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16 04:05:07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1篇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到1994年初，司法部才正式提出探索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在北京、广州、上海、郑州、武汉等地开展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12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担负起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5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此后，司法部就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援助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了多个联合通知。广东、山东、江苏、重庆等省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所有这一切为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从制度创立进入到了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法律援助制度是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主要的服务形式有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辩护，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证等。
了解法律援助，必先搞清何为“经济困难”、有那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些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服务、怎样减免费用……
一、“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
《法律援助条例》旨在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但如何界定“经济困难”，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要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困难标准，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高于这一标准，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
二、六大民事、行政事项可请求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对下列6种需要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这6大事项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对此六项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做出补充规定。
条例还规定，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或发放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到何处申请法律援助
国家设立的县级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向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各地的社会团体对其所属成员符合条件的提供法律援助；法学院校自发开展的为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律师才能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援助案件；也可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可见，律师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工作人员也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五、怎样减免费用
“减免费用”顾名思义是减少和免除费用的意思，这里的“减少费用”很好理解，关键是“免除费用”，“免除费用”不等同于“免费”，通常情况下，受援人不用支付律师的费，但须承担一定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鉴定费等。
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民事诉讼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先行对受援人做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的支付。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由诉讼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诉讼双方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经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胜诉方为受援人，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方为受援人，由于其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诉讼费；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诉讼费，如果受援人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其应承担的部分。
六、法律援助是否一助到底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作了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并且《法律援助条例》第28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但是，这并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
《法律援助条例》第23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2篇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应由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等基于道义或者良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再到律师自发地根据职业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国家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因此，法律援助发展史其实就是国家责任回归史。通过法律援助，为公民提供诉诸法律、寻求救济并获得公正审判机会，被视为国家职能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这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项标志性特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项法定权利，这也被《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认可。因此，法律援质就是政府责任，这是包括民主制度确立、经济水平提高、社会思潮影响与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主要体现在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体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我国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上：一类是公职人员，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另一类是非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具公职身份的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代表国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服务是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知识为当事人等提供的一种技能。作为非公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其提供法律服务是以预期获得报酬为前提；而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就如同获得实物商品，也理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类法律服务应该遵循的是有偿原则。而作为公职人员，承担法律援助是职务行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就不应该遵循有偿原则。因此，作为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提供报酬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其性质应根据提供人员的身份来决定，作为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费用支出补贴，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务费用；作为非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政府付给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薪酬，包括办案费用支出和智力服务费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该规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务费用。因此，对于非公职法律服务人员来说，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应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既然市场法律服务包含了智力服务费用，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同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是律师的义务。理由是：一是社会律师是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核心是等价有偿。社会律师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是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报酬，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民事主体，其行为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对价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以换取劳动报酬③。就此而言，国家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是不适合的，超出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相对优势④。目前，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经具备了对法律援助义务重新合理分配的条件。二是责任义务不可转移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任意转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现律师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现象。三是以职业特性或职业伦理作为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比较牵强。虽然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弃对社会公共责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责任这一职业伦理而要求律师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就像医生没有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的义务，教师没有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育的义务。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在制定标准、制定主体及发放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办案补贴标准整体偏低。从全国来看，2013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79元／案⑤。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员认为，既然《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因此，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该是无偿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结果导致一些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师事务所委派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他们在经验、能力方面的欠缺决定了援助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费用的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律师的办案质量。二是办案补贴仅仅是办案成本的补助。认为只须对案件承办人员因为办理案件所支付费用的补偿，不包含承办人员为之所付出的劳务和智力服务费用。即使是也仅仅考虑成本，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社会律师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不仅国家没有为其支付任何工资和补贴，而且在执业中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有些律师为了将自己“损失”最小化，只能尽量减少援助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了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效果。另外，还要承担与其收益完全不对等的风险，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营利合法化的具体规范起源于天职的“职业”义务观⑥。社会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时间、精力、物质、专业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没有基本对价的回报，仅仅靠道德和责任的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很难获得长足发展。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从全国来看，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才16亿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办案补贴制定不规范。一是制定主体不规范。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由各省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办案补贴标准，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自行制定补贴标准。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门由于经费紧张，就尽可能压低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法律援助条例》要求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成本确定补贴标准。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办案补贴标准时，并没有认真核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仅仅是参考其他财力相当地区的补贴标准，或者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造成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办案成本严重背离。三是调整不及时。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因为地方财政核拨的法律援助经费也从来没有调整过。
（三）办案补贴支付不规范。一是发放不及时。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办案规程》的要求，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支付办案补贴，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拖欠办案补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经费紧张，等到财政经费到位后统一发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图方便，一定时间才统一发一次办案补贴。二是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能领取补贴。工资改革以后，对发放津补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人事、审计部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属于津补贴，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对公职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被认定为违规发放，轻则退款，重则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用票据报销，但有部分费用无法获取票据，如通讯费、餐费等，造成他们倒贴成本办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将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由于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律师较为匮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尽如人意。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四是发放审核标准缺失。办案补贴的发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提供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审核人员要认定一项法律服务是否符合标准难度较大。结果只能是承办人员按规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机构就必须支付办案补贴。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
(一)确定法律援助国家责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进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吸引鼓励社会律师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类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适当确定律师智力服务费用，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机制，即规定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保障标准，并形成自然增长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要求专款专用，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法律援助经费补充渠道。将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支配，将分散的法律援助经费统一起来。允许和鼓励设区市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对捐款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拓宽社会捐资来源。
（二）完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战斗力强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一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职责。应包括：承担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核；收集、反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待遇，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对于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与一般律师相同。鉴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是国家工职人员，其行使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三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应当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能够领取办案补贴，但由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办案补贴只能是办案支出成本的补偿。考虑到有些成本很难用票据报销，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办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机关按照当地办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确定办案补贴标准。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定程序。一是规范制定主体。《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也就是说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成本调查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时，应该掌握不同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办案成本调查制度，由办案补贴制定机关定期委托统计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同时制定不同区域标准。由于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科学划分区域标准。三是定期调整。《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定期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以保持办案补贴标准的科学性。
（四）加强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线。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应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和开展集中质量检查。二要强化监督。设立法律援助监督员，邀请部分受援人、社会团体、社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作为志愿者，对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监督。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建立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对投诉进行认真查处，对查证属实的，依照《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建立案件质量奖惩体系，让优秀案件承办人员得到褒奖，对于不称职的律师进行相应的惩处。四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对于因这种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有权主张民事损害赔偿⑧。一方面是对受援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的一个惩戒，有助于督促辩护律师在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中尽职尽责。
（五）严格法律援助人员法律责任。法律援助人员受援助机构指派后，为受援人提供合格的法律服务便成为其法定义务。从实践看，法律援助人员不适当履行乃至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行为突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二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针对上述行为，《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虽然可以据此对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法律援助义务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但相对于该行为对法律援助形象造成的不良影响，该处罚明显偏轻。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建议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对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法律援助义务的行为应作出处罚的规定，并且要相应加大处罚力度，规定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停止执业、退还违法所得财物、罚款等处罚措施。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3篇
(一)律师值班制度有利于改变律师公众形象不高的现状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有利于改善律师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展现律师作为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律师群体的专业优势，树立律师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美丽中国的作用。(二)律师值班制度，提高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公民权益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为公众现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一方面提高了法律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也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建立的可行性
(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27条到29分别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不接受指派以及违反法律援助义务情形的认定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1．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2．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九条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二)建设和适用法律服务大厅同安区为提高法律援助的群众了解度与援助面，建设并使用了法律服务大厅，提高了知名度与方便度，受到群众的好评。同时，良好的办公环境与设备也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三)开辟123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同安区于1999年就正式开通了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并与厦门市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联动，面前全区各镇均安装了电话号码尾数冠于148的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形成了市、区、镇三级上下贯通。2012年上半年中心共接待来电231个。专线的开通为法律律师值班制度的建成提供了有效的咨询来源。(四)律师专业水平高，职业道德高尚同安法律援助中心对口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全区共有对口事务所5间，对口律师31人。
三、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运行机制
(一)编排律师参与“区法律服务大厅”值班安排表，明确值班时间、值班地点、值班职责以及不到位的责任(二)整合律师资源、定期定岗安排值班精心部署，科学、合理整合社会法律人才资源，切实做好法律服务大厅的律师值班工作。中心加强组织协调，定期定岗安排全区的执业律师参与义务接听、解答、接待群众的来电来访工作，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大大提高解答咨询和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努力满足群众多方位的法律服务需求，使每一位咨询、求援、求助的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三)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直接向值班人员指派案件统筹规划，把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值班律师挂钩，直接向当天值班人员指派援助案件，充分调动法律服务人员参与服务大厅值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实现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律师在服务中互惠、在互惠中服务。
四、结语
我国的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制度虽然起步晚，但是它法治国家的建设中有着重要。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是贯彻落实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该项制度应该在运行的过程中逐渐得以改善推广，使其成为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和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4篇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本条例所称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四条法律援助经费应当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
第五条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法律援助机
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条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自愿对经济困难或者有其他特殊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服务，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不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点五倍确定。
第九条下列事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请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的；
(七)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八)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人民法院按规定指定辩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五)仲裁；
(六)非诉讼法律事务；
(七)公证证明；
(八)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前两款规定之外的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人向其他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由受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受理。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申请人可以直接向法律服务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服务机构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报请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确认，但法律服务机构自愿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除外。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法律服务机构可以直接决定予以办理。
第十五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申请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及相关的证明、证据材料。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人代为申请。
第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其回避：
(一)是所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所申请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的。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及时确定法律援助人员，并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确有困难，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有关情况认为确有必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可以决定对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第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十五日内，向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第四章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接受法律援助机构及所在法律服务机构的监督。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收取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法律援助人员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调阅、查询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应当免收相关费用；需要复制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收取费用的标准不得高于复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费。
劳动仲裁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缓收、减收或者免收仲裁费用。
鉴定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先行缓收鉴定费用，待案件审结后根据人民法院或者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由当事人承担鉴定费用。受援人交纳鉴定费用确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给予适当补助。
人民法院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先行作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有关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对受援人诉讼费的减免。
第二十四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受援条件的，应当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受援人愿意支付有关费用的，可以继续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五条法律服务机构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规定向其支付办案补贴，办案补贴费在法律
援助经费中列支。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第二十六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有关事实，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受援人有权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如实告知。
受援人认为法律援助人员消极履行义务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查证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换。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退还，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以及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受援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所在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关法律援助人员追偿。
第二十九条有关单位为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出具虚假的经济困难证明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建议该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附则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5篇
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新模式。现已成为世界法学教 育改革的趋势。其最大特点是从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执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学生通过模拟 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身份办案，从而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
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华政、武大、中南政法七所法学院于今年秋天开设了法律诊所学 课程，尝试运用此种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我国的法学教育多年来强调学历教育而非执业教育 .近年来，法学教育界对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院校开设了如案例教学等课程，逐 步尝试法学教育从理论走向实践。法律诊所学无疑是一样新生事物。它将实体法、法学理论 、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我国法 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 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学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能成为法律援助的补充力量，为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增添新鲜血液。对 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入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二、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普遍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与此相适应，切实有 效的保障公民平等实现法定的各项权利，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义务。要履行此项义务， 国家不仅应保障公民实体权利的最终实现设立有效的司法程序，而且必须保障所有公民、特 别是社会贫弱者不受经济状况所限得以顺利进入这一程序，其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强有力保 护。于是在1495年的英格兰，出现了法律援助制度——承认穷人享有以其身份免付诉讼费的 权 利，迄今为止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法律援助开始是以穷人为援助对象，援助的主体是律 师，其行为是一种自发的慈悲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道义现象的初始法律援 助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逐步演变为一种国家法律制度，从民间行为变成国家行为，从 分散、个别的救济到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迄今已成为世界各国民主法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国际通行的法律救济制度。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刚起步，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法律 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我国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样，由于下列因 素，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也具有可行性。一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公民借助法律 专业人员的帮助而产生的对法律服务意识的需求庞大。近年来，由于我国法制的不断完善， 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纠纷已是平常事。但当事人的经济条件有差 异，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人人皆知，但对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相对弱小群体 （ 如老年人、未成年人）来说，要将观念上的平等演化成实质上的平等，需要法律援助。二是 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法律援助的建立有了物质基础。如果说法律援助单靠律师个人的慈悲 心怀来操作，毕竟不现实，试想，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停留在10年、20年以前，政府是 无力资助的。三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人才有保障。近年来，律师队伍不断壮大，提供法律援助 的人才包括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内的众多法律服务人员。四是有法律保障。《刑事诉 讼法》、《律师法》对法律制度作了明确规定，这既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同国际 法律制度接轨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995年11月9日，全国第一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开业。至1999年上 半年，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5000多个。然而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1、供需矛盾突出。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之后，社会对此项制度的需求到底有多大量，目 前尚无权威性的统计。但可作一些预测，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 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贫困人口中千分之一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 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按 万分之一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3万多件。另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结果，我国残疾 人6000万，按千分之三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18万件。另外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 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9240万，按千分之一计算需要法律帮助，有 9.2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 上计算方法有交叉，但仍属于极为保守的数字。因为以上的计算比例可能大大低于世界的比 例（据美国一个法律援助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在美国，满足法律援助需求量的最低标准是 ，每万名穷人中需2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按这个数字，我国单贫困人口一项就需专职律师1 .7万名）。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案 件计，现有的 10万多名律师只能办理10万-20万件案件。
2、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主体——律师不大愿意从事此项工作。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的 《 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的通知》规定，参加法律援助的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 且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在实践中参与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 律师。立法上明确规定律师在维护社会贫弱群体的合法权益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 来，律师通过各种途径为贫弱群
体提供法律援助，但现在律师已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律师 的性质从国家法律工作者转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国家不再负担律师的工资、 保险、福利等，因而，谋生已成为律师的第一需要，有偿服务便成为必然。律师行业同社会 其它众多行业一样，要接受市场法则的调节。现在各地都明文规定每个律师每年要承担1-2 件法律援助案件，一些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个人受同业竞争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愿 承担法律义务。
3、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如前所述，我国有大量的贫弱群体需要法律援助，但律师的无 私奉献仅解决了一部分案件，更有大量的案件需要有偿服务，为了追求公正，保障公民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宗旨的实现，需要大量的经费来充实办案主体的各项支出，按照司法 部的规定，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由财政拨款，律师、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业务收费中 提取一定比例，社会捐赠。我国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基本一致，即政府投入占主 要比例。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总体偏低，政府的财政拨款绝对不可能达到发达国 家的水平，因此，经费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现在除上海、广东等少 数经济发展较快地区财政拨款较多外，其它地方得到的拨款寥寥无几。但即使是上海也是捉 襟见肘，上海现有区县法律援助中心20家，其中12家还处于无经费状态，其余的仅仅是初步 解决了经费问题，事实上，都是律师在自掏腰包进行法律援助工作。一般来说，律师办一件 案子的平均成本为4000-5000元，但援助中心仅能补助每件300元。办案期间，不包括交通 费等其它各项费用，仅仅到工商、税务、房管等部门调查取证就要遇到种类繁多的收费项目 ，查阅一下材料收费100元，取走一页材料要80元，敲一个图章10元等。凡此种种，使政府 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未能在经费上得以充分体现，而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另 两个渠道即社会捐赠和行业奉献，其能量和潜力也极为有限，经费问题也是法律援助工作实 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法律援助中的作用
法律诊所教育这一新兴教学模式，能弥补或解决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成为我国 法律援助的辅助力量。这一点需要得到法学界和国家有关部门认同和支持，使其发挥应有的 作用。
1、能缓解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为援助力量补充新鲜血液。今年在中国首次开设此课程的 七所院校，大都依托本身已存在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为诊所课程学生提供大量参与法律 援助活动的机会。在校的法学院学生，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已掌握相当的法律知识，在教师 的指导下，在诊所课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在培养学生执业技能的同时，也为当事人解决了 法律问题。如借鉴国外的经验，每个法学院都有自己的诊所，为学校所在的社区弱者服务， 中国的法律援助不再局限于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为社会弱者法律服务的队伍能迅速壮大。社 会的资源能有效的发挥利用。
2、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法律援助的有效保证。他们不象专业律师有许多法律事 务在身。他们无经济利益的驱使，但有学分上的要求，办案的态度和质量与学分挂钩。学生 在办案中教师不仅教授执业技能，还培养他们的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应该说诊所课的这 种教学方式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
3、学生在法律援助中的身份和定位问题。原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学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主要以公民为主，且仅限于民事。社会和有关司法机关对大学生的，未采取积 极配合的态度。如调查取证时由于没有专业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许多单位不予接待，调查 取证困难重重。司法机关由于没有专门的条文规定，同样是法律援助，律师和学生的权利会 有所差别。实践中学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正在默默的开展，而且有的已经确实为当事人争取 了很大的权益。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我国法律援助力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但是学生在法 律援助中的身份和定位一直没有专门的法规加以规范和保证。在我国法律援助尚不发达的情 况下，借鉴国外的经验，诊所课学生以准律师的身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产生的后果由指导 的诊所教师负责，且用相应的法规加以规范。这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有力的促进。
4、诊所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经费问题。由于法学院本身的经济状况不可能承担诊所学生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果学生在法律援助中的身份被确定后，各地法律援助 中心将法律援助案件交给诊所课学生办理，每件补助300元，就能基本解决办案的交通费、 查阅材料等相关费用。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6篇
摘 要：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和体现。.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要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必
>>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化建设的前景探析 谈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健全完善我国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研究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制与完善对策研究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社会性”特征的深层思考 初探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 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浅析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援助的价值功能及实现途径 如何提高我国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案件初探 浅谈新形式下 我国法律援助的宣传和立法的创新方式 论法律援助制度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论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试述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现状及其思考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探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node=7677，2012-1-30
[4]赵大程：《建成覆盖全国的法律援助体系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16万》，载司法部法律援助司http：///flyzs/content/2012-11/14/content_3983648.htm？node=7673，2012-11-14
[5]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芬，1982年1月出生，女，籍贯新疆，汉族，北京工商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经济法专业，研究方向：涉外经济法钱芳，1985年10月出生，女，籍贯：湖南省岳阳市，汉族，北京工商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民商法专业，研究方向：商法。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民工 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等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种法律制度。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辽宁省各城市在实践中探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一、辽宁省各城市法律援助的做法及特点
（一） 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站。
2007年12月，辽宁省大连市首批11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并同时向社会公布了这11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名称和免费咨询电话。每个工作站指派10名专职律师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凡在大连市内四区工作的农民工，如遭受人身、财产损害需要法律援助，可随时向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受理后，由援助中心分别指派工作站律师办理。2008年以来，大连市法律援助部门办理涉及农民工民事法律援助案件450多件，使农民工维权得到了切实保障。
（二） 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有好多城市开通了"绿色通道"。例如，在2006年6月，铁岭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只要持个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即使不是发生在铁岭辖区内，经市司法援助中心审查认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就可以得到铁岭司法部门提供的法律援助，方便农民工快速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2007年锦州市法律援助向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倾斜，重点是帮助农民工打官司，取消对农民工困难标准的审查程序，在援助农民工办理拖欠工资方面的官司的同时还增加了工伤认定、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三方面的援助内容。此外，2008年朝阳市也采用了相应的措施。更重要的是，2008年4月，"沈阳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在沈阳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正式挂牌办公，这是全国第一家经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地市级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其主要职能是为全市经济困难职工、农民工、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三）设立农民法律援助专项基金。
2007年初，鞍山市政府提出了采取"管理到合同、法律到工地、农工建工会、政府建基金"办法，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的工作要求，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用于无力及时偿还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的应急。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案件实行"快立、快审、快结"的办案制度，对全市的建筑施工
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动态监察，并在全市建筑施工企业使用《鞍山市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专用合同》，从源头上解决了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滞后。
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完整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在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问题。可见，我国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规范散见于部门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中。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没有形成制约机制。
为能够有效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我国现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异地协作等制度。但是实践中，法律援助协作主要是通过办案人员直接与对方法律援助机构联系，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联系却较少，况且，办案人员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案件责任感也不会那么强，协作质量上难免大打折扣。
三、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
（一）完善相关立法。
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关键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援助的规范化水平，减少随意性和不稳定性。立法的滞后性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以完善立法的形式才能解决。当前，国家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和规范化水平，减少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关"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和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凭证由劳动者负举证责。
（二）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者素质。
1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专业服务为社会弱势群体（包含农民工）争取社会平等的地位和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权利。因此，法律援助工作管理部门应当注重对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针对不同的案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时，应注重与相关案型匹配，指派具有丰富办案经验和专业特长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承担相应的法律援助。
2、增加专门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机构，特别是要在农民工务工集中的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常设机构，方便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鼓励执业律师设立专门的农民工维权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以确保援助案件质量；在增加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编制的同时，建立专职公益律师制度，专门从事法律援助。
（三）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
加强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对案件发生在本省、当事人已回户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现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受理，并通过协助制度由案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输出地可以依托本地政府在输入地的办事机构，输入地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就案件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等事项提供协助。
总之，要认真加以分析研究解决，以实现农民工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果的最优化，推动有利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规政策的出台。所以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不仅会堵塞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渠道，而且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完善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杨宏：完善农民工法律制度探析，《人民论坛・学术前言》，
2010，（2）：281
[2]刘洋，刘云广：论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改革.青春岁月，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援助范围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5.2；D9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0-0321-01
诉讼主体可以参与到诉讼之中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因此国家应当建立有效机制来保证我国公民在诉讼过程中，不会因诉讼人的财产及身份的影响而得到不公的待遇。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体现。但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中针对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加以介绍，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方案。
一、什么是刑事法律援助
在刑事案件中，特别是公诉刑事案件，被害人、犯罪嫌疑人通常掌握的法律知识都比较匮乏，同时犯罪嫌疑人同公诉机关相比明显处于弱势[1]。在案件判定过程中为了避免国家机关在诉讼过程中，而导致出现不公正，需要有一种维护控辩双方平等地位的制度。但被告人由于受经济条件或其它等特殊条件影响，可能无法聘请自己的法律辩护人。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政府为了充分保护人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构建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2]。例如在日本法律援助主要内容是，当被告人因为被告人因经济状况或其它特殊原因而无法为自己聘请辩护律师时，有法院制定专门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美国法律援助指的是特殊刑事案件或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不能聘请辩护律师，法院从当地律师事务所中指定拿国家工资的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3]。通过各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我们不难看出刑事法律援助主要是指因为特殊原因，被告无法聘用自己的辩护律师时，国家采取政策为被告人减费或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的法律救济制度。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司法单位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重视程度不够
从职权配置和社会地位角度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公检法部门对其工作进行配合，使其起到法律援助的作用。公检法部门对于配合法律援助机构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当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提出法律援助时，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地将被告人所提交的法律援助申请交给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4]。同时，当被告人所提交的法律援助申请被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后，法律援助机构对被告人进行法律援助时，司法部门很少进行积极的配合，部分司法集监管甚至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援助行为加以阻拦[5]。一些法律人事为了节省办案时间，甚至仅凭自己的办案经验就对案件进行裁定，在他们看来法律援助是一种浪费时间和国家金钱的行为。
（二）援助律师缺乏责任心
在我国法律援助律师对被告人的服务多数是无偿的，这导致了许多援助律师在工作过程中没有积极性，对于工作有一种对付了事的心理。他们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可能仅进行一两次会见，对于案件的取证漫不经心。当开庭时，他们在庭上也仅仅应付的说几句就收场，完全是应付差事。更有一些援助律师更是在援助途中就寻找各种理由停止工作。同时，在我国法律援助律师之间的水平差异较大，部分援助律师都是一些刚刚入行的律师，缺少辩护经验，在辩护过程中很可能出现失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我国被告人在需要法律援助时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积过小
刑事法律援助主要针对那些因为经济原因无力聘请辩护律师以及聋、盲、哑、判处死刑或未成年的被告人群。现阶段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帮助的人员主要针对后五种人群，对于因经济困难无法聘用辩护律师的被告人施行法律援助要先对其经济进行普查，根据普查结果在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施行法律援助。在我国多数法院对经济困难的定义为最低社会保障标准，从现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最低社会保障标准在聘请律师方面的难度极大，这使得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覆盖的范围极度缩小，也导致了许多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被告人无法得到援助。
（四）经费不足
国家需要支付被告人在接受法律援助时产生的一切费用，目前在我国还没有针对法律援助进行统一拨款，法律援助产生的费用通常有地方出资，但我国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对于这部分地区承担援助律师费用是严重的经济负担，这导致律师办案积极性不高，使被告人受到的法律援助效果微不足道。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措施
（一）完善体系
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状况很难让人满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我国曾颁布过《法律援助条例》。通过几年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要想刑事法律援助渗透到社会之中，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国家需要针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立法，使其成为单独的法律。刑事法律援助有了法率支持，有效地避免了在执行法律援助过程中一些司法部部门的不配合以及阻挠，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可操作性。
（二）均衡律师分布，增强律师素质
通过对我国多年律师考试的通过率来看，西部地区远低于东部地区。同时我国西东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导致我国西部地区的执业律师大量流入到我国东部地区，这使我国西部地区律师总量的数目要比所需援助律师的数目还少。针对这一现象，国家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解决。例如，通过对西部参加律师考试的考生实行加分政策（一旦通过考试需要在西部工作XX年）；在刑事法律援助拨款上适量增加西部的款额，确保西部律师的生活；将刑事法律援助化到律师职责之中。
（三）过大援助范围
对被告人施行法律援助目的在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在经济困难审核上，法院依照最低生活标准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将会导致许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被告人得不到应用的帮助。因此，在经济困难审查上，法院应当依据不同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灵活掌握判定尺度，不应当一概而论。同时，具有汉语言沟通障碍的少数民族及外籍被告人员也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纳入到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之中。
（四）增加经费投入
在我国被告人因无法品聘请律师而蒙冤入狱，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沉冤昭雪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我国应当适当的加大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经费投入，对于含冤入狱者司法部门不仅要对其进行大量的经济赔偿，而且也使公民对法律的公平性产生了怀疑，由此可见加大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资金投入势在必行。
结束语
法律本身是平等的，我们也要将其执行做到平等。经济有困难的被告人也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法律辩护的资格，刑事法律援助就是使这部分群体享受到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但由于受我国人们法律意识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完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帮助，相信在全体公民的努力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汉昌，詹建红.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论要[J].法学评论，2014，5（5）：18-19.
[3] 刘根菊.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10（1）：11-11.
[3] 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8（7）：13-13.
[4] 江礼华，杨诚.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8）：17-17.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9篇
(一)立法方面的不足
我国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其中位阶最高的是《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相对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强制辩护的适用对象，增加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人这两种类型之人，并将指定辩护的适用时机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明确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均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但是，相对于刑诉法，《律师法》和其它几部法律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显得概括、粗疏，《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的规定相对最为全面、具体，但其位阶较低，只是一部行政法规，且由国务院于2003年颁布，滞后性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已将法律援助立法上升为宪法保障，且多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2］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这对法律援助事务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二)人员方面的不足
依照法律规定，在我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所属人员均可成为法律援助人员。其中律师是开展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实践中，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处室给参与法律援助的律师发放象征性的费用，由律师值班，接受法律咨询、受理法律服务案件。资历不深的年轻律师往往怕耽误时间、影响收入而不情愿。资历较深的知名律师时间、精力都用在大案、要案上，对法律援助更不热心。思想上如果无动力，行为上必定缺乏成效。法律援助的无偿或获利有限特点，会导致一些参与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敷衍了事，应付差事，形式上走过场、进而实质上影响法律服务的质量。收费律师如果业务不精良，当事人可以解除委托合同或者削减费用。法律援助本身就是义务性的，效果不好也无法补救。当然律师界中也不乏像浙江张氏叔侄案中朱律师一样的仗义执言者，为蒙冤者奔走洗冤，不收分文。但毕竟是少数。法律职业者中，还有一部分刚考取司法考试资格的高校教师或法学院学生抑或公职人员，未曾从事过律师业务，却热衷法律事务，愿意从法律援助做起，助人为乐的同时增长实践工作的经验。但这部分人却缺乏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畅通渠道。如何激励律师从事法律援助的工作积极性，调动乐于投身此项工作的法律精通人士充实法律援助队伍，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经费方面的不足
法律援助之所以称为“援助”，就是因为其是由国家和政府出资，为各方面条件困难的人提供法律帮助。每一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都要有足够的资金予以支持。办公场所需要笔墨纸张、桌椅板凳、电脑空调等办公用品，人员外出需要交通费用、通讯费用、住宿餐饮等开销，没有物质基础支撑的法律援助事务，就像船儿离开了水一样必定搁浅。我国现在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助和行业奉献为辅。每年各级政府根据当地经济指标和财政收入的情况直接拨付法律援助经费。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费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要充裕一些。但总体上来说，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一方面，地方财政对于法律援助方面的资金支持不能完全保障，另一方面，作为其他渠道的社会捐助等方式所获资金来源不稳定，并且数额太少。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各地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财政拨款有所增长。但是，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法律援助的需求越来越多，各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数量也有增无减，本就不充裕的法律援助经费相对于大量需要接受法律救济的民众而言愈发显得捉襟见肘。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只有合理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健康的发展。
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法律援助法》，完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都在其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有关法律援助内容的条款。我国已签署的重要国际公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都有关于缔约国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明确规定。因此，应在我国宪法中加入法律援助制度的条文，以履行国际法上的义务，和国际接轨。众所周知，法律条文数量越多，可操作性越强，对公民的权利保障则越有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法律援助进行了专门立法。我国也应该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详细规定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形式、程序等方面的内容，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确立法律援助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较好的完善，为民事、行政诉讼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律师法》、《公证法》、《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应在修改时，删除现有法律援助方面规定中的重复或矛盾之处，在保持一致并和上位法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的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通过循序渐进的稳步完善，必将日趋完备，更好地规范指导法律援助工作。
(二)充实法律援助人员队伍，提高法律援助质量
法律援助工作于己有德，于国有利，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大宣传，最大限度地吸纳法律界人士参与此项工作，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企业的法律事务部门中的从业人员业务娴熟、经验丰富，处理法律事务游刃有余。如有意愿参与法律援助，也应纳入法律援助队伍。高等院校法律院系的教师专业知识丰富，善于说理谈话，在授课之余，有空闲的时间和热情投入法律援助工作。［3］而法律院系的大学生年轻好动，精力旺盛，对新鲜工作充满热忱。可以由教师带领学生以实践科目的形式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爱好者，通过了司法考试资格，但并未从事法律职业，司法行政机关应将这部分通晓法律知识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或自由职业者登记入册，适当的时候联系他们，在节假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学以致用。在法律援助认识上，要强化法律援助人员的责任感，以援助对象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立正确的服务意识和工作态度，介入工作后要及时分析案情，整理办案思路，尽力为每一位法律援助对象提供优质的工作服务。司法行政机关应预先为每一位接受法律援助人员发放反馈表，援助案件终结时回收表格，回访援助对象，并以反馈结果对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人员作出客观评价。司法局文明办等部门则设立独立的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工作突出人员，并予以荣誉称号，对相关律师事务所予以表彰，利用媒体对业绩优良的律师广泛宣传，从而激发与提高每一个为社会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人员的参与积极性与援助责任感。
(三)多渠道筹措经费，保障法律援助资金
在政府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应多渠道筹措经费，以充足的资金后盾作为支持，更好地将法律援助活动引向纵深。财政部、司法部颁布的《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办法》就是使用中央专项公益金支付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项目的经费，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地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增强筹资能力，鼓励社会各界捐助，并对基金进行合理投资使其增值，形成较为持久的资金来源。十后，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一大批贪官污吏落马，在对他们定罪处罚的同时，其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的国家资金也被收缴国库。国家有理由从罚没的赃款中提取一定比例，投入法律援助经费库里，帮助贫困人群。法律援助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遇到的是“非诉”法律问题，比如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继承、民事纠纷等法律咨询事项，法律援助人员应对此类业务细心讲解、耐心处理、引导服务对象和解、调解，避免冗长的司法程序劳民伤财。既保护了被法律纠纷困扰的贫弱者的合法权益，也节约了司法经费。法律援助种类繁多，涉及法院、仲裁、劳动和社会保障、鉴定、工商、医疗卫生等众多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应积极协调这些部门，共同减免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共同解决经济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弱者;司法救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是帮助弱者参与诉讼、专业性很强的法律救济制度，它既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司法制度，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国相继出台了含有法律援助内容的法律、法规，推进了法律援助的实施，帮助了许多经济困难者参与诉讼、争取权利。目前，法律援助制度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国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建立，经济困难者获取了参与诉讼的必要帮助。但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存在一定缺陷，需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一)法律援助立法稳步推进
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是健全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衡量法律制度完善的主要标志之一。我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并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完善起来的。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始于1996年:该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提出“法律援助”概念，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年通过的《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律师是法律援助的施助主体，老年人和其他社会弱者是法律援助的受援主体。1997年颁布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颁布的《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等法律文件，具体规定了我国法律援助的原则、对象、范围及适用程序，搭建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也开始研究法律援助问题，探讨法律援助的本质和作用，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1］，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以及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公民予以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2］。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已基本形成四级组织架构:国家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实施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导、协调与监管;省级行政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地市级行政区的司法行政部门等，均在其机构内部设法律援助中心，负责指导、协调与监管本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在条件具备的县(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建立本县(区)法律援助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跨世纪以后，我国加快了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步伐，法律援助立法取得了新的突破。2000年颁布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细化了法律援助规程，增强了法律援助的操作性。该通知规定，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等，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应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听取法律援助人员的意见。与此同时，各部门及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法律援助实施细则或办法，对推动地方法律援助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2003年颁布并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全面规定了法律援助原则、内容，使我国法律援助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近几年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更是进入发展完善的快车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依法治国高度提出了“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战略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继续强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并具体化为“扩大援助范围”“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等几项重大举措。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二)法律援助条件取得重大突破
第一，法律援助供助力量壮大。法律援助供助力量主要指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志愿者等，其中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由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委派，其他志愿者经法律援助机构协调自愿参加。到2014年底，我国法律援助机构有3700余个，工作人员总数达14000余人;第二，援助队伍素质有较大提高。为了提升法律援助队伍素质，我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组织实施“西部省份法律援助轮训计划”“中东部省份法律援助轮训计划”等，近5年共培训法律援助人员29万余人次;第三，法律援助条件更加便利。所有法律援助机构都致力于改善条件，为受援者提供更多更便利的法律援助。近5年来，我国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6．8万个，建立便民服务窗口3200余个，建立热线服务平台2300多个。同时，注意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研发了法律援助信息管理平台，开通了“12348”法律服务热线服务平台，提高了法律援助的信息化水平;第四，法律援助受援对象增多。近5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共提供法律咨询超过2900万人次，受援群众超过558万人。其中，2014年法律援助受援人总数达139万人次，农民工受援人47万余人次，增长9．8%，为受援者提供来访、来电、来信咨询近680万人次;第五，法律援助范围增长。为了使更多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将就业、就学、就医等与民生紧密联系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还将法律援助覆盖人群从“低保群体”拓展至“低收入人群”。
(三)法律援助进展效果良好
具体表现在:其一，法律援助案件逐年增长。自2010年至2014年的5年内，我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99万多件，年均增长14．3%。其中，2011年办理80多万件，2012年突破100万件，2013年达115万余件，2014年是124万余件;其二，法律援助资金增幅巨大。近5年来，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70多亿元，其中财政拨款68亿元，年均增长15．2%。地方财政也在不断增加拨款，2014年各级地方财政共投入法律援助经费12．9亿余元，是《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前的9倍;其三，经费安排更加合理。自2011年起，财政部每年安排3亿元的法律援助基础资金，安排1亿元的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保障资金，安排2亿元的地方法律援助办案补助专款。绝大多数地方已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其中23个省级行政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并调整了办案补贴标准，广东、山东、湖北等省还建立了死刑案件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农民工案件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其四，援助效果更加显著。我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全面落实《意见》要求，降低受援门槛，简化法律援助程序，将许多与民生紧密相关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认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重点做好农民工、失业人员、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的法律援助，使更多受援对象及时获得了法律援助。
二、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缺失
(一)欠缺法律援助专门法
有专门法律援助法，是衡量一国法律援助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国法律援助落地生根的前提条件。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有不少关于法律援助的文件或条文，但以部门、地方立法居多，法律层次不高，且有关法律援助条文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司法部颁布的有关规章中，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贫弱群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可比，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层次不应仅限定在行政法规上，而是应该上升为宪法原则和专门法律，并构建相对独立体系。纵观当今世界，欧美国家一般都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并将法律援助上升到宪法保障高度。
(二)法律援助范围需进一步拓宽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尽管较高，但人们的法律意识也较强，求助于法律的人较多，因而受援面也比较广，受援人口大多达到一半以上。“对于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法律援助覆盖面达到很高的程度，比如，法国的法律援助覆盖面达到总人口的70%，瑞典达到90%，英国达到60%，美国达到50%”［3］。相比之下，我国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还比较窄，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法律援助受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6%。近年来，人们法律意识增强，经济社会事务更纷繁复杂，刺激了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加之法律援助门槛不断降低，法律援助事项持续扩大，至2010年，法律援助受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1%左右，且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2014年底已接近15%。但总的来说，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法律援助机构本身及其提供的受援能力有限、老弱病残妇幼等受援对象对法律援助不甚了解，法律援助便民程度需进一步改进等，导致受援面拓展缓慢，与我国巨大人口基数和法律援助需求还很不适应。
(三)法律援助供助力量还需继续壮大
供助力量是决定法律援助的关键，没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机构和人员，法律援助无法推行，更谈不上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当前，我国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是国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供助力量包括法律援助机构———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和其他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虽然我国法律援助供助力量多样化，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是数量不够。提供法律援助不同于提供一般服务，支援者除了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外，还应熟悉法律，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符合这样条件的人员只能是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其他法律志愿者。目前我国的职业律师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一，法律工作者和其他法律志愿者相当有限;其二是素质不高。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差异，加之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法律援助资源分布呈现不平衡性、复杂性特征。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文化程度高的地区，不但法律援助需求量大，而且对法律援助及其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质量要求高。而一些“老少边”地区或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律援助需求量相对少些，法律援助服务资源则相对贫乏，业务水平相对低些。这种不平衡性、复杂性，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四)法律援助社会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掌握，法律援助制度才有生命力。要做到家喻户晓，获得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法律援助方能取得良好效果。一些国家法律援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制度比较完善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化程度高。他们非常重视法律援助的推广和普及，政府会投入巨大财力和物力加强法律援助的宣传和普及，采取许多方式与手段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援助内容及实施过程。我国的普法教育虽然已经进行了多年，对法律援助的宣传也作了许多努力，人们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普法教育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明显，法律援助宣传普及还不够，仍有不少人不了解法律援助或法律援助观念淡薄。
(五)法律援助经费还不充足
经费是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法律援助要持续进行，就应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没有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就是一句空话。目前，我国虽明确了法律援助资金筹措主体，作为负主要责任的各级政府正花大力气筹集大量资金，作为应承担一定责任的社会各界也积极捐资帮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律援助资金供求矛盾，但由于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虽规定了资金援助筹措渠道及相应措施，但弹性有余约束性不足，没有强制规定各级政府与相关组织筹措资金的职责和义务，也没有硬性要求将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如果各级政府在拨付法律援助经费上打折扣，或监管不力与执行不严，其他社会组织“不爱给”就“不给”，法律援助资金就无法保障。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其增资能力不断增强，但由于规模小、影响不大，其募集资金十分有限。此外，我国的社会救助渠道还不很畅通，公众捐款意识还要加强。
三、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健全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制度设计，在立法上必须有恰当的安排和合理的表达，既要有比较完整的体系，还要有高级的法律层次与地位作保证。其一，要把法律援助上升为宪法原则。把法律援助作为最高法律层次保护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如《意大利宪法》规定:“每人均可按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辩护均为不可破坏之权利，穷者有在任何法院和答辩之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证之。”《日本宪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目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强调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法律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法律援助要进步。但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应将法律援助上升到宪法保护高度，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其二，制定《法律援助法》。制定法律援助法可以提升法律援助的保护力度与层次，能够有效消解法律援助制度的法规、规章之间的不协调或冲突，有利于建立比较完善、规范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许多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制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西班牙有《法律援助法》，日本有《民事法律援助法》，德国有《法律援助公司法》等。现在，我们应当以《法律援助条例》为蓝本，整合其他法律文件相关法律援助条款，加快法律援助法的立法调研，尽快出台法律援助法;其三，制定相关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办法等。国务院、司法部及地方各级机关要依据立法权限与程序，在不违反法律援助法的前提下，根据本区域的客观实际，加快立法进程，制订切实可行的法律援助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或单行条例等，并使之相互配套，体系完备。
(二)拓宽法律援助受援面
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情况看，我国法律援助受助对象虽然众多，但远未达到全覆盖，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拓宽。一要改进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受援面。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与相关批复看，刑事法律援助受援对象主要是:因贫穷而无法支付诉讼费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等。这样的规定，与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及其对法律援助的需求还不太适应，因为享受法律援助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人应该是“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的人”。很显然，将法律援助受援对象仅定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很不够的，还应将受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作为法律援助受援对象。因为受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既是当事人之一，也最有可能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此外，将受援特殊对象仅限于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也存在问题，不少老人、妇女及其他严重伤残人因智力及财力原因，很难通过诉讼获得法律救济，也应当将其纳入法律援助围。二要拓宽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受援面。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尽管再一次拓宽了法律援助的受援面，还具体规定了以下六方面的援助事项，即: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民事权益的。但这样的列举既显粗糙，又不符合法律援助事项要求。因为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千头万绪、点多面广，以上这6项范围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法律援助需求，它只能使很少一部分人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获得法律援助。因此，还需扩大民事法律援助范围，可以将就业、就医、就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还要逐步将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逐步将不服生效的民事和行政裁判、决定，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三)构建合理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的科学设置与高效运转，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功能。为了解决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的条块分割或职能重叠问题，应立足法律援助需求不断增长现状，以提高法律援助机构整体效能为根本目标进行整合。可按以下思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保留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国家法律援助委员会。“中心”负责委派律师，“基金会”负责筹措资金，“委会员”代表国家行使法律援助工作管理职能;省、市、县三级地方对应设立“中心”“基金会”和“委会员”等机构，在本行政区划行使对应职能。乡镇或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可设立法律援助站，为经济贫困者提供最直接便捷的法律援助。此外，还必须明确各级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定位与人员编制。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职能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主要是负责委派律师、筹措资金，指导、协调法律援助工作，而其他行政机关主要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因此，要把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从司法行政部门中单列出来，划分一定的层级，规定为事业单位，人员明确为事业编制，事业费由同级财政负担。
(四)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依赖于一支优秀的法律援助队伍。对于我国法律援助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办法解决:从制度或法律层面着手，增加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进行法律援助的次数;采用有效措施鼓励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法律服务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支持大学的法学院设立法律站，让大学生加入到法律援助队伍中来;动员妇联、工会、残联等社会团体组建法律援助站，以行业群体为对象开展法律援助。针对法律援助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可采取法律援助知识定期培训、法律援助探讨、法律援助经验交流、法律援助业务学习等方法解决。
(五)扩大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缺口问题，须通过扩大资金来源解决:其一是政府继续加大投入。政府要增加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并坚决做到专项开支，杜绝拖挪挤占。对财政极其困难的地区，上级政府应给予最低经费保障，经济发达地区可予以对口支援;其二是鼓励社会捐资。各级法律援助基金会要与企事业单位加强联系，与慈善组织或团体多进行沟通，想方设法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捐资，以便接收更多的资金支援法律援助;其三是吸纳部分罚没资金纳入法律援助经费范围。我国每年的罚金、没收财产及罚款数额较大，其最终去处一般是收归国库，纳入国家财政。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法律援助，也是“财”尽其用，能充实法律援助资金，有效缓解法律援助资金不足问题。
(六)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
法律援助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理应为每一个人所认知和了解。如果公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法律援助就失去了意义。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应围绕提高人们的法律援助知晓率，采用多途径、多手段和多方法进行宣讲、教育和传播，如:通过法律咨询热线为人们提供专业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在公共场所为人们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散发法律援助宣传画册与卡片，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法律援助制度;利用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进行立体、直观教育，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已办过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个案教育;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通法律援助网站、短信平台，为人们提供快捷、便利的法律援助。在宣讲、教育和传播中，要尽量做到不留死角，特别重视农村法律援助的运用和普及，因为农村往往是最需要法律援助但最不了解法律援助的地方。各乡镇的司法所要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站和热线电话，随时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咨询。每个村要聘请至少一名法律援助信息员，及时收集农村法律援助信息，及时讲解法律援助知识。另外，还可通过文艺演出、问卷解答等形式，把法律援助知识传播到广大农村。
作者:肖雅戈 龙井仁 单位:湘南学院
参考文献:
［1］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2］陶髦．律师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