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范文

法律监督范文第1篇

人民监督员制度符合民主法治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同志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应当说，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行，不仅直接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民主监督，创建了一条落实民主监督的新途径，而且有助于促进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质量，从而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这项改革若能长期贯彻落实，无疑能把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决定逮捕、撤案和不等工作置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之下，由此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保证办案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切合法治观念、富于时代精神的制度探索和创新。

人民参与司法，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样，司法民主的真正贯彻与实现，也足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民主的进展程度作出最好的诠释。在此方面，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早已确立了人民陪审制度与审判公开制度，成为我国实践司法民主之先声，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则是在检察领域中保障民众直接参与司法的崭新探索，其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监督与促进作用，进而对贯彻十六大精神、推进司法文明和检察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值得期待的。我国宪法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规定人民有权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人民监督员制度正是一项实践“民主监督”的有力举措，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国家公权力的界限是明定的，不能在法律授权之外恣意扩张；而在法律授权之内，则可出于合目的性之考虑，就具体制度之设置妥为布设。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并未逸出其权力范围，而是在检察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上主动引入外部监督，对权力的运作进行合理限制，可以说，这是检察机关在落实宪法对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诸项权利，贯彻十六大对司法改革的要求方面的一个创新，这种做法符合宪法规定，也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实现是不拘一格的。正如我国宪法所规定，人民应该是“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实现对国家事务的管理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固然是人民实现民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主要的制度途径，但却并非实行民主的惟一途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传统上是“议行合一”的国家机构，但是由其会议制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所决定，人大的工作是宏观的、全局的。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制度，则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工作方式，而不只是厅堂里的民主；是一种行动中的民主，而不只是会场中的民主。民众参与司法、执法过程等民主方式，也是对人大制度更鲜活、更生动的补充。而检察机关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则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人民监督员制度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

对司法权力的有效监督，是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的这句名言，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真理，也一语道出了权力监督的重要性。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因此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刑事诉讼活动有权进行监督。但是，作为重要的执法主体，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又当如何实现呢？这就产生了所谓“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同样，任何公权力主体单一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也都难以完全让人信服。认识到这一点，检察机关主动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无疑是在完善外部监督机制上的一个探索。这一探索的创新之处，还在于跳出了通过其他国家机构来寻求监督的旧有模式，转而把目光投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但为民主监督另辟蹊径，也使人民的监督权力形诸制度。应当说，人民才真正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才真正是贯彻法律监督最可靠的、终极性的保障。请人民来监督公权行使，参与程序决定，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法律程序的公信力，铸造法律权威，弘扬法制观念，培养民众的法律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目前适用的“职务犯罪案件”，则更是亟待监督的真空；人民监督员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此类案件中的诉讼结构。根据现行立法，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刑事案件中，有检察机关作为外部监督机关，监督其依法行使侦查职权。而对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在完善自身内部监督的同时，主动建立制度化的人民监督员模式，打破了该类案件原来由检察机关负责全部侦查检控的格局，使得该类案件能更好地展示在阳光下，由此平衡了该类案件中原来追诉力量过于强大、控辩力量对比悬殊的结构，使得检察机关侦查、公诉部门间的距离得以拉大，有助于检察机关维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其实，向人民群众寻求监督的思想，在国外检察制度中也有体现，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就是一个由公民对检察官不处分进行审查的系统，其决议虽然仅是为检察官提供“参考”，但却由于代表着民意而深受重视，成为对检察官不最为重要的制约途径。民众监督司法的这种方式在同为东方社会的日本的成功，也印证了人民作为监督者的天然优势。

人民监督员制度彰显程序正义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行，不仅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而且彰显程序正义。美国著名法官弗兰克法特曾经说，司法不仅在实质上必须公正，而且在“外观上的公正”也是需要的。这就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发挥作用的地方。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诉讼法制的不断完善，程序正义思想正在蔚然兴起，旧有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正在我国程序法制改革的浪潮中得到彻底的涤除。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置，在促进案件实体公正和保障诉讼程序公正方面都有其积极意义。就实体法秩序的实现而言，人民监督员介入检察机关自行侦办的案件，对该类案件的办理增设了一道监督体制，无疑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相关部门依法办理该类案件，积极查明案件真相，提高案件质量。从程序法的独立价值的角度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不再是局限于一时一事的个别、偶然、随机的监督，而是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凡是可能引起程序性纷争、且符合规定条件的案件，都要交付人民监督，这样就在维持逮捕决定、撤销案件、决定不等极易引发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不满的程序中增设了来自人民的监督程序。这种程序设计，保障了程序的公开和透明，拉近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距离，缓解了政府与个人在刑事程序中的紧张关系，而面对与自己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人民监督员所参与的程序，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也都更容易接受程序的结果，程序吸纳不满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言，“司法的公开性不应仅仅为了监督。民众对法律生活的积极参与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任”。的确，当人民监督员制度真正能够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中独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一分子时，其价值可能已不仅仅在于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而更在于其对程序本身正当性之增进，及其对法律公信力本身的提升。

法律监督范文第2篇

在全国率先探索对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提讼和支持，依法督促、支持民事692件；增强法律监督的说理性，率先推行民事行政抗诉说理、不捕说理；实行涉检疑难复杂案件“公开听证、阳光息诉”与不案件的公开审查，提高执法的公信度……

2006年以来，我省各级检察机关不断探索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措施，推动机制创新，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各项工作亮点纷呈，为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着眼于解决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法律监督

2003年起，我省检察机关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经济犯罪立案监督、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为巩固、深化上述专项监督成果，2006年以来，我省检察机关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查处突出问题，取得了新成效，共监督立案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148件。

2005年11月，义乌市工商局在一仓库内查获大量假冒中华、高露洁等品牌的牙膏软管和成品牙膏。由于案情重大，他们很快将案件移送警方立案侦查。一个月后，警方将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吴琅辉、倪结芝抓获。

2006年2月23日，该案移送义乌市检察院审查。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朱海平详细看了几遍案卷后，感觉案件还有隐情。经过一番教育，倪结芝终于供出方宝生、方宝山、姚作超（在逃）都是提供资金的合伙人。

义乌市检察院立即决定依法追诉方宝生、方宝山和姚作超为被告人，并与警方联系，一起部署追捕工作。3月24日，方宝生被抓获归案。

朱海平又开始做方宝生、吴琅辉的思想工作，两人终于供出涉嫌销售假冒牙膏的还有贾金荣，使此案又追诉了一人。4月中旬，方宝山到检察院投案自首；5月21日，贾金荣被成功抓获。

这些假冒牙膏的假商标从何而来？朱海平和同事抓住疑点不放。在政策感化下，吴琅辉供出了假商标是从温州东联包装材料公司购进的。院领导听取汇报后，决定追诉该公司。6月7日，该公司负责人吴绍明被带到义乌。面对讯问，吴绍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出这些假冒商标是由苍南宏泰包装印业有限公司印制的。

得此消息，朱海平和公安人员又连夜赶赴温州调查取证。不久，公司负责人林友捧自知难以逃避，主动投案自首。

为了将此案调查清楚，朱海平和同事们北上江苏沭阳、连云港，山东临沂，西赴陕西西安，南下温州，行程上万公里。经过6个月的艰苦取证，在原案的基础上，共追诉了5名被告人，以及温州东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苍南宏泰包装印业有限公司两个被告单位。

2006年10月上旬，经过义乌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对吴琅辉、倪结芝等人判处一年至三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数额不等的罚金。对两个被告单位，也作出了处罚。

10月31日，联合利华公司、广州高露洁公司、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奥奇丽集团公司等单位的人员，专程来到义乌市检察院，送上了“秉公办案的楷模，廉洁办案的典范”的锦旗。

2007年初，该案被评为全国2005年至2006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大最佳案例。

查办执法人员职务犯罪，努力从源头制止执法不严、司法不公

2006年以来，我省检察机关重点抓执法不公背后的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历经三级检察院两次抗诉，丽水市警官李国平徇私枉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终审被判刑4年，这个案件就很有典型性。

身为公安干警，被检察院立案侦查后，居然潜入检察院办公室盗窃销毁罪证。此案历经三级检察院两次抗诉，2006年8月15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丽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碧湖中队原副中队长李国平徇私枉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作出终审判决：以徇私枉法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数罪并罚，判处李国平有期徒刑四年。当天，李国平被收监执行。

1998年6月，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人王建伟、俞建伟、谢俭明等人在义乌市利用假抗癌药物诈骗6万元后逃回丽水。得知案件已被警方侦破，王建伟等人找到时任丽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碧湖中队副中队长的李国平说情。李国平徇私枉法，仅叫王建伟、俞建伟各交3万元，谢俭明交2万元作为退赃和罚款，就将人释放。直到2001年10月全国开展专项追逃行动，王建伟等3人才被抓获。

李国平徇私枉法行为暴露后，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依法对已经改任丽水市莲都区老竹派出所副所长的李国平依法立案侦查。2004年12月3日晚，李国平携带作案工具，撬开莲都区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科办公室的门，盗走了有关自己徇私枉法一案的侦查案卷材料并烧毁。

2005年2月，丽水市中级法院指定云和县法院审理此案。云和县法院审理认为，李国平认罪态度较好，以徇私枉法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李国平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当年2月16日，云和县检察院对一审判决依法提出抗诉。当年3月25日，丽水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浙江省检察院对二审裁定进行审查后认为，李国平构成徇私枉法罪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一、二审裁判均未认定其犯罪情节严重，反而认定其具有悔罪表现，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依法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浙江省高级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了浙江省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并作出了上述终审判决。至此，这起罕见的警官盗窃检察院卷宗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从2006年1月到2007年5月，我省各级检察机关加大惩治司法腐败的力度，共立案侦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78件。

据省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各类渎职侵权犯罪案件71件73人。如台州市检察院立案查处原玉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某、受贿案；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查办原该区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陆某、受贿案；宁波市江北区检察院立案查处原该区国土分局副局长郑某案等一批涉及民生、社会关注的重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2007年7月13日，省检察院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意见》，强调各级检察院要把反渎职侵权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意见》同时要求各地加强对案件线索的挖掘、管理和督查。通过建立完善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配合和线索移送机制，落实检察机关内部移送渎职侵权案件线索的规定，扩大线索来源。

加强刑罚执行监督，维护监管秩序

2007年7月10日，刑满释放回到家中已经一个多月的缪伟刚仍懊悔不已，因为当初要不是自己违规，要不是检察机关依法监督，他恢复自由身的日子要提前10个月。

现年31岁的缪伟刚2006年从同监服刑人员处获得手机一部予以私藏，以后数次秘密与外界通话。因该违规行为一直未被发现，2006年7月7日，缪伟刚收到法院减刑10个月的裁定，将于2006年7月31日刑满释放。7月17日，缪伟刚趁上厕所之机再次使用私藏手机与外界联系时，被人发现。随后，检察官进行深入调查，发现缪伟刚此前有多次违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衢州市检察院于7月25日依法向衢州市中级法院发出对缪伟刚减刑裁定进行复议并依法撤销减刑裁定的检察建议书，紧急叫停缪伟刚的减刑裁定。衢州市中级法院经过审理，采纳了衢州市检察院的建议，于7月27日依法撤销了对缪伟刚减刑10个月的裁定。

与此案相反，细心的检察官让吴琅辉少坐了一年牢。

吴琅辉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被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05年11月26日至2009年5月25日。

判决后，吴琅辉到浙江省第五监狱服刑改造。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驻省第五监狱检察室检察官在审查他的服刑档案过程中，发现其档案中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上刑期计算错误，刑期起止应自2005年11月26日起至2008年5月25日止。当即向法院提出建议，法院及时作了改正。这一改让吴琅辉少坐了一年牢。这位原先认罪态度较差的服刑人员在感激检察官细心的同时，认罪态度也来了180度大转弯。他说：“我再不好好改造，就对不起检察官了。”

法律监督范文第3篇

1.权力资源要素。权力资源，对检察机关来说就是检察权，它构成了法律监督能力区别于其他主体能力的质的规定性，是法律监督能力的根本。检察权内在体现为法律监督权，外在表现为侦查监督、公诉、民事行政检察、反贪污贿赂、渎职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预防职务犯罪等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当前，在检察业务工作上主要问题是：一是以业务工作为中心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一些检察院和一些领导干部中，没有形成重视业务、钻研业务、发展业务的浓厚氛围，专家型人才、专门型人才、办案能手、业务典型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崇尚。二是在业务上，既存在超越职权、，甚至执法犯法的问题，也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履行职责不到位的问题。

2.领导资源要素。领导资源要素是法律监督能力的前提性因素，也是关键性要素。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关键在班子，班子的关键在一把手，一把手的关键在其有没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明确的工作思路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首先，要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第二，要从检察事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明确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思路。第三，要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

3.人力资源要素。人力资源与领导资源要素一样，也是法律监督能力的前提性因素，并且是主导性的要素。人力资源包括量（检察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检察工作人员的体质、智力、知识、技能、价值观、团队精神）两个方面。目前，素质偏低、监督乏力、管理落后是检察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这三个主要问题中，最根本的是素质问题，政治素质不过硬、身体素质不过硬、检务技能不过硬、法律知识不过硬、执法水平不过硬的现象，在检察队伍中时有发生。

4.公信力资源要素。公信力就是检察机关的公共影响力。它是建立在人们对检察机关的敬意、认同的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公信力对法律监督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缺少公信力、形象欠佳的检察院要达到任何法律监督目标，都需要成倍的财力、权力等其他法律监督能力资源。影响检察机关公信力的主要因素总的来说是法律监督工作的成效，具体地说主要是办案质量。

5.执法环境资源要素。法律监督能力的拥有量与法律监督效能的发挥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与执法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营造崇尚法律、尊重法律、支持监督的执法环境，才能赢得法律监督效益的最大化。要努力争取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人大的监督与支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法院、公安等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形成推动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社会合力。

6.检务保障资源要素。检务保障资源要素是检察机关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法律监督能力的核心要素。古人说过：“盖古之为国者，不患有所费，而患费之无名；不患费之无名，而患事之不立。”加强检务保障要素建设，在大力争取经费的同时，关键要把有限的经费用足用好，用在关键事情上。

7.制度资源要素。制度资源简单地说是上述几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新质的力量。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等于各构成要素能力之和再加上这些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系统集合力，即制度化水平。法律监督能力诸要素中最弱的就是制度建设。主要问题是权宜性的居多，长期性的较少；监督干警的居多，监督领导干部的较少；实体性的居多，程序性的较少；分散性的居多，整体配套性的较少等。

法律监督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罚金刑；判决；法律监督

罚金刑是刑法针对贪利犯罪、单位犯罪、轻微刑事犯罪以及其他特定种类犯罪而设置的强制犯罪分子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给国家的刑罚方法。罚金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处于附加刑的地位，罚金刑对剥夺和限制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威慑和预防特定种类的犯罪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刑法关于罚金的规定较为原则，导致罚金刑判决的司法操作不够规范；加之罚金数额与法院自身利益挂钩，又导致罚金适用过多过滥，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但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检察机关对罚金刑的监督不力，本文拟就罚金刑判决存在问题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进行探讨。

一、罚金刑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判前商议，先缴后判，程序倒置。刑事审判中，法院为保障罚金刑的执行，通常会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协商，甚至在庭审过程中询问被告人能否缴纳罚金，待被告人缴纳或承诺缴纳后，法院才进行判决。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先判决后执行的诉讼程序，也违背了法治国家对法官中立性的要求，是对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直接破坏。

（二）缴纳罚金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罚金刑异化为赎刑。罚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虽然是附加刑，但却是实体刑，自由刑与罚金刑之间并不存在折抵关系。但是，刑事审判实践中，往往将罚金的缴纳视为自由刑从轻处罚的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1999年）规定：“对于应当判处罚金刑的犯罪，如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较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大，自由刑可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同样的犯罪，类似的情节，因缴纳罚金情况不同，而导致自由刑轻重有别。共同犯罪，同案犯也因罚金缴纳有别而导致自由刑各异。罚金刑向赎刑靠拢的危险不仅在于严重破坏了法律尊严和法院形象，更重要的是罚金刑适用不当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

（三）罚金上缴国库的法律规定与地方财政的“返还制度”，导致罚金适用过多过滥，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某些法院受利益驱动，在行政管理中对刑事审判庭定任务、下指标，甚至明确规定一年内应收取的罚金数额。这就直接导致刑事审判中罚金刑的适用过多过滥，出现重罚金刑轻自由刑的倾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这当然包括对罚金刑的判决情况进行监督。但是在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法院是否改变指控罪名的定性要比判处被告人何种刑罚更加关注。对罚金刑判决的程序是否合法，罚金刑判决是否影响了自由刑的量刑等问题往往重视不够，当然也与法律相关规定欠缺有关。

二、加强对罚金刑法律监督的相关措施

（一）充分认识罚金刑审判监督重要性，转变只重主刑监督不重附加刑监督的理念

承办人在审查法院判决时，通常审点集中在对主刑的审查监督，而对于附加刑的审查监督重视程度不高。特别是基层院的一审判决大量适用罚金刑，对于罚金刑的审查监督不到位，势必削弱刑事审判监督力度。因此，应提高对罚金刑审判监督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转变只重主刑监督不重附加刑监督的理念，将罚金刑的监督全面纳入承办人审判监督的视野。

（二）修改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不足的判决、裁定应成为抗诉的对象

检察机关对判决书中罚金刑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主要与有关的法律规定相关。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二条、三百九十七条、四百零六条以及《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分别对上述条文的适用作了较为详细的司法解释。上述刑事诉讼法的两条规定并没有对判决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不足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作进一步界定，但至少还留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令人遗憾的是，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基本上否定了对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不足的判决、裁定抗诉的可能性。再加上重实体、轻程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检察机关对此监督的不到位。因此，应该对上述司法解释进行修改，明确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不足的判决或裁定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或裁定（当然包括存在此情况的罚金刑判决和裁定），为各级检察机关对该种判决或裁定抗诉提供法律保障，通过抗诉来不断纠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进一步提高法律监督的能力。

（三）完善量刑建议机制，通过量刑建议方式推动该项工作

在移送审查环节，承办人着重对自首、立功、退赃、补偿被害人损失等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进行细致审查。在提起公诉后，承办人通过量刑建议的形式，在结合被告人的当庭表现，建议法院对适用的罚金额度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经过答辩阶段的辩论明确适用罚金刑的问题焦点。在接到判决书后，着重以前期公诉工作中产生的适用罚金刑中的问题作为审判监督的重点。

法律监督范文第5篇

（一）检察职能的发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

虽然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有思考和行动，但是力度还不够大。在立足检察职能打击经济犯罪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办法不是很多。在结合检察办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仍然相对薄弱。

（二）检察队伍建设还不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

该院办案总量占全市五分之一多，除受理批捕、涪城区公安分局办理案件而外，还要受理市公安局、市检察院移送大部分不属于中级法院管辖案件。但该院人员不到全市十分之一，是三个一类院中办案任务最重而人员最少的院。该院目前在编77人，除人大任领导干部、和借用、借调、抽调人员外，实际在岗不到70人。从自身情况看，个别干警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法治意识、群众意识、职业道德意识不够强，面对复杂情况执法办案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检察院基建工程迟迟不能完工

为贯彻落实高检院“两房”建设要求，该院2001年拆除危房修建检察办公、办案和技术综合大楼，历经5年完工,20*年5月办公楼装修签订合同，20*年开工，却发生5.12地震，造成办公楼毁损、设备损坏，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20余万元。基建工程因此停工至今。

（四）检察经费保障仍然不足

财政预算经费虽然达到政法基本经费保障线，但同检察工作实际需要还有较大距离。历警有文件应执行政策性奖金约55万元，因人员紧张不得不聘用临时工作人员10人的工资、奖金、保险常有拖欠。上级检察院要求必须落实自侦全程录音录像、公诉多媒体示证、检察网络建设、档案室规范化建设、法警队正规化建设，因无经费购置设备，多次受到严厉批评，被倒扣较高分值年度考核分。办公桌椅破损无法使用，电脑等办公用品仍然短缺。15辆公车（含借用3辆）有7辆行驶20万公里以上，3辆已到报废年限，因车况差导致油修费居高不下。

(五)检察干警职级待遇较差

2003年以来检察干警行政职级就没有晋升过，15名中层干部、22名工作15年以上优秀检察官至今仍是科员。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意见提出设置2名以上专职检委会委员享受实职副科待遇，上级院加强反渎局正规化建设按副科规格设置机构局长应为实职副科，都未落实。4名由区组织、人事部门招录的干警因未参加省市组织部门统一考试，至今未登记为公务员。

二、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主要情况

区检察院*年重建时称*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1993年涪城建区时改称*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现有内设机构13个，政法专项编制82人，实有干警77人。

20*年以来，该院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案10件14人，其中重特大案9人，占64.3%，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受理公安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提请批捕案326件530人，审查后，批准和决定逮捕248件373人；受理公安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移送以及上级检察院交办审查案522件874人，审查后，提起公诉391件613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8件8人；立案审查不服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申诉10件，依法提请抗诉和提出再审检察建议6件；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84件（次），被表彰为全国“文明接待示范窗口”、全省检察机关涉检案件“零上访”先进单位。设立专门审查小组，尝试圆桌审判、庭前谈话、分案审理、回访考察等改革措施，帮助未成年人理性回归社会。结合办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帮助发案单位堵漏建制。5.12特大地震以及唐家山堰塞湖排险期间，在防震棚认真履行检察职能的同时，启动应急预案，按照区委统一指挥巡逻值班，安置灾民，受到省市区各级表彰7人次。在集体和干警个人受灾损失巨大情况下，为抗震救灾捐赠款物4万余元。积极参与沿江集团、液压厂、二运司、社保中心维稳以及*会客厅建设、灾后永久性农房建设等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了检察职能作用。

为把队伍带上更高层次，该院以“四好”为标准，切实增强新班子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形成团结共事良好局面。创新提出“实力立身，实干立院，实绩立检”理念，不断完善检察权“运行系统、保障系统、监督系统”，落实检察长“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执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要求，结合全省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强化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建设，实现“队伍素质增强、业务能力提高、理论水平领先”三个目标，提升了检察公信力。全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75%，其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7人。11名干警通过司法考试。近十年无检察人员违纪违法，也无处分和辞退情况。

三、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思考

检察工作中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区检察院表示将结合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以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竭尽全力、雷厉风行解决，而其他方面问题，则需要通过区委领导、人大政协监督、政府支持解决。

（一）加强学习实践，树立科学法律监督观

要通过学习认识到，树立科学法律监督观，是推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升法律监督水平的现实要求。要树立党的领导、平和理性阳光司法、公平正义、统筹兼顾、制衡控制五个方面科学法律监督观。

（二）树立三实理念，增强队伍素质

树立“实力立身，实干立院，实绩立检”理念。实力立身，就是以高素质展示实力，解决能干什么问题。就检察官个体而言，要增强政治、道德、法律、文化、身体素质。就检察院整体而言，要强化合作兴院、责任兴院、专业兴院意识，提升队伍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实干立院，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各项法律监督工作，解决干了什么问题。当前，要着力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着力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着力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着力改善检察保障。实绩立检，就是要求树立良好检察形象，以实绩奠定检察事业基础，解决干出什么问题。要搞好学习教育活动以良好作风塑造形象，抓争先创优以工作效果塑造形象，坚持执法为民以群众口碑塑造形象，接受领导监督以服务大局塑造形象。

（三）完善三大系统，提升业务水平

完善检察权“运行系统、保障系统、监督系统”，是促进检察业务发展环环相扣的三个重要环节。要以扩大司法民主为核心，切实加强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公诉、民事行政检察、控告申诉监督等工作，增强检察权运行透明度，促进理性司法、平和司法、阳光司法；以合理配置资源为核心，不断加强政工党建、法警履职、信息调研、经费保障、装备改善、“两房”建设等工作，为检察业务部门提供有力保障；以建章立制为核心，规范办案流程，成立专门的司法行为审查委员会，建立健全司法决定备案制度、司法行为参与制度、司法行为审查制度、司法业绩评定制度，规制检察权运行，不断加强内部制约、纪检监察、人民监督、代表联络、社会监督等工作，形成内外监督合力，促进检察事业健康发展。

（四）争取领导、监督和支持，强化检务保障

法律监督范文第6篇

【关键词】检察权；司法权；行政权；法律监督权；本质主义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近些年来人们热议不断，学界与检察理论界的讨论也是热火朝天，[1][1]尽管今天讨论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新意，[2][2]而且能够达成的共识仅仅在于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一关于检察权的一个可能结论

在我看来，检察权实为一种独特的权力，这种权力兼具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某些属性，却又不能决然明晰且毫无争议地划归为三权中的某项权力，因而其也无法按照“三权分立”的理论来进行解释。检察权的行政属性主要表现为组织法上的检察一体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命下从；而司法属性则表现为检察官职务行使过程中不权力（或者叫消极公诉权）的行使，与法官几乎同样的任职资格要求和职务保障，以及各国法律通过“法定主义”和“客观主义”两大原则对于检察官上命下从体制的约束。[3][3]

所以，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权力，由于其所具有的双重属性——而且很难说清楚哪种属性更为根本，因此其本身应当屹立于三权之外，从而构成三权之外独特且独立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之所以出现正是基于人们对于权力的不信任，希望藉此一方面制衡司法权，“打破纠问法官一手包办的包工集权模式，将追诉权与审判权分立”以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衡行政权，“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进而通过检察官来守护法律，使客观的法律意旨贯穿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4][4]

二对于这个结论可能的质疑和批判

诚然，这样一种结论并非什么新奇的发现，而且其实际上仍然受到颇多质疑。比如有学者认为“检察权只是带有部分司法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也只是相对的，不全面的，不能将其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当作其本质属性，检察权本质上应当且也只能归属于行政权”，因而反对检察权在本质上具有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也反对检察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力存在的必要和可能；[5][5]有的学者认为，将“检察权理解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将检察权作为司法权的理论困境，但是，由于它仍然包含着逮捕权和诉讼监督权等司法权的某些内容，因此这种观点依旧没有理顺检察权和司法权的正确关系，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6][6]有的学者则认为“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划分是明确的，相互之间没有交叉，其交集为空集（设A=行政权，B=司法权，则A∩B=∮），换言之，同时具备二者特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检察权要么是行政权，要么是司法权，要么既不是行政权也不是司法权，而不能即是行政权又是司法权”，并认为双重属性可能会“模糊检察权的性质，……让那个人摸不透检察权到底有多少性质，有多少本质”，因而主张检察权的本质就应当是法律监督权。[7][7]

检察系统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检察权作为从行政权和司法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权力，虽然在某些内容上和运作方式的某些方面表现出行政性质和浓厚的司法性质，但无论是行政性还是司法性，都只是检察权的局部的、从属性的、次要方面的和非本质的特征，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且只是法律监督权”。这种观点进而认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行合一模式中，检察权不仅能够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力，而且客观上需要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因此，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是独立于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并与之并列的第四种国家权力。其具体内容包括公诉权、公务犯罪侦查权、逮捕权和诉讼及非诉讼监督权。[8][8]支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往往同时批评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检察权究竟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的争论都拘泥于“一个共同的话语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国家权力的‘三权分立’框架和理论提出来的，……因而争论的结果的结果只能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进行推论，”而忽视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根本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国家。[9][9]

从上述的讨论和质疑中，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仍然坚持检察机关是纯粹的司法机关的学者不断减少，在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已不再认为检察权是司法权，甚至连检察系统内部的理论工作者都很少再坚持检察机关是纯粹的司法机关，检察权是纯粹的司法权。[10][10]然而，尽管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检察权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和双重属性，但是分歧之处在于如何来看待这种独特特征和双重属性，质疑也由此产生。具言之，主要存在四种观点：（1）、认为检察权既不是行政权，也不完全是司法权，但承认其含有司法权能和行政权能，同时认为，如果一定要在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更倾向于把检察权归属司法权的范畴；[11][11]（2）、在认为检察权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学者看来，检察权所具有的司法属性并非其本质特征，检察权有且只有一个本质特征，即所具有的行政权性质；（3）、而另外一部分学者（主要是检察系统内部的理论工作者），尽管分享了“司法权属性并非检察权本质属性”这一结论，但是其同时否定了“行政权属性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进而认为只有“法律监督属性”才是唯一可以揭示且必须坚持的检察权的本质属性；（4）、承认检察权具有行政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却认为它们并非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更愿意将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定位为法律监督权。

三可能的回应

针对这些质疑，我们认为，首先，前两种质疑的观点实际上一种本质主义法学思维在该问题上的反映，即认为人类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其间存在的万物有且仅仅只有一种本质属性，既不可能存在没有本质的特例，也不会存在具有两种或者更多本质特征的特例，其进而认为对于本质的探寻和把握是认识和了解事物最为基本的前提。[12][12]毫无疑问，认识并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过分强调本质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对事物的本质持有一种线性、单一和片面的理解的话，则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后果。反映在法学上，即认为法律对某一机关的权力界定和划分是绝对明晰的，因而不会也不应当存在具有双重属性的权力。而当真正遇上检察权这种具有双重属性的权力时，则会基于某种理论的偏好对其进行裁剪，进而使其符合自己心中理想的权力模型——无论是司法权说、行政权说还是法律监督权说，实际上都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提到的周永坤教授关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法理学是典型的本质主义法理学，并从1990年代开始转向”的论断尽管振聋发聩却并不全面，因为中国法理学所进行的转向仅仅是在研究对象上加大了对司法问题的研究，但不幸的是，本质主义（甚至是简单主义）的思维模式却并没有随着学术研究对象的转向而转向，以至于在检察权问题上依然坚守着认为检察权只应当具有一种本质属性。这如同我们的双脚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可是我们的脑袋（以及由其所决定的思维模式）却依然固守在旧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当然，仅仅将这种理论归结为本质主义的法律观可能并不全面，这里还需要详加分析的是，为何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却依然会将自己限定在一个不必要的“二选一”的痛苦抉择中，然后很不情愿地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某些利益的考量。因为在持有这样观点的学者看来，如果不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不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则不但现有的对检察官任职条件、职务和地位的保障无法实现，而且更有将其沦为一般的行政机关甚至行政机关附庸的可能，而这将导致更为可怕的后果：一方面，一般的行政机关并不要求其公务人员具有相应的司法任职条件，如果将检察权定位为行政权，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检察官队伍素质的下滑，进而将会对社会和公民的权利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将检察权归属于行政权，将检察机关归属于行政机关，则不免会出现行政权肆意干预检察权行使的情况，在行政权空前膨胀的时代，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也是多数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其次，第三种质疑和第四种观点尽管存在着分歧，却不过是检察系统内部在论证路径上的不同而已。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他们分享着诸多共识，而且都是一种“五合一”的整合“化合物”，即其始终立足于——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法律监督必要性与建立检察机关来行使该项监督权力的论述，现行宪法对于“人民检察权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然后辅之以建国后特别是“”期间法制遭到破坏和检察机关的不幸遭遇，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法制不健全和法治水平不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当然不应当被忽视的，还有这些论证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的检察机关的部门利益的考虑。[13][13]如果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即为“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现行宪法的规定+期间的不幸遭遇+当下中国法治水平的不容乐观+检察部门的利益=法律监督理论”。

然而，这种为当下检察系统所强力支持并不断进行论证的观点，实际上并不具有很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一）、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虽然是中国检察机关设置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之一，然而实际上，中国的检察权在建国后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却并没有遵照列宁的理论来运行。因为在那封著名的题为《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的长信中，列宁所全面阐发的法律监督思想的意欲指向的重点并非在于通过建立检察机关来进行法律监督，而是在于通过建立检察机关并赋予其“最高监督权”来解决苏联当时所面临的严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紧张问题，进而在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建立一个相对集权的中央领导体制。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列宁写这封信的原因以及这封信的标题和主要讨论的内容得出。[14][14]苏联之后建立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全部遵循列宁的这一思想，并先后建立了独立且垂直领导的检察机关，[15][15]惟有新中国是有所保留因而显得有些例外。

因为中国的检察机关机关尽管在设立之初（1949—1950）遵循了列宁的这一“教导”，然而很快就放弃了“垂直领导”这一做法，而且也不再坚持检察机关拥有“最高监督权”这一规定。在1954年宪法制定后一段时间内尽管“垂直领导”模式曾有过短暂的恢复，然而却如同“五四宪法”的一般“红颜薄命”，很快就随着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批判为“不接受党的领导，向党，是将检察院凌驾于党政之上”。垂直领导由此被否定，到期间，甚至检察机关也被撤销了。直到今天列宁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中国实行，留下的似乎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法律监督”这样一个不算漂亮的外壳。而且由于依据列宁法律监督思想所建立的检察机关随着1990年代前后所发生的巨变而发生了变革，[16][16]我们对于此种体制继续坚守的正当性危机也就由此凸显。

（二）、以现行宪法的规定来论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做法，并非没有道理，这表明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和相关人士具有很强的宪法意识。[17][17]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进行这种论证的学者（甚至是有意）忽视了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中国的宪法在很多方面并不属于“规范宪法”，[18][18]其间存在的诸多乱象都有待于随着中国法治的不断发展而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并非是一个已经实现“”的国家，因此不能以“中国的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为由而为检察机关正名。而且这种论证实际上还存在一种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利用实定法所确立的实然性来证明其可能存在的“应然性”，不免有颠倒前提与结论，混淆事实与规范的嫌疑。

（三）、以建国后，特别是以“”期间整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法制的淡漠导致了检察机关的撤销，以及这场动荡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动荡作为立论的依据来论证由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符合历史事实，然而却并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果链条。因为这场浩劫的真正原因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法律的漠视和不尊重，而并非在于没有一个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试问，在一个仅仅依靠政策而对法律置之不理的“权大于法”的时代，即便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关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而且又去哪里组建这样一个法律监督机关？而在一个政府和民众都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国度，在一个已经实现了和法治的国度，即便是没有法律监督机关，也不用担心国家会陷入“”那样的浩劫。

（四）、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A=行政权，B=司法权，则A∩B=∮”这样一种利用数学公式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研究方法，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形象生动，易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一点值得肯定。然而，当我们利用某一种分析工具或者理论模型分析问题的前提是必须正确的使用该种分析工具。单就该问题而言，首先，认为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界限是完全明晰的，不存在任何交叉的可能，这样一种前提假设可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由于权力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办法对某一种权力做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分析。比如行政法上对于终局性的不可诉诸法院的行政复议行为——较为典型的是对外交行为、国家行为的行政复议，应当如何定性呢？再比如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行为又应当如何定性呢？诚如凯尔森教授所言，“司法权对所谓行政权的分立，也只是在比较有限的范围上才是可能的。这两种权力的严格分立是不可能的，因为通常以这些术语所称的两种类型的活动实质上并不是不同的职能。事实上司法职能完全是同平常用行政一词所描绘的职能一样，具有同样意义的执行职能，司法职能也在于一般规范的执行。”[19][19]其次，即便是退一步讲，假设行政权和司法权具有明晰的界限，却也并不意味着检察权没有可能同时具有双重属性。其应当采用的数学公式应该是“假设A=行政权，B=司法权，若A∩B=∮，则（A∩C）∪（B∩C）≠∮”；退一步讲，即便是A∩B=∮，若A∩C≠∮且B∩C≠∮，则还是存在A同时与B和C相交的可能。

（五）、而对于那种承认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却认为应当将检察权的本质定位为法律监督权的观点来说，上述的讨论已经表明了这种理论并不明智，理论的基础并不坚实且会横生众多枝节。[20][20]从现有的对于法律监督权理论的辩护来看，也并不十分有力。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评价这种观点：能够立足于权力的性质，并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其所采取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认识到并勇于承认检察权的双重属性确实是对检察权理论具有很大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其同样持有一种本质主义的法律观，害怕承认检察权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是其本质特征可能会对其自身权力的行使造成某种危害，故而牵强附会地将检察权所具有的诸多内容都涂上“法律监督”的色彩。然而，放眼世界，那些承认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的国家，难道因为承认检察权的行政属性并将其建置于行政机关，就放弃了对检察官的特殊任职资格要求和相应的职权及地位保障了吗？难道就成了行政的附庸，任由行政权肆意滥用和指挥检察权而不顾法定主义和客观性义务的要求了吗？又难道因为承认检察权具有司法属性，就不再实行检察一体和“上命下从”了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将其定位为具有双重属性的特殊权力又有何防？而更为紧要的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一定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是不是不设置这样一个机关，不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就出现法治失效，社会大乱？而如果果真设立了这样一个专门性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真的能够胜任这样庞大和艰巨的任务吗。如果我们不是描述一个制度上的神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这里的答案也应当是否定的。[21][21]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勇于承认并直面检察权的复杂面相，进而以此为基础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检察权，而不是为了符合某一伟人在某一阶段所做的特殊理论建构，对检察权进行刻意的裁剪，强行“拉郎配”。

法律监督范文第7篇

一、改革现行执法体系，明确司法行政机关既是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又是“工作主体”，以利于检察机关监督

明确司法行政机关是执法主体，负责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社区工作人员和参与社区矫正的其他人员和社会团体是社区矫正的辅助工作主体，辅助工作主体要听从司法行政主体的工作安排，要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检察机关才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找准监督目标，分清责任。

二、明确加强社区矫正执行考察评价体系的建设，将检察监督落到实处

第一，明确建立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社区矫正制度。一是应当在管制刑的执行内容上引入社区公益劳动、缴纳保证金等内容以强化管制的刑罚力度。二是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适用禁止令等。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可以延长其缓刑考验期以示惩戒。三是应当建立一整套剥夺政治权利的具体执行、监督考察制度。四是应当加强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建设，应以我国的人权制度为依托，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制定灵活、详细的考察考核标准和程序。

第二，明确权利义务。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对象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并明确违反相关规定和不履行义务须承担的后果等。通过明确权利和义务，避免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好恶代替客观评价，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通过明确权利和义务，对那些违犯监管秩序不履行义务的社区矫正对象，要根据相关规定严厉打击和惩处。

第三，明确社区矫正所有参与单位、团体和个人的职责和任务，以及对不履行职责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的处罚措施等。

第四，明确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的立功减刑制度、谈话制度、回访制度、救济制度、矫正对象的控告申诉制度等可操作性的矫正考察评价体系，使检察监督工作做到实处，做出成效。

三、提高检察机关监督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在实践中，检察监督遇到阻力最多最大的是纠正权和建议权，人民检察院在刑罚执行监督中要敢于善于使用《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多种手段，充分发挥其在刑罚执行监督中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权威性和操作性不强，无强制力的文书只能影响检察机关的监督效果和效率。解决的途径是，在未来的《社区矫正法》中明确规定违法的处罚措施、违法的纠正时限等标准，才能使检察监督权落到实处。

法律监督范文第8篇

[关键词]舆论监督　法律监督　关系　结合

舆论监督离不开法律支持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历史时期，新闻舆论监督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呼吁：舆论监督需要法律或者行政制度的坚定支持，才能真正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

1　舆论监督的作用。

舆论，是一种事实或意见通过公共论坛的传播与流动并被广泛接受的状态。它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其他的监督形式相比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给不法者造成一种舆论压力，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有效地扼制腐败、防止权力的滥用。

当一个公民或新闻媒体发现政府机构或官员有贪污、腐败、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时，他可以将之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以期引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如果被揭露的行为的确是违背当时当地的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德的，可以推知，公众会对这种行为加以反对。多数公众的反对构成一种舆论压力。这种力量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发挥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

a)通过选举机制发挥作用。由于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一届政府和官员的命运最终决定于选民在投票时的评价，而这种揭露和批评自然影响选民对他们的评价，所以这种舆论压力可以对权力滥用起到一定的制约、威慑和遏止的作用。

b)启动公共权力内部的监督机制。现实生活中，某一公共机构之所以会对另一机构行使监督与制约的法定职责，乃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所为。这种调查往往也得益于新闻记者和公民个人所揭露出的信息，它们由此可以对被揭露者启动法定的调查程序，行使强制性的调查权力。

c)维持和促进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律意识。官员的自律意识不仅有赖于有效的法律和道德教育，而且有赖于外部的制约力量，其中包括社会舆论所形成的民意。因此，舆论监督，是国家政治监督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当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正逐步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近日从《人民网》获悉，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获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并于今年4月1日起施行。“责令公开道歉”被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方式之一写入《办法》当中，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

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官员问责已经常态化。当发生影响较太的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问题时，通常都有官员公开承担责任。近年来，各地也陆续出台有关领导干部问责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使之制度化。比如，深圳2005年出台了《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广州市的花都等区此前也自行制订了相关问责办法。

在全国范围来看，广州制订官员问责办法并不算早，但广州在制定过程中结合了目前官员问责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进行制度改良，因此显得亮点颇多。比如“责令公开道歉”被写入《办法》，作为一条制度固定下来；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也能作为问责线索；等等。

2　法律监督的使命。

法律监督，它是指专门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察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活动。现实生活中，法律监督几乎无所不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宪法监督和普通法律监督两种形式。几十年来，它对保证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律监督就是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它们构成法律监督体系。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政府的执法和准立法活动进行监督。既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适用权力机关所颁布的法律进行监督，又对司法机关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或判例进行监督，还对宪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有权对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予以撤销等。并通过行使立法权、选举权、罢免权、审议权、质询权、弹劾权、检查权等来实现法律监督效力。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在人大监督下的专门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司法手段和司法强制力来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公民严格执行国家法律，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行使的主要是侦查权、逮捕权、权、拘留权等。可见人大的法律监督带有立法权延伸的性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则带有司法权延伸的性质，二者相辅相成，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割裂。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司法活动中是专司司法监督。

法律监督的三大职责有：一是以司法活动为脉络的旨在维护司法公正的纵向的司法监督；二是以监督制约行政权等公权为主的特殊主体――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监督；三是监督公民守法为主的一般主体刑事犯罪的监督，以此来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实际上就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点和目标。

3　权力滥用期待监督与制约。

人们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现象，在社会形成一种不利于所批评的现象的舆论压力，促使当事人有所觉悟或者有关职能机关采取措施，以达到监督和制约的目的。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也倡导舆论监督。3月5日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自觉接受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的表述，显然也将舆论监督囊括在内。

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加快，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在推动舆论监督方面。确实有了很大进步和突破：今年初，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公开请新闻媒体提供报道，尤其是要提供“负面的报道”，受到社会称赞。然而，真正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法治基础上的舆论监督，应该是来自制度本身的动力。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制定有关保障媒体权利的法规。

1999年以来，珠海市根据国情和新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创新新闻舆论监督体系，探索新的运行机制，形成了地方政府支持、规章制度支撑、媒体联动的多层次新闻舆论监督开放体系，有效地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了政府的勤政、廉政建设。对此，社会各界认为，珠海创建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有二个创新：一是出台了“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采访和报道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该条例还针对以往新闻舆论监督采访难、刊播难等问题，制定了破除这些制约因素的具体条文，规定全市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等，除涉及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工作外，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

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在被调查采访时，不得拒绝、抵制、隐瞒；条例还特别规定，批评性报道刊播前，任何被批评对象不得要求审稿；二是成立新闻舆论监督特别报道组，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权威。

为做好这项工作，珠海专门从市内主要新闻媒体抽调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记者成立了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特别报道组，由政府直接领导，使之得以冲破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常常遭遇到的各种干扰和羁绊，同时通过特别报道组这一载体，对确定的典型题材整体策划，形成了报纸、电视、电台的整体合力。这种媒体联动的优势，有效地突破了单一媒体覆盖受众的局限性，使典型报道很容易就家喻户晓。充分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的穿透力、威慑力和影响力。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保障

全国两会期间。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以人大代表的名义提出“舆论监督需要法制支持”的观点，引起与会代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真正意义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法治基础上的舆论监督，应该源于制度本身的动力，而不能仅仅依靠领导干部的开明和自觉。为此，根据当前中国国情，他建议分三步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保障：第一步，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由中央政府制定出台相关的行政规定，在现行法律许可范围内，保障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个人的权利。要求各级政府扩大透明度，接受舆论监督；第二步，就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新闻工作的相关法律责任等，制定相关的具体法律。以规范行业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保障新闻监督顺利实施；第三步，展开对新闻媒体民间化问题、新闻自由原则、舆论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等问题的研究，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律法规，从而体现现代法治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常规化制度性安排。

其实，尽快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支持的建议，一直以来都是两会的热门议题。舆论监督对于社会以及政府的促进作用已不言而喻，但由于缺乏法制化保障，现实中许多舆论监督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媒体服务公共利益往往难以如愿。易敏利指出，“从2006年的重庆市‘彭水诗案’。到今年1月因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西丰县县委书记，导致该县警察千里到京传拘记者的事件，一些人利用名誉侵权对抗舆论监督的行为呈现蔓延之势。

权力离不开制度的规制。行政权力如是，媒体报道权亦如是。若说我们曾经错愕地目睹“西丰警察千里进京抓记者”之公权滥用，那么我们同样也曾痛切地看到一出出自编自导“纸馅包子”假新闻之滥觞。在此，法治社会应有权责对等的原则分明提示我们，只有通过法律的细化，才可能真正落实舆论监督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今年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了“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并通过建立“每日要情报告制度”以及将舆论监督列为“行政问责”的依据。使舆论监督具有了某种程度制度化的趋向。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保障，已是众望所归。

法律监督范文第9篇

【关键词】网络时代　法律监督　舆论监督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友曝”越来越多，客观上倒逼检察机关进一步走向检务公开，加强对信息的披露，对公众的疑问及时予以解答。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深化，群众要求检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每年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检察机关加大对司法不公案件的监督力度。

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实施舆论监督。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实施法律监督。从监督而言，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党与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和谐，是天然的同盟军，有着互为配合互为支援的使命基础。

一、媒体是检察机关的重要线索来源

媒体以信息为天职，媒体的报道能为检察机关办案提供重要的线索来源。

这是因为媒体触角广泛、反应迅速，对重大事件、重大事故等社会热点问题能在第一时间予以报道披露，为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提供重要线索。以前。媒体自身更多的是承担一种宣传功能，对信息的披露并不是很重视。随着都市类媒体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媒体信息的角色本位日益加强，成为检察机关线源的重要性也日益加强。

一是媒体提供的信息量日趋丰富。人类步人信息社会后，对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产生的信息也不断膨胀。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各类媒介的蓬勃发展，传统平面媒体版面增多，进入“厚报”时代，网络媒体则走向专业化细分化，一时间，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是海量信息。

二是媒体提供的信息质地不断优化。新时期，媒体的报道关注领域不断拓宽，时政、经济、民生、社会、时尚，几乎无所不包，改变了过去较为单一的状况。同时，信息的结构也得到了优化，信息质地不断提高，与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需要的信息也自然就“水涨船高”，日益丰富起来。

“反贪靠举报、反渎靠读报”，实践中，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发现线索从而进一步查处职务犯罪的例子很多。比如云南“躲猫猫”事件，就是网络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从而揭出监管场所的安全隐患，引出对牢头狱霸的严打以及对监所的整治。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这为媒体的信息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也有深刻影响。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让媒体在信息披露上更加及时与方便。能为检察机关提供重要的监督内容。

1.媒体报道的面更宽泛。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了应当主动公开的内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这些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项，政府都有义务告之。尤其是针对矛盾比较突出、公众反映强烈的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以及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条例也明确将其列为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以前媒体不便报道的事项，根据条例都可以报道了，为检察机关提供的线源也就多了。

2.媒体报道的角度更深入。

随着传媒业自身的发展，媒体在报道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丰富，不再停留于浅表层次的信息披露，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深度报道近年迅速兴起，客观上为检察机关展开深入监督提供了事实与依据。

还是以云南“躲猫猫”事件为例，如果只是报道一个简单的信息，只是说某服刑人员死了，可能不会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也不会引起检察机关的关切。正是因为媒体的深度思维，从深层次暴露了牢头狱霸等监管场所长期存在的痼疾。表明这不是偶发事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而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质，让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到，这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起信息的深度披露，也就促成推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执法大检查行动。

3.媒体报道的“语境”更多样。

作为媒体，每天能收集的信息很多，公开见报或上网的只是一部份，大部分信息并没有向社会，这其中既有不便公开、只宜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供相关部门参考的，也有从新闻价值或纪律上达不到标准要求的，这些信息，也都可以作为线索提供给检察机关。

同时，媒体披露的一些信息，本身可能就隐含着一定的案件信息，可作为检察机关介入的由头。比如，报道某官员家中失窃巨款：报道矿难或事故中的行为：披露某官员有多处别墅或建有豪华大墓等，这些反常的事件，本身隐含着官员可能涉嫌贪渎的信息，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提供了线索。

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早已深刻地认识到与媒体合作的重要性，并将媒体的报道作为可以借重的力量之源，广州市检察院在2002年的工作要点中就明确指出，为提高法律监督水平，要将新闻媒体关注的案件作为监督重点，注意发现肃清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等犯罪案件。2005年初，成都市检察院出台了《受理新闻单位移送案件线索实施办法》，将媒体监督作为立案线索。

这样做的好处是，网络等媒体所关注的案件，往往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案件，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进行重点监督，既顺应民情民意，满足群众知情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同时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二、媒体监督与检察监督的相互促进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者，媒体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二者从各自领域担当着社会监督的使命。

媒体除了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提供线源外，舆论监督的本身能有效促进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为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更好地推进司法的公平和正义。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对民生事项、社会热点的监督，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又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丰富的新闻素材。

1.媒体监督能为检察监督提供强大助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指出。民事行政检察是最贴近群众、最关系民生的检察工作之一，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姜建初说，民事行政检察要重点监督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损害群

众合法权益、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对涉农维权、弱势群体保护、劳动争议、保险纠纷、补贴救助等涉及民生的错误案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错误案件，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情形的案件，坚决依法抗诉。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的重点，正好也是媒体重点关注的报道领域，尤其是都市类媒体，对民生新闻素来十分投入。

因此，媒体的舆论监督若运用得好，能形成一股强大的促进检察监督的助力，对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营造氛围：媒体对案件的曝光，对反腐的宣传，能使群众加深对职务犯罪的认识，反过来促进群众的举报监督，激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营造一种严格执法、有罪必究的舆论氛围，形成激浊扬清、人心思廉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加社会对检察工作，对司法公平的信心。

――排除干扰：由于职务犯罪和司法不公问题，大多案件复杂，办案难度大。媒体的介入得当，不仅不会“添乱”，反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上级的高度重视，将案件置于大众监督之下，能有效制约和震慑阻挠办案者，有利于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时克服阻力、排除干扰。比如，上海的“钓鱼执法”，就是在媒体的干预下，了最初的对执法部门偏袒的结论，最终还原真相，让正义得以彰显，相关责任人得到惩处。杭州的飙车案也是如此。在舆论的监督之下，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最终引起上级部门以及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让案件的处理进一步公开透明，保证了公正公平，让“70码”说成为笑谈，严防了职务犯罪的发生。

可以说，媒体是检察机关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媒体及时报道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并把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呼声反馈回来，能使检察工作更加体现为民特色。根据检方的需要，媒体对一些有影响、有震动的大要案进行有意识的配合报道，能为案件的顺利查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达到好的社会效果。

2.检察机关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支持。

媒体能为检察机关提供助力，检察机关也能为媒体“撑腰”。

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机关，提供的信息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来自检察机关的信息，可以有效增加媒体报道的公信力。检察机关的案件信息以及检务信息，由于代表公权部门发声，可信度与严肃度都是很高的，比媒体自采的信息，更值得受众信赖，也就具有更高的公信力。

二是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的时候，会查办诸多案件，尤其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大要案，这些信息的披露，能为媒体提供极佳的新闻素材，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如果指定某媒体为独家信息渠道，则能大大提升媒体在社会的影响力。

三、媒体与检察机关良性互动的构建

良好的舆论监督对检察工作的法律监督是一种推动，两种监督密切合作，在彼此独立中双剑合璧，可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与配合，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有些方面基本已形成共识，被认为是可以着力的地方：

1.保持良好的沟通。

在社会热点或敏感问题上，双方可以保持良好的沟通，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热线联络”管道的畅通。这样的话，检察机关哪些需要媒体帮助的，或媒体有哪些方面需要检察机关提供便利的，都可以协商。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推行阳光检务、检察开放，通过新闻来实施检务公开，透过媒体促进办案活动的公开和透明，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并把网络等媒体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注意听取网民、媒体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媒体建立涉检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对舆情反映的检察执法办案及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分析研判，及时调查核实。及时公布真相，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通过媒体细心捕捉舆情反映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线索，把它作为检察机关发现职务犯罪线索的一个重要来源，使舆论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

媒体也可以向检察机关咨询或提出采访的要求，落实报道口径以及篇幅、时机的问题。

2.确立长期的协作。

检察机关与媒体可以确定长期的协作机制。比如，检察机关定期主动向媒体通报工作，使媒体了解检察工作重点，哪些能报道哪些不能报道的，要及时提醒：不妨碍案件办理时，检察机关允许媒体跟踪采访。新闻媒体及时主动将发现、收集的可能存在职务犯罪的新闻线索送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媒体所提供的线索信息及时将查处情况予以反馈。

3.推动彼此的互信，

新闻媒体与检察机关还有一个互信机制的建立问题，这是因为在实践中，通常会发生舆论监督与干预司法的界限问题，以及新闻报道与新闻侵权的边界问题，这之间的度不好掌握，稍不注意，媒体就可能越界。这就要求媒体与检察机关须有良好的互信，只有彼此信任，才不会因误会误伤而误判，影响双方的合作。

四、媒体需要把握的“度”

1.舆论监督不能干预司法。

在任何国家，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时，不能异化为“媒体审判”，即不能干预司法。因此，媒体对社会热点、对案件的报道要有个度，不能漫无边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全国两会期间就表示：我们也会及时关注到老百姓的关注点。但是有的时候媒体也会干预司法。热炒一个案件，这样的话不好。因为“案件有一定的保密性”。他认为，“看守所的事可报不可炒”。他举例说，有一个躲猫猫，一个类型的案件就都会关注起来。比如“喝开水死”“鞋带上吊”等，其实，这些案件可能不一样，“躲猫猫”的背后是牢头狱霸，“喝开水”的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刑讯逼供。

毋庸讳言，2009年有些案件受到网络等媒体的过度关注后，给司法工作是造成了一定压力的，比如几起醉驾案件的刑罚适用，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法律监督是一种司法权，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没有国家权力属性。如果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案情作出判断，或者对涉案人员进行定性或定罪的推论，就是干预司法了，未审先判会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因此，新闻媒体应尽量只做客观报道，不发表带倾向性的评论和意见为好，以免误导受众：对案件办理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理解时，也不必急于发表意见，以免滋生纷扰。

2.新闻报道不得侵权。

新闻报道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用事实说话。具体到案件报道，须不偏不倚，兼顾双方。如果只偏向一方的观点，就有失公正。或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主观臆断，夸大其词，都会造成报道失实，也就容易造成新闻侵权。

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在谈到新闻工作者从事舆论监督的素质时，提出“记者搞批评报道不仅要有法制观念还要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起码要具备自己想报道领域的法律知识，缺乏法律知识，在批评性报道中违背法律规定，是最危险的。”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报道什么，该怎样报道，首先要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衡量，要以法治的观点为先导，避免非理性的误导。且要注意保密，不得违反办案规定泄露案件秘密，对于不宜公开的内容。不得披露。

舆论监督要符合法治精神，要为推动社会的法治进步做动力。这是媒体必须恪守的原则。

同时，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一定要与司法部门联系沟通，注意报道的口径与用词的规范。注意报道口径是在案件定性上不能出偏差，比如，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是不一样的，挪用公款与受贿是两码事。渎职罪又有它的含义，重大事故与特大事故又有区别，这些都不可以混淆。如果用词不规范，稍不注意，就会产生法律问题。比如。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能进行言词贬损，不能侵犯隐私，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及服务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也不可轻易定性，不可随便将某一款产品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品牌的问题。因一个数据的不慎形成失实报道，造成新闻侵权的惨痛的教训，在不少媒体都曾发生过，媒体人应牢牢记取。

注释：

[1]《检察日报》2010年3月11日

[2]《新京报》2010年3月9日

法律监督范文第10篇

对人类社会有效的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控制手段,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这种控制任务就是保质保量的实现法律的任务,也就是实现法治。其中,法律监督是保障法律任务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相反,缺乏监督或者监督不力的法律,控制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社会无法实行控制的目的,将重现于无序的人治之中。法律监督对于法治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已成为众人共识,它体现于依法治国的全过程。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立法开展法律监督,促进建立内容科学、形式完备的法律体系。实行法治不能无法,无法律可实施的依法治国就是空话。

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没有坚强的司法监督,法律的实现就没有可靠的保障。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法律的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对执法和司法开展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作为法律监督主体之一的检察机关,对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按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受贿犯罪活动进行侦查,开展对其职务廉洁性的监督;通过开展批准和决定逮捕、公诉,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诉讼全过程的监督,促使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的执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通过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开展监督保障民事、行政执法得以正确的贯彻落实。检察机关所有的执法活动都是围绕着法律监督进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做好依法治国才能实现,相反离开法律监督,谈依法治国,法治的大厦就会缺乏根基。法治离不开法律监督,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实效、依法治国的步伐就会加快。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原则。要坚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法律监督,这是法律监督能够在依法治国中发挥作用的前提。二是依法独立监督原则。法律监督的目标是为了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依法独立开展法律监督,才能彰显法律监督的本质。

司法实践中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程序、规定相当不完善,有的甚至还是空白,即使在检察机关已开展多年的刑事诉讼监督中,这种现象也大量存在。其中,法律监督范围不清,监督程序不完善,监督方式单一等问题存在,相当程度地弱化了法律监督效力。如,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对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范围、程序和监督措施的效力,被监督者应承当的法律责任等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致使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有些环节的法律监督,根本无法开展。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主要是通过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的途径,构建一系列科学、完备的关于法律监督的法律体系,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进一步强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地位和作用,把监督的程序和方法加以具体化、规范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范围都分别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对现行法律规定的缺陷应当补充完善。例如:对民事、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对重大的公益诉讼案件提讼。

开展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要自觉置身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与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共同为依法治国服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一种间接形式,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要对权力机关(人大)负责。因此,检察机关在开展法律监督时,要主动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对权力机关提出的工作建议和批评,要虚心接受并加以改进;检察法律监督的重大事项,要及时向权力机关通报;检察法律监督工作中遇到困难,要通过权力机关协调解决,检察机关全面树立接受人民监督的意识,才有可能在依法治国中取得法律监督的实效。(编辑/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