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Leahstoget

one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5]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itwastoseeeachother--

harderstilltopart!

Theeastwindhasnoforce,

thehundredflowerswither.(INNESHERDAN)

It’sdifficultforustomeetandhardtopart;

Theeastwindistooweaktoreviveflowersdead.(许渊冲)

（参见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英国诗人JohnMansfield也有一首OdetotheWestWind

It’sawarmwind,thewestwind,fullofbirds’cries;

Ineverhearthewestwindbuttearsareinmyeyes,

Foritcomesfromthewestlands,theoldbrownhill,

AndApril’sinthewestwind,and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ModernAmericanLiterature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intheeyeofthe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是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betyoucan’tspellmyname,”saysI.

“Ibetyou,whatyoudareIcan,”sayshe.

“Allright,”saysI,“goahead.”

“GeorgeJaxon—thennow,”sayshe.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of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胡适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胡适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田汉、夏衍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田汉、夏衍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田汉、夏衍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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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C].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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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hang,NamFung.Faithfulness,Manipulation,andIdeology:ADescriptiveStudyofChineseTranslation[A].Perspective:StudiesinTranslatology[C].1998.23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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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ven-Zohar,Itamar.PolysystemStudies[J].PoeticsToday,1990,(1).

[22]Hermans,Theo.NormsandtheDeterminationofTranslation:ATheoreticalFramework[A].Alvarez&Vidals.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1996.25-51.

[23]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2.

[24]To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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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oury,Gideon.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M].Amsterdam:JohnBenjamin,1995.

[26]Venuti,Lawrence.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5.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技英语　翻译　雅　文学欣赏价值

(一)引语

科技英语(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est)是专用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简称esp)中学术英语的分支，用来客观表达科技的实质，叙述客观真理。它具有自己相应的语法和句法特点:逻辑性强、多用被动句、长句以及派生词。人们通常认为科技文章使用的语言要准确、明白而简练，作者只要阐明观点和主张，提出论据，加以论证就可以了，不像文学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具体，具有表现力和吸引力。因此科技文章翻译的作者要避免使用一些带感彩的修辞语或修辞格等，以免引起歧义。其实这种对科技文章语言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各种翻译活动都有其科学或艺术的对应。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一样都是翻译的一部分，对文学翻译要承认其科学属性，同样对科技翻译也应该承认其艺术属性。

(二)科技翻译的标准之“雅”

绝大多数科技翻译工作者认为，在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中，“信”与“达”是科技翻译的基本准则;而“雅”是一种装饰，可要可不要。或者说，相比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对“雅”的要求则不那么严格，因为“雅”一般指译文要有美学价值，而科技作品描述的是客观事实，因此很少采用文学修饰手段，如比喻、夸张等。那么科技翻译中到底需不需要“雅”呢?郭沫若先生曾说:“所翻译的东西如是科技著作……如果能做到信达雅，不消说是更好。”(罗新章，1984)显而易见，科技翻译中也是需要“雅”的。笔者认为高质量的科技译文也应具有审美价值，也应文采飞扬，即科技翻译也可以体现其“雅”的一面。

(三)科技英语翻译之“雅”的主要体现

科技英语翻译的“雅”主要指，译文的语言必须通顺易懂，行文流畅，符合汉语规范。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也没有生硬拗口、“中文欧化”等弊病。而对一些比较讲究文采的科技文章则应多注重文字修饰的工夫。

1.译文必须“得体”，即译文必须能够反映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

王佐良教授在《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一书中将“得体”解释为“适合”，他指出:“适合就是一切。”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王佐良，1980:108)而且科技英语作品具有高度的正式性，因而译文也应保留这种正式程度。看下面例子:

we must find ways of detoxifying toxic productsproduced by industrial plants. we must find substitutesfor packaging, substitutes that are recyclable. we mustfind substitutes for chemicals that destroy the ozonelayer.

译文:我们必须寻找消除工业企业造成的有毒物质的方法。我们必须寻找可以再利用的包装替代材料。我们必须寻找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的替代品。

本句以3个we must find的句式并行排列，形成一种极富美感的结构—平行结构，其目的在于增强语势，加强表达效果。译文既表达了原文的内容又保留了原文的形态美，同时又给人以余音燎绕、不绝于耳之感。

2.体现出科技翻译之“雅”的译文应尽量使用科技行话或技术术语来表达原文的内容

在科技作品中，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专业术语，这些是不能随意改换的。科技翻译工作者除了要掌握原语和译入语的基本技能以外，还应熟悉他所翻译的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术语，在翻泽时尽量使用这些术语，避免生造，逃避或

使用自己懂别人不懂的词，否则只会贻笑大方甚至带来重大损失。如:

siemens propose 1250℃or at least 10 minutes tobring the alloying elements in solution.

译文:西门子建议给板坯加热到1250℃，至少保持10分钟使合金元素溶解(“给板坯加热”属技术术语，虽然原文并没有出现，翻译时应补充并说明，否则出意义不全)。

3.“雅”的科技译文须注重语言和修辞

科技译文的语言应简明规范，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不宜抒情但也不宜含糊其辞，要有朴素美。例如:

the leakage current from each circuit conductor tothe grounding conductor is to be calculated by dividingthe voltage indicated by the voltmeter by the accuratelyknown resistance of the resistor.

译文:把电表所示的电压，除以电阻器所示的己知电阻，即计算出每条导线到地线的漏电情况。

该译文形神兼备，简洁有力，并按汉语行文习惯做了调整。如果只追求语言形式的对应和形似翻译，就会显得罗嗦含糊，略欠文采。

另外，科技翻译中也还应讲究修辞。修辞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手段，是非常凝练的语言艺术。许多科技译文往往晦涩难懂，不讲究修辞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有些翻译工作者认为修辞对于科技译文无关紧要，只要译准译对了就行。实际上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妥的。如:

the 20`" century has seen many wonderful achievements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arnessing of the powerof the atom being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译文:20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原子能的利用就是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原文表达中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翻译时灵活处理。如果照字面翻译为“20世纪目睹了许多……”，则显得生硬不顺，也不符合汉语表达，从而失去了原有的修辞效果。

4.科技翻译也要适度体现出其文学欣赏价值

alastair fonler在他的《文学的种类》一书中指出，如果科学论文仅以传递信息为目的，那么当科学内容被认为过时的时候，该论文也就走入了坟墓。(毛荣贵，2001)因此，他提倡科技工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不仅要考虑其科学的价值，同时也要考虑非科学内容的因素，即科技论文不但要有科技价值，而且要有文学欣赏价值。其实，不少现代科技文章写得文才斐然，而译者也应该在译文中能够挽留这种难能可贵的文采。

out goes any lingering assumption that the geneticmodification technology is inherently safe, and in comesa new requirement for industry to demonstratepractically that its products will not have adverseecological effects.

译文:过去人们往往抱住这样的观点不放:即转基因技术是绝对安全的。现在这种观念己经过时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工业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也就是工业技术必须切切实实的向人们证实:转基因产品不会带来生物环境的不利影响。

译文根据修饰的需要增加了一些词，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清晰的表达原文意思，也会使译文不堪卒读。“out goes”“in comes”是很普通的词汇却用的很好，但如果只按外形意义机械翻译，效果就会很差。

当然，科技翻译的文学欣赏价值当然不可能象文学翻译那样要体现在华丽的辞藻，丰富的修辞和想象中，因为科技译文首先必须是科学的真实，但在科学技术严谨的前提下同样也存在一种统一、协调和内在语言的美，特别是有些本身就很有文采的科技论文。因此，优秀的科技翻译必然是:层次分明，前后呼应，逻辑清晰，是创造美的探索，给人以艺术享受，人们从中得到的不仅是科技信息，而且也得到文学艺术欣赏。

(四)结语

其实，科学创造与文学创作总是有着诸多的关联。两者都既有限制的一面，又有自由的一面。科学虽然讲求理性精神，但仅仅有理性精神还不够，有了想象力的衬托它才能飞得更高更远更具创新力。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同样是科技翻译的翻译准则，而且“雅”在科技翻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要把握科技翻译的文学欣赏价值，这就要求翻译人员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所以要想充分体现科技翻译中的文学欣赏价值，除了坚实的英语和科技专业知识以外，翻译人员一定要注重自身汉语和文学修养的培养和提高，充分发挥文学之培养创新思维能力这一潜移默化的特殊功能，将科技翻译的研究视野和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料库 自译与他译 比较研究 评介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5）10-008-04

《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文学自译现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影响深远。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该论文进行评析：1、对文中重要概念做名词解释。2、概括文章的内容结构。3、结合《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一书前五章内容，对论文进行理论分析，包括理论模型、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等主要方面。4、介绍该论文的优点及不足之处。

一、名词解释

作者在该文中陆续介绍的几个基本概念，如：范畴化、翻译、自译、他译、COCA语料库、汉英自译平行语料库及其单语可比语料库、词汇密度，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我将结合黎教授的另一篇论文《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张爱玲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中的内容重点介绍以下几个概念：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包括“主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其中，译者受动性是译者主体性的前提条件，体现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受到客观限制，主要有客观对象、客观环境和客观规律3个方面的限制。同时，译者是原文的读者（阅读原文）、阐释者（分析原文）、译文的再创造者（语言转换），具有主观能动性。译者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前后始终。对于“为我性”，即“目的性”，“目的论”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看能否达至特定的翻译目的。翻译目的论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由其目的决定的，翻译活动的目的可以解释特定译者的翻译策略”。

“形符”、“类符”及“类形符比”：在对指定文本的汉语原作、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进行语际对比时，作者在词表检索中提到了这几个概念。形符是语料库中所有的词形，为文本的总字数。类符是指不重复计算的形符数，文本一共有多少不同的词形。类形符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本作者使用的词汇量大小和遣词的灵活性。比率越高，作者或译者用词的变化性越大。

二、内容结构介绍

由于该论文整体结构不太清晰，我将以标题的形式逐步分析论文的主要内容。

（一）引言

作者首先介绍了范畴化、自译、他译等概念，并指出学界对“自译是否翻译”的三种不同观点，从而引出论文的研究目的――“为揭示自译本质，为揭示自译本质，本文拟通过语际对比和语内类比方法，并基于语料库，类比他译（即翻译，为行文方便，此处姑且称“非作者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者这种行为的结果”为“他译”），对自译现象加以综观描写。

接着总体介绍了研究方法和过程：1、首先基于自译个案进行对比分析，即以张爱玲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对该汉语原作及其自译文本和汉学家Simon Patton 的他译文本（ 据观察，大凡已有作者自译文本的作品往往很少有他人再译） 进行语际对比，并基于COCA 语料库平台分别对该自译文本、他译文本以及自译者同时代英国著名女作家Doris Lessing 的英文原创短篇小说进行语内类比。2、然后再基于自建汉英自译平行语料库及其单语可比语料库对自译英语、文学他译英语和文学原创英语加以语内考察，从中窥探自译特性。

（二）汉语原作、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间的语际对比

我将主要从对比方法和结果两个方面来重点解读。

1、段落对比

结果（初步假设）：

①比照原作，总体而言，该自译文本在内容改写、段落删除等方面的主动介入比较明显，特别是对原作内容的改动，共删掉原文16个段落。

②比对原作，他译文本总体上比较严格地遵照原作对译，在内容改写、段落删除等方面的主动介入并不明显，仅仅在细节的改动上有些灵活表现。

2、为了进一步验证，笔者运用AntConc索引工具对《桂花蒸阿小悲秋》原作文本、自译文本以及他译文本进行语料分析。

⑴ 词表检索

结果：集创作主体和翻译主体于一身的自译者不乏原文作者的身份意识，在遣词上比他译者更倾向于对译作进行主动性介入，赋予自译文本某种原创文本特征。

⑵高频实义词的标准化频率统计分析（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主要在高频实义动词上

结果：

①虽然这些对应的高频实义词在各自文本中的排序并不完全一样，但总体上表现为较明显的一致性。

②无论是他译，还是自译，译者都以原作为参照系，并以再现原作文本信息为己任，但自译者可能要比他译者拥有重新捕捉作者意图的优势，对原作的了解可能更深刻全面，并在突出原作主题思想和人物特点以及把握情节发展和叙事策略等方面更加灵活到位。

③总之，虽然有所不同，但自译和他译这两种行为本质上享有共同特性。

第二方面：

在人名、称谓语等专项词语翻译上

结果：

①他译文本比较严格遵照原作，“亦步亦趋”；

②自译文本虽亦遵照原作，但改写意图明显，文学创意撩人。

从频率上看：

结果：

①他译文本虽然比较严格遵照原作，且在内容改写、段落删除等方面的主动介入并不明显，但是在细节的改动增添上却不乏一些灵活表现；

②而自译文本则改写痕迹明显，主动性介入清晰可辨。

接着作者阐述可能导致这样结果的两大原因。

（三）自译文本、他译文本及英文原创文本间的语类分析

为检析自译的语类（ genre） 属性，下面通过COCA语料库平台，并采用语内类比法，对该自译文本、该他译文本以及与自译者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Doris Lessing 的英文原创文本进行语类分析。

先是将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比较：

结果：

①自译文本的词频总体分布与他译文本是比较相近的。

②可以说自译文本是基本符合他译文本这一语类的语言学特征的。

接着，将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性作家、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Doris Lessing 的英文原创短篇小说To Room Nineteen（ 《十九号房间》） 作语内类比。

结果：该英文原创文本的各段词频总体分布和自译文本及他译文本基本相类，其语类（即短篇小说体裁）基本相近。

（四）对自译英语、文学他译英语和文学原创英语的语内考察

为进一步考察自译特性，我们基于自建的汉英自译平行语料库，将其英语自译译作的词汇密度与英语他译文学和英语原创文学再进行语内类比考察。

结果：与原创相比，自译更多具备他译特性。

（五）结语

以创作为参考系，自译和他译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文章最后概括了三大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理论模型

为了更好得理解《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一文的理论模型，我将结合威廉姆斯，切斯特曼《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书中内容（Theoretical Models of Translation）简单介绍下翻译的三种理论模型，即比较模型、过程模型和因果模型。这三种模型为我们作翻译研究提供了固定的框架和概念参照，以便我们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翻译及其相关的方面。

首先比较模型是静止的模型，它以产品为导向，关注种种等值关系，对象是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这一模式更多地运用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将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在语言系统内进行对比，以便找到最为密切的等值或是对应。比较模型在列出等值时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在术语方面，可以说明某固定语言对的等值规则。它也有助于研究与翻译转换策略所产生的差异，还可以研究以对比翻译和同语言中非翻译文本的语料库。

比较模型是最早的一个翻译理论模型，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翻译理论模型从静态到动态，从以产品到以过程为导向，到更注重时间纬度的过程模型。过程模型强调翻译的过程，它结合传播学的信息理论，视翻译为双层的信息传递过程，信息传播为：Sender（S）-message（M）-receiver（R），那么翻译过程为S1-M1-R1/S2-M2-R2。而且，结合心理语言学的知识，翻译理论研究也更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头脑活动，目前，有一种方法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及特别的理论关怀而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独树一帜，并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方法就是TAPs（think aloud protocols）翻译过程研究（简称TAPs翻译研究）。TAPs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翻译过程，在当代译学界，此术语通常具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亦是较为常用的意义，是指翻译活动从准备到完成的顺序。翻译过程的第二层意义较第一种抽象，它指的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大脑这个“黑盒”（black box）中经历的思维过程。

最后，第三种翻译模型是因果模型，有很多与翻译相关的因果参数，比如译者认知、翻译活动的外在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这三个层次，都与翻译有着很大的因果联系，会对翻译产生很大的影响。

切斯特曼认为这些模式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是一种前理论性的准备。选择了哪一种模式，就意味着选择了哪一种研究方法，从而也影响着最终所形成的理论样态。所以，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研究目的的翻译模型，或者在这些传统模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发展适合自己的信模型。

根据以上对翻译的三种理论模型的介绍，可以看出《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一文运用的比较模型。该文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的汉语原作、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进行语际对比；将该自译文本、他译文本以及自译者同时代英国女作家的英文原创文本进行语内类比；最后将自译英语、文学他译英语和文学原创英语加以语内考察（详见本文的第二部分内容结构介绍）。很明显其运用的比较模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将自译文本、他译文本以及自译者同时代英国女作家的英文原创文本进行语内类比，也属于典型的比较模型。（正如切斯特曼在书中指出的那样，“A more recent variant of the comparative model is used in corpus studies which compare translations with non-translated texts of the same kin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二）研究类型

根据切斯特曼在书中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介绍，他认为：理论研究旨在定义概念并使其清晰化，解读或者重新解读观点，将概念与更大的系统联系起来，介绍新的概念、象征或是框架以促进对研究对象的了解。

实证研究则指研究者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主要可分为观察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

正如切斯特曼所说，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由于我认为该论文主要属于实证研究，所以在这里着重结合书中的实证研究部分做介绍。

首先，结合书中提到的实证研究的特点（the key items in Hempel’s statement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irical research）对《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作分析，判断它是否符合实证研究的特点。

①特殊和一般（particular and general）。任何科学都试图描述某些特殊现象，但不仅如此，同样是为了可以将特殊的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该文通过《桂花蒸 阿小悲秋》的汉语原作、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进行语际对比等等，都是为了以此探寻自译的本质和特性。

②描述和解释（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任何科学都旨在描述并且提供解释。但是解释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解释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种。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也详细介绍了论文中的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该文在描述的同时并加以解释。

③预测（predicting）。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些现象的原因，那么我们通常可以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在所有必要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它就会发生。然而，解释并不总是意味着预测。尤其在翻译研究中，预测当然是不确定的。所以这里的预测只是说在某件事发生的时候，能够减少我们感到意外的程度。如同当读者通过该论文的学习，以后看到原作、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之间的对比差异（如张爱玲在自译中出现了段落的删减不译），读者就不会感到太意外了。

（三）研究方法

书中提到了翻译研究中的四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语料库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档案历史研究法。我将着重介绍《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一文中用到的个案研究法和语料库研究法。

①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Case studies）是指采用定性描述方法对个案进行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个的案例，如对特定的某个译本的语言形式、文体风格等或某一译者的语言风格、翻译策略等的研究；也可以是几个案例，如对一部作品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研究文本个案，利用归纳和统计方法对个案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规约翻译行为的经验变量或经验规范，进而订立阐释这些变量内在关系的法则，以此检验或形成理论假设。个案研究采用的数据是定性数据，这些数据不是随意选取的，而是建立在系统收集的基础上的，是对研究变量作系统全面的逐项描述与统计分析。

个案研究主要用于研究特定文本、译者个体及民族文化类型，如译者的语言风格、翻译策略、思想意识等。个案研究也可以用来重复其他的个案研究，以检验其对某一观点的支撑度。个案研究还可以用作初步研究（pilot study），比如，用来检验某种方法论。

该论文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的汉语原作、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进行语际对比等等。所以很明显，它用到了个案研究。

②语料库研究法

这是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是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语料库研究法（corpus studies）以大量现实的翻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数据驱动的定量分析为基础，采用科学的统计与分析方法，客观地描述翻译活动本身的规律，探讨两种语言及其转换的过程、特征和规律。

语料库研究一般依靠双语语料库，主要是翻译语料库（translational corpus）、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us）和类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翻译语料库是由彼此具有翻译关系的不同语言文本构成的语料库，平行语料库是由原文文本及其平行对应的译语文本构成的双语语料库，类比语料库是由不同语言的文本或同一种语言不同变体的文本所构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料库。类比语料库对研究翻译规范、翻译普遍性等起着重要作用。平行语料库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比，从而揭示两种文本在词汇、句法、文体等方面的差异，可以用于探索译者的翻译技巧、文体风格特点等。切斯特曼还特别提到是否建立自己的语料库还是使用现有的语料库问题。在此次主要分析的论文中，作者既用到了自己创建的语料库也用到了现有的语料库，因此，也毫无疑问得使用了语料库研究法。

（四）研究问题

对于《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一文的研究问题，我认为也是该文的不足之处，不明确且过于宽泛（这点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重点讨论）。

切斯特曼在书中提到问题的四大类型：意义型；原始数据型；描述型；因果型。

该论文提到的研究问题是“自译是不是翻译”，属于意义型问题。除此以外，文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但我认为它主要通过对案例的汉语原作及其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的语际对比，自译文本、他译文本以及自译者同时代英国著名女作家Doris Lessing 的英文原创短篇小说的语内类比，自译英语、文学他译英语和文学原创英语的语内考察，从中窥探自译特性，来解释自译的本质。即回答“自译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也属于描述型问题。

四、论文优缺点

黎教授的《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一文分析透彻，创新独特、影响深远。其另一篇论文《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张爱玲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是对该论文的延续。

整篇论文在三个层次上对比分析来探讨自译的本质，整个研究过程细致且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个案研究法和语料库研究法，令人信服，得出的结论也独树一帜。下面我将主要谈谈在我看来该文的不足之处。

①论文结构不清晰，没有标题。因为没有明显的标题，使得整篇文章的分析阅读起来逻辑不清，更加容易混淆。

②论文内容不够严谨，如文章在对原作、自译文本、他译文本进行语际对比的时候，提到在人名、称谓语等专项词语翻译上，提到：“从频率上看，这些专项词语除自译文本的‘Ning Mei’比原作文本‘秀琴’少且比他译文本‘Xiuqin’多外，其余各词语的出现频率均为自译文本最多、原作文本次之和他译文本最少。”可是，“阿小”及其相应翻译在原作文本、自译文本和他译文本中的频率分别是12.62、10.73和10.44，也就是说该词是在原作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最多，和“秀琴”一词的情况相同。

③从该文题目――《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来看，本文应该是着重探讨自译和他译的比较分析，然而实际上本文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范畴，更像是从三个层次上去探讨了自译的本质，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从论文内容来看并不是特别合适。

以上是我从名词解释、内容结构介绍、结合《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一书对其进行的理论分析以及优缺点评价这四个方面，对黎教授的《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一文的评介。

Abstract：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Self-translation and Conventional Trans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Professor Li Changbao， which i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 on March， 2015. The paper attempts to make it clear whether self-translation is really translation and analyze the nature of self-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corpus studies. 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s the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explanation of some important terms，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theoretic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book The Map―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aper.

Key words：corpus； self-translation and conventional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study； review

参考文献：

[1]黎昌抱.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J].外语教学，2015a，（4）： 29-38.

[2]黎昌抱. 基于语料库的自译与他译比较研究[J].外国语，2015b，（2）：57-64.

[3]Williams， Jenny & Andrew Chesterman.The Map―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3.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文学翻译 平行文本

一、非文学翻译

非文学翻译在翻译界被称为应用翻译或者实际用翻译。非文学翻译的信息性比较强，准确性要求比较高，专业性比较强，目的性比较强。它不同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注重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而非文学翻译关注的是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应用。在和平年代，后者对于人类来说更为重要。

二、平行文本

1.定义。“简单来说，平行文本指语言上相对独立，但却在相近的情境下产生的不同文本。”（梁君华，2012）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发现翻译学界并没有对平行文本给出明确和清楚的定义。

2.平行文本的分类和重要性。平行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源语的平行文本；另一类则是译入语的平行文本。源语的平行文本能够帮助译者简单了解原文文本中的相关知识；而译入语的平行文本的作用更大，译入语的平行文本不仅在专业知识上而且在语言风格上都能够为译者提供参考，从而使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三、平行文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笔者曾经做过大量医学论文的翻译。下面的几个翻译实例均来自笔者翻译实践，可以用来论述平行文本是如何提高译文的质量。

1.原文： Recently， Eckardt introduced a 23-gauge transconjunctival vitrectomy system that mirrors the conventional 20-gauge system in instrument handling but incorporates the small- incision self-sealing ports of the 25-gauge system described by Fujii et al.

原译：近年来，艾卡特引进了23G经结膜无缝合玻璃体手术治疗系统，依照藤井等人的描述，其使用了20G手术操作仪器并结合25G系统封闭式切割刀头的治疗方法。

平行文本：闭合式玻璃体切割术，此手术的优点是完全在眼球密闭状态下进行，切口小，操作方便，不损伤晶状体。（医学知识库）

试译：近年来，艾卡特引进了23G经结膜无缝合玻璃体手术治疗系统，依照藤井等人的描述，23G玻璃体切割手术系统即使用了传统的20G手术操作仪器又结合25G小切口、自行封闭、不需要缝合的特点。

此例子中原文的句式特点：多用长句且句式复杂，（何晓娃，2007）原译文犯了“死译”的错误。借鉴平行文本的用词方式和句式特点，对译文进行改译，使译文的语言不仅简洁精炼，句式结构准确。

2.原文：The procedure included insertion of transconjunctival cannulas through the pars plana in the inferotemporal， superotemporal， and superonasal quadrants.

平行文本：巩膜切口：一般采用3个切口，切口的位置一般选择在颞上、鼻上和颞下3个象限。（23-G TSV）

试译：手术过程包括将经结膜带有套管的套管针插入到视网膜静脉下颞枝、上颞枝和鼻上象限的平坦部位。

平行文本可以帮助译者弥补专有名词和专业知识的缺失。在非文学翻译中，确定专业词汇意思是翻译出高质量译文的关键一步，译者在翻译时，面对大量专有名词和专业知识，就需要查询大量平行文本。

3.原文：Pars plana vitrectomy was performed using a 23-gauge high-speed vitrector with a cut rate of 2500 per minute. It included complete removal of the posterior vitreous and extensive removal of peripheral vitreous up to the vitreous base.

原译：23-G高速波切割的频率为2500/Min，把它应用到睫状体平坦部位的玻璃体切除术中，其手术过程包括对后部玻璃体的完全切除和对玻璃体周围组织的大量切除，而后者的移除取决于玻璃体基底部。（23-G TSV）

平行文本：用穿刺刀平行角膜缘穿入玻璃体腔。切口的长度可根据切割器刀头的粗细及注液管的直径适当调整，一般穿刺刀刀头直径为1.4mm。

试译：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采用23G高速波切割，其切割速率为2500/Min。其中包括完全移除后部玻璃体和大量移除玻璃体基底部前的玻璃体周围组织。

非文学翻译文本有固定的句式结构，除了这些，对译文的叙述时态和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此译例是描述手术的过程，对于此种特殊描述，其译文也有特定的时态，叙述过程并没有发生而是一种描述。这也恰恰说明了译入语的平行文本主要应用于译文的表达上。（柳叶刀，2014）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平行文本在非文学翻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结合源语平行文本帮助理解原文的作用，以及译入语平行文本的帮助译文表达的作用，正确无误地理解原文后做到准确贴切地表达译文，传递原文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梁君华.非文学翻译与平行文本[J].上海翻译，2012（2）：153-156.

[2]何晓娃.浅论医学论文英译汉技巧[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

[3]闻洁，邓强庭，鲁立.医学英语翻译中的“信、达、雅”[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2.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为了规范学术论文的英文摘要，美国《工程索引》（EI）要求信息性文摘（Information Abstract）应该用简洁、明确的语言（一般不超过150 words），且在用词、句式、时态、语态以及人称等不易把握的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以方便论文的国际交流。国家标准GB7713-87中规定，为了国际交流，学术论文应附有英文提名和摘要。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于2002年9月还专门了《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写作质量标准》，明确规定了英文摘要的写作规范。

但是，对于论文摘要的翻译研究还存在很多方面的空白和不足，比如，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翻译评估标准，这势必造成摘要翻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找到可行方法提高中文摘要英语翻译较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是非常必要的。

二、中文摘要及其英语翻译基本概念

（一）摘要的定义和分类

国际标准IS0214-76，摘要是“对文献内容的准确压缩不加以解释或评论”。

论文摘要主要有2种类型：信息型摘要（Informative Abstract）和概括型摘要（Summarized Abstract）。信息型摘要也称报道型摘要，主要用于实验性和技术性较强的论文。概括型摘要也称指示性摘要，多用于理论性较强的论文。

（二）中文摘要英语翻译的特点

句式：句子陈述结构比较多，所包含的动词常常是be，have等。

人称：英文论文摘要句子的主语通常用单数第三人称（the/this paper/article），即以论文或文章本身为主体，很少用第一人称或作者自称。

时态：摘要开头表示本文所报告或描述的内容，结尾表示作者的观点和建议的做法时，可采用一般现在时；叙述研究过程及过去的工作，多采用一般过去时；说明某课题现已取得的成果，采用现在完成时。

语态：为了突出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避免提及有关的执行者，论文摘要英文句子的谓语动词常用被动语态。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表达作者或有关专家的观点时，又常用主动语态，其优点是鲜明有力。

（三）中文摘要英语翻译的原则

1.规范

根据目的法则，译文要取决于翻译目的。学术论文摘要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国际学术交流和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因此翻译出来的摘要应该要符合英文摘要的国际标准。

2.易懂

根据连贯法则，译文要能被接受者所理解，具有可读性，并在目的语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意义。因此翻译出来的摘要应该要清楚简单、通顺流畅、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

3.准确

根据忠实法则，译文应以原文为基础，不能随意创作。因此翻译出来的应该要准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意义。

三、中文学术论文摘要英语翻译中的质量问题及解决策略

（一）中文学术论文摘要英语翻译中的质量问题

由于部分中文论文作者写作的英文摘要，绝大多数都比较粗糙，质量不佳，离参与国际交流的要求相距甚远，需要修改或者重写。一方面是由于论文作者英文写作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多数论文作者对英文摘要的写作要求和国际惯例不甚了解。中文论文摘要在过去英语摘要语法、用词错误率降低的基础上，出现了复合句的一致性，上下文逻辑关系和意义完整性等问题，深层原因是用英语包装汉语思维，机械对应式的英译汉。

（二）中文学术论文摘要英语翻译中的质量问题解决策略

1.明确翻译目的

即有效记录学术成果，通过将论文的目的（Purposes）、过程（Procedures）、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结论（Conclusions）等方面清楚诠释。

2.分析原文

对原文的分析可以分为部分。第一部分，译者重点关注文本外因素，确定原文提供的材料是否与翻译指令一致。第二部分是详细而全面地分析源文本，重点关注文本内因素。

文本有不同的功能，也因此有不同的文本类型。学术论文摘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告之读者整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因此属于信息型文本。且不同的用途专业领域，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医学英语、农业英语、工程英语等因其特殊性，要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看英语在这些不同的领域是怎样运用的。专业词汇应与国际用语保持内涵一致性。

3.选择翻译策略

诺德根据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的关系，提出了“文献翻译”和“工具翻译”两大翻译方法。“文献翻译”强调源语文化。重在“再现原文化发送者与原文接收者之间交际时的情境”。“工具翻译”强调译语文化，重在表达“原文发送者与译文接收者之间在新的交际情境下的互动”。在文献翻译中，交际语言虽已改为译文语言，但交际情景还是源语文化，源语文化的语言特征仍得以保留。在工具翻译中，交际语言和环境变成了译文语言和环境，原文的语言文化特征仅做交际中的参考，重点是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传递原文的实际内容。

摘要翻译的重点是传道原摘要的实际内容，而且尽可能满足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学术论文摘要翻译不能完全只依赖于文献翻译或者工具翻译，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摘要内容的语法、逻辑的整体把握，提高受众理解度。

4.构建目标文本

中文摘要英语翻译为符合学术目的和要求的功能文本。中文摘要英语翻译的句型应简单凝练，一般由10个左右意思完整，语句通顺的句子构成。在这个环节，摘要的翻译可以从词汇、句法等语言层面着手，涉及中西方文化差异和许多翻译技巧。最终文本应以双方理解一致性为目标。

翻译的本质是“a textual thing”，及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必要且有用的跨文化交际（Gregory，Michael，What can linguistics learn from translation）。通过前面的研究，学术论文中文摘要英语翻译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促进中文学术论文的国际交流。

参考文献

[1]马立军，邱建军，宋二春.论文英文摘要翻译浅析[J].课程教育研究，2013（6）.

[2]姜天元，殷莉，刘亮显.浅谈中文摘要的英语翻译[J].时代教育，2012（15）.

[3]王芳芳.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谈学术论文摘要的英译[J].中南大学，2012（2）.

[4]李惠英.谈学术论文的摘要及其英译[J].语文学刊，2009（4）.

（作者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 局限性

一、多元理论理论的提出

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刘阁.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史时的意义与局限性.华东师范大学，2007，（6）.

［5］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6］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是个翻译大国，季羡林为《中国翻译词典》所作序言中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文学翻译高潮有两次，一是魏晋六朝佛经文学翻译，一是晚清起的近现代文学翻译。若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中国百年来翻译作品已达上万种。在全部文学书籍中，翻译作品占到三分之一强。晚清以来域外文学的引入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其外来动力即源于此。新文学作家中，假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并不鲜见，很少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边译边著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的作家比比皆是。翻译文学作用之大显而易见，但其性质又比较暧昧，长期归属不清。早期虽有阿英、胡适、陈子展、罗根泽、王哲甫等在有关的文学史著作中加以注意，后来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却几乎对其只字不提，“中国文学史”教材即使涉及也是语焉不详。翻译文学简直成了弃儿！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兴起，翻译文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二十余年间，翻译研究成果不少，涉及翻译文学的著作主要有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840—1966）》（1989），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9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7），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谢天振《译介学》（1999），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9），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0），《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200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等。以上著作大大推进了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使翻译文学史开始与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知识系统。

2003年，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建开博士的专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出版。这部翻译文学断代史著作，与前面提到的陈玉刚、郭延礼、孙致礼的论著既有时间上的对接又有内容上的互补，填补了英美文学翻译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本书分七章：1．英美文学译介研究的历史沿革及评述；2．积习与转折：五四初期关于译介方向的论辩；3．域外来风：译介态势与成因；4．现代文艺期刊对译介的推进；5．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6．对英美文学的不同评说与选取；7．结语：英美文学译介实用倾向的语境因素。

第一章为文献总结，分阶段梳理评说了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著述，指出英美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尚缺乏整体性专门研究，此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引用材料有时显得单一与不确。二、过于简略。三、译本信息量不完整，原作的英文名、原作者名、出版者及年份往往不得其详，译本的种类、前因后果的交待亦欠详尽。针对以上问题，作者确立了本书的目标和任务：视英美文学为一整体，描述现代中国（1919—1949）对其译介过程中所取的姿态和抉择；通过探索，力图为现代中国的英美文学译介勾勒出一幅整体概貌，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章评述20世纪20年代各方面对于译介方向的论争。作者指出“五四”以后英美文学译介呈现批判地继承特点，作家、译者、出版者、读者等各方面人士对“林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现象进行反思，主要侧重在选材、内容等层面而很少停留在纠正译文错误的语言层面。经过讨论，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即文学创作与译介不能只为消遣，更应促其发挥服务社会的现实功用，译介作品要能对“他者”文化起到改造促进作用。这对于此后译界与出版界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影响巨大。 论文联盟

后面的四章，作者利用大量资料（包括许多表格与统计数字），史论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以年代为序罗列译作清单及相关史料），从不同角度探讨30年英美文学译介倾向显示的规律。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30年外国文学译介隐含着一个主导思想，即外国文学译作要紧贴现实、要与之相结合；要配合国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译介实践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折射出强烈的实用（功利性）意识。新文学观念及国难的笼罩促成并强化了这一趋向。

本书视角独特，体现在：一突出现代文艺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二重视读者反应。这点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此后，文艺期刊的文学译介活动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相关的研究专著开始增多，以文艺期刊的译介为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也越来越多，个案研究越来越深入，而本书实有开拓之功。

文艺期刊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期刊周期短、信息快、售价低，积极介入文学译介活动，几乎凡期刊必有译文，无译文不成期刊。因而期刊对文学译介在多方面起着出版社与单行本译作无法企及的独特作用。然而期刊对译介的重要性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全面的研究更未能展开。以往的翻译文学研究多习惯于将目光投向出版社与译作单行本，编纂文学翻译资料大都局限于单行本书目，即便对期刊偶有涉及，侧重点也是放在期刊创作而非译作上面，谈及译介也大多比较分散和简略。有些研究者虽对个别重要期刊的创作活动作了探索，但尚未形成文艺期刊译介状况的整体认识，也未出现较有系统的专论。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作了扎实研究，几乎所有章节都涉及到文艺期刊。如第三章虽为1919—1949年英美文学译介概览，仍以最后3节探讨期刊的译介作用。作者先集中分类列举外国文学丛书（含英美文学丛书）并提供了最新的译本统计表，接着评析了一书多译、译本换名重版、著译合集、“翻译年”等译介现象。他指出，著译合集很能凸显新文学家的译介情结，而在文艺期刊上他们著译并举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在不同刊物、同一刊物、甚至是同刊同期上同时发表创译作品，两栖身份一目了然。书中第105—106页例子颇多，如《诗》月刊1卷1号同时刊登王统照诗2首、译诗3首，欧阳予倩先后在《戏剧》月刊发表剧作9部、外国译作2种、译作论文4篇、论文16篇，是著译与研究合一。

由于30年代文艺期刊的繁荣，文学译作数量大幅度上升，引出了关于“翻译年”的讨论。起先，1934年被时人称为“杂志年”，当年仅创刊的新增期刊就有400多种，而这一年《文学》出翻译专号，《现代》有美国文学专号，内容几乎全是译作的《译文》、《世界文学》创刊，翻译大为时兴，“翻译年”之说随之浮现。先有《申报》（1934年10月6日）刊出黑婴《翻译今年又成行了》，称杂志年因推动了翻译活动而见功绩。其后文坛即有了积极回应。1935年1月，《文学》发表茅盾《今年该是什么年》，首次谈及与1934年这一“杂志年”对应今年该是“翻译年”。2月《文学》又有其续文《对于“翻译年”的希望》。稍后的1935年3月，《文化建设》登载杜若遗《“翻译年”的翻译工作》加以呼应。由于对此命名不以为然，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的《文学》上发表《非有复译不可》，主张以重译纠正前几年粗糙译本带来的副作用，从而真正在翻译方面做出成绩来，不必乱命名什么年。作者对这一翻译史佳话的清晰勾勒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期刊译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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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更是对文艺期刊译介的专门研究，探讨了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指出其独特作用表现在：营造文学译介态势（直接见于刊名英译、创刊词、办刊宗旨、稿级、编者的话等），设立译作专栏，推出翻译专号、英美文学专号、外国作家专号，连载译作，编读往来（见通信、读者、书评等栏目）、集中推介来华作家（如泰戈尔、萧伯纳）等方面。作者还从期刊译介研究的缺失、期刊繁荣状况、译者队伍、专载译文的主要期刊、文艺期刊的销量、译介方式的多样化等角度探讨期刊译介的特色。这样，本章与其他相关章节一起突显了30年英美文学译介的规模与倾向，展示了文艺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全貌与实绩。

依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需要接受读者多方面阐释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原作读者虽与译作读者不同，但他们的参予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丰富、发展了原作。现代中国30年文学译介的兴盛，读者亦功不可没。他们并不是总处于被动接受译作的地位，更以其积极的解读参与了文学译介，乃至对译介倾向施加了积极影响。王著全书都体现了重视读者反应的特点。他在众多章节大量引用作家、译者、编者、出版者对文学翻译各方面（如译介方向、体裁、内容、宗旨、计划等）的评论，还精心搜求有关译作、期刊在读者间的传播情况、反馈意见、发行版次等资料，而且书中有不少章节集中讨论读者反应。

第三章有节标题是“读者反应：文学译作的接受。”该节通过对《文学》、《时代》1934年各自刊出的以文学对个人影响为主题的征文专辑文章的精读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外国文学译介在当时产生影响的原因和过程。征文表明：很多读者借助外国文学译作与新文学开阔了视野，明确了人生目标，塑造出了观念和新意识。许多人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恰当位置，一些人并由此步入文学殿堂，从事翻译与写作。第四章有节“文艺期刊与读者共促译介”。作者指出：许多读者来信中表达的远非读后感，而是涉及到译介的关键问题，如译介与创作的关系、译者对所译作品版本的选择、期刊译介的局限性等；对读者的反馈，当时的编、译者表现出积极姿态并付诸于行动以满足读者需要，表现在读者的提议可以成书，如《萧伯纳情书》单行本的快速发行，读者的要求催生新杂志，如林语堂、黄嘉德等创办《西风》月刊，读者的意见甚至改变出版社出书计划，《世界文库》第二章革新计划内容即是明证。此外第五章、第六章中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与“对英美文学的不同评说”两节也明显将论谈重心放在了读者反应方面。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论文摘要： 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功不可没，但其归属却一直没有定论。在探讨翻译文学的归属中应该重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与比较文学，以及翻译文学与法律三个方面的问题。

0引言

中国在1900年之后不仅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而且也迎来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新高潮，那就是文学翻译的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就有四千余种，至于散见于各种文学刊物上的译作多得就不计其数了[1]。然而对于翻译完成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始终没有一个准确而完备的界定。这就是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学者早就注意到并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介绍翻译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讨论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作用[2]。客观地说，“翻译外国文学如不列入中国新文学史中，为一个重要方面，至少也应作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给予应有的介绍。”[3]因此对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以及文学作品选读中，应该有更为明确的地位。但要明确其地位目前却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以及文学作品选读中的地位的问题

1.1 翻译文学常常与外国文学相提并论在中国，对于非英语专业，尤其中文系来讲，所开设的外国文学课就是在评介外国作家的作品。若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国文学课应该认识到，其真正目标应是以外国文学原作品为主要评介对象，绝不是以翻译的译作去猜度原作品或原作者所要揭示的主题。而实践却是以翻译的文学作品为基础去评价原作的文学价值。基于此，独立设定翻译文学这门课程，其实质还是对翻译文学作品的原语文本本身没有做出优劣的评价，基于此，也不可能就原语作品本身做出优劣评价。如果要对翻译作品本身做出评价，即评介译品的优劣问题，这将不是文学课程中应有的部分职责，而应是翻译批评研究的对象了。在此过程中，即使有表象的翻译文学作品呈现在学生面前，但有一个问题是，选取何时期何人的翻译文学作品为佳？举例来说，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叙情诗《当年惜别吾与君》（when we two parted），至少有十种汉语译本，其中有名的译家如穆旦、卞之琳、黄杲?浴⒊挛?搿⑹?z、江冰华、杨德豫、黄望来、谭天健和叶淑霞等，其译作相对都被认为是优秀的译作，那么选取那位作家的译本为佳，这确是一个难题。另对于与原文本差异最大的文学翻译形式，即诗歌的翻译，不同的诗作译品在与原作表意上有特别巨大的差异。即使对于一般的文学文本，如小说文本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译者的各种因素，一定的文本内含总是会丢失，只不过丢失的程度不同罢了。因此，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该混淆。

1.2 把翻译文学归入比较文学之列的问题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从通常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狭义理解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文本的跨文化的研究，或是对其相关关系的研究。当然还有更为广泛的深入研究的领域，这当属其广义了，例如同一文化内部的比较研究，文学与人学科学的关系研究等等。这样看来，比较文学也是不会以翻译了的作品本身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虽然通常是以某一种语言来进行比较的，如果其中一部文本是非本民族语言时，其实质还是评价的是在原语语言环境之下文学文本承载的信息与意义；翻译文学本身却是以翻译的目标语完成的文学文本为基本对象进行研究的。在此中研究原语文本的精髓，但不知要失掉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其著作《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中说，翻译作品“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意思是说，翻译有如嚼饭喂人，不但失去真味，还带上我们的口水和爪齿的污秽[4]。这样看来翻译文学与比较文学是远亲而不是近亲了。另外在比较的过程中，翻译文学比较的母本是汉语文本，其语言逻辑及语言形式等方面与原语文本有一定的差异，至于其原语文本的意义，将存在“词理本深，难于共喻”（严复语）的情况，虽然“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严复语）。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躯壳不存在了，文化的质也就无法生存。而对于比较文学来讲，其比较的文本可以是不同语言书写成的文本，虽然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更多的以一种语言文本为参照的比较结果。因此，从翻译文学去比较或考量中国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存在缺陷。

1.3 翻译文学的归属应当涉及到道德甚至法律的问题翻译文学的版权归属到底是谁？这正如别人的一项发明创造，我们把这项发明的外壳改头换面，岂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发明，专利权归我们所有？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是毫心的。关于翻译文学的作者忽略原著者甚至到了不署原著者的名字的严重地步，郑振铎在1924年11月评价林纾的翻译时对于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林先生处在这种风气之中，却毫不沾染他们的恶习；即译一极无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且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也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的译者，是当时极不易寻见的。”[5]林纾先生在不懂任何一门外语的情况下，依照别人的口述，翻译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214部之多，虽然改写的成分很多，某些作品可以说实为自己的仿作，却不忘记做人的道德底线，把原著者的名字署在第一位！以前的翻译家不会有哪一位说译作就是自己的作品，以后的翻译者应该也不会也不应该这样做。因此在这个道德甚至于法律层面上讲，翻译文学涉及到版权方面的问题。对于原著作者的版权，按照版权法的规定，著作版权最长时效为有生之年及死后第五十年。那在原著者去世后其翻译文学的著作权是不是可以不考虑呢？如果考虑其翻译文学的归属权又应该是谁？这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样在书写文学史时，翻译文学在这个层面上又应该如何界定其归属呢？

对于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解决方案，谢天振提出译介学，认为译介学是翻译文学的母株系统。那么什么是译介学呢？贾植芳在为谢天振的《译介学》写的序言中讲，“所谓译介学，据天振介绍，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研究”[1]对于译介学这一样一个被提出的试图能够解决翻译文学归属的新学科或是新方向，它应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哲学应不应包含在其中？在评价以原文学文本的目标语为文字的翻译文学时，选取何人的翻译版本为宜？这又实在是一个难题。如莎士比亚的作品，选朱生豪的译品还是梁实秋的译品，或是其他人的译品。但各译品各有所长，这也是勿庸质疑的。如果同时选取俩版本，这样会不会对译作同时又进行比较呢？这样的比较会不会有害于学习翻译文学的主要任务？或直接又把翻译文学推进了比较文学的研究中。

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曾介绍了国内先后出现的两本翻译文学史著作，一本是阿英的《翻译史话》，另一本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学生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但前者只写了开头四回就辍笔，而后者只有对文学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家的评述和介绍，因而只能算一部“文学翻译史”，而不能算是“翻译文学史”[1]。可见，就现有状况而言，国内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还处于相当滞后的阶段。

2结语

对于翻译文学，郭沫若认为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是“媒婆”，郑振铎认为是“奶娘”，两人无疑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功不可没。翻译文学的研究还需努力，其真正的归属看来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86，261-274．

[2]张德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性[m]．人文杂志，2004，（2）.

[3]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7．

[4]周仪．翻译与批评[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3．

翻译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金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2岁上初中时，高中时他又学德语，以后还学了俄语、法语和日语。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就在英国诗人白英（Robert Payne）教授和沈从文的鼓励和支持下翻译沈从文的小说集，并以The Chinese Earth（《中国土地》）为名于1947年在英国出版，后于1982年在美国再版。1945年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1947年兼研究生，获得英国著名文学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教授的指导。1949年初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不久调回北京中央军委机关任编译。1955年5月自部队转业，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编辑兼记者。1957年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中下放农村劳动。1976年到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曾担任中国译协理事、天津译协顾问。

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翻译理论。早在1978年，他在《联合国文件翻译工作简报》上发表的《论翻译的准确性》一文中就初步表达了他的“等效翻译”思想。在他随后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中大体可以见到他等效翻译思想的形成轨迹。比如他在《谈准确和通顺的关系》中就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因素：“准确也好，通顺也好，都不能脱离读者。翻译是沟通两种语言的信息传递，所谓准确的翻译，就是把原文变成译文之后，译文给读者的信息基本上相同”（《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在《灵活用词，准确达意》一文中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等效的概念：“弄清两种词汇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主要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我们头脑中的机械对等，不是为了在翻译中去处处追求词汇对等。翻译中是有一个对等问题，但不是词与词之间的对等，而是整句或整段译文给读者的感受和原文给读者的感受之间的对等”（《翻译通讯》1985年第2、3期）。一位听过他的演讲的美籍教师认为，他的翻译思想与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奈达很接近，并介绍他认识了奈达。与奈达相识，使他走上了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科学译论相结合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等效翻译理论。1982年出版的On Translation（《论翻译》）和1989年出版的《等效翻译探索》就是他在翻译理论研究上的成果。金提出的等效翻译理论，是在总结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研究成果，并在自己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摸索总结出来的。等效论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也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等效翻译不主张在翻译中简单地用忠实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认为忠实在表示“忠实的译文”的同时，也在指译者的态度，在概念上具有模糊性和不科学性。等效翻译明确提出了效果概念，即“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这是中国传统译论中从未有过的科学观点。在等效翻译中，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直译和意译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如果以等效为翻译原则，译者的着眼点就应该放在效果上，而不是斤斤于直译或意译。金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在翻译时从来不考虑直译还是意译，唯一的考虑就是译文的效果。

在接受奈达等人的西方翻译理论时，金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批判地吸收。在解释和发展奈达理论上，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译文对接受者的作用（impact）和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response）加以区别。他认为，翻译所要达到的效果只包括信息对接受者的作用（即接受者的感受），不包括接受者的反应。他明确提出，等效翻译所要传达的是原文的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

金对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最早翻译了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文学作品之一的《尤利西斯》。 他最早的译文只有一章，刊登于1981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随后1986-1987年出版《尤利西斯》选译本，其中包括“涅斯托尔”、“哈德斯”、“游动山崖”三章全文和“喀尔刻”、“珀涅罗珀”两章的片段。1993和1994年分别在台湾九歌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译本上卷，1996年出版全译本下卷。1994年，萧乾和文洁若的译本也同时出版，由于两个译本采取了迥然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结果是出现了两个风格样式迥然不同的译本，又由于他们翻译的是极具挑战性的文学名著，所以，双方译者无意间为译界提供了研究文学翻译的绝好教材。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金译文更忠实于原文。

金对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翻译界，像他这样既从事翻译实践又从事翻译理论，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受人推崇的经典作品传世的翻译家并不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还是世界公认的乔伊斯学研究专家。他关于《尤利西斯》的研究论文多次在James Joyce Quarterly（《乔伊斯季刊》）等著名刊物发表，受到世界乔学界的认可，为乔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不但是最早全面翻译《尤利西斯》的中国人，而且是最早全面研究和介绍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的中国研究者。

1987年金应乔学界邀请到美国进行《尤利西斯》的翻译和乔伊斯研究，后一直侨居美国进行翻译教学和学术研究。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圣母大学、德莱赛大学、华盛顿大学、全美人文学科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等单位任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自2003年任俄勒冈大学客座教授（英文系）。曾经在多次翻译研讨会和乔学大会，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台湾、香港、美国、瑞士、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地的近百所大学作学术演讲，传播中国文化。他还在国际译联会刊 Babel和国际乔学会会刊James Joyce Quarterly等多种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国际翻译界和乔学研究领域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

由于金教授在文学翻译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1997年他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终身成就奖）。2005年，爱尔兰翻译协会（ITIA）授予金教授荣誉会员称号。

金主要学术著作：On Translation （与尤金・奈达合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增订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效翻译探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繁体字增订版，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8年；简体字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Shamrock and Chopsticks（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Literary Translation， Quest for Artistic Integrit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2003年）。

金主要译作：《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中译英，与Robert Payne合作，伦敦Allen & Unwin， 1947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女主人》（俄译中，作家出版社，1956年）；《绿光》（俄译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赵一曼传》（中译英，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神秘的微笑――赫胥黎中短篇小说集》（英译中，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尤利西斯》（选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尤利西斯》（全译本，上卷，台湾九歌出版社，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下卷，1996年；全书修订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