民进行高等教育的组织。分析高校的法律地位，即是分析高校在不同法律 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主体之间构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内容与责任。明晰高校的法律地位作为探究高校法律关系的基础，对于最终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是非常必要的。

一、特别权力关系传统下的高校法律地位分析

特别权利关系是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紧密关系，其中主要是教育关系、监狱管理关系、公务员关系、兵役关系和其他设施关系。” 该理论认为，处于特别权利关系中的公民一律被纳入行政领域，他们不存在基本权利，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权力规则，并依据各种规则调整内部事务，甚至可以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实施侵害行为等。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高等学校，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国家教育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在公共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过去作为社会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具有“私权”性质的教育权逐步集中到国家手中而形成国家管理教育的公共权力，它是国家的“教育责任”和教育的政治功能的集中体现。 它强调高校自，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学术自由。为实现教育的目的，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拥有对学生的概括支配权，制定高校内部管理规则，对学生实施各种限制措施或进行奖惩，其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我国大陆虽然没有明确采用“特别权利关系”这一法律概念，但由于受大陆法系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在我国的法律和实践中都普遍存在与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相关的规定和做法。这些依据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解释高校法律地位多为行政主体的主要依据。

二、高校法律地位的现实定位

虽然在传统上我国高校是多被认定为行政主体，但教育法仍然将其定位为事业法人，这就使得许多人将高校排除在行政主体的序列之外。现行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校广泛的自主管理权，但是没有明确哪些是法律法规在授权高校行使行政权力，这表明高校的行政主体的定位并没有得到法律上完全的认可。因此，需要对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在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国立学校属于公营造物或公共利益机构的一种，属于行政主体的一种，是负担特定目的而提供专门服务的行政机构。 尽管在我国立法中并未明确规定高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是高校享有一系列行政管理权限却是现实存在的，高校享有一系列的特殊管理权限是不争的事实。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1）按照章程自主管理；（2）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3）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4）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5）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6）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7）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8）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这些规定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对相对人是不平等的，都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不应纳入到高校权利的范围。法律应该进一步明确高校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还要能够回答高校行政权力的合法来源的问题以及当学生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学生可选取救济途径的问题。

三、高校的法律地位的理论分析

研究高校的法律地位有多种角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高校就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从它作为社会成员接受政府管理的视角出发，它是行政相对人；从它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员参与民事活动的角度出发，它又具有民事主体的地位。高校的社会身份复杂，其法律地位难以明确。目前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观点主要有三种：（1）民事主体。认为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它与学生、教师之间构成的是契约关系。这种观点多从我国《民法通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出发。（2）行政主体。认为高等教育是由政府为实现特定教育目标而设立的公益性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实践中多将高校定位于授权性行政主体， 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3）双重主体。认为高校既是民事主体又是行政主体。高校既可以以民事主体的身份从事民事活动，又可以以行政主体的身份进行学生管理活动。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法律也在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变化。因此，高校的法律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要根据社会的变化，根据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根据学校的功能及其发挥状况来加以确定。上述前两种观点均不符合我国的教育现状。第一种观点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两种途径来提供。当提供高等教育的力量来自于社会时，市场主体就会介入，高校作为了市场的一分子，其供求关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调整。这时，高等教育就成了产业，通过市场来运作，则必然过度要求高校的平等性身份，这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客观现实来说过于激进。第二种观点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将高校直接定位于行政主体。这种理论从我国高校的传统地位出发，限制高校的自，认为高校应通过国家的计划来加以控制，强调高校是国家行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于我国不断推进的改革来说又显得过于保守。由于高校表现出来不同的主体地位和不同的内容关系，其传统领域内的法律关系已经出现分化，逐渐形成如下两类关系：一类是含有权力服从意味的以高校管理行为为内容的纵向型行政关系，另一类是以与学生形成教育服务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横向型的民事关系。因此，高校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主体。

四、赋予高校双重主体身份的价值探讨

高校由于对学术自治，专业自治的要求远远高于中小学校，高校学生也应当要求更大的自由。因此在高校这个小社会中，除了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如学生按规定交纳学费，学校收取学费并提供教学和生活服务，学生自主择业等；还有行政法律关系，如高校颁发两证等；另外还涉及内部管理关系，如高校对学生仪表、作息时间、饮食住宿的管理等。所以，当高校作为一种教育服务的提供方时，它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形成的是合同性质的民事关系，所以应该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当高校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表现出对学生的管理者身份时，双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它与学生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是就应该受到行政法律的调整；当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之外的内部规则的制定者，它自行调整内部事务，具有终局的管理权，由此产生的纠纷，学生可以向高校或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诉。因此高校和学生之间既有隶属型的法律关系，也有平权型的法律关系。高校和学生隶属型的法律关系根源于双方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也根源于我国法律对于高校权力的定位。即使在高校和学生之间具有平权型法律关系，学生和高校之间的关系也和民事上平等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很大的差异。从理论上来看，认定高校具有双重主体身份，使高校学生管理权而产生的纠纷无论是民事权利还是行政权力，都可以在司法机关得到审查，法院可以选择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来加以解决。若是民事权利，则适用民事诉讼法来解决纠纷，若是行政权力，则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纠纷，这样可以促进法院面对权利的诉求有的放矢，从而最终保障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

注释：

参见[德]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

参见劳凯声、郑新蓉等.规矩方圆——教育管理的法律.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17页.

根据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梅耶的解释，公营造物是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性的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设立公营造物的行政主体依计划对其加以领导并监督。参见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适用.台 湾三民书局1998年增订版，第164页.

参见刘剑文著.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20页.

高校法律范文第2篇

高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时，首先要做的是区分法律与其他调整手段的区别，尤其是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法律是由国家机关制定的，具有严格性、规范性，违反法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道德是关于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不具有严厉性。[3]学生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正确合理地运用法律。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意义

高校法律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传授学生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为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输送大量的法律人才。

（一）教授学生如何运用法律，将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高校教师传授学生法律知识，并且通过具体案例进行讲解，使学生懂得什么是法律，怎样用法律解决问题，增加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和能力，逐渐成为法律专业精通者，最后成为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

（二）间接的支持和保障社会法律工作顺利进行。社会法律工作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法律活动。这些机关和单位要进行繁重的法律工作，必须拥有大量的法律人才。高校培养的法律人才为法律机关提供不竭动力，为建立和维护法律秩序贡献力量。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有效方法

（一）努力提高高校法律教师团队的整体素质。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对于一名刚进入法律领域、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生来说，教师就像是黑夜中的指路灯，引导着自己逐渐走向光明。那么，如何提高法律教师团队的整体素质？第一，对高校原有的法律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提高考评标准。高校原有的法律教师是提高法律教育水平的基础。学校要组织人员对法律教师进行定期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授课能力。除了定期培训之外，学校应该针对课程设置提高原有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规定教师授课必须具有创新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性是指对授课方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创新，不采用旧有的套路，将自己总结的新思想、新内容融入教学中。理论性是指教师授课必须严格规范，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要有学术性。实践性是指教师要将课堂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将理论知识与具体案例相结合，不能空谈理论。第二，引进优秀法律工作者。学校应列出满足法律教师需求的招聘要求，提出优厚的待遇条件，吸引更多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前来应聘。

（二）调整课程结构，增设法律技能课程。现在许多高校设置的法律课程多为法律理论课程，只有少数学校的法学专业设置较多的法律技能课。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社会学科，所学的法学理论终归要用到法律实践中。所以，高校应当在原有课程结构的基础上增加刑法、民法等案例研习课程和法律文书写作、司法鉴定等法律技能课程，平衡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课之间的关系。

（三）高校应积极与其他学校进行交流合作。高校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要想使法律教育专业做得更加出色，除了改革内部教学方式、挖掘自身潜力之外，还要积极与国内外优秀学校的法学院和法学系进行交流合作，与国内的学校建立法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共同培养专业的法律人才。完善交换生培养体制，将本校优秀的法学专业学生推荐到国外的法学院校进行学习，吸收国外的法律文化精华，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四）开展法律专题讲座，举行法律问题研讨活动。学校可以组织本校法律教师或者邀请校外的优秀法律工作者开展专题讲座，为学生讲授最新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法律事件，同时举行法律问题研讨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发言，相互交流，相互提高。

（五）组织多种形式的法律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理论与实践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就会失去方向；没有实践的支持，理论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法发挥作用。有价值的法律实践活动是检验学生法学理论知识的重要形式，是提高学生能力的有效方式。高校可以通过采取以下方式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水平。第一，组织寒假、暑假法律实习活动。高校的学习压力相比中学有所降低，课余时间充裕，假期时间比较多，学校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联系相关单位，统一组织学生进行短期的法律实习，使学生体验实际的法律工作。另外，学校也可以要求或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自己联系工作单位进行实习，并且撰写实习报告和心得体会，总结实习经验，为以后的工作积累宝贵的财富。第二，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社区法律援助、模拟法庭等法律实践活动。高校可以在学生课余时间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实践活动。一是社区法律援助活动。学校组织法学专业的学生到学校附近的社区进行法律援助，帮助居民解决法律纠纷。二是模拟法庭活动。将教室布置成法庭，学生各定角色，各司其职，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处理案件，亲自体验审前、辩论、判决等程序。三是法院旁听活动。学校要定期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不同类型的案件，撰写旁听报告，认真总结法官处理案件的方式和判案尺度，以便以后为自己所用。高校法学专业学生作为我国法律事业的希望，承担着法治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高校理应探索更多、更有效的教育方式教授学生，努力把更多的学生培养成国家需要的法律人才。

高校法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 地位 学生 学位 诉讼 性质

Abstract: It was a common view in the past that a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was a legal person of public affairs, a qualified defendant subject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But this view sidestep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oth provide the same products for public service, which establishes their identity of civil subject and their contractual relations with their students. The view that a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i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subject is, in fact, based on a certain faint understanding that a college or a university is better to be defined as civil subject so as to be able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and benefits of its students. As we know tha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annot intervene in academy, but it can step i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learning sphere.

Key Words: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status; student; academic degree;litigation; nature

近几年来,随着高校改革的逐步深入,学校的民主风气逐渐浓厚,民主法治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学生在认为受到学校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不再象过去那样选择接受和沉默,而是更多地采取了现代性的解决纠纷模式,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公开地通过体制内对抗主张自己的权利。学位诉讼就是这些众多的学校与学生诉讼案件中的一类。

到目前为止,经媒体报道的学生诉学校的学位诉讼案件已经为数不少,如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诉母校学位诉讼案、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诉讼案、2000年王纯明诉南方冶金学院学位诉讼案、2001年广州暨南大学学生武某诉母校学位诉讼案、2003年樊兴华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位诉讼案、2003年江西师范大学宜春学院某学生诉母校学位诉讼案、2003年学生曾某诉南方冶金学院学位诉讼案、2003年南京农业大学一毕业生诉母校学位诉讼案、2004年某王姓同学诉长沙电力学院学位诉讼案、2004年学生余某诉南昌大学学位诉讼案。上述案件的起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是否达到授予学位的学术水平有争议;二是学籍管理出现差错;三是作弊导致取消被授予学位资格。三类中以第三类的案件居多。所有案件都是适用行政诉讼法,案件审理的结果既有学生胜诉,也有学生败诉。①

学生诉学校的学位诉讼案件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并在社会上形成轩然大波,自刘燕文诉北大始。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司法介入三者就是这个案件的看点。在刘燕文北大之前,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获得胜诉,但未引起媒体的关注。田永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公报》上公布。刘燕文正是受到田永案件的鼓舞,才再次走进法庭。事实上,自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开始,对刘燕文案就有各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关于案件是否应该受理,赞成方认为法院受理这件案子本身很有意义,这件案子在法院介入学校领域,调整学校纠纷方面是个突破,原告在穷尽行政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向法院,法院应该受理,反对方认为法院受理该案没有法律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这类争议可以提讼,对于学位授予是否合理的评判是教育部门的内部事务,法院是在以非法的方式介入此案。关于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赞成者认为

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反对者认为学位授予问题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关于判决结果,赞成者认为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符合法治的精神,反对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否定了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是用司法审判权代替了行政权,是越权行为,是不合法的。②从这些争论也可以看出,排除案件的个性,大众和法学界所关注的都集中在两点:是否应该受理、判决是否公正。对于案件的性质,并没有深入的探讨。似乎学位诉讼案件理所当然地就是行政案件,只要能够进入司法领域就必然要适用行政诉讼法。

但是,很明显,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学位诉讼案件是不在其规制范围之内的。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制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案由包括行政处罚、强制措施、侵犯经营自、拒绝颁发许可证、拒绝履行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违法要求履行义务、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等。高等学校不是行政机关,拒不颁发学位也不属于上述几种案由之列。人民法院是凭什么将学位诉讼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呢?

一、司法界、理论界对高校主体性质的认识及其批判

受理刘燕文案件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行政判决中阐明了受理案件的理由:"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享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力。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管理行为,是单方面作出的,无须受教育者的同意。……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高等院校,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享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力。……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规定,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这个受案理由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③根据维持先例原则,此后受理学位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似乎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说法,基本上不再阐述适用行政诉讼法的理由。

但是,我们认为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理由并不充分。海淀区法院的这个说理首先将颁发学位证书界定为高等学校的权力而不是权利,然后称高校虽不是行政机关却是法律授权的组织,最后的结论就是高校是行政诉讼的适格主体,看起来自圆其说。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颁发学位证书为什么是高校的权力而不是权利、甚至是一项义务?判决书显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有意思的是,海淀区法院受理刘燕文案件的被告,在"不服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案件中是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在"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案件中是北京大学,并没有将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内设机构,海淀区法院认为两者都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

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判决田永案时指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表达了与刘燕文案件相同的看法,它的论证方式同样是先界定高校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然后认为应该适用行政诉讼法,对于为什么是行政职权却缺乏说明。

行政法理论界对于法院受理学位诉讼案件并适用行政诉讼法表示赞同,但是理由与法院判决的表述并不一致。对高校主体性质的认识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1、认为高等学校是公法人,可以作为行政诉讼主体;④2、认为高等学校与学生具有二元法律关系,存在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并希望实现权力的权利化;⑤3、认为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民事主体三种地位。⑥相应地,对于人民法院受理学位诉讼案件的态度也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有的学者认为,高校是教育事业单位,其行政主体是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委员会,但作为授权组织,在某些方面履行行政职能,授权后就是行政组织,符合行政主体要求,属于行政诉讼范围。⑦这一认识可以称为主体等同论。有的学者认为,学校作为公务法人,其授予学位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⑧这一认识可以称为行为决定论。多数学者持此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但法院受理学位诉讼案件体现了司法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展示了司法的能动性,走出了机械法治主义的泥潭。⑨这一认识可以称为司法能动论。还有学者认为,法律规定了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其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4项,即学位证书属于许可证和执照范畴,《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项,即拒发学位证书侵犯了受教育权,属于行政复议范畴,《教育法》第42条,即认为学校拒发学位证书属于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据上述法条可以提起行政诉讼。⑩这一认识可以称为法律规定论。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学者们对于上述观点的论证都是软弱无力的。为了确立我们的观点,有必要对这些错误的观点加以剖析和批判,从而在法学界达到观念澄清的目的。

所谓公法人是指依据公法设立的法人,一般将其分为公法社团、公法财团、公法机构。公法社团是依公法成立的人的团体,其组成的目的在于追求与保障成员或社会的公共利益,如各级国家机关、行业协会等。公法财团则是指依照公法设立的具有财团性质的以追求公益为目的的法人,如公基金会。公法机构也叫公共机构、公务法人、公营造物,是指依公法设立的,由某些人和物组成的,以持续方式达成特定目的的组织体,如公立学校、公园、图 书馆、博物馆、公立医院等。11理论界部分学者正是以高校具有公法机构的身份来论证学位诉讼的性质。但是,这些学者遇到了两个麻烦,其一是公法机构的自治性,其二是特别权力关系问题。在划分公法与私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公法机构的自治性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们既然借鉴这样一个理论划分,那么高校对于授予学位的条件和程序的相关内部规定的效力如何?如果容许司法介入,是否破坏了大学自治?司法又如何与大学的规则制定者互动,使大学的规则具有稳定性?12如果承认作为公法机构的大学自治,那么高校关于学位的规则就不应被否认效力,如果不否认高校内部规则的效力,刘燕文案件在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就不可能胜诉,学者们就不可能有机会欢呼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承认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的正当性就否认了北京大学学位规则的有效性,就同样否认了高校作为公法机构的特性,也就是否认了高校的公法机构的身份。至于特别权力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已经受到现代行政法理论唾弃的观点,学者们引证它的同时也必须引证对它的唾弃,因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认为公法机构的内部关系排斥司法管辖,这样学者们同样不能欢呼司法的阳光了。在德国理论界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即将特别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或者分为重要性关系与非重要性关系,对基础性关系或者重要性关系可以提讼,而对管理性关系或者非重要性关系不能请求司法管辖。但是,对于如何作出这两类关系的区分,学者们也拿不出具体的好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司法解释和立法的明确界定。那么在并无司法解释和立法界定的情况下,学者们凭什么欢呼司法介入?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学生对学校的诉讼具有必要性,不宜将其推入民事诉讼范围或者置之不理。13但是,对于为什么学位诉讼就是行政诉讼而不是其他、学位诉讼的法律和法理依据是什么却缺乏论证。

除了上述论点与理据的冲突之外,学者们对于高校具有公法机构性质身份的论证明显具有鸵鸟心态。他们论证的高校仅仅局限于公立高校。14因此,我们首先要反驳的是,针对非公立高校诸如私立高校、股份制高校、外资参股高校等的学位诉讼是什么性质?决定法律关系性质的是行为还是主体、甚至只是股东或出资者身份?非公立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对学位的授予与公立高校有何性质上的不同?显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暴露学者们论证的破绽。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用单单挑出公立高校作为他们的行政诉讼研究对象了。在这里,我们引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来印证学者们论证的错漏:"第五条 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第三十二条 民办学校依法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对受教育者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从法律的规定看,除了出资者身份不同、出资者对学校的管理不同之外,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选择公法机构理论来论证公立学校的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对民办学校的诉讼如何论证呢?

其实,在学者们照搬国外公法人概念并且闪烁其辞地进行论证的时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学者们论证的出发点,是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后,在目前的高校体制内很难找到救济的途径,因而有必要司法介入。即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弱者的权益。又由于高校对学生存在管理关系,所以他们借鉴了国外公法人的概念,选择了行政诉讼的路径。但是,对于"公法机构"这样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之下的性质和背景,他们显然没有照顾到。

如前所述,公法机构是依据公法设立的公益性机构,国家设立公法机构只是因为它的公益性,即国家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而存在的,因为某项事业有利于人民的福祉,国家才设立公法机构,又由于公法机构的目的事业与行政科层运作方式不同,故国家通过特别法保障公法机构的独立性。正是由于它与行政机关存在重大区别,它才得以以公法机构的名义独立存在。有的学者将学位诉讼作为当然的行政诉讼的依据,就是公立高校具有公法机构的名义,把公法机构等同于了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一个与行政机关刚好不同的服务机构,这真是天大的误解。这种误解是基于学者们因循对计划经济时代公法机构的传统认知。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而设立了铁道运输部门,整个铁路系统从部长到局长到段长,直至驾驶员都纳入了行政科层体系,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这个公法机构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管理性,而不是服务性。但是今天,还会有谁认为国有铁道运输部门与它的利用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稍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铁路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为了维护国有铁路利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是将他们列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好呢,还是将国有铁路部门列为具有公法机构性质的管理机构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只管辖具体行政行为而不管辖抽象行政行为,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审查其合理性,这就导致一大片领域脱离了司法的视野,这样一种维权路径的选择是未战先败,与其叫维权,不如叫失权。今天有谁会认为诸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公立医院等公法机构与游客、借阅者、参观者、病人等利用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又凭什么将公立学校与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公立医院等的性质区别开来?如果以公法机构的身份来论证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为什么公立高校不被直截了当地划入公法社团?

在借鉴国外公法机构理论来维护学生正当权益的时候,学者们还非常不应该地忽略了中外宪法、行政法背景的巨大差异。我们谈论公法机构,更多地关注其管理性、行政性,而国外更多地关注公法机构的独立性、服务性、企业性。产生差异的背景,就是国外现代法治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国家的不信任之上,强调国家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国家权力不能侵犯私人权利。在我国,这个背景刚好相反。我们被不断地强调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当学生与具有公法机构性质的学校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在国外管用的规则可能在国内就失效了,我们维护学生利益的目的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选择公法机构理论作为学生维权的路径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不知道刘燕文案件最后被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是不是这种利益博弈的结果。15可能这个结果就是对我们行政法学者鼓吹用公法机构理论维权的最好讽刺。

在这个法治意识差异的背景之下,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健全的法治国家,存在着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活动 层面,相应地存在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三类主体,以及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驱动力分野。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只有国家和个人的二元结构,个人权利要抗衡强大的国家权力实在是太难了,因此必需要培养非政府组织,让非政府组织成为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伞。如果将公立高校千方百计往行政机关的方向拉,将会使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更加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用公法机构理论在一些个案上取得了令人惊喜的进展,也只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哈耶克曾经说过,"将整个教育制度置于国家管理或指导之下,切切实实地隐含着种种危险"。16面对我国十分生动(并不一定是成功的)教育体制改革,我们没有理由闭目塞听,企图弃非公立高校的相关司法问题于不顾,将公立高校往行政机关的方向生拉硬拽,其结果必然是此路不通。我们并不否认公立高校的公法机构的身份性质,但是这并不等于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公立高校与非公立高校对学生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学生对它们的司法诉讼的性质也必然是一样的。因为公立高校的公法机构的身份而认为相关诉讼是行政诉讼,违背了基本的法理,在司法实践中对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也效果不佳。

那么,高校颁发学位证书的行为是不是一种授权行为?或者高校是不是被授权的组织呢?

一般所说的行政授权是指两种情况,即法律法规直接授权和行政机关授权。前者是行政管理的常态,因为行政机关不能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力,行政机关的权力必须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工作。"法律授权是行政机关获得行政权力的方式。后者是指在行政机关不便于管理某些事务的情况下,由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将自己行使的部分权力委托给有关组织代为行使,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条第四款即明文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这是事业单位取得代行行政权力的方式。高校并不是行政机关,法律并未向高校直接授予行政权力,也无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将自己的部分行政权力授予高校行使。因此,说高校是法律授权组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种说法的牵强,他们于是祭出了司法能动与制度变迁的法宝,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个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法律术语……对权利或职能属性进行判断所需要的标准之确定是非常困难的……法官在解决权利属性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由法律规则和先例等构成的法律自治体系,而必须对社会发展之现实作出适度的回应。"17我们并不否认司法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学者们就相关诉讼构成行政诉讼作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司法的回应凭什么就回应成了行政诉讼而不是其他?

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和部分学者之所以要坚持认为,高校是法律授权组织,可能是为了借此来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但是,他们的引证无疑是不成功的。他们引证了下列规范来证实高校的授权组织地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第八条 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第二十二条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第二十八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国家保护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引证。这些学者们的逻辑是,国务院授权给高校,高校颁发学位证书就是行使行政权力。我们的看法是,授权并不等于所授就是行政权力,授权行为在民事活动中广泛存在,比如律师获得当事人的授权委托。学者可能会反驳,作为国家机关的授权就应该是行政权力。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人民法院授权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机构获得的也是行政权或者司法权吗?显然不是。因此,所谓授权的性质,并不是看授权的主体,而是要看所授之权是否具有强制性。这是对"授权"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加以澄清。

反过来看,如果授权就是国务院将行政权力授予高校行使,那么,这等于是说,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都应该由国务院来授予。这无疑是可笑的说法。根据前述行政授权的规则,并没有法律规定将授予学位的权力交由国务院行使,即国务院并没有依法取得学位授予权,则何来转托高校行使之说?即便国务院具有授予学位的行政权力,也应该是法律规定国务院具有授予学位的行政权,并且同时规定国务院可以授权高校行使,否则国务院就是怠于行使职权。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法条作上述表述。如果我们对该法条作一个语法处理,就可以看出,该法条规定的实际是:"学位""由""高校""授予"。因此,"国务院授权"的意思实际上是国务院对于高校和研究机构教育水平、授予学位的质量的认可,即国务院认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各项条件达到了学位条例规定的授予学位的最低标准。这就如同质量行政管理部门认可工厂的产品质量合格一样。国务院认可某高校的"生产"和质量内控机制符合要求,同意该高校自己贴"合格"的标签。即便国务院对高校进行认可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这个性质也不能顺延至高校与学生之间。

对于《教育法》相关规范的引证,这些学者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偷换概念、穿凿附会。比如,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者们便解释为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位制度。但是,对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却没有人解读为实行国家学业证书制度。18相同的语句,不同的理解,本身就暴露了学者们为我所用的机会主义解释方式。如果我们将眼光不限于学者们的关注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样是《教育法》,在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国家教育考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种类,并由国家批准的实施教育考试的机构承办。"即如果学位证书制度真的属于国家学位,则它的表述应该为:"国家实行国家学位证书制度。"但法条并不是这么表述。而且,即便是实行国家学位证书制度,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就能够说明授予学位证书属于行政权力?如果这种推理成立,那么教育考试机构承办的考试岂不也成了行使行政权力?显然这种推理不能成立。对第二十二条的探讨,还可以从反面来看,即该条规定的反面是"国家不实行学位制度",这就是说,该条规定是为了表明要实行学位制度,而不是不实行学位制度。该条"国家"的用语实际上是"我国"的意思, 如果将《教育法》通看一遍,这个意思不难理解。至于对第二十八条引证的评述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该条使用的是"权利"一词而不是"权力",但学者们还是要说,"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因而……可以据此断定,高等学校经由国家法律的授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具有行政主体地位。"19这种论证方式可以归纳为:虽然我知道法律规定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但是我还是要把权利说成权力。法律有明文规定,又不会引起歧义,完全不需要解释。这种情况下的解释的合理性只能是为了学者能够自圆其说。实际上,学者们引证的法条关于学校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如果发生纠纷就一定是人事仲裁和民事诉讼,与学者的引证自相矛盾。

这里附带讲一下,我们认为我国实行学位证书制度所颁发的学位是大学学位而不是国家学位。称学位为国家学位没有法律依据。《学位条例》所规定的颁发学位的条件相当原则,它只是国家为了保障学位的含金量设定的最低标准。事实上,高校对于设置学科、专业具有相当大的自,同样专业的学生学习的专业课的选择、课时、考试或者考核的方式等在不同的学校并不相同,在学生毕业时所颁发的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均盖有学校的印章,这怎么能说是国家学位呢?如果能够说成是国家学位,根据《教育法》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表述相同的情况看,我们能不能说高校颁发的是国家学业证书?学业证书证明学生学习的经历,学位证书证明学生的学术水平。学习的经历与特定的高校相联系,学术水平也是特定高校培养之下的水平。如果否认学位证书的高校之间的差异性,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名牌高校的证书值钱。这就像国家为了保障人民食品健康而制定了某种食品的卫生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只是一个基本要求,但是国家并没有排斥各厂制定更加严格的企业标准,有的厂按照严格的企业标准生产出了产品,成了名牌,所以就得到市场的追捧。之所以学者们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位证书,一半是基于误解,一半是因为高校没有发挥制定自己学校学位标准的能动性。

学者对高校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论证的第三种说法,就是认为学位证书属于许可证的范畴,学位诉讼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许可制度是国家为建立经济秩序、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和管理方法……行政管理机关通过颁发某种证照的方式而赋予申请人某种权利、权能或者资格……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4项的规定,包含了学位证书。学位证书在性质上属于许可证的范畴,从行政许可的内容上看,其属于一种资格许可。"20这种说法与事实明显不符。如果学位证书是一种资格证书,我们要问的是:拿着学位证书能够做什么?能够申请做教师吗?需要考教师资格证。能够申请做律师吗?需要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能够做公务员吗?需要通过公务员资格考试……学位证书没有获得做任何事情的资格!学位证书只是高校发给学生的证明其学术水平的凭证。如果说毕业证书是出厂合格证明,那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证书就是普通品、优级品、特等品的标签。仅此而已。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位证书并非许可证,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也称:"学位证书是国家授权的教育机构授予个人的一种终身学术称号,表明学位获得者所达到的学术或专业学历水平。"21学术研究,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看法,但是对基本问题有如此对立的看法,令人匪夷所思。

将学位诉讼称为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另一理由就是:拒发学位证书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根据《教育法》第42条,受教育者"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因此,受教育权在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之内。22对于这个论证,我们不得不说它非常肤浅。第一,拒发学位证书为什么就是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颁发学位证书的时间点,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活动已经完全结束,只存在对学生学术水平高低的评价问题,何来侵犯受教育权之说?第二,受教育权并不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诉范围之内,如何凭受教育权提起行政诉讼?第三,学者引证的《教育法》第42条也并未规定受教育权受侵害之后的诉讼问题,即便按照学者所说,"等合法权益"的"等"属于"等外等",包含了受教育权,该法条也没有说明是提起行政诉讼,而只是说了"依法提讼。"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受教育权诉讼属于行政诉讼。23

从上述对现有观点的批判可以看出,不论是认为高校属于公法人之公法机构,对其诉讼应为行政诉讼,还是认为高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其诉讼应适用行政诉讼法,抑或认为颁发的学位证书就是许可证性质,发证行为就是行政行为,因而应该提起行政诉讼,其论证的理由,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上述批判以及对批判观点的引述看,学者们对于适用行政诉讼法审理学位案件基本上是持支持和赞成态度的,但论证的理由却各不相同甚至对立。至少,我们可以说,学界对于为什么适用行政诉讼法审理学位诉讼,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认为高校作为公法机构就是行政诉讼主体的规定就与高校作为法律授权组织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的观点不一致,赞成司法能动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承认在现有法律规范中找不到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的依据。那么,这些矛盾的观点能够支撑学位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论点吗?如果不能支撑,学界为什么几乎异口同声地对相关案件的司法处理途径表示支持?其实,只要细读学者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学生的关爱、对现行体制下学生权益受到损害之后很难救济的不满,学者们希望能够从理论上论证学生救济渠道的合理性,刘燕文案件的一审司法判决唤起了学者们的热情,他们对既有的司法途径予以沿用,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对说理相对薄弱的判决的正当性加以理论论证。我们也希望维护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学生与高校之间就是行政关系?或者,以行政诉讼来规制学位诉讼案件就是最好的途径?

二、我们对学位诉讼案件的认识

我们承认公立高校是公法机构,但是公法机构的身份并不就是行政诉讼被告主体的当然依据。如前所述,公法机构的设立只是国家认为某项事业有助于全民福祉,从而设立机构进行事业推动,这种推动只是起引导和保障作用,它不能也不应该排斥非国有资本进入,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凝聚社会之力来促进社会发展、事业进步,国家对相关事业的支持也只是作财政资助而不是全额拨款。事实上,我国相当多的事业单位已经完成了企业化改造或者实行着企业化管理。比如,在拨乱反正之后,国家为了发展民主和法治,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设立了律师机构,当时叫做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后来律师实行企业化管理,直到现在则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律师事务所合伙制改制。即便是在作为公办事业单位的时候,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发生纠纷也是民事纠纷,而不适用行政诉讼法。所以,公法机构的性质并不成立公立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的理由。

同样作为公法机构的公园、图书馆、 博物馆、公立医院等,当它们与服务对象发生纠纷之后,学界普遍不认为应该适用行政诉讼法,司法实践中也是适用民事诉讼法来处理。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将同样是服务性的公立高校与这些公法机构的处理方式分开。因此,不加充分论证就以公法机构的身份定性案件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事先就界定了公立高校的公法机构的身份,而后认为它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那么,认为公立高校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就不足为奇了,所谓二元论也就顺理成章,甚至三元论也能够成立。因为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它在不同的法律关系当中就有不同的主体身份。比如教育局,它对学校进行管理时就是行政机关,面对物价局的价格检查时就是行政相对人,购买办公用品时就是介入了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关键是要界定公立高校的公法机构身份是否足以构成行政管理。据上引的主流学者观点以及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基本上不认为公立高校本身具有行政机关性质,而只是认为它是法律授权组织,所以适用行政诉讼法。前面已经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是不是学校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等就可以据此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特殊的权力关系呢?或者就因此可以排除司法管辖或者司法管辖只能选择行政诉讼?如前所述,特殊权力关系的理论已经遭到了摒弃,所谓根据实际情况来区分重要法律关系和非重要法律关系的理论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理论、不成熟的理论,这种区分没有一定之规,极有可能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因此,用公法或者变相公法理论已经不能正确解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究其原因,公立高校不能因其出资人身份而决定自己的行政主体身份,更不能因身份来决定法律关系,而只能根据行为确定法律关系。

学校对学生的关系主要在两个方面,即教学和后勤。后勤方面估计不会有人认为是行政管理关系,那么我们主要分析教学关系。教育的本质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如果认为教育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关系,则学校教什么、怎么教都由学校说了算,学生没有任何发言权,学校教授的知识,学生一定要学好,想学得学,不想学也得学,学得不好就要受处罚。学生无法退学,也不能对参与学校事务的民主管理。这些无疑是不合理的,违背了教育发展的潮流。即便是在中国古代,私塾先生教授学生知识,规矩相当严厉,稍有不如老师之意,学生就要挨板子即受到处罚,但是用现在的观点看,谁也不会认为这类纠纷属于行政诉讼范畴。有学者之所以认为公立高校具备行政主体身份,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式与一般契约不同。"高校的管理活动分为两种:内部管理性质的校务行为和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后者体现为高校行政执法行为。我国《教育法》明确了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权力,其在第28条规定:’高校有权组织和进行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和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这里的’有权’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那么这种管理完全是一种不对等的制度管理形式。"24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论证缺乏说服力。《教育法》的该法条并没有说"有权"就是权力,而且我们认为,《教育法》之所以使用"有权"这个词,主要是为了强调高校的自,强调高校的这些权利不被行政权力侵犯。违背立法的本意的解释显然是无效的。

针对学生而言,高校具有上述权利就形成行政管理关系吗?其实,只要比较一下企业对员工的权利和高校对学生的权利,我们就可以看出,招生权类似于招工权,学籍相当于职工编制,企业也同样要根据内部规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处分,但是,当职工和企业发生纠纷之后,我们适用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来处理,而没有谁认为应当选择行政诉讼。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旅客不能大声喧哗,并被要求坐在座位上不得随意行走等,在医院住院治疗的病人,医院也行使相当大的管理权,医生什么时候查房、什么时候打针、开什么药等,一般也是由医生说了算,具有"不对等的管理形式",那么发生旅客与航空公司、患者和医院的纠纷之后,我们能因此而选择行政诉讼规制吗?所以,以所谓不对等管理为理由并不成立。而且,在谈论高校对学生的各项管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在在校学生之外,还有大量的通过自学考试等方式学习的"五大生",他们在完成规定的学习之后也可以申请学位,还有一些进行诸如英语培训等的学校,即学校在进行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时,学校并不掌握学生的档案、户口、人事、工资等,它们几乎对学生没有任何我们认为的管理关系,那我们是不是要对不同教育方式的学校或者学校的不同教育方式予以区别对待呢?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所谓不对等的管理,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服务的目的,在受服务者众多的情况下,服务者在不能或难以单个地进行服务条款协商时,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化的服务条款。禁止性的条款、处分性的条款等只是为了单个的受服务者不以其行为对其他众多人造成不良影响,或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条款存在以及实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体现一种强制性、不对等性,而是为了实现服务的统一性。还有人认为高校的这种不对等管理体现的是一种公共权力,我们不这么看。因为任何公共权力都可以针对进入公共领域的不特定的任何人,而高校只能对与自己缔结了教育服务合同的学生行使权利。

我们认为,高校不论公立高校还是非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都是服务契约关系。国外也有学者持此看法。如日本的室井力认为"公务员之勤务关系、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营造物之利用关系为民法上之契约关系","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无异,应视其为民法上之契约,对义务教育可解为’强制契约’。学校对学生之命令权或惩戒权,系利用学校的契约关系,达成教育之目的,本质上教师应具有的权利,无碍其为契约之一种"25国内也有学者认为,"高校与学生在教育契约方面处于平等地位,高校的收费制度、配套设施、后勤服务受学生监督,双方是达成教育契约的当事人。""学校的公益性、事业性单位的特点在消退,其营利性、服务性机构的特点在显现。"26从《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制定章程且章程的内容应当规定"学校名称、校址;办学宗旨;办学规模;学科门类的设置;教育形式;内部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财产和 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等内容来看,法律的意向就是让高校成为民事主体而不是行政主体。实际上,高校招生就是与受教育者缔结教育服务合同,高校对学生的管理等都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合同,而高校对学生作出退学处理等是依据合同作出的终止合同的单方法律行为。如果不能这么理解,我们就难以解释学生的主动退学行为,即如果高校与学生是行政管理关系,则学生不享有退学的权利,即便是对学校的管理、教学、环境等各方面不满意,也只能继续被留在学校学习,只有成立教育服务合同时,受教育者作为平等的主体才享有了退学权,受教育者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对教师进行评分等才具有了理论根据。高校订立章程、设立董事会,收取学费和杂费,收取后勤服务费用等行为都是典型的企业化行为。

前面已经论述,学者们之所以赞成司法管辖学生与学校的纠纷,是因为现有体制疏于保护学生的利益,他们希望司法介入能够平衡学校与学生的利益,而之所以赞成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则是因为对既有司法路径的依赖。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将学校与学生的纠纷性质界定为行政诉讼,并不利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首先,行政诉讼虽然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讼,但是,"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的角度来说,行政诉讼实质上体现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较量,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司法权常常无力于对行政权进行审查,或者说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不力。"27其次,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原则是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且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审查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将学校与学生关系理解为教育契约关系,则对于契约的格式条款(即在行政关系中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有效就可以进行审查,且可以审查高校行为的合理性。另外,如果学生与学校诉讼作为民事诉讼,则各国的民事法律均无限制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甚至法国的《民法典》第4条还明文规定:"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时,得依拒绝裁判罪而追诉之。"但是,行政案件则因为涉及司法权与行政事权的划分而有所节制。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限制受案范围,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受案范围,所以,在利益博弈之下,许多学生状告学校的案件被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拒绝在法院大门之外了。这是从权利救济的程序角度而言的。

从实体的角度来看,学生与学校成立教育契约法律关系之后,学校就负有尽职教育的义务。现在有的学校利用教育的资源稀缺性,不顾条件,大肆招生,以此收取各项费用,大发教育之财。(如果说学者赞成教育能动性的话,就应该正视教育作为暴利产业的事实,而不要引用法律所谓学校不得营利的条文自欺欺人)这些学校这么做的结果,不能保证教育质量,损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目前,对于这类问题学生根本无法解决。如果将学校与学生关系界定为教育契约关系,就可以依据服务合同,追究学校的提供服务达不到标准的违约责任。再比如,在学生完成学业之后,学校对学生学习的质量进行评价,是学校应尽的契约义务,即学校应该按照有关标准对学生是否"经过了全部流水线"和是否"质量合格"作出评价,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果学校的有关规定不合理,完全可以依照格式条款的理论作出处理。相反,如果认为双方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则基于公法机构的自治性,无法对其不合理的条款作出司法评价。

从司法实践看,将学校与学生关系定位为行政法律关系,对于保护学生利益的效果并不好。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学位诉讼案,田永胜诉,海淀区法院判决北京科技大学向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对其学位进行审核。(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诉讼案,刘燕文败诉,理由是刘超过了诉讼时效。(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行终字第50号、(2001)一中行终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张旺诉东南大学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附带行政赔偿案,校方以张旺编造户籍为由取消其学籍,张旺,法院认为被告作出处分决定的程序合法,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转引自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于2001年5月《行政法论丛》)重庆邮电学院两名在校大学生因同居致女方怀孕被勒令退学,将母校告上法庭,结果南岸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作出了驳回原告的行政裁定,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了两名学生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见新华网2003年04月24日)广州暨南大学学生武某,因在医用物理学考试中作弊而被学校按照该校规定取消了获得学士学位的资格,武某一纸诉状将该校告上法庭,广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该校校规处分无效,武某可以被授予学士学位。(见燕赵晚报 2003年10月09日)南京农业大学英语专业学生潘某因考试作弊没有获得学位,状告母校,玄武区法院一审宣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见南京日报2003年11月28日)樊兴华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位诉讼案,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告樊兴华胜诉,被告郑州航院须在60日内对原告学士学位资格进行重新审核,并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见河南报业网2004年1月9日)南昌大学99级学生余某因代考作弊受过处分,被学校拒绝授予学士学位。余波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母校告上了法庭。法庭驳回了要学校重新评定其学士学位诉讼请求。(见新华网2004年4月13日)王某诉长沙电力学院(现长沙理工大学)学位诉讼案,王某败诉,理由是法院认为,由于王同学在考试中的舞弊行为被记过,且在申请授予学士学位时没有解除处分,因此学校根据其工作细则的规定不授予他学士学位并无不当。(见长沙晚报2005年02月14日)引述的这些案例决非学生与学校纠纷诉讼案件的全部,但是,我们已经看出各地法院对相同案件的判处结果并不相同,这无疑破坏了司法的统一。同时,不少学生的诉讼请求遭到驳回,驳回的理由有:涉及对学生的处分的纠纷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管辖的范围、高校作出处分的程序合法、高校有制定校规的权力,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等。而几例学生胜诉的案件,法院判决的理由是高校制定的校规与教育部的规定不一致。

相同案件作出不同的裁判,这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就拿学位诉讼案件来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原告要求被告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被告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即是一个案件一个被告,受理案件的海淀区法院作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其学位评定委员会案件,也是要求被告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但是是作为两个案件两个被告处理的,同样是海淀区法院且还是那个行政庭,却认为北京大学和它的学位评定委员会都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也作出了原告胜诉的一审判决。因此,当我们大谈司法能动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中国司法的这个特质,这个特质可能导致司法能动变成盲动甚至乱动。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获得胜诉,并被最高人民法院刊载上人民法院公报,给了一些学者以鼓舞,似乎以行政诉讼维护学生权益的春天到来了。其实,只要我们研究一下相关报道就可以发现,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前,对处理田永不满的学校教师就多次向学校和教育部反映,其中包括数名博士生导师,后来教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还专门与学校沟通,要求学校改变处分。也就是说,在司法介入之前,行政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司法的结果只是将行政的意见重述而已。这个案例并不能表明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成功监督,更不能表明司法权对行政权博弈的胜利。因 此,那些鼓吹司法以行政诉讼方式介入高校与学生纠纷的人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到底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有利于保护学生,还是平等的关系对学生维权更有利?

实际上,即便是认为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现有的司法判决也不是都认同学校与学生纠纷都属于行政诉讼范畴。中小学生与学校的诉讼,基本上都是适用民事诉讼法,大多引证监护权转移理论以及过错推定责任原理。对公立高校的有关诉讼,如齐凯利诉北京科技大学人身损害赔偿案,原告在训练时被碰绊,因教练与别人聊天未能给予及时人身保护,其失去重心摔倒,造成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人身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齐凯使用杠铃做力量训练时,北京科技大学的教师(教练)理应给予充分的保护和训练指导,齐肩负杠铃摔倒时,教练未在齐身边及时保护,故对齐凯利受伤,教练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过失责任,由于上述行为系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故应由北京科技大学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判决北京科技大学承担了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转引自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于2001年5月《行政法论丛》)如果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至少在教学上构成行政管理关系,那么,人民法院的判决就应当是由作为被告的高校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因此,所谓司法能动,也不能支持自己观点的就能动,不支持自己观点的就视而不见,采取对自己观点有利就是真理的机会主义标准。

最后,落实到学位诉讼上,我们还要引证《学位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非学位授予单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由原单位推荐,可以就近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查同意,通过论文答辩,达到本条例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学位。"这就是说,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教育研究单位,可以对非本单位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学位,那么在该单位对学位申请人之间的关系中,所谓的不对等的管理关系体现在哪里呢?这个规定更是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位作为学术水平鉴定的本质。而一个关于学术水平的鉴定是不可能以行政管理方式来认证的,学术只能用学术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不能认同学位证书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学位证书有其典型的许可资格性,而不能体现为一种契约,否则学术的贞洁必将受到玷污。"28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只有充分地保障学校和学生作为平等主体双方的合法权益,学位证书才能保持贞洁。当一方是另一方奴仆或者附庸的时候,强势的一方不可能贞洁,弱势的一方不愿意贞洁。当高校的净土被权力玷污的时候,决没有什么学术自由和学术贞洁可言。近年来,一些高官纷纷取得学位的现象就十分说明问题。这决不表明高官们突然变得好学了、尊重知识了。这只表明在权力的强势介入下,学术堕落了。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公立高校的公法机构性质而认为学位证书属于行政权力行使的结果。

将学位诉讼定位为民事诉讼,不仅因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服务法律关系,而且因为学位本身就是对受教育者的专业评价。我们一般认为名誉权包含的是对被评价者的道德衡量,但是,对人的评价应该是全方位、多视角的,既应该有道德评价,也应该有政治的、专业的、健康的等各方面的评价。获得公正评价权应该属于人身权的范畴。所以,基于学位本身的性质,学位诉讼也应该是民事诉讼。同时,作为平等的主体就不仅在实体方面,而且在程序方面可以更好地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三、我们的结语

公立高校是公法机构,公法机构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平权法律关系。公立高校作为公法机构,只是说明它的出资者与非公立高校不同,它们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它们也与它们的学生之间具有相同的教育服务法律关系。决定法律关系的不是主体身份,而是主体的行为。我们研究高校的地位就不能只是盯着公立高校,并以出资者的身份荫庇它。行政诉讼作为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手段或者方式,它只能是针对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把高校视为行政机关或者由行政机关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并不符合高校作为教学科研机构的本质。以行政诉讼来解决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并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也不能达到较好地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目的。学位只是对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学位证书是学生达到某种学术水平的证明。对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属于名誉权的范畴,是学生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生完成了规定的学业,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水平时,对学生进行鉴定并颁发相应的学位证书就是高校的契约义务而不是其可以任意行使的行政权力。

注释:

①这些情况参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01月07日、《光明日报》2000年02月29日、《长沙晚报》2005年02月14日、中国律师网2002年02月02日、《燕赵晚报》2003年10月09日、《赣州晚报》 2004年6月3日、《金陵晚报》2004年2月26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②参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01月07日、《光明日报》2000年02月29日的相关报道。

③参见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于2001年5月《行政法论丛》,该文在论述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地位时,比较详尽地引述了法院的相关判决理由。

④见曾莉《兼容论: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视野中法律与道德的一种可能关系》,载于《法律与中国》第四卷。

⑤242628见王立峰《权力的权利化》,载于《法律与中国》第四卷。

⑥见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于2001年5月《行政法论丛》。

⑦见谭晓玉《我国首例学位教育行政诉讼案的若干分析与思考》,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⑧见朱世宽《学校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载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9期;马怀德《学校、公务法人与行政诉讼》,载于2000年8月《行政法论丛》第3卷;刘艺《高校被诉引起的行政法思考》,载于《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胡锦光《北大博士学位案评析》,载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2辑。

⑨见杨建顺《行政诉讼与司法能动性》,载于《法学前沿》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⑩2022见胡锦光《北大博士学位案评析》,载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2辑。

11参见马怀德《学校、公务法人与行政诉讼》,载于2000年8月《行政法论丛》第3卷;李建良《机关法人化之基础理论》,收录于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办,政府机关(构)法人化研讨会会议记录,2002年12月。

12刘燕文案件引起的关于大学内部规则合理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答辩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系分委会的审核权力是实质性的还是程序性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学科外行是否合理、是否容许投弃权票、是否应该容许答辩人申辩、北大将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捆绑是否合理等。讨论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从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情况看,规则的改变并不明显,说明国家立法机构并没有呼应学者有关制度变迁的呼吁,对于司法介入学位授予规则持不鼓励的态度。

13参见马怀德《学校、公务法人与行政诉讼》,载于2000年8月《行政法论丛》第3卷。

14参见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于200 1年5月《行政法论丛》;王立峰《权力的权利化》,载于《法律与中国》第四卷。其他学者的论证也都是以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公立高等学校作为对象。

15从我搜集的资料看,我并不怀疑北大的开明,但北大无疑不认为刘燕文的权益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在北大身后的"国家"是不是也与北大的意见一致并进而影响了司法呢,或者二审法院的法官是不是有国家至上观念并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影响了最终结果呢?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让人有所怀疑: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对于诉讼时效作了详细的说明,二审法院以诉讼时效的事实没有查清为由发回重审,海淀区法院重审认为原告超过了诉讼时效,驳回。

16(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7见沈岿《制度变迁与法官的规则选择》,载于《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3卷第2辑;杨建顺《行政诉讼与司法能动性》,载于《法学前沿》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1819见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于2001年5月《行政法论丛》;湛中乐、李凤英《略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20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行政判决书;谭晓玉《我国首例学位教育行政诉讼案的若干分析与思考》,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23见林莉红《教育行政案件类型及诉讼性质研究》,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25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1990年版。

高校法律范文第4篇

（一）对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一般可分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和研究型人才培养，但不论是哪种人才培养目标，都离不开对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而对于非法律专业学生来说，法律并非他们的专业知识内容，同时，法律也不像英语、数学等课程那样属于基础必修课程，这也导致了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对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对于非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律基础教育的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是公共必修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教育两方面内容。但是目前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从教材内容来看，思想道德修养内容约占整门课程的2／3，法律基础内容约占整门课程的1／3，这导致了在很多高校将这门课程定位为思想品德课程，从而容易使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其作为政治课程进行讲授。同时，《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师多数为非法律专业教师，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的培训，在授课时，很难将法律知识、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很难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知识真正融合到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向学生传授。

（二）教育方式单一，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实践性

高校对学生法律教育大多采用课堂讲授形式，易倾向“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堂，往往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得学生被动获取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时多为应付考试，对于书本中的法律知识只是死记硬背，没有深入的思考和理解，容易遗忘且很难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此外，这种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方式的法律教育，缺乏实践经验，导致大学生缺乏对法律直接的体验和实践，很难从心理和思维的角度树立法律意识，从而未能完全达到法律教育的真正目的。

（三）法律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高校法律教育需要一支具备专业法学背景、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队伍。在高校当中，对非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律教育的教师主要还是承担《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师，这部分教师多数为非法律专业教师，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和法律实践经验，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很难将法律知识、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进行相关案例分析时，难以结合道德与法律，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关联延伸，从而降低了法律教育课程的实效性。

（四）法律咨询机构建设不健全

高校中法律咨询相关机构的设置不健全。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已拥有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但是，在高校里却很难看到大学生法律咨询中心。高校中以提供法律咨询及帮助服务的机构建设尚不健全，当大学生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很难通过有效途径获得帮助，不利于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及学校法治氛围的形成。

二、高校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建议

高校对非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律教育，首先要明确培养目的。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法律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专业法学人才，而是要通过法律教育让其对法律体系结构有整体的认识，并且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及法律素养，提高其用法律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到以上目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

（一）拓宽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在《利维坦》一书中，托马斯•霍布斯提到“法律仅仅对广泛了解的人来说才是法律，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可见，在法治社会建设这个大环境之下，我们的高校对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应首先要以法律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对于高校而言，拓宽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一方面，除了一些法律必修课程以外，还可开设法律相关选修课程，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需求和兴趣选择法律课程进行修读，让其有更多的机会拓宽法律知识面。同时，学校可充分利用社会中的优质资源，从社会中聘请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官等进入校园，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等形式为学生传授法律知识，让授课者的实践经验真正与理论讲授相融合，增强法律教育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优化师资队伍是提高教学效益的重要前提，高校法律教育需要良好的师资队伍来推行。对于一些非政法类高校来说，在现有师资的情形下，应加大法律基础课程教师的专业化培训，鼓励教师进修学习和深造，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同时，还应吸收具备扎实教学功底、良好专业修养和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加入法律教育队伍，真正将法律理论知识转化为指导法律实践的力量。

（二）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达到由内而外的素质教育

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律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所以新形势的教育，就是培养具有现代道德意识和法律观念的人才，将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达到对学生进行由内而外素质教育的目的。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要求，将《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两门课程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其目的也正是在于将学生的道德修养教育与法律基础知识教育有机融合，相辅相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全国高校内是规定的公共必修课程，它也是一门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法律道德素养的重要课程，要将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达到培养目标，高校应当考虑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把控及教学质量管理。一是，课程承担单位应当对课程进行准确定位，在进行授课内容安排时，注意法律教育内容与道德教育内容的平衡统一，从而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发生；二是，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法律知识与道德教育进行融合，例如在讲解婚姻法、民法等法律知识的时候，可以适当结合相关道德规范的内容，将道德修养与法律教育作为统一整体进行讲解，让学生理解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从道德与法律的角度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三是，对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而言，应当增加《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讲授的趣味性，对于一些法律概念应当避免过于专业化的阐述方式，可适当增加法律案例分析，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社会问题法律案件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还能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对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并且有助于非法律专业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消化吸收。

（三）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注重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由于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的影响，法律教育通常重视课堂教学，忽视实践教育环节。然而，对非法律专业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需要学生在拥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心理和思想上培养学生的法律观念、感觉和情绪。否则，理论的法律教育只能让学生对知识概念有所了解，很难让其在思想和情感上与法律思维保持一致，从而无法达到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的目的。通过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教育模式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法律教育途径相对较多且更注重实践性。例如，新加坡高校在法制教育过程中融入了家长合作、社区合作、政府合作等途径，为高校的法制教育提供更多便利的环境和优秀的教学资源。借鉴国外不同法律教育方式，高校可通过以下几方面工作的开展推动非法律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的实践工作。一是，组织学生观看诸如《今日说法》、《法网》等类似的普法栏目，用贴近现实的法律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让学生产生对法律危害性的认识以及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憎恶感，在认知上了解守法、用法的重要性；二是，让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在校园内开展法律活动，让学生参与其中，鼓励高校建立法律社团等学生组织，在学生会等社团中增设法律部，为社团活动提供法律意见，通过校内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三是，学校应积极与政府法律部门及相关机构进行联系，为学生“走出校门”进行法律实践提供机会和平台，例如动员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普法工作中，让学生在做法律宣传工作的过程中自身也受到法律的教育与熏陶。鼓励学生到法律援助中心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实践，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真实案件审判等，让学生更近距离接触法律，增进学生对法律的认识。在法律教育的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实践教学手段，有效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实践的综合教育功能，对学生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学习积极性的培养更加有利。

（四）建立高校法律咨询机构，营造高校法制氛围

对非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及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对学生自身内在法律素养的提高，与此同时，在高校当中，还应当积极推进法律咨询机构的建设工作，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因为对于高校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并非学习法学的专业人才，虽然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但是当真正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需要得到相关机构的意见与帮助。因此，建立高效法律咨询机构，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让学生对法律产生信赖感，当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想到通过对相关机构进行咨询、寻求帮助，利用法律的途径对问题进行解决，对于其法律意识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法律咨询机构的人员结构可由法律专业教师及学生助理构成，还可聘请校外专业人士参与到高校法律咨询工作中。机构的职责应是积极为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切实加强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机构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还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常用法律知识的宣传活动，达到法律知识的普及目的。除此之外，法律咨询机构的建立可以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机会，学生通过参与到法律咨询工作中，更加熟悉法律内容及相关法律流程，让学生可以走出课堂，充分实践。

三、结语

总之，在国家进行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重视对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培养，从明确法律教育定位，从学生法律知识教育、法律意识培养、营造法治氛围等方面着手，让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培养其法治精神，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高校法律范文第5篇

作者：张先梅 单位：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社会法治不健全带来消极影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因此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根基，虽然依法治国的方略实施多年，但我国法治建设还不完善，还未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立法不够完善、执法不够严明或司法不够公正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确立。（二）学校法制教育存在误区与不足近年来，我国各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导致法制教育的存在不足。一是将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系统的法制教育体系和独立的法制教育方案，致使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地位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二是法制教育主要依托于课堂法律教学,忽略了校园法制文化环境和法治舆论氛围的构建，法制教育的形式与渠道单一；三是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法治思想和法治观念的培养与教育，导致大学生“知法、懂法但不信法、不守法”的情况比较严重；四是法制教育的评价机制重理论轻实践，把学生掌握的法律知识的多寡等同于其法律素质的高低，忽视了对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大学生陷入“法律知识考得好但不会用”的尴尬境地。（三）大学生心理发育不成熟大学生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对事物开始有了独立的判断和思考，比较关注国家的法制建设，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他们心理发育的不成熟,科学的世界观还未完全形成，易产生偏激甚至错误的认识。如很多学生不能正确看待“权力”“、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把二者看成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素，从而影响到“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的形成，阻碍自身法律素质的提升。

改进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基本思路

（一）变革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构建独立而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从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实践来看，学校的法制教育从性质上讲是从属于道德教育的，并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事实上，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应该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只有将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不失偏颇。法制教育的改革，应首先转变理念，构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二）调整法制教育的课程设置，突出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特色。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必修课的教学来进行的。由于课时少，内容多，教师往往只能是简单地进行知识的罗列、堆积而无法展开进行深入的讲解，根本无法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因此，在法制教育的课程选择上，可根据学校的职业教育的特点开设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法制教育课。除进行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法知识的普及外，还可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开设一些与专业（行业）密切相关的选修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更贴近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凸显专业特色，充分体现高素质大学生的内在需求。（三）遵循法制教育规律，打造实践性法制教育模式。法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法制教育需要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去感受和理解，单纯的课堂教育模式已暴露出它的弊端。法制教育必须充分利用课堂、网络和其他平台，打造实践性法制教育模式。例如在课堂上进行情景教学，运用角色扮演，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场景去体验；或开辟第二课堂进行模拟法庭审判；或参观监狱、旁听审判，让学生在更为直接的亲临感受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四）拓宽法制教育途径，构建“四位一体”的法制教育网络。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而是涉及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首先，作为大学生法制教育主阵地的高校，必须依法治校，在抓好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同时，更要加大依法执教、依法管理的力度，形成依法治校的校园氛围，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安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其次，社会各机关部门应该依法行政，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也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法治环境，通过优化社会大环境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第三，作为家长，应言传身教，做懂法守法的好公民，同时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加强与高校的联系，配合高校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最后，大学生自己也应该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主动进行学习，扩充法律知识，提升法律能力，不断进行自我教育。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大学生受到现代法治的熏陶，从而达到自觉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的目的。综上所述，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对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它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只有社会各环节齐抓共管，形成良好的法治教育大环境，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输送高素质的人才。

高校法律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法律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多媒体教学

法律意识是当今社会对于公民的基本要求，对于青年学生来讲更是如此。因此，法律课堂就是青年学生获取法律知识，丰富法律常识，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针对青年学生在法律方面缺乏基础，法律专业性强等特点，高校的法律教学方法就应当更加的丰富和贴近学生的实际。根据目前的教学实际，不外乎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 案例式教学法

（一）案例式教学的含义和特征

所谓案例式教学就是教师根据实际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选择符合教学对象而又生动，并具有典型性的司法判例，通过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及教师的辅导和讲授，掌握案例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的教学模式。

案例式教学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案例教学所选用的案例以真实的司法判例为主；第二，案例教学的主要过程是以学生分析案例、讨论案例和教师辅导作为主要手段。

（二）案例式教学的优点和应注意的问题

案例式教学主要有以下优点：第一，案例教学所运用案例包含的冲突情节，很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案例，为学生学习法律创设了案例情景，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第二，法律概念和条文晦涩难懂，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讲很难接受，心理上会感觉枯燥乏味。通过鲜活的案例，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第三，案例教学是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提出疑问和发表意见，充分体现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第四，案例教学需要学生自助的分析案例，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充分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式教学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案例的选择必须符合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的要求，要紧紧围绕所讲授的知识点来选择具有时代性和启发性的教学案例。第二，案例的选择要适合所教授学生的实际情况，要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等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第三，案例课程的安排要按照教学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第四，由于案例教学法缺乏对基本概念的讲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为补充，充分揭示案例中蕴含的理论知识。

2 模拟法庭

（一）模拟法庭的含义和特点

模拟法庭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扮演法庭案例中的当事人，利用所学法律知识和教学设备工具等条件，自主模仿法庭审判的教学过程。

模拟法庭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具备以下特点：第一，能够很好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模拟法庭的准备过程就是学生查阅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案例的过程，模拟法庭的展示又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体会法律运用的模拟场景，缩短了学习和实践的距离。第二，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法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模拟法庭体现了学生的主导地位，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人。第三，模拟法庭的组织提高了学生的各种能力素质。模拟法庭的教学过程，不仅仅提高了学生运用法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学生的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模拟法庭组织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1.模拟法庭的案例选择必须适合教学对象。模拟法庭的教学是以案例为主导的知识解构过程，不仅仅要帮助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还要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这其中案例就是关键和基础。因此，案例必须选择典型性案例，可以选择已经审判结束的有典型影响的案例并要符合教学内容要求。

2.模拟法庭的时间安排要符合教学环境的要求。一方面，模拟法庭是综合知识的运用，需要学生在掌握了相关基本知识之后才能开展。另一方面，模拟法庭的准备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势必会受到各种教学条件的限制。

3.模拟法庭的开展需要教师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模拟法庭的实施需要教师的良好指导，这对教师的能力素质有更高的要求。教师的专业能力素质决定着模拟法庭开展的是否顺利，因此，教师要提前做好模拟法庭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教师在模拟法庭中的指导作用。

3 多媒体教学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多媒体也逐渐进入到教育领域，成为教育教学的新手段、新方法。法律教育同样要融入计算机技术的来辅助教学。

（一）多媒体教学的积极作用

1.多媒体技术推动教学效率的极大提高。传统教学模式下，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够突出，教师讲案例，学生只能按照教师的语言叙述来想象案例。多媒体教学的发展，使得教师能够将抽象的知识通过多媒体充分而生动的表现出来，使得枯燥的知识内容形象化，为学生提高学习的效率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

2.多媒体技术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多媒体技术能够将各种声音、图像、文字组合成多媒体课件，使教学案例和知识内容生动、形象，更具有吸引力，更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内容，变被动灌输为主动接受。

（二）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1.影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授课的过程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有情感的交流过程。多媒体教学手段下，学生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多媒体课件或者投影屏幕上，缺少了对教师形体语言的关注，影响了双方情感的交流互动，减弱了教师人格力量对学生的感染。因此，应当加强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结合。

2.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多媒体教学把抽象的问题和复杂的案例通过形象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虽然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但由于创设了既定的案例情景，从而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抑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多媒体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创新性，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把教学的策略和内容融入到教学实践中，有效的发挥学生学习的创造性能力，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新和积极性。

总之，法律课堂是提高青年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阵地，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于人才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法律教育应当顺应社会的要求和时代的变化，推动法律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发展。实践教学活动中存在很多不同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我们应当结合自身的教学环境，合理的选择适合自身的法律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吕青，高校多媒体课堂教学优化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3）。

2.王秀芝，案例教学中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11（13）。

3.刘根菊，刑事诉讼法教学案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彭云业，模拟法庭教学法与法律人才素质教育[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4）。

高校法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高校法律关系；高校法律地位；大学生法律地位；高校管理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134-04

一、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

1.高校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称《教育法》)第5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7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称《高等教育法》)第4条进一步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上规定决定了高校社会角色的多重性，而这种多重性决定了高校在不同方面会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既享有一般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又有区别于民事主体而近似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首先，高校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教育法》第31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自批准设立或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所以。高等院校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而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的规定，高等院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其次，高校在法律法规授权下行使行政职能。高等院校本身不是行政主体，只是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教育行政管理职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包括：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招生、学籍管理、奖励处分以及颁发学业证书等，均具有单方意志的属性，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高等院校具体实施对学生的教育，熟悉教学特点和环节，具有较高的社会公认的学术水平，能够很好地处理对学生学籍管理、学历和学位授予的行政事务，这也是行政授权产生的基础。第三，高校还是处于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当然，高校应具有公私两重法律关系，既包括公法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也包括私法关系即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要》，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可见，就高等院校与其学生的关系而言，在涉及收取学生费用，涉及学生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的问题上，高等院校与其学生之间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部分高校经常与学生签订各种形式责任书、担保书，也是把学生看作平等的民事主体。

2.大学生的法律地位

首先，大学生是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学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教育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与高校发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学校与大学生之间首先应该存在着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的机构，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以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而要实现以上目标，学校就必须享有一定的教育管理权限，这是由相关的法律法规所设定的。

其次，大学生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体。高校以教育为目标，大学生是教育的对象。高校一切教育活动围绕大学生开展。但同时，在校大学生一般都已年满18周岁，在法律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一个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对高等院校来讲，管理的对象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什么事该管、什么事不该管，就应该明确，管理要适度，一味强调严格、严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等院校不能包办学生的一切事务，更不能以学校处分代替法律处罚。

3.高校和大学生的法律关系

明确了高校与大学生各自的法律地位，就可以理清双方的法律关系。关于高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国外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民事主体、行政主体、特别权力主体。民事主体的观点认为，高等院校与学生之间存在平行的民事法律关系，高校是民事主体的一方，与学生之间互有权利义务。行政主体说则认为，高等院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是行政法律关系，高校管理权是行政法律授权的，高校因此而行使自己对行政法律关系中相对方的权利。特别权力主体是由特别权力说引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存在一般权利关系之外，基于法律上的特别原因(法律规定或本人同意)，为达成公法上的特定目的，在必要范围之内还存在着一种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当中，一方取得支配他方的权能，他方负有服从、容忍的义务。特别权力主体可以以内部规则的形式限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由此产生的纠纷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或者公民诉讼的途径予以救济。”

国内也有学者对此做过一些研究。郁震、邵雅菁(2004)认为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虽然受到国家法律的授权对学生进行某些方面管理(诸如学籍、学位等)，但学校与学生之间仍然不属于纯粹的行政管理关系而又不能简单地从平等民事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毕竟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法律授权管理的职能。学校对学生承担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属于一种社会责任，类似于行政管理，即准行政关系。陶若铭(2005)提出，高校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通过建立一套严密科学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教育每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这种管理具有相当权威性，学生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不能因为学生交了教育费用而有所改变。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务，高等教育的整个实现过程，体现了国家意志。可见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与学生形成的关系应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属于外部行政法

律关系。徐旦(2007)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复杂的，不但有行政法律关系，也有民事法律关系，不但有公法上的法律关系，也有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何艳(2008)则赞成我国法律界在借鉴国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所创造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说，即行政主体基于行政隶属关系针对内部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时产生的法律关系。孙桂丽(2008)认为，从消费者角度看，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并提供教育服务，学生缴纳学费、接受教育服务并享有各项权利，事实上就是在承担消费者的角色，学校则是作为固定的消费场所和产品、服务的提供者。

作者认为，根据法律法规以及高校与大学生各自的法律地位，双方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种法律关系：

一是行政管理关系。学校与学生的行政管理关系主要体现在颁发学位学历证书和学籍管理两个方面。《教育法》授权“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业证书，授权“学位授予单位”颁发学位证书。颁发“两证”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范畴。学校根据《教育法》第28条的规定，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学籍管理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是公权力的行使，高等院校必须严格依据有关规定代行国家的管理职权。学籍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的教育、教学管理的前提条件，学校取消学生的学籍应当符合法定条件。

二是教育管理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颁布后，高校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法人，依法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所谓教育管理，是指学校为维持正常教学和良好校园秩序的需要，而对学生的学习及校园生活进行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实现校方确定的教育目标。学校做出的与基础关系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教育管理关系中的行为既不属于行政行为，也不同于民事行为，而是系统内部的管理行为。

三是民事法律关系。首先，学校与学生在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方面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高校的教师、职工在工作中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学校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其次，学校与学生是一种服务合同性质。高校与其学生之间还形成了一种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缴费就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至于后勤服务管理，就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生向学校缴纳学费时，有权要求学费价格制定或审批部门对学费项目的构成和计算依据进行解释和说明。再次，学校应履行对学生的承诺。高等院校应履行在招生简章等文件中对学生做出的承诺，在录取通知书中载明的事项，校方不能随意变更，在出现专业调整、校址迁移等重大变化时，因为事关在校生的权益。应征得在校学生的理解，不能无视在校学生的利益。

以上三者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行政管理关系体现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基础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体现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平等关系；教育管理关系虽然不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但关乎学校的日常教学，最能体现高等院校与其学生关系的特殊性。

二、高校与大学生发生法律纠纷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措施

1.高校与大学生发生法律纠纷的成因分析

如前所述，国家法律法规明确地规定了高校与大学生各自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虽然复杂，但也基本明晰。然而近几年来，高校里发生法律纠纷事件层出不穷，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校管理者与大学生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知存在差距。作者在一次调查研究中发现，高校管理者虽能理解依法治校的重要性，但现实操作却存在认知的偏差，而大学生更不能准确认识自身具有哪些合法权益以及法定义务。一方面，高校管理者虽然能准确定位学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在实际管理中却往往忽视法律问题，依法管理、依法治校的思路仅限于理念，而无法实践到行动中；另一方面，大学生往往无法准确认识双方的法律关系。大学生进人大学学习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关系、自我评价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独立自主性开始增强，过于强调自己在与学校之间的平等民事关系，而忽视了应尽的义务。

二是管理次序和管理程序或者学校的制度条文存在瑕疵。高校乃至国家对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国家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但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基础制定的学校规章制度和程序却没能与时俱进。高校的管理次序和管理程序，乃至制度条文都存在法律瑕疵，严重的还出现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况。高校在多起法律纠纷中败诉，都是因为没有制定正当合法的管理程序，或者高校管理者不严格按照学校的正当程序行使管理权力。

三是学校教师与行政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差。学校教师与行政人员往往非法律专业出身，并且仍然在传统体制下思考学生管理问题，法律意识虽有，依法管理却无从谈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这种强调教师重要地位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育管理者法律意识仍很淡薄，在依法管理、依法治校上存在一些盲区。有些教育者片面认识法律功能，认为法律可用可不用，口头表态用，实际操作不用。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管理者的法律意识薄弱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

2.加强高校管理法治化的对策与措施

第一，提高高校管理者法治能力，加强高校的法治化、契约化管理。高校管理者具有良好的法治观念、拥有较强的法治能力是高校依法办事的重要前提，是高校法治化、契约化管理能否构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更是避免高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关键之处。高校可以通过举办法制讲座、敦促个体自学等方式，培养高校管理者懂法、尊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并自觉运用法律常识来规范个人言行，促使管理者在依法行使自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法定权利，避免对学生的侵权。另外，高校法治化、契约化管理也势在必行。法治化、契约化的关键，是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这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也是创建和谐高校的必然要求。高校管理者要充分意识到在日常与教学管理过程中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充分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将学生的权利追求、保障与实现放在首要位置。

第二，合理、适度制定校园制度，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校园制度是避免高校法律纠纷的有效措施。《高等教育法》第41条赋予校长的第一项职权就是制定具体规章制度，使高校能够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的前提下，依法有效的开展学生管理工作。因此，在当前的法律状况下，要使管理工作合法有序的开展，高校就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制定更多的、合理的、合法的、科学的，更具可操作性的校园规范。在制定校园规范时，要严格遵循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立法精神与原则。同时，也要保证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管理依

据合法化、管理程序正当化、管理行为规范化。

第三，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和善用调解手段解决纠纷。最新颁布的多项教育法规中都明确了学生享有申诉权和诉讼权。实际情况是，高校与学生发生的纠纷多数是可以应用调解手段解决的。因此，学校如果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并善用调解手段的话，可以将一些纠纷在进入诉讼前就予以解决。为此，设置专门调解机构，完善校内申诉程序，让学生感到申诉有门，是充分利用调解手段解决纠纷的前提和有效途径。这样一些调解机构和调解手段有校内听证制度。《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高校民主管理的性质决定必须引入听证制度。”在校园任何一项与学生相关制度或措施出台之前，举行校内听证制度，双方坦诚相待，将一切与之相关的事项开诚布公，让学生知晓这些重大决策及整个决策的形成过程，不但可以减少纠纷。还能有效地推动制度的执行。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如学生申诉制度。这也是学生正当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第42条第4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这是完善高校法治化管理和调解法律纠纷的重要手段。

第四，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准确理解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提高也是促进高校管理法治化的重要因素。大学生能够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既是对高校管理法治化的督促，也是高校管理法治化的目标。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普及法治理念，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从而让其能准确理解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尊重自我权利的同时，履行大学生应尽的义务，依法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高校在开设基础法律等法律相关课程之外，也可以课外报告会的形式邀请执法人员以一些典型鲜活的事例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还可以社会实践的形式让大学生参与社会法治建设，力求引导广大学生不断增强自我责任意识与守法意识，将法律观念贯彻于整个大学的学习阶段及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

参考文献

[1]郁震，邵雅菁.高等院校学生工作法律适用性问题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4(1)：29-33.

[2]陶若铭.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探析[EB/OL].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2009-10-08](2005-03-10).

[3]徐旦.高校学生管理的若干法律分析[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7(2)：84-85.

[4]何艳.试析高校宿舍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J].法制与社会,2008(1)：199-200.

高校法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教育；法律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D9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12―0091―02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教育也逐渐实现现代化，素质教育是当前各个院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趋势。在素质教育过程中，应该要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为目标，法律教育是当前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对于学生法制观念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对于高校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高校教育中应该要不断渗透法制知识，帮助高校学生提高法治水平，能够为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提供更多的保障。

一、法律教育的意义

1.法律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高校学生面临的学习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很多学生自身的分辨能力较差，对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危险不能有效地应对。加强法律教育对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对高校学生宣讲一些法律常识，使得学生在遭受类似的侵害时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可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2.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与升华

法律教育与人文精神是两个相互影响的主体，法律教育有助于对各种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和升华。当前我国正在提倡法治中国建设，法治的精神在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使得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有尊严的个体。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加强法律教育，可以对人文精神进行弘扬，有利于高校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

当前，高校学生对法律教育的认识还不够。面对多元化的环境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教育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当前很多高校教育管理者对于这部分教育的认知程度还不高，教育理念还比较老旧，在教育过程中，法律教育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育，往往容易被忽视。对此，要积极加强对高校法律教育的认知。

二、如何在高校教育过程中渗透法律教育

法律教育属于人文教育，当前有的高校已经开设了专门的法制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但大多数高校依旧没有开设相应的课程，因此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进行法律教育就延伸到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

1.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

大学生经过了多年的学习和经历，对外界各种突况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但毕竟还是很少有机会在现实社会中经历一些违法事件，因此对社会上各种犯罪行为、危害的辨别度不高，应对能力较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犯罪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法律教育是对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和意识等进行教育和引导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教育过程中各个学科的教师应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法律教育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很多时候，法律教育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教育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高校教育是灌输各种理论、意识，帮助大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过程。而法律教育的主旨是要让大学生不断提高自己对法律的认识，从而能够为自己的生活以及学习提供更多的保护，当自己遭受侵害时可以找到保护自己的武器。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融入法律教育，应该要积极加强教师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比如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意识，在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入一些法律教育知识，不断改变法律教育理念，为大学生提供一定的法律辅导。

2.结合新媒体平台，为法律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现代化教育理念下，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受到多方面影响，良好的教育环境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保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于大学生的学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以及行为的影响，在高校教育过程中，为了提高法律教育的水平，需要结合各种现代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手段，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现代化媒体平台的种类十分丰富，比如网络媒体等，这些现代媒体平台恰好可以很好地发挥引导和宣传的作用，各种正面、积极消息的宣传可以为法律教育奠定坚实的环境基础。所以，在新时期，政府和社会要积极合作，起到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方面的导向作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要积极利用各种现代化媒体，使得高校教育过程中对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为法律教育奠定一定的基础，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此外，也应该要结合新媒体进行法律教育。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对一些法律知识进行宣传，使得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加强对各种法律问题的认识。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媒体平台，组织大学生参加相应的培训，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和引导，以一种开放性的、多元化的态度进行高校教育，同时进行法律教育。

3.加强法律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教学力度

法律教育不仅是各种理论知识的传递过程，更重要的是各种实践教育，累积更多生活中的素材，帮助大学生对各种法律事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切忌使用一些纯粹的理论教育，以防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恶的情绪。在高校日常教育过程中融入法律教育，应该要加强大学生主动创新能力的发挥，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在法律教育过程中要加强情境设置，在进行情境设置时，应该要以日常生活为原型，让大学生能够对教师所拟定的场景比较熟悉，从而可以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程度。比如在大学法律课程中，可以在授课之前，组织大学生进行表演，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兴趣，帮助大学生更快地融入到课堂中，表演的内容可以与法律教育相关，涉及一些不良事件，比如对当前社会常见的一些偷盗方式进行表演和展示，使得学生可以意识到在自己的身边就存在这样潜在的危险，而且能够对比较常见的犯罪方式进行发掘，使得自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做好防范，保障自己的利益以及人身安全。

4.加强教师的引导

高校教育的核心人物是教师，教师在大学生的法律教育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要做到各个学科的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水平，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对此，应该要加强对教师能力素养的培养，建立高素质的教师团队，在教育过程中，要组织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使得教师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能够对各种法律知识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找准时机、找到机会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结语

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社会危害频繁出现，对大学生的伤害越来越大，因此法律教育显得尤其重要。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法律教育，加强对法律教育的全新认识，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以及法律水平，从而实现对大学生的正确引导。

[参考文献]

[1]王鑫.当代大学生法制教育问题的文化探究[J].现代交际，2011（08）.

[2]赵丽.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5）.

[3]吴承红.大学生法律素质培育与高校法制教育研究[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7（18）.

[4]刘彦辰.班级管理过程中的心理教育策略探讨[J].新校园（中旬），2015（04）.

高校法律范文第9篇

在解决大学生就业不平等问题上，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多由学生组成，出于对学生自身身份的认同，比政府主导的传统法律援助机构更具亲和性。同时，这种大学生间的互助组织在申请援助程序上也较为灵活简单，更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解决就业不平等问题。

二、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存在的不足

（一）社会认可度不高

首先是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主要表现在法律援助组织的法律地位缺失和高校法律志愿者服务资格的认可度低。目前，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主要是在学校领导下自主成立的，大部分都没有在民政局进行法人注册登记，因此社会认可度不高。其次是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公检法对他们的诉讼资格并不认同。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有64.3%的人有意愿寻求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但他们同时又担心大学生的实践经验不足，对他们能否胜任诉讼工作持怀疑态度。

（二）服务的质量不佳

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学教育偏重理论，缺少相关的实践教学，使得我国高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关经验，因此难以满足被援助对象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多为自主设立，存在纪律松散、人才流失等问题，许多学生因课程学习压力大，不能保证有时间去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可见，不完善的人才培养以及组织管理松散，使得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

（三）组织影响力不够

在我国，除少数有影响力的高校法律援助组织之外，大多数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校内。然而，大学生的就业地与生源地往往是分开的，导致大学生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寻求学校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同时，学校的法律援助机构由于人员、经费的限制，也不可能进行跨地取证调查进行法律援助。此外，援助的形式也局限于法律诊所模式的咨询，使得大学生的就业平等维权困难重重。

三、加强大学生就业法律援助的对策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针对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对的不平等现象，必须完善高校的法律援助制度，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学生互助的作用，努力维护大学生的就业平等权。

（一）组建校际联盟和培训援助人员

组建高校间的法律援助联盟。我国《就业促进法》第9条规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领导大学生进行各项活动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以户籍为纽带组成的大学生公益组织在广东兴起。在市一级团委的组织下，不同学校、专业的大学生联合在一起进行公益行动，为社会公益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样，按行政单位进行划分，将零散的高校法律援助组织集中起来，由校团委领导转变为团市委统一组织管理，能够很好地解决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法人地位缺失问题，增强合法性，提高社会认可度。这样不仅能够将本地的高校法律援助组织联合起来，使其影响力从本校拓展到社会，还能解决大学生由于生源地与就业地不同而找不到援助机构的问题。培训高校法律援助人员。传统的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多为在校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都有，其水平和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在人员的组成上应增加律师以及高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同时，将法律援助志愿者组织起来，由律师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和进行统一的能力考核选拔，提高他们进行就业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

（二）加强就业法律援助内容宣传教育

马克思曾经说过：“内容是构成一切事物要素的总和。”大学生就业援助的内容指的是法律援助组织为帮助大学生应对不平等侵权行为，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具体而言，是在就业前与应聘择业两个不同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援助。由于大学生专业知识的限制和自身不够重视，导致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主要表现为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缺乏以及维权意识的缺乏。根据问卷调查显示，许多大学生对《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条文缺乏认识，并且对于试用期的限制、“五险一金”等法律保障措施也不大了解。在此期间，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可以通过普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法律常识宣传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平等权益。尤其是针对应聘与择业的大学生，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可开展就业法律咨询，对他们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一对一的法律解答。例如，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可以帮助大学生对三方协议、试用期、劳动合同等相关协议进行审查并提出相关建议。在遭遇不平等的时候，通过法律文书、或有资格的律师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法律援助。

（三）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就业法律援助

在普法宣传方面，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可以通过举办讲座与交流会进行法律知识宣传。与传统就业指导课上的法律知识讲解相比，这种由学生主导的普法宣传，利用学生的创新性想法，能够更好地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在法律咨询方面，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可以通过建立法律诊所，对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遭遇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同时，由通过专业培训的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者，对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性别不平等、地域不平等、生理不平等以及就业合同不平等的侵权案件进行专门的法律援助。在诉讼援助方面，由于诉讼中对诉讼资格的要求限制，高校的就业法律援助志愿者可根据自身不同的能力资格，参与诉讼维权的全过程。学生可以通过法律文书、整理诉讼材料等进行维权援助；律师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为大学生诉讼侵权案件，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高校法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务法人　特别权力关系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内部规则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tudents is a widely controversial problem, realiz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 universities belong to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 looking form administrative angle, universities belong to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There is the noun “Public interests legal person” in Germany and Frances’ administrative theory, they ten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as “special power legal relation”, which the theory of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created the theory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 under which the regulations made by universities can’t be suited in court. Furthermore, the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ies often confuse the special power relation with civil law legal relation, which is a barrier to advocate students’ righ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pecial power relation and civil legal relation, describing the legal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from the new angle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rights,

一?公立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一）我国理论界对公立高校性质及法律地位的定位

我国《民法通则》以是否营利为标准,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其中非企业法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公立高校属于其中的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从纵向关系上看，我国学理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

作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比较特殊。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如高校购置办公用品时即以民事主体身份而与供应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据其公法职能对学生、教师等内部人员行使管理权力，与之发生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如高校做出对学生开除的处理决定等。

（二）比较法视野上的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公务法人

对于高校的法律定位，我们不妨从比较法的视野做一下横向比较。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营造物”的概念。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的解释，公营造物即“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性地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在欧陆国家，公营造物又有公务法人之称，即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的公法人。公务法人可以分为若干种类，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公务法人分为如下类别：1服务性公务法人，如邮局、电信局等；2文教性公务法人，如公立学校、图书馆等；3保育性公务法人，如医院等；4民俗性公务法人；5营业性公务法人。公务法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公务法人是依公法而设立的法人，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与私法存在着严格的划分，高校即属于依照公法而设立的公务法人。其次，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公务法人的职能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与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极为相似，两者都注重主体的公共服务职能，并赋予主体在必要时候对这种公共需要进行管理的权力。但两者在语意上略有不同，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称谓，而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显然体现了纵向各上的“公务”与横向上的“法人” 两种关系，公务法人这一概念对该类组织性质及法律地位的表述一目了然。

在德国行政法理论中，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公法上的权力主体和私法上的民事主体。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具有如下特点：1.公立高校是独立法人主体；2.公立高校是非营利性机构，国家设立高校的目的是提供教育服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攫取利润；3.公立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并在必要时对这种需求予以管理。这一点对高校的定位至关重要，高校更主要是作为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管理机构而存在。

二?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特别权力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发生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理论界一般将这种关系定位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体对其内部人员基于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形成的法律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其内部公务员之间、高校与作为其职工的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大陆法系公法学说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公法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德国，在传统的德国公法学理论中，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基于作用，在其管辖范围内行驶公共权力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外部行政关系。后者则是指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在其内部基于内部关系实施管理所形成的内部权力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内部行政关系，如公务员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强制形成的，也可以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形成方式，权力主体对相对方均有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都负有服从的义务。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他们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但是作为严格的法律术语，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从法律层面上讲，纳入法制管辖的各种关系即转化成为法律关系，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一旦转化为法律关系就毫无例外的受到司法管辖。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并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行政法理论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逻辑缺陷。因此，特别权力关系的表述更为合理。

高校在依教育法律法规或高校规章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存在，高校依据国家赋予其的提供教育服务并进行管理的公法职能行使特别权力，学生负有服从容忍之义务，此时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特别权力关系，例如高校规定学生不得违反考场纪律，即是依公法职能进行管理，学生负有服从与容忍之义务。

（二）平权型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平权型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法律关系。

相比特别权力关系，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2.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3.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不是他人强迫的结果。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对收缴学费关系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下，学生支付的费用依旧不是其学习费用的完全对价，故这种关系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应划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在公立高校学费制度后，学生支付的费用虽不完全等额于教育资源消耗，但毕竟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对价。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从根本上否认学费收缴关系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次，高校不能因学生的不缴纳学费行为而给以行政分或处罚，故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国家财政支持高校运作的费用是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例如国家财政对学生贷款予以部分贴息，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将学生与银行之间贷款关系归纳为行政关系。

三?特别权力关系视角下的高校内部规则

（一）高校内部规则的性质

高校内部规则即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监督管理，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高校通过内部规则进行管理是其约束内部成员的主要方式，是落实高校教育管理职能的细化手段，是特别权力关系中高校基于其教育管理职能而对学生的行为做出的规定和约束。正是由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高校内部规则才既区别于一般的外部行政法律法规，又区别于其他的社团内部规章。在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享有公法权力，使其制定的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法效力，不同于一般团体制定的内部规则，如私营企业对其员工的纪律约束；同时，高校内部规则是对高校内部学生的管理和约束，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普遍性的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法律规范。因此，高校内部规则是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内部学生具有约束力。

（二）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高校内部规则既然是进行高校管理的必要手段，并且其制定有着法规和法理依据，那么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内容合法合理的高校内部规则，其效力是无庸置疑的。关键在于高校内部规则合法及合理的认定标准，合法可以分为内容合法与程序合法。

内容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内容符合法律原则、法律规范。高校的内部规则首先应该遵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不违反教育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不应与以上法律法规的原则相抵触，更为重要的是，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原则性问题上（如退学权），高校内部规则的实施标准不应严于宪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尽管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出于高校自主管理的考虑而将这项权利更大程度地留给高校自主行使，但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问题上，高校显然应该在现行法律的标准、范围内予以制定细则。否则，在事关公民受教育权问题上将出现法律漏洞，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也缺乏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高校内部规则往往是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的进一步落实，是学校的“基本法”。这一“基本法”的实施显然关系着作为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

程序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产生、修改、通过等程序均应符合法律规定，执行高校内部规则的行政行为也应该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从制定上来讲，高校内部规则应该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因为高校内部规则是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的“高校基本法”，公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宪法，相应地，学生也应参与到事关其基本权利的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中来。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法》将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权力全权交由高校校长行使，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校校长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高等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大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生这一高校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参与高校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而却鲜明规定了校长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是现代法治的悲哀！

至于合理，则是指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例如不能因上课迟到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因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这种内部管理规章中未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可能不具有可诉性，可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确认合理性原则，或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既然我国当前教育法律法规尚未解决内部规章的合法性问题，其合理性问题缺乏相关规定就不足为怪了。

（三）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性

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与否，实际取决于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诞生伊始，其不可诉性便得到广泛确认。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的内部行政关系学说继承了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传统，以致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对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缺乏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为数不少的高校开除学生的案件。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排除了法治行政原则的适用，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行政法的批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仍可能存在涉及相对方基本权利的事项，如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公务员的辞退等。然而按照传统的行政法学法理，这种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没有可诉性，而是完全按照高校内部规章来处理。这在当今法治社会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为法律调整留下了空白地带。德国行政法学界对此反应犹为激烈，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2比较权威的划分方法是依行政行为是否涉及相对方的基本权利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对于管理关系，例如拥有特别权力的管理者对其内部人员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规定等，属于内部行政规则，不能提讼。对涉及基础关系的决定，即公务员、军人、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法学界意义深远，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

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打破，然而内部行政关系的可诉性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且现行法律并未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解决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现象，例如学生对高校取消学位行为的不服进而提行政诉讼。在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法律规定严重滞后于社会生活。我国行政法律应该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方法，为包括高校内部规则在内的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问题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地国外学者不满足于内部行政关系中只有基础关系才有可诉性，学者们不断提出即使不涉及基础关系的管理关系，一样具有可诉性。如学生荣益称号获得权等，也应该纳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原因是这些荣益称号可能为获得者带来升学、就业等便利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利益。深入剖析受管理者愿意接受高校章程约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国外行政法理论走得更远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还在为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可以纳入司法管辖而徘徊。

过于强调司法管辖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低效甚至枯竭，因此上面这种观点有唯美主义之嫌，然而它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将荣誉称号的授予权赋予司法管辖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法律或教育规章来规范荣誉称号的评定标准和程序呢，什么样的学生是三好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学生干部，最好落实到量化的指标，例如对成绩设定一个硬件条件。退一步讲，司法不管辖此类问题，高校也应该制定出具体标准，对此标准的不认同，应该纳入法律最终解决的轨道。

四、我国当前实践中高校与学生关系的误区及对策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误区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不能准确定位自身与学生之间的诸多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高校内部管理规则将不具备行政色彩的民事法律关系纳入管辖范畴。例如高校为学生统一订购教材的有关规定，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这些教材都可以通过营利性质的书店低价购到，那么统一订购教材究竟是为了便利高校还是为了便利学生，为什么学生购得教材的价格比在市场上购得同样教材的价格还要高，如果学校以市场同样价格出售教材会低于成本，为什么不考虑将统购教材市场化、民事化？在统购教材的行为中，行使特别权力关系的法理依据何在？再如部分高校已经实行了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改革，改革后高校与学生之间在住宿问题上存在的仅是监督管理关系，学生作为另一民事主体与提供住宿服务的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当然这种民事法律关系在实现过程中仍受国家行政部门的约束，例如国家对高校学生住宿费上限的有关规定。但这种政府限价显然不能改变高校学生与住宿提供部门的民事法律关系。

2.忽视广大学生自由选择权，既作为后勤服务的提供者，又作为后勤服务的监督者而存在。在后勤服务市场化的大趋势下，饮食、住宿等经营服务由市场主体来运作的现象不在少数，不少市场民事主体租赁学校场地进行服务业经营。也有不少高校在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改革中自身仍作为服务经营者，提供饮食、住宿服务。必须区分高校在改革前与改革后作为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在改革后，高校是以平等的市场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商业服务活动中来，尽管此时高校仍要行使对饮食、住宿的管理职能，但这种管理主要承担着两方面职能：1维护学生的权益、监督服务经营者，如国家对住宿的条件及最高限价的规定。2管理学生的住宿纪律，如不得随意窜寝、按时归寝等。此时，高校既作为服务的经营者进行营利，又作为服务的监督者和学生的管理者对学生进行管理。真正选择服务经营者、物业提供者的应该是作为服务享受主体的广大学生，学校此时已经脱离了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在学生与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市场主体者之间充当一个权利维护者和纪律监管者，是一个裁判员而不再是运动员。广大学生自然应该享有充分权利选择服务的提供者乃至通过自身的权利代表机构与服务提供者定立合同等。对于市场经济下新出现的情况，法律法规在维护学生权利和利益方面基本空白，高校大多把选择服务经营提供者当作是处理自身内部事物，由高校统一将场地外租、与第三方市场主体签订合同收取费用甚至营利，忽视了作为服务的享受者的广大学生的消费者权益，甚至连选择服务提供者这一最起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在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后，尽管国家对食宿价格进行了限制，服务经营者还是赢利的。正如前所述，不能因为国家为维护学生权益而对食宿进行了限价而把食宿关系纳入行政关系的轨道，这是对广大学生权利的极大侵犯！

3.高校将学生与第三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如学生办理助学贷款后，曾一度出现高校代银行扣留学生毕业证书原件的行为。扣留毕业证书属于行使特别权力关系的行政行为，拖欠贷款不能成为扣留毕业证书这种行政行为的原因。再如某学生踢球砸坏校内办公室的玻璃，校方责令该学生限期赔偿，否则给予纪律处分。

（二）正确梳理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相应对策：

1.进一步明确高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明确高校的职能，这是准确定位高校与学生之间诸种法律关系的前提。公立高校作为独立人格的法人，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各种民商事法律关系，承认高校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即不排除公立高校与学生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性，这为区分特别权力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创造了条件。

2.准确定位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诸种法律关系，尤其是梳理特别权力关系与国家指导下的民事关系的区别。发生特别权力关系的提前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 权学校对某些事项行使管理职能，只有在这些事项上，高校才具有特别权力关系主体的资格。如《高等教育》法对学生的学位取得做了原则性规定，高校可以制定自己的学分标准。在不关这些事项的问题上，高校无权通过内部规则建立特别权力关系，必须将高校内部规则的管辖事项局限于特别权力关系所涉及的事项。例如高校不应对学生的就餐地点做出强制性规定，在学生与后勤服务经营者之间，高校对学生饮食及住宿的规定不应为后勤经营者带来利益而使学生承担不利。高校作为学生权益的维护者和学生纪律的监督者而存在，不与学生发生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进一步避免学校作为后勤服务提供者。

3.完善学生权利救助机制。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学生权利的救助机构、救助程序。高等教育法作为调整高等教育运作和管理的基本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作为高等教育的接受者的广大学生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方式、救助方式。任何以人为本的法律，都应该体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脱离对学生的关怀而一味追求高校管理是以人为本的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4.完善现行高校体系中的学生维权机构。在我国当前高校运作模式下，学生会是维护学生权益的自治机构。然而在高校中，这样的部门极具行政色彩，学生在学生会的表现往往成为入党评优、成绩考核的重要参考因素，这必然使学生会失去维权的原始色彩。改变学生会的运作模式或者另建学生代表大会作为维护学生权益的机构，凡是有关学生切身权益的问题由学生代表大会集体决定，其中涉及特别权力关系的，在征得学代会意见后，由校方制订实施，改变校长全权制订高校内部规则的规则产生机制。

最后，学生维权之路，任重而道远。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定位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诸种法律关系，是一个棘手、重要、体现人本关怀的问题。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接受者，是高等教育的最终关怀所在，脱离对学生的关怀而去制定一部维持高校内部管理的规则，并且这种运作方式得到作为维持高等教育运作的基本法律规范的《高等教育法》的确认，岂不怪哉！

参考文献

1.［英］威廉韦德著，徐炳等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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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瑞智著，《教育法学》，台湾文笙书局，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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