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 局限性

一、多元理论理论的提出

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刘阁.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史时的意义与局限性.华东师范大学，2007，（6）.

［5］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6］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 政治词汇 影响因素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政论文的有效翻译对于宣传中国的政治体系、政治思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平台。然而，政论文翻译却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对于党代会报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对于已有的研究更是缺乏理论支撑，作为政论文一部分的政治词汇翻译更是如此。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作为整个翻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论词汇翻译可以从多元系统这个新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势，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在整个翻译研究系统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是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由此出现了一词多异现象。

三、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探究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

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赞助商、译者主体性等。通过阅读报告发现，前三种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较大，本文以不同的翻译实例具体阐述影响翻译的三种主要因素。

1.政治因素―党的先进性。2012年以前，该词一直译成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十报告中却译成 the vanguard nature of the Party。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看，党的先进性意为“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先锋，人民应该学习”。《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progressive” 意为“特别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支持新思想新方法”。从这个解释可以明确看出，progressive重在通过新的思想或现代的方法来提高，而vanguard 一词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更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先进性是我党最突出的特点。从我党所作出的各项成就来看，党的先进性正是党的本质体现。党的先进性建设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政治词汇的翻译应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适时作出正确的翻译。由此可鉴，后者的翻译更符合当前的政治条件。

2.经济因素―民生。“民生”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报告中分别译为people’s livelihood 和 people’s well-being。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可见，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计、生活。国家统计局已在2012年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当中，livelihood一词解释是为了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去赚钱。而well-being指为了幸福和健康而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民生”的翻译变化正是中国经济变化的真实反映。正如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的发展与民生密切相关，必须注重社会发展以确保经济的增长和民生的改善，开展社会重组，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 我党专注于社会建设和民生改革，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可见人民幸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翻译应该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将翻译以外的因素纳入考虑的范畴。

3.文化因素―生态文明。该词在十七大报告和十报告中分别译为conservation culture 和 ecological progress。《现代汉语词典》中，生态意为在某种自然环境下，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指生物体的特殊的生理特征和习惯。《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conservation意指自然环境的保护，该定义明确指出conservation更强调的是自然。在英语词典当中，“Ecological”不仅指自然，也指和植物、生物有关的东西。引起生态文明一词翻译变化的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从字面意思，另一个是从社会环境。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翻译与研究工作的刘仁胜博士曾说在过去的20多年间，国内外从事翻译专业的学者认为英语中的ecological正是汉语中生态的对应词。在Conservation所包含的解释当中就有保护自然资源。然而生态文明不仅指保护自然资源，也指调整生产关系。相对于conservation，ecological能更明确地表达“生态文明”的内涵。

四、结论

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政治词汇翻译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为了能够更好地对政治词汇进行翻译，时间性、政治感性、翻译规范三方面的因素都应加以考虑。政治词汇的翻译要求译者应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沿，根据政治经济的变化适时调整翻译；政治词汇翻译要强调政治，这是根本；翻译规范更应着重强调，遵守翻译规范才能使国外读者更好的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参考文献：

[1]张南峰译.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J].中国翻译，2002 （4）：20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鲁迅 翻译策略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高潮。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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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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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评晚清的意译风尚［J］.鲁迅研究月刊，1995，(3).

［7］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高潮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高潮。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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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12]张萍，侦探文学在中国的两次译介热湖及其影响[j].中国翻译。2002(3):53.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论 晚清小说翻译 翻译策略 文化原因

1.引言

“多元系统论”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1]。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统论”和翻译准则等重要概念。张南峰认为,从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阐释晚清的小说翻译,并特别分析林纾和严复翻译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尔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和“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从中心的、经典的文本到边缘、非经典的文本。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出现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所以,这时翻译活动就会占据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创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时,翻译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

3.晚清文学翻译

3.1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翻译,尤其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其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但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晚清的小说翻译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译”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

3.2从多元系统论看林纾、严复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统论的倡导者认为,接受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进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林纾、严复的译作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对此,我们应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结合多元系统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为晚清翻译高潮的兴起是受当时内忧外困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翻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当时没有严格的翻译规范,对翻译的本质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程度。他们翻译的目的主要是译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轻视或忽略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方法也以意译为主。

其次,对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末各译家虽然态度有所改观,大量译介西方小说,但也主要以译介情节见长,而将小说中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色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大量删减,在选材上也显得良莠不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清西方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即使是林纾,他虽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但也仍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评论名家小说,常常将西方名作拿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比,这都说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价值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增删原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翻译者采用的译法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西译中述”的方法,口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同时代的译者相比,严复称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译作同样的有大量的增删现象。他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但在实践中,“达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达旨”的译法,首先考虑的是西学论著用汉文表达之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他“随取发挥”,即结合西哲的论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严复的用心。

最后,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念也渗透到他的文学翻译、文化译介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自身文化传统为正统,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另一种文学(文化),那么他在翻译中增删误解原作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译者们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视西方蛮夷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属于弱势,处在边缘地位。

4.结语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大到源语和目的语,小到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方法、文化立场等,都会对文本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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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淳.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文化交流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外留学生选择来中国进行深造，国内和国外高校也建立起合作关系，进行留学生互访以增进友谊。为方便国外高校和学生阅读了解，国内高校纷纷建立英文网站。本文在中国知网上查找发现，2010年至2014年五年间，关于网站建设的论文达9000余篇，关于英文网站建设的有35篇，其中，关于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论文仅有15篇。学者们纷纷为高校英文网站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但多数仅是分析现象，没有分析原因。埃文佐哈尔曾指出“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找出支配着各种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规律，而不是对这些现象进行登记和分类”[1]。

二、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他把多元系统定义为“可以把符号系统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因此，它通常并非单一的系统，而必然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1]”。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活动取决于它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系。

三、案例分析

1.英文网站有无情况调查。据新浪网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2014中国大学排行榜600强”，辽宁省上榜的高校数量为32所。经过调查研究，其中有12所高校建有较为完整的英文网页，占37.5%。其余20所高校中，有10所高校没有英文网页，还有10所有英文网页，但是打开链接后返回中文版网页，或是直接出现“网络出错，请重新输入”的字样，英文网页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本文把这10所高校归为没有英文网页的高校名单，所以辽宁省没有英文网页的高校所占比例为62.5%。2.英文网站建设情况调查。在有英文网页的12所高校中，本文选取在辽宁省排名第一的大连理工大学、外语类院校大连外国语大学，还有排名较为靠后的沈阳大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前，作者查阅了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和剑桥等几所国外知名高校英文网站。作者首先对网站首页设计进行了对比研究。登陆国外大学校园主页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标志性的学校网页主色和吸引眼球的滚动宣传图片，给访问者第一印象的冲击，极具感召力。滚动宣传图片上方或左方是学校介绍，板块划分简洁明了，核心内容包括“Academic”、“Admission”、“Research”和“Schools”等。滚动宣传图片下方或右方是“News”、“Events”等其他内容。这种首页设计方式往往突出中间部分，尽可能简化上、下（或左、右）的板块，不仅顺应访问者心理适应过程，而且非常方便访问者找到各类信息。从首页设计来说，本研究中的三所大学模式相似，都很好地借鉴了国外大学的英文版面设计，但整体来说大连外国语大学居首，其首页更突出图片宣传，简约学校简介等板块。研究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键信息缺失的问题。外国学生登录中国大学英文网站的目的是查找专业设置、导师、校园文化、入学要求等信息，但很遗憾的是，上述三所高校英文网页中这些关键信息都很不完善。例如专业设置和学生生活方面，只是罗列专业名称和学生社团名称，没有专业导师详情，没有专业活动介绍，没有学生社团活动报道等。这与国外大学网站相比相差甚远。和关键信息缺失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上述三所大学过分强调某些信息，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学校历任领导信息。重墨介绍学校领导等信息，从尊重校史传承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英文网站的目的和思维方式区别来看，这类版块需要删减。三级网页设计问题是本研究发现的另一主要问题。上述三所大学英语网站中，二级网页板块似乎比较齐全。但如点击进一步查找信息时却发现根本没有三级网页，或回到中文网站。

四、解决方案

正如多元系统理论提到的，系统中的小系统都在相互作用，所以翻译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前文提到的问题就是因为忽略了小系统的存在而产生。国内高校英语网站建设的目的是满足国际办学需要，因此读者需求成为我国高校英语网站建设的小系统之一。所以，我国高校英语网站建设首要考虑就是是否为国际求学者提供了足够信息，如上文所说的导师等教学信息。完整的学习信息并不应单单告诉受众有这样的信息,而应分类并详细地向其解释各种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运作,使之了解教学如何进行,进而申请课程[2]。国内高校英语网站建设第二个小系统是文化区别。国内高校英语网站虽转建于中文网站，但因目标文化发生了转变，翻译内容和重心就应该有相应转变。英文门户网站的内容定位应从国外访问者的角度出发，不能简单地将中文网站的内容照搬[3]，例如，应将中文网站“历史前沿”和“历任领导”等重心调整至“专业导师”和“课程简介”等方面。总之，国内高校英文网站建设一定要引起充分的重视。本文建议成立专门的外语翻译小组翻译，利用外籍教师和学生的有利资源进行审核，有专人进行维护，及时更新内容。学校可以将网站建设这个大任务化整为零，鼓励各学部、各院系搞好英文网页建设。建设过程中，要尽量避开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敏感话题，坚持求同存异的态度，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能保证不存在跨文化理解障碍。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广告语；多元系统；等效翻译一、引言

我国对广告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是上世界80年代中期，有关广告的语言研究在个别期刊零星可见。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内对广告翻译的研究才见雏形。就研究内容而言，早期论文主要为具体广告用语译法的探讨以及汉语应以中所存在的问题。此后研究的内容就开始设计广告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广告属于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廖先生将广告翻译的原则归纳为三种：一是“效果优先”原则，二是符合译语文化原则，三是符合译语广告规范及特色。现在广告的翻译应该从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角度去审视、雕琢才能完成其应有的使命。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是用于文学翻译的领域，它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文本本身，而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元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混合体。本文就文化，社会风俗、社会形态三个方面对广告翻译的影响进行探讨。

二、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广告的接受效果产生很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金丝小枣”译成英文“Golden Silk Small Dates”就会给外商留下该枣“长着蚕丝，形体小”的印象，这就彻底改变的中文中“金丝小枣”的特质，而变成一种怪异的食品形象。若把其译为“Honey-Sweet Dates”就会给顾客留下美好的印象，让顾客感受到这种枣是想弥一样甜的食品，而且Honey在英语国家中可以用来形容喜欢的人或物，更增加了这个产品的可接受度。在文化这一层面上讲，翻译的障碍就是在两种语言的接受者中要产生相同的文化意象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而对中国人而言，更喜欢有诗意的押韵的句子或是四字有韵味的翻译。

1.Good to the last drop.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麦斯威尔咖啡）

2.Intelligence everywhere.智慧演绎，无处不在。（摩托罗拉手机）

3.M&Ms melt in your mouth，not in your hand.（M&Ms）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从上面的广告词翻译，可以看出这些产品的广告在原语中的文化意象跟译入语的文化意象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虽然在表面的结构不对等，但是它们把产品所包含的信息已经深刻地，准备地传达给中国的消费者，他们也领略到原语文化中人们对这个产品广告的相同的感受。

三、社会习俗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习俗总会影响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概括事物的方式。英汉民族文化的不同，对产品命名的审美观虽不相同，但是人们希望得到好运，驱邪避祸的心理去时息息相通。以此在翻译时必须要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否则非但不能得到接受还会让人产生抵触心理。例如：

金鸡鞋油，颜色有黑、棕、白、红、黄等。

Golden Rooster shot polish comes in black，brown，white，red and yellow。

国内的产品很多都习惯用“金”字，因为“金“在汉语里有多层意思，含义丰富。“雄鸡”在汉人眼里代表着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但是要是把这样一个积极意义的意象翻译成“Golden Cock”就犯了大忌，因为在英语里cock不仅指公鸡也是男性的生殖器的委婉语。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准备蓄势待发的企业形象就因为这样的翻译就完全失去了自己本来的信息价值，而转变成一种低俗，不健康的广告传播。因此不注重社会习俗的研究就有可能会触及民族的禁忌，从而造成信息转播的断裂。

四、社会形态因素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形成的价值观，和对事物的认知态度都会大相径庭。在我国，我们大多强调集体主义，求同心理根深蒂固。每个人都认为别人都这么做，我也要这么做。这样的观念和态度在广告中也会有所体现。例如拉芳的广告语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美国人则非常崇尚个性，他们更注重自立，自信，追求个人价值跟个人梦想。因此广告语就把消费者都当成一个特别的个人，申明这个产品或服务是专门为消费者个人设计制作的。例如Gellette 公司为其Oral-B牙刷所作的广告中，便特别提出：“Ask your dentist which Oral-B brush is right for you”从上面这组广告可以看出，广告的设计者就是根据不同社会形态下人们的价值观来设计广告词，这样的广告词就很容易被大众接受。

五、结论

现在广告的翻译已经不仅仅限于语言结构上的对等，而是要综合目标语国家的文化、社会习俗、社会形态以及历史等多种因素才能准确地传达商品信息，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让广告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传统的功能对等在语言上对广告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商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广告的翻译更要放在一个大的系统中来审视，考量，让广告翻译不仅达到商业目的，也能成为各个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马彩梅.国内广告翻译研究一览[J].中国科技翻译，第18卷 1期.

[2]李克兴.论广告翻译的策略[J].中国翻译，第25卷 第6期 2004年11月.

[3]蒋磊.谈商业广告的翻译[J].经贸翻译.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2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翻译文学 欧体化

一、产生的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然而从洋务运动到，再到辛亥革命，部分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其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的文化危机愈演愈烈。亲眼目睹这些失败变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任何变革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必须展开一次思想领域的文化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社会陷入了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推进了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因此催生了中国的。毋庸置疑，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也促进了的产生和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逐渐成长、壮大，获得了比以往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崭新的思想解放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制度昏庸、文化腐朽，但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也可以实现解放、发展和富强。这是十月革命给予我们的启示，如今俨然得到了掷地有声的证明。由于思想观念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多领域与帝国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抗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俄国宣布放弃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号召用全新且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一行为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俄国士兵、工人、农民等群众发动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事实，鼓舞了中国先进分子，给予了他们关于革命方法的启迪，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深入思考。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的直接导火索，但我们也无法忽视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这一事实。

二、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

回眸历史，在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翻译文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却饱受冷漠。人们用浓墨重彩的一笔描写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知名作家兼翻译家的原创作品，而其翻译作品并未得到相应的彰显，却一笔带过。此外，受封建王朝社会制度的影响，与泱泱大国、文化霸主思想观念的相关联，译者们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民族主义。

时期是中国文学及语言发生巨大转变的阶段。这一时期文言文被打倒，白话文还处在稚嫩时期，此时中国文学处于断层阶段。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的理论指出，处于不同位置的不同次级系统之间通过不断的斗争变化会构成系统的共时状态。也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内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当中。由于系统中阶层不同，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多个。多元系统的实质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系统中的阶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互相交叉、互相依存又部分重叠。同时，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一国的文学出现重大转折，危机或文学真空时，翻译文学通常会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时期，翻译文学作为构建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

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翻译文学会积极参与文学系统的变革，并传入很多创新的力量，与本国文学不再存在明显的界限，也会引导作者与译者的创新，不断引入外来文化。这样译文的“充分性”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译者会采用异化与直译的方法，保留原作的风貌。因此，翻译文学的欧体化程度也大大提高。

三、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翻译文学系统是较为庞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文化系统中还包括政治、经济、语言、意识形态等方面。时期，翻译文学能够走向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是其与其他系统不断竞争的结果。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1.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前期，中国社会混乱，缺乏统治中心。曾一度占据中心地位的政治系统被迫走向边缘，而其他处在边缘位置的系统乘虚而入，相互竞争，最终翻译文学获得了多元文化系统的中心位置，参与了整个系统的重构。与此同时，中国封建思想逐渐没落，走向了意识形态系统的边缘。由于，西方各国新思想被引进中国，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天朝上国” 、“地大物博”、“高高在上”、“沾沾自喜”的保守顽固的观念、消极萎靡的状态和故步自封的思想。经过激烈的竞争，最终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占据了中国意识形态系统的中心位置。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认同，打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

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体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错误的认识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人们的实践活动要符合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百姓剥削压迫的落后腐朽行为。

毫无疑问，文学是传播范围最广、最能打动人心的方式，因此传播新思想的重任就落在了文学身上。文学革命者们力图以新文学为载体，完成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时期的各大报刊文章都表现出改革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想与抱负，例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都对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刊物上，翻译文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作为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和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政论文章，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诠释了剩余价值学说，阐释了无产阶级理论，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文学革命运动的需要

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在中心位置时，翻译文学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这意味着译者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文生搬硬套在现有模式当中；相反，译者即使打破本国的传统也在所不惜。”时期，翻译文学大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风貌，因此欧化程度很高。又因为当时白话文刚刚开始发展，文学思想理论并不完备，而欧化的翻译文体为新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借鉴作用。以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为例，1973年鲁迅的译本中有一句译文为：“两人贪婪地吸了没有盐的刁弥沙。一看见乏透了的可怜的毕加的模样，美谛克总不得不记起曾使他们醉的坐在幽静的苇荡旁边的那娴静的爽朗老人的形象来。毕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压碎了似的神情，在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从“幽静……的形象”和“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中可看出，鲁迅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文的修辞和写作风格。

新文学不仅要打破枷锁、解放语言形式，更要更新文学思想。因为有思想的文学才有生命力和流传价值。胡适曾说过做新文学最有效的方法是丰富个人翻译实践，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学习西方文学的创作思想和修辞手法。因此，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体现了文学的欧体化。

中国过去的文学体裁较少，表现手法较为单调，故事情节较为单一。因此，中国文学需要借鉴西方文学的经验。期间，中国文学大量引入了有思想的文学作品，《新青年》引入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新月社引入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创造社则引入了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以鲁迅为代表的未名社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如今在翻译文学中，使用异化方法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如同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的著作《红楼梦》为例，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的合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均为均有许多翻译文学欧体化的现象。曹雪芹在原文中写道：“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杨宪益的译文为“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kan， 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 ”两个注解紧随其后：1.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2.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霍克斯的译文为“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 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 ” 林黛玉的聪明和美貌在比干和西施的映衬下呼之欲出。两位大师均采用了异化翻译，前者还附加了两个注解来确保英语读者准确理解原作者的意图。又如原文中：“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杨宪益的译文为“You don’t know her yet.” The Lady Dowager chuckled. “She’s the terror of this house. In the south they’d call her Hot Pepper. Just call her Fiery Phoenix.” 霍克斯的译文为“You don’t know her， ” said Grandmother Jia merrily. “She’s a holy terror this one. What we used to call in Nanking a ‘peppercorn’. You just call her ‘Peppercorn Feng’. She’ll know what you mean！” 王熙凤泼辣能干，精于算计，她在贾府的地位无人能及。贾母给她的外号虽说不雅，但是她的殊荣。杨霍二人对“凤辣子”的翻译都采用异化手法，十分传神地再现了王熙凤的性格。

3.完善汉语的需要

汉语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语言，在语法方面汉语为隐性特征，词类和形态标记不是很明显；英语为显性特征，通过一些构词的前缀后缀可以区分单词的词性和“时、体、态、式”如：《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将前面第一个字的名词转化为动词含义，意思是“把……当作……看待” ，例如，君君，是说把皇上当作皇上来看待，对皇上要有君臣之礼。也可以理解成“做皇上要有皇上的样子……”而英语中以-ment， -ation，- ity，- er，-or， -ism， -ist， -ology， -ness 结尾的单词多数为名词；以-ful， -al， -ative结尾的单词多数为形容词等。

此外，汉语语法为柔性特征，而英语语法为显性特征。在汉语中表达同一意思却可以有多个词语却没有明显区别，如“骄横、专横、强横”也可以替换为“骄傲专横、专断强横、强硬蛮横”；“娇柔、温柔、柔顺”也可以扩展成“娇媚温柔、温和柔顺、温柔和顺”；英语中同一意思的单词会有细微差别，如Sixty years ago， tomatoes were scare and called “Love Apples”， being principally cultivated for decorate. 这里的decorate 就不能替换成ornament， ornament 虽有“装饰”之意，但多指浮夸的装饰品，如吊灯。如Symptoms start with a fever over 100.4 degrees F， chills， headache or body aches. 这里的aches 就不能替换成hurt，hurt 虽有“疼痛”之意，但多指车祸等外伤伤口造成的疼痛或精神创伤。也不能替换成sore， sore多指伤口因红肿、化脓等引起的疼痛。我们并不是说英语语法比汉语语法严谨，但是可以看出英语的语法规则和体系更为庞大。

在语法结构方面，汉语的语法结构不如西方那样清晰。英语每个句子都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而汉语经常省略这些成分。英语经常用连词连接句子，构成一层一层的结构，而汉语则多是短句，句与句之间多靠意思连接，而非连词。因此，通过借鉴西方的语言，能够增强汉语的严密性。

从逻辑性方面来看，汉语的逻辑性较差，缺乏理论性和思辨性。西方语言的逻辑性依靠句法组合来体现。针对汉语缺乏严密性、逻辑性的情况，胡适、刘半农等先后发出增强汉语逻辑性的倡导，为了表达的效果，汉语的白话文不够用，只能借鉴一些外国的句法。

汉语灵活性较强，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五四文化运动先驱者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提倡增强汉语的严密性、借鉴西方语言浅显易懂的优势。中国文化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却也一直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非“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由此可见，完善汉语使其达到语法结构的欧化是推动翻译文学发展乃至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四、结语

本文从埃文・佐哈尔的文学多元系统理论出发，例证了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文化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理清这些原因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帮助。

时期大多数有识之士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翻译文学的欧体化对于创作文学具有较大的影响，作家创作作品更加注重语言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还需我们进一步探索、发现。希望本文能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作用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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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W201314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近代中国正处于民族矛盾尖锐,国家内忧外患的社会变革时期,多重的价值观念叠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日益显现.而近代翻译文学的狂欢化现象颠覆了翻译精英文学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升了翻译大众小说的地位.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给予了这时社会文化特征最合理的阐释.

一、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诗学是巴赫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结合拉伯雷的创作,探讨了人类的笑文化和民间狂欢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他沿着欧洲文学发展的足迹,考察了狂欢化文化现象对诗学演变的影响。从欧洲诗学理论的发展传统来看,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理性、规范为主导的诗学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根据这一理论,诗学归入一种严格规范性的范畴,审美趣味、文学语言、写作文体和创作风格均有“高雅”与“低俗”之分。在这里,“高雅”部分自然被奉为正宗,拥有绝对权威。笑文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俗文学。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向传统的诗学体系挑战,是要颠覆旧的诗学理论,为传统的高雅体裁“脱冕”,而替所谓的低俗体裁“加冕”。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重视人类的笑文学。为之正名。二、提倡平等对待一切文学体裁、语言和风格等,否定一切权威性,反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美学立场。三、消除诗学研究的封闭性,加大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合。四、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五、发掘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潜力,把人们的思想从显示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民间文化素来以其江湖气息而被拒之庙堂文化之外。这种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化,由于巴赫金的刮目相看,而浮出了文艺学的水面。在巴赫金看来,民间文化具有其不可遮蔽的狂欢节文化色彩。民谣口耳相传的传播空间,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狂欢节的广场空间,它的民间性质,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它属于民间老百姓自己的意识形态,按巴赫金的说法:“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我们在“狂欢”概念中发现了巴赫金的平民意识和非精英意识,它打破了文学分类中的等级制度,为长期以来被精英理论家和文学史家放逐到边缘地带的被压抑民族的话语写作进入文学的殿堂,铺平了道路。

狂欢化理论以各种逆向、反向、甚至是颠倒的方式来扫荡权威,撕剥伪装,所以“揭示了存在的一种曾经有过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它扩大了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并提供了一种方法,建立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牢固联系。”有人视“狂欢”为反对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一股离心力”,是平民大众对神学中“再生”和“创造”概念的比拟。他们认为,“狂欢化”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转型期文化特征的概括上。”这一阐释不仅使狂欢成了文学与文化珠联壁合的兄弟,而且将意义阐释带到影响探讨的领域,尤其是丰富了有关中国转型期文化特征的解说话语。

在理论家看来,文化狂欢出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型期或一种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因此它具有最明显的生成性意义。一种文化在其生成和转型期处于无序化状态,同时也处于兼容并蓄的开放状态,社会各构成部分均呈现出不稳定性。巴赫金称这种时期为“伟大转折的时代”,是“对真理重新评价和更替的时代”,这时,“整个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了狂欢性:官方世界的边界在缩小,它自己失去了严厉和信心,而广场的边界却得以扩展,广场的气氛开始四处弥漫。”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即是一段充满血和泪的反抗外侮、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也是东西方文化全面冲突、交汇,以及中国人民吸取外国进步思想推动本国走向现代化的内涵丰富的文化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我国第三次翻译高潮,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前两次。翻译文学在这时期的文学文化系统占主流地位。各种文学的翻译一时之间遍地开花,对处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来说,对处于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狂欢化的翻译文学帮助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颠覆性是这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最合理的阐释。本文运用它以解读近代中国翻译史上的这种文化现象,体会翻译文学题材、译法、译语等各方面的狂欢诗学特征。为方便起见,本文把雅文学、经典文学归为精英文化的范畴,而把俗文学、民间文学归为大众文化的范畴。

二、翻译中的精英文学

《现代汉语词典》对精英一词的解释如下:事物最重要、最美好的部分。按照上述定义,曹雪芹是古文学精英、曾国藩是文化精英、孙中山是民族精英、鲁迅是思想精英、李嘉诚是财富精英、徐悲鸿是艺术精英、袁隆平是科技精英。可见,精英的特征是:真实没掺水分的、卓有建树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振聋发聩的、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众望所归的,精英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结果。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从最直观的含义上讲,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物以稀为贵”,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大众文化是粗俗的艺术,也有的认为正好相反,凡此种种。

综观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我们不难发现,在翻译文学的问题上,很多翻译家认为,翻译文学就是精英文学。大多数翻译家着眼于异国的经典作品,以达到其“以高尚的道德教育人,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的目的。中国历来重视“文治教化”,通过经典作品起到改良教化民众,巩固或颠覆其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翻译家心目中的隐含读者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即所谓精英人士。

由于社会体制的作用使得生产资料的分配很不平衡,社会上的大部分生产资料被统治阶级所占有,所导致结果是我们的话语权被精英所控制,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它的声音很大,它掌握话语权。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它在中国社会占有十分重要而突出的地位。无论是近代中国的生存、民族的强大,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离不开精英文化的知识支撑、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

早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与推广正是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而鼎立为之,中国唐朝政府出资建立规模宏大的译场,支持协助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大批传教士与中国人士共同翻译的各类着作都是给当时的封建士大夫看的,其中传教士之一利玛窦更是翻译杰出人才,他脱下西服,换上儒装,走上层路线就是为了更好的接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士大夫。后汉书云:“里有魁,人有什伍。是魁主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长伍家。以相检察。由此可知,“什”乃官名,即“士也,为十家之长。《说文》训士:“士者,事也。而他千方百计采用的同化顺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无疑也要合乎他们的口味。

近代翻译史上,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剧烈时期,旧的价值观念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地建立起来,因而多重的价值观念相叠加。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精英文化有其固有的坚守者。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 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大众文化也有其为数众多的享用者。伟大的翻译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林纾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等开始把目光投向劳动阶级,无不是想通过自己的译作唤起民众救亡之心,而更重要的是唤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改良之心。由此,普通大众才有机会接触异国文化,从而出现了翻译史上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并存的狂欢现象。

三、狂欢化的翻译

近代中国翻译史上涌现了很多的翻译人才,譬如,早期的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等,五四时期的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等等。他们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题材有着极大的相似与不同之处。这时期翻译的经典标准“信、达、雅”出现了,还提出了“善译说、“宁信而不顺说、“易解、丰姿双标准论、“绝对正确、绝对白话、“信顺统一、“创作论”等理论。归化与异化并存,直译和意译相交。他们的翻译涉及到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及儿童文学等,大量的政论文、社会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及侦探小说纷纷涌现。这时期所用的语言也是杂色纷呈,或白话、或文言、或俚语、或文白相问。更重要的是,这时期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西方翻译理论家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应被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研究。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但多元系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地位不同的系统,永远在互相争夺中心位置。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转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转变因素联系起来研究。

该理论还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其中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

(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时;

(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

根据佐哈尔多元系统假说,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会打破译入语文化的传统规范,译者会着重译文的“充分性”,也就是说,译者通常会遵守出发语文化的规范: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模式,这时译者着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亦即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佐哈尔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在中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中,我们能找到与多元系统中构建的三种情形相契合的例子。中国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因此第一种情形似乎并不适用,但是传统小说一向被视为“小道”,所以实际上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这符合第二种情形:此外,以梁启超为首的“新小说”派在提倡小说界革命时,又对传统小说大力贬斥,以致小说这一文类变成真空,这是第三种情形:其实,第一种情形也是出现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

这时期的林纾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中国新文化的诞生,他是其中的一位先驱。他的翻译小说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晚清中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鲁迅、钱钟书当初对林译小说的痴迷,从他们的自述中都可见一斑。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的形成,林译小说有开拓之功。中国小说的狂欢化、各种小说并存的现象,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距离的日益接近、以至模糊化,林译小说是肇始之源。

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但林译小说恰恰成为对梁氏言论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仅靠梁启超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很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的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

与严复使用的归化不同的是,处在一个社会、文化观念转型历史时期的林纾并不完全保守封闭,他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于是,翻译思想上的变化使翻译策略也由归化向异化转变。因此,林译小说中不乏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如在

林纾是古文家,他的朋友们称他能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事实上,林纾认为翻译小说和“古文”是截然两回事。“古文”的清规戒律对译书没有任何裁判权或约束力。所以,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这只要看林纾渊源所自的桐城派祖师方苞的教诫,我们就知道“古文”运用语言时受多少清规戒律的束缚。它不但排除白话,并且勾销了大部分的文言:“古文中忌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后来的桐城派作者更扩大范围,陆续把“注疏”、“尺牍”、“诗话”等的腔吻和语言都添列为违禁品。受了这种步步逼进的限制,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守矩,以求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一种消极的、像雪花那样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滑稽外史》第一七章写时装店里女店员的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险些气破肚子,回到缝纫室里,披头散发,大吵大闹,把满腔妒愤都发泄在年轻貌美的加德身上,她手下的许多女孩子也附和着。林纾译文里有下面的一节: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日:‘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成谓我如名花之鲜妍’一歌时,顿其左足,日:‘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日:‘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竞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颠覆.”

这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逗得读者都会发笑。这段“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他一定觉得迭更司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正是他用了心的译文把当时的文人学子和平民大众一起囊括进他的小说世界里,着了魔似的。惹得后来的精英们也如痴如醉。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

3.2.1.1语言（对比/差异）视角这类研究以英汉语音、词汇、句法、语篇、修辞等对比为基础，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裴斐从语音角度出发，讨论音美再现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了音美再现的相关技巧。

3.2.1.2文化（对比/差异）视角这类研究基于英汉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张霄指出翻译时出现的文化缺失问题是由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导致的，添加注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制作调查问卷，分析读者对《丛林之书》译本中注释的满意度和重要度的评估，指出与“语境”、“文化特色”相关注释的重要性。

3.2.2特定理论视角分析

3.2.2.1功能主义/目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角度转向德国功能主义研究，主要理论有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赫兹•曼塔利（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汉斯•费米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的文本分析模型（Munday,2010:73-88）。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策略，对译者来说了解原文翻译目的及译文要发挥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吕浚生分析了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并对比赵元任和吴钧陶《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翻译，以目的论“关联”和“连贯”概念为参照，分析译文的不同翻译策略和功能，体现了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

3.2.2.2美学/接受美学美学视角是从儿童文学作品本身美学特点出发，探讨儿童文学翻译对美学信息的传达。潘华方介绍了巴金的翻译美学思想，以其所译《快乐王子及其他》为例，从语言、意象、风格三方面分析译文对原文美的体现，以期大家对儿童文学翻译有更深的认识。胡开宝、胡荣指出“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根据接受理论，读者是文本接受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能动的主体。读者的先在理解或期待视野和审美能力直接影响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姚思解释“期待视野”为“一个所指系统”或“一个假设的个人可能赋予任一文本的思维定向”（姚思、霍拉勃著，周宁、金浦译，1987：339-341）。胡君分析了接受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哈利•波特》为例，分析现代儿童期待视野扩展与变化下对文本选择的要求、译文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优缺点，建议译者满足儿童读者扩大且变化的期待视野。

3.2.2.3描写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除了德国功能主义研究，翻译学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代表人物以色列文化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在此基础上，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提出了描写翻译学理论及翻译规范。Even-Zohar认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活跃的部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的位置将决定翻译实践。邓琴运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的翻译规范对安徒生童话汉译的四个时期进行描写性的历时研究，揭示了不同时期安徒生童话译本选择、接受和翻译规范体现的不同特点及文化环境、社会条件等决定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èvre）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文学系统的控制因素有业内专家、赞助人和主流诗学，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相互作用。李颖昕以《小王子》三个中译本为例，分析了翻译操纵论中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对于译本形成的影响，指出了《小王子》大量复译背后的操纵因素。描写学派的发展促使人们认识到译者主体地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术语——“创造性叛逆”，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谢天振，1999：137）。胡波分析了儿童文学的特点，解释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其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

3.2.2.4语言学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论这一重要语用学理论。他提出语言有变异性、协同性和顺应性。宋志平在探讨翻译时结合顺应论，指出翻译“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毛慧青从顺应论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分析《柳林风声》的两个中译本，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是为达到上述四个层面的顺应而不断做出选择，从而满足儿童需求的过程。关联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由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话语的关联取决于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付出的努力，最佳关联即在最小认知努力下获得最大语境效果。格特（Gutt）受此理论启发，认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赵彦春指出“关联理论不是翻译理论，但可以有效地（1）解释翻译活动；（2）指导翻译活动；（3）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郭贵丽用关联理论解释翻译过程，通过实例为译者达到最佳关联提出建议，分析如何将直接和间接翻译理论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实践。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理论。韩礼德将语言的元功能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气和情态系统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徐涛针对儿童文学的特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语气和情态系统对人际意义塑造的作用，比较探讨了两位译者语言的不同，对翻译过程中人际意义的传达提供借鉴。

3.2.2.5功能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出翻译不应拘泥于形式，而是动态对等，找到最贴近原文的对等语，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对等的阅读效果。王洁在该理论指导下，以《汤姆•索耶历险记》为例，从意义、风格、文化上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实现功能对等。

3.2.2.6哲学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的主要论点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有自己的视界。他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王岳川，1999：216）。包红玉基于哲学阐释学的三个主要观点，分析比较《快乐王子》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的译者策略、句法、词汇和修辞，解释了重译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胡塞尔在其现象学中提出了“主体间性”，“世界不是作为个体的先验的自我的意识活动的对象，而是作为个体的主体间社团（anintersubjectivecommunityofindividuals）的意识活动的对象……世界是在各个个体的主体间社团这个共同体的意识活动中被构成的，而个体的自我就‘体现’在这个主体间社团中”（王岳川，1999：30）。陈大亮认为主体间性理论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王红敏基于该理论，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沟通的重要性，以《秘密花园》的两个中译本为例，提出译者要如实再现原作者要传达的主题、人物等，并创作儿童喜爱的语言表达方式，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提出的重要理论，强调没有他者，就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对话是无法完成的。王铭玉分析巴赫金所提“解释”和“理解”的不同，“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反之，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鲁赟从对话理论的视角出发，说明译者应以读者为中心，展现儿童的狂欢主义文化，并以《狮子，女巫，魔衣橱》的不同译本展开案例分析。

3.2.2.7生态学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fromanecologicalperspective）。“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适应”、“译者选择”等是其重要概念。钟声分析了译者的生态环境——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以任溶溶和杨静远翻译的《柳林风声》为例，指出优秀的译本是译者同时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产物，证明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能够适应多方面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

3.2.2.8计算机技术辅助语料库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研究。廖七一指出20世纪90年代蒙娜•贝克（MonaBaker）等翻译理论家将其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和新的研究思路。臧光亚以汉语为导向，自建小型儿童文学（6~12岁）翻译语料库，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和特点进行描述分析，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文本词汇、句法特点，词汇、句法层面欧化导致语言拖沓、句子冗长，口语化程度低等给儿童阅读造成障碍，提醒译者注意这些问题。翻译软件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大有裨益。黄湘雨介绍了使用翻译软件SDLTradosStudio2011开展翻译项目的过程，并指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3.2.2.9心理学儿童处于特殊发展阶段，有独特的心理特征，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概括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帮助人们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要考虑到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才能使译文更贴近儿童、为儿童喜爱。陈路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探讨了如何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采取有效翻译策略。

3.2.2.10伦理学骆贤凤指出“翻译，和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是一项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可以说，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伦理活动……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有助于协调翻译主体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翻译活动及翻译研究的良性发展。”张雪介绍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的五个主要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分析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和翻译现象，同时指出了理论的局限性，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也为翻译伦理学发展提供实践支持。

3.2.2.11“信达雅”“信达雅”理论首先由严复提出，“信”指译文准确，“达”为译文通顺，“雅”为译文优雅有文采。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我国传统译论的精髓。丁丽萍在“信达雅”标准的指导下，从语音、词汇等层面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传递童真、童趣。

3.2.2.12社会学“惯习”“场域”“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重要社会学概念。彭郅洁指出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是一个同时具备了持续性与变换可能性的性情倾向（dispositon）体系”。布尔迪厄的理论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殷翠玲介绍了我国译学界对惯习的运用，指出译者的惯习包括职业和语言惯习，分析《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赵元任译本和王永年译本，找出其中的差异，并分析了两位译者职业、语言惯习对他们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成人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要突破自身的不利惯习的束缚。

3.2.2.13信息学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ElwoodShannon）是信息论的创始人。信息论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尤金•奈达（EugeneA.Nida）就将信息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万泽介绍了奈达在信息论指导下提出的翻译过程两种传输负载形式——形式负载和意义负载，分析两种负载形式在马爱侬译《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的体现，指出译者要从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和儿童的心理特征出发，减少传输负载，创作出儿童易于接受的儿童文学译作。

3.2.2.14其他理论一些翻译家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如许渊冲先生提出了音形意“三美”，高健先生提出了语性理论。刘燕妮分析了高健先生的语性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中如何体现源语风格。综上，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视角的多元化体现了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另外，视角的运用不是单一绝对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语料库研究与传统语言对比研究就是紧密结合的。本文所划分的视角是基于论文的主要视角。

4.反映的问题

（1）重复性研究。目的论视角的论文数量最多，约占27.8%，且所分析的案例范围窄，集中在《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笔者建议应该拓宽视角和案例范围。（2）新视角偏少。翻译研究是跨学科的，只有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才能不断发展，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在当今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值得更多借鉴。（3）研究体裁的局限性。所研究体裁大多集中在儿童文学中的小说、童话上，儿童文学的体裁很丰富，包括儿歌、儿童诗、儿童戏剧、图画书等等，每种体裁都值得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两种，这样才可以丰富完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5.结语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多，体现了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不断增加的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应该同步迈进，才能更好地促进翻译实践，为儿童创造出更好的翻译作品。上述研究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方法意识、创新意识正逐步增强，但仍然有待提高，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和范围，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本次研究为近十年博硕论文，时间跨度小、材料范围窄，具有一定局限性，下一步研究希望能够有所改进，使时间跨度更长，材料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