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法范文
时间：2023-03-11 13:35:23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04.
[2]Int‘lTradeandInvestment，RALPHH.FOLSM，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条款、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9]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02（4）.
[10]见《对外贸易法》第9条。
[11]见《对外贸易法》第8条。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2篇
《对外贸易法》实施十年:维护秩序，促进发展
1994年5月1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外贸法），对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适应外贸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充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根据立法规划，商务部（原外经贸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2003年6月完成了外贸法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办按照有关立法程序，及时完成对修订草案的审议工作，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03年12月讨论通过修订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3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外贸法修订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2004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4月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并且于4月6日顺利通过该修订草案。
看点之二
《对外贸易法》修订背景：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要
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我国在对外贸易制度、对外贸易管理等方面作出了一定承诺，为履行这些承诺，需要对外贸法进行相应地修订和完善。外贸法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上位法，需要作出相应修改，这既是履行入世承诺的要求，也是下位法的法律基础和保障。
同时，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我们也需要通过修订外贸法，将世贸组织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律，以便正当地行使成员权利。
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需要 外贸法实施近1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外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相对应，原外贸法在对外贸易管理、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等诸多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这为外贸法修订提出了明确要求。
适应我国法制化建设的需要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外贸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确立外贸法作为对外贸易基本法的地位，全面推进对外贸易依法行政工作，需要对外贸法进行修订完善。
看点之三
《对外贸易法》修订内容：放宽经营权，增加新规定
一是，根据原外贸法第八条的规定，中国的自然人不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应当进一步放宽外贸经营权的范围，同时考虑到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对外贸易法作为外贸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允许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因此，新修订的外贸法将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范围扩大到依法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个人。
二是，根据原外贸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必须经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5.1条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84段（a）中的承诺，即在加入世贸组织后3年内要取消对外贸易权的审批，放开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外贸经营权。因此，新修订的外贸法取消了对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经营权的审批，只要求对外贸易经营者进行备案登记。
三是，根据关贸总协定（1994）第17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的规定，允许各缔约方在国际贸易中建立或维持国营贸易，即对部分领域的货物贸易，授权特定的进出口企业经营，具体经营企业可以为国有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据此，新修订的外贸法增加了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内容。
四是，根据《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136段中的承诺，自加入时起，中国将使其自动许可制符合世贸组织的《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规定。自动许可仅为备案性质，目的为监测进出口情况。因此，新修订的外贸法增加了国家基于监测进出口情况的需要，对部分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进出口自动许可管理的内容。
五是，新修订的外贸法增加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是世贸组织三大支柱之一，越来越多地成为各主要贸易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同时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外立法经验，新修订的外贸法增加了通过实施贸易措施，防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口和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权利，并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在国外的保护的相关内容。
六是，新修订的外贸法根据对外贸易管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对外贸易管理的实际需要，补充、修改和完善了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通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从业禁止等多种手段，加大了对对外贸易违法行为以及对外贸易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
此外，新修订的外贸法还增加了维护进出口经营秩序、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建立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外贸易调查、对外贸易救济等内容。
看点之四
《对外贸易法》修订意义：树立对外形象，确立法律框架
一是履行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树立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对外形象。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我国在对外贸易制度、管理方式等方面作出了一定承诺，如外贸制度的统一透明、三年放开对外贸易权等，此次外贸法修订，就是对这些承诺的具体落实。
二是为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新修订的外贸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对外贸易管理中的职责和角色定位，体现了政府适度管理的职能，使得政府管理更加公开、透明，同时，该法也进一步细化了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实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协调统一。
三是确立了新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改革发展的基本法律框架。此次外贸法修订后，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抓紧推动与新修订的外贸法相配套的有关对外贸易条例、规章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并以此确立起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基本法律框架体系，从而全面推进对外贸易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
看点之五
《对外贸易法》实施目标：创造公平环境 促进互利共赢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贯彻实施外贸法达到三个方面的目标：
一是为国内各类外贸经营者创造平等条件，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便利程度。
二是为中外双方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外贸环境，促进互利共赢，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3篇
在清末的立法改革中，沈家本等人参照西方的法律制度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制定了《公司律》、《破产律》等法律法规，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不断解体。从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国的政府多次更迭，但在各个时期均设立了专门的立法机关。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仍继续沿用清末的法律，“唯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清政府所颁布的禁烟条例、国籍条例，也为当时政府所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法制具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其援用并修订了清末的法律。清末以来的制定法多取于欧美及日本，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不太相符，于是大理院通过判例和解释例来弥补和解释制定法的漏洞和空白。但由于军阀专制的破坏，北京政府修改的民律草案、刑法修正案都没有实际实施。南京国民政府仿照大陆法系，吸收了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法制改革的经验和成果，构建了以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为内容的六法体系，该体系规定了某一法律领域的基本问题，用单行法对法典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和补充，用司法解释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是具有阶段性的，是法制逐步完善的过程。民国时期的法律实现了形式上的法律近代化，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外贸易法制是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所制定的涉及对外贸易法律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也有所体现。
民国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法制实际中的法律依据
民国时期是社会极为动荡的时期，虽然政府历经更迭，但在法制建设上却一脉相承，对外贸易法制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法制的一部分，其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对外条约和国内制定法，其中对外条约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主要遵循的法律依据。在解决对外贸易纠纷中，判例、习惯和情理同样也是法官判案的重要参照。
（一）国际条约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要有通商条约、借款条约、租地条约、运输条约、边界条约等。在早期，西方国家的侵略主要是经济侵略，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与清政府签订的大多都是通商条约，主要有《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及其附件、《天津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与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等，这些通商条约的签订使原来的朝贡贸易制度转变为条约贸易制度。到1949年8月止，中国共与英、美、法、日、俄、意、比等国家签订了185件商业贸易方面的专门条约。[1]由于“最惠国条款”的实施，所有缔约国又都可以享受任何一个条约所规定的一切商业特权。而在这些商贸条约中大都规定了关税的内容。
1.清朝对外条约对外贸的法律规制
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2]又另行规定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大宗货物按从量的5%纳税，其他货物按从价的5%纳税。西方各国看到英国在中国得到的好处颇多，先后都与清政府签订了通商条约，逐步开辟了牛庄、汉口、台湾、九江、镇江、天津、潮州、登州等地为商埠。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各国列强迫使中国开放的商埠有70多处，[1]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逐渐被各国列强控制。1843年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是近代史上清朝政府与外国最早的两个关于商业贸易税收的专门条约，双方将海关税则以两国协定的方式规定下来，条约又规定“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2]英国人可以享有今后清朝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一切权利。此后的中美、中法、中瑞等通商章程基本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的翻版。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天津条约》将1843年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及《五口通商章程》的内容并入，修订了海关税则中交纳商货价值5%的税，执行中各地的关口另行交税的规定，改为只要缴纳了一次税后，将货物运到各地买卖则无须交税，并且规定每10年修改一次税则。1861年10月9日签订的《通商各口通共章程》是各国商船在中国长江各口岸及其他沿海等通商口岸进行贸易的公用章程，规定了外国商船到长江各口岸和内地进行贸易活动的纳税办法。该条约的签订使通商口岸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流域，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范围也就更加广泛。西方各国利用条约中“一体均沾”的规定，掌控着中国的对外贸易，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些不平等条约却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
2.民国时期对外条约对外贸的规制
清末中国先后与英国、法国、美国、瑞典、挪威、俄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等国缔约，设使领通商务。这些缔约国均享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了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所以在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中，清朝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运行于对外贸易的活动中，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主要是由对外条约规制的。但民国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民国成立后，国务会议决议：“嗣后对于满清遗留之不平等条约不得再定相似之约”。由1912年到1918年间，民国政府已经有了平等互惠订约的观念，对原无约国在订约时也不愿再给领事裁判及协定关税等特权。1915年签订的《中华智利通好条约》规定互享最惠国待遇，且未文明给予领事裁判权，被誉为第一个平等条约。1918年签订的《中华瑞士通好条约》是最后一个给予外国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虽然是平等互惠，但因瑞士强烈要求与其他各国相同的待遇，再加上北京政府急欲在瑞士设使馆，所以在附件上做出了让步，但也规定“中国将来司法制度改良有效时，瑞士国即与他缔约国同弃其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1918年1月在上海召开由十五国参加的修订关税税则会议，北京政府以“参战”为条件向各国提出关税实行值百抽五，并要求在裁撤厘金的前提下将进口税率提高至值百抽十二点五，至1918年12月19日签订《修改各国通商进口税则》，经各国政府批准后，于1919年8月1日施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又要求关税自主，经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争取，1922年与各国订立了《九国关于中国关税条约》，条约规定值百抽五，并可增收2.5%或5%的（奢侈品）附加税，以裁厘增税为前提逐步实行12.5%的进口税率。
1921年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在条文中没有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协定关税诸规定的平等互惠条约，并成为以后中外订约的范本。《中德协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解释条文中国覆函》中有“在国定税率未普遍实施之前，德货入口，得暂照通用税率完纳关税。”直到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签署的关税条约中，才取消此项规定。1927年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公告“采取攻势外交策略，先就关税权自主自动地宣布独立”，1928年政府《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另订新约，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要求遭到了北平外交使团的一致反对，其中尤以日本最为强硬。对此国民政府首先与美国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接触。而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为了乘机树立对华的外交优势，也愿意同南京国民政府最先接触。1928年7月25日美国与中国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2]。到1928年年底，中国又陆续与英、法、德、比、意、挪、荷、瑞、丹、葡、西等11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或《通商条约》。拖延至1930年5月，日本最后与中国签订有优待附件的《中日关税协定》。这些新约取消了各国在华的一切关税特权。从对外贸易签订的条约来看，清朝的条约大都是不平等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和经济。而到了民国时期，政府致力于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改，中国的对外贸易地位逐渐趋于平等，虽然有关对外贸易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完全废除，修改的条约也不是完全改变了不平等的状态，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制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和进步。
（二）制定法
除了对外条约对我国对外贸易起到规制作用以外，民国政府也颁布了很多关于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涉外法规的逐步完善和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做的努力，促进了对外贸易法制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1.外贸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相关贸易机构的组织条例
1931年5月，实业部为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力求减少入超，设立国际贸易局。国际贸易局是由前工商访问局改组而成，在北京政府时期，该机构是一个经济讨论会，后改为工商访问局。南京政府为了管理对外贸易特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并拟制了组织条例。国民政府于1931年7月20日公布《国际贸易局组织条例》，全文共有15条，该条例规定国际贸易局的设立目的是“调查中外商情，促进对外贸易，以发展国民经济。”1928年，民国政府在汉口、上海、广州、天津、青岛五处设立商品检验局，又在南京、福州、宁波、万县、梧州、沙市、济南、厦门、汕头、江门设10个分处，为规范商品检验局的工作制度，国民政府于1932年公布《商品检验局组织条例》，规定了组织设置，并规定其运用商品检验法执行检验事务。
2.对外贸易的相关法律规范
民国时期政府为更好的发展对外贸易颁布了一些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废除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程也在国内的制定法中有所体现，相关关税的法律成为国民政府制定的主要方向。关税征收一直是对外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而民国政府为争取税收自主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在国内法的制定中，也力求运用关税手段保护中国的对外贸易，促进国家财政的增加。民国北京政府于1917年公布了《国定关税条例》，将进口商品分为必要品、资用品、无益品和奢侈品，并规定了差等税则。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公布《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规定除按现行税则5%征税外，还需另外征税，普通品按7.5%征收，奢侈品按12.5%—57.5%征收，但未能实行。1928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则》，规定差等税率，按照货物性质分别增高，由7.5%到27.5%。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签订关税条约和友好通商条约后，规定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所以立法院于1930年颁布《民国十九年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1931年颁布《海关出口税则》，又于1934年颁布《修正海关出口税则》。上述关税自主后颁布的关税税则，为保证财政收入，发展国家经济，均提高了进口税，减免了出口税，为保护民族工业，减少消费者负担，规定“除奢侈品外，概不重征。”关税自主后，缉私事务也愈加重要，民国政府于1934年公布了《海关缉私条例》，规定对于走私的货物及商人根据其情节由海关给予处罚，没收货物，对船只进行处分。
西方各国通过条约开辟了大量的通商口岸，将大量商品运销中国，严重地冲击了国内的民族产业，导致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入超，外国商品的倾销，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外经济联系的增强和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要求政府制定反倾销法规，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33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参照当时世界各国成例，制定并颁布《倾销货物税法》，规定了外国货物在中国市场用倾销的方法与本国商品进行竞争时，要征收倾销货物税，税率以货价差额为准。为保护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民国政府于1932年12月16日公布了《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此条例由立法会第212次会议通过，共5条，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应显示著处，用明显中国文字标注原产国名，如未标记，应由海关监视补施，不补施者，禁止进口。[3]国民政府于1932年12月14日公布的由立法院第230次会议通过的《商品检验法》全案，此法全文共19条，规定凡是进出口的货物都要进行商检，商检合格才可进出口。
（三）判例
判例是当时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在涉外经济案件中更好的体现出来。北洋政府时期沿用了清末的法律、颁布了大量法规，由于清末的法律多移植于大陆法系，与中国的情况不符，所以政府还公布了大量的的判例和解释例。从1912年到1927年，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公布的解释例就有两千多件。[4]在解决对外贸易纠纷时，适用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有全部适用大理院的判例或其他地方的判例，也有部分适用大理院以及高等审判厅的判例。如在民国五年六月九日所判的周筱舫与德商北清商务公司因批货纠葛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周筱舫两次向德商北清商务公司批购画片及镜边，但是由于画片和镜边不相符，周筱舫没有收货，北清商务公司上告，要求周筱舫交款取货。根据大理院的判例，如果是要将画片和镜边搭配售卖，必须要画片尺寸和镜边相符。此案中长宽各不满三尺的画片与九尺长的镜边显然不相符，虽然被告提出镜边可以切割截取，但如果这样，任何镜边都可以与任何尺寸的画片相容，就没有了画片尺寸和镜边必须符合的标准，所以高等审判厅驳回了北清商务公司的上诉。[4]
（四）习惯
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急速变革的时期，立法没能跟上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而这些习惯大都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习惯。在对外贸易发生纠纷时，适用的习惯主要有商事活动中通行的惯例，民间的借贷习惯，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等。如在中华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对王幼山等与日商吉田房次郎因赔偿损害的判决中，日商以货到而王幼山不起货，上告请求王幼山赔偿货价损失，王幼山以日商没有如期运到为抗辩。案件的关键就是货物是否如期运到。日商指出有到货单、存根为据，而王幼山则认为到货单必须由买主加盖戳记，交回卖主收执，将来以此来证明买主卖主的责任。而日商所持的运货单没有盖戳，存根是伪造的。日商认为，是否由买主盖章各洋行的规定不一样，而吉田洋行采用不盖戳又不给收条的。但法院根据习惯认为商人间使用的到货单确实是买主卖主谁负迟延责任的证明，所以要将到货单盖戳交回，由此驳回日商的控告，王幼山等无赔偿责任。[4]
（五）情理
“法不外乎人情”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当法律与人情冲突时，要先照顾人情。人情事理不仅是对古代立法或法的内容本身的要求，还是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传统依据。至近现代，中国人的这一观念在审理案件中仍然有所体现。在对外贸易纠纷中，也有大量根据情理判决的案件。如在民国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判的德商华顺洋行与张济五等因批货纠葛一案判决，缘华顺洋行与民国四年阴历十二月初二向三条石实昌栈订购花生三百吨，约定先交定银四千五百两，货物在民国五年二月十五日前交清，立有批票为凭。民国四年年终时该栈停止营业，华顺洋行害怕其不能如期交货，取回定银一千五百两作为退货一百吨，其余的货如果不能交付，要在没有到期以前要将定银交出。又因为该栈由于家务纠葛涉诉，只交了花生米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二斤，剩下的未能交出，定银也没有返还。华顺洋行上诉，要求张济五赔偿损失。法院经查，被告人是因家务涉讼才不能如期交货，不是故意违约，而且被告自愿交银二百两作为赔偿，民事采取不干涉主义，所以法院允许被告照数交付，以息诉争。[4]
对民国时期外贸法制的评价
虽然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是在贸易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的，但是就中国政府签订的对外条约和制定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以及出现纠纷时审判的适用原则来看，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法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目的是明确双方在涉外贸易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使双方根据法律自觉的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法制虽没有达到上述要求，但也在逐步向上述要求靠拢。
（一）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法制的近代性
鸦片战争后，虽然西方各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结束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法制文明。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不足，也看到了西方法律制度的时代先进性。传统的中国法律已经无法满足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清政府为了收回西方各国攫取的领事裁判权被迫开始了法制改革。沈家本等人以西方法制为参照，修改现存法律，从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转型。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与贸易活动的国际惯例，并把这些规定适用在对外贸易的活动中。对外贸易法对中国法律体系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引进与移植西方先进的对外贸易法律规范对构建我国自己的对外贸易法制有积极的作用，能够更快的解决对外贸易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法制的发展。在发生纠纷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充分表明了我国的法律在实践中的积极运用，虽然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了观审和会审的制度，外国领事直接干预中外交涉的诉讼案件，篡夺了中国的司法，但这种现象在清末就开始动摇，民国时期并不是只要涉及到外国人，都由外国领事参与审理，用外国的法律进行审判。很多案件都是由中国法官自主审理并做出判决的，而且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及诉讼制度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大多数的案件都是以事实为依据，充分依靠证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判例和情理为参考的，比较公正、合理。
（二）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法制的局限性
民国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据条约展开，在贸易地位极其不平等的条件下，在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下，中国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法律上受到很大的局限，这就注定了中国对外贸易法制发展的被动性和缓慢性。民国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所付出的努力促进了对外贸易法制的发展，但在没有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法制的发展仍然受到条约的约束。在对外贸易中，发生纠纷时一般都最先适用条约，在条约有规定的前提下，就不可能用到国内的制定法，再加上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关税及其税则都有条约的直接规定，国内法的适用范围就非常狭小了。在民国后期，政府虽然废除了协定关税，实现了关税自主，但海关还是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在加上西方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中国并没有通过条约实现真正的关税自主。正是在这种以条约为主的贸易体制中，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制是很不完善的。通过研究可以知道政府所颁布的对外贸易法规多只涉及对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这些法律在实施中对外贸活动的规制作用较小，政府也没有颁布专门的对外贸易法来规制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边境贸易；贸易救济
中图分类号：D996.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11日
一、中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主要问题比较分析
（一）市场准入制度
1、市场准入制度的涵义。在WTO法律框架内，市场准入是指一方成员国将本国的货物、技术、服务与资本参与到另一成员国市场的范围和程度，是在WTO框架内进行国际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政府间为了限制对方的货物过度进口而在相互开放市场过程中采取的各项限制措施，其中包括放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作出的承诺。
2、中俄对外贸易市场准入制度比较分析。中俄对外贸易市场准入的相似之处：随着双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贸易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俄两国都在关税制度方面不断降低商品进出口的关税税率，减少企业商品进出口负担，中俄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准入条件。非关税制度方面，配额制度、许可证制度、数量限制、原产地制度等非关税贸易壁垒成为了两国在保护本国民族产业，限制外国进口的主要手段。
中俄对外贸易市场准入的不同之处：中俄两国在关税制度方面的区别在于中国关税水平不断下降，而俄罗斯的关税状况是先降后升的过程，这与其之前游离于WTO之外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有关。非关税制度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就大大减少了配额制和许可证制度下限制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严格遵守入世的承诺。而俄罗斯由于现在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其在利用非关税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方面表现了较多的任意性，而且与我国相比，其限制的外国商品的种类也较多。
（二）对外贸易救济制度
1、外贸救济制度的涵义。贸易救济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普遍采取的救济制度，是指一国因外国进口对其本国国内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时，该国政府为减轻国外进口对本国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所采取的“两反一保”，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一系列贸易救济制度。
2、中俄对外贸易救济制度比较分析。中俄对外贸易救济制度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在对外贸易救济立法方面都还存在空白领域，相关立法仍不完善；其次，两国外贸救济制度仍不够详细具体，相关法律体系仍不完善。总之，两国在贸易救济法律中都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涉及贸易救济的立法缺失，其中主要表现之一是立法的弹性、原则性较大，难以操作，且法规的透明度不够，难以把握。
中俄外贸救济制度的不同之处：第一，我国的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是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内进行的，对案件的立案和裁定具有明显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第二，我国在与其他成员方发生贸易摩擦时，通常在世贸组织范围内解决贸易摩擦，而俄罗斯则无需严格遵守此种程序解决贸易争端；第三，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与国际通行的贸易救济规则更加吻合，而俄罗斯刚刚加入WTO，因此仍与国际规则具有一定的差距。
（三）争端解决机制。由于中俄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双方涉及贸易主体和调整贸易关系的法律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随之而来的两国贸易争端也不断增多。要妥善解决新形势下中俄两国贸易争端，就需要确保中俄两国贸易逐步实现规范化、法制化，在涉及双方的贸易体系内遵照WTO的多边贸易规则开展合作。这样，双方的经贸往来对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1、我国对贸易纠纷与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俄两国贸易纠纷的重要司法途径之一就是仲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目前有权对仲裁案件的管辖权以及仲裁协议效力做出决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基于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基础合同的变更、终止、无效均不会对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
对于中俄两国的法院都具有管辖权的涉外案件，一方当事人向我国人民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俄罗斯法院的，我国人民法院可予受理。我国法院针对具体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又提出承认和执行俄方法院做出的判决的，我国法院将不予承认和执行俄方判决，但双方根据条约另有约定的除外。
2、俄罗斯对贸易纠纷与争端解决机制。《俄罗斯联邦公断庭法》是俄罗斯进行国际商事仲裁的重要法律依据。凡涉及俄罗斯民法典所管辖的法律事项，当事人均可约定在公断庭审理。同样，当事人还可以约定涉及仲裁法所管辖的案件，通过公断庭的审理，这样的请求一样会得到允许。
在俄罗斯，普通法院管辖一般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管辖违宪案件的审查，仲裁法院管辖经济纠纷案件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案件，其中行政处罚案件，一般都与经济有关，对行政处罚不服的仲裁案件，也由仲裁法院管辖。
通过比较两国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解决中俄两国贸易争端时能够采取的途径和方式更加灵活、方便。
二、完善中俄外贸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路
要面对和解决新情况下中俄两国贸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要确保中俄两国贸易逐步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双方在贸易活动中要严格按照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进一步在WTO法律框架内推动两国的经贸合作，提升双方经贸合作的水平。笔者结合中俄贸易实践，就中俄两国贸易纠纷、争端的解决提出如下设想及建议：
（一）创造条件，规范中俄两国贸易秩序。首先，争取在WTO多边贸易规则框架内处理双方贸易纠纷。由于中俄双方都己加入WTO，且在俄罗斯加入WTO之前，中国就给予俄罗斯WTO成员的优惠待遇，因而中俄两国在未来的双边经济贸易往来中都应遵循WTO的多边贸易规则，使之成为双方共同遵守的经贸合作准则，即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应遵循普遍适用的原则和准则，如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等；其次，逐步规范并逐步通过谈判等双边手段取消中俄两国贸易中的“灰色清关”制度。从中俄双方的贸易现状来看，“灰色清关”贸易还不能立即取消，因此不能单方面主张立即取消和限制“灰色清关”，而应循序渐进地采取转型的做法，使灰色清关采取逐步受到规范直至取消。
（二）在立法方面，国家应当确保法制的统一性。中俄两国的对外贸易立法不健全，配套法规不完善，是当前阻碍中俄两国贸易争端解决的重大法律障碍。由于我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与众多的国家相邻并保持经贸往来，因此妥善解决好边境贸易的争端，对促进我国对各邻国的经贸往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由于中俄两国的边境贸易在中国边境贸易中有着重要的代表性，因此完善两国边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对完善中俄两国整体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解决有关争端问题时，我国应明确界定中俄边境口岸法院在解决双方企业在边境贸易纠纷时的司法管辖权，明确界定双方边境贸易纠纷及确定双方边境贸易纠纷案件的范围。
（三）在司法方面，应当做好涉外经济纠纷案件管辖工作。在解决有关对外贸易争端的案件时，最高人民法院应为边境地区各级人民法院的涉外经济纠纷案件业务提供指导。同样，各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为所管辖边境地区人民法院处理相关案件提供指导，研究和处理在涉外贸易案件审理过程中要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为确保对外经贸活动有序进行提供有力的司法保证。我国加入WTO后，边境地区各级人民法院不断加强同俄罗斯有关司法机关的业务交流等活动，通过对外交流来保障和实现我国司法制度的广泛适用性。此外，向国内企业充分宣传中俄两国司法协助条约和有关涉外经济诉讼的有关法律法规，使中方贸易企业增强对外贸易中的法律风险意识和涉外诉讼法律维权意识，在对外贸易中大胆而充分地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经济权益。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吉松.中俄经济贸易合作中若干政策研究初探[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7.
[2]安兆祯，周洪涛.俄罗斯加入WTO对中俄经贸发展的影响[J].西伯利亚研究，2007.5.
[3]朱南平.论中俄经贸合作立法的完善——以俄罗斯法的若干特点为视角[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6.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5篇
以入世为契机，我国从199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外经贸法律制度的清理。在外经贸部修 订方案的指导下，不少专家和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法》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 议(注：外经贸部的修订初步方案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体系》，载《国 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可参见：(1)何茂春著《兼论中 国“入世”后外贸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2)张汉林、郭浑 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年2月25日和2001年3月 4日；(3)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 期)。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工作，应当首先设定修订《对外贸 易法》的整体目标，进而应当明确提出修订我国《对外贸易法》的整体思路。如是，才 能配合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我国现行的外贸法制框架下完成《对外贸易 法》的结构整合与内容调整。
本文拟从立法定位、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三方面提出我国《对外贸易法》修订的九条 思路，并据此对修订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一、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定位
(一)思路1：《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首先应进一步统一和明确这部法律的调整对象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对外贸易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的对外贸易管理 关系。因此，对外贸易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对外贸易法》的调整范畴 ，而属于内国涉外民商法的范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这一定位，保持其调 整对象的稳定和统一。
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第12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应 当信守合同，保证商品质量，完善售后服务。”第13条第2款在规定外贸制时指出 ：“接受委托的对外经营者应当向委托方如实提供市场行情、商品价格、客户情况等有 关的经营信息……”有关这些问题的规定都是私法层面的问题，不属于《对外贸易法》 规范的范畴。《对外贸易法》修订时应当将这些问题归还给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 同法》进行规范。
诚然，私法上义务的违反也会引起主体在纵向法律关系上的责任，如行政责任或刑事 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在行政管理法上应具体规定主体私法层面上的义务。否则，既可能 引起法律规定上的重复，也可能引起法律规定上的矛盾。
另外，有学者提出“将外资法纳入外贸法中，使外贸法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外经贸法”( 注：参见张汉林、郭浑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 年3月4日)。笔者认为，尽管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是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两者的相互促进关系日趋明显，但用一部法律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统一进行法 律调整殊有不妥。其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侧重于产品、技术或服务的跨境流动，而国际投 资则侧重于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外贸与外资法的调整对象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同时，政府管理外贸和外资的内容与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调整对象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明确，《对外贸易法》调整和规范的外贸管理关系是 针对祖国大陆这一“法域(legal territory)”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对外贸易 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对单独关税区进行原则性规定(注：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 经贸法律体系》，载《国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另见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 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期)。笔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作为独立关税区或作为独立法域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宪法 及宪法性法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管辖的范 畴。除宪法性规范以外的法律规范，其适用的范围均只限于祖国大陆这一法域范围，没 有必要在这一类法律当中另行规定其他法域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思路2：《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 与“国际服务贸易”“三位一体”的定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呈现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位一体、并驾 齐驱的发展趋势。2001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6.2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 .4万亿美元，而全球的技术贸易量也早已超过了1000亿美元。1994年制定的我国《对外 贸易法》已充分注意了国际贸易“三位一体”这一发展动向。《对外贸易法》第2条明 确指出，“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与此同 时，《对外贸易法》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和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便是依 照“三位一体”的立法体例而展开。
然而，《对外贸易法》在国际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规定上是失衡的，在 立法的逻辑结构上亦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中，仅仅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国际服务 贸易的限制与禁止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许多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制度均未涉及 。因此，建议将相关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尤其应当充分借鉴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业已确立、并为各成员方所认可的服务贸易管理措施，形成我国 完整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
其次，从严整的立法体系而言，我国《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和第六章( 对外贸易促进)所规定的外贸管理制度应当既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也适用于国际技术 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然而，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规定的许多 制度却全然是针对货物贸易而制定的。例如第29条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第30条关于反 倾销的规定、第31条关于反补贴的规定都是在货物贸易项下而言，未曾涉及服务倾销、 服务补贴和服务保障措施的问题。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应当将类似服务 倾销、服务补贴和服务贸易的紧急保障措施(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0条已对 服务的紧急保障措施作了原则性规定。)等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和维护我国国际 服务贸易秩序的措施纳入进行规范，使三位一体的立法格局真正得以突现。
应当指出的是，WTO现有的《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都是 针对货物贸易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WTO的协定》附件1A(货物贸易多边协定)项 下的专项协议。其所针对的范围与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并不完全相同。
二、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内容
(一)思路3：《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8年来国际经济及我国外经贸发展对外 贸管理制度的新诉求
《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初衷在于通过促进和保护等方面的措施始终使我国的对外贸易 管理符合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潮流，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19 94年7月1日《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的外贸背景和外贸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全面体现这8年来国际经济发展和我国的外经贸实践对 国家外贸管理提出的新诉求。
以对外贸易促进体系为例，现行《对外贸易法》第六章已从金融支持、出口信贷、出 口退税、进出口商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方面就对外贸易促进措施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随着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将面临更为 激烈的国际竞争。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审时度势，构筑起全方位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笔 者认为，如下四方面的贸易促进措施对于当前的中国外贸而言至关重要：
(1)政府要注重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各种行业中介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和监管，在 政府和企业的沟通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现行《对外贸易法》中虽然对进出口商 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中介组织有所涉及，但是其规定过于笼统，我们认为应该进一 步确立中介组织在促进外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其为企业服务和对行业进行协调和 监管的职能。
(2)政府要支持会展业的发展，并要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参展获取商机。会 展业有巨大的吸金纳智的功能，是一块吸纳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巨大磁石。会展业的 健康发展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口)带来无限的商机。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扶 持会展业发展支持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又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便利于小企业参展 。
(3)政府要支持企业开发并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入 世一年来，以DVD专利纠纷和关于温州打火机的CR法案为典型，我国企业遭遇来自日本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的专利侵权案件急剧增加。事实已向我们表明，没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中国就无法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就无法成为真正的 世界制造中心。因此，政府可以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 发、研制和出口给予一定的支持。
(4)政府应当建立企业出口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应当通过大使馆、领事馆等各种 途径，为外贸企业提供有关出口市场状况、相关法律法规、商贸制度等信息。与此同时 ，这些机构还可以为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具体咨询和服务。在 美国，中小企业数量占所有从事出口的企业数量的97%，其出口总额也已占据整个国家 出口总额的1/3左右，这与其为企业提供的较为完备的对外贸易信息服务和支持体系是 密不可分的。
建议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当将上述四项外贸促进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加 以确认，将外贸实践中产生的重要的管理制度在外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使外贸立法与 时展的需求相吻合。
(二)思路4：《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我国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政府正由无所不为的无限 政府转变为仅在有限领域承担管理和调控职能的有限政府。不仅如此，随着对市场经济 认识的深入，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即便是对于应当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事项，政府在行使 其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也应更加关注市场功能的再发现。
《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也应当体现这些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变化。反映在外贸经营权的 管理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转变，另一方面要大胆引入告 知承诺的新方式。
现行《对外贸易法》第9条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必 须具备一定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根据这一对外贸易经营者的 许可制度，企业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然而，在我国的外贸实践 中，这种设置高准入门槛的作法根本无法实现规范外贸经营者的资质、维护外贸秩序的 目标。事与愿违，严格的外贸经营资格审批制度在实践中却造成了如下尴尬的局面：一 方面，一些具有外贸经营资格的企业虽然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但却由于重重的行 政保护而仍然“重权在握”；另一方面，众多有条件经营外贸业务的优秀企业却由于种 种所谓的“条件”和“审批”而被审批机关拒之门外。同时，审批制度带来的“寻租” 现象又直接导致了行政管理成本高昂，办事效率低下。
2001年7月10日，外经贸部制定并了《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明 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将实行登记和核准制。这一《规定》明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的授予 将按照统一的标准和管理办法，成为了加快我国进出口经营资格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 的重要步骤。但是，此项规定对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所规定的标准依然十分严格( 注：例如在《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对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的企业 ，要求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不低于300万人民币)；对生产 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300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不低于200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不低于100万元)。)。这 种较高的资金要求实际上限制了广大中小企业经营外贸业务。
建议《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中应当从立法上取消外贸许可制，明确外贸经营权登记制 的法律地位，逐步降低申请外贸经营权的资质要求，实现政府的管理理念由“管制”向 “服务”发生转变。
在外贸经营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胆引入“告知承诺制”这一行政许可的新方 式。告知承诺制的主要做法在于：申请人只要对行政机关所提出的相关资质条件、经营 要求及法律责任做出承诺即可实现登记注册，而行政机关则是在其开业后的一段时间内 加强对其承诺内容的监管。这种制度用双方合意的契约形式代替了以往的单纯以行政机 关为主导的单方权利行为，突出了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强化了申请人承诺、自律和行 政机关的事后监督，是对传统行政许可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值得我们在对外贸易管理 改革中予以借鉴。
(三)思路5：《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全面体现《加入议定书》中我国在对外贸易管 理制度方面的国际承诺
作为入世法律文件的核心部分，《中国加入议定书》记载了我国在外经贸管理制度方 面的承诺，对WTO规则如何在中国得以实施做出了具体规范。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 应当将这些国际义务在国内法上予以确认，使我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承诺协调一致。
具体而言，《加入议定书》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第3条“非歧视”、第4条“贸 易特殊安排”——这些条款是针对我国外贸宏观管理制度的承诺。尤其是第2条，它就 贸易制度的统一、透明实施以及司法审查制度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外贸宏观管理体 制的原则性承诺应当在《对外贸易法》第一章(总则)中得以全面、准确的体现，成为我 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指导思想。
《加入议定书》正文中还就贸易权、国营贸易、关税、非关税措施、进口许可程序、 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等一些重要的外贸措施的施行做出了具体承诺。修订《对 外贸易法》时，应当根据《加入议定书》的规定将我国对这些重要外贸制度的承诺在外 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例如，《加入议定书》第5条规定，中国承诺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 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进出口贸易。从这一角 度而言，将外贸经营权的管理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同时又是履行入世承诺，使国内立法 符合国际义务的现实要求。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加入议定书》中涉及的这些重要的外贸管理制度，有的我国已 通过具体法律、国务院法规或部门规章加以具体规范，但尚未在外贸基本法中得到原则 性的体现，例如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或动植物检疫措施的规定。建议《对外贸易法》修 订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作为贸易基本法的法律地位，使外贸管理中最为核心的措施和规 则都能在《对外贸易法》中得到体现。
还必须指出，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制要与WTO规则相融合——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外贸法中 不能存在任何与WTO规则相背的内容。事实上，存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别并不要紧，关键 的是要有一种适用上的制度安排使这种差别规定不至于引起我国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 务。美国的301条款已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裁判为违反WTO规则，但美国以其仅留以适用 于非WTO成员为由，仍然在其对外贸易法中予以保留。可见，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 回事。入世后，我国外贸法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存在与WTO规则相区别的规定，只要我们 同时规定这些内容在与国际义务相冲突时，以我国的国际义务为准。
(四)思路6：《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充分借鉴，博采众长，进一步体现与国际规 则的接轨，并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所留下的空间和余地
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欧、美、日等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一些通行的作法。 这些通行的、成熟的外贸管制规则有的体现在西方各国国内的外贸管理法中，有的体现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些区域性条约或国际性公约上。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在修订过程 中不仅应当广泛借鉴这些国际通行的外贸管制规则，还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为我们留 下的空间和余地。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近年来，各种非关税壁垒在各国对外贸易管理活动中的运用日 益频繁、愈演愈烈。资料表明，我国已成为受外国贸易壁垒损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以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8月至2001年12月11日，已有3 0多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463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之多 。为了消除国外贸易壁垒，维护本国相关企业和行业的利益，我国应当制定贸易壁垒调 查制度。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已分别制定了以301条款和《贸易壁垒规则》为标 志的外贸壁垒调查制度，对外国贸易壁垒的审查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应当充 分借鉴欧、美等国在这一制度上的成熟经验，全力保障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2002年11 月1日，外经贸部颁布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规定由外经贸部负责对国外 贸易壁垒的调查工作，并指定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具体实施，并对贸易壁垒的调查申 请、审查和立案、调查和认定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认 为，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对国外贸易壁垒的调查做出原则性规定， 从而在外贸基本法中确立这一制度的地位。
再如在例外制度问题上，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例外规则的规定。除了关于反倾销、反 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规定外，还有GATT1994第20条/GATS第14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 、GATT1994第21条/GATS第14条副则关于“安全例外”的规定，GATT1994第18条关于“ 幼稚产业保护”的规定以及GATT1994第12条/GATS第12条关于“保障国民收支的限制” 的规定。
我国现有的《对外贸易法》已对上述各种例外制度有了初步的规定。《对外贸易法》 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中的第16条、第17条、第21条，第四章(国际服务贸 易)中的第24条、第25条以及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中的第27条的规定便涉及了WTO规则 中的上述各种例外制度。但是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在例外制度的规定中既没与国际规 则充分接轨，也没能用足国际规则为我们留下的空间。
首先，《对外贸易法》将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幼稚产业保护的例外与国际收支例外 混合在一起进行规定，而事实上这四类例外情形在WTO协议中和国际经贸实践中是有区 别的(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张玉卿、邓志海主编《入世与国内市场和产业的合法 保护》，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第230-235页)：较之经贸利益，国家安全是更为重 要的利益。因此，安全例外的适用条件较之一般例外来得宽松许多；与此同时，在世贸 组织规则中，幼稚产业保护例外、国际收支例外以及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使用是以不歧 视为前提的，而一般例外条款下的措施却可以进行歧视对待。由此可见，《对外贸易法 》将四类不同的例外制度笼统地进行规定，殊有不妥。
其次，《对外贸易法》中例外制度的规定在内涵与外延上与WTO相关条款相比仍不仅相 同：除了少数一致以外，大部分仍有差距，还有立法空白之处。
由此可见，在修订《对外贸易法》的过程中，不仅要根据WTO规则对于例外制度的分类 调整条款结构，而且应当将我国现行立法与WTO相关条款一一对照，借鉴WTO规则的规定 修订现行立法、填补立法空白、充分用足国际条约为我国留下的空间。
(五)思路7：《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引进先进的外贸管理理念，尝试着对我国外 贸管理的新问题做一些前瞻性的规定
除了反映我国外贸实践的现实需求，吻合入世承诺，借鉴先进立法、与国际规则充分 接轨以外，笔者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还应尽可能地对一些外贸管理的前沿问题 做些前瞻性的规定，至少应表明我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外贸基本法中的 这些原则性规定可以作为理解和解释具体条例与规则的基础和指导。
例如，对于外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是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对电子商务发展的态 度、对贸易便利化的支持——我国可以尝试在《对外贸易法》中就这些问题进行原则性 规定。
尤其必须注意的是，WTO第四次部长理事会拟定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21个议题，并 且明确了其中11个议题的谈判要在2005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多哈回合的议题中，既有 对原有议题的深化与发展，也有全新的议题；既关系到既有承诺的执行，也关系到新的 谈判和承诺。作为WTO成员，我们尤其应当密切关注WTO新一轮谈判的相关议题及其发展 ，并且可对一些与中国未来较为相关的议题率先在国内法中进行规定。
三、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技术
(一)思路8：《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进一步从“促进”(promotion)与“保护”(protection)这两大功能出发，在结构上进行完善，形成严谨的立法体例
作为我国外贸的基本法，作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手段，贯穿《对外贸易法 》的核心便是“促进”与“保护”这两重互补的功能。促进外贸发展与特定条件下保护 本国产业相互交织——这是我国《对外贸易法》的灵魂所在。概言之，我国《对外贸易 法》在内容上涵括了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而对这三类国际贸 易的管理和规范又是围绕促进与保护这两大主题而展开的。
《对外贸易法》第一章(总则)在确立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时，一方面规定国家“ 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公平的、自由的对外贸易发展”(注：参见《对外贸易法 》第4条)；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 他类似措施的”，中国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注：参见《对外贸易法》 第7条)。同时，《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规定“对外贸易秩序”和“对外贸 易促进”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已经体现了促进与保护并重的指 导思想，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
笔者认为，新世纪我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继续按照这一思路来完善外贸基 本法的框架结构，用足空间，做足文章：
第一，要以“促进”与“保护”并重的思路，整合《对外贸易法》的框架。按照这一 思路，有关同时适用于三类贸易的“保护”和“促进”措施应分别在第五章(对外贸易 秩序)和第六章(对外贸易促进)中进行规定，而在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和 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中仅规定适用于国际货物/技术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的保护和促 进措施。但是，现行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存在一些重复的规定，似可整合放入第五章或第 六章，而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也存在一些并非同时适用于三种国际贸易方式的规定，似应 分别放入第三章或第四章更为妥当。
第二，要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具体内容可参见本文思路3中所述。
第三，要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保护体系。关于贸易壁垒调查和例外制度的内容可参见 本文思路6中所述。
第四，在外贸易政策导向上，要实现由“重保护”向“重促进”的转变。
在刚刚确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里，在我国调控外贸的能力仍然有限的 背景下，现行《对外贸易法》在“促进”与“保护”这两重价值取向中“重保护、轻促 进”。而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六的贸易大国，调控经济的能力也得到大大提高。在 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外贸政策导向应适时地实现由“重保护”向“重 促进”的转变。因此，一方面建议在《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中应当调整“对外贸易秩序 ”与“对外贸易促进”两章的顺序，以适应外贸政策导向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实体内 容的规定和表述上，也应当相应地进行调整。
(二)思路9：《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体现其作为我国外贸管理基本法的地位，应较 为完整地就外贸管理的重要制度进行原则性规定，应当和相关的条例形成援引关系，构 筑完整的中国外贸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以《对外贸易法》为中心，包含五个层次的规范性 文件：外贸基本法——外贸专门法——国务院条例(法规)——外经贸部具体规则(部门 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从我国外贸立法的实际出发。 也就是说，《对外贸易法》修订的目标并不是制定详尽、全面的中国对外贸易法典，而 是要在现有的立法现状中使作为我国外贸法制核心的《对外贸易法》更加符合我国对外 贸易发展的新形势，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因此，《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突出其作为对贸基本法的地位，体现其在我国对外贸 易法律体系中的统率作用。
第一，《对外贸易法》要全面规定各项外贸基本制度，但同时其对于外贸基本制度的 规定应当是基础性和原则性的。
第二，《对外贸易法》还应当和各项外贸专门法和国务院外贸条例形成指引关系。目 前，我国现有的外贸专门法和外贸条例主要有《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 和《保障措施条例》。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对外贸易法》中做出指引性规定，使其规 定的外贸基本制度能通过外贸专门法和国务院外贸条例得以细化。另一方面，要寻找《 对外贸易法》与外贸专门法/外贸条例中缺位与矛盾的地方，通过立法上的修改和补充 使其达到和谐与统一。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新内容 wto的基本原则 特点 问题
一、概述经过十五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的第4项规定，“各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根据该规定，各成员方的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得违反wto一揽子协议的内容。《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67条写明，“中国一贯忠实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中国将保证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以便全面的履行其国际义务。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
因此，通过立法机关对与wto规则不符的旧法的废止、修改以及制定完全符合wto规则的新法成为中国作为wto成员需履行的主要义务。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卓有成效。加入wto三年来，为履行我国的承诺，立法机关已经清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其中通过人大、国务院和各部门修订了320多件，废止了830多件，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各个方面。全国各个地方政府共清理出有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并根据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分别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废止。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举措则是对外贸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通过。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有很多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且业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随着我国加入wto，开始履行wto的条约义务，对外贸法进行修订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新的对外贸易法经讨论已于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贸法为11章70条，比旧的外贸法增加了3章26条。新的外贸法修改和删除了与中国经济与贸易现状不相适应的内容，依据wto的规则，包括wto的基本原则，贸易领域的有关协定以及中国的承诺和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新的外贸法有些内容仍然十分抽象和原则，需要细则进行落实，但作为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它已充分体现了wto协议的内容，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状况，是一部较为完善的用于调整外贸关系的法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新内容新的对外贸易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出台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基本规则。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立法者对旧的外贸法规则进行了修改，并在新的外贸法中增加了新的制度。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对外贸易经营权在我国旧的外贸法体制下，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履行wto承诺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将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扩大到个人就成为必要。新的对外贸易法规定，“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以对外贸易基本法规则的形式明确了个人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变化。依照旧外贸法的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不但必须满足外贸法所规定的条件，还必须得到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对外贸易都必须通过外贸制度来进行，无形中增加了对外贸易活动的复杂性，严重的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与各国允许自由进行对外贸易的普遍实践不符，也有悖于wto贸易自由的精神实质。新的外贸法摒弃了这一计划体制衍生的陈旧的制度，规定只要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或有其他执业手续，并在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了备案登记，无论个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经营对外贸易，即以登记制代替了审批制。
新的外贸法遵从wto崇尚贸易自由的原则，改变了旧法中限制贸易自由的规定，消除了进行对外贸易的资格限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营贸易制度新的对外贸易法增加了关于国营贸易的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外贸法中的国营贸易管理制度源于 gatt1994第17条以及服务贸易协定第8条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各缔约方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建立或维持国营贸易，即对部分领域的货物贸易，授权特定的进出口企业经营，但国营贸易企业也应遵守wto一般规则的约束，按照非歧视的原则组织活动。由于国营贸易具有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作用，因而在一国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外贸法中，是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对于我国来说，国营贸易在维持国计民生，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项重要的制度在旧外贸法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与我国的现实以及各国的外贸立法是不相一致的。尽管新的外贸法只对其做出了原则的规定，但是我国立法首次以位阶较高的基本法律形式对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外贸立法与各国普遍立法实践趋向一致，一方面也是我国立法重申wto规则的表现。
（三）进出口自动许可制度新的外贸法第十五
条是关于进出口自动许可的制度。 [2]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是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手段。wto为保证成员国间的贸易自由和扩大市场准入，制定了《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两种许可证制度，一是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一是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进口许可证主要是为国家统计进口贸易提供数据，是各国对进出口进行行政管理的需要。新的外贸法以明确法律条文的形式给予这种制度以合法依据，从法律上肯认了这种制度存在的价值，是对我国外贸法的完善，也是在实践中管理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
（四）对货物、技术及服务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制度旧外贸法已有关于限制或禁止进出口某些货物、技术及服务的制度，主要集中在该法第十六和十七条。新的外贸法也用两条对采取必要措施进行了规定。与原来外贸法分别规定采取限制措施和禁止措施不同，新的外贸法在第十六条中将限制或禁止措施进行了合并规定，而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安全例外。从具体内容上看，新的外贸法在原来外贸法的基础上，增加了wto规则中规定的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一些情况，同时对原来外贸法的措词进行修改而与wto规则的措词保持一致。如根据gatt1994第19条“一般例外”增加了国家可以为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采取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措施，可以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根据gatt1994第20条“安全例外”增加了第十七条关于国家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的规定。此外，新的外贸法还增加了一项补漏规定，即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和禁止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26条及27条。根据wto的服务贸易协定，新的外贸法增加了人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例外和安全例外。与原来的外贸法相比，新外贸法关于对货物、技术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规定更加详尽和贴近wto规则。
（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这项制度是新外贸法一项全新的制度，而原来的外贸法中丝毫没有涉及该部分内容。新的外贸法专列一章对其进行规定，足见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视。尽管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以及著作权法都已根据trips协议进行了修改，但毕竟这些法律只调整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关系，而对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却没有涉及。同时，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外国当事人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日渐增多，而我国尚未有明确、专门的规定对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进行贸易中的保护，造成我国与外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不平衡。因此，新的外贸法专门设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章对国际贸易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规定。这章规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或说凸现了两个原则，一是保护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是严禁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以保护对外贸易的秩序。这两项规定充分体现了trips对于知识产权的态度，即“促进对知识产权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保证知识产权实施的措施和程序不致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3]具体而言，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主要通过由国务院对外经贸易主管部门采取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进口有关货物的行政措施来进行 [4]；在第17条中也列举了几项构成损害对外贸易秩序的滥用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如一揽子许可、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 [5]，并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对其采取必要的措施。该章的最后一条规定了我国政府可以对未能给予知识产权方面相应保护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采取相应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维护了我国在外贸活动中知识产权方面的正当利益，但与美国301条款面临的问题一样，可能会由于在发生争议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和措施，而受到其他成员国的非议。
（六）对外贸易秩序的制度新外贸法一改旧外贸法对外贸秩序只有零散几条规定的方式，而专设一章对此问题进行详尽的规定。与旧法相比，新法具有以下的变化。1、单列一条规定了外贸活动中反垄断的内容，并规定了对该行为的处理方法。2、对外贸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列举了诸如低价销售商品、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规定了针对该行为的行政措施。3、增加规定了破坏对外贸易秩序的行为，如走私、逃避认证、检验、检疫等行为。4、增加了将违法的进出口商名单向社会公告这一措施，给违法者以巨大的市场压力，从而促使其遵守对外贸易秩序。新外贸法单列一章规定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应遵守的对外贸易秩序，将旧法零散的规定重新整合并加以完善，形成了系统化的一整套制度，对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必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七）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新外贸法的第七章是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制度。旧法中关于贸易调查的内容只体现为一个条文，即“发生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况时，国务院规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新法则用了三条六款七项条文对此制度进行了规定。与旧法相比：一是确定了采取贸易调查的主体，即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其会同其他部门进行调查；二是增加了调查的事项，原法调查的内容仅限于为确定是否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时需要调查的情况。新法则规定了七项调查的事项，包括他国贸易壁垒、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等，且有一项补漏规定，即所有可能影响外贸秩序的事项都在调查的范围之内。[6]三是增加了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程序以及方式的内容；三是增加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协助义务以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新法在旧法仅有一个条文的基础上，将对外贸易调查发展细化成为一项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制度，不但增加了调查的事项，还规定了调查遵循的程序和调查采取的方式，并且对于调查程序具体实施中的协助、保密义务也有所涉及，不能不说已经是一项比较完善的制度。对外贸易调查是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对外贸易管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一项完善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顺利进行，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
（八）对外贸易救济制度。
这一制度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八章，共有十一个条文，与旧法简单的三条相比，无疑反映了对外贸易救
济制度内容的丰富和进步。首先，明确了“反倾销措施”的说法。[7]旧法中只提到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损害，但并未将这种措施总结为反倾销措施。其次，增加了第三国倾销的内容。[8]如果进口到第三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销售对我国的产业造成损害或威胁，我国政府可与第三国政府协商以采取相应的措施。gatt1994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如因此对一缔约方领土内一己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则倾销应予以谴责。”即gatt1994并没有将倾销的受害国限于倾销产品的进口国，如果倾销产品给另一国造成损害，也属于 gatt1994谴责的倾销行为。在新外贸法中增加第三国倾销的规定，与wto协定关于反倾销的内容相一致，给国内产业提供了更有力的保护。第三，将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由原法的“任何形式的补贴”改为“专向性补贴”。[9]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可以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10]对于不可诉补贴，其他成员可在事实基础上对其不可诉资格提出质疑，但不能仅仅依此就限制另一成员方对该项补贴的采用。而绝大部分不可诉补贴都是非专项性补贴，我国原外贸法规定可以对任何形式的补贴采取必要措施是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因此新法对此作了修改，以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第四，增加了对服务贸易采取保障措施的内容。随着服务领域的开放，外国的服务将会大量涌入我国，为保护我国的国内产业，规定这种保障措施是必要的。第五，增加了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的进口数量激增而采取保障措施的规定，完善保障措施的内容，给国内产业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第六，据wto规则，增加规定了当其他成员国违反wto协定而使我国的条约利益受损时，可以据条约暂停和终止履行我国义务。第七，增加了建立对外贸易应急预警机制的内容，以应对对外贸易中的突发和异常情况，体现了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维护机制的完善。第八，对规避救济措施的行为采取反规避措施，保障救济措施的施行。
新法中关于对外贸易救济制度的内容体现了wto协议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应对在我国在入世的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的措施，比原法的三个条文的规定全面和完善，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九）法律责任制度旧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只有寥寥四条，只对对外贸易的走私行为、违反外贸管理秩序的某些行为、对外贸易工作人员的违反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定，违法者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通过海关法进行处罚，此外还有由国务院撤销外贸经营权的处罚方式。新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体现于该法的最后一章，与旧的外贸法相比有以下变化：一，规定了违反某些具体制度的处罚措施，如规定了违反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责任；二，有层次的规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健全了严格的法律责任。首先是刑事责任，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同时禁止违法者从事有关货物或者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活动；三，具体明确的规定了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措施，如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四，规定了禁止外贸经营活动的具体措施、方式或途径；五，给予被处罚者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新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制度凸现了该法的行政管理性质，使得这部行政法更为完整和系统化，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制度能更好的保证实体法律部分的实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的wto基本原则在wto协定的众多规则中，贯穿着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是wto的精髓，体现着wto的基本精神。wto的众多具体规则都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新的外贸法不但是适应新形势下对外贸易发展要求的产物，更是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履行wto协议的义务的体现，因此，在我国新的外贸法中渗透着wto的基本原则，wto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外贸法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wto的协议中对基本原则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出了不同的归纳，但本质上并没有区别。wto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
（一）外贸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外贸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 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外贸法对wto“非歧视原则”的落实和细化。非歧视原则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可是说是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非歧视原则的两个主要体现，此项原则贯穿于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协议之中。外贸法明确规定根据国际条约和协定给予缔约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表明中国在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时将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这一原则不再只是国际条约义务，更是国内法的义务，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通过在外贸法总则中规定这项原则来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务，给予了非歧视原则实施的充分保障。旧的外贸法中已有这项规定，是为与wto规则接轨，从而达到尽快加入wto的目的，但在新形势下重申这项规定以履行wto协定的义务与其具有不同的意义。
（二）外贸法中的市场准入原则这一原则所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实际上，关税保护原则、关税约束和减让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按承诺开放服务贸易的原则等都可以纳入市场准入原则。这些原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涉及的领域也不一样，但它们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使商品和服务享有稳定的、不断改善的市场准入条件。
外贸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体现了我国给予市场主体在货物、技术以及服务的进出口方面的自由，禁止对货物、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进行数量限制。同时，外贸法对数量限制的例外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外贸法的第十六条是与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相对应的禁止数量限制的例外，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的某些重大利益；第十七条是新增加的内容，是与gatt1994第21条相对应的安全例外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服务贸易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况。与wto规则相一致
，我国新的外贸法将禁止数量限制作为一般原则，同时规定了某些可以采取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形。
（三）外贸法中的透明度原则gatt1994的第10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是关于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所谓透明度，指成员方普遍适用的有关进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及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都应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知悉。 [11]gatt1994第10条第1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应迅速公布，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产品的海关归类或海关估价；关税税率、国内税税率和其他费用；有关进出口产品或其支付转账、或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其他用途的要求、限制或禁止。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实施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12]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各成员达成了《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在该决定的附件中，列举了需要进行通知的清单，包括关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估价等一系列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容。
新外贸法贯彻了这一重要原则，具体体现在外贸法的第11条，第15条，第18条，第28条之中。外贸法的第11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应公布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和经授权经营企业的目录；第15条规定，实行自动进出口许可的货物目录予以公布；第18条规定，根据第16条和第17条加以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应予公布；第28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需公布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准入目录。可见，新的外贸法已将wto这一重要的原则贯穿于对外贸易的管理过程之中，是履行wto协定义务的表现，给wto贸易政策评审提供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透明化，增强了进出口贸易的可预见性，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外贸法中的公平贸易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是指，wto成员方和出口贸易经营者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尤其不能采取倾销和补贴的方式在他国销售产品。 [13]尽管非歧视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贸易条件，使市场主体或成员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但在wto协定中提到公平贸易原则时，通常指的是关于倾销和补贴的规则。
外贸法的第41条、第42条、第43条是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定。如果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口至我国市场或第三国市场，对我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我国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我国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直接采取反倾销措施和与第三国进行磋商要求其采取措施；如果进口产品得到了出口国家的专项性补贴，对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外贸法根据wto协定，对倾销和补贴这两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以扭转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除此之外，我国外贸法在对外贸易秩序一章中还规定禁止外贸经营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也是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而作的规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特点新的外贸法应时应事而生，无论在结构，内容还是功能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外贸立法的进步和完善。这些特点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贸法的篇章结构趋于完善，各章内容有机联系，体现了外贸管理的逻辑顺序，形成了前后有序一整套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新的外贸法分为总则（第一章）、外贸活动主体（第二章）、贸易的具体形式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四、五章）、外贸的市场秩序制度（第六章）、外贸管理特有的调查制度（第七章）、违反公平贸易的救济制度（第八章）、促进外贸的辅助制度（第九章）、责任制度（第十章）以及附则（第十一章）几个部分。这些部分按照对外贸易管理的逻辑顺序排列，前后紧密相联，涉及外贸管理的全部内容，改变了旧外贸法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形。
（二）外贸法全面贯彻了wto的基本原则。外贸法的修订目的之一为履行我国的wto协议的义务。在新外贸法之中渗透着wto的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 等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三）外贸法并未完全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而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对于wto协议的某些规定尚留有余地。虽说履行wto协议是我国作为 wto成员的基本义务，但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国内法，应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因此，立法者在修订外贸法的条款时，一方面遵循了wto 协议的规则，一方面将我国对外贸易的现实作为立法的主要考虑因素。如在数量限制的例外这项制度之中，外贸法就有一项补漏规定，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可以禁止或限制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且在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临时决定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物、技术的进出口。这就给予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一个根据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现实情况，为保护特定的利益和维持对外贸易的秩序，而作出相应决定的法律空间，从而适应我国外贸活动的变化发展的复杂情况。又如在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章中，外贸法强调了禁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的原则，主要是为在实践中保护我国技术进口方的利益，是鲜明体现我国现实的一项规定。
（四）外贸法对很多制度都只是进行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需要配套的具体制度对其加以细化。对外贸易管理和控制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涉及的法律法规多，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外贸法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规定，这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有违外贸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外贸法是管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只对外贸活动中一些基本的问题作出规定，其中的具体制度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细化规定。如关税制度、海关估价制度、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
制度、商品检验制度、原产地管理制度、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等都需要外贸法之外的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具体制度在外贸法的基础上构建，与外贸法共同构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法律的框架体系。
（五）外贸法的职能不再限于对贸易主体的资格、对外贸易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消除外国贸易壁垒已成为了外贸法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外贸法逐渐具有了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14]新贸易法总则的第七条规定，我国可以对外国的歧视性措施采取相应措施；第三十一条又特别规定，我国对在知识产权方面未能给予我国国民待遇的国家、地区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第四十七条规定我国对不遵守条约的其他缔约方可以中止或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三条集中反映了外贸法对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利益行为的抵抗，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法的防御性和战斗性。外贸法不再只是管理法，更是保护法，对维护我国入世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正当权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外贸法增加了国家服务和保护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容。例如，外贸法增加了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1条），强调了国家应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第54条）。同时还规定国家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第58条）。新外贸法注重国家对外贸活动服务的提供，体现了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服务功能，是对过去外贸法单一管理功能的修正，是市场经济下外贸活动的必有内容，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尽管新的外贸法在各方面较之旧外贸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突破，是适应了我国入世和外贸发展现实状况的一部外贸法律，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外贸法的基本法性质决定了其规则不可避免的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因而必须及时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才可以使之有效的实施，否则就会出现某个领域无法可依的状态，从而影响外贸法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次，新外贸法还涉及到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在依据外贸法解决相关问题时，需处理好该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以保障外贸法与相关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对外贸易的秩序。
注释：
[1]《商务部：加入wto三年中国很好地履行了承诺》，自.cn
[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5条
[3] 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4]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
[5]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7条
[6]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
[7]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
[8]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2条
[9]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3条
[10]见《关于解释和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11]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 第95页
[12] 见《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
[13] 《wto的基本原则》载《法律与生活》2000年第4期 第15页
[14] 沈四宝 马其家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若干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2004年5月 第66页
参考文献：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版
《wto的基本原则》载《法律与生活》 2000年第4期
沈四宝 马其家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若干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2004年5月[1]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美国国会；贸易立法权；美国贸易法；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70-05 收稿日期：2009-02-21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虽然只有4300多个单词，却清晰的阐明了美国国会、总统、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的权限，建立起一整套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完善制度。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宪法是“特定时期人类智慧和意向的最为杰出的作品”(Gladstone，1887)。正是这部杰作，使得美国贸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处于一个精妙的平衡之中。正如研究美国宪法的权威埃德温・科尔文说到的，美国宪法造就并“诱使”总统和国会为控制对外政策进程而“斗争”。
一、国会享有贸易管制权
在美国对外贸易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引燃美国革命的火焰之一就是大英帝国的“贸易政策”。因此，美国宪法明确规定管制(regulate)对外贸易的权力专属于美国国会①。国会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行使贸易管制权：第一，贸易立法权。立法是国会管理对外贸易的最重要形式。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所有立法权”(alllegislative powers)属于国会，因此，国会有权制定其认为必要的贸易法。关于关税与非关税措施、非歧视待遇、国民待遇、普惠制、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都是国会行使贸易立法权的结果(Bruce E Clubb，199])。第二，财政预算的核准权。任何贸易政策的出台都必须有合理的预算和资金，在美国预算和拨款的权力专属于国会。第三，高级官员的任命权。贸易方面的高级官员的任命须经参议院的批准与同意，这特别体现在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等重要部门的人事任命上。这些机构的设立，旨在与总统和国会保持相对的独立，国会通过对这些重要官员的选任来实现其影响力。第四，对现有贸易法和贸易政策的调查与评估。国会可以成立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专门调查某些贸易事项。
虽然宪法规定，国会享有贸易事务的管制权，但事实上国会权力分散、运作复杂，美国国会在组织上的最大特点――两院委员会制度，就对国会管理贸易事务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委员会在国会中实质处在立法程序的核心，国会的真正立法工作都是在委员会进行的(李道揆，1999)。但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各委员会之间管辖重叠现象明显，权限划分也产生了一定的“内耗”。贸易问题在传统上由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管辖，由于对外贸易重要性的上升、贸易政策牵涉面的扩大，常出现多个委员会共同参与制定贸易法律，由于国会内部这种“权力分化”，导致国会立法效率过低。而且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有近300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每一委员会处理的事项都比较固定和单一，国际贸易事务日趋专业而复杂，难以应对。
另外，国会也无法在处理贸易事务中突显国家利益。议员选自不同的选区，难以在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时形成一个代表全国整体利益的立场和目标(John.H.Jackson and WiNiam J.Davey，1996)。国会同时还面对强大的公开化压力，但贸易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却是任何国家都不愿意公开的秘密，国会若不在对外贸易谈判上授予行政部门较大的权限，谈判代表根本无法提供确切的承诺，自然也很难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谈判成果。
二、国会授予总统行政部门广泛的权力
正是由于在管制贸易事务上，国会行权存在种种局限，导致其不得不通过制定法律表明其管制贸易的基本思路和态度，并通过总统行政部门有效地执行和实施法律这一过程，从而授予了行政部门广泛的贸易事务管理权，转移自身的压力。
(一)第一阶段：授予关税谈判权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贸易决策真正开始了总统与国会共享的阶段。在此之前，美国贸易事务的主要决策者是国会。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问题主要是关税问题，而国会独享征税权。到1930年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简称1930年法)为止，国会共通过了9个重要的关税法，绝大部分是提高关税的(John.M.Dobson，1976)，在1930年法中，美国国会将进口税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主要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主宰了整个立法过程(E.E.Schattschneider，1933)，国会屈服于这些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压力，高关税壁垒使其获利，却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至此，美国国会意识到，只有授予总统一部分贸易政策的决策权，才能使其他国家的观点和国内各种团体的利益在外贸法的制定中得到均衡的考虑，不至于只听到特殊行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呼声”。因此，在1930年法执行不到的第四年，美国国会颁布了一个大相径庭的法案――《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简称1934年法)，发起了反向的关税运动――降低关税、授权总统负责与外国的谈判和履行双方同意向对方提出的税则进行减税的条约。根据国会的授权，总统甚至可以不经国会批准，把任何一项美国的关税最多降低50％。
通过《互惠协定法》，确定关税税率的权力彻底从国会各委员会乃至两院全体大会转至由总统享有，从而避免因生产商利益集团的压力再次制定出坏的法律。该法授予总统的权力：其一，总统有权就关税减让进行国际协定的谈判，并具体规定了总统签署协定的条件；其二，授权总统“认可”协定成为国内法，得以适用。1943年的一份参议院报告指出：“总统根据贸易协定法的授权，已改变了我们的关税税率，修改了有关的国内法。”，我们不难发现，国会的权力下放是通过把制定关税和国际贸易谈判联系在一起来实现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不平衡的贸易压力，把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部分注意力从美国市场的问题转移到了向海外开放市场的益处上来：可谈判的关税还可以照顾到出口生产商的利益，出口利益一直较为分散，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一直无法与受进口威胁的生产商相比。而可谈判的关税大大加强了出口商的影响力。另外，通过关税谈判，其他国家也必须降低关税壁垒，这样也更有利于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
当然《互惠协定法》的诞生，并不代表国会放弃对贸易承担的所有责任，国会还不断制定和修改配套的规则，规定关税水平的增降幅度、所需程序和例
外条件。另外，1934年法的授权也有期限的规定，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法被不定期地延长――1937年、1940年、1943年、1948年、1951年、1953年、1954年和1955年、1958年和1962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贸易协定延长法》，该法案为美国参与第六轮多边贸易谈判(即肯尼迪回合)确定了基本框架，该法不仅延长并推延立法期限，更大的特色在于国会在该法案中表明立法机构对国际关系中许多问题的看法，如明确地提到减少非关税壁垒的目标(John.H.Jackson，1997)。
(二)第二阶段：“快轨道”授权
贸易谈判中政府取得的成绩越多，余留的可供削减的关税自然也越低，特别是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成功后，关税不再是最重要的贸易障碍，非关税壁垒阻碍作用凸显。但当非关税壁垒(NTB)成为问题时，美国国会才发现其并没有一个类似的授权体制，保证谈成的贸易协议必然成为国内法律。这一缺陷在肯尼迪回合最后几个阶段里尤为突出。
为换取有关国家的让步，美国政府在1967年作出两个重要的非关税承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规则和取消名为美国销售价(American SellingPrice，ASP)的海关估值制度，该制度提高了进入美国某类货物的税率。而这两个协议，国会都没有授予谈判权。事实上，参议院在1966年已经通过了一个反映国会意见的决议，反对就这两个协议进行谈判，国会后来也没有履行这两个协议。因为国会坚持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反倾销规则只要与国内法律相矛盾，后者将优于前者，这实际上使美国遵守该规则的承诺变得毫无意义。此时的关税只有《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所规定水平的几分之一，未来的关税谈判回合必然越来越多的集中在非关税壁垒上，美国贸易代表们如何在国际上取得信任呢?国会如何解决新的授权问题呢?终于，《1974年美国贸易法》引入“快轨道授权”来解决上述问题。“快轨道授权”实际上是一项国会快速审议贸易协定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国会针对一项协定，在不重新对任何条款进行重启讨论的情况下，进行授权投票，但国会保留最终对协定批准或否决的权力(徐泉、陈功，2005)。国会仍然不希望将这种授权一次性地授予总统，因此，国会还是每隔几年审议该授权以决定是否继续延长之。
自《1934年互惠贸易法》起，国会就通过立法授权总统进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通过这一安排，国会既保持了宪法赋予的权力，又使自己摆脱了贸易保护集团的巨大压力。我们可以看到稳定性高于国会的总统行政部门，更能承担起阻挡贸易保护主义的重任。总统是由全国范围选出的官员，他在施政时更多的是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是特别行业、组织或区域的利益；公众对其的评价也更多是基于他对全国经济的贡献，而不是特定产业贸易量的上升或是下降。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而采取保护措施，从而导致与外国的冲突，他也更易于得到公众的支持。通过这种授权，其他国家的态度和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也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得到了更适当和更全面的考虑。
三、国会对总统扩大自由贸易权力的限制
(一)设立准司法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
国会为了限制总统在贸易救济上的自由决定权，采取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将部分裁决权转移给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行使。国际贸易委员会是根据《1974年贸易法》设立的，它既不受制于总统和国会，也不受制于某个政党。委员会的权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准司法性的。其前身是美国关税委员会，1922年关税法就赋予了关税委员会准司法的职能，它可以决定生产成本、审理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外国是否授予美国产品最惠国待遇(韩立余，1999)。正是由于委员会的独立性、准司法性和专业性，能够更好的进行贸易救济调查，国会在历年的贸易法中不断加强委员会的调查权限和范围：
第一，根据201条款，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负责调查是否存在进口伤害的事实，如果属实，委员会应向总统提出保护建议，总统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该建议。其后根据《1962年贸易扩大法》，若总统决定拒绝委员会的建议。国会可以通过两院的过半数票总统的决定。到《1974年贸易法》，条件放松到出席议员的过半数同意即可。不过，国会的这种立法干预到1983年之后被放弃，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一年的“移民归化局诉查德哈案”中裁决立法否决违宪。
第二，征收反补贴税时，国际贸易委员会会同商务部的国际贸易局(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共同进行。商务部负责调查是否存在补贴的事实，委员会负责裁定这种补贴是否造成美国产业或企业的损害。
第三，反倾销调查。1979年以前，美国反倾销的事实调查由财政部进行，1979年以后改为由商务部进行调查，关于倾销是否损害了美国产业的裁定权则一直属于国际贸易委员会。
第四，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的规定，由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查进口产品是否侵害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如果属实，不管其是否对美国造成伤害，委员会都可以命令该外国产品停止进口(cease-and-desist order)。总统可以在60天内该命令，外国产品的生产商或美国进口商也可以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第五，根据《农业调整法》第22条的规定，委员会负责调查外国农产品进口对美国农业的损害，并向总统提出相关建议。
(二)通过私人的申诉启动贸易救济程序
根据贸易救济制度，私人企业可以通过提起申诉启动贸易救济程序。私人的申诉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总统行政部门的自由决定权。根据这些法律，总统行政部门被要求必须对私人的申诉作出回应，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回应必须是对外国政府或厂商采取某些行动。这也是美国贸易法的一大特色。
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企业仍然发现很难根据这些法律获得救助。根据例外条款，关税委员会在1948～1962年间一共就113宗诉案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41宗建议进行救助，但总统最终只批准了15宗(Herbert G.Grubel，1981)。贸易救济在反补贴领域作用也甚微。1934-1968年依据该法一共进行了191次调查，但只有30例最终征收了反补贴税。反倾销情况也大致相同，在1955-1968年间处理的371件案件中，只有12宗被最终认定为倾销行为，虽然还有89宗被裁定进行了调价或停止销售。
根据《1962年贸易扩大法》，如果进口竞争导致企业受到伤害或工人失业，他们就有资格获得“贸易调整援助”(TAA)，包括财政援助和正常失业津贴之外的再培训，以便他们进入新的、有竞争力的行业工作。但在调整援助计划实施的头七年里，没有一宗上诉获得批准。
换言之，在二战后的头30年里，根据贸易法案
提出的申诉的受损害产业基本上都一无所获。其直接结果是申诉人不再相信贸易救助程序，反而更愿意组成利益集团向国会或政府游说，寻求直接帮助。为了恢复人们对法令的信任，国会在20世纪70年代两度修改法律，即《1974年贸易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使受损害的行业更容易得到贸易救济。
《1974年贸易法》采取的最直截了当的行动是针对例外条款的规定。《1962年贸易扩大法》要求产业证明受到严重伤害的“主要原因”是，因美国减让关税而导致的进口增长(“主要原因”是指大于所有其他因素的总和)。《1974年贸易法》中的201条款降低了这一门槛，只规定进口是“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重要原因”(其定义是“不小于任何其他原因”)。201条款还取消了一项条件：损害必须是具体美国关税减让的结果。
在调整性援助方面，1974年法扩大了该计划的适用范围，放宽资格限制。之前鲜有工人合乎援助资格，源于该计划设定的标准过于严格――进口产品必须是造成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主要原因”。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成员认为，贸易调整援助应当是最容易获得的救助方式。于是，规则被改成面向所有“因进口增加……是导致其失业重要原因的”工人，援助的规模和范围也随之增大了。
政府在1979年要求国会批准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的谈判成果，这也给国会调整标准提供了契机，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前提是一国的产业要受到“实质损害”(material injury)，但是在《1979年贸易协定法》中，国会把“实质损害”定义得非常宽松，“不是没影响的”和“不是不重要的”的损害都属于实质损害。
《1979年贸易协定法》还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帮助申诉人――修改该法的程序和行政管理方法。如法案规定对反补贴的调查必须在20天内展开，而且只有当申诉人不能合理提供关键信息时，才可以不进行任何正式调查就予以驳回。这样做，往往有利于申诉人，因为外国政府和企业应诉的时间大大缩短了。此外，如果初步发现补贴行为(和损害)，进口商必须在申诉书提交后的3个月(而不是1年)内交付保证金，这样使得救济更为迅速。
(三)国际贸易法院可以进行司法审查
国会感到无力限制行政当局本身，因而在少数领域把相当的权力委托给国际贸易法院，以便对行政当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国际贸易法院拥有美国地区法院享有的，或法律赋予美国地区法院的衡平法上的一切权力。国际贸易法院对进口商品分类争议拥有专属管辖权；有权在反倾销与反补贴案件中，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进行审查；有权审查劳工部或商务部是否符合调整援助条件的决定进行审查；有权裁决由国际贸易相关法律产生的针对美国的诉讼。由于拥有完全的衡平法上的权力，法院在审理任何案件时，均可以给予适当的补救，包括赔偿金判决(money judgment)和禁止性补救(injunctive relief)。
四、法院在府会分权中的作用
联邦法院根据宪法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卷入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订。法院发挥其宪法作用时，相对较审慎。国际经济事务和外交事务方面，法院似乎更加倾向放手于总统。1948年“芝加哥诉南方航空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就作了如下声明：“总统作为军事统帅与对外事务的国家代表，其履行的公职事务既无须报告也不必公开……关于外交政策的行政决策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司法性的。这些决策包合了各种深奥复杂乃至秘密因素……对于这些决策，司法机构既不能预测或促进，也并不负任何责任，这是政治权力的问题，而不属于司法干预或追究的问题。”
不过法院一旦决定介入贸易政策领域中的权力关系并对其进行裁决时，那么它必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法院一旦介入，就可以通过对宪法的解释(司法复审)的途径，成为国会与总统分权问题上的最终裁判者。正如19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政治后写道“美国的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成为了司法问题。”(李道揆，1999)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移民归化局诉查德哈案”。1983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对其作出裁决，判决国会“立法否决”为违宪。它戏剧性地改变了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长期以来，美国总统一直把“立法否决”看作是国会对行政部门执法权的侵犯，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被认为是行政部门的一个重大胜利。并被认为是自白宫“水门事件”以来涉及联邦政府权力分立的最为重要的裁决。
国会“立法否决”最初始于1932年的“政府重组条例”。“立法否决”有不同形式：一种形式是允许国会中的任何一院在行政部门或独立的行政署采取行动期间，以通过决议案的形式表示反对，阻拦行政部门或该署执行其行动；另一种是要求国会两院通过共同决议案形式阻拦行政部门或独立的行政署的行动；还有一种是允许国会的某一委员会或诸委员会阻拦行政部门或独立的行政署的行动；其共同特征是：允许国会中的全体或部分机构对行政部门的行动加以阻拦。
“立法否决”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支持者认为，一些行政部门或独立的署在执行或解释某项立法时超越了国会的意图。国会因此也就需要有权来限制这类行为的执行，甚至某项规则。批判者却坚持，立法否决是一种违宪行为，它侵犯了行政部门的权威。还警告说，如果国会对日益增加的规则进行审核，国会将负担过重。
1980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国会众议院否决移民归化局的决定违宪。1981年10月，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对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进行重新评估。1982年10月，法院对该案最终形成多数观点认为，国会“立法否决”不符合美国宪法的规定。根据宪法，国会任何一个院可以单独采取行动的四种情形：众议院发起弹劾、参议院审理弹劾、参议院确认或拒绝总统的任命提名。立法权的行使也应与之相一致，即一项议案需要得到国会两院的同意，并被递交总统签字同意或否决。最高法院还认为，当国会授权行政部门颁布规则或确认某类决定时，它必须遵守它的授权直到这种授权合法地被改变或取消。
该裁决在国会立即引起强烈反应，诸委员会开始评估现存的带有“立法否决”的法律条款，并寻求新的方式来保证国会对行政部门执法的控制。“立法否决”广泛地包含在美国的诸多法律之中，因此，对这些立法进行全面的修补甚至重新立法成为必要。于是，国会为此提出一系列的修正议案，以便挽救这些含有“立法否决”条款的法律，使其不至无效。幸运的是，快轨道授权并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其他一些贸易法中的“否决”却因此而被改变了。
综上，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下，对外贸易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国会和总统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虽然宪法第3条将管制对外贸易的权力明确赋予给了国会，但是国会权力分散，难以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事务。国会一方面通过授权总统扩大自由贸易，构建了一个保护自己免受贸易压力的制度：一方面又加强贸易救济，来平衡受进口威胁产业的利益。国会还把相当权力委托给国际贸易法院，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授权。通常联邦法院奉行“司法克制”的原则，尽量避免介入“府会”贸易管制权之争，但其一旦介入必然成为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法院可以对宪法进行解释，通过司法复审的方式，成为国会与总统分权问题上的最终裁判者。美国的体制决定了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揽贸易决策权，美国贸易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也是宪法确立的政治均衡的产物。
注释
①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第三款就明确规定，国会有权管制对外贸易事项(to regulate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u.s. Constitution.Art，§8，ci.3.
②第78届美国国会第1次会议，参议院报告，258号，第1页。
③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s Chadha，462 U.S.919，103s.ct2764，77L，2d 317,1983，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565-573.
④Congressional Quartedy Alamanac：98th Congress lst Session.1983,Vo.XXXIX(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84)，566.
⑤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amanae：98th Congress lst Session.1983，Vo.XXXIX(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84)，567.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8篇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其前身是依1916年《威尔逊关税法》设立的关税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美国关税法对财政和工业的影响，调查海关法分类表中与商品分类有关的问题，调查海关法的实施情况，包括海关法与联邦税收之间的关系，海关法对美国工业和劳工的影响等。现在，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美国国际贸易的顾问机构，在进口问题上作用很大，负责进口商品对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的确定。另外，该委员会负责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和保障条款中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裁定。
其他机构或部门如农业部、国防部、内政部、劳工部、国务院、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一般政策咨询委员会、有关的部门或职能咨询委员会、代表非联邦政策利益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私有组织或集团均应为总统或相关机构或部门提供信息或政策意见。
四、关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美国贸易代表针对“301条款”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措施，一类是任意措施。
如果贸易代表确定美国的贸易协定权利被否定，或外国的立法、政策或做法违反了贸易协定，与协定不符，或者否定了美国依该协定享有的权利，或是不正当的，并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贸易代表除接受总统的具体指示外，应采取下述措施：（1）中止、撤回贸易协定减让利益或阻止其适用；（2）在贸易代表认为适当的时间，对该外国商品征收关税或施加其他进口限制；对该国的服务征收费用或施加限制，而不管其他法律如何规定；（3）如果该法律、政策或做法没有达到美国贸易法规定的享受免税待遇的资格标准，撤销、限制或中止这种待遇；（4）与外国签订有约束力的协议，使该外国取消或逐步废止所针对的法律、政策或做法，消除该法律、政策或做法给美国商业造成的负担或限制，向美国提供贸易代表满意的符合美国国内工业经济部门利益的补偿。本条款的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确认外国的某项法律、政策或做法违反了该国与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或虽未违反有关协定，但却被美国单方认定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以致损害或限制了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贸易代表便有权不顾国内其他法律以及国际条约准则作何规定，径自依照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规定的职权和程序，采取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以迫使对方取消上述法律、政策或做法，消除其对美国商业造成的损害或限制，或提供能令美国官方和有关经济部门感到满意的补偿。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9篇
中国入世已进入第三年，外贸易环境正在遭受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从打火机、汽车玻璃到纺织品和钢铁，中国的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措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日趋频繁的贸易争端与摩擦已经不容忽视。但原《对外贸易法》于1994年制定，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
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将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外贸管理变为备案制
根据1994年《对外贸易法》第9条第l款的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以及经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许可。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5．1条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84段(a)中的承诺，中国要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三年内取消外贸权的审批，放开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外贸经营权。
因此，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被修改为“对外贸易经营者经依法登记可以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这标志着中国外贸管理体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由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
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消除了外贸经营权这道门槛，使业内存在的个人外贸走向合法，小订单被全面激活，小额贸易将进一步壮大。长期来看，会对老的国有外贸公司带来一定冲击。
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试图实现足四大功能，即“适度的贸易管理、积极的市场开拓、有力的贸易促进和合理的贸易防御”。
尽管新版《对外贸易法》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外贸管理中的重要职能，但是对于在外贸活动巾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却几乎没有涉及。《对外贸易法》在实践中真正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出击和防御并举
目前，各主要贸易国家基本上都采用贸易调查和贸易救济，作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手段。
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就新增两个独立章节，规定了两个对应的和相互衔接的贸易措施：“对外贸易调查”和“对外贸易救济”。
前者是针对“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制定的各种贸易限制和壁垒”进行调查，主动出击保护中国产业；后者是针对“进口的产品对已建立的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等”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是对发生的损害的积极防御。对于进出口总额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法律手段显然不可或缺。
目前，中国产品在出口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与诉讼，国外产品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某些产业造成影响，严重的甚至违反WTO规则。作为平等的WTO成员，中国当然也要积极利用WT0规则。因此，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规定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这三种贸易救济措施。
“这次修改使我们能够应对30l条款和技术贸易壁垒。”一位曾参与《对外贸易法》修订的商务部官员这样评价。
个人做外贸尚欠可操作性
根据现行1994年《对外贸易法》的规定，只有满足条件的企业可以从事外贸活动，而自然人没有此种资质。结果，外国的自然人能在中国做外贸，而中国的自然人却不能。理论界人士对此现象早就颇为不满，认为这实质上构成对本国国民的“歧视”。
而实际上，个人变相从事外贸活动已经是客观存在，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尤其如此。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第8条叫确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髓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修订后对外贸易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对此形成实质性突破。
但是，日前这仪仅是一个笼统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比如，个人将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出现存对外贸易的活动中、有无资金要求、如何办理缴税和退税等问题还不清晰。同时，外贸活动涉及工商、海关、外汇、税务等相关管理部门，众多个人进入，将大大增加这些部门的管理难度。
对外贸易法范文第10篇
安全的贸易状态应当从贸易体系的各个方面都保证国家的经济不受别国经济威胁，创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和高效能整合国家资源来迅速扩大国家贸易份额。外贸的依存度是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一般都是用来衡量这个国家的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低贸易依赖程度的国家贸易相对较小而高贸易依存度的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则比较大。高贸易依存度往往表明该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依赖较大，即使很小的经济波动也会给经济有恨到的影响，国际市场对贸易安全的控制性十分强大，有着很大的安全风险。
二、威胁我国对外贸易安全的不利因素
(一)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
在经济水平的发展之下，我国对外贸易事业不断的升温，国家对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潮流是一致的，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并不高，生产的产品也多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原料进口率高，高科技应用比例低，很多原料都需要依赖进口才能够顺利生产，实际上，这种状态并不理想。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致使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过多的依赖其他国家，同时，外贸出口也是一种粗放型发展方向，顺差来源主要集中在欧盟、美国、日本等，在该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不确定性，一旦国际贸易出现与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就可能严重威胁到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
(二)不断滋生和翻新的贸易壁垒
基于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萎靡不振的经济危机，美国和欧盟等我国的主要出口国相继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利用多元化的技术性壁垒做事来控制中国的商品进口。作为贸易保护手段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常会存在滥用的现象，然而却对类似中国等的发展中国家都形成了威胁，并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对外贸易出口额，阻碍了其外贸经济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外贸巨大障碍。
三、利用国际贸易法保证国家贸易安全的策略
(一)认真研习并熟练国际贸易法的内容和发展趋向
国际贸易法的最根本的宗旨和现实中的作用就是维系国际贸易的顺利、安全健康的履行国际贸易法，这既可以保障国际贸易的安全，还可以对整个国际贸易市场起到规范性作用，同时，国际贸易法可以有效约束贸易双方，要求其严格的遵照相应的准则进行交易，国际贸易法处理贸易争端进往往会用到调节和仲裁的方法。要很好地利用国际贸易法来保证国家的贸易安全，为此，必须要深入阅读对外贸易法的相关规则与具体流程，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在这一基础上，还要根据国际贸易法的相关规定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及时根据社会发展水平还进行调整，提升对外贸易事业的社会适应力，及时调整相关的规章制度。此外，还要能够做到活学活用，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设计的贸易壁垒，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主动参与到国际贸易机制之中
就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对外贸易大国，从世界进出口贸易规模上来分析，我国位列世界第二名，仅次于美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订了贸易协议，建立起了良好的对外贸易关系。为了应对挑战，我国应该看到自己的优势，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为国际贸易法的制定添砖加瓦，这既能够保障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享有公正的发言权，还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我国政府也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制定出一系列与国际贸易协定吻合的经济政策体系，以此为基础来规范各类贸易活动，让国际贸易工作可以有条不紊的开展。此外，也要学会利用国际贸易法则中的优惠政策，从立法角度来完善这一内容，深刻理解国际贸易法中的竞争机制和保护机制，将竞争保持在我国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确保国内企业健康、顺利的进行对外贸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