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法律教育范文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公平，思考

留守儿童教育公平是各级政府、社会、学校、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家关心下一代教育过程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对留守儿童能力的提高和其一生的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推进教育公平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对提高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进入了以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发展期，随着户籍制度的良性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就业，产生了农民工子女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但是由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但却无法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待遇，其中包括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利。农民工的非市民化待遇导致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无法实现举家迁移，大批子女由此被留在农村生活和学习，称为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教育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理想化模型，是社会学中所说的价值中立，绝对的公平其实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而留守儿童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地方政策之间、留守儿童之间、学校教育之间、不同留守儿童家长之间，在儿童教育公平占有公共教育资源上、儿童对教育资源共享上，从学前的起点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其实都存在很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接受的教育与城市儿童存在显著差距，实际上形成了未成年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状况。需要国家的政策的照顾和法律的保障，否则，留守儿童的教育与其他儿童的教育差距越拉越大，教育两极分化现象将会逐步加剧。

对法律制度的研究，就是在法律的保护下，保障留守儿童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充分实现教育的平等化，使留守儿童公平的享受应有的权利，从而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所以对留守儿童的一些法律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留守儿童教育公平的问题表现

民族地区相对比较落后，经过多次调查对比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主要表现为：学习成绩与城镇相比较有很大差距，城乡学生成绩差距明显。一些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关心比较少，家庭教育弱化、家庭教育功能退化，家庭成员教育意识淡薄。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这个重要环节，导致留守儿童的学习出现问题，一些留守儿童对学习缺乏自觉性，作业不能按时完成，有的逃学、厌学，在学校表现的纪律性差，心理失衡等，这样增加了学校教育的负担和不必要的教学压力，进一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孩子的健康成长。由于不能接受良好的的教育，并受到社会不良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在小学毕业后即流向社会，成为新的低文化素质劳动力。

如何保证农村留守儿童公平地接受教育，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必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主要问题，目前，政府和社会都还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既是教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更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紧迫任务。

三、留守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法律制度研究

在专家、学者研究了父母外出务工就业对农村留守儿童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不少学者都针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进行了相关研究，笔者重点从法律制度研究，提出保障留守儿童教育公平的措施：

1、加强立法以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平等教育权及平等的发展权，实现留守儿童的最大利益。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自然条件差，地区性贫困，农村教育相当落后，教育资源比较落后，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相对较差，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而相应的立法空缺，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根本保证。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需要进一步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机制。因此，加强立法保障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尤为重要。

2、当地政府根据本地留守儿童的具体情况，需要制定相关留守儿童的法律保护制度，对《义务教育法》进行补充规定，如增加留守儿童义务教育的法律保护措施，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水平，加强学校的责任感，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其向着良性和协调发展，让留守儿童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的环境。同时农村孩子进入城镇学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然而他们还需要交很高的插班费才能入学，从法律制度上为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就读扫除障碍。当地政府完善对留守儿童的法律服务机制，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重点加大对监护人及事实监护人法制宣传和教育指导力度，强化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及事实监护的责任和法律意识，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多文化不高，法治环境建设滞后，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强化法定监护人责任，提高监护人及事实监护人自身的素质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还要提高农民工的思想认识，教育农民工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责任，完善委托监护制度，促使他们和监护之间的相互沟通，如何更好的促进和保障孩子的教育问题，保障留守儿童的公平教育法律权益。通过农民工和监护人的相互配合，教育好留守儿童。

4、打造保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社会软环境，要依法维护好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应当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是教育好留守儿童重要保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教师、家长分别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它们承担着不同的教育职能。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学校是留守儿童的主要教育环境，社会承担着一定的责任。所以说，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教育法律软环境的建立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政府各部门应当相互配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公平教育，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

四、 结语

留守儿童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办法是多方面的，教育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在研究并且产生了一些既定成果，但这些研究还没有付出实施，还需加强从理论转化为实际。作者从法律制度方面提出相关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建议，从法律保护的平等发展权出发，为农村发展塑造和培养大量的合格人才，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确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并真正实现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潘碧霞 《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J]法制与社会， 2009;(30).

（2）苏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与制度保障》[J]中国教师，2008,4.

（3）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 号)[N].中国教育报,2006-4-28.

（4） 孔炜莉 《宁南山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与思考――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为例》[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5）陶红 、马凤仙《宁夏留守流动儿童现状的实证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11月第6期

（6）张琳《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州学刊，2009年05期

（7）贾勇宏：《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基于中部地区三省九县的查》.，

2011年6月5号访问

相关说明及作者简介：

项目基金：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处科研创新项目《法学视野下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研究――以宁夏海原县为研究对象》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ycx11034

项目负责人：杨旭

作者简介：①杨旭，男，回族，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特殊儿童;教育权;特殊教育;早期干预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1

一、发达国家特俗儿童教育现状介绍

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其特殊儿童教育事业均走在世界前列。其已有的有关特殊儿童教育研究在以下方面为本课题有所支持：

第一，倡导特殊儿童应像普通儿童一样被尊重并接受教育。美国国会在1997年重新授权的《残疾人教育法修正案》中提出：残疾人是人生经历自然的部分，绝不用减少个人参与社会为社会做贡献的权利，适当的教育服务，会使残疾儿童与普通儿童一样，尽可能过上有创造性的、独立的成年生活。

在美国，其专门的特殊教育学校很少，绝大多数的残疾儿童都是在普通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在“普通公立学校设立特殊教育服务”的理念早已渗透到美国各个普通学校。此外，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与美国相似的对待特殊儿童的受教育问题：英国，约有120万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其中仅有2%的残疾程度严重的儿童在特殊教育学校接受教育;日本，从70年代开始就在许多普通幼儿园设立了特殊教育班级，并在一些特殊学校设立幼儿部以实施特殊儿童早期教育。

第二，就特殊儿童教育权利的保护主要有以下经验：①将对特殊儿童的鉴定评估工作纳入立法范畴，并制定一套规范化的鉴定评估细则，以保证各个环节的法律责任;②重视家长与家庭的参与;③注重对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0～7岁是个体神经系统结构发展的重要时期，若此时能给予特殊儿童个体以恰当的教育，将会有利于个体机能的重新组合。

第三，不断淡化“特殊”与“普通”的区别，很多法案的重要条款都是在给已鉴定为残疾儿童的儿童提供合适其个人康复和发展的教育计划并极力提倡对其实施主流教育，特殊孩子“普通化”的理念深入人心。但我国对于特殊儿童的认识与接纳程度还有待提高，特别是针对特殊学龄儿童问题，接受学校少、缺乏相应设施的投入。

第四，已将对特殊儿童的鉴定评估工作纳入立法范围中，并制定了系统化规范化的鉴定评估细则从而保证评估工作在各个环节上法律责任。但我国在这个领域立法仍相对落后，我国特殊儿童的鉴定以及评估工作都缺乏法律的有效支持，评估系统不完善。

发达国家的特殊儿童教育研究以及教育权研究均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完善的立法技术还是实践中有助于特殊儿童接受适当、良好教育的各项举措，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二、西安市特殊儿童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初探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加大了对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的投入，各地方政府也响应国家这一号召，不断加大对地域特殊教育学校的改建和扩建工作，笔者查阅了自2009年至2014年的我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陕西省的特殊教育学校数量每年都有所增加，接受的需要实施特殊教育的学生总数亦在逐年增长。

西安市政府在此问题上也做出努力。但是，由于我们的特殊教育工作起步较晚，必不可免存在诸多问题：（1）西安市目前的特教学校种类太少，只有针对盲、聋哑人、智障儿童的特教学校，而其他需要特殊教育又无法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儿童面临无学可上的境地;（2）特殊教育资源分布不科学，一些较偏远地区的特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人数过少，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而一些较好的特殊教育学校又因规模太小而不能容纳更多需要特殊教育的学龄儿童;（3）特殊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比普通儿童更加需要关爱和更多的照顾，特教教师比普通教师付出的劳动更多。但因为国家开设的特殊教育专业较少，招生规模也有很大限制，故从事特殊教育专业培训并走上特殊教育岗位的教师就更欠缺;（4）接收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学校数量太少，加强随班就读教室的相应特殊设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西安市幼儿园接收程度轻微的特殊儿童入园仍是空白。目前，根据省教育厅的《关于全省特殊教育学校创建附属幼儿园的通知》，我市将第二聋哑学校列为首批唯一创建试点单位。但是，面对身体健康状况复杂的特殊幼儿群体，聋哑学校只是解决了一部分聋哑幼儿的早期引导与教育问题，而如自闭症、多动症、智力障碍等儿童的早期教育依然仅靠家庭教育这一种途径解决。

三、如何完善西安市特殊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在该问题上所持态度以及制度现状，再结合西安市特殊儿童教育目前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对如何完善西安市在特殊儿童教育中存在问题，笔者现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增加特殊教育学校的种类，让更多的类型的特殊教育儿童能够接受相应的教育。

第二，更新观念，提供适合不同类型特殊儿童的教育方式。

第三，健全特殊教育教师的资格制度，建设高质量的特殊教育教师队伍，让特殊儿童接受到行之有效的特殊教育。

第四，建立我市有关特殊儿童的专业鉴定机构或者指定权威医院承担鉴定工作并出具权威鉴定报告，确立家长在特殊儿童鉴定评估工作中的权利（5）加强特殊儿童家长的特殊教育参与度，确立家长在教育过程中的参与作用;（6）完善并细化特殊教育机构、随班就读学校等校方对特殊儿童的照顾注意义务并明确其相关法律责任。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公平；户籍制度；教育财政体制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一点四亿，占到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80％是农民工，2000万是儿童，这些数字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群体，流动儿童同样构成我国儿童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群体逐渐成为社会关注和帮助的焦点，而农民工兄弟除了承受边缘化、拖欠工资、生活条件恶劣等不公平甚至不合法待遇外，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子女的抚养与教育。

对于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流动人群一般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带在身边。让其随父母一同“流动”，其二是寄居在亲属家中——多是随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因此形成了两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我国的教育制度、户籍制度、未成年人保护等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和挑战。比较而言，“总体社会化结果上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

虽然根据初步的调查结果，相比于留守儿童来说，流动儿童可能会比较幸运一些，但是流动儿童在教育、卫生、安全、住所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尤其以教育问题最为严重。流动儿童能不能进流入地学校正常上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工、政府及其他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现阶段及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笔者根据我国现阶段具体状况把流动儿童大致分为高收入家庭流动儿童与低收入家庭流动儿童。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多在办学条件比较好的公办学校、私立学校等就读，受到家庭流动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这类人员并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

按照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就是说一般6(或7)岁至11(或12)岁儿童应在小学接受教育，12(或13)至14(或15)岁少年应在初中接受教育，否则被视为未在正常年龄接受义务教育。分析发现。全国流动儿童中(表5)，6～9岁的学龄流动儿童“未上过学”的比例(25.9％、4.1％、1.8％和1.2％)均高于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分别为21.1％、3.5％、1.6％、0.9％)。这说明我国流动儿童的就学情况不容乐观，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而教育公平的核心就是“教育机会均等”。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当前中国教育问题依然突出，其中在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流动儿童的教育成为了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以下从户籍法律制度、教育财政法律制度，私立学校监管法律制度三个主要方面分析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困境以及解决方案。

一、户籍法律制度的缺陷

首先是众矢之的：户籍制度。可以说在我国户籍制度是当前社会分层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动，避免引起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交通、住房等一系列问题，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标志着我国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进行严格限制的开始。我国的户籍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财政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城市之间的二元结构”。户口登记本来是一种行政确认，确认公民的合法性。而我国的户口登记制度却成了一种行政许可，成了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凭证。一个人一出生就已经站在了不公平的起跑线上。

尽管户籍制度被社会口诛笔伐。但近期内仍然没有完全改变的可能，因为这意味着要彻底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就象有关专家指出的一样，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

户籍制度的限制作用并没有对未成年人特殊对待。首先体现在儿童义务教育的就学上，例如：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这表明户籍成为义务教育入学的重要依据，不具有居住地户籍的人儿童想要在居住地就学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其次。户籍制度对于儿童的升学产生极大障碍。如：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明确指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以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期年限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以及报名条件、时间和有关条件作出具体规定。高考招生仍旧是以考生户籍为主，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在升初中、高中的时候受到了“边缘人”的尴尬待遇。

在充分意识到流动儿童面临的户籍难题之后，1998年3月2日，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公安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第七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也可入打工子弟学校、全日制公办中小学附属教学班(组)以及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接受义务教育”。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精神进一步具体化，使其具有了更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更重要的是，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户籍的限制作用也被弱化。但是，相应的其他配套制度并没有得到改变。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有限等原因，流动儿童仍然无法平等享受教育机会。以北京为例，2005年底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达到357.3万人，需接受义务教育段的流动儿童37.5万，其中23万在公办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约占62％；还有13万多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虽然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都已经根据国务院的精神，颁布和实施了一些烈措施进行扶持和帮助，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滞后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公平就学的需求。

二、教育财政制度缺陷

据调查，大多数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时都会被要求缴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2000元到5000元不等。对于许多收入比较低的家庭来说，这一笔借读费无疑成为孩子上学相当大的阻碍，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流动儿童的失学率比较高的情况。根本上来讲，这是由于我国教育财政体制造成的。

2006年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也就是说我国儿童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仍然是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而且对二者的比例并没有具体规定，实际上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一种分散管理为主的投资配置模式，即“分级管理、分级办学”的义务教育体制，义务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它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的资金筹集与分配中一般仅占有较低的比重和份额。第二，地方政府，在资金筹集方面占的比重比较大。城市中、小学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市财政负担；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由县、乡财政负担：省政府只对中小学教育提供有限的专项补助。第三，筹集一部分社会资金，并由学生家庭负担一部分。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由于地方财政对于义务教育经费的筹集负有主要责任，不可避免的流入儿童就被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者视为对当地教育资源的竞争者，而且大量儿童的流入确实也给流入地政府带来不小的财政压力。流动儿童离开了户口所在的地区，由于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补贴，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没有落实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及任务。这就导致了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入学要以交纳高额借读费、赞助费为条件的现象普遍产生，而国家对于借读费采用的是默许的态度，并没有明令禁止，几乎各省都有收取借读费的相关规定和标准。

可喜的是，2004年北京市《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文件的意见》表示，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北京市户籍学生一视同仁。自2004年9月新学年开始，全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免收借读费，各区县政府负责保证公办中小学办学所需正常经费，区县财政要按学校实际在校学生人数和定额标准划拨生均经费。类似的政策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加以推广。

三、打工子弟学校监管制度

现阶段，我国流动儿童的就学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在公立中小学借读；二、在打工子弟学校或者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三、在流入地政府开设的外来人员子女专门学校。由于公办学校无法满足流动儿童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并且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因此打工子弟学校成为了吸收流动儿童的主力，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在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区，70％的流动儿童都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打工子弟学校在提供教育机会方面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接纳了城市公办中小学不能或不愿接纳的特殊人群，但是打工子弟学校游离于国家义务教育体系之外。与城市公办中小学相比也不够规范，因此广受非议。现阶段，打工子弟学校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安全隐患非常突出。主要包括房屋校舍隐患、交通隐患、食品卫生隐患，二是几乎所有学校都不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件，如校长没有上岗证，教师不具备教师资格；不具备最基本的教学设施、设备等。三是办学目标、办学方向不明确。四是管理模式比较落后，存在不稳定，倒闭风险较高。

而且，由于打工子弟学校相对于公办学校来讲，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竞争形势，没有公平的外部竞争机制，打工子弟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之间存在恶性竞争、争抢生源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打工子弟学校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同时，对于现在出现的各种办学模式，政府未能及时有效的调整和促进，导致打工子弟学校不能正常、公平、有序地向上发展。

四、解决方法

流动儿童的教育平等权利不能完全实现，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就像前文所述，是由于户籍、教育财政体制、打工子弟学校监管体制等各方面的制度合力形成。所以我们应当从多方面入手，多渠道，多方位解决这一问题。

(一)针对户籍与义务教育财政法律制度

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虽然已经成为社会公平的重要阻力，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彻底废除还要是任重道远的。因此，在彻底消除或者完全合理化户籍制度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与户籍挂钩的问题，最合理的方法是消除户籍与儿童入学，升学等方面制度的挂钩，建立以常住人口/居住地为依据的管理体制，而不是单一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1、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进行专门登记，建立国家统一的数据库。内容应当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地、当前居住地、曾居住地、入学状况以及下文所述的教育经费领用情况。在儿童达到义务教育入学年龄时纳入数据库。对适龄儿童进行跟踪管理，无论儿童是否在出生地接受教育，都可以在国家统一的数据库中查询到信息。

2、当儿童达到义务教育入学年龄时，由国家和地方为该儿童义务教育划拨专款，该款项独立管理和核算。专款专用，收支状况录入上文所述的数据库。国家应承担更多的份额，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当前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中，国家是占很少一部分的，其余的差额需要地方进行补足。而流动儿童一般是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流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二者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明显，这样地方如果流入儿童过多，则会面临比较大的财政压力，国家提高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可以较少流入地对流动儿童的排斥心理。同时国家应当加大对农村地区儿童的教育经费投入，因为现阶段我 国教育经费投入主要是在城市地区，造成了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明显。

3、国家拨款的部分发给“国家教育经费券”，地方拨款部分发给“地方教育经费券”，儿童在转出省外就读时，该两张教育经费券随儿童一同转出，流入地学校凭两张教育经费券向国家和流出地方政府兑取经费。

4、余额由流入地政府补足。正像前文所述，流入地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对流入儿童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大多是由于教育经费问题。但是在提高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之后，儿童流入时产生的经费差额就比较小。流入地一般经济比较发达，有经济实力承担这一费用。而且，实际上流动儿童的父母在流入地工作、生活、消费。为流入地经济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流入地不把其子女教育经费纳入预算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这样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制度，可以解决因户籍制度以及带来的教育经费问题，减少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就学遇到的阻力。

(二)针对打工子弟学校法律监管与促进

有学者称，如果打工子弟学校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外来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的机会公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9将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打工子弟学校担当吸收外来工子女入学的主要角色的背景下，如果不能给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合理、公平、健康的发展环境，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将是很大的不幸。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意见。

首先，对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化管理。深入贯彻执行《民办教育促进法》，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相应的，制定优惠政策并进行资金支持。只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办学中来，我国教育发展才有足够的动力和潜力。在鼓励的同时建立有效的评价监督机制。防止学校乱收费，更要防止以办学为名的欺骗和欺诈行为。对与不符合办学条件但并不存在严重问题的简陋的民工子弟校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而要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使其生存、发展下来才能使更多的流动儿童有学习场所。

其次，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要求不能过于苛刻。有些城市，如《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基本标准”包括：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000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环形跑道和60米直跑道用地，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实际上。很多公办学校也不能达到该要求的标准，何况社会出资，风险较高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规定很明显过分得限制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来讲也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为了促进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要求可以在不影响教育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减低。

第三，对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和老师进行合理补偿。由于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风险比较大，相比公办学校来讲，在生源、收费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打工子弟学校的投入很容易就会付诸东流。而且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工资水平一般比较低且没有保障，不能够吸引优秀教师，造成了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不高。所以政府可以考虑对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进行相应的资助，并对教师工资进行补贴。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保障措施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进入人们的视野。2012年9月，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00.3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的1436.81万人，在初中就读的763.51万人。[1]

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留守儿童受教育权是指农村留守儿童依法享有由国家提供和保障的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和条件，通过学习，能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从而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基本权利。我国目前存在一系列保护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只对一般儿童的受教育权做出规定，没有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做出具体的法律保护，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经常受到侵害。那么，探寻此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十分必要的。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现状

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开始，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逐渐成为各国制订一般法律的原则。我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体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教育理想，也是被国际法准则和各国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基本保障了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但是对于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问题的保障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存在以下问题：

1、入学机会权保障不足

《教育法》第1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从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受教育权利的相对方主要是指国家、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家庭、社会。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种权利义务复合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主旨在于规定受教育权利是一项不可放弃的权利。既然这样，儿童就有权要求国家为其充分接受教育，提供充足的物质和制度条件。目前，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村庄的分布比较分散，由于撤点并校政策的实行，农村大多数村庄的小学已经消失，由于年龄太小，很多达到入学年龄的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上学路途遥远，要么放弃求学，要么进入寄宿学校。虽然国家近年来也在加大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但因为国家的财力有限，加上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大量的资金流入城市学校，对农村学校的经费投入就显得非常的不足。

2、受教育的条件严重不平等

受教育条件平等也称受教育过程中的平等，指的是受教育者在享有的教育资源如：师资水平、教学设施、设备、发展机会、关注程度等方面得到同等的待遇。

抛开城乡教育条件的差异，仅从农村留守儿童和普通农村儿童的对比来看。在农村基础设施极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学校无法保证住校学生基本生活设施的齐全，这对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相形之下，对于普通农村儿童，由于父母长辈对其所花精力较多，他们中的多数不会选择在学校寄宿，相对良好的家庭生活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不利条件无形中侵害了他们的平等受教育权。

二、导致受教育权受损的原因

1、社会原因

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存在是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衍生的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牵制作用。城市学校向外来人口收取高昂的学费，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在流入地的学校就读。没有现居住地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在现居住地无法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我国《教育法》第45条规定：“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为儿童、少年、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但目前，各级政府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还不够，措施不力。当下，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发展农村经济，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有些地方甚至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但是对农民外出打工后所导致的留守儿童受教育的问题却重视不够。

2、立法缺陷

英国有一句谚语：“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权利的实现有赖于制度的保障，权利主体在任何状态下都能找到接近权利并与权利相结合的具体制度，权利的实现才真正成为可能。

我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新《义务教育法》第4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教育法》是在1995年颁布的，而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才出现的新社会问题，而且近年来数量有增多的趋势，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一般儿童相同。《教育法》在制订时，没有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做出具体及时的反应。新《义务教育法》虽然于2006年修订，却也没有增加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相关条款。

3、家庭教育原因

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教育法》第49条进一步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但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基本常年累月在外打工，一年甚至几年都回不了家，对孩子的教育和关爱就显得不够，而且有些外出打工的父母认为没有学问照样可以挣钱，上大学也不一定能就业，对子女的教育采取无所谓甚至抵制的态度；同时家长和老师及学校缺少应有的沟通，现实中，很多外出务工人员把学校看成是其子女受教育的唯一途径，认为既然孩子到学校学习，一切问题就应该由学校和老师来解决，由此造成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分离。父母外出打工把子女托付给家里老人照顾也存在问题，祖辈教育孩子存在明显的娇生惯养现象，因为知识水平的原因，多数老人把照顾孩子理解为让孩子吃饱穿暖，不出什么意外就行，基本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学习，更谈不上对孩子进行心理、法制、安全等教育。

4、学校教育原因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取得了较快发展，教育质量和教学环境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中小学师资力量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目前，许多农村中小学校将课程设置为主要课程和次要课程，由于师资力量的短缺，他们只开设所谓的主要课程，像信息技术、音乐、美术等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次要学科，往往没有开课，大多数中小学对农村留守儿童不够关注，尤其缺乏有针对性地心理教育、安全教育及生存教育等。另外，农村中小学大多处于偏僻、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教师的待遇较低等原因，很难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中小学校从事教育工作。而与此同时，农村中小学校中优秀师资又大量流向城镇，使农村中小学校的教学质量进一步下滑。[2]

三、保障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措施

1、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

国家不仅是教育权利的分配主体，而且同时也是权利的保障主体，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首先应从立法做起，通过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来给予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最大的保护。国家应修订相应的有关受教育权的法律条款，并充分考虑法律的可操作性，例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政府对留守儿童受教育和家长对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的保障内容；在《义务教育法》中增加具体保障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专项条款；制定《教育经费法》《教育财政法》等法律，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学校、家庭各自的具体职责，形成一个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自责、权、利明晰的管理体制，从而保障留守儿童完整的受教育权利。鉴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方面的法律，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得不到有效救济。建议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来进行教育立法，以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

2、设立专项经费，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正确投入

以公共财政满足义务教育的发展需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教育经费的来源均是多元的，但在义务教育的投入上，各国表现出共同特点，即政府公共投入构成义务教育经费的绝对来源。在欧洲多数国家，中央政府负担基础教育经费的比例一般达50%以上。为彻底保障留守儿童接受教育所需的经费，应该设立专项的教育经费预算，国家考虑列出专项经费，划拨给留守儿童人口密集的省区，以帮助解决费用缺口问题。

《义务教育法》第六章详细规定了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体制，在义务教育经费总体需求、保障目标、经费来源以及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提高使用效益等内容上都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强调义务教育是各级政府的责任。虽然《义务教育法》在管理体制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如果国家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正确投入，就很难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实现，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存在着分配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所以要使各级政府承担起相应责任，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正确的、合理的投入。

另外，建立留守儿童教育基金，并用法律规定其用途。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逐年增加，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用这些捐赠的资金作为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补充，并用法律形式来规定其用途。

3、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从法律上把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标志鲜明的类别，人为地造成了农民与城市市民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使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不能享有和城市儿童一样的受教育权。所以，只有变革现行户籍制度，才能真正帮助农民工更好得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获得新的谋生手段，改善生活条件，使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儿童结束远离父母的留守生活，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条件。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实现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和自我完善，关系到他们今后的个人生存能力以及参加社会生活的能力。解决好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公民所应享有的正当权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教育部.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董宏伟.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5篇

（一）社会原因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现象，使得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

（二）制度原因

1、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制度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主要表现在其身体健康、学习、生活、日常行为习惯、心理、思想意识、安全、权益保障等方面，这就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多方位的公共教育管理配套机制作保障。

2、急需完善的城乡统筹教育公平制度。其中包括：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受教育问题、借读政策、异地高考制度的完善等。

3、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无法覆盖到来自落后地区的务工人员，也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由此，其子女的权益，包括受教育权，发展权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既无法享受到城市较为发达的学校教育，又不得不留在家乡接受学校教育，成为留守儿童。

（三）法律原因法律法规不完善，法律保护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缺乏针对性。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保护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导致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依据目前法律难以解决。

二、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基本人权保障的路径

（一）公共资源整合保障对策分析

建立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多方位的教育管理机制。家庭方面，相关组织机构要定期向外地工作的父母亲宣传教育的方式，提高他们的重视度，增加联系方式，强化联系纽带；学校方面，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建立在校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加强教师的心理辅导工作，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开展；社会社区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宣传，动员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开展农村社区的教育组织活动，对农村公共娱乐场所要加强管理和整治。政府方面，要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形成专门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老年培训班,或者基层农村工作人员到家中进行沟通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使他们更好地承担起教育孙辈们的职责。

（二）完善城乡统筹教育公平机制

1．改善流动儿童制度环境，让“留守儿童”可以随父母入城接受教育；近年来上海不断探索“居住地制度”，改变以往“户籍制”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限制。可以借鉴这种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即由流入地政府和流入地学校管理为主。

2．改善农村教育环境，让继续留守的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对农村教育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与倾斜，严格落实支农财政政策，与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共同提高对农村中小学的投入和建设力度。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地方政府应当严格限制对进城务工子女的入学暂读费的收取，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统筹和建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平合理的教育体制。

（三）构建完善的留守儿童基础人权法律法规体系

1．我国对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法律现状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各地方也相应出台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文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母婴保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有对儿童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规定。但是目前来看并没有涉及专门针对留守儿童实施有效保护的法律法规，尤其是监护权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滞后，对儿童的保护力度也不够。

2．我国监护权方面的法律法规滞后我国《婚姻法》一直以来都是以概括的方式规定了父母对子女有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包括监护顺序方面的规定，但是如何应对如今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等事实原因产生的监护变动问题，现行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到相应的条款予以规定。

3．法律保障体系完善的建议（1）强化对留守儿童教育权利法律法规保护的针对性。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才能使留守儿童权益依法予以保障。同时还要完善与教育有关的法律保障配套机制，明确留守儿童教育专项经费，保障其专款专用，从而使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权利义务设计方面要着重保护留守儿童的基本人权，包括义务教育权利，身心健康权益、发展权益等。同时要更多的适应当前农村环境的实际情况。（2）明确监护主体的法律职责。从国家基本法律层面来看，《婚姻法》和《侵权法》都应在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增加和完善监护人制度。从地方政策来看，相关部门对父母托管子女的情况要进行明确规定和严格监督，要求父母如果将子女委托给他人进行监护的，双方必须签订监护委托协议，以此来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违反协议的法律责任。父母应当承担慎选委托监护人的责任，如果父母由于选择了不合适的委托监护人而给子女造成损害的，父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地方政府或者村民自治组织要尽快设立独立的监护权利机关、监护监督机关以及监护保障机构，明确各自职责分工。

三、小结

从法律上讲，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受监护权、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保护问题。留守儿童本身作为弱势群体，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家庭留守儿童的问题，而是要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产生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根源，这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制，落实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将有效弥补留守儿童亲情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促进城乡儿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推进我国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加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建议

教育的平等权是公民享受权利的基石，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现代代建设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关注，已逐渐成为社会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如何来维系和推动特殊群体的教育日益成为人们思忖的话题。从现实情况来看，发展特殊教育事业，确保残疾人受教育权的享有和实现，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支撑。客观上说，对特殊教育立法的构建与推介则决定着我国特殊教育的成败。特殊教育立法过程中仍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行修正与适度调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发展历程

1.1概念的界定

特殊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教育是指正常儿童之外的所有儿童的教育，即超常(天才)、低常(智力落后)、有品德缺陷(问题儿童)、器官缺陷(盲、聋、肢残)、儿童精神病和病弱等各种儿童的教育。狭义的特殊教育也即传统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指的是残疾人的教育，即盲聋、弱智、致残等残疾儿童的教育。现在，特殊教育的对象逐步扩大到脑瘫、自闭症、严重情绪障碍、言语和语言障碍等类型的儿童。近年来其他类型的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也包含进来:贫困家庭子女、女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孤残儿童、寄养儿童、流浪儿童、服刑人员儿童、有罪错的儿童，以及边远落后地区儿童、少数民族儿童等。①本文所指的特殊教育是残疾人教育。

1.2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发展历程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学校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聋哑、失明等各种学校，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把特殊教育事业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使特殊教育为社会所关注。然而，由于特殊时期，我国的特殊教育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法制建设也进入一个划时代的阶段。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盲、聋哑和弱智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和班级”。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残疾人教育方面提出相关规定，从办学渠道、办学方式、师资等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提出残疾人有受教育的权利。1994年国务院颁发我国第一部有关残疾人的专项行政法规——《残疾人教育条例》，提出残疾人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规定残疾人职业教育除由残疾人教育机构实施外，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纳残疾学生。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中提出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新法采取多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比如说，“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2.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现状思考

从我国教育发展历史来看，特殊教育的研究取得成果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与国外许多国家的特殊教育相比，我国对于特殊教育的立法尚存在诸多问题。

2.1特殊教育立法观念落后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特殊教育的不断发展，特殊教育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立法应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对未来有所预见，以便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而我国现存的特殊教育立法在观念上明显滞后于特殊教育的发展和现实需要。诸如部分发达国家已把特殊教育对象除残疾人外，扩大到超常儿童、情绪儿童、学习障碍儿童等，而我国现行的特殊教育立法则将教育对象限定为盲、聋、智障等残疾人。

2.2特殊教育法律层次较低

刘春玲、江琴娣在其专著中对我国现有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进行了梳理和内容解读，将我国涉及特殊教育的法律法规概括为如下5个层次：宪法、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②从构成的层次可以看出，我国特殊教育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纵横交错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我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中，虽然有保障特殊教育对象的权利的法律条文和法规，但它尚未完备。现行的特殊教育的法律法规只有一部属于教育行政法规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而应该比《条例》先出台的和各大教育部门法相并列的独立的《特殊教育法》却迟迟不见其身影，可见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层次比较低。

2.3特殊教育法律缺乏操作性

我国现行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原则性表述过多，缺乏操作性。如国务院于1994年制定并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关于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仅三条：第十条规定了残疾儿童机构；第十一条规定了残疾幼儿的教育应当与保育、康复结合实施；第十二条规定卫生保健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和家庭应注意早期发展、早期康复和早期教育。此外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再没有关于残疾幼儿学前教育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显然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难于操作，使特殊教育对象的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实质性保障。

2.4特殊教育法律救济制度不健全

众所周知，虽然我国已步入依法治国国家的行列，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是有不健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偏远山区的孩子的受教育权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更不用说是残弱儿童了。他们的受教育权同样受到影响，这其中有很大原因是由于法律对残疾人的救济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没有独立的特殊教育法律救济制度。

2.5特殊教育残疾儿童家长权利不足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7篇

[关键词]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儿童保护理论是在人权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特殊儿童作为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其基本权利应当受到社会成员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特别保护。即特殊儿童一方面应当作为人权的主体被尊重，同时鉴于特殊儿童在身心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更应该给予特殊保护。

一、各国在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

(一)我国在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

1951年，政务院通过《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7年，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办好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的几点指示》。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法》中的第9条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盲、聋哑和弱智的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发展特殊教育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特殊儿童义务教育的问题，要求把残疾儿童教育切实纳入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轨道。

中国自成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后，中国政府参照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提出的全球目标和《儿童权利公约》，先后出台了两个国家行动计划：《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1992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2001年)。其他法规主要有：1991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1992年国家教委《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994年7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1996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1998年12月教育部下发《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2001年教育部等九个部门下发《关于“十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2006年新的《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接收残疾儿童参与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二)美国在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

美国在1920年制定了《职业康复法》。美国国会在1957年通过了《教育所有残疾儿童法》，其中规定必须为每一位残疾儿童制定一份个别教育计划。1965年的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中单独设立“缺陷儿童方案”。1973年颁布的《职业康复法案》第504款提到特殊儿童问题。1975年颁布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简称为EHA或者94-142公法，IDEA)，其中规定了特殊教育应该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非歧视性评估或鉴定；免费的、适当的普通教育；制定切合实际的有效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创造适合特殊儿童的最少限制环境；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1986年的“残疾人教育修正法”，也称99-457公法，1990年此法案被重新修订为《美国残疾人法》。1990年的101-476公法，即《残疾人教育法》(简称IDEA)，对特殊儿童的评估又有了比较具体的规定。1997年美国重新修订了特殊教育法，新的特殊教育法被称为《障碍者教育法》，对美国特殊教育的对象、目的、范围、方法方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修订。2004年底通过的《残疾人教育促进法》中对转学的学生的评估工作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在这期间，美国还陆续颁布了《康复法》、《建筑无障碍法》、《残疾儿童教育法》、《关于处于发展阶段的残疾人法案》等。另外，美国颁布的法律通常还附有配合实施的各类标准及细则。

(三)英国在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

英国在1944年颁布了《教育法》，这个法律对英国的特殊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对缺陷儿童的法律条款有详细规定。此后，英国相继制定了1970年的《缺陷儿童教育法案》和1973年的《就业与训练法案》。1990年，英国出台了《残疾人教育法案》(PLl02-119)。1994年，英国教育部颁发了《特殊教育需要鉴定与评估实施章程》，其中规定了学校和地方教育当局实施全纳教育的一些问题。1997年对特殊教育法进行了第三次修订，成为PLl05-17公法。修改后的《残疾人教育法案》规定特殊儿童有平等接受合适的公共教育的机会，体现了对残疾儿童实施全纳教育的思想。1998年，《英国教育改革法》要求，所有学校必须有利于促进全体学生精神的、道德的、文化的、智力的、体格的发展，有责任为学生提供体验成人生活的机会，为成人生活做准备。1993年的《教育法》强调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制定相关的特殊教育政策，并建立一个保证特殊儿童教育工作有序进行的系统。1995年，英国颁布了《残疾人歧视法》，并在2001年5月被修订为《特殊教育需求和障碍法》，这两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残疾儿童养育计划具有的义务和权利，残疾学生有权享有养育教育及养育计划提供的服务。

(四)日本在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

日本在1947年的《学校教育法》中规定，建立盲校、聋校和其它残疾人学校，用于保证特殊儿童的义务教育，普通学校为残疾儿童开设特殊班。1956年颁布了《公立学校为残障儿童提供服务的特殊办法法案》。1976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中的第六章涉及到“特殊教育”；另外还颁布了《残疾人对策基本法》、《残疾人福利法》等十几个具体领域的法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日本还制定了《有关盲人学校、聋哑学校及养护学校的就学奖励的法律》，国家和地方政府分别向这些学生提供经济援助。日本文部省于1989年制定的《特殊教育诸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明确规定了特殊学校的教育目标。

二、各国在特殊儿童权利保护立法的经验和问题

各国关于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都经过了较长的发展阶段，而且随着各个时代对残疾、残疾儿童认识的深入，对特殊儿童的权利保护都有相应的调整。例如，关于特殊儿童的定义经过了缺陷或残疾、障碍、特殊需要等阶段。我们注意到，正是因为特殊儿童(包括残疾儿童、超常儿童等)存在着巨大个体差异，每一类特殊儿童甚至同一类特殊儿童的不同个体面l临的权利保护状况非常复杂，既有权利保护的领域也有保护的程度上有差异。因此，各国在立法进程中都特别关注特殊儿童，采取单列的专门立法，例如在《教育法》之外，另行制定残疾儿童教育法。此外，还就特殊的不同特殊需要进行专门立法，例如，在反歧视、福利、康复、就业等方面都有立法。

我国在立法方面和其他国家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我国立法机构和政府均高度重视特殊

儿童问题，所以在我国许多重要的法律条文中都涉及到特殊儿童权利保护问题，如在我国的宪法、义务教育法等中都对特殊儿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都从根本上保证特殊儿童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状况。

在立法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虽然我国对特殊儿童保护的法律和法规比较健全，但是已有的法律条款用词空泛，原则性表述多，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可以说许多公民不了解特殊儿童及其权利保护，甚至特殊儿童的家长也不是很熟悉特殊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和有关特殊儿童的法律的宣传力度有关。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有关特殊儿童保护的法律都包含在一些大的法律、法规里面，要求往往比较笼统，这样在具体实施起来没有具体的标准可参考，使特殊儿童的一些权利得不到很好的落实。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国的法律比较宏观；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最突出)往往只针对某一个具体领域(如康复、就业)颁布相应的法律，这样比较容易落实到具体的实践。

最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一个欠缺是：在一些有关特殊儿童问题的重要方面或环节上重视不够，如特殊儿童的鉴别、评估，以及康复和教育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有关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多，这就阻碍了特殊儿童一些权利的很好落实。因此，立法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专家，尽快研制出一套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特殊教育对象的鉴别和评估标准。

法律、法规的制定固然重要，而有效地执行则更为重要。因此，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制定一些政策落实情况的奖惩措施，以更好的推动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从而使它们真正地发挥效力。

三、各国政府对特殊儿童保护方面采取的辅助措施

各个国家除了颁布针对特殊儿童保护问题的法律法规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有效地辅助措施。

(一)我国政府在保护特殊儿童方面采取的一些辅助措施

我国政府为了更好的保障残疾人的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的快速发展，倡导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县残联，以对本地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所有残疾人实施服务和管理。

另外，1982年，我国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了“残疾儿童社区康复”项目。到1994年为止，全国已经在23个省的32个市、县建立了残疾儿童康复网络，并对从事残疾儿童康复治疗和教育的工作人员以及残疾儿童的照料者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这有效地确保了残疾儿童权利的实现。

(二)美国在保护特殊儿童方面采取的一些辅助措施

美国在PL94―142公法中指出，各州应按规定成立的残疾儿童教育顾问委员会。在行政决策听证会上特殊教育顾问往往被要求作为专家证人，以及帮助家长解决与残疾学生教育有关的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和规章的理解的困惑。其中的成员必须包括残疾儿童、残疾儿童专家、残疾儿童家长等各方代表。另外，还明确规定家长在评估、诊断等方面的权利。

早在1933年，俄亥俄州Cuyahoga县就出现了名为智障儿童审议会的家长组织。它最初是由五个有智障孩子的母亲组成。这些家长们联合起来以抗议学校将她们的孩子开除出校。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组织如重度残疾人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Handicaps，TASH)、全国脑瘫协会(The United Cerebral Palsy Associations)、全国自闭症儿童协会等。同时，全国合作学校网(National Network of Partnership Schools)发展了6种父母参与教学的手段，学校可以依此决定自己的指导方针。

在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方面也有一些其他措施，如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CEC)1995年制定的《每个特殊教育者必须知道什么――有关特殊教育教师准备和资格的国际标准》中规定特殊教育教师至少获得学士学位，至少当一年的专业辅导教师，并需要参加有关专业的继续教育。另外一个是新教师的入门指导计划(Beginning Teacher Induction Programs)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的产物，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新教师入门指导计划”受到广泛的关注，并成为“发展最迅速的运动”之一。另外，如果普通班里来了一个特殊儿童，教师应该在大学的培训班进修相关课程，或者大学派专家进行指导，使教师更有效地帮助特殊儿童。

美国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特殊儿童教育听证会，它主要是协调特殊儿童家长的意见与学校的决定和服务产生的分歧。最终通过法律仲裁解决矛盾，以更好的贯彻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另外，1967年开始推行的诉讼程序，规定当特殊儿童的宪法和法规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实施法律诉讼，以作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手段之一。教育和治疗残疾儿童，长期以来被视为慈善事业，现在必须被视为是特殊儿童享有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基于这样的原因：每一次代表残疾人利益的审判的胜利，都有助于确立新的法律用于保护残疾人的利益。立法和政策极大地推动和规范了特殊儿童的康复和教育。例如，美国的“波太奇早期干预模式”重视父母和家庭对孩子早期发展的作用，它能够提供一套结构严谨的评价、评估及儿童学习的程序，主要是把特殊儿童自身发展特点和周围拥有地资源结合起来制定出个别化的教学课程，提高家长的养育技能以更好的帮助和辅导特殊儿童。

(三)英国在保护特殊儿童方面采取的一些辅助措施

英国的特殊儿童法规中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家长在特殊儿童监护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如地方教育单位应该以书面通知家长一些有关权利的申诉程序；当某志愿团体能够给家长提供建议或帮助时，应主动通知家长。英国专门处理地方教育当局和家长之间分歧的机构是特殊教育需要法庭(SEN Tribunal)。

1993年的英国教育法规定：每所普通学校必须有一位特殊教育的协调人负责本校的特殊学生教育工作，并将其作为学校年度评审的一项重要指标。英国的所有普通学校都设有专门负责学校的特殊教育管理工作的特殊教育协调人，并附带有特殊教育专家组成的支持小组。特殊教育协调人受命于地方教育委员会并对它负责。这种模式在管理层面上保证了特殊教育的有效实施。例如，Portage工作者(Portage Worker)：他们隶属于教育系统，以家访形式对5岁以下特殊需求的儿童和残疾儿童进行每周2次的教育和指导，并且指导家长如何教授孩子，使孩子能够学会新的技巧。

英国的有关法律还规定：所有教师(无论是普通教育教师，还是特殊教育教师)职前培养的课程，均应包括特殊教育的内容，英国教师资格委员会只承认那些有特殊教育课程的师资培训机构。

(四)日本在保护特殊儿童方面采取的一些辅助措施

日本为保护特殊儿童制定了详细、全面地法律法规。其中一个比较值得借鉴的特色措施

是：日本的访问教育，为因病长期在家卧床不起或需长期住院治疗、或反复出院住院治疗的视障儿童建立教师访问特殊教育班。这样可以保证所有特殊儿童都能够享受教育权利，使特殊教育的覆盖面更广。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措施是：当婴儿出生3个月、18个月和三年的时候，每个城市、城镇或乡村的健康和福利部门都要对婴幼儿进行健康评估和普查。如有必要，将转介到医务或早期干预部门进行医学诊断或尽早地提供指导和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可以有效地治愈或减轻残障程度。

四、各国政府对特殊儿童保护措施的经验和问题

第一，近几年我国在特殊儿童治疗和教育的经费投入方面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众多等问题的存在，我国的经费投入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有些差距。如2000-2001学年美国政府为明尼苏达州的11万特殊教育对象投入特殊教育专项经费近1亿美元。而我国在1989-2000年的11年间下达的特殊教育专项补助款仅为2亿元人民币。不过，最近的几年我国用于特殊儿童的经费投入有了较大的提高。

第二，我国普通学校中的特殊教育的管理缺乏专业化的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这在普通学校中的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上是一个桎梏。我国应该在有特殊儿童就读的普通学校设立类似于英国的特殊教育协调人，以保证达到随班就读的目的。

另外，由于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数量的增加以及特殊教育教师的流失，因此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特殊教育教师匮乏现象，我国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美国针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措施值得借鉴。1984年，新泽西州率先通过立法将“选择性证书计划”(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Program，ACP)作为师资培养的途径，截至2004年，全美4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共设立了144个选择性证书计划，主要针对有一定工作经验、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社会人士。这样可以广泛吸纳社会人士参与到特殊儿童教育中。

第三，我国在要求或鼓励家长参与特殊教育的有效措施较少。我国的有关特殊儿童保护方面的法律中，很少涉及到家长有参与制定特殊儿童的治疗和教育计划的权利，家长在儿童康复和教育过程中的重要被忽视。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特殊学校创办家长学校，由特殊教育教师向家长系统地传授特殊儿童心理及教育方面的常识，可以为家长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家长资源。

最后，有关特殊儿童的鉴别和评估问题亟待解决。在我国，评估和鉴定主要是由医疗专业人员进行，根据《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只有在对智力落后儿童进行鉴定时，才可“在家长和班级教师的参与下进行严格的筛查”。我国应该重视特殊儿童家长的参与，儿童家长应该学习美国建立家长组织，以维护特殊儿童应有的权利。

五、比较研究对我国特殊儿童权利保护的启示

(一)完善多层次的特殊儿童保护法律体系

多层次的特殊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可以确保法律法规更具有操作性，以保障特殊学生的基本权利。我国需要制定一些针对性比较强的、易于落实的有关特殊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将宏观的目标细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则。此外，我国应成立专门特殊儿童法律实施状况的监督机构或组织，并对落实情况制定奖惩制度。

(二)倡导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的关注和支持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导向或者媒体宣传等措施，来引起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的理解和关注，通过志愿者等多种方式，切实帮助特殊儿童。

(三)提高特殊儿童家长的维权意识

与欧美国家相比，这是我国特殊儿童家长监护方面的一大不足。作为残疾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为残疾孩子的各种权利保护做出的努力和行动还不多，往往使孩子的正当权利受到损害。因此，提高特殊儿童家长的维权意识至关重要。

(四)制定完善的鉴别、评估、审核程序和制度

对特殊儿童实施有效的鉴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确的鉴别结果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疗、康复和教育计划，有助于达到有效的治疗、康复和教育效果。

(五)政府鼓励和支持开展特殊儿童权利保护的研究

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如科研立项和经费支持，鼓励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从事特殊儿童权利保护的研究，培养从事特殊儿童权利问题研究的专业人才。

(六)政府重视解决特殊儿童的实际问题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8篇

关键词：留守儿童；法律权益；监护；人身安全

根据我国2006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有超过1.5亿农民工外出务工，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并且这个数字成像持续上升情况。与此同时，有部分人并非是前往一些大城市打工，或是出国劳务。基于此种情况，造成全国留守儿童数量持续增加，2006年超过2300万人，有85.9%的留守儿童年龄在14周岁以下，在义务教育阶段，有超过1/2的学生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自身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从法律角度进行探究，对于后续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监护问题。留守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为孩子父母，父母对未成年人提供抚养义务，是一项非常神圣的职责，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自身财产和人身合法权益的监护。但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未成年人父母外出务工，将子女留在家中老人或朋友共同生活，长期同父母分离，监护职责擅自变迁，可能出现留守儿童缺少监护人的现象。就留守儿童监护问题来看，主要包括单亲监护、祖辈监护、亲友监护、同辈监护以及混合监护等等，不同的监护方式确定不同的监护主体，混合监护则是未成男人独立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时而由父母或者其他亲戚朋友监护，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1]。具体表现为：（1）监护力度不足。由于监护人自身监护能力存在局限，致使留守儿童监护质量偏低，难以对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起到正确引导作用。（2）监护职责不明。留守儿童多为农村地区儿童，由于农村地区人民自身文化修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对于留守儿童的监护理解为简单的照顾和看管，保证其日常生活起居，所以存在着亲友监护、祖辈监护以及其他监护形式，监护职责不明，一旦留守儿童法律权利受到侵害，则很难找到直接相关责任人。（3）监护方式不定。留守儿童的监护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十分不稳定，种种原因导致留守儿童自身缺乏安全感，心理负担加剧，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还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二）教育问题。父母作为儿童的第一个老师，在幼儿成长初期受教育情况好坏，直接影响到孩子未来成长。部分留守儿童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开家中前往城市务工，将子女留给家中老辈或者其他亲戚朋友，缺少父母的关怀和教育。据相关报道显示，湖北咸宁一个儿童3个月就被留在家里，直到子女上小学后，父母仍然在外打工未回家，这种父母同子女长时间分离现象，很容易造成留守儿童心理障碍问题，对成长十分不利。

（三）人身安全问题。留守儿童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双方的监护，自身法律权益十分容易受到侵害，危及人身安全。据权威数据调查显示，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怀和监护，留守儿童是犯罪侵害行为的主要对象。

二、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对策

（一）强化法律宣传力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社会以及其他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于一些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该予以严厉惩处，任何人都有权利组织，并加以举报。应提高对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的认知，明晰其必要性，进一步规避留守儿童成长中可能存在的不良影响。

（二）强化监护主体责任。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应明确监护主体责任，父母对于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责无旁贷，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依法履行监护责任，不得虐待或者抛弃未成年人，不得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学校应按照《义务教育法》严格履行自身教育职责，全面落实国家最新制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尊重学生、关怀学生，对于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

（三）完善法律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对于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义务教育法》等多部法律进行完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对于具体处罚措施予以明确规定，增强操作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联合当地政府以及教育部门，针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提供帮助，将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落实到实处。

结论：综上所述，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少监护，自身法律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制度，强化父母以及其他监护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人们留守儿童监护的责任意识，更加合理有效的改善留守儿童问题。

参考文献：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89-02

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超过5 800万人，并且每年呈上升的趋势。由于缺乏父母的教育与监管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原因等，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情况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从法律层面分析问题所在，为留守儿童教育权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和救济途径。

一、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不平等的原因

从法理角度分析，造成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不公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存在缺失

目前保护我国儿童各项权利的相关法律条款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1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1990年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等，都从不同程度保障我国儿童基本教育的权利。

可以看出，我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保护我国儿童各项基本权利的法律体系，但是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专门法律尚存在空白。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特殊社会群体，一般法律不能够全面地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主体的法律保护是以一般法代替特殊法，这使得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教育权利和教育义务的缺失以及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针对性不强、指示不明确性等问题。

（二）公民自由迁徙权没有写入宪法，户籍制度有失公平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第90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然而不久，195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规定，我国公民除工作调动、升学、就业等必须持相关部门的证明迁居以外，一般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严格控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入，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农村，限制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随后新中国第二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此后的1978年宪法以及现行的1982年宪法，都没有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将国家公民强行分为两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这两类公民在社会福利、工资待遇甚至是法律赔偿上存在着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工作、生活，使得这种因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平等更加凸显。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教育体制上，或者是农村学生在城里上学因为户口或学籍的原因而缴纳额外高额的费用成为班级的“借读生”、“旁听生”；或者无力支付高额学费成为城市辍学儿童；或者被迫与父母分离留守在农村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人形象地把农村留守儿童称为是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下的一群“制度性孤儿”。要么留守农村，要么成为城市的边缘儿童，这些都不是他们能够自由选择的生存方式。

（三）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由此可见，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教育权的重要内容，教育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应当由全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公平享有。

然而，我国每年在城乡教育资金投入上一直存在比例失衡的状态。据统计显示，2006年我国教育投资在城市超过70%，而农村只获得不到30%的教育投资。最初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使农村儿童在受教育权上一开始就处于劣势状态，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教育资源的初次分配不公表现在农村教育上使得农村教育呈现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备，教学思想落后，教学方法单一陈旧等特点，与城市教育差距甚大。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提到平等分配权利时指出：“政府必须不仅仅关心和尊重人民，而且必须平等地关心和尊重人民。它千万不要根据由于某些人值得更多地关注从而授予其更多的权利这一理由而不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因此，这种受教育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一方面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农村留守儿童在他们成长阶段的充分发展，同时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二、探求实现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公平正义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权问题存在的原因，我们应该寻求制定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权的专门法律，呼吁将公民迁徙自由权写入宪法，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对农村教育的补偿性正义，逐步建立完善的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之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

（一）制定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专门立法

首先，在立法理论中，美国法学家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主张人们在选择社会规范时，不去考虑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或角色，每个参与者都被作为社会的平等成员来考虑，这最大可能地保证将来最弱势的社会成员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据此，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专门立法工作应采取上述原则，本着最大可能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目的来制定法律。

其次，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应针对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种种问题制定专门法律。例如、《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法》，《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管理条例》，《某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规定》等。在这些法律法规中，明确留守儿童教育的各项权利；落实政府及有关部门为留守儿童教育的义务主体；以法律形式规定政府对所辖区留守儿童教育资金的投入；确定留守儿童教育监护人的责任；严格审查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资格；确定留守儿童教育权受侵害时的救济途径；以及明确对相关责任主体的惩罚措施等。

（二）呼吁将公民自由迁徙权写入宪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早在1998年正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2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了“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中并没有包含公民自由迁徙权的条款。从法律原理“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上理解，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不意味着公民没有这项权利，政府也不可以随意剥夺这项权利。同时，政府对这项权利的限制，应有正当理由。我国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主要是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实现的。因此应将公民自由迁徙权纳入宪法修正案，把相关法律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从而建立保障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法律机制。这样，一方面为公民在自己国家的领土内自由迁徙提供宪法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目前，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有所进展，但改革的力度较弱。城乡之间的迁徙限制、对农业户口的歧视仍然在我国普遍存在。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2010年，中国将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继续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使居民在国内各地的迁徙由政府审批制改为自由登记制度，最终实现公民个人意思自治的迁徙自由权。

（三）设置政策倾斜来保障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公平

美国法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有在它们最终能对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对地位最不利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才是正义的”，这就是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理论。

根据罗尔斯正义原则，在面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不平等的情况时，政府部门可以借鉴美国的平权措施，设置政策倾斜来保障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公平。所谓“平权措施”，是指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主张在学校录取学生、企业招收雇员时，有偏向性地照顾黑人和女性，其目的是用表面上的一种不公平制定法律和政策，来弥补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防止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

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同志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5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根据上述法理原则和政策支持，应该看到目前已经到了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针对农村儿童受教育权的补偿性政策，把教育资源有偏向性地照顾农村受教育儿童，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通过补偿性政策倾斜最终实现我国教育在城乡间的公平和正义。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提出“权利理论只要求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必须得到同等的关心和对待，成为政治社会真正平等的成员”。受教育权尤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是当今这个大发展、大变革时代背景下，我们所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基本人权，这关系到农村留守儿童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我们必须加快步伐改变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现状，尽早实现我国教育的公平与正义。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潘璐，叶敬忠.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7-19.

儿童法律教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小学道德与法治；法治教育；儿童立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教育部、司法办、全国普法办联合制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推动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规定：“把法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全面提高青少年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不仅关系到儿童身心的和谐发展，更直接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因此，对小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意义重大。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是进行法治教育的主阵地，对儿童法治素养培育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儿童进行法治教育，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只有基于正确的儿童立场、顺应儿童道德认知发展规律的法治教育，才能引领儿童学会发现和认识生活中的法律，尝试在生活中践行法律，使法治教育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并最终回归生活，从而将法治教育落到实处。

一、小学法治教育要基于儿童立场

（一）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小学法治教育亟需教师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承认童年期无可替代的独立价值，承认儿童“此时此刻”成长的意义，而不过度关注未来的价值和意义。过度关注“时间上的儿童”，就是把精力放在儿童未来的价值上，没有把儿童放在当下的生活、体验当中，忽视了儿童此时此刻的成长。所以，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从时间上理解儿童教育的未来价值是指向“此时此刻”的。教师要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性，从而使儿童教育成为可能。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处在连续的和不断前进的发展变化中，而这种发展变化是有阶段性的，儿童在其发展变化的每一阶段都表现出与另一阶段明显不同的特点。”［1］教师要“看得见”儿童和他们的需求，要尊重儿童的兴趣，要理解更要尊重儿童看待世界的方式。儿童是独立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儿童有自己的逻辑世界，与成人世界是不同的。在进行法治教学时，教师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将自己或是成人世界的逻辑强加给儿童。进行法治教育是对的，这是实现学生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但是儿童还是儿童，对儿童进行法治教育时不能对儿童放任自流，也不能填鸭式教学，教师需要在对儿童世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指导，使儿童获得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在进行法治教学时，教师尤其需要进入儿童的世界，理解、尊重，从而内在地激励儿童对法治至高境界（自律）的追求。杜威指出：“社会必须通过教育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传递给社会的未来成员。”［2］由此可见，杜威认为社会的未来样态是由现在儿童所受教育和生活决定的。社会这个大的有机体，未来想要成就怎样的样态，是由未来将要不断加入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新鲜血液——当下的儿童决定的。可以说，今日儿童之发展，决定未来国家之发展和命运。同理，今日儿童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决定未来国家之法治进程，这也是对儿童进行法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二）顺应儿童道德认知发展规律

卢梭在《爱弥儿》中反复表达的思想是，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而且每一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所以，教师在进行儿童法治教育时，不仅应该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在此基础上更要了解儿童法治意识的发展规律，进而顺应规律，帮助学生建构法治知识体系，实现知、情、意、行的协调发展。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规则意识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觉运动阶段（0—2岁），儿童未意识到规则；第二阶段是前运算阶段（2—7岁），该阶段儿童认为规则神圣不可触犯；第三阶段是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儿童已经表现出社会性，认为规则就是大家赞同而制定的法律；第四阶段是形式运算阶段（始于11—12岁），儿童已具有抽象思维能力，能将规则编集成典，并自觉遵守，逐步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3］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的研究基础上，将儿童的道德认知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三个水平分别是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4］由此可见，小学阶段是个体道德品质发展和法治意识培养的重要阶段。个体从外部约束的他律阶段逐步走向内在约束和调节的自律阶段，并逐步学习和接受当前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习俗水平），以此来进行道德判断，并调节其道德行为。依据皮亚杰和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小学儿童道德发展有两个重要过渡期。其一，在小学三年级（9岁左右），在这一时期道德认知水平从前习俗水平过渡到习俗水平。所以小学法治教育在低年级（1—2年级）主要以“前法治教育”为主，包括简单规则教育、道德教育等，而小学中高年级（3—6年级）是“法治教育”，它分散渗透在3—6年级各册道德与法治教材中，主要突出法治意识培养。其二，是小学六年级，儿童将由习俗水平逐渐向后习俗水平过渡。随着学生年龄增长，认知领域的扩大，法治教育逐渐增加，逐渐由零散化向系统化发展，所以六年级上册设置了法治专册，意在通过系统的法治教育，使儿童初步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而现实中，小学道法教师在进行法治教育时多采用知识化取向的法律条文的传授教育。这种知识化取向的法治教育与学生现有的道德发展阶段不匹配。小学教师在进行法治教育时，要从教育场域中的儿童立场出发，顺应儿童道德的发展阶段，明白儿童对法治的认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教学目标也要随之变化。所以，小学阶段的法治教育从低年级的规则教育，到中高年级的法治教育，再到六年级进行系统的法治专册教育，实现了教学内容的螺旋上升和由分散向系统转化的双运动轨迹。同时，教师要明白小学阶段的法治教育应定位于公民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的培养，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刻板传授。通过儿童化的教学活动，学生能初步了解自己作为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知道我国颁布了哪些保护儿童的法律、法规，学会运用这些法律保护自己，形成初步的法治意识。教师应该注重儿童作为公民的整体法治素养的提升。而现实中却有很多教师在进行法治教育时，把学习法律条文作为授课的重点，把是否掌握了法律条文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评价标准。例如在进行“认识居民身份证”的教学时，如果教师只提问“身份证号码包含哪些信息？”，学生可以利用教材“相关链接”回答问题，则此环节的教学显得“意犹未尽”。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学情，进行一些小游戏，例如猜猜他的出生日期等等。这样能够使学生知道公民的身份证号码是独一无二且终身不变的，还可以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泄露身份证号码对不对，为后面学习如何保护身份证信息做铺垫。教师如果过度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儿童却不知道所学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直接联系，这样的教学与儿童道德认知发展阶段不符，超越了儿童的理解范围，就无法达到儿童的内心。

二、小学法治教育与儿童生活

（一）小学法治教育的起点要源于儿童生活

很多小学道法教师都觉得六年级法治专册是教学中的一大难点，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认为自己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无法将法治内容讲深讲透，二是法律内容脱离学生生活，难以引起学生共鸣。解决这些难题，首先要加强教师培训和教师自我学习，其次是纠正教师对法治教育的误解。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明确指出，“唯一的真正教育是通过对儿童能力的刺激而来的，这种刺激是儿童自己感觉到的社会背景的各种要求所引起的”“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为一切教育提供了素材，并指出了起点”。生活才是法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也为法治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和实际需求，反过来法治教育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儿童的社会化，使儿童融入生活。一旦教师不再关注法律条文的灌输、不再拘泥于自己的困惑和生活经验，而是关注儿童的真实生活，聚焦他们的实际需求，琢磨儿童的真实心理，组织教学也始终围绕儿童生活，在儿童的“最近发展区”设计教学，教师就会发现法治教育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了。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真实生活，积极挖掘儿童生活事件中的法治教育因素，打造贴近学生生活的学习体验，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达到知、情、意、行的协调发展，提高课堂学习效果。在进行法治教育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因为生活中处处有法律。学生用心观察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关注时政新闻和法治事件，能为法治主题教育打下基础。例如，在进行法治专册第四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教学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回忆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被邻居的噪音扰乱过正常生活的经历。由于问题源于真实生活，学生发言踊跃。教师随后追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有的说可以协商解决，有的说找物业解决，有的说可以报警，有的说和他吵架……教师要注意在学生认知的冲突点设计问题，如吵架解决好不好？你认为怎么解决比较好？学生在讨论中逐渐明晰观点，建构知识。教师再追问：“你们有没有过其他权利被侵害的经历？”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从法律的视角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学会通过正当程序维权，同时也知道权利的行使是有界限的。

（二）小学法治教育的过程要贴近儿童生活

1.体验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是以体验为基本特征的教学形式，体验学习的过程是个体在对外界环境的不断感知中，将获得的经验转化、建构为知识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体验式学习必定是要经过“做”来达成，即杜威的“做中学”，也有早期“学徒制”的影子。人的道德成长源于真实的体验。将体验式学习方式应用到法治教育中，如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参观国家机关、采访人大代表、模拟“场外代表”进行社会调研提出议案等活动，可以让学生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相应的知识及经验，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及经验内化。教师要明白经验的发展是开放的，因为它没有呈现结局，唯一的结局就是生长，是一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例如教师在教学“身边的国家机构”时，要以“在场因素”（即儿童自身的经验、体验以及与儿童生活直接相关的因素）作为教学的出发点，让学生调查采访自己身边的国家机构，通过“拍一拍、查一查，访一访”的体验式学习方法，拉近国家机构与学生的距离。最后，学生通过交流最终实现“不在场因素”的学习，使学生从自身经验和体验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2.案例教学法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只教授法律知识是完全行不通的。基于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法律条文比较晦涩难懂，儿童无法产生共鸣，这样最终达不成教学目标。为了帮助学生进行法治学习，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关注法治内容与现实案例的结合，这样的法治教育才更具有生命力。教师可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鲜活的案例，运用视频、文字、剧本表演等多种形式呈现案例，学生在案例情景中进行思考、探索，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培育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学习过程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探索。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学生走向生活世界，创造性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例如第四课“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教学，教师可以选取网民“辣笔小球”诋毁戍边英雄被刑拘的案例，来说明《宪法》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案例直观，有时效性，能帮助学生养成关注时政新闻的习惯，也能加强学生的参与度，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小学法治教育的终点要归于儿童生活

小学法治教育的终点要归于儿童生活，即知行合一。仅仅只学习法治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践行法治，把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掌握法治理论可以指导法治实践，而法治实践又能够检验法治理论学习情况，两者相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法治教育，达成法治教育的目标。知行合一才是法治教育最有效的途径，让学生在“行”中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将法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能使儿童更好地实现社会化，最终让儿童更好地融于生活。在法治教育专册中，始终贯穿知行合一的原则，强调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学生需要完成从“知”到“行”，完善知识建构的闭环，实现知识建构的循环往复。例如“身边的国家机构”一课的教学，教师可以布置课前调查作业，让学生了解各级国家机关是如何划分的。课上，教师讲解后，再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在放学路上观察区法院和省法院，自觉进行反思，通过“再次实践”进一步完善知识体系。该教学设计源于儿童生活，经过教学实现了知识的进阶，高于生活，最终又回归了儿童生活。通过课前调查作业设计，让学生调查身边的国家机构，使国家机构在学生认知“够得着”的地方，学生带着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问题来到课堂，教师设计学生“蹦一蹦”能够解决的问题，学生通过“学习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完成“知”的重构。课堂结束后，教师又设计轻松好玩的扩展作业，让学生在放学路上再次观察身边的国家机构，将课堂上所获得的法律知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学以致用，最终做到知行合一。此外，在“双减”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提升法治教育的效果，教师需要做好课上“加法”和课后“减法”，尤其需要做好作业设计和建立评价机制。课前调查作业和课后拓展作业等体验式作业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引领儿童亲身经历知识的发现与建构过程，让学生切身感受学习的趣味与价值，从而帮助学生达成课堂目标。教师还需要建立相适应的评价机制，来保证学生有效完成作业，引导学生及时反思，从而更好地完成自主学习，提升法治教育的效果。小学阶段的法治教育并非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法学理论的学习，更不是生硬的法律知识灌输和填鸭式的死记硬背。教师绝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而需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关照儿童现实生活，用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法治教育，在其心中植下法治信仰，为中国培养适应“社会理想”的合格公民。

［参考文献］

［1］霍力岩.试论蒙台梭利的儿童观［J］.比较教育研究，2000（06）.

［2］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皮亚杰.儿童道德判断［M］.傅统先，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4］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M］.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高德胜，章乐，唐燕.“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