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裁范文

法律制裁范文第1篇

三级并存的法律制裁体系特点，决定了劳教制度有其合理的存在空间。但是基于劳教制度设计之初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缺陷，如立法刚性不足、司法审查程序设计缺位、劳教时间过长等原因，使其逐渐成为了地方政府或者官员打压上访人员、维稳的利器，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果断废除了劳教制度，这固然是我国法制进步的表现，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国法律制裁体系格局的缺陷：对中间违法行为处罚的结构性缺位。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处罚范围的中间缺位劳教制度适用对象主要为两类行为人。一是治安违法人员，其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屡教不改，治安管理处罚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如多次从事活动的人员。二是“刑法边缘行为”人，即形式符合某一罪名但构不成刑法上的罪，所谓“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一类刑法边缘族。③如，多次打架斗殴均只造成行为人轻微伤，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处罚，但同时又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些违法者均属于那种“恶行”（罪量）不大，但“恶习”（人身危险性）较强的人。他们的行为不能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但仅依《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行政处罚又不足以抑制其再犯。因此，劳教废除后，依据现行的法律制裁体系，无法对这两类行为（中度违法行为）给予合理的处理，造成了我国法律制裁体系处罚范围上的中间缺位。

（二）处罚措施严厉等级上的中间缺位抛却制裁措施的法律性质，原有法律制裁体系框架下针对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监管最为严密、完全封闭的监禁处罚措施，即自由刑、拘役。这些处罚措施将行为人与社会隔离，以强制劳动为主要处罚手段，教育功能偏弱（不以授课或者传授生存技能为主），惩罚性较强。二是短期监禁（行政拘留）和监管最为宽松、完全社会化的处罚措施，即管制、缓刑和社区矫正。行政拘留的期限过短，惩罚性较弱。社会化处罚措施完全将行为人放在社会，以司法工人员的监管为主要处罚手段，教育功能较强（要求行为人定期报告近况和改造感受、组织授课、参加公益活动等），惩罚功能最弱。三是监管相对宽松并且相对社会化的监禁处罚措施，即劳教制度。按照劳教制度设计之初的要求，劳教并非完全将人与社会隔离，劳教人员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每周可以请假回家；其教育性较强，劳教法规明确规定每天教育（上课）的时间不能少于3小时，参加劳动的应当发付劳动报酬，周末应当休息，会客较为便利，通信自由基本不受限制。因而它是一种轻于监禁刑的处罚措施。但是基于1997年《刑法》的修改以及近年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打相对）的贯彻，越来越多的罪犯被处以较轻的自由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由于劳教制度改革滞后，在实际执行中又走向异化，惩罚性有所加强，劳教时间长于自由刑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这仍不能从整体上否认它是一种轻于监禁刑、重于社会化处罚措施和行政拘留的中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有期监禁刑偏重、社会化处罚措施和行政拘留偏轻的缺陷。而劳教制度废除之后，将造成处罚措施严厉等级上的中间缺位。

（三）处罚措施执行内容的中间缺位。监禁刑完全将犯罪人与社会隔离，其执行内容以无偿的强制劳动为主，它适用于危害严重、主观恶性较大的罪犯。管制、社区矫正等处罚措施完全将犯罪人放在社会改造，其执行内容以监管、教育为主，强制性较差，它适用于危害不大、主观恶性较小的罪犯。但实践中并非只有这两类罪犯，还有一种客观危害不大但主观恶性较大的罪犯。他们还没有铸成大错，对其加强其思想教育和引导，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由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必须将其与社会隔离，但又不能完全长时间隔离，因为这样既不利于其社会化改造，也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这就需要一种教育功能较强，同时监管相对宽松的监禁处罚措施（西方国家一般称之为半监禁）。显然，监禁刑过严，而且教育功能不足；管制、社区矫正等社会化处罚措施虽以教育、感化为主，但又明显偏轻，不足以防止其再犯。唯有劳教制度兼具教育和隔离功能，即劳教作为特殊学校，它的教育机制、教育方式应当具有学校的性质。①劳教所通常配备必要的师资力量、教学场所、教学设备以及学习用书，并安排必要的教育时间，进行法律常识、思想道德修养、人生观、爱国主义和形势政策教育以及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体育等辅助教育活动，这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同时，其宽松的监禁特点（即隔离一段时间后可以每周请假回家），既足以防止其再犯，又有助于其社会化改造。劳教制度废除之后，我国兼具教育和隔离功能的处罚措施就会处于缺位状态，必然造成我国处罚措施执行内容上的中间缺位。

二、未来法律制裁体系格局前瞻：两级补缺

综上可以看出，在原有刑罚制度——劳教制度——行政处罚制度三级法律制裁体系并存在的格局下，劳教制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我国规范违法犯罪行为的法网更为严密，相应的处罚措施也呈现为较缓和的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各类制裁措施执行内容的多样化也适应了不同违法犯罪行为的不同特点，因此较具科学性。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我国三级法律制裁体系并存的格局也被打破，制裁体系结构性的缺位也便出现。笔者推断，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对当前的法律制裁体系进行调整，以弥补劳教废除后所造成的法律制裁体系和制裁措施的结构性缺位。否则，会造成我国治安形式的恶化。笔者认为，应当将原有劳教制度调整的“中度违法行为”全部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从而形成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两级法律制裁体系的格局，以弥补劳教制度废除后的缺陷。

（一）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缘由依据现代法治国家程序公正原则的要求，剥夺一个人的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必须以独立于控诉方的法院的公正审判为前提。这样能够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侵犯人权现象的出现。由于对犯罪的追诉即刑事审判活动，均是以法官的独立裁判为前提进行，最能体现程序的公正性，因此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将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纳入到刑事法的调整范围。反观我国劳教制度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就是将该制度设计为一种独立于刑法的处罚措施，不能按照刑事诉讼法的审判程序决定行为人的劳教罚。相反，其决定程序几乎完全是按照行政处罚的审批程序设计，体现了行政程序高效快捷的特点，但这必然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如，其申请主体和决定主体均为公安机关，救济途径也只能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事后救济，虽然根据1987年《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劳教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但这仍然是一种事后监督，至于其审批的环节，检察机关无权介入。2002年4月12日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就劳教案件的审批环节引入了聆讯制度，但仍不能改变由公安机关一家决定、缺乏监督的现状。那么，程序设计的缺陷，再加其立法刚性不足（可以随意扩大适用对象），劳教制度为地方府官员所利用，成为其维稳、打压上访官员的工具也便不足为奇。因此，劳教废除之后，应当加快现有刑事立法的改革，增加轻罪设置和轻罪处罚措施，坚决将原有劳教制度适用对象全部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以实现对任何人剥夺人身自由，都必须经过法院的公正裁判。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刑法的无度扩张，而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二）具体改革方案1．降低《刑法》罪量标准，增加犯罪类型。我国《刑法》规定了451种犯罪，虽然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与其他国家动辙几千（如有学者统计，英国大约有7200种犯罪）①的犯罪类型相去甚远。这无疑与我国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有关，即只有具有较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原有劳教制度调整的一些行为或者由于其本身就不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能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刑法没有相应犯罪的规定）；或者其行为在量上没有达到一定的严厉程度而不能纳入到刑法的调整围范围（刑法规定了相应的犯罪，但没有达到罪量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对现行《刑法》的调整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新的犯罪类型，将那些原有劳教制度调整的、刑法没有相应罪名但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违法者，即恶行虽不严重，但已形成恶习，经多次治安处罚仍然不思悔改的屡犯者，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二是对于《刑法》中已有的犯罪降低罪量（恶行）标准，增加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恶习）的考量因素。即将现行某些犯罪规定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罪量标准降低，同时加入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构成要素，扩大其处罚范围。如此一来，原有劳教制度调整的两类行为便均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实际上，最高司法机关为弥补劳教制度废除后所造成的处罚间隙已颁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即2013年4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3年4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内容均是降低了这两个犯罪的罪量标准（犯罪数额减半），同时增加了对人身危险性的考量因素，已将原劳教制度调整的部分行为纳入到了刑法的调整范围。2．建立监管相对宽松的监禁性处罚措施。犯罪的严厉程度不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也有所不同，对其适用的监管措施的严厉程度也应当有所差异。轻罪、重罪的划分有时只是量上的区别，不可能根据其危害的轻重程度将其绝对划分为只能适用于监禁刑的罪犯和只能适用于社会化处罚措施的罪犯，还有相当一部分罪犯处于两者的中间状态，即处以监禁刑过重，不利于其矫正和社会化改造；处以社会化处罚措施又明显较轻，不足以防止其再犯。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依监狱的监管严厉程度不同，将其分为多种等级，如美国将监狱分为最高警戒监狱、中等警戒监狱和最低警戒监狱三个等级，①以适用于人身危险性等级不同的罪犯。有些国家还设有半监禁刑，如德国、比利时等国家设有周末监禁制度，②以处理那些人身危险性处于模糊地带（监禁刑过重，非监禁刑过轻）的犯罪分子。我国原有劳教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监管相对宽松，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且具有半监禁性质（劳教一段时间后周末可以请假回家）的处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监狱不划分等级并且没有设立半监禁处罚措施的缺陷。而劳教制度废除之后，这一缺陷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在对《刑法》的处罚范围进行调整后，还应设立一种专门适用于轻罪的处罚措施。对此，笔者设想如下：基于原有劳教制度适用的对象（也是拟修改后《刑法》的调整对象）均是罪行不重、但恶习（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罪犯，对他们加强教育更有利于其改造，对他们适用监管相对宽松并且半社会化的处罚措施，更有利于他们改造并顺利回归社会。那么，以此为指导，拟建立的适用于轻罪半监禁处罚措施应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鉴于轻罪属于原有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的中间状态，那么设立的监禁处罚措施其严厉程度应当高于行政处罚而低于刑罚，其最长期限应当以不超过6个月为宜。第二，严格贯彻教育、感化为主的指导方针，明确教育的时间和内容，强化其教育性；严格控制劳动的时间，尊重被罪犯的劳动意愿，不强迫任何人参加劳动，而且参加劳动的应当给予报酬，弱化其惩罚性，使其成为真正区别于传统监禁刑的处罚措施。第三，相对弱化监管的强度。允许家属每周都来探望，时间可以限制在一小时以内。其自由通信权不应受到限制。对于执行一定期限改造效果较好的人，可以允许其在周末请假回家一次。第四，建立其与社区矫正制度的综合治理关系。在监管期间如果表现良好，人身危险性降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提前将其放在社会进行社区矫正，帮助其回归社会。

法律制裁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犯罪 自残 法律制度

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以后，经常会采用自残的方式企图逃避法律制裁。最近刚刚报道的“凶手抢劫杀人后为掩盖犯罪真相自残39刀”的案子；“吸毒鸳鸯”为逃避警方打击，男的吞下不锈钢勺，女的吞下发卡，按照警方一贯做法，对吞物自残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采取保外就医，让嫌疑人自己取出异物后，再主动接受警方处理，但很多人不会再主动回来接受处理。更可笑的是：近日，一名因参与盗窃、一直潜逃在外地打工的蓬莱男子，听说生病或者受伤可以暂时不被关入监狱，竟故意摔断了自己的胳膊，企图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本文将通过对这一现象的了解、调查，结合古今对这一现象的司法比较，浅谈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我国关于刑事被告人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现状

近年来，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被告人采取自残的方式企图逃避刑罚处罚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被告人在作案后千方百计逃避刑罚，有的不惜以性命为赌资，采取自残的方式获得取保候审或保外就医的机会，而且一旦自残，大多拒绝就医，从而达到不被关押的目的。首先，我们谈谈关于取保候审的问题。

第一，取保候审的定义。刑事诉讼中的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滞纳金，并出具保证书，以保证其不逃避和妨碍检察、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就法律功能来说，一方面，取保候审对于不需要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取保候审更多地承载着在程序法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降低羁押率、避免交叉感染、维护当事人权利、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的功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取保候审措施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本文基于对刑事被告人采取自残的方式企图逃避刑罚处罚的现象的实证研究，分析取保候审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取保候审制度，以及在实践层面上改进其适用的对策。

第二，取保候审适用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法律上的障碍之一，是被取保候审人发生逃匿行为时如何处理。由于除了没收保证金和罚款之外，没有其他制裁措施，加之追逃成本高，证明保证人有过错十分困难，所以，实践中难以对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形成有效拘束力。

基于上文说提，正有一批利用这一制度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且以愈演愈烈的事态发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法律关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十项的规定，对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情形的，其中包括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根据该通知，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是坚决打击的，态度明确之后，制度呢？也就是解决立法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从审判实践看，这些罪犯大多罪行严重或者多次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如果任由这一现象发展蔓延，将产生极坏的示范效应，成为某些人效仿的对象。为有效规范羁押制度，防止被告人采取自残方式逃避刑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保障法院审判工作正常进行，让有罪的人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我认为我们需加强这一方面的立法，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做到有法可依，将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绳之于法，维护法的威严。

由于对自残后的犯罪分子如何处罚和执行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难以处理，本应继续审查的予以取保侯审，该判刑的没有判刑，该执行劳改、劳教的，有的劳改、劳教场所不予接收；医疗单位也不愿收治，怕承担责任。这样就形成了违法犯罪分子抓了放，放了重新犯罪，再抓、再放、再犯罪的恶性循环。犯罪后自残以逃避法律制裁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重大社会问题。

二、我国古代自残逃避法律制度的事实和立法

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尊崇《法经》，改《法经》为《秦律》使法律更具有广泛推广和使用的意义。而我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就有关于残迹人权益的法律思想记载，《周礼·秋官》中就记载着愚蠢者为三赦之对象；?《文献通考·户口》中也记载着，周朝残疾人为国中免服征役的“舍者”之一，并针对残疾人特长量能授事。??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法律儒化时期，原本裸地维护统治秩序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条文，被注入了许多维护礼教观念??，其中关于残疾人犯罪、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就是完善了对残疾人的法律制度。至明朝，已经发展很健全。《大明律》规定：“凡应八议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由于明律中对残疾人犯罪在施刑上有减免规定，以致于一些健全者诈称残疾人，更有甚者，故伤眼目，自残肢体，希图逃脱罪责，骗取减免刑罚。我们看到在对残疾人的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出现了犯罪后自残以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是否和残疾人制度制定的初衷相违背呢？

从《周礼》至明清法律，中国历代王朝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立法和刑罚对老幼废疾犯罪均实行刑罚减免等规定，一方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礼治思想，另一方面，老耄、幼小、废疾之人的犯罪行为，由于其生理、年龄等因素决定，也不足以对社会造成多大威胁，故可据其犯罪情节，以“节级优异”处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老耄、幼小、废疾之人的犯罪行为实行刑罚减免原则是基于其不足以对社会造成多大威胁，这是否意味着倘若这些自残以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屡犯不止，如前文所述之案例，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是否我们该思考残疾人制度的合理性，一个制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恶法非法，我们还应遵守吗是中国法学界委婉地称作“法律滞后”或“良性违法”的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对精神病人、聋哑人与盲人的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理。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刑法》第19条的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较中国古代刑法，注重于刑罚目的的实现。现代社会已完全抛弃古代那种复仇的刑罚目的，现代刑罚注重于两个目的：一是特殊预防，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残疾人由于其自身生理或者心理的缺陷，其再犯能力较差，通过非刑罚手段可以有效防止本人重新犯罪时，就不应付之刑罚。而对严重残疾者动之于重型，非但不能有效地儆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反而让一般人觉得刑罚过于残酷，使刑法无法产生反感、抵触和对立情绪。此外，鉴于残疾人自身的特点，将其收押在监，不仅不能创造经济价值，还要较正常人付出更为昂贵的费用，亦不符合刑罚的经济原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打击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相关规定：

坚决依法打击自残的流窜犯罪分子，应视为抗拒审查、改造、逃避惩罚的行为。对多次流窜作案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从重惩处，罪该判处死刑或徒刑的，要坚决逮捕，按照法定程序审判；该劳动教养的要及时劳动教养；该加刑的加刑，该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惩罚确定后，劳改、劳教等场所都不得拒绝接收。今后对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人员自残的，一律不准保外就医；对抓获的流窜犯罪分子及未决犯自残的，一律不准取保侯审。对因抗拒审查或改造，采取吞食火碱、拔胃管等自残手段造成伤残或死亡的犯罪分子，概由本人负责，公安、司法机关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监管、保外就医期间逃跑的，按已有规定，不计算执行期。对认罪态度较好的，接受改造，配合治疗，有悔改表现的，可将其治疗期间计算在执行期内。

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单靠临时性的时候救济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得加强此方面得立法，有法可依才能将犯罪后自残逃避犯罪扼杀在萌芽中。

三、古今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比较思考

只有找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从以上对明朝残疾人制度和目前

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分析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1.立法指导思想的缺陷??。我国古代立法指导思停留在对残疾人同情的水平上，因此对犯罪后既然罪犯已经自残达到刑罚报复的目的，亦使其伤残，因此对其不多加追究，而且当时受经济、文化、观念等条件的限制，罪犯的主观恶性也不大，加之自残，亦对社会产生不了很大的危害；纵观我国现代法律关于残疾人犯罪从轻减轻的规定，是建立在同情弱者的基础之上，因此出现犯罪后自残，行为人自己将自己制造生弱者逃避法律制裁的尴尬局面，因为法律主体的模糊性，导致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也来危害社会。

2.法律滞后。在某些领域是有法律滞后的情况，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也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所以在某些领域出现法律的滞后也是必然的，另外从中国制定法律的速度来讲，比国外快得多，国外哪怕进行很小的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制定法律的速度是超常规的，但还不能满足经济生活的需要。

上文第一部分我们看到明朝时就已经出现有明确的犯罪后自残逃避法律制裁的案例，但至今我国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加以调整，且此情况愈演愈烈，发展到团伙作案，集团作案，流窜作案，屡禁不止。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法律的公正呢？

一是尽快修改和完善犯罪嫌疑人羁押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羁押场所拒绝收押的条件，防止某些犯罪嫌疑人有漏洞可钻。

二是规范取保候审和保外就医的程序和条件，对于企图利用自残而逃避刑罚的人，决不让其得逞。

三是增加有关羁押场所的物资投入，改善羁押场所条件，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特殊羁押场所，专门关押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以避免因被告人自残而不能正常关押和及时治疗。

四是加强防范措施，提前做到预防，在抓捕或提押过程中加强看管，切实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残。

五是加强普法的力度，从根源上纠正被告人以自残方式逃避制裁的错误思想，注重宣传自残造成的危害，让犯罪嫌疑人了解自残对自己、家人、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知法懂法守法，自觉地维护社会治安，提高公民的法律素。

法律制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教育 农村偷盗 身份 法治话语 革命话语

一、引论

偷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农村和城市当中。对于偷盗行为的治理，构成了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农村，偷盗行为是一种广为存在的现象，对于这种行为的治理，构成了村庄管理和基层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国家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政治教育和刑法制裁，在大部分时期，这两种策略交互使用进行偷盗的治理，但是，在不同时期，这两种策略分别占据了不同的主导地位。在改革开饭以前的集体化时期，国家对于农村偷盗的治理，主要采取了政治教育附加刑法制裁的方式；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将建设法治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进而将偷盗行为纳入到这种法治化的进程当中，对之采取一种法律制裁的手段。这种策略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国家在治理话语上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到了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从整体上来说，是和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乡村的不断渗透是相关的。本文将结合具体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文章将对集体化时期对农村的偷盗治理进行描述；其次，将对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偷盗治理进行描述；再次，文章将对这种转变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的原因，并对原因进行解读；最后，文章将提出结论。

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偷盗治理

集体化时期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另外一种界定，时间主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这段时期，国家对农村的偷盗治理采取政治教育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和国家在其他领域展开的其他政治活动相互一致的，是政治活动、革命活动在乡村的一种延伸。同时，在这段时期，集体化导致了乡土社会中财产所有结构的变革，在以往的乡村中，私有财产占了主导地位，而在集体化时期，国家通过采取没收地主财产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共有财产在乡村的主导地位，农民的私有财产反而占据了次要地位。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偷盗治理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

在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偷盗行为广泛存在，尤其是在时期，甚至当时流行一句话“社员个个都是贼”。农民的这种偷盗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偷盗的客体。在集体化时期，农民偷盗的对象主要是粮食、蔬菜和生活物件，其中，粮食是主要方面。另外，生活物件包括锅、盆、铁锹、耕牛等。1二是偷盗的对象。在这个时期，农民所偷盗的粮食、蔬菜和生活物件等财产大多属于国家财产，这些财产或是集体所有，或是国家所有。这是该时期的偷盗行为和现阶段的偷盗行为最大的不同点之一。2在现代社会，偷盗主要是针对私人所有财产。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乡村财产所有结构的变化。在集体化时期，集体所有的财产是乡村财产的主要来源，集体财产包括土地上所种的蔬菜、粮食，和村庄、乡镇的公共设施和用品，比如电视机、收音机、电线等等。这些财产广泛存在于农村社会当中，成为了农民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主要对象。但是，在1978年以后，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往农村土地上所产的农产品就成为了私人的财产，同时，随着其他措施的展开，集体财产在乡村社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导致在乡村社会中，农民日常所触及到的大多是其他农民私有的财产，而且，这种财产处在其所有者的严密监控和保护之下。三是偷盗的主体。在这个时期，偷盗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在这之中，包括村庄干部、贫农、中农、富农，甚至还包括了插队进行农村成为农民的城市知识青年。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村庄干部和富裕农民、城市知识青年也参与了偷盗行为，同时，作为偷盗治理者的村庄干部，同实施偷盗行为的农民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谋。四是偷盗的规模。从乡村角度来讲，在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偷盗行为是广泛存在的，正如上文中所说“社员个个都是贼”，大部分的农民参与了偷盗行为；3从农民角度上来讲，则分为两个主体，一个是惯偷，另一个是非经常性偷盗者。在这里，惯偷是乡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类群体当中，偷盗和其本业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形成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4而且，这类群体在乡村社会中是公开的，村民对这类群体的成员都了解。同时，这类群体大多受到了国家的制裁和政治教育，但是，这些方式并未对其偷盗行为产生影响。其实，惯偷和非经常性偷盗者构成了一个链条，惯偷处于这个链条的端点之上，大部分的农民都分布在这条链条的不同点之上。

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农村的这种偷盗行为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治理手段：政治教育，同时，这种手段是建立在一种分类治理的基础之上。首先，依照国家的意识形态，农民被分为几个类别，其中包括干部、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其中，关于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关于农民的论述，在其思想当中，依照革命态度、财产结构和村庄地位，农民可以被分为上述类别，进而，国家对不同类别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其中，富农和地主被认定为村庄的“坏分子”，而成为的对象。5另外，作为村庄的管理者，在国家发动的对干部的革命中，干部也极易被作为村庄的“坏分子”。6其次，对于这些“坏分子”的偷盗行为，国家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政治教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写检查、通报批评和进行批斗，其中批斗的方式主要有拘禁和殴打等措施。其实，偷盗只是导致政治教育的行为之一，在此处，偷盗被作为“破坏行为”的一种，政治教育的措施主要是针对“破坏行为”的。与此相对的是，对于其他偷盗者，国家则采取了一种模糊的态度，对于那些大量实际中存在的偷盗行为，国家并未进行追查，对于现场发现和抓获的偷盗者，国家仅仅采取轻微的政治教育措施，比如写检查、通报批评等。再次，国家的这种治理随着历次政治运动呈现出一种此起彼伏的状态。在平常时期，对村庄偷盗行为的治理，大多采取比较轻微的政治教育措施，同时，在这种治理中，对于村庄“坏分子”的治理也不会过于严厉。但是，在政治运动期间，偷盗行为被作为进行政治整肃和批斗的一个重要依据，进而被作为对村庄的破坏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政治教育。同时，相对于其他人，“坏分子”也受到相对严厉的教育措施。7最后，国家司法在此处扮演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法院、检察院体系，对犯罪行为进行司法制裁；同时，在基层设立了公安局和派出所，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强制和处罚。但是，这种正式的国家治理只是扮演了一种“最终制裁者”的角色。只有那些政治教育措施已经无法匹配其 “破坏行为”或是无法终止这种行为的偷盗者，才会被移交到法院，进行更为严厉的国家制裁。而进入这个环节的人，大多是村庄的“坏分子”。8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偷盗治理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将废除，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委员会对村庄进行治理。在这些措施之下，农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农村的偷盗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一是偷盗主体。在改革开放以后，偷盗行为的主体主要是惯偷和部分青少年。集体化时期的惯偷此时依旧从事自己的偷盗行为，并成为村庄实行偷盗的主要人群，而在集体化时期进行偷盗的其他农民，此时已经不再从事偷盗行为。不过，由于教育的缺乏等原因，青少年成为了实行偷盗的另一群体。二是偷盗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偷盗的对象大多是农民的私人财产。集体财产已经不是偷盗行为的主要对象。三是偷盗规模。在这一时期，广泛的偷盗行为在村庄已经不再发生，广泛的社员偷盗已经变成“小偷小摸”。在集体化时期，在对集体财产进行偷盗时，农民之前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偷盗者都在“你争我赶”，偷盗在农民之间，成为一种公开的行为，甚至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偷盗成为“地下行动”，同时，也成为受到村民集体谴责的越轨行为，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对偷盗行为进行了另一种层面上的治理。

在这个时期，国家对农村偷盗行为采取了另外一种治理方式。这种方式治理方式是依靠正式的国家机关，依照正式的国家法律，通过审判对盗窃犯罪进行刑事制裁，或通过行政处罚对偷盗行为进行制裁。这种方式是现代社会治理越轨行为的正式方式，符合现代国家理论的要求，也是法治化建设的必要部分。相对于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教育手段，这种治理方式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理的手段。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教育，其包含的治理手段主要都写检查、通报批评、批斗、游街等，而新时期的治理手段主要是行政处罚措施和部分刑事制裁措施，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等。二是治理的机构。在集体化时期，对偷盗行为的治理，主要由村庄干部来负责，同时，村庄干部也可以实行政治教育措施；而在新时期，国家主要通过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公安系统和部分政府职能部分治理偷盗行为，村民委员会已经没有权力对偷盗者进行处罚。三是治理所依据的标准。在集体化时期，对于乡村偷盗行为的治理，依据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即偷盗行为是对村庄的“破坏”，这种“破坏”行为是同社会主义相冲突的，在此处，偷盗同其他行为，诸如“投机倒把”、抢劫、杀人、等处在同一层面，国家都把这些行为视为是对政权的反抗。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依照传统的刑法学理论，偷盗行为被作为是对个体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对国家秩序的破坏，进而对偷盗行为进行治理，也是为了维护个体的私有财产权和国家秩序的稳定。

四、话语转变和治理变革

从集体化时期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治理手段、治理主体和治理依据多方面。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治理话语的转变。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偷盗行为的治理是建立在一种革命话语的基础之上，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偷盗行为的治理是建立在一种法治话语的基础之上。这种话语同治理方式以及偷盗行为的表现形成了一个集合体，分别延伸了两个时代的社会状态。

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依据是革命话语。这种话语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阶级分析法，即将农村进行阶级划分，相关的治理建立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在集体化时期，农民被分为地主、贫农、中农和富农，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革命态度、政治角色和国家身份，国家对偷盗的治理就是建立在这种身份之上，对不同身份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手段。9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偷盗治理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治理。另外一个是政治运动。革命话语将政治生活作为村庄生活的主要方面，所有村庄活动都要围绕政治展开。对于偷盗行为的治理也不例外。具体来说，在集体化时期，通过把偷盗行为作为一种“破坏”行为，进而把对偷盗的治理纳入到村庄的政治治理当中，偷盗只是政治治理的延伸。同时，对偷盗进行治理的手段――政治教育，也是在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话语影响了国家对于偷盗行为的治理，同时，这种话语也影响了偷盗行为本身。革命话语作为一种国家话语，在进入村庄的过程中，同村庄的习惯、规范和伦理形成了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农民行动具有了不同的伦理依据。在村庄伦理当中，个体财产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而集体财产则是一种界限模糊的概念。村庄对于大量出现的集体财产，还没有建立行为的伦理基础。所以，在集体化时期，农民对集体财产的偷盗并不会受到村庄伦理的谴责，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会受到其鼓动。村庄伦理之下农民的偷盗行为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处于落后的偷盗者则会认为“自己吃了亏”。10同样，反过来，这样也可以解释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偷盗行为的减少。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私有财产重新成为村庄财产的主要部分，对农民私有财产的侵犯，不仅违反了国家法律，同时也触犯了村庄伦理。村庄的偷盗行为在受到国家监控和制裁的同时，也会受到村庄的监控、谴责甚至是制裁。村庄在盗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是偷盗行为减少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村庄在不同时代所表现的不同关系，这种关系左右了国家对偷盗行为的治理和偷盗行为本身。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偷盗行为的治理依照的是法治话语。这种话语产生于西方，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格局下传入中国，并作为中国“近代史共识”的一部分。这种话语建立在西方传统法学理论的基础上，这个话语的核心命题是以法治国，即将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和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话语主导了中国的治理活动，尤其是对农村偷盗的治理。在这个方面，这种话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分层治理。依照偷窃数额等情节，偷盗行为被分为犯罪和违法两个层面。违法属于轻微型偷盗，如果偷盗数额1000元以上或者多次偷盗，则构成盗窃罪。对于盗窃罪，依照数额大小，又分为三个级别：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针对不同的级别和层面，分别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这点构成了同集体化时期下对偷盗行为治理的重要不同。正如上文所述，集体化时期对于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是一种身份的治理，惩罚的程度不仅依照偷盗的数额，更要依照偷盗者的政治角色和国家身份。而法治话语之下，对于农村偷盗的治理则是一种针对行为的治理。偷盗被作为一种行为，对于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则依照该行为本身，如行为的危害性等。第二个是科层体制。法治话语强调对正义、自由和公平等价值的追求，同时，法治话语希望通过建构完整的程序来实现和保障这些价值。由此，就导致了司法领域的科层体制和治理领域的多环节性。国家设立多级的法院体系、检察院体系和政府体系，同时，针对盗窃犯罪的治理，有分为案件立案、侦查、公诉、审判、执行等环节，而且，审判又分为一审和二审。在不同的环节，分别由不同的主体进行治理。可以看出，在法治话语之下，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被划分为很多环节，治理被分为很多步，由不同的主体分别完成。法治话语希望通过这种体制来规避由于权力集中于一个主体所产生的恣意，从而采用了这种办法。这种法治话语左右了国家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具体来说，在这种话语之下，农村偷盗的治理成为了一种法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是主导治理的主要标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程将农村的偷盗治理和城市的偷盗治理放在同等的场域之下，同时，有设置了细致的程序，使得治理成为一种刚性的治理。在集体化时期，对农村偷盗的治理由于革命话语的影响，使得这种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极度的粗线条，进而这种粗线条使得当村庄伦理在强大的政治伦理冲击下时，国家与村庄形成了一种共谋，这种共谋为村庄广泛的偷盗行为提供了土壤。而在改革开放之下，法治话语导致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过于刚性，陷入形式主义，进而使得作为治理偷盗的重要主体――村庄――被排斥，导致了国家在治理面前的无力和苍白。同时，这种话语由于缺少同村庄的密切联系，使得这种治理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权威正在村庄逐渐流失，农民在国家权威和村庄伦理的冲突中，坚定的站在了村庄伦理这一边。近年来，综合治理概念的提出，就是希望恢复村庄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来弥补法治的不足，形成一种“综合为治”的状态。

五、结论

在农村社会，偷盗行为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对于偷盗的治理，构成了村庄治理的重要方面。由于时代的影响，中国在前三十年坚持革命话语，并利用这种话语来支配村庄治理，这导致对于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成为一种身份的治理，在这种治理之下，村庄干部作为唯一的主要主体实施治理，村庄干部掌握的治理的大部分资源、承担了治理的主要实践，同时，这种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运动在农村的延伸。在国家-村庄格局之下，国家借助革命话语和政治运动进入农村，主导了村庄的生活和结构，村庄伦理和国家形成了某种共谋。表现在农民身上，就是国家被形式得作为个体行为的辩护和借口，村庄伦理借助国家权威实现了重生。在农民偷盗中，村庄伦理成为了这种行为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威则被符号化，成为偷盗行为的附庸。过于意识形态的治理导致了虚无主义。在后三十年，法治话语恢复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开始主导了国家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这种治理是一种针对行为的治理。治理围绕偷盗行为展开，从而被分为不同环节，由不同主体分步进行。但是，这种刚性的治理产生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弊端，使得村庄本身的治理被排斥。同样在国家-村庄格局之下，国家同村庄产生了冲突。总体来说，两种治理同时反映了国家对村庄的渗透，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农村偷盗的治理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和话语下乡，这种渗透通过发掘村庄自身的潜在力量来实现，使得国家和政治成为了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村偷盗的治理反映了国家的体制下乡，这种刚性的渗透使得国家将村庄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而使得治理变得苍白和无力。更为要命的是，这种对立使得前三十年通过某种剧烈的方式在村庄意识中建立的国家权威再次流失，村庄重新作为一个主体，承担伦理功能和治理功能。

注释：

1 满永，“反行为”与乡村生活的经验世界，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2 高王凌，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3 注2第57页。

4 马维强，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

5 邓宏琴，反省：集体化时代塑造乡村干部群体的运作机制――以山西长治张庄为考察中心，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6 卢敏，湘潭“四清”运动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5月。

7 注6。

8 笔者在法院实习期间，曾经在法院档案室发现很多盗窃罪的卷宗，卷宗中的被告大多符合文中描述的条件。

9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法律制裁范文第4篇

其实王林作为一个权力的附庸者根本没有资格自比斯诺登。可能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斯诺登在去俄罗斯避难之前，也曾在香港某酒店做短暂停留。但斯诺登也有不及王林的地方，斯诺登是单身亡命天涯，而王林不仅与一些明星大腕私交甚笃，更是游走于江西官场上的“大师级”人物，全国与其“合影”过的副省级以上高官人数之多更是令人吃惊。王林这二十多年心血构建起强大的关系网络和金钱帝国，最终形成了一股隐藏的圈子和能量，而这些圈子中的权贵才是王林真正的护身符。

斯诺登作为美国前情报部门雇员，手中可能有大量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而王林手上能有什么机密？只有一种可能，王大师手里掌握了不少贪官的证据。那些曾经和他打得“火热”的官员，在做完权力与金钱的“嫁接”游戏之后，留下了什么把柄或证据。而这些证据，无疑会断了某些官员的升官发财之路，甚至带来牢狱之灾。真的把他直接给抓了，王林背后的那些权贵们怎么办？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主犯赖昌星，当年那些与他有过勾结或交易的官员们，甚至在抓捕实施前，不顾自身安危给其通风报信，就是这样才让赖昌星最后有机会逃到加拿大。而“大师”王林被媒体曝光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却迟迟不见立案不抓人。甚至涉嫌的罪名也仅仅是“非法行医”这种不痛不痒的罪名。有关涉嫌官商非法交易、地下放贷等重大问题只字不题。这是否也是故意拖延时间，给机会让他出逃至香港？

王林7月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振振有词：“我的气功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不犯法。这个是真的是假的，与大家没有关系，与法律也没有关系。这个真假，希望你们不要再去考究，只要考究我是不是犯了法就可以了。”但为什么最后却没有给法律证明其“清白”的机会，而是选择了效仿斯诺登的“政治避难”这条路？问题是，你一个骗子，有这个资格吗？

也许王林之所以心虚，是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经媒体曝光，所有的“神功”都会立马破产。前车之鉴如2010年5月，媒体报道张悟本有学历造假嫌疑；随后，卫生部否认张悟本为“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悟本堂停业，并深夜遭拆除。道长李一原名李军，号称身怀“驾驭220伏电”的绝技。在马云拜访后曝光，神话最终破产。有以上这些例子，王林知道只要媒体一曝光，自己的神功“破产”的日子就到了。否则他何必逃到香港？谁来捉他，戳死他不就得了？

从目前来看，王林虽然在道义上已经破产，但在法律上如何追究王林，以王林和很多官员都有复杂的关系来看，不排除地方办案部门可能会投鼠忌器。且王林效仿斯诺登背后一定有智囊或高人指点，看样子是准备打“持久战”了。综合来看，能不能按照法律程序追究王林的相关责任，这就要看高层的决心了。

法律制裁范文第5篇

其实，早在2002年12月，杭州市就曾发生过一起连续17人被凶手傅福权挥刀砍伤的大案，此人操起肉刀见人就砍，连他的亲生女儿也不能幸免。后经鉴定，傅福权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事实上，即使在国外，这类案件也并不罕见。1999年6月2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妇女安德烈亚・耶茨把自己4个亲生幼孩在浴缸内淹死。经鉴定，美国的安德烈亚・耶茨患有抑郁症。

这些事件无疑会让我们想到下面这些问题：精神病患者肇事后，是不是一定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本人不负法律责任，那应该由谁承担相关的责任呢？另外，作为患者家属、周围的人，如何看护好患者，并保护好自己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上发生凶杀案件并不少见，大多可发现其明确的杀人动机，或出于报复，或出于情杀，或为了抢劫，或为了，等等，对于这类作案动机明确、无任何精神病可疑迹象的案件，法院就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进行判决。

但对于精神病患者杀人，则法律上另有一些规定，我国《刑法》（1997）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说，确是精神病患者，而且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状态下造成危害结果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范围。

但是，到底肇事者是不是精神病患者，需要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而鉴定也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鉴定人及鉴定机构必须经过政府部门批准。一般地说，如果案件存在下列情况，需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1．肇事者案情发生前有精神病史，包括门诊或住院史。

2．作案人平日性格古怪、情绪不稳、行为冲动、头脑笨拙等。

3．作案动机不明，过程有悖常情。

4．案情发生后有精神反常表现。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一些人误以为只要是患过精神病，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负法律责任，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这里需要澄清一下，如果某人过去患过精神病，作案时处于精神正常状态，仍必须负法律责任，因为《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病患者肇事同样可以受到法律制裁，并不是患过了精神病就可以任意胡作非为，把精神病作为犯罪的“保护伞”。

患者惹事，监护人有责

精神病患者杀了人，经司法鉴定评定为无责任能力，是否一切完事呢？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首先，有杀人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不做安置，对社会来说无疑是个不安全因素，因此一般需安排到专门医院进行治疗，这类专门医院就是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其次，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例如《上海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条例》第七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应负责赔偿损失或承担医疗费用，情节严重的一并追究行政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通过很多类似案件发生过程的剖析，可以发现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经常存在下列问题：

隐瞒病情有的家属或监护人已觉察到家人有不正常精神活动表现，但为了“声誉”，而不愿陪同患者去专科医院诊治，直到发生了案情，才急着反映各种精神反常现象。有的家属或监护人已明知自己的家人患上了某种精神病，但对外一律隐瞒，而偷偷地给予服药，即使已发现某些危险言行，仍不愿到专科医院进行治疗。

放任自流有的精神病患者（经常是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言行紊乱，经常欲外出，甚至彻夜不归，并拒绝治疗和用药。监护人发现了并不加以重视，以无法管住为由而听之任之。

擅自停药精神病的治疗有一个过程，不是病情一好转就可以停药，有的家属或监护人并不知道这个规律，怕长期服用药物会有副反应或产生“依赖性”而擅自停药。一旦旧病复发就悔之不及了。

麻痹大意从以上司法鉴定结果可以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凶杀案件中的肇事者以偏执型患者占多。这类患者以病理性猜疑（即妄想）为主要精神症状，其外观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内向，与人少接近，但讲话仍有条理，工作可胜任，生活能自理，因此常被错误地认为“是文痴，不会惹事”，当发生了案情才大吃一惊。

因此，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了解精神病有关知识，认真负责地承担监护职责，要知道，万一精神病患者发生了肇事、肇祸行为，就要责无旁贷地承担法律责任。

看护好患者，保护好自己

精神病患者杀人，虽说防不胜防，但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如果有人出现下列精神现象、特点，应提高警惕：

1．有容易暴怒冲动，不能适应挫折，有偏执的性格特征。

2．有反复出现暴力行为的倾向。

3．有妄想（比如，妄想别人想陷害自己等），并有对妄想对象进行攻击或报复的言行。有妄想的患者发生攻击行为的情况在司法鉴定中十分多见。有妄想的患者对待外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逆来顺受，即使受人“万般迫害”也感无可奈何。另一种是对妄想对象采取攻击态度，有时这种行为可表现得十分隐蔽，难以为人觉察。但从其平日表情、言谈和举止方面，可以多少看出些苗头，当然必须细心观察。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如能提高警惕，对防止险情发生是十分有益的。

4．有命令性幻听，特别是听到声音说该去杀某某人，或者声音说某人要害他，指示他自卫，或者声音命令他自杀自伤等。精神病患者对于命令性幻听一般是缺乏抵御能力的。

需要强调的是，有的人对精神病患者不尊重，引起患者情绪激越，从而招来对方的攻击。事实上，患有精神病的人对于如“神经病”之类的话特别敏感。取笑、围观精神病患者，容易激起患者的愤怒，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就可发生意外行为。这类案件屡见不鲜，当引以为戒。

尽管精神病患者攻击人有一定规律性，但有的精神病患者的危害行为是突然发生的，没有规律可循。因此，从总体上说，防范精神病患者的危害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才更有效。当然，这主要依靠患者家属以来实施。

早期发现不要受社会上某些偏见的影响，发现了可疑的精神病迹象，仍自我安慰。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做到疾病的早诊断、早治疗。

坚持治疗治疗要系统，不要听信传言而擅自停药。当家属感到难以处理，特别当发现危险预兆时，要及时送其住院治疗。

细致观察患者作为监护人要全面关心精神病患者的精神活动，当然还包括生活起居方面。但要注意尊重患者，不要管得过严，以致妨碍其基本的自由，而使其自尊心受到伤害。

法律制裁范文第6篇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进行的调查显示，十月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六点六。与前年同月相比，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涨幅不大，但高档住房和普通住房售价涨幅都达到了百分之六以上。北京、厦门、深圳、福州等城市的房价涨幅都在一成左右。

关键词：房价，开发商，调控失误，违法经营，法律制裁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进行的调查显示，十月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六点六。与前年同月相比，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涨幅不大，但高档住房和普通住房售价涨幅都达到了百分之六以上。北京、厦门、深圳、福州等城市的房价涨幅都在一成左右。

国家统计局17日的报告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24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3。其中，空置商品住宅6680万平方米，增长7.7。财政部11月3日的一份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通报39家房地产企业存在会计失真问题。有的房地产企业刻意隐瞒的利润率最高达57。

现在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是不断持续上涨的房价和人民大众利益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和商品房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前一个矛盾是由后一个矛盾引发并决定的。但是前一个矛盾是必须解决的突出矛盾。而解决前一个矛盾必须有赖于后一个毛短的解决。按照商品交换规律，商品价格随着市场商品供求关系而上下变动。房价上涨是由于商品房供需矛盾决定的，即商品房的供应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市场购买需求，这是开发商对自己房价上涨的合理解释。但是事实上由于开发商恶意操作和制造不实的商品房供求信息，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供求信息大量失真。所谓的供需矛盾是假象，毫不客气地说开发商违法投机经营和房地产政策和调控措施的失误是造成房价不断上涨的根本原因。

房地产价格在宏观调控中持续不断的上升。国家把税收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要手段。同时又不断的上调地价，这些税收和增加的土地成本在房地产市场最终都有消费者承担，这就是房价越调越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了。而开发商以给国家上缴税收而大谈房价上涨的必然性合理性。地方政府以房地产支柱产业解决财政收入和解决一部分人就业而偏瘫开发商。

解决问题要/！/从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入手。解决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虚高问题，同样要从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入手。价格问题自然是由商品的供需矛盾产生的。有人说之所以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是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突出，需求过大，卖方市场，是这样吗？简直是无稽之谈。在早些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待售商品房有60之多，考虑到调控因素就是现在降低一半30也是顶天的事情，明显是供大于求。国家统计局17日的报告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24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3。其中，空置商品住宅6680万平方米，增长7.7。而一些人却说是供不应求。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突出和信息不对称呢？根本的问题是开发商的违法违规操作，和不合理的国家房地产市场销售管理制度。开发商为了套取银行资金，和内部员工、银行之间勾结签订虚假销售合同套取银行贷款；捏造虚假销售合同制造房子销售一空的假象；或者用虚假的集团购买方式实现房子整体转移；或者虚假的宣传或其他手段囤积房屋和土地，从而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房屋供应紧张。而银行的不合理的房屋预售按揭贷款制度和西方资本操控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是开发商囤积房屋而无资金顾虑，因为他们从虚高的房价中和银行的贷款中，只要有40的房子售出就无亏损和还贷的压力和风险。

据央视报道：韩国房价暴涨，政府调控措施迟迟没有成效，而主管部门的政策言论又刺激了房价继续上涨！民众反映强烈不满，韩国政府责令主管房地产的建设交通部长秋秉直辞职。同时，一同辞职的还有，韩国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李百万和青瓦台经济辅佐官丁文秀。我国的房价虽然和韩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的房价连续两年调控收效甚微，谁为高房价和调控不利承担责任呢？

在“建设部通报严重扰乱房地产交易秩序十大典型案例”中，我们注意到对于违法经营的开发商的处罚最多是罚款3万元人民币，多数是

整改通知。而开发商挪用和占用业主住房维修基金很是普遍。典型的如广州的28家开发商在业主的追讨下，和房管部门的催促下，迟迟不能归还住房维修基金。这种公然的无视法律和监管的行为竟然没有处罚措施。而开发商挪用、侵占住房维修基金进行违法的使用所获取的利润应当归谁呢？这些开发商多半是当地政府的座上宾，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开发商之所以如此大胆的藐视法律和监管，违法投机经营，在于地方政府的背后支持和推波助澜是跟不开的。

法律制裁范文第7篇

互联网开创了人类生活的新时代，也迎来了法律变革的新契机。网络的技术架构与规则架构是互联网赖以维序的两个重要支柱，前者塑造了网络的世界，后者则将网络改造为人类活动的规范与秩序的世界。不过，网络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合法的利益增长，更有违法与失序的利益分配。近些年来，网络犯罪的持续增长、进化与变异，以及所导致的对传统法律体系与规则的冲击，逐渐成为立法者、司法者和理论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大时代性课题。

要同等重视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

交互性、虚拟性和无限延展性是网络空间区别于传统世界的巨大特点，由此也催生了互联网完全“自由”的理论，这种观点在互联网诞生之初一度甚嚣尘上。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政府对互联网确实怀着巨大的宽容之心，传统法律规则也没有及时延伸进网络空间，但是到了今天，就必须要将网络空间的法律建设放在与现实空间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甚至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网络，防止网络成为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的“软肋”，防止网络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空间和平台。

网络空间也是利益空间，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有利益的地方，就应当有规则的存在。法律实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控机制，法律表达利益、建立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利益冲突，通过法律责任的方式，使侵害利益的人受到惩罚，使受到损害的人得到弥补和补偿，重建利益格局。网络空间既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也是一个现实的利益载体。首先，网络潜藏的巨大经济利益需要法律保护。互联网是新经济的推进器，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并且发展极其迅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预测，未来5～10年，我国电子商务将有5～10倍的成长空间，预计到2015年，电子商务网上消费者将从2009年的1.5亿人增长至5亿人，电子商务网上零售交易额将从2009年的2630亿增长至2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2.1%增至7%。届时，我国将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拥有世界第一的电子商务应用规模。网络蕴藏着如此巨大的经济规模，很难想象它整体游离于法律之外会是什么样子。其次，网络对国家和社会具有的秩序价值，更加凸显了法律介入的必要性。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人，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较2009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网络实现了由“信息媒介”向“生活平台”的转换。网络开始由“虚拟性”向“现实性”过渡，网络行为不再单纯是虚拟行为，它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意义，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网络社区，网络已经逐渐形成自身的社会结构，并对现实空间形成了巨大的辐射效应。例如，发生在日本的核泄露事故经过网络的不断传播、放大，最终在我国演变为全国性的食盐哄抢事件。

传统法律全面滞后于网络发展，理应加强研究。令人尴尬的客观事实是：一方面，网络技术的更新带动着网络犯罪的快速发展与持续变异；而另一方面，相应的法律规则却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才会出台。也就是说，当立法者、理论研究者终于把握住网络中某一类型的犯罪特性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时，却发现它已经被新的犯罪样式所取代。由此导致的尴尬是，新的法律规则刚一生效即在事实上宣告无效，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刚一面世就面临着退市。传统的法律规则和法学理论在信息时代全面滞后，难以照搬、套用于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中的违法、犯罪行为10余年来爆发式增长，它的实际危害和现实中的违法、犯罪并无差异，而最终受到法律追究的比例却低的惊人，网络几乎成为技术暴徒的“栖息地”和“欢乐谷”。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犯罪总量持续在高位运行，年平均在470万起左右。而网络犯罪的发案率，根据业内的最保守估计，应当是两倍于这一数字。但是，网络犯罪的立案量年均不超过3000起，和有罪判决量，年均不过百余起。进入司法视野中的网络犯罪数量过少，导致立法的反应速度极为迟缓。网络技术和网络犯罪的新陈代谢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网络犯罪现象层出不穷，而立法和刑法理论对之的回应却软弱无力，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这一事实值得警醒。实际上，在信息化时代，不仅传统刑事法律规范之于网络空间的脱节是全方位的，甚至整个中国法律、中国法学也因为无视网络空间而开始逐渐和现实相脱节。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法律体系不均衡的情况下，只有更加重视网络法学的发展，才能达到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同等重视的程度。

要同等重视法律制裁和技术防控

网络时代是信息技术的时代，网络空间是由信息技术建构出来的空间，同样，网络犯罪主要以技术犯罪为表现形式。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技术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可忽略法律制裁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独特功能。

单纯技术防控具有显著的缺陷与局限。网络中的犯罪主要包括直接侵害网络的犯罪和以网络为犯罪媒介的犯罪两种类型。其中，前者直接损害了网络的信息和系统安全，历来是网络安全建设关注的重点。犯罪的技术性特征是网络犯罪的显著特征。无论是非法入侵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复制、添加、删改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资源，还是盗窃他人的账号，抑或对他人计算机进行非法控制，乃至制作计算机病毒和木马的行为，无一不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实现。在网络中，技术能力是衡量个人行动能力的标尺。防守严密的美国国防部电脑系统是世界各国黑客最青睐的攻击对象，而该系统经常有被入侵成功的案例。通常而言，技术防控做的越差，系统的安全指数就越低，系统被侵入和破坏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进行技术升级、加强技术防控措施就成为维护网络安全的首选。但是单纯的技术防控具有明显的局限：首先，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几乎无穷尽的犯罪技术，技术防控措施对此疲于应对。一方面，网络空间中病毒和木马更新的速度已经到了令人乍舌的地步，而技术防控措施只能立足于已有的经验教训，它对新的攻击手段和破坏措施的防御能力有限。同时，技术防控做的越好，它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总有一些自命不凡的黑客想以此检验自己的技术实力。就它建立的初衷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其次，计算机信息系统是分散的，技术防控也是独立的，为了实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网络安全，很多的系统都在做升级，但是，技术防控措施做的越好，它的自身体系就越为复杂，实际上也就更加脆弱和更容易崩溃。

法律制裁与技术防控不可相互替代。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离不开法律和技术两种手段的并用，它们不可相互替代、不可偏废。首先，技术防控着眼于事前之预防，法律制裁着眼于事后之惩戒。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技术防控是针对未受侵害的系统的保护，是法律介入之前的积极保护，它起到防范网络犯罪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充分有效的技术防御已经可以将多数网络犯罪拒之门外，是对潜在犯罪分子的技术威慑；而法律制裁则是针对潜在犯罪分子的心理威慑、社会威慑。法律制裁着眼于事后行为之惩戒，通过对犯罪分子迅速、有效地惩罚，达到阻遏再犯的目的。法律制裁是防范网络犯罪的第二道防线。技术与法律共同构成了打击网络犯罪的综合性梯度化处理措施。其次，技术防控针对孤立的系统安全，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而法律制裁针对网络安全整体，具有一体通行的效力。法律制裁是技术防控的后盾，离开了法律规制，严格的技术防控反而会引来越频繁的网络犯罪。

网络安全这架马车的行驶轨迹和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法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单方操控能力与驾驶水平，它的平稳行驶需要法律和技术两根缰绳。技术部门和立法、司法机关不能再各自为战，技术防控只有和严厉、及时的法律制裁双管齐下，才能有效维持网络秩序的稳定。

要同等重视国内网络法和国际网络法

过去百年，中国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继承传统”和“法律移植”之间寻找平衡，更多的是“拷贝”和复制，间或有零星的寻求法律传统，几乎没有过法律输出的想法和实际尝试。伴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程度的加深，以及中国整体实力的跃升，努力构建适应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规则，已经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在法律全球化时代，法律规则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因此，法律输出将成为整个中国法学界都必须正视的现实和逐步探索的任务。

法律制裁范文第8篇

一、经济法责任概念

法理学上对责任的释义有义务说、处罚说、后果说、责任能力说、法律地位说等，我国法理学界有代表性的学说是后果说与义务说。如，有学者认为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也有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总之，我国法理学上把责任视为法律对当事人的一种否定态度和主体行为引起的一种消极后果。这里有必要澄清几个相关概念：

1、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虽有密切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诸如性质、对应关系、范围、法律约束力等方面多有不同。比如，虽然存在义务，但义务人正确地履行了义务，也就不发生责任问题。二者出于不同的法律规定，法律义务相对的是法律权利，而法律责任相对的是国家权力；法律义务可因相对权利主体放弃权利而不必履行，法律责任之不为（依法免除除外）则导致国家强制履行。

2、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制裁。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也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法律制裁是指由国家特定的机关对责任主体，以其所应负的法律责任实施惩罚性的强制措施。二者的联系体现在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二者的区别在于有法律责任不等于一定有法律制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分为主动承担和被动承担两类，在主动承担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法律制裁。”因此，对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三者的关系可以做如下归纳：违反法律义务，可能产生法律责任，但不是必然也不是唯一的产生法律责任的渠道；产生了法律责任，就可能引起法律制裁，但也不是必然的结果。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是三个密

切相关但不能等同的概念。

二、经济法责任特征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特征，学界有不同论述，概括起来，大致主要有：1、认为经济法的责任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复合性、明显的公益性、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2、认为经济法责任的违法者损失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承担的主体更多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法人；3、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相互分离性、双重性和社会性；4、认为经济法责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双重性、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功能因主体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形式具有适用范围的特定性，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团体）责任；5、认为经济责任是违法者对社会的责任、财产责任和人身责任并重的责任、补偿性与社会惩罚性相结合的责任、构成要件具有特殊性的责任，追究经济责任的国家机关既可以是法院，也可以是行政机关；6、认为经济法责任并非纯粹而全新的责任，必须适当借助传统的责任形式，以社会性责任为固有责任。

笔者认为，经济法责任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不容忽视：一是经济法责任的综合性，即经济法的责任形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二是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即民事责任是个体对个体的责任，行政责任是个体对国家的责任，而经济责任是违法者对社会的责任。

三、经济法责任实现

如前所述，经济法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因此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也应区分对待。具体而言，当责任主体的行为具体侵犯了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时，该受害者得以根据相应的经济法规定和民事诉讼法来主张权利，追究行为者的责任，这点并无疑问，可以解决。同样，如果责任主体的行为危害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国家的管理权威，相关机关根据相应的经济法规定及其他法规追究责任者包括行政责任在内的经济法责任。如，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肢解公司、公告违法记录等等，这些可以实现。问题在于借用行政法律责任的调整机制，经济法责任的实现在现行制度内可能变得无所适从。事实上，过分依赖行政权力的介入，不但难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毕竟与行政机关代表的国家利益不同，而且还会给权力寻租、增加机会，不利于控制日益膨胀的政府权力。因此，司法的最终裁判权必须得到确认和运用，尤其是追究调控主体的经济法责任时，应当由司法权力介入以规制行政权力，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然而，运用司法权力规制经济法主体行为时，问题迎面而来：抽象行为在行政诉讼领域尚缺乏司法审查的空间，在没有自己独立诉讼程序的经济法领域更是欠缺运作的余地。行政权力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具有专业、全面、灵活、迅速的特点。因此由专门的行政机关来主管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较之其他管理方式更具优势。纵观我国现行经济立法，往往是规定了主管行政机关广泛的职权，而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规定得极为抽象。国外的竞争法虽然也规定专门的主管机关，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日本及韩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但这些机构一般只对违反竞争法的行为享有调查权、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权利，而没有直接的处罚权。事实上，经济违法行为无处不在，单靠力量有限的主管行政机关的执法难以奏效；而赋予其广泛的权力，对权力本身的监督是个棘手的问题；单纯依赖行政执法难以保护受害者私人的利益诉求，经济法责任中的社会性与经济性结合的特点也难以体现。使司法权在当事人有诉求的时候介入经济法责任的认定与落实中，无疑具有必要性。特别是对于调控主体的经济法责任，只能由司法权来裁判和执行，否则等于自己监督自己。

综上所述，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地位和自身特征，应当加以归纳和研究其具体类型与实现途径，以此实现国家权力对市场失灵的良性干预，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制裁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信用同样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电子商务和信用服务都是发展很快的新兴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从二者的关系看,一方面,电子商务需要信用体系,而信用体系也很可能最先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广泛的应用并体现其价值。本文简单阐述了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信用系统的现状,以及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发展情况。

电子商务中的信用在大多数网上消费者看来是动态的和变化的。信用是基于购买经历慢慢形成的。对于每个购物网站,网上消费者都是从初期的初步认知,到前期的浏览了解,然后到中期的购买尝试,最后才形成成功购买后的基本信任。这个信任度会随着成功购买经历的增加而逐步增加,即网上购物商家在每个网上消费者眼中的信用随着其成功购买经历同步形成和稳定。而在信用形成的过程中,初步尝试是消费者决定信任网站最重要的一步,而网站信用一旦形成,对于保持既定购买者数量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网上消费者对商家的信用是伴随着消费过程培养出来的,同时也在心理上不断消除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一、四种风险

1.财务风险:购买中损失金钱或者支付过多金钱的风险。 消费者可能由于信用卡信息泄漏,病毒影响网站银行转账或丢失账号密码,以及购买支付后商家恶意或由于履行能力丧失导致的不发货都有可能导致消费者的财务风险。

2.业务风险:收到错误或者故障商品的风险。 由于电子商务商家的物流体系不完善或者信息处理不及时等原因,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后收到错误的、延期的或者故障商品的风险。

3.社会风险:由于购买使购买者受到不好社会影响的风险。 消费者可能在购买中被要求填写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由于网站数据库技术问题或者商家为了商业利益而泄漏,便存在消费者由于信息泄漏而遭到恶意侵害或者广告烦扰的社会风险。

4.物理风险:购买到对身体有害商品的风险。

二、电子商务及信用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政策法律环境将对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造成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信用体系大象无形。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人们确立了几种基本模式,那就是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与信用保障。在电子商务和网络发展的初期,人们更多地偏重于从技术上进行规范,如加密、认证等安全措施,都是以技术为核心的。但很快人们就认识到了过于依赖技术手段解决电子商务中的问题存在着弊端,便开始更多地考虑行政管理和法律制裁。而信用保障与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相比,又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从一定意义上看,信用保障主要是创造一种可信赖的商业环境,尤其是与法律制裁相比较,它既是一种“软环境”,具有法律制裁所难以具备的防患于未然的功效,又不会面临技术手段难以解决的交易安全性与便捷性的矛盾。电子商务的生命就在于其快速和便捷性,如果过多地利用技术手段和行政干预手段对网上交易进行管理,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性,但却恰恰限制了网络交易方便快捷的特点,使其优势丧失殆尽。所以,总的来看,在规范电子商务活动的四种主要措施中,信用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灵活且最有可能与电子商务本身实现良性互动的规范模式,它可以无处不在却同时能做到大象无形。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由于电子商务与信用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做到无缝连接,这种无缝连接所带来的效率和便捷正是电子商务所必需的。而在行政管理及法律制裁中,我们发现,要实现它们与电子商务的无缝连接还是十分困难的。

2.四种信用模式的利与弊。电子商务作为虚拟经济、非接触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作保证,其生存和发展都将十分困难,个人和企业的交易风险都将提高。比如,买家付款后不能及时得到商品、卖家卖出商品不能保证收到货款、商品质量问题、网上重复拍卖等等问题,都难以避免。

三、如何对电子商务的信用问题进行监管

1.监管问题是一个在制度层面上影响着电子商务在中国应用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它也如同系统支持方面的相关技术因素一样,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是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共政策问题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法律和道德是所有商业环境监管部分的关键组成部分。事实上,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道德及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2.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严格的法定规则,在其司法范围内监管所有公民或组织的行为。而道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规定哪些是正确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但在今天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对正确和错误的定义并不总是十分明确。正是因为电子商务开创了一系列现有法律没有调整约束到的行为空间,所以道德就在这中间扮演了一种很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一些从事电子商务的机构就需要一种自有的指导方针,来规范特定情形下行为的合理性,以此来规避一些法律问题。

简而言之,法律、道德和技术是监管范畴中的三大要素。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管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多维度,不断协调的理念之上。法律是其基石,是最终的途径,最上层的概念,它本身的产生需要更大范围的调查和讨论,并和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法制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一些道德问题在未形成法律之前,应当给予私人、公司,以及机构更多的决策权,这本身便有利于在全球背景下形成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环境,也有利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总之立法应当更大限度地体现出对于道德和技术更加宽容的态度,这才是监管的核心点。

法律制裁范文第10篇

-责任与债从融合到分离

研究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需要研究民事责任的立法例，把握其脉络，才能了解其发展趋势。民法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体系包括其民事责任体系，主要受罗马法的影响。因此，首先需要从罗马法的民事责任体系讲起。在罗马法上，责任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与债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的。“债权、债务、债之关系，夫此三种不同之名词，拉丁文均作‘obligatio’”。（注：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44年发行，页123.）债，在罗马法上有时是指法律关系。债是“当事人之一方依法得请求他方为一定给付之法律关系也。”（注：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44年发行，页123.）有时是指履行义务的法锁。“优帝法典所述之定义曰：‘债者，依国法而应负担履行义务之法锁也。’”（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604.）“有时（至少在优士丁尼法的文献中）还指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注：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283.）学者在论述罗马法时，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债的。有时将债务与责任混用，例如说：“债之关系有两方面：一方面系要求对造履行约定或法定之义务，他方面系向对造尽履行之责任。”（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604.）有时将权利与责任相对比而言。例如说：“侵权云者，谓对于个人法益受侵害而发生损害赔偿之权利也。衡之罗马法例，权利之侵害有可以回复者，有不能回复者。其可以回复者，则为契约上之请求权；其不能回复者，则发生赔偿之责任。”（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708.）“在昔罗马法，债务与责任合而成为债务之观念，责任常随债务而生，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注：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页3.）在罗马法上，责任体现在债的效力之中，体现为“债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如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履行或赔偿损失。”（注：周＠①：《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629.）

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将责任与债务两个概念区别开了，但是，各国规定有所不同。法国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或不作为之债，在债务人不履行之场合，均引起损害赔偿。”（注：这里依据由罗结珍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的《法国民法典》。由李浩培等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的《法国民法典》第1142条的译文是：“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在债务人不履行的情形，转变为赔偿损害的责任。”）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行为发生之人，应对该他人负赔偿之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法国民法典把义务、债务与责任作了区分。但是，并未作严格的区分。例如，该法第1382条规定侵权行为的后果是负“赔偿之责任”。第1370条第4款却明文规定侵权行为属于“由于债务人本人而发生的债”。

德国民法典第2编第1章第1节的题目是“给付义务”。其中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第249条前段规定：“负损害赔偿义务的人，应回复损害发生前的原状。”第276条第1款前段规定：“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第280条第1款规定：“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使给付不能时，债务人应对债权人因不履行而产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值得研究的是，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不同，没有将损害赔偿明确认定为责任，而是有时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义务，有时将损害赔偿认定为责任。从立法例考察，德国民法典“设有损害赔偿之债之一般规定（249-255条），盖损害赔偿之债，不仅可由侵权行为及债务不履行发生，此外依法律之规定及当事人之法律行为亦均可发生，自应设有一般性之规定，以资适用。”（注：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三民书局印行，1978年版，页282.）

在上述立法例中，责任与债务经常相混。郑玉波先生对此作了鲜明的解释。他说：民事责任之意义，得分为二：第一种意义，“民事责任乃某人对于他人之权利或利益，不法的加以侵害，而应受民事上之制裁也。”这种“民事责任乃债务（损害赔偿债务）之成立的因，亦即‘责任为因，债务（损害赔偿债务）为果。”第二种意义，“民事责任乃债务人就其债务，应以其财产为之担保之谓。此种民事责任乃债务成立之后之结果，亦即’债务为因，责任为果‘”。“民法上所谓之’债务之一般担保‘，即指此种意义之民事责任而言。在现行民法中，以有债务即有此种民事责任为原则，故债务与责任两者，常混而为一，互相代用”。（注：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台湾永裕印刷公司1983年版，页113-114.）

在责任与债的关系上，日本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相同的是，设债编总则。不同的是，没有设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而与法国民法典一样，将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分别规定。日本民法典第3编债权共5章，其中第5章是侵权行为。由此可见，日本民法典与法、德两国民法典的共同点是将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视为债，对责任与债未作严格的划分。

以上是民法法系国家民法典中，关于责任与债的立法体系的三种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颁布的苏俄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该法典有3编债权共27章（第15-42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债的一般原则（第15-20章），第二部分债的种类（第21-42章）。第19章题目是违反债的责任，专章对违反债的责任作了规定，突出了责任的地位。第40章是因致人损害而发生的债。该法第444条规定：“对公民的人身或财产造成的损害，以及对组织造成的损害，都应当由造成损害的人全部赔偿。”该章其他各条均从不同的角度规定损害赔偿问题。该法与其他各国民法典不同的是，不用“侵权行为”，而用“因致人损害而发生的债”。它的特点是不笼统地规定侵权行为之债，而直接规定侵权行为的后果即损害赔偿之债。该法将因致人损害而发生的债，作为债的分则中的一章，即认定因致人损害而发生的责任是债的发生根据之一，这与其他国家民法典将侵权行为认定为债的发生根据之一大体相同。1994年和1995年先后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包括了债的全部规定，保持了原苏俄民法典将违反债的责任及因致人损害而发生的债独立成章的特点。

我国至今尚未颁布民法典，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称民法通则），是我国重要的民事一般法。该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第6章），将责任与债分离。该章分四节，即一般规定、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1995年颁布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3编规定民事义务与民事合同。该编第1章是总的规定，其中第3节是民事责任，内容是规定“不履行民事义务的民事责任”。该编第5章是合同外的损害赔偿责任，其中第609条规定：“任何人故意或过失侵犯

公民的生命、健康、名誉、人格、威信、财产及其它合法权利、利益，侵犯法人及其它主体的名誉、威信、财产并引起损害时，必须赔偿损失。”该编规定的“民事义务”的定义在第285条作了规定：“民事义务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一个或数个主体（称为义务人）必须为了另一个主体或另一些主体（称为权利人）的利益作出一定的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的行为。”由此可见，这里讲的“义务”，与其它各国民法典中的“债务”的含义相同。该法明确使用“损害赔偿责任”的概念，而不用“损害赔偿义务”的概念。该法与民法通则的相同点是，一是将责任与义务（债务）区分开了，二是对民事责任有独立的规定（独立成节，而不是成章）。不同之点是越南民法典用“义务”而不用“债务”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法国、德国、日本三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三种立法例，关于责任与债的关系的规定在体系上的共同点，是对责任与债作了区分，明确提出了责任的概念。同时，又规定损害赔偿责任产生债务，这就说明该三国民法典对责任与债务未作严格的区分。在体系上的区别是德、日两国民法典都设有债的通则，法国民法典没有统一的债的通则，而是设契约或约定之债的一般规定（第3卷第3编），与之相并列的是非经约定而发生的债（第3卷第4编）。这样规定表明非经约定而发生的债，不适用契约或约定之债的一般规定。从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开始，进一步突出了责任的地位。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从整体上突出了民事责任的地位，并将民事责任与债作了区分，形成了另一种民事责任体系。

从立法例考察说明责任与债的概念由不分到区别，责任与债的关系由融合到分离，是个合理的发展过程。

二、民事责任的本质及其与民事义务的区别

-民事责任都能转化为债吗？

（一）民事责任的本质

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探讨民事责任的本质，需要从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以及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本质讲起。关于权利、义务、责任的概念与本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本文不作详论，仅就与民事责任的本质有关者作简要论述。

法理学上对权利的释义有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尺度说、选择说、手段说等多种学说。有学者认为，权利是“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由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段。”（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03.）有学者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86.）上述两个关于权利的释义强调权利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使权利人获得利益。由此可见，权利的本质是利益。民法学上对民事权利的释义也有多种。本文参考法理学界的手段说，对民事权利的定义表述如下：民事权利，是指民事法律规范赋予民事主体满足其利益的法律手段。民事权利的本质是民事利益。

什么是义务？有的法理学者说：“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即由国家规定或承认，法律关系主体应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05.）另有学者认为：“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86.）前一个定义所说的对主体的限制或约束，目的也是保障权利人获得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义务的本质是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必要条件。在通常情况下，权利人实现权利，也以自己履行义务为条件，这正是权利与义务对立统一的表现。在民法学上关于民事义务的释义也有多种。本文参考法理学界对义务的释义中的手段说，对民事义务的定义表述如下：民事义务，是指民事法律规范规定或当事人依法约定，义务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行为，以满足权利人的利益的法律手段。民事义务的本质是权利人实现民事权利的必要条件。

法理学上对责任的释义有义务说、处罚说、后果说、责任能力说、法律地位说、“含义组合说”等。我国法理学界有代表性的学说是后果说与义务说。有学者认为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504-505.）有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22.）前一释义所说的后果的内涵也包括了赔偿、补偿或惩罚。与权利和义务的本质相比较而言，应当说责任的本质是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使权利人实现其权利的辅助条件。从宏观上讲，责任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法律措施。民法学界对民事责任的释义也有多种。本文参考法理学界的后果说，认为：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的本质是促使义务人履行民事义务，使权利人实现其民事权利的辅助条件。

（二）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的区别

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是民法上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主要区别如下：

一是性质不同。从权利、义务、责任三者的关系看，义务的本质是权利人实现民事权利的必要条件。民事义务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规定而产生，是为了权利人实现其权利。义务是义务人“应为”（传统术语是“当为”）的行为。应为而为，即义务人履行了义务，则权利人的权利得到实现。从权利、义务、责任三者的关系看，民事责任的本质是促使义务人履行民事义务的辅助条件。义务人应为而不为，即不履行民事义务，其结果是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实现。因此，义务人则应当承担其后果，即承担民事责任。

二是对应关系不同。民事义务与民事权利相对应。通常，有民事权利即有民事义务，有民事义务即有民事权利。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相对应，但不完全对应。说其对应，是指在通常情况下，有民事义务才会有民事责任，没有民事义务就不会有民事责任。说其不完全对应，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民事主体能自动履行民事义务，因而不发生民事责任问题。传统民法学说强调民事责任与债务（民事义务的一种形式）的统一性，认为二者以合一存在为原则，而忽视二者的区别。“债务与责任原则上系相伴而生，如影随身，难以分开。”（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台湾版，页116.）如果说债务与责任以合一存在为原则，是指责任是“债之一般担保”，“在现行民法中，以有债务即有此种民事责任为原则”。（注：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台湾永裕印刷公司1983年版，页113-114.）确切地说，把责任视为“债之一般担保”是学理上的概括，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说：“债之效力最重要者，为给付之强制执行与其利益之损害赔偿，……然强制执行，除以物之交付为标的者外，仍系命债务人为金钱之支付（代执行及间接强制），而损害赔偿亦多以金钱填补，故民法债之效力，结局归于请求金钱之支付。在现今法制，为使债务人支付金钱，惟有处分其财产以换取之。古代法之强使债务人服役，或以之为奴隶出卖，而以其所得清偿债务，或拘押债务人，而迫其亲友代为清偿之手段，在今日已摒而不用。故债之效力之最后手段，乃不出于债务人之一般财产。”（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328-329.）由此可见，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作为“债之一般担保”，实质是指“债之效力的最后手段”，或者说是以“一般财产”为极限，这显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民事责任的概念。责任是不履行债务的后果，如果债务人履行了债务，就无责任可言。实践中通常是债务人自动履行债务，而没有责任，少数情况下债务人不履行

债务而产生责任。应当说责任与债务相分离为常态，合一存在是例外。

从另一个角度看，民事义务又是与救济权相对应的概念。（注：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93.）但是，这种对应是存在责任的情况下派生的对应概念。先有责任，后有救济权，而不是相反。

三是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的范围不同。民事义务通常与民事权利相对应，在财产关系中，义务与权利有对价性。民事责任主要是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也有对价性。但是，责任的范围不限于对价，当事人约定的责任可以有惩罚性，例如惩罚性违约金。民事法律规定的责任也有惩罚性的，例如，故意侵害他人人身，造成他人精神损害，情节严重的，司法机关有权依法裁决侵权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金。此外，民事责任不限于赔偿，还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等。

四是法律拘束力不同。民事义务产生以后，有法律的拘束力。这种拘束力是指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应承担民事责任。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平等自愿原则，对义务的履行没有强制性，权利人不能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司法机关也不能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在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实质是强制义务人承担责任）。民事责任具有强制性，在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权利人有权请求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或请求司法机关强制义务人（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

区别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有重要意义。

首先，区别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是完善民法理论的需要。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民事义务（债务）产生民事责任，又说民事责任产生民事义务（债务），如此循环，那么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债务）还怎么区别？

其次，区别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是正确处理民事法律关系的需要。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有本质的不同，对于不同质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权利人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强制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能请求司法机关强制义务人履行民事义务。我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里明确规定“继续履行”是一种违约责任。民事责任的范围基本上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但是，民事责任形式则只能由法律规定。

三、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的区别

-民事责任的自动承担与强制承担

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是否同一概念？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是否同一概念。法理学界对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关系的认识不同。有学者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等同，认为：“法之有效推行亦必以实力为其后盾，当法规范的内容受到违反时，它就要借重实力，对于违反者实施处罚或强制，这种处罚或强制，统称为制裁”。（注：韩忠谟：《法学绪论》，台湾雨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1994年版，页69.）“法律的制裁，乃指国家对于违反法律者所予的惩罚”。（注：管欧：《法学绪论》，台湾蓝星打字排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页191.）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律责任是与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505.）以上三位学者都只讲法律制裁，而不讲法律责任，显然是把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等同。有学者把法律制裁看作“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对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不作严格的区分，认为：“惩罚即法律制裁，是国家通过强制对责任主体的人身、财产和精神实施制裁的责任方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列举的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有三种，即惩罚、补偿（赔偿）、强制。（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27-128.）沈宗灵教授明确提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不同。他说法律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版社2000年版，页505.）“法律制裁，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对违法者依其法律责任而实施的强制性惩罚措施。”他指出：“法律制裁与法律责任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法律制裁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方式。法律责任是前提，法律制裁是结果或体现。法律制裁的目的，是强制责任主体承担否定的法律后果，惩罚违法者，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和秩序。另一方面，法律制裁与法律责任又有明显的区别。法律责任不等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责任不等于一定有法律制裁。”他还明确提出了法律责任的承担分主动承担和被动承担两类。他说：“法律责任的承担是指责任主体依法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分为主动承担和被动承担两类。……主动承担的方式，是指责任主体自觉地承担法律责任，主动支付赔偿，补偿或恢复受损害的利益和权利。……被动承担的方式，是指责任主体根据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确认和归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527-528.）沈宗灵教授提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区别，并将法律责任的承担区分为主动承担和被动承担两类，是对法律责任学说的发展。这一发展对于深刻理解法律责任的本质和内涵，对于立法和司法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完善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弄清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的区别，有必要对制裁的概念作进一步推敲。制裁一词与惩罚、强制两个名词相关联。惩罚一词又与处罚一词相关联。处罚是一个内涵较广的概念，如对罪犯的处罚，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罚等。惩罚比处罚的程度重，可以说惩罚就是严厉的处罚。惩罚可能是对人身的拘束，如拘役；也可能是对责任主体的财产予以没收，或使其承担惩罚性赔偿金或违约金。强制，是强迫的意思。强制可以用人身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强迫某人作为或不作为。惩罚与强制的内涵有共同点，侧重点不同。惩罚侧重在其后果；强制侧重在行为，在于其强制力。有学者在解释权利时，主张“法力”说，认为：“权利是受法律保护，得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实力。”（注：施启扬：《民法总论》，台湾大地印刷厂1993年版，页25.）也就是说，为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对不履行义务的人或违法行为人，应当施以法律实力，即法律的强制力。由此可见，制裁的特点在于强制力。制裁一词从词义上讲，是指用强力管束并惩罚有不法行为的人。法律制裁包括违宪制裁、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

什么是民事制裁？对此民法学界论说不一。民法通则第134条第1款规定了10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人们对第3款的理解差别较大。有学者不把第3款的规定看作是民事责任，也不认为是民事制裁，有的大学教材不写第3款的内容。（注：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页43-50民事责任一节。）有学者把第3款理解为“强制措施”。（注：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701.）有学者将第3款理解为“民事制裁的方式”。（注：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下）》，页1069.）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34条第1款是“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第3款是“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方式（民事制裁）。（注：杨振山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11-612.）参考沈宗灵教授关于法律制裁的定义，本文认为对民事制裁的定

义可表述如下：民事制裁，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时，由司法机关对其实施的强制或惩罚措施。本文认为民法通则第134条第1款规定的是10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学理上又称民事责任形式）。对此该条第3款有明确规定：”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3款则是10种民事责任形式之外的规定。该条规定有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不分之嫌，今后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再作这类规定。

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具有明显的区别。区别之一是后果不同。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这种后果表现为各种民事责任形式。各责任人的具体责任则因违约或违法的形式、程度等情况的不同而有不同。民事制裁是使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强制措施。在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民事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措施使民事责任的承担得以落实。

区别之二是发生的根据不同。民事责任是因民事主体不履行民事义务而产生，民事制裁是因不自动承担民事责任而产生。

区别之三是实现的主体不同。民事责任实现的主体是民事主体即责任人，民事制裁实现的主体是司法机关。

区分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区分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有利于深刻理解民事责任的本质与内涵，对民事立法与民事司法均有实际意义。其次，区分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有利于鼓励民事主体自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也是民法自愿原则的体现。第三，区分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为完善民事责任体系提供了理论根据，为将责任与债区分开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在民法典中将侵权行为独立成章提供了理论根据。有学者说，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规定在民事责任一章中，“立法者的意图是强调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加重民事责任的强制意义，但是，实际的后果却使侵权行为丧失了其他的债权保证形式，削弱了对侵权受害人债权的法律保护。”（注：杨立新：《侵权特别法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1.）从传统民法学理论对责任与债不分的观点看，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区分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的理论看，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因为“侵权行为法律后果的实质是责任不是债”（注：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兼论民法典体系之革新”，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页17-29.），民事责任不等于民事制裁。将侵权行为从债中分离出来，在侵权行为人主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并不妨碍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过程中，在与债的本质不相违背的情况下，适用债编通则的有关规定”。（注：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兼论民法典体系之革新”，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页51.）

四、在民法典中建立新的民事责任体系的必要性与设想

-在民法典的总则编、债权编与侵权行为编分别规定民事责任

参考外国立法例，总结我国的经验，本文认为未来我国的民法典应当建立新的民事责任体系。

民法法系各国民法典规定的民事责任形式，通常有损害赔偿和违约金两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罗马法的影响，责任与债不分，或不作严格的划分。二是传统民法重视财产权而不重视人身权，因此，为保护人身权的多种责任形式，就不会产生。立法与司法实践发展到今天，传统的民法典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民法发展的需要。

近代各国民法典包括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的民法典，虽然区别了责任与债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民法典中对责任关系与债的关系并未作区分，对责任关系并未作规定。那么，关于债务关系的规定是否能直接适用于责任关系？对此各国民法典均未作规定。由此可见，未将责任关系与债的关系作明确区分的立法体系不无问题。

根据现代民法发展的需要，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建立新的民事责任体系，理由如下：

理由之一，是民事责任与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性质不同。

权利、义务、责任是法律上三个最基本的概念。可以说全部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都是围绕这三个概念展开的，全部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围绕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这三个概念展开的。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性质不同。民事权利是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享有的一种权利，民事义务是一方为了他方民事权利的实现而应有所作为或不作为，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明确区分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明确区分责任与债，在立法体系上顺理成章，在实践中也便于理解和适用法律。

理由之二，是民事责任制度发展的需要。

传统的民事责任形式基本上是损害赔偿。从各国立法例看，损害赔偿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原状回复主义，一是金一赔偿主义。“原状回复主义，谓应与如无发生损害之原因事实原应存在之状态，回复同一或同种之状态。例如返还夺取之物，重新设定被剥夺之权利，撤回继续加害之侮辱或侵害信用之主张，毁弃侵害书信秘密之抄录，返还因违反委任义务而不以委任人之名义而以自己名义所取得之物，偿还与被毁损书籍同种之书籍，重新配上破碎门窗玻璃，重建被撞倒之墙壁。”（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95.）我国通常习惯说的损害赔偿是指金钱赔偿。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形式之一的赔偿损失指金钱赔偿，本文称之为狭义的损害赔偿，原状回复主义的损害赔偿为广义的损害赔偿。今后，损害赔偿（狭义的）仍然是民事责任的基本形式之一。同时，其他多种民事责任形式将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侵害民事权利尤其是侵害知识产权、人身权的方式方法越来越多。因此，除传统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等责任形式外，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强制履行等就成为重要的民事责任形式。鲜明地规定各种民事责任形式，突出民事责任的地位，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民事责任观念，有利于保护民事权利。

理由之三，是健全侵权行为制度的需要。

传统民法典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根据之一，在债编规定，称侵权行为之债。这样规定有其合理性。但是，从现代民法的发展看，并非最佳选择，因为：

首先，将侵权行为的后果看作是债，混淆了责任与债的区别。债务是民事义务的一种，民事义务有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侵权行为通常是义务人违反了不作为义务。有学者认为债的重点在于损害赔偿之债，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原权利性质相同。本文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原权利有共同点，例如买方请求卖方交付标的物与因卖方不交付标的物而买方请求损害赔偿，在价值形态上相一致。但是，两者更有不同点。买方请求交付标的物的权利是原权利。交付标的物是卖方的义务。卖方不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时，买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是救济权，卖方赔偿损失是责任。

其次，侵权行为的后果是责任，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大都不宜转化为债，债法主要是调整财产流转关系的。即使将损害赔偿视为财产流转关系，也不同于基于交易而产生的财产流转。损害赔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用债的一般规定，但不能全部适用。至于返还原物、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强制履行等责任，则不能适用债编通则中关于种类之债、利息之债、选择之债、连带之债、代位权、撤销权、不安抗辩权、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债的清偿、提存、抵销等的一般规定。

第三，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逐步丰富，人们的权利意识会随之提高，民事权利的种类也会增多，从而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形式也会增加。特别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侵权的方式方法随之现代化，人们时时面临受到侵害的危险。传统民法将侵权行为限于债的发生根据，强调财产责任，忽视非财产责任，已距离现实甚远，不利于对民事权利特别是对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的保护。为充分保护民事权利，需要健全侵权行为制度。我国民法典中应当将侵权行为独立成编，将侵权责任在该编作较为详细的规定。

未来我国民法典

的民事责任体系应有新的架构。初步设想是，在民法典总则部分对民事责任的一般问题作出规定，将违反债的责任在债编规定，将侵权责任在侵权行为编规定。

在民法总则部分，民事责任不能离开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而独立出现，民法总则部分应对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均作一般性规定：

一是对民事权利的种类作概括性规定，明确民事权利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发明权、发现权、人身权、亲属权、继承权等。还应规定，除法律明文规定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外，还保护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

二是对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产生的根据作出规定，可列举：（1）依法取得财产；（2）著作、发明和其他智力成果；（3）合同和其他民事行为；（4）无因管理和其他事实行为；（5）不当得利和其他事件；（6）违反合同的行为；（7）侵权行为；（8）产生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其他事由。

三是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包括民事责任的形式和适用。《民法通则》规定了10种民事责任形式，这10种民事责任形式基本上是可行的，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适当的调整。

关于民事责任的适用，可沿用《民法通则》的原规定，即以上民事责任的形式，可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在债编通则部分规定违反债的责任的一般规定，主要有：赔偿损失的范围的原则性规定；赔偿损失与违约金和定金的关系；承担责任与实际履行的关系；迟延履行责任；债权人的责任等。对违反各种债的具体责任，在有关部分作规定。

侵害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绝对权的责任，在侵权行为编作规定，包括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侵害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的责任、特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与其他民事责任的竞合等。

将侵权责任作了专门规定后，对物上请求权可不再在物权编作为独立的制度规定。但是，对请求返还原物、排除妨碍（或称妨害除去）和消除危险（或称妨害防止），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应作出特别规定。这里讲的三种请求权，是指因被请求人的行为或与其行为有关的事实而引起的。纯粹自然原因引起的当事人一方的物对他方的物造成的损害，不属于侵权责任问题，这种现象涉及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个案处理。

应当指出的是，将侵权行为独立成编以后，从其性质与逻辑关系上看，侵权行为不再是债的发生根据之一。但是，鉴于侵权责任的承担大都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期限、方式、地点以及由第三人保证等。在这种情况下，损害赔偿可以准用债编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是，因故意侵权而发生的损害赔偿，对受害人享有其他债权的侵权行为人不得主张抵销，因侵害人身权而发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不得转让或继承。

民法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本文认为在民法典中对民事责任体系作如上的安排，能较好地适应现代民法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