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著作范文

法学著作范文第1篇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许章润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民法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刑法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法学著作范文第2篇

1　体育政策———引领了我国的体育改革实践 体育法学著作关于政策与法律的研究中主要涉及了党的政策与体育法律的关系,其实政策的制定主体还包括国家或各级政府。党的体育政策与国家或各级政府的体育政策有联系也有区别,如书中所言:“党的体育政策是党的主张和党的意志的体现[1]。”因此,不能对公众产生直接的约束力,不能直接解决体育方面的事务;而国家或各级政府的体育政策则可以。从二者联系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执政党,所以,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党的体育政策对国家或各级政府体育政策的形成起着主导和决定的作用。 大量的实践证明,我国体育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的体育政策。由此,我国体育改革初期,政策也成为调控改革的主要手段。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个政策社会,就是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邓小平在1986年就曾经说过,“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另一方面,体育改革处在复杂的环境中。1992年,以足球改革为先行军的体育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同步,因此,一些政治、经济、社会的矛盾集中反映在体育改革中,体育改革体现出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处在这种大环境下的我国体育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局面,需要一种不断适应实际变化的治理手段。 由于具有前瞻性、指导性、明确性、时效性、灵活性与弹性等鲜明特点,因此,体育政策担当起调控体育改革的重任。在这一点上与我国的整体改革情况极为相似: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以党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为开端的[2]。总之,我国体育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得益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及体育总局颁布的政策,如:《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等等。在此基础上,各地还颁布了大量的地方性体育政策,有力地配合了上述政策。 2　依法治体———时代的呼唤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体就是依法治国方略在体育行业的具体体现。由于体育特定的价值取向,承载着公众的精神寄托,发生在体育领域的违法事件就尤其引人注目,其对社会的影响也往往超越体育的范畴。法律介入、实现依法治体的意义不仅仅有利于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更对健全社会法制、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重大体育涉法事件,应该允许法律介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因为法律在道义上的公正性,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明确性、稳定性,在效力上对全社会的普适性、权威性都是其他规则所没有或者不全具有的特征。 有研究认为: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以及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稳步推进法治化相比,体育领域显然是落人之后了。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推进我国体育法治化的进程,必须从努力完善我国体育法律法规体系,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着手,进一步树立体育法治的观念,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完善体育法制、法规体系,稳步推进体育的法治化[3],最终实现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战略目标:到2010年,从根本上改变体育法制工作的滞后状况,基本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全面进步相协调,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符合现代体育发展需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核心,结构合理,衔接配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法规体系以及相应的体育执法与监督体系和法律服务体系,将体育事业全面纳人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普遍形成依法治体的工作局面[4]。 3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谁主谁从 3.1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的一致性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历史上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讨论。第一次在1957年,这次论争的主要结果是形成了所谓的“政策至上论”,主张政策就是法律,导致了“法律虚无论”。第二次讨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1979年到1980年。 这次讨论批判了“政策至上”观念,坚持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和依据,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政策具有指导作用,形成了“法律工具论”。及至后来,更有学者认为,政策与法律的矛盾是权与法的斗争[5],靠政策治理的实质是一种人治[6]。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关系是一般政策与法律关系的缩影,对待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的关系,应该反对非此即彼、简单化的观点(“坚持党的领导则政策应当高于法律”或者是认为“党要依法执政则法律应当高于政策”),并且“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和义举”的论断也已经不合时宜。目前二者关系的主流观点是:政策与法律作为不同的社会性规则,在制定机关和程序、表现方式、实施方式、效力范围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它们各有其独特的、不能取代的调整机制。但是在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社会目标等方面高度一致。因此,体育改革实践中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并存是客观现实,体育政策活跃,具有前瞻性、凝聚力,体育法律稳定、具体、规范,二者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合理并存。 事实上,体育法律与政策都是一种“制度安排”,与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政策联系的紧密程度正反映了体育法律同日益变化复杂的体育行业的紧密程度,也反映了体育法律部门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体育政策还是法律的形成,为了达到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目的,都必须充分了解各种有关体育发展的建议,以获得直接、真实、准确的信息并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因此,从形式主义出发简单地认定体育政策必须依据或服从法律,或者体育法律必须依据或服从体育政策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以实质内容上哪一个更能全面、正确体现体育事业和谐、健康的发展为根本标准,即应当以两者共同一致的方面(特别是指导思想、根本目的)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属来认识和处理两者相互关系。#p#分页标题#e# 正是在此基础上,政策要指导法律的正确制定,法律也能够约束政策必须合法。 当然,体育政策与法律的一致性以及并存并不是二者之间的简单等同,为此,现阶段的体育改革过程中要着重克服以党执政,党政不分,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思想和惯性以及政策与行政法规混淆不清的问题。 3.2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不一致性的情况及处理方式 3.2.1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不一致的情况 既然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各有不同功能和作用,因此,肯定会出现二者不一致的情况,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真正体现依法治体的内涵与贯彻依法治体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不一致,是指体育政策的相关规定突破了体育法律的现行内容和框架,或者体育法律滞后于政策的原则和要求。从现实来看,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在体育改革进程或发展顺利,未发生足以影响体育法律制度变化的重大新问题的常态情况下,体育政策制定失误,随意违反现行、稳定的体育法律,这种情况属于恶性违法,既是形式违法,又是实质违法。二是在体育发展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或产生了必须及时处理解决的重大新问题、新矛盾的特殊情况下,体育政策要加以及时调整。此时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在出台的顺序上往往是体育政策先行,体育法律跟进。政策先行主要体现了灵活性、时效性以及极易适应环境的特点,这往往就会突破现行法律的原有内容和框架,这种突破可称为“形式违法”,但是属于良性的,实质上可能具有正当性或合理性。法律跟进是原有法律随着政策引导的方向,根据现实需要做出相应的废、改、立。此时,就存在着体育政策突破体育法律或称良性“形式违法”的不一致情况,也存在着体育法律滞后于体育政策的不一致问题。我国体育改革实践主要突出了第二种情况。1992年,以足球项目改革为突破口的体育改革是非常深刻的,许多新事物、新变化的出现始料未及,导致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难以涵盖这些内容,而由一些新事物、新变化带来的问题(如体育腐败、违法犯罪等)又阻碍了体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体育法对此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或者没有规定,因此,法律制裁的威力难以发挥。 所谓历史、社会是发展变化的,法律制定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过时,开始与现实脱节。无论如何修补、完善法律也无法遏止其滞后的趋势[5]。而《关于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决定》以及《新时期加强体育工作的意见》等体育政策性文件的及时出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当时的体育改革起到了稳定、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为体育法相关规定的废、改、立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这种体育政策突破体育法律的情况具有积极意义。 3.2.2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不一致时的处理方式 处理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不一致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权衡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哪一个更能全面、准确、及时地体现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反映体育改革的正确方向。如果体育政策比现行体育法律更能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体育改革的未来趋势,体育政策就要突破现行法律的内容和框架,并且指导体育法律随之进行改变;否则,体育政策就不得违反体育法律,违法的体育政策不能出台或出台后也必须撤销。 依法治体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体育法治,即体育的良法之治,因此,本研究的立论依据是“实质法治主义”而非“形式法治主义”。按照实质法治论的观点,法治不仅是法律的统治,而且是“良法”的统治。当现行体育法律经过实践反复证明,已经稳定、正确地体现了体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它就属于“良法”,体育政策不能随意违背,这就是体育法律对体育政策的制约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尤其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要在体育法律的范围内指导体育活动,体育政策不能恶性违法。当现行体育法律在体育改革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已不能全面、正确、及时地规范体育行为、预测体育发展方向时,它的有关内容和形式就已经不具备“良法”的品质,体育政策基于其特点需要对其做出突破,并对原有法律的废、改、立起到指导作用。 在常态情况下,体育政策不能违反现行稳定的体育法律制度。为保证体育政策符合体育法律,有必要创立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的规范冲突监督协调机制,可以在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内部建立体育政策是否合法的审查、备案、清理制度;在整个体育行业甚至社会上建立群众的监督、建议、意见和评议制度等等。在我国体育法规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的前提下,体育政策突破现行体育法律,在特殊情况下还存在着可能性。由于政策的前瞻性、战略性和及时性,在体育行业发生急剧、明显变化时,体育政策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当然,为了使体育政策稳定化、长期化并对体育行业产生普遍约束力,也为了使法律跟进政策时贯彻落实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还要启动政策与法律的规范形态转换机制,通过立法程序使经过体育改革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体育政策转变为体育法律。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要求体育政策转变为体育法律时具备范围上的特定性、内容上的一致性、时机上的成熟性、程序上的合法性等条件,并建立和完善相配套的立法提案建议制度、公告评价制度等等,确定提出立法建议的范围、条件,向社会公开信息,征求各界意见和建议,使体育政策向体育法律转化的制度完备化。 最后,既然存在着体育政策突破体育法律的可能性,那么就需要对体育政策的出台进行评判。一项政策是经过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运用一定的决策方法制定出来的,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来进行政策出台的质量考评,其中包括影响和决定政策出台的民意反映机制、专家参与论证机制、政策试行机制,政策试行结果的评估机制等等。由此,保证突破现行体育法律内容规定的体育政策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4　一个留待思考的问题———体育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体育实践过程中,规范人们行为的还有大量由行政机关创制的各种规则,本研究称为“体育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上,对这些行政立法以外的普遍性规则还有“规范性文件”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称谓,并且这些文件的数量大大超过行政法规和规章。目前,行政法学界对这些文件的研究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文件属于“红头文件”(偏向于政策)[8];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文件具有“法”的属性,可以作为执法的依据。由此,体育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纽带”,将政策与法律的问题复杂化了。#p#分页标题#e# 5　结语 体育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二元渠道并存是客观现实,具有合理性,即两者在目的性等方面存在一致性。在依法治体方针指引下,处理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不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理解体育法治的内涵,反对体育政策的恶性违法,充分发挥体育政策前瞻性、战略性和及时性的特点,指导体育改革的实践。建立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的规范冲突监督协调机制、规范政策与法律的规范形态转换机制,同时,对于体育政策的出台要不断完善各种考评、监督机制,保证体育政策的正当性。

法学著作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词类；词无定类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96-03

词类问题，概由汉语语法开山之作《文通》而起，历经多次争鸣而不休，这在语言学自称科学的背景下，未免有些吊诡。纵观其他完备科学，无一不以明晰分类为始；印欧诸语，纵有形态不甚发达者，品词划类亦未见其难也，独汉语遗患百年而未有定论。现今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虽多以“三结合”为正朔，当今语言学界却早已不是结构主义的天下。反观早年语法，常发词无定类之声，若拂去偏颇厚重的批判尘埃，辅以当代语言学的斜晖，焕枝发苞也未可知。本文以《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为例，在当代语言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早期语法学著作中的词无定类问题。

一、《马氏文通》

马氏在“例言”中自述：“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鉴于其研究对象为文言，马氏先定其单位之基为“字”，进而纳入“词、次”等范畴。就其内涵而言，马氏的“字类”即是今时之词类，“词”则表称语义结构，“次”约同于格，故后人多称马氏文法为“词类本位”。以下我们先展示马氏的分类结果，进而探讨其分类标准。

《文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字类系统，反映出汉语字类的某些特点。先分为实字和虚字两大类，“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下又分五种：（1）名字（含公名、本名）；（2）代字（含指名、接读、询问、指示）；（3）动字（含内动、外动、受动、同动、助动、无属）；（4）静字（含象静――形容词、滋静――数词）；（5）状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下涉四种：（1）介字；（2）连字（含提起、承接、转捩、推拓）；（3）助字（含传信、传疑）；（4）叹字。

马氏不司形态，其标准主要是意义与位置。其称“中国文字无变也”，并“专论句读”，郭锡良据此认为马氏文法并不同于专司形态的彼时“葛郎玛”，有其独创性。郭氏结论可能有理，但论据并不可靠，一来以其彼时汉学家语法论著谈“格论”的风气，来映衬马氏未纳之独创，这本是消极证据不足立论，且《文通》中分明具有约同于“格”的范畴，即“次”；再者马氏于“例言”中直言“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吾国现代学科之创建，皆以西学东渐为始，开山必有所“借”，不过成色有别而已，《文通》亦在此列，实不应苛责太甚。

再看马氏的意义标准。历来多认定“《马氏文通》是我国著名的依据意义区分词类的主张者”。马氏也确出此言：“字各有义，而一字不止一义者，古人所谓‘望文生义’者此也。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耳。”然而在面对“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的虚字时，马氏实际上是从语法功能角度考虑的，如“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凡虚字，以取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邵敬敏以此判断马氏给实字各类下定义时根据类别意义，但在实际运用时，往往也把语法功能作为划分字类的重要辅助标准，即：意义为主，功能（位置）为辅。

对于马氏意义标准和位置标准的先后，陈保亚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两重标准时，“实际上马氏选择了位置，因为意义在这个关键时候失去了可操作性”，并指出马氏的位置实为个别分布，“而汉语中很多词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马氏不得不用词类假借说来解释这个现象，最后就导致了词无定类”。这里颇有褒扬马氏为“前结构主义”风范的意味，我们认为陈书对马氏两重标准的优先判断可能不尽准确，其意义标准失效的“关键时刻”，无疑指涉虚词划类。意义标准对虚词划类无所作为，并不意味着马氏没有在虚词划类时没有考虑意义，一个自洽系统的建立无疑是要追求标准统一的，马氏应是在划分虚词时首先采用了与实词一致的意义标准，是效果不好后再转向位置标准的。

马氏词类常遭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其“字类假借”和“字无定类”。从逻辑上说，“字无定类”是包含“字类假借”的。“字无定类”指字无固定不变的字类，有“一字数类”和“字类假借”两种表现形式。所谓“一字数类”，即“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字类假借”，则如“状字本无定也，往往假借他类字为状字者”，“更有以公名、本名、代字、动字、状字用如静字者。夫字无定类，是惟作文者有以驱遣之耳”。吕叔湘认为“字类假借”和“字无定类”间存在矛盾，马氏在讲字类假借时常常说某字本为何类，例如“‘勤’、‘远’二字本静字，而用如通名”，“它既然有其‘本为’之类，还不就是字有定类吗？既说是字无定类，又按有定类来讲，这就是自相矛盾了”。吕先生的观察十分敏锐，陈保亚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进一步指出：“马氏既然主张词有定类，并且认为有了词类才能说明词的组合关系，但最后的结果却引出词无定类的结论。这说明马氏在词类划分的方法论上还存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时代语法学界“三分天下”的今日，大可以从新理论来重视马氏的“字类假借”和“字无定类”。

袁毓林曾引进认知语言学“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对熙的汉语词类分布观进行了修补。他指出汉语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是人们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属于同一词类的词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别，典型成员是一类词的原型，是非典型成分归类时的参照标准。不同词类的典型成员在分布上的差别比较明显，不同字类的非典型成员在分布上的差别比较模糊，这造成了汉语的词可以分类但又难以分类的局面。认知语言学认为范畴化是一个主观过程，推崇说话人的语义直觉，和马氏的以义定类的主要标准多少有些暗合；而词类间非典型成员呈连续统状的非离散分布，是“字类假借”得以发生的理论基础之所在。最后，袁毓林对词类严格和宽泛定义的调和，恰好能够回答吕先生等对“字类假借”和“字无定类”矛盾的质疑，“字类假借”的是宽泛定义上的词类，“字无定类”是严格意义上的词类。

至此我们以当代认知语言学的视点，对《马氏文通》的词类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事实上，笔者并不赞成就当代完备理论或先进成果在祖坟堆里“索隐”的理路，因为这多少表现出当代学人理论原创的无能与无奈。但对于词类划分这个百年难题，学界历经早期的词无定类到结构主义的词有定类，再到当代形式派的词无定类，个中的循环反复让人感慨。

二、《新著国语文法》

较之《马氏文通》研究的络绎不绝，黎氏的这本《新著国语文法》，虽贵为现汉语法的奠基之作，然而地位却要尴尬得多。盖因其“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和“句本位”等主张后来受到结构主义的猛烈批评。胡明扬曾对这段论战的前因后果做出较为公允的判断：“国家认可的《暂拟系统》却是以传统语法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法学派要取得主流派地位就必须把以传统语法为基础的《暂拟系统》打倒，因此对它的批判就不可避免……具体的靶子还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但最后的结果竟至于“黎锦熙先生和黎派语法以及传统语法却从此彻底被否定了，以至于到80年代和90年代要出版黎锦熙全集或文集都碰到了极大困难，至今都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未免让人扼腕。

《文法》抛弃了自《文通》以来各家坚持的“词本位”体系，提出了新的“句本位”体系。黎氏认为：由于汉语的词类“既没有严格的分业，就多以句法的成分上异别出来”，“词类本身并无繁重的规律”，“通用的句法，于正式的组织外很多变式，并且多是国语所特有”，“所以本书特重句法”以句法来控制词法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从中国来讲，《文法》一书当是最早源头。

我们关注黎氏的划分词类的结果与标准。他把词分为五类九品：1.实体词：①名词（分为独有、普通、抽象、量词）；②代名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联接）；2.述说词：③动词（分为外动、内动、同动、助动）；3.区别词：④形容词（分为形状、数量、指示、疑问）；⑤副词（分为时间、地位、性态、数量、否定、疑问）；4.关系词：⑥介词（分为时地、原因、方法、领摄）；⑦连词（按复句类型分类）；5.情态词：⑧助词（分为决定、商榷、疑问、惊叹）；⑨叹词。

黎氏一方面在给词类下定义时采用意义标准：“就语词在言语的组织上所表示的各种观念，分为若干种类，叫做词类”；同时在具体分析时则主张从句法功能上去鉴别：“汉语的词类，词形上既没有严格的分业，就得多从句法的成分上辨别它的用法来。”换言之，词类的划分，“有些要由词类在句中的功用而决定”。邵敬敏认为，这比较《文通》等主要从意义上或逻辑上给实词分类是进了一大步，但是黎氏却又狭隘地理解为：某一词类只能充当某一句子成分。这样势必得承认马氏的“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观点，并进而推导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绝对化结论，这一看法客观上也就否认了汉语词类的存在。

由是观之，黎氏遭人诟病之处在于其认为句子成分和词类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无疑和以熙为代表主流结构主义的结论相悖。熙提出汉语语法的三大特点之一便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已成为高校教学语法的金科玉律。然而当代语言学却存在不同的看法，生成语法的创立人乔姆斯基[10]就认为语法是多平面的，如词平面、词组平面、转换平面等，转换平面在词组平面之上。观察有个视点问题，如果从较高的平面进行观察的话，结论会有所改变，而朱先生的观察可能就是从词平面上得出的结论。而根据乔氏对主语、谓语、宾语的定义，充当句法成分的只能是短语。朱氏的论断既不是绝对正确，那据此对黎氏的批评也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黎氏的词类观与当今生成语法的词类策略更为相近。“最简方案”以来的一些生成语法学者认为，可以根据扩展它的功能范畴的特征来定词汇范畴的类。比如说，“哭、研究”受动词性的功能范畴扩展，就可以将“哭、研究”定为动词；如果受名词性的功能范畴扩展，可以将“哭、研究”定为名词。这对于“这哭”、“这研究”类似的结构项有更充分的解释力，而它事实上和黎锦熙的“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思想相差无几。

三、结语

学科史上对某一问题的探讨，常有循环反复之见。两部早期语法学著作中的词无定类，在其后萌发的结构主义看来，或许荒诞不值一提；却在当代语言学的新框架里却获得了某些堪称暗合的解释。朱晓农曾揶揄道：“在科流面前，西方人有前面两种选择，而我们却有三种：（1）做弄潮儿；（2）对抗潮流，想着创造下一代新潮；（3）置身于任何潮流之外，以不变应万变，永远保持批判权，永远满足于旁观者清，永远耽迷于特色学问。”何去何从，值得当代研究者深思。

参考文献：

〔1〕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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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著作范文第4篇

总的讲，这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就实体条文部分而言，主要不在于缩小与世贸组织的差距，这点与专利法及商标法的修改有所不同。像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对于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等等的专门保护，在我国过去的商标法完全未作规定。这样明显的缺欠，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几乎找不到。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著作权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样修改，就一直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讨论着：其一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其二是网络环境给版权保护整体带来的新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重点问题在这次修改中都有了较满意的答案。

原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在上一世纪起草法律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国内市场保护外国作品越来越多，随着对外国作品保护逐步突破四十三条而向《伯尔尼公约》看齐，特别是随着对境外港、澳、台的作品的保护也将达到与国外作品一样的保护水平，原第四十三条的不合理性就日见突出了。与这一条继续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还有原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等条款。

这次著作权法修正案，对上述这几条都作了增、删。从形式上看，改后的相应条款更符合《伯尔尼公约》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从实质上看，改后的条款比原来更完整地确认了作者（特别是音乐作品的作者）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这对于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点问题解决到这个程度，甚至出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期望。他们曾呼唤多年，力争多年，也许一度失望。而最后他们的要求几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说，这既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作权法，正像它的出台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一样，它出台后再向前迈进每一步，也都会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领域的单行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至于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版权保护特殊问题，在改法中要解决更是曾面临过三重困难。首先，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现在就解决因网络而产生的问题为时过早。这种意见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较多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另外，国内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信息网络的进程已经给整个版权制度敲起了丧钟。就是说，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与网络相关的条款的问题，而是还需不需要著作权法本身的问题。这种意见至今也还时有发表。最后，不少人认为这次修改著作权法主要是为适应“入世”的需要，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并未提及网络问题，所以至少这次修改可以对网络不加考虑。

正是在上述三种“言之有据”的反对声中，著作权法修正案把网络问题纳入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应当看到，这种修改是恰当的，而不是“过于超前”。信息网络化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已使“过早论”过时。世贸组织下一轮多边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正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按我国著作权法十年才进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们肯定无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时再让该法符合一两年后的世贸组织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网上盗版的现实，已经使法律不得不涉足这一领域了。如果我们不依法打击网上盗版，那么在有形市场中打击盗版的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会落空。因为盗版者将大量转移到法律够不着的网络空间。至于网络使保护作者权的制度死亡的理论，则还须继续扩充和建立它自己的“体系”，否则它仍旧停留在“宣言”上。而这种宣言，自印刷术的发明而使信息广泛传播、从而使版权保护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使信息传播更便捷时（例如录音机、无线电广播、复印机发明之后），都听到过类似的宣言，但版权保护却都一次次被充实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删，虽比不上上述两个重点，但也应给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护客体中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权”从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权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动，等等。

修正案还明确了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个重点中所增权利的实现，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权利的实现。程序条文中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这是专利法修改时“漏”掉的）及专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诉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赔偿额，等等。

总之，这次修改，对于加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标法的修改

这次商标法修正案，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重视或值得继续研究。

“地理标志”保护的增加

这种保护过去于我国商标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们首先应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标志”是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应予保护的一种商业标记，它又称“原产地标志”。原产地问题，倒不是乌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为它标示的是产品，所以在调整国际商品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一产生时，就应当涉及原产地问题。

世贸组织协议中讲的原产地标志，是从它含有的无形产权的意义上讲的。尤其对于酒类产品，原产地标志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有时表现出一种实在的“财产权”。协议总的讲是禁止使用原产地名称作商标作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产生了“第二含义”并已经善意取得了这种标记的商标的注册，又不会在公众中引起误解的，则可以不撤销其注册，不禁止其使用。我国的“茅台”酒、“泸州”老窖等，均属于这种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产地名称”型商标。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确认过瑞士的“瓦尔司”（瑞士地名）牌矿泉水的商标可以合法地继续使用。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22条中，讲明了什么是“地理标志”。它可能包含国名（例如“法国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国之内的地区名（例如“新疆库尔勒香梨”），还可能包含一地区内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镇瓷器”）。只要有关商品或服务与该地（无论大小）这个“来源”，在质量、声誉或特征上密切相关，这种地理名称就构成了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这种标志与这一般的商品“制造国”落款（有人称之为产地标志或者货源标志）有所不同，制造国落款一般与商品特性或质量并无关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电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样，这并不是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过去我国有的行政部门曾在其部门规章中，把这二者弄混了，把“Made in China”当做了“地理标志”。当然，也并不是说，凡是国名就统统只可能是制造国落款（产地标志）的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协议第22条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国名构成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有时可以涵盖制造国标记，但反过来用货源标记涵盖地理标志却不行。

商标法修正案在第三条及其后一些条款中，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不过，该法第三条使用了“原产地”标志，随后的条文中却使用了“地理标志”。虽说这二者可视为同义语，但极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说明而同时使用两个术语去指同一个内容的（注意：著作权法对于“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语，则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这一保护客体本身是意义重大的，所以立法技术上本来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国等一大批国家，地理标志是通过“证明商标”或（和）集体商标的形式去保护的。我国目前对此仅采用了证明商标形式。

地理标志有可能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长项”之一，而不像专利、驰名商标等，在很长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的“短项”。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是有关企业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驰名商标”保护的增加

早在我国1985年参加的《巴黎公约》中，已经要求成员国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则把这种特殊保护从商品扩大到服务，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与服务，扩大到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与服务。

在侵权认定时，如果原告是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则行政执法或司法机关判定被告与其商标“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国，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标与德国的“奔驰”商标相近似，主要因为“奔驰”是德国的驰名商标。这是对驰名商标的一种特殊保护。在欧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决的“佳能”（Cannon）、“彪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认定有关商标是否驰名，然后再来看争议商标标识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类似。

我国过去的行政规章中，确有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但没有提高到法律、法规的层次，所以在遇到须首先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侵权纠纷中，往往使法院无所适从。现在法律不仅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国外已通行多年的认定时应予考虑的因素。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从而有助于鼓励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

对“在先权”保护的突出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16条第1款中，把“不得损害已有的在先权”，作为获得注册乃至使用商标的条件之一。

在协议中没有明确包括哪些权利可以对抗注册商标的“在先权”。但在巴黎公约的修订过程中，在一些非政府间工业产权国际组织的讨论中以及在WIPO的示范法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至少应包括下面这些权利：（1）已经受保护的厂商名称权（亦称“商号权”）；（2）已经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专有权；（3）版权；（4）已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权；（5）姓名权；（6）肖像权；（7）商品化权。

中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在1993年修改之后，已经把“在先权”这一概念引入了当时该细则第二十五条之中，但（除了应当细化之外）与Trips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国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均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果行为人不是“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那么任何在先权人就都无能为力了。实际上，至少对于版权、外观设计权、肖像权等在先权来讲，不应强调在后者的主观状态。Trips协议就并没有把在后申请者的主观状态作为保护在先权的前提或要件。

在这次商标法修正案中，两处分别规定了对在先权的保护，同时删除了把行为人的主观条件作为认定是否侵害在先权的前提。这与去年专利法修正案中对在先权的保护相对应了，同时也符合了世贸组织的要求。

禁止“未经许可，更换他人注册商标”

商标假冒未经许可而以他人商标来标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是一般称的“商标假冒”，这种行为应予禁止，是没有争议的。

而倒过来，未经许可而撤、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是否违法？是否应予禁止？是否侵害注册商标人的利益？在过去，还缺少明文规定。

1997年4月9日，国家工商局认定了第二批23个商标为“驰名商标”。位居序号第一的，是天津油漆厂的“灯塔”商标。这一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将有着比人们在一般情况下能认识到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原因是大多数商标在创名牌的过程中以及驰名之后，均会有非法嗜利之徒跟踪假冒，这种假冒活动又一般仅限于把驰名商标非法用在假冒者自己的产品上。而“灯塔”之出名，则不仅有人针对它从事这种常见的假冒，而且（主要在灯塔产品出口之后）专有人针对它从事“反向假冒”，即撤换掉“灯塔”商标，附加上假冒者自己的商标，用天津油漆厂价廉质高的产品，为假冒者去“创牌子”。

发达国家很早已经在立法及执法中实行的制止反向假冒，在我国则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反向假冒若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得不到制止，就将成为我国企业创名牌的一大障碍。

1994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商标纠纷，百盛商业中心在其出售新加坡“鳄鱼”牌服装的专柜上，将其购入的北京服装厂制作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注册商标，换上“鳄鱼”商标，以高出原“枫叶”服装数倍的价格出售。这就是国际上常说的“反向假冒”。

该案发生后，北京服装厂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百盛”及新加坡“鳄鱼”公司损害了其商标专用权；而被告则认为中国商标法仅仅禁止冒用他人商标，不禁止使用自己的商标去假冒他人的产品。我国也有人认为，这一案的被告最多是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分散而众多消费者们，不可能为自己多花的上百元人民币而组织起来去状告“百盛”及“鳄鱼”公司。所以在此案中，被告不会受任何惩处。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如果听任这种反向假冒行为，则等于向国外名牌公司宣布：如果他们发现任何中国产品质高价廉，尽可以放心去购进中国产品，撕去中国商标，换上他们自己的商标，用中国的产品为他们去闯牌子。这样一来，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在迈出第一步时，就被外人无情地切断了进路与退路。我们只能给别人“打工”，永远难有自己的“名牌”！

从国外商标保护的情况看，依法禁止这种反向假冒行为，也是国际惯例。美国商标法第1125条及其法院执法实践，明白无误地将上述反向假冒，视同侵犯商标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在第713-2条中，明确规定：“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正、反两方面的权利，即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也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撤换自己依法贴附在商品上的商标标识。”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第148条明文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出售这种经撤换商标后的商品，均构成刑事犯罪。”可见，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

如果有人认为禁止反向假冒仅仅是保护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法所特有的内容，那他们就又错了。发展中国家较成熟的商标法，也有与法国等完全相同的规定。例如，1996年的巴西工业产权法“商标”篇第189条规定，凡改换商标权人合法加贴于商品或服务上之注册商标的行为，“均构成对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又如，肯尼亚1994年商标法第58条C项，也是禁止反向假冒的规定。

就世界上主管大多数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组织来讲，也无异议地认为“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与“未经许可而中断他人合法使用自己的注册商标”，都同样属于违法使用。

在我国，过去商标法中无明文禁止“反向假冒”。而初入市场经济的我国，未经许可而改、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的行为又比较严重。为有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次在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明文增加这种许多国家都有的禁止性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方面使注册人的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更趋完整，另一方面对鼓励企业闯名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程序法方面的完善

与去年的专利法修正案一样，商标的“确权”之权，最终移交到法院，这不仅仅与世贸组织的要求更加一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中国的商标制度进一步走向人们期望的“法制”与“法治”。这对增强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法定赔偿制度的确定；将“不知”并且不能推断其“知”（即以是否能说明“提供者”）改为与赔偿责任相联系，而不再与侵权认定相联系等等，都有利于制止侵权和保护商标权人。专利法修改时被“忽略”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与专利法的修改一样的诉前禁令制度等等的增加，不仅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而且对日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也是一个贡献。

其他修改

商标权主体中明文增加“自然人”，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条文与“不得注册”的条文分立，在商标的合法构成中增加立体商标、乃至将原有行文的“商标不得使用”哪些标志改为哪些标志不能“作为商标使用”等等这些看上去似无大异的增、改，都更进一步符合我国的商标管理实践、进一步符合国际惯例了。

其他诸如对人某些行为的明文禁止等等内容，也都是修改后的商标法中应当被注意到的新内容。

当然，由于这一次修改商标法，着眼点主要在于与世贸组织的差距上，故除此之外的问题，人们则关心得不多，也研究得不多。例如，我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商标法仅仅保护到“商标专用权”，其他国家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商标法，均是保护到“商标权”或“排他权”。实际上，我国的商标注册人，也应享有这种更完整的财产权。不过，从这次修改商标法的过程看，我国从“商标专用权”到“商标权”，至少还有很长一段理论与实践上的路要走。

法学著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时事新闻；新闻作品；新闻作品著作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 D9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50-2

一、关于时事新闻的定义――法学界与新闻学界的分歧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媒体刊载或者转播其他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不少新闻作品（包括时事新闻）被随意转载的“保护伞”。关于《著作权法》中的“时事新闻”定义，在后来颁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是这样的解释，“时事新闻是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据曾参与制定著作权法的专家解释，时事新闻又称纪实新闻，是指全部由信息或“硬件”（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客观事实）组成的新闻，反映新近发生的事。可以认为，法律认可单纯事实消息属于时事新闻。这类新闻没有撰写人的主观情感，也没有对新闻事件的细节或背景描述，只是作为信息来传播，报道者对客观事实没有独创性劳动，所以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上述界定是法学界的一种普遍看法，作为一部操作性很强的法律，其势必与新闻界有紧密的联系，也牵涉到新闻界的利益，那么新闻界对时事新闻的界定又是怎样的呢？ 时事追踪、时事报道、时事调查、时事政治，以及时事新闻名称等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上普遍存在，“时事”两个字眼常被拿来加入这类栏目的名称之中。而在新闻学教材中，很难找到关于“时事新闻”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时事”即最近期间的国内外大事。“新闻”一词的定义，国内新闻学界较为认可著名新闻人陆定一先生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可以理解为，“时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事实的报道。新华社早年曾出版的一本《时事新闻标题》给“时事新闻”的定义是“时事新闻报道国内外大事，具有重大和广泛的特性”。这一定义与笔者前述定义大同小异：区域上，包括国内外；规模上，体现出重大性；性质上，是事实的报道。从新闻学角度讲比较符合我国新闻实际，而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时事新闻的简约解释则没有结合新闻实务的具体情况，导致“时事新闻”的范围常被扩大。

对比上述关于“时事新闻”在法学界与新闻学界的定义，出现的分歧显而易见。笔者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时事新闻”是法学概念，是法学界创造出的概念，在新闻理论界基本上不认同法学界的定义。

二、时事新闻与新闻作品的联系与区别

新闻作品是指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传播的反映新闻事实的作品，其形式既可以是文字，图片等视觉传播形式，通过报刊网络进行传播，也可以是以有声语言、音响等听觉传播形式，通过广播进行传播，或是以视听结合的传播形式，通过电视进行传播。根据不同新闻体裁，新闻作品可以分为消息、通讯、新闻调查、专访、新闻评论、新闻图片等形式，以上是新闻学界较为统一的认识。法学界实务中没有给新闻作品给予定义，导致时事新闻的概念被扩大化，现实中被与时事新闻混为一谈，新闻作品遭侵权可想而知。

要说将法学界定义的“时事新闻”概念来在新闻学中找一个相近似、套得住的概念的话，从形态来看，似乎只有新闻作品这一体裁中的“消息”这一类型更加接近“时事新闻”。显然，时事新闻是法学概念，而新闻作品是新闻学概念，含糊一点说两者的关系，可以认为时事新闻（消息）属于新闻作品的组成部分。日常的新闻报道中，是否有《著作权法》所称的“单纯事实消息”呢？应该是有的，比如党报经常报道的会议新闻，内容往往是领导讲话稿；又比如日常报纸中关于一些突发事件的短消息，往往是何时何人在何地发生何事，此类消息影响重大、新闻价值大，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记者还未能及时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又不能不报道，所以往往是简短的几十字消息。如下面这一则新闻，就是单纯事实消息。

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

总理致电慰问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日本东北部地区11日下午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重大损失。

国务院总理就此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问，表示中方愿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帮助。

同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和杨洁篪外长分别致电日本防卫大臣和日本外相表示慰问。

以上仅仅是列举，不能穷尽地概括。但是日常中，这类“单纯事实消息”占新闻作品中很少部分。因为，新闻报道中，这种“单纯事实消息”对读者而言，往往是“食之无味”，读者不感兴趣。因而，我们的记者、编辑或者采编部门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在这些“单纯事实消息”中提炼出一个亮点，提炼出读者关心的问题，然后深入挖掘，加入很多背景材料、采访。这样一来，“时事新闻”已经不再是普通的 “单纯事实消息” 了，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新闻作品”已不再是“单纯事实消息”了，已经具备了《著作权法》所说的“独创性”，如调查性报道、专访、创作性摄影报道等。这类新闻作品在法学界中，很多人认为是时事新闻，并且被其他媒体以“时事新闻”打球进行转载、转播，严重侵害新闻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结论：进一步区别时事新闻与时事新闻以外的新闻作品

综上笔者论述，应该明确，“时事新闻”≠“新闻作品”，时事新闻以外的很多新闻作品已经具备《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具备了“独创性”就一定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著作权法》所保护对象的特征要求在此不一一讨论），属于新闻记者、编辑的智力成果，应该加以保护。

由于我国还没有专门用于调整新闻媒体行为规范的相关法律，新闻作品是依靠《著作权法》规定来进行保护的，但我国《著作权法》也有明文的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这也是造成很多新闻媒体借口时事新闻不受法律保护而对其他媒体的文章进行抄袭、剽窃或者非法转载的深层原因。《著作权法》本身存在很多模糊不清和过时的规定，对于“时事新闻”的界定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直接导致新闻学界解释和法学界解释不统一，从而引发各种新闻著作权纠纷，造成相关案件审理困难。

尽管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明确将时事新闻排除在保护对象之外，但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将时事新闻和时事新闻以外的新闻作品加以区分。笔者建议，法律实务部门有必要对时事新闻深一步细化，《著作权法》所述的“单纯事实消息”应有别于笔者前述的经过加工后的“单纯事实消息”，因为经过加工后的“单纯事实消息”已经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应加以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提高新闻工作者、新闻机构的工作热情、积极性，以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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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刚德（1987-），男，汉族，广西博白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

王五洋（1986-），男，汉族，河南汝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

法学著作范文第6篇

>> 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上的利益协调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强化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界定与适用性 技术中立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领域的适用 浅析“网络恶搞”对著作权的侵犯 试析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完善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不足及完善建议 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行为的实然理解 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的刑法解释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浅议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个人合理使用的几点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司法实践中的赔偿难题 网络传播的著作权问题探析 论网络传播中的电影著作权保护 近年国内对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的研究述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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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著作范文第7篇

关键词：罗马法；法学；法学家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其形成、发展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都是与罗马法学家的贡献密不可分的。古代罗马，“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 从公元前254年科伦卡纽士公开传授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开始，到公元426年《学术引证法》颁布，确立了五大法学家的地位，罗马法从此转向注释与整理而不再具有创造性为止的近七百年间，罗马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法学家。他们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本文试对罗马法学家的活动与贡献的总体面貌作一论述。

一、罗马法学家活动概况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2世纪——1世纪）

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于共和国后期，即公元前2世纪左右，他们来自于一些大的家族，属于显贵阶层，其中最杰出者担任过执政官及执掌司法的祭司长。他们把解释法律当作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贡献，把精通法律看作是一种荣耀和体面，是精通法律的政治家，最早的一些法学家，被授予“圣贤”或“智者”的称号。他们当时提供的法律咨询是公开和无偿的，因而深受欢迎，而法学家也在此过程中努力追求法律智慧与道德正义感相统一的高尚的伦理形象。这时法学家的活动主要有：解答、撰约和办案几项，法学家著述还只是少数情况。

（二）鼎盛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中叶）

帝国前期的二百余年，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法学家，其中杰出的有普罗库路斯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拉贝奥、普罗库路斯等，萨比努斯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卡必多、萨比努斯等；有在哈德良时代整理、编辑了裁判官告示最终文本的尤里安；还有安东尼（138—161年在位）时代的盖尤斯，塞维鲁（222—235年在位）时代的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莫德斯丁，后五位世称罗马五大法学家。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需要，法学家在社会上普通遍地受到尊重，法学处于尊崇地位。在帝国的前一个半世纪中，罗马法学家形成了两大派别，两派在许多法律问题上意见分歧，展开争论。这一时期，法学家的学术活动、教学活动以及提供咨询的活动都是自由的，法学家的著作充满了独立和批判精神，富有创造性。如拉贝奥以“进行了大量创新”的人的形象而引人瞩目；尤里安对他之前罗马法几百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他的广泛而系统的90卷《学说汇纂》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盖尤斯的《法学阶梯》通俗易懂，普及率很高。而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罗马古典法学家构建法学理论的创造性开始下降，象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都是帝国权力中心的官僚，他们的解答与著述具有官方色彩，出现所谓法学官僚化进程。帕比尼安犹保持个人道德准则上的严格性，其著作也以深刻、尖锐、注重实践与逻辑性而著称，而保罗和乌尔比安则重在追求著作的全面性，深刻性、创造性下降。

古典时期，法学家的活动是大量和多种多样的，主要有：

1、解答，即通过口头或书面对民众咨询的法律问题的答复。

2、意见，即向皇帝和执法官提供法律意见。

3、教学。自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法律世俗化以来，社会上学习研究法律的人越来越多，帝国初期，法律教学活动仍极端自由，法律学校为私立性的，遍及帝国各地。在教学活动中形成了真正的学派，即普罗库路斯派和萨比努斯派，帝国前200年的大部分法学家差不多都归属于这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没有系统的原则性区别，只是对私法方面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有别。

4、著述。这一时期，法学家最频繁和最主要的活动是著述，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学说汇纂，即对各种解答、问题或争论的汇编，具有法律百科全书的性质；（2）市民法评论；（3）告示评论，即对共和国时期和帝国前期各类长官告示的整理与注释；（4）对法律或元老院决议的评论；（5）法学阶梯，即基本的教学材料，供法律初学者入门之用；（6）其他各项议题、某项法规或某一法学家等的评述，内容纷杂。各类评论是法学家著述中最主要的形式。

（三）衰落时期（3世纪末——5世纪）

衰落的表现之一是，法学家及其活动不再受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扶持。塞维鲁时代出现了两项新的法律原则：“君主喜欢的东西就具有法律效力”，“君主不受法律约束”，此时，法学家著述的创造性被加工编纂的倾向所取代。帝国专制时期，“公开解答权”不再存在，敕令成为法的唯一渊源，原来由法学家担任的皇帝法律顾问的工作，也改由帝国文书处和有关机构的一些无名的勤杂吏去做，法学家及其法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终止了；衰落的表现之二是，社会不再需要构建法律理论和体系的精英式的法学家，而大量需求机械地适用法律的实际工作者、专家与教师。212年后，帝国境内的异邦人取得了市民权，被要求适用罗马法，而新市民是不大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罗马法的，这样，帝国各行省适用的必然是简单化了的罗马法，或者就把当地的地方法扮成是罗马法。在这一罗马法通俗化的过程中，普通民众反感罗马法的精致、详密与复杂，法学家的活动在帝国西部完全衰落了。而在帝国东部，人们对古典时期浩瀚的法学家的论著也无从把握，引起适用的混乱，426年的《学术引证法》就是为了纠正混乱。528—534年的优士丁尼立法有明显的仿古典倾向，它有两个目标，一是“尊重早期面貌”，保留古典时期罗马法的精华，二是对古典著作加以改造并建立自己时代的法。实质而言，它是一项广泛的复辟计划，而不是创造性活动。

二、罗马法学家的贡献

罗马法学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法学家的法学理论是罗马法的渊源之一，极大地丰富了罗马法。

早在共和国时代，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就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具有创法的功能。法学家通过对市民法的解释，通过对罗马古代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思想的整理，归纳出定义和一系列具体的规范，使罗马法在技术上比较完善。裁判官法也受法学理论的指导，这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一些法学家本身担任官职，亲自受理案件，解决涉案的法律问题，告示；另一经途是法学家向诉讼当事人提供帮助（agere），建议当事人采取何种诉讼手段，而该手段一旦为裁判官受理，从中便可推导出实体法，而对由此产生的裁判官法，法学家又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使之与市民法相协调。因此说市民法和裁判官法这两种法律渊源在内涵上就体现有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在内。

帝国时期，“公开解答权”的确立，使解答具有了创法功能，法学家的解答与著述成了独立的和直接的法律渊源。除此以外 ，这时的其他法律渊源也包含着古典法学理论，如一些伟大的法学家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担任帝国级别最高的长官——军政长官，代表皇帝行使司法权，在上诉或初审案件的裁决中反映他们的法学理论；一些法学家是皇帝的常设法律咨询机构“顾问会议”的成员，他们从事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活动，制作敕令，因此敕令中也体现着古典的法学理论；《国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更是集罗马法学家的法学理论之大成，《学说汇纂》由2000卷、300多万行的法学原著压缩而成，《法学阶梯》的许多段落是逐字逐句照抄盖尤斯的同名著述。在这里，法学家著作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是现行法，它们以其特有的灵活性、系统性，极大地丰富了罗马法。

（二）法学家的活动与著述，使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罗马法和法学产生之初，完全由贵族祭司们把持，法学被认为“藏于祭司的深宅之中”，不具有普及性和独立性。公元前254年科伦卡纽士公开讲授法律，结果使法学越出了神官、贵族的秘密礼仪范围，成为一门世俗的学问。随后出现了以斯凯沃拉为代表的近30名优秀的法学家，他们写过大量的解答，论述市民法及诉讼，通过公开的争论，确立了诚信原则、创立了要式口约和关于欺诈的审判等。斯凯沃拉第一次将希腊逻辑分析方法和罗马传统的简单归纳法相结合，对市民法中的遗嘱、结婚、监护、法律行为，契约行为等制度与思想一一阐述，整理、编辑成18卷《论市民法》，从而试图系统地建立法学体系，罗马法由此逐渐科学化，法学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于哲学、文学、艺术等的一门学科。古典时期，法学家创制法和构建法学的努力硕果累累，仅以五大法学家撰写的法学著作为例：盖尤斯撰写了《法学阶梯》和其他几十本法学作品，如关于各州长官的告示的32卷评论、市民法务官的告示的评论，关于信托、诉讼案件、各种法令、婚姻礼物的著作等；帕比尼安的主要著作有《问题集》37卷、《解答集》19卷，而且这两部案例汇编曾被列为其后法学院校的主要学习资料，以至于优士丁尼时期，法律大学的高年级学生被称为“帕比尼安弟子”；乌尔比安也是位多产的法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萨比努斯派》51卷，《论告示》81卷等，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采用了他的大量言论，是罗马法学家中被引用言论最多的，占到了全书的27%；保罗的研究领域很广，对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和司法制度都有论述，大的著作有29部，小册子有50种，共约275卷，他可能是所有人中著述最多的。其中重要的有告示评论集80卷；针对具体问题的论著2部，即《问题》26卷、《解答》23卷；对早期法学家著作的评论4部共41卷；对单项法律和元老院决议的评论12卷以及一些简短的教材、皇帝裁决汇编等；莫德斯丁著书19种。这些著述还只是古典时期浩如烟海的法学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在内容上涉及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这样，法学在罗马的发展经由宗教法学——世俗法学——科学法学而终成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的独立学科。

此外，法学家的著述多从个案分析入手，把对具体法律问题的解答与理论探讨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学在罗马不仅仅是纯粹理性的、思辨的学科，而更多或更主要地是实践理性的学科，这符合了法学学科的内在要求。

（三）法学家对法理的精深研究和对概念的缜密表达，对后世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马法学家从实际出发，对罗马法进行分析和理论研究，归纳了一些概念和原则，对后世法与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为：

第一，明确提出了法和法学的定义。罗马法上的“法”一词，以拉丁语jus和lex表示。“jus”一词既指法律，又指权利，这种语义用法，为后来的许多西方语言，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等所继承。“lex”的含义较“jus”为窄，专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jus”则指普遍适用的一切法律规范。罗马法学家认为“jus”，本身具有潜在的完善性，公元1世纪初期的法学家P.J.塞尔苏斯定义道：“法（jus）是善良公正的艺术”。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注称：善良指合乎道德，公正即合乎正义。由此又引申出，“法”当是符合正义的。乌尔比安还指出：“法学是神事和人事的知识，正与不正的学问”，这是古代社会对法和法学最精练的概括与说明。

第二，对法的渊源作了分类和解释。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指出：“罗马国人民的法制产生于法律、平民会决议、元老院决议、君主谕令、有权告示者的告示、法学家的解答。”并对这几种法律渊源作了详细阐述。在此，盖尤斯把握了法律渊源这个概念，直到目前，学者在论述罗马法的渊源时，仍以盖尤斯的观点为依据。

第三，对法的体系进行探讨，提出了公法和私法理论。罗马法学家对法律体系的划分提出了种种观点。以市民法、万民法、自然法的这一分类体系为例，盖尤斯和保罗都采用二分法，即市民法与自然法；乌尔比安等人则主张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的三分法，认为自然法和万民法是不同的，由自然的条理而成的是自然法，由万国规律而成的是万民法。在罗马法学家关于罗马法体系的观点中，乌尔比安首创的公法与私法的分类最受后世推崇，它对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是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分类理论的基础。

第四，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原则、制度、概念术语。在法律原则方面，罗马法有私人权利平等、遗嘱自由、契约自由、新法优于旧法、自然法的理性原则等；在制度方面，罗马法学家创建了陪审制度、律师制度、所有权和占有制度、侵权赔偿制度、时效制度，亲系和亲等制度，民事不告不理等；在概念上，罗马法学家创造的诉、遗产、特留份、定金、契约、先占、所有权、无因管理、私法、法学等一系列法律术语，对后世的法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朱塞佩·格罗索。（黄风译）罗马法史[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3]巴里·尼古拉斯。（黄风译）罗马法概论[M] .法律出版社，2000.

[4]周lan .罗马法原论[M].商务印书馆，2001.

[5]盖尤斯。（黄风译）法学阶梯[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法学著作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刑法学；60年；反思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585-05

一、中国刑法学60年的基本情况

中国刑法学的60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至1965年是中国刑法学创建和曲折发展时期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的六法全书及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统治时期的刑法，当然在新中国不再适用。新中国建国伊始不可能制定出刑法典，只有根据形势的需要，于1951年和1952年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2.21)，《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1951.4.1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52.4.21)。由于当时国家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采取排斥态度，只有苏联刑法理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于是，苏联的刑法教材和某些专著先后翻译出版。我国刑法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的。

由于没有自己的刑法典，我国刑法学当时主要借鉴苏联的刑法理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对一些问题，如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刑罚的目的、死缓制度的存废和无期徒刑的存废等都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一度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局面。1957年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后，犯罪与两类矛盾的问题成为热点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研讨。1957年2月到10月，相继有四种刑法教科书出版和一部《论共犯》著作问世。这一年可以说是那个时期刑法学最为活跃的年份。1957年夏天之后，全国开始了反斗争，刑事法学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如犯罪构成论、有利被告论等均作为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一时间整个社会科学处于“左”的思想的统治之下。批判文章，占领阵地；争鸣论文，销声匿迹；于是，我国刑法学走向萧条。

(二)1966年到1976年是中国刑法学的停滞时期

1966年上半年开始了。所谓封、资、修受到大张旗鼓地讨伐。法律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货色，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随后，检察院被正式宣布撤销，法院和公安机关都被军管。“公安六条”代替当时的单行刑法成为判案的准则。“这场浩劫横扫各个领域，刑法学自然也难以幸免。在这十年期内，法学刊物停办，法学书籍停止出版，因而既无刑法学论文的发表，又无刑法学著作的问世，刑法学历史进入空白时期。不仅如此，这动乱的十年还是刑法学理论倒退的十年。在这个期间，犯罪构成理论受到批判，成为；其他刑法学的理论也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甚至连刑法学这门学科也被否定了，代之以刑事政策这一名称。”(第19-20页)1976年12月曾有《刑事政策讲义(讨论稿)》问世，这实际上是相当于刑法学的教材，是期间唯一的一本涉及犯罪的教科书，连刑法学的名称都没有敢用，应当说刑法学完全陷于停滞了。

(三)1977年到2009年是中国刑法学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后，国家开始拨乱返正，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国有了刑法典，这为刑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此后，至1995年底，共计制定了23个单行刑法，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刑法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1982年出版了司法部教育司主持编写的《刑法学》教材，这部教材借鉴前苏联的刑法学教科书，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建立了刑法学体系，并且这一体系为后来不少刑法学教材所接受，因而被称为是通说的体系。1989年出版的《中国刑法学》，将《刑法学》的体系作了适当调整，例如，删去“犯罪及其原因”一章，将“一罪与数罪”从“数罪并罚”中独立出来改放在犯罪论中论述，数罪并罚仍放在刑罚论中论述。这些改变也为后来的一些刑法教材所接受。不过，这一体系也受到挑战。

1979年刑法公布施行以后，刑法研究逐步活跃起来，对刑法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争鸣，最先进行争论的是，犯罪与两类性质的矛盾。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1979年和1985年之间，1991年之后，这一争论也就偃旗息鼓了。其次，和出版著作进行论述和争论的有：刑法学体系问题、罪刑法定和类推问题、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问题、犯罪构成问题、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问题、刑法中因果关系问题、犯罪主体问题、法人(单位)犯罪问题、犯罪的主观方面问题、正当防卫问题、犯罪未遂问题、共同犯罪问题、罪数问题、刑罚目的问题、刑种问题、量刑问题、反革命罪问题、经济犯罪问题和其他犯罪问题。可以看出刑法学中的各种问题得到了相当广泛和比较深入的研究。

1997年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修订，废除了原来规定的类推制度，而采取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反革命罪，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取代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这样，我国刑法进一步走向现代化。此后，国家又制定一项单行刑法，截止至2009年3月，国家对现行刑法进行七次修订。外国重要刑法理论著作的较多翻译出版，在国外留学或进修人员的回国，加上50年左右的学科发展，这段时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作为通说观点的教材，以1997年刑法为依据重新进行了编写。同时与通说不同的教材也不断出版，在内容上有些教材较多地引进国外的刑法理论，使人们感到中国刑法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这段时间，刑法学者对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论体系、死刑问题。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不少论文，也出版了一些专著，形成了刑法学欣欣向荣的局面。中青年学者往往发表或出版对传统观点挑战的论文或著作，这些论著思想开拓、论证深入，一般都有一定的分量，展现了刑法学界新生力量后来居上的形势与学科愈益发展的情景。

二、中国刑法学进步的主要表现

(一)在学术研究上量与质的巨大飞跃

刑法学研究的成果，如前所述，在1949年到1979年数十年间，只有四种教材和一本《论共犯》专著；而现在刑法学教材，有影响的不下十余种，加上各高校自编的，当在20种以上。至于刑法学专著从1981年至1991年年底即有100余种，如果从1981年至2008年年底计算，当有数百种之多；论文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前30年。可以看到刑法学研究成果在量上的巨大飞跃。

刑法学研究的成就不仅在量上，更重要的是在质上。刑法学研究的深入更让人刮目相看。以关于

共同犯罪的研究为例，前30年仅有一本《论共犯》，全书只有三万多字。本书的出版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现在看来“还较粗糙、浅显”；(第22―23页)。与此相比，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综合论述共同犯罪的著作至少有四种：即《共同犯罪论》、《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理论及其运用》和《共同犯罪理论及司法实践》。就著作的情况而言，《共同犯罪论》一书45万字，研究分析已相当深入。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共同犯罪中的各种问题更有专著出版：如《教唆犯研究》等，对共同犯罪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这里举出关于共同犯罪的研究，只是作为例证说明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当然不限于共同犯罪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同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交往的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近年来谈到他的感受时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已与日本很接近了。这显然是从质上对我国刑法学的评价。不能不说中国刑法学研究在质上是惊人的飞跃。

(二)研究成果由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如前所述，在前30年刑法学只有四种教材一本《论共犯》专著，但就其基本思想而言，它们都是属于通说的观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可是从总体来看，不过是通说观点之间的争论，因为它们都是学习苏联刑法理论的产物。换言之，它们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刑法学体系为蓝本构成的；《论共犯》也是学习苏联共同犯罪理论的心得，其中的“连累行为”就是苏联共同犯罪理论的观点，可以说那时的通说在刑法学界是一统天下。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没有变化。体现通说的《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系司法部、教育部认可的教材，为各高等学校甚至司法干部学习刑法的基本读物，当时还没有受到与通说相左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通说提出不同意见的论文，不时见诸刊物，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提出“去苏俄化”，进而不同犯罪论体系的刑法学教材先后问世：如《刑法教科书》将犯罪构成部分依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的顺序排列，接着另一章“犯罪构成的要素、结构与性能的全面考察”加以概括，一改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将犯罪构成部分分为“客观(违法)构成要件”与“主观(责任)构成要件”两章，将“违法性阻却事由”与“有责性阻却事由”分别列于上述两章论述，试图构建新的犯罪论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参考日本教材通说的观点，将犯罪成立条件依“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顺序排列，以大陆法系所谓递进式结构为模式建立犯罪论体系。《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则将犯罪构成分为“罪体”、“罪责”、“罪量”依次论述，构建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论体系，与其他教材的犯罪论体系迥然不同。即使采取通说的学者，对犯罪论体系也有所修正。此外，还有其他不同体系的教材，难以一一尽述。从这里已可窥见我国刑法学百花齐放之一斑。至于不同观点的论文、专著，更是群芳争艳，令人赞赏。

(三)突破“左”的束缚，思想不断解放

建国初期由于废除了旧中国的六法全书，六法观点当然在批判之列，即使所谓的“砖瓦论”也遭到猛烈的抨击。对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完全持批判态度。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小心谨慎，生怕用语不当被扣下资产阶级刑法观点的帽子，人们的头脑受着“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初仍未根本改变。1980年－1981年司法部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在讨论初稿时，关于“行为犯”，“结果犯”概念即有争论，由于认为这些词语是资产阶级用语，教材就避而不用。只是1987年编写《中国刑法学》时，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等概念才在教材中出现，并予以论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加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推动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包括刑法学界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从刑法学界来看，这主要表现在：(1)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著作较多地译成中文出版。如《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国刑法总论精义》、《意大利刑法学原理》等一大批西方刑法学名家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2)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著作的不断引进。20世纪80年代曾引进台湾地区的《刑法原理》、《刑法特论》等一批著作；近几年来，《当代刑法思潮》、《变动中的刑法思想》等若干著作更在我国大陆出版。过去旧法学中的个别观点都要批判，现在属于六法的理论、整本整本著作都可以引进，可谓180°的转变。(3)西方刑法理论引入中国刑法学。在近几年的中国刑法学著作中，引入不少西方刑法理论，如行为理论、客观归责论、责任理论、期待可能性等，均构成为中国刑法的内容。有的著作甚至在体系上也借鉴日本的三阶层论。总之，对西方的刑法理论排斥的态度改而采取学习的态度。可以说我国刑法学今日的繁荣正由于思想的解放。

三、克服不足的努力方向

(一)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论

“刑法总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同样的，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也总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不同的社会里或者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刑法会发生变化，刑法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否则，刑法和刑法学都会落后于时代而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我国社会情况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加以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对我们的刑事立法、司法是非常重要的，为刑法学研究也指明了方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应当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论，在刑法学中重视保障人权的研究。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了与犯罪作斗争、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权利，但对保障人权却没有规定，刑法学对此也就没有论述。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但刑法学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直至现在，只有少数刑法学教材在论述刑法的机能或功能时，阐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至于刑法的谦抑原则更是只有个别教材谈到。显然这是不够的，因为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两者具体地如何调和，被认为是刑法中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第3页)。谦抑原则在国外则“被认为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55页)。因而笔者认为，保障人权和谦抑原则在我国刑法学中需要给以应有的篇幅加以论述，并将之在刑法学中贯彻始终，以彰显我国刑法学以人为本的特色。同时，在刑法学中引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所周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提出的，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它与刑法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应当将它纳入刑法学之中，这有利于刑法学切合时代的要求。

(二)科学地开展刑法学体系的研究

我国刑法学的体系是借鉴前苏联刑法学体系构建的，在构建的最初阶段曾经为大家所认同。随着学科的发展和西方刑法理论的引进，也暴露出我国刑法学体系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对传统的犯罪论体系提出质疑，发表重构犯罪论体系的论文，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构建的犯罪论体系编写刑法学教材；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不赞成否定传统的刑法学体系而主张适当加以改善。经过几年的争论，传统的刑

法学体系并未被，新提出的犯罪论体系还没有取通说而代之。我国刑法学体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刑法学体系是否科学关系到刑法学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因而应当科学地开展刑法学体系的研究。为此，笔者建议：首先广泛研究各主要国家如德、法、意、日、俄、英、美等国的刑法学体系，而不限于某一国家如日本。研究某一国家的刑法学体系，要广泛研究该国的各种刑法学体系，而不限于某一种体系。在日本，以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虽然是通说，但还存在以行为、违法性、有责性为顺序的体系，以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为顺序的体系，以客观的构成要件、正当化事由、责任为顺序的体系，以及以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顺序的体系，即使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构成要件要素如何安排，前后也有很大变化。不能只看到一种体系，对其他体系置而不顾。其次，完善或构建中国刑法学体系，需要借鉴外国刑法学体系，而不能照搬外国刑法学体系。同时，借鉴外国刑法学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倾听实际部门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使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会有利于刑法学的发展。最后，要对刑法学体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原来学者们大多主要局限于犯罪构成的结构或犯罪成立条件的研究，对犯罪论体系的研究来说这是不够的。因为排除犯罪、刑事责任如何安排，同样是刑法学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刑罚论、分则各类犯罪的排列，怎样才最科学，也应进行研究。这样才可以逐步解决刑法学体系问题。

(三)加强对西方刑法理论的分析

借鉴西方刑法理论，非常有利于我国刑法学的发展，近十几年来，大量翻译西方刑法学著作和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对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西方刑法理论毕竟是西方国家情况的产物，各种理论的出现也有其相应的背景；因之借鉴西方刑法理论需要对之加以分析。在这方面，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例如，对日本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有的学者一味加以赞扬，说三阶层体系是递进型、开放型、前后顺序严密、具有“出罪”功能，如此等等，好得无可挑剔，这就缺乏应有的分析。须知三阶层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其内部构成要件要素的位置前后并不是相同的，并且不论古典的三阶层体系或现代新古典三阶层体系都存在缺陷，就前者而言，故意或过失均在有责性阶段，构成两件仅仅是客观的，那就不可能成为犯罪类型。正如德国学者韦尔策尔(welzel)所说：这个谬误随着主观的不法要素的发展和目的行为论的发展而被修正了。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客观要素和主观的内心的要素(第39页)。就后者而言，故意或过失均移至构成要件阶段，责任能力仍在有责性阶段，可是，还没有确定有无责任能力，怎么认定故意或过失呢?对此，三阶层体系的支持者并没有给予合理的说明。三阶层体系有它的优点，笔者并不否认，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加分析地只说它的优点，以致有的青年学子一味对三阶层体系唱赞歌而不知其他，这就不免有误导之嫌。再如，西方学者认为，刑事法律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正在于此。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上面的话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是300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说的。这只能是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言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要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刑法不是这样，即使20世纪纳粹德国刑法也不是这样。纳粹刑法学者达姆(Dahm)和沙夫施泰因(schaffstein)说：“刑法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作为保存和捍卫国家权力的手段。”(第54页)这是对纳粹德国为什么要有刑法的最好说明。将只适用于一定类型国家的论断，说明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也是由于不加分析所致。因而笔者认为，借鉴西方刑法理论，应当加强分析，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理论。

[参考文献]

[1]高铭暄：《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日]川端博：《刑法总论讲义》，东京：成文堂2006年版。

法学著作范文第9篇

文献引证是衡量学术著述之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用来研究一些本来非常难于定量研究的现象，例如声誉、影响、威望、名望、学术产出的质量、杂志的质量以及学者和大学院系的产出；在一些学科，引证数已一直都是获得较高学术荣誉（比如自然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一项有效预测。[1]在国外法学界，至少在美国，这类研究已经相当普遍。[2]国内近年来，即使在法学界也有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研究。[3]但是，就总体而言，在法学界这种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

很少的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看不出这类研究的效用。如果说通常的法学研究对法学的知识体系直接作出了贡献，那么对法学研究的这种研究，似乎就如同为柏拉图反对的“艺术”一样，并不产生“知识”。但是这种理解是应当改变了。因为在今天，法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生产着各类知识产品。因此，研究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要素，从宏观上理解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特点和基本状况，或者说反思学术，已经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构成；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解世界的意义，而且可能作为一个决策参考因素，影响和调整法学研究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本文的研究就试图显示这种研究的效用。

另一个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这样的学术传统，缺乏相关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资料。特别应当指出的，引证在中国大陆法学界作为一种制度也就是近十年左右才真正发展起来，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尽管还不完备的学术规范。只要看看90年代初期之前的法学著作，特别是法理学著作，但也不限于法理学著作，常常只是引证马列经典作家、中共中央或中国政府的文件为主，即使引证“纯学术著作”也往往限于一些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赞扬的中外思想家；同时引证习惯也受传统人文学科的引证习惯（以引证经典为主）的影响。引文基本是作为权威的结论，作为真理的化身出现的；引证者诉诸的是被引者的地位，而不是其思想。正如我先前说过的，其关注的是作者的话语，而不是作者的话语。这种引证风格是一种“信而好古”的知识传统和体系的产物，属于一种威权主义的知识传统。在今天看来，当年法学研究中的引证模式极不规范，非“学术”，往往牵强附会，更常常各取所需，在学术论争中，常常注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强调正确理解，强调思想的精髓。80年代后期关于马克思的法律本质之引文的理解和翻译就是这种引证的一个极端的例子。[4]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制度的导入，这种状况开始有所转变。首先是在高鸿钧、贺卫方先后主持的《比较法研究》，他们推行了、坚持了并且大力提倡了学术引证。此后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提倡和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5]中国法学界的引证状况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有了较多的改观，诸多期刊都推出了自己的引证体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学术引证的惯例。

但是如今问题仍然不少，例如，随机的引证比较；正面的引证比较多（还是引证作者心目中的“权威”学者，无论中外，无论古今，也无论意识形态倾向）；批评性引证很少，最多是“有的同志认为”之类的，至于这“些”或“个”同志是谁，让人莫名其妙；引证观点的多，引证材料资料的少；印证外国学者的多，引证中国学者的少。到了世纪之交，在某些文章中，甚至引证有成为一种学术的装饰的嫌疑，甚至（在其他学科）出现了“伪住”的现象。[6]本文后面汇集的数据和相关的分析还会表明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引证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和制度，在中国法学界，就普遍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模仿或移植的产物，因此许多人对学术引证的学术的创新功能或效用并不理解。在“信而好古”的知识体系中，很容易变形；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也很容易成为一种商品包装。这种状况只有在今后的实践才能完善。

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却不意味着应当拒绝对当代中国法学的状况进行引证研究。因为严格说来，任何数据或资料都不是万能的，关键要看使用者用来测度或证明什么东西。如果考察中国学术论文的来源文献，例如考察其引用的学者、资料类型及其变化（如果有的话，而且我的判断是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著述者所使用的中外学术思想资源甚至知识传统的改变；考察引证的是论断还是思想进路或方法也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心态变化。甚至从引用的数字资料的增加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文研究的是被引文献；具体说来，是最常被引的中国法律学者，即根据被引的次数来给中国的法学家排排队。但是，对这一研究的效用和意义必须予以适当限制。

首先，西方学者的引证研究模式中提出的一系列影响引证的因素[7]不能在中国套用。不能简单地把被引数视为学术成就和贡献，这一研究因此不是梁山伯好汉排座次。理由是，被引数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而言可能尚不足以作为衡量学术质量和原创性的准确标准。这是一个判断。判断一般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可以解说清楚并自洽的理由；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就隐含在我前面的关于引证作为学术的形式规范已经形成这一命题中，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引证作为学术的实质性规范尚未形成。在中国法学界，引证率可以意味着被引证者的学术著作众多，身在教学单位因此弟子多，撰写了重要的由教育部或其他权威部门推荐的教科书，触及了某个社会-而不是学术-热点问题，作者本人是公众人物、有某个行政职务因此有较多的知名度，或者意味着被引者有过出国经历因此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并翻译了某些有影响的流行的外文（学术或准学术的）著作等，但决不能轻易并直接等同于学术的水平和学术贡献。因此引证数量的分析在判断被引者学术水准上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标志。

但是，在我看来，引证率仍然可能用来测度某些因素的。由于引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引者自己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引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包括其著作、论文以及学术观点的知名度，体现了引用者对被引证者的观点的某种认可或者冲击（当引证是批评性的）。此外，由于中国法学家流动性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较小，因此引证研究还可能了解被引证的知名学者所属的机构和地域；可以考察被引学者的年龄段，学科；可以考察被引著作的类型；学者的学术产出能力，或学术引介能力，接触外国文献或稀罕文献的能力；甚至考虑到数据之外的现象，例如学者的流动，或许可以看出学术人员或中心或重镇的转移；结合其他一些资料，或者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某些趋势。

因此，必须注意，本研究所测度的诸如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样的因素都是中性的，尽管这些概念在中文的日常语言世界中常常具有褒义，但在本文的研究时并不意味着肯定或正面评价。

还必须考虑一个因素。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研究往往已不再为人们引证，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命题，例如“看不见的手”，例如进化论或社会进步的观点，例如有关市场经济的一些命题。这些研究结论之影响是如此强大和深入，因此，已经融入了作者的行文，就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一种知识背景，成为许多研究的前设了。因此，我这样的文献引证研究会不会错过这样的重要学者或著作呢？但是，这在当代中国法学界最多也只是一个理论的可能，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可能。因为，就中国当代学者而言，还没有这样的具有原创性的学者。即使有人最早在报刊杂志上提出了某个后来颇为流行的学术观点，也大都或者已经是当时学界认可只是尚未被中国政府正式采纳的主流观点（例如“法治”），或者是从国外或域外引进的在学界已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了，因此第一次发表并不意味着其原创性。这当然也意味着，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坦白地说，中国法学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本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理解法学研究的现状，或预测某些未来发展态势。我更看重的本研究对于中国法学界的方法论意义。黄仁宇曾指出中国历来缺少数目字管理的传统，[8]因此，治国拍脑袋，法学界以及普通公众也习惯于凭印象。拍脑袋、凭印象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在精细完全的信息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凭印象。但关键是如今的社会和技术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其他学科的定量分析研究也为法学界的这类研究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本，因此为我们从数目字上理解和管理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本文坚持我先前的一些类似的尽管很粗略的主要依据数据资料的定量研究的进路，[9]我的目的在于强调并通过这一研究指出，现在我们有可能运用现有的资料进行一些定量分析，这种资料和数据并不是如同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缺乏的。我认为，这类依据数据库进行的定量分析，无论分析的结果对错，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应当发展和开拓的。

当然，我还想借这一研究推荐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个网站以及它提供的相关资料。

二、资料库情况简介

要从数目字研究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是资料和数据。因为没有可靠系统的资料，哪怕问题再重要，也无法研究，或者研究的结果完全不可靠，甚至误人子弟。

我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南京大学1998年起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CSSCI项目组经过论证、研究，选择了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他们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选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结合中国社科期刊出版发行的情况，确定CSSCI的来源期刊控制在我国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总数的8-15%，最后经全国约1000多名教授，他们最后确定了500种左右中文期刊（2000年为419种）。[10]大致说来，这个资料库是比较完全的，因此也是比较权威的。

该资料库主要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用户提供信息。来源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论文作者、篇名（词）、作者机构、作者地区、期刊名称、关键词、文献分类号、学科类别、基金项目以及年代、卷期等10余项。被引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被引文作者、篇名或书名（词）、期刊名称、出版社、年代、被引文献类型等。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库可以依据作者名查询他的著作自1998年以来每年的引证总数，也可以按照著作（包括译作）、文集（个人的或集体的）、期刊论文等查找分类文献的引证数。此外，还可以作其他用途，例如可以根据作品名查询该作品本身的每年引证数。由于时间的滞差，目前提供的有关资料仅到2001年。

由于设计考虑的问题，该资料库使用起来并不便利，至少对于我这个研究而言如此。我目前感到的最主要的缺点是，资料都是按年入库的，因此只能无论对哪个检索项都只能逐年检索，不能累计检索。这就带来了很大不便。此如果要检查我朱苏力的资料，只能一年一年的检索，然后手工相加。由于目前还只有三年的资料，因此这个问题在目前可能还不算一个大问题，但是几年之后，这种状况就可能严重阻碍人们的有效使用。

此外，为了部分地印证和核对相关资料。我还利用了中国期刊网。这是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开办的中国期刊网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共收录有1994年以后国内6，600余种期刊的题录、摘要以及3500种期刊的全文，但是由于期刊杂志进库都要收费，据我所知有些重要的甚至核心期刊都没有入库，因此并不完整。全部期刊分为9个专辑（即大的学科群），可以按专辑检索，也可以合并检索。中国期刊网提供了三种类型的数据库，题录数据库、题录摘要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使用者可以进行“专项检索”和“组合检索”。专项检索包括全文、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文摘、引文、刊名、基金9个检索途径。关键词检索指的是对论文中的关键词或主题词部分进行检索，与全文检索不同；引文检索是对文章后的参考文献的检索。我使用这个库主要用来查证被引作品是独作或合作，以及必要时辨别同名作者。

三、操作处理及理由

引证研究首先的问题就是研究谁的被引数？我第一步是列出一份我认为近年来比较知名的、活着的并且学术上依然活跃（即使有些已经退休）的学者初选名单。这首先是凭自己的印象，但为了减少自己的必定有的偏见，我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学者或学生，向他们了解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或他们认为知名学者的名字。基于这样一个名单，我检索了这些学者的被引数据资料。

由于个人的记忆和印象有限，以这种方法获得的候选名单肯定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会有重要的遗漏。特别是一些处于边际状态的学者，有可能没有进入我或我寻求帮助者的视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第一步，尽量列出一个较大的初选者名单，然后在网上查询他们的相关引证资料，加以排序，这样就可能排除一些边际选择的错误。事实上，我总共列出了100多位知名学者作为候选人，最后依据搜寻的数据汇总得出了将在下一节分析的总共四十一人的资料。这样的做法仍然难免有或大或小的失误，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任何人都无法将所有的中国国内的法学学者都列入大名单。因为这首先就会有一个如何界定法学学者的问题，而且这个界定必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专断的-我以主要在法学期刊上就狭义的法律问题作为标准。其次，我还必须考虑精细的成本收益问题。任何精细都是相对于需要和可能性而言的。最后即使有较重大的失误，我也只希望读者能够指出，在可能的时候做出改正。

就引证数字而言，资料库可以提供每一个名字的作者的全部引证数字，也可以提供该名字作者的著作（包括专著、译著和教科书）被引数（资料图显示为“图书”）、文集（资料库中显示为“汇编”，包括个人文集和被纳入文集、论丛的个人论文）被引数以及期刊论文被引数。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三项指标，总引证数、著作引证数和期刊论文引证数。其中著作在资料库中的索引项为“图书”和“汇编”，前者包括了专著、教科书、译著，后者包括了汇编的文集。鉴于法学研究的特点，我的检索发现，著作的被引数大致相当于总引证数减去期刊论文引证数。

将图书同汇编两项合并为著作是有一些理由的。首先，我在查询数据时发现当初数据输入者的“图书”和“汇编”分类就不严格的，不时会有交错。例如当引者引证的是我的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时，这就被分类为“图书”引证，但是当引者引证是该文集中某篇文章时则被分类为“汇编”引证。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这种引证的分类也是有问题的，一本由众多作者每人一篇论文汇编的文集很难与一本由多个作者撰写一位作者主编的教科书或“专著”之间区分开来。因此，第三，这种合并一般说来并不影响本文数据的质量。第四，一个更为个人但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是，在汇编类的引证中，我的引证数第一，因此即使为了避嫌，保证本研究的公正，这样处理也是必须的。

但我并不为了避嫌而避嫌，不会为了避嫌而扭曲了资料。否则，就同样不是以学术为重，而是沽名钓誉。事实上，我坚持将期刊论文被引单独作一类，尽管我也同样排名靠前，并且由于近年来，我受到的学术批评较多，因此，可能有部分引证是否定性的或批评性的。理由首先是期刊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机制毕竟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目前的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还不是同行评审的结果，但毕竟是由编辑从大量已完成的来稿中选择刊登的，因此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市场筛选的产品质量控制机制在起作用。编辑有可能选错，也有可能有各种人情因素，甚至有极少数约稿，但是就总体而言，期刊论文的发表要比教科书、专著、译著、文集或论丛之类的著作出版略微严格一些。相比之下，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在中国目前一般说来有不少都是“指腹未婚”的期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名声在外的学者，因此其产品更多是“信誉商品”；教科书则更是这种情况；有些文集或论文汇编则更可能是自费出版甚或是补贴出版的。在这个意义上，期刊论文更像是“检验品”，尽管也常常有“信誉”的因素涉入。因此至少在我看来，期刊论文可能质量更高一些，特别是一些核心期刊的发表竞争更为激烈。这一点，国外也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每一篇期刊论文都比每一本著作或文集中的论文更有分量，更有影响；我这里只是按数学上的大数定理判断的。

期刊论文单独分类的另一个理由是考虑到著作和教科书出版上事实上存在的垄断问题。这一点在北京，在一些著名科研机构中更为明显。例如，出版法律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社大都集中在北京。因此在其他因素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同样优秀的外地学者更少可能有机会参与写作教科书，或者参与了，做主编的可能性也要低于同样水平的北京学者（因为出版社也要考虑统稿的便利等因素）。因此，外地作者之著作，尤其是教科书，被引的概率就被这种可能性压缩了。这种情况在期刊上同样会出现，北京的法学期刊也比较多，更比较有影响，由于心理学上的“有效启示”现象，北京的作者一般说来也更多“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相比起来，期刊论文毕竟是投稿的，而且事实上各地均有一些法学期刊，并不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各地区的期刊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地方观念，一点自留地，至少在同等情况下，本单位或本地的作者得到优先发表的概率会略微大一点。尽管这种现象也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是毕竟要比著作和教科书出版的中央垄断现象要好一点，是对中央垄断现象的一种抵抗。

第三个理由是考虑到成就较早的学者与成就较晚的学者之间的差别。一般说来，成就较早的学者一般都更有可能主编教科书、出版专著，而成就较晚的学者相比而言这种机遇会少一些，他们会更多在论文上同前一辈（学术的而不是年龄的）学者竞争，并且事实上在学界有较多影响。

最后一个理由是著作（特别是教科书）中合著的相对较多，而期刊论文中合著的较少。绝大多数期刊论文都是个人独著的，只有部分老学者和个别中青年学者习惯于合作撰写论文。两年前的一个有关期刊论文的引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11]

综合上述理由，以及其他可能的理由，我认为把期刊论文作为确定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尽管其他学者对此作另一种更为简单的处理，同样也可能是正当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批评性引证问题，我认为并不对本文的研究构成实质性影响。首先，因批评性引证而其被引数大幅度增加的学者很少。在所有研究的学者中，只有我可能因为这种批评引证可能“获利”。但是，简单查询表明即使对我批评性引证数量也并不多；[12]其次，如前所说，本文研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是中性的，并不具有褒义；三是，错误的观点仍然可能有影响力，却不是因为其错误才有影响；甚至引发了众多批评的观点本身就表明这种观点是影响的。

对于现有的资料，我的处理首先是选择了四年引证数合计。这样处理的理由首先在于目前仅有四年的数据；其次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四年的数据可以大致防止某一年某人著作被引数字的急剧变化，因此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较大偏差。

防止较大，但不是彻底消除。因为，四年的数据合计对于已经成就的学者大致公道，尽管他们也会有学术创作大年和小年之分，但是，可以预料还会有其他一些可能的偏差。例如，不同的学科的引证数肯定会有偏差，能够进入被引先列的肯定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热门并且比较成熟的学科，因此一些研究人员或学术期刊著作出版较少的领域的学者，例如刑事侦察，肯定被引较少；这个数据也不可能反映近年刚刚崛起的青年学者的影响力；此外，这一数据也仅仅到2001年，因此，没有反映最新的学术变化。但是，我想，第一，完全的准确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研究都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偏差；第二，这里测度的仅仅是著述的社会影响力而言，而不是测度其学术水平；第三，这里研究的只是一种基本格局和态势，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学术评判。因此没有必要把这里的研究结果看得太重。如前所言，真正的学术影响力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

我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搜寻了150多名学者各自的4年的总和被引数、著作文集被引数和期刊论文被引数。为了防止偏差，我特别注意排除了所有的自引。我还注意到中国学者可能有完全重名和部分重名的现象。事实上，在法学界就有，例如法学界有两个夏勇，又有李浩和李浩培。如果不加注意，都可能闹出笑话，无意间就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对此我都予以细致的关注，必要时甚至在期刊网上察看了一些论文的内容。即使如此，我也并不能完全保证每一次区分都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我将每位候选人的著述引证数按上述三项指标分别排序。如果三项均进入前61名的学者将自动成为最常被引的学者；由此得出的人选共42人。然后，如果著作文集或论文中有任何一项进入前30名者，也将进入这个名单；由此期刊论文被引有4人和著作被引有四人总共有8人满足这一条件。由此获得总共50人的名单。这50人按其各自的分排序。得分的计算方式是，

一、前42人中任何一位作者的总引证排序号＋其著作文集被引数排序号＋其论文被引数排序号；

二、其他8人是各自著作或期刊论文被引数之序号加上61与他们三人和四人的排序号之和。例如，童之伟、龙宗智、李浩、郝铁川教授的期刊论文被引数序号分别为6、12、23和24，但他们的著作被引数都在61名之外，因此他们各自的著作被引数序号则分别为61＋1、61＋2、61＋3和61＋4.最后按分值多少排序，得分值越低，最后排名就越高。

中国国内法学学者著述引证情况（略）

四、初步的分析

根据汇总表可以看出：

学科分布：被引最多的法学学者主要集中在下面五个领域，即民商法（包括知识产权法）有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因为不少法律史学者从事的研究更侧重理论，例如梁治平、贺卫方）有13人、刑法6人、宪法行政法6人、诉讼法（刑诉3民诉5人）五个领域。此外有3位国际法学者，两位经济法学者进入了这个名单。

因此，就学科热点来讲，法学的研究热点大致是民商经济法、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程序法。数据大致印证了一般的印象。国际法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但着重号是重要的，也许国际法的一些内容已经融入了其他学科，例如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和程序法。此外，就这四年的数据来看，经济法学的影响力似乎也偏弱，但是这一判断同样应当予以限制，因为有些商法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法学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20多年的对外开放，却没有一位国际公法或私法的中青年学者进入这个名单。

机构和地域分布：就机构而言，就职北大的学者最多的，表中的50名法学学者中，北大为9人。其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7人、中国社科院6人、政法大学5人、清华大学5人、武汉大学3人，华东政法和南师大均2人，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法学会、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全国人大等其他单位则分别有1人。

人数多是学术研究实力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证据。如果某个学校或单位有5人进入这份名单名，但排名都靠后，那么以引证数衡量的学术影响力可能也只相当于有1人进入此名单但排名第一的学校或单位（请比较著作和期刊论文被证第一名与最后5名的被引数）。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引证排位的前25名中，北大有7人，优势比较明显；人民大学4人、社科院、清华大学很有3人，中国政法大学有2人。

更细致地分析表明，北大比较显著的优势有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但是在民商法上明显比较弱。中国社科院的优势在于民商法（包括知识产权）。人民大学的突出优势同样在于民商法，在刑法上也有某些优势，但优势已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著了。政法大学虽然在各个学科中都有一定的优势，但优势都不显著。相比之下，清华显然已经在崛起，不仅有5人进入了大名单，并且有3人进入了前20名。这表明清华法学院的组建大致是成功的，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优势主要在民商法上。武大国际法优势也并不非常突出。

从这个表来看，作为法学研究重镇的西南政法大学和吉林大学确实局面不佳。

如果从地域来看，可以看出北京集中了最多的出色法学学者，36人，占了全部人数的2／3.其次是武汉有5人（李双元家居武汉），上海3人，江苏2人、福建、重庆、吉林、浙江各有1人。考虑到广东和山东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因此，看来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命题是必须予以限定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大，而是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比较大。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有可能正在改变。特别是如果不是按行政区划来看，而是按经济区即把上海同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如今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法学家群体，这里已经聚集了6位有影响的学者（南京的公丕祥、李浩、上海的童之伟、何勤华和郝铁川，再加上杭州的孙笑侠）。如果加上梁治平在上海设立了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局面也许正在改变，有可能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另一个集中地。但是这仍然不能说明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这几位学者，李浩除外，都是从事广义的理论法学研究的；第二，这些学者都很难说是本地的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多只能说经济发展可能吸引了法律学者的流动。这一点，如果再放大一点，考虑到徐国栋、梁慧星几年前的流动或半流动，以及近年来其他一些学者的流动，就可以看得更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为实。也许在未来十年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知名法学家的吸引力会逐步增加，这些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增大。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改变，东北的和西南作为法学研究教育的重镇的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年龄：就年龄来看，这些法学家大致集中在两大群体。接近70岁以及以上的年龄段和40－50年龄段或者说后前三届法学毕业生。前者有约16人，后者则近27人。在50至65岁之间的学者，只有4人；40岁以下的学者只有3人。这种局面反映了中国法学家的培养的现状。

如果就机构来看，北大的9人中有3人超过了或接近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40岁以下的有2人；人民大学有1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社科院有两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只有2人（当然现在人大任教的张新宝原来也在社科院工作。），而中国政法大学有4人超过了70岁，只有一人在50岁以下，武汉大学进入这一名单的50岁以下的学者一个也没有。从这一角度看，这后三个学术机构可以说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一个后继乏人的状况，其学术影响力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下降。而北大和人大法学院学术中坚力量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好，至少在未来10年里，可能继续保持领先位置。清华大学的5人中，最年长的也只是60出头，其他4人均在50岁以下，因此如果现有的趋势不发生突变，清华大学的法学影响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上升。

人才培养：尽管北京或北大、人大、社科院是法学家汇聚的地方和机构，但是许多人才却不是在这些地方或院校产生的。如果从中年法学家看，本科毕业的集中在两个地方，北大（姜明安、陈兴良、何勤华、张志铭、王亚新、张守文、朱苏力）和西南政法（贺卫方、龙宗智、徐国栋、梁治平、张新宝、张卫平等），此外是中南财经政法（王利明、张明楷、吴汉东）。但考虑到学生人数，应当说北大相对出人才较多的地方，但这也许并不是由于北大的法学教育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入学学生的素质相对较高而已。

如果从培养新人崭露头角的角度来看，北大则显然不如人大（前者只有姜明安、朱苏力、陈瑞华、张守文），而人大在同一时期则先后出现了陈兴良、王利明、赵秉志、梁治平、杨立新、史际春等；而且人大的学者成名大都在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之下，北大推出的人才比较晚，除了姜明安外，基本都是到90年代中后期才崭露头角。因此90年代人大“人才济济”的印象是真实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科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和推出的人才也是比较多的，前者自80年代以来先后推出了5人（梁慧星、郑成思、孙宪忠、张志铭、张兴宝）和4人（张明楷、童之伟、徐国栋、吴汉东）。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也各自出现了2人（分别为贺卫方、陈桂明；张文显、崔建远；何勤华和郝铁川）。

引证特点：在著述引证上，有些学者被引的教科书或教科书类著作较多，如王利明、梁慧星、陈兴良、沈宗灵、张文显、高铭暄、王名扬、赵秉志、罗豪才、江平、马克昌等；或被引译著较多，如贺卫方、朱苏力。真正引用学术专著的相对较少，因为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还比较少，或者说，在法学界目前还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概念。而就学术专著而言，我指的是就某个小题目的深入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研究。

比较起来，被引的老一辈学者以教科书类型著作偏多，例如沈宗灵、高铭暄、王名扬、江平、马克昌、陈光中、张晋藩；而除了个别的老学者外，年轻一代被引的论文偏多。由于论文和教科书性质的论著所关注的问题有一定差别，因此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两代学者之间的学术关注和学术使命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属于学术领域重建或恢复时期涌现的学者，后者比较起来更多是发展时期的同时更多研究性质的作品。

表中的结果也证实了我在前面的分析中隐含的，即比较而言，在京的老学者著作较多，而外地的中轻年学者论文较多。前面提到的著作被引数未进入前50名但期刊论文被引数进入了前30名的大都是外地的相对年轻或崭露头角较晚的学者（童之伟、李浩、龙宗智、郝铁川），而期刊论文被引数未进入前60名但著作被引数进入了前20名的都是北京的一些前辈学者（高铭暄、王名扬、陈光中、张晋藩）。由此可见将期刊论文引证与著作引证分别计算排序，确实更能反映这种学术格局以及学术格局的变化。

鉴于目前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远远高于期刊论文被引数量，由此可以甚至可以推断引者论文的状况，甚至目前中国法学期刊论文的一般状况。更多著作与教材引证可能涉及到被引者和引者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被引的论文本身的内容就缺少创新，因此引者觉得没有必要引证论文，更情愿引证已成定说的或比较权威的著作和教材。但是一般说来，并且前面关于著作出版和期刊的不同机制也令我相信或至少可以推定论文比著作和教材新意更多（并且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因此，我认为问题可能更多出在引者身上，即大多数论文作者更注意引证权威著作或权威教科书，不那么注意引证创新内容相对更多的期刊论文；由此可以推定，这些引用了他人著作的期刊论文的创新程度也不高。这个现象就反映出中国法学期刊论文普遍存在着一个更深、更大的问题：中国的法学期刊论文就总体而言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学术恢复和重建时期。因此，许多法学研究者抱怨的重复研究太多或“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现象，可能并非虚言；大量的期刊论文有可能更多是“述而不作”或“述多于作”，基本是在普及法学知识，其功能不在于只是创新，而在于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和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宣传。这种状况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还有所必要的话，当前已经应当改变。这里涉及到的实际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知识转型，以及更大的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近年来一直强调学术创新，知识创新，这对于法学界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的。但是从现有的数据中很难确定这种强调是否起了作用，这个转变是否已经开始？

五、其他问题

如果同国外的引证研究比较一下，我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

首先，无论是什么因素，我的研究发现，自我引证在中国，除了少数学者身上外，一般都比较少见。这主要倒不是因为大多数中国法学学者比较谦虚，不注意自我推销，或者是其他因素。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因为，（1）中国法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学科的传统还不够，中国也不是普通法传统，历来不大重视法学学术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整理，因此学者一般满足于提出或引进观点，很少注意保持思路和方法的连贯性；2）与此相关的是，许多论文著作-特别是在法制建设的恢复发展时期-的普及性和宣传性较强，因此许多观点的“初始产权”不够明晰，也很难明晰；3）同样与第一点相关的是，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派还有待形成，法学家往往以领域为关心对象，有时还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此其研究项目和研究思路上都非常欠缺连续性，扩展甚于推进，自然也很少自觉反思并感到自己学术思想的推进以及整个学术领域的前沿改变。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造成了学者不大注重并且无法引证自己的著述。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甚至可能有某些好处。至少就目前而言，尽管中国法学界自我重复的现象颇为严重，但在西方学术界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的“自我引证”在当代中国反倒不是一个问题，或至少目前并且就总体而言还不是一个问题。

又比如，同样在西方学界出现的“互惠引证”，即学者之间只是为了提高自己著述的引证率而不是因为对方著述的学术优点而相互予以引证，在目前中国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尽管也许会成为一个问题，并且可能弄不好成为一种“学术腐败”的新动向。因为，如前所分析的，就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法学界还不大重视文献引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功能，而重视引证中诉诸的威权因素，因此自然不会重视引证同代人的研究成果了。就学术引证而言，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大致是“信而好古”（尽管这里的“古”应当限定为著名的前代学者，包括中外）；以及“崇洋信外”；尤其是在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当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事实上，法学界的一个显然言过其实但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就是，“中国学者抄外国的，北京学者抄台湾的，外地学者抄北京的”。因此，由于相互引证都不多，互惠引证的现象至少在目前中国大陆法学界还可以说没有。但如果重视了引证率后，可以预期很快会出现互惠引证，并且还很难消除。

再比如，在西方学术界也许构成一个问题的“批评性引证”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来说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本来，批评引证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认同被引者的观点，而在于树立一个靶子，作为批评分析的对象。但是在中国，至少很长时间以来，今天也仍然，人们都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因此，目前，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还可能有，但是严格引证对方然后批评分析就很少见了，引证往往被认为一种权威者的特权，是一种学术抬举。当然，更多的批评是所谓的“对事不对人”，批评某种高度概括了的甚至是错误概括的观点，而不是以一种平和心态引文分析批评。这部分是熟人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法学界也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的遗风；部分是对极左时期学术上纲上线的做法的一种矫枉过正；部分也因为学者的许多分歧往往在于结论，在于提法，而不在于论证，因为当分歧是立场、看法的时候，引证对方没有多少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孔子早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这都是“就总体而言”，例外还是有的。

六、小结

根据上两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法学也许正在发生的变化[13]就不是一个预言，而且也确有必要，因此本文也是对前文的一个补充。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来看，中国法学研究必须尽快完成一种知识类型的变革，这就是要鼓励在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挑战权威，强调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而这一点其实必然主要同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的涌现相联系。尽管现在活跃的学者仍然可以通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来完成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但是鉴于“路径依赖”、“专有人力资本”以及“积淀成本”的限制，这种改造的可能和幅度都会相对较小，因此更主要的是必须在法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竞争中出现一批新的学者。而且这也是目前一些学术机构避免研究人员老化的唯一出路。事实上，这种状况是有可能的，如今最为活跃的50－40岁左右的中年学者，有许多10年前甚至10多年前就已经属于当时最活跃的学者了，而本文分析的50名最常被引的学者中，40岁以下的只有三人。

法学研究人员高度集中于北京，这至少表明中国法学研究还缺乏相对的学术独立性，许多学者无论在野在朝事实上都过于依赖于政治权力中心。我其实并不反对，事实上我大力主张和支持，法学家参与立法活动和各类社会改革。但是随着中国法学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法学家的专业分工必须逐渐细化，形成各自的学术专业定位，并且真正出现一批关注中国实际，但不是仅仅关注立法和权力中心的法律研究者。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北京获得相关的信息更多，同国外交往的机会更多，获得各种经济资本、学术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渠道和机会也更多，因此没有必要苛求作为世俗人的法学家。但是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改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法学家的流动已经出现并且可望增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因地缘优势而获得学术信息优势和垄断的现象必定会弱化。事实上，从本文分析的数据来看，有不少外地学者都在相对远离法学学术权力和政治权力中心的条件下独立作出了相当有影响的学术工作。例如龙宗智、李浩、吴汉东、公丕祥、何勤华、郝铁川、孙笑侠，以及目前已经流向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张明楷、崔建远、童之伟、徐国栋、张卫平等。事实上，即使身在北京，学者也可能以他自己独立的研究展示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例如梁治平。这表明，最终说来，学术能力是要比其他身外之物更为重要的学术创造因素，是学术影响力的根本来源。因此，我预期，法学研究人员过于集中的分布格局一定会发生变化，现有的分布格局一定会有大的调整，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有可能涌现一批重要的有影响的学者和法学著述。

我提到了法学的进一步的专业化，还因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的学科专业分工显然不够，学界的热点过分集中，不仅表现在专业上，而且表现在被引的学者身上，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些热点专业的背后看到社会热点（民商法背后的经济发展、刑法背后的犯罪和腐败增加、法理学背后的法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问题、宪法行政法背后的“依法治国”“依法治X”问题、诉讼法背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我甚至可以怀疑一些部门法的学者的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否真的出于他的部门法研究水平，而不是来自某种宽泛意义上的“法理学”论点。一些“弱势”部门法领域在这些强势部门法面前显的很弱。这种强弱固然有社会需求的因素，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但并不完全如此。因此，法学学者的进一步专业化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专业化并不等于知识面的狭窄，专业化指的是对学术前沿问题更强的学术好奇心，指的是更强调学术的推进和创新。因此，法学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更广博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可以也应当一致的。

与此相关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学术的自我引证、相互引证和批评性引证。尽管这三种引证都可能出问题，但是在目前还是可以强调一下。自我引证可以迫使作者学术反思，坚持在先前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因此如果运用恰当，可以大大减少法学出版物的大量自我重复。因此，在我看来，至少在目前，是利大于弊的。还必须提倡学者之间相互引证，并且注意区分相互引证和互惠引证。前者是基于学术分工而形成的必要的知识互补，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标志，也将是中国法学界真正成熟走向创新的一个根本标志；而互惠引证则是一种学术投机。因此在学术研究分工的基础上提倡相互引证，不仅是学者间的一种相互尊重、礼让，可以改善学术生态环境，更快推进学术前沿，而且也是避免重复的学术研究，节省各类学术资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相互引证实际上是法学发展的必需的学术制度约束之一。同样值得提倡的是相互引证的另一种形式，即批评性引证。中国法学发展之所以还不够，还不够快，实际上与学术批评孱弱有很大关系。中国法学界的许多批评直到今天其实往往还不是学术的批评，而只是发生在学术界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甚或是“较劲”。不少学者在坚持、提倡和批判、反对某种学术观点之际往往都是考虑这种观点可能具有的但并不必定具有的政治寓意，甚至会考虑到对自己的观点或学术领域的“威胁”。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因为从这种视角出发，必定会忽视对方学者的细致论证分析，“学术”就会变成了观点的展示，而不是论证的展示。因此，法学界增加学术的批评性引证，加强学术的分析批评，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一个不是为设作靶子的稻草人，对批评性引证者会是一种有效的制约，同时也会弱化批评中的相互误解，因此有可能是推动法学研究健康发展、形成法学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必由之路。

还有，上面的数据表明经济法的学术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比较弱，尤其相对于民商法而言。当然商法的影响力也比较弱。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为什么商法和／或经济法会在法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不足，形成不了一个比较显著的学术共同体？也许原因是多样的。也许是因为经济法相对于民法而言传统不够久远，可供借鉴的学术资源较少？也许经济法相对于民法来说，要搞好，需要更多的学术积淀，要懂得更多的社会组织、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也许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动过于急剧，因此很难形成并验证一个稳定的具有相对的一般型的经济法理论？也许本来还没有多少传统的“传统的经济法”这个领域因为其研究的问题和对象的日益专门化而分解了，分解成了市场规制法、金融法、财税法、社会法和商法等，因此其学术著述的被引率也就高度分散了？也许在一个改革时期，经济法的许多问题常常甚至首先表现为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问题，而经济学家在这里也许获得了某种先占的优势？但也许经济法本身的结构就有问题，或者是研究的问题不明，或者是其基本的理论构架和进路有问题，或者是对具体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不够，因此经济法学者更多在一般层面提出经济法体系的构想，而未能形成具体细致的因此可操作的法律规则？当然，这些都是也许。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还需要更细致的研究。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看到，如果中国有关经济的法律理论研究不够，发展不快，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和相关的法学学术发展都将非常不利，并且也很难将中国转型时期的有关经济法律实践的经验转化为一种真正法学的贡献。

但，这个问题仅仅属于经济法学吗？它属于整个中国法学！

「注释

[1]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关于最常引用的法学著作以及著作引证率的研究，请看，FredR.Shapiro，“TheMost-CitedLegalBooksPublishedSince1978”，TheJournalofLegalStudies，vol.29（pt.2），2000，pp.397-406，tab.1；FredR.Shapiro，“TheMost-CitedLegalScholars”，TheJournalofLegalStudies，vol.29（pt.2），2000，pp.409-426.关于司法意见的引证研究，可参看，WilliamM.Landes，LawrenceLessig，andMichaelE.Solimine，“JudicialInfluence：ACitationAnalysisofFederalCourtsofAppealsJudges”，JournalofLegalStudies，vol.27，1998，pp.288，298；以及，DavidKleinandDarbyMorrisroe，“ThePrestigeandInfluenceofIndividualJudgesontheU.S.CourtsofAppeals”，JournalofLegalStudies，vol.28，1999，p.381.

[3]可参看，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1994～1998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页197；崔望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与研究”，《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2期，页28.

[4]可参看，许彭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若干争论问题文章选编》（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校内用书，1987年；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5]参看，《中国书评》1995年各期上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讨论。

[6]请参看，《博览群书》2003年第一期“学术论文注释规范的讨论”中的各篇文章。

[7]波斯纳提到的引证功能有何时资料来源的精确性、信息整合与创新、尊重前人的产权、保持研究的持续性、批评以及名望等。同前注1.

[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9]苏力：“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法学》，2000年3期；以及“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制定法的透视”，《法学评论》，2001年2期。

[10]有关的介绍，可参看，“CSSCI（2000）来源期刊选定-原则、方法、程序与结果”/ci_qkff.htm，最后访问2003年1月13日。

[11]崔望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与研究”，《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2期，页32-34.该研究对115篇重要法学论文研究表明，80％以上的论文都是独著的。

[12]我以“苏力”为检索词检索了中国期刊网刊载的1998-2000年之间的引文中提及该词的所有论文（237篇），只有6篇从题目上看就表示质疑或反对的。同其他部门法中不同观点的批评相比，并不显著。之所以给人们的印象很多，可能与争议的问题的敏感和感情强烈有关。

法学著作范文第10篇

文献引证是衡量学术著述之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用来研究一些本来非常难于定量研究的现象，例如声誉、影响、威望、名望、学术产出的质量、杂志的质量以及学者和大学院系的产出；在一些学科，引证数已一直都是获得较高学术荣誉（比如自然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一项有效预测。[1]在国外法学界，至少在美国，这类研究已经相当普遍。[2]国内近年来，即使在法学界也有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研究。[3]但是，就总体而言，在法学界这种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

很少的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看不出这类研究的效用。如果说通常的法学研究对法学的知识体系直接作出了贡献，那么对法学研究的这种研究，似乎就如同为柏拉图反对的“艺术”一样，并不产生“知识”。但是这种理解是应当改变了。因为在今天，法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生产着各类知识产品。因此，研究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要素，从宏观上理解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特点和基本状况，或者说反思学术，已经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构成；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解世界的意义，而且可能作为一个决策参考因素，影响和调整法学研究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本文的研究就试图显示这种研究的效用。

另一个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这样的学术传统，缺乏相关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资料。特别应当指出的，引证在中国大陆法学界作为一种制度也就是近十年左右才真正发展起来，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尽管还不完备的学术规范。只要看看90年代初期之前的法学著作，特别是法理学著作，但也不限于法理学著作，常常只是引证马列经典作家、中共中央或中国政府的文件为主，即使引证“纯学术著作”也往往限于一些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赞扬的中外思想家；同时引证习惯也受传统人文学科的引证习惯（以引证经典为主）的影响。引文基本是作为权威的结论，作为真理的化身出现的；引证者诉诸的是被引者的地位，而不是其思想。正如我先前说过的，其关注的是作者的话语，而不是作者的话语。这种引证风格是一种“信而好古”的知识传统和体系的产物，属于一种威权主义的知识传统。在今天看来，当年法学研究中的引证模式极不规范，非“学术”，往往牵强附会，更常常各取所需，在学术论争中，常常注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强调正确理解，强调思想的精髓。80年代后期关于马克思的法律本质之引文的理解和翻译就是这种引证的一个极端的例子。[4]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制度的导入，这种状况开始有所转变。首先是在高鸿钧、贺卫方先后主持的《比较法研究》，他们推行了、坚持了并且大力提倡了学术引证。此后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提倡和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5]中国法学界的引证状况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有了较多的改观，诸多期刊都推出了自己的引证体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学术引证的惯例。

但是如今问题仍然不少，例如，随机的引证比较；正面的引证比较多（还是引证作者心目中的“权威”学者，无论中外，无论古今，也无论意识形态倾向）；批评性引证很少，最多是“有的同志认为”之类的，至于这“些”或“个”同志是谁，让人莫名其妙；引证观点的多，引证材料资料的少；印证外国学者的多，引证中国学者的少。到了世纪之交，在某些文章中，甚至引证有成为一种学术的装饰的嫌疑，甚至（在其他学科）出现了“伪住”的现象。[6]本文后面汇集的数据和相关的分析还会表明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引证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和制度，在中国法学界，就普遍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模仿或移植的产物，因此许多人对学术引证的学术的创新功能或效用并不理解。在“信而好古”的知识体系中，很容易变形；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也很容易成为一种商品包装。这种状况只有在今后的实践才能完善。

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却不意味着应当拒绝对当代中国法学的状况进行引证研究。因为严格说来，任何数据或资料都不是万能的，关键要看使用者用来测度或证明什么东西。如果考察中国学术论文的来源文献，例如考察其引用的学者、资料类型及其变化（如果有的话，而且我的判断是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著述者所使用的中外学术思想资源甚至知识传统的改变；考察引证的是论断还是思想进路或方法也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心态变化。甚至从引用的数字资料的增加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文研究的是被引文献；具体说来，是最常被引的中国法律学者，即根据被引的次数来给中国的法学家排排队。但是，对这一研究的效用和意义必须予以适当限制。

首先，西方学者的引证研究模式中提出的一系列影响引证的因素[7]不能在中国套用。不能简单地把被引数视为学术成就和贡献，这一研究因此不是梁山伯好汉排座次。理由是，被引数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而言可能尚不足以作为衡量学术质量和原创性的准确标准。这是一个判断。判断一般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可以解说清楚并自洽的理由；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就隐含在我前面的关于引证作为学术的形式规范已经形成这一命题中，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引证作为学术的实质性规范尚未形成。在中国法学界，引证率可以意味着被引证者的学术著作众多，身在教学单位因此弟子多，撰写了重要的由教育部或其他权威部门推荐的教科书，触及了某个社会-而不是学术-热点问题，作者本人是公众人物、有某个行政职务因此有较多的知名度，或者意味着被引者有过出国经历因此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并翻译了某些有影响的流行的外文（学术或准学术的）著作等，但决不能轻易并直接等同于学术的水平和学术贡献。因此引证数量的分析在判断被引者学术水准上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标志。

但是，在我看来，引证率仍然可能用来测度某些因素的。由于引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引者自己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引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包括其著作、论文以及学术观点的知名度，体现了引用者对被引证者的观点的某种认可或者冲击（当引证是批评性的）。此外，由于中国法学家流动性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较小，因此引证研究还可能了解被引证的知名学者所属的机构和地域；可以考察被引学者的年龄段，学科；可以考察被引著作的类型；学者的学术产出能力，或学术引介能力，接触外国文献或稀罕文献的能力；甚至考虑到数据之外的现象，例如学者的流动，或许可以看出学术人员或中心或重镇的转移；结合其他一些资料，或者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某些趋势。

因此，必须注意，本研究所测度的诸如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样的因素都是中性的，尽管这些概念在中文的日常语言世界中常常具有褒义，但在本文的研究时并不意味着肯定或正面评价。

还必须考虑一个因素。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研究往往已不再为人们引证，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命题，例如“看不见的手”，例如进化论或社会进步的观点，例如有关市场经济的一些命题。这些研究结论之影响是如此强大和深入，因此，已经融入了作者的行文，就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一种知识背景，成为许多研究的前设了。因此，我这样的文献引证研究会不会错过这样的重要学者或著作呢？但是，这在当代中国法学界最多也只是一个理论的可能，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可能。因为，就中国当代学者而言，还没有这样的具有原创性的学者。即使有人最早在报刊杂志上提出了某个后来颇为流行的学术观点，也大都或者已经是当时学界认可只是尚未被中国政府正式采纳的主流观点（例如“法治”），或者是从国外或域外引进的在学界已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了，因此第一次发表并不意味着其原创性。这当然也意味着，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坦白地说，中国法学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本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理解法学研究的现状，或预测某些未来发展态势。我更看重的本研究对于中国法学界的方法论意义。黄仁宇曾指出中国历来缺少数目字管理的传统，[8]因此，治国拍脑袋，法学界以及普通公众也习惯于凭印象。拍脑袋、凭印象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在精细完全的信息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凭印象。但关键是如今的社会和技术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其他学科的定量分析研究也为法学界的这类研究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本，因此为我们从数目字上理解和管理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本文坚持我先前的一些类似的尽管很粗略的主要依据数据资料的定量研究的进路，[9]我的目的在于强调并通过这一研究指出，现在我们有可能运用现有的资料进行一些定量分析，这种资料和数据并不是如同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缺乏的。我认为，这类依据数据库进行的定量分析，无论分析的结果对错，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应当发展和开拓的。

当然，我还想借这一研究推荐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个网站以及它提供的相关资料。

二、资料库情况简介

要从数目字研究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是资料和数据。因为没有可靠系统的资料，哪怕问题再重要，也无法研究，或者研究的结果完全不可靠，甚至误人子弟。

我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南京大学1998年起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南京大学CSSCI项目组经过论证、研究，选择了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他们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选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结合中国社科期刊出版发行的情况，确定CSSCI的来源期刊控制在我国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总数的8-15%，最后经全国约1000多名教授，他们最后确定了500种左右中文期刊（2000年为419种）。[10]大致说来，这个资料库是比较完全的，因此也是比较权威的。

该资料库主要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用户提供信息。来源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论文作者、篇名（词）、作者机构、作者地区、期刊名称、关键词、文献分类号、学科类别、基金项目以及年代、卷期等10余项。被引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被引文作者、篇名或书名（词）、期刊名称、出版社、年代、被引文献类型等。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库可以依据作者名查询他的著作自1998年以来每年的引证总数，也可以按照著作（包括译作）、文集（个人的或集体的）、期刊论文等查找分类文献的引证数。此外，还可以作其他用途，例如可以根据作品名查询该作品本身的每年引证数。由于时间的滞差，目前提供的有关资料仅到2001年。

由于设计考虑的问题，该资料库使用起来并不便利，至少对于我这个研究而言如此。我目前感到的最主要的缺点是，资料都是按年入库的，因此只能无论对哪个检索项都只能逐年检索，不能累计检索。这就带来了很大不便。此如果要检查我朱苏力的资料，只能一年一年的检索，然后手工相加。由于目前还只有三年的资料，因此这个问题在目前可能还不算一个大问题，但是几年之后，这种状况就可能严重阻碍人们的有效使用。

此外，为了部分地印证和核对相关资料。我还利用了中国期刊网。这是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开办的中国期刊网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共收录有1994年以后国内6，600余种期刊的题录、摘要以及3500种期刊的全文，但是由于期刊杂志进库都要收费，据我所知有些重要的甚至核心期刊都没有入库，因此并不完整。全部期刊分为9个专辑（即大的学科群），可以按专辑检索，也可以合并检索。中国期刊网提供了三种类型的数据库，题录数据库、题录摘要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使用者可以进行“专项检索”和“组合检索”。专项检索包括全文、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文摘、引文、刊名、基金9个检索途径。关键词检索指的是对论文中的关键词或主题词部分进行检索，与全文检索不同；引文检索是对文章后的参考文献的检索。我使用这个库主要用来查证被引作品是独作或合作，以及必要时辨别同名作者。

三、操作处理及理由

引证研究首先的问题就是研究谁的被引数？我第一步是列出一份我认为近年来比较知名的、活着的并且学术上依然活跃（即使有些已经退休）的学者初选名单。这首先是凭自己的印象，但为了减少自己的必定有的偏见，我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学者或学生，向他们了解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或他们认为知名学者的名字。基于这样一个名单，我检索了这些学者的被引数据资料。

由于个人的记忆和印象有限，以这种方法获得的候选名单肯定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会有重要的遗漏。特别是一些处于边际状态的学者，有可能没有进入我或我寻求帮助者的视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第一步，尽量列出一个较大的初选者名单，然后在网上查询他们的相关引证资料，加以排序，这样就可能排除一些边际选择的错误。事实上，我总共列出了100多位知名学者作为候选人，最后依据搜寻的数据汇总得出了将在下一节分析的总共四十一人的资料。这样的做法仍然难免有或大或小的失误，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任何人都无法将所有的中国国内的法学学者都列入大名单。因为这首先就会有一个如何界定法学学者的问题，而且这个界定必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专断的-我以主要在法学期刊上就狭义的法律问题作为标准。其次，我还必须考虑精细的成本收益问题。任何精细都是相对于需要和可能性而言的。最后即使有较重大的失误，我也只希望读者能够指出，在可能的时候做出改正。

就引证数字而言，资料库可以提供每一个名字的作者的全部引证数字，也可以提供该名字作者的著作（包括专著、译著和教科书）被引数（资料图显示为“图书”）、文集（资料库中显示为“汇编”，包括个人文集和被纳入文集、论丛的个人论文）被引数以及期刊论文被引数。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三项指标，总引证数、著作引证数和期刊论文引证数。其中著作在资料库中的索引项为“图书”和“汇编”，前者包括了专著、教科书、译著，后者包括了汇编的文集。鉴于法学研究的特点，我的检索发现，著作的被引数大致相当于总引证数减去期刊论文引证数。

将图书同汇编两项合并为著作是有一些理由的。首先，我在查询数据时发现当初数据输入者的“图书”和“汇编”分类就不严格的，不时会有交错。例如当引者引证的是我的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时，这就被分类为“图书”引证，但是当引者引证是该文集中某篇文章时则被分类为“汇编”引证。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这种引证的分类也是有问题的，一本由众多作者每人一篇论文汇编的文集很难与一本由多个作者撰写一位作者主编的教科书或“专著”之间区分开来。因此，第三，这种合并一般说来并不影响本文数据的质量。第四，一个更为个人但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是，在汇编类的引证中，我的引证数第一，因此即使为了避嫌，保证本研究的公正，这样处理也是必须的。

但我并不为了避嫌而避嫌，不会为了避嫌而扭曲了资料。否则，就同样不是以学术为重，而是沽名钓誉。事实上，我坚持将期刊论文被引单独作一类，尽管我也同样排名靠前，并且由于近年来，我受到的学术批评较多，因此，可能有部分引证是否定性的或批评性的。理由首先是期刊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机制毕竟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目前的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还不是同行评审的结果，但毕竟是由编辑从大量已完成的来稿中选择刊登的，因此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市场筛选的产品质量控制机制在起作用。编辑有可能选错，也有可能有各种人情因素，甚至有极少数约稿，但是就总体而言，期刊论文的发表要比教科书、专著、译著、文集或论丛之类的著作出版略微严格一些。相比之下，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在中国目前一般说来有不少都是“指腹未婚”的期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名声在外的学者，因此其产品更多是“信誉商品”；教科书则更是这种情况；有些文集或论文汇编则更可能是自费出版甚或是补贴出版的。在这个意义上，期刊论文更像是“检验品”，尽管也常常有“信誉”的因素涉入。因此至少在我看来，期刊论文可能质量更高一些，特别是一些核心期刊的发表竞争更为激烈。这一点，国外也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每一篇期刊论文都比每一本著作或文集中的论文更有分量，更有影响；我这里只是按数学上的大数定理判断的。

期刊论文单独分类的另一个理由是考虑到著作和教科书出版上事实上存在的垄断问题。这一点在北京，在一些著名科研机构中更为明显。例如，出版法律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社大都集中在北京。因此在其他因素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同样优秀的外地学者更少可能有机会参与写作教科书，或者参与了，做主编的可能性也要低于同样水平的北京学者（因为出版社也要考虑统稿的便利等因素）。因此，外地作者之著作，尤其是教科书，被引的概率就被这种可能性压缩了。这种情况在期刊上同样会出现，北京的法学期刊也比较多，更比较有影响，由于心理学上的“有效启示”现象，北京的作者一般说来也更多“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相比起来，期刊论文毕竟是投稿的，而且事实上各地均有一些法学期刊，并不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各地区的期刊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地方观念，一点自留地，至少在同等情况下，本单位或本地的作者得到优先发表的概率会略微大一点。尽管这种现象也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是毕竟要比著作和教科书出版的中央垄断现象要好一点，是对中央垄断现象的一种抵抗。

第三个理由是考虑到成就较早的学者与成就较晚的学者之间的差别。一般说来，成就较早的学者一般都更有可能主编教科书、出版专著，而成就较晚的学者相比而言这种机遇会少一些，他们会更多在论文上同前一辈（学术的而不是年龄的）学者竞争，并且事实上在学界有较多影响。

最后一个理由是著作（特别是教科书）中合著的相对较多，而期刊论文中合著的较少。绝大多数期刊论文都是个人独著的，只有部分老学者和个别中青年学者习惯于合作撰写论文。两年前的一个有关期刊论文的引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11]

综合上述理由，以及其他可能的理由，我认为把期刊论文作为确定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尽管其他学者对此作另一种更为简单的处理，同样也可能是正当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批评性引证问题，我认为并不对本文的研究构成实质性影响。首先，因批评性引证而其被引数大幅度增加的学者很少。在所有研究的学者中，只有我可能因为这种批评引证可能“获利”。但是，简单查询表明即使对我批评性引证数量也并不多；[12]其次，如前所说，本文研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是中性的，并不具有褒义；三是，错误的观点仍然可能有影响力，却不是因为其错误才有影响；甚至引发了众多批评的观点本身就表明这种观点是影响的。

对于现有的资料，我的处理首先是选择了四年引证数合计。这样处理的理由首先在于目前仅有四年的数据；其次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四年的数据可以大致防止某一年某人著作被引数字的急剧变化，因此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较大偏差。

防止较大，但不是彻底消除。因为，四年的数据合计对于已经成就的学者大致公道，尽管他们也会有学术创作大年和小年之分，但是，可以预料还会有其他一些可能的偏差。例如，不同的学科的引证数肯定会有偏差，能够进入被引先列的肯定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热门并且比较成熟的学科，因此一些研究人员或学术期刊著作出版较少的领域的学者，例如刑事侦察，肯定被引较少；这个数据也不可能反映近年刚刚崛起的青年学者的影响力；此外，这一数据也仅仅到2001年，因此，没有反映最新的学术变化。但是，我想，第一，完全的准确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研究都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偏差；第二，这里测度的仅仅是著述的社会影响力而言，而不是测度其学术水平；第三，这里研究的只是一种基本格局和态势，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学术评判。因此没有必要把这里的研究结果看得太重。如前所言，真正的学术影响力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

我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搜寻了150多名学者各自的4年的总和被引数、著作文集被引数和期刊论文被引数。为了防止偏差，我特别注意排除了所有的自引。我还注意到中国学者可能有完全重名和部分重名的现象。事实上，在法学界就有，例如法学界有两个夏勇，又有李浩和李浩培。如果不加注意，都可能闹出笑话，无意间就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对此我都予以细致的关注，必要时甚至在期刊网上察看了一些论文的内容。即使如此，我也并不能完全保证每一次区分都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我将每位候选人的著述引证数按上述三项指标分别排序。如果三项均进入前61名的学者将自动成为最常被引的学者；由此得出的人选共42人。然后，如果著作文集或论文中有任何一项进入前30名者，也将进入这个名单；由此期刊论文被引有4人和著作被引有四人总共有8人满足这一条件。由此获得总共50人的名单。这50人按其各自的分排序。得分的计算方式是，一、前42人中任何一位作者的总引证排序号＋其著作文集被引数排序号＋其论文被引数排序号；二、其他8人是各自著作或期刊论文被引数之序号加上61与他们三人和四人的排序号之和。例如，童之伟、龙宗智、李浩、郝铁川教授的期刊论文被引数序号分别为6、12、23和24，但他们的著作被引数都在61名之外，因此他们各自的著作被引数序号则分别为61＋1、61＋2、61＋3和61＋4.最后按分值多少排序，得分值越低，最后排名就越高。

中国国内法学学者著述引证情况（略）

四、初步的分析

根据汇总表可以看出：

学科分布：被引最多的法学学者主要集中在下面五个领域，即民商法（包括知识产权法）有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因为不少法律史学者从事的研究更侧重理论，例如梁治平、贺卫方）有13人、刑法6人、宪法行政法6人、诉讼法（刑诉3民诉5人）五个领域。此外有3位国际法学者，两位经济法学者进入了这个名单。

因此，就学科热点来讲，法学的研究热点大致是民商经济法、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程序法。数据大致印证了一般的印象。国际法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但着重号是重要的，也许国际法的一些内容已经融入了其他学科，例如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和程序法。此外，就这四年的数据来看，经济法学的影响力似乎也偏弱，但是这一判断同样应当予以限制，因为有些商法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法学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20多年的对外开放，却没有一位国际公法或私法的中青年学者进入这个名单。

机构和地域分布：就机构而言，就职北大的学者最多的，表中的50名法学学者中，北大为9人。其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7人、中国社科院6人、政法大学5人、清华大学5人、武汉大学3人，华东政法和南师大均2人，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法学会、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全国人大等其他单位则分别有1人。

人数多是学术研究实力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证据。如果某个学校或单位有5人进入这份名单名，但排名都靠后，那么以引证数衡量的学术影响力可能也只相当于有1人进入此名单但排名第一的学校或单位（请比较著作和期刊论文被证第一名与最后5名的被引数）。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引证排位的前25名中，北大有7人，优势比较明显；人民大学4人、社科院、清华大学很有3人，中国政法大学有2人。

更细致地分析表明，北大比较显著的优势有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但是在民商法上明显比较弱。中国社科院的优势在于民商法（包括知识产权）。人民大学的突出优势同样在于民商法，在刑法上也有某些优势，但优势已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著了。政法大学虽然在各个学科中都有一定的优势，但优势都不显著。相比之下，清华显然已经在崛起，不仅有5人进入了大名单，并且有3人进入了前20名。这表明清华法学院的组建大致是成功的，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优势主要在民商法上。武大国际法优势也并不非常突出。

从这个表来看，作为法学研究重镇的西南政法大学和吉林大学确实局面不佳。

如果从地域来看，可以看出北京集中了最多的出色法学学者，36人，占了全部人数的2／3.其次是武汉有5人（李双元家居武汉），上海3人，江苏2人、福建、重庆、吉林、浙江各有1人。考虑到广东和山东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因此，看来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命题是必须予以限定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大，而是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比较大。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有可能正在改变。特别是如果不是按行政区划来看，而是按经济区即把上海同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如今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法学家群体，这里已经聚集了6位有影响的学者（南京的公丕祥、李浩、上海的童之伟、何勤华和郝铁川，再加上杭州的孙笑侠）。如果加上梁治平在上海设立了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局面也许正在改变，有可能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另一个集中地。但是这仍然不能说明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这几位学者，李浩除外，都是从事广义的理论法学研究的；第二，这些学者都很难说是本地的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多只能说经济发展可能吸引了法律学者的流动。这一点，如果再放大一点，考虑到徐国栋、梁慧星几年前的流动或半流动，以及近年来其他一些学者的流动，就可以看得更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为实。也许在未来十年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知名法学家的吸引力会逐步增加，这些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增大。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改变，东北的和西南作为法学研究教育的重镇的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年龄：就年龄来看，这些法学家大致集中在两大群体。接近70岁以及以上的年龄段和40－50年龄段或者说后前三届法学毕业生。前者有约16人，后者则近27人。在50至65岁之间的学者，只有4人；40岁以下的学者只有3人。这种局面反映了中国法学家的培养的现状。

如果就机构来看，北大的9人中有3人超过了或接近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40岁以下的有2人；人民大学有1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社科院有两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只有2人（当然现在人大任教的张新宝原来也在社科院工作。），而中国政法大学有4人超过了70岁，只有一人在50岁以下，武汉大学进入这一名单的50岁以下的学者一个也没有。从这一角度看，这后三个学术机构可以说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一个后继乏人的状况，其学术影响力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下降。而北大和人大法学院学术中坚力量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好，至少在未来10年里，可能继续保持领先位置。清华大学的5人中，最年长的也只是60出头，其他4人均在50岁以下，因此如果现有的趋势不发生突变，清华大学的法学影响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上升。

人才培养：尽管北京或北大、人大、社科院是法学家汇聚的地方和机构，但是许多人才却不是在这些地方或院校产生的。如果从中年法学家看，本科毕业的集中在两个地方，北大（姜明安、陈兴良、何勤华、张志铭、王亚新、张守文、朱苏力）和西南政法（贺卫方、龙宗智、徐国栋、梁治平、张新宝、张卫平等），此外是中南财经政法（王利明、张明楷、吴汉东）。但考虑到学生人数，应当说北大相对出人才较多的地方，但这也许并不是由于北大的法学教育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入学学生的素质相对较高而已。

如果从培养新人崭露头角的角度来看，北大则显然不如人大（前者只有姜明安、朱苏力、陈瑞华、张守文），而人大在同一时期则先后出现了陈兴良、王利明、赵秉志、梁治平、杨立新、史际春等；而且人大的学者成名大都在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之下，北大推出的人才比较晚，除了姜明安外，基本都是到90年代中后期才崭露头角。因此90年代人大“人才济济”的印象是真实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科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和推出的人才也是比较多的，前者自80年代以来先后推出了5人（梁慧星、郑成思、孙宪忠、张志铭、张兴宝）和4人（张明楷、童之伟、徐国栋、吴汉东）。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也各自出现了2人（分别为贺卫方、陈桂明；张文显、崔建远；何勤华和郝铁川）。

引证特点：在著述引证上，有些学者被引的教科书或教科书类著作较多，如王利明、梁慧星、陈兴良、沈宗灵、张文显、高铭暄、王名扬、赵秉志、罗豪才、江平、马克昌等；或被引译著较多，如贺卫方、朱苏力。真正引用学术专著的相对较少，因为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还比较少，或者说，在法学界目前还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概念。而就学术专著而言，我指的是就某个小题目的深入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研究。

比较起来，被引的老一辈学者以教科书类型著作偏多，例如沈宗灵、高铭暄、王名扬、江平、马克昌、陈光中、张晋藩；而除了个别的老学者外，年轻一代被引的论文偏多。由于论文和教科书性质的论著所关注的问题有一定差别，因此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两代学者之间的学术关注和学术使命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属于学术领域重建或恢复时期涌现的学者，后者比较起来更多是发展时期的同时更多研究性质的作品。

表中的结果也证实了我在前面的分析中隐含的，即比较而言，在京的老学者著作较多，而外地的中轻年学者论文较多。前面提到的著作被引数未进入前50名但期刊论文被引数进入了前30名的大都是外地的相对年轻或崭露头角较晚的学者（童之伟、李浩、龙宗智、郝铁川），而期刊论文被引数未进入前60名但著作被引数进入了前20名的都是北京的一些前辈学者（高铭暄、王名扬、陈光中、张晋藩）。由此可见将期刊论文引证与著作引证分别计算排序，确实更能反映这种学术格局以及学术格局的变化。

鉴于目前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远远高于期刊论文被引数量，由此可以甚至可以推断引者论文的状况，甚至目前中国法学期刊论文的一般状况。更多著作与教材引证可能涉及到被引者和引者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被引的论文本身的内容就缺少创新，因此引者觉得没有必要引证论文，更情愿引证已成定说的或比较权威的著作和教材。但是一般说来，并且前面关于著作出版和期刊的不同机制也令我相信或至少可以推定论文比著作和教材新意更多（并且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因此，我认为问题可能更多出在引者身上，即大多数论文作者更注意引证权威著作或权威教科书，不那么注意引证创新内容相对更多的期刊论文；由此可以推定，这些引用了他人著作的期刊论文的创新程度也不高。这个现象就反映出中国法学期刊论文普遍存在着一个更深、更大的问题：中国的法学期刊论文就总体而言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学术恢复和重建时期。因此，许多法学研究者抱怨的重复研究太多或“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现象，可能并非虚言；大量的期刊论文有可能更多是“述而不作”或“述多于作”，基本是在普及法学知识，其功能不在于只是创新，而在于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和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宣传。这种状况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还有所必要的话，当前已经应当改变。这里涉及到的实际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知识转型，以及更大的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近年来一直强调学术创新，知识创新，这对于法学界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的。但是从现有的数据中很难确定这种强调是否起了作用，这个转变是否已经开始？

五、其他问题

如果同国外的引证研究比较一下，我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

首先，无论是什么因素，我的研究发现，自我引证在中国，除了少数学者身上外，一般都比较少见。这主要倒不是因为大多数中国法学学者比较谦虚，不注意自我推销，或者是其他因素。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因为，（1）中国法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学科的传统还不够，中国也不是普通法传统，历来不大重视法学学术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整理，因此学者一般满足于提出或引进观点，很少注意保持思路和方法的连贯性；2）与此相关的是，许多论文著作-特别是在法制建设的恢复发展时期-的普及性和宣传性较强，因此许多观点的“初始产权”不够明晰，也很难明晰；3）同样与第一点相关的是，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派还有待形成，法学家往往以领域为关心对象，有时还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此其研究项目和研究思路上都非常欠缺连续性，扩展甚于推进，自然也很少自觉反思并感到自己学术思想的推进以及整个学术领域的前沿改变。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造成了学者不大注重并且无法引证自己的著述。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甚至可能有某些好处。至少就目前而言，尽管中国法学界自我重复的现象颇为严重，但在西方学术界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的“自我引证”在当代中国反倒不是一个问题，或至少目前并且就总体而言还不是一个问题。

又比如，同样在西方学界出现的“互惠引证”，即学者之间只是为了提高自己著述的引证率而不是因为对方著述的学术优点而相互予以引证，在目前中国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尽管也许会成为一个问题，并且可能弄不好成为一种“学术腐败”的新动向。因为，如前所分析的，就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法学界还不大重视文献引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功能，而重视引证中诉诸的威权因素，因此自然不会重视引证同代人的研究成果了。就学术引证而言，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大致是“信而好古”（尽管这里的“古”应当限定为著名的前代学者，包括中外）；以及“崇洋信外”；尤其是在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当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事实上，法学界的一个显然言过其实但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就是，“中国学者抄外国的，北京学者抄台湾的，外地学者抄北京的”。因此，由于相互引证都不多，互惠引证的现象至少在目前中国大陆法学界还可以说没有。但如果重视了引证率后，可以预期很快会出现互惠引证，并且还很难消除。

再比如，在西方学术界也许构成一个问题的“批评性引证”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来说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本来，批评引证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认同被引者的观点，而在于树立一个靶子，作为批评分析的对象。但是在中国，至少很长时间以来，今天也仍然，人们都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因此，目前，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还可能有，但是严格引证对方然后批评分析就很少见了，引证往往被认为一种权威者的特权，是一种学术抬举。当然，更多的批评是所谓的“对事不对人”，批评某种高度概括了的甚至是错误概括的观点，而不是以一种平和心态引文分析批评。这部分是熟人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法学界也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的遗风；部分是对极左时期学术上纲上线的做法的一种矫枉过正；部分也因为学者的许多分歧往往在于结论，在于提法，而不在于论证，因为当分歧是立场、看法的时候，引证对方没有多少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孔子早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这都是“就总体而言”，例外还是有的。

六、小结

根据上两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法学也许正在发生的变化[13]就不是一个预言，而且也确有必要，因此本文也是对前文的一个补充。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来看，中国法学研究必须尽快完成一种知识类型的变革，这就是要鼓励在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挑战权威，强调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而这一点其实必然主要同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的涌现相联系。尽管现在活跃的学者仍然可以通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来完成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但是鉴于“路径依赖”、“专有人力资本”以及“积淀成本”的限制，这种改造的可能和幅度都会相对较小，因此更主要的是必须在法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竞争中出现一批新的学者。而且这也是目前一些学术机构避免研究人员老化的唯一出路。事实上，这种状况是有可能的，如今最为活跃的50－40岁左右的中年学者，有许多10年前甚至10多年前就已经属于当时最活跃的学者了，而本文分析的50名最常被引的学者中，40岁以下的只有三人。

法学研究人员高度集中于北京，这至少表明中国法学研究还缺乏相对的学术独立性，许多学者无论在野在朝事实上都过于依赖于政治权力中心。我其实并不反对，事实上我大力主张和支持，法学家参与立法活动和各类社会改革。但是随着中国法学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法学家的专业分工必须逐渐细化，形成各自的学术专业定位，并且真正出现一批关注中国实际，但不是仅仅关注立法和权力中心的法律研究者。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北京获得相关的信息更多，同国外交往的机会更多，获得各种经济资本、学术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渠道和机会也更多，因此没有必要苛求作为世俗人的法学家。但是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改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法学家的流动已经出现并且可望增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因地缘优势而获得学术信息优势和垄断的现象必定会弱化。事实上，从本文分析的数据来看，有不少外地学者都在相对远离法学学术权力和政治权力中心的条件下独立作出了相当有影响的学术工作。例如龙宗智、李浩、吴汉东、公丕祥、何勤华、郝铁川、孙笑侠，以及目前已经流向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张明楷、崔建远、童之伟、徐国栋、张卫平等。事实上，即使身在北京，学者也可能以他自己独立的研究展示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例如梁治平。这表明，最终说来，学术能力是要比其他身外之物更为重要的学术创造因素，是学术影响力的根本来源。因此，我预期，法学研究人员过于集中的分布格局一定会发生变化，现有的分布格局一定会有大的调整，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有可能涌现一批重要的有影响的学者和法学著述。

我提到了法学的进一步的专业化，还因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的学科专业分工显然不够，学界的热点过分集中，不仅表现在专业上，而且表现在被引的学者身上，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些热点专业的背后看到社会热点（民商法背后的经济发展、刑法背后的犯罪和腐败增加、法理学背后的法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问题、宪法行政法背后的“依法治国”“依法治X”问题、诉讼法背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我甚至可以怀疑一些部门法的学者的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否真的出于他的部门法研究水平，而不是来自某种宽泛意义上的“法理学”论点。一些“弱势”部门法领域在这些强势部门法面前显的很弱。这种强弱固然有社会需求的因素，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但并不完全如此。因此，法学学者的进一步专业化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专业化并不等于知识面的狭窄，专业化指的是对学术前沿问题更强的学术好奇心，指的是更强调学术的推进和创新。因此，法学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更广博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可以也应当一致的。

与此相关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学术的自我引证、相互引证和批评性引证。尽管这三种引证都可能出问题，但是在目前还是可以强调一下。自我引证可以迫使作者学术反思，坚持在先前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因此如果运用恰当，可以大大减少法学出版物的大量自我重复。因此，在我看来，至少在目前，是利大于弊的。还必须提倡学者之间相互引证，并且注意区分相互引证和互惠引证。前者是基于学术分工而形成的必要的知识互补，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标志，也将是中国法学界真正成熟走向创新的一个根本标志；而互惠引证则是一种学术投机。因此在学术研究分工的基础上提倡相互引证，不仅是学者间的一种相互尊重、礼让，可以改善学术生态环境，更快推进学术前沿，而且也是避免重复的学术研究，节省各类学术资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相互引证实际上是法学发展的必需的学术制度约束之一。同样值得提倡的是相互引证的另一种形式，即批评性引证。中国法学发展之所以还不够，还不够快，实际上与学术批评孱弱有很大关系。中国法学界的许多批评直到今天其实往往还不是学术的批评，而只是发生在学术界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甚或是“较劲”。不少学者在坚持、提倡和批判、反对某种学术观点之际往往都是考虑这种观点可能具有的但并不必定具有的政治寓意，甚至会考虑到对自己的观点或学术领域的“威胁”。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因为从这种视角出发，必定会忽视对方学者的细致论证分析，“学术”就会变成了观点的展示，而不是论证的展示。因此，法学界增加学术的批评性引证，加强学术的分析批评，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一个不是为设作靶子的稻草人，对批评性引证者会是一种有效的制约，同时也会弱化批评中的相互误解，因此有可能是推动法学研究健康发展、形成法学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必由之路。

还有，上面的数据表明经济法的学术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比较弱，尤其相对于民商法而言。当然商法的影响力也比较弱。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为什么商法和／或经济法会在法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不足，形成不了一个比较显著的学术共同体？也许原因是多样的。也许是因为经济法相对于民法而言传统不够久远，可供借鉴的学术资源较少？也许经济法相对于民法来说，要搞好，需要更多的学术积淀，要懂得更多的社会组织、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也许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动过于急剧，因此很难形成并验证一个稳定的具有相对的一般型的经济法理论？也许本来还没有多少传统的“传统的经济法”这个领域因为其研究的问题和对象的日益专门化而分解了，分解成了市场规制法、金融法、财税法、社会法和商法等，因此其学术著述的被引率也就高度分散了？也许在一个改革时期，经济法的许多问题常常甚至首先表现为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问题，而经济学家在这里也许获得了某种先占的优势？但也许经济法本身的结构就有问题，或者是研究的问题不明，或者是其基本的理论构架和进路有问题，或者是对具体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不够，因此经济法学者更多在一般层面提出经济法体系的构想，而未能形成具体细致的因此可操作的法律规则？当然，这些都是也许。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还需要更细致的研究。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看到，如果中国有关经济的法律理论研究不够，发展不快，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和相关的法学学术发展都将非常不利，并且也很难将中国转型时期的有关经济法律实践的经验转化为一种真正法学的贡献。

但，这个问题仅仅属于经济法学吗？它属于整个中国法学！

「注释

[1] 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关于最常引用的法学著作以及著作引证率的研究，请看，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egal Books Published Since 1978”，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9 （pt. 2）， 2000， pp. 397-406， tab. 1； Fred R. Shapiro， “The Most-Cited Legal Scholar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9 （pt.2）， 2000， pp. 409-426.关于司法意见的引证研究，可参看，William M. Landes， Lawrence Lessig， and Michael E. Solimine， “Judicial Influence： A Citation Analysis of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Judg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1998， pp. 288， 298； 以及，David Klein and Darby Morrisroe， “The Prestige and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Judges on the U.S. Courts of Appeal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8， 1999， p. 381.

[3] 可参看，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1994～1998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页197；崔望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与研究”，《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2期，页28.

[4] 可参看，许彭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若干争论问题文章选编》（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校内用书，1987年；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参看，《中国书评》1995年各期上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讨论。

[6] 请参看，《博览群书》2003年第一期“学术论文注释规范的讨论”中的各篇文章。

[7] 波斯纳提到的引证功能有何时资料来源的精确性、信息整合与创新、尊重前人的产权、保持研究的持续性、批评以及名望等。同前注1.

[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9] 苏力：“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法学》，2000年3期；以及“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制定法的透视”，《法学评论》，2001年2期。

[10] 有关的介绍，可参看，“CSSCI（2000）来源期刊选定-原则、方法、程序与结果”.cn/ci_qkff.htm，最后访问2003年1月13日。

[11] 崔望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与研究”，《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2期，页32-34.该研究对115篇重要法学论文研究表明，80％以上的论文都是独著的。

[12] 我以“苏力”为检索词检索了中国期刊网刊载的1998-2000年之间的引文中提及该词的所有论文（237篇），只有6篇从题目上看就表示质疑或反对的。同其他部门法中不同观点的批评相比，并不显著。之所以给人们的印象很多，可能与争议的问题的敏感和感情强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