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权威范文

法律权威范文第1篇

“不按法律办事、另搞一套”，笔者理解指的是法律的权威性不足。由于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的威信不足实际也就是中央权威的不足。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法律权威不足的原因

严格而言，法律权威的不足和中央权威的流失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法律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就没有树立过威信，因为我们没有过以法治国、以法治权的历史，统治者的权力就是法律，对统治者及其治理集团――官僚群体来说，权法本为一体。改革开放后，法律的作用得到空前重视，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就出台了几百部，前不久吴邦国委员长还正式宣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就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真实作用而言，虽有所加强，其权威性却还远远不如领导的批示，领导干部中知法犯法、徇私枉法、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其一，法律本身的公正性不足。法是用来限制权力、治理社会的，所以，对法的首要要求是必须公正。如果法律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对某类人有利，对另一类人不利，那么，人们内心就很难信服法律，法也就难以在全社会建立其足够的威信。

法的公正性不足问题可能是由部门立法造成的，也可能与法的制定过程过于仓促有关。前者如《反垄断法》，在其起草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和商务部三部委争夺立法起草权，致使该法数易其稿，长达10几年出不来，也影响到法的公正性，如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就语焉不详。“部门立法”是中国立法的通病，主要是指把涉及某个部门的法律或法规的起草工作委托给有关部门来做。由于存在部门偏好，每个政府部门在参与立法时都会极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自己行为的正当性，造成法律实施中的彼此冲突和“打架”。另外，由于转型时期很多经济和社会活动有待法律去规范，法律制定过程中的仓促也是一个常见现象。尤其是前期颁布的一些法律，从立法动议到调研、起草再到人大表决通过，整个过程时间很短，没有精心打磨，从而使得法律条文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以致出台后不能据此执法，沦为“花瓶”，中看不中用。

其二，政府习惯以红头文件、政策及内部规定之类管理社会，并作为执法依据。宽泛意义上的法律既包括正式的法律，也包括政府的文件、政策、条例、规章等，可以把前者称为“大法”，后者称为“小法”。中国由于缺乏法治传统，长期以来，从上到下，都习惯于以自己制定的内部之“法”管理社会。这在拆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对拆迁来说，国家的“大法”《物权法》其法律效用抵不过国务院的《拆迁条例》，国务院的《拆迁条例》（现改为《征收条例》）又比不过地方各自制定的拆迁办法。为什么？因为即使国务院的条例，也没有赋予地方强拆的权力，相反，早在2004年，国务院就出台规定，严格禁止强制拆迁、暴力拆迁等行为。但对地方来说，用自己制定的办法作为拆迁的执法依据，则方便多了。

个中原因，与上文提及的法律条文的过于原则和笼统有关。由于法律不具操作和执行性，造成其出台后，往往要由相关部门来制定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许多法律的实施细则都已超过法律本身。如《反垄断法》有多达40余个配套规则；《民法通则》共156条，而实施细则多达200条；《民事诉讼法》共270条，司法解释多达320条。表面看起来，有了实施细则、司法解释，法律具体、明确了，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法律架空了。因为这种对法律的细化和再解释，在中国的语境下易为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打开方便之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复杂，需要赋予政府和官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管理有一定的弹性。但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而法律本身缺乏公正性，那么，官员就极易滥用自由裁量权，为自己的种种违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比如，最近湖南株洲市荷塘区法院对被拆迁户汪家正一家“依法”进行的所谓司法强拆，导致汪不惜以自焚来抗争。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大于法的现象还很盛行。前贵州省委书记在受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原来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以为什么都懂，但通过这次法庭审理才发现，我其实是个法盲。我现在非常懊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在民主法制国家，省委书记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刘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不管是真是假，一个主掌地方的大员不懂“法”，原因只能解释为是他不屑于懂法。也就是说，在“我”的地盘里，“我”的意志和权力就是“法”。

的确，在不少领导干部眼里，遵纪守法、循规蹈矩是无能的表现，唯我独尊、一言九鼎方能显示出个人的权威来。尤其是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骨子里就有鄙法意识，当法有助于“我”的权力使用时，还能撑着一个“法”的门面；当法碍手碍脚，对“我”权力的运用有约束时，就将法撇在一旁。这种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法律沦为官员权力和意志的奴婢。从实际看，制约官员的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都较差，特别是习惯于以部门文件来约束和监督权力运行，对官员的处罚经常是以党纪政纪、行政处罚、纪律处分代替法律制裁，而且标准也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威慑性明显不足，这也部分造就了官员的“以权代法”、“以权欺法”、“以权害法”。而“无法无天”的后果，就是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像一再出现的跨省追捕举报人、公职人员停职停薪做亲属的动迁工作、政府部门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等就是这种权大于法的产物。

法律权威不足也就是中央权威不足

上述法律权威的不足，也可以看作中央权威的不足。因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我们一向强调中央负责制定全国性的法律和政策，地方必须执行中央的决策。

历史上，中央政府的权威起起落落，一般在王朝兴起的时候中央的权威很强，王朝进入中后期，中央的权威就大大衰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若干不同于改革前乃至过往历史的新变化，但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中央的权威受到了来自地方的挑战。从理论而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中央权威的单一制国家，地方主义的活动空间有限。实际情形却是，中国的地方主义比许多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要严重得多，以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益显得不协调。民间曾有顺口溜，对此作了生动和形象的诠释：“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后，也感慨道，“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这就是曾经引起关注的“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之说。

造成中央政令执行不力和地方利益尾大不掉的原因很多，包括地方的“块头”太大，客观上使得中央管理起来困难；政府的层级过多，链条过长，利益矛盾自然也多；政府的职能本身混乱，似乎什么都管，什么又都管不到位，或者有利的中央地方抢着管，没利的中央地方都甩包袱等；但根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后，放权分利的实施，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并由此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其与中央不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这在大大强化和提高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地位，使地方政府具有追求本地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响应获利机会进行制度创新的动机的同时，也开始有能力与中央进行博弈，并有实现独立利益最大化的冲动。

以房地产领域的宏观调控为例，虽然这些年中央三令五申，出台多项政策和措施稳定和抑制房价，但一些地方政府就是不听，阳奉阴违，屡屡将中央的政策消弭于无形。比如，对保障房的建设，中央在土地方面有明确的要求，但几乎所有的省市，在前几年都没有完成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少数地方竟然连经适房和廉租房的制度都未建立起来。相反，把原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土地，去开发商品房。这几年国土部就曝光了一批这样的违法案件，县、乡两级政府动辄就能把成百上千甚至过万亩的土地批准出让给用地单位或个人，大大超出了土地法规定的批准权限。类似情况还出现在清理党政干部入股煤矿以及环保执法检查等方面。当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自，具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挑战中央的权威也就是迟早的事情。

用法律权威保障中央权威

立法的目的在于实施，如果法律得不到严格执行，不仅会影响法律的效力和权威，如上所述，也将影响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而中央权威的流失，又进一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要解决法律权威和中央权威不足的问题，从法的角度说，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首先，要强化规制政府行为的立法。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但对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的立法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反映公民基本权利和体现权力制约机制的宪法、民法不发达，甚至落后，而以禁止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刑法体系却非常健全。要依法治国，前提是必须依法治权。而要依法治权，就必须将党委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和决策纳入立法的范围，用法律规范党委政府行政执法的行为，建立法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使党委政府的行政决策有法可依，避免政令和决策的随意性。

其次，对权力的监督功能要法制化。虽然在形式上，我们的法律监督体系比较完善，但监督必须落到实处才能有效。所以，需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监督主体实施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监督的内容、监督的职责义务等，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以增强监督实施的可操作性，使这些监督职能从抽象的一般性规定中走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

再次，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把民主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国家立法对民主的方式方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包括制定一系列的条例、规章和法律，保障民众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参与和管理，从而将政府的权力运作严密控制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

法律只有公正才能服人。必须将“部门立法”变为“开门立法”，让民众特别是法律相对人广泛参与立法，同时加强人大对立法过程的主导，以消除立法中的部门现象。进一步清理行政机关制定的彰显政府权力、损害民众权利，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大量内部之“法”。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朝着一个理性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必须把它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合理界定两者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机制，既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不损害中央的权威和市场的统一。

法律权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权威 联系 价值 举措

一、关于法律、权威的基本理论

（一）法律的概念

1.在我国

在我国，“法律”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理解。狭义的法律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广义的法律指法律的整体。就我国现在的法律而论，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等都包括在内。为了区别，有人习惯把狭义上的法律称为法律，广义的法律称作法。但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我们在很多场合把所有的法统称为法律。

2.在西方国家

在西方国家，法律中有“主观法”和“客观法”之称，缘于学者们为了区别上述词语，将“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加在这些词语的前面。也有学者认为，法指的是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法律是指由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具体行为规则。

在历史上，对于法的概念，思想家和法学家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过阐释。我国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的概念的理论阐释以及对国外法学研究理论成果的吸收，将法的定义表述如下：“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1]这一观点很好地揭示了法的本质含义，故笔者较为赞同这一观点。

（二）权威的概念及基本类型

1.概念

（1）在我国

权威一词来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权威”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二是指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权威”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

（2）在西方国家

拉兹作为当代道德、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其对权威的理解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对权威的分析必须借助一些相对简单的概念，并且这是有助益的。基于此，拉兹认为约翰・卢克斯的权威定义是现有的最佳解释：“如果某人或者某群体说 ‘让X发生’则X应当发生，那么他（们）就拥有权威。”

根据拉兹的观点，对权威的分析不仅包括阐明某人拥有合法、有效权威的条件，它还必须说明某人拥有权威的实义，即权威是实施某些行为的能力。亦即以上所提条件都应具备，这样对权威概念的分析才能更加透彻、深入。对此，我认为对于探讨这一概念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2.基本类型

（1）理论权威和实践权威

理论权威一般来说是以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为基础，以其专业知识向人们提供使人信赖它的理由。它告诉人们应当相信或者不相信什么，并提供理由。人们只需要服从它，而这一行为可能并非都是理性的。实践权威是和人的实践行动联系在一起的，直接指向人的行为并为人的实践行动提供理由。它告诉人们应当做或者不应当做什么，在人们面临多重选择时为人们提供行动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互间存在着一些必然联系，有时实践权威需要以理论权威为基础。正如拉兹所言，“如果理论权威不需要承认或践行，那么至少也有某些实践权威不需要承认或厉行。某些实践权威完全以其理论权威为基石：一位医学专家在病理和治疗方面都拥有权威。股票专家、航海专家及其他众多在其从事领域享有行动权威的专家，尽管他们的权威有时得不到承认和践行，但却真实存在”[2]。

（2）事实权威与合法权威

依据权威的一般理论，事实权威是指事实上在行使并有效的权威；合法权威则是指被证明为正当的权威。事实权威，是以现实有效的权威来保障其运行并对权威规制对象产生实际影响。一种主流的理论认为，权威作为实施某些行为的能力证明了有效权威与权力有关。但是此处所指的“权力”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有所不同，“权力是指影响力，影响人们行为及命运的能力。如果某人具有影响力、能够影响人们的命运和抉择，那么它就拥有了有效的权威。由此，合法性权威可被界定为正当的有效权威”[3]。但拉兹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上述理论似乎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合法性权威的概念是主要概念。但是并非所有的合法性权威都有效。此外，有效权威的概念只有参酌合法性权威才能得到解释”[4]。

二、法律与权威的联系

（一）习惯权威

原始社会是没有政治国家和法律的。它的社会秩序是通过原始习惯的调整来实现的。原始习惯是在原始人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其产生和发展是人们在共同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渐地自发形成并世代相传和演变下来的。这种原始习惯是通过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信、传统力量、人们的自觉和内心驱使等因素保证实施，其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维系氏族的血缘关系、原始人之间相互团结、平等协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及共同利益，具有平等性而无政治色彩。

（二）法律权威

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进而引起整个上层建筑包括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氏族组织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需要，原始禁忌和习惯无力驾驭、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都为了法律产生的提供了前提条件。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5]。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律科学的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与权威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律权威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内涵，成为社会的最主要的调解手段。可见，法律权威根源于一定社会的阶级原因，并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宪法权威

在现代大多数国家中，宪法都是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存在着。这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而近代意义的宪法是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出现，并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冶炼和洗礼，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逐渐成形的一种新的法律现象。这就是由法国《人权宣言》所揭示，由1787年美国宪法所代表的国家根本法。其中，在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资产阶级通过宪法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固定下来以维护其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宪法已经超越西方文明的范围和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而为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类型的国家所接受和采纳。因此，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威。它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

三、法律权威的价值

（一）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法是人们有意识活动的产物。“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6]。因此，法所反映的意志当然也是统治阶级的的阶级意志，经过国家机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客观化为法律。“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7]由此可见，法律是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强有力的工具。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把它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因此，任何破坏法律的行为或者与法律背道而驰的行为，都意味着对法律权威的挑衅，也即是对统治阶级地位的侵害。

（二）法律权威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

在法治中，法律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是法治的基础。法律只有树立起极大的权威，才会为社会成员所尊重、信赖和崇尚，并体现于他们的行为之中，从而实现从应然法治到实然法治的跨越。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树立起有效的权威，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这样真正的法治社会才有生长的土壤。我国著名的法学家董必武先生始终坚持立法并使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 即必须树立法律权威，让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普遍的信赖和服从。

（三）法律权威是人权保障的最有力因素

在我国，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指的是那些对于人和公民不可缺乏的、不可取代的、不可转让的、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共同权利[8]。人权与法律是紧密不可分的。没有法律对人权的确认、宣示和保障，人权要么只能停留在道德权利的应有状态，要么经常面临受侵害的危险而无法救济。法律对人权的保护，既有国内法对本国公民人权的保护，也有国际法上对人权的保护，这两者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和互为保障的。但是，仅有法律是不够的，如果法律没有在社会形成有效而强有力的权威，没有对人权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那么法律无非等同虚设，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权可言。

四、在我国树立法律权威的举措

（一）完善立法，坚持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

法律权威的生成有赖于法律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构建一个结构合理、体系完善、各层面法律相互衔接、逻辑紧密的法律系统，也离不开完善的立法技术和立法体系。同时，行政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依法行政要保证国家行政权力的依法实现，也要防止非法行政，保护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树立法律在公民中的权威和威信。此外，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价值准则。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那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9]。司法因其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所以，司法公正是赢得人民信赖的根本之所在，对于树立法律在人民中的权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完善法律监督制度

法律监督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对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法律监督有利于保证法律有效地实施。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对于保证法律的实施和维护法律的权威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在法律中具有最高地位。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可谓当务之急。需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在完善过程中要注意树立宪法权威与我国政治体制的平衡，坚持和保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监督的集中和统一。只有与政治体制相协调，才容易被接受，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与此同时，社会舆论监督对于监督法律的执行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建立完善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通过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有效地影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体现了社会监督的广泛性和民主性。

（三）培养人们的法律观念，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10]公众法律观念是法律权威树立的内在支撑力。通过培养人们的法律观念，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法律在人们的内心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人们对法律的依赖程度和信任程度将会得到逐渐提高，法律在社会中的权威也将会得到切实的提高。

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守法意识。法律以权利义务为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核心范畴，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提高法律的利用效率，但过度的权利意识就会导致法律的失衡，义务便是这一平衡的维护者。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是法律对人们的首要义务。反过来，守法也体现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或者说是法律权威作用的结果。同时，在全社会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是增强人们法律观念的重要举措。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了解，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素质的整体水平。

五、结语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现阶段重大的历史任务。法治社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到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中树立法律权威的困难和障碍，积极探索有效的途径和具体的措施，不断增强人们的法律观念、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为尽快树立法律在社会中的权威不断努力。

注释：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5．

[2] [英]拉兹．法律的权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

[3] [英]拉兹．法律的权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

[4] [英]拉兹．法律的权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

[5]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1．

[6]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7]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1．

[8]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46．

[9] [英]培根．培根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3．

[10]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73．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英]拉兹．法律的权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英]培根．培根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 王小峰．拉兹的法律权威命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

[7] 李将军．论宪法权威[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07．

[8] 孙笑．论法律的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J]．学习与探索，1996（4）.

[9] 朱福惠．宪法之上―法治之本[J]．法律出版社，2000．

法律权威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法律权威 社会契约 正义 信仰

一、法律应有权威

（一）法律权威的含义

权威总是和权力、服从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般认为权威就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其基本解释是：指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利用。权威是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对于法律权威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德国的韦伯、美国的帕森斯和法国的科尔曼等，他们也都是把权威、权力和服从放在一起讨论。正如在乔克裕、高其才的《法的权威性论纲》中说到：“权威实际上系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要求信从和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与决定性的影响。”

（二）古代权威的来源

1．西方法律起初总是和神权，宗教，上帝联系在一起，我们熟悉的有末日审判，有荷马史诗等，由此看出法律权威与之相关。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到：“当时法律（荷马时代希腊法律）是被视为由神颁布的，而人则是通过神的启示才得知法律的。”可见当时法律的权威来自于神学，来自于宗教的权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更加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教会的权威在和世俗的斗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人们更多地从世俗的角度去考虑法律的权威，如当时更加提倡从“人的理性”角度来解释法律权威。如此，学者们开始逐渐摆脱了神权，宗教，上帝的影响，从不同方向来研究法律权威，认为法律权威的来源具有多元化。

2．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神权、王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里的神权的和西方社会的神权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神权是为王权服务的，从西周“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权和王权的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律权威主要来自于王权。到西汉后期汉武帝推崇“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经典重新解释了法律，法律丧失了其独立性，引礼入法，礼法合璧，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于伦理道德。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法即律，民刑不分，刑法发达并且残酷，其主要是为封建集权服务的，皇帝说的话，颁布的命令就是法律等特征，所以笔者认为君主专制下的王权是中国古代法律权威的重要渊源。

（三）现代关于法律权威来源的学说

1．拉兹的“优先性命题”。拉兹认为，权威之所以受到遵从，是因为行为人更“倾向于接受权威者的理由”，也就是说权威者的理由具有优先性。因此，他提出了一种严格的实证主义立场，即法律是认定的，法律的效力以社会事实为基础，与道德论据无关，严格地说，法律只有当它是由一个或一些有权的人宣布或确认的时候，才是法律。笔者认为其实权威者的理由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建议，只有当建议和我们自身的利益趋于一致时，我们才会去做，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法律权威的真正来源。

2．菲尼斯的“感激互惠说”。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于感激，互惠，公平竞争的义务。他认为，因为在政府的管理之下，我们才可以免受暴力的侵害，故作为回报，我们应该遵守法律。然而，笔者认为，这并没有说明人们遵守法律的实质原因。

3．马克思·韦伯的“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和法理权威”。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威及其合法性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权威，来自于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惯例上形成的；二是感召权威，来自于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三是社会经过理性选择好的法律制度所认可的法理权威。对于韦伯的观点,有学者进一步阐述认为权威及其合法性的来源是基于心里上的惯性。如博登海默认为，“虽然国家的法律在人的意志中有其根源，但归根结底它是建立在事物的性质基础上的，是依赖于行为类型与他们对生活的效果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上的”，故可以表述为习惯—人民心里—行为习惯—法律。庞德也是赞成这种观点的：“最后一个凯撒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死亡，可是与第一个凯撒同时代的那些法学家们的著作，至今仍然指导着半个世界的司法。”然而，笔者认为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沿袭下来的惯例的确存在，但是毕竟是少数，而现实的法律是多种多样的，故此观点有待商榷。

4．哈特的“行为人主观认同”。他认为法律能够有效运行下去的关键归于两类行为方式：一是将法律作为行为的指导，在内心上对法律有认同感，因为法律使人们的行为更加安全且具有可预测性；二是将法律看成是针对行为人可能的惩罚或强制，在内心上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律之所以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得到一定的共同体成员的主观上的认可。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人们主观上的同意。然而，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法律权威的真正来源。

5．意大利法学家韦基奥的暴力威胁理论。韦基奥指出“强制力与法律使两个逻辑上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哪里没有强制哪里就没有法律。”因此，法律权威可以看成基于暴力威胁理论。但笔者对此观点的反驳可以借用美国法学家塞尔茨尼克的观点：强制不是法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只是发的外在支持条件之一。

（四）分析关于法律权威来源的各种学说

上述关于法律权威来源的观点，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人们因为惧怕法律的暴力或强制力，而从心底因害怕法律而被动的遵守它；二是基于社会契约论，人们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出于责任感而遵守法律。这种情况下，人们虽不是完全被动的遵守，但也不是欣然地接受法律；三是人们认为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打从心底愿意服从法律。

1．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强制力，人们完全被动地接受法律。批判法学派常说“法律是政治的”，法是政治斗争的偶然产物，“法是政治之子”，政治国家必然要依靠暴力手段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人们往往会因为害怕法律的惩罚被迫遵守法律。显然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于外在的力量。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虽然法律规定了许多惩罚的手段，可是这并没有真正的阻止犯罪的发生，相反违法行为却屡屡发生，由此可见强制力并非法律权威的来源。同时，心理学家也指出认知因素远比强制因素重要。所以说在确保遵从规则方面，其他因素如信任，公正，信实和归属感等远较于强制力重要。日本学者井上茂在《法德根底里所具有的东西》中说到“法的实现不是由政治引进的强制力所推进实现的，而必须是被承认的法的‘力’所支持实现的。”所以，笔者认为，强制力、暴力不能产生权利与权力，暴力是不稳定的，当多数人觉醒时，暴力产生的权利将不复存在。正如中国谚语所说：“马背上能得天下，但马背上不能治天下”。国家政权应该从暴力转化成统治治国的权利，必须建立在人们共同同意的基础上。

2．法律的权威来自于社会契约理论，人们基于一种责任去遵守法律。根据社会契约论，人们通过契约让渡自身的一些权利建立政府，故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人们的同意。“承诺或许是我们按照法律的指令行事的一个充足理由，‘我交税是因为我有道德的义务去兑现我的承诺’，但必须再一次指出，遵守法律（交税）和我的行为原则（信守承诺）之间只是偶然重合了，在严格意义上，法律本身并没有给出一个行为的理由，因此也就不能就此宣称法律拥有权威。”因此，基于社会契约论所阐述的守法者，其守法的心理是基于一种责任，是对自我愿望的压制，认为人们有责任，有义务去遵守法律。但这种观点并没有明确说明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何处，相反是对权威没有理由的盲目承认，不仅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法律的前进。

3．法律具有权威是因为法律是公平正义的，人们内心主动接受。一切法律都是正义的化身，是符合自然法的观念，人们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这种自然法论把法律和道德混为一谈，在现实中我们发现无论一个政府是多么的正义，它都可能有时制定一些不受欢迎和在道德上引起不快的法律。譬如税法的制定，人们总是不希望交税，而税法也总是被认为是“恶法”，难道人们就不要遵守它了吗？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法律的权威到底来自于哪里呢？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信仰不是认同，不是确信，而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赞同，是一种情感，并愿意自觉自愿的去按照他来规制自己的行为。笔者认为，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人们信仰法律，所以说法律的权威的核心是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如拉兹所说“只有他承认所认定的权威命令具有权威的约束力，并且肯于服从这些命令，而不是想要直接服从适用他的理由。”所以说暴力是作为人们要服从法律的理由，而非法律权威之所在，但是不可否认强制力也是必须的，只有当暴力这种次要权威和主要的权威联系在一起时，便会成为有效权威。

二、法律因被信仰而具有权威

(一)法律应该被信仰

对法律的信仰，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去遵守法律，而不是受外力的影响。例如，A命令B去做一件事，只有当这件事是满足B的需要时，他才会乐意的去做，而不是因为不去做会使A受到伤害，或是因为A是B的父母，B处于对A的尊重而去尊重法律。

伯尔曼认为“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就不会尊重。”怎样使人们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法律呢？笔者认为只有人民感受法的美，人都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心里，自然就会在不自觉中爱法，尚法，这样就是对法律的信仰。那法的美体现在哪呢？法的美应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的程序方面。

1．体现正义与自由的法律内容。法律应该满足人们的需要，一法学家说过“一个人自己在为自己制定法律，并且只服从于自己所立之法”，如果法律都是他律，显然民众就不会从心底自愿去服从，所有权威就是不存在的。人们往往会认为如果一个法律满足了人们的愿望，那它就是善的；相反，如果一个法律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对人们的行为诸多的限制，那这个法律是恶的。也可以说能让人们信仰的法是善法，是良法。善法应该是体现正义与自由的。

自由，是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法律应该是保障人们自由的，从法律的制定到法律的实施都应当保障人们的自由。例如，人们都希望有取得自己的私有财产的自由，此时法律规定“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非法侵害”则满足了人们这种对自由的需求，那么人们就会自觉地遵守法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应体现的自由是受限制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求个人自由，往往自己的自由行为却是对他人自由行为的侵害，所以自由应该有个限度，即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满足了人们对自由和正义需要的法律，人民大众才会主动去遵守的法律。

正义，是法律另一个基本价值。对于正义，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是平等，即作为平等的人要受到社会和政府平等的对待；作为每一个平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自由权。法律要保障平等权。其次是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能使这种不平等可以合理地指望每一个职位在公平的机会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笔者认为是一种不平等中的公平，追求的是一种结果上的，实质上的正义。如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个国家多至上百条的法律，往往存在这样一些法律，它们是人们所说的恶法，是不正义的，可是人们却是在遵守。典型的是税法的存在，人们遵守它是因为它的存在其实质是为人们的利益服务的，能够为大多人带来利益，从而人们自愿的接受。当今社会越来越关注社会本位，更加注重实质上的公平。被称作恶法的税法，是对收入的二次分配，是为了减少社会贫富差距，稳定社会关系，这恰恰体现了这样一种实质上的正义。如庞德所说“我们说的法律的正义是，在不能满足人们对它们的一切要求的情况下，至少尽可能地做好些。”

2．体现公平公正的法律程序。伯尔曼指出“司法正义的诸多理想，凭借他们在司法、立法和其他仪式中的种种象征标记而得以实现。”在立法上，立法应严格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的，充分反映大众的意志。在司法中，公正的程序体现为比如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发言机会，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乃至像西方社会证人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所说一切属实，都是在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一种信任感或是给予这方面的暗示。正如有人所说，人们对公正的理解和体验，首先是从看得见的程序中开始的，即使某些程序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罢了。

（二）对法律的信仰不是盲目信仰

我们这里讨论的法律信仰，是指对合理法律的信仰，而不是对一切法律的信仰，应该避免对法律的盲目信仰。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苏格拉底先生最后被一场不公正的审判，被他深爱的人民判处了死刑，执行的那天早晨，监狱大门为他打开，原本他是可以逃走的，可是他却选择平静的喝下毒酒，他的遗言引人深思“我是伟大的雅典城邦的一员，我深爱着这座伟大的雅典城，我要守护政治和法律的尊严……，我必须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我也曾经享受过这个法律所给予我的利益。这是所有的雅典人所必须遵守的法律。我愿意接受这个不公正的判决，饮下这杯毒酒。”笔者认为这就是对法律的盲目的信仰。另一个例子就是在著名的东京审判上，日本战犯在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他们供认不讳，但是他们人们竟然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错，他们执行的是上级的命令，是国家的法律，显然也是一种盲目的信仰。我们所提倡的是信仰充满真善美的法律，而不是不公正的，侵害人权的法律。对法律的盲目信仰不是我们提倡的信仰，而是对法律盲目的服从，这样不但会阻碍法律的发展，而且会妨碍立法的完善和对司法的有效监督。

三、中国应重视对法律的信仰

中国古代法即是刑，法永远是恶的，永远和暴力相联系。同是，法只是统治阶级愚民，驭民的工具，人们长期以来耻讼，惧讼。人们总是依靠纲常伦理来解决问题。这种和谐无讼的情况，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不信任。到现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很完善，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目前所制定的一些法律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法律产生了许多不足之处，也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了怀疑，法律信仰的状况还是有待提高。所以加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感实为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几点：

（一）良法的制定

首先，立法机关应该制定更具公正性、权威性、稳定性的法律。立法是法律产生的第一项程序关口，良法的制定是使法律产生权威的最基本要求。法律不仅仅是统治工具，我们要使法律更加贴近人们的需求，充分体现法律的内在价值，要让人们相信法律。对我们现存的法律，笔者认为有两点需要改进。首先是有一些法律并没有很好地保障人们的利益，例如《国家赔偿法》中的一些规定，对于赔偿的要求，赔偿的数额，赔偿的标准的规定，往往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又如《集会游行示威法》中的规定，对于游行示威规定了许多限制，几乎变成了一部不准游行示威法。其次，有些法律条文规定的过于笼统，过于泛道德化，如《公务员法》中规定，公务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实践中缺乏操作性，这样就无法对公务员是否为人民服务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加强司法、执法的建设

执法机关应该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树立法律之上的信念。为了加强司法、执法过程中的公平性，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公职人员的法律素质教育，正如人们常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还需要良吏。另一方面要加强公众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民主监督，加强其内部的民主考核制度，对权力的限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所以应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事实上，我国现在对权力的限制往往是更多地依赖于道德的约束和榜样的示范作用，不断地进行思想先进性教育，但是整个权力的问题是无法通过个人的高尚行为得到解决的，反而会引导人们去滥用权力，恶化社会风气。

（三）加强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

诚然信仰是不可以被教育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来普及法律，使人们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这样才可以使他们发现法律之中的美。很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能从电视或是报纸中看到，有些偏远的农村地区人们仍在用他们的村规，家规，族规办事而根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甚至还出现集体抗拒执法的现象。对法律的无知，是不利于法律权威的形成的，应该加强法的宣传力度，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促进人们对法的价值功能的认同，从而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毕竟当今中国人们的法律意识和制约权力意识的形成还是有限的，还是需要通过教育，通过宣传等外力来使人们认识法律，了解它的本质，然后才能使人们自觉地认识和尊重法律。

四、结语

法律权威范文第4篇

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

其一，公正司法依赖于司法权威，但司法权威并不等同于法律权威。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权威一般来说意味着具有内在和谐同一性的法律文本体系获得普遍的尊重与服从，而司法权威则是法律权威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践领域，司法能否赢得权威，法律权威只是一个基本前提，主要还得看人们对司法主体的信任程度、司法制度建构理性及其实践效果得到认可的程度。司法公正必然以司法权威为基础，得到社会认同的司法主体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建构及其效果，必然意味着公正地司法。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把司法权威等同于法律权威，试图仅通过国家赋予的外在强制力来撑持司法权威的不当做法，倘若如此公正司法便无从实现。其二，公正司法不仅是一个制度化问题，也是一个具体实践问题。抽象的法律规范和公正司法理念要落到实处，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制度安排。好的司法制度安排能使好的司法者更好地公正司法，坏的司法者较少地破坏公正司法;而坏的司法制度安排会使好的司法者无法公正司法，坏的司法者更容易破坏公正司法。应当说，遵循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方向，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和建设在审判方式、组织制度和司法者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其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再好的制度建构，如果符合法治标准的司法观念不随之更新，也只能停留在纸面而无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落到实处。很难想象，一个纸面一套实践又是另一套的司法制度能够持久深入地促进公平正义，一个视“摆平”就是能力就是水平而一定程度上忽视法治基本准则的司法者群体能够持之以恒地公平司法?其三，公正司法不仅是一个依法裁判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司法是一个以既有法律涵摄案件事实的过程。首先，公正司法要求司法者依法裁判，以公正的方式方法对待和解释法律。在一个追求并遵循法治的国度，法律一般都蕴含“秩序、公平和自由”等基本价值，司法者必须依法裁判才能体现并实践法律中蕴含的这些基本价值。但是，徒法不自行，很多法律需要解释才能适用。在此意义上，法律处于工具性地位，它为某种主观目的服务。对于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来说，更是如此。司法者应当秉持公平正义之心，遵循基本的法律解释准则，创造性地运用法律，服务于公正司法的目的。其次，公正司法必须要考虑裁判的实际效果和当代社会真实的规范状况。何谓公正?只有一个社会都能够接受的，才能说是真正的公正。站在规范立场上看，只有符合一个社会基本规范要求的裁判行为才能说是公正的行为。但是，虽然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成为主导型规范力量，但并不是所有法律都具有社会规范的获得广泛认可的特征②，这就是说，依据法律作出的司法裁判，并不一定符合基本社会规范所要求的公正。因此，公正司法必须要考虑裁判的实际效果和当代社会真实的规范状况。实际效果更多地是诉诸实质正义的考察，一个不能实现实质正义的裁判行为，根本就无真正的司法公正可言;而对当代社会真实的规范状况的考察，则试图辨析出公正司法的基本的社会判断标准。无论法律如何强势，如何具有形式上的普适性，为社会接受的正义感总是各种社会规范合力营造的结果。司法公正之实现必须仰赖于各种非法律规范的撑持作用。

持续地推进司法公正

其一，遵循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司法具有实践具体性的特点，一方面它既是针对具体案件的又总是处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这就要求，司法必须针对具体案件而实施裁判行为，并适时适当地回应特定时代对于司法实践的特殊要求。毫无疑问，回应时展特殊要求的司法实践必须大体上符合司法自身发展规律，并遵循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只有如此，特定时代条件下具体的司法实践才既能呼应于特定时代公正司法的要求，又能符应于建设法治社会这一长期目标提出的持续推进公正司法，长久实现司法公正的需求。但是，如果过度迎合特定时代特殊的正义性需求，司法实践可能偏离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及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利于长久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其二，凸显司法者司法实践中的主体。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中国法治发展由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的转型。在任何真正司法中心的法治实践中，司法者(法官)无疑都会以某种有效方式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司法，简单说，就是法官将规范与事实有效结合产出合法、正当而又具有社会说服力的裁决过程。因此，在成文法国家，从制度设计而言，法官不该是立法者而应当是法律解释者和富于创造性的造法者;而从事实阐释角度看，法官不仅是事实构成的有力建构者更应该是生活事实的深刻理解者。但是，在长期立法中心的法治发展模式下，司法者在司法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欲要深入推进法治和提高司法能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公正司法需求，就必须提升其在规范意义和事实建构方面的作用，凸显其主体性。我们的法理学，至少是司法场域中的法理学，应该是逐步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事实上，在时代法治困境促动下，规范制颁者和规范接受者都提出了彼此理想地交流沟通的要求与期待。这一点也在法理学研究中映现出来。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正当的实施这个问题来进行，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而在笔者看来，法律实证主义固然是法律和法治意义脉络的构架性理论，其对法治发展的意义始终不可或缺，但法律沟通之纬视野中的社会事实面向的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才更可能勾勒和型塑出具有实质性意涵的真正的法律和法治。纵观近年来，无论是立法、司法领域的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法律实践，这种法律沟通之纬视野中的社会事实面向的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司法者在司法中心的法治实践中的主体性会逐步得以提升，如此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公正司法，司法公正才能切实得以推进。其三，切实推进公开审判制度，通过切实措施呈现具体案件事实的真实景况。司法公正首先必须以正当法律程序呈现出来的事实为基础，在遮蔽或歪曲的事实基础之上出的司法裁决不可能有所谓的公正。正当法律程序最基本的要求是公开，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将事实呈现出来，这一点对处于初期法治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虽然公开审判制度建设已有10多年历程，但其制度建构和实践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纵观近年来的一些热点案件之所以为社会广泛关注，很多都是由于某种强制性权力为达“私欲”通过各种方式遮蔽具体案件事实造成的。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事实被遮蔽或歪曲。因此，必须要严格约束公权力事实认定方面的任性，将公正司法的事实基础呈现出来。

本文作者：贾焕银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法律权威范文第5篇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论据。

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叫做“立府”(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色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别，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文宪法”。

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constitutionallaw)。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普通法律，所以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宪法仍然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的宪法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可少)、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和传统。

宪法并未明言然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或原则通常被称为“宪法惯例”(theConventionsoftheconstitution)或“宪法习惯”(thecustomsoftheconstitution)，又叫“不成文的宪法准则”(theunwrittenmaximsoftheconstitution)。把成文和不成文的根本法融成一体就是宪法之广义的概念。宪法含有不成文的意义，如在英国、新西兰、以色列这类国家找不到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别国成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准则在这些国家里或散见于普通法律，或存在于习惯之中。即使在成文宪法的国家里，虽不见之于宪法条文但实际上起着宪法作用的东西也不少。如美国总统必须在宪法惯例或美国国会授予他的权限内活动----这是一切法治国家的根本观念，也是法的本质使然。所有这些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宪法往往比宪法中的明文规定更能说明一国的实际政体，更能反映法的本质。

宪法的权威性决定于成文宪法背后的隐含因素：宪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可以与成文宪法记载得一致，也可以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宪法学者要探讨的正是实际存在的“活的宪法”(Thelivingconstitution)，而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上的纸面宪法(thepaperconstitution)。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最早表述见于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六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此也有明文表述。如加拿大宪法第52条宣称：“本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一切法律与本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将不发生效力。”意大利宪法第1条规定：“属于人民并在本宪法的形式和限度内行使之。”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反对蓄奴制的领袖哈利.西华德（WilliamHeraySewad）在参议院里宣称：“在我国有一个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的共鸣。西华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法中之法。西华德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权威?宪法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关于宪法的权威问题，宪法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一种是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种是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而这三种见解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或彼此孤立。这三种权威就像后浪推前浪—样。—浪高过—浪运动着向前推进的。

一、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或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论断。那么执政者如何处理违宪或合宪的法律问题呢?称作宪法的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呢?于是宪法是不是可执行之法，宪法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如果说法律必须由一个能够立法的机关来制定、批准、公布施行的活，那么在宪法出现之前，哪里有个能够立法的机关呢?既然能够立法的机关是由宪法规定的，那么制定、批准和公布宪法的机关是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呢?显然，只有在宪法授权立法之后才能给予宪法以实际的法律效力，那么究竟谁是法的首创者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

例如，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宪法是由英国议会和女王在枢密院制定或颁布的。在这些例子中、宪法的法律效力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英联邦有一条公认的法律规则，就是英国议会至上“权比法大”，法由权而产生，同时又宣称：“法比权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这是法学学者的文字游戏，就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辩论。

由于英国议会对英联邦大多数国家享有名义上的，这些国家宪法的效力是由英国发生的，由英国议会授予的，澳大利亚、新两兰、加拿大等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另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如牙买加，则是英国女王的枢密院为它立法。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是经英国承认的，其法律效力来自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外在的。英国自治领或殖民地的宪法之拥有权威从而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宪法就是英联合王国的法律。

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出现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数国家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名义取得立宪的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律效力的来源。

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Justice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道：“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法使“人民”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宪法仍然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告“在民”，人民由宪法建立的机构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

综观各国的宪法文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出发，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出于它是由一个能给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逻辑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法，宪法不是普通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逻辑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保护法》这样的普通法律相提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中所说：

“毫无疑问，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们认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普通立法所能改变；或者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改变就改变，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控制着普通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关可以随意改变它。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宪法必须按照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许多国家对此有明文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举法》的立法机关----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观。

显然，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逻辑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因为美国的真正宪法仍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法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依然可以适用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复如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

对宪法作为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国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国家与人民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而已。

先说第一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宪法观。宪法之所以不是普通法律而是根本大法，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该是统治着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

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从或拒绝服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少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社会行动的适当规则。

人类既有善良的—面，也有残酷的—面，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之于上，势必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全，秩序和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

这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观点为基础的。许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理想型的国家，然而这个理想国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真善美的概念。他们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理想中至善至美的国家已经实现，人们都应该服从它。

霍布斯的国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序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国家的人格就不健全。按照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好，都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如果遭到失败或失误，不可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现实世界中(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也有坏的秩序。现在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家的—分子”，他们想的也许是德国的最后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子。

与以服从国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条宣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道：“美国宪法过去确实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迅速地变化的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根据林肯的见解，既然只有人民才有权改变宪法，而且人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在国会中和各州政府中的代表，他们就必须服从既定的宪法；如果他们想修改，就应竭尽艰难地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去修改。

这番话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于固执己见的少数派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既无希望以自己的形式修宪，又无希望阻止他人修宪。当他们竭尽全力去说服大多数人而达不到目的时，他们该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然后保持沉默么?

按照林肯的回答就是“必须这样”，他们必须接受宪法，他们不能从宪法所建立的联邦中分离出来。

由于林肯的论断是蓄奴制已存道义上无法辩护的时候提出的，因此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胜利。但如果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固执的不是蓄奴制而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情况也就不同了。在道义上少数人有权做出不服从的决定，并且顽固地维持这种决定。历史上不乏其例。如阿基诺反对派马科斯政权即为显例。

宪法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但仅仅法律和秩序是不足为据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秩序才能为人民所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生活在—个糟糕的宪法之下，并月试过别的方法而没有成效，他们就会诉诸高于宪法的法----如自然法。并非宪法当然享有道义上的权威，而是宪法必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才能享有权威。

主张权威主义的霍布斯说得不错，服从是人类的经常习惯，恐惧是服从国家与法律的动机。但以此来解释全部社会问题显然是太简单了。大多数人之服从法律并非总是出于恐惧，有时是自觉自愿的。例如对《义务教育法》，做父母的服从它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惧怕而被处罚。犯法的人总是极少数，但有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是毫无恐惧之心的。

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说过：当整个宪法有被的危险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协分子拒绝服从宪法更危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值的。如果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宪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拯救，哪些部分必须暂时停止实施，哪些部分应该抛弃。

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因为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恩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自然法思想为我们服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法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东西。我们服从国家立法，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我们应该做的。

西方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奴隶制在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的，因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种观点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为后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著名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那么一来，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根据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即内心的谴责，假使他逃脱了通常所说的惩罚的话。

洛克在他的《政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詹姆斯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任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利的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向天老爷求救的原委了。”他继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时候该目的显然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信任也就必然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先前给予者的手里，他们也许会重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可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洛克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人服从，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可靠的。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如果一个当局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的权利，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人服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服从，但是根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人服从的力量不应该是强制力而应该是说服力。

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英国宪法的“议会”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的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国女士的代表----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

政治既可以是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可以是人性中残忍的—面，或者是既善良(口头上)又残酷(行动上)的—种活动、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的本性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易犯错误的。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道出了一条宪法原理。他说：“政府本身岂不是充分不过地反映了人性的特色么?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两方面：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就要控制政府自身了。控制政府无疑要依靠人民，但经验教导我们：人类必须有其他的防备方法。”这里所谓“防备方法”，简言之，就是内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人民团体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是司法机关对立法、行政机关的行为在个别案件中进行公正的审查。显然单讲这些技术，未必能使人们相信不经革命便可以达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知道我们探索的问题，其渊源甚深，不是立宪过程所能揭晓，也不是这些卓著的技术----分权制度、人权宣言、成文宪法所能收效的。

法律权威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 、“绳墨”、 “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

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 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不能有特别的人和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

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 高志明主编

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夏勇 2001年

法律权威范文第7篇

关键词：依法；治密；法律；权威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3-0237-01

多次强调：“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当前，树立保密法律权威，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1 坚持“有法必依”

有法可依是依法治的前提。依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重心和实质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只有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才能有效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把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窃密与反窃密斗争形势越发尖锐复杂，从今年查处的失泄密案件看，大部分失泄密案件都与网络直接相关，而失泄密案件中绝大多数为过失泄密。这就警醒我们，务必要大力加强保密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保密意识，使全员知晓保密义务是法定义务，不可选择、不可约定，一旦违反，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针对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使用列举的禁止性规定，条文清晰，要求明确，但在保密检查中发现，一些单位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有法必依”，真正把保密法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牢固树立“保密无小事意识”。

2 坚持“执法必严”

保密工作必须坚持“执法必严”，把保密工作做在前面，及时发现和消除泄密隐患，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确保核心秘密安全，同时兼顾一般，促进保密工作协调发展。要把落实重点领域和重要方面的保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对绝密级国家秘密、绝密级信息系统、保密要害部门部位、核心人员，必须采取更严格的保密管理措施。

“执法必严”，特别针对保密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讲的。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的重要条件。执法必严，首先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行政机关和检察、审判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上的根据，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执法必严，不是指办案中运用法律一律要从严，运用法律从严或从宽，只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的具体规定确定。执法必严的主要含义是指要维护法律的极大权威，宽、严都要有法律的根据。其次，执法必严还指上下级之间、主管部门和下属单位之间要相互尊重已被规定的权限划分或者权利义务的界限，既要防止和反对在执法和护法的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专横和对权力与职位的滥用，也要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纠正权力过于集中现象造成的不良后果。再次，执法必严还指要严格尊重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一切执法机关和公职人员都必须严格尊重公民的权利，都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限度以内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允许损害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只有依法进行严格保密管理，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才能切实维护法律权威。面对当前泄密事件多发，我们必须坚持“执法必严”。保守国家秘密必须做到百密不疏，百分之一的失误会导致百分之百的泄密。对于国家秘密的管理要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全天候覆盖，做到国家秘密在哪里，保密管理延伸到哪里，对泄密事件执法必严，对严重违反保密法律法规的责任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3 坚持“违法必究”

保密工作，必须坚持“违法必究”，突出强调保密违法“一查到底”和“违法必究”的原则，这必将极大地增强主体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有效地提高保密法贯彻落实的执行力。

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保密执法权力，尽职尽责打击和制裁一切违反保密法的犯罪行为。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保密违规事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处理一起、追究一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维护保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证保密制度有效运行。

保密工作虽不是全局工作，但却始终影响牵动着全局。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变化，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异常激烈，我们每个员工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都需摒弃麻痹侥幸思想，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遵守保密法。

参考文献

[1]宋青青，张婷.树立真正的法律权威[J].法制博览，2015（23）.

[2]杨佳瑛.切实维护法律权威[J].中国人大，2014（08）.

[3]孙光明.浅析国家秘密的属性[J].法制与社会，2009（03）.

法律权威范文第8篇

国无法而不治,民无法而不立。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如果不坚持和推行依法治国,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人民当家作主也就难以实现。本文作者白茫茫就此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依法执政必须要牢固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国家的意志是法律

人类自脱离混沌时代以后,就被分成不同的阶级。每一个人不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意识到,总是要归属于一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里,一些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另一些阶级则被统治,这就是国家。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在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当然,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长久统治,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符合自己意愿或自已也能接受的被统治阶级的部分意愿纳入到法律之中,但归根结底,法律是主要体现统治阶级意愿的。如果不获得统治阶级的同意和认可,任何个人或者集团的意愿都不能成为法律,不能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一个国家,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段,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性质,即是封建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国体。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统治,是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是实行三权分立还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政体。国体和政体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国体是内容,政体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反映和表现内容。但相同的国体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同样是资产阶级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实行总统制,英国、日本等国家实行议会内阁制。而同一形式,也可以被不同的政体所采用。比如,同样是总统制,资产阶级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采用,比如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实行总统制。总之,统治阶级总是要采用最适宜于表现其性质、最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政权组织形式。

我们国家的性质即国体,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彭真同志在1982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在我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历史不断前进,社会不断进步,时代不断发展。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坚持依法执政,不论是对于党的领导和执政,还是对于民主法制建设,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并不谋求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或者之外的特权。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团体和组织一样,都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执政。一个国家,执政党能否依法执政,直接影响着国家机构能否依法运转。正因为如此,党的执政活动应该是依法进行的。

依法执政的过程就是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就是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就是要逐步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志指出:“要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坚持依法执政,首要的是坚持依法治国,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法治。任何现代国家都是由一定的政党来领导的,其执政都是在法治体制下实现的。“国无法而不治,民无法而不立”,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如果不坚持和推行依法治国这一标志现代文明的治国方略,那么国家的政权就难以长治久安,人民当家作主也就难以保障实现。

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依法执政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和充分体现,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执政党的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调整手段,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正如同志一贯强调的那样,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党的政策是立法的依据、执法和司法的指导,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不能偏离党的政策,更不能与之对立起来。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政策是法律所要体现的一般原则、精神和内容,法律是国家政策和执政党政策的定型化、条文化,离开法律的强制作用,政策本身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难以达到其经济、政治目的。从近代国家治国方式发展趋势来看,法律日益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调整手段,在社会管理中居于最高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能够有效地制约一切权力。

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而法律必然会反映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更能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真正能够确立法律权威地位从而保证现行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不全在于国家强制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律的态度。因此,坚持依法执政,迫切要求我们忠于法律,信仰法律,崇尚法律,牢固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各级各有关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大力推进以普法工作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应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适应新形势,从根本上转变不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要求的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和工作习惯,在发表讲话、制定文件和进行决策时,都应对照宪法和法律,看看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做到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事不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应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白茫茫简历:

法律权威范文第9篇

调研组一行分别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作的工作情况汇报，并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两院”工作开展情况和主要做法，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过去五年，全省法院不断创新完善审判执行工作机制，较好地实现了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效果的全面提升。尤其是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在继续增强为“发展、稳定、民生”大局服务的主动性和实效性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民营经济的司法保障力度。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化解涉诉案件，大力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在服务大局、维护稳定、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今年年初，确定了未来五年检察工作“务实、规范、创新、科学”发展的总基调，并以突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以推进平安吉林建设为目标，以开展查办群众身边职务犯罪专项活动为着力点，以实施修改后刑诉法、民诉法为契机，以构建社会化大预防格局为举措，以开展“基层基础提升工程”为载体，着力推动全省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调研中，荀凤栖对“两院”的工作成效给予了肯定，并强调要切实维护法律权威，确保司法公正，为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法律权威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法律权威 公正 法治

一、法律的至上权威

在大多数当代社会 ,法律是惟一主张具有无限权威的人类制度。法律通过权威的或主张权威的行为标准组织社会生活。

权威的概念与法律的概念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那种认为法律的分析涉及法律拥有事实的或有效的权威，但不必然包括合法性权威的概念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拥有权威的人仅当在他之上的人认为他拥有合法性权威时,他才拥有有效的或事实的权威，即法律为自己主张合法性权威。直接谈论法律本身的权威是可能的,如果法律是实施某种行为和排除相冲突因素的理由,那么法律具有权威性。

法律是权威性的指导以及其他权威性指导的渊源,“法律主张合法规则的存在是服从行为的理由”,而不是 “法律要求服从是由于对法律约束力及有效性的‘承认’[1]。任何法律制度都声称具有至上的权威，要求人们服从。

如前所述,法律的权威是一种合法性权威，它主张法律规则应当是行为的排他性理由，对任何导致违反法律规则的理由，法律都要求人们忽视它们。但是，法律的权威也不是一种专横的权威，它不能依靠其所规定的强制性手段而获得。法律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方式：一是提供社会合作的方式 ,二是规定强制的措施。人们在是否服从法律的问题上可以使用道德上和利益上的审慎考虑，法律应当尊重个人的自治。

综上所述，法律权威的基本含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国家及社会行为均须以法律为依据的唯一的权威。

二、法律权威的重要性

拉兹强调法律的制度特性。他认为，如果一个规范体系没有设立审判机关来负责调整在适用该法律体系的规则时产生的争议，那么它就不足以被称为法律体系。而且只有法律具有权威性，并在社会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法律体系。法律在社会中必须具有最高权威。“构筑非压制性政治制度的唯一途径，就是使法律超越于人之上，从而使权力非人格化”[3]。

法律只有树立起极大的权威，才会为社会成员所尊重、信赖和崇尚，并体现于他们的行为之中。如果法律失去权威，就如同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随意地蔑视、嘲笑和践踏，甚至被一些工具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当法律形同虚设时，法治必然会被人治所代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也只能是空想。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全社会尊重和信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只有依法而行的义务,而没有违反法律规范、损害法律权威的权利。如果说，执法者缺乏法律权威观念会导致法治大厦的倾斜，那么，公众缺乏法律权威观念则能从根本上摧毁这座大厦。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较浓重的人治社会传统背景下起步的，就更需要确立法律权威观念，只有树立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所以，我们必须维护法律的基本权威。

三、如何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

（一）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法律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威是因为法律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特征之一，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无论是法律的产生抑或是法律的实施都离不开国家强制力的作用。“国家通过监狱、警察、军队、法庭等物质形态所体现出的国家暴力” [4]，形成法律权威存在的物质基础。通过运用强制力对非法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裁，以恢复被破坏的法律权威，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统一。

（二）法律的公正

法律的权威不仅仅依赖于它的外在强制力，仅有外在强制力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权威。真正的权威是来自于内在的，法律的内在说服力既来源于法律本身内在的合理性，也来源于法律实施过程的合理性，正是这些法律才受到尊重、被人信赖、为人遵守。如果说，执法者缺乏法律权威观念会导致法治大厦的倾斜，那么，公众缺乏法律权威观念则能从根本上摧毁这座大厦。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较浓重的人治社会传统背景下起步的，就更需要确立法律权威观念，只有树立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5]，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也不例外。

法律的力量源于权威,源自公正。法律必须有权威,才能彰显力量,赢得尊重。法律权威的形成,不在于法律的存在,而在于法律的公正。

1.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徒法不足以自行”[6],法律只有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将纸上的法律转化成行动中的法律；只有通过普遍崇法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能使行动中的法律成为在现实生活中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法律的生命力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和延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将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工作重心。法律的权威和尊严,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来维护；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法律监督的衔接配合,用法律的实施效果来检验和推进；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氛围的形成,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发挥法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来培养和营造。

2.法律的公信有赖统一的适用。

法律不仅应当得到实施,而且应当得到有效的实施。有效的法律实施有赖于统一的法律适用,这是宪法规定的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体现,是贯彻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也是构建良好法治环境的基础。

当前因法律适用不统一引发的法律实施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法律公信和权威的突出问题。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要求法律条文在个案中得到正确适用,更需要法律规定在类案中实现统一适用；不仅要求行政执法的统一,更要求司法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实施的普遍认同,进而形成对法律的内心信仰和普遍遵守。

3.法律的价值实现重在司法的保障

所谓“司法”,就是通过公正中立的程序运行与严格规范的法律适用,将抽象、原则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法律争议纠纷的具体实践,明是非、断责任、解纠纷,最终实现法律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的价值追求。

人类社会伴随着纷争产生而不断探索着纷争的解决之道，从原始部落争斗、同态复仇、神明决断、长者调停、宗教裁决、皇权定夺，直至现代司法裁判,通过司法来定分止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选择。可以说,现代社会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也不论实行何种具体的司法制度均设有法院，并赋予其共同而基本的功能,即依法解决纷争且对纷争的解决具有终局功能。在国家为消除社会冲突所建立的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司法等各项法律制度中，司法被赋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因此，司法在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中也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结语

法律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是指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它意味着法律成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取得高于其他成文规范的效力和支配地位。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民主法治的不断完善，法律权威一定会真正的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一定能更快实现。

参考文献：

[1]《法律的权威》（英）约瑟夫·拉兹著、朱蜂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法律的权威》（英）约瑟夫·拉兹著，朱蜂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2页

[3]《民主新论》（美）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第336页

[4]《利维坦》霍布斯（英）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5]《法律的未来》（英）丹宁勋爵著，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