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范文

法律保障范文第1篇

弹指一挥间两年过去了，盘点两年来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走过的历程、取得成绩、做出的探索，我们感到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的最大创新，就在于一改相对分散的维权体系，走出了一条集约化的妇儿维权之路。

第一，强化整体联动，集聚维权资源。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由天宁区妇联、区法院、茶山街道联办，开创了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联合维权的新格局。学校成员由来自妇联、街道、法院、司法局、派出所、社区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并延伸设立了6个片区法律保障分校。学校主要开展法制教育、法律咨询、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扶贫济困、打击违法犯罪等各项工作，这些维权资源在同一个学校的集聚、整合与联动，为辖区妇女儿童搭建起了一个强有力的维权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天宁妇联组织维权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突出法制教育，集中维权理念。作为一家学校，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始终突出法制教育主题，两年来结合“五五”普法工作，开展各类培训、讲座50场次，受教育人数超过2000人次（其中妇女1200人次，儿童800人次）。法制教育针对部分妇女维权方式不理性、不科学的实际，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列为必修课程；针对外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增长趋势和少年儿童应对危机能力薄弱的实际，我们开展座谈、讲座、参观学习、防火防灾防劫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在学习中广大妇女儿童强化了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律素质，在维权的理念上更多地关注法律途径，在维权的方式上表现得更加理性和谐，例如辖区朝阳三村金某的母子矛盾、丽华南村再婚夫妻矛盾等多起纠纷都在学校的调解中妥善平和地得以解决。可以说通过学习，妇女的维权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提高，青少年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切实改善。同时，学校积极投身社区矫正工作，与法院少年庭、街道司法所、社区等共同配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开展结对帮教工作，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情况达到“三清两明”：即，生活状况、思想状况、行为习惯清楚，考核情况明确，活动范围明确，5名矫正对象无一例重新犯罪。

第三，实施六大行动，集合维权实践。为了达到“做出实实在在的事情，培养实实在在的事例，建立实实在在的机制，推广实实在在的经验”这一目标，区妇联在推进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的各项工作中，不务虚功，但求实效，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实施了“维权办实事六大行动”，在大维权中取得了大成效。学校实施了网络拓展行动、专群结合调研行动、互动教学学习行动、诉调对接维权行动、平安和谐家庭行动、假期法制实践行动，着力解决了法制教育软硬件建设、妇女儿童违法犯罪的情况掌控、妇女儿童应对外来侵害能力培养、反对家庭暴力、平安家庭创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警示教育等一系列课题。六大行动中派生出了社区与行政村结对共建、贫困对象工作信息档案、以案释法巡回宣传、法院诉调对接工作站，法院巡回审理点等多项工作载体，丰富了活动形式，提高了活动成效，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综合维权机制。

第四，注重改善民生，集成维权成果。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始终把学校发展放到“两个率先”目标中去谋划，把维权的成果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中去考量，坚持以力所能及的工作让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学校对地区上23个生活困难而又不够低保条件的对象开展结对帮困，对12多名贫困学生开展爱心助学活动，为贫困群体募集善款6800多元，经常性地组织走访慰问活动，尽己所能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妇女儿童的心中。学校工作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思想领域，也体现在生活领域；不仅突出了源头治理，还突出了后续保障；不仅实现了对妇女儿童的保护与引导，更实现了对妇女儿童的关心与呵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

法律保障范文第2篇

本文通过对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提讼三种制度在实践中应用的分析，认为我国票据丧失后的法律补救措施已远远落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在实际中无法操作，以致于失票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进而对票据丧失后权利救济的法律提出改进的建议。

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票据丧失有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之分，前者又称票据的灭失，指票据从物质形态上的丧失，如被火烧毁、被洗化或被撕成碎片等。后者又称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在物质形态上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脱离了原持票人的占有，如持票人不慎丢失或被人盗窃或抢夺。

票据的丧失在票据实务中经常发生，由于票据具有流通性和无因性等特点，使得票据在丧失后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很可能导致失票人丧失票据利益。但是同时，失票人所采取的措施又必须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否则不能产生相应的救济效果，我国法律规定的票据丧失的救济措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如《票据法》中规定有挂失止付制度、公示催告制度、提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专门公示催告程序的规定等。这应该是我国票据立法前瞻性的一个表现，但措施的操作性差，这是其中的不足。笔者就曾遇到有人到银行止付汇票，但由于单位签发的均为非现金汇票，全国各地都可兑付，如何挂失？到哪个法院去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讼，在现在电子记账的时代，也许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汇票就被人套现了，同时，法律对此类汇票也做了禁止挂失的规定，因此，银行对此类业务一般是不予受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加深，特别是WTO加入，贸易大量增加将使非现金结算成为主要方式，流通票据丧失后如何补救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下面以银行汇票为例来分析票据丧失后的我国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法律对票据丧失后权利救济的规定

1、挂失止付制度

挂失止付是我国传统的做法，自民国以来就有，一直保留至今，1929年票据法第15条规定：“票据丧失时，执票人应即为止付之通知。”我国现行《票据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付款人的票据除外。”

挂失止付，是指失票人向付款人告知票据丧失的情形，指示付款人对已经丧失的票据停止止付。现行的挂失止付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发出挂失止付的主体只能是真正票据权利人，即只限于那些能够依靠背书的连续性证明其权利的存在，并且是以合法手段取得票据的人。（2）必须是权利人已经丧失票据，而且丧失的票据是可以挂失止付的票据。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9月19日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付款人挂失止付。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止付。”（3）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这说明挂失止付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付款人在得到挂失通知之后并没有对通知事实进行审查的义务，只不过为了防止失票人到法院采取措施之前发生票款被他人冒领的危险，付款人协助采取的救济方法，权利人要想确定其对票据权利的拥有，必须有人民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予以除权判决或通过诉讼解决。

挂失止付中，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责任有一个时间限制，《支付结算办法》第51条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前，已经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承担责任。但是，付款人或者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除外。”这说明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时，只有查明确未付款，应立即暂停支付。假如票款在挂失止付之前已被恶意持票人冒领，付款人或其人在已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的前提下就不再承担责任，失票人只能自己承担向不当得利人或侵权人请求返还利益或赔偿损失的责任。而且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日起12日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13日起，持票人提示付款并依法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承担责任。

2、公示催告制度

公示催告是指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示催告的方式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逾期无人申报，作出宣告票据无效（除权）判决，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章专门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作了更细致的规定。在此不一一赘述。

3、提讼制度

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提讼是我国《票据法》规定的失票人对丧失票据予以补救的另一方法。但仅有《票据法》第15条的规定，而对于提讼的条件、程序、判决等具体内容我国尚没有法律规定，这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这有待于我国的有关部门在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这方面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

二、实践中票据丧失后法律保障应用的分析

1、我国汇票结算方式的沿革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国大部分银行还是手工签发汇票，银行接到汇款人提交的汇票委托书，审查无误后，办理转帐或收点现金。签发行和兑付行通过“联行往来”“汇出汇款”科目结算。当时的联行往来一般通过邮寄的方式，银行有专门的联行信封，但这种方式比较慢，而且也怕邮寄途中丢失。因此汇票上一般填写兑付行的行名和行号。主要规定有：

﹙1）签发跨系统转帐汇票，兑付行名称和跨系兑付行名称可以不填，但必须填明兑付地名称。

（2）签发限额（当时规定为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银行汇票（不分系统内外），均应在汇票上填明兑付地指定兑付的银行名称和行号，同时签发行应于当天（最迟不超过次日上午）向指定的兑付银行按规定格式拍发核对电报。

九四、九五年以后，随着电脑的普及，银行逐渐用多用户电脑记帐代替了手工记帐，银行各支行之间也逐渐联网，由刚开始的市联网发展到现在的全省联网，这样，虽然签发行签发汇票和兑付行兑付的基本核算手续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把以前的联行往帐、联行来帐科目换成了“清算资金往来”类似的科目。但联行资金的结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消了以往的邮寄方式，直接通过网络清算，当天兑付汇票，当天清算汇差，缩短了联行资金的在途时间，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和利用率。九六年，《票据法》出台，签发汇票的主要规定也发生了变化：

（1）签发行不得为单位签发现金银行汇票。

（2）签发行为个体经济户或个人签发的填明“现金”字样并填明付款行的银行汇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签发行或付款行挂失止付。

（3）签发50万元以上的大额银行汇票，需要向人民银行移存资，移存资金的方法、时间以及大额银行汇票的兑付和结算，必须按当地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这一条随着经济和网络的发展已成为多余，于1997年12月1日随着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颁布实施而被取消。只有各商业银行跨系统汇划款项和系统内50万元以上大额汇划款项仍通过人民银行清算资金和转汇。）

从我国签发汇票方式的变化可以看出，在手工签发汇票时期，由于填写兑付行行名和行号或兑付地名称，失票人可以有一确定的“付款地”，三种制度是适用的，而现在由于“非现金银行汇票”取消了填写兑付行和兑付地的规定，没有了确定的票据支付地，三种制度的法律规定已成为海市蜃楼，只能看不能用。

2、协助防范的应用

事实上，我国实践中对大额转帐汇票也有协助防范的例子，以前是通过传真，现在由于银行之间的网络化，则直接通过清算中心发邮件，各行打印出来，迅时便可传遍全国。下面举一个协助防范的例子。

关于协助防范一份遗失银行汇票的通知

1998年×月×日××字（1998）第×号

××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苏州、三峡、济南、杭州、浦东分行：

接××省分行报告，其所属××市支行（行号××）签发的一张银行汇票在持票人手中被盗，出票日期为1998年×月×日，汇票号码为××，金额为××元，汇票申请人为××公司第三项目经理部，收款人为××公司。

请各行接此通知后，速转发所属，协助防范。如发现该汇票，应立即与××省××市支行联系。

联系电话：×××××

联系人：×××

但这种范例并没有被立法上所采纳，只有银行的“关系户”或在银行有“关系人”，银行才有可能协助防范，但银行没有义务采取这项措施，并且任何时候对汇票的支取与否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法律对其没有形成约束，银行协助不协助完全看自己高兴与否。

三、我国票据丧失后权利保障法律的分析

1、挂失止付制度的分析

从以上可以看出，挂失止付在银行汇票中仅限于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而在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58、59条中有“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不得在‘银行汇票申请书’上填明‘现金’字样。”“签发现金银行汇票，申请人和收款人必须均为个人”的规定，这就把单位排除在失票后权利得到保护之外，而在大量的商品交易中，单位是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法律应当具有普遍性，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而决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①。现在的挂失止付制度只保护了少数者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假如私营企业单位为了防止汇票丢失，均以个人名义办理现金汇票，他首先应考虑到现金汇票有一个缺陷，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不得背书转让，（《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再者就是签发现金汇票一定要填写付款人的名称，也就是说，现金汇票必须是一开始就确定去何处交易的情况下才能申请，这样就限制了汇票的流通性和使用范围。这与票据法的宗旨“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违背。

付款人和“现金”字样是并列的，即填写付款人的汇票一定是现金汇票。由于银行联网业务的发展，现在在某一地方签发汇票，全国各地只要是参加“全国联行往来”的银行机构都可以兑付，而且只要是在提示付款期内（《支付结算办法》规定是一个月）不受背书次数的限制。和以前手工签发时期相比，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呢？1988年《银行结算办法》中曾规定，如果遗失的是填明收款单位或个体经济户名称的汇票，银行不予挂失，但可通知收款单位或个体经济户、兑付银行、签发银行，请其协助防范。但现在法规和规章却连协助防范的措施也没有了，经济发展了，法律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国商业银行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有一定的偏向。因为实务中使用的票据，大多是由银行充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而这些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在失票人和付款人之间的利益砝码上，在挂失止付这种措施中，向付款人倾斜②。但这同时也向未支付对价或者非法获得票据的人倾斜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WTO的加入，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将涌入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概念将逐步淡化，银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参加商业活动，失票人和付款人所处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我们在不给银行增加更多的羁束时，同时也要考虑保护失票人的利益。

《支付结算办法》第55条规定“银行汇票的付款人是本系统出票银行或跨系统签约银行审核支付汇票款项的银行。”这里我们再研究一下的概念，，指人于权限内，以本人（被人）名义向第三人所为意思表示或有第三人受意思表示，而对本人直接发生效力的行为③。这里强调的是人需以本人名义，倘若只有本人行为，就是自己行为，不是。《商业银行法》第22条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这说明每个商业银行尽管有很多的分支机构，但是一个法人主体。某地银行签发汇票，到另一地的本系统银行兑付，这实际上是银行出票后仍由自己兑付，至于资金怎么清算是银行内部的问题，因此，只有跨系统签约银行才是付款人。根据《票据法》第15条规定“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付款人的票据除外。”签发行签发汇票时虽未写明兑付行，但各商业银行签发的银行汇票可以在各地的系统内银行分支机构兑付，因此，银行汇票本身就隐含了付款人在内，那就是签发汇票的商业银行本身。实际工作中这类银行汇票是被排除在挂失止付之外的。但其法律依据的可行性却是令人怀疑的。

2、对公示催告程序的几点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这里的票据支付地应是按票面金额兑付给正当持票人的银行所在地。在手工记帐时，由于汇票上均记载付款行的行名和行号，票据支付地易确定，但现在除现金汇票仍写明付款行名称外，转帐汇票均不再填写付款行名称，丧失后的汇票，假如被恶意持票人占有，全国各地参加“全国联行往来”的银行都可兑付，哪里是票据支付地？失票人又到何处去申请公示催告？而基层人民法院所管辖的范围相对于票据的流通区域来说，又实在是太狭窄了。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公示催告后，公告应张贴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并在有关报纸或其它宣传媒介上刊登，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张贴于该交易所。（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9条）法律没有规定某一全国性的报纸专门登载公示催告事项，诸如票据丧失的时间、地点、原因，票据的种类、号码、金额、出票日期、付款日期、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等。这样，基层法院很难做到费时费力的去找一全国性报纸去公示催告，因此，这里的“有关报纸和其他宣传媒介”一般是地方性的。假设某一丢失的汇票已被正当持票人在某地基层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然而这张汇票却被恶意持票人携带至另一地，他又利用这张汇票与善意相对人进行交易。善意相对人又如何得知这张汇票已在遥远的某地被申请公示催告，是一张带有瑕疵的票据呢？我们总不能要求每个交易主体在接受票据时都要询问“票据是否带有瑕疵？”或是亲自认真详细的核实一番。即使他真的这样去做，他也未必能得知，而且冒贻误商机之险。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专门有规定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国际上的票据法对善意取得都有明确的规定，（《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汇票持有者因任何原因失去其汇票时，其已依前项规定（即背书的连续性）对该汇票证明其权利之持票人，无放弃此项汇票之责任，但其取得汇票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不在此限。）我国票据法第1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交换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国外立法越来越倾向于交易安全的优先保护而不得不因此牺牲所有人的返还原物利益，所有人只能向非法转让人请求损害赔偿④。这种情况下，一张票据被盗或丢失后，非法持票人伪造签章取得票面金额，失票人（被伪造人）、正当持票人或付款银行都可能因为票据伪造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我们这里不讨论票据伪造的法律责任）但从理论上说，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是票据伪造的最终责任人，失票人（被伪造人）、正当持票人或付款银行的损失可以从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处得到补偿，但实践中往往出现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携款逃跑无处追寻或者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将骗来的钱挥霍一空，丧失偿还能力的情况。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条规定没有考虑到公示催告期间善意取得人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条规定不妥，主要理由在于：公示催告与其他补救措施一样，在保护失票人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善意持票人的正当权益⑤。法律的的保护对象，应考虑票据的性质、交易安全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详述。另外，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行为无效，说明公示催告前和公示催告期满后，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是有效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告期满后仍没有人申报权利，只有失票人申请，法院才做除权判决，如失票人不申请，法院不主动做除权判决，这时票据恢复流通。当然，对于银行汇票来说，没有公示催告后的转让，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公示催告的期间不少于60日，而银行汇票的付款期限是一个月。但对于商业汇票来说，（商业汇票是与银行汇票相对应的一类汇票，根据承兑人的不同，商业汇票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两种。）是可能有公告期满后的转让，因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可以是6个月。假如一人在公告期内善意取得票据，另一人在公告期前或公告期满后恶意取得票据，前者无效而后者有效，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而且也不符合公示催告程序的宗旨：既要救济失票人，同时也不得因此而影响票据的正常流通。

公示催告期间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法院就应终结公示催告程序，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0条、231条都有规定。但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若利害关系人请求付款，付款行是否付款？法律在这方面却没有规定。付款行若拒绝付款，没有依据，若不拒绝，失票人则丧失了利用公示催告程序获得救济的机会。因此，法院应当在控制住票据款项后，才可以终止公示催告程序。

2000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公示催告在失票救济一节专门进行了规定，比如规定有“出票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全国性报纸上刊载”等，这无疑对失票人寻找救济途径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基层法院相对全国来说毕竟是沧海之一粟，这些手续的操作与异地银行支付票款有很大的时间差，可能会对失票人造成延误，最后也许会引起失票人、银行、善意持票人之间的纠纷，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我国的提讼制度应当完善

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或向人民法院提讼。”挂失止付是一种救急措施，必须与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讼结合起来使用。公示催告一般所需时日较长，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规定不少于60日，倘若失票人的票据是绝对丧失，不是落如第三人之手，而他对票据上的款项又急需，这时再用公示催告程序就不太妥当，而提讼制度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但我国法律只简单规定提讼，至于如何提讼，向谁提起，诉讼的程序和结果怎样，法律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四、其它国家和地区有关票据丧失的法律规定

1、英美法系的提讼制度

《英国票据法》第69条规定：“汇票在到期日前丧失的，汇票持有人应请求发票人另行给予相同意旨的汇票，必要时刻应向发票人提供保证，如果所声称丧失的汇票再度出现时，担保发票人得以对抗第三人。若被请求的发票人拒绝给予汇票副本，则应强制执行。”第70条规定：“关于汇票丧失的任何诉讼程序，法院或法官应裁定不得挂失，若能提供使法庭或法官认为满意的担保以对抗该汇票主张权利的任何人的不在此限。”⑥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节第804条规定：“因毁灭、被盗或其他原因而丧失票据的，其所有人应就其所有权，阻止其提示票据的事实和票据条款作出适当证明后，以自己的名义提讼，并向票据上负责的任何当事人追偿，法院应要求其提供保证，以担保被告不因就票据提出的其他权利主张而受损失。”⑦

我国香港特区奉行的是英国法，《香港汇票条例》第69条规定：“凡任何汇票在逾期前已遗失，在遗失时该汇票持有人的人可向出票人提供保障，以在指称已遗失的汇票寻回而出票人遭索偿时，对出票人作出补偿。如出票人在有上述请求作出时拒绝给予该汇票复本，可依法强迫出票人给予该复本。”第70条规定：“在就任何汇票而采取的法律行动或进行的法律程序中，法庭或法官可命令，只要有人对任何其他人就有关票据提出的申请提供令法庭或法官满意的补偿，则不得确立该汇票的遗失事宜。”⑧

从以上可以看出，英美法票据丧失后主要是在票据到期日之前，要求出票人补签一张汇票，如出票人主张提供担保，失票人应当提供，失票人提供担保后出票人仍拒绝补签，失票人可以向法院提讼，由法院强制其补签。另外，失票人提供保证，担保被告不因就票据提出的其他权利主张而遭受损失后，失票人也可以票据上的其他债务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讼。

但国外票据一般是成套票据，比如商业汇票经常是两张一套，但债务只有一笔，因此第一张上说明“付一不付二”First(Secondbeingunpaid),在第二张上则记明“付二不付一”Second(Firstbeingunpaid)。因此对提讼制度也不能照抄照搬，而应当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比如说：失票人可以在向付款人提供了担保的情况下，请求付款。至于担保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保证、抵押、质押等，这时，倘若付款人不付款，失票人就可向法院提讼，强制付款人付款。在法律规定的付款期过后，失票人可以诉讼程序请求法院解除担保。当然，付款人付款后，又有善意第三人提示付款，且付款人须得以付款，这时，若担保不足以补偿付款人损失的，应规定付款人可以程序请求失票人赔偿损失。

2、我国台湾《票据法》的相关规定

台湾《票据法》第18条规定：“票据丧失时，票据权利得为止付之通知，但应于提出止付通知后5日内，向付款人提出为申请公示催告之证明，未依前项但书规定办理者，止付通知丧失效力。”第19条规定：“票据丧失时，票据权利人，得为公示催告之声请，公示催告程序开始后，其经到期之票据，声请人得提供担保请求票据金额之支付，不能提供担保时，得请求将票据金额依法提存，其未到期之票据，声请人得提供担保，请求给予新票据。”⑨从台湾的票据法可以看出，票据丧失后，首先向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但发出通知后5日内，必须向付款人提出声请公示催告的证明。台湾《票据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的作用有：⑴防止善意人受让票据，票据如系被盗或遗失时，虽因有止付通知，即足以防止其冒领，但究不能防止该票据落于善意人之手，斯时仍不能不对之付款，因此为防止他人之善意受让，即不能不籍助于公示催告程序，该公示催告之布告，不仅应贴于法院之牌示处，并登载于公报或新闻纸，且应贴于交易所。如是虽不敢谓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单毕竟使善意受让人之机会，大为减少⑩。⑵取得除权判决。⑶可以要求支付票据金额或提存。⑷可以请求给予新票据。由此可见，台湾的公示催告程序涵盖了英美法系提讼的作用，无须另行规定提讼制度。

五、对票据丧失后法律救济立法完善的建议

笔者建议票据丧失后补救的立法应包含以下内容：⑴未到期之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付款人（此可规定为签发汇票之付款人之分支机构）挂失止付，收到挂失止付的付款人，应当即刻通过网络通知各商业银行各地参加联行往来分支机构（以防以后各商业银行间统一票据，互相能代为支付）暂停支付，但分支机构收到通知前已支付者不在挂失止付保障之列。且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向付款人提供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之证明。⑵公示催告期间，若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依法冻结票据之款项，宣告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依普通诉讼程序处理票据纠纷事宜。⑶失票人提供担保后，也可向付款人请求给付票据之款项，若失票人拒绝给付，失票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强制给付。⑷付款人向失票人付款后，又遇善意第三人提示付款的，若担保不足以补偿向第三人支付之款项，付款人可以诉讼程序向失票人追偿。同时，鉴于我国地域辽阔，为兼顾失票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笔者认为票据丧失后的补救措施也应用上科技手段，不妨由各商业银行总行专门设立网站或统一由人民银行总行设立一个网站，并告知全国，在上面专门登载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的票据，以便使交易人及时得知所接受票据是否为正当票据，进而决定是否进行票据行为。

【参考文献】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版，50页

②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46页

③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40页

④张俊浩，《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35页

⑤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50页

⑥郭锋，常风编，《中外票据法选》，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26-127页

⑦同上174页

⑧见《香港汇票条例》1994年11月1日香港行政局颁布中文本

⑨郭锋，常风编，《中外票据法选》，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8-49页

法律保障范文第3篇

（一）农村老龄人口的现状

2010年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召开主题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化化老年危机为老年红利”的专题研讨会。会上指出，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的难点和重点。2009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农村人口约71288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3.4%。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714亿，其中近六成分布在农村。

（二）目前养老模式的现状与弊端

目前我国的传统的养老方式主要为家庭养老、集体养老、储蓄养老三种形式。家庭养老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子女对年迈的父母进行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籍。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的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即保证他们的吃、穿、住、烧、葬（教）等为内容。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指老年人口依靠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绝大部分农民工有了一定收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回老家修房子，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养老。而根据在通山县调查数据分析，目前家庭养老的占58%，集体养老的占19%，储蓄养老的占23%，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占首位。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传统养老已出现危机。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0%，城镇为36.5%。按2009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3597万人。[3]与全国相比，2009年末，通山县农村居民纯收入为3141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0.569，其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年水平，经济水平制约着传统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湖北省6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来源中，自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达到5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这说明在传统的养老方式中，湖北省农村老年人自我供养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而在调查中发现，在湖北省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县，农村老年人依靠自我劳动供养的比例更高。有关长阳县的调查发现，该县73.4%的农村老人靠自己的收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69.2%的老年人生病时由配偶支付医药费，48.6%的老年人生病时也是由配偶照顾，即便一部分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也并不是由子女提供经济供养的。[4]咸宁市通山县的基本情况与长阳县差不多，老人的基本生活费用有自己支出。在当地调查时我们发现将近40%左右的老年人靠自己来获取生活费，并有64.6%的老人认为目前养老保障的最大障碍是收入水平。我们在通山县通羊镇井湾村调研时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还在参加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不是儿女不孝顺，而是儿女们自己生活都有困难难以支撑家里的各种费用。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不完善。在传统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面临困境的同时，湖北省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却并没有建立和发展起来，而正由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不发达，能接纳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和设施也是非常有限。虽然湖北省为了加快发展民办养老机构，2004年——2007年湖北省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湖北省社会福利机构民办公助办法》、《湖北省社会福利机构公办民营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在发展养老机构的资金支持、用地、税收、用工等方面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5]但是我们发现农村社会福利、政府补助和一系列投入严重不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福利和救助制度，主要由集体经济承担，而农村经济又相对薄弱，在通山县的调查也是如此，截止2010年通山县各种社区服务设施17个，社会服务中心1个，各类收养利院共14个拥有床位1458个，这些远远满足当前的需求。

二、农村养老保险体系

（一）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现状

农村医疗保险，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供济制度”。农村医疗保险的目标是解决农民看病贵与看病难以及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而这也即为政策目标效益的内涵所在。目前271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率约占94.0%。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顺利启动。[6]目前通山县总人口为45.7万，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有39.5万，参保率为86.43%。农村医疗保险是政府向农村提供的一项全民性的公共产品，政策意愿是希望所有农民都能积极参与，然而由于采取自愿性参保及比例分摊医保基金等原则，部分农民显示出观望态度。[7]在通山县调查时我们发现由于采取自愿性参保及比例分摊医保基金等原则，近10%左右的农民不愿参加医保，也有部分农民觉得麻烦而没有参保。

（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低水平起步才能适应更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才能真正实现制度覆盖的广泛性。2009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72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16714万，占总人口的12.5%。[8]根据相关的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跨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民家庭规模下降，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农村老有所养的问题日益严峻。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9]目前咸宁市通山县有9028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近74%人希望国家出台新的政策来减轻传统养老的压力。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称为“新农保”，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并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借鉴了目前城镇职工统账结合的模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介绍，新农保在支付结构上分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的养老金。不过胡晓义强调了即将启动的新型农村保险仍处试点阶段，“新农保政策要通过试点完善之后逐步推开，并不是说从明天开始大家就可以领钱了。”根据规划，将于2020年前全部实现所有农民都享有新农保。我们在通山县调查时发现，超过90%左右的调查者对新型农村要老保险予以肯定，并希望该政策能够早点在通山县实行。

三、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基于法律的思考

（一）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我们的民族一直是一个有尊老传统的民族，大力弘扬这一传统美德有利于传统养老方式的继续与巩固。据中国统计局统计，我国只有1%的老年人愿意去养老机构，在咸宁市通山县调查过程中，采访的老年人中也只有近2%左右的人愿意进养老院。将近60%老年人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另外38%左右愿意和老伴住一起或独居，而且很多子女都认为如果父母去养老机构，这就有了抛弃父母的嫌疑。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道德缺失的子女也不在少数，所以弘扬传统美德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在加强传统观念宣传的同时，也加强传统养老的法制建设，让传统养老的方式有法可依。2009年通山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3141元，同比增长10.1%。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奠定了经济基础，使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具备了启动的条件，为集体养老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在通山采访调查中发现，又将近65%的人认为影响老村养老质量以及参见农村养老保险的最大障碍就是家庭收入水平，所以发展农村经济是提高农村养老承受力的物质基础。落实有关农村养老保障的相关政策。目前国家规定农民60岁以后将享国家普惠式养老金，这就是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过去的养老保险都是农民自我储蓄模式的自己交费而新农保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时三个筹资渠道。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补贴是直接补到农民的身上。新型农民养老保险在支付结构上的设计师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一部分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是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的。所以落实国家有关农村养老保障的相关政策是让广大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重要途径。

（二）国外农村养老保障相关立法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律就是秩序，有了好的法律才会有好的秩序。”只有关农村养老保障法律的出台，方能更好地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1883年德国创建社会保险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1951年，德国就颁布了《农民养老保障法》，迈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步。1957年，德国开始实施农民老年援助法，即对将农场交给继承人之后的年老农场主进行现金补贴，通过对老年农民扶助的方式，把农民正式列入了国家社会保障体系。1995年1月1日生效的农业社会改革法将农民老年援助更名为农民老年保障，对农民养老保险金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将农民老年保障归入社会保险领域。[10]1959年，日本颁布《国民年金法》采取国家、行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办法，强制20岁至60岁的日本人都参加国民年金体系。196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倡导保障老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推行社会化养老。1982年又出台了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的《老人保健法》，使日本老人福利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居家养老、看护的方向。正是这三项法律，支撑起日本老年人福利保障体系。1935年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此为名称的法律，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形成。它是世界上最早对社会保障进行全面系统规范的法律，其内容涉及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2002年1月1日，俄罗斯在全国通过立法实行养老制度改革，从以前的养老社会统筹，过渡到社会统筹和养老保险相结合。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与完善

2010年10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支架性法律，《社会保险法（草案）》第四次提交审议并表决通过。《社会保险法》完善了有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规定、明确了应当建立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制度、强调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用人单位和个人的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它的出台也为其他社会保障相关法律的出台，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制定良好的法律是农村养老的重要保障，农村养老问题，必须积极探索，有法可依。关注和解决近亿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建立和发展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一方面，国家仅仅是给予政策扶持，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更需要财政支持，但没有法律的强制性，农村的养老保障无异于空头支票。只有通过立法弥补农村养老保障财政给付法律规制的缺失，明确农村养老保障资金渠道的畅通性。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已制定社会养老保障的相关法律，这些可以为我国社会保障立法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的基础之上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城乡二元制体系出发，制定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日本自二战以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立法、后实施，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我们国家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借鉴，先立法后实施，让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法可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的特殊性，城乡二元制结构也为统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带来一定困难。鉴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险的特殊情况如养老保险就不能与城镇养老保险立法相一致，农村社会保险宜采用单独立法。

法律保障范文第4篇

借助立法工具对能源供应与使用活动进行规制，进而彰显国家安全理念，实现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是当今世界多个能源大国的通行做法。当前，我国的能源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能源立法的理念、原则、法律模式、价值选择以及制度构建、法律责任等问题都还处于探讨阶段，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却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确保能源安全必须构建完备的能源制度体系，走法治化的道路。“可以说，能源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而《能源法》的制定则是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石。”[8]事实上，这在我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立法目的之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该《意见稿》第1条就明确规定，“为了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行为，构建稳定、经济、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及服务体系，促进能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定本法”。故此，笔者认为，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构建的必要性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对能源安全和效率来说，国家是空间，政府是基础，市场是源泉，科技是工具。”[9]可以说，如果没有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根本性目的诉求，那么能源法制保障则将毫无用武之地。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正在被综合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取代。所谓“综合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正如所指，“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而要实现这种安全，必然需要借助法治的力量，为国家安全保障提供优良的制度载体，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其次，是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能源是维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它的持续供给与安全使用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亦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一个能源需求大国，但由于缺少完备的能源法律体系保障，致使无序的能源开发活动仍然普遍存在，造成了能源利用的效能低下以及能源浪费的大量产生。因此，为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借助法律制度来进一步限定企业与个人的不法行为，引导正确的能源开发与利用行为。最后，是建立健全我国能源法律体系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我国正不断加快能源立法的步伐，已经初步建立起能源法律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能源立法方面还滞后，迄今未能出台《能源法》、《石油天然气法》等核心能源法律，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急需通过人大立法加以解决。

2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制存在的问题

能源安全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核心是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在立法理念确立、法律体系建设以及法律制度构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能源安全法律制度建设明显加快，可以说，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能源立法方面相当滞后，并存在法制理念缺失、立法进程滞后、立法效率低下以及法律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此外，我国现行的能源法律体系完整性方面亦存在一定问题，亟待加以解决。叶荣泗将其总结为四个缺陷，即结构性缺陷、内容性缺陷、配套性缺陷和协调性缺陷。这些缺陷突出表现为既有的能源法律规定之中立法观念较为落后、立法层级之间断裂明显、法律规范过于原则以及不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等问题[8]。而在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基础性的能源法律制度，但诸如能源规划、能源管理、能源储备、能源供应与服务、能源应急、能源国际合作等核心法律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这些显然不利于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的建立、运行与发展，需要认真加以总结。

2.1能源安全保障法制理念缺失法的理念，亦称之为法的观念。任何制定法都会或明或暗地体现出利益相关者、立法者的某些思想或者观念，这既可以体现在立法目的、立法原则之中，也可以体现在具体制度设计之中，并最终会在相关法律条文之中得到映衬。在我们看来，“法的理念作为对法的精神、原则以及价值诉求的应然反衬，可以说是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制规则的灵魂”[10]。在一部法律之中，理念是它的灵魂，而制度则是理念的表征与映像。当然，如果没有具体法律制度的支撑，理念也无从发挥其统领或引导之作用，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理念是法律的灵魂，规则是法律的细胞，制度是法律的躯干”[11]。从世界各国能源安全法制建设实践来看，能源安全保障法的基本理念大都体现在立法目的或指导思想之中。例如：日本《石油储备法》（1975）第1条提出，“制定本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在石油供给出现不足的情况下，能保证石油的稳定供给”。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2002）第2条规定，“提高能源储备与能源利用的效率，实现多样化的能源供给、提高能源自给率和谋求能源领域中的安全保障。”这些法律条文之中都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体现出了“安全”、“经济”、“人本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成为各个部门法，尤其是环境法、经济法的重要理念。毫无疑问，它也应该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制的核心理念。尽管我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立法目的之中也提到“促进能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诉求，但遗憾的是，我国当前运行的《煤炭法》（1996）、《电力法》（1996）以及《节约能源法》（1997）等法律之中都还未曾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明显地存在着能源安全保障法制理念上的缺位。故此，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之中有必要确立“安全”、“经济”、“人本化”、“可持续发展”等核心理念。

2.2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缺乏从法律渊源来看，我国现行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矿产资源法》（1986年颁布，1996年修订）、《电力法》（1996）、《煤炭法》（1996年颁布，2013年修订）、《节约能源法》（1997年颁布，2007年修订）、《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颁布，2009年修订）、《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2010）等能源单行法律。此外，我国还制定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87）、《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1996）、《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2004）、《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2011）、《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2011）、《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2014）等与能源相关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此外，我国还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以及《京都议定书》（1998）。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前期的能源立法建设，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法治体系已经基本成型，并在日常监督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亦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征为：“原有的一些能源法律规范较为明显地存在着层级低、有效性与正当性不足以及可操作性差等问题。”[3]此外，由于《能源法》或《能源条例》等一些核心法律一直未能出台，《石油储备法》、《石油天然气法》、《原子能法》等必备的能源法律也还没有制定，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总体而言是不完备的，需要继续通过立法加以完善。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必须运用政治、政策以及法律等多元制度要素和机制，而制定与完善相关立法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2]。尽管我国于2007由国家能源办公布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但《能源法》却一直迟迟未能出台，与之相配套的能源安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更是不见踪影。《能源法》被誉为能源领域的“宪法”，其所特有的基础性规范作用是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所不能代替的，而这样一部重要的能源基本法的缺失必然导致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系统不能正常、有效地运转，更不利于国家安全保障目标的实现。

2.3能源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缺位我国早在《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1996）时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制度”的目标。《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能源规划调整与公开制度、严格建设项目核准和备案制度、健全煤炭行业准入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等诉求。《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2013）则提出，“实行公共建筑能耗定额管理、能效公示、能源计量和能源审计制度，实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强化能效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完善炼油加工产业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交易制度以及定期通报制度”。《电力法》（1995）、《煤炭法》（1996）、《节约能源法》（2007）以及《可再生能源法》（2009）等单行法律之中也确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一些重要法律，如《能源法》、《石油天然气法》、《石油储备法》等的缺失，致使能源安全保障核心法律制度的缺位，诸如能源综合管理、能源准入、能源效率监管、能源储备、能源供应、能源激励、能源应急、能源国际合作等核心制度都还未曾建立，这显然不利于能源安全法律制度自身价值导向的确立，也不利于能源安全法律制度整体框架的构建。故此，“将核心法律制度纳入统一的法律价值目标体系并形成制度衔接、协调一致、内在有机契合、体现平衡博弈的制度规范体系也就成为了必要和可能”[13]。

3完善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制的建议

基于对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制存在问题的认知与总结，下面将按照“法制理念确立法治体系建立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思路提出具体的建议与法律对策。

3.1能源安全保障法制理念的确立我国能源安全法制保障体系需要确立“安全”、“经济”、“人本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核心理念。（1）安全理念。能源法制体系构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障能源安全，因此安全理念的确立对于确保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都面临着能源日渐短缺的危机，为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等）和地区，都在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之中确立了安全理念，涉及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使用安全、能源技术开发、能源效能监管等方面，其法治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例如，德国明确将能源安全保障理念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先后制定了《石油产品储备最低限量法》（1965）、《能源安全保障法》（1974）以及《石油及石油制品储备法》（1978）等法律。此外，德国还制定了《能源法案》（1998），将能源安全与反垄断法、环境法等法律进行协调，堪称世界大国中能源安全立法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再如，欧盟于1997年了《欧共体可再生能源战略和行动计划》白皮书，1999年制定了第一个《能源与环境发展战略》，并了《可持续、竞争和安全的欧洲能源战略绿皮书》（2006），将能源保障安全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规定。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则致力于构建完备的能源安全法律体系，确保美国能源战略和政策的有效实施，并坚持将安全理念贯穿于能源法制体系之中。（2）经济理念。所谓经济理念就是要在能源立法中进行必要的成本—效益分析，注重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减少规制成本。美国的《能源政策和节约法》（1975）特别注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汽车行业制定了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能源政策法案》（2005）规定：“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成本、使经济更具效率和竞争力。”日本的《能源利用合理化法》（1979）制定了严格的能源标准，以减少企业的能源消耗。《能源政策基本法》（2002）成为日本整个能源法制体系的核心法律，强调能源利用的效率化以及市场在能源保障体系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明晰了能源市场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与定位。（3）人本化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之中也必须体现出人本化的理念，换句话说，就是与能源安全有关的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守法过程，都应充分地体现出人的自由、尊严与享有的能源权利以及承担的能源义务。马俊驹等提出，能源立法之中应体现出人本化的特质，“纵览各国能源立法，往往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提升公共服务、提供弱势群体保护、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权利导向的机制来推进能源法的人本化”[14]。而《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也提出，“国家需要建立和完善能源服务机制，保障公民获得基本的能源供应与服务”等主张，亦彰显了《能源法》之中的人本化理念。（4）可持续发展理念。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表述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主要表征为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可持续利用等三个方面。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又意味着对传统法律的冲击，“它使得与传统非持续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现行法律制度不得不作全方位的变革，以推动和保障持续性的社会变革运动”[15]。我国《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明确提出，“要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与承载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这一方面是践行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亦是我国能源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3]。此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能源”的目标为：“保证当代与后代人以环境友好、社会接受与经济可行的方式获得买得起的能源”，并在200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进一步确立了“可持续能源法”的基本理念。因此，我国有必要确立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能源安全保障与永续利用。

3.2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一方面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能源立法制度与体系，另一方面必须立足我国实际，创新立法手段与方式，不断完善能源安全保障法治建设，朝着生态化、系统化、综合化、整体化的方向建设。例如，德国的《能源法案》（1998），就将“能源供应安全”、“廉价能源”和“环境兼容性”并列为能源法的三大宗旨，且具有同等重要性，就此形成了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与其他相关法律体系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日本则确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构建了以《能源政策基本法》为指导，以《能源利用合理化法》等专门性能源单行法为主体，以《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施行令》等关联法为配套的能源立法体系”[16]。而美国则以节能为着眼点，通过立法引导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了对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的重构。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先后出台了《能源政策和节能法案》（1975）、《国家节能政策法案》（1978）、《国家能源政策法》（2005）等法律。此外，“随着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重要性理解的日益加深，美国颁布了众多的政策法规：《能源税法》（1979）、《大气洁净法修正案》（1990）、《综合性电力竞争法》（1999）、《能源税收激励法》（2003）”[17]。其实，对于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我国早有规划，亦有所行动，但总体而言效果不彰。例如，2005年由国家能源局公布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就是我国制定能源基本法的一次尝试。国家《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也提出，“修订《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制定《能源法》、《石油制品法》和《石油储备管理法》等法规。”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必须以系统化、整体化与生态化为指导思想，形成一个以能源法为龙头，以石油天然气法、战略石油储备法、气候变化法等能源单行法律为主干，以国务院、地方人大以及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制定的能源法规、能源规章为补充，类型多样、逻辑严密、结构严谨、形式统一的能源安全保障法制框架体系。同时，还要注意协调好能源安全保障法律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法律体系、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等外部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强调能源安全保障与经济发展、环境一体化的共生共荣，为更好地解决我国存在的能源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3.3能源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为了实现《能源法》能够奠定整体性的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即所谓“元制度”的整体设想，“《能源法》的制度体系之中应当包含这样一些重要制度：能源战略与规划制度、能源主体制度、能源管理制度、能源监管制度、能源技术开发制度以及能源法律责任制度”[9]。而在李艳芳看来，尽管我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之中确立了诸如能源综合利用、能源供应、能源节约、能源储备、能源价格等制度，但是，“基于我国《能源法》的目标是解决各专项能源立法的共通问题和一些差异化的定位问题，故此，《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对能源监管管理体制和制度、能源环境保护问题、能源的进出口管理、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重要问题的规定还不到位”[18]。能源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显然要与法制理念与法制体系相匹配，才能彰显我国能源法制建设的体系化与系统性，实现能源法制体系价值导向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匹配与协调。具体而言，在《能源法》中应确立能源规划、能源开发、能源效率、能源储备、能效标识、能源环境影响评价、能源价格与财税激励、能源法律责任以及能源国际合作等核心制度；在《石油天然气法》中确立石油天然气勘探与开采、石油天然气进出口、石油与天然气储备等制度；在《战略石油储备法》确立石油储备规划与统筹、石油储备信息统计和报告、石油储备安全预警、石油储备安全应急等制度；在《可再生能源法》中确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费用分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等制度。概而言之，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要以能源基本法确立的整体性制度框架为依据，结合其他能源单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自身特点，形塑各具特色的制度内容与体系，寻求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平衡点。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能源全球化亦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能源沟通与互动不断加强。诚如学者所言，“能源安全保障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国应具备国际视野，恰当利用国际条约、双边以及多边协定，积极参与国际能源领域的合作”[19]。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不仅要完善相关的国内能源政策与法律，更要充分了解国际能源组织的游戏规则，加快国际能源合作的步伐，参与能源安全保障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制定之中。我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109条提出，“国家建立和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能源体系。”《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2013）也提出：“我们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并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以及能源新秩序。”因此，为达致上述目的，有必要尝试构建下列法律制度：（1）能源安全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已经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东盟与中日韩能源合作等区域性能源合作组织，并初步建立了合作法律制度框架，但这显然还无法实现我国谋求能源大国的诉求。故此，中国、日本、蒙古、俄罗斯等国应该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制定《东北亚能源合作协定》。“《东北亚能源合作协定》作为‘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组织法，可以规定该组织的宗旨和原则、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以及活动开展的履行方式等问题。”[20]此外，我国还应在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成立与法律制度的制定之中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与波斯湾国家的能源合作，利用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能源合作，签订能源开发协议，最大化地谋求能源的有效供给。”[6]（2）能源安全多边合作法律制度。我国作为国际能源消费大国，毫无疑问，“为确保能源安全，应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积极推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多元合作，竭力构建一种公平、有效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的法律合作机制”[12]。为此，我们应努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区域能源关系，构建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使用安全、能源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法律制度。此外，为进一步加强能源安全多边合作，还应寻求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我国应促进多边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形成。既有的国际能源合作条约与规定，更多地考虑了发达国家的核心价值诉求，却没有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利益诉求，更没有可以遵循的制度框架。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之一，应在国际能源法律体系建立之中凸显更多的话语权，发挥中国的领导作用，并促成更多的国际性能源组织建立，制定出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能源规程与条约。其次，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多边合作法律机制。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应对能源挑战，化解国际能源合作中的不利因素，打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权的垄断，形成符合自身利益的有力局面[21]。

4结语

能源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的核心，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美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积极通过政策与立法手段强化可再生能源改革。为此，“各州纷纷出台可再生能源政策，各州及联邦拟定金融措施进行积极推进”[22]。然而，根据《世界能源蓝皮书：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1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能源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运用综合性的多元法治手段对国家能源安全予以保障可谓意义重大。而构建整体性、系统性的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无疑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块“拼图”，不可或缺。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一再表明，坚持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战略，健全的能源安全政策与法制保障体系必不可少。当前，针对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法治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从能源安全保障法制理念的确立、能源安全保障法制体系的建立以及能源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三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并强调应重视国际能源安全的双边与多边合作，采取更加积极与务实的能源外交战略，与中东、中亚、东亚以及俄罗斯等国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早日实现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法治化。

法律保障范文第5篇

关键词：警察；休息权；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104-02

警察休息权指的是警察所享有的为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工作效率而休息的权利。鉴于休息权是中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警察休息权是警察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尽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从优待警的政策，但由于警力严重不足、法律保障缺失等原因，公安民警长期超时、超负荷工作的状况难以在近期内改变，警察正常的休息时间无法得到保证。

一、中国警察休息权的现状

据报道，2009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伤亡3 302人，其中因公牺牲431人，因公负伤2 871人（不含轻微伤）。因长期超时超负荷工作导致突发疾病猝死占52.4%；因交通事故牺牲占30.9%；因工作时间遭受意外牺牲占9.9%。派出所民警、交警、刑警、治安警、消防警，成为牺牲人数较多的警种。从2006年以来，因突发疾病猝死已取代交通事故成为公安民警因公牺牲的首要原因，猝死民警平均年龄46.1岁[1]。

正是由于缺乏对警察休息权的保障，使得积劳成疾猝死成为警察牺牲的“头号杀手”。尽管2007年施行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在法定公告昨日之外工作的，应当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给予补助。然而实际落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中国警力的严重不足加上工作任务繁重，使得节假日对基层警察而言几乎就是加班日，一遇上重大的活动如奥运、世博等，公安民警便得倾巢而出，加班加点成为家常便饭，即使是正在休假的也必须暂停休假，投入到安保活动中。

而长时间的加班加点工作却没有给民警带来优厚的待遇。虽然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于联合下发了《关于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发放补贴的通知》。通知规定，补贴标准为正常休息日每加班1天80元，法定节假日每加班1天100元；发放加班补贴的天数，一线实战部门一般每月不超过6天，综合管理部门一般每月不超过4天[2]。按照这个规定，民警一个月最多只能拿到6天的加班费，超过部分仍然属于“义务劳动”。此外，这项规定尽管已经实施了一年多，但是所谓的加班补贴对于基层民警来说，还是镜中花，水中月。

二、警察休息权现有法律保障的缺失

现阶段，《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公安部奖励工作规范（暂行）》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保护警察权益的法律体系 [3]，然而尽管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但现有法律在保障警察休息权方面仍存在不足。

（一）立法上的缺失

警察，是千锤百炼的利剑，是坚强的后盾，鲜有人关注警察休息权的保障。这一心理定势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立法者往往强调警察的义务与责任，而忽略他们的权利。中国法律在警察休息权保障上的立法缺失，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立法层次低，相关规范性文件较为分散。2000年公安部颁布了《关于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民警因公伤亡的通知》，2005年制定了《从优待警暂行规定》，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7年了《公安派出所正规化建设规范》，这些都是在内容上涉及到保障警察休息权的法律规范。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效力等级较低，以部门规章和其他的规范性文件为主，仅有一部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这在实践中带来许多问题，比如约束力低，存在重复立法的现象，浪费了法律资源，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等。第二，立法重心在保护警察的执法权益。在此，笔者将警察的执法权益界定为警察在执行职务活动中所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以便与警察所享有的公民权利相区别。《人民警察法》作为中国第一部警察的“基本法”，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然而对警察的休息权却未作任何规定。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刑法》（第277条）等都设定了对妨碍警察执法的行为的制裁措施，初步构成了维护警察执法权益的法律框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涉及的法律位阶较高，也明确规定了侵犯警察执法权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有关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

《人民警察法》第49条规定，“人民警察实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并享受国家规定的警衔津贴、补贴以及保险福利待遇。”《公务员法》第76条第2款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工作的，应当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给予补助，具体办法由人事部会同财政部规定。”《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落实从优待警的若干意见》规定，“科学组织实施民警年休假制度，保证民警得到必要的休整。对超过法定时间工作的民警，应当安排补休。积极创造条件，组织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的民警以及常年工作在基层和一线的老业务骨干进行疗养。对患严重疾病的民警要强制进行休假、疗养。”

虽然以上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安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中都涉及了对警察休息权的保护，但是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对于如何安排补休，补休时间长度，没有安排补休的法律后果与责任等都没有规定，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落实，警察的休息权仍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三）缺少对警察休息权的救济途径

有权利必有救济。权利体现了人的某种要求，救济则是实现这项要求的具体途径。从性质上看，救济具有纠正或者减轻的性质，它是对法律关系中由于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的行为所造成后果的一种矫正。具体来说，对权利的救济途径应当包括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仲裁救济。

在立法上，《人民警察法》没有规定警察休息权的救济途径，《公务员法》虽然专章规定了公务员的申诉控告权利，但针对的是对公务员的人事处理结果，警察休息权的救济则难以适用。而一项缺少救济渠道的权利，最终会沦为“纸面上的权利”。2005年成立的中国警察协会，虽然其下设了“维护公安机关和民警权益部”，其章程中也规定了“了解、反映人民警察的意见和诉求，依法维护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的职能，但是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警察协会对于警察休息权的救济也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三、完善警察休息权法律保障的建议

（一）法律层面上完善对警察休息权的保障

从中国公安民警权益保护制度的发展脉络来看，对警察休息权的保护应当向着从行政调整到法律调整，从事后保护到事前保护，从内部保护到社会保护的方向发展，要达到这一目标，法律的完善与细化是必不可少的。目前中国的法律法规中虽然有保护警察休息权的规定，但却过于原则，无法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因此，公安部应当将对警察休息权的法律保障提上议程，根据现有的法律规范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以不同地区、不同警种的民警工作的强度为基础，明确其每月所享有的休假、补休时间及具体的轮休办法，同时还应当具体规定侵犯民警休息权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不可否认，民警休息权受到侵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警力严重不足而执法任务繁重，不得不牺牲警察的休息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参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辅警制度，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辅警机制以缓解警力不足的现状。虽然目前中国存在协警等辅助警力，然而由于缺少对其角色、职权、体制、法律责任的规定，使得协警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行为屡禁不止，激化了人民群众与警察之间的矛盾。因此，公安部门应当加紧制定针对协警队伍的法律规范，细化其法律定位、职责权力、待遇保障等问题，打造一支精良的协警队伍，使其真正起到分担警察职责，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作用。

（二）实践中采取多种方式保护警察的休息权

首先，增加公安机关的经费投入。经费投入不足，制约了警察编制的扩大，一些公安机关不得不自筹经费，使得警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为办公经费所困扰。而警察由于经费的短缺，无法得到彻底的放松疗养，体力一再透支，久而久之将严重影响警察的执勤效率。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着手扩大对公安机关经费的支出。其次， 增加警务人员的编制，扩大警力投入。警察是一支24小时待命的队伍，犯罪分子作案时间的不确定使得警察即使在深夜也必须处警参与破案，不得不调用正在休息的警察。那么，如果能够扩大警员的编制，使得警察即使在深夜处警后第二天也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就不至让警察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工作，将他们的工作时间依次排开，就不至于疲劳作战，体力透支[4]。最后，减少非警务活动的数量。自从1997年公安机关作出了“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承诺后，110也逐渐成了一支“万金油”服务队，维修水管、爬楼开锁、救助宠物等千奇百怪的服务名目令众多民警苦不堪言，浪费了大量警力。2004年公安部下发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安派出所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减少非警务活动，遇有综合执法等需要动用警力的，必须报经当地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批准。实践中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此项规定的贯彻实施，将有限的警力投入到警务活动中。

以上仅仅是保障警察休息权的几点建议，实践中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安排警察的轮休、补休制度，在保卫一方平安同时保障本机关内警察的休息权得到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1] 于呐洋.去年全国3 302名公安民警伤亡[EB/OL] .www.legalinfo.省略/index/content/2010-04/06/content_2104034.htm,

2011-04-20.

[2]赵阳,徐伟.人民警察加班补贴政策已经实施[N].法制日报,2010-01-27.

[3]林蕾.中国公安民警权益保护的历史沿革与发展[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5):22-33.

法律保障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态消费 消费模式 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消费问题，主要表现为消费存在严重浪费、一次性消费物品到处可见。这种明显超前于当前经济水平的消费方式，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易引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制约着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以经济法、环境法等社会法的形式调整与消费相关的行为，建立健全生态消费法律保障体系尤为必要。

生态消费法律保障的必要性

生态消费是一种绿色消费模式，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既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不会危害到自然环境。这种消费方式体现了质朴、合理的消费价值观，反映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消费模式的必然选择。生态消费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个。一是适度性，即非过度消费。生态消费是一种理性消费模式，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能满足人们生活质量需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适度的消费方式，社会经济才能实现循环性、生态化的发展。二是持续性。生态消费是一种能够得到长远发展的消费方式，其综合协调了人类当前的和今后的需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三是全面性。生态消费模式包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精神方面的欲求、文化层面以及环境方面的要求等不同层面消费需求的统一。

生态消费法律保障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利益观的确立。消费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但传统的消费方式注重于人的物质需求而忽略了消费的合理性。因此，引发的生态危机警示人们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并不等同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就如同市场在引导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促进公共利益一样，民法作为这种市场规则的载体同样也不可能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鉴于此，以社会利益为宗旨的经济法、环境法等快速兴起，开始限制私人利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引导人们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态消费模式。二是义务观念的发展要求。培养人们的义务观念来调整其消费行为，限制其非理性的消费活动，既是人类环境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转型文明提升的体现。要改变消费者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方式，必须从各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和保护，提高其危机意识，倡导和构建生态消费模式。尤其是法律在对消费者作出维护的同时，还必须对其所应负的社会责任作出规定。三是秩序的要求和体现。在这个充满环境危机的时代，迫切需要完善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使人们认识到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方式会受到法律制裁，从而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价值观念，保障生活的稳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国生态消费法律保障的障碍

目前，在《环境保护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中已对生态消费有所体现，但从目前的消费形态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采购缺乏绿色化改造。政府采购的绿色化是指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应以保障健康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优先采购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我国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保护环境”作为政府采购的公共政策目标，但就采购中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欠缺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措施；同时，条文中虽然明确规定政府优先采购环保产品，但在具体执行中由于认识不到位、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原因，这一制度并未得到落实。而由于政府采购清单的制定和调整机制不健全，一些清单范围内的产品技术早已落后或被淘汰。

第二，缺乏完整的相关税收体系。税收制度有助于引导和促进消费的生态化，而目前我国税收体系尚不完善，相关税收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环境税存在缺位现象。我国目前设立了关于环境税功能的税种，但欠缺单独明确的环境税。环境税体系不完整、功能不清晰、效果欠佳，新环保法中仅规定了征收环境保护税，免于征收排污费。同时，现行的排污费制度虽然征收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征收的标准不断提高，但是征收阻力大，征收内容也不健全，如汽车尾气污染并没有纳入废弃排污和噪音污染的征收范围。二是我国资源税仍不健全。目前，中国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仅限于矿产品和盐，征收范围狭小。由于没有涵盖一些重要的非矿产资源，如淡水、森林资源等，致使我国的资源税无法对自然资源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第三，产品环境标志制度不健全。环境标志是指由国家机关的管理部门，或其他的公共组织根据一定的环境标准，向相关生产者颁发其产品或服务符合要求的特殊标志。该标志可以让消费者便于与其他功能相似的商品相比较，对生态环境更有利。环境标志制度在我国实施了将近二十年，累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效，但仍有两点不足，一是该制度缺少有关辅助制度的保障且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虽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与部门规章，但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如《环境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只是对企业如何使用和评估机构的职责作了一些规定，并没有对相关法律救济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二是在对产品进行评估时，缺少群众及其他团体组织的参与等。

我国生态消费法律保障应完善三大相关制度

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针对我国目前政府绿色采购的具体情况，从生态消费出发，可以借鉴日本等国成功经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首先，应由国家机关规定采购标准和商品品种，完善政府采购的清单制度，通过将环保认证的物品纳入政府采购清单中，促进绿色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其次，确立绿色采购监督制度，给予公民监督权利，提高其责任意识，以监督产品的环保质量和政府采购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从而增加政府绿色采购的可信度。再次，建立绿色采购优惠制度，在选择与购买时，对一些能够节省能源或无损于环境的产品和服务，采取优先购买或优惠价格的方法，而对其背后企业或厂家给予价格补贴，进而增强其积极性和责任心，促进绿色商品的生产及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完善生态消费税收制度。生态消费税收制度针对的客体是特定的产品和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指引人们进行合理、适度消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生态消费税收制度。一方面扩大奢侈物品以及奢侈行为消费税。我国的消费税应选择一些消费数额大、税收基础比较宽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可以是对人们生活水平影响不大、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高档品和消费活动。因此，应将现有的奢侈消费征税扩大至对高档住宅、高级娱乐活动等方面。另一方面完善资源税的开征。建议扩充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同时覆盖矿产资源和非矿产资源。此外，扩大各层次税额之间的差额，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税的税率，充分考虑资源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使开采、利用的外部成本转化成内部利益，从而有效保护资源，使其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完善产品环境标志制度。应制定具体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其内容应当包含该制度的基本内涵、类型、具体的流程、认证机构、职能分配、监督和管理、以及司法救济和责任形式等相关问题。环保部门应完善并细化其管理办法，对授权的范围以及行政救济途径进行规范，从而制定健全的部门规章。同时，完善相关辅助制度的建设，使该制度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制度，从而得到更好的实施。此外，在该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应该让公民及其他社会组织可以进行参与、监督，以达到规范市场的作用。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①江林、陈立彬等：《我国与发达国家生态消费主导模式比较研究》，《生态经济》，2010年第9期。

②尹世杰：《关于发展生态消费力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家》，2010年第9期。

③王敬、张忠潮：《生态文明视角下的适度消费观》，《消费经济》，2011年第4期。

法律保障范文第7篇

(一)捕捞权的含义

1．捕捞权的概念

2007年l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指出，捕捞权是渔业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捕捞权是一项有争议的权利，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哺捞权的概念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只是学者依照法解释学的方法，依《渔业法》第二章、第三章的规定，转换成权利的视角，归纳出养殖权和捕捞权，总称为渔业权。所谓渔业权是：指民事主体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取得的，在一定水域养殖或：隋捞水生动植物的权利。捕捞权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在我国内水、滩涂、领海以及我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捕捞水生动物和植物等渔业生产经营的权利。

2．捕捞权的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捕捞权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依法捕捞野生的水生生物，从而获得渔获物的所有权，得到经济利益的权利；第二，在一定时限内保有捕捞权的权利；第三，非法定的原因造成捕捞权受限制、损害时，得到补偿的权利等。总的来说，现行渔业立法建立的捕捞许可证制度，仅仅是捕捞行为的行政许可性质，并没有赋予其物权属性。关于捕捞权的性质，我国学者观点也无统一见解，且争论激烈。

(二)我国现阶段有关渔民捕捞权的规定

依我国法律规定，捕捞权的取得，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特许取得，从事捕捞作业的，均需取得有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特别许可，方可取得捕捞权；二是自由取得，从事娱乐游钓业及在尚未实行养殖管理的滩涂，从事零星水产品采集。对于捕捞权，按照作业水域可分为公海捕捞权、外海、近海和内水捕捞权。从所有权的角度来分，可以分为集体所有或者集体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或者滩涂的捕捞权和全民所有(或称为公共领域)的水域或者滩涂的捕捞权。根据《渔业法》第22条，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第23条，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海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以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但是，批准发放海洋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到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应当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或者参加的有关条约、协定和有关国家的法律。

二、经济利益——渔民捕捞权与经济法的关联点

法律上权利与利益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区别的概念，将其结合在一起，就简称权益。渔民权益含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两个基本方面。经济权益在渔民权益中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政治权益又深深地影响着经济权益，成为经济权益实现的保障。渔民从海洋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经济收益，实现他们基本的生存权益，进一步说，渔民权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渔民权益基础的本源性的内容之一。这就使得渔民权益与经济法的制度安排有了天然的交汇点和基点——经济利益。当各市场主体纷纷展开对渔民利益的争夺时，这就需要利益协调，利益协调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协调来实现，通过对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人们利益行为范围的确定和限制来实现利益协调，而经济法在此方面具有天生的优势。

从法调整对象来看，法是调整利益的，经济法以特定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更体现出经济利益性。从法本质来看，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法。经济法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平衡协调各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上的协调统一。从法价值取向来看，经济法在具有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一般内容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独有的价值取向，且这些价值取向均与经济利益有关。从法的宗旨来看，经济法的宗旨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经济法内涵的核心，是经济法性质的最集中体现，也深深地与社会经济有关，与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这就体现了经济法与保护渔民捕捞权紧密相连。

三、利益机制——经济法保护渔民捕捞权的逻辑基础

(一)保护捕捞权的机制与经济法

任何思想和制度都是从一定的利益出发，并在一定现实利益基础之上为一定利益服务的。经济法在保护渔民权益的制度安排上就是如此，经济法先架构保护渔民权益制度体系，从建立渔民利益机制体系的角度加强对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目的的渔民利益的保护。对渔民捕捞权的保护，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机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和突破口。经济法从安排利益机制方面对渔民权益进行重要的法律保护，以利益机制为核心保护我国渔民的合法权益，这也是与经济法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二)经济法视野下保护渔民捕捞权的利益机制体系

在经济法视野下保护渔民权益的利益机制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利益代表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没有好的利益机制，权益是无法真正实现和保护的。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渔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这就造成了渔民捕捞权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渔民迫切要求通过有效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用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维护自身的权益。渔民利益表达机制的中心是依法确定渔民利益代表者通过制度规定的多种渠道表达渔民真正的利益诉求；当渔民权益受到侵蚀时能代表渔民行使表达权利，从而使渔民利益的代表者真正行使代表、表达、争取、维护渔民权益的基本职能。以合法规范为过程的保证，不断地拓展底线与上限之间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化表达空间。

2．利益产生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

渔民问题的实质是渔民权益问题。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渔民权益屡遭侵害，渔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而且由于政策、法律等制度规定或倾斜，渔民的各种利益被不同的食利阶层逐步分割。利益产生机制的中心是用制度依法促使可持续的渔民利益产生，源源不断地为解决渔民问题提供增量利益。利益分配机制是与利益产生机制密切联系的。利益分配机制的中心是依法合理地对渔业经济活动组织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又包括渔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3．利益协调机制与利益保障机制

有利益就必有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就需要利益协调。利益协调机制的核心和实质是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合理定位，渔民利益协调机制的直接目标应是通过利益协调缓解渔民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法在调整渔民利益的同时依法保障渔民的利益。渔民权益保障机制的中心是依法保障渔民利益。这里包括三层意思：其一，依法保障，即渔民通过自己的合法行为直接实现自身利益。其二，受害保护，即当农民利益受到侵害时予以保护。其三，受损补偿。即当渔民利益由于社会经济转型、结构变化，特别是制度安排导致其利益受损，必须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给其提供一定的补偿，从而提高社会公平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四、对用经济法保护我国渔民捕捞权的建议

(一)明确海洋捕捞权的保护是保护渔民权益的需要，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明确保护渔民权益，就是要保护渔民的捕捞权、养殖权等权利。让渔民权益的内容在法律上进一步丰富内涵，是保护渔民权益，促进渔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刺激经济发展。

(二)建立渔业捕捞权的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提供基本保障的制度安排。在保护渔民的捕捞权制度方面，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障机制，帮助渔民摆脱生存危机，不断增进渔民福利。针对渔业和渔民的特殊性，必须建立政府主导型渔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可以考虑从转产转业资金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启动资金，其他由地方政府配套等措施来筹集。同时，应尽快建立渔业权益损害补偿制度，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行政行为使渔民合法渔业权益受到损失，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制度，具体的补偿标准则有待科学的确定。

(三)完善渔民捕捞权在经济法上的相关规定

法律保障范文第8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问题；法律

一、普惠金融的产生和发展

（一）普惠金融的发展

虽然普惠金融提出的时间不长，但从历史来看，发展普惠金融的理念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特别是其在实践上的探索也一直持续着。例如早在15世纪，意大利修道士就开展了信贷业务以抑制当时盛行的高利贷利率。

从近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全球小额信贷项目在早期方法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扶贫融资的概念。在2005年联合国倡议的“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普惠金融”首次被提及，同年，年焦瑾璞率先在国内引进普惠制金融的概念。

可见，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发展经历了小额信贷、微型金融、普惠金融这三个阶段。

（二）普惠金融的内涵

一是公平化的金融服务理念。普惠金融最初是针对因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而提出的新金融发展理念。因此，普惠金融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

二是金融服务对象的广泛化。要实现公平化金融服务理念，就必须消除金融特权，让更加广泛的人群和更加广阔的地区分享金融业发展的成果。

三是金融供给主体的多元化。面对广泛的服务对象，普惠金融需要让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主体参与到金融服务中来。

四是金融产品与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为了满足广泛化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普惠金融要求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主体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设计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既要提供传统的存贷、结算等金融服务，又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二、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遇到问题

（一）商业金融机构的“金融排斥”

普惠金融强调，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人无论贫富，都应该享有平等的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然而，市场化金融体制下，商业金融机构往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开展经营活动。在这一目标约束下，商业金融机构的服务普遍倾向于高净值客户。低收入社会群体、交通及通讯设施落后地区的居民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资产抵押和规模经济效应而被商业化的金融机构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排斥”现象。

（二）政府监管的错位

为了消除“金融排斥”，需要通过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适度干预来完成。然而，受惯性思维、经验不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干预还存在严重的监管错位现象。这具体表现为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越位”和“监管缺位”。

“监管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这造成金融市场开放不足、政企不分等问题。“监管缺位”主要表现是，由于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政府对于金融市场主体的违规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管。

（三）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

受目前我国金融交易主体信用观念薄弱、信用文化教育缺乏、信用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金融交易主体信用违约事件发生的概率还很高，对金融市场的危害性也较大，并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律保障

（一）国外普惠金融法律保障情况

美国：《社区再投资法》主要用来规范商业银行在中低收入社区的信贷服务，《公平信用报告法》主要用于规范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普通消费者之间在信息公开、使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行为，以使得普通消费者享有平等的信息权力和隐私保护。《联邦存款保险法》则是规范问题金融机构的资产处置和分配的法律，这有利于在商业银行出现风险时保护普通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三部法律构成了美国普惠制金融法律体系的核心。

日本：在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由于绝大部分农民加入了农协，因此，日本普惠金融的开展依托于农协组织。农协的金融机构提供吸收社员存款、优惠贷款给社员的信用服务及防备意外灾害的保险服务，支持农村发展，保障了农民的收入实现。组织将会员中所剩余的资金投放到需要资金的会员企业手中，使其通过对农民进行业务培训，以提高他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效率。

（二）构建普惠金融法律的若干建议

1.在宪法中明确经济权利为所有公民享有

国家有义务通过法律的构建满足贫困主体获得平等金融服务并谋求发展的权利。在规范的意义上，我们应该将这种权利视为一种人权。在制度层面上，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基本权利，因此其在实体上具有金融服务平等供给的请求权，以及通过正当程序要求给付的程序上的权利，特别是通过行政救济途径以及司法途径获得程序上保护的权利，以此使得该项权利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2.制定专门的普惠金融促进的法律

为了普惠金融事业能够更加健康发展，我们还应该建立普惠金融促进制度的纲领性立法。目前虽然对新式的金融组织形式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如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都有相应的暂行规定或指导意见加以规范，但按照法律渊源的效力层次来看，位阶都很低，有一些规定基本没有法律效力，因为法律层次低，所以导致其法律强制执行力很弱，权威性差。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清理现有行政规章和政策规定，进一步予以完善，提升其立法层次。

3.尽快建立全面的征信体系，并尽快出台征信条例

虽然目前并没有政策或法规阻止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小额贷款公司开放，但因为技术上的问题，目前必须要由行业统一开发一个接入系统，才能实现顺畅对接，而小额贷款公司因为自身的原因很难通过该系统获取信息，也不能将自身掌握的信息及时反馈。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征信法律制度方面还是很滞后的，只有2009年央行出台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因此，建议加快征信法律法规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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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范文第9篇

全国开展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战斗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国淮河流域的安徽、江苏和河南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四川、湖北省发生严重的地质灾害，云南省发生了地震灾害。通过这一件件灾害的发生和救助，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要刻不容缓，切实提高对灾害的快速反应和紧急救助能力，依法实施灾害紧急救助工作。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经常遭受洪涝、台风、冰雹、地震等灾害的袭击；火灾、重大交通事故、爆炸、污染、传染病流行等灾害也逐渐增多，给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我国在防灾、抗灾和灾后救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较好地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整个救灾工作，特别是灾害快速反应和紧急救助能力，还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外历史表明，灾害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灾害紧急救助能力是衡量救灾工作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救灾工作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途径。美国“9·11事件”后，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制定《紧急状态法》，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最近，韩国、瑞典、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紧急修订有关法规，为抗击非典型肺炎和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传染病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在灾害紧急救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缺乏政府各部门之间在应急方面的组织协调机制；二是缺乏专业紧急救助人员和应急方面的训练，对紧急事件反应较迟钝，快速处理能力不强，缺乏针对处理紧急事件的研究；三是紧急救助所需的装备、技术和物资支持系统能力不足；四是社会的警觉性较差，公众缺乏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相关的法律，以规范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紧急状态下的责任和行为。因此，要提高我国的灾害紧急救助能力，就必须尽快制定灾害紧急救助方面的法规。

灾害紧急救助法规在救灾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保障灾民能够及时地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宪法赋予了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广泛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具体化，宪法中原则性的规定就容易流于形式。二是有利于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法规，规定政府、组织和公民在紧急状态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从而确保紧急救助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紧急救助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资金、物资救助和精神慰籍，使灾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心理上有安全感，以利于社会安定。四是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救灾法规，比较规范地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通过保护生产力而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五是有利于巩固救灾工作改革成果。多年来，民政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改革的成果应当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制定灾害紧急救助法规，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在灾害紧急救助方面的问题。一是规范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的相关责任。紧急救助工作涉及面广、时间要求急，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应以法律形式确定政府建立紧急救助协调机构，规定社会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灾民及时提供必要的服务。规范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紧急救助活动。二是规范灾害紧急救助人员、资金和物资保障。坚持专业队伍建设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地震、卫生、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要建立专门的灾害紧急救助队伍。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减灾意识和救护能力；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原则，各级政府要建立灾害紧急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紧急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克服目前有些地方救灾预算出现的“列而不支”或“列而少支”的现象；对灾害紧急救助物资的储备、使用等作出规定，确保紧急救助所需物资的供应。三是规范查灾、计灾和报灾办法，颁布科学的灾害等级标准，按受灾程度准确划分特大灾、大灾、中小灾等。同时，严格报灾程序，对突发性的、特大的灾情，要随时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克服有的地方为了多要资金而多报灾，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而报喜不报忧等现象。四是规范灾害紧急救助工作手段，配备灾害紧急救助所必需的有关装备，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提高灾害紧急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五是规范灾情信息程序。在当前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情况下，要建立救灾部门和新闻媒体在紧急救助时期的信息联系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召开新闻会，及时向新闻界提供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纠正社会上有关灾害的谣言，稳定灾区人心，树立政府形象。六是规范灾害紧急救助的奖励、惩罚机制。对在灾害紧急救助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并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处罚。

法律保障范文第10篇

灾害紧急救助亟需法律保障

河南省民政厅 韦 保 新

全国开展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战斗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国淮河流域的安徽、江苏和河南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四川、湖北省发生严重的地质灾害，云南省发生了地震灾害。通过这一件件灾害的发生和救助，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要刻不容缓，切实提高对灾害的快速反应和紧急救助能力，依法实施灾害紧急救助工作。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经常遭受洪涝、台风、冰雹、地震等灾害的袭击；火灾、重大交通事故、爆炸、污染、传染病流行等灾害也逐渐增多，给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我国在防灾、抗灾和灾后救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较好地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整个救灾工作，特别是灾害快速反应和紧急救助能力，还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外历史表明，灾害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灾害紧急救助能力是衡量救灾工作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救灾工作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途径。美国“9·11事件”后，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制定《紧急状态法》，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最近，韩国、瑞典、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紧急修订有关法规，为抗击非典型肺炎和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传染病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在灾害紧急救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缺乏政府各部门之间在应急方面的组织协调机制；二是缺乏专业紧急救助人员和应急方面的训练，对紧急事件反应较迟钝，快速处理能力不强，缺乏针对处理紧急事件的研究；三是紧急救助所需的装备、技术和物资支持系统能力不足；四是社会的警觉性较差，公众缺乏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相关的法律，以规范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紧急状态下的责任和行为。因此，要提高我国的灾害紧急救助能力，就必须尽快制定灾害紧急救助方面的法规。

灾害紧急救助法规在救灾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保障灾民能够及时地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宪法赋予了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广泛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具体化，宪法中原则性的规定就容易流于形式。二是有利于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法规，规定政府、组织和公民在紧急状态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从而确保紧急救助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紧急救助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资金、物资救助和精神慰籍，使灾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心理上有安全感，以利于社会安定。四是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救灾法规，比较规范地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通过保护生产力而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五是有利于巩固救灾工作改革成果。多年来，民政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改革的成果应当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