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13:39
【关键词】“唐律研读会”;高明士;法学
在台湾地区,各类读书会异彩纷呈,活跃在台湾的各个角落。在众多形式的读书会中,发源于台湾大学的“唐律研读会”尤其引人注目。笔者利用在台研修期间,曾对它作了一点调查和考察,现呈奉于大家面前,以求有所裨益。
一、“唐律研读会”的历史概况
“唐律研读会”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读书方式。据召集人高明士教授介绍,这种读书方式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读书方式,但我们后人逐渐淡忘了这种读书方式。该研读会开始于1994年,1994至1996年是基础研究阶段,主要依个人兴趣与专长,先逐条逐字解读唐律部分条文,并以史学的观点,探讨中华法系的沿革演进,也析论既有的学术著作。1997年度研读工作暂停,各会员根据自己的研习心得,撰写可发表之研究报告,以展现并反省三年来的研讨成果。自1998学年度开始,该研读会改变过去只依个人兴趣条文解读方式,而由具有总则性质的《唐律疏议・名例律》开始,依序解读,持续至今。十余年来,唐律研读会已经陆续解读完毕唐律277条,超过唐律全部条文(502条)的二分之一。
二、“唐律研读会”的组织和成员
“唐律研读会”由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高明士教授担任召集人,联合台大、政大、师大、文大等校历史系与法律系师生进行研读,成员包含史学界、法学界教授、研究生以及大学部学生。我们从下表主要成员简介一览中可以看出这种学科的结合,从而为我们的跨学科联合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凡欲参加“唐律研读会”的专家学者或者学生,均采取自愿方式,不用交付任何会费。在每次研读会举行时,与会者需要在签到表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唐律研读会”是一个开放型读书会,允许外界自由地参加。
三、“唐律研读会”性质与目标
“唐律研读会”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自由阅读与集体交流阅读体验相结合的读书形式。每次大家选择《唐律疏议》中相同的条文,自行阅读和查阅相关资料,然后在定期举行的研读会上彼此交流阅读体会,并鼓励和允许不同观点相互争论。其目标是:提振法制史研究风气;发扬基础研究精神;探讨以唐律为中心之历史问题,尤重唐律对其后历史的影响;历史学者与法律学者就法制史课题进行科际整合;建立以唐律为中心的中国法制史网络讨论群。
四、“唐律研读会”的活动形式
“唐律研读会”有多种活动形式,概括起来,主要有:
(1)自行阅读。会员自行读完选定的《唐律疏议》中的有关条文,并以书面形式准备好阅读心得或报告。
(2)研读会。这是“唐律研读会”活动的主要形式,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一般在”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会议室”进行。座谈由召集人主持,记录员记录研读内容。会员在会上畅谈各自的心得体会或对所阅的条文发表评论。
(3)学术研讨会。迄今为止,该研读会共举办过五次学术研讨会,会议时间和内容分别是:第一次在1998年3月至5月间,该会成员借论文研讨会,报告各自研究成果;第二次是2001年7月19日―20日,举行“唐律研读会第一次成果发表会”,除了研读会的成员外,还邀请多位海内外专研唐律与法制史的学人共同参与研讨;第三次是2004年5月22-23日,举办“东亚教育与法制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第四次和第五次是2005年度,于4月29日举办“东亚传统家庭教育与家内秩序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一”,于6月2―3日举办“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
(4)固化有关成果。自1994至2006学年度为止,“唐律研读会”已经召开逾105次研读会,其中申报”教育部顾问室”的研读成果报告书计有九本,申报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研读成果报告书有一本,向“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申报者有三本;公开出版《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教育与政治社会》、《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唐律诸问题》、《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教育与国法》、《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等六部专书;有6位博士研究生以唐律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这六篇博士论文均陆续由五南书局出版,作为《中国法制史丛书》(据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亦已同意将《中国法制史丛书》出版简体版)。
五、“唐律研读会”的经费来源
“唐律研读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和有关单位或个人资助。1994年研读会在“教育部顾问室”资助下创立,后来由“国科会”资助继续读书活动。有关单位或个人的资助主要限于学术研讨会和出版成果,比如《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系由“洪瑞先生学术著作奖助出版委员会”奖助出版;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系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及玄奘大学资助下举办;而第四、五次学术研讨会均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资助举办。
六、结语
“唐律研读会”的累积成果,目前已经受到中国大陆地区、日本、韩国等学界的瞩目。它倡导的撰写法制史论文范围,已由研究生下移至大学部学生,成员涵盖三个世代。笔者相信这不仅对法制史研究作出贡献,同时对于提掖后进,培养扎实学风,提振研究风气,必定会有所裨益。
本文撰写完毕后,曾送唐律研读会负责人高明士教授与张文昌先生审核,以确保该文材料的真实性。在此谨致谢意。
一、 艰辛岁月的《涓滴集》: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奠基
对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史学进行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律史学划分为传统法律史学、现代法律史学的奠基、现代法律史学三个发展阶段。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丘汉平的《历代刑法志》,是传统法律史学的代表作;程树德的《九朝律考》、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等则为现代法律史学奠定了基础。1949年以后,法律史学在祖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分为两途,中国台湾学者徐道邻、戴炎辉、林咏荣、张伟仁等名家著述丰厚,使现代法律史学得以发展。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从1957到1978年的二十几年间,法律史学在祖国大陆几遭摧折。在“反右”运动以及的浩劫中,新中国的第一代法律史学者以他们的生命维护了法律史学的传承;在结束以后,又是他们推动了法律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张晋藩先生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法学家。在五十多年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中,他邃于法律史学,著述宏富。其中,《涓滴集》是张先生厚积薄发之作,也是他对多年法律史教学研究事业的初步总结与省思。《涓滴集》一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萃编了张先生在1954至1990年完成的论文和诗草数十篇。这部简短的文集记述了一位学者凭借着对学术的忠诚与执着,使新中国法律史学挨过了漫长的动乱岁月,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建法律史学科的甘苦和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
该书第一部分收集了《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意见》等二篇文章,表现了作者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观点。第二部分收集了有关法制史学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十篇文章。作者一贯认为中国法制史学为现实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该学科的生命力之所在。第三部分收集了作者对于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方面的七篇文章。他主张开展对于中国古代民法史、行政法史、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比较法制史的研究工作。他在1983年明确提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因而积极推动中国部门法史的研究。第四部分收集了作者在日本公开发表的二篇文章。第五部分是作者近年来关于台湾法律问题研究的记录,表达了作者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献计献策的热忱。第六部分收集了作者关于教材建设方面的意见。第七部分是作者为十四本书所写的序言,表达了对于大部分青年教学与科研工作者的热情支持。第八部分是作者抒情言志的诗草。
《涓滴集》虽然是一本约10万字的小册子,它却是张先生数十年思想积淀的成果。笔者仅以个人之见就《涓滴集》中所体现的张先生对新中国法律史学的贡献,略加阐述。
(一) 构建新中国法律现与对法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张先生在《涓滴集》中,特别收录了两篇反映新中国法律观转变的文章——《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意见》与《“法家爱人民”论就是阶级调和论》。今天看来,这两篇文章中的思想未必契合现在大多数学人的思想理路,但是其中却蕴涵了对中国法律的本体性思考,透现出张先生对构建新中国法律观、探索法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显示了一位不为权势所属的学者的品格。
新中国的法律观发轫于1949年2月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该指示旨在清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旧的法律观,确立“马列主义——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 .可是我们看到,在具体实施中共中央指示的过程中,达到了破除旧的法律观、树立新的法律观的目的;同时,也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方法造成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的影响是,废除和批判旧法造成了矫枉过正的后果,由纠正旧法律观演变成了废弃一切旧法,使得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启的继受西方法律的进程发生了断裂;另—方面的影响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和法学研究方法取代了西方法系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接续中国传统法律的传承,造成了新中国的法律与传统法文化传统的断裂。特就法律史学而言,清末以来的传统法律史学、民国时期初萌的现代法律史学均被否弃,与“马列主义——思想法律观”相符合的苏联 “国家与法的历史”学成为权威理论范式。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理论,以一个简单的政治逻辑来解释法的历史:国家与法都具有阶级性,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法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国家分为剥削阶级国家(少数人的)和无产阶级国家(多数人的),法也同样区分为剥削阶级的法与无产阶级的法。根据 “国家与法的历史”理论,国家观与法律观都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阶级分析的方法既是国家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又是法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无产阶级法律观、阶级分析方法成为权威的研究范式,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这样一整套法学研究范式同样继受于外国,它在中国所取得的实践经验还仅限于政治领域,其适用于法律史研究领域,能否统一地解释中国数千年的法律史?能否与中国自身的法律文化相和谐?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张晋藩先生出于—个学者对民族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积淀的责任感,在多年从事法律史研究的基础上,他于1957年在《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意见》一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张先生认为:“法律的阶级性并不排斥继承性”,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理解继承的概念,如何具体地分析法律规范的社会内容。张先生指出:“以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为依据,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即便是剥削阶级的法律,仍然可以批判地继承”。特别是,“应该在对旧法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找出其中可以被继承、被改造为新社会服务的因素”。
在“反右”斗争的前夜,张先生敢于探究“不证自明”的政治命题——法律的阶级性问题,足见其在学术研究中尊重历史的客观精神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更为可贵的是,张先生敏锐地发现简单照搬苏联的法律观与阶级分析方法,会使无产阶级的法律陷于历史的虚无,会造成中国数千年不绝如缕的法律传承发生断裂。此种危险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所指出的:“法律中大规模的突然变化即革命性变化实际上是‘不自然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必须采取某些措施防止它再次发生。” 亦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时所醒惕的:“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 张先生所言“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继承性”,旨在倡导将“马列主——思想法律观”、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客观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在继承性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法的阶级性,而不是简单套用马列主义——思想的逻辑形式;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特别应“以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为依据,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例如,张先生在评价唐律的时候,对其“诩许‘辉煌’、颂叹备至”,这是因为从初唐到中唐,唐律和均田制、科举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唐律中占田过限、私卖口分田,旨在限制豪强,实现了最大多数民众都成为小土地私有者的理想;使得贫民布衣能够以才而举。盛唐时期,虽然存在着大量的贱民,虽然也有冤狱,但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民众不必因饥馑而为盗贼,贤人得以施展才华。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治之盛也。
无产阶级法律观、阶级分析方法是张先生一贯坚持的研究范式,但是不能将他所持守的这一法律观与研究方法等同于前苏联的历史逻辑理论,也不能视为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与方法。张先生所坚持和运用的无产阶级法律观、阶级分析方法,是以中国法律史的客观为基础的,是以中国历史上广大民众为主体,并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剪裁中国法律史,用阶级斗争的逻辑来贴标签。实际上,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已经为中国史学界所接受,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名家以阶级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打破了英雄史观,开创了新史学。将无产阶级法律观、阶级分析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法学研究的范例也并不鲜见,例如孙国华所著《法理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文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武步云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以至于有论者称:“公正地说,在解释历史方面,尽管学说纷纭,流派迭出,但是马克思的学说(当然,不能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拘泥于具体的论断和观点,而必须在总体上予以把握)依然是最具解释功效的。笔者甚至认为,自从有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和学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它,都是无法回避而必须面对它的。” 甚至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反对者,也会不自觉地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法家爱人民”论就是阶级调和论》是张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逆潮流而动的一篇反叛之作。没有亲历的人,也很难想象“批林批孔运动”多么的轰轰烈烈、无坚不摧。1975年底,“”已是最后的疯狂,北京市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为使“批林批孔”运动能批出新意,指示张先生整理“法家爱人民”的材料,并撰写颂扬法家、批判儒家的文章。张先生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没有按照领导的旨意来剪裁历史,面是客观地尊重历史,最终将“法家爱人民”的命题写成了批判法家的文字。所幸,“”很快被打倒,张先生批判法家的文章没有给他带来政治灾难,却成了批判“”的文章。1976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法家爱人民”论就是阶级调和论》。文章指出,从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确立时起,法家以严刑酷法维护封建专制政体,所谓“法家爱人民”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如果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具体分析判断,“法家爱人民”混淆了阶级矛盾,是阶级调和论。
张先生尊重历史的客观精神,使得他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体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法律史。纵然在是非颠倒的时代,他也能持之不渝。
(二)从“国家与法的历史”到新中国法律史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禁锢逐步解除。张晋藩先生得以自由地表达思想,他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学科建设的文章,为从事法律史研究的学者立志,并阐明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进一步探讨法律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促成了从“国家与法的历史”到现代法律史学的转变,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贡献,也自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看到,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传统法律史学,对中国古代律例、刑制考镜源流,其史的价值不可否认。然而,沈家本所作《历代刑法考》与清末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在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断裂。由此可见,沈家本所治法律史,只是古代《刑法志》最辉煌的绝唱,却不能在近现代有经世致用之功。民国时期,杨鸿烈所著《中国法律发达史》为现代法律史学的代表作,颇具史料整理之成就,但不免有堆陈资料的痕迹,而缺乏系统的史论。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律史学深受苏联“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影响,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无处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被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唐俗化。1949年以后,中国台湾学者有关法律史学的研究成就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延续了近代法律史学的学术传统,并广泛运用西方规范分析、法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描述、分析中国法律史;可是中国台湾法律史学者和乃至整个中国台湾知识界都存在着普遍的忧郁与困惑。中国台湾学者运用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来分析一个文化大国的历史资料,但是却不可能接续一个大国的历史传统与她的现展。他们锐利的思想家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认为:中国台湾的知识界,“许多知识分子对逻辑、科学方法
与方法论产生了迷信。事实上,过分提倡逻辑与科学方法并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最易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 还有人批评道: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或拼盘式的折中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由在于,中国台湾的学者已经脱离自己社会基础在研究法律史,他们研究的法律史是一种“博物馆化”的标本,他们的研究缺乏一种现实的归属感,得不到现实的验证和应用。因此,新中国的法律史学可以借鉴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成就,但是我们必须培育自己的学术传统,研究活着的历史,创造性地转化历史传统,也为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诚如海外学人所感受到的一样:“中国人还必须继续发掘自己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期望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创生过程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先生致力于重建新中国的法律史学。重建的意义就在于,使学术研究延续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传承,使学术研究为社会主义法治提供借鉴。1979年,中国法制史学成立大会在长春召开,此次大会成为新中国法律史学得以重建的契机。张晋藩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祖国大陆的法律史学者要用自己创造性的学术成就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他说:“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30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新中国法律史学者不仅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这不仅是学者的面子问题,更主要的是关涉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问题,以及法律史学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所贡献。
《涓滴集》收录了《要重视法制建设中的历史借鉴问题》、《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体系》、《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应重视的二个问题》、《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中外法制史“真实进程”的比较》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有关法律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文章,是张先生从不同角度对于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的思考。
张先生在《要重视法制建设的历史借鉴问题》(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10月16 日)一文中指出,新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他说:“由于中国立国悠久,在法律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十分丰富,对于这些经验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给予批判地总结。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文明确区分了新中国法律史学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律史学有两方面的重大区别。其一,我们所研究的法律史是“活着的”,而不是已经“博物馆化”的木乃伊;研究法律史的目的既要客观地考证历史真实,这当然是新中国法律史学最基本的出发点;同时,我们研究法律史的落脚点是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提供借鉴,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其二,新中国法律史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基本刻画出新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的特性,对于新中国法律史学的重建发挥了指导作用。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体系》、《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应重视的二个问题》、《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三篇论文从法律体系、部门法两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法的体系上的统—性和功能上的部门区分;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冶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的方法为一炉,突破了“国家与法的历史理论”,探寻一种能够客观阐释中国法律文化内涵的研究方法。例如在《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张先生指出:“对中国法制史,需要从多部门、多层次进行研究。过去研究中国法制史较偏重于刑法史,而中国法制史的内
容是非常广泛的,不限于刑事,它在经济方面的立法、民事方面的立法、诉讼法、狱政法、行政法都是很丰富的。“表明张先生把中国法律史看做是一个多层次的统一体,而不是单一的刑法;中国古代法也不是单纯的阶级压迫的工具,它具有社会性,执行着建构和谐社会秩序的职能。
《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中外法律史“真实进程”的比较》两篇文章则侧重从世界的视野来看中国法律史,以彰显中华法系的民族个性,探讨其文化特质和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规范功能。比较法学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张先生特别指出应将其运用于法律史学,并侧重于“平行的研究”和“影响的研究”两个方面,他说:“要以中国法制史为主,有选择地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制史进行宏观、总体上的比较,并给予综合评论,但也不排除特定制度上的微观比较。”比较法是在马克思以后兴起的,在前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理论”中鲜有具体而精到的运用,张先生对比较的方法提倡以及研究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为新中国法律史学拓展了研究视野。
二、求索未已: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拓与创新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中国逐渐步入法制建设的正轨,各方面急需大量的法律人才。当时,张晋藩先生有很多机会可以脱离清贫的教学、研究岗位。但是,他没有离开学校另谋高就,因为他如此地热爱法律史学研究,而能安贫乐道。1983年,张先生从人民大学法律系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工作,在担任繁重行政事务的同时,张先生惟学问是尚,珍惜自由思想的每一寸光阴。1994年以后,张先生也可以淡出法律史学术圈,欣享安逸无忧的生活。然而,他没有独乐乐,而是以从事法律史学的教学研究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事,致力于在法律史学领域内辛勤耕耘。新中国法律史学从幼稚而臻于醇熟,需要无数学人汗水与智慧的凝聚。而张晋藩先生于斯,功不可没,以至于他的名字与新中国法律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96年,为纪念张先生从事法律史学教学研究工作四十年,《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一书在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该书荟萃了张先生研究中国法制史四十余年的代表性成果,展现了张先生学术求索的心路历程,以及对新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之功。在该纪念文集的出版座谈会上,张先生曾说:“这本文集定名为《求索集》就算是我的第一步求索吧!今后的路还长,我将奋志求索下去。”2000年,为纪念张晋藩先生七秩华诞,《未已集——张晋藩先生教研五十周年纪念》(作为《求索集》续编)由南京大学出版杜刊行。《未已集》之名,大致与孔子所言“生无息所”语意相通,即为求大道,求索不已。张先生虽已年届古稀,可是由于对法律史学的挚爱,使他仍然有一种人在旅途上下寻觅、壮心未已的责任感。
以下通过对《求索集》、《未已集》中张先生部分著述的分析,来管窥他在学术自由的时代为拓展法律史研究的视野、开创新研究的境界,所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断代法律史与部门法律史研究的深入
在《求索集》和《未已集》的厚重研究成果中,
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研究清朝法制史所付出的心血是最多的。在期间,张先生从江西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以后,并没有间断学术研究,不能公开发表学术观点的情况下,他利用在清史所工作的条件,潜心从事清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一直到人民大学重新恢复。十余年的时间,对清史资料的系统掌握,为后来的清代法制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束以后,张先生于1979年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清律初探》一文。此后相继发表了《所反映的清朝诉讼制度》、《从崇德三、四年刑部满文原档看清初法制》、《论清代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发展》、《论沈家本的法律思想》、《论清太宗皇太极的法律思想》、《清代法制史综述》、《清代律学及其转型》;专著《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与郭成康先生合著,辽宁出版社1988年版)、《清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清朝法制史》(主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等。历经多年的积累,1995年张先生主编的《清朝法律制度》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清朝法律制度》以50万字的篇幅,把清朝法律作为一个动态的“全景图”加以细描。由于满清王朝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其早期法律文献主要用满文书写。《清朝法律制度》在“清入关以前”这一部分,遂以《满文老档》作为论证依据,因此从材料的引用方面即具有权威性的学术价值。
张晋藩先生一直比较重视部门法制史研究,他先后主持撰写了《中国行政法史》、《中国刑法史稿》、《两宋民事法律制度研究》、《清代民法综论》等著作。《清代民法综论》是张先生从事部门法研究的一个代表作,对刑法以外的古代法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自近代以来,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中国古代民法之存在形态若何?始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张先生考证了清代民法的存在形态,以及在清末修律过程中,从古代法到近代民法的续绝之变。首先,《清代民法综论》从古代法律体系的结构与规范功能来界定民法的概念。张先生认为:“任何—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规范,一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另一方面基于调整对象的差别,又划分成若干不同的法律部门。这些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的若干法律部门,便构成了法律体系,这个法理学上的共同理论基础,也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若按照法律规范的功能加以区分,“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同样是由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种部门的法律所构成的。” 亦如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所指出:“各种不同的法律秩序,尽管在其历史发展、体系和理论的构成及其实际适用的方式上完全不相同,但是对同样的生活问题——往往直到细节上,采取同样的或者十分类似的解决办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式的民法,却存在实质的民法。其次,《清朝民法综论》通过耙梳整理相关的法律史料,来实证性地描述清代民法的存在形态。《清代民法综论》从挖掘史料入手,静态地描述了清代民法的渊源形态(包括《大清律例》中有关民事问题的规定,{户部则例》对民事问题比较集中的规定,民间惯行的民事规则);通过民事裁判来说明民事法律规范的实际适用情况,动态地描述了各种民事法律渊源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裁判官对民间习惯的态度。再次,阐释了清代民法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的续绝之变。1907年以前,清代民法属于中国固有法,法律形式较为多样,既存在于国家律典之中,《户部则例》对民事问题也有比较集中的规定;同时,大量的民事规则存在于民间习惯法之中。1908年开始修订《大清民律草案》以后,继受于西方的法律规范成为制定法的主体部分,中国固有法大量地被弃置于法典之外。在修订《大清民律草案》的过程中,立法者主要依据德日民法制定了财产法律规则,依据国家的政治需要,制定了亲属法条文,大多数法条与本国民事生活并无直接经验关系。因此,在赞誉近代民法法典化所取得的成就的伺时,张先生也指出近代民法法典化对固有法的忽视,其中蕴藏着法律失效的危险。
(二)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阐释:《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
199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是张晋藩先生阐释中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力作。该书大体根据法律文化的显形样式和法律精神的特质,将上溯夏商、下迄民国,中国四千余年的法制发展史划分为“中国法律的传统”和“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两部分。“中国法律的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四千年的连续发展,“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则体现出清末以来,中国近代法制与古老传统的断裂性发展。
一位著名学人曾指出:“重大与原创的思想是来自重大与原创问题的提出”,而“重大与原创的问题必须是具体的、特殊的”。张先生在分析“中国法律的传统”的时候,提出了十二个具体的问题,通过这十二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诠释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质。最后,基于深入而具体的分析,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法律做出了积极而中肯的评价,并鞭辟入里地指出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传统决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绝不是劣根性。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
张先生超越了一维的立法层面,从法文化变迁的立体视角来解读中国法律传统的近代转型。鸦片战争以降,迫于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中国法律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变局,开始了直面世界的近代转型。张先生将中国法律传统的近代转型看做是一个法文化变迁的过程:“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传统法观念的转变”、“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传统法律的转型,展现了一个拥有四千年悠久法律文明史的民族,如何怀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理想走上自我更新、移植西方法律的道路。
清末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带有理性主义色彩,但其结局却是苦涩的。张先生通过清末传统法律的近代转型,深刻地指出:“固守法律传统不可能实现法律的现代化,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更不能完成现代化。”同时,他指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曾经冲击过世界,对世界法制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发展不是阻力,而是动力。”需要对中国法律传统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前人未竟的事业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三)中国法制通史研究的集成:《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
法律通史并不等同于简史或是教材式的论著,它需要以精当的取材和宏观的概括,来传神地刻画法律传统的外在样式和内在特质。由此而论,并非学术功力浅薄者可以治通史,而是深厚修养者才可以把握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法律史的形神特征。
1979年,张先生提出了撰写一部《中国法制通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直到1998年才得以完成。《中国法制通史》从倡议、组织到最后出版,历时19年。在组织撰写的过程中,张先生提出:“研究法制史也要见思想、见人物、见活动,任何一个时代法制的兴革,除物质生活条件所起的决定作用外,都有思想做主宰,都有人物在操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生动的而不是枯索乏味的。”如果说在撰写通史之前,这仅仅是张晋藩先生个人见解,在通史的写作过程中,它已经被各位作者所接受,体现为法制通史十卷本共同的阐释范式。
在众多的法律通史类著作之中,《中国法制通史》不仅以十卷本的宏大容量卓然见长,其贯通断代史的通史体例、基于翔实史料的厚重史论、法律制度与思想的浑然一体,这些都具体反映出法律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首先,《中国法制通史》采取了通史与断代史相结合的篇章结构,注重一般历史规律与特殊历史规律的辩证统一。整部通史由断代史组合而成,它包括夏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清末民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十部断代史。以中华法系的孕育、生成、发展、兴盛、衰亡,作为中华法律文明史的主要线索,揭示了中华法律文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中华法律文明在不同发展阶段又各有其特殊性规律,如西汉朝中期以后法律的儒家化、隋唐立法的一准乎礼、明清时期律典体例的更化与私家注释律学的兴盛等等。各个断代法律史展现了中华法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个性特征,而各个断代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构成一个连续的画卷,再现了四千年中华法制文明的辉煌历史。
其次,《中国法制通史》打破了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的学科壁垒。把法律制度、法律人物、法律思想融合为一体。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将法律史分为制度史和思想史两个相
对独立的领域。这样的学科划分虽然有利于在某一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但是却人为地割裂了法律史的整体性,造成了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殊分两途、互不通融。而《中国法制通史》注重通过特定历史环境中法律人物的活动及法律思想的碰撞,来展现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是一部全面而生动的法律史。例如在阅读通史第四卷《隋唐》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唐律》的规范分析,还可以看到唐太宗君臣十年修律的艰辛历程、长孙无忌博大精深的律学思想,而唐律之所以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正是立法者孜孜以求的结果。
再次,《中国法制通史》以系统、翔实的历史材料,反映中国法制发展的真实历史面貌。在辨伪考证的基础上,通史各卷系统运用了考古文物、社会习惯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公文、判牍、规约、教义等多种历史材料。例如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收集和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兼采银雀山汉简、包山楚简、云梦龙岗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江陵张家山《奏谳书》、尹湾汉简等考古文献中的法制史料。而笫八卷《清》,为了充分展现多民族国家法制的辉煌,引述了大量的满文老档;第九卷《清末民国》,为了阐述立法与司法、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实际状况,广泛地征引了大理院、司法院的判例以及民商事习惯。
可以说,《中国法制通史》是对近一百年来法律史研究的全面总结,称之为法律史学的世纪之作并不为过。台湾著名法律史学者黄静嘉先生曾评价此书:“煌煌巨著,字字珠玑,总结历史经验,以现代社会的科学方法、检讨中国固有法制传统,如此名山盛业,当足以辉耀千古。”
三、从《青蓝集》看法律史学的薪传
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研究领域的拓展,都需要研究者个体之间有良性的碰撞和相互激发,因此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团队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张先生对于新中国法律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还在于他对法律史学研究人才的培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学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张先生以其个人的学术影响,使得法律史这门比较冷僻的学科,能够汇纳众多的法学才俊,这与他的奉献与敬业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法律史学新人的成长,也是张先生从事清苦的教学工作的最大欣慰。在回顾五十年的从教经历时,他说:“对于教师职业,我从上小学时便心向往之。大学时读韩愈《师说》更感觉到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是光荣和神圣的。近五十年的教师生涯,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无怨无悔。”
1983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中国法制史博士点,张晋藩先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学博士生导师之一。自1984年开始,张晋藩先生招收第一届法制史博士生,至2001年为止,已招收15届,获得博士学位者共34人。2002年初,正值中国政法大学五十年校庆之际,张先生指导的34篇博士毕业论文(1987至2001年间)的精粹摘要结集出版,张先生名之曰《青蓝集》,取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法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言传身教,无私地提携后学后进。张先生经常讲,一个学科从创立到发展、醇熟,绝不是几个学人所能达成,它需要持续地注入新鲜的力量,有新思想的破土成长。《青蓝集》正反映了张先生为培养法律史后进学人所倾注的心血,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了发展法律史学,张先生迫切希望年轻人能够坐在冷板凳上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他鼓励学生在学术上要有远大志向,赶超自己的老师;但也同时告诫他们:“赶超老J币井非易事,因为我还在前进!如果说法律史是一座宏伟的殿堂,那么我正凝望着这座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
《青蓝集》中有许多优秀的法律史论文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承认,这是法律史人才辈出的一个明证。同时,许多博士生在学习期间深受张先生的影响,他们的博士论文在选题上注重创新,开拓了法律史研究的领域;又有许多博士论文侧重某一专题,从而使许多论文自然形成了内在的系统性,例如《青蓝集》中专论清代某一专题法律史的论文有《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清代宗族法研究》、《清代民族立法研究》、《清代注释律学研究》、《晚清职官法研究》、《沦清代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辖》、《康乾盛世的扛鼎杠杆——康雍乾时期经济立法纵横谈》、《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及晚清法制演变》、《清代法制研究》、《清代刑名幕友研究》、《论清末制宪》、《论洋务派法律思想与实践》。这些论文的视角虽有所不同,可是它们结集在一起则构成了清代法律的总体史。
《青蓝集》中的每一位作者,都在张先生的督责下经历了三年苦读,最后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及其解答,提交给了自己的严师,奉献给了法律史这个学科。其中的许多人,在张先生的濡染之下,把法律史的研究与教学作为了自己的职业。张先生对学术的孜孜以求,后学新人的踊跃进取,必将对法律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助益良多。
196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Derk Bodde和Clarence Morris合著的Law in Imperial China一书。[93]在讨论中国传统法律的英语文献(更不用说西文文献)中,这本书虽然既非开山之作,也不是集大成者,但它在好几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该书虽然迟至1967年方才问世,其撰写过程却可以追溯到195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办的东方法律制度研讨班,和随后在该校法学院由两位汉学家和一位法学家共同开设的中国法律思想课程。[94]这个时机恰好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发生兴趣而产生学术兴趣转移的过程。[95]其次,作者由清代《刑案汇览》的数千真实案例中选译了190个案例,并结合这些案例对中国法律传统作历史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分析,这种做法并非汉学的传统,但也不是来自于社会学,而主要基于美国法学院流行的案例教学法,表现出某种美国特点。最后,该书由汉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撰写这一点也富有深意,它表明了两种重要传统的融合,而这两种传统当中的一种,即汉学,曾经是西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要渊源。
关于汉学传统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西方汉学以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以及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为本,法律、尤其是法律制度在这一传统中基本上不受重视。另一方面,法律研究既然附丽于汉学,其方法与旨趣也就不出汉学范围之外。因此,与汉学传统相连的法律研究,主要以古代文献为对象或者围绕古代文献展开。第二,汉学传统源于欧洲。巴黎、伦敦、柏林、莱顿等地曾经是汉学的中心,领导着东方学、中国学的潮流。美国的加入不但较晚,而且带入了新的传统。这种新传统更重实际,并且带有社会科学色彩。[96]这似乎预示了后来汉学的分化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兴起,预示了美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西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发展同这一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Bodde和Morris合写的著作罗列和参考了到那时以前西语文献中与中国法律史有关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主要著作。这个不算太长的书目包含了若干不同的传统。首先是汉学,其中有对古典文献以及刑法志和法典的翻译注释,也有对古代法律思想、观念、制度等的研究。汉学之后,史学次之,法学又次之。可以注意的是,社会学的研究在其中有一种特殊地位,这方面的发展又转而促进了中国法研究中法学传统的发展。
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的创立人、美国中国法研究的开拓者JeromeCohen在回忆他60年代初期决定投身中国法研究时,提到两本对他产生积极影响的书。一本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瞿同祖的英文著作《清代地方政府》,另一本是一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英国人类学家Sybille van der Sprenkel主要根据二手材料写的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97]这两本书都是在1962年出版。虽然处理的问题并不相同,但它们都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关注法律的过程与实效,以及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它们激发了年轻法学家探求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法律与社会关系的热情。[98]1960年代,中国大陆并未开放,外国人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因此,当时的中国研究很多利用对在香港和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的访谈,也有许多转变成对历史的考察。Cohen虽非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但他的研究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不仅如此,在他学生和后继者中间,同时兼有历史家的兴趣,因而在美国中国法律史领域中颇为活跃和有所贡献的,也不在少数。[99]
社会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1951年,Max Weber英文版的中国专论The Religion of China在美国出版。[100]在这本写于1915年的书中,韦伯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社会、法律、经济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诸多问题。尽管韦伯在他的中国研究中表现出深刻的洞见,其本意却不在中国研究本身。毋宁说,他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反例,通过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假设问题的回答,确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模式的假定。基于这种研究策略,中国历史上包括法律在内的许多制度和现象,都被视为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进入现代社会的因素。基于上述假定和策略的基本论断,影响了50和60年代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一些最重要的作者及其著作,它们包括费正清、李约瑟和博德。[101]韦伯的影响甚至延续到70年代。197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可以说是韦伯之后以韦伯方式讨论和处理中国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102]该书作者昂格尔和韦伯一样不谙中文,甚至更无意将中国本身视为理解对象。在其宏大的社会理论架构中,“中国法律文化更经常的是当作反衬西方独特成就的例子,而不是被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发展动力的法律制度来探讨”。[103]这种韦伯式的中国历史研究模式在当时就受到批评。
70年代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一场范式危机。新一代历史家在对费正清以降中国史研究传统深加反省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以往各种借助外部力量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转而“在中国发现历史”。[104]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也反映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
1994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是由一位美国中国法律史学者和她的两位中国同行合编的论文集。这本译文集共收论文12篇和一篇导言,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大体了解70-80年代美国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
首先,正如编者所作的分类,这些研究主要分布在三个时期,即先秦和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清代。这种研究重点的分布很容易理解。对早期中国法律的研究因为1970年代的考古发掘而得到极大的发展;清代则因为其时代晚近和材料丰富一直都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至于唐、宋时期的法律,前者因为有享誉世界的《唐律》从来都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核心之一,后者因为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受重视。
其次,文集作者讨论的问题固然相当不同,但是总的来说,这些 文章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安守廉就昂格尔对中国历史的韦伯式“滥用”所作的批评,郭锦对中国早期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讨论,高道蕴对早期中国法律传统中“法治”思想的探寻,宋格文的汉代契约研究,琼斯的清律研究,爱德华对清代“外国人司法管辖”问题的重新梳理,以及欧中坦论清代“京控”的文章,或者试图纠正以往的谬见,或者想要补足过去的不足,其基本倾向是要摆脱源于外部视角的偏见,以便获得一种更切近其实际的中国历史图景。实际上,这也是文集编者希望通过该书强调的变化。
再次,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产生诸如Bodde和Morris撰写的那种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法律的著作,但是出于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章却表现出更强的理论兴趣和反思能力。比如安守廉和宋格文的文章,都表现出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警惕。[105]此外,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更多、更深入,运用的材料也更广泛,如蓝德彰和卫周安对个案的研究,爱德华和欧中坦对档案和其他律例之外史料的运用。
最后,这些文章作者所受的训练,仍主要来自汉学、法学和史学。这一点与此前情形并无大的不同。不同的是,法律学者和受过正式和非正式法学训练的学者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汉学完全让位于法学和史学。不仅如此,这些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学者同时也掌握甚至精通中国语文,对口语训练的重视使他们甚至在交流方面优于老一代的汉学家。这些优势,连同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一起影响着至今为止的中国法史研究。
以研究范围大小、主题多寡和发表著作的数量来看,9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法律史研究显然进入了一个发展更加迅速的时期。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到发展方向的至少有三个方面:那就是新材料的出现,新理论的传布,和社会科学与史学之间的融合。
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法律史学者在其不久前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影响90年代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史料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新出土的秦汉简帛,善本《名公书判清明集》的点校出版,以及清代地方档案的发现与开放。[106]这种情形正好加强了上面提到的70年代以来形成的学术资源分配格局。不过,新材料的出现即便能够影响学术发展的方向,也未必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因为,对特定材料及其意义的发掘本身有时正是理论和研究者态度或者兴趣改变的结果。
一方面,传统的研究工作一直在继续。《唐律疏义》和《大清律例》的翻译出版无疑是90年代中国法律史和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重要事件。[107]许多传统的问题和题目也继续受到关注和研究。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明显增加了以前讨论较少甚或不曾讨论过的题目。此前受到遮蔽的晦暗不明的角落开始被研究者的火炬照明;旧的历史因为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而改换面貌。性别研究是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固然,性别与两性关系,妇女与婚姻、财产,家庭暴力,甚至同性恋等问题,过去都曾被人们讨论过,但它们不曾引起研究者如此大的兴趣,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它们成为关注焦点的理论资源并不相同。个别的事例可以举Michael Dutton1992年出版的著作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作者把法国哲学家福柯分析微观权力机制的方法运用于中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法律与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了解。
研究兴趣和研究主题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内容大大增加。90年代初对古代契约问题的研究很快发展成对所谓“民法”的全面探讨。由于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特点,与此相关的讨论很容易延伸到社会史领域,而超出传统的法制史研究。这种趋势又因为同来自于经济史、社会史领域的学者对法律问题的关注相遇而大为增强。在这种趋势的后面,则是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于传统史学的影响和渗透。在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方面,最能够表明和代表这一变化的,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黄宗智教授领导下的一个研究群体和他们的研究。
黄宗智本人长期从事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曾利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和地方档案等材料对20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进行过深入研究。[108]黄氏的法律史研究可以说是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向法律领域的延伸,其主要目的是透过对法律材料的分析,去了解当时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状况,[109]自然,这种研究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于相关法律问题的了解。因为其特定学术背景,黄氏对地方官府档案极为重视,他对法律研究的介入,也带动了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利用。[110]同样重要的是,黄氏利用他所掌握的学术资源,组织和出版了一套名为《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包括他本人研究清代和民国“民法”的著作,也包括其同事和学生的相关研究,其主题相当多样,从州县衙门的人事、活动和制度,到民间日常生活,从妇女与财产,到讼师、娼妓和同性恋问题。[111]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作者们都力图利用官府档案中的诉讼材料和其他相关史料,重构当时的社会生活。在他们那里,法律史研究同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兴起似乎也预示着,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要力量,在经历了早期从汉学到法学和史学的转移之后,又从法学转向史学。实际上,如果把眼界放宽,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对法律史的贡献应当被重新估量。[112]
九
在结束本文之前,应当用些许篇幅对香港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稍作考察。
按一般标准,香港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根本不足以单列一节来讨论,因为除去个别例外情形,[113]几乎没有香港学者直接去研究本文在其他地方谈到的那些问题。吸引香港的“中国法律史学者”注意的问题,不但是地方性的,而且多具有现实意义。然而,这毋宁是表明,香港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上一个极特殊的场所,值得特别留意。[114]
香港自19世纪40年代被一步步割让、租借于英国,[115]政治上受英人管治,法律上则以英国法为通行的制度。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所谓中国法律与习惯一直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于香港华人社会之中,这部分法律虽然是非正式制度,但其存在与应用既有法律上的依据,也受到正式法相当程度的尊重和承认。[116]而在70年代之后,尽管旧有之“中国法律与习惯”大多为立法所取缔,其与新界土地有关之部分依然有效,这部分法律与传统社会组织和旧有习惯相配合,不但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构成活的法律与历史的一部分。[117]着眼于这一点,则可以说香港的中国法律史之所以是“中国的”,不只是因为香港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更是因为学者们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研究的中国传统法律,在香港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现实的一部分。在这里,历史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延伸和融入于当下。
香港法律史的开山之作应当是诺顿(Norton-Kyshe)两卷本的巨著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118]此书逐年记录了香港自开埠至1898年之间有关法律政务的几乎所有重要史实,其中也有对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的记述。不过,这毕竟是一部香港法律史,而非香港的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史。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英国法并存的中国法律与习惯并未被人系统地加以研究,而当人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其方式也不是纯粹学术的。1948年10月,港督任命以史德邻(G. E. Strickland)爵士为首的7人委员 会,调查1843年以来之中国法律与习惯在港适用情形,并要求该委员会提出建议,是否将此中国法律与习惯或修改/吸收,订为法例,或径行废止代以他法。该委员会于1950年12月8日提出一份题为《香港的中国法律与习惯》(又名《史德邻报告》)的调查报告,就香港的中国法律与习惯据以存在的法律基础、适用情形及主要内容等进行了仔细的讨论。[119]这可以说是港历史上关于“中国法律与习惯”的最为翔实、系统和权威的调查报告,只是,其兴趣并非学术的,而是指向司法政策和法律实践。
从法律史的角度看,香港的“中国法律与习惯”最可注意的一点,就在于它既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学者和法官一直试图清楚界定源自清代而流行于当下的“中国法律与习惯”的确切内涵;[120]行政官员在其日常工作中也常常面对和处理类似问题;[121]法律史家、人类学家和前殖民地官员经常在涉及“中国法律与习惯”的案件中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法官在其法律推理中引用相关学者的研究亦非鲜见,而他们所援引的法例和先例,往往有数十年甚至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同样,标准教科书和法律史著述中充斥了过去和现在的司法案例。部分因为这个缘故,香港的法律史研究-一个在英语传统之中和基本上通过英语来表达的传统-主要关注本地经验,只是在了解和说明本地经验所必须时,其他法律如清末中国南部的法律和习惯或者英国其他殖民地的经验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至少自《香港的中国法律与习惯》问世以来,这种以香港本地法律问题为主要对象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一直不曾停止。法律家、历史家和人类学家都对这一主题有所贡献,[122]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出一部综合性的香港的中国法律与习惯史。[123]更可注意的是,这种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法律史研究似乎是处于某种孤立状态,并未成为一般所谓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部分。研究香港残存的中国法律与习惯的本地学者从来都是少数,他们似乎也无意涉足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法律史领域。中国大陆、台湾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虽然有机会以专家身份出庭作证,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对香港法制和其中的中国法律问题并无深入了解,也没有尝试把香港本地的中国法律史纳入到他们所熟悉的范围更加广大的中国法律史之中。这种情形使得香港的中国法律史-作为一种实践着的历史及其表达-的独特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十
本文回顾了现代的中国法律史自其建立以来一个世纪的历史,力图从知识旨趣、研究方法、叙述模式和学术范式等方面入手,理清现代知识体系中这一特定部门在不同时代、地域和人群中发展的脉络。无论这一回溯是否完整和充分,在暂时结束这一次智识旅行时提出若干观察性意见应当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从传统与现代分野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法律史在中国的建立可说是中国的现代性事件中一个细小但又不可或缺的环节。现代性的最终确立,需要现代知识体系的支持,这种知识体系的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它包含了许多不为古人所了解的具体知识,而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话语和世界观,一套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着眼于这一点,通常被认为没有实际用途的历史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124]历史为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赋予人们想象和希望,并以这种方式让人们发现、了解和确立自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叙述无法脱离意识形态而独立,无论是梁启超所开启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还是当下的台湾法律史,或者中国以外的中国法律史,都是如此。
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其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创立与发展的阶段,时间大约是20世纪的前50年。这一时期,现代的中国法律史的叙述方式已然确立,但是未脱其天真幼稚。以人类历史进化的眼光,运用辨识史料的科学方法,套用现代法律概念和法典体系,重新整理和排列古代法材料,构成这一时期法律史叙述主流话语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话语后面的则是科学主义、普遍主义、进化论、历史进步等19世纪以来流行的宏大叙述模式。实际上,具有这种宏大叙事特征的法律史叙述并没有在20世纪下半叶销声匿迹,在有些地方,它们甚至依然保有主流地位。所不同者,50年代以后,理论自觉和批判意识兴起,人们对知识产生过程的反省日益增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内部结构和面貌因此而被深刻改变。一个有趣的对照是,在美国,“中国中心论”所针对的是某种韦伯式研究,目的是克服中国史研究中的外部观点;而在中国和日本,那些想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普遍主义变种的学者,却直接或间接地把韦伯视为重要资源。这一有趣现象表明韦伯理论的复杂性,也说明韦伯在不同传统中可以具有不同意义。事实上,前者对韦伯传统的背离并非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后者对韦伯理论的重视也不是对韦伯式研究的简单重复。它们都超越了以往,而进入相互间更高一层对话。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很容易看到史料的重要意义。新材料的发现,无论是地下出土的文物,还是经整理出版的古籍,或者是新开放的档案,都可能引起学者的关注,产生重新分配学术资源和推动相关研究的结果。不过,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史料的重要性终究取决于理论,是理论把意义赋予材料。就材料的类型及其重要性而言,过去数十年的一般趋势,是经典类、正史类和法典类材料的相对重要性降低,各类出土文物、官府档案、公私文书、民间契约、调查报告类型的材料则越来越受学者重视。促成这种转变的,部分是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融合,部分是各种新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理论的传播。其结果,学者们的兴趣从实体规范转向程序和过程,从法典转向审判,从表达转向实践,从大传统转向小传统,从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从国家转向社会。在此过程中,跨学科的和跨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得到加强,并且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学科间和地域性的传统和差异仍然存在,而且,这些差异会因为范式、共同体和体制等因素而长期存在。不同学科与地域传统的存在构成交流的基础,但以目前情况看,充分的和富有成效的交流-无论是不同地域之间的还是同一地域范围内的-仍有待开展和深入。
注释:
1996年,应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之邀,我曾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种方法”为题在该所组织的讨论会上发表报告,本文即是在当日报告的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2002年8月,本文第一稿被提交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受到与会者的评论和讨论。谨此感谢两次讨论会的组织者和评论人,我从他(她)们的意见中获益良多。
[1] 以历史为人类以往经验的记录,这种说法包含多层含义,因为“记录”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是有形的。不过,本文所要考察的基本上限于冠以“历史”或各种专门史的文字叙述。这里,我并不试图区分“历史本身”和对历史的记录或者叙述,因为在我看来,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历史”。也许,在历史的“实践”和“表达”之间作出某种区分是可能的和恰当的,因为,无论历史的“实践”还是“表达”都有多种不同的方式,而且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和静止不变的。本文所说的“历史”、“法制史”和“法律史”,包含实践和表达两个方面,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仅指叙述的和表达的历史。
[2] 若就一般有关法律的历史记载而言,则《汉书》之前的《史记》以及更早的“六经”和“诸子”均可注意。
[ 3] 由纪元1世纪的《汉书》到1927年撰成的《清史稿》,二千年间有《刑法志》14部。这些正史中的专门篇章虽不足以囊括中国古代法律史,但却构成法律史上的一条主线,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篇章首尾相贯、前后相连,代表了一种完整的法律史编纂传统。早期对这些材料的整理,见邱汉平:《历代刑法志》(商务印书馆,1938);晚近的整理,见高潮和马建石(主编):《中国历代刑法志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4] 哈伯玛斯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区分了三种“知识的旨趣”,即技术的旨趣、实践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参见曾庆豹:《哈伯玛斯》,页112-130.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本文虽使用“旨趣”(interest)一词,用意却与哈氏不同。我并不关心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旨趣”本身,而关注知识旨趣与知识形成之间的一般联系,尤其是它们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表现。因此,本文所谈的“旨趣”可以被理解为与特定利益相关的历史观、知识观。
[5] 参阅库恩:《必要的张力》页291-292.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6] 这种情形可说是通例,《梁启超法学文集》的编者范忠信以梁启超而非沈家本或者严复为中国法学家的第一人,这样有见地的看法实属例外。参见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 关于传统律学,比较性的研究,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页307-32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清代律学,参阅何敏:“从清代私家注律看传统注释律学的实用价值”,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页323-350.法律出版社,1998.
[8] 《历代刑法考》的点校者标举该书两大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取材广博,“历代与刑法有关的资料,如刑法制度、刑官建制、律目变迁、各朝赦免、监狱设置、刑具种类、行刑方法,以至盐法、茶法、酒禁、同居、丁年等等,巨细无遗,咸登毕录”;二是文献考订精核,“书中对文献的考辨,一般都是从训诂着手,引经据典,追本溯源,旁征博引,力求阐发其本意”。见《历代刑法考》“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5.
[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商务印书馆,1947.
[10] 参阅上引书1-3章。关于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的现代意义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参阅王晴佳:“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载《新史学》第九卷第一期,1998.
[11] 详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47.
[12]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载《梁启超法学文集》;《先秦政治思想论》(1922)。
[13] 参阅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载《梁启超法学文集》。
[14] 同上,页123.
[1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50-51.
[16] 同上,页52.
[17] 其中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各9所,私立大学17所,专科学校5所。见孙晓楼:《法律教育》“附录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8] 详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19]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页10.商务印书馆,1930.
[20] 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
[21] 原书无标点,见程树德:《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中华书局1964年和1988年的版本则加了新式标点。
[22]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序”,页1.商务印书馆,1935.
[23]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页2-3.
[24] 该书于1944年写成,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中华书局于1981年又将该书再版,有关的修订,见瞿氏为81版写的“序”。该书后来又收入《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此外,该书经修订后于1961年以英文本行世,并被认为是英语文献中有关中国法律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25] 参阅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自序”。
[26]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
[27] 对瞿著的评论,见梁治平:“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载《读书》1986年第3期。
[28] 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29]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
[30] 参见林端:“由绚烂归于平淡――瞿同祖教授访问记”,载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林文引用的瞿氏的一段话把这一层意思说得更清楚:“这种将秦汉以至晚清变法这两千余年间的事实熔于一炉的态度实基于一基本信念――认为这一长时间的法律和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一样,甚至停滞于同一的基本类型而不变。如此前提是对的,则我们或不妨忽略那些形式上枝节上的差异,而寻求其共同之点,以解释我们法律之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上引书,页137.
[3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
[32] 详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一编第三章。
[33] 指出这一点并无批评之意,事实上,陈著原本是作为教科书来写的。
[34] 《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律)“宪法史”条下所列的有关中国制宪史著作有17部之多。这种情形很可以表明当时法律发展和法律家关切的重点。
[35] 参见梁治平:“法律实证主义在中国”,载《梁治平自选集》页69-1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6] 最重要的改变之一,是摆脱将“国家与法”的历史合而为一的苏联模式,确立区别于政治制度史的法制史研究。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以更多对具体法律制度的论述去冲淡以往对政权性质和法律的阶级本质的强调。因此,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引用“马恩语录”和只关注阶级关系、法律本质的历史撰述就越来越少了。
[37] 张有渔、潘念之:“法学”,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页1-14.此文并非条目,而是全书导论。
[38] 见上引文。
[39] 这也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分类体系。人们可以从这个分类中看到苏联法学影响的痕迹。基本上,“外国法制史”是从“国家与法权通史”中变化而来。
[40] 陈盛清、张晋藩:“中国法制史”,载《中国的百科全书》(法学)页762-766.
[41] 说,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学界共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二百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以千计 。见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页12.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2] 除专用于本科和大专的教材外,还有专门为电视大学、夜大学、函授学校、成人教育等多种教育类型撰写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此外,同为本科教材,还分为司法部统编教材、教育部统编教材以及各校自编教材等。
[43] 关于一般教科书的样式,可以参看上引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这部以随机方式抽取的“样本”系“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中的一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适时性。
[44] 在这方面,各卷章节大同小异,以讨论宋代的第五卷为例,其篇目为:“立法思想与立法活动”、“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内分“民事权利主体”、“物权”、“债”等)、“经济法律”、“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等。
[45]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总序”。
[46] 就法学的法制史学界来说,“整理中国法制史料”显见的成绩基本上限于对古代法律典籍的整理方面。已经出版的典籍主要包括《中华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读例存疑点注》(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历代刑法志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中华传世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中华律学丛刊》(法律出版社,2001)等。新近出版的三巨册《田藏契约文书萃编》(中华书局,2001)也许是近年来出版的最值得注意的法律典籍之外的资料整理工程,不过,这项国际合作项目并不在这里讨论的法制史研究主流之中。
[47] 关于这一点,可以比较《中国法制通史》与上引《中国法制史》。
[48]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教科书的撰写者实际上不曾由他们未加引证的别的研究中受益。
[49] 参阅崔永东:《金文简帛中的刑法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这种试图综合历史相关学科已有研究,系统运用于法律思想研究的做法并不多见。
[50] 刘氏这方面的成就主要包括对《唐律疏议》的点校(中华书局,1982),《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和两卷本的《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
[51]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该书的点校出版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影响相当广泛。另外可以提到的是张传玺编的两卷本《历代契约考释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2] 在有关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当中,可以特别提到傅衣凌对福建地方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等书。傅衣凌的学生当中,杨国桢、郑振满和陈支平等人的研究也同样值得注意。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陈支平:《近500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1991.地域经济方面的研究,参见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等。关于徽州社会经济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参见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章有义:《明清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相关的资料集有《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1、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90;《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碑铭资料方面,见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等。工商行会方面的资料,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下),中华书局,1995.此外,主要基于天津和苏州等地商业档案所作的关于清末民初商会组织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绩,参见朱英、马敏、虞和平等人的研究。社会史研究方面也有许多与法律史相关的内容,如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郭松义:《伦理与生活》,商务印书馆,2000.自然,这里提到的仅仅是相关研究中极小的一部分。
[53] 较早时对档案的整理,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8;《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中华书局,1988,等。尽管人们今天的学术兴趣已经改变,这些早期整理的档案仍不失其价值。
[54] 法制史研究中较早对顺天府档案的利用,见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四川巴县档案的开放和整理、利用更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事情。见《清代巴县档案汇编》,档案出版社。四川盐业档案方面,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关于海外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对四川巴县、北京宝坻和台湾淡水-新竹档案的研究、利用,详下。
[55] 中国民法史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对所谓民法史的研究是最近10年来中国法制史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比较而言,这也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吸收史学成果较多的一支。从较早的《中国古代民法》(李志敏著,法律出版社,1988)到较为晚近的两部《中国民法史》(分别由叶孝信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和孔庆明等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其研究领域内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些著作在范式方面可以说完全没有新意。我无意要求这些著作的作者做他(她)们没有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可以指出,这不仅是一个比较起来更依赖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明显需要对范式加以反思的领域。
[56] 应当说,中国法制史研究内一直不乏求新的尝试。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求新的尝试更多集中于某些具体的概念、提法和著作的体例方面,而较少对方法和范式的深入思考。例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何勤华:《中国法学史》,法律出版社,2000,等等。这些著作可以被归入本文所谓广义的教科书一类。有关研究综述和对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参见王志强:“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向的回顾与前瞻”,载《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更边缘也更具反思性的著作,参见徐忠明:《思考与批评》,法律出版社,2000.最新出版的一部批评性文集也涉及对流行研究方法的检讨,参见倪正茂等:《批判与重建》,法律出版社,2002.
[57] 这些文章大多收在1992年出版的论文 集《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其中,第一篇“比较法与比较文化”和第七篇“‘法’辨”最能表明其法律文化研究的立场。
[58] 梁治平:“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载《法辨》。
[59] 关于其学术渊源和思想经历,详见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1998.对《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评论,见徐忠明:“辨异与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载徐忠明:《思考与批评》。
[60] 参见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载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1998(增订版)。相关的评论,见朱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价”,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1997;邱澎生:“‘法律文化’对法律史研究的效用”,载《新史学》第十卷第二期,1999.
[61] 参阅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相关的评论,见徐忠明:“从清代习惯法看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载徐忠明:《思考与批评》。
[62] 应当指出的是,梁氏在学术上的尝试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几部著作。要更多了解其尝试的意义及影响,需要在其著述之外,也注意他致力于推动的学术活动,比如1995年至1998年之间他所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以及现在仍在出版的他所主编的《法律文化研究文丛》。
[63] 参见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页12.
[64] 参见上引书,页3-4,13-16.对法律中“文化”因素的强调以及冠以“法律文化”之名的各种研究不仅是“新的”,而且主要是在主流之外发展起来的。今天,“法律文化”既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可以被用来“标新”的标签。
[65] 同上,页13.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引文是小标题“学习、研究中国法制史应该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之下的第一段话,而且直接接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句之后,实具有提纲携领的作用。实际上,这段强调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表述不只是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被置于作为中国法制史研究正确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前。详见页13.
[66] 有趣的是,该书目录章节完全按王朝序列安排,并未出现“奴隶制法”、“封建制法”一类字样。不仅如此,作者在“导论”中将四千年的中国法制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中国早期法制(习惯法时代)”、“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时代)”和“近现代法制”,而在其他地方说明,中国早期法制,即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同上书,页4.这种暧昧态度耐人寻味。
[67] 同上,页16.
[68] 把中国法制史列为司法考试科目的做法至晚延至1970 年代初期。
[69] 详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1977.
[70] 详见林咏荣:《中国法制史》,台北,1976;张金鉴:《中国法制史概要》,正中书局,1973.
[71] 详见戴炎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1966/1979.
[72] 即台湾地方淡水厅、新竹县两处官府档案。这些档案经戴氏系统整理、分类、编号,已经成为研究清代台湾地方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
[73] 参阅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1984.
[74] 戴著第八编“地方官治组织及其运用”直接与瞿著有关。参阅Chu T‘o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该书尚未有中译本,惟《瞿同祖法学论著集》收有部分译文。
[75] 这里仅指《清代台湾的乡治》一书所表明的学术旨趣。
[76] 尽管戴炎辉可以被视为台湾本土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仍然是一个中国法制史学者,至少,他考虑问题的视角与后来“台湾法制史”学者的立场并不相同。
[77] 不变的方面首先表现在学者们对传统研究领域如唐、宋、明、清和民国法制史的重视,此外,研究的题目和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这方面的情况,参见桂齐逊:“五十年来台湾有关唐律研究概况”;张文昌:“‘唐律研读会’的耕耘与收获”;刘馨珺:“‘宋代官箴研读会’报道与展望”黄圣棻:“近五年台湾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文献述要”,均载中国法制史学会主编《法制史研究》(创刊号),台北,2000.而自变化的方面看,则可以提到跨学科的讨论和研究、新理论与新视角的引入等。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交叉学科读书会,详见丘彭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简介”,载同前书。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见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女性主义的视角,见李贞德:《公主之死》,三民书局,2001.台湾政治大学的黄源盛教授以其主编的《法制史研究》两卷相赠,对我了解台湾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帮助甚多,谨此致谢。
[78] 我无意假定台湾的中国法制史学者对此类问题缺乏兴趣,而只是指出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对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等可能产生的制约。
[79] 参见张伟仁(辑著):《清代法制研究》第一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
[80] 王泰升:《台湾法律史概论》,页5-6.元照出版公司,2001.
[81] 浅井虎夫:《中国法典编撰沿革史》,陈重民编译,内务部编译处,1915/1919.
[82] 壮生(编):《中国历代法制概要》,崇文书局,1919.
[83] 详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导言”。
[84] 关于日本之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人物、著作、师承、问题等,可参阅岗野诚:“日本之中国法制史研究现况”,载中国法制史学会主编:《法制史研究》(创刊号)。现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博士研究的熊远报曾专门为我复印了滋贺秀三和池田温的两篇文章以帮助我了解这一问题,特此致谢。
[85] 参见由七位作者分别执笔写成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二),中华书局,1993.
[86] 这种极端结论是从其逻辑中引申出来的。关于这一由滋贺开创并由其弟子加以发展的研究传统,以及对此一传统的评论,参见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又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跋”。
[87] 冈野诚:“日本之中国法史研究现况”。
[88] 关于这两种研究的异同,可以参阅梁治平的学术自述和他针对滋贺等学者的几篇评论性文字,详见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跋”;《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评论”、“跋”。
[89] 法律方面的影响,参阅黄静嘉:《日据时期之台湾殖民地法制与殖民统治》,社会科学出版社,1960.黄氏新著《春帆楼下晚涛急》对这段历史有更详细的讨论。又见王泰升:《台湾法律史概论》。日本的影响也体现于法律研究方面,上面提到的戴炎辉的台湾法制史研究,其中也有日本学术传统的影响。
[90] 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台湾私法》(全十三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课:《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全九卷);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全六卷)。
[91] 见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段秋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92] 史学方面,有刘俊文主编的十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1993)和《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这两套书虽然都是以中国史为主题,但除有一卷专论“法律制度”之外,也收集了战后许多与中国法史研究有关的重要作者和作品。法学方面,比较重要的有王亚新和梁治平合编的《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该书虽然只翻译了四位日本学者的作品,但因为编者对每一位作者都有专门的研究性介绍和评论,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当代日本中国法史研究(尤其是滋贺派)的基本状况及其背景。其他学者的介 绍,参见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法律出版社,2002;王志强:“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取向的回顾与前瞻”,载《中西法律传统》。
[93] 中译本见布迪和莫里斯:《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94] 详见布迪和莫里斯:《的法律》“序”。
[95] 美国对中国兴趣大增,进而投入大量资源于中国问题研究,这一转变大约发生在韩战之后。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01)中通过生动的事例谈到这一变化。详见该书页398-399.
[96] 参见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97] 中译本,见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张守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98] 我最早是在2000年11月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的一个纪念会上听到Cohen教授提到这段经历。又见许传玺:“杰柯恩教授访谈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夏季号。
[99] 美国学者中有Randle Edwards,Bill Alford(安守廉),Victor Li,Susan Wild,Hugh Scogin(宋格文), Elison Conner等人, 台湾学者中则有张伟仁、陈福美等。其中,Edwards 教授和安守廉教授分别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中国发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东亚法律研究中心”,而Susan Wild和宋格文两位在中国法律史领域至今仍极活跃。
[100] 中译本,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101] 参见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导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02] 中译本,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03]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导言”。这一针对50-60年代西方汉学的批评也可以移用到这里。
[104] 这里套用了柯文一部关于中国史研究重要著作的书名。详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91.
[105] 见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该书还翻译和收入了安守廉的另一篇文章。
[106] Brian E. Macnight,“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ese Legal History in the 1990‘s”, “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2000.这篇文章试图就9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法律史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检索,就此目的而言,应该说该文尚有重大遗漏。尽管如此,该文对美国中国法律史研究在过去10年的发展的介绍可谓详尽,本文这部分的讨论多得益于该文。
[107] The Great Qing Code, tr., by William Jones,Clarendon Press, 1994;The T‘ang Code, Volume Two :Specific Articles ,tr., by Wallace Johns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8] 参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2000.
[109] 参阅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讲演记录,《北大法律评论》(1999),第2卷,第1辑。
[110] 黄氏本人的研究同时利用了巴县档案、宝坻档案和“淡新档案”。详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华书局,1998.较早基于“淡新档案”所做的研究,见Mark Allee,Law and Local Socie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1] 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Bernhardt and Huang,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1994;Huang,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1996;Melissa Macauley,Social Power and Legal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8;Bernhardt,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 -1949 ,1999;Bradley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 in the Qing Dynasty ,2001 (?);Mathew Sommer,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 (?)。以上著作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黄氏的另一部书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也可望在不久的将来面世。
[112] 接受过历史和法律双重训练的宋格文曾向我回忆说,他当年对中国法律史发生兴趣,是因为读到Jonathan D. Spence 所写的The Death of Woman Wang (1978) 一书。中译本,见史景迁:《妇人王氏之死》,李孝愷译,麦田出版,2001.最近翻译出版的孔飞力的《叫魂》(陈兼、刘旭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和施坚雅主编的《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同样值得中国法律史学者注意。他如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和魏斐德对上海的研究,虽然并不以法律史为主题,却都对法律史研究深具价值。
[113] 比如近年来在中国法律史领域颇为活跃的香港中文大学的苏基朗(Billy K. L. So)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6)和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The Harvard Univerdity Asia Center, 2000)。不过,苏基朗教授的研究并不包括香港的中国法律传统。
[114] 2002年2月至5月,我应香港大学法学院之请以Sino-British学人身份赴香港大学访问研究,以下所述即是基于这次访问所得。谨此感谢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弘毅教授为这次访问所做的安排。可以顺便说明的是,本节并非对香港之传统中国法问题本身的研究,相关研究将留待日后完成。
[115] 根据清廷被迫于英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于1842年和1860年被先后割让与英国,新界则于1898年被租借给英国。
[116] 当然,完全秉承英国法传统的法庭对所适用的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的立场和态度并非一成而不变。大体上说,20世纪前半,除非法例有相反之明确规定,法院以中国法律与习惯为优先适用于华人社会的一般法律。20世纪后半,尤其是《史德邻报告》(详见下文)之后,法院则以英国法为优先适用之法,而把证明其不可适用的责任转移于主张应适用中国法律与习惯的一方。详见Lewis, “A Requiem for Chinese Customary Law in Hong Kong”, Inter 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32. April 1983, pp. 347-379.
[117] 私法方面,可以《新界土地(豁免) 条例》(1994)为例。根据1910年的《新界条例》,位于新界的土地均受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约束。1993年,香港房屋委员会公布消息,指第1期至第4期建于新界土地之居屋,因无豁免手续,仍受《新界条例》约束。因为事涉约34万个物业单位的现有业权和继承权,该消息公布之后,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最终导致《新界土地(豁免)条例》的通过。而在该项新法提出、审议和通过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和力量之间的较量十分激烈。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见1994年1月至7月之间《明报》、《华侨日报》和《文汇报》等多家报刊的报道。公法方面的事例涉及新界地方原居民村庄的村民选举纠纷。相关诉讼不久前由香港原讼法庭、上诉法庭和终审法庭先后审理和判决。详见Tse Kwan v Sang and Pat Heung Rural Committee & Another [1999] 3 HKLRD 267; Chan Wah & Another v Hang Rural Committee & Others [2000] 1 HKLRD 411; Secretary for Justice & Others v Chan Wah & Others [2000] 3 HKLRD 641.
[118] 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Two volumes,Vetch and Lee Limited, 1971.
[119] 详见Chinese Law and Custom in Hong Kong, The Gon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53.这里可以顺便指出两点:(1)该报告讨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婚姻、继承、收养等家事法>文秘站:
[120] 参见史维礼(Peter Wesley-Smith),The Sources of Hong Kong Law, pp. 205-22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1] 例见Stephen Selby, “Everything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Chinese Customary Law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KLJ (1991), pp. 45-77.
[122] 其中,法学和兼有历史学和人类学背景的法学研究贡献最著。较活跃的作者,除上面引用过的史维礼和Lewis之外,还有E. S. Haydon, James Hayes,D. M. Emrys Evans, Leonard Pegg,等。自然,这里提到的仅限于香港本地学者。
[123] 即使是在香港之外,这项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大陆学者的尝试,见苏亦工:《中法西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中国传统法律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古籍《尚书》中已有法律史方面的专门叙述和评论。《汉书。刑法志》已是关于法律史的专门论著。自《汉书。刑法志》起,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多有刑法志方面的专门内容。《通典》和《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史书中也有法律史方面的专门记述。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律学家对历代法律的考证解释和比较研究,已使传统法律史学初步改变了作为传统史学附庸的地位,向现代法律史学的转变迈进了一步。在传统法律史学向现代法律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清末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沈家本一生撰写了大量法学方面的论著,其中主要是中国法律史方面的论著。他是系统研究中国历代法律的第一人。他所著的《历代刑法考》是整理中国法律史资料方面的带有总结性的菱,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基本参考书。沈家本不仅采用中国传统史学家和律学家研究法律史的观念和方法,而且吸收了西方近代法学的某些观念和研究方法。他曾应用西方近代权力分立的法学理论,把西方司法独立的制度与中国历史上行政与司法不分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也曾应用西方近代部门法分立的理论,对中国历史上诸法合体的问题作过分析评论。还应用西方罪行法定的理论、陪审制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某些制度作过比较分析。由于沈家本突破了中国传统法律史学的观念和方法,较早地采用了西方近代法学的理论和中西法制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使他研究中国法律史的眼界比他的前辈法学家(如薛允升)更为开阔,也使他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比前人更有见地。所以,沈家本既是中国传统法律史学的总结性人物,又是中国现代法律史学的奠基性人物。正是在沈家本等法学家的努力下,中国法律史学实现了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转烃。这一转变的显著标志是,在清末的京师大学堂、京师法政学堂等高等学校里开设了中国法律史方面的专门课程(2)。中国法律史课程的设置,表明中国法律史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设立初期,其内容主要局限于刑法史方面,论述方法也较单调,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真正现代性的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中国法律史学现代品格的形成,是到三十年代才逐步实现的。
二、现代法律史学奠基工作的完成
沈家本在清朝末年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只完成了现代法律史学奠基工程的初步工作。后来,经过程树德、杨鸿烈、陈顾远等学者的努力,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才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法律史学的奠基工作。
程树德是中国现代法律史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著的《九朝律考》与沈家本著的《历代刑法考》一样,均被法律史学界公认为是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料方面的经典著作。他曾立志发展传统律学,写出前人所无,后人所不可无的著作来。《九朝律考》一书的写作成功,不仅为中国现代法律史学的奠基工程提供了一块坚固的基程石,而且显示了中国传统律学的不可靡灭的生命力。程树德于1928年撰写出版的《中国法制史》,也为编写中国法制通史方面的著作提供了参考的依据。该书系按专题构建法律史著作体系,内容主要限于刑律方面,影响不如《九朝律考》大。
在沈家本和程树德之后,杨鸿烈和陈顾远为中国现代法律史学奠基工作的完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杨氏在30年代里连续出版了三部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方面的扛鼎之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这三部著作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检验,近年来又相继再版印行,并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好评(3),显示了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已成为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值得专门重视的著作。特别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是中国法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著作。此书出版之前,中国法律思想史方面,只有很少的断代史著作和论文。如邱汉平著的《先秦法律思想》,吴经熊写的《唐以前法律思想的发展》等。杨氏通过这部书第一次建立了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体系,系统地论述了殷国至民国初期中国法律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过程。他按中国法律思想演变的特点,并结合各个时代学派的变化情况,将中国法律思想史分为四个时期:殷国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欧美法系侵入时代。这种分期法, 今仍受到中国法律史学者的尊重,并对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体系的安排产生了影响。杨鸿烈在此书中分门别类地论述了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与道德的关系、法与阴阳五行说、法律公布、兵刑一体、自刑废复、族诛连坐、复仇、刑讯、婚姻、继承等等。这些问题的选择和论述,至今仍值得法律史学界的重视。杨氏所著《中国法律思想史》,实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杨氏对《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的价值自视甚重,他把该书作为自己认识中华法系历史使命的重要著作看待。该书对中国传统法律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考察研究,是研究中华法系的经典著作。近年来研究中华法系影响的文章和著作,受此书之益甚多。杨氏对此书的寄托也很重,他“希望我东亚法家均能回顾数千年来我祖宗心血造诣之宝贵财产,不惟不至纷失,且更进一步力采欧美之所长,斟酌损益,以创造崭新宏伟之‘东亚法系’”。
杨氏的三部法律史著作,都显示了作者具有开阔的世界的法学眼光。《中国法律发达史》的第一章开头就写“中国法律之特点与其在世界文化的位置”。他认为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不曾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中国法律是世界上过去数千年人类的一大部分极贵重的心力造诣的结晶,在全人类文化里实有相当的历史位置。不只是中国人应该知道,就是想一般了解世界文化全体真象的人也应该加以精细研究。并列举当时英、法、德、日等国学者关于中国法律史的著于作为证加以说明。他认为外国学者的著作不足以反映中国法系的全体,他“这部书就为弥补这种缺憾而作”。他声明此书“是有意表出中国民族产生的法律经过和中国历代法律思想家的学说影响司法的情况”。他还指出此书的大部分篇幅是指明中国法律根据的原理显与其他法系不同。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再次强调“要想彻底了解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国法系的内容,最先的急务即在要懂得贯通整个中国法系的根本思想”。《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的第一部分,也是专门论述中国法系在世界法系中的位置。三十年代的法律史学者处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非常开放的时期, 很多人研究法律史,问题都具有开阔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杨鸿烈懂数种外文,曾留学日本,在这方面的见识比一般中国法律史学者要杰出一些。
杨氏的中国法律史著作,广泛吸收利用了当时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其著作所引外文资料涉及英、美、法、德、日、俄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引证之丰富为今天的中国法律史学者所难及。杨鸿烈曾入清华国学院师从梁启超等名家深造,国学功底颇为深厚。但他并不局限于只引述古人的史料,而是大量吸收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著作涉及的近代著名学者有沈家本、梁启超、王国维、章太贵、江庸、董康、王宠惠、王世杰、丘汉平、吴经熊等人。他对沈家本的法学论著和法律改革实践的高以评价,对近年来沈家本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他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评价说:“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不能不推沈家本了!他是集中国法系大成的一人,且深懂大陆英美法系,能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又说:“沈氏是深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耸手里承前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他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在引述沈家本的《删除律制内重法折》后,评价说:“这文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含时宜的部分真能剀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在引述沈氏《虚拟死罪改为流徒折》后,评价说:“这是进一步要使中国旧律例的规定‘世界化’、‘一般化’”。
杨氏不仅重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重视当代法律史的研究。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
书中,当代(民国)法制史的内容占全书内容的六分之一之多,其内容比唐朝、清朝的者多。杨鸿烈对民国建立之后(1919-1929)的刑、民、商等法律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民国的刑民法典虽能迎合新的科学的法学思想,但沿袭旧的宗法思想的成分很多。如以欧洲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新产生的法律条文在今日也不能完全适用,所以现在的立法家不能不环顾社会的情形,用深远敏锐的眼光来接济这个在过渡期间变化极剧烈的中国司法界的需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也注重对当代法律思想的研究。他在研究了清末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变革之后,又研究了民国初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他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法学者已能将欧美的法律思想咀嚼消化,所以才能够拿来和本国固有的法律思想冶为一炉”。杨氏对当代法律史的研究,为中国法律史学贯通古今,影响现实注入
了超越一般认识价值或借鉴价值的生命力。在研究方法上杨氏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他总结了外部研究
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前者叙述法律的沿革,法律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利用后者说明各种法律的性质及进化等问题。又总结了纵的研究和横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前者侧重法律运用的研究(动的研究),后者侧重法典内容的研究(静的研究)。还总结了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利用前者考察法律的沿革,后者比较法律的异同。他认为此书的写作综合了外国学者提出的几种方法,特别是参考了庞德在《 解释》一书中所列举的要点,但写作中并不拘泥于何种方法和何派的解释。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杨鸿烈也总结了三种研究方法。一为笃信谨守的研究法,即将历代法律及著作的原理和规则加以考核注释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的长处是精密踏实,缺点是过于拘谨。二为穷源竞题委的研究法,即问题研究与时代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问题研究法是将研究的事项划出范围,定为“大赦”、“肉刑”、“复仇”等题目,每个题目都作上下古今的研究,弄清楚某时代基本问题的变化情形,某学者对本问题持的态度等等。他认为,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对各种重要问题能有系统的认识,有利于加以正确的评判。缺点是时代常有隔断,多有不衔接之处,难于看出思想变化的经过情形,也不易明了各个问题的相互关系。时代研究法,是将中国法律思想从古到今的历史划分为几个时代分别加以研究。他认为,这种方法的长处 是有利于弄清楚法律思想的发展变化经过,缺点是同一时代里资料可能太多,难于详细叙述各种问题。三为哲理的研究法,即将中国历代学者关于法律思想的论述,按其特点分为许多派别加以研究。他认为,这种方法的长处是有利于说明每一学派的思想渊源、发展变化以及大派里所含支派的分合情况,缺点是时代隔断,影响纵的连贯性。杨鸿烈总的认为,以上三种方法互有长短,所以他在书中不是偏用一种方法,而是酌情互用的。
陈顾远撰写的《中国法制史》,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制度为纲,构建中国法制史学的体系。全书分为总论、政治制度、狱讼制度和经济制度四编。“总论”编论述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才华和识见。关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范围问题,陈顾远不取只限于刑法制度和诉讼制度的狭义的中国法制史之说,而取广义的中国法制史之说。他认为,“中国法制史之范围,不仅限于法律一端,举凡典章文物刑政教化,不为其对象”。陈顾远在大学时代曾受教于著名法律史学家程树德。他晚年回忆说:“程树德先生教我们的中国法制史系采狭义的。程先生是这门课程的权威,著有《九朝律考》,是空前绝后的一部写作”(4)。陈顾远非常尊重程树德的学术成就,但他编写中国法制史著作时,能不局限于尊师的见解,而采广义的法制史之说,为中国法制史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关于中国法律的起源问题,陈顾远批评了轻信古书记载的态度。他认为:“今天治中国法制史学者,往往不辨古籍之时代真伪,不问史事之根据虚实,摭取杂言,信为正史,自不免为古人所欺!”他还同了探索中国法律起源问题应当遵守的三项原则:一是“推测之辞不可为信”;二是“设法之辞不可为据”;三是“传说之辞不可为确”。
关于中国法律演变的问题,陈顾远也提出了三项应当遵守的原则,一是“不应妄依朝代兴亡而求中国法制之变迁”。他认为:“历代法制彼虎相应之点,密密相接,如环无端,实居其大部分”,如果一律依朝代横断为书,则难于会通古今,认识法制演变的连续性。二是“不应专依或种标准而言中国法制之变迁”。他认为,在中国史的分期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标准之前,如果要说明中国法制变迁的阶段,只有暂时从法制本身的性质去考察,即“从中国法制之变迁中,求中国法制史之阶段”。三是“不应偶依个人主观而述中国法制之变迁”。他批评了当时有关中国法制史分期的若干主观性的见解,提出了自己认识中国法制演变的主张。他认为,就整个的中国法制史而言,其变化主要有三种:即“变法”之变:“法统”之变:“律师学”之变。这三种变化是各种法制变化的根本。其中,变法之变是最大的变动。变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中国法制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成功,则开展百千年法制之局面,不成功,亦有其彪炳之事业,为后世所深思者在”。他认为中国法制史上最大的变法是秦商鞅变法和清末变法,其次是汉代王莽变法和宋代王安石变法。法统之变是较小的变动。他论述了从法经到秦汉律一直到明清律的变化情况,就以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律系统的演变提出了具体的看法。关于律学之变,陈氏认为,了解律学的盛衰,有助于推知法律的兴替;了解律家的派别,有助于认识法律的精神。他在系统地考察了律学演变的轨迹之后,精辟地总结说:“故自法学之衰,继以律学,律学之微,沦入刑幕,此实数千年来之最大变迹也。虽然,刑幕之为人鄙视,律学之终归不振,则又与法学之自秦以后,不再兴盛,有其绝大关系。法学何以一败至此?当然不外受儒家思想打击甚深所致。因之,后世之法,虽具有所谓法家思想之形骸,而其精神在大体上则皆儒家思想化矣。此种结果之人价值估定,正自难说。然儒家思想影响于中国之法制,使其卓然成一法系 ,则为事实”。陈顾远关于变法之变,法统之变和律学之变的精辟论述,至今的值得法律史学者格外重视。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和精神问题,陈氏从世界各大法系比较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一法系之所以成立,必有其一帜独树之特质,与卓尔不群之精神,虽被此或有相类之点,但彼此绝无尽同之事”。基于此种看法,他从“中国法制与儒家思想”、“中国法制与家族制度”、“中国法制与阶级问题”三方面论述了中国法系的“特殊精神”。陈我比较准确地阐述了中国法系的哲学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政治基础方面的大问题,对中国法律史学专题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研究的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法制史》一书出版之后,陈氏又于1936年和37年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儒家法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家族制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天道观念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5),进一步阐发了对中国法系基本精神和特征的看法。他在晚年时,还就儒家法学观念、家庭制度问题发表了内容深厚的带有总结性的论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证明,陈顾远对中国法系基本精神和特征的认识,不仅在认识的准确性、深刻性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而且在影响的广泛性、特久性方面也是超越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史学者的。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形式方面的问题,陈顾远分别论述了律、令、典、敕、格、式、科、比、例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为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发展解决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总论”编在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中,占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该书的主要部分,是陈顾远对中国法制史学科贡献最大的部分。
“政治制度”编论述了中国法制史上的组织法、选试法方面的内容。“狱论制度”编论述了历史上的司法制度、刑法制度方面的内容。“经济制度”编论述了历史上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事制度和货币制度方面的内容。杨鸿烈和陈顾远都受教于思想史学和法制史学方面的名家大师,都吸收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法制史学的优秀成果,都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中国法律史学著作。他们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法制史学著作,不仅在内容上、观点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都能表明中国法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有了初步独立的品格。可以说,他们的中国法律史学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法律史学奠基工作的完成。在他们之后,中国法律史学者无论是以时代为纲构建著作体系,还是以制度为纲构建著作体系,无论是从儒家法律观的角度,还是从家族制度的角度,或是从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法制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著作的启发和影响。中华法系的整体研究水平,在他们手里,达到了一个不愧前人而光照后人的高峰。
三、现代法律史学在三个方面的发展
本世纪前四十年是现代法律史学的奠基时期,后六十年是现代法律史学的发展时期。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现代法律史学的发展情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研究领域的扩展
法律通史的著述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的发展,而且在内容、体系、观点等方面都有了大的变化。除了各种法律通史教科书外,八十年代以来,张晋藩一直倡导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6)。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已出版两卷。从已出版的清代法制卷来看,其内容涉及清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民事、外贸、民族、宗族、诉讼汉制等各个方面,体系庞大,观点也有创新,为中国法制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量级的产品。《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亦由八十年代初期由李光灿、张国华倡导组织,列入国家六五规划。在张国华的主持下,于90年代初完成全部编写工作,交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 11卷 字。第一卷于1994年问世,其它各卷已完 成校样,等待印刷出版。这两种中国法律通史著作的编写,集中了当代比较优秀的法律史学者,吸收了法律史学界研究累积的多种优秀成果,在中国法律史学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巨大的里程碑。
断代法律史的研究,除了数量众多的论文之外,还出版了几种独立成书自成体系的著作。西周法制、秦代法制、隋唐法制领域都已有专书出版。由于各个朝代的法制涉及面很广,问题很多,靠一人之力,很难写出内容全面而准确的断代法制只书来,所以,现有的几种断代法律史著作,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修订,方有可能走向完善。
部门法史的研究,肇于本世纪初。日本京都大学法学教授织田万于1903年,主持了台湾旧惯调查会交付的“清国行政法”的编纂工人。 衣据《大清会典》等史书编写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史方面的专著《清国行政法讯论》。中国法律史学者从现代行政法的角度认识中国行政法史,并编写有关的著作,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此书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徐朝阳编写出版了中国刑法史和中国诉讼法史方面的专著(7〔。他以现代刑法和诉讼法的理论为指导构建著作体系,为现代刑法史和诉讼法史著作的编写奠定了基础。自八十年代以来,在现代部门法教学和研究发展的同时,各种部门法史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已出版数种中国刑法史著作。法律史学者或从通史的角度,或从专题的角度,对中国刑法史进行了较为广泛也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刑事立法问题、罪刑关系问题、刑法原则问题和刑罚演变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中国民法史的著作也连续出版了数种。编写民法史著作的学者,比较系统地将历代成文法中有关民法的材料按照现代民法理论进行了整理分析,但未能从理论上真正说清楚历史上诸法合体、民刑难分的问题,也未能从习惯法和民俗法的角度去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中国民法史。中国行政法史和中国经济法制史的著作也出版了数川,这两种部门法史著作,还需要将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的材料加以更好的消化处理,并从法学角度埂 有力的理论分析,才有可能走向成熟。中国宪法史和中国诉讼法史的研究,正在进一步走向深入。根据现代部门法分立的理论去编写中国法律史著作,虽有使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紧密联系比较研究的长处,但也有强行割裂古代法制整体的弊端,造成强解古人削足适履的非历史后果。部门法史的研究,如何在既尊重古代法律体系和法律概念的同时,又有创造性的转化,不仅需要法律史学者在史料方面作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而且需要他们在法学理论上提出更加合理、更加令人信服的主张来。
专题法史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关于法律学派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儒家法思想、法家法思想方面的论著。关于法制于人物和法学家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孔子、薛允升、沈家本、孙中山等人的论著。关于法律形式方面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明大浩问题、清代律例关系问题方面的论著。关于专门制于度方面的研 究,已发表有研究秦代刑罚制度、明清司法制度、古代婚姻制度和古代监狱制度方面的论著。关于专门法领域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清代宗族法、清代民族法和各少数民族习惯法方面的论著。专法史的研究是根据古代法律存在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类研究,是现代法律史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方面,也是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和提高的基础所在。在专题法史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工作,应成为中国法律史学者的当务之急。只有在专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厚的成果,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断代法律史和法律通史以及部门法史的研究才会有可靠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现代法律史学在学科奠基工作完成之后,法律史学者要想在短期内又在宏观设计方面、体系建造方面开宗立派是十分困难的。可能要经过几代学者在专题研究方面更加实实在在的研究之后,在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方面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之后,才有希望出现/,!/新的开宗立派的法律史学大师。新的法律史学大师,一定要能整合历代法律史专研究的成果,写出真正能够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法律史学的巨著来,才会成为世界级的法学家,才会使中国法律史学象罗马法律史学那样,成为世界法学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
在现代法律史学发展进程中,法律文献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学者在出土秦汉法律史料的整理点校,在唐律疏议的点校注译,在明清法律史料的整理编辑,在历代刑法志的注释翻译等方面都有令人注目的成就。特别是法律史学家张伟仁就清代法制档案的整理研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法典只是一个法制的设计大纲,就此所作的研究只能见到这法制静态的架构。审判纪录则是一个法制的运作痕迹,就此所作的研究可以见到这法蝗动静两态的种种细节。相形之下,审判纪录的研究价值值更高(8)。张伟仁对清代法制档案的整理工作,为法律文献史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除中国学者外,日本学者在中国法律史料的整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特别是他们集数代人的功力,编出《唐令拾遗》一书,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整理复原工作,提供了杰出的范例。
近年来,法律史学者在中外比较法制史领域也作了大胆的探索。有的学者以西方法学观念和法律制度为标准,反观中国法律史上的种种问题,为认识中西法制的差异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有助于打开人们的思 ,开阔人们原有的观念,促使人们对中国法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更深入的思考。但由于比较法制史研究的难度相当大,不仅需要研究者有卓越的才智,敏税的目光,而且需要研究者有会通古今中西的知识修养和语言修养。所以,一些知识准备不足,语言技能单一的学者,就中西法制异同发起宏论来,就常常出现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问题。中西法制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域,又是一个难于把握的领域。操之过急的得出结论,轻易作出跨时代、跨文化的价值优劣评判,都不利于真正地解决问题。相反,需要法律史学者作更艰苦的语言努力,更深厚的知识积累,才有希望获取更为准确的认识。
(二)重大问题研究的深化
关于中华法系特点的一。数十年来,法律史学者从礼法关系、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儒家思想与法制、家族制度与法制等角度进行了大,这年里又从伦理法、宗族法、民族法等角度作了补充。但对中华法系基本特点的看法,法律史学界尚未取得共识。不少学者认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是“礼法结合”,但因礼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有具体的各种层次的各种形式的礼,有抽象的与天理、人伦及治国之道相融合的礼,有的礼与法律混为一体难以分开,有的礼与法律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所以,用“礼法结合”来概括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给人有的认识是笼统的、难于确定的。就此概括进一步阐释,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若干头绪。看来,总结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还有待比较法制史研究的深入,通过对世界各种法系深层次的全面的比较之后,可望获得更为确切的结论。
关于中国法律儒家化的问题,陈顾远在三十年代的著作中已经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并提出了传统法学“儒家思想化”的概念。史学大师陈寅烙在四十年代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十分确切地提出了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概念。此后,“儒家化”的概念即为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学者所经常使用。翟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名著里,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问题,并在1948年发表了《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清楚的认识。自此文发表后,法律史学者只在儒家化的阶段和程度的认识上有所变化或补充,而无大的突破了。八十年代后,有历史学者对晋律的儒家化问题,对唐律与礼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关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问题,法律史学界从各个方面作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有的学者对清末的法律变革作了深入的系统的考察,写出了中国法律现代化方面的专门著作和长篇论文。近年来,又从法律观念、法律术语等方面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由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法律问题,而现代化运动本身还在进行之中,所以,法律史学者在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工作还十分艰巨,理论分析的困难更是非常之多。
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是根据古书的记载进行推断,有时也结合出土资料进行研究,或者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进行论证,都能够各有成说,但都难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近年来,有青年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利用人类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在这一问题上已提出了有别于前人的看法。但因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缺乏材料的问题,更是一个在理论上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每一代学者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的认识或许会进一步深化,却不可期望获得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定论。关于中国传统律学演变的问题,陈顾远在三十年代的著作中对传统律学的演变曾有精辟的论述(见前文所引),但没有系统的专门的文章行世。陈顾远之后,有学者对唐宋时代的法律教育做过专门的研究,并发表了很有份量的文章,但对律学的主干注释律学的研究,长期没有大作发表。八十年代以来,法律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加紧了对传统律学特别是注释律学的研究,现已在魏晋律学、唐代律学和明清律学的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对传统律学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过去的法学传统,而且有助于中国现代传统的建立。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传统法律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叙述评论的方法,考证注释的方法和古今比较的方法。现代法律史学在其奠基时期,除了继承上述方法外,还增加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划分学派进行哲理分析的方法,以及从法律自身特点出发,注重对法律的性质、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法学方法。杨鸿烈和陈顾运在三十年代已经对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富有理性的总结(见前所述)。四十年代以来,法律史学者除了应用上述研究方法外,还从 社会学的角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史进行研究。瞿同祖从社会学的角度撰写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成为学办公认的应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取得成功的经典著作。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法律史学者,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法律史所进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机构地搬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阶段分期的标准去划分中国法制于历史的阶段,也造成了忽视中国法制历史特点而任意宰割法律史资料,强行切断法制历史连续性的弊端。特别是受一元单线历史观的影响,对中国法制历史的进程做了单线式的简单化的阐释。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行,法律史学者解放了思想,扩展了眼界,在研究方法上也作了更多的探索。除了应用上述各种方法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从自然科学系统论的角度,从英美判例分析方法的角度,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和解释学角度以及法社会学的角度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加上深厚广博的材料积累和认真严谨的科学分析,必将促进法律史学的大变化,开创法律史学的新时代。
四 、中国法律史学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法律史学性质的认识问题
中国法律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学界对此门学科性质的认识尚未取得共同意见。学界通常认为,中国法律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历史学的范围。细心推敲起来,这种认识是不太确切的。实际上,中国法律史学是一门具有法学的属性,又具有历史学的属性的二重性质的交叉学科。其主要内容、研究目的和基本方法是法学的,法学属性在这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国法律史学主要是属于法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它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法学基础学科一样,为各种应用法学的发展提供学理方面的资源,同时为丰富人们的知识,启发人们的才智提供人文关怀方面的资源。确切地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关于中国法律史学价值的认识问题
法律史学界通常是从历史借鉴作用的角度说明中国法律史学的价值的。而历史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使往昔法制的借鉴作用越来越小。倒是中国法律史学在管理方面的认识价值和人文关怀方面的价值越来越重要了。法律史学家张伟仁从人类文化命运与法制历史关系的高度,就中国法律史学的价值问题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见解。他认为,西方文化过于强调个人竞争和物欲的满足,西方的法制便反映着这些重点。在这样的法制之下,凡是智力或体力优越的人都能脱颖而出,自由放任地去追逐小我的利益,将衰弱迟缓的伙伴无情地抛弃在身后。这种人创造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榨着全世界的弱者,将他们铸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吞噬着各种自然资源,生产出无数不必要的货品,以满足许多荒诞无聊的愿望。这过程一受挫折,便演成了抢夺财富资源的纠纷或战争。假如顺利发展,则一般人的价值将继续贬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日益疏冷,自然资源将被浪费殆尽,生存环境将遭污损毁灭,直到这种“文明”生活失去了意义和凭籍,人类跌回洪荒中去为止。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制中,有许多与西方文化与法制迥异的特点:主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多少妨碍了个人的自由进取,但却促成了整个社会持久的安宁和人类文明生活中各种因素的协调发展,而中国传统法制便是这种安宁和发展的保障。他进而认为,近代中国人一直跟着西方人走,就象是逃难的人,慌慌张张地随着汹涌的人潮盲目奔跑。现在跑到了一片荆棘之地,眼看着前面水深火热,那带头乱窜的西方人也楞住了,说可能还要折回到原来的路上去。这时,“难民”中应该有人从惊惶失措的人群中走出来,丢下肩头的包袱,攀上一处高岗,回头看一看,他们所来自的地方和前此走过的路径,然后再向四周探望一下目前的处境和将来可能的去向。这便是中国学者,尤其是法制史学者所应做的事:暂且从目前社会的枝节问题中跳出来,抛开个人的小名小利,定下心来,理一理中国的过去,看一看中国的将来,将中国目前的法制,放在历史的潮流里和世界的背景里来研究,一方面探索它以往的成因,一方面分析它今后的处境,拟订出一套整体的发展方,略以指导解决目前中国法制中的各种枝节问题,并帮助推进西方法制的改革,逐步促成一个世界性的新法制(9)。
〔三〕关于中国法律史材料的运用问题
研究任何一个法律史问题,如要获得比较全面的比较准确的认识,都需要系统地搜集有关此问题的材料,进行严肃地整理分析,不能凭片断的材料或孤证而轻率地下断语。尤其是对重在法律史问题的研究,更需要积累广博厚实的材料,为理论分析提供扎实的基础。在法律只材料的运用上,采取“以论带史”的作法或“六经注我”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以论带史”或“六经注我”的作法,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法律哲学或法律思想方面的论著来,却不可能写出成功的法律史学的论著来。其原因就是法律史学是一门建立在具体材料基础之上的学问,而不是一门建立在抽象推理基础之上的学问。
(四)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的应用问题
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有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认识法律史问题。但对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史问题来说,还是要尽力寻求最相适合的具体方法去进行研究。对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史学者来,也应该采取自己能够驾驭的或是自己所擅长的方法去进行研究。不管各种法律史问题的特殊性,不明了自己应用方法能力的长短,一味地趋时趋新,模仿他人是不会造就出有个性的有特色的法律史学者来的,也是不会创造出有个性有特色的法律史著作来的。当然,一味地因循守旧,包残守缺,没有一点方法论上探索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要想在中国法律史研究方面有大的突破,也是不可能的。
(五)关于继承前人法律史研究成果的态度问题
在这样一种总体背景之下,宋史研究所谓的“新进展”,并非指具有“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虽非全新,还是有新作、新人、新论题出现,也有针对“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认识。
一、长时段的探索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
“唐宋”并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的明显反差和“断裂”(对于“唐宋变革说”,近年间有许多再阐释,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对此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回顾,兹不赘)。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研究”2等重点科研项目。作为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的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兄弟校所的一些学者也在共同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相当一批研究选题集中在唐宋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3、唐宋思想的转型4、唐宋法制史5、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6、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变迁7、唐宋时期的婚姻、家庭和财产法8,等等。历史学、文学史博士论文讨论唐宋官制礼制、唐宋士人、唐音宋调者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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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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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对于婚姻制度、性别意识、文本写作(例如女性的写作、男性作家有关女性及性别交往的写作)、下层女性、边缘群体、身体文化(例如生育、缠足)乃至医疗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宋代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不仅注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女性内部包括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身份转换之间的差异,理念同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注意围绕性别问题而来的一系列关系。《唐宋女性与社会》中的一些议题,可能算得上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2、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这些新的取向,有不少受到注重关系结构、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界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或者说“科际整合”,也发生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限制于曲高和寡的纯粹哲学史、学术思想史范围,其“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宋学”这一较“理学”更为开阔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另方面也与社会史的影响有关:研究者自觉地将思想的演进置于政局演变、群体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去考察;宋代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下移、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历程等问题都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注意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转而同样注意由“出新”变为“传统”的过程;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综合性研究,国内出版的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3,田浩(Hoyt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5:还有不少对于荆公新学、蜀学、新学与理学的消长等方面的个案研究。
法制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视角变化。有综合研究6,亦有个案讨论。有研究者选择以“争讼”为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7,观察利益关系调整的多元化趋势8,探讨诉讼在宋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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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政:《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社会性别》第一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
6 例如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ィメ—ヅ——11~13世纪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65-3、1999年。
8 例如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
由一种司法行为成为社会风尚的演变1。也有学者从案例出发探讨地方行政和民众的关系2,探讨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3。
台湾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4、《法制与礼俗》5等论文集,《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6一书也在日本面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结合社会和思想来讨论法制的趋向。
3、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研究生长点”,通常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带动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注意拓宽、拓深宋史的研究领域。
经济史:
近年来经济史方面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于财政史、货币史7以及财经监督8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有对于商业资本9、信用关系10、商品供给与流通11、海外贸易12、专卖13、茶法14、交通15、寺院经济16,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对单一的生产决定论有所突破。不少学者自“区域”视角着手,兼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区域性城市、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讨论大一统帝国总的财政经济框架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17。对于宋代“积贫积弱”一类成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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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宋代福建的民间拆讼》,《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6期。
2 青木敦《北宋末~南宋の法令に附された越诉规定にっぃて》,《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五十八卷第二号,1999年.
3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4 柳立言编:《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5 Billy Kee-long So(苏基朗),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Yün(1068-69)Revisited;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
6 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邑社会》,汲古书院,2002年9月。
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9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
10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Billy k.L. 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 林文勋等:《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例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如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就整体趋势而言,经济史研究在研究取向方面愈益多元化,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与此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使研究更加精密的努力,成为日渐明显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有认真的检讨,围绕“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讨论1,有效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认识。
政治史:
政治史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通体性的研究,国内学界应该说占有整体上的优势。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提炼“牵动力”较强的问题,而避免简单化。
宋史学界对于赵宋“祖宗之法”、“防弊之政”的再认识,或许是研究中的“亮点”之一。许多宋史研究者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2;也有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3。与士大夫政治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关于党争的讨论4。
宋代的政治史研究向来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南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在最近几年中,北宋晚期、南宋晚期的政治史都受到国际性的关注5。
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6,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与高宗朝政治7,等等。近些年来,这些研究“点”明显地丰富起来。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王曾瑜等学者从校勘整理相关资料、系统考辨人物事迹,到综合性深入研究,乃至撰写纪实小说等等,形成了从基础工作到深入研究再到普及较为完整的组合格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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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年6期;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榷力と士大夫政治》,汲古书院,2001年。
3 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载《北大史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例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政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政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政绩考察与“实迹”问题;地方上的“父老”缙绅、寄居士人与官方关系问题;榜谕、粉壁、劝俗文(劝学文,劝农文)的沟通晓示作用问题;信息通进机构如通进银台司、罔门、进奏院以及邸报的运作形式问题……带动了对于信息上传下达的环节、传布方式,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书形式、传递过程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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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参见高明扬:《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期: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2003年2期。
2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1期;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李全德:《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2期。
3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赵冬梅:《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4 例如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昌宪、王丽:《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年第2辑;《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运使的职能——兼论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青木敦:《宋代の监司の语羲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753,2001年。渡边久:《北宋の经略安抚使》,《柬洋史研究》57-4、1999年;《北宋转运使と行政监督》,《龙谷大学论集》457,2001年。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陕地方にぉける宣抚处置使·宣抚使について》,《受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13,2002年。
6 陆敏珍:《宋代县丞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
7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4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2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粱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政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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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国家图书馆编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辑《全宋笔记》,为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有关地方行政制度的资料整理,有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郡守通考》1等多种,汇集了丰富史料。也有一些电子数据库的建设。
尽管宋史研究不具备其它断代史那样的“新材料”,但新的观念、新的问题,使得一些以前即为人们知晓的材料不断被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作了出色的整理工作2,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先后做了译注3,台湾学界组织了专题的研读班,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4。
3、资料研读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台湾、日本学者通过组织读书会、研习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台湾地区跨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宋代典籍研读会”,利用周末半日研读,已经坚持了八年。在此基础之上,2003年10月,在东吴大学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学术研讨会。
大陆高校各类形式的读书课,是历史专业的传统。近年来也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性明确、强化密集的读书讨论。2003年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宋史讲习班,九所高校的三十余名宋史研究生参加;北京大学也组织了以“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为题的唐宋史研究生读书讨论班。主持这些读书班的,既有国内的宋史专家,也有来自海外的著名教授。
对于学术普及事业的关注,也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明显趋向之一。2003年面世的陈振撰著《宋史》一书5,为初学宋史者提供了一部内容厚重、文字晓畅、份量适中的基本读物。虞云国《细说宋朝》,致力于追求历史感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6。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7则是作者集二十余年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教材。从兼顾研究与普及的断代史著述,到纪实性小说系列,“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8,有效地沟通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四、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但宋代的历史曾经因朝代的不强不盛而受到冷落,宋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整体水平不高;而同时在日本,在欧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肯定,在一些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群体性的研究开始出现优势。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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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巴蜀书社,2001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
3 梅原郁:《清明集译注》,同朋舍,1987年;Brain McKnight英译本。
4 宋代官箴研读会:《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2001年;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八章也专门讨论了《名公书判清明集》。
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沈渭滨:《虞云国〈细说宋朝>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1。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走向自觉”2。
今天的宋史学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富于创造性、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议题,学术规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标准,而且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使研究的学术品质可以有所保证。经过坚持不懈、注重交流的群体性研究,相信能够出现具有我们的学术特点与学术优势的一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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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1999年末,《历史研究》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王曾瑜、朱瑞熙、李华瑞、张其凡等学者都曾自不同角度对于宋史的研究状况作出述评。
自从2003年侥幸当上了教授后,对于出书,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动力和压力了。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自从2005年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史学评论》和《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个人的专著或文集。只是趁2006年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之机会,印制了两种“山寨版”集子,即《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纪念文集》和《交流是幸福的》。还为已故北大教授、业师罗荣渠先生整理出版了两部遗稿,即《美洲史论》和《美国历史通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人到中年,心态愈发老衰,功名利禄,也都看淡了。作为一个读书人,既然不用评教授了,又不思进取:既不想申请“博导”,也没有申报所谓“三级教授”或“二级教授”的冲动,或者借出书而申请项目或奖项。因而,出书与否,干个人而言,大约是无关紧要的事儿了。可是,为什么又鼓捣出这本名曰《学术共同体》的集子呢?
今年3月30日,是恩师、北大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十年前,我曾张罗编辑过一册《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集齐老师的文章及其在北大历史学系指导的研究生硕士论文,集中展示了主要是由齐老师开拓的美国早期史、早期中美关系史、妇女史等领域的部分代表性作品。该书出版后,受到了美国史专家黄安年教授等师友的首肯。
十年过去了。为祝贺齐老师八十岁生日,大约半年前,我先后与大师兄满运龙博士(英国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师兄陈勇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区教授)商量,想再编一册论集,收集齐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的相关学术作品而成《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此议获得大多数齐门弟子的积极响应。
与此同时,我个人也曾私下想将近五年来的相关文章编印成册――《流浪学坛》、《书生论语》、《书生之梦》(最初想到的三个书名,现在分别作为本书上、中、下三卷的标题),不求公开出版,而是各印几百册“山寨版”,作为献给恩师生日的薄礼。
未料,不编不知道,一编吓一跳:编辑成册后,发现不仅文稿数量相当多,而且形成了学术规范、业主自治、名誉权纠纷以及讲学纪游、学友对话等主题。恰好,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延青先生来京,获悉此事后,热心联系出版事宜,蒙董宝生社长不弃,于是这本原拟以“山寨版”行世的集子,终于名正言顺地获得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出生证”和“身份证”,遂有本书。
献丑于学界的《学术共同体》,按照主题,分为三卷。其中,上卷“流浪学坛”,围绕中国特有的大学问题展开,《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系列)综合反映了近年来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敦促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教授引咎辞职书》,系与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这四位志同道合的师友合作而成的。《炮轰CSSCI(论纲)――兼论学术腐败》一文,虽则一挥而就、且乏善可陈,但因为捅了高校人文社科界的一个特大的“马蜂窝”,居然引起黄安年教授、方广教授、童之伟教授、石汝杰教授、李世洞教授等的共鸣与回应,而且招致有教育部作坚强后盾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严正“声明”。该中心左手拿着糖果、右手拿着棒子,像小孩子一般,撒娇兼恫吓道:“我们欢迎任何机构和个人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坚决反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蓄意指责和歪曲。对于任何未经调查证实并损害我中心消息的者和传播者,我中心将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也许,这是2010年的新年第一道坎儿:拖了三年多的南京“沈木珠教授夫妇诉讼门事件”尚未了结,因为这则小稿,很有可能被这家“部级”的研究中心诉到专门受理恶意诉讼案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没完没了地再打一场马拉松式官司,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除了喜怒笑骂点评上述“沈木珠教授夫妇诉讼门事件”的文字外,其他文章主要是围绕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业主自治和小区善治问题展开的。《论业主自治与小区善治》和《影响城市小区和谐的十大问题》这两篇长文,无论是选题、材料还是立意、立论,既有自己从事小区自治试验的感性经验的积淀,也有开设“社区治理研究”课程的教学心得,还有代表业主委员会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开发商、前期物业服务企业诉讼的法律实践,可谓从生活到理论的摸索、从经验到理性的升华。其中,《论业主自治与小区善治》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后,承蒙《新华文摘》《改革内参》《律师文摘》等转载,在此特别感谢仲伟民先生,张耀铭先生、毕竟悦女士、孙国栋先生的关心与扶助。
中卷“书生论语”,包括2006年与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的对话、从小事人手讨论法大的《我观法大》系列之《以小观大――大学为大》、近年来有关学术讲座的主持辞或者现场评论、为有关师友新著作的序或跋,以及为《世界知识》“读书视界”专栏写的有关新书评论等率性文字,知无不言,言而有物,乃至明知不可言而言之。
《从“外国法制史”到“世界法律通史”――高校现行“外国法制史”体系改革刍议》《“青州学”论纲》《以学术素质养成教育引领法学教育潮流》和《北大:作为历史学科人才荟萃之高地》等稿,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这位历史学出身且一直“蹲史坑”、如今却浪迹法学和史学界的跋涉之路以及不安分、“瞎折腾”的“老顽童”心态、点滴努力与初步尝试。
下卷“书生之梦”的文字,在写法上企图进行新的尝试,即通过故乡青州之行,凸显游子之心、书生之梦以及人生的无奈、生活的美好与理想的愿景,通过学术讲学,云游四方,故交新朋,乐此不疲,乃讲学之乐、布道之劳、交游之福。
与上述各部分正文不同,各卷卷末附录选收了最近十年来学界前辈和师友对我个人以及相关著作的批评与评论,还选收了几位记者朋友的采访报道。这里要特别感谢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先生、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陈三井研究员等学界前辈的提携,同时也深深感激评论家昊励生先生、《史学月刊》周祥森编审、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何慧博士、著名历史文化地理学者沈登苗先生、《南京师大学报》编辑部主任蒋永华先生、福建师范大学叶勤博士的厚爱,以及记者李艳艳、陈宝成、胡丽波、吴飞、任雪等的理解与关照。这一部分文稿,再次证明“交流是幸福的”这一朴素的命题,同时,也是自己今后在学术之路上不敢懈怠、继续跋涉的内在动力。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部集子,未能如期在业师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之际出版,主要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的缘故。当时,首先是确保《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按时且高质量出版,因此本书的校对等工作只能为之让路,于是一拖再拖,延迟至今。尽管如此,本书之问世,主要还是为了向齐老师生日献礼。这也是一介书生之回报师恩于万一的心意罢。
本书是笔者在拙集《史学评论》和《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于2005年出版以来有奖文章的结集,依然是不务正业,依然是杂乱无章,若一言以蔽之,当为学术共同体而忧而喜。也许,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年读书人心声的吐露、无奈的抗争、无助的呐喊。借用鲁迅先生《呐喊》自序中的说法,“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
一、清代职官制度研究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政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政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政处、内阁和各部院首脑组成,三者之中,"以议政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政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政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军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军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军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政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政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政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政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政策、清初政策、经济政策、八旗旗务政策、选官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政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政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政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政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政,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政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政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政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政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酒禁政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政,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政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政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政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政策。
选官制度与政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政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政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政治人物研究
清代政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政治,但在秘密建储、军机处与内阁双轨辅政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政一年,在政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军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图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图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图政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建树,但分裂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 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政策,是内外政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政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政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政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官方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
五、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政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政权种种政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政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政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政尧在《简论清初》(《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都为完成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太子党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党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军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政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力图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白莲教。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政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④原字昆加鸟
@⑤原字礻加真
迄今为止,对清水江文书抢救和整理工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晓光、龙泽江《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01);龙泽江《锦屏文书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与开发利用途径――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综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04);龙泽江、曾羽《锦屏文书保护现状和出路》(《兰台世界》2011/08);龙泽江、罗康智《关于建立锦屏文书数据库的思考》(《凯里学院学报》2010/02);吴平、龙泽江《从学术资源保障看清水江流域锦屏文书的数字化道路》(《贵州社会科学》2010/12);王宗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及征集研究基本情况》(《贵州档案》2009/01);杨有赓《建设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森林生态博物馆和清水江绿色旅游刍议》(《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魏忠《独特的贵州苗族契约文献》(《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01),等等。目前,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相关课题主要有凯里学院曾羽主持的“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与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2011)。综合以上论文的分析,现分别将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与整理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及主要观点简要评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的抢救
1.清水江文书的现状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开展。(1)领导机构。2006年,贵州省和黔东南自治州分别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副省长、副州长担任组长,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县、乡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2)抢救保护实施机构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主要由各县档案馆承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岑巩、台江7县档案馆收藏进馆保护的清水江文书达8万件。其中,锦屏县档案馆收藏有35万件,已经抢救修复2万余件。2011年2月22日,锦屏文书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名录》。(3)抢救手段。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仅限于部分县档案馆的征集、进馆、修整、裱糊、编目、装盒等基础性工作。(4)保护设施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资助项目、总投资1800多万元、建筑面5400平方米的“锦屏文书特藏馆”正在建设之中。
2.抢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清水江文书的家底不清;(2)民间家户散藏的文书,折叠破损、虫蛀、霉变程度严重,存在火灾隐患,亟需探索民间抢救保护的新机制和新手段;(3)县档案馆征集文书模式的抢救力度赶不上“自然流失”的速度;(4)县档案馆的抢救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影响抢救保护成效;(5)县档案馆的保护技术落后,存在再破坏。
(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
1.现有整理成果。目前,清水江文书的主要整理出版物,先后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共3卷,整理文书853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先后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共3辑33本,整理公布文书约14万件;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整理文书800余件。其他整理的文书有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契约130余件。
(1)编辑体例。三家出版物的编辑体例各不相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用铜版纸印制,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著录文字。按照:A.山林卖契;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D.田契;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G.民国卖契的顺序编辑文书,构成前两卷“史料卷”。第三卷是“研究卷”,是契约文书的研究专题论文的汇编。《清水江文书》采用文书原件影印出版,一般不对每件文书全文判读,但是每件文书都有标题(含事主、事由、文书种类及时间四大要素)。对于图黑的文书,则整理出文字,附在文书图片旁。它的编辑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给一个顺序号,村寨之下根据不同的家族或家庭分卷,来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书为一卷。同一卷之下按照收藏者的原有分类,再分别列为若干帙。每一帙内的文件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辨读全文放在一起,按契约和其他文书依次分为两大类,契约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他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分银单、记账单等,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
(2)分类标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按性质,分为前文所述的7大类。其分类标准不是统一的,属于不完全的、概略的分类。《清水江文书》将文书按性质分为10个大类: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但是,每一大类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清晰的分类标准。其所拟定每件文书标题中的要素之一是“文书种类”,其含义是指约、字、合同、清单等不同的类别,是完全基于文书内容所包含的表述的分类。比如“约”的种类,来自文书内的表达就包含“立断山场杉木约”。《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不完全分类为:卖木契、卖山契、卖木并山契、卖田契、卖菜园、卖屋基契、卖地契、佃契、分银合同、分山合同、借契、借当契等。
2.现有整理成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整理的成果,反映了整理者对清水江文书的整体把握和认识深刻程度。《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的整理者,显然认为林业契约是清水江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单纯依靠林业契约,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清水江文书》的整理者,则试图全面整理所有的文书,不局限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文书,似乎认为文书都有同等的价值,要留待研究者去挖掘和评价。但是,它需要足够的经费和队伍的持续支撑,研究者需要自己判读,难以利用。《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的整理者,认为契约是清水江文书的精华部分,选取一家保存最好的作为典型,但是难免“管中窥豹”。所以存在的问题是:(1)不同机构的整理者标准不同,没有共同的学术规范;(2)不同机构整理的成果有重叠,三家出版物整理文斗寨的文书,两家整理平鳌寨的文书,浪费学术资源和经费;(3)不同机构的整理者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到文书保存地收集,存在恶性竞争,“割肉式”整理,破坏文书的信息内在联系和完整性;(4)没有对清水江文书中苗族、侗族等文化符号(单位、名物)进行训诂和考释,影响文书的正确判读和深化研究;(5)没有建立起清水江文书全文数据库。
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
自杨有赓1988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国内著作有6部,论文200多篇;研究人员主要有杨有赓、张应强、王宗勋、单洪银、徐晓光、罗洪洋、梁聪等专家学者。目前,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凯里学院龙泽江的“贵州锦屏文书研究―以清代黔东南苗侗土地契约文书为中心”(2009),贵州大学吴述松的“清水江文书制度与苗侗经济研究”(2011年)。
国外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学者主要有唐立、武内房司、相原佳之、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代表论文有唐立《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植树造林的开始――林业经营兴起的各种因素》、武内房司《从鸣神到鸣官――清代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见苗族的习俗和纷争处理》、相原佳之《清代・中国清水江林业经营的一侧面――平鳌寨文书事例》、岸本美绪《贵州的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的山林契约文书》等。以上论文均被收集在《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3卷中。另,相原佳之《从锦屏县平鳌寨文书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营》发表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上。
三、代表性成果述评
(一) 杨有赓执笔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系列论文。杨有赓的相关论著均是清水江文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奠基性、资料性的开山之作。一是首次对林业契约中的佃契、卖契作了解读,是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二是依据官府文告、诉讼状稿等,对 “清江四案”(皇木案、当江案、白银案、夫役案)进行分析;三是对山客、水客、木行、排夫等木材交易主体及其行规进行了介绍;四是对木材交易和运输环节中的“技术性规则”(木材独特计量方法、单位等)作了介绍;五是民国时期的木材税收资料丰富。当然,该书阶级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始终,有其局限性。杨有赓其他5篇论文也是在以上问题中展开的。
(二)张应强的研究。2002年,中山大学张应强发表了论文《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03),以碑刻和民间文书为据,考察了清水江下游木材市场的交易制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论文《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村落与族群――以锦屏文斗寨的考察为中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05)、《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以及专著《锦屏》(三联书店,2004年)和《木材与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落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木材市场流通历史概况。
(三)单洪根和王宗勋的研究。二人均是黔东南本土学者,前者长期担任锦屏县和黔东南州的行政领导,注意对本地契约文书的收集和研究,20062007先后出版《木材时代-黔东南林业史话》(林业出版社,2008年)、《清水江木商文化》(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及《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清代林业生产关系的活化石》(《凯里学院学报》,2007/05)、《林业契约与林权改革》(《林业经济》2010/08)等论文,比较系统的对锦屏林业契约进行了分类,初步揭示了清水江木商文化的特点,并对林业契约在当前林权改革重大作用进行了研究。后者一直在锦屏县档案馆和史志办工作,长期接触一手资料,在收集和整理文书的基础上先后发表整理和研究的论文有20余篇和专著《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对锦屏各乡村的自然、文化、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四) 罗洪洋的系列论文。20032007年在《民族研究》发表4篇论文,以《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2003/03)为代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卖契、佃契、分合同和处理山地林木纠纷契约四种主要的林业契约。同时它指出“以林业契约为主的习惯法”起到了调整和保护林业产权、形成经济预期的作用。林业商品生产实践产生了法律意识,催生了林业契约样式。他还援引罗马法,来论证市场经济实践出法律意识的普适命题。至于其引申得出的“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淡薄”,则缺乏严密论证,且与林业契约的“契约设计的精妙”的结论似有冲突之处。罗洪洋还认为清水江林业经济只能是家庭私有制经济。
(五) 徐晓光的著作和系列论文。《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撷取和述评当地历史上发生过的若干重大的林业经济纠纷或问题,比如内、外三江之间“争江”、夫役之诉、民国开放江禁之争、“漂流木植清赎问题”、民国木税之争、黔湘两公司木材砍伐纠纷、控诉山客巨富“姚百万”、姚家内部山林纠纷等,试图勾勒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清水江流域林业法制全貌。法制无非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以上选取的案件涉及木材生产、运输、交易等环节中的各类主体之间主要利益关系。当然,它所呈现的法制全貌是寓于叙述和解读中的启发性,依然不是脉络连贯、条例清晰的理论形态。该著作是一部研究方法有创新、体例视角有特色、比较系统的林业专门法制史专著,对以后研究的启示有:一是立足民族法,挑战“华夏正统”观念;二是突破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三是法律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兼用。《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7/06)是其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针对罗洪洋的研究认为林业经营模式是“家族公有制下房族股份制”;二是罗认为清代中期林业纠纷一般由寨老解决,徐晓光认为官府已经介入到林业纠纷,并“最后裁定”;三是认为清代司法已经到达苗疆,“村规民约”所规定“送官纠治”就是依据。地方官府往往将“送官纠治”案件“回批”乡村按照习惯法处理。这体现了国家司法对习惯法的回应。
(六)梁聪的研究。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锦屏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总体上是法律人类学视角的经验描述,但是穿插着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叙带论”。注意文斗契约与中国内地传统契约的渊源联系,但是梳理历史脉络没有清晰地“接续”。他认为,规范与规范之间互动,以及规范与社会其他因素的互动,由此法秩序得以产生。后一种互动更为重要,也是讨论的重点。但是,他并没有充分展开、具体深入。
【关键词】公正评论抗辩;新闻评论;抗辩;法律陷阱
新闻评论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项重要分支,在配合新闻传播、挖掘事件内涵、引导社会舆论、增强公民参与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新闻评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针对新闻评论的诉讼与日俱增,新闻评论陷入前所未有的法律陷阱中,阻碍了新闻评论的正常发展,也一定程度地挫伤了新闻评论人员的积极性。
随着近几年法律、伦理等概念和新闻评论越来越紧密的结合,“公正评论”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被提出且得到重视。当然,“公正评论”在用来防范法律陷阱的同时,也对新闻评论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公正评论抗辩解析
“公正评论抗辩”这一概念是基于“公正评论”之上提出的,它首先应是一个“新闻评论”。所谓新闻评论,是指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①。简而言之就是对新闻事实所进行的评论。
新闻学者喻国明说:“新闻不是评论。”② 这句话点出了新闻评论和新闻的不同。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或是对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③,因而新闻强调的是“显示”和“传播”事实,而新闻评论则强调“观点的表达”
但同时,新闻评论又依赖于事实的新闻,是针对新闻事件所作出的进一步的评说。当代新闻评论的一大特性就是新闻性,这一特性要求新闻评论直接针对客观实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媒体受众的疑难发表意见、表明态度④。先有事实,后有评论,可以说是新闻评论的本质概括。
而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新闻相当于“事实的陈述”,而新闻评论则相当于“观点的表达”。美国一位资深新闻人对此做过说明:“史密斯昨天辞职了――这是事实;史密斯早该辞职了――这是评价。”⑤
其次,公正评论抗辩有效行使的前提应是“公正”。目前,中国新闻界所认为的公正评论标准,大都根据美国康拉德・芬克《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而来,主要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即针对事件和现象进行的评论,只要所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评论人的动机是善意的,主观上并无损害他人名誉的功利性,而且能客观地对问题发表意见和观点,就是公正评论。即便在评论过程中措辞激烈,整个评论都不是诽谤的。⑥
最后,“公正评论抗辩”中的“抗辩”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给出的解释是“不接受责难而做出辩护”。在司法解释中,“抗辩”即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事实或观点进行批评或驳斥,同时向法庭和陪审人申诉己方事实或观点的法庭论辩行为⑦。
因而,“公正评论抗辩”可以概括为:当新闻媒体或评论面临法律诉讼时,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言论是一种评论,并且该评论符合“公正评论”的标准,就可以使用抗辩权为自己开脱罪责。
2 新闻评论遭遇的法律陷阱
1992年,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针对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所属的惠康超市对两名女顾客进行不正当地搜身和言语讥讽而撰写的评论《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被诉侵害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名誉。1995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正当的舆论监督应受法律保护,吴祖光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是其读了新闻报道后的感受,属于正当舆论监督范围,不构成名誉侵权。至此,在中国司法界和新闻界,公正评论才正式作为抗辩事由在司法实践中确立。然而,不论是在这一概念出现之前还是之后,新闻评论仍和新闻报道一样,经常深陷于各种法律诉讼中。
现代新闻评论的系统漏洞有多方面,如“政治陷阱”、“伦理陷阱”、“语言陷阱”等,而“法律陷阱”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新闻评论的法律陷阱最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以虚假新闻或失实报道为依托作出的新闻分析和评论,因事实虚假和分析错误而造成对有关个人或团体的诽谤、侵害名誉等后果。如2007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纸包子”新闻,因后被查实为记者炮制的假新闻而遭。虽然因假新闻而作出的评论其本身也可以说是“受害者”,但新闻评论既然作为社会的监督和向导、承担者重大的社会功能和责任,就应该对其评论的对象――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进行严格谨慎的核实,避免由新闻评论造成的二次“传播污染”,扩大虚假新闻或失实报道的不良影响。
二是作者出于恶意,在评论中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当事人名誉。这类案件多出于批评性评论文章中。因为批评性文章本身就对评论对象带有较为负面的观点,是最为“冒险”的一种评论,因而在观点表达和措辞选用上更容易踏入法律的陷阱。但是可以说,只要新闻评论人员具有良好的新闻素养和操守,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看待问题,不带入自己的私人恩怨,并注意措辞,这一种法律陷阱是最容易规避的。
三是因为用词不当而遭遇的法律诉讼。新闻评论依赖语言的表达,但语言表达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漏洞,被人挑剔。尤其是带有较强主观色彩的新闻评论,评论员在评论时难免会采用不当的、甚至带负面感彩的措辞。如在《南方都市报》的一起侵权案中,评论员因使用了一些粗俗词汇评价一位新闻人物而遭,为此支付2万元的精神赔偿金⑧。当然,在之前解释“公正评论抗辩”指出,新闻评论判案时的主要根据之一是“事实陈述”还是“观点表达”。这也提醒新闻评论者在进行评论活动时,要充分尊重新闻事实,不能在事实上夸大或错误表达。
四是因不当引用甚至剽窃相关文本而导致的法律诉讼。2009年9月,日本知名漫画家、《蜡笔小新》“之父”臼井仪人意外逝世,多家媒体在转载、引用这条新闻时竟错用日本艺术家黑田征太郎的照片,甚至包括央视这样的权威媒体在内。这样的乌龙事件不仅严重侵害了当时人的权利,更造成了十分不良的社会影响
然而为何新闻评论会屡遭诉讼?这与新闻传播的特殊属性分不开。一方面,新闻传播属于大众传播,与其他传播活动相比,它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传播,使得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影响程度也更深,因此得到了更多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传播学奠基人赖特在关于大众传播“四功能说”中指出,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新闻评论的内容就是以社会热点、受众关心的话题为主。正因为新闻传播担负着如此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功能,受众对它的要求也更高更多。
3 公正评论抗辩――一条抗辩法律陷阱的出路
学者魏永征在《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中曾说:“不要让公众因害怕诽谤诉讼而不敢就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⑨ 但新闻评论屡遭诉讼的状况,一定程度阻碍了它的发展,削弱了其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功能。
幸而自美国“沙利文案”和中国“吴祖光案”成为新闻评论遭遇法律陷阱后的胜利转折点后,公正评论抗辩开始作为一项抗辩事由在维护新闻评论的法律地位和保障评论人员的合法权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闻评论的功能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给予了这一抗辩权以保障。
新闻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力,即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被公众成为“第四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舆论监督上。尤其是随着传媒工具,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媒体的监督范围变得更加广阔和及时,成为前三种权力的一项有力补充。而公正的新闻评论,则是这种“第四权力”的一种体现形式,它通过引导舆论来深化监督,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另外,新闻评论的功能就如之前所言,主要承担了社会职责,如担当“社会课堂的解惑者”、“社会海洋的t望者”、“社会大众的参谋者”等⑩。这样的社会角色是新闻评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所必不能少的。因此,用“公正评论抗辩”来保护公正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评论,不论对新闻评论还是社会的发展对具有重要作用。
从法律角度来说,宪法保障了新闻评论抗辩这一权利的实行。宪法是规定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任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条也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闻自由”,但新闻评论工作者的言论自由包含于其中,而新闻评论事业又属于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新闻评论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同时,《宪法》第四十一条对公民的监督权也做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新闻评论监督作为“第四权力”,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无冕之王”,在社会中起着最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监督作用,因而这条规定为新闻评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除宪法之外,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也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这是我国法律文件中唯一对出版自由的解说,也是对现阶段我国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方式和范围的总体表述。
当然,要真正规避新闻评论陷入法律陷阱,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切实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技巧。
首先,新闻评论人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新闻评论在社会中扮演着领航员和t望员的角色,新闻评论者就更应站在社会的角度切实关心公众的利益,发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评论――从公正评论的角度说,就要充满“善意”。
其次,新闻评论工作者要有敏锐地发现和判断能力。要第一时间抓住社会中的热点难点发表有助于社会发展、激发公众思考的评论,同时要准确判断新闻评论所依据的新闻事实的价值和真实性,特别避免出现如“纸包子”之类的基于虚假新闻之上的评论。
再次,新闻评论工作者在评论过程中要谨慎措辞、注意表达,防止由语言陷阱走向法律陷阱。尽管公正评论的标准认为只要所依据事实是真实的,评论人主观上并无损害他人名誉的恶意,即使措辞激烈,也不能算作诽谤。但事实上,是否“善意”在实际的判案中很难说清与衡量,因此最好的规避方法还是从评论员自身做起,从源头防止由此可能引发的法律诉讼。
最后,新闻评论工作者要提高新闻法制意识,运用法律知识来规避新闻评论的法律陷阱但不畏惧诉讼,捍卫自己的政党言论自由,发挥好新闻工作者的舆论引导职能。此外,还要注意合理引用,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公正评论抗辩”在新闻界和司法界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尤其在中国,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至今还没有见诸于任何法律条文。但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和新闻评论体系的日渐完善,这一概念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将会成为新闻评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保障。当然,公正评论抗辩只是其中的一条可能的出路,新闻评论的健康发展应始终依靠高素质的新闻从业人员,只有从两方面共同努力,公正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评论才能真正规避法律陷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应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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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柳珊. 当代新闻评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5] 赵振宇. 现代新闻评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6]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李良荣. 新闻学导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注释
①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5页
②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4页
③ 李良荣. 新闻学导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第13页
④ 柳珊. 当代新闻评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第31页
⑤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41页
⑥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42页
⑦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38页
⑧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479页
⑨ 陈建云. 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第153页
⑩ 郑思礼、郑宇. 现代新闻评论分析与评价.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128-132页
作者简介:
[关键词]权利;冤抑;情理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1-087-01
《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这本论文集收录了法制史学者寺田浩明的15篇论文,内容包括我国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民间的契约形态及效力。该论文集集中说来可用一个中心问题来概括,即对“非规则型法”模型的构建。
一、站在国家的角度来分析
中国自古通儒学圣道者才能为官,从州府逐渐上升至最高统治者,不仅仅是权力的逐渐扩大,更是个人修养德行的逐渐提高。因此,处于权力顶端的统治者可谓是“圣贤之人”,集全国大权于一身,律令的颁布实际上是历代君王意志的体现,但毕竟在现实中皇帝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处理一切事务,还必须有官僚的参与才能保证权力网罗天下,维持社会的稳定。面对官僚的“贤愚不一”“良莠不齐”,为了防止他们做出有违情理的判断,皇帝必须预先将典型事例构筑成体系,以便其判案时遵循。从保证断案的均衡和准确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成文律令可以说是君主为了防止官僚妄断擅判的。
国家颁布的律令不仅是官僚内部职权划分的依据,同时也是各级官僚断案的参考。然而,“律令有定,情伪无穷”,再严密的法律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动态社会终究会过时,加之每个具体的案情都有其特有的“性格”,要寻得一与案情完全配套的律令实不可能,还需审判者综合考虑案件的各种因素,于其权限范围内做出最能令人信服的决断。原则上,对律令的补充和解释只能由最高统治者来实行,在于国家成文律令中找不到与之最相对应的规定时,官僚即可在自我的情理判断的基础上拟一解决方案,以建议的方式逐级上报于皇帝,最后由皇帝在参考群臣的意见上做出终结裁决。但通过史料,我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官僚会因碍于律令的缺失不敢自断其案而被统治者指骂为迂腐之徒。由此可见,在实践中,并非所有案件都必须严格按照成文规定(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便是对重刑案件,官僚们也是有其一定裁量权的。那么为何国家一方面规定必须严格遵循成文法,一方面又不实际施行呢?显然,中国并非如西方国家把成文法严格视为权利义务的标准,之所以既有硬性的法律规定,又有弹性放缩,其中缘由得从法的本质上来追寻。根据滋贺秀三和寺田浩明的观点,中古法的最终源头应该是“天理和人情”,不管是国家成文性的规定,还是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最终决断案件的落脚点都是“情-理-法”。成文法来源于普遍的情理,具体案件中的个别情理因素尽管由官员自己考量,但不能超出成文法的基本范围。而在对“情理”的把握上,在长期的同质文化熏陶下,人们的认知定然不会存在太大迥异,因此,在每个个案中总存在一个大家基本都能认同的公理线,对重刑案件的“必要复审”的过程,实际也是各级官员们寻求个案的“公理”的过程。
二、从民间层次上来把握
对民间的田土细故,国家并未像对处理杖刑以上案件那样规定极其细密的法律,但其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了一套维稳规律。根据寺田浩明的观点,中国古人社会从来都是充满温情,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发生大的纷争,这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共列车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空间,随着列车的摆动,人流的不断攒动,在乘车的过程中总免不了磕磕碰碰,对占据空间的弹性伸缩,大家彼此之间也似乎心知肚明,所以能忍即忍,只要不太过分,并未超出自己能忍的限度或期待的利益太多,倒也相安无事。相反的,若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极大侵犯、冤抑丛生时便导致了纠纷的产生,列车本有的和谐被打破,这时候就需要当事双方或是第三方的介入来进行磨合处理,以便恢复原有的和谐。
翻阅古籍和史料,便会发现,在中古社会中,由双方彼此合意解决纠纷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是由第三方涉诉处理,这里的“第三方”可能是当事人双方都认可的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大家长”(诸如里长、族长等),还有可能是一类重要的掌权者――州县长官。当事人彼此信任第三方一般会基于自己的情理判断,综合考虑纠纷的具体情形和周围群众的普遍认为来对具体的纷争提出一解决的方案,若是时人不认可,则可向其认定的更为适合的主体寻求帮助,这就是以州县官为核心的第三方的出现。很显然,州县官对这些户婚案件的处理不似命盗重案那般严苛,他们同样一般以兼顾双方的调和方式,对当事双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力图以说教的方式让双方自省,最后自己撤诉或和解,以达到既恢复被破坏的和谐关系,又能在各方自我反省的基础上防患纠纷的再次发生的目的。
从上述中不难看出,对民间纠纷的解决往往不是按照规定直接裁处,即便是在有双方合意的约定之上也不见得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将国家规定视为圭臬或将纸上的约定视为确定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相反的,文字记载之外的很多因素才是值得断案者充分考虑的: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人情、具体的案情、当地的风俗习惯、民间土例等,所有这一切汇集成处理具体个案的可能“公理”,一个案件(如果没有在初次处理时就令当事双方满意的话)的不断重新梳理过程其实就是在不断向普遍认同的、公共的标准靠近的过程。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