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护范文

法律保护范文第1篇

[关键词]技术措施；冲突；利益平衡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版权人的利益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法律滞后，不能及时制裁网络侵权的情况下，版权人通过开发和设置技术手段以防范非法使用者，这种做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包含在作品中的技术措施既可阻止非法的使用，也同样可以阻止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因此，技术措施的采用，客观上将使社会公众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美国自DMCA(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增加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责任以来，关于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一直是引起争议的焦点。

一、技术措施及其法律保护

技术措施[1]，又被称为“技术保护”[2]、“技术保护措施”[3]、“版权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4]、“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5]等等，译自“Technolog-icalMeasures”、“CopyrightProtectionSystem”、“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TPS)”①等词句，实际上就是版权人为了控制作品而设置的保护屏障。广义的技术措施，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所说的技术措施，泛指版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保护版权或与版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狭义的技术措施，或称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是指国际法或国内法中规定保护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根据其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防御性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访问(AccessControl)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和控制作品传播的技术措施。二是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包括追踪、识别作品的技术措施和制裁非法使用的技术措施。

根据《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和美国DMCA第1201条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1)只有作者所使用的技术措施才构成条约项下的技术措施。美国DMCA对此作了扩展，将主体规定为版权所有者，把邻接权主体也包括了进去，由于网络内容提供商有相当一部分是邻接权主体，这样规定可以避免他们采取的技术措施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尴尬。(2)《WIPO版权条约》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须为行使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DMCA扩大了技术措施保护权利的范围，对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也予以保护。(3)《WIPO版权条约》第11条要求，技术措施是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4)技术措施须有效。美国DMCA规定，如果某技术措施在通常操作过程中，要求经版权所有者授权以应用某些信息或经过某种过程或处理才能访问作品，该措施即“有效控制访问作品”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给予了技术措施以法律保护②。WIPO的两个版权条约和美国、欧盟各自的立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的权利主要包括：第

一、禁止他人规避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的权利。版权所有者有权禁止任何人规避其所采取的有效控制对作品进行访问(access)的技术措施。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版权人授权或法律许可，不得对已编码的作品进行解码；对已加密的作品进行解密，或以其他方式回避、越过、排除、化解或削弱技术措施。第

二、禁止他人制造、流通规避装置的权利。版权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禁止任何人制造、进口、向公众出售、供应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主要是为规避技术措施的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其中的零件。

二、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保护的困境

在版权法领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创作者的利益、作品传播者的利益和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后两者的利益又可归结为社会利益。现代版权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从版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版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版权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状态会产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趋向就是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走向失衡。在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的采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向传统的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与权利用尽的冲突

所谓权利用尽，也称首次销售原则(theFirst-saleDoctrine)，是指版权人行使一次即告用尽了有关权利，不能再次行使。这一原则，严格地讲仅仅适用于经济权利中的发行权[6]。权利用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一种限制。它旨在防止版权人限制买主转让或者处置作品，同时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权利用尽原则仅适用于已被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转移所有权的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除外，且只限于那些获得了作品所有权的人。但是，版权法引入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后，权利用尽原则遭遇了很大挑战。

以电影业者在DVD中采用的技术措施为例。鉴于互联网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发展，电影业界为了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在DVD中使用了内容扰乱系统(ContentScramblingSystem，CSS)和区域码(Region－alCoding)技术。CSS系统将DVD以40位编码加密，而能够播放经过CSS加密的DVD的播放器DVDPlayer只能由电影工业联盟授权的厂家生产。这样消费者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播放机上——而不能在其他播放器，如个人电脑上——观赏DVD。而区域码技术则把全世界DVD播放区域分为六个区，每一区的DVD光盘与播放设备都有独立编码，不同区域的DVD不能兼容。比如美国为第1区，台湾为第3区，在美国购买的DVD光盘无法在台湾购买的DVD播放机上放映。可见，CSS技术干扰了DVD业者在市场上自由处置DVD的能力，权利用尽原则受到了技术措施的限制。

图书馆业者也对反规避条款表示了关注。因为反规避条款令版权人始终有能力控制对作品的访问和复制，这实际上扩展了版权人原本依据权利用尽原则已经用尽了的权利。例如，传统上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存档和接受捐赠等活动都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见，技术措施的保护对权利用尽原则的影响确实存在。依据传统的版权法，合法拥有作品的用户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地阅读、欣赏作品；将它借给或者送给朋友；甚至可以转手卖出。但是，由于技术措施的采用，这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二)与合理使用的冲突

世界各国在对版权提供保护的同时，大多规定了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合理使用，就是各国普遍规定的限制之一。合理使用是对版权利用的特殊情况，它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又无须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的事实行为。

在版权保护方面，法律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当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时，技术手段就发挥了替代作用。但是，技术措施对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在数字环境中，合理使用制度由于技术措施的日新月异而正在缩小适用空间。版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过度的技术保护对使用者来说就是对其权利的限制、义务的附加。“没有人反对权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财产周围树立篱笆，但是要是有谁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众的反对”[7]。技术措施正是版权人树立“篱笆”的行为，是版权人的“圈地运动”。过度的技术措施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垄断，与版权法鼓励作者创作、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的立法价值大相径庭。诚然，由于在互联网上大量低成本、高质量地复制作品变得非常容易，且其复制件能够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版权人的复制权已经越来越难以行使和控制。因此，法律应当加强对版权人复制权的保护，适当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但网络要正常运行，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计算机或系统中产生复制，如将这些复制也纳入版权人的复制权的范围中，势必会损害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流通。因此，在扩大网络环境下复制权的范围的同时，必须对其网络环境下复制权进行适当限制，从而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

(三)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

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尊重个体自由的标志。数字环境下，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技术措施而变得异常脆弱。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收集、获取个人信息和资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侵权后果可以迅速、大范围地扩散，很容易造成比传统环境下更严重的损害。由于技术手段本身的两面性，版权人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并非没有侵害隐私权之虞，对于那些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如具有跟踪、识别作用的技术手段来说，被控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更大。比如，WindowsXP的推出就引发了有关隐私保护的争论[8]。

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的核心组件——Passport鉴定系统，可以在网上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进行追踪和监视。美国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一些隐私保护组织据此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控，认为微软计划通过它推出的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不正当和蓄意”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使微软改变它的不合理行为。这些组织认为，尽管微软在Passport中包括了一些选项，允许用户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这些信息仍然处在微软的控制之下。这些隐私保护组织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Passport的信息收集机制进行调查，要求微软修改WindowsXP的注册程序，清楚地告诉用户接入互联网并不一定需要注册Passport；要求微软不得在没有获得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和MSN下属的网站分享Passport收集的信息；要求微软在WindowsXP中增加匿名或半匿名技术，允许WindowsXP的用户轻易使用其它网上支付服务。

(四)与公有领域公有性的冲突

英国1710年颁布的《安娜法》设定了“文学艺术的公有领域”(thepublicdomainforliterature)。一部作品超过了法定的版权保护期，或该作品所在国家、地区未对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也未参加国际版权保护公约，该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对于公有领域内的作品，使用者可以不征得版权人同意，也不需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中，作者享有一生加50年的保护期。欧盟保护期限指令中，作者享有一生加70年的保护期[9]。

技术措施的采用使保护期事实上得到延长，从而使公有领域进一步受到威胁。一部作品超过了版权保护期，版权人不再享有版权，在版权法上它便进入了公有领域，理论上公众就可以自由使用。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公有领域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自由可取”，“使用公有领域中的资源很可能会受到限制”[10]。实际上，由于技术措施的保护依旧存在，公众无法使用作品，除非对其进行破解，但这又恰恰违反了反规避法律的规定。于是，版权法在这方面陷入了二难的境地。

技术措施对公有领域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于它侵占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的可能性。《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将对版权客体的解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但却没有将对不受版权保护的客体的加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例如，该条款允许数据库的卖主自由地对一组不受版权保护的数据以一段导言或一个关键数码系统的形式贴上一个版权的标签，然后把整个数据库加密，并依据第11条所制定的国内法阻止他人对整个产品解密。因此，只有一种能够将那些把产品中显然应当划分为公有领域的材料予以加密的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的措施，才能在版权领域中实现平衡和公正，让那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加密，而让公有领域的内容向公众开放[11]。

(五)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和所支配的经济资源来说，公众利益是社会为所有成员(并非为大多数成员，也非为势力强大的集团，而是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集合。狭义的公共利益是指与版权人利益相对的，版权产业商利益之外的使用者利益，即公众自由使用作品的利益[12]。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第3项指出：著作权人以复制、发行等方式行使其著作权中的使用权，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人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提供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版权人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对广大用户产生影响，其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在江民公司的“逻辑锁”案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该案是在我国著作权法和刑法修订之前发生的一起软件版权人因采取技术措施不当而受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①，它突出地反映了版权人为维护自身权利采取的技术措施与公共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该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技术措施只能是预防性的，不能以打击盗版为名，采用攻击性手段；版权人采取技术措施对付盗版活动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限度。

上述五个方面的冲突是技术措施保护所引发的最主要冲突，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冲突只会加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对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做出取舍。在当前版权人权利范围高度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立法以充分关照公众利益，最终实现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三、技术措施保护的价值取向：重申利益平衡机制

版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代表着私人利益，而信息资源共享则是对公共物品的分享，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版权法试图通过对私权的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全社会的信息资源自由流动，充分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TRIPS协议在前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在第8条中还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利益，并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WIPO1996年12月通过WCT和WPPT两个条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从而以尽可能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现对作者就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的保护，并维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版权制度中，版权人对作品的专有与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合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构成版权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赋予版权人的权利过大，就会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益，从而使版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无从实现；如果给予版权人的权利过窄，就会使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不足，版权制度的目的同样也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以利益平衡机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版权立法。这就要求：版权法既要保护作品作者和传播者的合理权益，以鼓励作者创作作品、传播者传播作品的积极性；也要保证社会公众能够尽可能多地利用作品，使全社会能够共享作者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因此，在扩大对版权保护的同时，保证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数字环境下，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必须遵循版权法维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否则版权法将会降低甚至失去其功效。数字环境的开放性、技术性、虚拟性、交互性、数字化等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原有的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不利于实现版权法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根据互联网的特征及其对现行版权限制制度的影响，重申利益平衡机制，重新界定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版权利益关系，以实现上述版权利益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平衡。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对网络服务商等技术措施使用者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网络用户即数字媒介消费者的利益，是维护版权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6)项虽然也增加了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但同时指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实际上就是为协调技术措施权和权利限制之间的冲突留有的空间。

四、结语

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任何权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平衡点。在数字环境下，版权法应当着力调整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版权人的技术措施权，又要保障社会公众分享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版权法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器，合理地构建起版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正是其价值核心之所在。

[参考文献]

[1][7]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131．

[2]郑成思．两个新的国际版权条约评介[J]．外国法译评，1997(4)：p72～77．

[3]李明德．美国正在审议通过实施WIPO两个新条约的议案[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346．

[4][澳]马克·戴维生撰，王源扩译．计算机网络通讯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评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1995年9月最终报告[J]．外国法译评，1996(1)：p60～66．

[5]王迁．略论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系统引发的法学课题[J]．著作权，2001(1)：p25～29．

[6]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p272．

[8]赵峰．隐私保护组织向美FTC指控WindowsXP和．Net[EB/OL]./news/buss/2001/07/30/54_51623_html,2001-07-30.Chinabyte.隐私保护主义者盯上微软的WindowsXP[EB/OL]．/20010726/1412302.shtml.2001-07-26.Chinabyte.隐私权组织将扩大对微软的范围[EB/0L]./20010815/1414366.shtml.2001-08-15.

[9][12]袁泳．数字版权[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二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33,p17．

[10][美]劳伦斯·莱斯格著，袁泳译．开放的代码、开放的社会[EB/OL]./vip/yy/0001.htm#_ft-nref62003-05-10．

[11][美]保罗·戈尔茨坦著，周林译．版权及其替代物[J]．电子知识产权，1999(6):p15～17．

①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的用法意在区别于TechnologicalProtectionSystems。学者认为，后者技术保护系统，重在强调与数字化环境整合及自身相互整合的一系列工具。然而，在一个缺乏有效的内外隔绝手段的开放式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中，这样的“系统”难以有效地运行。因此，前者“技术保护设施”的用法更合适。每一种“设施”都可以为信息化产品所利用。“设施”之间还可以互动。见Committee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Emerging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TheDigitalDilemma:IntellectualPropertyintheInformationAge,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2000,p.153.

①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Section1201(a)(3)(B).

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1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8条。

法律保护范文第2篇

「关键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主体/法律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各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宪法权利，（注：据《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中，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发表意见的自由”的国家有124个，占87.3%，发表意见的自由通常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专门规定了出版自由的国家有16个，占11.3%.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0页。）新闻自由则在许多国家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对言论自由做扩大解释时认为言论自由包括了新闻自由。学者们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差异已有较多论述[1]（P35-58），笔者在此只想重点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

（一）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

言论自由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一般是指作为个人的公民，如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每人均有以口头、书面及他种传播思想之方法自由表达思想之权利。”[2]（P2）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作为个体的公民，其言论表达的形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口头的言论自由一般包括说话、议论、争辩、演说、讲学等，这是自然人表达意见的特有方式（法人往往不具备这种表达能力），这种口头的言论又可以分为私下场合的言论（如说话、议论、争辩）和公开场所的言论（如辩论、演说、讲学）。有学者强调言论自由有口语化、公开化的特点，“是公民以口语的形式，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而不受干涉、约束和惩罚的自主性状态。”[1]（P41）确实，“公开化”是言论自由与通信自由的主要区别，“口语化”则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著作自由、新闻自由区别开来，但笔者认为，“口语化”是言论自由主要的、而非全部的表达方式，言论自由还应包括书面的表达。书面表达的言论自由，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但不应当包括出版自由，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我国）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列，说明两者不是包容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书面的言论自由是公民个人以除出版形式以外的其它书面形式表达的自由，如发言稿、手抄本、传单、小册子、未发表的论文或诗作、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注：“手机短信是一种特定的书面语言。是以手机为载体的文字、符号、图形，因而是一种书面语言，而非口头语言。公民、法人实施法律行为时，将内心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经常通过行为、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等方式，通过手机短信，可以实现法律主体用书面语言表达内心意思的效果，因而手机短信的书写和传达是一种表意行为。”见《手机短信是一种特定的书面语言》，转引自《法制文萃报》2003年7月21日第13版。）等。有学者认为出版自由包括著作自由[3]（P197），笔者认为，著作在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属于出版自由的一种，而在出版前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笔者赞同甑树青教授将言论自由的范围解释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的自由，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将言论自由列为公民政治权利的一种，学术界往往也予以认可，如认为言论自由只是“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通过语言方式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4]（P156），这种归类是值得商榷的。将言论自由的范围局限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显得过于偏狭。林来梵教授将公民的言论自由划归为“表现自由”，认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内容“包括政治言论、商业言论、学术言论、艺术言论、宗教言论等多种具体类型。政治言论的自由，可视为政治权利，然而其在日常生活中只占言论范畴的一个部分。”[5]（P163）笔者也认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固然包括了作为“政治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政治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最高境界，是言论自由最突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言论自由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此，人的其他言论，包括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言论，都应当是自由的，都应当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有非政治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一定有政治性言论自由，如人们可以有商业性言论，有议论文体明星的权利，有对身边琐事评头论足的自由，但可能不许评议政府，不能分析政局，尤其是不允许“对触及现存制度核心的问题持不同意见”[6]（P110）。而在一个有政治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一般也当然有非政治性言论自由，但这种“当然性”不能绝对化，并不是政治性的言论自由必然就会带来非政治性的言论自由，一个人可能可以批评总统，却不能批评他的老板，一个青年学生可能可以抨击时政，却不能和父母“顶嘴”。言论自由是人作为个体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意见往往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等等，作为公民个人可以议论国事，评议朝政，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社会在政治上摆脱专制统治的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这种政治上的进步并不能完全代替其他方面的进步，这种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也不能等同于其他方面的言论自由。在中国这样封建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即便公民有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也不等于在社会、单位、家族、家庭等领域就自然会实现言论自由。在“重集体、轻个人”的传统文化中，压制个人权利的可能不仅是国家，还可能有团体、组织、社区乃至家庭，我们不否认政治性的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它不是全部。

有学者认为言论自由的主体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还应包括不是本国公民，但居住、逗留在本国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即只要是“自然人”，就应当有言论自由，不论其身份、地位、资格如何，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外侨的言论自由不仅是指外侨有说话的权利，而且包括本国公民有听他们说话的权利[7]（P43）。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人，人有发表思想和意见的自由，这是人性使然，是人的本能，是人之所以成为自由人所必须拥有的自由。

（二）出版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

“在宪法成文的那个时代，‘出版''''指的是传单、报纸和书籍”[6]（P122），而现在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1996年修订之后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把“出版”解释为：“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至此，出版就特指书籍、音像作品的编印和制作了，而报刊一般已被''''新闻''''一词所囊括。”[1]（P47）笔者认为，新闻一词很难囊括所有报刊，有些报纸如《健康报》、《杂文报》等不一定与“新闻”有关，即便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许多报纸其内容也并非都具有“新闻”性质；至于各种刊物，其内容可能更多地是“旧闻”而不是“新闻”。因此应当说，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是交叉和部分重合的关系，出版自由中有一部分属于新闻自由，如大多数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的出版，这种出版自由就属于新闻自由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出版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新闻自由。还有一部分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如学术著作、教材、生活类的报刊书籍、专业工具书等的出版就与新闻无涉，它们有些可能更接近于著作自由、学术自由等。新闻自由中除了与出版自由重合的部分，即以刊登各种新闻为主的报纸出版外（这种新闻借助出版的形式来，是近代社会新闻的主要传播渠道），还有一些新闻，如电视、广播所播放的新闻节目，与出版有明显的区别，现代社会的新闻除了报纸以外，还可以、而且通常是更经常地以电台、电视台的途径来传播的，通过电台采访的方式只有声音没有文字，通过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既不是“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也不完全属于“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出版”。

出版自由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出版自由是公民（或外侨）通过出版物表达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如公民、出版著作等，与言论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但出版自由的实现是书面的文字（或绘画等）出版时不受非法干涉的自由，而言论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则只是停留在书面，并没有出版。也就是说，发表言论主要依赖公民自己的相关作为即可，出版作品则除了有公民自己的行为之外，还必须有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等的配合，出版商认为有出版价值才会予以出版，公民不能强迫出版商出版自己的作品，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借助出版商来实现的。

如果说出版自由的主体是个人时，它是“作者”的出版自由，（注：但作者不一定都是个人，作者也可能是集体，作为“作者”的出版自由其主体应包括个人和集体两类。）那么，出版自由的主体是法人时，它通常是“出版商”的自由。而出版商是以“法人”的面目出现的，出版商的目的不是、或主要不是出版自己的成果，而是出版他人的作品，是通过办出版社来出版一些社会所需要或出版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这时的出版自由是一种“开业自由”以及出版商有选择出版什么作品的自由。出版商作为法人又可以分为私法人和公法人，当公民个人申请办报纸、杂志、出版社时，在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后，此类报刊杂志社在法律上就具有了“法人”的性质，而不应当仅仅视作公民个人的行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流行的说法认为“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8]（P84），这是私法人。公法人又可以分为社会团体法人和政府法人，前者由社会团体主办，如工会创办的工人杂志、妇女界办的妇女报等；后者由国家主办，如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等。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的是，私人办报纸、杂志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团体所办的报刊杂志也相对较少，政府垄断了大多数出版社、报社、杂志社。而国外的出版业主要是私人性质或社会团体性质的，政府很少染指。在欧洲，由政府直接控制出版业是16——18世纪的事情，（注：16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给那些经过选择的驯服的人以独占经营的出版专利权，只要他们不危害国家安全，他们就可以从这种独占事业中谋取利润。17、18世纪代表政府的“官方”报纸，奉命把政府活动的真相告诉给人民大众，而把那些来自政府的控制以外的通讯工具的误解加以纠正。西欧在17、18世纪的“检查制”或允许有特许的、独占的报刊存在，或使私营印刷业和印刷受官方管理，17世纪末这个制度在英国消灭了。见[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1、23、24页。）“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提出论据与争辩的手段。……思想与消息必须有‘自由市场''''.”[8]（P4）自由主义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政府不得举办面向国内的传播媒介[1]（P160）。20世纪在西方兴起的社会责任理论虽然与自由主义理论有较大区别，但也认为，“报刊仍然必须有私人企业的基础。政府只有在特别需要和利害交关时，才出头干涉，并且还要谨慎从事。政府不应当以与私营通讯工具竞争或是消灭它们为目标”。[8]（P113）

（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法人”

新闻自由（注：何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48-158页。）的主体是作为法人的媒体，而不可能是个人。即便是私人报纸、私人电视台，也已经是以法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个人。纯粹的个人无权采访他人，无权制作新闻，而是需要经过申报、审批，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取得法人资格，方能成为“新闻自由”的主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特瓦特认为，“宪法的其他基本权利条款都是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而新闻自由的规定则是保障一种制度性的组织——新闻媒体。”“将新闻自由解释成言论自由，就会丧失其规定的意义。”“立宪者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分别规定，是因为他们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权利”。[1]（P180）西方的“第四权力理论”也认为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是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享有的，但新闻自由必须是新闻媒体才可以享有的[1]（P181）。

新闻自由应当是媒体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新闻是自由的，即不得阻挠媒体向社会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否则就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扰。同时新闻自由还必须是“新闻”的自由，即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是“报道”而不是“分析判断评论”事件，因此，严格地讲，新闻自由不属于“表达”自由，它不是“表达”意见，而是“描述”事件，“报纸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成为当代争论的旁观者而不是参加者。……新闻是单纯的纪事；意见必须与新闻明确地分开，在大部分美国报纸中，意见仅在社论版中表示”。[8]（P71）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和意见的专家、学者或一般民众，其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而不是新闻自由[1]（P41）。媒体通常借助公民的这种言论自由，尤其是其中专家学者的分析预测，帮助公众打开视野，更深入地了解事实真相，因此媒体的新闻自由和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往往是密切联系的。新闻自由可以帮助公众掌握信息，了解真相，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发表的言论往往能“引导”公众。当然，专业人士的这种“引导”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为防止对公众的误导，媒体应当避免只是采访某一种倾向的民众（让人们误以为大家对此事都是这样看的），或某一种观点的专家（让人们误以为这就是权威的全部观点），而应当采访不同倾向的民众、不同观点的学者，使公众对事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多方面的思考，否则媒体就可能误导公众，甚至“控制”公众。要有效地防止媒体控制舆论，除了媒体自律和必要的法制调控外，媒体之间的互相竞争、互相制约也非常重要，因此多家媒体、多种声音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可怕的祸患不在部分真理之间的猛烈冲突，而在半部真理的平静压熄。这就是说，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由于本身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9]（P55）

二、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

（一）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言论自由可以分为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米克尔约翰教授认为，“在宪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言论”，“宪法对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言论自由''''做了不同的规定”，“商业广告的宪法地位和一个说客为委托人的游说活动的宪法地位，完全不同于一个公民筹划公共福利时所发表的言论的宪法地位”。因此他将言论分为“公言论”和“私言论”，在私言论领域，即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保护的言论领域，政府可以施加控制；而在公言论领域，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领域，则不可以。他认为“第一修正案所关涉的言论自由与信仰、出版、集会和请求救济的自由有共同的旨趣，在立法限制的范围、甚至在正当程序的调整范围之外”，是“受绝对保障的公共讨论的自由”[7]（P28，16）。

对于非政治性的言论，即私言论，如果涉及到私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法律应当慎重对待，在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与另一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公平地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恰恰是在私领域的言论不受法律的绝对保护，而是只受到法律“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这种言论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个人的自由必须制约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9]（P59）

（二）对出版自由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出版自由有保护和规范双重作用，但对不同主体的保护和规范是不同的。对公民个人的出版自由，法律重在保护，公民在出版物中应当有真实表达的自由，尤其是涉及到对公权力的评议和分析，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以使其免受来自政府的打击，这是民主国家法律保护公民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职能；法律只是禁止公民在出版物中对另一个公民进行诽谤、中伤，因为根据平等原则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一个公民行使权利的界限应当以不侵犯另一个公民的权利为准。

对作为出版商的法人的出版自由，法律对其也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保护其充分地表达社会中某个公民或某部分公民的意见和愿望，尤其是保护他们批评政府的声音，以达到监督权力的目的。同时由于出版后的言论比单纯的口头表达传播范围更远，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因此法律加强了对它的规范作用，法律要求出版自由不能“越界”，但何为“越界”却是极有争议的问题。（注：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发表意见的权利”受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二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该公约第20条规定“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台湾学者刘清波先生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为国家安全、为社会公益、为个人法益、为非常时期所设的四个方面的限制。参见刘清波：《现代法学思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63-164页。）如出版商是否可以出版色情作品？是否可以刊登宣扬暴力、种族歧视的文字？这些在某些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内容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正常的、甚至有益的，法律应当以何者为标准？如果有人认为宣染色情、暴力的文字是有害的，为什么不予以反驳、用辩论的方式去论战，而一定要禁止、剥夺对方表达的权利？允许出版色情文学并不等于号召大家欣赏色情文学，允许出版种族歧视的观点也不等于鼓励社会的种族歧视倾向。自由社会允许出版和发表各种思想、意见和观点，其目的并不是要维护这些思想、意见和观点本身，而是要维护一种自由——表达的自由。在公共意见领域法律的责任主要是保护表达，而不是选择允许什么样的表达，禁止什么样的表达，至于哪种意见正确，哪种意见不正确，应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对于尚不完全具备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有些出版物显然是不合适宜的，但法律只是应当禁止它们进入未成年人的阅读市场，而不是完全禁止它们出版；在紧急状态下法律取缔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出版物，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紧急状态令一旦解除就应当取消禁令；至于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言论，美国联邦法院霍姆斯法官提出了著名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10]（P194-198），而米克尔约翰教授对这一原则用专章作了反驳[7]（P21-40）。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立法者一直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需要解决的法律界限问题。

（三）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强健而自由的新闻机构是对官方掩饰和虚假报道的一种聪明的限制。制宪者的最基本的意图是创立一个各权力机构之间互相平衡制约的制度；在对新闻界的错误得到有限制性赦免的情况下，新闻的政治作用看来是那一个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新闻本身具有灵活性和独特的范围以及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和报道秘密的行政部门的不法行为”。[11]（P264）

但媒体对舆论的“引导”甚至“控制”作用，使其具有了某种“权力”属性，（注：据香港现时的《防止贿赂条例》，香港三大电视台及三大电台均属公共机构，其雇员同属“公职人员”，所受监管远比私人机构严。季南都：《从香港廉正公署查歌曲排行榜谈起》，转引自《报刊文摘》2003年7月30日。在美国，“少数人控制报刊这件事本身，使报刊的老板和经理掌握着令人不安的权力”。见[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5页。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无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这一行业有着自身的利益。它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赚取利润、主导舆论、控制社会。为了维护这一利益，有时它会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言论、表达、出版和新闻自由，侵害他人的利益，如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等。”参见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94页。）而权力都可能被掌权者滥用，因而需要制约。权利和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因此都需要加以约束，但权利的滥用和权力的滥用，其后果是很不相同的。当媒体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时，法律对媒体加强规范就是必然的、必要的。

在新闻自由与各种利益相冲突时，它可能构成侵权，由于被侵权的对象不同，侵权的成立标准也就不同，法律调整的方式亦相应地有所差别，主要表现为三种：

其一，新闻自由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公民往往是较容易受侵害的一方，法律在此时应倾向于保护作为弱者的公民，防止新闻媒体这样的社会权力侵犯人权。我国有学者认为，“公民在保护自己的名誉权的过程中，有时将不可避免地要与势力强大的大众传媒做斗争。”[12]（P95）媒体的新闻自由不同于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带有权力属性的权利。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强调，公众的自由高于媒介的自由，公众拥有获得新闻的权利，即“知的权利”或“被告知的权利”。保护媒介的自由仅仅是为了保护媒介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不能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法律就不应该再对媒介提供足够的保护[13]（P34）。

其二，新闻媒体与国家权力的冲突。新闻媒体监督国家权力时，若与国家权力产生冲突，法律倾向于保护媒体。因为国家权力是社会的最强者，它随时随地都可能侵犯弱者，为了保护社会上弱者的利益，除了制度上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之外，民众的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而民众监督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媒体对政府所作所为信息的公布，“公布”即公开化，公开化本身就是一种制约。与社会最强者的政府相比，不仅公民个人是弱者，而且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也都是弱者，它们都容易受到来自国家权力方面的侵犯。新闻媒体往往是站在公众一边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而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的天平向弱者倾斜。当媒体与公民个人发生冲突时，公民是弱者，当媒体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媒体是弱者。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的杰佛逊先生曾说：“如果报刊损害了个人，就该受惩罚，如果伤害了政府的名誉，就不必负什么责任。”[8]（P5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判定，“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政府官员作为原告在新闻界诽谤案时，法院不得判其胜诉，除非他不仅能证明有关他的新闻报道的某些部分失实并损害其名誉，而且能证明新闻界的这一报道是出于‘实际恶意''''.”“这一判决将收集证据的法律责任仅仅强加于政府官员身上；而当诽谤的当事人为普通百姓时，原告则可按照州法获得赔偿。根据州法传统规定，只要原告能证明对他们的报道失实并有损他们的声誉，法院就可判原告胜诉”。[11]（P277）法律并不是一味地袒护弱者，而是适当地偏向弱者，（注：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确有诽谤之词时，是应当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的，只是在经济赔偿、举证等方面，可以较少承担责任。）这是基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事实证明，权力侵犯权利是极易发生的，而权利制约权力却先天不足，需要其他力量（如媒体、如法律）的支撑。如果允许权力干涉媒体，“检查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要掩盖可能对当政者不利的事实”。[8]（P58）

其三，媒体和公众人物发生冲突。在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大众的知情权之间，法律应当怎样平衡？笔者赞成将公众人物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12]（P106），对前者，由于其生活中的个性、习惯、作风、性格等等，都直接关系到其行使公权力时的状态，因此应当接受公众的评议和监督，法律在此应着重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公众人物是文体明星、先进模范或因某新闻事件而偶然成名的普通人，法律应侧重保护其隐私权、名誉权（他们向媒体自暴隐私是另一回事），公众对他们的隐私没有知情权，他们不是在行使公权力，他们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没有直接关系，不会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公众对他们私生活的知情权应以他们的同意为前提（他们愿意接受采访，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愿意通过炒作来提高知名度），而不应当强加于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众对他们私生活的兴趣反映了一种人性对他人隐私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多多少少带有猎奇、窥视等不健康心态。如果窥视邻居是非法的（侵犯了邻居的隐私权），而在媒体的帮助下窥视明星们的隐私为什么不受法律约束？媒体不能仅仅为了销售量而一味地迎合公众，去培养、挖掘而不是约束、遏止人性的丑陋面。笔者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公众对其他社会知名度高的名人的行为表现的关心是人的天性反映，新闻媒介对这些名人的评论报道满足了大众的求知心理，因而符合社会利益。”[14]（P600）事实上人的天性有善恶之分，一味满足人的天性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利益，弱化对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名誉权保护，必须有正当理由，而“满足大众的求知心理”（准确地说可能是猎奇心理）不是一个正当理由。媒体应当有社会责任感，有引导和教育人民的社会功能，“报刊有责任使公众耳聪目明，而不把公众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到无关紧要的或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去”，“报刊的任务是参与对个人的教育，同时防止政府背离初衷”。[8]（P33，P54）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做公众人物，就必须牺牲部分名誉权、隐私权，“因为他们已经从自己的角色中得到了足够的补偿”[12]（P107）。笔者以为，要求社会公众人物牺牲部分隐私权、名誉权的理由，不应是看他们已经得到了什么，法律并没有平衡某个人或某部分人得与失的功能，法律关注的是权利与权利、尤其是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之所以要弱化对政治公众人物的保护，是因为他们不但有名而且有权，可能在保护隐私的借口下滥用权力，从而损害百姓的权利；而对社会公众人物而言，他们只有名没有权，一般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如果硬要让一个热爱表演事业或某项体育运动但并不想暴光隐私的人，在自己挚爱的事业和公布隐私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未免有失公正。民众不能自持人多势众而侵犯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媒体不应助长公众的不良嗜好，法律不能一味袒护众人而牺牲个人自由。（注：在美国，自从联邦最高法院适用沙利文规则的原告的范围扩大以来，即政府官员扩大到那些从某些方面来说可归于“公共”范围的知名人士，那条“实际恶意”原则就越来越显得虚弱了。法律改革者们希望能够将诽谤诉讼中的两个部分区分开来，即允许原告，但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简单地为了一个司法声明，声明新闻界的报道不实。因为不考虑损害赔偿这个问题，所发表之物的真实性和虚假性便成为唯一的论题，被告的恶意或疏忽的问题也毋需被讨论。审判会变得迅速而经济，同时，受到不公正诽谤的原告能够确保取得那份说明他遭到不公正攻击的司法说明。[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6、29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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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护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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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护范文第4篇

现代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特别是自然人人格的解放，人们要求支配的私有空间日益扩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应尊重他人的私生活方式，维护自己的私人生活秘密不受侵犯。这种要求法律保护公民个人生活安宁的愿望经过法学家们的提炼升华，便发展成为公民人格权的一项重要权利――隐私权。

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存在的不足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隐私权保护仍存在不足之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立法上，我国的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比较零散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保护公民隐私权立法，且我国的各种法律均未明确包含“隐私权”一词。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认可和保护散见于各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中，内容缺乏衔接性、统一性。

未确认隐私权作为独立人格权

宪法、民法中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对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处理是以他人名誉是否受损为前提，把隐私与名誉放在一起。我们认为，尽管名誉权与隐私权有许多相似之处，有时司法实践中会有侵权竞合的现象，即一个行为既侵犯隐私权，又损害了名誉权，但二者有明显的不同。

从司法实践来看，隐私权和名誉权不分

由于我国民法通则未确认隐私权为独立的民法权利，因此，对于侵犯隐私权而引起的纠纷，也只能以侵害名誉为由提讼。但在某些案件中，将隐私权与名誉权扯在一起是十分困难和牵强附会的，处理因新闻报道引起的纠纷时尤其如此。如从正面报导一个非公众人物，并不侵害其名誉权(甚至是对其名誉有利的报道)，但是却可能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毕竟，隐私权与名誉权这两种侵权行为的动机、行为方式及结果也存在着差异，因而将侵害隐私权归结为侵害名誉权是不严谨的。

公民无准确权

诉讼法未赋予公民以隐私权受侵害为由提讼的权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法律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由于宪法、民法并未明确规定隐私权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也就未承认其实体权利的法律地位，而诉讼法保护的是实体权利，对于只具有“人格利益”法律地位的隐私权来说，它只能在以名誉权、肖像权等其他人格权力诉因时提讼，从中得到一定的司法救济，而不能以纯粹的隐私权受侵害为由提讼。

隐私权立法明显滞后。

现代社会不断向着高科技化，微型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设备在生活中无所不在，收集、分析个人资料的能力也将成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隐私权将面临极大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未来世界人类将无隐私可言。然而我国法律对隐私权极为有限的保护，早已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显得十分滞后。例如，在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上以及传媒对隐私权的侵犯等许多方面，法律仍然是一片空白。

加强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权利只有在法律的设定、保护下才能自由存在和行使，利益只有在权利受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实现。针对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还不成系统，很不完善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应形成以宪法保护为核心，以民法保护为重点，以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保护为辅助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具体说来，加强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宪法确认隐私权为公民一项独立人格权

宪法是其他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因此，加强隐私权保护，首先应在宪法中确认人格权的保护，并对几种主要人格权包括隐私权分别列举。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独立人格权，从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现状来看，虽然宪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都对隐私权的保护作了或多或少的规定，但隐私权未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通过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犯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因此，要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首先就必须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通过修改宪法，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独立人格权。

建立以民法为重心的隐私权保护体系

建立以民法为重点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民法是公民民事活动的基本依据，是保护民事权益的实体法。“维护人的社会主体资格，必须强化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体系。”首先，明确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建议我国在制订未来的民法典时，将隐私权明确地规定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突出“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其次，在民法中明确规定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方式，前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再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方式：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返还或销毁隐私权资料及物品、赔偿损失。其中赔偿损失应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即精神损害)的赔偿。

刑法中设立侵犯公民隐私权罪

我国现行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过于狭窄，条文中除了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个别行为应受到刑罚处罚外，对其他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处罚条款，这很不利于更有效地惩罚严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由于刑法没有规定侵犯公民隐私权罪，所以无法追究甲的刑事责任，而且，从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来看，把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是一种世界性的立法倾向。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都规定了侵犯隐私权罪、妨碍秘密罪或类似罪名。因此，应借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规定，增设“侵犯隐私权罪”。

加强对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

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国家、政府在收集、储存，运输、处理、利用个人信息过程中涉及公民隐私权的问题加以规定。比如“国家。政府可合法收集个人信息，但负有合法使用，保密的义务；未经公民同意不得对其个人资料非法利用和不合法公开；公民对保存在政府中的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范围。方式有知情权；对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公民有权要求有关机关、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加强隐私权的理论研究

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存在诸多不足，与我国的理论研究不无关系，相对于国外的隐私权理论，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是仍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为此，应当加强理论学习，加强与国外交流，这也是提高我国隐私权理论水平的必要途径，只有用成熟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建立起我国科学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加强理论研究也是摆在我国法学理论家和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我国，现今对隐私权之保护还主要局限于民法及侵权行为法领域，无论从保护范围，保护程度及手段上，现行法律所起的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大量的普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情形提供了方便条件。侵犯方式和手段更加多样化，使得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变得既迫切又因难。监听监视技术以及信息收集，传播技术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隐私、隐私权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可以说是刚刚起步，没有什么现成的可以照搬照用的东西，都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从理论到实际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保护个人隐私权任重道远。

法律保护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医疗隐私；隐私权；法律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格权利,隐私权涵盖了个人隐私的诸多方面；包括个人身份秘密、个人家庭秘密、个人生理秘密、个人心理秘密、个人社交秘密和其他不被公开的私人领域等。这些个人隐私信息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保护，然而在医疗卫生领域中，这种关注和保护却并不尽如人意，在我们的医疗实践活动中由于医疗机构对患者医疗信息的管理与保存上存在着不完善，甚至于对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的开放与利用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这些均可能导致大量的患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的泄漏，从而引发医患关系的冲突,在社会上也造成了较大的反响。早在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誓言"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1]就要求医者保守患者的隐私。根据我国宪法及民法精神，自然人对自己的个人隐私享有自由支配、不被公开并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那么在医疗实践活动中，患者对涉及其隐私的医疗信息也同样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

二、我国患者医疗隐私信息保护面临的法律困境

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特别是人们对于保护隐私的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对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在立法上的缺漏和司法上的不足使得患者医疗隐私信息保护问题成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尴尬问题。

1、保护医疗隐私和维护公益的价值平衡问题

人作为个体，其隐私应该是与公共利益无关并不被他人支配的个人利益。然而作为公共生活中的一员，每个人总会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不可能过着与公共利益毫无关系的生活。所以，在与别人交流时不可避免的会披露属于个人的某些信息，如在诊疗过程中患者把自己的医疗隐私信息告诉给医生。但根据隐私的绝对性特点可以看出，对于知悉他人隐私的人而言，并不因为此信息对其不成为隐私而可随意传播，还负有保守此信息的义务。[2]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上却经常出现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而牺牲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的案例。例如某些医院为宣传性病、艾滋病防治而侵犯患者的医疗隐私，部分检察人员在侦查案件过程中对其掌握的患者隐私不加注意而随意泄露，一些保险公司以推广保险服务为名在未经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其隐私披露给客户等。更何况我国在立法上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或范围并没有作一个明确的界定,从而致使许多掌握患者隐私的单位就有机会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侵犯患者的医疗隐私利益。

2、立法上隐私权的独立性问题

保护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就是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不受侵犯。隐私权在我国的现有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但是并没有被根本法宪法以及基本法民法确立为一项独立的人格基本权利。所以在受害人的隐私被侵犯时不能得到很好的救济，以致部分公众对我国法律持不信任态度。这显然是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缺陷，使得保护隐私权的力度受到削弱，也使得司法实践中似乎总会遇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因此，应将隐私权作为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行为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先行一步，但是仍没有明确，只是对名誉权的解释范围扩大，把隐私权作为一项内容。[3]目前，我国一些法学专家、学者普遍呼吁将隐私权作为独立人格权利在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对隐私权的相关内容具体化，使得隐私权真正受到法律的尊重，从而保护人们包括患者的隐私利益。

3、患者医疗隐私信息保护范围及方式问题

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就必然要保守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而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主要包括前文所提到的个人信息、疾病信息以及病历信息等等,对此不能作任意的限制或者扩张解释，更不得对其内容进行错误的界定。凡此种种,或是忽视合法正当的医疗隐私信息的保护，或是矫枉过正地误导民众对一些所谓的"医疗隐私信息"予以错误保护。诚然，我国对医疗隐私信息的范围没有一个明确的立法解释，并且在现实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不少人对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的含义及其内容还不够了解，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普及教育，使民众能够清晰而明确地知晓哪些医疗信息属于隐私范围，进而提高防范和保护意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采用何种法律保护方式也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地实现对医疗隐私的保护，一般而言，它分为直接的保护方式和间接的保护方式，国外许多国家对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保护都是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而我国目前还是通过间接保护的方式来完成的。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社会基本需求，在面临新的一系列保护难题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对保护方式的选择进行反思和取舍。

4、侵犯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责任问题

我国对于那些故意泄漏患者医疗隐私信息进而引起侵犯患者隐私权益的行为缺乏明确和严厉的法律责任规定，这样既不能很好对侵害人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又不能对其他人起到很好的预防警示作用。对那些严重侵犯患者医疗隐私信息已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对不法侵害人可以给予训诫、责令其悔过等行政责任，并要要求立刻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从而使得在刑事、民事、行政上对侵犯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行为责任都有一个较为明确而系统的规定，保证患者的隐私利益。

三、完善保护我国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建议

医疗实践活动中，患者对其医疗隐私信息享有隐私权利，而医方对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也必须履行保密义务。针对我国对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对完善我国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1、正确处理医疗隐私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医疗隐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个人利益，而公共利益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十分重要。患者可以控制其医疗隐私信息，也可以披露其医疗隐私信息，这就意味着患者有表达其意志的自由。从法理的角度来看，自由是人的最本质的需求，具有最高的法律价值位阶。所以，在医疗隐私与公共利益没有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以保护医疗隐私为首要任务，避免某些掌握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单位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侵犯患者的隐私利益。然而，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医疗隐私与公共利益往往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采取的方法就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即医疗隐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现实社会中，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人们似乎不管什么情形都习惯于强调维护公共利益，并以此为名"绕道"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忽视了患者的医疗隐私。公共利益并不一定总是优先于医疗隐私利益。当医疗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取舍的问题。而是要对其中所涉及到的各种价值进行衡量，根据具体情况，以使个案兼顾医疗隐私与公共利益双重利益，并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到既能保护医疗隐私，又能维护公共利益，从而达到最佳的价值效益。

2、立法上隐私权独立

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如果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性权利写入宪法，那么这将是我国宪法上的重要发展和进步。这样，隐私权在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中有了规定，那么保护患者医疗隐私信息就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只对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等权利加以规定，这些对保证自然人的民事主体是必要的。但是，通过上述权利对那些属于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就变得鞭长莫及。[4]因此，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格权利在民事基本法中加以规定成为必要。同样，我国《刑法》也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问题，更谈不上对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将保护个人隐私，当然包括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在刑法上通过追究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使其在刑事领域得到具体体现，那么这将为保护患者医疗隐私信息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为了体现宪法保护个人隐私的精神，希望立法机关采取行政立法就医疗实践活动中保护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惩处故意泄漏患者医疗隐私的行为加以系统化规定。

3、明确患者医疗隐私信息范围与保护方式

我国法律规定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是对于那些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信息的案件除外。虽然这是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但这项法律规定中所谓的"个人隐私"究竟怎么定义，其范围究竟有多大，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希望有关机关对其进行必要的明确的法律解释。相关医疗法律法规都应该对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范围作一个明确的界定，使得我国的医疗法律法规更加详尽。对患者的医疗隐私信息应当采取直接的法律保护方式，为了体现这点，立法上要加以明确规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更是要规范合理。只有保护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实施，使其从抽象的行为模式变为人们的具体行为，才能使得患者医疗隐私信息得到有效保护。目前，在部分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因没有具体的关于保护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条款援用，就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甚至会出现借"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名义来进行司法救济的现象。为了很好的对司法实践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准确衡量，我国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应当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使得司法机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格依法办事，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促进司法公正。

4、明确侵犯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责任

虽然我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对侵犯患者医疗隐私的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这只是对执业医师而言，对医疗机构的领导人员、病案管理人员、护士、护理员、病房卫生员、助产士、实习生、医学教学人员、新闻报道宣传人员、执法人员及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所接触的其他人员侵犯患者医疗隐私的行为的法律责任在法律法规上还缺乏一套完备而规范的制度体系。有关立法部门制定一套完整的保护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法规，对侵犯患者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责任的主体、客体、责任构成、责任方式等作一个详尽的规定，以便更好地保护患者的医疗隐私。

尊重和保护患者的隐私是当今文明社会医疗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有效利用与保护医疗隐私信息，是维护患者的人格尊严，规范医疗行为，树立良好的医疗道德风尚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对医疗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制度，对于完善我国人格权保护制度的有关立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孙慕义.医学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269页

[2]邱美艳.患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D].山东：山东大学，2003

[3]李丽娜.论如何加强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D].吉林：延边大学，第34页

[4]李丽娜.论如何加强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D].吉林：延边大学，第39页

法律保护范文第6篇

关键词：商标；域名；抢注；法律保护

随着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圆满落幕，中国奥运健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正当国人为奥运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欢呼时，却出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现象。从北京奥运吉祥物之后，“五福娃”的.cn域名和.com域名就先后被抢注。奥运期间，一些奥运冠军的姓名也被抢注成了互联网域名，更有“精明”的商家欲将奥运场馆“鸟巢”和“水立方”作为其商品商标申请注册。由于这些现象的出现，引发各类法律纠纷，也反应出我国在商标和域名的法律保护方面的一些缺陷。

一、我国对商标、域名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1、我国商标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对商标权的保护，我国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实施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商标印制管理办法》、《奥林匹克标志备案及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法律和制度上明确了商标权的保护框架。

尽管有诸多法律对商标权的保护做出了规定，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仍然出现大量商标抢注事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我国商标权保护的局限性。

第一，商标权的取得受到限制。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权的取得采用“注册原则”，即按申请商标注册的先后来确定商标权的归属，不经申请注册，就不享有商标专用权，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护，“注册”是形成商标专用权的唯一的法律事实。与此相对应的是“使用原则”，它是按使用商标的先后来确定商标的归属，谁最先使用该商标，谁就享有商标专用权。注册原则只是对最先申请商标注册者认定其享有商标专用权，这一制度的结果为商标抢注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受到限制。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注册商标需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往册申请”、“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懒商品为限”。申请人若只申请在一个类别的商标。不可能就自然拥有其余类别的商标，更不能禁止第三人申请其余类别的商标注册。这就为商标抢注行为提供了必然性。

第三，对驰名商标保护与国际惯例存在一定差异，为恶意抢注者提供可乘之机。虽然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在《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中均有规定，但因各国法律对此规定不一，而且驰名商标较之一般商标而言，能够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在这一领域的抢注事件也最为突出。我国《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因素：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但由于我国在司法和理论的实践不多，在认定标准方面与其他国家还未形成共识，与国际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当驰名商标在他国或地区被抢注后，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完全取决于当地国家的法律规定。

2、我国域名的法律保护现状及不足

迄今为止，我国针对域名问题先后出台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中国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关于审理因域名注册、使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其中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域名纠纷案件的案由、受理条件和管辖，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的条件，对行为人恶意以及对案件中商标驰名事实的认定等，都做出了规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2006)第九条之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其他恶意的情形。这一规定对恶意注册和使用域名行为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3、出现大量抢注行为的原因分析

第一，规范性文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仍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而且，我国目前尚无有关互联网域名的单行法律，《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中也没有对域名所产生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发生域名纠纷时人民法院没有审理判决的依据。

第二，审核程序不完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之规定，域名注册遵循“先申请先注册”的原则，即是说谁先申请谁就享有该域名的所有权。域名注册机构仅对域名注册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查，而不负责对该域名是否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进行实质审查。这一规定必然会导致域名抢注行为的频发。这也是为什么有企业名称、知名商标及标识、奥运福娃及奥运冠军姓名等被成功抢注为域名的原因。

第三，处罚力度较轻。从《商标法》、《法不正当竞争法》及《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恶意抢注和使用行为以及其他一些违法或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都比较轻，而域名一旦被抢注，特别是一些驰名商标或知名个人名称被抢注后，给恶意抢注者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的惩罚。在利益的驱使下，抢注行为便频频发生。

二、解决策略

针对上述商标及域名保护中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结合当前我国实际，加强对商标及域名的法律保护、完善相应立法体制，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一些解决策略。

第一，完善立法。我国是WIPO和WTO的成员国，那么，我国商标和网络域名的法律保护应在最大程度上与WIP0和WTO的精神和原则相一致，做到既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但是，对驰名商标和网络域名，我国还没有一部单行的法律来对之加以规定和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律体制的不足。完善立法，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和最终途径。

第二，细化对驰名商标的保护。由于商标抢注行为多发生在驰名商标领域，因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首先扩大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加大对我国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遏制抢注驰名商标的行为，但是，有时对外国人所有的驰名商标的保护过宽，相应的就会限制到国内经营主体的生存空间和其权利的行使。因而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不宜过分扩大，但也不可过于谨慎而缩小，应细化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和保护范围，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国际惯例，本着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达到对驰名商标的保护。

第三，加强域名注册申请审查。根据我国现行的相关规定，对域名的申请与注册程序相对简单，一方面可能有利于申请者的注册申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制度的缺失，必然会造成侵权行为的出现。对域名的注册申请，我们能否借鉴商标的注册审查制度，即增加域名注册申请的异议制度，加强注册审查，将域名抢注行为减小到最少，也有力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保护范文第7篇

1.隐私权的概念及内容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个人生活安宁权。个人生活安宁权，也称个人生活自由权。即权利主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或者不从事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不受他人的干涉、破坏或者支配。

（2）个人生活信息保密权。包括所有的个人信息和资料。诸如身高、体重、女性三围、病历、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生活经历、财产状况、婚恋、家庭、社会关系、爱好、信仰、心理特征等等。权利主体有权禁止他人非法使用个人生活信息资料，例如，未经权利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人披露权利人的身体上隐秘的缺陷；不得占有、阅知权利人私生活信息的物质载体，如翻阅他人的日记本、存折等。

（3）个人通讯秘密权。权利主体有权对个人信件、电报、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的内容及号码加以保密，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窃听或者查阅。

（4）个人隐私使用权。权利主体有权依法自己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隐私，并有权决定使用隐私的方式，任何人或者组织不得非法干涉。例如，使用个人的生活信息资料撰写自传、使用自身形象或形体供绘画或摄影的需要等。但隐私的使用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有悖于公序良俗，即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限制。如权利主体不得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身体上隐秘部位的缺陷或使用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制作物品。

2.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现状

（1）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方式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保护。即法律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包括对隐私权的内容、性质、责任构成、侵权方式、赔偿范围等都作了详尽规定。当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以把侵犯隐私或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院，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二是间接保护。即法律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公民个人的隐私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只能将这种损害附从于其他诉因，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

从以上两种隐私权法律保护方式上看，间接保护方式在保护力度和范围上，远不及直接保护方式。目前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方式就属于间接保护。对于隐私权，我国还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律制度，或专门立法，只是从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释上零散的规定加以保护，如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及其它法律法规里都作了一些保护性规定。这非常不利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2）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中也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公民隐私权。如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等。这些规定确保了人们的人格尊严，也就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如民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再次强调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追究侵害隐私权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的。如新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和侵犯通信自由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侵犯了公民个人生活安宁权和私人信息保密权。刑法中设立的这些条款，都是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延伸，为保护公民隐私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刑法保障。

在诉讼法方面，我国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但对于有些涉及到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案件，我国一些程序法又规定了不适用公开审理的情况，从而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如民诉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我国对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除了宪法、民法等法律规定外，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有对隐私权的保护。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也作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权益规定。诸如此类的规定，都体现了我国法律体系对隐私权的保护。

然而，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还存在许多缺陷，如隐私权不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隐私权被侵害，只能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提讼，这不利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因此，在隐私权的立法和司法方面有待于完善。

3.对完善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1）对隐私权直接立法保护

目前，虽然我国宪法和许多其他法规都有零散保护隐私权的内容，但是，要系统地对隐私权加以保护，不是它们所能胜任的，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可操作性也不强。所以，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达到健全我国隐私权法律制度的保护，充分保护自然人的人身权利。笔者建议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分离，成为与名誉权、肖像权等并列的权利，即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因为，隐私权和名誉权虽然在事实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它们彼此也有不容忽视的不同之处，应当从法律上确认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制定《隐私权保护法》，使其成为与《婚姻法》、《保险法》、《票据法》等相平行的民商法规。同时，未来隐私权的内容也应当在生活安宁和生活秘密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扩张，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而将一些新的隐私利益纳入其中，予以保护。如强化对网络隐私、手机隐私、公众人物隐私、弱势群体隐私等专业化法律保护。

（2）明确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

侵犯隐私权行为被认定后，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将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进一步明确、完善，公民的隐私权利才会得到切实的保障。而我国目前法律中对侵犯隐私权的界限与责任规定很模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的“造成一定影响的”表述很难操作，究竟什么情况下才算造成一定影响，没有一个可依据的标准，这些都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予以细化。设立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自动放弃那些导致法律责任的侵权行为，起到预防的作用；另一方面为司法机关惩治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提供标准和依据。

（3）规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

知情权属于公权力的范畴，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包括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其中社会知情权包括对涉及公众人物的各种信息和社会新闻事件的知悉。公众人物，是指包括政府公务人员和各行各业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政府公务人员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私事，它不受隐私权的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对于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应考虑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特定时期良好道德的化身、人们学习的榜样，如英雄、劳模等，对其隐私进行限制，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于公众人物拥有的与政治或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设限及限制的具体规则，仍然是人格权法上应予明确的问题。

（4）制定完善与隐私权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

隐私权涉及到公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要及时制定和不断完善与隐私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职业道德法》等。对收集、储存、传递、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过程中涉及公民隐私权的问题加以规定，并规定相关的民事责任。尤其在特殊服务领域，如医疗服务、心理咨询服务、诉讼服务、审计服务等强化对服务对象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并明确其侵权责任。例如，在《新闻出版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内容，并在公民个人隐私权与新闻出版自由及社会公众监督之间界定界限。这样以来，新闻采访者在工作时，既要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又要把握好分寸，超过必要的限度就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5）完善刑法立法，加强对侵犯隐私权犯罪的惩治力度

作为最为严厉的法律，只有在刑法中规定侵犯隐私权等相关罪名，才能为维护公民的隐私权提供最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只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二百五十三条中规定了对公民私人信件的隐私保护，可见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是十分狭窄的，建议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侵犯公民隐私权罪”，让罪名的成立客观上应以达到“情节严重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程度为构成要件。并尽可能详尽地规定诸如第二百五十二条、二百五十三条等法条所规定的具体罪名和刑事责任。将隐私权保护纳入刑法领域，是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向，加强了对侵犯隐私权犯罪的惩治力度会使人们更自觉地尊重他人隐私，保护他人隐私。

法律保护范文第8篇

一、配偶继承权的历史发展

配偶一方死亡，生存配偶享有继承权，这一制度在古罗马就已产生。赋予配偶继承权采取男女平等主义，只是近代法律思想的产物。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继承立法仅承认丈夫对妻子遗产的继承权，排斥妻子继承丈夫的遗产。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继承立法虽然规定夫妻之间互有继承权，但对配偶的继承权特别是妻子行使继承权进行种种限制。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把配偶继承遗产视为“不正常的继承”。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继承立法大都确认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遗产，但仍有少数国家限制妻子的继承权。社会主义国家贯彻的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继承立法具有进步性的标志之一。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配偶应继份额已大大增加，配偶的继承权地位也已大大加强。例如几内亚，原本不承认妻子的继承权，现在也确立了妻子的法定继承权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新颁布的继承法，将配偶的继承份额由原来的四分之一增加到了六分之五。

二、加强配偶继承权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配偶共同创造家庭财富，共同承担养老育幼的义务。当一方死亡后，生存方对原本应由双方承担的义务一人承担，负担过重。因而，只有对配偶继承权予以法律保护，才能保证家庭养老育幼职能的继续进行。

有人认为，我国继承法规定分割遗产前先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划分一半归生存方所有，其余部分作为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这样的规定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就相当充分了。但我们必须明白，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为双方共同所有，一方死亡，生存方先取得的一半财产，是其于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自己应有的财产，倘若将此与遗产并列，视为对生存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实属误解。

三、我国配偶继承权法律保护现状

我国《继承法》规定，配偶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且将配偶列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表明我国非常重视配偶继承权的法律保护。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关配偶继承权的法律保护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配偶继承的立法上，配偶的继承份额较小。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配偶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在与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一起参与继承时，与其他继承人享有平等份额。这样，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越多，配偶的继承份额就越小。配偶的继承在死亡一方留有多个子女和父母的情况下就非常不利。

其次，我国继承法缺乏有关配偶对被继承人家庭用品享有先取权及对住房享有用益权的法律规定。法律如果不对其予以规定，可能致使被继承人的其他继承人要求分割诸如住房、家庭用品等遗产时，配偶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再次，我国继承法对配偶特留份权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赋予配偶特留份制度有利于对配偶、子女等近亲属的抚养和社会利益的保护，避免遗嘱人以遗嘱的方式逃避本该由其财产承担的对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抚养的义务。

例如，2001年四川泸州市发生的因丈夫将其遗产的一半赠与第三者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争论。按照我国的继承法，公民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丈夫当然就可以将遗产赠与第三者。这种对遗赠毫无限制的规定使得配偶的继承权得不到法律保护。虽然该案最后以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违反《民法通则》第17条“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而撤销了“遗嘱抚恤金”部分的赠与，但该案留给我们的思考无疑是立法应对我国的遗嘱赠与做出限制，以避免被继承人滥用权利而随意剥夺配偶一方的继承权。

与之类似的还有发生在上海重婚丈夫杨某继承了被其抛弃二十多年的妻子遗产的个案。依据我国继承法，重婚并不在导致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四种情形中，所以即使杨某存在重婚行为，也不影响其作为配偶享有遗产继承权的事实。虽然《继承法》中没有明确将重婚行为确定为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但依据《继承法》的整体立法精神和公序良俗的基本法律原则，重婚行为应当成为配偶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之一。

四、完善我国配偶继承权的法律保护

首先，配偶的继承顺序，应承认配偶为法定继承人，但并不把其继承顺序固定，而让其与任何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死者血亲的利益，可以防止在死者只有兄弟姐妹等近血亲的情况下遗产全部被配偶取得，而死者的血亲属一无所得的情况发生，也可解决我国规定的在死者存在生存的直系亲属时，配偶继承遗产较少的现状。

其次，建议立法规定：在一方配偶死亡后，生存配偶对被继承人的家庭用品享有先取权，对住房享有终身的用益权。在生存配偶死亡之前，不得对被继承人的住房及家庭用品进行分割。在生存配偶死亡后，其享有的家庭用品由配偶的继承人继承，享有用益权的住房由先亡配偶的法定继承人继承。

再次，配偶遗嘱继承中享有特留份额的制度。规定被继承人的遗嘱不得剥夺配偶的特留份额，遗嘱人采用赠与方式规避特留份、必遗份的行为无效，以确实保护生存配偶的利益，以及完善配偶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

法律保护范文第9篇

[关键词]地理标志 法律保护 制度完善

一、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概述

人类对地理标志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代。如,古埃及砖石上的工匠标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标记。19世纪后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贸易的全球扩张,一些欧洲国家开始认识到地理标志作为国家遗产的重要性,它们建立了一个有关地理标志保护的体系,这个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1919年法国率先制定了《原产地名称保护法》,开创了以专门法保护地理标志的先河。1891年《马德里协定》、1958年《里斯本协定》等,均对地理标志问题作了相应的保护规定。1994年底缔结的《TRIPS协议》,正式将地理标志列为一章,与商标、版权、专利等并列作为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在WTO的协议中要求所有成员必须对有地理标志的产品给予共同的保护和认同,加强了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力度。而在新一轮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地理标志又被列入讨论的议题。

二、地理标志的概念和特征

地理标志的定义曾有很多种表述,在未统一地理标志的概念之前,地理标志又称原产地标记或原产地名称、地理标识。我国《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将地理标志定义为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地理标志一般包括以下要素:第一,地理标志标识的是一个地方、区域或国家的地理名称。第二,地理标志表现为名称、标志或其它识别性符号。第三,地理标志体现商品的质量、声誉或其它特征。第四,地理标志所标识的产品质量、声誉或其它特征完全或主要取决于商品的地理来源。第五,该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第六,必须为商业性使用。结合地理标志的要素,可以对地理标志作出如下定义: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的加工、制造或生产来源于某个地方或国家,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品质、信誉或其它特征,主要取决于该地理区域的地理环境,包括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商业识别标志。

关于地理标志的特征问题,学术界分歧很大。虽然学界对地理标志定义各有不同,然而主流观点对于地理标志的特征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地理标志与商品及商品原产地有关,地理标志是一种无形财产,地理标志不属于某一个人所有。本文认为地理标志有三个的特征:第一,客观性;第二,保护的永久性;第三,不可转让性。

三、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及其分歧

在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建立之初,各国主要根据本国法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由于侵犯地理标志权的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地理标志所属国,也可能发生在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所属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于是在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主导下,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制度就出现了。

在地理标志保护的问题上发达国家态度反差巨大,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存在严重分歧,而发展中国家则依据各国国情归属于美国与欧盟两大阵营。由于各国存在巨大分歧,使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关于该问题的进程陷入停滞。在地理标志保护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成为地理标志保护达成统一规定的主要障碍。

四、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2008年2月起,我国运用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保护地理标志。我国形成了由国家工商局、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三个部门对地理标志进行管理、保护的法律体系。立法模式设计的缺陷使得三种保护制度运行难以协调,管理地理标志的三部门存在管理错位、缺位现象,也使公众对我国现行保护制度无所适从。

五、完善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对策

对于我国选择何种立法模式,有关部门和学者尚未取得共识。国家工商局主张运用商标法律制度保护地理标志,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部主张运用专门法保护地理标志。

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在设计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时应考虑哪些因素?本文认为在设计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时应考虑四个因素:一要立足国情。二要应保尽保。三要确保保护地理标志的各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四要与国际接轨。

我国在选择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立法模式时,可以借鉴普通法系一些国家的立法经验,比如可以借鉴美国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行”的立法建议,运用商标法律制度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保护地理标志。在实际操作中,以商标法保护地理标志为主,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地理标志为辅。这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现行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协调保护地理标志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

六、结语

地理标志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TRIPS协定》的规定,某个地理标志要在WTO成员国获得保护,首先必须在其来源国获得保护。因此,完善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不仅有利于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还有利于我国地理标志在其他成员国获得保护,并且有利于在地理标志国际谈判中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急切需要我国立法部门进一步完善有关法规,建立健全、合理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相关部门加强对地理标志的法律监督和管理,提高全社会的地理标志保护意识,使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王笑冰.论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法律保护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商号 字号 法律保护

一、有关商号的概念

理论界对于商号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商号是企业名称或者个人姓名，是商事主体为区别与他人的营业，表彰自己形象而设立；另一种观点认为商号与企业名称不同，只是企业名称的一部分。上述一系列对于商号概念的分歧源于我国现行商号法律制度对于商号、字号、商业名称、企业名称的法律界定不统一，有些甚至相互矛盾。笔者认为作为对商号进行法律保护的前提，法律应该对商号的概念予以统一的界定。对其界定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企业名称中不应该包含个人合伙和个体工商户，而商业名称则可以同时包含个人合伙、个体工商业以及企业的名称；第二，商号不同于企业名称，企业名称的外延大于商号，商号应为商业名称的一部分，并且作为其核心要素来使用。

二、我国商号法律保护的现状

（一）商号保护的立法现状

我国法律对于商号保护起步较晚，散见于《民法通则》、《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五个法律法规中。

（二）商号保护的缺陷的具体分析

1、企业名称分级注册和企业名称排他效力限制制度的不足

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规定，我国企业名称采用分级注册的管理制度。这一体制极易导致对不同地区商事主体商号权的侵犯。

2、商号与商标权的权利冲突

不同的管理部门、不同的系统进行的并行分别的管理保护导致了两种权利的冲突。二者的冲突在实践中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其他企业的商标作为自己的商号使用；二是将其他企业的商号作为自己的商标申请注册。侵犯的知名企业的商号或者商标的使用权，同时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三、商号保护的法律构想经过对我国现行商号保护相关法律缺陷的分析，结合各国对于商号保护的立法经验，建议构建多层次的商号保护法律制度的。

（一）在国内法方面，要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改革和完善

1、完善企业名称的分级登记体制去除商号专用权保护的行业限制

首先，针对企业名称分级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有著作提出要通过实行全国统一的登记制度来完善，即所有的企业名称登记都由国家工商行政总局负责。笔者认为，在保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注册登记的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的商号数据库，实行全国联网，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已审查的商号在数据库中公布、备案，以备统一检索、审查的改善方式可行性较强。其次，废除商号专用权保护的行业限制，扩大保护的范围。

2、避免商号与商标权的权利冲突

避免商号与商标权的冲突，需要法律对他们进行一体保护，但是考虑到不同商号使用范围以及效力要求的不同，应该分层级加以区别保护。一方面对于驰名商号和商标要给予相互领域保护，禁止相互使用；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商标、商号把保护请求权给予商事主体，将侵权认定权给予法院。

（二）在国际法方面，要注重商号的国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