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三打白骨精》的经典故事情节流传百年，它告诫人们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为人处世要机智勇敢、坚持正义。它的主题积极向上且富有启迪性、故事发展明快流畅、语言具有感染力、人物性格突出、文化色彩鲜明、道具生动有趣。以此故事为剧本的情景剧符合我们上述分析的条件，因我们在强调汉语教学，故我们在此着重分析“三打白骨精”的“语言特色及语法知识的辅助教学功能”。《三打白骨精》的语言生动活泼，能够突出人物性格，教师可根据故事情节制订辅助教学目标“V+我+NP”构式的台词，锻炼学生应用“V+我+NP”构式的能力，使学生达到熟练使用“V+我+NP”构式的目的。该构式在《三打白骨精》剧本中可以体现为(按出场顺序):①“猪八戒:猴哥，快去找些食物吧，填饱肚子好还我强壮体魄”中的“还我强壮体魄”。②“孙悟空:师父，别着急，瞧我一筋斗云，便可翻过这座山给大家寻吃食”中的“瞧我一筋斗云”。③“白骨精:唐僧，看我七十二变变成善良的老婆婆，让你中我一计”中的“看我七十二变”和“中我一计”。④“孙悟空:妖怪，莫想糊弄我，吃我一拳，让你显原型”中的“吃我一拳”。⑤“白骨精:死猴子，你竟然阻我去路，坏我好事”中的“阻我去路”和“坏我好事”。⑥“孙悟空:妖怪，哪里跑，接俺(我)老孙一招”中的“接俺(我)老孙一招”。⑦“唐僧:泼猴，竟然不听师父的话，看我紧箍咒咒语”中的“看我紧箍咒咒语”。⑧“孙悟空:师父，您这样错怪我，真伤我一片孝心啊”中的“伤我一片孝心”。⑨“孙悟空:妖怪，快显你原型，好还我一身清白”中的“还我一身清白”。⑩“沙僧:天佑我苍生，天佑我师徒四人(沙僧念佛经)”中的“佑我师徒四人”。“V+我+NP”构式是“V+双宾语”的一种具体体现。它的特点是“V”必须是单音节动词，或者是可以缩略为单音节的动词。如①“还(给)我强壮体魄”，⑤“阻(断)我去路”，⑩“(保)佑我师徒四人”。同时，该构式限定了第一个宾语是“我”，限定了第二个宾语是名词性短语。例句中，②③④⑥⑧⑨的NP是数量短语，其中②③④⑥省略了量词“个”，如②“瞧我一(个)筋斗云”。同时③④⑥在意义不变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简化了③“中我一(个)计(谋)”，④“吃我一(个)拳(头)”，⑥“接俺(我)老孙一(个)招(数)”。此外，在话语发出者处于强势的情况下，可以在该构式中“我”的后方直接加入同位语，但不可替换。如⑥中的“我(俺)”和“老孙”。④可以改为“吃我老孙一拳”。⑨可以改为“还我老孙清白”。而在①“猪八戒”与“孙悟空”和②“孙悟空”与“唐僧”的对话中，话语发出者均处于谦卑的劣势，不可使用“我+同位语”的构式。“V+我+NP”构式可单独作为祈使句使用，以增强语气，强调动作。上述例句突出地展现了猪八戒贪婪懒惰的性格，孙悟空斩妖除魔的正义感，唐僧慈悲却是非不分的矛盾，白骨精的狡诈和沙僧的束手无策。

二、情景剧表演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

情景剧表演应本着“张弛有度”的方针，遵循以下教学原则:

(一)突出教学目标情景剧表演的首要目的是锻炼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巩固和提高需要掌握的语言技能。情景剧表演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作为辅助的教学形式，它可以融入娱乐性、流行性等元素，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与教学目标背道而驰。

(二)开展“阶梯式”表演教师根据学生汉语水平的差异，进行“模仿表演”“既定表演”“创造表演”等有针对性的表演形式。

(三)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在排练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其中华文化知识，使学生们学习中华才艺、领悟华夏文明。

(四)恰当分配角色根据学生们的汉语水平、特长等综合因素调动每一名学生的积极性，使内敛的学生获得表现的机会、活跃的学生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五)重视表演考核情景剧表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因此，教师要从语音、词汇、语法、文化内涵、主题意义等多方面进行考核，对于高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可根据其表演情况颁发最佳编剧、最佳表达等奖项。

(六)控制表演次数情景剧表演需要学生们的排练及教师的辅导，占用了较多的课余时间。因此，一学期安排情景剧表演的次数不能超过2次，一般可作为期中、期末的汉语学习展示或比赛。通过以上原则可以确保情景剧表演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达到适宜数量和优秀质量的平衡。

三、情景剧表演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与展望

情景剧表演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适应教学体制改革、培养社会复合型人才的新型教学方法，具有其他教学形式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情景剧表演是寓教于乐教学形式的体现。学生在排练、表演情景剧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学习汉语的乐趣，激发了他们继续学习汉语的兴趣，调动了学生们主动学习汉语的积极性。第二，学生们排练情景剧而交换意见的过程能够提高汉语技巧，培养其使用汉语的能力。第三，以组为单位的情景剧表演能够提高学生们合作学习汉语的能力，使其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切身领悟中华文化中自古以来包含的合作精神。第四，情景剧表演的应用改变了学生在传统教育模式中的被动学习状态，改变了课堂上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形式，开展培养学生能力的新型教学方法，使学生学会主动学习，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第五，情景剧表演创造了真实的交际场景，提高了无法从书本知识中获取的实践应用能力。

四、结语

情景剧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处在起步阶段，值得推广。多数对外汉语课堂将情景剧引入其中，以辅助课文进行讲解，鲜有让学生参与其中进行表演的。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情景剧表演比赛，或将情景剧表演融入到汉语节目比赛中。未来的对外汉语课堂，可以将情景剧表演发展为相声、小品、歌舞剧、舞台剧等丰富的汉语语言表演形式，将中华文化以更丰富多样的形式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中。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本特点

作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一种活动，任务型教学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具体的汉语任务为中心，而不是以操练缺乏真实性的语言形式为目的。2．将真实性的汉语材料引入课堂环境，强调有意义的语言内容。3．培养留学生通过相互交流学会使用汉语交际的能力，交际的最终目的是交际能力的提高。4．留学生先前的知识和个人经历作为课堂学习的因素存在，它追求留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及交际策略来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让留学生自发、自主的投入到自觉的语言实践中去，以完成任务的形式来体验完成任务的成就。

(二)任务型教学法设计的原则

关于任务型教学法的设计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真实性原则。所谓的“真实性”是指“将真实的语言材料引入课堂学习环境”，任务所使用的输入材料应来源于真实生活。需要指出的是，“真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一切为语言教学目的而编写的材料语言都是不真实的，这里强调的是学习者应尽可能接触各种真实的语言材料和真实的语境，让留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真实的语境中习得语言。2．任务相依性原则。教师在设计任务的时候应该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层层深入、相互依存的原则。每一个任务的设计都依赖于之前任务的完成，这样同一课或同一个单元中的不同任务构成一个“教学阶梯”，每一个任务都是阶梯的一个环节。3．形式/功能原则。语言形式代表一定的意义，设计任务应明确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让学生一目了然，在掌握语言形式的同时，理解语言的功能，并在真实的交际中运用。

二、基于任务的对外汉语口语教学实例

任务型教学法通过让学生完成语言任务来习得语言的模式既符合语言习得规律，又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按照Willis(1996)任务型学习模式的框架，任务型口语教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任务阶段、任务环节阶段、后任务阶段。那么，如何通过三个阶段的教学活动实现汉语口语教学的目标呢?在此，我们提出“建立以汉语交际任务为教学组织单位的新教学模式”的构想，结合实践，以《标准汉语教程》(王国安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入门”第二册第十六课“我家在浦东”为例，探讨任务型教学法在汉语口语课堂中的教学设计。

(一)前任务阶段(pre－task)

即课堂教学中的导入环节，任务型教学法特别强调导入语与任务的相关性。在“我家在浦东”一文的课堂教学中，为了更好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教师要设计几个与课文内容相关的问题，如:你去过上海吗?你能区分浦东和浦西吗?你是如何区分的?因为大部分外国学生都有去过上海的经历，因此这几个导入问题的设计更能激发他们交流的兴趣和动机，使他们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主动积极的任务情景中。在前任务阶段，教师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教师设计的任务难度要适中，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不能超越留学生固有的语言水平和生活经历。Willis(1996)认为，任务的难易度决定学生的注意力分配结果，另据徐琴芳(2005)的研究，任务难度对语言的准确性和复杂度都有影响，任务越难，准确性、复杂度越低。在材料的输入方式上，教师可以用多媒体将浦东、浦西、黄浦江等图片用投影仪、幻灯片等形式加以呈现，让学生对所要完成的任务有更直观的了解，从而减轻认知负担。根据周卫京(2005)和周丹丹(2006)等人的实验和定量研究，视觉输入对口语准确度和复杂度的提高促进作用最大;输入、输出频数对口语质量有影响，能提高口语的流利性和准确性;输入第四遍和输出第三遍是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练习的最佳频数。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训练目标让学生完成看图片进行对话的任务。

(二)任务环节阶段(taskcycle)

即任务的执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学生要作为汉语交际的主体，以结对或小组讨论的形式，通过语言做事来完成任务。在“我家在浦东”的教学中，学生通过回答导入式问题进入课文主题后，教师就把预先设计的两个活动安排学生完成。第一个活动是请学生比较浦东和浦西的不同，附带引入上海这个城市和南京等中国其他城市有何不同，上海这座东方城市和西方城市有何不同。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先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已经掌握的关于描写城市、建筑物特点的相关词汇和表达法，为他们后来的表达提供帮助。然后让学生采取两人配对或三、四人一组的形式，自由讨论，完成信息交换，观点交换，最后决定任务，解决问题任务，创造性任务等，通过合作或竞争，presentation等形式，描绘出不同城市的特点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别，使之对学生的汉语口语训练朝着“准确、得体、流利、多样”四性统一的方向发展。课堂教学实践也表明，借助教师提供的词汇和表达法，学生在后续的交流活动中比较容易而且愿意展开对话和小组讨论，说明他们已经建立起用汉语表达和交际的自信心。在第一个活动顺利完成的基础上，第二个任务为计划阶段，保证十分钟左右的计划准备时间，明确提出报告的要求:“我眼中的浦东”。根据Foster和Skehan(1996)的研究，准备时间对不同的任务类型有不同的影响。Mehnert发现，十分钟是提高语言流利性、复杂性的最佳计划准备时间。因此，我们提供给学生的准备时间为十分钟。任务的形式为将全班分为三个讨论小组，通过阅读和理解课文内容，各自讨论总结浦东和浦西的特点，要求用例子来说明。经过讨论以后，每个小组推选一人在课堂做报告，其他小组可以补充不同看法，也可以根据报告人的内容提出具体问题请报告人来回答。分组汇报的学习任务让每位同学都责无旁贷，参与到口语训练中去，以此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三)后任务阶段(post－task)

包括对任务的评估和语言提升活动，这是帮助学生巩固和反思任务完成过程中的语言使用的最后阶段。首先，教师对学生在前一阶段所做的“我眼中的浦东”的报告进行评估，评估的重点集中在学生的交际策略和语言使用问题上，并对学生陈述中出现的语法、词汇错误作出反馈。其次，设计问题，让学生讨论他们去中国不同城市旅行的经历，特别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市。这个问题的设计与留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最能激发讨论欲望，他们也非常渴求能够与他人分享经验。最后，教师作为陈述者，提出自己对中国城市的看法，学生也纷纷提出见解，形成多个报告题目，如“我眼中的北京”、“我眼中的广州”、“我眼中的南京”等等。这些任务使留学生将课堂上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转化为具有生活真实性的语言交际，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创新的内容。这是汉语口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任务型教学法的主要宗旨。

三、对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法的思考

任务型教学法的引进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有很深的启示意义，它促使我们反思原本以输入为主的对外汉语学习模式，使其得到有效匡正。从教学的角度看，任务型教学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教学原则上:师生的互动性原则;引进真实文本的原则;重视学习者个人经历对语言的促进原则;课堂语言学习与课外语言运用相关性原则。只要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努力体现上述原则，相信我们的对外汉语课堂一定会焕然一新。但是，针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在学制规模和时间跨度以及学习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与国内英语教学相匹敌的特点，况且留学生的构成比例多为零起点或低水平的学习者，有人提出任务型教学法并不适合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对此，我们的看法是:绝大部分留学生缺乏一定的语言基础知识储备为推行任务型教学确实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是目的语国家正规的课堂教学和目的语环境很好的弥补了以上不足，因为任务型教学强调的是要让学习者通过对目的语的大量接触与使用，以及与同伴的交流互动和协商来体验感受目的语，从而构建起对目的语的认识，达到习得目的语的目的。因此，将任务型教学法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是行之有效的，它强调的“大量真实性输入”和“在做中学”等教学理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邢公畹先生（1914.10–2004.7）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在语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台语比较研究等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邢先生还亲身参与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1953年至1956年，他从执教的南开大学被派往苏联教授汉语，先后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邢公畹，2004）自此而后，邢先生十分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及其研究，并就对外汉语教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今天读来，仍然深受启发。综观邢先生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文，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关注特殊的语言现象，主张细化语言描写；强调研究语言的深层结构，重视探寻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规律；提倡本体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不仅重视在课堂上传授“语言”知识，而且重视在语境中的“言语”交流。

二、关注特殊现象，强调细化描写

2.1　关注特殊的语言现象

邢先生（1981）指出，用来分析语言结构的理论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但对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的用处并不是很明显。指导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与其让他们记住一些抽象的公式，不如让他们记住一些具体的例句。他（1984）十分强调对特殊类型的句子进行细致描写，认为应把它们的特点介绍给学生，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汉语的连锁复句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句型，邢先生先后在三篇文章中以这种句型为例，说明为什么要关注语言中的特殊现象。什么是连锁复句？邢先生（1984）的解释说明极为深入浅出。如：“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在这个复句中，第一分句的宾语是第二分句的主语，按照汉语的习惯可以不重复，第二分句和第一分句就构成互相连锁、互相依存的关系。邢先生说，这种复句就是连锁复句，而“他这样冲撞我，我就不能答应”之类的句子，后句必须有主语，则不属于连锁复句（邢公畹，1990a）。邢先生更重视语言事实的举证。他从《鲁迅小说集》《赵树理选集》中搜集了46句连锁复句，并用它们的英译和俄译加以对照。（邢公畹，1984）例如：（1）我先前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鲁迅小说集》）MyformerneighborontheeastsidewascalledChangFu.Hewasaboatman.НашегососедазовутЧанфу;он-лодочник.（2）她有个女儿叫小娥，嫁到离村五里的王家寨。（《赵树理选集》）HerowndaughternamedHsiaoO,wholivedinavillageabouttwomilesaway...ЕероднаядочьСяо-эбылавыданазамужвсоседнееместечкоВанцзячжай,лизапятьотсюда.邢先生（1990a）还从《官话类编》中搜集了141句连锁复句。该书是美国传教士C.W.Mateer所写，1892年初版。这部书系统记录了清末的北京口语，通过该书大体上可以看出当时口语里这种连锁复句的基本面貌，它们显示的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情形。例如：（3）这是会上议定的章程，不能更改。Thisisthesettledpolicyofthesocietyandcannotbechanged.为了提炼连锁复句的特点，邢先生（1984）使用公式进行总结，以符号表达为：NP1+VP+NP2，+VP+NP，=NP2。VP是动词组，NP2是它的宾语；代表一个空位，意义是NP2，但在语法上不等值。所代表的空位不是一般性省略，添补后反而累赘。在调查的语例中，VP为“是”和“有”的句子共占三分之二左右，可知这两个动词易形成“连锁复句”。又因考虑到公式是根据印欧语的情况设计的，并不是全部语言的基本规则，另外，宾语还有使动词的意义具足并依附于动词而存在这样的特点，故把公式修改为N1+V1+N2，+V2（+N3），与N2同指。（邢公畹，1990a）只就连锁复句这样一种句型，邢先生不仅举出了大量语例说明其结构形式，细致描写它的特殊之处，而且用相应的外语译文进行对照，让外国学生更容易了解汉语和英语、俄语在结构上的不同之处，从而使学生更加准确地了解汉语中这种句子的特点。由此可见，为了能对对外汉语教学有帮助，邢先生在研究中更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这体现了一个大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良苦用心。

2.2　为教学而强调细化描写

邢先生认为，细化描写不仅是发现搭配规律、深化语法研究的途径，而且是使语言教学取得有效成果的重要手段。在谈到语词搭配的问题时，邢先生指出，不管对词类进行细致的再分类工作有多少困难，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语言教学工作者和机器翻译工作者都应该不懈努力。（邢公畹，1978）为了清晰地证明上述意见，邢先生（1978）举例分析，很有说服力。例如，“他读着报，没有听见人叫他”，这句话正确；“他进着门，没有看见小王在门外扫地”，这句话错误。邢先生指出，探究对错的原因应寻找动词小类的意义。深入研究并细分小类就能发现：“读”“写”“吃”“喝”“唱”等动词是“非结束性动词”，后面能加“着”；而“进”“到”“出”“忘”“允许”等动词是“结束性动词”，后面不能加“着”。又如，“我喝了凉水”“冷石头”这些说法可以说；“香蕉喝了凉水”“冷孩子”就不可以说。只有深究下去才能发现能说与不能说的原因：“喝”是指人的行为的词，“冷”是指物的属性的词。只有对各类词进行更为细致的描写，才能更好地、更准确地发现词语搭配的规律，从而能够更为有效地指导对外汉语教学。邢先生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倾向于精细化，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语法研究上，而且体现在语音教学上。例如，邢先生在教外国学生卷舌音时，强调把卷舌音看作是从元音开始的卷舌过程，即[a]：[ar]；[u]：[ur]；[]：[r]；[]：[r]；[o]：[or]。李思敬（1994）在其著作《汉语“儿”[]音史研究》中将[]符号的音值定为[]，并指出：“北京地区的‘儿’‘耳’‘饵’‘尔’‘迩’等字的实际音值是先发央元音[]，随后再带一个卷舌元音。这个卷舌元音约略相当于[]而略松、略弱。[][]并不同时，不是一个发音动作。[]符号所代表的这些字的实际读音是[]。”邢先生非常赞成这一观点，认为以此指导教学易于取得效果，并据此提出了儿化音的具体教学方法：“欧洲语言里多有[]音，让学生在[]的基础上练习改变为[]。之后再让学生单独发[]，但要延长、放松、元音化，用国际音标表示就是[]，这样实际就可以得到[]音。得到[]音，就容易学习复合元音[]了。”（邢公畹，1995）由此可见，邢先生不仅对汉语的现象观察得很细致，而且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观察得也很细致，并从细致处着手处理教学难点，让学生对比鲜明、感受清晰、容易学习，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三、探究深层结构，把握语言共性

3.1　探究语言的深层结构

人们平常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串能表达意思的包含着语法组织的线性声音序列。邢先生认为，这一线性声音序列体现的是语法学上的结构关系，这是语言的表层结构，而支持和制约它的是深层的意义结构。（邢公畹，1993a）只要细化语词描写，就能把搭配问题转化成语法问题，搭配规律的发现正是语法研究深化的体现，这一过程也将逐步触及语言的深层意义结构。（邢公畹，1978）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探究语言的深层结构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为了证明上述观点，邢先生（1993a）举了一个教学中碰到的实例。一个芬兰学生写出过这样的病句：“这个国家的产品，到富裕国出口。”邢先生没有从介词的位置入手去解释这句话的病因，而是着眼于动词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汉语的不及物动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移动位置动词”，“跑”“跳”“走”“飞”“滚”等词都是。以“跑”为例，“到操场上/跑”≠“跑•到/操场上”。因为前句“操场上”放在“到”后，表示“到”的目的地，“到操场上”是介词词组，做“跑”的状语；后句“操场上”放在“跑到”的后面，表示“跑到”的目的地，“到”字轻读，跟动词“跑”构成一种复合动词，病句中的“出口”就是这类动词。从逻辑上讲，一个国家的产品是不会运到别国再出口的，所以正确的说法只能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出口到/富裕的工业国/。”还有一类不及物动词是“不移动位置动词”，“住”“坐”“站”“躺”“睡”等词都是。介词可出现在这类动词的前后，意思相等，“在天津/住”=“住•在/天津”。邢先生指出，从表面上看，芬兰学生的病句是介词位置问题，实质上却是复杂的汉语动词的不同类属的区别问题，只有从深层的语义特征着眼，才能找到出现毛病的关键。语言深层意义结构上的问题多如牛毛，这种研究越深入，对对外汉语教学越有利。邢先生（1996）还引用贾彦德的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贾彦德（1992）指出，语法、语音与外界没有直接联系，只有语义是社会、自然、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说话人或思想者思想的体现。语音、语法都是为语义服务的。邢先生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并指出，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又可以分成表层的和深层的。表层语义结构是指符合语法的义位序列，深层语义结构是指一段共时存在的有组织的思想。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思想中义位的标志是各民族语词的音响形象。邢先生（1996）进一步指出，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观察，教学所及只是语义的表层结构，而交际中所触及的却是语义的深层结构；对外汉语教师如能对汉语的深层结构深入理解，在教学上是大有好处的。

3.2　把握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性

邢先生（1996）指出，从语言的深层结构中可以看出，语言之间的普遍性大于差异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上，对语言之间普遍性的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只有深入研究了语言的普遍性，才可以实现从宏观上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邢公畹，1990b）语言之间如果没有普遍性，进行外语教学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应该重视人类语言普遍性的研究。（邢公畹，1996）邢先生（1990b）指出，从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可知语言之间存在共同的语法范畴。现代汉语中有“看、听”与“看到、听到”等对应的动词，马庆株（1985）借用藏语语法的命名，称“看、听”义的动词为自主动词，“看到、听到”义的动词为非自主动词。因为“看、听”等动作受个人意愿支配，可以自己做主；而“看见一个人”不能说我愿意看见，那个人就出现，这类动作不是由自己的意愿做主的。邢先生赞成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曼谷泰语里有“du1（看）、fa2（听）”与“hen1（看到）、jin2（听到）”，英语里有“tolook（看）、tolisten（听）”与“tosee（看到）、tohear（听到）”等，动词的自主和非自主的语义特征能够同样出现在汉、藏、英、泰语里，这正是语言之间存在普遍性的一种体现。邢先生（1993b）还举出了中英文“是”字句可以互译的例证。他从文艺作品及其英译本中搜集了46组有代表性的“是”字句，通过对比分析，概括为四大类：一是宾语为名词。例如：（4）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We/are/Marxists/.二是“的”字结构充任主语或宾语。例如：（5）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Themostdeplorable/is/myelderbrother/.三是主宾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或类属的关系。例如：（6）那个东西/是/什么价钱/?Whatprice/is/thatarticle/?四是“是”字的主宾语同形，表示“是否可以改变”。例如：（7）忙时候/总是/忙时候。It/was/themiddleoftheharvestseason/and/thenextday/was/aworkday/.（8）失意人/也不会总是/失意人/。Lamedogs/donotremain/lame/forever/.46组有代表性的“是”字句虽然用法复杂，但可以实现互译，这正是语言普遍性的表现。邢先生（1993b）指出，虽然各语言社会所建立的传播信息的编码系统及其编排方式和编排原则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必须具有音位系统，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是一致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系统里，具有同一的生存和发展目的，这就保证了全人类语言里的“意思”具有普遍性。即使是特色句子，也会呈现出共性语法特征。邢先生所举的例子是“存现句”，他在对比英译、俄译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成句特征。一是单纯存现句，动词多用“有”。例如：（9）/桌上/有/盏•灯/。//Thereis/alamp/onthetable/.//Hастолe/(имеется,есть,находится)/лампа/./二是非单纯存现句，主语是处所助词，名词是施动者，动词为不及物，带“着”，但不表示动作进行，只表示动作产生的状态。例如：（10）/桥脚上/站着/一个•人/。//Someone/wasstanding/atthefootofthebridge/.//Намосту/кто-то/стоял/./三是出现消失句，宾语无定，是施事（或为主体）；动词带“了”，为不及物。例如：（11）/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Anotherwoman/camedown/thepath/.//Надорожке/появиласьеще/однаженщина/./邢先生分析其成句特征时着眼于“方位词”在句中的位置，指出“方位词”在汉语中做主语，在俄语中做状语，在英语中则置于句子末尾。虽然三种语言中构成“存现句”的表层结构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影响它们能表达出相当的意义，因为“存现句”在汉、英、俄语里呈现的主要特点是相同的，即表方位的部分、表存现的谓词部分、表无定的存现主体部分这三大部分的意义必须显示清楚。（邢公畹，1996）邢先生用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方法，揭示出语言之间的普遍规律，对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语言为体，言语为用

4.1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言语”的关系

索绪尔把人类语言活动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邢先生（1993c）认为，这个划分可以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上。中国哲学上有“体”“用”这对范畴，借而用之，可以说语言为体，言语为用。作为交际的本体是语言，使用这个工具来进行交际的是言语。（邢公畹，1996）语言是社会共有的结构系统，不受个人的意志支配；言语指个人凭借前者所说的话，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邢先生（1993c）指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施之于对外汉语教学，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之间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中所教的内容是作为“语言”的汉语，听、说、读、写训练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要求学生能把作为“语言”的汉语转化为自己的“言语”，使他们能用汉语说话，自由表达课文之外的自己的意思。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从一般到特殊、从语言到言语的过程。

4.2　“语言”转变成“言语”的“专化作用”

“语言”到“言语”的转化，邢先生称之为“专化作用”。这一术语本是叶斯柏森讲实体词与形容词的差别所在而使用的，被邢先生推演开来，用以说明语言里的句子进入言语时所起的作用。邢先生（1987）定义说，从一个一般性的、公设性的句子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确有所指，能传达一定信息的句子的功能，叫语言的“专化作用”。邢先生（1996）强调，人类之所以有语言之体，就是为了要有言语之用。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必须具有从一般性的意义组合转化为个别的、不可穷尽的言语里的句子的功能。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语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逐渐把汉语转化为自己的言语。对外汉语教师需要设法诱导，加速“专化作用”。而“专化作用”的发生，语境起着重大作用。语境包括对话的时间、处所，词语所指和对话的上下文，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有无共同的历史回忆，是否在同一种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中，对话者的知识水平，对话者当时的情绪，等等。因而，要加速“专化作用”的发生，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具备很高的素养。（邢公畹，1978）

4.3　“语言”“言语”的划分与对外汉语教学

邢先生（1993c）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对“专化作用”的认识，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会促使我们关注“言语”教学。邢先生指出，正确认识到“语言”是教学内容，“言语”是教学目的，对外汉语教师就必然会关注“言语”教学。邢先生建议道，应该在高年级开设一门“谈话”课，这门课不同于按课文进行教学的“口语”课，而是就某个话题让学生自主讲话，教师针对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的不合汉语规范的句子给予分析帮助。这样的课能促使学生把学到的汉语“语言”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言语”交际能力，并正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还会促使我们重视“语境”作用。认识到语言的专化作用，就会在教学中设法加速它的发生。学生叙述课文时，通常所用的仍是语言里的模式，所以在课堂上要安排一些假设的语境，让学生多开口说自己的想法；还要组织学生到校外进行汉语实践，在真实的语境中提高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邢公畹，1987）

五、邢公畹先生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启示

自1953年在苏联教授汉语始，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表一系列研究论文止，邢先生与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有着长达四十多年的紧密联系。邢先生凭借语言学家的深厚功力，结合一线教学的体验，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所发表的一系列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文，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的典范，是“接地气”的真学问，可以称得上顶“天”立“地”。这些成果也是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学习，并在汉语国际教育实践中予以应用，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邢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上的成果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约有四端。第一，对外汉语教学要针对汉语自身的特点。吕必松（1990）曾经如此总结过。邢先生们的这种研究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短线产品”，是直接结合教学需要、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和难点开展研究的成果。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集体编写的教材和教师的个人教案中，直到邢先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陆续参与到这一领域，研究内容才得到了极大的拓宽和提升。第二，对外汉语教学要重视汉外语言的对比研究。四十多年前，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得到高度重视，学者们据之发现不同语言的共性和汉语的个性，揭示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把握教学重点，解释分析学生的错误。（吕必松，1990）其倡导者正是邢先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他们站在研究队伍的最前列，以敏锐的学术触觉和他们目光如炬的一系列论文，引领着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大方向。第三，对外汉语教学需要依托对汉语的深入研究。邢先生提出将语法研究深入到对具体语词的细致描写，强调进入语义层面剖析问题，要发掘语言深层结构规律等重要观点，如今已成学界共识。郑定欧（1999：34）在阐述“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理论时指出，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认识到语法研究要落实到词汇上面，认识到描写语言要从语法规则的解释转向词汇事实的解释。张旺熹（1994）认为，汉语语法研究不断从句法向语义、语用层面的深度拓展，为我们语法教学上的深化提供了可能。第四，对外汉语教学要坚持语言为体、言语为用。刘珣（2000：296）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最直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李泉（1996）提出，教学实践应注重课堂教学的交际意识。近年来，“抛锚式教学法”“支架式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的讨论和课堂教学实验等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热点，其主要共同点是，都很关注如何让学生融入情境，以便完成贴近生活的教学任务。而在这些教学理念中，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邢先生这一辈学者学识的传承、嬗变与发展。一代语言学大家邢公畹先生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立意高远，脚踏实地，见解精微，历经数十年实践检验，愈发显示出其见远识卓，异彩大放！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提高教师自身文化修养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与一般的语言教师相比，要求更高。他们不仅要讲授语言，还应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基于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化观，把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以文化为背景进行语言教学；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将文化知识的传授渗透到语言教学之中，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才能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在语言教学中有意识地导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2、随时充实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给别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当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既传承文化又紧跟时代。在充实本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还要涉猎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国文化知识。因为对外汉语教学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将汉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比较。只有这样，他们才易于接受汉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汉文化。

3、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过去，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存在许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讲解，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授。我们认为，应将语音、词汇、语法教学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说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例如，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可以将该词的表面意义、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将给学生。先让学生了解词的表面意义，进而通过引导和比较，让学生了解词的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层的内涵意义。在词汇教学中加强这种带有文化意义的介绍，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词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该词的用法，而且能够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此外，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将文化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技能训练成为在一定语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模拟交际训练。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又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一举两得。

4、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经引入教学之中，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手段，向学生更加形象地讲解文化。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幻灯片、录像等现代教学设施和手段给学生展示和介绍汉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等，这种直观教学比枯燥乏味的单纯口头讲述要好得多，能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进教学方法，理论实践并重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以来都遵从传统教学观念和传统教学模式，就是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转折，开始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为中心要求教师依然是主导，学生变为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重视。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交际，但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让学生亲自实践，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购物方面的课文内容，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一个课前作业———让留学生亲自去超市购物。这可以使留学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国的超市购物时应怎样称呼、怎样询问价格、怎样付款等等。此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下中国人购物时的惯用语。首先涉及到中国的称谓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员可以称之为售货员，或更为亲切地称之为大姐、大哥之类，使其年龄、性别而定。其次是询问价格的几种说法，以及付款时用语等。这样，学生在学习之前，对该内容就已经有了切身体验，学习起来更容易。通过类似的实际性操作，留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文内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了解各种表述的语用条件，这种训练对于整个汉语学习乃至专业学习都是受益非浅的。

（三）贯彻各种教学原则，使之有机结合

将各种相关的教学原则贯彻到文化教学之中，教学效果将更为理想。

首先，贯彻整体性原则，就是将语音、词汇、语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使二者融为一体。例如，教师在讲解成语“生龙活虎”时，不仅让学生了解该成语的表面意义，还应当通过引导，让学生了解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龙文化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其次，贯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确定不同的文化教学内容。例如初级阶段的学生汉语知识有限，对他们进行教学时，应让学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见的文化现象，主要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语言形式。比如：称呼、问候、问路、打电话、购物、告别等，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交流用语，以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已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时可侧重引导教授一些深层次的汉文化内容，如避讳语、禁忌语、委婉语、歇后语等，向他们介绍更多的习俗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习俗习惯、人际关系等，以便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

当然，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间的知识更是难以计数。作为中国人，很多知识也并不知晓，所以要将这些知识全部教给学生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交际，这种教学不等同于单纯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侧重于和跨文化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

正所谓“入国问禁，入境问讳，入乡问俗”，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是不容忽视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从本质上而言它更是一种文化教学。教师应当将语言教学寓于社会文化之中，讲语言的同时也是在讲文化，尽可能地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多角度比较文化差异，使学生在掌握汉语的同时，逐步了解汉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真正理解汉语的内涵，这样不仅无形之中提高了汉语水平，也能起到了解汉文化、传播汉文化的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诚然，中国在实施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的文化因素的融入，客观上生成了民族软实力构建的一条路径，但这条路径的实质性建树，还有待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实若干文化传播困境的突破。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教学目标遭遇困境。回顾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文化因素被不断引入，也有学者呼吁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双重重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依然主要着眼语言的工具性。建国初期到1978年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语言技能，这是单一的语言培训；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语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见，所有时期的着眼点依旧是语言，即便人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不是游离于语言教学的总目的———交际，了解和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顺畅地进行交际，而非其他。”事实上，将文化教学限定在训练语言技能的范畴之内，固然可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然而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思考，不仅会削弱语言教学所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教学功能，而且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会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中丧失以语言推广承载文化传播的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教学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较为主动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就面对涉及语言交际中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人们因其诞生时间过短而来不及基于充足经验清晰界定应突出的表述内容，即人们无法较好地给跨文化交际能力下定义，无法较好确认其内涵，无法较好明晰其培养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相关的文化教学表述更多只能作为一个新观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论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竞争日益白热以及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的国际形势，外国媒体便可借中国“文化教学表述不清”之题发挥，有意指责中国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文化扩张，从而在抵制中国对外传播文化操作上“师出有名”。

二、基于中华民族软实力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对策

第一，以对外汉语教学双重目标突破现有的单一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并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外汉语工作者既要注意语言本身的教授，更要着眼隐藏在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过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而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在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同时，凸显其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是在一定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动）、媒介性（文化传播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交互性（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信息）、创造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信息加工处理进行创新）、永恒性（文化传播跨域时间、空间界限）这五大属性决定了语言作为其不可分离的媒介和符号。另一方面，作为产生教学的原动力的文化传承需要，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便是执行文化推广的任务，具体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对外汉语工作者需要自觉并自信地透过教学手段推广中国文化，从而最终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学表述突破“文化霸权论”以及“文化”。“文化霸权论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试图在文化上对原被殖民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宗主国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对方。”对于“文化霸权论”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过殖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也便决定了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具体就中国而言，因为曾经作为东亚朝贡体系核心而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强烈的影响能力，中国今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便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霸权，因此便更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清晰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形象而非意图在文化上统治别国。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中国崛起威胁世界”西方理论相伴生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以大国心态从容平和应对的同时，尽可能通过明晰文化教学表述来削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进而避免越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却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国的本末倒置现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内容定位和新颖的教学手段应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类似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要素也应该确立相应具体的内容定位。具体就内容选择而言，“首先应基于教育哲学视角，选定的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其次应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最后应基于教学理论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显示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客观选取有价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中国国情的特色艺术文化、影响语言运用的文化。与此同时，就教学手段的创新而言，我们应该采用有利于强调文化感悟的体验式教学、有利于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对话教学、有利于缩小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对比教学等模式，让文化教学更为有趣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传播的目标。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论逻辑指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战略。“全球地方化”理论由罗伯森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全球”与“地方”不断互动，“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处于彼此互补、相互合作、交叉渗透的状态，该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的外销出口，而若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日本动漫企业的营销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与地方环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中国在推行对外汉语教育时，亦应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风貌在理解异质教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改革和塑造我们自己的对外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别人愿意接受甚至认同的“中国好文化”。

三、结语

党的十以来，反复强调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也正是基于上述自信，“习式外交”不断获得世界“点赞”，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建立在文化自信之上的中国外交一展新风，中国的国际教育亦应顺“时”借“势”，思考如何突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进一步强化中国的软实力构建。当然，与经济建设、军事发展等硬实力构建不同，通过以对外汉语教育为载体来提升文化影响的软实力塑造，因诸如包括人心认知、情感亲疏等一系列非客观存在的不确定要素，而无法达成立竿见影或曰一蹴而就的效果。无论是美国凭借国内的高精尖教育等因素传播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是德国通过歌德学院、西班牙通过塞万提斯学院或者其他国家通过某一较为成功的途径向外传输文化并提升自身软实力，均经历了一段不短的历史进程。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既机遇重重又危机四伏的复杂时代，故需抓住机遇并如履薄冰般应对各类挑战，在对外汉语教育这一细致微小但却举足轻重的领域，耐心推动基于文化承载的软实力构建，以为中国的最终和平崛起创建更加有利的条件。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威妥玛与《语言自迩集》

威妥玛，1815年出生于伦敦。1841年，年轻的威妥玛随英军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威妥玛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军队翻译，同时还担任香港最高法院粤语翻译。此后。威妥玛历任英国驻香港汉文正使、英国驻华署理公使，并“两次担任英国全权驻华公使”。1883年，威妥玛卸任回国。1888年，由于其在汉语研究及教学方面的崇高威望，威妥玛被英国剑桥大学聘为该校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担任该职位直至1895年去世。威妥玛长期从事职业外交和汉语教学，“在华四十余年，公务之余博览群书，对于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独到研究”，在威妥玛众多的汉语研究著作与教材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语言自迩集》

（一）内容简介

《语言自迩集》是威妥玛多年汉语教学与研究经验之总结。全书共分八章，涉及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词汇、语篇和语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翔实。第一章“发音”。在该章中，威妥玛采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的语音来描述汉语发音，并将汉语语音分为单元音和复元音、辅音及送气音。每个音之后都列出相应示例以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和模仿。此外，威妥玛对汉语语音中的声调和韵律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第二章“部首”。该章以《康熙字典》中所确立的214个部首为讲解纲要，帮助学生学习“汉字的书写”。威妥玛按照部首的笔画数列出了一份“部首总表”，其中包含了全部214个部首。第三章“散语章”。该章是汉字、词汇教学的核心内容，共分40单元，包含1080个条目。威妥玛以汉字为讲解单位，先给出一个汉字，然后用“威妥玛式音标”注明其读音，再解释该字的各个义项。这种解释通常非常全面，往往会列举出该汉字的大部分常用字义。在讲解几个汉字之后，文中还会出现一组例句，分别展示上述汉字的具体应用，并且通过加注释的方法对句中某些字、词的习惯用法再进行解释说明。第四章“问答章”。该章共有10篇课文，采用对话体形式，如：“您贵处是那‘儿？敝处是天津，没领教。我也是直隶人。阿！原来是同乡。……”［3］［p．178］每篇课文之后，威妥玛先列出文中生字并加以注音，然后再对文中的生词、俗语、语法等进行详细讲解。第五章“谈论篇”。该章包含一百段两人对话。每段对话谈论一个话题，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个人修养和学习、儒家思想、生死观、因果报应观、鬼怪故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种社会活动礼俗等诸多方面。相比“问答章”中简短对话，“谈论篇”出现的对话不仅话语长度增加，而且谈话的主题性和探讨的深度进一步加强。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该章改编自中国传统戏曲《西厢记》。威妥玛“请来了几位中国朋友帮忙，删节和修改故事的主要情节作为骨架，然后充实其他”，最后由另一位汉学家禧在明（WalterHillier）对整个故事做注释。威妥玛相信，“学生将会看到，要学习像在北京讲的那样的汉语口语，现在这篇作品，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帮助”。［3］［p．9］第七章“声调练习”。该章实际上是第一章“语音篇”的延续，重点探讨汉语语音声调。在详细解释汉语声调变化的同时，威妥玛还为学生专门编写了“练习燕山平仄编”和“声调练习”两大类近千余道习题。第八章“词类章”。该章是威妥玛对汉语口语语法进行总结的一次尝试。威妥玛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引入到汉语口语语法研究中来，对句子结构进行分析，探讨了汉语句法中的“纲”“目”关系；同时，他还参照西方语法体系，将汉语中的“单字”划分为名词、冠词、量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叹词10类，并通过实例一一说明。

（二）特点剖析

相比以往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无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首先，《语言自迩集》是第一部以北京话口语作为教学对象的汉语教材。此前，尽管已有相关汉语字典、教材出版面世，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的《拾级大成》等，但这些字典、教材所使用的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thesouthernmandarin）”［3］［p．14］而非北京音。然而，凭借多年的职业外交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威妥玛认为，北京话才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中，威妥玛解释道：“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习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3］［p．14］。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威妥玛果断地选择北京音作为《语言自迩集》的音系基础，希望借助《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在来华外交人员中推广北京话教学，从而使他们能够尽快胜任外交工作。《语言自迩集》出版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唯一教材。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考证，“那时候可以说，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北京官话的教科书，除威妥玛的这本《语言自迩集》以外，再也没有了”［3］［p．2］。其次，《语言自迩集》中所使用的拼音方案是众多拼音方案中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史称“威妥玛式拼音”（Wadesystem）。在此之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种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方案，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公认的模式。威妥玛通过总结前辈学者的经验教训，在其中国老师应龙田帮助下，创立了这套拼音方案，并首先将它公布于1859年出版的《寻津录》（TheHsinChingLu：BookofExperiment）一书中，然而却没有马上得到普遍认同。后经威妥玛修改，至《语言自迩集》出版，这套方案才最终形成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体系。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章中，威妥玛向读者详细解释了这套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体系，包含声母27个，韵母40个，在声调方面，威妥玛摒弃了前辈学者坚持的“五声说”，而将汉语声调按照北京官话的实际发音定为“上平”、“下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并且在每个音节后右上角标注1、2、3、4分别代表上述四个声调；此外，在字母后左上角加“‘”符号表示送气音，具体如下表3所示：和以往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玛式拼音”不但“减少了音符的数量，力求各个音符的一致性并近似英语的发音，从而达到经济、一致的原则”［4］，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使学习者能够很快地掌握汉字的发音。再次，就教材编写角度而言，《语言自迩集》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结合。纵观全书，《语言自迩集》包含了语言教学中的各个要素：语音、词汇、文化和语法。第一章“发音”和第七章“声调练习”主要针对汉语语音展开论述，“较完整全面地讲解了19世纪北京官话口语的发音系统，尤其是极准确地记载了口语系统中最具特色的轻声、儿化、音变现象”［1］［p．41］；第二章“部首”和第三章“散语章”以汉字、词汇为核心展开教学，利用多种方式分析讲解汉字特征和词汇知识；第四章“问答章”、第五章“谈论篇”以及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在词汇教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汉语语言文化；第八章“词类章”则将西方语法体系引入汉语研究，并试图总结汉语口语语法特征。各章循序渐进、由易到难、逐步扩展。而在编写过程中，威妥玛十分注重所选内容的实用性，因为《语言自迩集》最初设定的教学对象为来华的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来华后主要的交际对象为中国官绅阶层及商人，因此威妥玛将与这两类人密切相关的内容均收录到《语言自迩集》各章之中，如“谦称、敬称的使用，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方式，官场上熟人间的相互照应，求人办事的表达方式，如何恭维别人，官场的勒索之风，捐官制度，如何向人赔礼和招揽生意，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宴会情况，包括如何寒暄、排坐次、招待和告辞”［1］［p．45］，希望学习者通过系统学习可以尽快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进而更好地胜任外交工作。此外，多年的汉语学习经历和教学经验让威妥玛认识到，中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西方学生兴趣之所在，因此，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威妥玛还采用多种形式对课文中出现的相关文化现象详加解释，例如，在谈到中国人姓名结构问题时，威妥玛通过具体实例向西方人“说明了中国姓氏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具体语用，如对已婚妇女的称呼结构是‘夫家姓＋娘家姓＋氏’，‘翁’则多用于文人”［5］，这种寓文化差异于语言教学中的模式，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有效缓解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枯燥和单调，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三）影响及意义

作为一部“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本、一百几十年前北京话口语实录描写及汉语语法研究集大成的著作”［4］，《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不仅对当时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而且对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均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首先，《语言自迩集》有力推动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整体进程。尽管在威妥玛之前，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就曾编写过一些汉语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但这些著作或偏重方言、或零散而难成体系，《语言自迩集》则凭借其丰富的内容、系统科学的编排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很快成为当时英、美各使馆工作人员学习汉语的必备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汉语教材匮乏之不足。不仅如此，随着《语言自迩集》影响日益扩大，“日本也以它为蓝本，编写日本人使用的汉语课本。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所著《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介绍，1879～1880年出版的广布精编《亚细亚言语支那官话部》（共七册），内容、结构多据威氏《语言自迩集》。1880年出版的《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更是威氏书的改订……类似的书还有几种。于此可见威氏书的合理性、适用性以及它的影响”［6］。另据相关史料记载，“《语言自迩集》也曾在朝鲜半岛流传，在韩国奎章阁就发现过它的一个手抄本”［3］［p．2］，甚至在欧洲，“如俄罗斯1902年出版的《汉语阅读》—《汉语口语》（北京音）（参考书）一书前言认为‘最近有许多欧洲国家出版了学习汉语及其语法的教材……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至今为止大家认为伟德（即威妥玛）的课本是最好的’”［4］。可以说，《语言自迩集》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其次，《语言自迩集》无论是在教学方式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例如，在汉字、词汇教学中，威妥玛采用以汉字为核心，以词汇为引申，以注释为补充，以练习为巩固的模式，有效地实现了各语言点之间的串联和融合；在语法教学中，威妥玛充分考虑到西方人的不同语言背景和需求，以英语语法为参照，通过大量实例归纳总结汉语语法，开启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门。而在教材编写上，威妥玛则以系统性为纲，以实用性为目标，以趣味性为辅助，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此外，“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介绍、宣示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基本上是一种肯定、赞赏的倾向，客观上起到了向西方、向世界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4］。鲁健骥先生在评价该书的编写时就指出，“这部教材在当时西方人编写汉语教材历史上可以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汉语教材的编写，有很大的影响”［7］。

二、翟理斯对汉语教学之贡献

翟理斯，1845年出生于英国牛津北雷帕德。其父贾尔斯牧师（JohnAllenGiles）是当时英国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在父亲影响和督促下，翟理斯从小接受古典式教育。1867年，年仅22岁的翟理斯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被派往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中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翟理斯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英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1893年因健康原因辞职返英。1895年威妥玛去世，而由他所担任的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一度出现空缺。两年后，翟理斯凭借其在汉学领域取得的骄人成果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在回顾其一生时曾说，从1867年起，他人生主要有两大抱负，其中之一便是“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并为此做出贡献”［8］。福开森（J．C．Ferguson）在评价翟理斯时也曾说，“或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使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变得容易多了。在这个方面，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从他的著作中受益，现在，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了”［8］。《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WithoutaTeacher）和《华英字典》（AChi－nese－EnglishDictionary）的问世正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汉言无师自明》

1872年，学习汉语不足5年的翟理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教材—《汉言无师自明》①。和以往汉语教材相比，该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简单、实用，适合学习者自学，这也是书名《汉言无师自明》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一个重要信息。首先，翟理斯在书中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教西方人读中文—即用英语为汉语标注读音。例如“你为什么不来？”（Whydon’tyoucome）一句相应的读音为“Neewayshummopooli”［9］（p．3），这样的拼写在外国人，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眼中，可以很快转换为［ni：wei∫nmpulai］，而这种读音和汉语本来的发音几乎相差无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方式的优点就在于学习者可以借助熟悉的母语学习、掌握外语而不必专门学习汉语的发音规则以及纷繁复杂的部首，极大地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只要拿起这本书，学习者就能够讲出简单的汉语句子，进而达到会话交流的目的，因此对那些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一些日常对话的外国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易学易用的有效方式。当然，这种标注法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按照英语的元音和辅音来标注汉语”［8］。潘伟斌在《汉语学习何以无师自通？—翟理斯＜ChineseWithoutaTeacher＞研究》一文中，对翟理斯的拼音体系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翟理斯对于辅音的描述是十分接近威妥玛式拼音的，除了对于辅音j、x、z、zh和r的描述存在一定差异外，剩下的辅音完全一致”；“而对于元音的描述，翟理斯更多的是从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出发，尽可能地选用简单的英语来描述汉语的元音”。［10］值得一提的是，全书通篇没有出现声调，这并不意味翟理斯不重视汉语声调，只是在他看来，该书只是一本速成教材，使用声调无疑将会加大学习者的难度，故弃而不用。其次，书中所选场景、例句、字词等均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实用性强。《汉言无师自明》全书虽然只有67页，但书中却涉及基本数字（第一章）、旅游（第二章）、商务（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日常用语（第四章）、家庭生活（第五章）、运动（第七章）、航运（第九章）等多个场景；且书中所搜集之例句均短小精悍，口语化程度高，例如在请客吃饭这一场景中，先后出现“叫厨子来”、“明天晚上要请客”、“烤一个羊腿”、“煮一块咸牛肉”、“有鱼肉没有”、“要四样点心”、“烤两个野鸡”、“买一瓶”、“炸几块面包”、“不要拿猪油炸拿牛油炸”、“叫厨子做鸡汤”［9］等常用句式；而在书中最后一章，翟理斯还特别收录了600多个常用汉语词汇，供学习者参照使用。再次，淡化语法观念，强调实际应用。和其他汉语教材相比，翟理斯并没有在书中长篇累牍地详细介绍汉语语法，相反只是用了两页的篇幅极为简单地提及三条语法现象，“名词、形容词无词尾变化、同一词语可表单数或复数”、“人称代词介绍”、“动词除过去时之外，在所有体、态、数以及人称上均保持原形，而过去式通常在原词后添加‘了’、‘着’、‘过’来体现”。［9］很显然，翟理斯并不希望学习者过多关注语法从而影响实际应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实用主义”。尽管《汉言无师自明》内容不多，亦缺少《语言自迩集》所表现出的学术性，但其简单、实用的特色却让该书在出版后倍受外国人的青睐，短短数十年，一版再版。截止1922年，该书已经出版至第十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的确，即便今天，《汉言无师自明》所体现出的从学习者需求出发兼顾实用性的编写理念，对当今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华英字典》

《汉言无师自明》可以说为西方人掌握汉语口语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而《华英字典》的完成则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书面语提供了巨大帮助。早在1874年，翟理斯就萌发了编纂一部英汉词典的念头，并开始着手搜集相关资料。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华英字典》第一版于1892年面世。由于种种原因，第一版《华英字典》中存在较多错误。此后的20年中，翟理斯不断修改其中的错误，直至1912年第二版《华英字典》出版面世。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的《华英字典》不仅更正了初版的许多错误，还增添了许多新词汇。相比早期来华西方人编纂的字典，《华英字典》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词汇量大，内容丰富。正如翟理斯本人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言：“编纂《华英字典》的初衷在于为外国学生学习中文提供有利帮助，因此本字典收录了尽可能多的地道的中文表达法。”［11］全书共收录汉字单字13838个，“对每个单字都给出了其不同词义的多个英语释文（对应词或说明性释义），起领头词作用的单字条目下所收的多字条目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不仅有单词、短句，还有完整句；……所收词目有文言和书面语言，有口语和俚俗词语，有专名也有成语、谚语、惯用语，全书所收多字条目粗略统计10万余条”［12］。其次，《华英字典》中收录汉字的注音也是同类字典中最为详尽的。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中创立了一套“威妥玛式拼音”用来拼读汉字，然而，这套体系的缺陷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汉语语音特点，采用过多的附加符号，这也给学习者和使用者带来一定的不便和混淆。为此，翟理斯结合自己在《汉言无师自明》中制订的拼音方案，对威氏拼音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主要表现在用相同字母加点的办法来标识送气和不送气的汉语双唇音（p－p’）、舌尖中音（t－t’）、舌根音（k－k’）、舌尖前音（ts－ts’）和舌尖后音（ch－ch’）”［2］［p．96］。这一新体系又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氏拼音”（Wade－Gile’sSystem）。这套拼音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且简单易学，因此，直至1958年中国政府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威—翟”体系成为中国地名、人名和专有名词的国际通用拼写方式。另一方面，翟理斯还根据《佩文韵府》为每个汉字注了音韵（翟理斯用字母“R”来表示音韵），并用数字1到4来表示该汉字的各个声调。此外，翟理斯还参照借鉴了庄延龄等人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在每个汉字下注明该字在不同方言中的发音，并用相应的字母来表示其所属的方言区。例如，“C”表示广东话、“H”表示客家话、“F”表示福州话、“W”表示温州话、“N”表示宁波话、“P”表示北京官话、“M”表示中原音、“Sz”表示四川话、“Y”表示扬州话。［11］“如此煞费苦心地给汉字详细注音，在汉英词典中可谓空前绝后”［12］（p．134－135），但这也正体现了《华英字典》的实用性。因为，许多使馆的翻译学生在学习两年汉语官话后被分派到中国各地，而在当地方言有时要比官话更通行，从这个角度而言，《华英字典》中所标注的各地方言读音为这些翻译学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也是该字典受到驻华使馆界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华英字典》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所收录词条很多是翟理斯在阅读和编纂中“信手拈来”之作，缺乏一定的标准和系统性；此外，“过多收录方言（特别是沪杭一带的方言）”、“极少收录清末和民国初年已经大量涌入汉文书报刊中的新词”、“个别汉语字、词的英语释义不准确以致有误”等也是《华英字典》存在的缺点。［12］尽管如此，《华英字典》以其大量的词汇、丰富的内容、详尽的注音、完善的检索方式，成为“20世纪头30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词典”［12］，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架构起一座桥梁。

三、历史的经验与借鉴—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的交往日益增强，汉语在许多国家以及国际机构中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交际工具。全球出现‘汉语热’已是不争的现实”［13］。而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汉语，就离不开与之息息相关的对外汉语教学。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依然存在学科历史研究薄弱，教学实践模式单一、缺少新意，教材编写难出精品等等不足。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对威、翟二人汉语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写、词典编纂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和剖析，不但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史料和线索，同时对该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完善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反观威妥玛、翟理斯二人的汉语教学实践，无论是创造“威—翟”体系来拼读汉字、还是选取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进行讲授，无不强调和突出“实用”的教学理念。事实也证明，这些方法在当时对来华西方人的个体和群体汉语学习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笔珍贵、丰富的历史经验，毫无疑问应引起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此外，回顾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翟理斯的《汉言无师自明》、《华英字典》等教材和工具书，虽然出版年代距今相当长远，但值得一提的是，威、翟二人均是外国人，他们对汉语的认识和编写教材的出发点与中国人在教材编写方面必定存在着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恰恰是中国人很难体会或是容易忽略的地方，因此这些教材里所记录下的大量生动鲜活的语料、强调教学内容的趣味性、结合西方语言特征的讲解方式、符合西方人口味的编排体例、突出实用性的指导思想等，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参考之处。正如张西平教授所言，“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内容、特点及方式、方法，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总结其经验教训，继承其优秀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7篇

在汉字不断转变、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再到会意字的过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是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体现，它所包含的具象、隐喻和会意，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长期以来，很多对外汉语老师对于汉字教学认识不足，沿用西方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体系进行教学。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特有的音形义的结合，字形是核心要素，与字义的联系十分紧密，而表音文字的字形与字义的联系确是间接的。因此，盲目地模仿西方的“词本位”理论进行教学，割裂了汉字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忽视了汉字里所蕴藏的中国古老的文化元素。诚然，汉字以其独特且优美的字形激发了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又因其复杂结构令人望而却步。久而久之，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瓶颈。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汉语特点,找到一条符合汉语特点和汉语学习规律的教学思路，在教学中把字与词语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以字为基础去掌握词语，加深对汉字字义的例句。此外，而基于汉字书写形成的汉字书法艺术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民族瑰宝。练习书法，不仅可以提高审美情趣，还有助于留学生全面领悟和体会中国文字的意境美、音韵美和形态美，是对汉语学习的升华。

二、举办传统文化专题讲座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有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时，可以给学生随堂渗透，介绍相关知识文化背景知识，及时为留学生扫除语言学习中的障碍。但是对于一些中文程度较好，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感兴趣的留学生们来说，他们更渴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系统的了解。这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随堂渗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所以，适当举办一些“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就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了。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对某一部分的中国文化有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在知识性文化教学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比如可以开设书法课、剪纸课、中国音乐欣赏课、中国传统手工艺制作课、太极拳课等中华才艺课等，这些生动有趣的文化课程，让学生在学习了一项中国才艺的情况下，也了解了这项才艺的起源，传承和发展。此外，还在特定的节日举行主题文化的交流讲座，这种交流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在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的积极性。学生经过主题交流，对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作详细深入而理性的思考．并且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变被动为主动。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的主题交流讲座既培养了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和汉语写作能力，又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三、组织校内外文化体验活动

汉语课堂教学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没办法通过短短的四十五分钟全部展现在学生面前。因此，教师在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地利用学生们的课外语言实践机会，将课堂教学延伸至课外，通过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体验课程使来华留学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同时，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也帮助学生消化、巩固和拓展课堂所学内容。教师还可以鼓励留学生多交中国朋友，更深入地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等等，让留学生更多、更直观地了解中国人。这种体验课程的形式多样、组织灵活，可以组织留学生游览、参观一些风景名胜、名人故居、各类博物馆，让留学生们在饱览中华大地的壮丽美好的同时，感受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不仅可以锻炼汉语口语，更加深对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的了解。较之单纯的课堂教学，这种课外的文化体验活动更能将课堂上的自觉学习和课下自然习得有效地结合起来。在纯正鲜活的语言环境中，锻炼和提高他们的汉语口语交际和运用能力，拓展了他们汉语学习的空间。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策略可以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还需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探讨。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我将会更加紧密的结合教学实例，深入分析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以期更加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详实的把握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意蕴。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8篇

很多学生在学习中会出现情感焦虑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加大对学生的鼓励力度，放慢教学速度。同时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评价机制，减少挫败感，避免产生情感焦虑现象。

二、中介语理论

最早由语言学家塞林格提出的中介语理论，现普遍理解为介于目的语和学习者母语之间的一种语言，是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过渡阶段的语言。这个阶段的语言会产生很多错误且很难消除，这叫“化石化现象”。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母语的负迁移；//外语学习策略的错误使用；3、教师在目的语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和语言材料处理不当；4、汉语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回避、简化等现象。“化石化现象”具体会根据不同的汉语学习者在不同的汉语学习中有所突显。例如在语音方面，极少有学生会避免化石化现象，达到和母语者相同的水平。结合对中介语理论的理解，教师在进行汉语教学时要加强自己的中介语水平，注意相应的教学技巧和方法：1、重视和加强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扩大学生语言的输入量和输出量，多组织学生进行口语训练，布置相应的口语练习作业，同时要提高语言输入和输出质量，帮助学生克服母语干扰，防止化石化的现象。2、开展朗读训练。由于大声朗读可以加强对课本原文的记忆，因此教师可以开展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汉语朗读训练，培养学生的汉语思维模式。例如可以让学生跟读原声磁带，或者教师朗读学生跟读，再或者让学生分组朗读之后调换角色进行朗读比赛，让学生自己感悟出自己的不足之处。3、增加听写练习。根据学生的水平和词汇量来量身设计，用地道纯正的听写材料，在课堂中反复练习，使学生不断积累并尝试使用目的语，克服原有的固化思维和化石化现象。例如在导入新课之前可以进行分组听写练习，然后让另一个小组的学生同学进行纠错。

三、课堂互动理论

第二语言课堂上的主要模式是师生互动模式。这种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主导。在语言课堂上，教师对语言形式的强调大于对意义的强调，对语言准确性的强调大于对语言流利性的强调。不仅如此，教师提问的类型、提问后的等待时间也影响学生的语言输出。因此，课堂互动的有效性在本质上取决于控制影响互动的质量和数量因素，要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地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作为课堂学习的促进者，要善于运用任务教学来实现课堂互动，为学生提供互相交流和探讨的课堂环境。结合对课堂互动理论的理解，有以下几点教学方法可供参考：1、采用交际教学法。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输出为主的方法，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增加学生的语言输出量，使学生注意到中介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距，尽早提高语言意识。教师要善于模仿现实中的真实交际情景设计互动。例如在设计课堂材料时，语料的选举要从留学生的生活中选择，多设计角色扮演类型的，学生的参与性会更高。2、提问部分要善于提高学习语言的内在动机。对于复杂的问题或者汉语水平较低的学生，提问之后的等待时间可以延长，让学生自己组织语言输出，再次自我更正语言再次输出。例如日韩学生，本身课堂互动性不够高，课堂上要留有足够的时间给这些学生来回答问题，让这些学生渐渐从学习被动者变为学生的主动者和积极者。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甲级词汇中的动补式合成词类别统计甲级词汇中一共收录了1　033个汉字和词语，包含24个动补式合成词。其中，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分别为：决定、说明、提高、觉得；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分别为：出来、出去、过来、过去、回来、回去、进来、进去、离开、起来、上来、上去、通过、下来、下去；补充性成分表示意义有所虚化的分别为：得到、感到、看见、听见、完成。

（二）乙级词汇中的动补式合成词类别统计乙级词汇中共收录了2　018个汉字和词语，包含48个动补式合成词。其中，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分别为：表明、充满、促进、打倒、发动、放大、改进、改善、改正、构成、激动、集中、加强、减轻、减少、降低、接近、禁止、纠正、扩大、联合、启发、统一、推广、延长、战胜、证明、制定、懂得、记得、认得、晓得；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分别为：超过、发出、失去、收入、投入、突出、引起、展出、展开；补充性成分表示意义有所虚化的分别为：达到、碰见、显得、遇见、值得；补充性成分表示评述义的分别为：贯彻、抓紧。

（三）丙级词汇中的动补式合成词类别统计丙级词汇中共收录了2　202个汉字和词语，包含36个动补式合成词。其中，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分别为：摆脱、摧毁、打败、打破、奠定、调动、放松、改良、革新、攻克、鼓动、合成、揭露、靠近、声明、收集、说服、缩短、提醒、突破、推迟、、推进、协定、修正、压缩、征服、制止；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分别为：加入、侵入、引进；补充性成分表示意义有所虚化的分别为：达成、舍得、失掉、使得；补充性成分表示评述义的为：加紧。

（四）丁级词汇中的动补式合成词类别统计丁级词汇中共收录了3　569个汉字和词语，包含61个动补式合成词。其中，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分别为：贬低、查明、阐明、澄清、冲破、摧残、捣乱、点燃、冻结、杜绝、断定、分清、搞活、隔绝、隔离、更新、更正、激发、加剧、加深、加重、减低、降临、揭发、解散、落实、埋没、迷失、拟定、凝固、判定、扑灭、侵蚀、扰乱、认定、烧毁、审定、收复、调和、退还、陷入、修复、选定、削弱、淹没、越过、振兴、支出、指定、指明；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分别为：敞开、超出、发起、付出、收回、退出、掀起；补充性成分表示意义有所虚化的分别为：考取、涉及、听取、忘却。

二、分布分析与难点分析

在《汉语词汇大纲》中，动补式合成词在各级词语中的分布情况有所不同，汉语学习者在各种动补式合成词的学习上也存在不同的困难，对外汉语教学应该针对动补式合成词的分布情况和学习者习得此类词语难点进行教学。

（一）汉语词汇大纲中动补式合成词的分布情况分析《汉语词汇大纲》中的动补式合成词总数为169个，其中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动补式合成词有114个，所占比例最高，为67．5％，然后依次是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动补式合成词有34个，所占比例为20．1％；补充性成分的意义有所虚化的动补式合成词有18个，所占比例为10．6％；补充性成分表示评述义的动补式合成词有3个，所占比例为1．8％。《汉语词汇大纲》中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动补式合成词总数最多，这类动补式合成词应为学习者学习的主要内容，教师在各个阶段都应该给予一定强化训练。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动补式合成词在乙、丙、丁级词汇中都是数量最多的动补式合成词，并且在日常交际中的运用比例也最高。因而，中高级留学生应该重点掌握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动补式合成词的意义和用法。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动补式合成词在甲级词汇中占大多数，汉语学习者在刚接触动补式合成词时，这类词语是他们学习的中心任务，学好这类词语也有益于为以后的动补式合成词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动补式合成词在其他级别的词汇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留学生如果能在初级阶段掌握好这类动补式合成词，在更高阶段的学习中就会比较容易掌握这类词语。补充性成分表示意义有所虚化的动补式合成词在汉语词汇大纲中所占比例较小，而且在各级词汇中数量呈递减趋势，可以说不是汉语学习者学习的重点，他们的任务是明确这类词语的基本意义和用法。补充性成分表示评述义的动补式合成词在汉语词汇大纲中所占比例最小，学习者遇到这类词语的机会较小，可以在掌握其他种类的动补式合成词之后进行集中学习，有利于对这类词语的整体把握。

（二）汉语学习者习得动补式合成词的主要难点分析动补式合成词的意义与其补充性成分的意义有较大联系，而汉语学习者经常分不清补充性成分的意义。一般来说，补充性成分意义有所虚化的动补式合成词，其动词性成分动作性较弱；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动补式合成词，其动词性成分动作性较强。例如：“懂得、记得、认得”应为补充性成分表示结果义的动补式合成词，因为“懂、记、认”三个动词的动作性较强。而“显得、值得”应为补充性成分表示意义有所虚化的动补式合成词，因为“显”和“值”不带有明显的动作性意义。学习者在学习补充性成分表示趋向义的动补式合成词时，经常发生混淆。我们可以将趋向动词分成以个人为标准的位置移动和空间上的位置移动，表示以个人为标准进行位置移动的动补式合成词有“过来、过去、上来、上去”等。其中，带有“来”字的动补式合成词表示听话人逐渐向说话人的位置靠近，而带有“去”字的动补式合成词表示听话人逐渐远离说话人。表示在空间上进行位置移动的动补式合成词有“通过、离开”等。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动补式合成词之后，往往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正确使用。不仅由于学习者对词语意思未理解透彻，还由于他们不清楚词语的交际语境。因此，学习者应该在明白动补式合成词的真正含义后，还要清楚词语适用的交际语境，以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表达一个意思时，能准确迅速地在脑海里搜索合适的词语，并利用该词语组成正确的句子，顺利完成交际活动。

三、动补式合成词的教学对策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动补式合成词在汉语词汇大纲中的分布情况和汉语学习者在习得动补式合成词的难点进行教学。教师可以将有效的教学策略结合使用，以帮助学习者掌握动补式合成词的意义和用法，具体可以归结为五种教学对策。

（一）直观认知与语境释义结合直观认知是指教师通过领读或板书展示的方法讲授新词，使汉语学习者直观认识词的读音和写法。语境释义是在讲解词语的意思时，教师联系上下文语境，培养汉语学习者根据上下文猜测词语意思的能力，还可以联系交际语境，解释词义时充分考虑词语的交际功能［2］。因此，在教授动补式合成词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直观认知与语境释义结合起来，帮助学习者建立词汇读音、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例如，向汉语学习者讲解“提高”一词时，教师可以将这个词语写在黑板上并读出这个词，然后进行简单的词语解释，“提高”的意思为使位置、水平、质量等方面比原来高。这一过程使学习者在头脑中有了对“提高”一词的初步认识，接着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课文意思使学习者根据上下文语境确定词义，还可以向学习者描述词语使用的生活情境。例如“提高”一词可以用于表达某人因为能力差，需要提高个人能力。

（二）语素分析与词义解释结合语素分析是根据汉语学习者学过的语素来讲解词义或引导学习者推测词义。教师可以将动补式合成词拆分成两个语素，分别解释这两个语素的意思，把学习者的注意从词转移到语素身上，使其通过理解语素的意义来掌握词义［3］。教师在解释词义时应该重点讲解补充性成分的意思，并且表明与动词性成分是一种致使性的关系。通过语素分析进行词义解释能够帮助汉语学习者类推其他动补式合成词的含义，扩大相关词汇的数量。例如，在向汉语学习者讲解动补式合成词“说明”一词时，教师可以分别解释“说”和“明”的意思，“说”代表说话人讲话，“明”代表使听话人清楚，明白。因此，“说明”的意思就为解释清楚，讲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汉语学习者掌握新词义，还有助于学习者利用相同办法推测其他未学过的动补合成词的意义。

（三）母语解释和对比分析结合有些动补式合成词用汉语解释比较困难，而汉语学习者母语中正好有与之对应的词语，教师可以利用学习者的母语翻译这样的动补式合成词，使学习者更容易明白词语的意思。教师还可以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根据汉语学习者母语与汉语特点的差异，对学习者习得动补式合成词的难点进行预测［4］。教师在讲解时应该强调汉语学习者容易出错的地方，强化学习者对于动补式合成词构词规则和意思表达的理解。例如，教师在给学生讲解“集中”一词时，汉语学习者较难理解其中的意味。教师可以直接给出它所对应的英语单词“concentrate”，学习者可以很快明白“集中”的意思为通过意志努力使意识指向某一对象。这样不但可以让汉语学习者明白词语的意义，还可以让学习者清晰地认识到汉语的动补式合成词在构词规则上的特别之处，从而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对这类词语的习得水平。

（四）分散讲解与集中梳理结合动补式合成词在对外汉语教材上的分布一般较为分散，没有系统地集中到一起。教师可以在分别讲授遇到的动补式合成词后进行集中性的梳理。教师要善于进行动补式合成词的总结，巩固汉语学习者的词语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因此，对于形式和意义相近的动补式合成词，教师在分别讲解后应该进行集中梳理，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习得这类词语。例如，“出来，出去；进来，进去；过来，过去；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这些动补式合成词的补充性成分都是表示趋向意义的，而且都是以个人为标准进行的位置移动，教师可以在分别讲解这四对动补式合成词后，再进行集中复习和巩固，使汉语学习者充分习得这一类动补式合成词的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正确灵活地运用这些词语。

（五）语言点讲解与练习结合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要注重精讲多练，教师将动补式合成词的意义讲解清楚很有必要，让汉语学习者进行这类词语的应用练习也很重要。汉语词语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或是因为意义相关而具有聚合关系，或是因为词义搭配而具有组合关系。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给动补式合成词搭配词语和构造句子，让汉语学习者练习在交际语境中灵活使用这类词语。例如，教师在讲解“降低”一词时，先让汉语学习者理解词语的意思为“下降，减少”。然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丰富的练习，可以先给出一个词组作为示范，如“温度降低”。然后让汉语学习者给“降低”搭配其他词语，再让学生把自己组的词组扩展成一个句子。教师也可以给出一定语境和几个动补式合成词，让学习者展开联想完成一个小对话，教师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纠正并解释学生的偏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动补式合成词自身独特的结构形式和语义特征，汉语学习者母语的负迁移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不当，使得动补式合成词成为学习者学习的难点和重点。教师需要利用有效的教学对策引导留学生正确习得动补式合成词的意义和用法。教师可以运用直观认知与语境释义结合、语素分析与词义解释结合、词语搭配与句子构造结合、母语解释和对比分析结合以及语言点讲解与练习结合等策略。通过这些教学手段的综合使用，教师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习得动补式合成词。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即观察者是静止的，时间迎面向观察者移动过来。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比喻时间像长河一样流过我们的感觉。由于是时间在朝观察者移动，显然走在前面的时间将很快成为过去，未来则总是走在后面。所以就有了“先来在前，晚来在后”的感觉，才有了“前”对应“过去”，“后”对应“未来”的概念。这种概念类型在汉语中是非常常见的。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史无前例、前所未闻、后起之秀、后继有人、瞻前顾后、惩前毖后、思前想后、前因后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在这些例子中，前都代表“过去了的”，后代表“将来的”。

二、人动时静型

即时间是静止的，观察者面向将来移动。也就是我们去拥抱未来的感觉。在这种模式中，很自然地，“前”对应的是“未来”，“后”对应的是“过去”。在汉语中，这样的例子有前程、前景、前途等，都是用“前”来隐喻将来的时间。

三、视角的双向性

在汉语中，关于“前”、“后”产生矛盾的例子还有一些，比如很典型的公交站点的问题。比如我们学校外公交站点叫做“四川大学站”，那么“四川大学前一站”到底是指还没有到四川大学那一站还是已经过了四川大学的那一站呢?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呢?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视角的不同，即视角的双向性。我们在表述“前”与“后”两种方位时，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面向未来”，一种即“面向过去”。这在汉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未来在前，过去在后，我们这样表述:向前走，莫后退;前不着村，后不着地。而当我们面向过去的时候，我们往往这样使用前与后:上课前/后，春节前/后，一百年前/后。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四川大学前一站”这个问题，若言谈者面向未来，便是指的已经经过了川大的那一站;若其面向过去，则是指还没有到达川大的那一站。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与言谈者的主观视角有关。了解了我们在运用方位词“前”、“后”来表示时间概念时出现矛盾的原因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汉语中的一个总体使用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对我们用“前”、“后”来表示时间概念的情况稍加留意，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在上文中所说到的两种不同的隐喻概念或者不同的视角，在汉语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明显更倾向于“过去在前，未来在后”这种隐喻。除了上文中为说明“人静时动”时所举出的例子外，还有很多，如:前言不搭后语、前辈/后辈、前人/后人、以前/今后;前天/后天;大前天/大后天;前半天/后半天;前半场/后半场;前半夜/后半夜;开学以前/放假以后等等。而从“未来在前，过去在后”来看，我们则使用的较少，比如:前进、后退、我们要往前看，不能沉浸于过去等等，其数量明显要少于第一类。

究其原因，我认为民族传统起其中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中，对祖先、对传统，是极为重视甚至推崇的。孔子认为最好的治世是三皇五帝时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道明君，也是必称尧舜，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为后人甚至世界所称道。因此，人们习惯于面向过去，习惯于从过去的优良传统中汲取精华，也吸取教训，以便更好地迎接未来。正是受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在用空间范畴中的前、后方位说明时间范畴时，形成了“过去在前，未来在后”的隐喻。而在英语中，同样也存在人静时动型与人动时静型两种认知方式，但是与我们汉语不一样的是，其运用“人动时静”这种认知方式明显居多，如:inthecoming10years;foreground。究其原因，其历史文化传统仍是主要因素。比如对西方影响深刻的文艺复兴，其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在此基础上，西方是极其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所以他们倾向于强调个人在面对时间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待时间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主动去拥抱时间，面向未来。这就与我们在上一段中提及的“中国人习惯面向过去”相反，西方人不会沉湎过去，他们着眼于未来，追求进步，追求变化。因此，导致了英语中对于时间的认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和汉语存在差别，他们明显更加倾向于“时间是静止的，而人是运动的，是人主动去跨越时间”这种认知方式。所以在英语里，常常是“未来在前，过去在后”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汉语中，当我们用“前”与“后”来表达时间概念时，有时会产生一些矛盾，甚至一些混乱。通过以上简要说明，我们对矛盾产生的原因及相关内容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但是在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是否也要如此详细地解释这个“前”与“后”的问题呢?在我看来，这是不必的。对于留学生而言，这些太过于繁杂，不仅极为打击其学习中文的兴趣及信心，而且也并无太大实际功用，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只要做到以下要求即可:一、对于初级的学生，关于“前”和“后”，我们可以只讲“过去在前，未来在后”这种我们汉语中更加常用的方式。如需解释其原因，可以适当对学生说明中华文化推崇祖先，推崇传统的习惯。对于稍高级的学生，可能已经遇到了矛盾的情况，这时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尽量简单地为其解释清楚。二、我们在解释此知识点时可以从中西文化差异入手，让留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好的了解，这对于他们以后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语言和文化作为相辅相成的两方面，我们要学会适当地把其结合起来，运用得当，会使得我们的教学事半功倍。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作为一项新兴的产业，其任重而道远。作为汉硕专业的我们，首先必须有扎实的汉语本体知识作为基础，只有自己把汉语学懂、摸透以后，才能担当此重任。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有很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工具，再加以良好的教学技能，技巧，才能更好地传播汉语，传播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手段，为世界文化的交融和共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