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范文

法律教育范文第1篇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障碍

诊所式法学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最早的法学教育就是诊所式，即学徒制，让未来的律师在执业律师的办公室“阅读法律”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从英国一种给有经验的执业律师做书记员的做法上发展而来的。但在法学院设立诊所则是在2O世纪6O年代才兴起于美国。所谓诊所式法学教育，就是通过法律诊所的教师指导学生参和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及其转轨变型,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发展，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亦不例外并已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处于边缘地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法学教育怎样界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并将其正式纳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即完成“本土化”过程，这是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不得不面对和思索的新问题。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法理基础

一项没有理论支撑的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势必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走向消亡，法律发展的整个过程已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制度的出台首先要经得起理论的反复推敲。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模式，对于该法律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引进体现了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对于移植的概念，从生物学上讲，是“将身体的某一器官或某一部分移置到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另一个体（异体移植）的特定部位而使其继续生活的手术。一般是为了修补机体的某一缺陷”［1］，“来自同种动物另一个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除非采取非凡办法来控制排斥，否则这种移植物一般均被排斥”［2］。可见，同种异体移植尚且被受体物所排斥，那么，异种异体移植只能更甚之。就现阶段我国所正在进行的法律改革和发展来看，法律移植恰恰属于一种“异体移植”，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重力的重点放在具有较高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西方法治社会的法律资源之上，而审阅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目前状况，而且有介于同种异体移植和异种异体移植的趋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偏重于后者。”［3］因此势必增加法律移植的难度。所谓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4］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假如说在古代，法律移植受地理因素、交通工具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民族之间，那么在当代，法律移植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现象。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移植现象，法律移植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最明显、最有力的途径。所谓“本土化”，意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和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对于“体现人类法律文明前进方向的外域法律文化的有益因素，无疑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和全球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只能导致法律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5］。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建设新问题，亦是如此。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实践证实，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给身陷困境的中国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任何法律都不是非背景化的普适制度，［6］法律教育也不例外。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主要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的一种反应。这种法学教育的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即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而获得有关护理治疗病人的医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最为理想的就是学生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参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从办案中学到大量的重要的其无法仅仅从抽象的课堂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和法律思维。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的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非凡是20世纪9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中国部分高校教师在经过充分的探索、探究和论证后，自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十余所高校在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截至2006年5月，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单位47个。尽管在现阶段在中国大量的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尚有非常大的困难，如传统课堂教学思想的束缚，运转资金的来源有限等等困难，但这种新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体制中的运用和推广是有着可行性的，理由如下摘要：

(一)从诊所法律教育的自身价值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从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价值来看——拓宽学生视野，加深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而这种价值恰恰体现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互动式教学、模拟教学等方式，以及在指导教师的监督下独立办案等，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的专业知识，理解法律、事实和证据三者之间在实践中的关系，并学习如何将他们联系起来。在案件的过程中，学生们发现理论对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但仅把握理论是不够的，还需发现事实，将事实转变为可获得承认的证据，并对事实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律评价，使法律准确地适用于案件事实。同时通过办案，加强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评价和熟悉，促使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对复杂事物的判定能力。

2.从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价值来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这种价值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方略的实现。在法律诊所中，学生的一般是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助于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说摘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若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诊所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最终维护了他们的权利，久而久之，受助者就会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崇高，因为法律是自己权利的守护神，心中对法律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样便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二)从我国引进和推广诊所法律教育的现实需求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要从保护弱势群体做起。［7］法律援助和诊所法律教育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可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仍有许多案件需要经过法律援助来解决，可是能通过法律援助来解决的却只有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8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办理，其中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可是按每位律师每年办理1至2件案件来计算，现有的10多万位律师只能办理10多万件此类案件，缺口很大，这为诊所法律教育留下了用武之地。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推进，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法律援助，都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现在，中国正需要发展法律援助事业，使更多的贫困人士能得到法律援助，得到法律救济，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是克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弊端的需求。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学院校及法学在校生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在实践中，传统法学教育存在仍存在不足之处摘要：中国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应用法律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由此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国家财产的智力性浪费。而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和提高而设置的，教师只是指导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由此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判定能力。

三、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和其本土化的推进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对于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功能，但是，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引进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相反，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应和传统的教育模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其发源地美国，诊所式教育也没有取论性的教学和案例教学，而是被用来开发学生的思维和法律逻辑能力，使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况且，作为一种舶来品，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和发展必须经过认真地整合和规范，“本土化”后诊所式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地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服务。从目前我国部分法学院的诊所课程实践来看，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的不适症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摘要：

1.观念障碍

我国法律自清末师承日、德后，法学教育模式更是受到大陆法文化环境的影响。大陆法系教育习惯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一开始就强调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而法典也为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了形成的材料。［8］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也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解决实例的法律分析方法，认为只要把握了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知识，碰到现实的案例就能迎刃而解。观念上的这种熟悉，将导致学校管理层不愿意投入经费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其他法律实践教育，教师也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被认为惟有操作性，没有理论价值的职业练习上。

法律诊所教育自诞生时起，就是培养律师执业技巧的，这和美国的法官都来源于执业律师的制度有关，美国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一般是从律师做起，法学院只需练习学生的律师职业技巧。我国法学院(系)主要是是为公、检、法、司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法科学生有很大一部分要进以上机关工作，而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也不是从律师队伍中产生，从事律师的仅是部分法科学生的选择。所以，以练习律师的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律师职业道德为宗旨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开展，可能得不到法学院(系)领导和教师的应有重视。

2.经费障碍。

美国目前的诊所式课程是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开展的，在我国由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是舶来品，而且是首先基于外来基金资助在我国启动，因此，来自国内大学本身的经费支持还相当有限，甚至短缺。和传统法学课程不同，诊所法律课程除了需要通常上课的教室之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需要雇请管理人员运作整个法律诊所的所有行政事务，这些都在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开展经费之内。“法律诊所”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是法律援助案件，是没有费收入的，相反，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花费交通、通讯、文印、餐饮等费用约数百元。因此，一旦外国基金的支持减少或撤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将受到局限。

3.师生障碍

从诊所课程的地位来看，我国的诊所课程基本上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实验课，学生参加该课程和其学分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教师教授该课程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专业教学。然而，学生在参和该课程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其在传统课堂学习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可能影响其所谓的必修课的学习。诊所教师和传统的法学教学教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诊所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知识，还要有热练、老道的法律职业技能和乐于献身法律的法律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从我国目前的高校教师来看，大多教师是直接从高校到高校，能够把握和熟练操作法律职业技能的教师是比较少的，至于完全符合诊所教师要求的教师则更少。因此，我国高校现有的教师要适用诊所式教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预备课程、联系案件，指导和练习学生，这必然会影响其科研和相关的职称评定。

4.案源障碍

从诊所的法律地位来看，美国的法律诊所可以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它既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法律援助机构，因此，只能以公民的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这对于接受更多的案件来提供给学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将导致诊所案源不足的情况．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完善和推进

作为一种舶来的形式，如何更好地吸收诊所法律教育方法的优点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添砖加瓦，这是一个艰难的本土化的过程。其在我国目前遭遇的种种障碍，仅仅是继受和整合过程产生的不适应症。在法律职业教育观念普及法治社会需求大增长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找准症结，循序解决，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一定会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贡献力量。笔者认为完善和推进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有以下办法摘要：

1.转变观念。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法治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需要。明确我国的法律教育重在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具有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中国的法学教育的缺陷不在于基础知识教育，而是在于能力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给法律实践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法律诊所教育重在培养律师职业技能，但在法律职业中没有比律师职业更为复杂多变的了，可以说，律师职业技能包容了其他类型的法律职业技能，所以，法律诊所作为法律职业技能的练习平台，作为法律实践的场所最合适不过。只要教育管理层和教师的法律教育观念转变了，法律诊所建立的困难和障碍就轻易克服得多，诊所式法律教育就可以在全国法学院(系)得以普遍实施。

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管理部门和司法管理部门的协调，要尽快明确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即明确法律诊所作为一种法定的法律援助机构之一。这样可以明确学生案件的身份，明确其作为人的责任，同时也明确学生和诊所案件中的责任，这也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赖，从而解决了案源不足的新问题。

2.多渠道汇集经费。

经费新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稳定的经费来源对于保证法律诊所的持久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学校管理层应从有限的教育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采取办法鼓励教师参和诊所教学。其次，通过政策将法律诊所定性为一种法律援助机构，明确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提供义务，即使是部分的资金提供义务，这对于解决校园法律诊所经费不足的困难是有很大的帮助。再次，应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源的资助。诸如法律诊所和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发挥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教育目的，让社会熟悉、知悉法律诊所，一可增加案源，二可接受社会捐赠，筹措诊所教育经费。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法律教育范文第2篇

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与历史传承性，法律教育起源于法律教育机构，而法律教育机构的发展则来源于文化价值理性.传统的法律及法律理性起源于古罗马，近代以来，学徒制逐渐成为欧美国家法律教育的重要形式，这种教育模式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案件程序及辩论技巧等进行讲解与传授，但因缺乏一定的衡量毕业生是否合格的标准，导致其缺乏体系化的理论内容与知识，不能很好的表现、维护并实现法律的形式理性.之后随着近代文艺复兴的发展，学院式的法律教育模式开始出现并不断占据主导地位，法学开始作为一种知识学科体系进行传播，教师将这种理论化的法律知识不断传授给学生以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这种职业教育性质的法律知识传授模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影响而使其具备一定的理性规定.从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的内在关系分析，学院式的教育模式更多的受制于法律理性传统的影响，单方面满足了法律理性尤其是法律的形式理性要求，但缺乏对法律人理性的关照，因此弊端相对明显.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与科学的教育，因此大部分毕业生在完成其教育后都加入到社会中进行社会服务，这种教育属性决定了其教学方法更多的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与欧美一些职业性法律理性教育相比，其对法律人的理性培养机制更加缺乏.

近些年以来，欧美法系的部级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开始更加注重法律实践的教学环节，突出法律的工具理性价值，而且随着法律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发展，传统的案例教学方式及案例教学课程已经不能有效满足学生对基本法律技能的需求，因此诊所法律教育形式开始出现.这种教育教学模式的形成推动了案例教学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应用，同时也有效推动了法律人理性的培养及法律教育的充分改革.由此可以发现，法律理性最终会构成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法律教育也会成为法律理性的孵化巢.在传统法律理性相对抽象的时期，法律教育也不发达，近代以来，随着法律形式理性的发展，学院式法律教育方式的出现使法律形式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完善.现阶段，通过法律人自身的理性来克服法律理性本身的局限，最终使法律人的理性教育成为法律理性及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法律教育的实践环节，推动法律教育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发展.

二、多重教育方法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

法律理性体现在法律教育中主要涉及到法律教育的性质、内容、目标及方法等.

1、课堂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教育中的重要方法，其与大陆法系的法律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课堂讲授法能够将概念与体系充分传授给学生，使得课堂效率提高，另外法律理性也是社会科学理性的一部分，因此采用课堂讲授的方法进行法律教育教学也就成为法律教学的重要途径.另外，在大陆法系中，法律理性呈现出一种建构性体系，从而很好的方便了课堂授课.通过课堂讲授的方法，学生能够较好的领会法律理性的内容，因此如何现代法律理性依然存在且法学作为一项社会科学其知识体系不发生改变的话，则课堂讲授的方法也会一直延续.课堂讲授的方法能够有效推动法律理性的传播，但其忽视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的地位，将学生认作被动的授课对象，导致课堂气氛相对沉闷，教学效果不理想.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即运用一些典型的案例进行教学的课堂知识讲授方法，教师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讲解案例的发展脉络与解决思路方法，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这些典型案例的基本思路，进而解决一些类似的普遍性或者特殊性问题.案例教学法通过对法学理论进行实践性的阐述来辅助课堂讲授，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效率.中国的案例教学所采用的教材基本上是按照理论教材的顺序与内容进行编写的，每个案例都能很好的说明一个法则，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进行知识的灌输，有效缓解了课堂讲授法的呆板.案例教学法与课堂讲授法具有相同的属性，即法学理论知识的讲授，虽然案例教学法能够有效活跃课堂氛围，但并不能充分提高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理性能力，因此不能过分推崇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应有计划的合理安排不同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3、诊所法律教育

诊所法律教育是在对案例教学法、判例教学法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诊所法律教育主要是在学院设立法律诊所，每个诊所设一名教师，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本地真实的当事人诉讼案件，其宗旨在于将学生引入到实际的实践活动程序中，比如如何会见当事人、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参与社会制度的谈判等.诊所法律教育的出现向传统的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其功能主要在于培养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理性，通过使学生认真的处理真正的案件来巩固其课堂所学知识，同时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作为法律人的职业素质与道德标准.

三、总结

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法律理性、完善法律理性的重要途径，法律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法律理性的基本手段，法律理性的多重性决定了法律教学的多样性，采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多重能力，提高法律人的法律理性能力.法律教育是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完善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也是法律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将法律教育渗透到法律理性的大环境中，通过渗透法律理性来揭示法律理性的重要性，以把握法律教育的属性，揭示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的内在关系，推动法律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

法律教育范文第3篇

法律家的素质一直是困扰着我国法制建设的瓶颈，也是今天关乎法治之命运或走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实际上，我国社会对法律家素质的忧虑由来已久[1]，旨在提高法律家素质的制度建设及改革也始终在持续进行，90年代以来，不仅《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相继出台；而且在法律教育和培训方面也不断有重大的改革措施问世；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内部的改革也在向纵深发展[2].毋庸置疑，绝大多数制度建设和改革对于提高法律家素质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围绕这一课题，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仍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探讨或商榷。其中包括法律家素质的内涵、标准，以及培养这些素质的条件和途径等问题。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制度建设和教育整顿运动在不断推进，司法人员的学历也在显著提高，人们期待已久的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法律家职业集团却远未形成，司法腐败和法律家素质低的现实依然存在，乃至于社会在追求法治和司法公正之时不得不把对司法权的外在监督机制推崇到了极致，甚至已构成了对司法独立的威胁。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法学家开始把司法改革的出路和实现法治的希望寄予“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作用，这一视点或许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然而，人们对于何为凝聚法律共同体的要素，如何形成这一共同体，以及如何看待共同体内部不同职业和角色的同异，等等问题还远未达成共识[3].

世纪之交，在我国，社会对法治的憧憬和热情促成了一个司法的，在诉讼率激增的同时，司法资源的匮乏以及法律家的数量和质量的不足，刺激社会产生了大批量造就法律家的需求（兼具拉动经济的作用），其结果一方面导致了短期内司法人员的大量补充，却忽视了人员素质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是法学教育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随着“法律硕士”的大批量生产，法律界率先出现了“知识高消费”：法律本科生已难以迈进法院大门，每年有大量博士生和硕士生进入司法界，高级司法官正悄然实现着高学历化和年轻化，并已经形成了“学院派”（所谓学者或专家型法官）的阵营，而基层司法机关也在程度不同地向这种方向迈进 [4].然而，与此同时，司法公正的问题和社会对执法水平的非议并未因法律家学历的提高而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我们不能不追问：法律家的素质究竟是指什么？高学历是否意味着法律家的高素质？高等院校法学教育能否造就出高质量的实务人才？提高实务法律家的素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显而易见，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是显而易见和不容置疑的。本文的目的即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试图检讨我国司法改革的某些观念误区，探寻建立适合我国社会实际的法律家培养途径和模式。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法律家的素质不仅仅意味着学历和学位；实务法律家与法学家应保持一定的立场、思维方法、视点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实务法律家的职业培训应区别于学历教育，提高其素质的根本途径不应是依靠大学法学院不断提高他们的学历，而应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正规的职业法律教育，提高他们的经验、责任感、能力和职业道德。

一、法治与法律家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施与实现不仅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客观条件；作为法律实施的主观要素和法律机制软件部分的法律职业集团，无论是在法律适用的技术上、还是在其质量保障方面，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所谓法律职业集团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法学家及其它职业法律职业工作者，他们可统称为法律家。在西方法律传统中，这些人被视为法律体系的缔造者、操作者和发展的推动者。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受过专门的职业培训或教育、具有特殊的法律职业思维和技能的法律家被视为与法律规范本身同等重要的要素，二者如同车之两轮，不可偏废[5].而相对于法律规范体系和司法制度的移植或继受，一个法律职业集团的成长与成熟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在今天我国的法治建设中，由于法律家的问题与司法腐败、执法水平、以及法律机制运作的公平与效率等重大敏感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法律家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是由法律机制自身的特点和运作规律所决定的。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律的独立与自治，这种要求除了需要在权力配置方面最大限度地保障立法的民主与司法独立，在规范体系中保障法律的普遍性与至上性，在执法与法律适用中保障程序的正当性等条件之外，还应当保证由一个专门的职业集团负责法律的运作，他们的理念、法律意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是保证法律的独立性、自治性与连续性的基本条件。在法的发展史上，法律家的出现曾经促成了法的科学化、制度化和体系化；在现代社会，法律家的存在则是法制运作的基础。诚如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指出的：“专门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思维方法，使得法律共同体成为一个自治的共同体，一个分享共同的知识、信念和意义的想象共同体；正是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套精致的法律技术或艺术，使得法律共同体成功地捍卫了现代法律的自主性。政教分离导致的价值自由、民主政治中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和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往，所有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统统建立在现代法律的自主性之上，而法律自主性则建立在法律共同体之上。”[6]然而，众所周知，在我国的法文化传统中，各种法律职业从未形成过一个具有自治和自利的职业集团，而他们也并不具有一种独立和特定的社会地位[7]，这一点，历来被公认为在中国的土壤上难以自发地成长出现代法治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法律家的素质决定着法律适用乃至法制运作的质量和效率。无论是“有法可依”，或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无一不与法律家的活动及其素质息息相关；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法治状况的评价往往是通过法律家的行为及其权威反映出来的。当前

，我国法治建设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一个是 “司法腐败”，另一个则是“执法水平低”，二者都可以直接归结为法律家素质问题。如果说前者直接关系到执法的质量即公正与否，后者则还同时关系到法律运作的效率和效益；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并非泾渭分明，可能相互转化，然而其结果都同样会危及司法及整个法制的权威。同时，法律家的素质也影响着社会主体和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行为方式[8].优良的法制应该由“书本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这种状态乃是优秀的法律家的优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人” 的素质是比“制度”更为重要的要素，制度的完善固然重要，然而，与其迷信建立一种使坏人和庸人无法利用的完美的制度或层层设防的外在“监督机制”，不如同时着眼于改善法律家产生、培养和活动的社会环境，在提高法律家素质的同时，提高法制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法律家的构成、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构成了不同法律体系的特殊样式及形式特征。尽管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法律家集团，但它们并非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和规律产生和活动的。相反，法律家的构成、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世界各国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比较法学家们通常把法律家作为区别不同法律样式的主观要素、将其作为划分法系的标准之一。无论是英美法中的法官、还是德国的法学教授，都可能在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充当主角；无论是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家，甚至是行政官员，都可能在不同的法制中起到特有的作用[9].换言之，法律家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和社会地位不仅具有一定的共性，更多地是具有个性和特殊性。因此，现代法制中法律家的要素较之作为“硬件”的制度建构，显得更为复杂，也最难以做到“与国际惯例接轨”。所以，仅仅探讨法律职业集团或法律家共同体的意义和重要性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法律家集团？其内部分工的合理状态是什么？应以什么方式和途径实现法律家共同体的结合与自治？在西方的法制史上，法律家集团及其分工通常是在各国的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而我们今天怎样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去建构它？

最后，法律家是连接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的纽带和桥梁，影响着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作用。任何国家的法律家都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但法律家与社会及民众的联结方式及程度却可能大相径庭。在这方面，法律家的地位是微妙的、甚至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法律家应该真实反映并回应社会及民众的法律需求，但法律家又是以其积极活动塑造和决定法律样式的主体；法律的自治要求法律家与普通民众保持身份上的差别与距离，然而法律家的贵族化和独善其身的倨傲态度又往往成为社会批判的重点；反之，法律家与社会的过于密切的联系在赋予法律民主化与常识化之优点的同时，又很难保证法律家的专业化程度和与社会的独立性。同样，一个国家的法律家集团既可能在社会发展中与社会相对脱节、成为异化的国家机器的象征，也可能通过自身的作用对法制建设发挥的积极影响。由于法律家的活动直接决定着法与社会的适应程度，决定着法的权威和法律的价值取向，因此，法律家既是法制发展和改革的主观条件和动力，也是法制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当我们在谈论法律家素质以及有关制度建设的时候，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环境和民众的法律意识，否则，当我们按照某个西方国家的标准来塑造司法官的形象之时，或许正在推动他们的异化和与民众的远离[10].所以，社会对于法律家（特别是法官）素质的外部评价与其整体的实际状况有时会出现较大的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法律家素质之构成

法律家的素质意味着社会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的内容和标准基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具体法律需求、价值取向和社会经济条件而迥然各异。因此，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地域性特征。然而，一般而言，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家所应具备的素质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对于法律家而言，最重要的要求是公正和公平，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又是一种道德要求，鉴于司法腐败对法制权威的损害远远大于执法技术上的失误，因此，维护公正首先应被视为一种对法律家职业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同时，由于法律家的活动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其中法官、检察官等还拥有身份保障权，执法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们的“良心”保证的。因此，相对于外在的监督和制约，职业道德和行业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保证机制[11].在这方面最基本的要求是对当事人的公正和“严格依法”，即对实体和程序法的严格遵守。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对公正和公平的理解有所不同，赋予执法者的裁量权亦有程度上的不同，加之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实现对司法权和司法官的制约，强调法官首先应忠于立法；而有些国家则认为法官选举是保证其权力正当性的根本，强调法官应忠于选民和社会。有些国家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禁止律师检举自己的委托人的犯罪行为，而有些国家则把这种检举作为律师的义务。再如，司法能动主义历来受到较大的抑制，但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后，法官或法院在参与社会决策、资源分配、促进和解等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积极，这方面的职业道德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马锡五”式的法官形象曾是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模式，今天同样受到了时代的挑战[12].严格地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法律家道德规范，只要是有利于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执法的公正和公平，符合法律家职业的特定需要，都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问题在于，这些职业道德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次或沦为空洞的口号，而必须形成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建立起内部的监督和自律机制[13]，并能够在法律家违反了这些道德规范时发动共同体或行业内部的责任追究和制裁措施。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法律家自治组织和行业道德规范，这种机制的完善与否决定着法律家集团的成熟程度和社会威望，它也是从内部控制“司法腐败”的最重要的防线。

第二，法律家的职业技能，包括法律思维与推理能力、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与解释技能、法律意识、掌握证据和事实的能力、思辨、辩论和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等等。这方面的技能决定着法律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质量与效率，也就是所谓“执法水平”的问题。这些技能不同于文化素养，并非能够通过书本和一朝一夕即可掌握的，它的掌握和提高主要依赖于实践经验的积累，因此，法律家职历的长短和年龄本身就成为其素质的一个显著标志。对于一个法官来说，从学校学到的基础法律知识不过是进入其实践生涯的钥匙，职历和年龄的积累本身也是经验的积累，而岁月的沉积会增加对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感悟，削弱激进和浮躁，避免掌握司法权的人因自己的任性影响司法的结果，因此，保持司法队伍的稳定性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各国的法官选任之所以或者从资深律师中选任、或采用自下而上的逐级升任制度，都是基于对经验的重视。这也正是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熟之所以需要较长时日的原因所在。同时，还必须指出，因为基层法院和上级法院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解决性质不同的纠纷，往往也适用不同的程序，因此他们的能力要求和标准也应有所不同。上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案件、其判决具有一定的判例效应的情况下，不仅要求法官有能力做好普通程序的审前准备、主持好开庭审理、准确把握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其裁判文书的法理和逻辑也应该得到充分表述。与此相反，适用简易程序的基层法院，其职能重在解决纠纷，法官的能力应体现在如何高效地解决纠纷，以及对管辖区域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规范以及民情、民意的了解，以便得到当事人的信任[14

].

第三，法律家的学识。需要指出，学识并不仅仅意味着学历，甚至主要不是指学历，因为法律家的学识不仅包括法律方面素养，即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指他们在处理法律事务中所必需的社会常识，即对社会生活、人性、价值和利益等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对于法官、特别是基层或初审法院的法官而言，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还意味着对当地社会及其一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了解，这些都是处理法律事务所必需的。法律家的学识还要求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的发展中保持适度的稳健而非激进的立场和态度，才能起到平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15].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家与医生及其他技术专家的产生和培养有所不同：其能力并不是与学历的高低成正比的。历史上英国的法律家曾主要依靠师徒传承方式培养产生；许多国家的基层法律家则从当地居民中选举产生；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也有其他公务员通过司法考试和职业培训转任法官的制度。当然，时至今日，由于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已经普及，法律家们理所当然地普遍具有大学学历或其它法律基本学历（包括美国的JD），然而即使如此，在接受高于基本学历的学历教育（如法学硕士和博士）之后再进入实务界的，反而较为鲜见（由资深学者转入实务界的除外）。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执法者的实务法律家与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在素质构成上是存在某种重要区别的，这种区别首先是来自现代法治本身的特征及其所应有的逻辑，同时也取决于法律职业集团内部分工的需要。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时曾归纳了近现代西方法的十大特征，他指出，当代随着西方法律传统遇到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其原有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存留至今的，有四个最本质的特征：即：1、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政治、宗教、道德和习惯等）相对自治；2、法律是由专业的法律家职业集团配置和运作的；3、法律家的职业培训；4、一种超然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法律科学，可以用以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16]

尽管这四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法律家，但显而易见，伯尔曼特别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其中法学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超法律的特性非常重要。作为一门科学，法学应具有体系性、原理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以理性思辨和逻辑自足为基本要求；而且，法学并不必须以忠实现行法为基本精神——它不仅能够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来阐明法的本质和价值，而且能够通过对现行法的评价、批判和重构，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法律实务则以现行法为基础展开，其基本要求是严格性、统一性、操作性和保守性，执法者应尽量避免对现行法进行道德评价。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实务法律家对现行法的信仰与忠诚，保证法律适用中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这就决定了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与实务法律家必然在法律的运作和发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司法官和学者的区别，与之相适应，这两种角色的职业道德和素质的要求、乃至知识结构都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司法官应该是忠于和严格遵循现行法律制度和规范的，而学者应该具有批判和开创精神；司法官应该在政治和思想倾向上相对保守和稳健，对改革持慎重态度，而学者则可以是激进的或彻底、乃至极端的，高举起理想主义或鼓动人心的旗帜；司法官的法律解释应该是严格的、谨慎的、以现行法为依据或基础的，而学理解释则可以是扩张的、发散的、以社会权利和应然原理乃至比较法为根据的；司法官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国内的现实，集中精力于具体的案件处理和法律适用，学者则应该系统地掌握国内外的各种信息和动向，从宏观和微观的各个角度对法律体系进行评价。换言之，就总体而言，司法官不必扮演学者，过于热衷于对现行法进行批判和突破，也不必充当立法者甚至救世主，试图通过个案开创法律的新纪元，对其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忠实于法律和对案件及当事人负责。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理解为什么法学教育并不等于法律家的职业教育培训，大学法学院的体系性、原理性法学教育和实用性的实务法律教育是可以、并应该相互区别的[17].

[注释]

[1] 我国司法体系中的许多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基于司法人员素质较低的实际情况而设计的，包括死刑复核制度、审判委员会、院长审批制度等，目的是试图通过集体决定或严格的监督程序尽量避免由于司法人员个人素质低而导致的司法错误和风险。50年代鉴于审判人员素质的实际情况，在借鉴前苏联的体制建立司法制度时，没有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审判员独立原则而确立了法院或司法机关独立的原则。（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典第7条规定：审判员（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每个审判员在法庭成员中都是独立的。需要指出的是，前苏联的审判员独立是在法官选举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即法官并不必然来自有长期司法实务经验的法律家阶层。）

[2] 继1999年10月20日最高法院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其中都推出了涉及法官和检察官人事制度的重要措施。法院近年来还尝试了向社会公开招聘高级法官，并正在推行审判长相对固定，选聘等改革。

[3] 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连载于《北大法律周刊》2000年第2卷，）中呼吁：“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是乡村的司法调解员，无论是满世界飞来飞去的大律师还是小小的地方检察官，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还是啃着馒头咸菜在租来的民房里复习考研的法律自考生，我们构成了一个无形的法律共同体。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风格、共同的气质，使得我们这些受过法律教育的法律人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一个职业共同体、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信念共同体、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相互认同的意义共同体。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法律语言，对法律没有共同的理解，没有共同的社会信念，没有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能力，由谁来支撑我们的法治大厦？由谁来抵制专断权力的任性？由谁来抵制暴民政治带来的无序和混乱？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主张。这些主张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感情的接受上，而是建立在理性思维的反思和认识上，我们必须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现实改良与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然而，在作者的激情鼓舞中，却充溢着许多很难让所有的“法律家”都能接受的主张或价值观，

例如主张形式理性的道德不涉等等，在今天法治从实践到理念无不充满对立和冲突的社会现实下，这篇檄文如果不仅是一种宣泄，则更像是一篇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宣言。

[4] 在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审议的《法官法修正草案》中，拟将《法官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修改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获得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检察官法》也拟进行相应修改）。在以学历作为法官任职的基本条件、明确可以学历学位代替法律实践年限的同时，仍然未确立录用前的统一资格考试和专业职业培训的地位。

[5] 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曾经指出，在近现代法治发展的进程中，法的发展和法律家的成熟如同车之两轮，不可偏废。西方国家一般在近现代法制形成之前，法律职业集团已经走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中不同的法律职业在该国法制模式的形成中分别扮演了独特的重要角色，当现代法典或法律体系完成后，法律家集团就成为垄断这一领域的主宰，他们的活动直接关系着法治的运作状况，而日本等国家在移植西方法之时，在完成法制（法典及司法制度）的移植后，并未立即形成一个成熟的法律家集团，因而不可避免得出现法制运作中的种种脱节与困难，甚至阻碍了法制的发展。应该说，我国法制发展的历程与此十分相似。参见（日）大木雅夫著，范愉译：比较法，166页及第七章，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6] 《北大法律周刊》2000年第2卷，.

[7] 中国古代的法律注释学曾十分活跃，但与司法实践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法官作为行政官吏其职业特征也不够鲜明，实际上，能称得上法律家的主要是受聘于官府内的“刑名幕友”和遍布民间的“讼师”，前者虽然是合法的，然而其作用往往被一笔抹煞或归功于其服务的官吏；而后者则完全处于被歧视、限制、打击甚至取缔的境地，尽管他们同时也是当时的司法诉讼制度所不可或缺的角色。参阅（日）夫马进著，范愉译：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8] 当人们对法律和司法失去信仰时，常常会以法律家的不良行为作为佐证，当事人在积极利用各种“关系”影响司法官的同时，也会以法律家素质低作为自己的借口。一些律师以此理由推销自己，又以此理由为自己的失败或无能辩解；而某些当事人则以此为理由拒绝接受于己不利的判决、缠讼不已，或动辄试图达成的调解协议。毫无疑问，司法官的不规范或不道德的行为，也降低了社会主体在司法活动中信守诚实信用的程度。

[9] （日）大木雅夫著：比较法，第七章，以及（德）茨威格特、克茨著，潘汉典等译：比较法总论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都对各国法律职业及其地位和作用作了比较研究。大木雅夫分别把法国的律师、德国的大学教授、英美的法官和前苏联的检察官称之为该国法律秩序的“创造者”（造型者），并分析了他们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

[10] 尤其是那些形式或符号的引进，并不必然代表着某种先进事物或发展，也许我们刻意引进的正是一种非实质性的或已失去了意义的东西。例如，西方国家法官的法袍，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曾被批判为保守和形式主义的象征和符号，尽管在西方已被人们视为一种习惯或文化而接受，但假发和长袍绝不等于正义和公正的道理本来并不高深。然而，在今天，我国的人民法院在革除自己军事化的法官服时，竟将法袍作为西方先进经验和与国际接轨的象征引进法庭（据说，从法袍所代表的神秘感中，可以产生对法的崇敬和信仰），试想，当我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站法庭上时，他们是否真的会因为法官身着的是西方的法袍而不是中山装或其他制服而感受到法的现代化或国际化，从而不再计较他们心目中的正义（往往是在其观念中天经地义的实质正义）？值得庆幸的是，基层法院尚未走到这一步。

[11] 必须指出，司法官的身份保障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其经济地位即高收入和待遇的保障，这既是避免其为生计所迫，受到物质利益诱惑；也是为了使其维持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所必需。然而，事实上，在多数国家，法官的收入远比不上高收入的律师，何况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此，无论对自己的待遇是否满意，法官首先必须做一个道德的楷模。

[12]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法官的个人作用以消极主义的定位为宜。因为我国的司法体制不同于普通法国家，通过个案和司法活动创造法律规范不宜作为常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缺乏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也不具备主观条件。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反而会将法官逼上一个与自身地位（权限与威望）和能力（素质）不相适应的尴尬境地，使其背负上本不应强加于他们的过重的责任。最终会增加司法腐败和司法权滥用的诱因和机会，破坏其逐渐成熟发展的社会环境。

[13] 必须使道德自律和行业自律变成一种有具体标准和可操作的规范，在法律家行为招致异议时，这种机制应能够通过弹劾、听证、评价等措施做出反应和决定，而当事人也必须自觉接受其处理。自律机制是由本行业及共同体内部操作的，较之外在监督机制而言，更客观、也不易损害到司法独立和整体形象。

[14] 这正是何以某些基层法院（特别是边远地区或农村基层法院）退伍军人出身的经验型法官并不逊色于科班出身的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原因所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即使在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审判方式改革已进行的十分深入的基层法院，当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案件时，最有成效的仍是派出法庭式的就地送达就地解决。在基层法院，法官的能力甚至体现在他们对方言和地方习俗的掌握上。

[15] 陈旭法官在谈及法官应具备的素质时提出了八个方面：优秀的政治品质；执著的职业忠诚；现代的司法观念；娴熟的审判技能；完美的道德品行；扎实的理论功底；厚实的文化底蕴；高度的自律精神（陈旭：法官应具备的素质，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12月16日）。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概括和理想的标准，然而其中厚实的文化底蕴要求法官具有对文学、美术、音乐等高雅艺术的鉴赏能力，就法官整体而言，不仅难以达到，恐怕也未必绝对必要。

[16] 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导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17] 方流芳教授认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学法学教育的职能的差别实显而易见的。自1949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相分离；……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3页以下。笔者认为，大学法学教育与实务之间的联系确实是不可分割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把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律家职业培训合二为一。在西方，大学法学教育是普遍的，早期的大学只分为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因此，“法学”是一个相当广义的领域，很多社会科学学科都可以授予法学学位，并曾流传着“法科万能”的说法。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法学教育并不等同于实务法律家的培养，例如在法国，大学法学教育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 “虽然现在法国大幅度地引进了实务教育，但在法学教育中，归根结底还是以正确的原理性思维和明快的修辞学式表达为目标”，法律家的培养则根据职务种类的不同，分由各种专门培训学校、如法官学院进行。而德国的法学家尽管有与实务界密切联系的传统，但是“大学的授课和研讨，具有极高的学术性和强烈的偏重理论的特征。……归根结底，法学教授还是以教授为中心而展开的，所以毫无疑义，这种教育具有确保纯学术性研究的意图”。从大

学通往实务法律家的道路是通过国家考试和司法研修（为期两年）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法律实务培训仍然是在研修阶段进行的（参见大木雅夫著：比较法，289—289页）。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大学法学教育与经过司法考试录取后在司法培训所进行的职业培训，都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系列。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完全由大学法律系或法学院承担培养法律职业教育的只有美国，这是同其法学院的目标（培养律师）、教育方法（案例教学）和教师构成相关的。

[下一页]

法律教育范文第4篇

至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法律家实际上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而法律家的培养也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特别是司法官的职业培训。上文分析的法律家素质的三个方面固然缺一不可，但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序列之别。而在法律家的培养中，依此顺序也存在重点和途径的不同。

一般而言，法律家的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技能方面的素质，与法学家的研究资质培养不同，通常是随着法律家集团的逐渐成熟，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养成、并通过职业集团内部的自律机制保障的。这种职业教育或培训，在欧洲大陆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常是在大学法学教育体系之外，由专门的司法培训机构承担的，其重点在于进行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和长时间的实习，并在就职后通过逐级升迁和继续教育保证法律家素质的水准。在美国，职业教育则是由法学院承担，并通过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作为法官经验积累的途径。然而，必须指出，美国的大学法学院渊源于英国的律师学院，最初是一种行业内的师徒传承的法律教育方式，本身属于一种职业培训及机构，其授予的JD（法律博士）是一种法律实务学位，区别于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博士（PHD）。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国，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也是有本质区别的[18].

然而，无论哪个国家、何种体制下的法律家任职道路，强调的都是从事特定职务之前的职业培训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这些是不能由学历或学位取代的。在英美法的历史上，法律家的教育并不是通过大学、而是在律师学院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的。随着大学的普及，基础的大学学历始成为必需，但这种学历教育并不能取代职业培训（甚至不能取代司法考试）的地位。至于继续教育（即任职后的定期培训），则完全与学历无关。对于法律家而言，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集团，最重要的莫过于一个成熟的法律家培养体制和行业自律的机制。

然而，这正是我国目前最薄弱、也是认识的误区最多的一个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把法律家的素质简单等同于文化素质，忽视法律职业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学历，甚至允许以国外获得的学历、学位取代任职必经的资格考试[19]；以学识标准取代象征经验的资历积累。只关注选任司法官的学历条件和出身 [20]，似乎学历越高则素质越高，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主审法官任职的基本标准，甚至主张把法律家的学历普遍提高到研究生层次，这种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并不能在不断提高司法官学历标准的同时，相应解决司法腐败现象和提高执法水平问题，却可能会以学历的提高代替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放松对法律家行为的制约。实践证明，仅由学院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家，不仅难以很快适应实务的需要，而且往往很难形成对现存法律体制的认同。经过法学院长期熏陶的学院派司法官，往往容易以批判性或开创性的方式看待现行法律体系，以学理观点代替法律依据，以外国的经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容易产生一种突破现行法的偏好，这实际上很可能会成为法律实践中的不安定因素。

其次，把系统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简单地等同起来，无视我国法律家培养的问题主要在于职业培训的薄弱，把提高法律家素质的途径仅仅寄托于大学的学历、学位教育。一方面，业已建立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并未担负起系统进行职业培训的使命，仍停留在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模式上[21].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体系和方式并未进行调整的前提下，模仿美国法学院在大学中设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22]，批量生产所谓复合型法律实务型人才，其结果不仅难以达到职业培训的目的，而且使原有的大学法律本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23].这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使这一社会工程演变为改善个人竞争条件（或升职）的机会，而完全无助于法律家整体素质的提高。即使在“拉动经济”和提高在职司法官的学历上有某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带来的结构性的混乱和后患则不是短时间可以纠正的。同时，这种混乱的体制也使学院式的思维方式渗透到实务法律家的头脑中，导致某种程度的角色错位，今天，我们的一些法官们热衷于作专家、学者、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大义凛然的批判精神活跃于各种学术研讨和改革前沿，不断地把从国外参观学得的“先进经验”移植于本法院的试验田，其精神固然可嘉，但对现行法的忠诚与信仰和应有的保守特质就这样消失殆尽了。当我们不断从法官口中听到对现行法的否定时，不能不怀疑这是否确实意味着其素质的提高。

最后，在急功近利的目标推动下，无视我国的社会实际和法律家成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发展过程，在提高司法官素质的口号下，以一系列措施侵害着司法独立的制度性保障。例如，今天的司法改革中，往往出现一种矛盾：一方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理，主张改革或取消一些传统的制约机制，如审判委员会、院长审批等，力求还权于法官和检察官；另一方面，又以治理司法腐败和司法人员素质低为由，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监督制约制度。例如，在实行主审法官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同时，又以竞争上岗、错案追究等自毁长城的措施，破坏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初步确立的身份保障原则。在论及司法官素质时，往往简单套用学历或某些西方国家法律家的模式和评价标准，试图通过一种大换班的政策，尽快用高学历的年轻法律家全面替换现有的司法官，或曰竞争上岗、或曰先做减法再做加法，或曰深层次体制改革，且不说其可行性如何，至少这种做法违背法律家集团成长的客观规律，还可能使得法律家与社会的距离快速扩大，导致法与社会的脱节。因为当事人关心的并不是法官的学历，而是司法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的标准首先是来源于社会的。与公正直接相关的道德素质与学历并不是同等概念，试图以提高学历达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舍本求末的政策。

四、法律家成长的

社会环境

法既是一种规范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和传统。法是社会的产物，法律家亦然。如同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样，法律家也是在长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的。如前所述，法律家的行为方式是形成法律传统的主观因素，也是联结法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法律家的历史与法本身一样悠久，实际上其活动甚至早于法律规范和法典的形成。然而，在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期法治重构的情况下，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长往往滞后于制定法和法律制度，并可能会出现法律家与社会的脱节现象。这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匮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法律家素质上：例如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机制的欠缺、专业技能的低下、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健全等等，这种现象在美国建国初期表现得非常典型，并曾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也屡见不鲜。在这些国家，法律家的成长或成熟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其中不仅受时间本身的渐进性制约，而且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可以在数年内建立起庞大的法典和法律规范体系，却很难一蹴而就地造就一个成熟的法律家集团，这也正是我们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否和应该怎样多快好省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法律家？

法律家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周期，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法律家的人数、营造出虚假的法治繁荣，却无法真正提高法律家的素质，尤其是难以形成法律家集团的独立与自治的机制和内在的凝聚力[24].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是由多种复杂条件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家的成长必须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法律家的需求和规模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按比例增加；尽量避免因人数的激增而导致法律家质量即素质的低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和纠纷客观上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过度刺激法律需求、片面强制司法解决的作用，往往会使司法机制负担过重，不仅会使社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耗费掉过多的资源和成本，也会使尚不成熟的法律家在市场和权力的中心失却平衡。法律家人数、特别是司法官人数的增长应该是相对缓慢的、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在保证其素质的同时，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为他们提供较为优越的待遇。因此，在这一时期，毋宁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分担司法的负担，从而使法律家的成长能够获得较为充裕的时间。

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在现行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于实现司法独立而言最重要的是两点：首先，是确保司法的权威，减少法律程序外的监督和制约对司法活动的掣肘；其次，是确立司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最终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然而，现实中司法腐败的存在和对司法人员素质的低估，以及“错案”效应，使得当前的司法改革仍把加强监督放在核心地位。随着实现司法独立呼声的提高，虽然党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的情况逐渐减少，然而，从错案追究到个案监督，实际上，对司法的制约和监督变本加厉。从长远来看，这些制度在约束法院和法官、避免其滥用权力的同时，也束缚了其独立发展和行使司法权的合理空间，增加了“合法”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和渠道，阻碍了司法独立的成长，因而恰似饮鸩止渴之举。

在实现司法独立和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之间，前者是原则和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后者则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客观对待的现实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问题，必须以司法独立作为改革的方向。因为，受到重重制约监督的司法人员无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无法形成职责的神圣感、也不具有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资格。然而，正因为司法人员的素质还不够高，才需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身份的保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与其迷信一种“万能”的制度，不断设立、尝试新的“改革”措施，毋宁首先严格地落实现行法（宪法、组织法、法官法、程序法等）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和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成为现实，最终逐步实现法官独立。总之，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现状，不应成为破坏其身份保障原则和司法独立的借口，当然，也不应幻想理想状态的一蹴而就。

其次，法律家的教育、特别是学历水平应该与社会整体的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多数发达国家，尽管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司法官的教育不过是大学毕业+ 司法考试+职业培训，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并不是必须的[25].就整个国家的教育结构而言，应该形成一个以基础教育为主，逐步提高的梯形或三角形结构，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将法律职业的基础学历定为本科（最好是法律本科）比较适当，之后通过司法考试和专门的任职前职业培训（一到两年），并经过一个实习期既可以达到法定任职条件，在任职后可以享受身份保障，保证他们可以有从容的时间和条件积累经验，并通过贯穿执业过程始终的继续教育不断得以提高。

而在我国，一方面目前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还很低；大学本科学历对于社会而言仍然是一种奢侈；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发展，却已出现了法律大学毕业生过剩的假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已经很难迈进法院的大门。这种状况与考研热形成了一轮新的恶性循环——在制度化的法律家培养途径、特别是职业培训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前，司法官的任职条件无形中已经上移到研究生学历，这不仅会造成重学历、轻经验的畸形结果，以及大学教育资源的浪费[26]，而且因在职司法官疲于提高学历，使办案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至于这些取得的学历含金量如何，尽管目前还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初步的调查和经验，结论基本上是否定性的 [27].

第三，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世界各国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构成模式也大相径庭。因此，法律家的培养必须选择确定一种适合本国实际的基本模式，例如，是采取英美式的法律家一体化模式，还是选择大陆式的法律职业分工模式；是大量增加律师人数，采用律师强制制度，还是有节制地发展，采取本人诉讼主义；是使法官贵族化、精英化[28]以保证其洁身自好，还是要求法官克服社会的关系网和生存需求的困扰，继续保持大众公仆形象，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法律家是实行行政式管理，还是以行业自律为主，等等。法律家的行为模式同样受到社会的法律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的制约。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作为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有关法律家的构成模式与需求，似乎并未进行过充分的探讨，而法律家的行为规范仍然是含糊不清，目前高速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但我们仍然未能搞清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法律家、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家？

最后，法律家教育的模式与途径应与国情相适应。如前所属，当代世界法律家教育主要分为美国与欧洲大陆两种基本模式，二者各有利弊。然而在我国现有条件下，选择欧洲大陆模式、即在大学法律教育体系之外再建立专门的专业培训制度，是最为经济合理、也最符合提高法律家素质的实际需要的。我国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的功能不是、也不能承担职业教育的任务，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的失当，因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欧洲大陆国家基本一致，它们所提供的是基础性的法律科学的系统教育，这与以培养训练忠实和准确适用现行

法的技能为宗旨的职业教育有着重大的区别。我国的法律教育所缺少的是在经过司法考试后进行职业培训的环节，这一使命本应责无旁贷地由已经建立的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承担（同时承担继续教育的职能）[29].目前，我国在大学功能并未发生转换的情况下，模仿美国法学院JD设置的法律硕士学位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同时存在的格局，这种绝无仅有的双重体制只能造成资源的双重浪费，尽管可能在短期内加快法律家人数的增加速度、提高法律家的学历和学位，但从其结果已可以看到，它既未解决法律家职业培训的问题，也无助于现有的法律家素质的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今天我国社会转型期和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在法律家的素质提高与教育培训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法律家的培养应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人数的增长不宜过快，并应适当限制对法律需求的刺激，以使法律家的成长获得必需的时间准备。其次，应该明确，法律家素质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执法水平和实践经验，当前除了法律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化和行业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专门的职业培训制度，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能够在通过专业考试后经过至少两年的职业培训走上司法工作岗位，在这种培训中初步养成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并在此后长期的时间积累中不断提高，而不是盲目发展学历教育，以学历和学位作为素质的第一标准。同时，必须避免在教育培训制度的设置上造成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最后，应该根据我国法制的实际需要确立法律家的模式，包括价值理念、规模、行为方式、管理方式、产生和培养途径，以及评价标准等等，而这是需要经过反复论证和实践检验方可确立的。模式的确立既是当务之急，又最忌讳急功近利的决策，这也正是法律家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

[注释]

[18] 美国的法学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法学教育都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法学教育。苏力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法学研究即作为学术性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在法学院中进行，而是在其他系、科或法学院附属的研究所、中心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由美国法学院的性质决定的。法律训练和教育在美国属于职业训练，最早是由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后来才正式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后也一直是作为职业训练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进行法律实务的操作。由于这一目的，法学院集中力量进行种种律师的技能训练，学术性探讨也是为培养合格和优秀的律师而附设的，在法学院并不占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和训练在功能上保证学生遵循现存的法律，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美国法律和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保守的（不带贬义）的法律教育制度。”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20— 321页。关于美国法学院J.D的情况，还可参见王健：中国的J.D.？——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83页以下。

[19] 例如律师资格的取得，凡在国外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的人，都可以不经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而获得律师开业资格，其中许多留学生都没有中国法律本科的基础知识（原为非法律专业），没有经过中国法律实务的系统训练，有些甚至名为“法学”硕士，实际上是学习政治学、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这种以他国学位取代本国资格考试的制度，在世界上可能也属仅见。

[20] 我国法官素质低的根本原因被形象地描述为“退伍军人进法院”，归结为学历低，缺乏专门的法律培训。这一说法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法官来源的一种现实，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请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收入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79页以下。笔者无意为这种现象进行开脱或辩解，但应该指出：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大批退伍军人进法院是在80年代，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甚至是迅速补充司法队伍唯一可行的途径，因为，当时具有高等学历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很少有人愿意进入并留任于基层司法机关，而毕业人数之有限也不可能满足急遽扩大的需求。其次，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早期进入司法机关退伍军人一般均已通过各种学习和培训渠道获得了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司法机关的骨干，进入法院后获得学历和培训机会而后成为法官的退伍军人未必不能摆脱其出身的烙印。而在实践中进行司法专门知识技能的培养（传承方式）历来就是法律家培养的途径之一。第三，今天，无论何种来源，进入司法机关都必须通过考试，在严格的考试制度面前，学历和考试成绩相比而言，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许多高学历者都无法通过这一考试。这样，出身的意义就相对降低了。最后，进入法院和出任法官并非同义，目前，实际上退伍军人直接进法院当法官的情况几乎已不存在。 在一些大城市的基层法院，甚至只接受获得硕士学位、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并且必须通过初任法官考试。

[21] 由于这些机构不能授予学历和学位，对在职的司法官没有吸引力，而其自身的地位、包括资源和资金的支持也受到影响。所以它们宁可依托大学，争取一些进行学历教育（如成人教育）的机会和资格，对担负起职业培训、特别是职前培训的使命并不热衷。然而，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犹豫和准备之后，应该说，它们承担起自己应有职能和使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旦形成了制度，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加以完善，使其区别于大学的法学教育，并力求达到好的实效。当这种制度成为任职司法官必经和唯一的途径时，他们的素质才能在整体上得到提高，而社会上的高学历或高学位也就无法取代其特殊的地位。

[22] 近年的司法改革中，学习模仿美国的司法制度已成为一种时尚，笔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不可借鉴、不能移植。然而，在借鉴移植中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可能把两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制度同时建立在同一块土壤上。在现存的大陆式大学法学教育体系业已存在，其人员配置、教学方式、乃至于硬件软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职能和性质上的转变的情况下，又引进一个美国式的法学院职业培训，不仅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效果，而且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降低法学教育的水准。关于法律硕士的分析，参见王健：中国的J.D.？——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23] 近年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四年制本科生已经不敌仅经过两到三年速成法律教育的法律硕士，遇到了严重的就职危机。而除了本身即为法律家的在职法律硕士外，可以肯定地说，法律硕士是不可能在其学习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实务知识和经验的。

[24] 苏力教授甚至提出：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规模即使不能压缩

，也一定要暂时停止发展。否则，我预测，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的总体水平也许不是提高，而更可能是再一次降低，不仅不能形成一个适合现代化的有较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法律职业团体，而相反会出现一大批法律服务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从而加剧社会的和法律的无序。因此，对那种倡导大力发展法学教育的方针，我持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仍然是一种计划经济、“大干快上”的方式。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大发展，而在于能否大发展。历史曾多次告诫我们，以方式来实现任何社会改革往往都是欲速则不达，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和冷静思考。历史并不会因为我们曾批评过历史上他人干过这类蠢事而允诺我们今天不会再干同样的蠢事！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83页以下。这虽然是针对法学本科教育而发的，但这种则体现在法律家培养的各种方式中。

[25] 美国之所以将法律基础教育设定在相当于硕士的层次上，主要是认为大学本科毕业生阅历尚浅，不适于直接从事律师职业。同时，这也是美国大学已经相对普及，具备了这种条件。实际上，在美国除了法律职业，还有许多>:请记住我站域名/

[26] 法学博士就任司法官并非坏事，然而未必合理，法学博士理应是研究型人才，如果从事实务则完全不必花费如此高的成本进行培养，如果因无合适职位不得不如此，则极有可能我国法学博士已经过剩了。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官的地位和威望通常来自与其年龄成正比的经验、职历和业绩，而在我国，年轻化和高学历则成为高素质的象征。有人说，法官的年龄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成熟度，也许我国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根本不同？

[27] 笔者曾对本校的各类法律硕士近200人进行过问卷调查，根据初步统计，绝大多数学生对这种制度涉及的实际效果是否定的，尽管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应该能够从这种制度中获得较大的既得利益。其中一部分人主张通过改革大学教育方法来改进其效果，以便将其继续进行下去；另一部分人则完全否定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这并不是说，法律硕士毕业生普遍素质较低，恰恰相反，其中相当一部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在职法律家在入学时本身已经具备甚至超过了这一制度所设定的培养目标。然而，由于学生来源的巨大差异导致的效果的不平衡，也正好是资源浪费的另一个证明。

[28] 精英化的概念已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其含义却十分暧昧。如果说精英是指出类拔萃之辈，也依然存在道德精英与教养精英之区别，贵族化的精英则是指极少数的具有至尊之社会地位的阶层。由于真正的精英只能是极少数，除了最高层次的法院外，就整体而言，法官的职务及其待遇在世界各国都不可能吸收到最有能力的人才；何况我国，从数量和可能投入的资源来讲都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化的精英阶层的法律职业集团。而如果精英是指一种思想倾向，即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话，则司法官的特质应该与此相反，以稳健、谨慎和保守为佳。

[29] 由于我国法律家内部基本采取职业分工，而不是一元化体制，法官从律师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以各个系统（法院、检察院、律师）分别进行职业培训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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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范文第5篇

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与历史传承性，法律教育起源于法律教育机构，而法律教育机构的发展则来源于文化价值理性.传统的法律及法律理性起源于古罗马，近代以来，学徒制逐渐成为欧美国家法律教育的重要形式，这种教育模式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案件程序及辩论技巧等进行讲解与传授，但因缺乏一定的衡量毕业生是否合格的标准，导致其缺乏体系化的理论内容与知识，不能很好的表现、维护并实现法律的形式理性.之后随着近代文艺复兴的发展，学院式的法律教育模式开始出现并不断占据主导地位，法学开始作为一种知识学科体系进行传播，教师将这种理论化的法律知识不断传授给学生以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这种职业教育性质的法律知识传授模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影响而使其具备一定的理性规定.从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的内在关系分析，学院式的教育模式更多的受制于法律理性传统的影响，单方面满足了法律理性尤其是法律的形式理性要求，但缺乏对法律人理性的关照，因此弊端相对明显.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与科学的教育，因此大部分毕业生在完成其教育后都加入到社会中进行社会服务，这种教育属性决定了其教学方法更多的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与欧美一些职业性法律理性教育相比，其对法律人的理性培养机制更加缺乏.近些年以来，欧美法系的部级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开始更加注重法律实践的教学环节，突出法律的工具理性价值，而且随着法律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发展，传统的案例教学方式及案例教学课程已经不能有效满足学生对基本法律技能的需求，因此诊所法律教育形式开始出现.这种教育教学模式的形成推动了案例教学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应用，同时也有效推动了法律人理性的培养及法律教育的充分改革.由此可以发现，法律理性最终会构成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法律教育也会成为法律理性的孵化巢.在传统法律理性相对抽象的时期，法律教育也不发达，近代以来，随着法律形式理性的发展，学院式法律教育方式的出现使法律形式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完善.现阶段，通过法律人自身的理性来克服法律理性本身的局限，最终使法律人的理性教育成为法律理性及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法律教育的实践环节，推动法律教育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发展.

二、多重教育方法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

法律理性体现在法律教育中主要涉及到法律教育的性质、内容、目标及方法等.

1、课堂讲授法课堂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教育中的重要方法，其与大陆法系的法律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课堂讲授法能够将概念与体系充分传授给学生，使得课堂效率提高，另外法律理性也是社会科学理性的一部分，因此采用课堂讲授的方法进行法律教育教学也就成为法律教学的重要途径.另外，在大陆法系中，法律理性呈现出一种建构性体系，从而很好的方便了课堂授课.通过课堂讲授的方法，学生能够较好的领会法律理性的内容，因此如何现代法律理性依然存在且法学作为一项社会科学其知识体系不发生改变的话，则课堂讲授的方法也会一直延续.课堂讲授的方法能够有效推动法律理性的传播，但其忽视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的地位，将学生认作被动的授课对象，导致课堂气氛相对沉闷，教学效果不理想.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即运用一些典型的案例进行教学的课堂知识讲授方法，教师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讲解案例的发展脉络与解决思路方法，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这些典型案例的基本思路，进而解决一些类似的普遍性或者特殊性问题.案例教学法通过对法学理论进行实践性的阐述来辅助课堂讲授，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效率.中国的案例教学所采用的教材基本上是按照理论教材的顺序与内容进行编写的，每个案例都能很好的说明一个法则，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进行知识的灌输，有效缓解了课堂讲授法的呆板.案例教学法与课堂讲授法具有相同的属性，即法学理论知识的讲授，虽然案例教学法能够有效活跃课堂氛围，但并不能充分提高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理性能力，因此不能过分推崇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应有计划的合理安排不同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3、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是在对案例教学法、判例教学法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诊所法律教育主要是在学院设立法律诊所，每个诊所设一名教师，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本地真实的当事人诉讼案件，其宗旨在于将学生引入到实际的实践活动程序中，比如如何会见当事人、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参与社会制度的谈判等.诊所法律教育的出现向传统的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其功能主要在于培养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理性，通过使学生认真的处理真正的案件来巩固其课堂所学知识，同时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作为法律人的职业素质与道德标准.

三、总结

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法律理性、完善法律理性的重要途径，法律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法律理性的基本手段，法律理性的多重性决定了法律教学的多样性，采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多重能力，提高法律人的法律理性能力.法律教育是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完善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也是法律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将法律教育渗透到法律理性的大环境中，通过渗透法律理性来揭示法律理性的重要性，以把握法律教育的属性，揭示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的内在关系，推动法律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

法律教育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法律教育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270055

我国中学生多为12～18岁的青少年，他们处于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的易发高发期。我们重视中学法律教育，意在加强中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使其具有法律思维和法律行为。法律教育促使学生了解社会需要形成健康的价值观，清晰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从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肩负起当下和将来的社会责任。

一、将法律教育渗透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开展普法教育。促进师生员工提高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自觉知法守法，遵守公共生活秩序，做遵纪守法的楷模。”《中小学法治教育指导纲要》指出：“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是对高中生进行法治教育的骨干学科，使学生感受法律的作用和权威，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

未成年阶段是最佳的法律教育期，在这一阶段开展法律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正确地追求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追求社会价值，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健全政治心理。

二、中学法律教育的展开

中学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未来公民的法律信仰和行动。法律教育分为知识、技能和价值三个层面，层层递进，最终是为了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法律思考能力和法律行动能力。法律教育奠定法律在学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培养学生的法律视角、法律思考力和行动力，使学生最终形成参与社会法律事务的能力。

为了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法律知识网络，法律教育应当包含以下内容：1.法律对于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作用；2.阐释法律价值观，并培养学生法律态度和法律信念；3.在情境下运用法律技巧；4.领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性。我们的法律教育，是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也要看到法律和学生之间是相互发生作用的。学生不仅要接受法律知识的灌输，同时需要反思法律的规定，通过反作用深刻理解法律。让法律成为学生思维和行为习惯的一部分，使每个公民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法律教育的方法

1.创设法律情境和营造氛围，把法律带入生活，提倡教师和学生或者学生之间平等交流。案例学习或角色扮演，是很好的创设情境的方式，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现实体验，触动学生内心的法律道德判断。教师也可以创造机会让学生走进“现场”，比如“模拟法庭”，就可以使学生受到法律的系统教育，有利于学生理解和尊重法律体系。让学生在学习中看到日常生活的影子，看到法律的普遍适用，体会法律在实践中的作用，有利于学生产生深刻的法律认同感，并形成稳定的法律思维和行为。

2.尊重学生的选择和判断，锻炼他们的法律思考力。我们要让学生了解到社会生活中法律实践的复杂性，但也要坚持以下的原则：首先要运用角色扮演等方式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法律教学中去；其次要让学生自由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有自我思考选择的权利；再次他们可灵活地运用法律，知道法律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最后告诉学生法律实践是复杂的，法律学习是渗透在各学科当中的，可在校内也可在校外。我们要为学生搭建自由研讨法律的教育平台，可给出探讨课题，使学生通过探讨、思考、选择，获得自己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灵活应用掌握了所学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逐渐在形成自己的法律思考力。

3.营造法律教育环境，培养学生的法律行动力。对于学校，其教学管理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进行，公平、公正、透明。这样依法治校的氛围，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法律精神，清晰明确自身与学校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对于社会，政府部门、法院、检察院、警察机关、律所等常常是开放的。学校应组织学生通过参观、旁听、听证等方式了解我国法律的运作机制，巩固法律知识，增加法律认同感和尊重感，使法理精神深入学生的心中。

法律教育范文第7篇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更为理性的社会发展之真理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渊源于西方的哲学范畴的人本主义思想无论从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或是价值观的角度均强调了人在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而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法律教育体系之内核的一大体现则是人本法律教育观的形成，即在覆盖相关领域的多元法律教育体制下，以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公正的价值评断能力以及专业与相关技能的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为宗旨，并给予学生充分的实现其人格培养及个体价值的机会的法律教育理念。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是法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依法治国必须以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为前提，即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忠信于法、信仰于法才能达到法律对社会最大程度的有效调控。然而，在这样一个理性环境下各种社会单元遵循法律规则的协调运作却是由全民、终身的法律教育贯穿始终的。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却不尽然导致其绝对性，在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教育应当以充分的尊重人权及满足教育消费者需求为前提，民主、平等的对受教育者的法律意识施加影响，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是非作出基本的评断。因此，人本法律教育观要求法律教育作为法治社会中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主张这种权利来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教育，进而丰富其对权利之学的认知与理解。此外，当人的这种接受法律教育的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时，也应当受到相应法律的严厉制裁。

其次，受教育者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处于主体性地位。法律教育的直接对象应当是选择接受其教育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同样作为直接受益方对于教师的知识技能传授方式、内容以及技巧等的反映与回馈是衡量该教育效果及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鉴于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质量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其与教育者的关系应当体现为一种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非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亦即“应当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具有他或她自己的感情的独特的人看待，而不是作为授予某些东西的物体。”可见，在这种师生关系下的学生已摆脱了不加选择的接受知识灌输的被动地位，也不再固定的成为教师单方面施教的作用对象。他们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主的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研究课题以及有利于本身知识架构良性发展的法学专业课程，甚至包括对该门课程授课教师的选择及理性的作出自我评价，也就是说，学生应当时刻持有对自己专业技能发展方向的理性考量及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还体现在利于学生自我能力发展的教学环境的创造上。在各种教学仪器、设施的配备、教材的选用、课程的安排、教学积件的建立以及不同主题讲座的设置上都应当以有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为考虑中心。

第三，法律教育中教师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罗杰斯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出发，对教师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第一，真诚。即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以诚相待，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问题教师应当坦诚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缺陷及时的作出纠正或开展自我批评；第二，信任与尊重。教师应当合理的尊重、关注和接纳学生的情感、意见和价值观念，并在对以学生为主体性教育模式充分的认识下为学生提供自我发挥的自由空间以及帮助对其自身潜能的挖掘，从而与学生建立起一种相互的信赖关系；第三，移情。是指教师应当以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学生的思想、情感以及世界观，以此在对学生的自我意识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更加有效的达到其对学生学习的辅助和促进作用。除了上述教师对学生造成的心理气氛因素外，其自身的法学专业素质、理论研究水平，灵活多变的教育技巧和方式，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安排以及参考教材、资料的选取等均应重在体现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如人本主义教育家坎姆勃斯所言：“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规定、传统、模板、发号施令、欺哄，它也是管理存在的过程。这个角色要求教师是促进者、鼓励者、帮助者。”

第四，法律教育应当满足学生个体性发展的需要。人本法律教育观在强调法律教育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同样注意到了学生间的个体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生所具有的不同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具体从法学专业学习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各人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同、学习方法不同、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不同、兴趣方向不同以及对自身未来发展方向选择的不同等。而以人为本的法律教育以“因材施教”为指导方针，在把握学生的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合理的实施针对性差别教育则充分体现了其对学生个体能力发展的人文关怀。

第五，人本法律教育课程观注重人格与专业技能的整合。这是以罗杰斯所倡导的合成课程（confluentcurriculum）为蓝本，即强调情感与认知的融通。就法学专业课程内容的设置上而言，应当在原有学理基础上的知觉、概念、推理、逻辑认识及实践能力等理性因素以外加入与专业相关的道德、情感、意志、直觉、灵感、需要和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这种人格化的课程设置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以知识纯粹性和抽象性为中心的学科结构，在尊重学生人性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职业道德的培养、人格精神的塑造和正确价值观的调整以情感的互动流为平台有效的配合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探究。

人本法律教育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律教育体制，而中国特有的传统法律文化及法律科学的特殊地位则决定了人本法律教育在中国大陆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并结合相关历史经验及我国当前的法律教育现状，笔者认为以人本法律教育观为内核的中国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具体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应当以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培养其多方面能力及专业素质，并最终完成学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为宗旨。其次，法律教育的宏观模式应当是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精英人才的培训。在依法治国逐步确立的社会背景下，法律之学已不再专属于极少数专业精英，普遍加强全民的法治意识以及对法律权威的认知应成为各法律院校的重要任务。而具体到大陆的统一司法考试，则应当体现为通过标准的适当放宽及通过率的适度上调。第三，取消本科阶段法律教育的专业区分。本科法律教育本来是为了让学生获得将来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引导学生形成宽泛的法学知识结构，训练学生把法律问题放到开阔的社会环境和多元知识背景中去思考，才是法律教育的征途。第四，扩展综合性知识，注意交叉学科知识的教育。如可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课程在本科初期供学生选修，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对以后法学专业课程的深入理解。另外，塑造多元化的教学氛围，使外国留学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共同参与到本土学生的课堂上来，并在课堂上将各自对法律的理解与认识进行积极的探讨，这样也便于教师进行更为广泛的介绍与总结，此为其五。第六，加大应用性教学课程的比重，加强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如法律语言学、证据法学、法庭审判程序介绍等，甚至可以单独列一门案例分析课。第七，与社会接轨，使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如法律诊所课、法庭旁听、模拟法庭、以法学为主题的辩论赛；社区法律援助服务；法制日的宣传活动等教学方式，此外学生应当利用假期时间到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进行实习，或者以某一课题进行社会调查，并形成一项制度。第八，学校加强教学硬件设施的管理，使教学媒体配套化、完善化、先进化。第九，丰富教师的教学方法，尽量避免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模式，可以通过积件的建立来体现人本主义的教学理念。十，在一定条件下，为学生创造自由的学习空间，让学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的攫取学习材料，进行相应的学习研究。十一，鼓励学生自行成立法律研讨社团或创办专业期刊，促进学生研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十二，加强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由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因此不能一概的以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来取代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司法腐败屡禁不绝的现状下，职业道德教育应当被列为与专业知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通过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来指导学生执业后与社会接触过程中人际交往的原则和尺度，是人本法律教育中专业素质培养的重要部分。十四，教材的编写应当淡化对国家学说或政治学说的讨论和教学，要注重方法论的教育，尊重学生对教材的自主选择权。最后，考试制度应进行严格的调整，建议以写论文的形式来取代记忆性的考试模式。

概而言之，人本法律教育改革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并结合我国国情，在对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观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以此为法律教育改革的理论引导来完善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缺漏。这样，在以人本法律教育观统率下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发展前景才能够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康德著，邓晓萍译：《实用人类学》[M]，重庆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页。

[2]王堂兵：《生命创造体的精神乐园：人文主义教育——关于教育的批判与人文重塑》[A]，2003年学位论文。

[3]徐亚文，孙国东：《“以人为本”与政治文明》，《湖北社会科学》[J]，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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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法律教育范文第8篇

(一)法律教育起源的主要媒介

古代西亚地区最早出现楔形文字，拉起了人类文明的大幕。古代西亚苏美尔人在生活中对事物进行总结、凝练，形成了早期的象形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区域居民对象形文字进行简化和完善，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形成了楔形文字，为古代西亚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该文字发展下，古代西亚区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并被记录保存下来。相关资料显示：早在楔形文字时期古代西亚区域就开始出现“法律”一词，通过该文字保存相关性质的法律内容。文字逐渐丰富后，该区域通过文字对法律规则、法律法典进行保存，为法律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法律教育更加系统化、层次化。

(二)法律教育起源的主要场所

文字为法律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法律内容能够与法律教育充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加速了法律教育体系的发展进程。而学校为法律教育的衍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法律教育能够扎根发芽，在这片肥沃的知识土地上开花结果。古代西亚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对法律教育内容较为重视，通过学校体系构建形成了高效的法律政治人才培养结构，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行政人员。该区域学校教育过程中形成了专门的教材范本，设置了系统的教学内容，采用了多样的教学方法，全面提升了法律教育质量。该区域学校对法律教育的实际功用非常重视，教育内容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政内容、法律内容息息相关，培养了大批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精英人才，为法律教育的兴起与繁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法律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

(一)法律教育的形成

法律观念是促进法律教育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西亚楔形文字法典中对法律教育内容进行明确，充分凸显了法律教育观念。该时期苏美尔人制定了《汉穆拉比法典》，对法典中的内容进行明确，形成了良好的法律观念。该观念中明确指出要维护公平正义，对国王统治下的社会公平进行把握，通过法律实现社会秩序的保障和社会内容的规范；古巴比伦制定了《赫梯法典》，对法典中的法律条文进行明确，指出在法律条文分析的过程中要以法律观念为核心，树立良好的法律认知，在法律内容基础上带动法律教育，形成良好的法律氛围。

(二)法律教育的成熟

法律体系形成后，古代西亚区域对法律教育进行全面把握，迅速拓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律制度，上述制度是法律教育发展的催化剂，使法律教育发展进程迅速加快。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进行法律教育构建的过程中对法律内容较为重视，在制定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律教育结构，使法律法典的核心内容与法律教育体系相融合，从根本上提升了法律教育质量。该时期国王对法律制度较为重视，希望通过法律巩固自身的统治，法律发展非常迅速。成熟的法律带动了法律教育工作的开展，形成了具有典型制定法特征的法律教育工作内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进行法教育构建的过程中还对习惯法进行强调，形成了以习俗、惯例、通例等为核心的法律内容结构。习惯法中以口头誓约和契约最为常见，将文书和证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常规的法律教育内容形式，为法律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使法律教育能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融于生活，大而化之。

(三)法律教育的贡献

古代西亚地区法律教育对法律教育方式和法律教育内容的丰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法律教育方式方面，古代西亚地区法律教育形成了特定的精英式教育途径，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融入实际生活，注重不同专业技能的提升，结合求职意向形成了与学生发展相协调的法律教育结构，这种结构从根本上提升了法律教育质量，改善了法律教育效益；在法律教育内容方面，古代西亚地区法律教育形成了与自身法律内容相协调的教育体系，在法律知识基础上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教育结构，其培养效益与法律需求相适应，从本质上提升了法律教育培养指标，改善了法律教育培养水平。

三、我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法律教育改革措施

1.学校法律教育的过程中法律教育应选取通才还是选取专才

古代西亚地区法律教育的过程中对法律教育非常重视，多选取专才进行法律教育，这种法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育质量，但整体教育范围受到限制。通才可以有效提升法律教育工作的知识面，向学生灌输更多的知识，使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法律教育内容，形成辩证的认知，但该教育过程中专业程度欠缺，教育效益仍需进一步提升。因此，新时期我国法律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可以选取专才对法律内容进行教育，实施专业知识的灌输，完成法律教育的专业化内容讲解；选取通才对法律教育的本质进行挖掘，通过辩证的角度对法律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结合实际内容对法律教育的实际意义进行提升，从而全面优化法律教育质量，改善我国法律教育发展进程。

2.法律教育应走向精英化还是走向大众化

精英化和大众化是当前我国法律教育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精英化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法律教育质量，大众化可以从根本上拓展法律教育范围，两者在纵向和横向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古代西亚地区主张在精英化教育的基础上逐渐大众化，以精英化为核心对法律教育内容进行全面落实，在上述前提下最大限度提升法律教育的范围，实现法律教育大众化，从而达到教育效益的全面改善。我国法律教育的过程中也可选取上述教学设置方案，强调精英教育，不断提升法律教育质量，在质量基础上尽可能拓展范围，全面提升我国法律教育工作效益。

(二)法律教育注意事项

1.弘扬精神，形成正确价值观

我国法律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弘扬精神，强调法律体系下的价值观，形成正确的法律认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法律内容不断变化，知识体系不断转变和丰富，但其本质价值观是一定的，主要是为了以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发展秩序，形成公平的价值理念。因此，我国法律教育工作改革的过程中将价值观作为法律教育改革的核心注意事项，对价值观内容进行强调，确保法律公平的价值要义能够充分渗透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形成良好的法律教育环境。

2.发扬传统，坚实教学规律性

我国法律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要对法律教育核心传统进行把握，以上述传统为主要内容开展法律教育，对法律教育知识体系和内容结构进行合理构建，从而全面提升法律教育效益。要对法律教育的规律进行分析，在传统基础上形成科学性教学体系，确保法律教育能够与时展相适应，最大限度改善法律教育水平。

3.坚守使命，强调法教重要性

法律教育工作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其教育效益直接影响着社会建设质量，影响着日常生活秩序。在对法律教育进行优化的过程中人员要把握好上述法律教育作用，对其社会发展的使命进行强调，将法律教育落实到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从而全面优化法律教育质量。我国法律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坚守使命，对法律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将法律内容与法律教育结合在一起，是法律内容能够充分渗透到法律教育中，从本质上加速法律教育发展进程。

四、结语

古代西亚法律教育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教育内容较为丰富，形式较为成熟，其法律教育体系的构建及应用对我国法律教育改革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结合古代西亚法律教育内容可以发现，我国法律教育改革时要对法律教育的人才和形式进行合理筛选，强调法律教育理念及价值，形成正确观念，这样才能够全面提升法律教育质量，加速我国法律教育发展进程。

法律教育范文第9篇

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学生为实践主体，以法律援助为手段，采用角色模拟、案件等实践中学习的方式，不仅能促进学生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应用，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而且还能培养学生法律知识之外的如语言表达、人际沟通、组织等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普通的课堂讲授模式中，尽管教师也会通过讲解、解剖案例的形式去展开教学，但是，这种为了解释法律原理或法条含义而去精心选取的教学案例，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剪裁后而得来的，往往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说明问题。在通常的教学过程中，法律被分为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课程分科来学习，学生由此获得的法律知识是条块分割的，难以获得综合认识，欠缺对案件的综合分析能力。

诊所式教育中学生面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或案件，对这些问题或案件的分析和解决既需要法律知识，又需要案件所涉领域的相关知识和逻辑判断能力；对所需法律知识而言，既需要实体法的知识，又需要诉讼法的知识，而且可能既需要民法的知识，又需要刑法、行政法等知识。在面对或处理现实问题以及案件的过程中，考验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的是学生的综合能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有助于培养未来“法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有其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它涵盖了如何处理矛盾冲突和严守保密准则，如何处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律师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培养律师技能和职业热情等广泛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伴随案件的始终。在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学生是以“准律师”的身份为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在此过程中，学生接触的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案件,面对的是形形的当事人。学生对法律职业的真实感受，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和公益服务意识，可以增强学生的法律职业感。

诊所式法律教育常被描述为“在行动中学习”，该方法的初衷是将这种介入式的法律学习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环节整体植入传统教学过程当中，使法学教育不仅传授法律知识，同时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现行法学教育模式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法律诊所这一媒介，将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法律纠纷作为学习情境，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实践平台，同时使学生将所学知识服务社会，希望实现学生、司法实务部门、社会的“三赢”。实践证明，诊所式法律教育有效弥补了我国传统法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等弊端和不足。但是，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案源不足的问题。由于法律援助当事人、司法行政机关等对学生办案质量的担忧，特别是由于学生人数的众多，案源总是相对稀缺的一个资源，很难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实际接触到案件。诊所式教育与现行教育体制和模式的协调是另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从一个高中阶段的懵懂少年到成长为一个具有基本法律常识、能够处理一定法律问题的“准律师”，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这也就是说，法律诊所的参与者至少须是大学三年级及以上才可行。但是出于就业的压力，相当部分的大三学生或是准备司法考试，或是准备考研，因此对法律诊所的参与热情并不如预期的那样高。另外，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准律师”们难以介入；相对于铁打营盘中这些流水的兵而言，民事诉讼过程是比较漫长的，难免会出现在学生毕业前仍未结案这种情况，学校及教师对学生毕业后案件的处理与指导较难把握。

诊所式法律教育需要一支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实战经验的过硬的法学专业教师队伍。这就意味着教师在上课、开展科研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法律实践，保证、协调和分配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做到既有所侧重又得以兼顾。无疑，这对许多教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优化教师的评价机制，才能鼓励更多的教师去积极拥抱新的教育模式。解决好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实现诊所式教育的预期目的，使学生获益，而且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法律教育范文第10篇

一、依法治国对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末，在经历了30年的艰苦探索以及历尽重大挫折之后，我们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对于符合怎样的标准方符合法治国的要求，人们的界定有所差别，但是某些基本的共识还是存在的。例如，法治社会是一种规则之治，要求人们的行为都必须在明确规则的约束下进行。在法治社会中，政府的权力也必须受到已经确立的法律规则的限制，政府行为也需要合法，而不允许以专断方式行使。法律本身应当自成体系，不可相互矛盾，令人民无所措手足。法律应当稳定而不可频繁修改，因为朝令夕改足以导致人民无从预期某种行为在未来的合法与否。司法必须独立，独立是司法得以权威地处理案件的前提，同时，只有独立，才能够保障司法决策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统一，从而强化规则的可预期性。

在强调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规则对社会的统治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的是，规则并不仅仅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的立法条文；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上，在具体的案件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离不开由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所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对立法条文的解释和适用。立法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立法本身受到立法者的知识范围以及经验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制定出包罗万象的规范。用不完备的规范去管理千差万别的社会，法律文本中的缺陷只能通过高素质的司法职业群体加以弥补。

立法的规范是模糊的。虽然法律语言要求严谨准确，但是，模糊性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性是与语言本身与生俱来的特点。就立法而言，模糊性有时恰好是一个优点，因为它能够确保在立法条文不经常修改的情况下，法律对社会变化更强的适应性。而且这种模糊可能恰好更有适应性。不过，适应性要建立在构建良好的法律职业群体，最终要靠法官去适应。当然立法还要受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局限，比方说立法的滞后性，因为立法是有一定稳定性的，而社会生活则是日新月异的，从而造成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迁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法律并不仅仅是立法性的规范，它还包括解释性规范，在有立法性规范的同时，还要有丰富的、严格的、统一的解释性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这里的统一性尤其重要。

如果说在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制统一主要依赖的是判例法独特的运作机制以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统一法治功能的话，在实行成文法的我国，统一法制最重要的基础却是司法决策的参与者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统一的知识背景和对司法公正的组织化的追求。高层次的法律教育通过系统的课程安排，通过对法律知识传统的深入领悟，通过对各部门法的各种概念的精确理解，通过对司法程序的技术与理念的严格掌握，以及通过教师们的言传身教，从而使进入法律院校的一代一代年轻人不断地由不懂法律为何物的外行变成合格的法律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这些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的法律人不仅仅处理法律上的纠纷与案件，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从而将法治的逻辑应用到社会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二、市场经济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近年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已经达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与自然经济不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易基本上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之内。地域范围的狭小意味着交易多发生于熟人之间，交易者的熟知也意味着文化更多的相似或相知，甚至在特定的区域可以形成一种得到公认和共同遵循的交易规则，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纠纷解决机制。与此同时，熟人本身就是交易过程中诚实信用的保障条件。因为欺诈和其他不诚实行为会在熟人社会迅速传播，从而使欺诈者很快失去其市场。

在计划经济之下，没有了私有制，所有的生产和交易行为都变成了政府行为，交易安全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便被消解掉了。计划经济消灭了在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一些困难和弊病，但是，它自身固有的弊病却难以克服，那就是普遍的效率低下和实际上经常发生的分配上的不公正。

市场经济建立在经济生活和生产交易主体的多元化基础上，与此同时，商品流通的范围也大大超过自然经济时代。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经济主体以追逐利益为基本导向，而且交易大量地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地域的扩大也表示着文化多样化的加剧，传统的能够约束人们行为文化规范和旧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都弱化甚至失效了。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统制也丧失了合法性，企业或个人都获得了自，政府权力必须退出市场。这样一来，经济交往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中所发生的种种纠纷就只能交由法院或其他准司法机制加以解决了。

在市场经济下，法院不仅直接解决纠纷，而且通过对案件的评价而向当事人以及公众昭示怎样的行为是合法的，怎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如前文所述，司法决策重视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统一，重视严格地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重视以理性的态度审慎的判断方式。这是一种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对任何专断权力的进行限制和制约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为人们预测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提供保障。于是，人们便可以在明确的法律框架和司法程序之下，获得交易的安全，获得预期的利益，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繁荣。

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便是法治经济”的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明确，这样的法治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应用型的法律人才。

三、司法改革对法律人才以及法律教育的需求

目前，我国的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受到良好法律教育并一心追求正义的法律职业群体，则司 法公正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

近年来，各种数据都可以表明，目前我们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整天教育水准是相对令人忧虑的。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脱节，由于前和中法律教育的萎缩和停顿，造成后法律人才的青黄不接。尽管大学的正规法律教育在1977年开始恢复，但是，由于招生数量甚少以及人才培养本身的周期要求，“远水不解近渴”，刚刚恢复正常业务的法院，复办伊始的检察机关以及近乎白手起家的律师业都面临着巨大的人员缺口，于是只好降低录用标准，让来自各行各业――中学教师、复转军人、企事业干部等等――的没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们进入法律职业。为解决大多数人没有法律教育基础的问题，司法部门又开办业大、函授等多种多样的教育渠道，让在职人员可以有一个便捷的途径获得大专文凭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临时性的措施似乎在逐渐地走向永久化：一方面许多正规法律专业毕业生想进司法机关而不能，另一方面，各种没有受过大学法律教育者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司法机关，于是，司法机关所办的各种教育机构居然将永远办下去。

司法人员教育背景的参差不齐将导致某些严重后果。首先，司法人员教育背景的不统一意味着他们的知识的不统一。司法人员，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和律师，都担负着对法律条文加以解释的使命。在法庭上，他们需要运用统一的概念、语言和技术进行沟通；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候，这种统一性是保证“同样的案件同样的对待”的基本前提。因此，教育背景上的差别不仅足以损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而且，还会让法庭之上的沟通变得极其困难，从而损害法律职业者的团结。

第二，教育背景上的驳杂不一将导致不同的人对法律职业伦理职责理解上的混乱。作为以社会正义为最终追求目标的职业人士，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具有很高的伦理要求。他们需要严格地遵循相关的职业伦理规则，并且形成职业内部对这些规则的共识，从而形成同事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面对今天的司法风纪问题，人们往往过于倚重思想教育和来自职业之外的严厉监督。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恰恰不是来自外部；同事之间对相关职业伦理的一致认识和将这种认识化作细致入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伦理准则的违反都可能为同事所觉察，并受到来自周围的一致鄙视。这样的环境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动力，因为它会在心理上激发人们在一个职业共同体内部追求卓越，从而有效地减少腐败和其他不当行为。事实上，一些法治发达国家法律职业的建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第三，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法治建设的经验也证明了，只有给法律职业的入门设立专业化而且难以逾越的门槛，才能够提高法律职业界自身的尊荣感，并强化司法对纠纷与社会冲突的调整力量，树立起全社会对法治的依赖。相反，选任标准上的混乱则足以令法律职业纲纪败坏，声誉扫地，从而引发社会诉诸于贤人或强人统治，最终破坏依法治国的事业。西谚云：“法院不受尊重，国家走向灭亡。”正是这样的道理。法院如何能够获得尊重？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提高法官以及检察官和律师的选任标准，使法律职业获得良好的社会公信力。

之二：JM教育应该成为法律教育的主渠道

一、从通才教育到专才教育

大学的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这是任何教育都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同时对于法律教育而言，又是一个常存争议、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这里的症结在于在迄今为止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确定出一个稳定的目标，当然也不存在与稳定目标相适应的关于合格毕业生的标准。意识形态的变化足以导致培养目标上的巨大差异。这大抵上也反映出我们的法学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并且也缺乏稳定的法学知识传统。

从大的方面来说，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一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各国传统不同，对于这两个目标又各有偏重。英美法系国家偏重前者。在那里，接受法律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对法律职业的选择；而大陆法系则偏重后者，即大学法律教育通常只是国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虽然从事法律职业需要经历大学法律专业的教育，但是，多数法律专业学生将来从事的却是法律之外的职业。例如日本，目前每年各大学法学部毕业生数以万计，而每年进入几种主要法律职业（律师、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却只有区区700人。在大陆法系国家，少数选择法律作为终身职业的毕业生通常需要再接受法律职业界所主持的行业训练。

两大法系国家之间的这种偏重无所谓优劣之分。但是，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之间在法律教育的内容、专业化程度、教学和学习方法乃至教科书的编写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评论法国的法律教育时这样说：“法律并不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清晰地思维、透彻地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个领域。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法国法律教学内容常常只是净化了的原则，它无需为寻找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手段而困扰。但是，以这种一般化的、非实践的、甚至是‘书本的’方式学习法律却是深化那些将来准备成为法律家的年轻人知识的一种有效方式。”尽管许多方面与大陆法系相似，但我国的情况很不相同的是，第一，我国正规的法律教育长期发育不良，“”期间几乎全面中断，虽然近二十年来全社会对于法制的要求不断强化，但是，法律教育究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模式却是长期徘徊。于是便出现了第二，法律教育的层次多样化了，办学途径也多样化了。世界上大约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正规的大学之外有像我们这样名目繁多的法律教育种类与层次。教育机构之外，非教育机构也大办法律教育，例如司法机构所设立的检察官学院、法官学院等等。非教育机构所办的训练机构照样可以授予文凭。办学层次方面，高可上博士后，低可下职业高中！凡此种种，原因都在于通过法律教育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或者说，在理解上非常混乱。这种混乱必然导致教学内容上的参差不齐，欲想令如此驳杂不一的毕业生头脑中的法律概念、原则、理念具有统一性，从而带来司法决策的统一，势将是缘木求鱼。

二、法律专业本科生教育的局限性

除旧布新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除了教育管理体制上的混乱外，我们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试图将世界不同地方法律教育所要追求的各种目标都囊括进来。如此便有了这许多层次的法律教育，有了各种各样的法科学生。我们需要检讨目前的各种层次的优劣，以便整个制度的调整和改革。

首先，法律教育的本科生层次是最值得关注的。沿袭大陆法系法律教育的传统，我们长期以来的法律教育可以说是“以本为本”的，那就是，将法律专业本科生作为法律教育的主渠道。从世界范围的实践来说，“以本为本”有着广泛的成功先例。目前，除了美国之外，几乎所有的国家法律教育的起点都是本科生，即完成高中教育之后便进入法律院校学习法律。四年大学教育完成之后，再经过若干年的职业培训，便进入法律职业界。值得注意的是，大学 之后的职业入门考试以及职业培训基本上都是由法律实务部门主持的，这也许反映了法律职业界与大学之间的某种权力冲突和妥协。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教育有某种朝向美国模式转向的趋势。出现这样的趋势的原因目前尚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和深化导致法律知识的越来越复杂，这样便使得专业知识与一般常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拉大，那种仅仅依赖决策者的声望与经验便胜任愉快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成为历史。当然，从内在的特质看，法律学本身便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不仅仅是一整套自恰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套以问题为指向的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它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否则，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空泛的理论，而难以与社会事务的实际调整发生真正的关联和契合。

“以本为本”式的法律教育面临着的正是这样的困难。高中毕业，在18岁左右便开始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学生们对于他们所学习的这门知识所对应的社会关系几乎没有多少认真的观察和系统的思考，对于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没有多少体验，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就只能从书本到书本，满足于教师的灌输，将法律变成为一种记诵之学。更因为此前对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没有多少了解，所以，又不得不分出很多心力修习这方面的课程，以便完成大学教育所承担的将受教育者变成“博雅之士”的使命。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又必须在法律之内与法律之外进行两线作战，年龄幼小又无法使学习者真正地领悟法学的真谛，把握法律职业的必要技能，我们的法律教育便只能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近年来，随着法律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对法律实务人员要求的提升，“以本为本”的法律教育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实务界辄有怨言，当然不是偶然的。

三、法学硕士教育的设置初衷和局限

既然本科生层次的法律教育有这样的局限，那么，我们还有本科后的教育，即法学硕士教育，能否通过一定程度的改革，将法学硕士作为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呢？

这里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法学硕士制度设置的初衷是法律教育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academic lawyers），而非实务法律人（practicing lawyers）。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法学硕士在入学考试标准、专业划分、课程设置、导师以及毕业论文写作等各个环节上都是以学术为指向的。虽然近年来法学硕士招生人数越来越多，毕业生进入司法实务部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上述各个环节中的学术指向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虽然许多人将来只能从事实务工作，但我们的目标却是学术的。于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某些环节上甚至左右摇摆，结果弄的非驴非马，不知所措。

JM项目的引入标志着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清醒意识。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牵制，我们没有在压缩法学硕士以及法律本科生的基础上开展JM教育，而只能新旧并举，结果改革本身又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如何保证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考研机会，如何协调两种硕士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各个环节上区分两种硕士的教育，等等。也许，现在已经是应该对目前的这种多头并举、犬牙交错的法律教育现状进行整合的时刻了。

四、JM教育作为法律教育的主渠道

JM教育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现存的问题。首先，它是一种本科后教育，这不仅仅有助于提升法律人才的层次，而且，对于现行“以本为本”的法律教育模式中的缺陷能够作出很大的弥补。本科后教育意味着学习法律的学生的年齿和阅历的增加，这样，学习者可以更好地领悟作为一门实践型和社会性学问的法律学，从而改善法律教育的效果。

其次，本科后教育意味着多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法学院的课堂，意味着不同知识的交融和对法学发展的推进，意味着法学院的毕业生具有复合型人才的特征。无论是国外的经验，还是我们过去几年的实践，都清楚地显示出，那些已经受到其他学科本科教育的人们进入法学院之后，过去的知识背景并不是他们理解法律问题的障碍，反而经常是一种动力。在本次调研过程中，一些在读JM学生就举出了不少例证，证明交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是如何帮助他们更深入地思考法律问题的。相信随着司法制度要因应的社会关系的日趋细化和专业化，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将会发挥他们越来越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