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4 22:07:16
“谷子算什么?命运才是第一。”这便是汪槐的信念。在汪槐看来,最可行的方法就是供养后代读书来达到该目的,即通过参加高考,考取大学,获得大学文凭后取得一份好工作并在城里安家,最终由此摆脱农村的身份。为何来自农村的汪槐如此执著于这样“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一、读书改变怎样的命运
东西曾开玩笑地说:“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在写作的时候不要折磨我们的主人公,好作品要‘折磨’读者,但要做到这点,必须要考验作家的想像力。”他确实在小说《篡改的命》中实践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小说中各人物的境遇而言,他们在命运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因不均匀的资源分配而加剧贫困的现实是促使他们想要改变命运的主要因素。
小说名为《篡改的命》,读来实则让人感慨,汪家拼尽全力想要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汪长尺甚至还不惜以牺牲自我性命为代价来保其后代之命运能够改写。令人唏嘘的是,不仅祖辈汪槐曾有被人顶替进城上工的经历,而且汪长尺可能至死都没有想到当年自己的大学录取名额也遭到了他人的代替。因此,摆在汪家面前的所谓命运,根本在一开始就已经是遭他人篡改了的。
不公平的待遇将会使得本就难堪的命运更为坎坷,而身在农村之中,作为社会下层中的一分子,能够动用以及懂得使用的资源实在屈指可数。汪槐寻求公平正义的方式是盘腿坐在教育局的地上抗议,这也是社会底层民众遭受欺压以后仅有的表达方式。其结果可想而知,无人理睬他们,用汪长尺的话说“他们连看我们的兴趣都没了”。
伴随不公平的,还有贫困这一老大难。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指出,贫困不仅指低收入和低消费,还指在教育、医疗卫生、营养以及人类发展的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较少。摆在汪家面前的几大难题也确实就来自于上述的几个方面。接下来,笔者简要说明汪家在医疗卫生和营养方面遇到的窘境。
以医疗卫生为例,当随爷爷、奶奶回到乡村的汪大志由于虫咬而全身过敏时,爷爷汪槐的第一反应竟不是带上孙子去医院检查,而是选择留在家中,通过“巫术”的方式来给汪大志祛病,这一行为足以说明汪槐缺乏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常识。此外,当汪槐历经千辛万苦将汪大志送到乡医院后,迎接他们的并非专业的医疗救治,而是一所“十年没有收到过拨款,没有专业医科毕业生愿意来工作,原有的医护人员也纷纷靠关系调走”的医院和一个因“舍不得给领导送礼,年年打报告年年调不回县城”的满腹牢骚的三流医生,且根据“由于他的视力不好,一共扎了八次才扎对血管”的描写也可知,该名医生无论在医德或医术上都很不称职。然而,就算这名“无心无德”的医生再怎样无法无天,他所在的医院仍然是汪家在有医疗需求时的首选。由此可知,在医疗卫生方面,汪家缺乏现代的疾病治疗意识,周边能享受到的所谓医疗服务也是很糟糕的。
营养不足方面,从汪家第二代汪长尺在高考复习班的学习过程中可见一斑:
“前几周,他只吃盐水泡饭,而且每日一餐。饿的时候,他就喝自来水。自来水喝多了也不管用,他就在水里兑白糖,每天拎着一瓶自制的糖水来上课。他对水的需求越来越大,经常一节课喝一瓶。水一喝多,他就要排泄,排泄一多身体就虚,拉尿时好像其他营养也跟着流失了。”
如同“救命稻草”似的高考复习班学习,对于汪长尺来说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于是他在备考期间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再加上又对自己近乎严苛的要求,在营养方面本该是急需要进行大量补充的时候,却迫于现实压力,汪长尺只能“一切从简”,最后由于营养不济晕倒在教室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才会使事物的发展不受阻塞,事物才能不断发展。汪家所面临的不公平待遇和贫穷的局面,促使他们拥有必须改变现状的念头,即要对命运做出改变,这是一种正当的需求,这也是一种令人感到忧伤的需求。
二、怎样读书改变不了命运
在关于汪长尺该怎样读书的问题上,小说中是这样描写他的高考复习班学习的:
“因此,尽管饥饿,他也要比同学们多看一小时的书。宿舍熄灯了,他就到路灯下看。第一周,课本上的字还是字,内容也能记得。但是从第二周起,那些字就变成了黑的虫子、白的虫子、五彩斑斓的虫子,它们在他眼前飞来飞去,不要说记内容,就是光记它们的形状都得冒汗。”
通过上述描写可知,出于各种压力和原因,汪长尺几乎是以透支身体的代价来进行学习。争分夺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劳逸结合更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出的理性选择。只一味地希望通过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给自己“加分”,这种激进的行为并不能保证给自己带来期望的收益。况且,长时间处于精神紧张的学习,其效率也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因而到后来,汪长尺最终复读后高考的成绩“直线下滑,连中专录取线都没上”。这一结局令人扼腕,但又冥冥中早已注定。
在关于如何辅导下一代读书的问题上,小说描述了汪槐对其孙汪大志的“培养计划”:
“汪槐说小学部分我打算自己教大志,所有的课本我都搜R了。初中,我们送他到乡里去读。按说乡里教不出什么人才,但可以搞双保险,就是他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后面跟着,他学我也学,像陪太子读书。白天老师教,晚上我教,一节课给他上两遍,每个问题都让他倒背如流。要是用了这个办法,不信他考不上县中。到了县中,我再陪读,每节课照样给他讲两遍,每道题照样让他倒背如流。到那时,恐怕考清华北大都不是问题。”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汪槐对汪大志的爱是无以复加的,值得思考的是,如此读书是否真的能够使大志“成才”。汪槐计划的核心思想是“倒背如流”,并且为此不惜花费翻倍的时间。不可否认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当记忆甚至是纯记忆构成了学习的主要内容时,学习就会变成一个机械性的过程,从而使学习的有效性受到影响。现代的学习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已经提高,仅仅凭借“死读书”的办法非但无法保证期望中的学习目标,而且还极有可能把“书读死”,造成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的严重后果。较为理想的学习结果可能是通过学习掌握了方法论,并由此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记忆的目的绝不是仅仅为了记住某一静态的内容,而是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动态的解决问题的意识。汪槐在这段培养计划中所表达的思想反映出他对“读书”有一定的理解,却又很片面。
若要总结汪家两代人对读书方法的理解和采用,大抵可以用“事倍功半”来形容。如此对读书的误解可能主要来自于一种错误的认知,即认为投入读书的时间与读书的产出一定是正相关的。要获得称心的读书产出,投入时间只是诸多条件之一,仅以汪长尺的高考复习班学习经历为例,除了“没有缺课,晚睡早起,死记硬背”之外,至少还需要合理的学习方法,对高校信息的搜集以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等。而汪长尺能做的,可能也是在其读书阶段唯一擅长做的,是拼命地用很多时间,甚至压榨自己身心来获取时间,义无反顾地投入单一的模式中,几乎完全没有除此之外的学习意识。
对自我鞭策也好,望子成龙也罢,而现代社会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哪怕是对于读书这件看似很传统的事情而言,也已经不再是仅靠单一的努力就能够达成。现实社会的进步势必会给社会上所有的事物带来前进的压力,同样的努力程度,在过去的“逆水行舟”里,或许还能使人保持前进的姿态,然而在水流愈发湍急的现代社会,若是缺少了得当的法门和理解,那势必将会面临“顺流而下”的无情结局。
三、读书后应改变怎样的命运
在小说中,汪槐曾不止一次有过“学而优则仕”的言论:
“我一定要把他培养成大学生。”汪槐跟刘白条说。
“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干部。”汪槐跟张五说。
“他要当了干部,就能当领导。”汪槐跟代军说。
“他要是出头了,就能拨款给我们村修公路……”汪槐逢人便讲。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意为做官的事情做好了若还有余力,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若还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似乎是在趋利意识的影响下,“学而优则仕”不仅被断章取义,而且被片面理解为学习、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后能够谋个一官半职,从而利用官职之便行个人之便。小说中汪槐的言语或多或少表露了这样一种现象,只是汪槐又有其个案的特殊性。例如,他希望汪大志将来能给村里修公路的心愿实则也是由于贫穷的现实所迫,并非为了谋求额外的利益。
因此,首先根据以上的小说段落推测可得,汪槐寄希望于读书而获得的命运带着几分功利,而这样的功利背后又带着几分囿于现实环境的狭隘,这样的狭隘又使人读来感到悲伤。对于汪家来说,要改变现有的视野,获得公平的保障是第一步,即能够在同等的成本下,获得其他阶层都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其次,改变读书是为了考大学进而找好工作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在应试和工作之外有更广泛的内容值得琢磨。
《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因此,读书改变的是人。通过读书,人变了,主要是读书可以让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拓视野,增加内涵。不否认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领着令人心满意足的薪水或是官位扶摇直上是让人心驰神往的,但是要明确的是,好工作和好职位只是包含于读书后带来的诸多变化的范围之内,它们不是读书的全部,也不能成为读书的唯一目的。
四、结语
造成小说中汪家对读书概念误解的成因有许多,所以读书这一角度反映的也是作者试图揭露的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历史除了人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以外,都是真的。”相比于其他形式,小f可能更加能反映现实。这也解释了为何作者东西的这篇小说读来有时令人觉得很远,荒诞不羁,但同时又有时让人觉得很近,真实到毛骨悚然。
东西认为,文学对人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就像细雨一样,慢慢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并把好的语言保留下来一代代传下去。东西说:“当我们越来越找不到词来表达情感的时候,就去静静地阅读文学作品吧,让它来丰富我们的生活和情感。”小说《篡改的命》的生命力植根于乡村受到城市全面“入侵”的现代土壤中,真实地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细节,让读者正视眼前的现实。文学和社会价值兼具,这正是《篡改的命》魅力之所在。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相关讨论是因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引起的。近日,《人民日报》刊文称:读书改变命运,正遭受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报道发出感慨: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了吗?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反映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抬头。
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究竟出自何人?网上有资料称,这是李嘉诚先生说的。不管这句话最早是什么意思,如今很明显的是,这里的“读书”被当成了“上学”。所谓读书改变命运,就等于“上学”改变命运,也就是“学历”改变命运。在现实中,许多人就是这么认为:上学是为了高考,高考是为了上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拿张文凭找个好工作,找到好工作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今,考上大学也不等于能够找到工作,既然“读书”改变不了命运,不如放弃高考,早点出来闯荡社会。
从这个角度理解,读书确实未必可以改变命运。问题是,“读书”难道就等于上学,或者说就等于上大学吗?如果“读书”在这里的意思是“获取知识”,那么这句话对不对?这样的话,“读书改变命运”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知识改变命运”。因为,上学固然也可获取知识,可获取知识的办法却不止于上学一途。然而我们看到,“读书”首先被简化成了“上学”,然后“上学”又被庸俗化理解成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所以一旦愿望落空,人们难免对这句话产生动摇。
不仅读书(上学)未必能够改变命运,知识也一样如此。这是因为,知识更多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至于一个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后,命运是否会随之发生变化,答案却是变化多端。有的人因为知识和思想的提高,因此有了更高的追求,进而有了动力去改变人生;但也有的人,空有一身本领却潦倒终生,郁郁不得志。就此而言,知识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而这只能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前提――当然,这个前提很重要。
古人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如果“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是李嘉诚说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形象的例子。李嘉诚没上过什么学,后来却成了成功人士。这本身就说明,“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论调是靠不住的。类似例子还有许多。这也表明,上学未必能够改变命运,拥有知识(包括上学获取知识)却真的可以让人获得改变命运的钥匙。
人们本来就不该相信“读书改变命运”,至少不能庸俗地理解这句话。换句话说,与其相信“读书改变命运”,不如信仰“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培根那句名言有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何以如此?因为上学可能让一个人更加无知,寻求知识却是一场发自灵魂深处的革命。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那些真正拥有知识的人,即便穷困潦倒,他的人生也一定过得很有意义。
后来我就再没有这位女博士的音讯了,不知她是否已经顺利毕业,也不知道她能否在博士的千军万马中成功找到合适的工作。又假如她幸运胜出,成为高校教师,她是否像其他很多年轻学者一样,经常感慨高校“青椒”(青年教师)收入太低工作压力大的“悲惨”境况?她是否又会时常陷入愧疚,因为她无力回报在经济上支撑了她10年大学求学路的家人?
这是一个真理轻易崩塌,信念总是动摇的时代,“读书改变命运”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随之倒下的是“知识就是财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书中自有千钟粟”等风行一时的教育励志口号。取而代之的是“一毕业就失业”,“科研穷三代,读博毁一生”,“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等令人沮丧的说法。
一个曾经振奋人心的信念倒下了,问题是――谁是凶手?
我最近看了一部名为《读书致贫》的纪录片,是《为什么贫穷》系列公益纪录片中的一部,由丹麦一个公益组织拍摄,旨在唤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读书致贫》是关于中国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学生在高考前后的纠结,一个从独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艰难的求职经历,以及一个私立学院的“讲师”四处宣讲,“忽悠”低分学生到这个学费高昂教学低劣的学院读书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令我震惊的是,在一些情况下,教育不仅无法助人脱贫,甚至使人更贫困了。穷人不是教育恩惠的对象,反而成为了教育产业捕食的猎物。用纪录片中那位“讲师”的话说就是,他们学校一般只挑偏远地区消息闭塞的地方宣讲招生,因为这些学生不像城市里的学生,没什么见识,根本没办法识破这些骗局,不知道一旦进了这些学校,面临的将是什么局面。
教育是任何国家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穷困阶层一般比富贵阶层更高,因为富人更有能力自寻出路。公共产品存在缺陷的地方,穷人更可能成为更大的受害者。例如,食品安全也是一个基本的公共产品,但是现在农村地区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监管疲弱,农民或许可以用较低价格买到这些商品,但却可能要付出更高的医药成本去治疗伪劣食品导致的健康问题。一个国家至少应该确保穷人能够在同等成本下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假如他们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或是根本就被拒之门外,那么有关政策一定是出了问题了。
在教育方面,穷困人群几乎在每个关卡上都沦陷了。同样是义务教育,城乡的教育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同样天资的学生,由于出生家庭的不同,就注定了在将来的求学道路上,会比其他人更为艰难―他们需要更高的成绩才能进入同样层次的大学;假如他们成绩一般,则可能要支付更高的学费进入那些教育水准非常可疑的各路学校。等他们毕业时,还要背着沉重的经济和情感债务,在熙熙攘攘的职场上负重前行。
命运总是不公平的,教育应有的目标便在于减缓乃至纠正不公平的命运给人们造成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度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当教育本身成为不公平的根源之时,这个信念便成了受害者,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可能是受害者。
我自然有些好奇,每年大学都有统考,招生工作为全国一盘棋,岂可自行联系?
细问之后才得知,朋友为他联系的这所民办大学并不受全国统考分数的限制。
朋友说,他的亲戚家在乡下,属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至今县城未通铁路。除了靠种粮卖钱,几乎难有别的收入。这位亲戚也曾少年壮志,希望能有一个精彩人生,可惜他求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父母在极端贫困中仅供他读完初中,因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动乱而将梦想彻底湮灭。
如同现在五十岁左右的人一样,在他成为父母的时候,正赶上计划生育。第一胎是女孩,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是不可接受的,于是他生了二胎。二胎依然是女孩。在泄气的同时,还面临着高额罚款。在罚款尚未还清时,妻子又怀上了第三胎。夫妻商议的结果是,无论如何都得要个男孩,使姓氏得到传承,也让家族的命运在儿子手中得以改变。彼时的农村对超生的惩罚相当严厉,但为了儿子的降生,再沉重的代价也值得担负。可惜天不遂人愿,生下的仍然是女孩。
至此,他为生一个男孩所做的努力已到了极限,只能认命了。
据朋友说,这位远房亲戚生活的农村,女孩从小就要学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有口饭吃就长大了,读书是谈不上的。但这位远房亲戚决意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像男孩一样养大,不仅让小女儿自己活得像模像样,家庭的未来也全指望着她。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她的两个姐姐一个根本没有上学,一个只读完了小学,长大后像大多数乡村女孩那样,寻个人家嫁人,过着和父辈一样的日子。父母在这期间却一直倾全家之力供养着小女儿读书,直到高中毕业。
情况并不理想。由于乡村整体教育水平的低下,也由于种种其他原因,女孩高考落榜,成绩只有200多分,离录取分数线遥不可及。到县里找权威的老师问了,这样的成绩再复读一年是否可行?回答是否定的,基础太差,即使再读一年也很难上录取钱。执拗的父母不想让小女儿重复两个姐姐的命运,“说什么咱家也要出个大学生”,定下了这样的心思,毅然带着落榜的女孩到了北京。
还真的来对了。
就有这样的大学,不仅举双手欢迎入学,几年后同样可以拿到大学毕业的文凭。于是全家人包括已嫁出去的姐姐们一起不眠不休地商议了几天,“上,砸锅卖铁也让咱娃念北京的大学!”
我细问了一下,一年学费为六千多元,书本杂费一千多元,宿舍费两千元,北京的生活费用之高在边远农村无法想像,土豆红薯都得一元多钱一斤,吃喝再省一年下来也要两千元钱。这样算下来,如果在北京读上四年,再怎样节俭,五万元的花费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朋友:怎样解决如此高的学费?
朋友说:亲戚帮一些,朋友借一些,嘴里省一些。
于是,在今年的8月底,朋友的亲戚带着女儿到北京的大学里报了到。由于大学近年扩招,大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已不算新闻。这对于家境尚好的孩子一时还算不得太大压力,当然他们也为自己的前途着急,但对于那些举债读书的家庭则是不小的打击。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大学毕业已一年多、一直未找到固定工作的年轻人,他轻轻一笑,说:“傻不傻呀,我们这些在正经大学读出来的年轻人都找不着工作,哪轮得上她!现在招聘单位多牛呀,名牌大学毕业的还挑三拣四的,她上的那种大学,招聘单位连看都不会看,找工作根本没门!”
我于是将此信息传递给朋友,希望他劝那位远房亲戚再慎重考虑一下,千万别花钱举债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朋友听罢“嘿”然一笑,说道理早跟他讲过了,但他“拗”得很,根本不听劝。又说,就让那个孩子上一回大学吧,说不定还有机会。不上又能怎么样?那铁定就是她两个姐姐的命运。
我不禁怅然。
读书改变命运,这对于那些生长于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们无疑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我的一位亲戚出身于农村,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全县最高分考入北京,直到毕业一直享受着国家的最高助学金,现在成为中国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的另一位亲戚是粉碎“”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其时他历经插队、工厂,并且结婚,虽然是城市青年,但已不可能再靠父母养活,是国家的助学金帮助已经成年的他顺利走完了读书的岁月,并且成为一家大报的记者。
凭心而论,大学文凭对他们命运的改变起着攸关重大的作用。
如此说来,读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近几年多少家庭节衣缩食培养的大学生子弟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也是现实。
近日读报,称南方某省缺少数万名技术工人(即高级蓝领),这甚至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召唤下,一些已经拿到大学文凭的孩子转而再读中专,这不能不说是既不符合常规又令人遗憾的事情。中国的教育资源稀缺,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尚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而已经拿到大学文凭的孩子却面临着就业市场的拒绝。现行的教育体制一直引起各种争议和质疑,像大学毕业生再读中专的事情,无疑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反省。如果在孩子们高考前就能及时未来就业的基本状况,为孩子和家长的正确选择做出理性指导,相信许多家庭会减轻负担,许多孩子也会少走弯路。
我很为朋友的那位远房亲戚及他的女儿担忧。
书中的主人公名叫佩玲,祖父非常富有、善良,但是双目失明的祖父性情古怪。原来佩玲的父亲为了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离家出走。由于父母相继去世,佩玲不得不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祖父的工厂做工。但是祖父一直记恨他们,佩玲不敢直接相认,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祖父认识她。而祖父管辖的县镇有上万人,佩玲年龄又小又是初到这里,要想在人群中成为精英,想要见到祖父,可是难上加难啊!而佩玲凭着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所有困难都难不到她,最终她和祖父相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佩玲,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父母双亡的女孩,却已学会了坚强,自己生活,坚持不懈,凭自己的努力去寻找幸福。而以前的我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遇到一点困难就靠父母的女孩。在学习上,我遇到一点难题就不想再去思考、再算算,而是立刻问父母,有时侯马马虎虎混过去。不止在学习上,其他事情也一样,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所以,我几乎什么事情也干不好。
而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若有所思,为什么她的生活那么坎坷,最后却能获得幸福呢。我渐渐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此后我学习不再是懒惰、对难题退缩了,反而更加喜欢钻研难题,我渐渐的觉得解决困难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学习上的困难解决了,生活上,我也不再向那些可恶的家务活低头,。我想现在,即使父母不在身边,我都可以自理好我的学习,我的生活,不再是以前那个畏惧困难,甚至向困难低头的女孩了。
如果佩玲不是书中那个虚幻的主人公,我真想当面感谢她。仔细想想,生活中不是也有许多像佩玲这样的人吗。她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寒门学子是“贫二代”中颇引人关注的群体。高失业率意味着大学四年的书本知识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无力面对父老乡亲,意味着他们可能继续他们父辈的职业或类似的职业,意味着“贫二代”中本来最有希望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面前就已折戟。这似乎验证了社会上流传的“读书无用论”。
可有时候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对一部分寒门学子来说,知识依然是改变命运最有效的方式,虽然他们奋斗的过程比起家庭条件优越的人要艰辛得多。
知识很重要,专业化知识更重要
已经毕业两年的阮玉莹(化名)现在是一名普通大学的老师。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她感觉一路走来还算比较顺畅:厦门大学法语专业本科毕业,直接保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攻法语。阮玉莹是典型的农村学子,父母在乡镇开小饭馆,教育程度低,家里三姐妹外加一个弟弟,经济压力大。因此,她通过学校贷款支付大学学费,并拼命读书,争取各种奖学金以缓解经济窘境。她父亲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考上大学,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跟他一样”。阮玉莹父亲的心愿代表了许多农村家庭父母的心声:期待孩子走出穷乡僻壤,走不一样的路。
1999年以来,大学不断扩招,大批寒门学子走出山村,拿到文凭;但据专家研究,多数学生集中在普通的二三本院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愿望被各种因素阻碍,比如名牌大学的文凭、户籍政策歧视,等等。
对于这类现象,阮玉莹觉得很不公平,但又认为是目前难以改变的事实。同样身为农家子弟的她,则是完全依靠个人的努力进入名牌大学,并获得一份有声望有地位的工作。“得到这份工作,我的毕业院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离不开我个人扎实的专业知识。这跟我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觉得努力学习知识还是很有用。”那么是不是非名牌大学的寒门子弟就很难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呢?她笑了笑,“不一定,跟我同样家庭背景的一位同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所读学校并非985或211院校,但最后成为我的同事,这还是跟法语专业比较紧俏有关。”
从农村孩子成为大学老师,阮玉莹所遵循的路径是个人高才智—名牌大学—优越工作—实现阶层流动。然而应该说,能够成功走完这条路径的寒门子弟并不太多。
蒋娜(化名)毕业于一所二本院校的医学系,现是妇产科医生。同样的,她的家庭经济情况也不乐观。她坦言,“我有一段时间很受打击,市里的医生考试选拔存在内定人员,让我感觉个人努力比不上有权有势的父母”。在那次考试中,她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最终被迫给关系和人情让路。或许这对于大多数寒门子弟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不过,蒋娜最终还是成了市立医院妇产科医生。中国现在的医疗资源极度缺乏,她所具备的技术性知识让她走到哪里基本上都能学有所用。蒋娜对今后生活还是乐观的:“从主治医师到主任,每一次升迁都必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加上随机面试,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在这里‘拼爹’比不上个人能力。”当一个技术行业有其严格的规范和确定的上升通道,所有人被同样的标杆衡量时,原有的家庭所携带的各类资本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会逐渐弱化,使寒门子弟也有出头的机会。“当然确实有人依靠家庭关系进入市内医院,然而他们的工作能力得不到大家认可,最终自己退出。”蒋娜说道,“知识很重要,个人努力更加重要”。
“读书无用”还是“知识改变命运”?前者是在说教育,倾向于教育体制问题;后者是在说知识,倾向于能力本位问题。教育体制的不公正和自身知识的专业性不强使得寒门子弟能力普遍相对较弱,要想实现阶层向上流动难上加难。如果按照现有的模式,依靠权力和财富来实现精英教育,阶层只能越来越固化。当然,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如针对贫困学生的贷款及奖学金、助学金乃至减免学费等,但这些政策只有治标的效果,更为根本的还是要思考如何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公平公正地进行分配。
同时,现代社会的精细发展对技术型知识要求越来越严格,技术型知识一旦占据主要地位,社会组织和流动方式就会悄然发生变化,这对寒门子弟是一大机会。像阮玉莹和蒋娜一样,他们可以选择社会更加需要的专业,以便更容易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幸亏我没有进入官场”
对寒门子弟而言,很多情况下上大学需要以牺牲父辈的生活为代价,背负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压力颇大。尽管如此,不少寒门学子还是通过继续求学加深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杨代相在上海海事大学当辅导员,同时在职读博士研究生,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侥幸”读完高中,“侥幸”考上比较好的大学,然后深造读硕士研究生,最后“侥幸”找到不错的工作,如今在上海算是落地生根了,贷款在学校附近——上海自贸区买了新房。“尽管很多人又在说读书无用论,但我觉得,对于我和与我类似情况的中学同学来说,要感谢大学感谢读书,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学生,一路能走到今天,都是‘侥幸’,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中学同学,可能在暑假之后,下一年级时就已经离开了。而他们真的都不笨,只是因为家里穷,或者一些变故造成了人生走向了另外一个轨迹。”
每到过年,看到一些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同学开着豪车衣锦还乡时,杨代相也很淡定:“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代表读书无用。首先,他们的成功是个别案例,属于小概率事件,而念过大学混得特别差的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两个事情不能放一起比。其次,也不能忽略光鲜背后的现实情况,是不是有着他们不愿展示的艰辛。”对自己的未来,他觉得不可能要求大富大贵,但要在上海生活下去,他深知要付出比家庭条件好的人更多的努力。他现在一边忙着博士学业,一边当辅导员带两三百个新生,还帮导师做大量业务上的工作与出差,赚一些外快,天天忙得几乎没有停歇。购房贷款、父母年老、女儿尚小等都让他压力重重。虽然艰苦,但对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也很知足,他似问非问地告诉记者:“我们这一代从农村完全靠自己拼搏出来的人,人生最大的意义是让父母得到了很大的心里慰藉,拥有保障性相对高的晚年;同时,让下一代有更高的起点,不用再像我们自己一样,如此艰辛才能达到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平,你说是吧。”
80后的郑书藩(化名)来自福建的一个山区小乡村,目前是北京小有名气的媒体人。尽管在北京,他还属于“三无”(无房、无车、无老婆)男人,但他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福州一所重点大学读完本科后,边读研边在福州的媒体兼职。硕士毕业才有机会进入知名媒体的北京站工作。从小山村,到省城,再到首都,这一路很不容易,但我依然相信,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努力是可以成功的。”不过他也承认,他的奋斗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进入了媒体这个行业,而且还是较高层面的媒体,“我曾在福州一家都市报实习然后面试,成绩是面试最高的三个之一,却被淘汰了。我不甘心,后来问了部门主任才知道,早已经内定好的,我只是走过场的陪考。还好中国还是有一些优秀的媒体,它们看重的是能力。而且,幸亏我没有进入官场,多年的职业观察让我知道,越是靠近权力场域,权力福利越多的地方,寒门子弟越难进入;就算进入了,也鲜有机会能够出人头地,毕竟某种程度上那是一个靠关系硬碰硬的地方。”
“读书无用论”的根源是“拼爹”
对寒门子弟来说,知识依然是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路径之一,读书依然是大家公认的正途,尽管它充满着艰辛与无数的变数。但对寒门子弟而言,如果没有进入名牌大学,就不得不面临为争夺工作机会而进行的激烈厮杀。父母社会关系广的孩子不用担心工作,像国际投行偏爱雇佣国企高官子女,很多公司招人也更偏向重点城市重点大学的学生。总体而言,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家庭,其子女也占据更有利的社会位置,更容易获得优越的社会资源,进而取得成功;如果一代接一代均是如此,资本得以传承和巩固,最终可能造成“阶层固化”。
“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寒门子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不少专家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失去了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
分析一下以上的采访对象可以发现,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保证自己能够在城市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并非当下热门的垄断国企、金融、公务员等某种程度上需要“拼爹”的岗位,而是进入了高校、医院、媒体等更注重个人能力的行业。
说到底,“拼爹”才是造成“读书无用论”的根源。而正是源于对“拼爹”现实的失望,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放弃了高考。据统计,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相当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直接打工。普通院校—普通专业—普通文凭—普通家庭—就业困难—读书无用—放弃高考—丧失机会—阶层依旧,这就是目前多数普通院校的寒门子弟面临的恶性循环。
“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的专家介绍,寒门子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也在下降,全国985工程高校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招生上,存在城乡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文东茅教授分析2010年北京高校招生数据发现,考生父亲来自农村,考生文科高考成绩平均为433.8分;父亲在城市,则考生平均成绩可达到471.4分,相差37分。“社会阶层越高,高考分数越高,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文东茅教授说。“本科阶段类似我的家庭情况的学生并不多,大多数是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学生。”阮玉莹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初一(11)班李胜梅
你们还记得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但丁.阿利吉耶里吗?他在流放期间写下的伟大诗篇《神曲》使许多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诗篇以博大宏丽、思想深刻的文字被俄国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誉为“中世纪的史诗”。
《神曲》记叙了诗人托梦幻神游“地狱”、“炼狱”、“天国”的故事。1300年4月8日,诗人三十五岁,正好步入了人生的中途,黄昏时,在一片黑暗的森林中迷了路。黎明到来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小山脚下,看见山顶洒满阳光,正准备往这个风景旖旎的山峰上攀登时,忽然出现了三只凶猛的野兽:豹子、狮子和母狼,挡住了他的去路。前有猛兽,后有万丈深渊,使但丁近退两难,就在这危急关头,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受贝阿特丽采之托,前来搭救但丁。他对但丁说:“你不能战胜这三只凶猛的野兽,我带你从另一条路走向光明,你将经过罪人的居住地,爬上洗炼灵魂的山坡,到达山顶,我把你交给另一个引导人,她会伴你游览幸福之国。”随后,但丁在维吉尔的陪同下,开始了历时七天的神秘梦游。
《神曲》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让我知道了一些哲学知识,我认为《神曲》的根本目的是给人类指出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途径。迷路、游地狱、炼狱,最后到达天国的描写,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人类在迷茫中,经过痛苦与考验,最后走向光明的境界。这正是作者为人类探寻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新生之路。我认为书中很多描写极富象征意义:黑暗的森林,阴森的地狱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三头野兽是阻碍人们走向光明的邪恶势力的象征:豹象征淫欲,狮象征强权,狼象征贪婪。维吉尔是理性的象征,贝阿特丽采象征信仰,但丁从地狱到天国的游历象征人类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认识罪恶与错误,实现道德净化,在信仰的引导下,走出迷惘,进入理想境界,获得真理和幸福。
初一(11)班许子超
下午,在作业的空隙里,我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名著《朝花夕拾》,伴着窗外射进来的明媚的阳光,细细地读起来,正值大好春色,那环绕在我们四周的花香,却也偷偷地进来,与我书的油墨香融在一起,飘散、飘散……
我从小就爱读书,特别喜欢读名著,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看得津津有味。在我眼里,名著是良师,是益友,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内容。
名著是良师。在我小的时候,不爱吃零食,也不爱玩玩具,偏偏爱读图书馆里的连环画,《西游记》中那一幅幅精美的图画,一行行小字,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故事,叙述着善良与凶残,辨别着美丽与丑恶,正是这些故事,对少不更事的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会了我做人的基本准则。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做个好人,做个像孙悟空那样机智勇敢,一身正气,敢于斗争的人。
后来,我上了小学,对我来说,名著成了我的益友。那时候,作业不多,又会查字典。便疯狂地读起来。从《上下五千年》中,我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感受到中国这泱泱大国的古代文明,明白了现代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就在我惊异于商灭夏,周灭商的历史王朝更替时,我也领悟到了中国历史的多变性及中国悠悠历史的沧桑。从《水浒传》中,我感受到梁山泊英雄义薄云天,忠心耿耿的豪情。从《三国演义》中,我感叹诸多英雄壮志未遂身先死的遗憾,总结出时间的宝贵。正是这些名著,像朋友般陪伴我度过六年小学时光,让我取长补短,不断奋进。
等到我上了中学,读名著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阅读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到了国外。当我遇到困难灰心丧气时,我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困难与文中保尔遇到的困难相比,简直太微不足道了,保尔都能从容面对,我又何惧?于是,我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当我心里觉得孤独寂寞时,我就读《鲁滨孙漂流记》,和他相比,我还算孤独吗?他在荒岛独自生活28年,却依然积极乐观。而我的身边有这么多亲人朋友陪伴,于是,我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当我感叹生活的艰辛时,我就读《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文中阿寥沙的生活才叫艰辛呢。他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于是,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并懂得了珍惜生活。
【茅屋中自有一番别样天地】
单占生1953年4月出生于河南省杞县。单氏家族原是个大家族,但那只是捕风捉影的传说。他之前的几代,人丁并不兴旺。爷爷曾经因为家里贫穷小小年纪就去当兵,后来在冯玉祥的军队里读过童子学校,识了一些字。再后来随着军队走南闯北,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或许就是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单占生的爷爷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好好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战争结束后爷爷回到了农村老家,靠着自己在部队里学的卷凉粉的手艺辛苦供单占生的父亲读书,无论家里多么困难,让孩子读书的念头在爷爷心里从来没有动摇过。
就靠着小小的卷凉粉手艺,爷爷将单占生的父亲从小学一直供到了大学,后来父亲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河南省只有两个人被该大学录取,《河南日报》当时为此还做了专访。父亲也成为这个小小村庄祖祖辈辈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
单占生的童年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饥饿的阴影下度过的,生存的艰难,从他写过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挖野菜》中可窥见一二。文章开头就说: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一切能吃的东西都是稀缺的。但即便在那种环境下,热爱读书的他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找书来看。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并不高,家中人口众多,使得一家人的生活时常捉襟见肘。但是父亲每次从郑州回家都会告诫母亲:“就是穷死饿死,也要让孩子读书。”就是这样的信念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支撑起一家人对未来的希望。
在郑州教书的父亲,在“”中因“战备疏散”被分派至乡下的“五七”干校劳动,那些跟随他多年的书本此时成为负累,无处安放时来信问儿子,需不需要这些书本?单占生毫不迟疑,迅速搭车来到郑州,把父亲正准备卖废纸的几箩筐书打包运回了家。也正是这几筐书丰润了乡村漫长而单调的岁月。在那间被多年灶火炊烟熏烤得房梁乌亮的茅屋中,他在墙边用麦秸秆、柴草填满的麻绳床空隙处,靠着墙搭起一个简易的书架,所有书籍就这样被一摞摞堆在上面。
那些稻草秸秆保持了书本纸张的干燥,也平复了略显寒酸的读书人的傲气。夜间的煤油灯芯如豆般摇摇曳曳的灯影,在书本的纸张上打出现实之外另一个世界的神话,这个少年的心里铺展开了一个宏伟的蓝图。虽然前路苍茫一片,然而茅屋中却自有一番别样天地。
【朴实无华的赤子之心】
年少时候的单占生不但热爱读书,也是一个劳动的好手,犁地锄地耕田播种,样样做得比别人好。那一年生产队选队长,几个长者一致推荐年轻的单占生担任新一届的生产队长。当时,年轻气盛的单占生带着被别人肯定的喜悦正要站起来表态时,坐在对面的叔叔突然对着单占生喊:“占生,快跑,你爷爷来了。”叔叔的话音刚落,单占生扭头看到爷爷怒气冲冲地拿着一根扁担朝自己的方向砸过来――眼看到手的生产队长就这样泡汤了。
晚上趁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爷爷用拐杖在地上写了一个繁体的“书”,他无限怜爱地告诉单占生:“孩子,这个生产队长你不能当,你一定要坚持读书。”后来爷爷还专门跑到村里的大队长那里,对他说,占生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好料子,不能就这么耽误在村子里啊。那时候村上正好缺一名民办教师,经过商议就让单占生去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虽然没有实现继续读书的愿望,然而他离那个目标却又近了一步。
就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单占生仍然想方设法在教书之余抓紧时间多读书。县城的新华书店,距离村子十八里路,每每想要进城,必须■过两条河,河中四季都有水,夏天还有翠绿色的水草在河底摇曳,冬天要想过冰凉的河水还是需要一番勇气的。当时学校放寒假他就在家里帮爷爷卖菜。去县集卖菜讲究天亮前占个好位置,为了自家青菜能卖上好价钱,距离县城较远的菜户就要半夜起床拉车赶路,天寒的时候就在车上捎带一把柴火,到地方之后点燃取暖。
等到了那里,地上早已被赶集的菜农这一处那一处燃起了火堆,大家聚拢在一起话着家常彼此交换十里八乡家长里短的消息,天渐渐就亮了。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响起来,赶集的人们在市场里东挑西拣讨价还价,鲜嫩的青菜、脆生生的萝卜、圆滚滚的鸡蛋转眼就卖个精光,只剩下一些歪瓜裂枣被拢成一堆,然后菜农们就吆喝那些懂得生活节俭之道的老太太过来,三五分钱将剩下的一堆菜便宜卖给她们。
这个时候,爷爷总会给他几分零钱,半晌散集时,老爷子踱步到一家饭店喝杂碎汤,点上一两杯酒,把馍馍泡一泡,滋滋润润坐一会子。这样他就有时间跑到书店逛一逛,看着一排排在书架上规整排列的书籍,忍不住就凑上去摸一摸。那个时候的书籍很便宜,不过几分钱一本,但那样便宜他也买不起,只能过过眼瘾。
蛹在变成蝴蝶之前总要经历漫长的寒冬,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年,单占生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郑州大学的中文系,成为继父亲之后村子里的第二个大学生。单占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是爷爷的一扁担打醒了我,没有爷爷当时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我。
单占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经历了百态人生、市井生活,依然保持一颗朴实无华的赤子之心。每每详谈之时,他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的言行,在动情处会双眼潮湿,在高兴时则风趣如稚子。所谓性情中人,亦是如此。阳光灿烂的下午,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中追忆往事,跌宕起伏的时代大背景纵横着就铺开影像。
初一(11)班刘欣奕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书中,我们往往能够找到许多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从而更好的拥抱成功,建设自己更美好的未来。阅读一位位英雄的事迹的同时,我也不禁开始有了一些感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很多因素可以促使他的成功,而我认为,在所有可能的优点之前,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才是开启成功真正的金钥匙。
钢铁般的意志,千锤百炼。
提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往往是意志顽强,身残志坚,志向远大等词语。保尔总是将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自己的信念,他和同志们一起驰骋沙场,为国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修建临时铁路中保尔的小队拼命走在最前,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工作。保尔从未放弃过,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坚信着胜利,以他特有的执拗,赢回一次又一次胜利。他同敌人们进行了一场场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敌人有侵略者,但对保尔来说,最大的敌人,还是病魔。长时间的奔波在前线彻底击垮了他,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十分苦恼,难以自拔。他开始有自杀的念头,但他坚强的意志和信念还是战胜了消极悲观,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命运的打击,拿起笔开始了争取归队的斗争。当然,他成功了——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声的喊出:保尔是个英雄!
音乐般的意志,永不停息。
读完《名人传》,对音乐大师贝多芬又更有了一份敬意。贝多芬的童年非常不幸,他那好赌好酒的父亲想利用他发财,贝多芬每晚都被逼迫着练琴,只要出错就是一顿暴打,邻居们常常听见这个小孩子由于疲倦和疼痛而抽泣着睡去。但他却没有因此而抱怨命运的不公,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他继续坚持练琴,终于成为闻名世界的音乐家。而命运却没有就此放过他,当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聋时,他几乎绝望了。人生似乎不值得活下去了:对一个音乐家来说,还有比听不见他喜欢听而且靠它生活的甜美声音更不幸的事情吗!起初,他怕人们注意到他的耳聋,以为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音乐家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不!他想起他想写的一切音乐,“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也许对他来说,音乐是一种迷人的声音,它也是表现最深刻的思想的一种语言。贝多芬从此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能与人交谈,就把自己的意愿写在纸上;不能谱曲,就用牙齿抵住一根固定在钢琴上的木棒来感受早已烂熟于心的琴声的震动,从此完成了轰动世界的诸多交响曲。不得不说,此刻我认为贝多芬已不仅是一位音乐大师,更是生命的大师!
勇士般的意志,不屈不挠。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是一部驰名世界的名著,书中记述了作者海伦·凯勒的一生,而令我惊讶的则是,这位女作家,竟是一位“聋哑人”。海伦·凯勒,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在出生后19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听觉和视觉。绝大多数人遇到这样的生命困境时,往往会失去奋斗的精神和勇气,不愿意接受这一切。而海伦呢?最初,她也曾因放弃过,可她又很快振作起来。这位美国女孩,在莎莉 文 老师的耐心帮助下,凭着超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学会了五种语言文字!她一生共度过了八十八个春秋,她正是凭借那份超人的意志,度过了八十八个无声、无语、无光的孤独岁月!这是怎样一种意志,在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海伦所显露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向她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