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闻论文范文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1篇

本研究以《中国法治报道》、《法治在线》和《法治进行时》三个目前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节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日播栏目作为取样来源。其中：《中国法治报道》作为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唯一的资讯类法治新闻栏目，是央视着力打造的“法治新闻旗舰”栏目。《法治在线》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专题类法治新闻节目，于2003年5月1日开播。节目宗旨是“紧扣中国法治进程脉搏、关注法治领域热点、揭示人与法的复杂关系，体现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以鲜明的现场感和新闻性凸显栏目特色”。《法治进行时》是北京电视台的老牌知名法治新闻节目，1999年12月开播，在北京地区拥有较高的收视率。

在样本的选择方面。本文对《中国法治报道》样本选择中，主要选取2008年9月5日-11月5日两个月时间(十一期间的特别节月除外)，每隔5天进行样本抽样。(由于央视网站的部分视频资料不全，因此少数样本的时间会有所顺延。最后，本文选中9月5日、10日、15日、21日、25日，10月12日、17日、26日、29日、11月2日、5日共12期节目进行题材分布的分析。在这12期节目中，除去片头、片花、广告和最后的短评——“法眼观察”外，一共有新闻报道179条，总时长为18662秒。除去法治简讯版块的56条资讯外，共有新闻报道123条，由于《法治在线》是专题类节目，本研究的统计以央视网站中2007年的新闻节目列表为基础，以全面考察该栏目的题材分布情况，统计研究共获得新闻276条。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样本主要通过连续选取2008年11月13日-11月26日(其中11月16日和11月23日星期日除外)共12期节目进行统计。在这12期节目中，一共有新闻报道81条，除去片头、片花、广告外，节目总时长为12141秒。

二、电视法治新闻题材分布的考察结果

1法治新闻题材分布的泛化

所谓题材的泛化，即栏目对新闻题材的选择，超越了法律的范畴，把其他领域与法治无关的内容也涵盖在其中。作为新闻的一大类别，法治新闻的价值评判应该包括新闻价值和法律价值双重标准。也就说，事实内容能够成为法治新闻，除了必须具备一般新闻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兴趣性的价值标准外，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必须是有关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和社会各方面与“法”有关的各种活动、现象和问题的新闻报道。

在《中国法治报道》栏目中，我们发现栏目所涉及的新闻报道领域比较宽泛，据笔者统计，该栏目的新闻报道一共有15种题材类型，它们分别是刑事犯罪新闻、民事案件新闻、重大事故报道、公共安全报道、政策资讯、法律资讯、监管执法报道、执法争议报道、法治研讨、法治人物报道、消防营救报道、经济新闻报道、文体教卫新闻、气象灾害新闻和由动物趣闻、垃圾处理等内容构成的其他社会新闻。具体分布情况见图1：

从这些类型来看，前十一种类型与广义上的“法治”内涵是密切相关，总时长为15170，占比为81.3％。但后四种与法治的范畴相差较远。根据统计，样本中的经济新闻一共有21条，总时长为1042秒，占到节目总时长的5.6％，样本中出现的文体教卫新闻数量为10条，时长为1172秒，所占比例为6.3％，样本中的社会新闻数量为12条，新闻时长为914秒，所占比例为4.9％，另外，样本中的气象灾害新闻数量为5条，新闻时长为364秒，占比例为1.9％。以上与法治内容基本无关的四类新闻，节目总时长比例占到18.7％，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治新闻的纯粹性。

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在一般性的纠纷和冲突、无法律意义和责任的一般性事故内容等也被纳入到法治新闻报道当中。比如，《法治进行时》栏目中，关于公司酬金分发的冲突、租房纠纷、车辆管理员在停车位置放钉子的不道德行为、老人不慎煤气中毒、设备事故导致供暖热水伤人的事件等等，也悉数被作为法治新闻进行报道。

2报道题材明显偏向刑事案件，并以暴力犯罪。为多

在《中国法治报道》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在该栏目中最多，时长最高，所占时长比分别为24％、并且三项数据都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执法争议题材报道(节目数量是执法争议题材的3.3倍，节目时长为1.4倍(成为《中国法治报道》第一大新闻题材。执法争议和民事案件方面的题材在节目中时长都超过了2500秒，所占时长比分别为16.8％和14％。分别居第二、第三位，属于第二梯队；重大事故，文体教卫、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占比在7.6％-4.9％之间，是第三梯队；政策资讯、公共安全和法治人物时长居于第四梯队，占比在3％～4％之间，其他如监管执法、法治研讨、法律资讯和气象灾害均在2.5％以下。

在《法治在线》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165条，占比达到60％；典型人物报道37条，占比为13.5％；服务性信息41条，占比为14.9％；民事案件11条，占比为4％；法治探讨10条，占比为3.6％；营救报道5条，占比为1.8％；公共安全和重大事故报道都是3条，占比仅为1.1％。

在《法治进行时》12期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为47条，节目时长为7259秒；民事案件报道为16条，节目时长2489秒；一般事故类报道5条，627秒；消防营救报道4条，528秒；一般纠纷4条，552秒；违章违规报道为3条，372秒；其他新闻2条，314秒。通过数据和图示，我们可以看出，《法治进行时》的新闻题材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偏向。

我国法治新闻栏目的题材不仅过度集中于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报道中，又较为偏重暴力题材。根据统计，《法治在线》的刑事案件中，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在内的暴力犯罪题材占比达到节目总量的39.9％，这其中又以故意杀人罪数量最多，占比达到23.4％。《法治进行时》47条刑事案件题材共涉及18种类型，暴力犯罪案件的比例为34％，而《中国法治报道》的43条刑事犯罪题材涉及22种类型，暴力犯罪题材占比为23％。

3经济犯罪报道比例偏低，并以一般性财产侵犯为主

法治新闻栏目中的经济犯罪报道数量不算多。所谓经济犯罪，目前倾向于广义经济犯罪与狭义经济犯罪概念之说。广义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发生的财产性犯罪，其外延等于侵犯财产罪加上破坏经济秩序罪。狭义的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经济法规，侵犯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依照刑事立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广义的经济犯罪根据经济犯罪主体的不同，可将经济犯罪分为三类：职务型经济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和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职务型经济犯罪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主要是管理经济事务的权力)非法获利的犯罪。根据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规定，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属该类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指法人、非法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其经济业务范围内所为的犯罪。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8节92条81个新罪名所规定的犯罪属该类犯罪。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系指一般主体所为的财产性犯罪。在《中国法治报道中》节目中，报道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12条，企业高层报道1条。《法治进行时》也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9条，职务侵占罪1条。

4法治探讨类节目数量偏少，舆论监督节目普遍不足

在《中国法治报道》，法治探讨类节目占有一定比例。比如有关司法判决争议的深度报道有1个，对行政执法争议的专题报道有3个，内容分别为城管执法争议、网店监管执法争议和拆迁争议。这些对争议性判决和执法问题的报道，较好地履行了“彰显法治精神、看护法治时代公民权利”的栏目宗旨，具有较强的法治意义。只是相对于整个节目总量而言，此类节目数量和时长占比稍显偏低，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不多。在《法治在线》276条新闻报道中，法治探讨类题材只有10条，占比为3.6％；内容涉及解读东莞法院“赔钱减刑”、检察机关同期介入重大事故调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治理商业贿赂等等问题，但是以上新闻都是集中在“2006年法治进程回顾”的年终报道中播出的。在《法治在线》日常报道中，有关法律法规信息的报道、法治问题的研讨以及对对公检法系统和行政机关执法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比较少见，有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事故的报道占比也仅为1.1％，与节目中大量播出的刑事案件相比，反差极为悬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基本以个案式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为主，重要法治事件和问题报道、法律法规信息的传播和批评报道在样本中也没有出现。

三、电视法治新闻题材失衡的影响

1题材泛化影响节目的法治品格和精神。

如前所述，在法治新闻报道中，法治新闻栏目中的题材选择首先呈现出一种泛化特点。如《中国法治报道》当中占比不少的经济新闻、文化教育和体育报道，这些关于节日消费、住房消费和场馆开放等新闻，既不涉及违规也不涉及违法，甚至与广义的道德规范也无甚干系，但因为是热点话题，也被纳入到报道范围，甚至部分经济新闻和教育新闻还被处理为专题进行了立体式的深度报道，使栏目的题材选择显得并不纯粹。另一方面，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为题材选择上明显的民生化和社会化倾向。这不仅使法治新闻报道显得臃肿不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内容的新闻价值和作为法律案件的典型意义。对于法治的内涵，拉兹曾经感叹：“在法治的祭坛上牺牲过多的社会目标，可能会是法律贫瘠而空洞。”。同样，在法治新闻栏目中，泛化的题材不仅使观众难以区分法治的范畴，其中夹杂着的过多的世俗化内容和社会情感，也将影响栏目的法治品格和追求。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节目话语空间的有限，这也是节目舆论监督功能还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作为法治新闻栏目，对司法监督的缺位，不仅使其对社会的环境监测和预警功能大受影响，栏目的法治精神也将大打折扣。

2题材失衡导致媒介世界与现实社会的错位

根据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首先表现在环境认知层面。传媒报道什么、不报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不仅在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而且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很多挑战，刑事犯罪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根据我国司法机关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刑事犯罪依然处于高位运行，主要犯罪案件多呈下降走势，如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减少。同比分别下降25.2％、11.3％、10.3％、1.9％和1.5％；“两抢一盗”犯罪与2006年持平，但经济犯罪活动走高态势日益显现。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8.4万起，比2006年上升4.2％，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出现明显上升。从具体案件类型来看，除涉税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有所下降外，其他案件均呈上升走势。其中，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3265起，同比上升15.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3976起，同比上升11.3％；金融诈骗9055起，同比上升14.3％；扰乱市场秩序3.9万起，同比上升10.1％。同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大案、要案比例有所上升，商业贿赂案件显著上升，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为数也不少。但是，反映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中的案件报道，与现实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从前面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犯罪主体为普通人的“两抢一盗”案和诈骗案件依然是节目报道的重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经济犯罪、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贪污受贿案件和商业贿赂的报道数量较少，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以及腐败案件以及大案、要案更是难得一见。这充分说明媒介在犯罪案件题材的选择方面，有意进行了安全性的筛选，媒介建构的法治世界和现实生活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

3暴力偏向易引发道德恐慌，并导致“偏离放大效果”的恶性循环

法治新闻栏目对暴力题材的“嗜好”，不仅违反“新闻客观性”原则，大量暴力犯罪题材的新闻生产所带来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与焦虑情绪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些栏目中，类似“夜半来贼”“楼道杀手”、“近在咫尺的凶手”、“致命的家教”、“市场里的枪声”、“小城大案”、“小村疑案”和“一块电池引发的命案”这样的节目不时出现，仅看标题就足以让人心生不安，感觉那些盗贼和凶手仿佛就在附近，甚至“近在咫尺”。西方学者波特(Porgy)就曾指出，“接触媒体上的暴力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可以是在受众接触之后立即产生的，也可以是经过长时间的持续性接触后产生的。我们还知道，某些特定类型的暴力展示、某些特定类型的受众以及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都会增加产生消极影响的概率。”暴力题材所带来的道德恐慌，容易引发社会对某种犯罪人群认识的偏离和放大效果，Cohen对于道德恐慌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社会不时地受道德恐慌周期的影响。这是一种状态，一个事件、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表现为被定义为社会价值和利益构成威胁的性质；它的本质被传媒以一种类型化的刻板方式所报道。英国学者朱克斯则详细描绘了偏离放大螺旋的产生过程：“广为传播的谴责可能会导致那些群体更加感到被边缘化，相应地会增加他们的偏离行为，以至于他们更像原来被传媒所创造的哪种动物。持续的偏离会导致警方更大的注意，更多的逮捕和进一步的传媒报道，因此，一个“偏离放大螺旋”就会被推动起来”。

其实不管是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是案件题材的有意识的筛选，其实都体现着主流新闻价值观的导向和示范效应。这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是一种新闻框架(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的创造过程，也是对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的引导过程。大众传媒所进行题材的选择和内容的扬抑，里面蕴含着复杂的机理。其中深刻的动因，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我们深思。

摘要本文以《中国法治报道》、《法治进行时》和《法治在线》为样本，对当前电视法治新闻的题材分布进行量化考察。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2篇

上午好!

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主办，法制日报社、中共*市委、*市人民

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法治建设"论坛将于明天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

首先，我代表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欢迎大家光临*中国•*"法治建设"论坛新闻会，并对各位朋友长期以来给予*法治建设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初，市委政法委、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部署法治*建设时，就已把本次论坛作为今年法治建设的重点。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我们制定了《实施方案》，并经论坛组委会审议通过，以市委、市政府两办的名义正式下发文件。在整个论坛的筹备工作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杨卫泽书记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市政府毛小平市长给予了具体支持，市委周解清副书记亲自召开会议并具体部署。各地和市各有关部门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紧密配合，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在论坛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坚持边筹备边发动，依托论坛，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大力宣传法治建设，掀起了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潮，使论坛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大课堂，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刚才，我们还举办了"走向法治－法治*建设"图片展揭幕仪式，并印制了法治*建设宣传画册，集中展示近年*推进法治建设的工作成效。

目前，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明天将正式开幕。现在，我代表论坛组委会，向大家新闻：

一、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指导思想

本次论坛的指导思想是：以"*"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对法治*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经验交流，提高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对依法执政、依法治理、公正司法的认识和全民法治意识，有力推进法治*建设，为*"*"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意义

举办中国•*"法治建设"论坛，在我市法治工作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当前*法治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市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举措，是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根据市委政法委、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意见，并报经市委同意，我市将每年举办一次中国•*"法治建设"论坛，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法治问题，把领导关注、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重点，邀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开展研究讨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推出高质量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落实论坛成果转化措施，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向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对策建议，使更多的研究成果进入决策层，在领导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抓好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将优秀论文公开结集出版，促进法学成果向实践转化，使更多的优秀成果应用于立法、司法、执法实践，为法治实践服务；建立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定期磋商、交流信息、推广经验，努力使论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法治建设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论坛的举办，将为各级领导和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交流经验，探讨理论，研究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将为开展法治教育构建一个载体，也将为各地特别是我市展示依法治市成效创造一个窗口，对深化法治*建设，扩大法治*的影响，打响法治*的品牌，为*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创建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组织领导

论坛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主办，法制日报社、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江南大学联合承办，市政法各部门、市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及相关单位协办。

为加强对论坛的组织领导，专门组成了论坛组委会，由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刘飏，*市委书记杨卫泽，市长毛小平任组委会名誉主任；*市委副书记周解清、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任组委会主任委员；组委会副主任委员由法制日报社总编辑雷晓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副市长吴建选，江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娄国栋担任。组委会成员由法制日报社、*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市政协法制工委、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以及市政法各部门，市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四、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议题和论文的征集

根据本次论坛的主题，组委会办公室分别确定了20个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参考议题。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法治建设；建设法治政府，从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等等。

这次论坛论文的征集，采取分系统特约征集和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系统特约征集主要由法制日报社、中国法学会、江南大学特约部级法学界专家、教授撰写论文，各成员单位分别特约本系统国家和省部门的领导、学者撰写论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由组委会在法制日报、*日报等媒体刊登了征稿启事广泛征集。

论坛共征集论文171篇，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也有年轻学子、普通市民。这些论文围绕法治建设主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归结起来主要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建设法治政府等10个方面，经过专家组评审，入围111篇，其约征集57篇，社会征集54篇，目前录用论文已汇编结集，制成光盘，并形成了文字目录和论文综述，一批高质量论文还将进行大会交流。

五、中国.*"法治建设"论坛的安排

中国•*"法治建设"论坛定于9月6日－7日举行。本次论坛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广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顾秀莲，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刘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孙永波，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省综治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寿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祥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艳等领导；国务院法制办、建设部、国家工商总局等中央部门的多名司局级领导；省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的论文作者等150余人将出席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采取集中交流与专题研讨相结合、论文交流与重点讲座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实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9月6日上午9：00，在*太湖饭店举行论坛开幕式暨第一次大会。大会议程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由顾秀莲副委员长讲话并宣布开幕；二是由市委书记杨卫泽致辞；三是由法制日报社社长贾京平致辞；四是由省委领导讲话；五是由中国法学会领导讲话；六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的两名著名教授作大会发言。开幕式暨第一次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毛小平主持。全市各市（县）区主要领导、各政法部门和市有关行政执法部门领导及特邀嘉宾、会议代表共计400人左右出席。

9月6日下午2：00，在太湖能园度假村举行论坛第二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法制办等专家学者作大会发言。同时，设9个分会场，其中，7个专题交流研讨，分别为：司法公正、司法监督、严格执法与服务、"五五普法"、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和加强法治教育；2个专题讲座，专题名称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公民的权利、义务、责任。各级领导、相关论文作者、全市政法系统和各有关部门的干部和相关人员3500余人参加下午的论坛活动。

9月7日上午，在太湖能园度假村举行论坛第三次大会暨闭幕式，议程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褚红军代表全市30个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宣读"法治*建设共同承诺"；二是由江南大学领导作论坛综述；三是由市委副书记周解清讲话；四是由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飏宣布论坛闭幕。会议由我主持。

为使本次论坛充分发挥导向作用，促进和扩大法治*的影响，我们恳请在座各位记者，充分发挥媒体的优势和各自的智慧，大力宣传论坛的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论坛组委会也将全力为大家的工作提供方便。我们相信：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有广大新闻媒体和记者们，特别是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中国.*"法治建设"论坛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法治*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在此，也邀请大家在论坛结束后，在*多看一看，观太湖美景，游山水佛国，对*的经济社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3篇

上任后不久，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主任委员柳斌杰两次透露，人大正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一次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告诉媒体记者，依法治国，新闻传播也要有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否则，底线不清、边界不明，媒体不好把握。另一次就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柳斌杰表示，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传播法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不会纳入。

对于新闻传播领域立法，社会并未就此达成共识。支持者会说，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宪法规范中的核心内容，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宪法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一条中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目前还是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既然最高领导人宣示我国各项事务都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由于新闻传播领域也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公共利益的领域，理所应当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否则，在新闻传播领域难以落实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的表达自由也就很难得到法律保障。

反对者会说，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缺乏的不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是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像《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这些行政法规，再加上与《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联动，完全可以使新闻传播领域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再制定新闻法或新闻传播法之类的，实属多余。笔者无意于卷入以上争议，但想从两个方面来讨论目前我国制定新闻法或新闻传播法的相关问题。

以更广阔的视野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柳斌杰说，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问题和学术传播领域的问题要有所区别，学术传播领域里仍要研究别人的文化、学术等。柳先生说得很对，通过研究他国的立法经验并从中吸纳教训，可以审视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乃至法律制度状况。一谈到借鉴国外经验，我们经常会谈到美国、英国。英美的确有诸多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但英美属于海洋法系国家，一是它们没有涵盖新闻传播某一领域或者全部领域的专门立法；二是它们有漫长的传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如果以这两个国家为例，就显得国际视野不够开阔。

笔者的博士论文以欧洲的大陆法系四十一个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分别为：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乌克兰、白俄罗斯、西班牙、冰岛、葡萄牙、波兰、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丹麦、瑞士、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比利时、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摩尔多瓦、奥地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马耳他、圣马力诺、梵蒂冈。笔者在论文中梳理了这些国家的新闻乃至传播立法的历史，发现现今几乎所有的这些国家都针对新闻传播领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有的是针对所有媒体类型（包括互联网）的立法，如奥地利的《媒体法》；有的是以宪法为框架旨在落实宪法所保障的媒体言论自由的新闻法或出版法，如葡萄牙、西班牙在走向民主转型前后颁布的《新闻法》、《出版法》，至今通过数次修改仍然有效。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波兰在1984年制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法》，在民主转型后至今仍在波兰法院适用。当然，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国家，除了制定针对所有传统媒体领域的法律以外，也制定了针对新闻传播某一领域的法律，例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数国家，也制定了《广播电视法》，或者把广播与电视分开立法。

以上之论，意在揭示，讨论中国目前的新闻传播领域立法，不能光以英美国家为蓝本，还要打开视域，以更广泛的国家特别是和我国处同一法系的国家为参照。

落实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义务部分

依宪治国是本届领导人十分重视的课题，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以宪法为统率，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的各项事业与工作都纳入这个体系中，以法律的手段管理这些事业与工作，从而推动我国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宪法的实施，核心部分就是如何通过制定法律落实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义务部分。

在新闻传播领域实施宪法，就是要通过法律对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边界作出清楚划分。一方面，保障公民与新闻媒体的表达自由；另一方面，对公民与新闻媒体表达自由的过分滥用进行规制。这是国外新闻传播立法通行的规则，意在实现保障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表达自由与防止公民和新闻媒体对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双向平衡。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载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但如何落到实处？宪法之下没有人大通过的法律，而只有位阶更低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这些行政法规内容规定上更多倾向于对媒体的管控，并不能在法律上充分保障公民与新闻媒体拥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拿2013年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来说，全文九章七十四条，就第五条提到出版自由的问题，该条款具体内容为：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该条款虽然体现了“双向平衡”，但在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规定上，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如何保障？如果政府不作为甚至主动侵害公民或新闻媒体的言论出版自由，公民与新闻媒体该如何寻求救济？前不久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深圳警察吃娃娃鱼，遭到涉事警察和安保人员的殴打，如何诉诸法律处理这种事件？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法律，通过落实宪法原则，方能解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问题，舍此可能并无他途。

最后，需要强调的，就是坚持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与人大刚刚通过的新《立法法》原则，让公众参与到立法的全过程中来，毕竟新闻传播法关系到公众的切实利益，让公众贡献智慧，是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用程序正义打消人们对实体正义的顾虑。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法学博士后、讲师）

链 接

养成运用法治思维的习惯

牢固树立法治思维，是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的前提。法治思维是指遵循法治理念，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并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和过程。法治思维具有特定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规则思维。这是法律的特质所决定的。法律是明确的、稳定的、可预测的行为规则。作为一种“依照法律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带有规范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受各种具体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一个具有法治思维的人，必然敬畏法律、崇尚法治，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作为观察、思考和判断的依据，把严格按照法律的价值以及法律的规定作为说话办事的底线。

权利保护思维。这是法治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类法治发展过程就是为适应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需要而产生、扩展和演变的历史。法治思维要求我们在谋划工作、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作出决策时，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权力限制思维。这是法治的基本任务所衍生的。为了保障人民权益，推进公权力机关的机构、职能、权限和责任的法定化，确定公权力行使的基本规则，规范公权力运行就成为法治的基本任务之一。

程序思维。这是法治的基本特点所要求的。程序既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体法律规范实施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前提。程序思维要求任何法律法规被运用于现实生活时，必须遵循诸如决策程序、立法程序、执法程序、司法程序和选举程序等特定程序。事实上，由于程序往往具有一整套确保法律法规准确适用的措施和方式，以及让争议各方平等、充分地发表意见的机制，按照程序进行处理是确保法律法规准确实施和最大限度化解争议的有效手段。

法治思维的养成还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法治认同之心，具有养成法治思维的自觉性；是否了解掌握法律规定和原则、法治原理和精神，具有相应的法治素养；是否有尊崇法治之内心，具有坚定的法治信仰。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国已进入公民时代，作为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应在实施公民意识教育中，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开展舆论监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公民意识教育，即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公民教育列入国家政治发展目标，第一次将公民教育定位为社会主义政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它宣告中国已进入公民时代。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能否在实施公民意识教育中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开展舆论监督，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

一、公民意识教育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十七大报告将公民意识教育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任务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公民意识教育宣传活动虽然开展过，但目前仍然还属比较前沿的内容。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要做好这方面的报道，首先应对公民教育的内涵有清晰的认识。从十七大报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公民意识教育分为三大部分，即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自由平等就是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二、实施公民意识教育，要践行“三贴近”，体现人文关怀

公民意识的培养，在今天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是多元化的；二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还在滑坡；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因此，谈到公民意识，首先要关注公民道德建设。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其道德素质应包含基本的社会公德素养、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这些都有赖于大众传媒契而不舍地进行传播和熏陶。这种传播和熏陶不能强行灌输，而是需要我们记者、编辑使其作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新闻媒体和群众血肉联系的角度把握新闻宣传活动。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为报道注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在今年我国抗御五十年一遇的特大雪灾之中，各级和各地新闻媒体就抓住这个机遇，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多角度、有深度的公民意识教育。报道没有用悲观、绝望的心态夸大、渲染灾难，而是真实再现了各地干群临危不惧、舍己为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境界，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讴歌了无私无畏、至诚至真的人性美。

三、加强交流沟通，实现互动双赢

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要让民主法治切实得到发扬，自由平等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可以实现，新闻媒体这个党和人民的喉舌，就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真正成为上下联动的“纽带”和“桥梁”。要打造这个“纽带”和“桥梁”，媒体就必须和受众加强沟通和交流，在传递国家意志的同时，更应反映民众心声，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构建渠道畅通的信息通道，搭建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使受众确立公民意识，做出理性的公民行为，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活动，真正成为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主体。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主流网络媒体就充分运用其互动性强的独特优势，经常邀请各界嘉宾走进聊天室，与网友进行互动交流。在网络这个平台上，嘉宾为网民答疑解惑，网民也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张。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也应避免一些不良倾向。一是要避免大局意识的缺失。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存在许多矛盾，如城乡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矛盾、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等等，如果没有大局意识，很容易使矛盾得到激化。因此，新闻媒体一方面要搭建好上传下达的平台，另一方面更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二是要避免低俗化倾向。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应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素养，遵守公共秩序，敬业奉献，和睦礼让，作为媒体，应引导公民树立高尚的情趣，不能只注重收视率或收听率，更应讲究社会责任感。

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新闻从业人员需提高自身素质

公民意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新闻媒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做好这项工作，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在工作中至少要树立五种意识。

第一，要有民主意识。公民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子民”，因而，我们的新闻报道要大力弘扬主人翁精神，鼓励每个公民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

第二，要有平等意识。追求平等是公民意识中很突出的特征。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典型报道，引导公民追求平等、享受平等，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第三，要有权利意识。权利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它是对权力的一种制约和规范，要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将侵害大众权利的人和事进行曝光，制止权力的越轨和滥用。

第四，要有公共意识。公民生活在社会之中，对于公共生活十分关心。要通过新闻报道，将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物告知公众，树立媒体的公信力。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白岩松事件 刑事案件 报道 舆论 法治原则

一、新媒体时代的白岩松事件报道

6月9号的《新闻1+1》，白岩松面对当天发生的和别沧州肃宁县发生的特大枪击案，多次称：公安干警“死亡”（而不是牺牲），面对杀死4人、杀伤5人的犯罪嫌疑人刘双瑞，白岩松说“是什么原因让50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他没有用“犯罪嫌疑人”，而是“50多岁老汉”。这一表达方式随后引起了一些网民和警察的反感，各种抨击白岩松的文章鱼贯而出。

6月10日22：21网友@沈阳网警小胖率先发微博表达不满。20分钟后网络漫画家@地瓜熊老六也微博指责白岩松：“杀人犯亲友团？白岩松！” 。10日凌晨，牺牲政委薛永清妻子因承受不住悲痛跳楼逝世，此消息也再度引发网友的悲愤之情。认证为共青团福建省委员会官方微博的@共青团福建省委对央视及白岩松的做法进行了不点名谴责：“警察叔叔、警嫂走好。民警牺牲在岗位上，被媒体称为死亡，而杀人嫌犯被称为五十岁老汉，作为媒体这样陈述事实的方式在深深伤害了面对牺牲奉献生命的烈士后，依然选择挖掘犯罪嫌疑人背后的温情故事，既然他选择了伤害别人那就不配得到任何同情，生活的苦难就能成为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 网友@方圆_100甚至发起了“白岩松下课”的话题，并@央视新闻“正义在哪里”。

在一片挞伐声中，白岩松出面做了解释：“我们在制作这期新闻的时候，枪击案刚发生了几个小时，几乎所有的事情全是问号。当时警方也没有说法，我上节目就是引用警方官方微博，它也是采用一个非常中性的说法。当所有事实未清楚的时候，必须首先采用中立的词汇，这是新闻的准则”。

二、白岩松在此案报道中的用语表达方式分析

笔者认为，白岩松用“死亡”而不是用“牺牲”，用“老汉”而不是 “犯罪嫌疑人”，这一表达方式属于中性报道，既符合新闻的中立原则，也符合法律的“罪刑法定”法治原则和犯罪证据认定原则。

（一）新闻中立

新闻评论界有一大忌：在真相没有得到确认的时候，不能从感情上对事件进行主观定性。笔者观看《新闻1+1》6月9号视频后，发现此案件在节目直播时，存有种种疑团：为什么刘双瑞有枪？刘双瑞是否真的有精神病？警察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天黑时行动？行动失败后警察又是如何处理的？刘双瑞第二天早上是自杀还是他杀？很多细节待警方进一步解决，而记者在到达现场后做调查也仅仅只有10小时，对于评论员来说，没有足够的信息作为支撑，也没有确定的事实做依据，使用“老汉”一词符合中性报道的要求。

从新闻客观性、新闻从业人员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讲，评论员的每一句话，都要字斟句酌，不能有任何偏袒，要遵守“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后断是非，再说利害”的原则。从国际新闻界来看，白岩松此次报道也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在事实没有查清前要坚持中性报道，不随便给当事人下定义、贴标签。

（二）法治原则

刑事案件的报道，应该符合法律规定，体现法治原则。过去，刑事案件报道评论模式已经习惯“公安审判”、“媒介审判”为中心，而不是以“司法审判”为中心，与法治原则相去颇远。而白岩松用“老汉”而不是 “犯罪嫌疑人”来代指刘双瑞，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证据的认定原则。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我国法律明确表明，对于查处审理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应当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检察院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 可见，公安机关没有对当事人定罪的职权。《新闻1+1》播出时，案件尚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很多疑点公安机关无法解答，如果使用“犯罪嫌疑人”这样的字眼，当事人完全以有罪之人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客观上就是对检察院和法院施加压力，要他们按照公安侦查确定的基调对刘双瑞进行检察和审判，导致公安审判、媒介审判，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认定有罪，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确定。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即犯罪证据的认定原则。 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查证，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经过公安、检察、司法三道关口。警方提供的犯罪事实，要经过检方和法庭检验，才能确定为证据。 节目中，很多新闻采访是在警方同意甚至安排下进行的，播出的知情者提供的资料，也没有经过法庭质证，不具有证明犯罪事实的功能。因此，既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要防止媒体所提供的资料在日后不会干扰法庭查证质证， 白岩松客观使用“老汉”、“死亡”未尝不可。

三、白岩松事件的反思：刑事案件呼唤法治原则

综观此次“白岩松事件”，我们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媒体在有关案件信息相对匮乏的前提下，往往面临两难困境。传统媒体不能对新媒体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但是每个行业也有每个行业的准则，不能一味的顺应民意。是迎合部分观众的需要，还是坚持原则，这些都是值得审视和深思的。

过去，刑事案件刚发生新闻就立即下定义导致的教训已经很多，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方面，陈旧的刑事案件报道模式违背我国的司法制度，扭曲了法律规定的公、检、法三方的正常关系。媒体按照警方破案为中心的传统做法进行新闻报道，如果接下来检查机关不批捕或不或作出无罪判决，媒体虽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之前进行的有罪报道和渲染，对于媒体来说终究是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且与检察权、审判权冲突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法律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媒体抢先为当事人定罪，使用类似“犯罪嫌疑人”等类似的称呼，可能会侵害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对于民众而言，本来法律意识就淡薄，这只能在民众中培植一种漠视法律的意识。

因此，为避免不良后果，让新闻报道经得起现实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新媒体时代刑事案件报道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媒体的刑事案件报道必须遵循现有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报道，呼唤法治原则。第二，新闻从业人员在事实不清时，要坚守客观的底线思维，从法理上考量事物，使用语言要中性，不随便给当事人下定义。第三，以后类似沧州肃宁县特大枪击案报道这样的选题应该等事实清楚以后再做深度报道。碎片化的时代，公众对经过调查核实的后续报道关注度一般不会太高，早已对先前错误报道形成刻板印象。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6篇

黑格尔说过，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担任《法制日报》驻站记者十几年来，我一直视推动民主法治进步为自己的职业使命，报道了浙江民主法治方面的大量原创新闻，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我看来，新闻记者为民主法治进步鼓与呼，就是在新闻报道中，以法治精神记录社会变迁，是非分明、奔走呐喊，靠声音推动法治进步；以法治精神观察新闻事件，理性思维、专业分析，靠权威引导社会舆论；以法治精神审视社会热点，独立思考、敢说真话，靠事实开展舆论监督；以法治精神揭露腐败行为，不惧邪恶、勇往直前，靠法律实现公平正义。

靠声音推动法治进步

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在村口被一辆路过的工程车轧死。因为此前对土地征用补偿不满，钱云会曾和一些村民一起上访，突然遭此横祸，便有人猜疑他是被当地政府派人谋杀的，借助网络传播，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热点舆论事件。

从网络上获悉这一事件后，我驱车300多公里从杭州赶至寨桥村现场采访，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上刊发了《“乐清村主任之死”案调查》。因另有早已安排好的采访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赶赴余姚法院采访一先进人物事迹。不料中午打开电脑一看，发现上面质疑声有增无减，国内外50多家媒体100多位记者从四面八方赶到乐清采访，我顿感事态严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采访。

乘坐动车赶回乐清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就网络上的种种疑问，我马不停蹄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逐一采访了肇事司机费良玉、目击证人钱成宇、所谓的“目击证人”黄迪燕、办案民警、遇难者家属等各方人员，刊发的《“乐清村主任之死”案再调查》以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全国几百家媒体纷纷转载此文，《人民日报》、新华社也相继发表文章，提醒人们要防止“网络水军”制造事端影响社会稳定，舆情渐趋平息。

虽然网络上已不再是热点，但我依然关注乐清湾畔这个美丽的渔村。听说村委会举行换届民主选举，2011年3月1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寨桥村，排除干扰，采访了多名村民，包括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钱云会的堂弟、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之一钱云孟。82岁的钱顺南老人通情达理、深明大义，他说，“云会死了，寨桥不能沒有村主任，我当然要来投票。”“今天村里沒有一个警察，很好。我们寨桥在时代是标兵村，懂文明、讲法律。选村主任是为了村里好，我们不会乱来的。”

在寨桥村，从早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我一直在不停地观察、采访、思考，了解了钱云孟以1788票公开公平、民主合法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全过程，采写了特写《还是太阳底下的选举好》。有人看到后在微博上质疑，为什么寨桥村换届选举，只有你陈东升一名记者被允许进入现场采访？他所不知道的是，那天去寨桥村采访的本来就只有我一名记者，因为不请自去，面生，进村不久便被发现。可能是怕我在场影响选举吧，当地有关人员三番五次要我离开现场，被我断然拒绝后，又派多名工作人员如影随形跟在我后边。

有新闻界前辈早就说过，“优秀的新闻记者，新闻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我看来，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新闻从业环境下，仅仅赶到现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了提供新闻通稿，沒有一个新闻发生地单位会沒事找事、主动为你提供新闻事件背后的细节、内幕和真相。要写好新闻报道，需要的是充满激情，敏感、勤奋和奔跑，需要的是争强好胜和不厌其烦，需要的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透过许多貌似沒有联系的细节，去还原新闻的真相。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你发出的新闻才有可能是独家的、原创的。

基于这样的新闻理念，近年来，全国首起村官罢免案、首起非法证据排查案、首份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浙江民主法治进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全国第一，都是我第一个报道的。2008年3月，在与温州市法制办主任聊天时，我无意中获悉温州市市长邵占维正在编纂一本行政案例选编，收集了50个各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败诉案件，随即跟进采访，消息刊发后，网民称这一做法有利于官员举一反三、增强依法行政意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还以此文为研究对象，撰写了论文《记者判断事实报道价值的眼光》，认为“这除了敏锐的新闻感觉、熟练的采写能力外，还需要熟悉国情和政策法规，以及对此的动态把握”。

靠权威引导社会舆论

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一些经济学家抨击说，吴英被判死刑是改革倒退，意味着中国公民沒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摧残，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1981年出生的吴英原为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并处沒收个人全部财产。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批评声，我不跟风盲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凭借《法制日报》作为权威法制媒体的优势，采访了二审审判长和多位法学家，独家报道了《浙江高院：“枉法违心判吴英死刑”系谣言》。之后又到民间借贷非常活跃的温州等地实地调查采访了半个多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12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以人文关怀为原则，以法治精神为视角，我又连续发表了8篇关于浙江民间借贷的深度调查报道，认为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文章刊发后，国内外媒体大量转载引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7篇

在现代社会政治结构中,媒体与司法是具有共同使命的、共同维系社会秩序的两个基本要素。①如果传媒与司法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实现公正正义的共同价值追求,又能够相互独立有序地运行,就达到了两者关系的理想状态。但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司法体系并不健全,还未能完成“法制”向“法治”的转变。媒体作为社会的望者,有权对司法审判进行报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司法公开。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和支持独立审判和新闻自由,但由于司法与传媒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运作规律上又有明显的差异,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冲突。

“张金柱案”和“黄静案”回顾

1997年8月24日,郑州市公安干警张金柱在驾车经郑州市金水路一路口处时,将海、苏磊父子两人撞伤,苏磊被当场撞翻在地,逃跑的汽车拖着海狂驰1500米远。苏磊抢救无效死亡。在法院未做出判决之前,《大河报》等媒体做了声势浩大的报道,公众纷纷谴责其行为,相关领导做出批示,要求抓紧时间,严肃查处,公开见报,决不姑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张金柱酒后驾车,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犯罪事实,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金柱死刑,;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金柱本人哀叹自己“栽在了记者手上”。②

2003年2月24日凌晨,湘潭市雨湖区临丰小学的女音乐教师黄静裸死在自己宿舍内,其男友姜俊武被认为有犯罪嫌疑。在网络曝出此事后,传统媒体纷纷跟进,中央电视台先后进行了三次报道,湖南政协委员上书政府要求严查此案,在上级机关的要求下湘潭市雨湖区法院被迫立案。从此,就此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旷日持久的全民大讨论,司法机关先后就此案进行了五次尸检,六次死亡鉴定,最后法院于2006年7月10日宣判被告人姜俊武无罪。“中国网络第一案”在公众质疑声中落下帷幕。③

谁在审判

1.司法审判

司法审判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的职权与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的专门活动。④

2.“媒体审判”与“舆论审判”

魏永征教授曾这样定义:“媒体审判”即“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⑤

目前学界对于“舆论审判”没有明确的定义,或者直接将“舆论审判”等同于“媒体审判”。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应该对“媒体审判”与“舆论审判”进行区分。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两种审判的主体不同。

“媒体审判”,着重指新闻报道对司法独立和公正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冲突;而“舆论审判”更多是一种“社会意识”与“法律程序”的冲突。

第二,两种审判信息的流向不同。

“媒体审判”,信息是从媒体流向受众;而“舆论审判”过程中,信息是从公众流向了媒体,再从媒体回流到公众。

第三,“舆论审判”比“媒体审判”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传统媒体传播信息一般是采用点对面的传播体制,由于受版面、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受众很少获得与媒体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⑥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可以广泛交流的平台,使得公众可以充分讨论,并形成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如果缺少正确的引导,会产生强大的不良影响。

笔者认为,以互联网的出现为分野,“媒体审判”和“舆论审判”分别成为影响司法审判的主要力量。“张金柱案”属于典型的“媒体审判”,因为它体现了传统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而“黄静案”主要体现了“舆论审判”,它是在互联网环境下,表现出民众意志的舆论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

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这两个案件中司法审判都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结果却迥然不同。“张金柱案”中,媒体审判明显对司法审判造成了巨大的干扰和影响,张金柱最后被判处死刑;相反,“黄静案”中,虽然“舆论审判”对司法机关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但司法审判的结果没有被舆论所压倒,从而维护了自身的独立。

3.谁在审判

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司法审判不够透明且存在着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权力制约机制缺乏等诸多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闻媒体积极参与到司法报道中,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防止权力滥用、推进法治建设;但另一方面,媒体对司法案件的不当报道和评论也会冲击司法独立、影响司法权威。这就回到“媒体审判”、“舆论审判”与司法审判究竟谁在审判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媒体与司法都以“公正正义”为价值追求,但媒体与司法的公正正义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司法致力于实现程序公正;而媒体更多是从道义公正出发。由此可以看出,“媒体审判”、“舆论审判”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实际上体现的是法律和道德这两个范畴内的问题,而法律和道德调整社会关系的范畴是不同的。

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道德要调整;法律不调整的社会关系,道德也要调整,即某些社会关系仅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而法律上却不认为是违法犯罪。这时候如果媒体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大造舆论,就会影响司法独立,妨害司法公正。⑦因此,法治社会必然要保证司法审判的独立,避免“媒体审判”、“舆论审判”的发生。

如何实现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平衡

笔者认为,要避免“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构建媒体与司法的和谐关系,应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应尽快将新闻法的制定工作提上日程,保障新闻媒体有法可依。

第二,新闻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权的同时,应该加强自律。具体来说,媒体报道诉讼活动应遵守“维护法律尊严、同步报道、平衡报道、连续报道”四个原则。⑧

第三,司法机关应该尊重新闻自由,保证司法独立,落实司法公开,保障民众知情权。

总之,在实现社会正义与人权保障共同的价值目标下,媒体与司法通过各自的运行机制与活动领域,相互触动、补充,发挥各自最佳的效应,⑨这样,就能维护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者之间适度的张力,就能实现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理想状态。

注释:

①潘舒雨:《从舆论监督与民意裁决看司法公信力――对许霆案的理性反思》,《法制与社会》[J],2009年第6期

②李苗:《论媒体与刑事审判》,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③禹继来:《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对黄静案与刘涌案的思考》,《新闻天地》[J],2008年第2期

④高立燕王胜娜王晓明:《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法制与社会》[J],2009年第9期

⑤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4页

⑥杨治:《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以司法个案的分析为视角》,《法律适用》[J],2009年第1期

⑦于猗澜:《法治社会中传媒与司法的平衡》,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⑧林爱:《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7页

⑨唐炳洪王艳:《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新闻与法》[J],2006年第3期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媒体 法治 制度 理念 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保证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确立了影响深远的礼教文化——这是构成中国文明之邦的基本要素，但也因为其浓烈的人治色彩而影响着法治的推进。现代传媒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弊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呼吁、推动从“人治”到“法治”的艰难转变。中国社会在1997年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媒体的推动可谓功不可没。在今天，当法治逐渐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最后标准时，探寻媒体是如何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新闻报道推动法治制度的确立

法治强调的是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人们对法律的无条件服从。亚里斯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①“普遍服从”强调的是法律的本质特征——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其“普遍服从”没有例外，这也是现代国家孜孜追求的法治精神，实施“依法治国”的终极目的。当然，得到“普遍服从”的法律应当是“良法”（即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平衡的）而非“恶法”（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人们敬重法律才会产生期望的局面。良法被制定出来——获得普遍服从的效果——社会得以稳定进步，这是法治国家运行的理想模式。

在上述理想模式的运行过程中，新闻报道的作用举足轻重。

1. 新闻报道推动立法进程

出于职业的良知以及对法治可能带来的政治清明局面的普遍认知，新闻媒体一方面致力于报道中国社会中因权利受损所导致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报道法治建设之于权利义务平衡的价值及社会之幸。单篇的报道也许无法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显著的影响，但经年累月持续不断的新闻报道一定会从价值层面对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从而推动立法的启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媒体之于社会发展和思想解放的意义。新闻媒体的报道一方面可以间接地对立法启动作好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地进行立法呼吁，推动立法进程。2009年6月30日，南京私营老板张明宝酒后驾车撞倒9名路人（其中5人死亡），撞坏汽车6辆，引发媒体普遍关注，“醉驾入刑”问题也纳入媒体关注视野。当年9月，公安部下发关于“醉驾入刑”的意见稿。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醉驾入刑”的相关法律。从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到一条法规的出台，媒体的持续推动起了关键作用。

2. 新闻报道可以促进法律知识的普及

我们经常将我国新闻媒体的功能之一强调为宣传党和政府的治国主张和治国方略，而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需要通过新闻报道传播，从而让全体公民自觉学法、知法、守法，这显然是媒体可以实现的一项基本功能。在现代社会，一个公民要顺利地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要在社会上顺利地生存发展，必须积极接受终身教育，这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尤其如此。面对庞大的社会人群，终身教育显然不是让完成了相应学校教育阶段学习的人们重新回到教室，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传播相关知识实施终身教育。从1983年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俗称“一五”普法）”，迄今已进入“六五”普法阶段。在这个普法周期，媒体通过新闻报道（立法情况介绍、法律规范介绍、专家解析、案例普法等），持续不断地进行法律知识传播，为接受终身教育中的全体公民弥补了新法知识的不足。

二、新闻评论培养法治理念的形成

中国是一个深受人治思想影响的国家，所以法治理念的形成相对比较困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人治的危害。更多的人对人治危害的认识始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之初。市场经济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但这种自由强调自主性适应市场更加强调“游戏规则”，即对法律的尊重。但是，习惯于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中国社会一时难于适应这种变化，“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几乎完全没有规矩的条件下，一下子进入了或被抛入市场……由于人们为了追求交易费用的减少，往往会规避法律，而借助一些习惯的纠纷解决方式。结果是制定法的普遍无效和无力。”②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视合同、彼此拖欠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此时，人们才逐渐清楚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对法治的价值有了直观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一直致力于法治精神传播，以培养起全社会基本的法治理念。

1. 通过新闻评论引导社会舆论，培养全社会的法治理念

媒体的新闻报道基于新闻事实，由于专注于传播新闻事实，因此，对法治理念的培养作用并不是非常直接——只有持续关注相关新闻并逐渐接受其背后新闻选择的逻辑才会发生作用。新闻评论则不然，它十分强调观点的表达，强调用思想的力量影响受众。受众对法治新闻的解读囿于其不同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深度，也许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预期的影响作用，而新闻评论用严密的逻辑论证，直接把传播者希冀传播的观点告知受众。尽管我们无法期待当年媒体作用“魔弹论”宣称的那样，受众会立即因接收相关信息而接受其观点，但至少可以如媒体“议程设置论”归纳的那样，受众会关注、思考媒体的观点。随着信息的持续刺激，受众也会逐渐学会用法治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现实社会。与此同时，新闻评论与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一样，十分快捷，其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过程也是十分快捷而广泛的。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评论，可以在即时影响到亿万受众，持之以恒，较易产生预期的作用。

2. 帮助受众深化对法治意义的理解

由于受众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对法治意义的理解也会存在高低之别。法治评论或者从宏观的层面高屋建瓴，传递法治的价值；或者从微观的层面，探幽析微，追寻法治的意义。因此，受众自然会各取所需，获得相应的思想收益。同时，法律条文颁布后，对条文本身的理解，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适用也会存在差异。传媒的评论文章也可以帮助人们更趋科学和理性地理解法律条文。

我们一般将理念视作理想化的想法，即超越了基于一般经验的思维习惯而趋于“纯粹”的理想状态。在具体实践中，科学的理念会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而这正是媒体在传播信息时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法治理念的形成对于我国公民之所以尤为重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深受人治思想影响，“基于一般经验的思维习惯”时有与法治精神抵触之处。而经过多年的媒体推动，尤其是经过多年基于一个个“五年普法计划”的媒体推动，法治理念正逐渐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一个思想基础。

三、传媒影响法治文化的形成

任何人的言行，都离不开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信息时代，新闻媒体的影响作用更是无处不在。一方面，新闻媒体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传统媒体，虽然广播、电视、报纸三大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新媒体大发展时代受到冲击，但是其自身独有的权威性和美誉度等优势依然在受众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也借助新媒体发挥作用。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和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便捷化、多样化，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对人们的影响愈加广泛深刻。遍布每个角落的网络，已经成了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传媒在法治文化的形成中愈加显现其作用举足轻重。

1. 培养民主意识

“民主是法治的灵魂。法治国家必须是民主国家。法治亦即民主之治或以民主之法来治。”③民主之价值，不是一种口号或广告式的自我标榜，而是一种实践。如果民主只是停留在法规文件之中，而不能变成一种真正的社会实践，法治也就失去了根基。所以，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媒体关于民主实践严重失常案例的报道，不仅刺激了社会管理者的神经，也刺激了整个社会。培养民主意识、推进民主实践的急迫性被置于社会各方的重要议程中。民主即意味着权力受到必要的限制，法治则意味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活动。两者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

近年来，风生水起的“网络反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网络反腐”因其信息繁杂，缺少理性色彩且颇多失实和侵权行为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但其产生的实际反腐效果和对失范者的震慑力却是不言而喻的。“网络反腐”可以视作是公民参加民主管理的一种手段。它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对信息传播的主动介入或融合，也体现了法治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彰显。当然，这只是媒体推动法治文化形成中的一个重要侧面，稍稍关注影响日渐增大的各级官方微博，在“××”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受到基于法治底线之上的理性精神和民主意识的有效传播。

2. 促进权利保护

这里的权利主要指公民权。在法治社会，公民权的保护比之于其他权利意义更为重大。任何一种国家政权建立以后，都会强调对权利的保护，这也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基本需要，但只有在法治文化浓郁的法治国度，才会更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为比之于其他权利，公民权利虽然重要却更容易被忽视。而法治意识深入人心的社会，公民权利会被置于与其他权利真正相对等的位置。

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媒体不仅不余遗力，而且卓有成效。2003年3月17日晚，因缺少暂住证而被警察送入“三无”人员收容遣送站的湖北青年孙志刚，被收容站人员殴打致死。案件被媒体广泛报道，最终导致施行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取代。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个典型案例。媒体不仅推动公民权利保护的落实，也推动法律文件的完善和立法进程。近年来，类似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虽然难以像孙志刚案那样产生直接的修法效果，但对于法律意识的普及、条文的完善以及公民权利保护的作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我国公民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因此，媒体在帮助公民了解自身权利内容、保护自身权利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几乎每一个重大的社会热点事件（如“最牛拆迁案”“最大国家赔偿案”，等等）背后，都有关于公民权利的多种博弈，也有媒体对社会公平正义孜孜追求的身影。以前“民告官”成为大新闻，而今天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以前公民之间发生争议后难有是非决断，而今天人们习惯于从法律上最终讨个“说法”……凡此种种变化，都是媒体推动法治文化形成的典型表现。

3. 享受表达权利

法治国家的推进需要广泛了解民意、集纳意见，唯其如此，决策才会科学民主。所以，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不能缺少媒体在民意表达中的作用。公民通过媒体表达意见的过程，也是他们培育自己法律意识的过程。媒体的民意表达，需要深思熟虑，确保不超越法律的红线，这与人际交往中率性的民意表达是有区别的。网络时代，民意表达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使“人人皆记者”时代真正到来。人们自由表达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和技术上的保障。众声喧哗之时，有些人似乎把网络这个虚拟社区变成了法外特区，非理性甚至是非法的谩骂、揭私等随处可见。但随着（微）博客侵权诉讼案的频频出现，他们很快开始承担因虚拟社区的非法行为而带给现实生活的法律后果。“文责自负”这个曾经流传在记者行列中的规矩，变成了任何一个网民必须遵守的“行规”——你可以享受表达权利，但必须履行守法义务。这是法律精神的一种自我洗礼。

国家享受表达权利以另外的形式体现，即从公民在媒体上的意见表达中，充分权衡决策得失。传统媒体曾经是民意传达的主渠道，但今天，新媒体充当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两者形成互有分工、彼此补充的关系。传统媒体因其多年形成的权威性，上情下达的功能表现得更加明显，新媒体则因为其草根性，主要承担下情上达的功能，当然，这种功能也是互为彼此的。这无疑是决策者乐于见到的一种局面——既可以顺利传达治国主张，又可以顺利了解民意表达。在这方面，国家已经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实践。例如，在假日制度改革、事关民生的物价调整、重大工程的规划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曾经将“网上民意调查”作为政策制定的手段之一，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决策参考，很好地利用了民意表达带给决策的便利。

在法治的框架内，表达者学会依法表达并真实言说，倾听者习惯依法倾听并从善如流，这样理想化的境界尽管还未至臻境，但显然已在实践的路上。法治化的养成，是需要经历这样一个彼此适应甚至彼此博弈的过程的。

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这是保证我国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历史选择。媒体在推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是历史的赋权，也是义不容辞的职业使命。

注 释

①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2页。

②苏力 《法治及基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

③郭道晖 《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载刘海年等主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新闻自由　公正审判　司法公正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受监督的司法程序与审判结果,也可能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司法实践中，公民并未能充分的受到公正审判，传媒也并不甘平庸，仅仅充当“传话筒”的角色。这就引发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存在一致性，实现传媒与司法的平衡与契合,促使二者在各自的领域中承载独特的社会功能，又共同服务于实现社会进步这一终极目标已然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公正审判与传媒监督的概述

公正审判就是司法机关严格贯彻法定的审判原则、审判制度和审判程序，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对于法院而言，公正审判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终极目标和任务，真正的公正审判即正义；对于公民而言，就是公民在审判活动中应该享有的程序性人权，既是公民在审判活动中获得程序公正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

新闻自由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新闻体制的基石。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制、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　传媒监督不同于客观报道，“传媒介入是大众传媒媒介对自己认为具有新闻价值、传播价值的社会事件进行不同程度的报道，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让公众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这一进程促进事件得到关注，进而促使其解决。”　舆论监督司法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究：

（一）从新闻媒体的使命、目的分析

传媒的使命是呈现司法活动的真相，实现对司法权力的制约，并希望以此来帮助公民实现公正审判权。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曾说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常常被看作是有效司法管理的助手。”大众传媒有理由运用介入式的报道，对审判活动提出合理的质疑，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大众传媒传播的广泛性决定了传媒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望者，其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诚地坚守着全社会成员的生存、生活环境，增进社会福祉。

（二）从舆论监督的价值看

传媒舆论监督对促进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传媒通过一种基本的言论自由对审判进程中的实体问题以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发表意见，提出质疑，保障公民切实享有公正审判权，真正获得司法正义。同时，程序公正具有客观性，较为容易评价，舆论监督对于司法活动中的违反程序公正的行为进行揭露、批评，在程序上确保审判工作的全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可以有效的促使其得到纠正，这也与舆论监督机制设立的初衷相符合。

二、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传媒的本能倾向就是去关注和发现，并以此实现其在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在司法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传媒应当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通过各种力量纠正司法权力运作的失误，保障公民能够获得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和新闻自由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自由与正义，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一是强大的舆论压力可能损害司法独立，冲击司法权威；二是传媒对终审前案情的报道和评论与刑事被告获得公正审判权力之间的冲突。

同西方国家的法律规范相比，我国目前尚未从立法层面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大众传媒有权代表公民、人民行使言论自由，代替人民监督司法的合法性问题。目前在我国内地用于处理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文件，基本上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法庭规则的文件，或透过新闻传播媒介实现的言论出版自由。　由此产生了一个权利断裂：在监督司法过程中，传媒无法“名正言顺的”作为一种权利平台和途径介入。

三、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协同与平衡

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从根本上说，“传媒与司法都是人民的委托：司法机关得以行使司法权力是公民将其权利让渡给国家而产生，而公民与传媒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关系，公民将新闻信息的收集处理权委托给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行使，传媒只有行使好公民所托付的权利，才能确保公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他们行使监督权等相关政治权利。”　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但都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支柱，所以，两者在终极价值层面上是高度统一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公正审判权的实现。如何在两者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考虑解决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的冲突或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以促进双方在终极目标方面发挥最大的功能：

（一）传媒应当以尊重司法权力的基本态度来对待自身的舆论监督行为

在司法权力的行使未表现出瑕疵、偏差时，传媒的作用便是客观的呈现司法活动的真相，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无需以舆论监督的姿态出现，只有在司法机关的行为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妨碍了司法正义的实现，损害了公民的公正审判权，传媒才有必要展开舆论监督。同时，传媒介入司法应当是善意和建设性的，并规范自身的行为，采取更加自律、负责的态度恪守道德准则，时刻铭记自身的位置与职责。

（二）司法机关动用司法权力规制传媒活动时，必须保障舆论监督的正常行使

司法审判要严格奉行法律标准，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范围内，鼓励、授权传媒对自己进行更加严厉的舆论监督。一旦传媒有正当的理由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司法机关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能任意加以干涉和阻挠。对于媒体的报道，被质疑、批评者应坚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不能追究媒体的责任。传媒报道中的不真实报道，歪曲报道，司法机关及其他权力机关必须给予明确且清晰的界定，无须给予过度的规制，甚至严厉处罚。

（三）新闻自由对公正审判的监督

需要制定相关的专门性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规范来明确新闻舆论监督的权限范围，同时，还需要完善新闻行业管理准则，提高媒体的自律能力。“新闻自由是新闻舆论监督对权利的要求，自律作为新闻媒介的内在要求，是对义务的承诺，它们都是舆论监督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就无从谈起;没有新闻自律，舆论监督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都市报法治版 革新 特性 问题 改版

2000年左右，“法治新闻”一词开始流行，逐渐取代了“法制新闻”，各地都市报纷纷顺应这股潮流，把“法制版”改称为“法治版”。“法制”与“法治”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的含义却大相径庭。“法制往往只注重法的工具，认为法只是治国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法治注重的是法的价值，在注重法的形式价值的同时，更注重法的价值目标和追求。”①随着“法治”对“法制”的取代，都市报法治版迎来了革新机遇，革新主要体现在观念变革、内容转型、版面创新三个方面，笔者称之为变脑、变心与变脸。

变脑：革新观念

认识都市报法治版的三个特性。报纸特性。都市报法治版的首要特性是报纸特性，即冷媒介特性。都市报首先是一张报纸，其次才谈得上都市性。作为报纸，它依存于纸张，与电子媒体相比，它更偏重理性，需要读者深度介入，其“阅读过程是一个繁重的参与过程，需要付出一定的心理和生理劳动，它不仅要求读者来解读语言，理解其含义，也要求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来构建作品中的人物、行为和情感等”②。相反，电子媒体向受众推送节目，受众没有更多的选择，其参与程度也较低。根据各类媒介所展现的特性，麦克卢汉将媒介区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他认为：“热媒介并不留下那么多空白让接受者去填补或完成。因此，热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③从麦克卢汉的思想出发，我们认为报纸是冷媒介，电视是热媒介。都市报法治版所依赖的介质是报纸，因而其定位应从冷媒介的特性出发，内容选择与呈现风格都应区别于电视法治节目。电视法治节目侧重感性，观众在看节目的过程中不需要深度介入与思考，节目内容追求对观众的感官刺激与视觉冲击力，其策略是以情动人。相反，都市报法治版侧重理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需要深度介入，其刊载的法治新闻应追求对读者的思想浸润与精神引领，其策略是以理服人、以法服人。

都市特性。都市报法治版的第二个特性是都市性，这一特性将都市报法治版与传统机关报的法治版区别开来。传统新闻价值理论认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有五个，分别是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都市报法治版的都市特性所要求的正是其中的接近性，包括物理距离的接近与心理距离的接近，前者体现在都市报法治版鲜明的地方色彩，后者体现在都市报的受众定位，即市民阶层。从物理距离角度来看，人们获取新闻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物理距离越接近，对人们生存环境的影响越大，因而发生在周边的事情比遥远的事情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按照这一原理，都市报法治版应较多地选择本地法治新闻。从心理距离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关注自身所在群体所发生的新闻，都市报的受众为市民，市民更关注与市民群体相关的新闻，因而都市报法治版要从把握市民心理出发，尽量刊载与市民相关的法治新闻。

法治特性。都市报法治版的第三个特性是法治性，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版面的特性。如果没有“法治”，法治版就会面目不清，混同于社会新闻版。都市报法治版的法治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递法治信息，包括“新近出台的法律法规，新近发生的法律事件与案件，新近出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法律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涉法活动的新鲜事迹，等等”④。二是传播法治精神，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追求民主法治社会放在重要地位。“无论是伸张法理正义，还是抨击犯罪邪恶，都是为了呼唤和营造一种公正平等的法治氛围。”⑤无论报纸有多大的发行量，无论一个法治新闻故事讲述得多么感人，在看完法治版之后，如果人们没有把该新闻跟“法”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就等于没有体现出都市报法治版的特性，因此在讲述法治新闻故事的过程中，都市报法治版应对一些法律的规则、制度、实践和精神做出一定的解释和分析。比如一个案件报道，当然会有法律信息含量，但如果它仅仅传递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中间没有进一步传递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精神，那么都市报法治版的社会效益将非常有限。

认清都市报法治版存在的问题。都市报法治版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法”的内核。“法”是法治版区别于其他版面的根本特征，如果没有“法”，法治版就会雷同于社会新闻版。具体而言，都市报法治版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内容：罪案报道过多，降低了都市报法治版的格调与公信力。为了赢得受众注意力，都市报法治版青睐甚至依赖罪案报道，这降低了都市报法治版的格调。笔者选取《重庆晚报》法治版进行了简单统计，样本是2011年4月份法治版的主打新闻标题，包括“警界”与“法眼”两类版面共计50条，这些标题的关键词主要有“”、“诈骗”、“盗窃”、“杀人”、“贪污”、“绑架”、“”、“抢劫”等，其中出现“骗”字11次、“毒”字5次、“偷”字5次、“杀人”1次、“贪污”1次，相反，“法律”一词只出现了1次。从这一简单统计可以看出，都市报法治版罪案报道较多。在这类报道中，由于采用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常常存在对情节的虚构与“合理想象”，真实性不足。即便是真实的新闻事件，法治版新闻中的当事人也多为化名，一般在报道的末尾用括号注明“（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这些做法虽然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权，但也削弱了都市报法治版的公信力。

语言：“有罪推定”的语言风格涉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指新闻作品中的倾向性叙述或评论对司法独立和公正所造成的妨碍和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编辑、记者的主观倾向性；二是编辑、记者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对法律术语把握不准。因而在报道和评论中经常超越司法程序使用一些“有罪推定”的语言，甚至是侮辱性的语言对案件和当事人进行评论，并试图影响司法。如在药家鑫杀人事件发生后，《重庆商报》于2010年11月2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天之骄子咋又变“冷血屠夫”?》的评论，此时，法院尚未对“药家鑫杀人事件”进行审判，《重庆商报》就已将其描述为“冷血屠夫”，断定药家鑫“分明就是一个泯灭人性、冷酷凶残的暴徒”⑥。这显然已不是基于法律理性的分析，而是无视法律程序的媒介审判。

版面：版序的不固定无法形成“约会”意识。在对《重庆晚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报纸进行观察之后，笔者发现大多数都市报法治版的版序都不固定，这增加了读者的阅读成本。在早已步入“厚报”时代的今天，各都市报的版面都非常多，有时甚至达到上千版，如2011年4月29日《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透露，该报当天总出版48叠1002版。读者要想在如此众多的版面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版面犹如大海捞针，因此，版序的固定尤为必要，但目前都市报法治版不固定，往往随机排列，如《重庆晚报》的两类法治版面“法眼”与“警界”的版序就毫无规律，以2011年4月份为例，最靠前时排在第3版，最靠后时排在第26版，跨度很大，毫无规律。除此之外，法治版还存在广告比重过大、琐碎消息过多等问题。

变心：革新内容

受众定位：权利主体而非消费者。在传播学上，有三种不同的受众观：第一种将受众看做社会群体成员，第二种将受众“看做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和大众传媒的市场”⑦，第三种将受众看做权利主体。一般而言，都市报信奉市场受众观，因此各都市报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而竞争的对象自然是消费者”⑧。都市报之间为争夺受众注意力这一宝贵资源，满足甚至迎合受众需求。这一做法“一方面低估了受众的欣赏水平和阅读兴趣，培养了读者错误的媒介素养；另一方面也可能对报纸产生格调下滑的负面效果，使得报纸充斥低级内容，不能正常地传播法律”⑨。作为都市报，将受众看做消费者无可厚非，但若想上大舞台、入主流，则不能仅仅满足于将受众作为消费者，而应兼顾受众作为社会群体成员和权利主体的一面，“致力于对受众法律意识的培育与提升”⑩。

内容选择：维权而非猎奇。“与普通时事新闻报道相比，法制报道并不只是对有关法制的新闻做简单汇编、集成，在说‘事’上重复。法制报道的精神应当是‘内容为王’+‘说法为王’，即在叙述事实的时候，同时阐述法理，传播法治”???。具体而言，都市报法治版宜从其三大特性出发进行内容定位：第一，报纸特性要求其深刻理解报纸，回归报纸新闻。报纸新闻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文字的理性色彩而非视觉冲击力，因此，它要做的不是与电视法治节目争短长，而是错位竞争。第二，都市特性要求其“以法制的内容，配上都市报的风格，真正做到‘三贴近’”???。第三，法治特性要求其在选题上重维权而轻猎奇，深刻把握主流媒体内涵。一方面，法治版应提供贴近民生的维权信息，为市民释疑解惑、维护权益。另一方面，法治版还应通过故事性强的深度报道，传播法治精神。深度报道以深度取胜，其精髓在于说法，“必须重于明辨其事，精于阐释其理，就实论虚”???。维权信息则应注重时效性与接近性，提供本地市民关注的法治信息，在形式上体现为法治信息超市，对信息进行归类，方便市民获取。

写作风格：讲理而非煽情。都市报法治版的写作风格应以讲理、说法为主，兼顾人情味，突出人文关怀，但必须避免煽情化。煽情与人文关怀的区别在于，前者“追求细节化和犯罪化描写，没有理性的深度”???，后者以人为本，强调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在写作上关注人的命运起伏，唤起受众的人道主义精神。煽情化的写作风格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吸引一定规模的受众注意力，但并非长久之策。唯有通过深度报道，推出饱含人道主义精神的新闻作品，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媒体主流化道路。许多都市报的法治版没有把握好人文关怀与煽情之间的分界线，“对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细节具有警示意义，哪些细节不能大肆渲染，没有一个标准”???，结果导致法治新闻血腥化、暴力化，甚至“充斥着对妇女遭受害细节的再现描写或叙述”???。

变脸：革新版面

改版：改良而非革命。版面是“一切印刷品的印刷幅面，也就是由文字或图案组成的平面”???。对报纸而言，版面是其存在形式，也是其彰显报纸个性的窗口，因而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传媒发展的现实。“从报纸版面学的角度看，一部中外报纸史，就是连绵不绝的版面创新史。”???报纸版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在纸质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报纸改版一般较为慎重，改版一般意味着报纸理念与编辑方针的大转型，如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都是报纸的关键性改革。但在传媒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报纸面临多方面的竞争，其版面改革必须随时进行。改版不能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冀望通过一劳永逸式的大变革来坐收红利，而是要通过不断“改良”、常态化的微调，来保障报纸的可持续发展。报纸的编辑、记者必须转变观念，深刻理解版面，将版面看做流动的窗口，既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又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具体做法就是定期改版，定期改版是一个递进式的过程，稳中有升，一方面，媒体改版不能过于频繁，每一种版面设计与编排都应当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期（比如一年），通过稳定性来避免读者流失。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改版来吸引新的读者，保持报纸的活力。

整体性：版面即系统。一张报纸就是一个系统，版面是报纸系统中更小的系统。系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但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相加，要研究系统就要从整体上把握系统的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报纸版面既是报纸系统的构成部分，也是一个独立的小系统。因此，都市报法治版一方面要契合都市报的风格，与其他版面的风格协调；另一方面又要有自己的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即内容不能随意拼凑，而是要有机结合。在版面稿件配置时，可采取“题材聚焦、体裁多样”的方法，即先为版面确定一个主题，然后围绕主题配置相关稿件的体裁，通过深度报道、评论、消息等体裁展现同一新闻主题，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一个法治事件出现之后，读者既需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详细过程，又需要通过专家解读来理解事件的意义，对于读者的多种需求，编辑应尽量通过不同的体裁来满足，如“了解事件”可通过消息和深度报道来满足，“理解意义”则可通过评论、专栏文章来满足。

简约化：让版面自由呼吸。在将版面作为一个系统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版面的简洁明快。一个版面不宜堆砌太多的信息，因为“过多的信号，导致人们作出一种抛弃性的反应，转而寻找自我封闭。种种视觉花样的轰炸，反而会使人为刻意的花哨形象失去震撼效应”???。目前报纸版面设计崇尚简约，追求版面的纯净。具体做法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去除过多的修饰，如题花等；第二，合理利用空白，让版面自由呼吸；第三，适当使用色彩，但要避免花哨；第四，减少栏数，增加栏距；第五，简化标题。???具体到都市报法治版，可采取模块化方法使其简约，有人将此形容为“钢筋结构大窗户”，在版面设计和稿件配置过程中，通过合理的条块分割增强视觉冲击力和流畅度，如配置一篇好头条、一篇好评论、一幅好照片、一组短消息，以头条为版面焦点，形成众星捧月的版面效果。（本文为西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批准文号：07XZ-QN-11）

注 释：

①王更喜：《由“法制新闻”到“法治新闻”》，《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

②赵毓琴、李竞业：《电视与印刷对文学名著传播特点的比较》，《北方论丛》，2001（4）。

③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④⑤刘斌、李矗：《法制新闻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刘凤羽：《天之骄子咋又变“冷血屠夫”?》，《重庆商报》，2010 -11-29。

⑦⑧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⑨⑩????????????赵中颉：《转型中的中国法制报业刍议》，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法治传播与和谐社会:全国法制新闻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张文宇：《提升法制新闻报道的品位与格调》，《青年记者》，2007（8）。

??????王咏斌：《报纸版面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许正林：《西方报纸版面改革的七个趋向》，《新闻记者》，2009（4）。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