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06:53:07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 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官方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独立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二)创新意识匮乏。法学博士生创新意识不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面对法学学术研究,法学博士生的态度、认知、取向及处置模式不能与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有效区别。造成此种情形的因素很多,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第一,读博动机的偏失造成博士生无心创新。法学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渐成“显学”,而法学博士又是此种显学的最高学位,造成许多无心学问者混迹其中,成为“假的真博士”(有学位,无学识)或“真的假博士”(伪造学位)。第二,学制的限制使法学博士生疲于奔命,难以安心创新。很多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限多数都超过3年,甚至远远超过3年。[8]西方一些大学法科的博士论文实际完成时间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学科。对于法学而言,创新研究并非易事,且有一定风险,必须考虑学制弹性。而当下我国的法学博士生教育在这一点上存在不足。第三,培养方式的一刀切使法学博士生无法真心创新。许多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方案都大同小异,对于资格认定、中期考核、日常培育、论文答辩均不分良莠,这样的结果是无法让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意念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冲出重围”,发挥示范与带动效应,造成法学博士生的脸谱同化,甚至“劣币追逐良币”、“优汰劣胜”。

(三)创新思维模糊。无论是“舍旧求新”还是“依旧生新”,法学博士生都必须学会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一般的法学高等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那么,法学博士生教育则是朝向“法律家创新式思维”(Thinking as a Creative Lawyer)。制约当前中国法学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因素包括:(1)人文基础及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博士不博”,使得创新思维无法在宽广的视域中生成;(2)对于交叉性学科的研究不足,造成法学内部科系“画地为牢”、“自说自话”,难以形成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思维;(3)传统的师徒制使现代法学博导制度难以生根,影响了法学博士生自主创新思维的正常生长。

(四)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能力实质上是包括多种能力的一种集合能力,其中创造性知识结构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创新能力的主体,创造性品格风范是创新能力的灵魂。就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而言,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依然停留在创新能力基础培养阶段。法学博士候选人的成果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知识层面的“引进”或“复原”,缺少思维方式与品格风范上的创造性法学成果。主要体现为法学博士生的外文水平及原典阅读、理解力的不足,学术积累薄弱;论文的选题和问题意识创新性不够,论证角度、研究方法普遍存有明显缺陷;整体研究能力、学术含量不理想。尤其是,有的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存在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剽窃、抄袭他人成果的现象。法学博士生学术规范训练及素养的参差不齐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貌。耶鲁法学博士刘南平曾撰文批评国内法学博士论文缺失“骨髓”的病症,突出表现在没有“命题”。在他看来,一篇博士论文必须有命题,因为中心论点反应了该论文对学术的贡献,即原创性。[9]的确,当前诸多法学博士论文看上去更像无所不包的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有论点、有证据、有论证的“博士论文”,“徒有一副好皮囊”,背后隐藏的是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严重缺乏。

(五)创新评价紊乱。我国《学位条例》对于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明确要求: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当下,我们对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博士论文评审与博士论文答辩前的资格论文要求上。由于对法学博士论文的创新性评价缺少明确的学术标准和专门的制度设计,一般是遵照“同行专家、异地评审”的做法,但由于送审时间短、情面关系、互相照顾等因素的干扰,这一做法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0] 资格论文的制度安排,在此种情况下,成为控制博士学位质量的主要手段,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资格论文的焦虑和追逐,导致博士生无心真正创新,想方设法以解决“资格”问题,非常不利于创新品格的生成,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评价标准科学化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六)创新转化脱轨 。法律事业是一项世俗而保守的社会工程,法学研究是对法律本质的科学探寻与认知,应当有不同于法律逻辑的独立学术品格。而法学博士生的创新成果要顺利转化为法制建设的应用性“产品”,则必须尊重甚至绝对服从法律实然的逻辑,这就造成了法学“应然”研究与法律“实然”运行的“两张皮”,成果的创新与转化难以接轨,造成了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深层隔膜。目前,我国法学博士生培养方式的单一,来源渠道的狭窄,都极大地影响了法学创新成果的实践转化。而法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将基础理论型研究与实践应用型研究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这个目标,增强法学的实践影响力,因为,这也是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七)创新环境难得。实践证明,在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非一流人才也能出一流成果;反之,没有这样的集体和环境,即使一流人才也做不出一流成果。[11]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当前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缺乏一流的法学创新团队与环境。虽然各个大学、研究机构都有这样那样的重点、优势学科队伍,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重点研究基地,但是这仅仅是一流的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皮毛”。真正的创新环境,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与流派形成,需要学科内部制度化沟通、交流、批评机制的出现,需要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学术对话平台的搭建。在加强法学博士生团体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至于常态化的法学论坛也是各有一套,无法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创新环境塑造机制。

三、创新复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路径改革

(一)创新型多元培养方式。在传统的法学博士(Ph.D)基础上,尝试专业法律博士与交叉法学博士的培养模式。在澳大利亚,博士研究生项目分为哲学博士(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和法律科学博士(The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SJD)。此外,还有名誉博士、论文博士等方式。[12] 在美国,除了PHD和SJD,还有一种专业的法律博士(J.D)。日本法学教育改革中借鉴美国的法学院制度,学习J.D. (Jurist Doctor)的培养方式,设立“法务博士”,以区别于传统的法学博士。[13]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培养与释放,从整体上有助于法学高级人才的素质提升。法学博士教育应走出“象牙塔”,尝试与社会合作,比如面向企业经营的公司法、商法博士教育即可联合培养,这种新的培养方式与传统法学博士生教育相比,“区别在于,为了成为一个哲学博士,你研究的是你心里期望的东西,而为了获得一个专业博士学位,人们则希望能进行存在于企业中的能使企业获利的相关问题的研究。”[14] 对于创新性的要求,二者都是同样如一的。

(二)创新型科学培养流程。首先,要规范并改革既有的法学博士生招生入学机制。目前我国的法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制度存在一定的公平价值,但总体而言已与国际潮流不相符合。世界各国法学博士入学都在强调“素质”标准,而非简单的应试能力。其次,要特别强化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机制。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时,有一个综合考试,由三名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对学生进行面试,必须淘汰其中的1/3。[15] 我国现有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分流制度基本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没有淘汰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和动力。淘汰机制本来应该是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对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研究生自我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中普遍实行“宽进严出”的体制,研究生不能及时获得或者不能获得学位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在我国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虽然在形式上规定了淘汰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制度事实上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淘汰与保障功用,有必要通过细密的刚性制度措施加以复位和强化。最后,应当统一规范法学博士论文的评审、答辩与评判制度,培育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优秀法学博士论文,而非观点重复、论证平庸的应景之作。

(三)创新型博士论文培育。关于什么是创新型的博士论文研究,不同学科专业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大家一致同意,博士论文应当是原创的、实质性的、有重要性的、独立完成的。但当试图去定义这些术语时,学科差异就会出现。对法学而言,原创性的博士论文缺乏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方向的法学博士生,原创性也会呈显不同的含义。对于原创性的一般要求而言,它指的是一项研究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一项研究创造了新知识。它意味着那儿有点什么新东西、新角度、新假设、新方法,使得某个博士论文研究对知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6]创新型博士论文的培育应当着眼长远与根本。就长远言,应当鼓励连续性的研究,对于那些持之以恒的原创性、重要性、实质性、独立性法学研究应尽早立项、重点培育。就根本言,应当建立健全制度化的创新博士论文培育机制,譬如尝试“创新博士候选人”制度。对其培养重点倾斜,包括为其成立专门的导师组,送其赴国外相关前沿机构培训一年以上,提供公费生的待遇、额外的津贴,优先解决到各地调研与学术交流的科研费用,并在其学位学历证书上注明“创新博士候选人”。相应地,其学制要长于其他博士生,并至少保证四年以上期间的脱产在校学习,对论文的评审与通过也更为严格。[17]

(四)创新型导师制度改革。调查显示,27.9%的博士生认为自己的导师为人较差,42.9%的博士生认为导师的学术指导较差。[18] 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导师的关键作用勿庸怀疑,问题在于如何将一支创新型的博导队伍建设好、运用好,这直接关系到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培养前景。在法学界,有些导师自身就缺少创新意识与能力,对前沿法学课题认识不够,探索不清,自然无力指导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与增进。导师的团队意识薄弱,法学博士生导师组形同虚设,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一些学术能力强、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法学教师,因为资历、职称的限制,不能指导博士生,浪费了珍贵的学术资源。基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强化创新型的导师制度改革,完善法学博导的遴选、任职、考核制度,强化博导组的团体功能,鼓励法学博士生与导师的常态创新科研合作。在德国,“导师是指辅导博士生完成博士论文,并参与论文评价的本系人员。”[19] 博导并非专门资格,而是对博士生论文指导和评议人员的总称。

(五)创新型课程体系重构。法学博士生的课程体系应当以创新素质提升为重构基准,加重研讨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实行单一导师制的德国和英国,博士生在学期间的任务,主要是作为导师助手,从事相关课题研究,完成博士论文,两国对博士生均无统一的课程要求。博士生在从事研究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修若干课程,导师在认为必要时也会要求学生修习某些课程或为博士生组织研讨组,专门探讨某一课题。实行导师组制的法国和美国则对博士生有严格的课程规定。法国要求博士生必须修习规定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及有关的讨论课,并完成一篇小论文。经过评审和答辩,成绩合格 ,方可继续学习进入博士论文撰写阶段。美国对博士生的课程要求更多,通常要学12-15门课程,同时还要参加研讨班、社会实践与教学实习。[20]反观我国法学博士生的课程设计,多以机械、虚软的外语、政治、专业课充数,缺少课程学习阶段应有的创新性要求。虽然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上,博士生课程有别于硕士生,但如果没有课程体系的整体变革,是不利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实现的。

(六)创新型学术环境优化。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各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愈益旺盛,对高级法律人才特别是创新型法学博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有利的学术大环境与外环境。就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要优化的主要是“小环境”与“内环境”。其途径无非在于:首先,淡化学术门派观念,加强学科的整体、互动、合作研究,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组织各二级学科的法学博士生联合攻关,形成特色的学术品牌。其次,加强学术规范建设,避免学术不正之风的侵蚀,让创新真正内化为法学博士生的人生品格,而非学术功利主义的漂亮藉口。此外,还应加强法学博士生的内外交流。要通过各种主题论坛、沙龙与国际学术交流,拓宽法学博士生的视野,为其日后创新性成果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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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年,第20-32页。

[2] 谢旻荻:《法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4期。

[3] 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与改革任务》,载《法律信息》2010 年第1期。

[4]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5]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6]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7] 关于中国古典的律学教育,可参阅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至第51页。

[8] 参见陈学飞:《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9] 参见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骼”与“皮囊”》,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10] 参/:请记住我站域名/见徐渭、张文修:《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探索》,载《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10期。

[11]参见罗英姿、钱德洲:《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制度创新》,载《江苏高教》2007年第1期。

[12] 参见余敏友:《澳大利亚法学教育简论》,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13] 从法学和非法学本科生中招录,但是招录考试统一为“无专业针对性的逻辑、表达能力测试”,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考试报考资格方面,限制本科生报考名额,而法务博士在 取得学位的同时即取得司法考试的“特权”。

[14] The doctoral education experienc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EB/OL], www.dest.gov.au/NR/rdonlyres

[15] 参见母国光:《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载《求是》2003年第11期。

[16] 参见赵炬明编译:《博士论文的作用与性质》,载《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1期。

[17] 参见吴爱华:《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型博士的培养》,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8] 参见潘艺林等:《导师的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载《教育与现代化》2004年第2期。

[19] 杨继:《德国法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启示》,载《清华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参见陈学飞:《欧美四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及启示》,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2期。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研究方法;比较研究

一、序言

博士学位是学位制度中最高级别的学位,获得博士学位标志着受到了最高层次的专业教育。在国际上,博士教育源远流长,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美国的会计学博士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经有许多大学具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的学位制度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1982年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计学博士研究生,标志着中国正式启动了会计学博士教育。从1982年到2001年,中国先后有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部科研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原陕西财经学院)、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12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获得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会计学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和获得学位人数逐年增加,表明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博士教育制度是由课程教育、科学研究和博士论文三个核心环节构成,而撰写博士论文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环节。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论文选题是非常关键的步骤。选题的恰当与否事关论文质量。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其选题必定是新颖的、开拓性的、富有创新的。好的选题才能使论文建立在高的起点上,加上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认真严谨的研究态度,才能保证论文有高的质量。因此,如何选题,选什么样的题目,往往成为博士生非常关注、也煞费苦心的问题。本文拟对中国与美国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样本说明、样本分类及标准

(一)样本说明

由于美国授予会计学博士学位的大学较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更多,无法得到博士论文的全面统计资料,故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1939年至2001年已获得博士学位的327篇会计学博士论文为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研究的样本。

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于1867年,1921年开始招收会计学硕士研究生,a.c.littleton教授开设了第一门研究生课程,标志着该校会计学研究生教育的开始。1938年a.c.littleton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会计学博士点,从此开始了该校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的会计学博士教育。截止2001年,该校已经培养了327名会计学博士,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全美乃至全球第一。伊利诺伊大学会计系以其在会计教育方面的奠基之功和创新之举、会计理论方面的开拓精神和卓著成就、浓郁的研究气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饮誉全球,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杰出会计学家的摇篮,连年在美国大学会计教育排名中名列前茅。分析研究该校的会计学博士教育,特别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提高中国的会计学博士教育的水平有重要意义。

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样本则由1985—2001年已有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全部9家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306篇博士论文构成。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见表1):

以上共计633篇中美会计学博士论文的选题,构成了本文比较分析的样本。

(二)样本分类及标准

本文对会计学博士论文的分类及标准是:

1.按照中国学术界对会计学科外延的一般认识,将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三大领域纳入会计学科的范围。这与国外普遍将税务研究作为会计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本文将税务研究及除上述领域以外的研究归于其他类别。

2.由于会计学领域的论文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也最高,故为研究需要,进一步将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划分为会计理论、财务会计、财务报告、税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国际会计与比较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证券市场及会计、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会计史、会计新领域(诸如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新兴会计研究领域)等12个类别。

3.从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情况看,以财务会计居多,涉及财务报告和证券市场会计方面的论文也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但本文考虑到633篇样本中涉及财务报告的较多,故将其单独列为一类;再者,以证券市场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是当代会计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学派的主流,而且这类论文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因此也将其单独列为一类进行分析。

4.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网络会计的论文虽然较少,但考虑到21世纪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会计学的理论、方法、报告手段等正在或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预料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将是21世纪会计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也将其单独列为一类。

5.有些论文不能被会计、财务、审计领域所包容,还有论文难以判断其应当归属的类别,均将其列为其他类。

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为便于分析,以下首先将不同年代的会计学博士论文按照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其他共四个领域进行分类(见表2),然后再就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会计学领域作重点分析。

由表2资料及相关分析计算可见,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共253篇,占77.37%,处于主导地位,故可将其作为重点加以分析。根据样本分类及标准的有关说明,将会计学领域的博士论文选题划分为以下12个方面(见表3)。

从以上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以下特点:

1.在会计、财务、审计、其他四个领域中,会计学研究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占到全部论文的3/4强,审计方面的论文占到将近13%,而财务管理方面的仅接近6%,其他方面不到4%.这反映了会计学是一个大的学科领域,而审计学只是隶属于会计学的学科方向,财务管理与会计学也有很高的关联性。从美国大学系科设置的情况看,一般都是设置会计学系或会计与财务系,通常没有单独设置财务系或审计系,这种情况与中国是类似的。另外,美国大学的财务学科很多是划归到金融学科或与金融学科融合在一起,这也是统计资料中财务学领域选题较少的一个原因。

2.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中尚没有财务管理方面的选题,但6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市场的扩张,财务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增强,随着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等财务学理论与方法在经济理论文献中日益受到重视,有关财务管理的选题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特别是在80年代,财务管理领域的论文有很大的增长,达到了13篇,反映出财务管理已成为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领域。

3.有关审计方面的论文在60-80年代处于高峰,分别有11篇、9篇、9篇,此时期前后则相对较少。这也可以映射出该时期美国公共会计师事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4.在会计学领域的论文选题中,关于会计基本理论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高。比如会计概念、会计计量、会计准则、会计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等。在327篇论文中,按照本文划分的标准,有73篇属于会计理论方面的,达到29%.说明基本会计理论研究始终是会计学专业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博士生教育来说,基本会计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5.有关财务报告、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等领域的选题分别达到11%、12%、7.5%,说明美国博士生的研究领域教为广泛,也说明这些领域仍然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

6.美国博士生论文选题比较具体,研究的问题针对性强、研究范围明确,主题突出。很多论文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拟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会计证据的客观性及相关性、影响公共会计服务范围的因素、会计在政府金融监管中的职能、资本盈余的含义、资产的本质、收入和利润的经济学概念在会计中的作用、关于会计师的数学知识程度的调查研究、配比原则在会计中的一个批评性检验、对财务会计中负债本质的分析、会计作为一门语言——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会计中的应用等等。这说明美国博士论文的选题注重较为具体的问题,敢于“小题大做”。

四、中国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对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的分析,采用与上述美国会计博士论文选题分析同样的方法,即首先将不同年代的会计学博士论文按照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其他共四个领域进行分类(见表4),然后再就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会计学领域作重点分析。

由表4资料及相关分析计算可见,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共有192篇,占62.75%,故以下将重点分析会计学领域的博士论文选题情况(见表5)。

从样本统计结果看,中国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会计学领域的选题最多,占到将近63%,财务管理和审计领域的选题各约15%,其他方面7%左右。这一比例与本学科的发展现状是相符的。

2.在会计领域选题中,会计理论方面的选题最多,达到26%,依次是证券市场及会计19%强、会计新领域约11%、财务会计约8%、财务报告7%、国际会计与比较会计7%、成本会计约6%、管理会计5%.选题较少的领域有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会计史、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3.基本会计理论的研究始终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热门领域,从17年的情况看,除1986(无获得学位者)1988、1995三年无会计理论方面的选题外,这方面的选题一直比较稳定,数量也比较多。总量上达到了26%,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9%的比例较为接近。

4.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快速发展,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与市场效率等问题日益重要,加之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问题凸现,围绕证券市场监管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成为国际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因此这一方面的选题所占比例较高,仅次于会计理论,接近20%.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上海财大会计学院在国内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规模优势,其博士论文选题中,有很多属于这一方面。

5.财务管理方面的选题呈逐年上升趋势,总数达到了46篇,占全部论文的15%,反映出在中国财务管理与会计学科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也说明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公司治理等问题的日益重要,财务管理已经成为中国会计学科理论研究的热点领域。

6.审计学作为隶属于会计学、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在中国职业会计师队伍建立、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值得理论界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选题达到了46篇,占全部论文的15%.可以预计,随着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治理力度加大,对会计职业界独立性、诚信、自律等要求的提高,有关审计方面的选题还会进一步增加。

7.个别领域的选题较少,且不够稳定,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计算机会计、税务会计、会计史等,有些年间甚至没有一篇这些方面的选题。

总之,随着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博士论文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有较高水准的博士论文,某些论文已经具有了国际水平,充分反映了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五、中美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比较

(一)选题方面

由于中国博士学位制度起步晚,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比较少,目前已获得学位人数仅仅达到300多人,不及美国伊利诺伊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但目前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每年获得博士学位人数大幅增长。在博士论文选题上,有不少优秀的论文,其选题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紧密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扩张的经济现实,从会计信息含量、市场效率、市场规范与监管、审计等方面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水平,对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促进证券市场规范运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是紧跟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对转型时期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税务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步伐。

再次,是围绕中国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会计国际化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基本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制定、会计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实务、财务报告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加速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最后,是在诸如人力资源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环境会计等会计新领域有大量的研究,使中国会计研究在某些领域能够跟上国际上会计研究的前沿。

但是,与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中国的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选题面集中度较高,涉及范围不够广泛,有些领域乏人问津。如涉及基本会计理论、会计新领域等方面的选题较多,而涉及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领域的选题偏少。特别是象信息技术会计方面仅有7篇,会计史仅有5篇,税务会计仅有4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仅有3篇,会计教育仅1篇,会计研究方法仅1篇。在美国,税收与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等领域是会计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伊利诺伊大学税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选题达到30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领域的选题达到19篇,远比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选题为多。

第二,选题总体上来说比较大,解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论文都是泛泛地讨论一种理论或实务,而没有特定的针对性。特别是一些论文不能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如何?本文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等,而是海阔天空地从有关基本理论、国内外环境因素、社会背景等讲起,涉及面过于宽泛。很多论文从题目上难以看出作者在论文中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一些论文企图构建一套理论体系,实际上这是很不现实的,也是难以达到的。

第三,选题重复现象比较严重。据粗略统计,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中,有关商誉会计的3篇,会计控制系统的3篇,环境会计的2篇,金融工具会计的6篇,环境管理会计的2篇,经理人股票期权的3篇,全面收益会计的2篇。有些论文题目甚至完全雷同。再如有关资本结构、股利政策、审计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选题也具有较高的重复度。而伊利诺伊大学的327篇博士论文选题中无一重复。

第四,缺乏适当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方法不够先进。大部分论文没有说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国际流行的研究方法看,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比例还比较低。

(二)研究方法

由于无法获得全部样本的原始论文,因而不能客观地分析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根据笔者掌握的部分已出版论文和论文打印稿,以及根据论文题目进行推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论文选题看,其研究方法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除了采用传统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大类研究方法外(可从题目中直接观察出),许多论文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会计行为和会计现象。比如“产权概念及其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收入和利润的经济学概念在会计中的作用”、“会计的制度性研究”、“信息论框架中的管理会计”、“信息论在会计过程分析中的应用”、“纳税诉讼、解决方案和纳税报告间的博弈”等,在这些论文中,产权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广泛应用。

多学科交叉研究也是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这些学科包括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法学等。这不但反映了作为社会科学的会计学和其他学科相互间的交叉影响,也体现了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深厚、广博的知识结构体系,从而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会计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原理和方法奠定了基础。如“经济交易的逻辑分析”、“净收益的法律和会计概念的比较研究”、“资产概念的心理学及哲学渊源的研究”、“会计作为一门语言: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会计中的应用”等。

个案分析法也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而且多运用在成本会计、审计学领域,如“会计与鲁宾逊——帕特曼法案的协调”、“关于会计——客户关系中沟通本质的一个批评检验”、“关于历史成本报告—历史成本调节和财务报表中单一项目成本数据替换的可行性分析:一个案例研究”、“对墨西哥政府公路和灌溉项目的会计分析和经济评价”、“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和财务会计变更对公用事业收益和税率设定的影响”等。

在所运用的比较研究法中,既有横向比较研究,也有纵向比较研究。纵向比较研究以时间排序,大多是以美国一段历史时期内,某一经济现象、某一法规等对会计政策和实务产生的影响或以一段时期内会计理论或实务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为研究对象,研究美国国内会计自身的发展规律。纵向比较研究的选题如“关于1896年至1940年美国注册会计师法的研究”、“1933年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关于会计方面的一种历史性观点”、“应计制会计50年发展:1886~1936”、“美国会计报表鉴证的历史性发展”、“对1900年至1950年资本公积金用途的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对美国会计准则的本质及发展的研究”、“关于从1939—1954年联邦政府所得税的发展及其对会计理论和实务影响的历史评价”、“美国损益表的发展”等。横向比较研究的选题如“国际会计计价多样化的影响:在英国的检验”、“英国、加拿大和法国会计的协调化”、“美国和加拿大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州际间公司所得税的批判性观点”、“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审计准则比较研究”等。

虽然横向比较研究较少,但基于美国大学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开放的教育和较多的国际学生,使得博士论文中研究其他国家会计及有关问题的选题也占了不小的比例。比如“反映在统一体系中法国会计思想的演进”、“拉美会计的性质及发展阶段”、“中国政府会计:特别关于宋朝的研究”、“关于会计原则在日本的发展和本质的分析”、“政府会计对泰国发展的一项批判性研究”、“会计在英国1500-1750年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纳发达的会计的起源: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等。这些选题一方面源于美国开放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源于其国际学生在学校所占的较高比重。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法、实验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博士论文选题中及研究中也有体现。虽然所占比例不高,却反映出美国博士论文务实的研究风格。尤其是实验分析法的使用,使会计研究的结论富有理性,而且实验研究容易剔除影响会计活动的其它不重要因素,更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捕捉到主要变量和会计行为或会计结果的相关关系。比如“管理审计概念的一个调查”、“关于外部会计沟通的语意问题的调查分析:一个对调查技巧的相对研究”、“收入平均和投资决策:一项实验室检验”、“参与预算环境下,领导者地位和信息对集团决策制定的影响:一项实验室实验”、“市政府报告的要求对市政府办公室固定资产取得决策的影响:一项实验室研究”、“从属性、公正性和审计人员决策过程:一个理论性框架和两个实验”等。

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所反映的研究方法比较,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更多地采用了传统的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这种研究方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研究方法比较单调,特别是不能与国际上流行的研究方法相比较。仅从论文题目来看,大部分论文难以反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也有不少论文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上海财大在这方面走在前列。上海财大的实证研究系列论文,在中国博士论文中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导向效应。另外,比较研究在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中也有广泛的运用,如“中西财务会计比较研究”、“香港创意性会计的比较研究”、“中外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的比较研究”、“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德财务会计比较研究”、“海峡两岸会计准则比较研究”、“中美会计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特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兼论中韩会计制度比较”、“中英美会计准则比较研究”等。

六、结论、局限性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但在很多方面差异也比较明显。在选题的领域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较集中,甚至出现重复现象,而美国的博士论文选题比较分散,涉及面更广;在研究范围方面,中国博士论文的选题较大,一般论述的论文较多,针对性强的论文较少,而美国的博士论文选题较具体,针对性较强;在实用性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纯粹理论阐述的较多,解决现实问题的较少,而美国的博士论文从现实出发的较多,能够运用理论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和会计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美国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多样化,符合国际上会计学术研究的潮流。但是,近年来,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已经表现出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不断增多、选题的科学性不断提高的趋势。

本文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本文所采用的美国样本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而中国样本仅系近十七年来的,其比较基础并非完全一致,可能导致结论的偏差。其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人文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模式及教育水准等方面与美国相比也有较大差异,亦可能产生可比性方面的不足。其三,会计学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务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在不同阶段会计学博士论文关注的热点也会不同,可能导致某些领域和问题广受重视,而某些领域和问题受到冷落的现象。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只需三个月

克里斯蒂安·阿尼西很聪明,有点太聪明了。除了搞定一篇篇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外,他没习惯其他东西。四年前,写完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后,成了博士的他向一家出版社求职,结果被拒。“对那个职位来说,我可能学历太高了。”他推测,自己当时要的工资太高,要求太多。

在一本人文社科类专业期刊上,他看到了组织的广告。当时在德国,这样的组织大概只有少数几个。他的第一份活儿是份家庭作业,然后大单子一个个来了:法学、政治学、企业经济学、艺术史和社会学的博士论文。“发现新东西的感觉太好了,其他职业不能让我了解这么多领域的知识。”他说。

他经常只会被告知研究领域,主题和具体问题都由他自己定。大多数时候,他不知道学校、导师和“客户”姓名,只在必要的时候通过邮件和雇主秘密联系。但在字里行间他也看出:“这是些对知识没什么追求的人。从他们的拼写错误中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博士学位。”尽管如此,阿尼西还是要尽力让他们得到学位。

这个清瘦的年轻人看起来有些超然,抓住事物的根本是他的方法。如何这么快就能搞清楚一个新的话题?“这当然需要有高水平的通识。对有兴趣的东西,我会看百科全书,消化专业术语,然后搭建框架,一页一页往里填充内容。”

阿尼西写自己的博士论文用了五年,投入了大量汗水、热情和奖学金。而现在,他完成一份论文只需三个月。

对学位的贪欲越来越大

阿尼西并不感到奇怪。“教授对他们的博士候选人照管有限。”他猜测,给他单子的始终是同一拨人。“一个真正的博导平常跟他的博士候选人交流时应该就能看出,眼前这个人是否能写出这种风格和学术水平的文章。”因此,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罪恶感。他说:“如果大学能正常运转,我的工作根本就不会存在。”

阿尼西不需要外界的认同,也不需要那些学位,他付出的劳动得到了报酬。每一页论文的价格在60至100欧元之间,其中将近一半会被中介机构抽去。对于一些特别难的题目,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在德国,对学位的贪欲还在增长:2000年以来,阿尼西这样的论文者数量增加了,价格下降了。

德国最老也是最大的中介机构已经存在了20多年。由于一家竞争对手在柏林州法院一起审判中的举措,它不再提自己雇员数量。“详细数据我没法说,”这家企业的创始人说,“但要说有上万名雇员是绝对可能的。”

他在网站上将自己这个机构称为“科学文章与写作办公室”。他说,这里的工作不是为懒惰的利欲熏心者写毕业论文,而是为企业和大学写相关应用文。比如制药业的医学研究报告,具体是谁写的“完全无所谓”。而在语言、文学、音乐或者艺术学领域,大学研究人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向他们求助。

其他机构公开做广告表示,它们可为过分操劳的科研人员减轻负担。不过,它们仍然会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例如要求客户事先签署一份声明,称文章只被用于练习目的。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它在去年的一个审判中指出,所有参与者都清楚,这些论文会被提交。法院表示,是一种“被禁止的服务”,“违背了良好道德”。

职业生涯许可证

按照考试规则,的客户至少承担被剥夺学位的风险,很多时候还有高额罚金。大多数大学要求学生写声明表示论文是自己独立完成的,这种声明在法庭上也有效。“我觉得这很好,学术根本不是什么儿戏。”阿尼西说。他这样说是严肃的。这位“”很鄙视这个体系,虽然他从中得到了利润。

阿尼西对“”行业感到羞耻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创作很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只是为职场人士提供了通行证。他盘起双腿说:“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在职场上,是我推了那些饭桶们一把。”

很多人已在职业生涯中摸爬滚打许久,拿着高工资,需要学位来让自己继续向上爬。一份论文2万欧元,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就这样,多亏了像阿尼西这样的人,富者愈富。“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性,人,博士论文。在资本主义钟摆中,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齿轮。”

“大学是一个近亲繁殖的卡特尔”

这是一份没有同事、领导,也没有私人交往的工作。实际上,阿尼西从来不需要脱掉家居拖鞋。作为生活调剂,他找了份在业余剧社当导演的工作,每周有两个晚上排练。没有比这更适合他的主业了。专栏作家?他太没名气;出版社编辑?学历太高;记者?他的兴趣太科学化了。

在大学教书,他也没有兴趣,因为那样就必须放弃很多其他专业领域。在他学习的哲学领域,生活不稳定是普遍现象。此外,在那个圈子,人们只想要专家。在大学,他这样的兴趣不专一者无人过问。在浮华的市场上更甚。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2月18日,德国国防部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就其博士论文涉嫌剽窃一事作出回应,他承认自己撰写的博士论文存在“学术性错误”,不过否认论文剽窃。古滕贝格宣布其愿意“暂时”放弃法学博士学位称号,但拒绝辞职。

古滕贝格是德国政界新星,于2002年担任德国议会议员,2007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009年10月担任国防部长。

但近日来,一些学者指责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行为,其论文中的一些段落甚至与其他文章一模一样。此事在德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要求古滕贝格辞职的声音此起彼伏。

贝卢斯科尼:面临指控

2月15日,意大利米兰一家法院决定,对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涉嫌与未成年女性进行易案启动“快速审理程序”,并要求贝卢斯科尼在4月6日出庭受审。

意大利检察机构表示,贝卢斯科尼去年涉嫌和一位未成年女性多次进行易。在该女性因盗窃被逮捕后,贝卢斯科尼亲自出面“捞人”。贝卢斯科尼对上述指控表示否认,并称这是反对力量对自己的迫害。

2月9日,米兰检查院向法院贝卢斯科尼,同时法院也批准了检方的申请,同意启动“快速审理程序”。

乔布斯:遭遇“病危”

2月17日,处于病休状态的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受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与一众硅谷企业家前往一私人场所会见奥巴马。此次会面部分澄清了之前关于乔布斯病危的传言。

今年1月底,乔布斯宣布病休,将专注于个人健康问题,但会继续参加公司的战略制定工作。但近日有美国小报刊登照片,声称乔布斯病情严重,并估计乔布斯只剩下六周左右的生命。

:奉守法律

2月19日,就妻子被台中监狱拒绝收监一事,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办公室表示,奉守法律,不干预扁珍个案,将尊重权责机关依法、依专业做出的评估决定。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一直呼吁减少死刑罪名和完善反腐刑法的赵秉志,也从这些变化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等9种罪名的死刑适用,同时也将在完善反腐刑法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法治到了这样一个建国以来 ‘最好’ 的时期,死刑的逐步减少和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合理修改就是显著的标志。”赵秉志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

法治最不好的时期

赵秉志的兴奋确有缘由,他这一代的法律学者,正是从法治的“不好时期”走过来的。

1956年,赵秉志出生于河南南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南阳地区农科所的所长,母亲是小学老师,他从小就住在郊区的机关大院里,受到了比较好的启蒙教育。然而,当赵秉志刚进入青少年时期,“轰轰烈烈”的“”就不期而至,赵秉志的父亲被卷入其中,打成了“走资派”,吃尽了苦头,而家人也受到牵连,被赶出机关大院而租住在十余平米的一间小房里,顿时家道中落,生活艰辛。1974年4月,不满18岁的赵秉志在高中毕业时选择了下乡当知青。

往事回眸,赵秉志认为那是他有生以来法治最不好的时期,或者说,那时候连法律的概念都几乎没有。不过,当知青的赵秉志也意外地收获了对基层百姓疾苦、对农村贫困状况的真切了解,他先后在大队农科所干农活、到大队机修车间开车床,累积了不少经历,也深切感受到了农民乡亲们的质朴和农村生活的艰辛。

1977年8月,赵秉志从农村进了工厂,在南阳炼油化肥厂的车队学修车和开车。这一年,也正好是国家恢复高考的元年。

在父母和中学恩师贺国均先生的督促下,赵秉志决定参加高考,其时他基本不懂也没有想好学什么,就依次填报了郑州大学的新闻学、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和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三个志愿。

时运弄人,因为在当知青时入了党,赵秉志最后被郑州大学的政治系录取。因为他当时认为政治就是“整人”,而对学政治排斥甚至非常反感,他曾一度想当年就放弃上大学,后来在父母的督促和贺国均的劝说下,他还是去郑州大学上学了。两年之后,郑州大学在政治系的基础上新建法律系,赵秉志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逃离”政治系,而成为郑大法律系的首届学生。1980年初,在教育部和司法部的支持下,郑州大学法律系遴选了两名学生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本科代培学习,赵秉志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是第一个,我只是首届之一”

对于赵秉志来说,开始学法律无疑是人生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人大也是后刚刚复办,他还记得人大法律系给他们这些法学本科生上课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佟柔、刘丁、孙国华、许崇德、张晋藩、江伟……他当时没有意识到,每一位的名字后来都如此如雷贯耳。“我那一届是幸运的,这些新中国的法学大师们在人大复校后大多都只是系统地教过这一届本科生,后来他们就主要指导研究生了,几乎再没给本科生系统讲过课。”赵秉志回忆说。

1981年底,赵秉志本科毕业。郑州大学希望赵秉志回郑大法律系当老师,不过他已打定主意要考高铭暄的硕士研究生。学了两年法律、颇有维权意识的赵秉志,拿着教育部的文件去找校领导,说“文件上规定应届生考研究生,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郑州大学校领导非常开明,同意了赵秉志考研。

1981年下半年,赵秉志成功考上硕士研究生,跟随高铭暄研习刑法。毕业那年,即1984年,又传来好消息,导师高铭暄被批准为全国刑法学界的首位博士生导师。他喜出望外,一心要考取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生。硕士毕业那年,考博的同时,赵秉志还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录取,但因为当时不允许在职读博士,他就放弃了去最高检工作的机会而一心读博了。

1988年3月24日,赵秉志会永远铭记的一天,那也是他一生都可以引以为豪的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6层的会议室里,中国刑法学界5位大名鼎鼎的教授: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杨春洗、樊凤林组成新中国第一个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赵秉志就坐在他们面前,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犯罪主体论》,向这几位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们陈述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历时4个多小时的答辩结束以后,答辩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杨春洗宣布,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赵秉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年仅31岁的赵秉志,就此成为新中国首位刑法学博士。

“我从来都不说自己是我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而是首届两位刑法学博士之一。和我同届的是现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兴良。我3月24日通过答辩,他3月25日通过答辩,我们俩仅相差一天,都是首届刑法学博士。所以一定要说我是‘新中国首位刑法学博士’也算有点根据,但这只是建立在时间概念上的一个虚名罢了。”赵秉志这样解释。

真正让赵秉志回味良久的,是他那篇名为“犯罪主体论”的博士论文。用赵秉志的话来讲,这篇使他步入刑法学前沿的博士论文,当时诞生得并不容易。

就内容而言,“犯罪主体”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刑法学界,尚很少有人问津。导师高铭暄教授也提醒过赵秉志,告诉他这个题目很有研究价值,但资料很不好搜集。经导师这么一说,赵秉志倒更想写这个课题了。

当然,资料不好搜集的困难一如高铭暄教授所说,确实客观存在。赵秉志跑遍了北京的图书馆,也只收集到很少一部分资料。当时学校给博士生的调研经费只有600元,赵秉志不得不自己贴钱,去了湖北、湖南、河南、广东、上海、江苏、陕西等地调研,搜集理论与实务资料。经过近两年的搜集整理,宝贵的论文写作材料装满了两个纸箱子。

“要说的话,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前沿问题而且都有创新或深入的见解是那篇论文的成功之处。”赵秉志回忆道。其中,精神障碍人的犯罪主体问题是难点之一,国内几无研究。因为需要精神医学与刑法学结合研究,赵秉志就想方设法向精神医学界的专家请教,一年多的时间里,赵秉志曾到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安定医院、长沙铁道医学院、司法部上海精神卫生鉴定所等单位调研,至少接触了七八位精神卫生领域的医学专家。

在其博士论文中,赵秉志对于港澳台人犯罪之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研究,对于醉酒人、特定生理功能丧失人刑事责任的研究,对于特殊身份者刑事责任的研究,以及关于“法人犯罪之刑事责任”的研究等,在当时都具有显著的开拓和深化,并成为赵秉志后来多年持续关注的领域,也为他带来了丰硕的学术收获。

不过,在赵秉志看来,这篇论文当时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外国人作为犯罪主体的问题,因为当时资料的匮乏,加之博士论文篇幅所限,因而征得导师的同意就没有专门探讨这个专题。这一耽搁就放下了这个专题的研究,但这始终是赵秉志的一块“心病”,他总认为自己关于犯罪主体的探讨遗漏了这个应有的领域。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将此问题撰文发表,稍稍将这个遗憾弥补。

学术研究的高产时代

尽管赵秉志并不认为自己是“第一位”刑法学博士,但因为历史的机遇,赵秉志的名字总是和“第一”联系在一起。例如赵秉志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之一;他1992年晋升教授时是我国刑法学界最年轻的教授,1993年又成为刑法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他也是中国法学会1995年评定的首届“全国十名杰出青年法学家”且是其中唯一的刑法学者;同时他2001年10月开始担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成为中国法学会学科研究会中最年轻的会长……

而那篇成功的博士论文,也让留在人大任教的赵秉志步入了刑法学研究的前沿,开始了他孜孜不倦研究并不断产出丰硕成果的学术时代。自赵秉志在《法学》1983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来,他个人迄今已撰著《犯罪主体论》、《犯罪未遂形态研究》、《刑法改革问题研究》、《死刑改革之路》、《当代刑法问题》等24部个人著作。此外,他还主编、合著(包括翻译)专业书籍300余本,在国内外、文章近800篇,科研成果获得各种奖励40余项。

自从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赵秉志总共待过两所高校,一是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二是现今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从人大到北师大,赵秉志基本延续了同一个学术团队。他在人大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人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两届六年,人大法学院刑法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影响获得了显著的提升;他加盟北师大创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迄今也是唯一的)综合性、实体性、专业性刑事法学研究机构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后又创建法学院,他担任北师大法学两院的院长迄今近10年,使北师大法学学科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在2014年QS全球法学院排名中位居第102位,在其之前的我国法学院仅有3家。

赵秉志的个人学术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人大时期完成的。在2005年来到北师大以后,赵秉志更加注重团队工作,并开始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在赵秉志的带领下,他的北师大刑科院团队选取了3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长期进行研究,其一就是当下中国的死刑改革问题。

“有人评价,很多‘第一’都跟我有关系。我认为,学者的某项研究可能在某个时刻是领先的,但学术是滚动式的发展,你的最新研究别人学习了,就成为了别人的知识,然后别人可以很轻易地在你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新更深入的研究。要想一直站在学科的前沿,必须要往精细化发展,而且要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势。”赵秉志谈及为什么起意研究死刑改革问题时说。

死刑改革问题就是他所认定的刑法学研究的未来重要趋势之一。赵秉志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许多死刑设置确实已经到了必须废止的时候了,这与我国社会进步、人权保障发展密不可分。2002年,赵秉志还在人大担任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就带领这个团队开始了这项研究,集中关注死刑改革问题,十多年间坚持不懈。从近年的趋势来看,刑法修正案(八)以及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的死刑改革步伐正好印证了赵秉志的眼光。

赵秉志主张,我国应将现阶段“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适时调整为“现阶段暂时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并且逐步减少死刑和最终废止死刑。”赵秉志认为,我国目前可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逐步全部废止,并开始逐步废止非致命的暴力犯罪的死刑,最后再考虑废止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步伐。他认为,从现代国家死刑废止的趋势看,人道性是当代全球死刑废止最为重要的内在根据,人道性也应当成为中国死刑限制、减少乃至最终废止最主要的根据,但同时也应将功利性即死刑利弊权衡作为我国废止死刑考量的根据之一。

此外,反腐败研究、反恐研究也是赵秉志带领的刑法团队近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过去几年,光针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赵秉志就记不清开过多少次研讨会了。尤其是党的十以来,反腐败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师大刑科院依托其联合国国际反腐败教育联盟成员单位的身份,系统地展开着反腐败研究。

至于反恐研究,今年8月,赵秉志教授赴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北师大刑科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局签订了学术合作协议,成为联合国反恐局在全球范围内签订学术合作协议的第一个单位。赵秉志也没有料到这项研究的需求来得如此迫切。“前段北京、昆明、新疆相继发生的多起恐怖活动犯罪案件,让我们觉得恐怖犯罪的威胁和破坏是如此现实,从理论到实务都必须重视和有力应对。”赵秉志说。

赵秉志认为,学术研究要结合社会发展确定其选题和重点,要有前瞻性。在专业研究方面,赵秉志更爱提及的还有“爱心”和“志向”。“爱心”是指对自己从事的专业要热爱,要有研究的兴趣,即一颗热爱的心;“志向”则是对于自己要达到某种成绩的要求,甚至是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对赵秉志来说,刑法学已经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曾对他的博士生半开玩笑地说:“我要在刑法学这个园地里皓首穷经了。”

作为律师的赵秉志

刑法学是赵秉志教授的安身立命所在,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多年来,赵秉志还作为律师屡次参与到司法实践中。

2012年,赵秉志了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涉嫌受贿一案。“媒体眼中的黄胜,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当时有很多传言,攻击黄胜,以至于中纪委都出来辟谣,称那些传言不实。”赵秉志认为,作为律师参与到司法实践中,也许提供的是另一个视角,其职责是通过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来促进司法的公正。

“黄胜当时被指控有21宗受贿行为,司法机关认定了多达1200余万的受贿额。黄胜一一都供认了,并且在辩论和最后陈述时态度诚恳,悔罪真切,公诉机关和法院都认为他认罪悔罪态度好。我作为律师,也是为审判的公正考虑,还是依法发表了认为他具有多种从宽情节的辩护意见,并对其中几宗受贿在性质上难以成立作了力辩。”赵秉志说。

20年前1994年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案,曾经在国内引起巨大的震动。那场大火带来的案件,赵秉志也永远不会忘记。克拉玛依大火案发生后,数百名被害人家属的代表找到赵秉志和他的同事陈兴良,请求他们作为被害人的律师参与诉讼。赵秉志、陈兴良深知参与其中必然会有许多艰难,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后来在参与克拉玛依大火案被害方的数月里,赵秉志等几次赶到克拉玛依市阅卷、调研并参与开庭审理。他们认真调查研究,不畏艰难地给当地有关方面做工作并与被害方家属沟通,认真撰写和发表了饱含法理与情理而被作为典范的词,在法庭内外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数百名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合法权益。他们因出色的而赢得了被害人家属和社会上的一致赞誉,司法部也对他们进行了通令表彰并给他们记三等功。

2001年,由于曾担任福建厦门远华特大系列走私案中两个案件的辩护律师及其著名刑法学者的身份,赵秉志教授应加拿大政府邀请两次远赴温哥华出席远华系列案主犯赖昌星难民资格聆讯案庭审作证,为最终加方遣返赖昌星回国受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14年9月3日,赵秉志以其刑法学者和刑事律师的身份,应秘鲁政府之邀和经由美洲人权法院同意,作为专家证人赴巴拉圭出席美洲人权法院的巡回法庭庭审,为中秘引渡一位行为性质类似于赖昌星的犯罪嫌疑人黄海勇而在法庭上进行了出色的作证工作。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12日,唐骏通过媒体发表“欺骗也是种能力的”惊人论点,“西太平洋大学服务”的表态,也许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西太平洋大学的确没教室

“我们可以证明唐骏先生于1993年6月入学,于1995年4月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在给晨报记者的邮件中,“西太平洋大学服务”记录部门工作人员阿伦·贝克如此证实。

对于“西太平洋大学在加州西木地区时期,没有校园,只是有一间办公室,与手机租借店共用”的说法,阿伦·贝克回应称:“西太平洋大学有多个行政办公室,但学校的确没有教室。因为我们的课程项目都是通过远程或网上教学完成的。不过,加州法律对这些学校的设施会进行监督,因为对学校进行‘认证’时,这些学校需要符合相关要求。”

“文凭工厂”是信息误读

在邮件中,阿伦·贝克告诉记者,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已有近30年的“许可”史,被称为“文凭工厂”是不恰当的,“因为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有加州‘许可’,而这一切使得这个学校不可能成为‘文凭工厂’。”

阿伦·贝克说,1977年至1996年期间,加州分校已获得加州政府的“授权”,而1996年时因加州法律变更,它的这种“州授权”也变为“州许可”。“加州分校被指为‘文凭工厂’是信息的误读。加州政府的‘州授权’和‘州许可’在全美都是承认的。在二十一世纪初,加州许多学校在开设网上课程之前,获得‘州许可’这一身份是对成人教学质量的一种承认。”

他还介绍称,在美国所有的州,高等院校学历发放都需要州的认可;同时,任何州的高校或大学也必须是在获得这些认可后再合法经营运作满两年,方能申请“认证”资格,而加州是多年来此类认定最为严谨的州之一,在夏威夷或别的州出现被指为“文凭工厂”的学校史因为这些州缺少对高等教育院校的相应规定。

唐骏所获学位为最低层次

据了解,加州授予学位的学校曾经有三个等级,最低层级的叫authorized(授权),申请简单,通过审核难度较低;其次是approved(许可),政府会作一定评估,权威性稍微增加;最高等级的是accredited(认证)。西太平洋大学以前仅仅停留在“授权”的最低层级,后来加州立法取消“授权”一级,学校如果得不到“许可”就要关门。加州西大于是让个别专业得到许可,并把部分专业搬到法律更为宽松的夏威夷。

唐骏的入学时间在1993年6月,1995年4月15日获得学位证书,也就是说唐骏在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就读期间,该校获得的是加州授予学校学位的最低层级:“authorized(授权)”。

对于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没有经过“认证”的说法,阿伦·贝克说,在美国,高校获取国家认证资质属自愿行为,现

在加州很多高校和大学已经获得“州授权”但没有认证资质,这是完全合法的。“当然,获得国家认证资质有很多好处,除可增加威信外,获认证机构还有资格申请联邦教育拨款和贷款。”

拒绝公开唐骏博士论文

阿伦·贝克告诉记者,唐骏是通过远程教育获得博士学位的。而相关资料显示,唐骏是1994年进入微软总部windowsnt开发部门工作的,这意味着唐骏是在微软工作同时,通过远程教育完成了博士学位。

关于唐骏博士论文的情况,阿伦·贝克说:“我们的记录只包含唐骏博士学位论文的名称,及涉及领域和质量的简短说明,没有他或其他任何西太平洋大学校友原始论文的副本。但由于美国联邦法律保护学生隐私,我们需要获得唐博士的授权才可以将我们数据库中有关他博士论文的名字或任何内容摘要发放给公众,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限制。”

据记者查询,在美国,远程教育泛指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把教学内容传递到相隔一定距离的个人或分散在不同地域的群体的活动,它包括“远程教育”、“网络培训”和“在线学习”。

福州男子举牌“讨伐”唐骏

晨报记者 赵磊 实习生 陈晨

昨天中午,“彪悍男新华都门口抗议,有图有真相”的帖子,被网友“山间一寺一屋酒”在百度唐骏贴吧内。该帖所附照片中显示,这名男子左手竖大拇指朝地,右手举牌,牌上写着:“唐骏,我bs(鄙视)你,你给我出来”,唐骏的名字旁还画了一只小乌龟。

经过网上搜索,记者注意到,该帖内容最早是发表在前天下午,有网友称,此人是在7月13日上午9点多,出现在福建福州鼓楼区五四路的新华都购物广场门口。有人拍下照片后发在网上,举牌男子所穿t恤上面的文字内容大致为:唐骏,你曾经是我心中的真美好,大偶像,纯爷们,不敢相信你是假博士,伪君子”等。

对该男子的举动,有网友表示“支持”,有网友则不屑,但也有网友表露出同情:“他或许真的伤了心……”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参赞:没有唐骏的留学认证记录

另据美国《侨报》报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参赞陈准民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总领馆的档案资料,西太平洋大学曾经有4年时间是经过加州政府教育局批准的,是经加州私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局认可的私立高等学校。

对于媒体上许多有关“西太平洋大学是‘野鸡大学’”的说法,陈准民认为,一所大学是否是“野鸡大学”,首先要看这所学校是否已在政府注册,“野鸡大学”应该是没受到政府批准的那类。但他补充说,光在政府注册的学校就像获得了营业执照的企业,是可以开业了,可开了业的学校不讲教学质量,只讲赚钱,也应叫做“野鸡大学”。

对于唐骏,陈准民说,洛杉矶总领馆中国留美学生的认证档案中也没有被称为唐骏的认证记录。不过他解释说,不是所有的中国留美学生都会来领馆作留学认证。此外,有些人因来美留学时间早,领馆当时尚未开展这类认证工作。

对于买卖文凭,《侨胞》援引私人侦探赵伟的话称,假文凭案件多发生在私立学校,有的是通过中间商,有的则是学校自己直接造假。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教育博士(Ed.D.)学位作为一种专业博士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随后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借鉴和仿效的成功范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出现回应了美国教育专业专门化运动对教育专业实践人员的广泛需求。1989年,美国全国教育管理政策委员会提出了把教育博士学位作为中层教育管理岗位从业资格的建议,教育博士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许多大学的教育学院纷纷设立教育博士学位。1995年,美国127个教育管理博士点中有104个授予教育博士专业学位。[1]1990年,墨尔本大学在澳大利亚首开先河设立教育博士学位,随后,Ed.D.在澳洲遍地开花。截至2011年,澳大利亚的Ed.D.项目数为28项,占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总数的14%。[2]英国的教育博士自1992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诞生,便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截至2005年,英国Ed.D.项目数量发展到了40多个,成为英国博士生教育中发展最快的领域。[3]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美、澳、英等国的教育博士项目不仅粗具规模,其社会声誉和影响也逐步扩大,但Ed.D.项目的培养模式长期以来却饱受社会的诟病。中国目前也正在15所重点大学试办Ed.D.项目,但究竟如何培养Ed.D.,中国的大学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本文拟介绍英美国家Ed.D.培养中普遍遇到的困境及一些典型学校的改革案例,为我国相关专业博士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一、教育博士培养模式面临的尴尬:与教育哲学博士的趋同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从诞生之日起,在理论上其设计者就给予了其独特的定位以区别于教育哲学博士学位———Ph.D.(一种学术学位,AcademicDegree,要求学生进行原创性的研究,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许多毕业生选择学术机构作为工作去向);Ed.D.是一种专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要求学生综合掌握专业知识以解决教育领域中的实际问题,许多毕业生选择教育管理作为工作去向。如哈佛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霍尔姆斯在哈佛教育学院成立后推出的Ed.D.就是面向教育从业者的学位,培养中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教育实践中的实际教学和管理。从文字表述上看,哈佛教育博士的培养目标是专业的,而非学术的。直到当今,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网页上都是这样界定教育博士的培养目标:“同其他院校相同,哈佛哲学博士注重培养‘专业化的研究人员’,主要是高校教师及研究人员;而教育博士培养‘研究型的专业人员’,主要是教育领域的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4]1934年,威廉•罗素在哥伦比亚大学创设教育博士学位也是力求体现专业学位教育特点。其教育博士的培养方案包括:课程学习、书面和口头的考试、一篇项目报告。课程学习的内容按规定应覆盖教育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最初包括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后来扩展到包括教育管理、教育督导、课程与教学。书面和口头的考试,是为了评估学生是否适合特定教育领域的领导职位。项目报告是就某一项教育活动和服务所做的报告,旨在考察学生是否具备了专业应用方面的能力。项目报告的选择范围比教育哲学博士宽广,例如:新课程教学大纲、某个州或地区的课程开发、管理和组织改革的建议。[5]以上可以看出,Ed.D.人才培养的定位是截然不同于教育哲学博士学位的。然而,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其培养模式与教育哲学博士(Ph.D.)的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混淆不清,从“入口”(招生)到“出口”(毕业)都逐渐趋同。2006年,卡内基教学发展基金会主席李•舒曼(LeeShulman)严厉地指出:“我们现在已陷入尴尬境地,我们既没有培养教育博士的那种令人赏识赞美的模式,也没有培养哲学博士的优秀模式,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用相同的模式来培养两者,不管培养的是教育博士还是教育学科的哲学博士”。[6]具体来说,二者的趋同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入学标准趋同。从当前美、英、澳等国的做法来看,Ed.D.的招生主要看学生是否具有相应的专业工作经验,但这并不是唯一标准,不少大学对招生对象的学术水平也提出了类似于对Ph.D.招生对象的要求。李•舒曼的研究表明,“从招生的角度来看,Ed.D.与Ph.D.的差异是极其微小的,申请项目时所要求的经历(课程)和业绩(学术论文)是极其相似的”,这种入学标准方面的趋同性实际上违背了Ed.D.教育的本来宗旨。

2.培养目标趋同。从理论上看,美、澳、英等国在实施Ed.D.项目时,都强调其目标是:通过博士学习的专业训练,培养“研究型的专业人员”(researchingpro-fessionals),即为实践领域造就高层次的、具有实践研究和反思能力的“专家型”教育专业工作者,“实践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而哲学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型的研究人员”(professionalresearchers),其宗旨在于为高校和科学研究机构输送具有从事原创性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学术性”是它的主要价值取向。然而,在实践中,教育博士与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却逐步趋同,Ed.D.在实践中逐渐偏离“实践性”的定位,而滑向追求“学术性”的误区。“在美国,人们对Ed.D.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Ed.D.确实没有按照自己的预定目标,与教育实践领域的‘真问题’建立起有机联系”。“在英国,教育、心理、医学、工商管理等学科领域的专业博士学位日益失去自己的特色而与Ph.D.趋同,这将会对Ed.D.的市场产生莫大影响。”

3.课程设置趋同。从各国Ed.D.教育的课程设置来看,它们大都实行模块化的课程,一般分为核心课程模块(如教育学原理等基本理论知识)、教育前沿与实践性问题研讨模块(如教育政策与法律、教育组织与管理等)、教育研究方法课程模块(如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统计与计量)、选修课程模块、学科专业课程模块(有些Ed.D.教育项目将此模块合并在选修课程模块)。从表面上看,这些模块课程似乎已经突出了Ed.D.教育的特点,但从实践效果来看,Ed.D.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学习仍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即这些课程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存在着学术色彩过于浓厚而与Ph.D.课程趋同的问题。很多学者指出,Ed.D.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学习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没有关注行业实践的需要和学生的专业发展的需要。莱文(Levine)批评说,“教育实践领域的变革日益频繁,但美国的Ed.D.教育却忽视了这一点,其开设的课程与教育领导者的现实需要并不相关,人们正在担心Ed.D.教育是否能够继续承担起造就具有卓越管理能力的教育领导者队伍的重任。”

4.论文要求及评价标准趋同。在实施Ed.D.项目过程中,各国普遍把毕业论文看成是授予学位的硬性要求。Ed.D.学位论文的框架结构、学术水准、评审与答辩程序等基本上参照了Ph.D.的标准。2008年,美国有研究者对随机抽取的200篇教育博士论文进行研究时发现,教育博士论文不仅在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哲学博士论文非常相似,甚至在呈现形式上也如此。通常情况下,平均190页左右的教育博士论文被编排为“五章样式”,开篇是研究问题及文献综述,接下来是研究结果的具体呈现与分析,结尾是从定量或定性研究的具体发现中概括出的一般化研究结论以及由此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的未来方向。几乎所有的教育博士论文都在进行以发展学术为旨趣的定量或定性研究,而鲜有基于实践场域的现实问题研究,这就导致教育博士论文与哲学博士论文并无二致。

总之,无论美国,还是澳大利亚、英国等在实施Ed.D.教育时,基本上都选择“以大学为中心”的培养模式。由于大学具有学术研究的优势和偏好,致使Ed.D.教育在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学轻术的现象。导师与教学人员基本上是依靠Ph.D.教育的师资队伍,而这些导师大部分人接受的是Ph.D.的学术训练;在价值观念上,他们信奉学术,内心里不太重视专业学位教育;在教学、指导方法与论文要求上,他们也习惯以对待Ph.D.学生的方式来指导Ed.D.专业学位研究生。正如李•舒曼所指出的那样,“以大学为背景而设立的博士学位在本质上和程序上都必然以学术为根基。”[10]教育博士和教育哲学博士两种学位人才培养模式日益趋同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历史上来看,两者的混淆从两所龙头大学(即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最初设置教育博士学位时就已埋下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混淆在实践中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到20世纪中期,教育博士学位教育已经承载了众多的功能:摆脱文理学院控制,培养大学研究人员,提供专业教育证书,建立大学教育专业学院以跻身学术殿堂等等。面对种种诉求,教育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难免不受影响,与教育哲学博士学位的区分也变得更为困难。事实上,各教育学院也无意区分这两个学位,它们似乎更关注通过设立教育博士学位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

二、教育博士人才培养新趋势:适应时代需求的变革

2006年,李•舒曼等人呼吁全美教育学院对教育博士和教育哲学博士做明确的区分,同时提升两个学位的培养质量。2007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发起了为期三年的重新评估教育博士行动(CarnegieProjectontheEducationDoc-torate),其目的不仅是研究教育博士的现状,也是为了通过参与院校的协力改革,使得教育博士学位教育的质量得以提升,培养高水平的教育从业人员为国家教育体系服务。[11]一言以蔽之,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时代的新需求和新环境,改革成为美、英、澳等国教育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趋势,这种改革的根本是让教育博士项目回归教育实践,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走“回头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当然,不同国家、不同学校又呈现出自身特色。这里我们选择五所有代表性的学校就其改革予以介绍。

1.哈佛教育学院的回应———顶岗实习。就在21世纪初,许多美国大学的教育学院积极行动,尝试重新设计自己的Ed.D.项目时,哈佛教育学院作为Ed.D.教育的开山鼻祖却迟迟不动声色。2009年9月,哈佛教育学院终于打破沉默,宣布设立新的博士学位———教育领导博士学位(Ed.L.D.),并于同年开始招生。哈佛教育学院设立Ed.L.D.的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致力于美国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系统层面的高级教育领导,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与这一宏大目标相对应的还有这个学位项目创新的培养模式:项目为期三年,学生以学习小组形式全脱产学习,前两年为课程学习,最后一年是学生带薪顶岗实习(参见表1),在实习单位从事有意义的领导工作,以取代传统的博士论文;另外,该项目还具有以实践为基础、跨学科合作培养、全程免费等特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哈佛新推出的博士学位拥有一个新名称,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学位类别,还是属于培养教育领导的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范畴。独具的特点。Ed.L.D.的学生在第三年,即项目的最后一年,将进入为期一年的有偿实习期:在与哈佛合作的单位实习,并获得该合作单位支付的工作报酬。这些合作单位遍布全美,都是颇具影响、有活力的组织,包括公立学校系统、教育部、营利或非营利教育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些合作单位与哈佛教育学院一样都致力于美国K-12教育改革,并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精心设计的历时一年的实习经历,学生在实习单位直接面对来自专业领域的实实在在的挑战,以此来检验学生所学的领导技能和有关的变革理论。在实习中,学生负责实际的项目,组织安排他人的工作,与该机构的成员共同努力,并对所从事的领导工作承担责任。在实习中,学生们可获得专业指导和实践经验,并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今后成为出色管理人员的基础。实习期间,Ed.L.D.的学生与哈佛和学习小组的其他学员保持通讯联络,并定期回哈佛参加项目集训活动。实习期间,学生也需完成毕业项目研究(capstoneproject),并接受实习单位和Ed.L.D.项目教师的共同审核,合格后方能获取学位。[13]可以看到,哈佛教育学院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改革大刀阔斧,借鉴了法律博士和医学博士的培养经验,基于职业目标选择实习单位,凸显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实现了三方共赢。2014年,哈佛教育学院宣布停止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Ed.D.项目招生。

2.南加州大学的专题博士论文。南加州大学罗西耶教育学院致力于对教育博士(Ed.D.)和教育哲学博士(Ph.D.)学位教育进行严格区分,并同时做了相应改造。新Ed.D.项目于2001年开始运行,学院认为新Ed.D.学位应与学生的实际工作及未来专业目标紧密联系,因此新的Ed.D.毕业环节应该采用能够促进教育实践的形式,即改传统博士论文为专题博士论文(参见表2)。[14]专题博士论文的具体做法是,教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和教育实践领域的研究方向,组建专题组,并在专门会议上,由每个专题组的教师分别进行介绍;每名学生可以挑选其中三场介绍会参加,一周内,学生选择并提交三个与自身专长、需要和职业生涯目标最符合的专题,大部分学生均能满足第一志愿。每个专题组一般由8名学生组成,每名学生选择该专题下的不同问题进行研究。学生对个人的研究负责,撰写各自的论文,但由于专题组成员的研究是相互联系的,每个成员可从他们的专题组中获得相关理论和概念框架的建议、文献和研究设计的推荐、研究成果的反馈等信息,不同的经验和视角能够更有效地理解和解决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有些专题还能成为持续的项目,供后面的学生继续研究。[15]专题博士论文强调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培养了教育管理人员在工作实践中所需要的解决问题、集体协作、协调组织和责任担当等能力,符合教育专业人员的实际需求。

3.范德堡大学的毕业项目研究。范德堡大学皮博迪教育学院也致力于对教育哲学博士学位与教育博士学位进行严格区分,并于2002~2004年间先后对Ph.D.和Ed.D.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以后,Ph.D.项目只培养两类人员:大学教师,大学、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Ed.D.项目则培养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人员。该学院新的Ed.D.项目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再要求由单个学生完成至少5个章节组成的传统博士论文,改用以客户为中心、基于团队协作的毕业项目研究(参见表3)。[16]毕业项目研究的问题:来自校外的教育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根据该系教师的建议提供的一些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再由该系教师选择其中一些问题作为毕业项目研究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选择会考虑项目研究指导教师的专长并对应该系Ed.D.项目的两个专业方向(K-12教育领导和政策,高等教育领导和政策)。每个专业方向一般选择3~4个问题,每个问题由不超过4名学生共同进行研究。Ed.D.项目的学生在第三年完成毕业项目研究,具体采用咨询模式,包括独立的研究和分析活动,采取群体项目的形式,学生在项目策划和执行中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和工具,以检验他们是否掌握了关键的概念和方法。项目研究为Ed.D.项目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证明的机会,使其充分展示在整个培养过程中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背景知识、分析能力、专业理解、团队技能,并且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为现实世界的真实客户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与之相适应,皮博迪教育学院对Ed.D.项目的培养目标、招生录取、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学位授予等一系列环节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17]与皮博迪教育学院合作的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如田纳西州立教育委员会)、大学(如肯塔基卫斯理大学、林恩大学、伊利诺东部大学等)、科研机构(如田纳西州技术中心)、中小学等多家机构。

4.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论文包。近十几年来,澳大利亚Ed.D.革新的一大亮点就是用“论文包”(Portfolios)替代传统博士论文(Dissertations)。所谓论文包,就是把博士生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收集起来,形成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成果集,以展示研究者已经开展的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并作为授予专业博士学位的一个重要依据。[18]以西悉尼大学为例,其Ed.D.论文包由3个相互独立的单元再加上1个“个人、专业、学术发展陈述”构成(见表4)。每个独立的单元代表Ed.D.项目学生所从事的特定专业实践及其相应的理论与文献研究支撑,以证明博士生的研究既达到了博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水准,又与专业实践充分融合。每个单元又由“与专业工作场所相关的研究性实践或成果”、“学术论文”(Ascholarypaper)两个部分组成。“个人、专业、学术发展陈述”在Ed.D.论文包中起着统领作用,它必须对三个独立单元作出解释,主要包括它们的时间顺序、相互关联性、理论基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以及它们对于促进博士生的专业发展和专业实践改善的贡献。[19]相对于传统论文,论文包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灵活性、应用性和研究宽度。论文包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Ed.D.论文的创新,而且在功能上也有助于教育博士充分展示其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广度以及表达能力、科研方法、研究视角等。5.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的过程监控。作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后来者,英国的做法在避免Ed.D.和Ph.D.趋同问题上具有“后发者”的优势。因此,英国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In-stituteofEducation,UniversityofLondon,简称IOE)为例,它对Ed.D.学生的毕业评价凸显了过程导向。

年度进度审核:每学年末,学生都必须和导师共同回顾过去一年的学习进展,并提交一份年度进展报告。Ed.D.项目团队和学生所在的系会根据这份报告掌控学生的学习情况,确保教育教学、导师指导和支持是否达到要求,及时发现学生或导师遇到的困难,负责学士后研究工作的系主任会代表系研究生委员会对所有学生的年度进展报告进行检查。课程学习环节:评价形式包括四篇作业组成的档案袋,每篇作业不少于5000字,另加一篇反思性陈述(areflectivestatement)。这份陈述一般包含以下内容:①对作业内容的简单描述和反思,包括从撰写作业中获得的新洞见和理解;②对作业之间以及课程与作业之间关系的反思;③说明从教师获得的反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学术思维;④思考Ed.D.的学习与自身的专业实践和发展之间的关系;⑤证明自己已经形成关于IFS和学位论文的想法,并揭示课程学习与这些想法之间的关系。[20]个案研究环节:针对某个教育类机构的个案研究(Theinstitution-focusedstudy,以下简称“IFS”)是IOE项目所独有的。IFS要求学生在IOE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做一项对于自己在职业上有关的某个教育机构或组织的个案研究。尽管IOE没有要求这项研究必须是关于各自工作单位的研究,但是大多数Ed.D.学生都选择研究自己的职场。IOE要求学生在完成这项研究之后必须撰写一份约2万字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要能够展现IFS对拓展专业理解和促进专业发展的作用。除了IOE的专家提供研究指导和支持之外,IOE还举办IFS工作坊(workshops)指导学生撰写研究计划、实施研究和撰写研究报告。学生通常要在第三学年末提交IFS报告。学位论文环节:IOE要求学生的学位论文通常应该与IFS和课程学习阶段的工作有关联,大约45000字。

IOE主要通过导师与学生的定期会面以及由IOE教师定期组织的论文工作坊对学生的学位论文研究提供支持。学生通常要在第五学年末提交学位论文,答辩将在整个培养的最后阶段进行,答辩既要审查学位论文,也要审查学生对各培养环节和要素整合性的概念性理解。由此可见,IOE的Ed.D.项目具有强烈的过程本位而非内容本位倾向。IOE对Ed.D.项目的过程指导与过程监控有机结合、环环相扣、相得益彰,效果尤为突出,值得借鉴。[21]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需求,国外教育博士培养的“学术化”倾向未能有效体现教育博士的专业学位特征,严重影响了其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针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探索,突破了教育博士培养的“课程学习+论文写作”的传统模式,在招生录取、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学位授予等方面突出了教育博士的专业学位属性,强调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团队协作,注重解决来自当下教育界的真实问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育博士的培养质量。从对教育实践介入的深度来讲,哈佛大学的改革力度最大,哈佛学生由于要在现场进行一年的顶岗实习,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远远不止一个;从实施时间及成效来看,南加州大学、范德堡大学、西悉尼大学、伦敦大学的Ed.D.改革已历时近十年,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和经验反馈。目前我国从2010年开始试办的教育博士项目已经陆续有学生毕业。据笔者了解,试点的15所高校,有的Ed.D.项目由于招生名额少,基本就在学校与普通博士生混同培养;有的学校规模稍微大一些,单独上课,但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论文要求和普通博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难以显示教育博士作为专业博士学位人才培养的特点。如何避免美国Ed.D.项目曾经遭遇的尴尬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现实问题,美、英、澳等国相关院校的Ed.D.项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探索,将给我国教育博士的发展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刘美:博士论文曾让重新选题

刘美是的博士论文导师。1998至2002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读了4年在职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接受采访时,76岁的刘美特意强调:“只聊博士论文,只说博士论文的事情,我是会负责任的。”

严格,是刘美在访谈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为了说明自己严厉的程度,刘美表示曾劝退过一个每次都带一大帮人和她讨论问题的学生,“我心想我是跟你讨论还是跟你带来的这帮人?”她提到,在跟她谈话时不带秘书。

就读的这种在职博士与普通博士略有不同。一是入学不需要参加全国考试,“他们是带着已经研究了的成果来读博士的,然后全校组成专家组来考评,通过这个以后才能入学”;二是不需要在课堂上听课,学校会对每门课程进行教学录音,然后寄送给学生。

出于对学生负责,学校通常会请很多老师授课。刘美提到一门叫《社会思潮》的课,从外面请了10位老师来讲。每门课程都要读很多书,每本书都要求写读书报告作为平时考核,最后还要“针对这门课的学习写一篇论文”。

刘美透露,的毕业论文最初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她觉得题目太大,让重新选题,这才有了《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

刘美还解释了的法学博士与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学博士的区别:“这个法学不是法律的法学,我们授学位是按大门类来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大类。”

: 大学期间曾经常到龚祥瑞家中挑灯夜谈

可能跟自身的经历有关,龚祥瑞在晚年很少谈论得意门生。“我想他是不希望影响到,因为他自己当时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另类。”龚祥瑞的学生、在北大法学院时的同学北大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姜明安说。

虽不公开谈论,但在亲近的学生面前,龚祥瑞偶尔也会聊到。“他希望能够上去。我们听了他这么多课,交流了这么多,他的一些信念,自己没有办法实现的,就寄托在我们身上。”姜明安说。

姜明安珍藏着一张摄于大三时的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簇拥着穿黑色中山装、戴黑框眼镜的龚祥瑞。照片右上角题有“师生留念”,时间是1981年。站在后排最右侧的位置。

2008年5月出版的《北大之精神》一书,收录了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师风散记》。书中,回忆了他在北大求学时与一些老师交往的片段。其中就有龚祥瑞。

的文章发表时,龚祥瑞已辞世12年。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回忆文章,无形中促成了老师遗世之作――龚祥瑞自传《盲人奥里翁》的出版。

这本书辗转了十几年,姜明安和龚祥瑞的另一名学生陈有西多次联系出版社,都未果。“我觉得如果没有的回忆文章,出版可能要更晚一点。既然都能够讲龚先生,说他受龚先生影响,那出版社出这个书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姜明安说。

当年龚祥瑞位于北京大学中关园202室的家,是他的学生们留下温暖回忆的地方。在仅有6平方米的客厅里,时常能看到耄耋之年的老师与稚气未脱的学生慷慨激昂地讨论着民主与。兴味浓时的深夜,旧疾在身、很少沾酒的的龚祥瑞会从柜子中取出白酒,学生则出门买来花生米,大家就着烟酒,挑灯夜谈。酒酣人困之际,老师不拘小节,学生便就地留宿。

“学习成绩好。我们毕业那年北大只有27个优秀毕业生,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我们法律系给了两个指标,就是我和,那是很光荣的。”姜明安回忆。

他最不能忘怀的是老师的理想和信念:“他确实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想把它建设得更好、更符合法制,人民生活得更好。这种事业心,这种追求,是龚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也是对我和同学们最大的影响。”

俞正声:戴其萼让自己“终身受益匪浅”

现任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俞正声是最早进入大学的。1963年,18岁的俞正声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几年前,他在接受电视纪录片《哈军工》剧组采访时,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严酷的组织纪律:每天早上起来都要长跑,三千米到五千米,完了之后洗冷水澡。“冬天戴一个毛线帽子,跑下来全部都是白的,都结了霜了。”

与学生相比,老师也一样辛苦,“我们起床号一吹往外面走的时候,系里戴其萼主任已经站在门口看我们了”。戴其萼曾是哈军工创办人陈赓大将的通讯科长,参加了哈军工的建校工作。

“那么大年纪,天天看着学员们出来跑步,看着学员们去洗冷水澡,什么话也不多说了,就是提倡大家要有一种能吃苦的精神。”俞正声说,这让他“终身受益匪浅”。

张岂之: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公开提到或拜访过两位老师,一个是就读西北大学时的校长张伯声,另一个是当时的历史系教授张岂之。他起码两次拜访后者。

谈及,张岂之印象深刻――两人在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时就已结识。

在张岂之记忆里,大学时爱讲话、坦率、幽默,与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很好。1977年,他卧病期间,已在陕西博物馆工作的专门去探望。

2011年2月,他们在西安也见过面。到陕西视察,特意约他聊天。地点是陕西宾馆,作陪的还有西北大学的现任书记和校长。

“见面后我问他,你最近读什么书?他说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我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他讲了几点,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张岂之说他当时还没看过这本书,“他讲了以后我再看,觉得他的介绍还是准确的。”

分别时,双手搀扶着老师,一路把他送上车。张岂之送给自己编撰的《中国历史》六卷本和《中国思想学说史》。

对这名国家领导中为数不多的历史系学生,张岂之充满期待。“一个学历史的人后来去抓经济,把潜在的才能发挥出来,很投入。现在他抓廉政,最近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做廉政文化报告,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张岂之评价说,“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就在我们与张岂之取得联系的数天前,在3月初的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专场,这位曾师从侯外庐、任继愈、季羡林等大家的学生,把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又推荐给更年轻的学生。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我插队山村一年后的一个冬天。漫天飞雪下得有半尺多深,大干工地领导要我回县城买雷管急用。我上午冒雪骑自行车走了约30公里的山路到县城,下午又不顾父母的坚决劝阻,用自行车驮着两箱雷管回工地。山路崎岖,天寒地冻,回到工地已近半夜。如果当时连人带车摔倒,很可能会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决不会有半点退缩。

应当说,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之一,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今天看来,恢复高考显然是我们国家在结束后恢复秩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个重要信号,是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当时,我不仅对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所知甚少,就是对高考的科目、大学的名称也懵然无知。由于我在中学和插队农村就一直喜欢舞文弄墨,加之当时正是全民文学热,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将非常热门的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至于考哪一所大学,则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当时就没有看到过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招生简章,于是安徽大学中文系自然成了我的首选。我至今仍常常觉得奇怪: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并不出类拔萃。在我的中学同学中,不乏智力和成绩优秀于我的,但却大部分都在那次竞争激烈、百里挑一的高考中落选了,而我则作为幸运者于1977年底考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当我在舒城山区的农场种地、养猪场养猪、茶厂当会计、大干工地当土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有一次,我被大队派到公社学兽医,本应当学一个月,但我只学了一天就实在坐不下去了。当时我想,这一辈子看来与上学无缘了。可谁想到,事隔一年之后,我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竟然一读就读了十年。人事的难以逆料竟至如斯。

1978至1982年四年的大学教育,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也恰值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象干燥的海绵浸入水池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象从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一样,对新思想从排斥、怀疑,到思考、吸纳。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十分痛苦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我如同一粒迷茫的水珠,被思想解放的大潮推涌着、裹挟着前行,终于逐步融入了这股推枯拉朽的大潮。思想解放需要厚实的知识基础的支撑。我当时在77级同学中属年龄最小之列,与年龄最大的同学相差11岁,故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整个大学四年,我每天早晨5:30起床,晚上11:30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

读外语。在刻苦读书之余,我强身健体,并学习洗了四年冷水浴,数九寒冬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通过四年艰辛的学习和锻炼,我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法、乃至身体素质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位卑未敢忘忧国”。置身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使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萌发一种激情,渴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于这个时代,贡献于变法图强的国家和民族。随着对文学的深入了解和对法学的初步接触,我越来越觉得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比较间接;而我形象思维偏弱、抽象思维较强的特点,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法学的兴趣。恰在此时,安徽大学法律系陈安明老教授要在全国首次招收2名行政法硕士研究生,于是便促成了我弃文从法、报考行政法硕士研究生的举动。此举当时在同学中颇具争议,因为那时文学的热度仍然要高于法学的热度。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作为文学专业学习的结束和法学专业学习的开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以慈悲调剂公道-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戏剧冲突的性质》为题。该毕业论文反映了我当时赞成莎士比亚朴素的法治观:以慈悲调剂公道;也反映了我弃文从法之前对文学的留恋和对法学的期盼:欲以文学之慈悲调剂法律之公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儿子朱陈教授在该论文上批了几个大字:“这篇毕业论文只能给予优秀”,从而为我的文学生涯划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二、步入治学的生涯

从文学步入法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是我求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一次重大选择。1982年初,法学尚不兴旺,行政法更属“冷学”:没有行政法学教师,没有行政法教科书,没有研究行政法的文章、书籍,社会对行政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硕士导师陈安明教授①,毅然在全国率先招收第一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实属有很远大的眼光。陈老先生为人宽容谦和,为学一丝不苟,人品学问,皆为楷模。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我似有一种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感觉。虽然既要学习法学的基础课程,又要学习行政法的专业课程,还要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但我并未感到窘迫和紧张,相反颇觉得游刃有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四年的中文毕竟没有白学。或许,这正是美国大学的法学本科专业需其他专业本科毕业后才能学习的理由所在吧。

虽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也发了五六篇文章,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我行政法研究能力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当时,行政法与行政学的分野还不清晰,行政法的法学属性还不强,可供参考的国内外行政法著作、书籍、文章都很有限;因此,确定什么选题就花去我很多思考。由于学术界刚开始研究国家公务员制度,经反复斟酌,我确定以《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主要力图解决以公正考核来选拔和激励行政工作人员的问题。这是国内第一篇从行政法角度全面探讨我国现行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的长篇论文,①对以后国家人事部起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考核一章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今天看来,由于当时考核法律制度很不健全,该论文的法学性还不强;但在当时,我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增强它的行政法属性,减少它的行政学属性。

撰写硕士论文整理了我的思维,训练了我的文笔,使我以后能够比较从容地把握行政法学论文的撰写。1985—1987任教于安徽大学法律系的最初3年,我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了约24篇行政法学论文,这在当时也算成果颇丰了。

1987年底,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置身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我既感受到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又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第一次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思考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或没有想透的问题。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我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同时利用各种时间学习美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脑海里就开始了去与留的交锋与决择,就象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的决择一样沉重。虽然赴美国之前,我也像当时大部分青年学者一样,准备留在美国读博士,甚至希望定居美国。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过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使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总是承受着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人生价值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能够事业有成,生活富裕,但我很难直接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十分充实。主意一旦拿定,我当即按期回国。

应当说,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和比较所确定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以后,我虽然数度去美国,并考察访问过10多个国家,但从来没有再萌发过移居国外的念头。当我1988年在美国看到抽油烟机还刚刚开始流行,很多华人教授还相互介绍,而数年后抽油烟机就走进了中国城市的每个居民家庭时;当我看到1998年我驻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服务小姐竟将我登记的北京居民身份写为日本国籍,而2000年我再度去柏林,一般商店的服务员都能用中文喊“您好”时;我情不自禁地为祖国的日益富强和更加开放而自豪,我也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奉献了微薄之力而骄傲。

1989年和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相继颁布,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开始进入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救济的新阶段,保障公民权和监督行政权逐步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主编了《行政复议概论》,参与主编了《行政诉讼法教程》和《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行政复议概论》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著作,为此获得安徽省第二届(1985—1992)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安徽大学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是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二次重大选择。90年代初,以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为契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已初露端倪。“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当时还是全民经商热,但作为一名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涉足行政法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我较为敏锐地察觉行政法学已开始从“冷学”向“显学”发展。我渴望进一步深造,渴望在更高层次上献身于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0年初,当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北大拜访老朋友时,偶然得知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将招收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当时报名期限已过,离考试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老师的关照下,我当即补办了报名手续,并于1990年9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北大是著名学者的摇篮,思想文化的蓄水池,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交汇点和中转站。在北大师从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学习的三年,是我思想观念、学术水平、乃至人格修养获得极大提升的三年。肖蔚云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对我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肖老师人品古朴方正,治学精深严谨,为人、为学对我影响至深。罗豪才教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对我国新时期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罗老师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思想深刻,对中西方行政法学的发展大势有精深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对不同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批评能兼容并包、虚心采纳,其虚怀若谷、执著学术、广开言路、提携后学的宗师风范,在学界有口皆碑。

我国行政法的快速发展,要求有新的行政法学理论适时作出总结和予以支撑。这是一个需要新理论而且实际产生了新理论的时代。从80年代中期以后,罗豪才教授一直在思考,我国行政法是应当以当时中国和苏联实际存在的“管理论”(重心在于管理公民和法人)为理论基础,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控权论”(重心在于控制行政权)为理论基础,亦或在中国社会变革和行政法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基础理论。到90年代初,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条件已渐臻成熟。罗豪才教授在一次次的思考中,一次次的讲课中,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平衡论”(重心在于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崭新观点。

我成为罗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有幸与另一位硕士生追随、参与罗老师第一次将“平衡论”理论和盘托出,在《中国法学》首次发表了《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①的长篇论文。“平衡论”提出以后,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②,其影响波及到整个法学界和行政学界。③平衡理论既根植于当时我国的行政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同时其基本理念又进一步融入我国其后制定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立法法》的立法精神。

追随、协助罗豪才老师创立“平衡论”学说,既对我以后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教益极深,也对我1992年开始构思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着手调研起草《行政处罚法》,我参与了调研起草工作,并因此确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当时,专门论述行政处罚的法学著作寥若晨星,人们对行政处罚问题还不十分重视。在此情况下,我研究行政处罚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而首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构建本书的基本框架,使其既有鲜明、深刻的理论主线,不陷于分散、琐碎的法律规定不能自拔,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行政处罚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看法。

在反复分析比较之后,我决定不面面俱到地论述行政处罚的各项具体制度,而是以平衡理论为主线,大处着笔揭示贯穿行政处罚创设、实施和救济全过程之中的一般规律,总结隐藏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处罚现象之后的基本原理。在结构上,我采取以行政处罚贯穿立法、执法、救济三个环节为经,以行政处罚反映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和平衡为纬的方法,共将全文分为导论、上篇、中篇、下篇、结论五大部分。①与这一结构相适应,我将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论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②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不断梳理,思想不断深化,灵感之火不断燃烧又不断熄灭的“思想探险”过程;也是一个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充满痛苦,极富挑战性又极富杀伤力的“生命体验”过程。在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理论主线和结构时,我常常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有时山穷水尽,有时又柳暗花明;经常晚上为一个创新的思想火花而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早晨醒来又觉得全无新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有经过艰苦的“思想探险”和“生命体验”过程,才能抓住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又朴实具体、实实在在的创新观点,并将它固定在博士论文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一直以为,不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博士论文撰写,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

在论文的总体思路理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基本是一气呵成。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填补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一个空白”。①《法制日报》1993年6月22日头版对我作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作了报道。本文作为运用平衡理论研究行政处罚个案制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亦获得了罗豪才教授的厚爱和肯定。在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该论文时,罗老师欣然作序,认为“全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思想有深度,文字功底好,可读性强,是一本难得的行政法学术专著。”

当然,囿于资料和时间,这篇论文在当时对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论述,论文从内容到形式也都还有诸多缺陷。但经过了这次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通过以后评阅和指导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我逐步形成了关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些体会和想法,这应是我取得的更大收获。由于这些体会和想法未必成熟,更未必正确,所以一直没有见诸文字,以免贻笑大方。但2000年初在《中外法学》上读了刘南平先生的《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②一文后,觉得很有共鸣;特别是刘文中关于西方博士学位论文均应有“命题”,以及“命题”应有原创性的观点,很能反映当初我撰写博士论文时苦苦思索全文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主线,以及围绕理论主线结构全文时的心路历程和理论追求。③

北大以其博大深邃、人才辈出闻名于世。北大对她的学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又是极其关爱的。在北大三年艰辛的攻博期间,我荣幸地获得“北京大学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十嘉奖(一等奖)“,并两度获得”光华奖“。1993年7月博士毕业时,因渴望投身如火如荼的法律实务工作,我心存感激地谢绝了母校和恩师的挽留,奔向了更为博大宽广的社会。但母校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学子:1993年我毕业后不久,北大法学院即聘我为兼职副教授,1995年聘我为兼职教授,1999年聘我为博士生导师,给了一系列令我时时诚惶诚恐、不敢承受的莫大荣誉。但我清楚地知道,比这些荣誉更珍贵、更重要的是我的北大师长、朋友、同学给予的多年教诲、爱护和支持。罗豪才、肖蔚云、张国华、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姜明安、吴志攀、武树臣、方世荣……等等,等等,一想起他们,我就从内心深处心存感激,我也就更加不敢懈怠。对他们和对母校的感情,使我和我们家逐步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北大情结:1991年,我力劝我弟弟也考取了北大计算机系的博士生;2000年,我又力劝我侄子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以后,如果我的孩子有能力,我也要力劝他考入北大,接受北大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启蒙与教育。

从北大毕业后,经过四年社会法治实践的风雨洗礼,我对我国法制运行的现实状况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期望能从理论上作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梳理与总结。我的这一朦胧愿望由于又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变得清晰和强烈起来。记得那是1996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到绍兴鲁迅故居参观,我正好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一起观看百草园。应老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负责人之一,直接组织和参与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诸多综合性行政法律的调研、起草与讨论,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老师勤于治学、专注立法、重视实践、爱才用才的大家风范,一直令我十分敬佩。当时,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法学师资十分缺乏,应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法学教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听了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觉得自己博士毕业后已经较好地补上了法治实践这一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验法治生活的初衷,现在是该归队的时候了。在应老师的全力推荐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多方努力,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的律师事业,于1997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作出了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是我国培养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学府,有着花园式的校园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她的高层次,她的大舞台,使她既充满魅力,又充满挑战。投身新的环境,回到校园生活,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勤奋的精神和更加认真的态度,来完成一项一项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我把自己在法治理论上的思考和法治实践中的体会,向省部级、司局级公务员介绍、讲授,足迹遍布相当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并被聘为中央国家机关宣传教育工作团宣教员。在一次次的讲授、一次次的调研和一次次的思考中,我逐步萌发了不仅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发展也有规律的思想火花,并进而形成和率先提出了“法治规律”①的理论观点,以力图从客观规律的高度揭示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法治道路的多样性。为了进一步探索中西方的行政法治道路,应松年老师和我共同主编了《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一书(80余万字)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西方依法行政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动态比较和研究。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工作的三年半时间,我有了更多的立法参与,更广的国际眼光,更强的实践观点。加强中美行政程序法的交流与合作,是主席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达成的意向;加强中德行政法交流与合作,是德国总统来华与主席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国外交部将这两个重大项目交给应松年教授承担。我协助应老师组织和参与了1998年以来的中美、中德之间数10次行政法、行政程序法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立法研讨。

为了推动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参加的东亚行政法学术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合作,在罗豪才、应松年教授的倡导、组织下,中国大陆组织或参加了分别在大陆、台湾等地召开的四届高层次、大规模的东亚行政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我参与组织和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我协助罗豪才会长、应松年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并参加了每年一次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

通过参与组织和参加这些国内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我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学术影响有所扩大。1997年以来,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我修订再版专著1本,与方世荣教授合著《行政法律关系研究》1本,主编著作2本,参著8本,发表长短文章80余篇。2000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的课题,目前正投入很大精力展开研究。

我要特别感谢我国行政法学界的老师、朋友、同仁,尤其是要感谢罗豪才老师、应松年老师十多年的栽培、帮助,给了我太多学习发展的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同事,尤其是要感谢应松年老师三年多的培养、支持,给了我很多难以承受的荣誉。没有他们的爱护和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三、体验法治的底蕴

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因此,我们要把握法治的真谛,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深入实践中的法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

参与立法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一种方式。立法以其最理性、最凝炼的方式表述着法的精神,维护着社会正义。从1988年参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讨论开始,我陆续参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的立法调研、起草和讨论,并参与了几十部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讨论或立法论证。1998年以来,我协助应松年老师组织实施中美、中德以及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交流和立法交流,直接参加了《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专家试拟稿的国内外立法调研和起草。在这些立法调研活动中,有一件事给我震动很大。那是在1988年11月召开的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锡拉丘斯大学的两位行政法学教授WilliamC.Banks和RechardGoldsmith认为,制定于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固然在控制行政权违法和滥用方面有很大历史功绩,但由于它精心制作了一个十分正式的审讯型的裁决程序,并且配置了大批独立性过强、工资过高的行政法法官,因而致使行政效率受到很大影响,需要修改。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以APA为蓝本强化行政程序、制定行政程序法时,APA故乡的司法部长却认为非正式程序是“行政程序的命根子”。①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APA及其对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影响。我当时进一步询问,APA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因制定时就考虑不周造成的,还是由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因重心在于保障公正而损害了效率?回答是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为美国行政法核心的行政程序法的成败得失,1999年8月我陪同应松年教授去美国进行考察。在对纽约州和加尼福利亚州行政程序法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发现,两州的行政程序法截然不同:前者以非正式听证程序(简易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分散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后者则以正式听证程序(审讯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集中管理,有利地保护公民权利。两者都形成于各州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制度之下,都产生了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的特定作用;但两者也都有其不足,尤以加州为甚,而要修改却十分困难。

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的深入了解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准确把握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更不能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参与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我的法治观由过于理想而变得更为平实。我逐步认识到,行政法治既不可能是高悬于旧体制之上的空中楼阁,也不应当是仍旧依存于旧体制的管理工具,而必须是顽强地从旧体制中萌芽、在新体制中生长的充满生命力的参天大树。

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二种方式。法律实务工作者或许不需要象法学理论工作者那样整天进行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辩,但却更需要将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运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实践中的法律有着更深刻、更鲜活、更真实的感悟和理解。为了弥补自己对法律实践不够熟悉的缺憾,我从80年代后期即开始有意识地从事一些兼职律师工作。1993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更是直接进入了专职律师队伍。这一意外之举当时的确使很多熟悉的朋友为之惊讶,觉得我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10余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去当律师十分可惜。从全国而言,当时律师的地位还不高,博士当专职律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权衡再三,还是作出了自己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三次重大选择。我心里十分清楚,当律师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法治实践。我期冀做一个学者型的律师和熟悉法治实践的学者。这也是我在当律师期间能够不离开学术,并在当了四年律师后又能够重返学术界的内在原因。

我的上述想法能付诸实施,主要得益于全国律师协会前会长任继圣教授的示范和鼓励。任老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是新中国律师事业的开拓者和最早实践者,是学者型的律师和律师型的学者。当时,司法部要办一个千人律师大所-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请任会长挂帅组建。任老力促我加盟。面对充满诱惑和蓬勃发展的律师职业,面对我十分尊敬的同乡、前辈的热情邀请,更面对自己内心的夙愿和冲动,我无法拒绝。虽然后来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千人大所计划夭折,任老又推荐我去全国最早和最大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任法律部主任,但我当几年专职律师的初衷仍没有丝毫改变,并于1994年组建成立了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自任主任。

权利的实现重于权利的宣告。律师以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有方式,通过具体的个案将纸面上的法律权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律师职业是充满艰辛的,但又是充满挑战的。四年的专职律师生涯期间,我被评为二级律师,被选为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获得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等专门律师业务的从业资格。我在国内外了300余件行政、经济和民事案件,绝大部分胜诉。在这些案件中,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工商局、招商局行政诉讼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个案件并不是我的最复杂、花去时间最多的案件,但却是影响最大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较好地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行政审判的公正精神的“民告官”案件。该案因此被《民主与法制》①杂志列为二十世纪我国二十大名案之一。

“贤成大厦”案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作为律师在庭审和庭辩过程中的价值。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代表了我国行政审判的最高水平;以应松年教授、江平教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宗泽一级律师等为代表的原被告双方20余人的庞大人队伍,代表了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最高水平;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地方人大、政府、以及有关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泰国驻华使节、与各方当事人有关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等200多名旁听人员,组成了层次高、规模大、影响广的旁听阵容。案件审理进行了五整天,由三个摄像机全程录相。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把这个庭开成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示范庭。我作为原告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的第一人,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行政法专业水平和律师的庭辩水平,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声张了行政诉讼法的正义精神,捍卫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赢得了法庭的肯定和听众的赞许。该案最后冲破重重阻力,以原告完全胜诉告终。

在四年专职律师的生涯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和学术。在我的组织、奔走和时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魏振赢、副主任武树臣的大力支持下,以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颁布为契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与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联合实施了“一帮一律师助学工程”和设立“律师助教基金”。①由于这是全国首次律师事务所与法学院系联合实施的助学助教活动,因而得到了律师界、法学院系和以及社会的响应和支持,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做了专门报道。

进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的实证调查,是我律师从业期间的又一项创新之举,也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三种方式。1996年2月8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就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继1978年作出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所作出的第二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真正开始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的转变。这第二次转变甚至比第一次转变更困难、更复杂,遇到的阻力更大。

出于报效国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牵头于1996年3月成立了由首都10余名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的教授、博士、记者组成的《依法治国研究》课题组,力图从多学科角度重点调查和解剖几个依法治市时间较久、成果较明显的省、市,以在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方法。受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委托,我个人出资约8万元,于1996年7月、8月、10月率课题组三下南京,对该市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全方位调查;以后又三上本溪调查;并对上海等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13个城市进行了1550份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篇《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的系列调查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省、市将其作为地方依法治理的重要参考,司法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对该调研成果十分重视,《法制日报》1996年7月17日在头版报眼位置做了《探索依法治国局部实践经验北京博士自费考察南京》的长篇报道,7月29日该报记者又以《借鉴南京经验推进依法治国》为题对我作了专访。①我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花了很多功夫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颇有点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些同行觉得不好理解,但我却常常以此举对依法治市乃至依法治国有所俾益而。在过去的近5年里,全国有60多个城市去南京学习取经,南京的依法治市也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时至今日,我仍与南京市委、市政府、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市司法局的领导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我曾经想以南京的一个县、区或镇为试点,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法治教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依法治理试验,但终因条件尚不成熟而作罢。最近,司法部约我主编一本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的教材,这正好与我久已萌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欣然答应下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实施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这一宏大的基础性工程,不让法治贴近12亿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不使法律成为每个老百姓的最高行为准则和基本生活方式,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就永远只能是法学家设计和憧憬的海市蜃楼。

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四种方式。法律条文是抽象枯燥的,但一个又一个千差万别的案件使它们鲜活生动起来。在这些案件中,或者正义得到张扬,违法得到惩治;或者正义受到扭曲,违法受到纵容。近10年来,我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民、法人100余起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通过这些论证和咨询,我既表现了一个法学工作者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诠释和信仰,又从中看到了运行于复杂社会生活之中的法律的成功和缺失。

2000年我曾参与论证我国第一起状告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案。该案法院一开始不愿受理,担心告中国证监会可能引起股市震荡。我和其他专家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告中国证监会造成股市震荡,告公安部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告国家经贸委造成中国经济滑坡;照此逻辑发展,《行政诉讼法》就应当废止,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就应当撤销。但事实恰恰相反,告中国证监会不仅不会影响股市,反而会有利于规范和完善股市,有利于健康发展股市。法院采纳了专家论证的意见,受理了此案,并判决中国证监会败诉。由此引起了数起中国证监会当被告并败诉的行政案件。嗣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股市是否应当严格监管的大讨论和大争辩。

在我参与论证和咨询的大部分行政案件中,“民告官”遇到极大阻力,司法权难以抗衡行政权。专家学者的论证和咨询意见,固然有时可以使公民权或司法权受到支持,但并不能带来《行政诉讼法》整体实施状况的改观。因此,推动整个法治环境的完善,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当我终于写完这篇艰辛而费时的文字,如释重负却又诚惶诚恐。审视自己42年的人生道路,恰似步履维艰地攀登一座人生的大山。年届中年,正值山腰。回顾来时路,峰回路转,依稀可辨;瞻望前行路,崎岖曲折,任重道远。总结自己粗浅的人生感悟,我以为有三个字可能对一个奋斗者至关紧要:一曰识:志存高远,目光敏锐;二曰行:雷厉风行,奋力前行;三曰韧: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而个人的命运总是系于国家的命运,个人的追求也只能融于民族的追求。在岁月早已流过“苍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金戈铁马时代的今天,法治正成为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跨入21世纪的政治宣言和奋斗旗帜。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德国哥廷根大学曼弗雷德・希尔德麦尔(Manfred Hildermeier)教授2009年5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5月20日在苏州科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题为《二战后联邦德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现将报告主要内容译成中文予以发表。

一、前言

无可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并不是重新开始,不过,此前也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它(战后的研究)加以利用。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不多的一些教授职位,最著名的很有可能是当时柏林弗里德里希一威廉(Friedrich-Wilhelms)大学(现今的洪堡大学)的教授职位。该大学的俄罗斯研究始创于1902年,这在德国是第一家,在德语区则是继维也纳之后。这一教授职位由特奥多尔・席曼(Theodor Schie-mann)获得。席曼从不隐瞒自己的反俄立场(他来自波罗的海国家),他写的多卷本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史至今仍然颇具可读性。德意志帝国崩溃之后,卡尔・施特林(Karl Sthlin)接过了教授职位。在俄国史专家之中,他也作为一部从远古到1917年革命的四卷本俄国史的作者而留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一本新的俄国史手册之前,他的巨大成就都无人能够取代。最后,必须提到奥托・赫奇(Otto Hoetzseh),他于1913年在柏林成为一名俄国史研究的非终身教授。赫奇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著名的俄国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更多的是在政治而非历史,他关于俄国的书自1913年问世以来至今仍值得一读。1913年德国东欧研究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l far Osteuropakunde)的成立也可以追溯到赫奇;该学会至今仍然存在,出版《东欧》(Osteuropa)杂志,读者为对其感兴趣的知识界。身为德国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属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他属于在当时欧洲两大“贱民”――战败了的德国及布尔什维克苏联――之间进行交流的推动力量。这种关系开始于1922年苏德拉帕洛条约。他抱有国家保守主义态度,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纳粹党人免去了他当时在柏林大学获得的教授职务,并迫使他退休。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和德国投降之后,因毫无疑问曾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赫奇于1946年短期内恢复了在柏林大学的旧职,1946年8月他就去世了。

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是德国东欧研究非常黑暗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进行的“东方研究”沾染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党卫军,比如彼得一海因茨・泽拉菲姆(Peter-Heinz Seraphim)在1938年撰写的有关犹太人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1945年之后,“东方研究”声名扫地,几乎没有人继续研究东欧历史,特别是因为它曾经堕落为“东方研究”。

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当时没有一些年轻的专业史学家,东欧研究绝不会存在。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接受教育,有些人在此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或者他们当时是学生和助教,处在次要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生在1910年到1920年间的一代人成了德国大学中东欧研究的奠基一代。顺便要说的是,这一进程不久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不同的发展。爱德华・温特(Eduard Winter)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曾是耶稣会会士,后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他的重要作用仍然在被进一步研究。除此而外,必须要指明的是,接下来我要集中讲的主要是联邦德国的研究发展状况。这里,一方面我知道得最清楚;另一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财政的不足很快就表明,它不可能有类似联邦德国那样高校的扩张,因此也就没有类似联邦德国那样的俄国历史研究的发展。除了在哈雷、柏林,可能还有莱比锡等城市以外,对俄国的历史研究几乎不存在。

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期东欧史学研究的新基础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的第一代俄国史学家关注俄国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历史。首先必须要提到科隆的京特・施特克尔(GtintherStskl),他关于15-16世纪“哥萨克阶层的形成”的研究,为他赢得了教授备选资格,他是――甚至在非常著名的史学家之间――我们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他写有多篇文章,研究从伊凡三世到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间的俄国专制政体史,或者研究关于俄国专制社会特点里一个难题:俄国是否有“等级”。除了施特克尔之外,其他历史学家也形成了持久的影响:明斯特的曼弗雷德・黑尔曼(Manfred Hellmann)在1700年之前的莫斯科大公国史方面同样也是一位专家;吉森的赫伯特・卢达特(Herbert Ludat)致力于中世纪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维尔纳・菲利普(Wemer Philipp)关注的是旧俄国的“政治理论”;还有慕尼黑的格奥尔格・施塔特米勒(Georg Stadtmttller),他恢复创办了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德国最重要的东欧研究杂志――《东欧历史年鉴》(Jahrbticher far Gesehiehte Osteu-ropas)。之前这本杂志由位于布拉迪斯拉发、在当时曾颇有影响的东欧研究所创办,后来在战争期间杂志被停办。

在这一代人中间,基尔的格奥尔格・冯・劳赫(Georg yon Rauch)和马尔堡的彼得・沙伊贝特(Peter Scheibert)是特例,他们的专长是现代俄国史。冯・劳赫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发表了多篇关于俄国统治下波罗的海各省历史的文章,写了一部波罗的海诸国历史,并且负责波罗的海历史委员会多年。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很难说是出于巧合地提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替代19世纪由俄罗斯人统治沙俄帝国的计划,也就是联邦主义者们思想的可能性问题。众所周知,俄罗斯帝国自从16世纪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直在帝国的、跨民族的自我定义和种族一民族主义的自我定义之间摇摆不定。这两者的区别可以通过rossijskij――可以不那么优雅地译为“关于俄罗斯帝国的”――与russkii,即“俄罗斯的”――译者注这两个专业术语体现出来。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将这一冲突视作总体看待17世纪以来历史的准则――这是一个近来在德国年轻教研人员中间再度流行的思想。

彼得・沙伊贝特没有这样的生平背景,他是首先转向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关键问题的人之一,这个问题特别影响了美国讨论的发展: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与寻找另一种选择密不可分。在这方面,他是早期的俄国历史学家中最为“政治性的”,也是与冷战精神、

同苏联、东方集团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争论最为接近的人之一。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从巴枯宁到列宁》,本该只是革命运动总评里的第一卷――但是只写了这一卷,只写到“西方派”,也就是说巴枯宁那一代人的阶段。在写了许多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历史的文章之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终于能够提出实际上是辩论性的,但却极为详细的对俄国革命的反思,其中含有大量信息。毫无疑问,在苏联解体之后,当关于1918-1921年内战期间的细节被档案揭露出来之时,这一建立在对各种报纸和小册子进行极为精细的研究基础上的描述得到了新的肯定。不过,尽管冯・劳赫和沙伊贝特有着特殊的地位,一个印象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联邦共和国对俄国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更古老俄国的历史上。这与美国的研究相当不同。这并不令人奇怪。这种优先事项的选择是有着很好的理由的,可以视为是对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的一个反应:纳粹主义时期,人文学科的职业准则只能远离政治(或者消失);一切当时的相关事物已经被纳入纳粹意识形态,或者自身做了校正。这一经历持续发生影响。

这一情况也要适用于一个在我眼中是那一代史学家中最有天分,但同时却超出我们的领域的人:赖因哈德・维特拉姆(Reinhard Wittram)。维特拉姆是一位“通才”史学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研究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他拥有一个通史的教授职位,一开始不是关于俄国史的。维特拉姆也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深深植根于德意志一波罗的海传统。他于1933年来到德国,作为一个“德国之外的德国人”与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和纳粹制度有了瓜葛。尽管如此,他仍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他――很大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被战后德国英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认定为无罪。在20世纪50年代,维特拉姆脱离了自己的过去,获得了教训。他虽然懂俄语,但从未涉足苏联史或者他亲身经历过的俄国革命。他反而转向了18世纪历史――在其对德国历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之外。就智力和风格的卓越性而言,他关于彼得大帝历史的两卷本著作迄今未被超越。在我看来,最新的两本由林赛・休斯(Lindsey Hughes)和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所作的彼得大帝传记也在维特拉姆那部作品之下。尽管须加上一句,布什科维奇特别集中探讨了彼得统治中一个不寻常而迄今为止被忽略的方面。

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奠基”

短暂的战后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束,这不仅仅涉及政治和学术文化方面。对于几乎全欧洲和美国来说,熟悉的日期、标志着一个休止符的是1968年。这一转变也在教育政策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发生,其中包括对俄国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联邦德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认识到一种所谓的“教育中的紧急状态”,即在政治和社会中所有领域内的各种岗位上都缺乏具备合格条件的年轻人,因而出现了一种共识:社会上机会总体上不平等,下层阶级的孩子在大学中比例不足。所有的政党当时都得出结论说,有必要向教育投资。在这些经济奇迹的年代里,钱并不缺乏――结果从1966年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新大学建立起来,更多的是在传统学术中心之外的小城市。波鸿(Boehum)、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康斯坦茨(Konstanz)、不莱梅(Bremen)、奥斯纳布吕克(Osnabraek)、班贝格(Bamberg)、维尔茨堡(Wtirzburg)、特里尔(Tri-er)以及其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都成了大学聚集点,其中像比勒费尔德和康斯坦茨等地因此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这一波大学建立浪潮创造了大批新的教授职位,其中有不少是“东欧史”――大多是俄苏史――的教授职位。几乎所有的新建大学都设立了这样的教授职位。此外,在旧的大学――如哥廷根大学――也创设了这种名义的职位。人们很少提到,这种扩张对于东欧史作为一个明显独立的研究学科的建立几乎是基础性的。同时,许多深入的发展产生了,它们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史开始盛行,在总体上成了主导性的研究视角,占据了最重要研究领域。“比勒费尔德学派”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于尔根・科卡(firgen Koeka)和其他代表人物大大促进了德国历史学对社会史的适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标志着东西方缓和的开始。这一缓和由1969年以后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一自由联合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有条不紊地、快速地来加以推动。这很快促使德国与当时的苏联建立更为紧密的学术联系,加强了交流。从此以后,学术著作建立于在苏联从事档案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就成了惯常的、几乎是前提性的要求了。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博士论文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你们知道,自从19世纪以来,德国有一个两级的学历制度,俄国也采取了这一制度,其形式为副博士博士论文和博士博士论文)的目录,就会发现战后时代的休止:几乎所有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学术专著里都没有对档案的研究,其资料来源只局限于当时已有的印刷品。而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学术专著中都引用了当时可以获得的俄国原始档案资料,即中央的档案。这种惯例一直保持至今。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我们也获准使用地方档案,然而遗憾的是,这往往仅仅是理论上的获准。

在美国最终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发展趋势。社会史也迅速崛起,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它取代了旧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几乎没有例外地是受了那些1917年后被迫流亡的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影响的。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也遍访苏联档案馆。在列宁格勒的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cGIA)和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CGAOR)里都设有接待外国人的特别阅览室,年轻的美国人和德国人是这里最频繁的到访者。顺便提一句,密切的学术接触并相互邀请参加会议,不少都是这些阅览室里的会面的一个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在其中的一间阅览室里遇见了几乎所有我的美国同行和朋友,包括利奥・海森(Leo Hmmson)、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mpatrick)和诺尔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等。我大概可以代表现已变老了的这一代人。这种(学术上的)相互协调性持续至今。在美国,这种协调性还伴随着俄国史和苏联史方面的职位急剧增加。

无须解释,研究角度在方法论一理论方面的变化也会牵涉到工作领域的变化,二者都必须面对新的研究机遇。如果有人想要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情绪,或者如果有人调查贸易协会的成立情况,都必须在苏联的档案馆里工作;或者倒过来说:除非能在苏联从事研究工作,这样的题目是完全不可能研究的。在这种新的专业标准之外,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术专著中

还很难发现共同范围内的题目。这大概与一种“铜律”有关,尽管是德国学术传统中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例如美国和俄国并不存在):要从事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障碍――要写第二篇资格论文,题目是在时间上或者在内容上与第一篇资格论文紧密相关的。一名德国授课教师(至少)需要两个研究重点,一般而言,他通过博士论文(比如说论1917年左右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比如说论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城市)来得到这两个重点。或者如果有些同事的专长是东欧和中欧历史,就会写一篇波兰史方面的博士论文,一篇捷克历史方面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这实际上导致论文题目分布范围很广,使人在大致的方法论定位之外很难找到一些专题性的共同研究兴趣。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受到偏好的题目,这一方面与这一代人的归属有关,另一方面与老师的特点有关。在20世纪70-80年代,所谓的“盖尔”学派和“施特克尔”学派的对比是非常普遍的。迪特里希・盖尔在蒂宾根教了将近三十年的书(1966-1993)。他涉足社会史较早,是社会史研究在德国的创始人之一。其他人还有汉斯一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于尔根・科卡(Jtirgen Kocka)、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Schieder)和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但他本人并不致力于社会史研究,有点属于过渡地带。他关于青年列宁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完全基于出版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了他极为小心的评估,且大部分出自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档案。此后,他转而研究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根据当时关于其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他的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与此同时,盖尔坚决促进接受社会史论题和对俄罗斯的研究兴趣,他还指导了多篇这方面的资格论文。这类研究正如20年后的文化史研究一样,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它们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使得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大展身手。方法的转变可谓自然之事,因为每一代人都要离开前辈人的东西,以便可以用自己的新发现来装饰自己。但是可以料想到,学者们不会写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史。事实上,俄国1917年革命、其所谓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背景、俄国内战的后遗症以及20年代的苏联早期历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战前的斯大林主义,都是这些论文的中心。这里,盖尔学派赞同一些不太成熟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是在弗赖堡的戈特弗里德・施拉姆(Gotfffied Schramm)指导下完成的。施拉姆是一位波兰现代早期历史专家,不过他却编辑了俄罗斯史手册的第3卷,而且在这个领域,他招收了一些博士生,他们研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题目。个人之间的认识和同代人之间的纽带促进了论题一方法论方面的接近。除此而外,蒂宾根和弗赖堡这些年的论文之间没什么共性可言,其科学成果也极为不同。如通常的那样,许多论文得到的关注非常少,而其他一些论文则受到持久的关注,有时甚至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专业之外产生影响。因此,我只能限于介绍上述几十年内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而不求完全介绍:海科・豪曼(Heiko Haumann),现在巴塞尔做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讨论内战期间的“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及其作为布尔什维克经济乌托邦一个例证的新官僚体制。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则向后走得更远,探讨了当时争论激烈的组织化经济利益问题及其与国家和政策的关系。海因茨一迪特里希・勒韦(Heinz-Di-etrich Luwe),如今是海德堡的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讨论沙俄帝国后期国家和社会中的反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民经济的发展,讨论了是否真的有一个长期经济危机这一问题。在蒂宾根,贝恩德・邦韦奇(Bemd Bonwetsch)现为2005年设立的莫斯科德国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他最初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此前,他受到汉堡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的影响,写了博士论文,是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对俄国的经济战略的。他后来在蒂宾根就这个题目继续探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迪特里希・拜劳(Dietrich Beyrau)在1993年到2007年间是盖尔的继任者,在其论俄国对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态度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研究的是从彼得大帝到i874年军事改革时期的“军队与社会”。拜劳主要是在彼得・A・扎伊翁奇科夫斯基(Petr Andreevio zajono kovskij)的指导下,对莫斯科的档案做了相当长期的研究工作。我本人于1972年开始写博士论文,是关于布尔什维克最大的对手社会革命党的研究,1976年完成。那时我曾在莫斯科和基辅待过半年,但大部分材料是在阿姆斯特丹和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找到的。后来,在柏林自由大学的东欧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仍然在蒂宾根学派的精神指导下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关于从18世纪后半叶叶卡捷琳娜大帝到1870年城市改革期间俄国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这一次,我在帕维尔・G.伦君斯基(Pavel G.Ryndziunskij)的指导下,非常高效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作了一整年。

一些被认为与科隆的京特・施特克尔有关联的俄国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迪特里希・盖尔周围圈子的反对。但是让蒂宾根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找到共同性则是更难的事情。最后,这一“学派”使自身陷入主要研究古代俄国的题目中去,变成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被公认是这一研究领域元老的施特克尔大肆宣扬。他们之中某些人,但不是所有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资格论文,并曾任他的助手。甚至在方法论上,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俄国史的专家们都十分不同;在这一方面更不必说一个“学派”的问题了。最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其学术生涯中,根据内容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回顾过去,人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南部”的社会历史学家很快被认为形成了一个团体,但他们不是那些代表这一科目主流的人。出自联邦德国东欧史其他教授的大部分著作―那可是相当不少的――不能得到主要的关注。他们可以说是代表了多元化。多元化是所有科学中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往往不能与传统主义相区分。在那些不能归入此类的人和著作中,一些有影响的须提及――同样只是补充,并不求全。基尔的彼得・尼切(Peter Nitsche)可能是直到十年前退休时“施特克尔派”最著名的一个学生。他专门研究14世纪以来莫斯科沙皇的遗嘱,撰写了《俄罗斯历史手册》第1卷中相应的一些重要条目,他还写了一些关于这几个世纪历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论所谓的“第三罗马理论”。汉斯・伦贝格

(Hans Lemberg)20世纪60年代也曾任施特克尔的助手,在完成有关十二月党人的博士论文后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最著名的捷克史专家。汉斯一约阿希姆・托克(Hans-Joachim Torke)在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师从维尔纳・菲利普(Werner Philipp),并于1976年成为其继任者。他关于19世纪俄国官僚的博士论文和论“国家主导的社会”与17世纪的全俄缙绅会议关系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都成了典范著作。此外,托克还编辑了两部普及性的俄国和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以及一本论伊凡四世以来俄国诸位沙皇的选集。卡斯滕・格尔克(Caxsten Goehrke)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苏黎世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保持了将近三十年。他来自明斯特,出自曼弗雷德・黑尔曼(Manfred Hellmann)门下。他可能是施特克尔之后第二知名的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历史学家。他的关于“俄国村社制度起源理论”的长篇毕业论文、关于“中世纪晚期罗斯的废弃区域”的博士论文、《手册》第1卷中有关诺夫哥罗德的条目,以及其他很多文章都属于德国东欧研究成果中最好的。他的从基辅罗斯到苏联的三卷本《日常生活史》无与伦比,揭示了俄国整个历史上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情况。尽管安德烈亚斯・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成了施特克尔在维也纳的继任者――他目前是维也纳的教授――,他却不是出自“施特克尔”学派,而是曾经在苏黎世做格尔克的助手。他很快就独自进入在俄国史研究中一个很流行的领域,即非俄罗斯人的历史,所谓的沙俄帝国里小民族的历史,他成了这一历史最为知名的代表。他对作为多种族国家的俄国所作的详尽的描述也已经被译成英语――这对于德语著作来说并不十分常见。最后,在慕尼黑,埃德加・赫施(Edgar Hosch)出自格奥尔格・施塔特米勒(Georg Stadtmiiller)的门下。他追随着施塔特米勒,甚至在将同时专攻现代早期俄国史和东南欧历史的结合上也是如此。他关于旧俄罗斯宗教“异端”的书没有后续,就像其他文章那样,比如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希腊计划”的研究。

四、文化史标签下的东欧研究

正如所预料的且理应如此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最近一次的教授职位代际交替导致了范式转换再次发生。这一转换也与整体上德国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以及法国历史学同样的方法论再定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转变已然在我们新的泛欧洲的通用语中有了名称,甚至在德语中也常常使用英语术语。文化转变进入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文学同时还有社会学或者政治科学和民族学――所属的领域。这些人文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之外的国家中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相应地,历史编纂学感到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指导原则”也在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到了80年代继之以民族学的那一学科,今天部分再次成了后现代哲学――或日更为旧式的观念史。然而,一个“除了语言之外”不接受任何事物为真实(德里达语,J.Derrida)的激进的文化史,已经过了自己的全盛期。经常被引用的“资料的否决权”(科泽勒克语R.Koselleck)获得认同,其精神流传开来,即人不能任意解读(和反解读),而总是需要遵循典型事实的规定。这些典型事实也是存在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此,文化史的一种现代形式流行开来,它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对照,而是避免了其无疑存在的缺点,试图进一步发展它,并以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超越它。近年来,大部分博士论文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都力求从文化历史的方面来加强社会史,或者它们写那些至今仍为空白,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文化历史研究方法的题目。如此一来,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文化史就是一个既含糊不清又因此而能用的,包括了非常不同方法(以及相应的题目)的概念。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共有一点:明显关注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重新将行动、建构着的主角的意识评价为不仅与事件等同,而且还是引导和(共同)创造事件的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很难发现我们学科最新成果之间的联系。由于思维模式和方法就像单独的个体与学术的社会化那样不同,也不可能有别的情况。最新的一些学术性专著将以一种例举的方式列出。它们在我眼中是非常成功的,在研究中开拓出了一些重要的新前景和新领域。最有成就的作者大概是约尔格・巴贝洛夫斯基(J6rg Baberows-ki),他在柏林的洪堡大学拥有一个教授职位。他论沙俄帝国晚期法律体系的大部头博士论文就已经是一部典范著作了。他论高加索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也同样如此。该论文试图主要重新阐释早期的苏联:它主要是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斯大林主义(还有苏联整体),认为过火的恐怖是一个在,在非俄罗斯民族之中,在这一体制的接受与控制的冲突中已经试验过了的现象。在这两部都有好几百页的著作之外,巴贝洛夫斯基(1961年生)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及一本详尽的关于“红色恐怖”的书。马尔特・罗尔夫(Malte Rolf)第一部专著写的是在外人看来典型的一个苏联现象:从1917年革命到1941年期间的群众庆祝。本亚明・申克(Benjamin Schenk)是慕尼黑的一个助理教授,他提交了一本非常富有创新意识的博士论文,论的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个中世纪晚期古罗斯大公和圣人的形象,经过数个世纪后,登上了后苏联时代的啤酒广告这样的变化,并作了不同阐释。申克使用了一个俄国神话作为样本,将其在一个新的、雄心勃勃而很有意思的观念史中加以使用。迪特马尔・诺塔兹(Dietmar Neutatz)是弗赖堡的一名教授,他将莫斯科地铁的建设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样例来从总体上加以考察。地铁的建设机制不仅在政治上有强迫,在宣传上也运用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制,这个国家为了这一目的不仅激活了所有的物质资源,而且还激活了所有的文化资源。还有比勒费尔德的卢茨・黑夫纳(Lutz Hafner),他有时会在哥廷根。他把两种新的研究方法连接起来:在地区档案开放之前不可能做到的、堪称典范的地方研究(用萨拉托夫做例子),以及对该省一个潜在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政治的探索。这一政治是一项全新的社会一文化发展的结果:一个有着学术素养的阶层的形成。该阶层正在越过传统等级的界限,希望进入它事实上开始一直控制的地方政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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