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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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论文

电力系统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关于广域保护系统结构国内外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一般可分为分布式、区域集中式、变电站集中式以及分层集中式。其中,在分布式广域保护系统中,广域保护算法内置于每个装设在变电站内部的保护IED中,分布式广域保护系统的广域保护决策过程完全在单个保护IED中实现,这使得分布式广域保护系统更适合于实现广域继电保护的功能。区域集中式广域保护系统其功能包括实现传统继电保护功能、通过通信网络与广域保护决策中心设备交换信息等。变电站集中式广域保护系统主要是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实现广域保护算法,并向站内相应保护IED发送控制命令。分层集中式广域保护系统继承了区域集中式和变电站集中式广域保护系统的优势,而且它既能够与上层区域广域保护决策中心设备通信又能够与下层的保护IED通信,同时也能够弥补变电站集中式存在的一些缺点。

2电力系统信息综合传输调度算法研究

电力系统不同于其他系统的运行,尤其是顺利实现其信息的综合传输不可避免的需要解决诸多潜在的问题,尤其是信息业务综合传输过程中存在的流量冲突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仅要保证实时信息业务的服务质量,同时也不可忽视各类非实时信息服务质量,这些非实时信息也是传输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实现基于IP技术和区分服务体系结构模型的网络通信模式的关键技术包括队列调度法,本文主要对队列调度算法进行深入讨论,使其在对电力系统信息综合传输的服务质量问题进行解决时能够发挥出关键的作用。WFQ算法的分组服务顺序与GPS模型有很大差异,它是一种模拟通用处理器共享模型的队列调度算法,本文在WFQ算法基础上提出了WF2Q+算法,并通过将“虚拟延迟时间”引入WF2Q+算法解决了该算法在推迟传输高优先级信息业务分组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提出以基于IWF2Q+算法的区分服务体系结构模型实现电力系统信息综合传输。

2.1WF2Q+算法介绍及分析WF2Q+算法是一种基于GPS模型的分组公平队列调度算法。在实际的信息业务传输过程中,分组到达各列队头部的时间会存在一定的微小差别,致使根据GPS模型得到的各队列头部分组服务顺序也出现微小差别,从而也会影响到WF2Q+调度器先为高优先级队列内分组提供服务,还是为低优先级队列提供服务。观察图1我们可以发现,优先级较高的信息业务在电力系统分组传输过程中不能保证其实时性,关键在于优先级较高的信息业务分组到达时间较晚,从而使得优先级较低的信息业务“捷足先登”,到达时间稍快,影响了电力系统高优先级信息业务分组传输的实时性。

2.2改进的WF2Q+算法——IWF2Q基于上述问题,为了保证电力系统信息综合传输中高优先级信息业务分组的实时性,本文采用了PQ调度算法,并用PQ算法原理对WF2Q+算法进行改进,按照这种方式获得的算法非常有可能将高优先级分组推迟传输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同时也能保持良好的公平性。具体操作如下:将优先级最高队列中传输个分组所需时间的倍定义为队列的“虚拟延迟时间。IWF2Q+算法与WF2Q+算法都采用SEFF分组选择策略,此时,不得大于系统虚拟时间,并且越小的队列中的分组越优先获得调度器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高优先级队列中所转发分组的延时得到了降低。

3仿真分析

本文首先仿真对比电网发生故障时WFQ算法、WF2Q+算法和IWF2Q+算法情况下IEEE14母线系统各变电站与控制中心站之间变换信息时4类信息业务分组的平均延时,结果如图2所示。观察图2可知,WF2Q+算法与WFQ算法在保证信息业务实时性方面的性能不相上下,而WF2Q+算法推迟传输高优先级信息业务分组的问题可通过IWF2Q+算法解决,并且能够减小高优先级信息业务分组延时,同时也会导致低优先级信息业务分组延时变大。其次仿真对比电网发生故障时PQ算法、WF2Q+算法和IWF2Q+算法情况下得到的系统中各变电站与控制中心站之间传输四类信息业务的平均服务速率,如图3所示。该结果说明基于WF2Q+算法和IWF2Q+算法的区分服务体系结构模型能够较好地协调不同优先级信息业务获得的服务效率,达到了各类信息业务传输的公平性,且性能相当。

4课题研究结论及展望

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得电力系统的电网复杂程度增加,未来的电网不可避免的将是信息网与电力网构成的相互依存的复合网络,广域保护能够避免传统继电保护和安全稳定控制存在问题,而先进的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使用将有望提高电网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运行效率。基于互联网协议的通信技术,将为实现广域保护系统通信提供新的技术手段,为未来电网同一电力信息专用网络平台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

电力系统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变电站;自动化监测系统;SQL SERVER2000

中图分类号:TP31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11-00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电压等级和电网的规模日益增加,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变电站自动化技术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变电站自动化监测系统为变电站和电网中一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开拓和推动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一、相关技术介绍

本文采用基于JAVA编程语言和SQL SERVER 2000数据库来进行变电站自动化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SQL SERVER 2000数据库充分地吸取了SQL SERVER7.0数据库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最新的计算机成果,很好地考虑了数据库应用背景的变化。SQL SERVER 2000数据库要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三个方面:(1) 信息的统计、汇总等;(2) 信息的修改、添加和删除;(3) 信息浏览和查询。

本文采用模型-视图-控制结构(MVC),模型-视图-控制结构(MVC)是交互式应用程序广泛使用的一种体系结构,它有效地在存储和展示数据的对象中区分功能模块以降低它们之间的连接度。

JSP是Java Server Pages的缩写,是由SUN公司倡导,许多公司参与,于1999年推出的一种动态网页标准。JSP以Java技术为基础,具有动态页面与静态页面分离,能够脱离软件平台的束缚和编译后运行等优点,克服了ASP脚本级执行的缺点,因而逐渐成为Internet上的主流开发工具。

二、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变电站自动化监测系统架构图如图1所示。

\ 变电站自动化监测系统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前端监控点。前端监控点主要由视频服务器、摄像机(含快速球形摄像机等)、等主要设备组成。主要完成音、视频信号采集、视频信号处理和报警信号及环境量采集和控制工作。(2)传输网络。对于变电站自动化监测系统采用以太网传输方式:各变电站到监控中心的信道直接为以太网接口,光纤或微波传输设备直接提供以太网接口,各变电站的图像数据信号经过各级交换机、路由器和HUB上传至监控中心。(3)监控中心。主要由视频监控系统服务器、图像存储系统、监控客户终端等组成。主要完成现场图像接收和显示,用户登录管理和权限管理,摄像机和云台的控制,视频图像的存储、检索、回放、备份等。

三、系统功能实现

(一)实时数据采集及处理功能

通过间隔单元,变电站自动化检测系统采集来自CT、PT、配电装置保护、直流系统、所用电系统等生产过程的模拟量、数字量、脉冲量及温度量等,对所采集的输入量进行数字滤波、有效性检查、工程转换、故障判断、信号接点抖动消除、电度计算等加工,从而产生可供使用的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度、功率因数等各种实时数据,供数据库更新。

(二)图形处理功能

变电站自动化检测系统人机系统画面所显示的图形可以无级嵌套缩放、平移;当图形太大时,导航功能可以快速定位到某一点。回放功能可以以事件记录作为触发条件,去显示历史某一时刻的工况及状态。与工业电视(摄像)图像系统的链接,使无人操作变电站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系统使用界面如图2所示。

\ 由图2可知,系统功能齐全,集成度高,具有动态IP功能;企业内部的所有电脑都可以看到图像,只要获得授权密码;公司领导出差在外时可以通过Internet观看视频图像;E-KAM网络摄像机可外接多型号的探测器,进行监控探测;全嵌入式硬件前端设备,不需要员工懂得或操作电脑上网,实现免维护;支持多种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可在本地端或远程端由网站提供的升级软件自行更新,在网络上就可以完成升级任务。

四、结束语

通过参考国内的CSC2000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BSJ-2200变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和RCS-9600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本文采用基于JAVA编程语言和SQL SERVER 2000数据库来进行变电站自动化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采用系统论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在变电站监测方面稳定、可靠、安全的系统,在数据分析上具有更好的科学性、高效性与智能性。

参考文献:

[1]孙毅.用VB, Matlab, SQL Server实现大气污染监测数据的判别分析[D].辽宁师范大学,2007

[2]王凯.大型钢厂能耗数据实时监测及查询系统[D].北京交通大学,2008

[3]马少平.变电站在线监测系统GPRS远程终端的设计与实现[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5

[4]李大虎,陈奎.110KV变电站监测监控系统技术研究与改造[J].山东煤炭科技,2009(1):88-89

电力系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识图谱;专家系统;发展轨迹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2.040

〔中图分类号〕G25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2-0159-08

Knowledge-based Expert System Development Overview MapLiao Yi

(Political Department,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ert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active areas of an application,which implement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from theory to practice,turning from the general reasoning strategies of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use of expertise.This chronological order,the expert system into the 1980s before the 1980s,1990s,2000,after four stages.Articles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analysis of the expert system development process,development and trends,pointing out that the current phase is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 systems,expert systems into a variety of commercial operation,need to address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bottleneck,matching conflicts and other issues for expert system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subject structure,evolution,development and so provide an unique perspective and knowledge.

〔Key words〕knowledge maps;expert systems;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专家系统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已经超过50年,在很多应用领域都获得了广泛使用,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运用文献计量这一独特视角对专家系统进行了再回顾和再分析,将智能科技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低谷期、发展期,利用词频分析、共引分析、作者共现分析等方法揭示专家系统的学科结构、影响程度、关键节点与时间点等重要而独特的知识,为了解和掌握专家系统的发展与演化过程提供了独特视角。

1 数据来源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Institute for Science Information)出版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所收录的文献覆盖了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评价工具。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中的SC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选用高级检索方式,以“Expert System/Experts System”作为主题词,于2011年5月在Web of Secience中进行检索,一共检索到14 500篇相关文献记录。获得的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虽然,专家系统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但是从图1可以看出直到1982年才有主题词与专家系统相关的论文出现。图1表明1991年左右,专家系统相关论文达到了峰值,但随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9年,只有494篇。但21世纪开始,专家系统相关论文又出现了增加的趋势,并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中。图1 专家系统在SCI数据库文献发表年度变化情况

2012年2月第32卷第2期基于知识图谱的专家系统发展综述Feb.,2012Vol.32 No.22 专家系统前40年的发展

本文利用基于JAVA平台的引文分析可视化软件Citespace,首先设定时间跨度为1950-1991年,时间切片长度为1年,聚类方式为共被引聚类(Cited Reference),阈值选择为(2,2,20)、(3,3,20)、(3,3,20)。Citespace得出这些引文的时间跨度为1950-1990年,可以绘制出该时间段的专家系统论文时区分布图,如图2所示。我们以年代先后为序,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作为第一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作为第二阶段。图2 1950-1991年各年度专家系统论文之间的时区分布图

2.1 专家系统起源时期

根据图2显示,这段时期有7个突出节点,既有7位代表人物。第一个节点代表的是“人工智能之父”――英国著名科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他于1950年在《心灵》杂志上《计算机器与智能》,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探讨了机器智能的可能性,为后来的人工智能科学提供了开创性的构思[1]。

第二个节点代表的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扎德(LA.Zadeh)教授,他于1965年在《信息与控制》杂志第8期上发表题为《模糊集》的论文,提出模糊集合理论,给出了模糊性现象定量描述和分析运算的方法,从而诞生了模糊数学。1978年,扎德教授提出了“可能性理论”,将不确定性理解为可能性,为模糊集理论建立了一个实际应用上的理论框架,这也被认为是模糊数学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同年,国际性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zzy Sets and System》诞生,这使得模糊理论得到普遍承认,理论研究高速发展,实际应用迅速推广。

第三个节点代表的美国两院院士、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1972年,他出版了《人怎样解题》(Human Problem Solving)一书,书中描述了他和西蒙试图建立一个计算机化的“通用问题求解器”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他们发现,人类的问题解决,在一定知识领域内可以通过计算机实现,所以他们开始用计算机编程来解决问题,1956年,他们研发出了逻辑理论家和通用问题求解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并建立了符号主义人工智能学派。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对他以前所作工作的总结与归纳,而逻辑理论家和通用问题求解器正是专家系统的雏形,为专家系统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艾伦・纽厄尔的尝试无法解决大的实际问题,也很难把实际问题改造成适合于计算机解决的形式,并且对于解题所需的巨大搜索空间也难于处理。为此,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费根鲍姆(E.A.Feigenbaum)等人在总结通用问题求解系统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化学领域的专门知识,于1965年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专家系统dendral,可以推断化学分子结构。专家系统进入了初创期,其代表有dendral、macsyma(数学专家系统)等,第一代专家系统以高度专业化、求解专门问题的能力强为特点,向人们展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广阔前景[2]。

第四个节点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人工智能学者明斯基(Minsky)。1975年,他在论文《表示知识的框架》(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ating Knowledge,McGraw-Hill)中提出了框架理论,框架理论的核心是以框架这种形式来表示知识。理论提出后,在人工智能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成为了基于框架的专家系统的理论基础,基于框架的专家系统适合于具有固定格式的事物、动作或事件。

第五个节点代表人物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格伦谢弗(Glenn Shafer),他在1976年出版了《数学理论的证据》(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evidence)一书,介绍了由他和Dempster于1967年提出的D-S理论(即证据理论)。证据理论可处理由不知道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后来,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应用,是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专家系统的理论基础。

第六个重要节点代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爱德华・汉斯・肖特利夫(Shortliff EH)教授,他于1975年在著名杂志《数学生物科学》上发表《A model of inexact reasoning in medicine》(《在医学模型的不精确推理》)一文,他结合自己1972-1974年研制的世界第一个医学专家系统――MYCIN系统(用于诊断和治疗血液感染及脑炎感染,是第二代专家系统的经典之作),提出了确定性理论,该理论对专家系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七个节点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戴维斯(Randall Davis)教授,他于1976年提出元知识的概念,并在专家系统的研制工具开发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研制出知识获取工具Teiresias,为专家系统获取知识实现过程中知识库的修改和添加提供了工具[3],关Teiresias,他于1977年在《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杂志上中进行了详细介绍,而这也为本时期专家系统的快速增多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专家系统应用领域的不断开拓,专家系统研发技术逐渐走向成熟。但同时,专家系统本身存在的应用领域狭窄、缺乏常识性知识、知识获取困难、推理方法单一等问题也被逐渐暴露出来。人们从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系统和知识处理系统中抽取共性,人工智能又从具体研究逐渐回到一般研究。围绕知识这一核心问题,人们重新对人工智能的原理和方法进行探索,并在知识的获取、表示以及知识在推理过程中的利用等方面开始出现一组新的原理、工具和技术。

2.2 专家系统发展的黄金时期

20世纪80年代是专家系统突飞猛进、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根据图2显示,这段时期共有论文982篇,有7个突出节点。

1980年,出现了第一个节点代表――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系主任尼尔森(NILS J.NILSSON),他出版的《人工智能原理》(《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书,表明了拉近理论和实践的距离的目标,书中对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机器问题解决系统以及结构对象的代表等都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1981年,出现了第二个节点代表――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教授Clocksin,威廉F,他出版的《PROLOG语言编程》一书,引起了计算机科学界的极大兴趣,并已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编程语言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新一代基础,是专家系统的重要编程语言。

1982年,出现了第三个节点代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米勒(Miller RA),他在《英格兰医药分册》上发表了《基于计算机的医学内科实验诊断顾问》(An Experimental Computer based Diagnostic Consultant for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N Engl J Med,307,468-76,1982)一文,属当时诊断专家系统的代表力作,书中介绍了著名的内科疾病诊断咨询系统INTERNIST-1,之后将其不断完善成改进型INTERNIST-2,即后来的CADUCEUS专家系统,其知识库中包含了572种疾病,约4 500种症状。

1983年,出现了第四个节点代表――美国的海斯罗斯(Hayes-Roth,F)教授,他于1983年发表著作《建立专家系统》,对专家系统建立的原则和要素、开发的生命周期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为研究与开发各种类型的专家系统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4年,出现了第五个节点代表――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和医学教授布鲁斯・布坎南(Bruce G.Buchanan),他于1984年发表著作《规则的专家系统:斯坦福启发式编程项目Mycin实验》(《Rule Based Expert Systems:The Mycin Experiments of the Stanford Heuristic Programming Project》,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医疗诊断系统MYCIN的实验规则库公布。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MYCIN是专家系统开发过程中一个里程碑,研究其开发思路与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5年,出现了第六个节点代表――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加州大学教授哈蒙(Harmon P),他出版了《专家系统:人工智能业务》(《Expert system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business》)一书。书中阐述了专家系统如何解决问题,代表知识,并得出推论,并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具体制度,确定了专家系统的市场。

1986年,出现了第七个节点代表――著名的专家系统学者沃特曼(Waterman DA),他出版了《专家系统指南》一书,该书对专家系统的概念、组成、建立过程、建立工具、应用领域等做了深入浅出的系统介绍与论述,是当时全面介绍专家研发与应用的经典书籍。

20世纪80年代初,医疗专家系统占主流,主要原因是它属于诊断类型系统且容易开发。80年代中期,出现大量投入商业化运行的专家系统,为各行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从8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新技术成功运用到专家系统之中,使得专家系统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在这期间开发的专家系统按处理问题的类型可以分为:解释型、预测型、诊断型、设计型等。应用领域扩展到农业、商业、化学、通信、医学等多个方面,成为人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然而,与此同时,现有的专家系统也暴露出了自身严重的缺陷,使不少计算机界的知名学者对专家系统产生了怀疑,认为专家系统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专家系统中的知识多限于经验知识,极少有原理性的知识,系统没有应用它们的能力;(2)知识获取功能非常弱。为了建造专家系统,必须依赖于专家获取知识, 不仅费时, 而且很难获取完备性和一致性的知识;(3)求解问题的方法比较单一,以推理机为核心的对问题的求解尚不能反映专家从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创造性过程;(4)解释功能不强[4]。等到学者们回过头重新审视时,20世纪90年代的专家系统理论危机已然爆发。

3 90年代专家系统向多个方向发展

由于20世纪80年代专家系统研究迅猛发展,商业价值被各行各业看好,导致90年代大批专家系统从实验室走出来,开始了它们的工程化市场化进程。从图1看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专家系统的相关论文不增反减,进入一个局部低谷期,这期间以“Expert System/Experts System”为主题词的论文共7 547篇。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设置参数为(4,4,20)(4,3,20)(4,4,20),获取了该时期论文的引文聚类图(如图3所示)。图2 专家系统1990-2000年的论文引文聚类图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全图的节点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大的聚类,这表示该阶段没有形成重点研究方向,也没有重大科研成果和标志性著作产生,专家系统的市场化进程严重牵引了研究者们的注意力,这是专家系统研究陷入低谷期的重要原因。

这段时间专家系统的研究工作大致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研究方向依旧是建立在扎德(LA.Zadeh)教授模糊理论上的模糊专家系统,它同样是该年代专家系统研究的重点方向。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骨架专家系统,代表人物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爱德华・汉斯・肖特利夫(Shortliff EH)教授。1974年末,MYCIN系统基本建成后,MYCIN的设计者们就想到用其它领域的知识替换关于感染病学的知识,可能会得到一个新的专家系统,这种想法导致了EMYCIN骨架系统的产生。EMYCIN的出现大大缩短了专家系统的研制周期,随后,AGE、OPS5、KEE、KBMS、GESDE等骨架系统应运而生,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专家系统的研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个研究方向是故障诊断专家系统,代表人物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兰德尔・戴维斯(Randall Davis)教授。他于1984年在《人工智能》杂志上发表了《基于结构和行为的诊断推理 》(《Diagnostic Reasoning Based on Structure and Behavior》)一文,该论文描述了一个利用知识结构和行为,在电子电路领域进行故障诊断排除的专家系统。之后,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在电路与数字电子设备、机电设备等各个领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成为当今世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第四个研究方向是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布鲁斯・布坎南(Bruce G.Buchanan)的著作对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仍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多种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进入了试验阶段。传统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只是简单的声明性知识,而目前,规则的形式开始向产生式规则转变,并趋向于提供较完善的知识库建立和管理功能。

第五个研究方向是知识工程在专家系统中的运用。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兰西教授(Clancy W J),他于1985年在《人工智能》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论文《启发式分类》(《Heuristis classification》),启发式分类即对未知领域情况的类的识别过程。它是人类思维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中可常用启发式设计计算机程序,模拟人类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

第六个研究方向是机器学习在专家系统中的运用。代表人物是机器学习领域前辈、澳洲悉尼大学著名教授John Ross Quinlan。他于1986年在《机器学习》(《Mach.Learn》)杂志上发表《决策树算法》(《Induction of Decision Trees》)一文,文中他详细描述了决策树算法的代表――ID3算法。之后,有大量学者围绕该算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提出多种改进算法,由于决策树的各类算法各有优缺点,在专家系统的实际应用中,必须根据数据类型的特点及数据集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算法。

第七个研究方向是神经网络专家系统,代表人物有人工智能专家Stephan I.Gallant和美国加利福尼业大学教授巴特・卡斯科(Bart Kosko)。Gallant于1988年在《ACM的通信》上发表了《连接主义专家系统》(《Connectionist expert systems》)一文,文中讲述Gallant 设计了一个连接主义专家系统(Connectionist expert system),其知识库是由一个神经网络实现的(即神经网络知识获取),开创了神经网络与专家系统相结合的先例。

第八个研究方向是遗传算法在专家系统中的运用。代表人物是遗传算法领域著名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David Goldberg教授和人工智能专家L.Davis。1989年,Goldberg出版了专著《搜索、优化和机器学习中的遗传算法》,该书系统总结了遗传算法的主要研究成果,全面而完整地论述了遗传算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1991年,Davis编辑出版了《遗传算法手册》,书中包含了遗传算法在科学计算、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中的大量应用实例,该书为推广和普及遗传算法的应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都推动了基于遗传算法的专家系统的研发推广。

第九个研究方向是决策支持系统在专家系统中的运用,代表人物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埃弗雷姆・特班(Efraim Turban)。他于1990年出版了《决策支持和专家系统的管理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and expert systems: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s》)一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决策支持系统开始与专家系统相结合,形成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充分做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将解决问题的范围和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十个研究方向是各种理论知识在专家系统中的综合运用,代表人物是美国加利福尼业大学教授巴特・卡斯科(Bart Kosko)和美国伊利诺伊州研究所教授Abdul-Rahman K.H。卡斯科(Kosko)于1992年出版《神经网络和模糊系统:一个拥有机器智能的动力系统方法》(《Neural networks and fuzzy systems:a dynamical systems approach to machine intelligence》)一书,这是第一本将神经网络和模糊系统结合起来的读本,也是神经网络与模糊理论综合应用于专家系统建设的经典著作;Abdul-Rahman K.H教授于1995年,在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电力系统及自动化》(《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会议刊上发表了《人工智能模糊无功负荷的最优VAR控制方法 》(《AI approach to optimal VAR control with fuzzy reactive loads》)一文,论文提出了一个解决无功功率(VAR)控制问题,这个方法包含了专家系统、模糊集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的重要知识。

虽然专家系统大量建造,但投入实际运行的专家系统并不多,且效率较低,问题求解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原因之一就是专家系统主要是模拟某一领域中求解特定问题的专家的能力,而在模拟人类专家协作求解方面很少或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协作求解具有普遍性,针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的求解仅仅具有特殊性,专家系统虽然在模拟人类专家某一特定领域知识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它仍然不能或难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其次,开发的专家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十分复杂。这样就要求将大型专家系统的开发变成若干小的、相对独立的专家系统来开发,而且需要将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系统联合起来进行协作求解。然而,与此相关的分布式人工智能理论和实用技术尚处在科研阶段。只有分布式系统协作求解问题得以解决,才能克服由于单个专家系统知识的有限性和问题求解方法的单一性等导致系统的“脆弱性”,也才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并且在灵活性、并行性、速度等方面带来明显的效益[5]。

4 21世纪专家系统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专家系统开始缓慢发展,这期间以“Expert System/Experts System”为主题词的论文共5 964篇。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设置参数为(6,6,20)(5,5,20)(5,5,20),获取了该时期论文的引文聚类图(如图4所示)。图4 专家系统2000-2010年的论文引文聚类图

这个时期专家系统有3个主要研究方向:第一个是研究方向是节点明显的基于模糊逻辑的专家系统研究方向。90年代以来,模糊控制与专家系统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模糊控制器的智能水平。基于模糊逻辑的专家系统有以下优点:一是具有专家水平的专门知识,能表现专家技能和高度的技巧以及有足够的鲁棒性(即健壮性);二是能进行有效的推理,能够运用人类专家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启发性的搜索和试探性的推理;三是具有灵活性和透明性。

第二个是研究方向是Rete模式匹配算法在专家系统中的应用,代表人物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Charles L.Forgy教授,1979年,他首次提出Rete算法。专家系统工具中一个核心部分是推理机,Rete算法能利用推理机的“时间冗余”特性和规则结构的相似性,并通过保存中间运算结果的方法来提高推理的效率。1982年,他在《人工智能》杂志上发表《Rete算法:许多模式/多对象的模式匹配问题的一个快速算法》(《Rete:A Fast Algorithm for the Many Pattern/Many Object Pattern Match Problem》)一文,该文解释了基本算法的概念,介绍了详细的算法,描述了模式和适当的对象交涉算法,并说明了模式匹配的执行操作。

第三个是研究方向是专家系统在电力系统中的运用。世界各国的专家们开始热衷于在电力生产的各个环节使用专家系统,代表人物有日本的福井贤、T.Sakaguchi、印度的Srinivasan D、美国伊利诺伊州研究所的Abdul-Rahman K.H、希腊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的Protopapas C.A、和中国的罗旭,他们在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电力传输》(《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delivery)会议刊及《电源设备系统》会议刊(《On Power Apparatus and Systems》)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内容涉及系统恢复、电力需求预测、变电站故障诊断和报警处理等多方面。

这十年间,专家系统的研究不再满足于用现有各种模型与专家系统进行简单结合,形成基于某种模型的专家系统的固有模式。研究者们不断探索更方便、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困扰专家系统的知识获取瓶颈、匹配冲突、组合爆炸等问题,而这也推动了研究不断向深层次、新方向发展。但是,由于专家系统应用的时间长、领域广,他们遭遇的瓶颈问题一时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了这一时期末,专家系统研究呈现出暂时的下滑现象。

5 专家系统发展趋势分析

图一发展曲线上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92年,从该年起专家系统相关论文呈下降趋势,然后在2002年又开始缓慢增长,近一年多来又开始下降,这标志着专家系统研究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行,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本文以5年为一个单位,统计了1990-2009年20年期间专家系统相关论文中高频词的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从该表可以获得这个时期专家系统研究的一些特点。

(1)在1990-1999年期间,人工智能出现新的研究高潮,由于网络技术特别是国际互连网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开始由单个智能主体研究转向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使人工智能更加实用,这给专家系统带来了发展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我们从词频上可以看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在这十年一直位居前两位,在专家系统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与其相关的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等,也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方向。

(2)该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神经网络研究的复苏。神经网络是通过模拟人脑的结构和工作模式,使机器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如机器学习、知识获取、专家系统等。我们从词频上可以看出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一词得以快速增长,1995年时位列第一,进入21世纪也是稳居第二位,神经网络很好地解决了专家系统中知识获取的瓶颈问题,能使专家系统具有自学习能力,它的出现为专家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途径[6],同时也显示出他独有的生机与活力。

(3)该时期是模糊逻辑的发展时期。模糊理论发展至今已接近三十余年,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它与专家系统相结合,在故障诊断、自然语言处理、自动翻译、地震预测、工业设计等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我们从词频上可以看出,模糊逻辑(fuzzy logic)一词,除在1990-1994年期间位居第六位外,之后都位居前三甲,2000-2004年期间更是位列第一。模糊控制与专家系统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模糊控制器智能水平,这种控制方法既保持了基于规则的方法的价值和用模糊集处理带来的灵活性,同时把专家系统技术的表达与利用知识的长处结合起来,能处理更广泛的控制问题。

(4)故障诊断成为专家系统研究与应用的又一重要领域。故障诊断专家系统的发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时间不长,但在电路与数字电子设备、机电设备等各个领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成为当今世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从高频词分布可以开出,故障诊断(fault diagnosis)从1995-1999年间的最后一位攀升至2005-2009年间的第一位,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专家系统己有较深厚基础的国家中,机械、电子设备的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已基本完成了研究和试验的阶段,开始进入广泛应用。

(5)遗传算法的应用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遗传算法迎来了发展时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成了十分热门的课题。尤其是遗传算法的应用研究显得格外活跃,不但应用领域扩大,而且利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和规则学习的能力也显著提高。进入21世纪,遗传算法的应用研究已从初期的组合优化求解扩展到了许多更新、更工程化的应用方面。这在高频词分布中可以看出,以2000作为临界点,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从20世纪90年代的10名之后,到位于高频词前六强之中,充分反映出它发展的良好势头。

6 小 结

专家系统是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重大技术之一,它不仅是高技术的标志,而且有着重大的经济效益。“知识工程之父”E.Feignbaum在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系统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后指出:几乎所有的ES都至少将人的工作效率提高10倍,有的能提高100倍,甚至300倍[7]。

专家系统技术能够使专家的专长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便推广稀缺的专家知识和经验;同时,专家系统能促进各领域的发展,是各领域专家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专家系统发展的近期目标,是建造能用于代替人类高级脑力劳动的专家系统;远期目标是探究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基本原理,研究用自动机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这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远远超出了计算机科学的范畴。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方法的日渐成熟,专家系统的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必将有智能技术包括专家系统的应用,专家系统将成为21世纪人类进行智能管理与决策的工具与助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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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光宇.专家系统发展现状及其应用前景[J].电力勘测,1994,(3):21-26.

[6]杨兴,朱大奇,桑庆兵.专家系统研究现状与展望[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7,(5):4-9.

电力系统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系统动力学;可视化分析;研究热点;研究前沿

〔中图分类号〕N9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2-0003-09

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是情报研究中的战略和策略实验室[1]。它作为一种建模方法,从本质上看它是带时间滞后的一阶微分方程。与其它建模方法相比,系统动力学适用于处理长期性和周期性的问题;适用于研究数据不足的问题;适用于处理精度要求不高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强调有条件预测,对预测未来提供新的手段。系统动力学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随着其理论越来越成熟,系统动力学的应用从最初研究全球性的发展战略的世界动力学模型,到研究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对外关系的国家动力学模型,再到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的城市动力学模型、研究特定地理区域的发展战略的区域动力学模型、研究工业企业发展战略的工业动力学模型、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及防治策略的医疗动力学模型等,到目前为止,系统动力学在系统论、控制论、信号论的基础上,借助信息处理和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国内外研究复杂系统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行为模式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对系统动力学现状总结和综述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TDA、Ucinet和CiteSpace Ⅱ工具对系统动力学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的Web of science平台中的SCI-E、SSCI、A&HCI数据库。检索策略为在题名字段中输入forecast*、predict*、simulat*等系统动力学特点词汇并与主题字段“system* dynamic*”进行“与”运算最终与题名“system* dynamic*”进行或运算从而进行检索,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会议论文(proceeding paper)和综述(review),时间限制到2011年,检索日期为2012年06月21日,共检索到2 117篇文献。

本文首先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并结合数据处理软件TDA和可视化软件Ucinet、Citespace Ⅱ对相关文献的数量变化趋势、机构进行分析,然后绘制这2 117篇文献的机构与期刊的共现、国家合作、主要学科、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图谱,从而揭示出该领域研究现状、研究前沿等。

2系统动力学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

衡量某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对其文献分布作历史的、全面的统计,绘制相应的分布曲线,为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2]。从系统动力学文献量的时间分布来看(如图1所示),系统动力学研究文献的数量各年变化较大,但整体呈上升趋势。11图1系统动力学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11

2013年2月11第33卷第2期11现?代?情?报11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11Feb,201311Vol.33No.22013年2月11第33卷第2期11国际系统动力学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11Feb,201311Vol.33No.2从系统动力学各年文献量的分布来看,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1975年,历时20年之多。各年的相关论文在20篇内,可以看作系统动力学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76-1990年,系统动力学论文总体呈增长趋势。虽然各年论文量变化较大,但是这一阶段,系统动力学方面的论文量比上一阶段有很大提高,可以看作系统动力学研究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系统动力学论文量提升很多,但近两年论文量居于平稳的状态。在未来几年,预计系统动力学的研究论文数量会呈现稳定发展的趋势。

3系统动力学研究的空间分布

31机构分布

2117篇论文涉及880个机构,在10篇及以上的高产机构如表1所示。机构两两之间的合作有581次,其中在5篇以上的高产机构如表1所示。发文量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构在该领域的研究实力。从表1看出实力较强的机构大部分为高校,其中,麻省理工学院以23篇的论文量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印第安纳理工学院,其他排名比较靠前的还有伦敦商学院、卑尔根大学、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等。从机构类型来看,除高校外,还涉及政府部门(如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和企业单位(如西门子公司),从机构所属地区来看,美国(16所)占了一半的席位,可以看出美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之强大。英国、中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意大利、瑞士、挪威也均存在高产机构,除了北美洲的美国与加拿大和亚洲的中国外,其他均来自欧洲国家。其中中国均有论文分布。

表1高产机构论文分布

排名11论文量11机构11国家11排名11论文量11机构11国家1112311麻省理工学院11美国111711811南加利福尼亚大学11美国2111211印第安纳理工学院11美国111811711奈梅亨大学11荷兰3111011伦敦商学院11英国111911711清华大学11中国4111011卑尔根大学11挪威112011711卡尔加里大学11加拿大5111011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11英国112111711圣加仑大学11瑞士611911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1美国112211611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11意大利711911香港理工大学11中国112311611俄亥俄州立大学11美国811911布拉德福德大学11英国112411611普林斯顿大学11美国911911帝国理工学院11英国112511611普渡大学11美国1011811麦克马斯特大学11加拿大112611611西门子公司11德国111181111中国112711611蒂尔堡大学11荷兰1211811伦斯勒理工学院11美国112811611阿尔伯塔大学11加拿大续表1

排名11论文量11机构11国家11排名11论文量11机构11国家1311811纽约州立大学11美国112911611加州大学欧文分校11美国141181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1美国113011611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1美国1511811伊阿华大学11美国113111611美国密歇根大学11美国1611811马里兰大学11美国113211611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1美国

32机构与期刊共现

机构与期刊共现可以揭示不同机构发文的期刊的规律或者不同期刊承载论文所属机构的规律。如图2所示,其中,圆形节点表示机构。方形节点表示期刊,节点的大小表示期刊发文量的多少,节点越大表示在该期刊发文越多。红色节点与蓝色节点间连线的粗细表示机构在期刊发文量的多少,连线越粗表示机构在期刊的发文量越多。

11图2系统动力学机构与期刊共现图(发文量≥2)11

从图2可以看出,在单个期刊上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麻省理工学院,它在《系统动力学会志》上发表文章10篇。论文年代分布为1995年、1998年、2003年且各年1篇,2007年,该年7篇,由此可以看出,2007年是麻省理工学院在《系统动力学会志》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年。比较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的关于系统动力学的所有年份的文章,2007年也是麻省理学院发表文章最多的一年,其他年文量均未超过2篇,同时《系统动力学会志》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文章最多的期刊,其他期刊发文均未超过1篇。可见,2007年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系统动力学的高峰时期;《系统动力学会志》主要探讨在社会、技术、管理和环境方面应用动态系统的展望与方法,涉及动态反馈系统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摸拟、信息反馈和因果研究的政策分析方法、动态系统在社会和自然科学理论建设中的贡献等,由此也可以得知,麻省理工学院将文章发表在《系统动力学会志》上,其研究的内容也主要围绕以上方面。通过10篇论文的关键词可以窥见一斑,如改善、模型、建设、延迟、破坏、反馈、影响、工业、创新、远景、产品发展、合理性、资源配置、技术等。从文章的标题来看,关于展望性的文章有4篇,如Lyneis,J M和Ford,D N在2007年发表《系统动力学应用于项目管理:调查、评估与未来研究方向》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对项目管理在深层结构背景下的应用历史进行了综述,这种深层机构创建不良动力学并把他们应用到具体项目管理领域,然后对政策信息进行了综合,为未来研究和写作提供方向[3];关于政策研究的有2篇文章,如:Weil,H B在2007年发表的《将系统动力学应用于企业战略研究:问题与框架的演化》讨论了5个项目,这5个项目在将系统动力学应用到企业战略研究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构建模型[4]。

在单个期刊发表文章较多的机构还有爱荷华大学,它在《结构力学与机械力学》期刊上发文6篇,伦敦商学院在《系统动力学会志》期刊上发文4篇,奈梅亨内梅亨大学在《系统研究与行为科学》期刊上发文4篇,布拉德福德大学在《英国运筹学会志》期刊上发文4篇,麦克马斯特大学在《IEEE电力设备与系统汇刊》期刊上发文4篇等等。

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系统动力学会志》,发文39篇,其次是《英国运筹学会志》,发文14篇,《系统研究与行为科学》发文11篇,其他期刊发文量均为超过10篇。

另外,发文(在1个期刊上发表文章2篇及以上)之和较多的机构如表2所示,其中,麻省理工学院发文量最多,而且仅在《系统动力学会志》发文就达10篇,其次是伦敦商学院在《系统动力学会志》和《英国运筹学会志》两个杂志上发文共计7篇,发文量较多的机构还包括爱荷华大学、奈梅亨内梅亨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卑尔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布拉德福德大学。

表2机构在单个期刊上的发文量(发文量≥2)

序号11机构11期刊11单个期刊发文量11机构发文量之和111麻省理工学院11系统动力学会志11101110211伦敦商学院11系统动力学会志114英国运筹学会志113117311爱荷华大学11结构力学与机械力学116116411奈梅亨内梅亨大学11系统研究与行为科学114系统动力学会志112116511帝国理工学院11物理评论A112国际性传播疾病与艾滋病杂志112IEEE电力系统汇刊112116611卑尔根大学11计算机在人类行为中的应用113系统研究与行为科学112115711纽约州立大学11系统动力学会志113英国运筹学会志112115811麦克马斯特大学11IEEE电力设备与系统汇刊114114911布拉德福德大学11英国运筹学会志114114

在单个期刊上发文2篇以上的机构类型除了高校外,还包括研究院,如:美国电力研究院、魁北克水电研究院、韩国交通研究院均2篇,政府部门,如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以及企业单位,全球管理咨询公司。

33国家合作

在以系统动力学研究为主题的2 117篇样本文章中,258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作完成。利用Ucinet软件对国家的合著文献进行可视化,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系统动力学研究形成的是一个以美国、英国为中心跨国合作团队。其中美国是与其他国家合作最广泛,共与38个国家合作共115次(即产出115篇文章),与美国合作次数不低于5次的国家有10个,分别是加拿大、英国、中国、韩国、德国、澳大利亚、挪威、荷兰、日本、墨西哥。在美国与中国合作的8篇文章中,涉及到的机构主要有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南方电网、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以及浙江大学。8篇文章的出版年从2001-2011年(其中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论文量为0)。涉及到的期刊包括:《系统研究与行为科学》、《应用地质学》、《IET发电,输电与配电》、《环境管理杂志》、《微型机械与微型工程学报》、《机械电子学》、《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各期刊论文量均为1篇。

与他国合作比较广泛的国家(合作国家个数超过10个)还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中国、西班牙、法国、荷兰、瑞士、芬兰、巴西、日本12个国家。

其中中国的合作国家个数是17个,合作次数达46次,除了与美国合作的8篇文章外,还与加拿大合作次数较多(9篇)。在中国与加拿大合作的9篇文章中,涉及的机构主要有北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山大学。9篇文章的出版年涉及1998年、2001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涉及到的包括期刊包括:《建造自动化》、《专家系统及其应用》、《人类与生态风险评估》、《国际环境与污染杂志》、《环境信息学杂志》、《环境管理杂志》、《组织11图3国家合作图11

行为杂志》、《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水资源管理》。

国家两两之间合作频次(如表3所示)最多的是美国与加拿大,共合作14篇,这14篇文章发表年涉及2001年、2004年、2007-2011年,其中2008年、2010年和2011年都是3篇,2007年2篇,其余各年均1篇。其中,被引次数较高的如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Ahmad,S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Simonovic,SP2004年在《土木工程计算杂志》上表文章《空间系统动力学:水资源系统仿真新方法》,文章介绍了空间系统动力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时间和空间动态过程的模型反馈,建立在分布参数系统的控制理论基础上,系统动力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耦合在这种建模方法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空间系统动力学方法为概念上不同的模型提供了一个单一建模框架,当对系统不同组件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解时,该方法还对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动态过程的模型反馈提供了大量的能力[5]。

美国与英国的国家间合作频次仅次于美国与加拿大,共合作13次,这13篇文章分布于1987年、1999年、2005年、2008年(分别1篇),2006年、2007年和2011年(分别2篇),1998年(3篇)。其中被引用次数较高的如2007年英国伦敦大学的Lane,DC和美国哈佛大学的Oliva,R在《欧洲运筹学杂志》上发表的《更大的整体:系统动力学与软系统方法论的综合》,文章举出了一个同时使用这两种系统方法的理论案例,同时简要的描述了系统动力学和软系统方法论的理论与方法假设,并对其中的部分提出了批评[6]。

中国与加拿大的合作位列第三,共9次合作,这9篇文章分布于1998年、2001年、2009年、2011年(各1篇),表3(国家间合作频次≥5次)

序号11国家111国家211合作次数111美国11加拿大1114211美国11英国1113311中国11加拿大119411德国11意大利119511美国11中国118611美国11韩国118711美国11德国116811美国11澳大利亚116911美国11挪威1161011英国11德国1161111德国11荷兰1161211美国11荷兰1151311美国11日本1151411美国11墨西哥1151511意大利11法国115

2010年(5篇)。由此可见,2010年是中国与加拿大在系统动力学研究中合作频次最高的一年。其中,被引用次数较高的如中国北京大学的郭怀成与加拿大的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的GAFuller等2001年在《环境管理杂志》上发表的《系统动力学方法应用于地区环境规划与管理:洱海流域的研究》被引用达74次,文章建立了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洱海系统动力学模型,用来为规划任务提供支持。并指出该模型由明确考虑信息反馈的动态仿真模型组成,这些模型能够将成分水平的知识集成为整体水平并进行系统行为仿真。以实例的方式论述了该模型的这种功能在分析和制定决策时的有用性[7]。

其他的国家两两间合作较多的还有德国与意大利、美国与中国、美国与韩国、美国与德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美国与挪威等等。

多国合作的文章如由德国、日本、荷兰、波兰和葡萄牙5个国家合作完成的《三核子系统动力学研究:氘核质子横截面在130兆电子伏时解体》文章指出三核子系统是最简单的重大试验场地,现代核子与核子交互模型以及额外的动力材料作为三核子的支撑力量在数量上能够被解决法捷耶夫方程的严格的技术探测到[8]。另外,由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南非5个国家合作完成的《量子布朗运动与单囚禁离子仿真》,文章研究谐波振荡器与人造工程水库相结合的开放系统动力学,选择水库和调节Lindblad-type和non-Lindblad-type减少的系统振荡器通道的系统变量,并证明系统和水库间发生虚拟能力交换条件的存在,提出使用单个囚禁离子与工程水库耦合来模拟量子布朗运动[9]。

34学科分布

从学科分布可了解关于系统动力学研究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的学科。图4展示了各学科的发文量(用年轮的大小表示),学科间连线表示学科间的联系(1篇论文属于多个学科)。中心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研究中各学科之间的联系程度。在图4中,中心度较大的学科依次为工程学、运筹与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力学等,说明系统动力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同时常常涉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表4列出发文量较大的前12个学科(发文量≥50篇)。从表4看出,工程学领域论文量最多,这与系统动力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系统工程方法有关,其次是商业与经济学,计算机科学,论文量均超过200篇,而且从图4中代表学科年轮外层的颜色深度可看出,最近相关研究集中在这些学科。11图4学科分布图11

表4主要学科论文量

序号11学科11论文量11中心度11最早发文年份111工程学1171411044111956211商业与经济学1144211007111971311计算机科学1129511033111972411运筹与管理科学1118611038111975511社会科学数学方法11174110111985611物理学1113411004111969711环境科学和生态学1112611008111985811力学111071103111979911自动化及控制系统1190110021119691011数学1188110061119651111仪器及仪表学1165110031119711211社会科学综合11501100711199935作者分布

2 117篇文章共涉及4 309位作者,论文量大于5篇的有7位作者,从表5中可以看出,作者中心度都非常低,作者发文的频次也相对较低,故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发文量最多的是DC Lane,获得布里斯托和牛津大学的数学学位并且还获得牛津大学的数学建模博士学位,是伦敦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管理科学专业高级讲师,同时,他也是壳牌国际公司的顾问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市场销售部经理,并且他也是伦敦城市大学商学院的职工,他专门利用系统动力学和系统思考的方法来进行战略分析,他与高级管理人员团体进行交互式地工作,帮助他们以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观点。

2004年他成为运筹学研究社团的成员,2007年被授予系统动力学学会Forrester奖,2010年被任命为英国教育部儿童保护蒙罗审查顾问,2011年成为系统动力学学会主席。表5主要作者论文量

序号11中心度11作者11论文量11最早发文年11100211DC Lane112211199721100011EF WOLSTENHOLME111511198231100011D Pfahl111411199941100011RG COYLE111311198351100111A Grossler111211200461100411EJ HAUG11811198771100011FP DEMELLO116111975

DC Lane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战略分析问题和构建技术方面,特别是系统动力学,战略模型和系统思考方面。他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系统动力学为社会理论和潜在的系统动力学社会理论假说方面出现的特定概念的正规化做出的贡献;在方法方面,主要关注基础结构的本质,不同映射技术的使用和限制,系统动力学与问题结构模型之间的联系,管理科学与运筹学和系统科学的历史和方法;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项目管理动力学;电影院电影和医疗管理营销策略的创作,如通过急症医院病人人流的路径和绩效测定方面的问题。他当前从事于与传染病和儿童保护服务有关的医疗保健建模的研究。他代表性的文章有《更大的整体:系统动力学与软系统方法论的综合》、《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对医疗保健的改进:紧急事故处理的系统动力学研究》、《社会实践与系统动力学理论》等。

紧随DC Lane之后,论文量较多的还有EF Wolstenholme,其代表作有《系统动力学作为系统描述和定性分析方法的发展》、《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等;D Pfahl代表作有《用仿真的方法来分析软件需求波动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用于软件项目管理与培训的基于综合仿真组件的计算机辅助培训模块》等;RG Coyle发表了《系动力学方法的技术元素》、《系统动力学模型中代表离散事件:煤炭生产建模的理论应用》等论文;A Grossler发表了《探索合理性的影响因素:系统动力学动态决策研究文献综述》、《系统动力学和合理性的观点——一份工作报告和公开的研究问题》等论文;EJ Haug发表了《受限的机械系统动力学递归公式:第一部分开环系统》、《微机电系统动力学灵敏度分析二阶设计》等论文;FP Demello发表了《水轮机和涡轮机控制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锅炉性能研究》等论文。

4系统动力学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是作者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因此,对文章的关键词进行分析,频次高的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0]。运行CiteSpace Ⅱ软件,选择使用关键路径(pathfinder)算法,对科学文献共引网络的路径进行分析和处理,并通过显示高频关键词来确定主要研究热点。11图5系统动力学研究热点时间序列图谱11

从图5看出,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是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仿真(Simulation)、模型(model/s)这与检索式一致。其次是管理(management)出现了74次,中心度高达018,仅次于中心度最高的“系统动力学”,表明管理与系统动力学研究的密切关系,系统动力学大部分集中在系统动力学管理领域,代表性文章有2005年Brian Dyson和Ni-Bin Chang在《废物管理》上发表的文章《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市区固体废物的产生情况进行预测》。他频次大于20的关键词还包括:设计(design)、反馈(feedback)、绩效(performance)、决策(decision-making)、建模(modeling)、稳定性(stability)、错觉(misperceptions)、思考(thinking)、影响(impact)、行为(behavior)、校验(validation)、算法(algorithm)等,这些词的中心度排名靠前。以上关键词包括多个模型建立过程中涉及的词,从各词年轮的颜色,可看出近期它们对系统动力学研究的重要影响,代表性的文章如Wolstenholme,EF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系统调查:系统动力学方法》、JAMVennix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组织模型构建: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促进团队学习》、YBarlas1996年在《系统动力学会志》上发表的文章《系统动力学模型有效性及验证》。决策是系统动力学管理的重要方面,相关文章如Otto,Peter 2008年在《商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系统动力学作为评估和交流市场进入策略的决策援助》、绩效也成为研究系统动力学管理不可或缺的方面,相关文章如Barton,PM和Tobias,AM 1998年在《系统动力学会志》上发表的文章《系统动力学模型绩效测量的准确评估》。

5系统动力学研究趋势分析

把系统动力学的2 117篇论文的题录数据,利用Citespace软件中提供的膨胀词探测(burst detection)技术和算法,通过考察词频的时间分布(时间段设定为1955-2011年),将其中频次变化率高的词(burst term)从大量的主题词中探测出来,并根据词频的变动趋势,而不仅仅是频次的高低,来确定系统动力学研究的前沿领域[11]。11图6系统动力学研究的前沿图谱11

由图6看出,(1)主题词变化率较高的词中出现了数学模型(mathematical-model)、非线性(non-linear)、理论构建(theory-building)等多个理论研究方面的膨胀词,这说明有关非线性数学模型的理论研究是系统动力学重要的前沿领域。钟永光等曾提出非线性动力学的数学基础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12]。(2)神经网络(neural-network)、专家系统(expert-system)、系统思考(systems-thinking)、定性模型(qualitative-models)、定性分析(qualitative-analysis)等与其他方法相关的词大量出现,这也是系统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与其他方法、系统整合。张波等曾提出将系统动力学与专家系统的整合,将系统动力学的动态思考与因果反馈环路概念导入专家系统,并藉由专家系统的特性解决传统系统动力学不易处理非量化问题、无法掌握不确定或模糊型态的问题[13];许光清等也指出对这类复杂系统的定量研究和分析必须首先建立在较全面、较深入和广泛的定性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以系统动力学、系统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动力学的动态模型为主框架,汲取其他定量理论与方法的精髓,最终建立起综合集成的模型体系[14]。(3)动态方法(dynamics-methodology)、动态模型(dynamic-model)、动态仿真(dynamic/s-simulation)、系统动力学模型(sd-model)、(simulation-program)计算机仿真(computer-simulation)、系统动力学仿真(system-dynamics-simulation)等与系统动力学相关的词出现较多,说明需要加强对系统动力学本身的研究。(4)决策(decision-making)、基于的(clinical-knowledge)、天然气(natural-gas)、公务员(public-sector)、机械系统(mechanical-systems)、供应链(supply-chain/s)、卫生保健(health-care)、水资源(water-resources)、城市规划(urban-planning)等词出现,说明这几个方面也将成为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新趋势。

6结论

本研究以1955-2011年WoS收录的,以“系统动力学”为主题的2 117篇文献为样本,借助TDA数据处理软件和Ucinet、CiteSpace Ⅱ可视化分析软件的独特功能,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以可视化图谱的方式对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演进及发展现状、系统动力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及经典著作、涉及的学科范围、主要机构、机构与期刊的共现,国家合作,以及研究热点前沿等进行探索,得出以下结论:

(1)系统动力学研究领域的文献呈总体增长但趋于平稳的状态;

(2)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机构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机构类型除高校外,还涉及政府部门(如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和企业单位(如西门子公司),机构所属地区主要涉及北美洲的美国与加拿大和亚洲的中国,其他均来自欧洲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瑞士、挪威。其中中国均有论文分布;

(3)在单个期刊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麻省理工学院;发文量较多的期刊是《系统动力学会志》、《英国运筹学会志》、《系统研究与行为科学》等;发文(在单个期刊上发表文章2篇及以上)之和较多的机构主要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发、伦敦商学院、爱荷华大学、奈梅亨内梅亨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卑尔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布拉德福德大学等;在一个期刊上发文2篇以上的机构类型除了高校外,还包括研究院、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

(4)国家合作中,美国是与其他国家合作最广泛的,与38个国家合作共115次,合作次数较多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英国、中国、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另外,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中国与他国合作也比较广泛;国家两两之间合作频次最多的是美国与加拿大,美国与英国的国家间合作频次紧随其后,中国与加拿大的合作位列第三;

(5)系统动力学研究主要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工程学、商业与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

(6)DC Lane是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作者,此外,EF Wolstenholme、D Pfahl、RG Coyle、A Grossler、EJ Haug、FP Demello等人的论文在系统动力学领域也具有较高影响力;

(7)通过CiteSpace的关键词统计功能表明,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管理、设计、反馈、绩效、决策、建模、稳定性、错觉、思考、影响、行为、校验、算法等是系统动力学的热点研究领域。而通过其膨胀词探测发现,非线性数学模型的理论研究、与其他方法整合研究、系统动力学理论和管理和环境领域的应用等是系统动力学研究的前沿和未来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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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钟永光,钱颖,于庆东,等.系统动力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发展方向[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7(4):101-105.[13]张波,虞朝晖,孙强,等.系统动力学简介及其相关软件综述[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0,(2):1-3.

电力系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电力企业 科研机构 运营管理 创新机制

引言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配电网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2010年1月,是集团公司直属机构,定位于公司进行配电网技术研发、应用技术推广和技术支持的基地。中心的建设目标是通过提高电网技术水平、科技进步、提高经济运行水平,从而增加集团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012年2月,中心立项开展运营管理创新机制研究,根据集团公司对配电网研究中心的功能定位,围绕企业化科研机构及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两大职能,探讨包括管控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制度创新框架,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的科研机构新制度,推动配电网研究中心成为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新型实体,并具有决策机构、运行管理机构、监督机构相互分离的制约体制;实现既有利于科技研究与发展,又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广泛协作、公平竞争、充满生机的目标。

1.实施背景

(1) 国家战略引导

党的十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集团公司作为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肩负着重大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集团公司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中心运营管理创新机制建设对提升集团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2) 省内政策要求

近年来,陕西省提出了一系列增强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和要求。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加大科技投入和研发投入的有关规定,要求省属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和研发投入力度,为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中心要切实按照省内政策要求,保证科研项目稳定有序进行,确保年度科技经费落实到位。

(3) 市场竞争驱动

集团公司所处的配电网行业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要确保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综合线损等关键技术指标走在前列,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以供电可靠性为例,必须在连续供电上下功夫,要求10kV主网架采取双回路或双电源供电,同时,为缩短事故情况下备用电源投入的操作时间,需要加装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将人工操作交由自动装置完成,以缩短停电时间。市场竞争为科技进步提出了客观需求,这也是中心作为研究机构,实施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2.运营管理现状分析

2.1 中心概况

中心是集团公司为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于2010年1月成立的集团公司直属机构,是公司进行配电网技术研发、应用技术推广和技术支持的基地。中心自成立以来,逐步建立了适应集团公司科技创新发展的软硬件条件,具备了开展高水平、创新型科研项目的平台。

中心属于科技型、研究型部门,从建立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伴随智能电网建设,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深化,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缺乏全面的创新战略

对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对中心的影响认识不足,忙于繁冗的事务性工作,对企业的科技发展方向和战略研究不足。电力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配电网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市场结构的细分化、多样化,必将影响中心的未来发展。

(2) 对科技创新的认识不足

表现在中心缺乏长远的战略布局和清晰的科技发展规划。一些员工满足现状,创新动力不足,自主创新没有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3) 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中心科研组织机构不完善,研发平台还不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体系尚不成熟,科技项目立项缺乏针对性、延续性和整体性,项目管理机制不健全,科技工作考核评价不到位。

(4)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比例不高

已有创新成果中,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成果较多,原始创新成果比例较低,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缺乏产品集成的技术优势和二次开发能力,核心竞争力不强。

(5) 具有实践经验的科技人才缺乏

中心现有科研人员中,具有工程经验的人员较少,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在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匮乏。

上述问题表明,实现中心创新发展,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和水平,增强中心创新能力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2.2 中心所处宏观环境分析

宏观环境的分析一般采用PEST模型,即对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技术(Technological)以及社会(Social)这四种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企业需要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而外部宏观环境可以直接、间接或潜在地影响企业,通过对宏观环境的分析,中心可以发现新的发展机遇,预测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1) 政治环境

国家的能源政策为电力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供应体系”,在今后的能源政策中要积极发展电力行业,并指出电力是高效清洁的能源,着力发展新能源,建立经济、高效、稳定的电力供应系统是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要求。作为电力企业研发机构,中心将受益于国家能源政策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政策的支持。

(2) 经济环境

“十一五”期间,国家稳定的经济增长为集团公司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机遇。“十一五”期间陕西GDP增速高于全国水平,奠定了电力行业发展的基础,陕西工业经济比重也大幅度增长,使得电力需求更加旺盛。同时,集团公司营业区域内,石油、矿产资源开发步伐加快,带来了用电负荷的直接增长,为电力供应、电力工程设计、监理、施工和多元化投资等相关业务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电力是国家的基础产业,只要经济增长,电力需求必然增长,经济发展对电力产业的发展依然是机遇大于威胁。

(3) 技术环境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新能源发电技术为集团公司带来了发电业务发展的机遇,同时智能电网技术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集团公司配电网研究和应用的水平。电力系统与信息技术的加速融合,技术引进力度和二次开发能力的不断提升,进一步推进了智能电网的发展。

(4) 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不容忽视。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的积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消费意识和生活方式也向更高档次转变,家用电器逐渐普及,为电能消费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

2.3 中心SWOT分析

SWOT是一种用来确定组织本身的竞争优势、竞争劣势,机会和威胁的分析方法,目的是将组织的发展战略与组织拥有的资源、所处的环境有机结合。因此,清晰地认识组织的资源优势和劣势,明确组织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对于制定组织未来的发展战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 竞争优势

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为集团公司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研发投入持续增加;集团公司经营水平,运营能力持续增强。作为集团公司直属研发机构的配电网研究中心具有科技研发投入充足、集团内市场广阔的优势。

(2) 竞争劣势

集团公司处在多元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心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待健全,依赖内部市场较强,外部市场开拓不足;人力资源总体综合素质不平衡,人才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

(3) 机会

国内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陕西区域经济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研究中心可以利用的机会来自于:国家能源政策以及电力行业政策利好,如输配分开、智能电网、新能源的利用都带来发展机遇。

(4) 威胁

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家政策的改革例如电力体制改革,输配电价格等带来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集团内市场面临开放的挑战。

2.4 分析结论

基于PEST模型,对中心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心主要业务处于有吸引力的行业。特别是近年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电力行业带来超常规发展,未来国民经济仍将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因此,电力行业的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电力行业内的研发机构仍将受益。

应用SWOT分析法,对中心发展战略要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中心面临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竞争结构分析,认为中心面临的机会大于威胁,应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同时尽量回避短期经济波动带来的威胁,使自身得到良好的发展。

3.运行管理创新机制建设

配电网研究中心作为引领集团公司科技创新的前沿部门,不仅肩负技术研发的重任,还具有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的职能。这就要求中心在履行集团公司行政职能的同时,逐步调整发展模式,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运营管理创新机制建设。

3.1 建设原则

紧密围绕集团公司科技发展需求,以建设“多指标自趋优”的智能配电网为目标,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形式,攻克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促进集团公司发展,为集团公司领导提供决策支持,为生产经营部门及各分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为核心,通过配电网研究中心的发展与综合实力的提高,全面增加集团公司核心竞争力。

3.2 科研管理

根据集团公司发展战略及电力行业发展方向,中心充分发挥自身科技与人才优势,在加强研究行业基础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加强基层单位的联系,分析基层单位的需求,面向集团公司的需求,发挥技术储备及科技优势,开展项目课题的研究。以集团公司科技创新的需求为起点,支持集团领导决策,支持基层科技进步为重点,占领配电网科技领域前沿为目标,重点是落实科研项目课题管理制度,以课题为依托,推动中心发展。

(1)实行项目课题申报预答辩制度

项目是战略成功的基石。不论国内或国外,任何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的实施和创新活动,都是以项目为载体,保证每个项目的成功执行,就保证了总体战略的成功。中心的自有项目及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合作项目在申报前由各申报人提交中心领导及专家技术委员会,由委员会组织相关学科专家进行预答辩,答辩通过的项目才允许上报。经过不断的修改、充实、完善,不但提高了申报项目的技术水平,确保了所申报的项目课题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可行性、经济性,符合集团发展战略及行业发展方向。

(2)加强对项目管理的落实,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

按照集团公司相关管理办法及中心科技项目管理原则,由项目负责人与中心签订合同,实行项目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应加强进度、质量、资金控制,确保按合同期限实施。通过每个阶段课题实际执行情况和预期目标的对比,不断调整完善实施计划和管控措施,逐步实现向预期目标的逼近。

除中心自有项目经费由中心直接管理外,合作项目经费由中心派出项目管理人员负责统筹安排使用,重大开支报中心领导及专家技术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方能实施。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同时可以调动项目参与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 研发活动实行“项目进度跟踪考核制”

项目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互相联系的,协调并进、构成整体,也需逐步补充、修改、完善。项目一经立项,在研项目就实行“项目进度跟踪考核制”。由中心领导及专家技术委员会根据合同规定的实施计划,进行分阶段检查、考核,明确每个项目每个成员的工作任务,完成时限,根据考核情况形成个人绩效,反映在个人薪酬中。

3.3 技术研发

根据集团公司科技发展及中心现状,科技研发工作主要以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为主。

(1) 立足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由中心立足自身在物力、人力、财力方面的优势,通过对集团未来发展方向与基层需求以及配电网行业发展的前沿的掌握,利用各种实验平台,进行新技术的创新性研究,合理性、可靠性验证,二次开发等工作,从自动化系统及设备、信息与通信系统、配网调配用一体化等方面重点突破,抓住配电网重点技术,获得多项科技成果。

(2) 重视协同创新

中心通过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与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无缝搭接,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中心实施的协同创新主要面向智能配电网行业产业建立协同创新联盟,特别是与行业骨干企业强强联合,以培育战略相关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为重点,支撑行业产业发展的核心共性技术研发和转移,优势互补,共同推进行业发展。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中心分别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建立了两个院士工作站,一个国家能源重点实验室。

3.4 人力资源

(1) 重视人才培养

根据人才队伍现状,中心制定了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目前中心拥有集团总工程师1名,博士4名,硕士6名,人员学历高,能力强,配置基本符合工作要求。中心根据每名博士的专业研究方向,分别配置两名硕士组成学科梯队。针对中心新进人员主要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培养:按照集团公司对高学历人才“会做小事,能干大事”的要求,培养其踏实做好日常工作,认真完成科研工作;集团公司高水平人才与新进人员签订拜师协议,通过高水平人才的传、帮、带,使新进人员迅速成长起来;对新进人员进行综合培养,力争培养成复合型人才,兼具科研能力与项目管理能力;鼓励人才继续学习,在职深造。

(2) 加强人才激励

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对科技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来说,薪金是衡量自我价值的尺度;提供一份与工作成绩和生产率挂钩的报偿。把员工的贡献收益与企业的发展前景紧紧捆绑在一起。中心建立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保护知识产权的载体――人,对其有控制权、转让权和因其使用而有所获得的收益权。从而保护知识资本投资的高收益,鼓励更多的创新与发明,发挥知识型员工对企业发展和国民财富增长的巨大作用;建立知识奖惩机制,员工的绩效具体化为员工愿意接受的收益,对不能实现企业知识管理目标的员工进行处罚。

(3) 创新用人机制

首先中心继续深化专家队伍建设,聘请高水平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指导中心科研方向,同时帮助中心培养人才,完善人才梯队建设;其次,新进人员除了应届毕业生,还应该重点招聘拥有工作经验的工程人员。应届毕业生具有可塑性强、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的特点,但是实际工作经验匮乏,适合长期培养和发展;拥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工程人员具有适应周期短,见效快的优势。

3.5 创新文化

中心作为集团公司直属机构,要将集团公司“光谱文化”落到实处,在日常工作中普及运用“光谱文化”。企业文化和企业的战略管理紧密联系,企业文化支撑企业战略发展。优秀的企业文化将极大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反之则消弱企业的组织功能。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所共享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着企业战略的确立,也是企业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中心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应该紧密的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中心作为科研机构,应该具有科研机构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做事务实不务虚,每项工作都落到实处,任务落实到人,计划落实到日。培养员工的团队精神。科学研究不仅是个别天才思想的闪光,更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因此要以团队合作为部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创新机制实施效果

在上述创新机制与措施的支持下,中心立足自有人才资源,精益管理,高效运作,与国内外电网企业、科研机构、制造企业广泛合作,先后完成了智能电网规划、智能配电网指标体系、风电场接入对电网稳定性的影响等研究项目,彰显了创新机制的实施效果。

(1) 组织制定智能电网发展规划

在集团公司领导下,组织制定了智能电网发展规划,以建设具有“多指标自趋优化”能力的配电网为智能电网建设的终极目标,其智能电网规划时间范围为2011年到2023年,规划内容包含网架、调度、变电、配电、用电、通信、相关研究等关键环节建设,以及泾渭和榆林两个试点区域的建设方案,包含22大类105项工程项目及研究课题。

(2) 完成智能电网基础理论研究

从系统论的角度,重点研究以“多指标自趋优”为核心内涵的智能电网基础理论及其前沿技术。从分析利益相关各方对电网的需求出发,从安全稳定性、优质性、经济高效性、环保节能性等几个视角,建立智能配电网的指标体系,作为智能电网优劣的重要考核指标和建设成果评估的参考标准。与清华大学共建智能配电网研究中心,就智能电网调度系统、智能变电站系统、智能配电系统、智能量测系统、分布式新能源和新能源接入技术等方面的20余项课题展开合作。

(3) 开展智能电网应用技术研究

在应用研究层面,关注智能电网建设的各个环节,研究适用于智能电网运行环境的设备产品和控制系统,包括智能调度、智能电表、智能配电自动化、智能开关以及智能变压器等。为了满足智能电网验证与测试的需要,研究中心与西安交通大学共建国家能源先进电网与装备可靠性及寿命评估重点实验室,开展相关技术标准制订、智能电网关键设备评估鉴定工作。搭建智能配电网验证与测试平台,开展智能配电网自动化功能、通信功能、调配一体化、配用一体化及调配用一体化系统功能的验证与测试,为智能配电网产品检验以及工程项目验收提供支持。

(4) 筹建智能配电网示范工程

参与筹建了智能配电网示范工程,包括可再生能源集中与分散并网工程(配电网智能调度系统工程),智能配电工程(调配一体化工程、配网自动化工程),智能用电工程(智能小区工程)。

(5)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

配电网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科技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承担省部级课题6项,集团公司课题20余项,申请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3项,在国内外学术会议、期刊30余篇,其中,EI索引论文2篇,获奖论文4篇。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宁陕县龙筒线、龙钢线及关沙线35KV线路防雷技术研究与实施》、《宝鸡供电分公司县级配电网统一数据采集系统》均取得了显著效果,有效提升了配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结论

本文对配电网研究中心运营管理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心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基于PEST模型对中心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应用SWOT分析法,对中心发展战略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提出了中心创新发展的机制与措施,实施效果证明,相关机制与措施能够有效确保中心围绕企业化科研机构及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两大职能,以科技创新作为引领集团公司发展和智能电网建设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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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技术社会互动理论是诸多技术与社会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以此来研究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机制,意味着单独地看待教育技术的进化或者教育的演变都是不全面的。从教育技术和教育互动的历史来审视互动后的教育技术和教育,它们各自改变了什么,并预测它们将以何种方式继续改变。

引言

在现代社会,技术似乎已演变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控制力量,它在塑造着人类社会新的面貌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人类自身。但教育技术,作为教育领域中的一种独特的技术力量,发挥的塑造作用却相形见绌。这是为什么呢?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技术并非总是处于强势地位,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也受着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这种理论自觉对教育技术在教育中良好的运用会提供良好的参照。

一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技术和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社会互动论和社会技术整体论。

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技术只是手段,技术在伦理、政治、文化等方面是价值中立的,没有好坏、对错、善恶之分,即技术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对于技术中立论的批判,一直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总的来说,技术负荷价值的观点已被学界广为接受。

不同于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都认为技术是负载价值的,但对于技术的价值负载的认识,二者是不同的。

1 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虽然技术起源于人类社会的需要,但技术一经产生,就拥有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趋势:技术似乎具备了意识,它总是追逐自我更新,自我进化,做到更快,更广泛,更深入。“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 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 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1]

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的两种思想表现,前者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并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

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 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2]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3]

美国学者怀特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当代对技术决定论的恰当表述。他认为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大系统,这个系统由居于结构底层的技术系统、居于结构中层的社会系统和居于结构上层的观念系统这三个亚系统构成,他写道:“我们可以把文化系统分为三个层次……这些不同的层次表明了三者在文化过程中各自的作用: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和首要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社会系统的形式,而技术和社会则共同决定着哲学的内容与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4]

2 技术社会建构论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5]

以上的两种观点,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价值的社会赋予,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规则、技术价值的内在禀赋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技术决定论者承认技术的社会属性存在,但是它过分强调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对于技术的社会属性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看到技术的社会属性对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的制约、导引作用。如果说,技术的中立论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间的联系,那么,技术的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则是过分夸大了技术两种属性中的某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3 技术社会互动论和技术社会整体论

技术社会互动论和技术社会整体论是对技术社会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进行调和后产生的两种观点。

技术社会互动论包含三个假定:(1)技术与社会是分立的;(2)技术构成社会,即技术对社会产生影响;(3)社会构成技术,即社会对技术能够起到某种建构作用。这种观点赞同技术与社会存在着互动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梅尔文•克兰兹伯格认为:技术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也不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技术与社会是一种互动关系:技术发展常常发生一些环境的、社会的和人类的后果,超越了技术设备和实际应用本身的直接目的,而同一技术在不同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下采用可有完全不同的结果。[6]

社会技术整体论则把技术社会这种复杂现象看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理解,认为这个整体处于不断的演进过程。技术系统理论和操作子-网络理论常常被列入弱社会建构论, 但由于它们不排斥自然或工艺因素在解释技术社会现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实际上是社会技术整体论的两个重要代表。“技术系统”概念是托马斯•休斯在其《电力网络》一书中提出的,它是一种由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工艺设备和社会因素(如制度、价值、利益群体、社会阶层和政治经济力量等)组成的连贯结构,当一个要 素发生变化时,技术系统的其他部分也必须调整以使系统继续运转;技术系统之外是环境,技术系统与整个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处于相互塑造与影响之中。休斯虽然集中于研究电力系统,但他提供的技术系统范式也可应用于诸如运输(铁路、公路、航海等)、供水、通讯、计算机网络等系统。拉图尔、劳、卡隆等人最早提出了操作子-网络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克实际上也从强社会建构论转向了该种理论方法。这些学者把技术社会关系或者“社会技术整体”(social technical ensemble)看作一种“无缝之网”(seamless web),认为人们虽然可以从这种无缝之网中辨别出技术与社会因素,如机器与操作者,但这只是一种抽象分析的结果,而非自然所使然。为了解释社会技术整体 的变迁和发展,他们使用“操作子-网络”(actor-network)、“技术框架”(technological frame)和“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等术语代表技术因素与非技术因素的关联结构, 如信息通讯技术就是这样一种包括企业、政府机构、社会群体、消费者组织、标准化实体、监管人员、在线系统、软件等多种异质因素在内的操作子-网络。该理论 强调构成操作子网络的诸多异质要素的相互联系,并参照“转译”(translation)来说明这种相互联系。“转译”在于这样一种思想,即网络中的诸操作都会相互“注册”(enroll)(意指操作或者强迫)以使其各就其职。当一个操作子成功地组织其他操作子为其目的服务时,就可以说它对它们进行了 “转译”。这样,当采用操作子-网络理论考察社会技术整体时,技术就不再是经过先验的工艺、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建构的产物,而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无缝之网,并处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物理的永恒流动之中。[7]

综观技术社会互动论和技术社会整体论,可以看到,技术社会互动论虽然被批判为坚持技术与社会分立的二元论(dualism)方法,陷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两难境地,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对于社会和技术的互动机制是有深刻的分析的,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有独特贡献的;社会技术整体论的意义在于解构了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方法,因而不仅可以解释前现代技术无法脱离社会来加以说明的特殊历史情形,更能对后现代复杂的社会技术现象进行整体的理论解释。社会技术整体发展的解释不再包含任何技术或者社会的还原主义概念,而是坚持一种“普遍化的对称原则”,即人与非人要素可以置于同一概念框架下来加以分析。

从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技术社会互动论到社会技术整体论,体现了技术社会理论由片面到全面理解技术社会现象的辩证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是有利于我们理解教育技术与教育的关系的。

由于在现代教育中,教育技术远未发展到和教育融为一体的程度,而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教育技术正在逐步地进入教育领域,因此,应用技术社会整体理论是不合时宜的,尽管在未来,教育技术与教育有融为一体的趋势和实现。下面,本文借鉴技术社会互动理论来研究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机制。

二 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

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程度远远不及媒体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程度,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教育技术远不及媒体技术那样成熟。那么为什么教育技术不能在教育中做到普遍而深入呢? 因素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技术与教育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所致。在教育技术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的确需要与教育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然而什么妨碍了这种互动呢?教育实践者的隐性认识、显性目的、教育技术学界的狂躁、教育研究的迷失等。

这里的教育技术是专属于教育的技术,因为笔者要探讨的是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而不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在技术的范畴里,教育技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教育来说,教育技术是支持其发展的核心支柱。在杨开城的有关教育技术本质探讨的系列论文里(如《论教育的技术学本质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一种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和《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教育理论研究》等),教育技术是由作为一种技术系统的教学系统、课程系统以及它们的构建技术的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技术构成的技术体系。这是一个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自然形成的技术体系,其中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是核心技术,也是最稳定的存在。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本文即是基于此观点而展开的。

此外,尽管媒体技术一直在教育中运用,如黑板、粉笔、教科书从17世纪以来就占据了课堂教学这个场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教学的技术含量,但是媒体技术不是教育技术的主体,更谈不上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再则,媒体技术实际上各自隶属于自己的技术体系,如黑板、粉笔是从现场书写或者临摹发展而来的,如果探讨媒体技术与教育的互动作用,实则探讨技术与教育的互动作用。技术和教育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另外研究。

1 教育技术从萌芽态发展到原型态

历史地看,教育实践对于教育技术的需求是一贯的和延续的。最初是对教育教学方法和策略的需求,近代则是对媒体技术的需求,继而在当代产生新的对教育技术的需求,这些需求一直持续发展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需求促进了教育技术的萌芽、发展和进化,而由于这些需求的满足,教育也得以发展进化。

笔者认为,在漫长的古代教育时期,教育技术和教育的互动,使得教育活动变得更有效,而教育技术则一直处于萌芽态,并在萌芽态期间获得了多样化的进化。

对教学活动如何变得更有效的思考,其产物是各种教学方法的产生,这些教学方法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教育技术的萌芽之所。

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古代教育发展到近代教育,教育技术才从萌芽状态发展到原型态,这一历史可简要叙述如下:

《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它在教学方法中的讲授法、议论法、练习法、类比法等方面提出了“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比物丑类”的要求,孔子和苏格拉底则以“启发法”和“产婆术”而著称。

十七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就开始提倡直观教学。他认为教学要遵循“自然的顺序”,要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从已知到未知。教学的顺序应该是:感觉、记忆、理解、判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本图文并貌的教材的编者就是夸美纽斯。他也是使用多种教学媒体(文字、图片)教学的先驱人物。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把人的全部精神归结为观念,认为教学就是建造学生观念体系的过程。因此,把教学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清楚——提供给学生的教材尽可能明白、确切、详细。属于静态钻研。

联想——学生用旧经验来解释新事物,教师用谈话法帮助学生联想。属于动态钻研。

系统——新旧观念发生联系,寻找结论,学生心理上属于探究过程。属于静态理解。

方法——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新的事实、现象上去。属于动态理解,也就是教学中的练习阶段。

后来赫尔巴特的学生尉尔曼和莱因等对上面的四个阶段进行修改,提出“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

这五段教学法使五段形式化、固定化,在教学史上称为“教学形式阶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欧洲出现“现代教育”学派,主张教育活动应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的个性,让他们自动、自学、自由发展、自我表现,认为教育就是生活。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出现了许多教学方法,如蒙台梭利教学法、德可乐利教学法、设计教学法(最早由美国人杜威提倡“问题中心教学法”,后来由他的学生克伯屈发展成为“设计教学法”)、莫里逊单元教学法等。

二十世纪初现代教育派认为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不能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不便于培养“优才生”,于是主张按能力、成绩分班分组实行个别教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主张“结构课程”,提倡“解决问题法”,又称“发现法”。[8]

20世纪60年代,香农(Shannon)创立的信息论引入教育、教学领域,产生了视听传播学。视听传播学主要涉及学习过程的信息的设计和使用。传播学的产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物”引向从信源(教师或视听材料)到受者(学习者)的信息传播过程上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教学效果的好坏不只取决于教学媒体这一个要素,教学是一个涉及信源、内容、信道(媒体)和信宿(受者)的过程,教学效果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9]

在传播学向视听教学渗透的同时,系统理论也开始对教育、教学发生作用和影响。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媒体、教育方法、教育设施以及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组成的有机整体。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发挥,不仅需要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更取决于系统中各要素的最优配合和协调一致。因此,只有用系统的观点对教育的各个部分(包括媒体)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考虑,对教学过程进行系统设计,才是实现教育最优化的根本途径,于是逐渐由媒体应用转向了系统设计,由媒体技术进入系统技术阶段。[10]

自传播学、系统论、系统设计渗入到教育教学领域,一直到现在,教育技术的原型态才开始形成并进一步演化。到了这一阶段,人们才认识到教育教学系统是一种技术系统,继而用技术分析的方式来探索它们与其他系统(如文化)互动以致耦合的细节,文化传递与人的成长规律之间的矛盾才可能清晰地以信息流动的方式表现出来。更深入的分析见杨开城《从技术的本质看教育技术的本质》。

顺着历史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未来某一个阶段,教育技术的原型态会发展到完型态。到那时,具备了完型态教育技术的教育者就能从系统整体出发,理解各种教育教学问题,并基于这种理解灵活地选择媒体技术工具来解决问题,而不会陷入唯媒体论的泥淖,更不会对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所引发或者可能引发的技术报复效应视而不见或束手无策。

2 教育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时代对于效果、效率和效益的看法不是固定不变的,通常的情况是,某个时代所认可的一种教学方法的优点往往变成了后面时代提出的教学方法攻击的目标,是必须加以克服的缺点。事实上,效果、效率和效益是无法在每一方面都达到最大化的,通常的情况下,达到其中一方面的最大化是以牺牲其他两方面为代价的,而历史经验表明,效果效益效率适中的教学往往能够培育具有创造性人格的学生。因此到了近代,原型态教育技术的形成并被掌握,人们才认识到教学系统中每一个方法性要素多样性存在的必要,不再非此即彼地选择某种教学要素。又到了现代教育时期,由于对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价,才把焦点集中于教育教学是否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人格的学生上来。同时,教育技术从萌芽态发展到原型态并进一步进化的过程,也就促使了教育的进步——从仅仅传递文化知识提升未促进学生成长。

3 原型态的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水平与趋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但主要是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即使最初的教育实践就产生了教育技术的萌芽,即便到了近代,原型态的教育技术得以形成,教育技术仍然未能达到体系化的程度,完型态的教育技术似乎还遥不可及。但教育技术的发展方向就是它的体系化,教育技术一旦达到体系化的程度,它必须由教育技术效应件、教育技术系统和教育技术产品组成。当然,还是由于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教育技术的体系化不可能达到像技术体系化的高度。首先,反映在教育技术效应件上,教育技术效应件很难做到技术效应件的标准化,如教学设计技术的效应件学习者分析框架、教学目标分类框架、学习内容分析(比如层级分析、知识建模等)、教学方案的结构框架、目标与教学方案某些成分的映射等等,虽然已达到了原型水平,但若进一步的提升还是存在相当难度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要实现教育技术与教育的良好互动还是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的。

4 完型态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机制

基于目前这种现状,笔者只能原理性地运用技术社会互动理论,试对教育技术(完型态教育技术,下同)与教育的互动机制做一探索。

教育的历史已经表明,教育在技术环境下运作,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教育的技术环境是特定的,可能这种技术环境是稳定的,也可能这种技术环境在或快或慢地变化着。但是,无论是何种教育技术环境,也无论这种教育技术环境如何变化,对于这种环境里的教育者和学习者都是无差异的,可是教育的效果效率效益却各有差异,有时候甚至截然不同。对于这种差异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但当我追索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教的能力的差异,而教的能力的差异则是教育技术具备程度不同的体现。

有文章称[11],技术进入教育,会使教育由有序状态转变为无序状态,并在经受住实践考验之后重新转变为有序状态。但事实上,无序状态并一定会发生。技术环境的改变固然会让教育者已有的习惯受到冲击,让教育者感到不适应,但是一个掌握了教育技术的教育者并不会因此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相反,他会积极主动地接纳教育状态的改变,基于自己的教育技术灵活地选择媒体技术工具进行教学,而不至于受技术的支配与摆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过程中,教育的变化是具备了缓冲功能和解构功能以应对媒体技术进入教育时带来的冲击和教育进一步的发展,而教育技术的变化则是更为多样化的发展和进步。

教育技术能够并且已经开始去完成它诞生之初就承担的宿命般的任务——探究教育教学系统的技术学原理,并通过对教育教学系统技术学原理的探究来理解和构造教育。在教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媒体技术学研究和教育现象学研究并不是没有作用,媒体技术学研究和教育现象学研究至少还是提供了丰富的可选择的教学手段,但是可选择对象的丰富性并不等同于选择的正确性,以往的这种作用是没有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来统摄的,以至于在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常常“顾此失彼”,比如,考虑了现代教学媒体却忽视了传统媒体,考虑了心理学原理却忽视了社会学原理,等等。而有了教育技术,则大大不同,教育者选择的正确性会大大增强,相应的“教育生产力”(具体表现为教育教学系统设计的能力和开发能力)也会显著提升。而如果教育者的教育生产力得以提升,教育者也就能够避免沦为“教育工人”的待遇,不再盲目听从“教育专家”和领导的安排,而且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坡上实现自身教育实践和教育发展大势的辩证统一,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

同样,由于教育内在质量提升的迫切要求也会教育技术发生作用,促使其多样化的发展和进步。以往的教育学走向教育实践的重要武器是:模式、结构和策略等,但这些武器的特征是抽象概况,即将鲜活的教育实践抽象概况为各种教育教学模式和结构、教育教学策略、教育教学方法等,去除了教育实践中作为主导成分的目标和内容。因此,这些武器的应用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式和结构、教育教学策略、教育教学方法等与教育教学目标的直接联系。杜绝了直接联系,自然造成了间接联系,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必然造成对某一武器的偏重甚至崇拜,比如对教学模式的追捧。同时,间接的联系往往造成武器在教育局部的应用,即使有一定的教育教学效果,付出的也必定是高成本。而教育要想提升自身的内在质量,必须要做到教育学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直接联系的同时降低教育实践的成本,这就对教育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要求,教育技术不但要能构建教育教学系统,而且要低成本的构建。在这样的要求下,教育技术必须进行多样化的发展和进步,比如借鉴软件工程学的研究成功,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开发教育教学系统的组件,利用组件可重复性来构建教育教学系统,等等。

我们不能假定学生是完美的,更不能假定教师是完美的,更不是可以进行机械操作的机器,让这些不完美的一群人去追求某种完满的结果(教育目标),唯一可行的不是限定他们的行为模式、限定他们的行动方法、限定他们的技术工具,而是提升他们理性思考的水平,将知识“权力”下放给他们。学生获得了权力,自我发展才能从自发走向自觉;教师获得了权力,他们才能树立自己的教育理想。然而这些都取决于他们拥有权力之后,到底掌握着什么水平的技术,特别是知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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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20.转引自:段伟文.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8):30-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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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伟文.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8):30-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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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北大在线研讨班课件. [DB/OL].

[9][10] 教育技术学发展.[DB/OL].

[11] 颜士刚,李艺.论教育技术化是技术教育价值的实现和彰显[J].电化教育研究,2007,(12),9-12,28.

[12] 杨开城. 论教育的技术学本质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J].中国电化教育,2005.5.

Discussing on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ZHAO Guo-qingZHANG Fei-fei

(Department of Modern Media, Lanzhou City College,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ology/Society Interactionism, reviewing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after their interaction from their history, so we know what they have changed respectively and forecast what they will change with what way.

电力系统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驰名商标保护的价值目标,随其保护范围和保护标准的演进,历经了消费者中心主义和商标权人中心主义,但至善至美的价值目标应是商标私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精妙均衡与和谐。我国驰名商标保护过度关怀商标权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导致了世所罕见的认定异化—立法异化—司法异化的进路,认定方式异化为主动、批量、集中认定,认定效力异化为全域长期有效,认定标准异化为好声誉、高质量、大销量,保护范围异化为全类一统保护。要彻底实现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理性回归,必须深植其价值目标之“根”,培育其价值理念之“土”;重塑其事后终极救济性、被动、个案认定的即时有效性的运行机制;建立驰名商标反淡化制度;优化制度环境,规制认定自由裁量;规范企业对驰名商标的使用。

从1985年3月我国加入《巴黎公约》承担保护驰名商标的国际义务起,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已经将近30多年了。在此期间我国建立起了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这对于维护我国商标竞争秩序、保护商标信誉、抑制不正当竞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驰名商标保护也出现了诸种异化怪象,并与其制度价值取向和宗旨严重背离,后虽经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理性回归本位。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驰名商标保护的价值目标

(一)驰名商标的最初保护: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保护范围+混淆保护标准——价值目标的消费者中心主义

驰名商标诞生的直接原因是日益重要的商标国际保护需求。随着19世纪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一国商标如何快捷地在国外取得保护,越来越成为一个保证交易安全的现实问题。为了促进国际贸易中各国对工业产权的保护,11个主要贸易大国于1883年缔结了《巴黎公约》。《巴黎公约》最初对商标的规定主要是为在原属国已注册商标在巴黎联盟其他成员国注册时,提供注册上的“方便”,并无保护驰名商标的规定。但后来一些驰名的商标屡屡在非注册国遭遇合法“抢注”的悲剧,使消费者因此误购上当。于是,荷兰和保护工业产权联合国际局在1925年11月6日修订《巴黎公约》的海牙外交大会上,提出了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以解决其被抢注的建议,于是“驰名商标”保护条款被写入《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在一成员国已经“驰名”但并未在该成员国注册且属于有权享受公约利益的人所有的商标,主管当局应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易于与驰名商标产生混淆”(liable to create confusion)的商标。在1958年里斯本修订会议上,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被扩展至禁止使用[1]。从驰名商标问世的国际公约可以看出,驰名商标最初只是为了避免“抢注”而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范围内,“拒绝或撤销注册”和禁止使用“易于与驰名商标产生混淆”商标,保护的着眼点和主要目的是避免消费者对商品发生混淆。所以,“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的保护范围加“混淆”的保护标准预设了驰名商标保护价值目标的消费者中心主义。驰名商标这种“原创保护”的理论基础是当时的商标法主流理论——混淆理论(likelihood of confusion)。

(二)驰名商标的扩张保护:非类似商品保护范围+淡化保护标准——价值目标的商标权人中心主义

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限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禁止在此范围内与驰名商标发生混淆是基于保护公众消费权益,保障消费者能根据商标正确识别商品,避免因商标混淆而发生错选商品、遭遇欺诈,此时对商标权人的保护充其量只是保护消费者的一种折射效应(注:此处是一种比喻,指的是最初的驰名商标制度直接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避免与驰名商标混淆的对消费者的保护也间接保护了商标权人,犹如阳光直射于一面镜子,然后折射到他物上一样。),“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的保护范围加“混淆”保护标准设定了驰名商标保护价值目标的消费者中心主义。这种保护模式下,在非类似商品上搭驰名商标信誉“蹭车”的侵权行为无法禁止,因为这类商标淡化行为并不导致消费者对商品发生误认混淆。

但是,随着商标权人的强势崛起,强势的商标权人不再满足于商标法对其商标权低层次的“折射效应”保护,而开始寻求商标法以商标权为中心的高层次保护,于是,弱势的消费者群体逐渐淡出驰名商标保护的价值目标中心,代之而起的是影响越来越大的商标权人,驰名商标保护价值目标的“消费者中心主义”被“商标权人中心主义”取而代之的这一过程是从混淆扩张开始的。

最初的混淆仅限于消费者因商标对商品本身发生了直接混淆,即把此种商品当成了他种商品,而不管是否对商品生产者发生了错误认识,也许消费者对商品生产者根本不关心或毫不知悉,如消费者只关心买的是否正宗茅台酒而不关心生产者是谁。但市场竞争的激烈使得经营者更关心别人的商品是否会挤占自己市场份额,商品混淆随之引申扩展到对商品出处或来源的混淆,即消费者是否把甲家生产的商品当成了乙家生产的商品。混淆的进一步扩张是通过拓展类似商品的范围来实现的,即把消费者一般不会混淆的商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类似。例如在1924年的rolls-royce案件中,被告把原告用在汽车上的驰名商标rolls-royce用在自己的收音机电子管产品上。电子管和汽车本不属于类似商品,但法官在此案载判中拓展了类似商品的范围,认为:“电力系统是汽车和飞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了电力属于重要组成部分的两个行业中的知名品牌后,对于他人而言,很自然地会把标有电子管的收音机和这个知名品牌联系在一起,他会认为原告把高质量的产品延展到了新的、电子收音机领域”(注:wall v.rolls-royce,4f.(2d)333(c.c.a.3);1925.)。

拓展类似商品的空间毕竟有限,有些商品再怎么拓展也不会挨边类似。例如,1998年日本东京近郊一家小酒吧使用了知名服装品牌“夏奈尔”做招牌,稍具常识的人们绝不会低级地认为夏奈尔集团在东京近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开了一家迷你酒吧,但日本最高法院仍认为:夏奈尔集团可能日后多元化经营可能涉足酒吧业(注:british sugar plc v.james robertson&sons ltd([1996]r.p.c.281).)。更极端的一个案例是,“天津的‘太湖’果汁饮料十分畅销,于是引来天津市丽雅日用化工厂模仿其包装、装潢销售所谓水果精华果王洗发露,由于洗发露和桔子汁都是一样的颜色,甚至导致了误购误饮的情况”[2]。英国雅各布法官说得更直接:“在袜子和自行车上使用kodak商标完全可能造成混淆,这并不妨碍这些商品同胶卷或照相机不类似”。至此,混淆开始突破“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界限,转向了商品关联——“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从出处混淆扩展到关联混淆。1946年的美国商标法原本将混淆界定在商品出处混淆范围内,但1962年的修正案正式将混淆的“来源或出处”删除(注:1962年《兰汉姆商标法》第43条规定:“任何人在商业中,在任何商品或服务上或与之有关方面,或在商品容器上,使用任何文字、名称、标记或图案,或其组合——很可能引起混淆,或导致误认或欺骗,使人误以为其与他人有赞助、关联或联合关系,或者误以为其商品或服务或商业活动源于他人、由他人赞助或同意,都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使得任何可能造成混淆、误认或欺诈的行为均被禁止,由此,混淆从商品的直接混淆再次扩张到许可、联营、参股、赞助等关联混淆(注:公众虽然没有对商品或服务及其生产厂商发生混淆,一般也很清楚商品或服务不可能是由驰名商标厂家生产或提供的,但却误认其生产者与驰名商标厂家有许可、联营、参股、赞助等关联关系,笔者将此种混淆统称为关联混淆。)。关联混淆虽然不会致公众对商品发生误认上当,但却可能使公众产生联想,把驰名商标的良好信誉转移到混淆者的商品上。禁止关联混淆意味着商标法的保护中心从公众转向商标权人,因为关联混淆一般不会致公众误认上当,而只是使驰名商标的信誉被混淆者不当借用。

(三)驰名商标的价值目标:商标权人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和谐与均衡

从驰名商标诞生最初只是为避免“抢注”而给与“拒绝或撤销注册”的特殊保护,到各国将保护范围扩大到“非类似商品”的关联混淆,实际上是消费者弱势难敌厂商强势商业渗透立法的结果。这一过程意味着商标权的不断扩张和公众权益的漠视,也意味着普通厂商选择商标范围的缩小和公共领域的蚕食,不受约束的驰名商标的淡化保护甚至威胁到公众的言论自由和传媒的独立,所以,驰名商标保护体现的不只是“私权”关系,更衬托着“公益”关系,是一种公私权益均衡关系。驰名商标的高度驰名使得只有给予其扩大的特殊保护才能维护权利人的私利,但给予驰名商标权人以扩大的特殊保护,同时意味着挤压了权力相对人的私人权益空间,也意味着公共权益边界的缩小。所以,法律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既要考虑到驰名商标被侵犯应该获得的救济强度与范围,又要照顾到相对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横向私人利益关系和纵向公共利益关系的和谐与均衡。因此恰当地保护驰名商标,应该首先准确定位驰名商标制度的价值目标。

驰名商标制度的价值目标自始至终均应是二元的:既要保护驰名商标所有人的私人权益,也要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此二元价值目标应当均衡但又不是平等的。其中,私有商标权的保护是起始性、手段性和基础性“价值目标”,正如david nimmer所言:保护知识产权只是知识产权制度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的道路上的一个临时站台[3]。公共利益的维护才是驰名商标制度终极性、目的性和最高价值目标,社会福利最大化才是驰名商标制度的最终“目的地”。虽然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二元价值目标不是平起平坐的“双人座”,但二元的公私价值目标必须在制度架构上实现均衡,公私利益均衡才能保证公私价值目标的双双实现,而失衡则会导致公私价值目标的双双“落空”[4]。关于驰名商标保护的公共价值目标,国外商标立法格外注意。这里以美国商标法(lanham)为例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为了修改已经近40年没有大修的商标法,1987年11月修改商标法的草案提交给了第100届美国国会,这次修改法案的一个重大修订内容就是拟对驰名商标给以联邦一级的反淡化保护,但是由于国会议员担忧对驰名商标过度的反淡化保护会侵害公民的言论自由,结果尽管修正法案最终于1988年11月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但其中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条款全部被删除(注:“federal trademark dilution act of 1995”sec3 c)(4).)。虽然后来驰名商标反淡化法终于1996年获得通过,但前提是增加了限制、规范其适用的合理使用条款,避免了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注:增加的限制或规范条款为:“以下事项不能依本分款提讼:(a)其他人在商业广告中或者推销中用以识别注册人的竞争性产品或者服务的对注册人商标的合理使用;(b)对商标的非商业使用”。)。相反,我国在保护驰名商标上一味追求私权保护,较少关注公共利益维护,诸如认定标准混乱所致的保护扩大化问题等,其原因实质是驰名商标制度价值目标的迷失。

二、驰名商标的异化怪像

驰名商标异化是我国商标保护的一道怪像,其形成既有引进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先天不足”,也有实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后天缺陷”。为了全面了解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异化,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分析一下驰名商标异化的历程,然后再展开对驰名商标异化的多维度分析。

(一)驰名商标异化的演进过程:认定异化—立法异化—司法异化

1.异化萌芽阶段。1987年8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在商标异议案件中,认定美国必胜客国际有限公司的“pizza hut”商标为驰名商标[5],这是我国加入《巴黎公约》之后认定的第一件驰名商标,而事实上,美国必胜客国际有限公司在我国的第一家餐厅直到1990年才出现,所以在认定的1987年,“pizzahut”商标并不为我国国内相关公众广为知晓,一些人甚至有可能对这个商标闻所未闻,按照现行的“国内驰名”认定标准,我国首件驰名商标认定就不规范。1989年11月商标局再次认定中国“同仁堂”为驰名商标,但目的却是帮助“同仁堂”商标解决在日本遭到抢注的问题,认定理由依现行规定显然也不规范(注:“同仁堂”商标在我国“驰名”这一事实毋容置疑,所以认定该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不存在实体法律问题。但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启动认定同仁堂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因由只能是在中国境内商标维权需求,而当年真实认定“同仁堂”为驰名商标的因由却是为了撤销“同仁堂”商标在日本的不当注册。所以,从“pizzahut”和“同仁堂”当年被认定驰名商标可以看出,驰名商标制度在我国实施伊始就有异化之嫌。)。

1990年12月,由中国消费者报社、法制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家新闻单位主办发起了“首届中国驰名商标消费者评选活动”,共评出贵州茅台、凤凰、青岛、琴岛—利勃海尔、中华、北极星、永久、霞飞、五粮液和泸州十大“中国驰名商标”[6],虽然上述10件商标确属驰名商标无疑,但由无法定职权的民间机构“主动”、“批量”、“评选”驰名商标,和由官方背景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向以上10件驰名商标颁发《中国驰名商标证书》使其获得法律上认可的做法,背离了科学的驰名商标运行机制,加之我国多年以来素有政府对产品评优的传统,国人又尚不知悉“舶来品”的驰名商标究竟为何物,此种评选驰名商标的机制使得驰名商标自此异化为一种荣誉称号或一项政府奖项。萌芽阶段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也沦落成为一种变相的品牌评优制度,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与其价值目标追求开始渐行渐远。

2.立法异化阶段。1996年8月14日,为更好地保护驰名商标,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规范性文件。该规定虽然使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初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但也使我国驰名商标异化得以“制度化”[7]。尤为严重的是《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确立的行政认定制度,诸如“一次认定、三年有效”,“主动认定、行政评比”,“批量认定、集中公布”等,完全背离了科学的驰名商标运行机制,使得驰名商标制度全面异化,变为一种游离国际通行驰名商标制度之外的“变异物”。实际上,“驰名商标并不是商标法上的一种特殊商标,而是法律为所有商标提供的一种可能的特别保护”[8]。

3.司法异化阶段。2001年6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了“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2002年10月12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在行政认定驰名商标之外,开辟了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通道(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审查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可见,该解释虽然是针对域名纠纷案件的,但它实际上确立了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的权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这本是使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回归理性的天赐良机,无奈由于“制度夹生”和司法队伍发育不良,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制度从起始就陷入了毫无章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司法认定驰名商标成了法院和法官地方保护主义、关系保护主义的“工具”。至此形成了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异化格局,笔者试从认定方式的异化、认定标准的异化、特殊保护的异化以及社会对驰名商标的异化(注:本文所称的“驰名商标保护异化”不仅指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本身的异化,亦包括社会对驰名商标保护的看法、意识的异化以及政府对驰名商标管理政策的异化。)等四个方面系统论述驰名商标的异化。

(二)驰名商标认定方式的异化:主动、批量、集中认定

商标“驰名”是其在一定区域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事实状态,商标制度要否对这种事实状态进行“认定”,取决于其法律关系需要法律介入与否,而对需要与否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商标权人,如果需要法律认定其商标为驰名商标,商标权人固然就会积极主动地申请启动认定程序,所以驰名商标都是在商标权人申请后法定机构才会被动去认定。驰名商标是穷尽所有普通商标救济手段仍不能获得全面救济的“终极”救济方式,所以不应事先对所有符合驰名商标定义的、事实上已经驰名的商标一一普遍授予“驰名商标”,因此,国际上通行的驰名商标制度都实行“被动个案认定”方式。被动个案认定又称为事后个案认定,是指在商标权人为主张权利提出认定请求时,由法定认定机构对提出申请的个案商标是否驰名进行认定,进而以认定结果对被申请个案商标进行法律救济。

反观我国驰名商标的“主动批量评定”,不管商标权人是否请求和是否需要法律介入,一律主动进行“评定”、批量评定、集中公布。似乎驰名商标是认定机构“优选”出来的,而不是商标权人多年经营培育的结果,认定机构想造多少驰名商标就可以造出多少。其结果不仅浪费国家宝贵的行政或司法公共资源,而且也造成驰名商标的“滥认”、“滥评”(注:陶喜年先生在2009年2月12日的《时代周报》上以《浙江驰名商标泛滥策划侵权官司获司法认定》为题报道说:一个小小的金华市2009年拥有的驰名商标至少已达150个。金华下辖的永康市,2006年之前根本没有一件驰名商标,然而3年过后一下子拥有了驰名商标44件。下辖的义乌、东阳等地也莫不如此。有趣的是,其不少所谓的中国驰名商标,别说在中国驰名,就连金华本地人也闻所未闻。鞠靖以《律师、法官联手造假》为题在2009年12月的《南方周末》上甚至声称,由于人为造假驰名商标,全国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已超过5000个。),诱致地方政府政策激励“创造”驰名商标、企业重金“收买”驰名商标、行政机构商业滥评商标。一时间“著名商标”、“知名商标”、“驰名商标”满天飞。

(三)驰名商标认定效力的异化:全法域长期有效

商标“驰名”是一种事实状态,而不是法律裁决的后果。法定机关对“事实上已经驰名的商标”给予法律上的认定,只是对其“驰名”事后的一种法律效力的确认,使其能够以驰名商标的效力对抗与之发生冲突的商标,“获得一种特殊保护”[7]。商标“驰名”既然是一种事实状态,那就意味着驰名商标应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驰名的商标并不意味着它永远和在任何地区都是一个驰名商标,法定机关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也只是对当时该商标驰名事实的认可。认定驰名商标也只是针对个案急需,且是被迫的最后唯一法律选择,所以,驰名商标认定的效力自然是个案、即时有效,即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商标只在认定的个案中、认定的当时具有法律效力,理论上该驰名商标在认定其“驰名”的个案之外的任何他案中并不当然具有“驰名”的效力,也在认定“驰名”的当时之外的任何时间并不当然具有“驰名”的效力。

然而,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一次认定、三年有效”的规定,使得驰名商标异化为“一劳认定”就“三年永逸”的“铁饭碗”,企业在经营中更是将其“一朝”认定驰名的商标视为“终身有效”的金招牌而恒久进行广告宣传。

(四)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的异化:好声誉、高质量、大销量

1996年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没有对驰名的地域标准进行界定,且只保护注册商标,但却要求必须具有较高声誉,“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量及销售区域、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近三年来的主要经济指标(年产量、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等)及其在中国同行业中的排名居前”(注: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的规定。)。这些可以看出我国驰名商标认定过于强调好声誉、高质量、大销量、排名先等标准的要求,这些都使得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演化成为变相的“评选名牌”制度。

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本应正本清源,但其司法实践却也“异化”怪相迭出,主要表现有:1.驰名商标认定的门槛较低,造成认定数量的泛滥。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关于知识产权管辖的规定,各省市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具有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管辖权的三十多个基层法院都有权对是否属于驰名商标进行认定,再加上我国的各级地方法院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由此就出现了不少企业通过“虚假诉讼”或者对法院加以不正当的影响等所谓的特殊运作而获得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造成一时间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数量急剧增加,从而也就导致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可信度大大降低。2.认定标准规定模糊,自由裁量空间过大。虽然我国《商标法》第14条和有关司法解释对驰名商标认定的因素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法律没有“圈定”认定驰名商标的“灵魂要件”,因此导致各地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宽严掌握很不统一,自由裁量在驰名商标认定作用过大,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怪像。

(五)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异化:全类一统保护

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本意是保护基于“驰名”而建立起来的驰名商标的信誉和商誉,对于这种驰名而生的商誉之保护,既要“特殊”保护,又不能“超高”或“过度”保护,只有给予驰名商标与其驰名度大小相适应、严格遵循保护原则的特殊保护才是符合其价值目标的最优保护。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却出现了背离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本意,损害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驰名商标保护异化现象。

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对驰名商标给予跨类保护,即突破商标权的相对性理论,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扩展到非类似商品,但不同驰名商标的驰名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对驰名商标进行跨类保护的类别范围应与驰名商标的“驰名度”的大小相适应,与保护目的相一致。跨类保护是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根本特征,但跨类保护并不是全类保护,不区分驰名商标的知名度全类保护所有驰名商标,虽然对商标权人的权利给予了很好的保护,但是却侵占了他人合理使用商标的权利空间,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只实现了驰名商标私权保护的价值,而忽视了商标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使驰名商标保护的二元价值失衡。

(六)政府驰名商标政策的异化:政绩指标、经济刺激、政策推动

地方政府驰名商标的政策对驰名商标异化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少地方政府把当地驰名商标的数量列为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于是下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争相把争创驰名商标作为一项政绩重点落实,对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甚至通过发放高额奖金来鼓励企业争创驰名商标奖金,比如2010年四川省就对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25户企业“给予每户100万元的奖励”[9];河南省郑州市政府曾对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河南正龙食品有限公司予以高达60万元的奖励[10],这些政策助长了某些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行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还通过各种各样的“名牌”评选活动,将一些知名度低于“驰名商标”的商标认定为所谓的“著名商标”和“知名商标”,司法机关更将这些“著名商标”和“知名商标”作为认定驰名商标的前提条件,这无疑使驰名商标的异化愈演愈烈。

三、驰名商标异化的原因分析

我国驰名商标自始持续追求过度超高保护,丝毫不考虑公共价值目标,结果导致了驰名商标制度几乎成为商标制度中的“霸主”制度[11],这种驰名商标保护的严重异化现象在国外鲜有出现。驰名商标保护在我国严重异化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制度、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

(一)“well-known trademark”翻译的误导

“驰名商标”是由《巴黎公约》中的“well-known trademark”翻译而来。“well-known trademark”在我国曾有三种翻译,即驰名商标、周知商标以及熟知商标。其实后两种翻译也许更贴切,因为从英文语法上来讲,“well”是修饰“known”的,而不是修饰“trademark”的,所以“well-known trademark”是一个中性词,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是强调商标的知名度较高或广,但我国政府最终选择了“驰名商标”作为官方翻译,对此大众虽然普遍接受,然由于汉语“驰名商标”词组带有强烈的“好”的感彩,所以“驰名商标”这一翻译词并不能恰当地反映“well-known trademark”的本质含义[12]。所以驰名商标制度引进后诱致了国人对有高美誉度含义的“驰名商标”的疯狂追求,最终使驰名商标演化为一种“荣誉称号”,驰名商标的认定异化为一种“名优评比”活动。

(二)制度移植的设计缺陷

驰名商标制度是我国为履行《巴黎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而从国外移植的,但由于移植前没有深刻研究该制度的背景、功能、价值和运作机制等,匆忙就由国家主管商标的政府部门以行政手段予以实施,此后并以行政规章形式立制,导致制度移植的异化。驰名商标制度在国外本是一种对有一定知名度商标的实施事后个案救济制度,解决的是商标个案遭遇侵权却无法救济的问题,目的使其不因为自身“驰名”而致“四面楚歌”的侵权境地,避免出现“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受害结果。但我国引进后的制度却是对驰名商标实施“事前”认定、主动认定、全面认定,“一次认定、三年有效、批量认定、集中公布”等,严重背离了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价值目标的制度。制度移植的设计缺陷是驰名商标异化的核心成因。

(三)制度运行的错位

纵观国内外驰名商标立法,其最大差别之一就是对驰名商标是否进行定义。从1925年《巴黎公约》海牙文本确立保护驰名商标至今,“驰名商标制度”经过近9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当代各国普遍采用的现代商标制度之一,但人们从国外立法当中鲜能看到一个关于“驰名商标”的国际化标准定义[13]。非但最早创立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巴黎公约》没有给出驰名商标的定义,欧美国家也没有进行立法定义,即使国际上驰名商标保护的最新成果,即“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1999年9月通过的《关于保护驰名商标规定的联合建议》也未对“驰名商标”进行规范定义(注: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主持下,各国专家先后六次专门讨论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wipo商标、外观设计及地理名称常务委员会(sct)在1999年7日至12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讨论时,形成了一个关于驰名商标保护建议的最终文本,当年9月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通过了《关于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这是国际上保护驰名商标的最新成果。)。与国外立法一般不直接对驰名商标作出明确的定义相反,我国的立法,诸如《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毫无例外地对驰名商标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立法要不要对驰名商标事先作出明文定义,其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立法定义背后的驰名商标的运行机制。我国格外重视立法定义“驰名商标”,实际上是驰名商标制度错位运行之使然。国际条约和外国的商标法之所以不对驰名商标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不是立法机关极度忽视,更不是立法技术的缺憾,而是驰名商标制度的事后救济性、终极救济性、被迫、个案、即时性运行机制不适宜事先作出“是与不是”的定义,科学的驰名商标立法重点应该是驰名商标的具体认定标准或要素。

立法明文定义“驰名商标”的驰名商标运行机制是:先由立法明文规定什么是驰名商标,什么不是驰名商标,然后由国家主管机关对符合驰名商标定义的商标一律给予驰名商标称号,再之后由法定机构对有驰名商标名头的商标一律给予法律规定的特殊扩大保护。虽然近年来我国驰名商标已经理性回归到由商标管理机关和司法机关“双轨”“被动”、“个案”“认定”,不再像早先那样由国家行政机构“单轨”、“主动”、“批量”“评定”,但是“定义驰名商标——对照定义认定驰名商标——按照立法一统保护驰名商标”的运行机制架构,基本维持没变。这种运行机制在法治素质低下的法官队伍运作下,使得驰名商标制度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关系保护主义”的法律工具。

制度运行错位之下,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社、中国消费者报社三家民间机构联合评选“中国驰名商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经济上趋利的畸形追捧

商标是市场营销的“利器”,是一个不说话的售货员,驰名商标则是商家吸引顾客的“金字招牌”,是一个不出声的促销员和引诱者,消费者对其疯狂追捧,它创造了一种生活品质、一种生活时尚、一种消费风格和一种消费层次,乃至一种生活方式。“麦当劳”已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它甚至能消除外来投资者的陌生感,增进信任感。因为麦当劳为自己成功地塑造了亲切、友善、助人的形象,成为最前卫最稳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模式的代表。“万宝路”代表了美国西部拓荒的男子汉精神而可能使人产生购买冲动。

品牌对增加商品销量、提高市场占有率的价值或重要性,使得天性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开始狂热地追捧驰名商标,甚至“不惜使用违法手段”重金“打造”驰名商标[14],而忽视真正名牌商品内在的“高品质”、高科技、好服务等,以为获得了驰名商标这一“金字招牌”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高枕无忧了,所以“高价”获得驰名商标后,必然就想将“千辛万苦”才换来的“驰名商标”带来的利益最大化,无论何年获得的驰名商标,永久冠以驰名商标的称号;也无论那个规格型号的商品获得的驰名商标,一律将自身的商品罩上驰名商标的“外衣”,真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企业基于趋利畸形追捧“驰名商标”加重、加速了我国驰名商标的异化。

(五)政府管理政策的推波助澜

在消费者盲目追捧驰名商标、企业狂热打造驰名商标、驰名商标制度又有缺陷的严峻形势下,政府不但没有履行应有的理性职责,反而以不当的管理政策加入到驰名商标异化的“大军”中,这些对驰名商标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对驰名商标产生了误解,认为驰名商标的数量多少代表着本地经济的水平,代表了政府的政绩。于是为了争创政绩,发展经济,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包括高额奖金鼓励企业“争创驰名商标”,比如某省政府就曾经过《关于进一步加强争创中国驰名商标工作的意见》,而该省工商局又在此基础上《关于加快推进争创驰名商标工作的意见》,要求省内各级工商行政机关予以落实[15]。政府给予的鼓励政策再加上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的高额奖励使驰名商标认定带来的利益大大增加,这促使企业更加千方百计甚至违规地争取驰名商标的认定,这无形中对驰名商标的异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驰名商标异化治理的评价

(一)行政认定异化的治理措施及其评价

针对驰名商标认定“无法可依”导致的愈演愈烈的异化现象,1996年国家工商局颁布了我国第一个驰名商标方面的行政规章《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纠正了我国驰名商标以下异化:1.将民间评定驰名商标改为行政认定驰名商标;2.将消费者评定驰名商标改为官方认定驰名商标;3.将主动认定驰名商标改为被动认定驰名商标;4.将批量认定驰名商标改为个案认定驰名商标。但仍:1.实行驰名商标“一次认定,三年有效”;2.实行驰名商标“一案认定,全国有效”;3.单轨认定驰名商标,排斥司法认定驰名商标;4.认定条件苛刻,制度价值目标迷失。

针对《暂行规定》颁行后驰名商标认定的运行状况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3年再次颁行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下称《规定》)。该《规定》完善了驰名商标的定义和认定要素,规范了认定和维权程序等。但驰名商标如下异化仍存在:1.“一次认定,全年有效”;2.“一案认定,全国有效”;3.认定条件苛刻,制度价值目标迷失;4.司法认定的规章壁垒虽然解除,但司法认定“轨道”仍未开通。

(二)司法认定异化的治理措施及其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出现的驰名商标异化问题,相继了相关司法解释以求治理:

1.建立起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备案制度,以解决司法认定泛滥,促进全国各地法院统一裁量认定标准。

2.限定了认定的管辖法院。针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管辖的混乱、认定标准掌握不一、认定泛滥,甚至虚假诉讼认定驰名商标的异化现象,2009年了《关于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驰名商标认定管辖》)和《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驰名商标司法解释》),规定只有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直辖市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享有驰名商标认定的管辖权。

3.确立了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原则。鉴于实践中某些法院滥认驰名商标而不是确有必要才“被动认定”,《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了可以对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的三种诉讼,第3条明确规定了不予认定两种情况。

4.禁止驰名商标认定写入判决主文。《关于驰名商标保护的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商标驰名的认定,仅作为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不写入判决主文;以调解方式审结的,在调解书中对商标驰名的事实不予认定”。这样有利于澄清法院在驰名商标认定中发挥的作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法院在驰名商标认定中仅扮演解决争端的“调停人”角色,不具有任何“授予”驰名商标的色彩[15],以消除社会对法院的误解。

5.排除适用“自认规则”。自认规则是指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法院即认可采信的证据规则。为了防止驰名商标认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串通”造假,对对方当事人主张商标驰名的理由予以承认或不予争执,《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7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商标驰名的事实,不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自认规则。”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治理,成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驰名商标异化的司法因素,但是仍未彻底,表现在:

1.“按需认定原则”仍未回归驰名商标认定的终极、唯一救济性

驰名商标认定是穷尽所有普通商标救济手段仍不能获得救济的“终极”救济方式,也是有一定知名度商标最后唯一救济的手段,尚若不认定驰名商标也可以通过普通维权程序得到法律救济,那么就不能启动驰名商标认定程序。如我国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的侵权行为,注册商标权人完全可以依据我国《商标法》第52条第1项之规定,以“混淆侵权”获得法律救济(注:我国商标法第52条关于商标侵权的规定是建立在“混淆理论”基础上的,即以“发生混淆”作为侵权成立的要件,而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一般认为是建立在“发生联想”基础上的,即以“发生联想”作为颁发禁令的条件。)。所以形象地说,驰名商标犹如保护驰名商标的威慑性、防御性和终极性的“核武器”。

2.救济理念和制度安排尚待科学化

《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对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误导公众,导致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此规定是对商标法的误读误解,是司法立法。

商标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本质是划定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相同或类似商品+混淆”,商标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的本意是划定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非相同或类似商品+误导公众+注册人利益损害”。商标法对驰名商标保护的制度安排是:未注册驰名商标:禁止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混淆的商标”;注册商标,禁止在“非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误导公众并致商标权人利益受损的商标。

《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的“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与其同条第2款同属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

3.认定标准的精髓未掌握,滥认仍然存在

驰名商标认定的精髓是按照驰名商标的价值目标,遵循公正公平原则,救济名牌商标。但我国大多法官尚未把握这一点,认定标准上忽高忽低,既存在滥认误认的突出现象,也存在该认不认,救济缺位的现象。

五、驰名商标保护理性回归的构想

(一)深植制度价值目标,培育制度价值理念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目标、运行的法治和人文环境,价值目标的迷失和运作人理念的缺失是驰名商标制度异化的突出原因。避免境外驰名商标制度移植我国境内后的严重“水土不服”,并使之“开花结果”、“枝繁叶茂”,必须深植其价值目标之“根”,培育其价值理念之“土”。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理性回归。

(二)完善制度运作规范,重塑制度运作机制

在一个制定法国家,制度运行异化改善的前提是先完善制度本身,驰名商标制度不完善,异化的制度运作就不会改变。驰名商标制度完善的重点是:

1.恢复其事后终极救济性、被迫认定、个案即时有效性,抛弃“定义驰名商标——对照定义认定驰名商标——按照立法一统保护驰名商标”的运行机制。

2.重塑驰名商标运作机制:商标权益面临危害救济不能——当事人请求“认定救济”——被迫启动认定程序——以驰名商标“特权”进行扩大保护。

3.建立驰名商标反淡化制度。驰名商标制度的核心是驰名商标可以跨越商标法为普通商标设定的维权“堤坝”——相同和类似商品,不以商品或服务混淆为条件,可以在“非类似商品”范围内,而仅以商标识别力减弱或冲淡为诉由,维护其商标权益。我国商标法第13条为未注册驰名商标划定的保护范围——“相同或类似商品+混淆”,和为注册驰名商标划定的保护范围——“非相同或类似商品+误导公众+注册人利益损害”,不仅均是公平合理的,且不违反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相反是契合注册取得商标权制度的一个立法创造。但是其对注册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规定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反淡化制度。因为“误导公众并致商标权人利益受损”的行为仍可在传统的混淆侵权规范中获得救济,驰名商标真正应该享有的“特权”不仅是可以跨越普通商标的相同和类似商品“堤坝”,进入“非类似商品”范围内维权,更重要的是其可以不以“广义混淆”为条件,而可以直接以商标识别力被冲淡为由进行救济。《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9条对商标法第13条的解释不仅没有方便法律适用,相反却是对商标法第13条的曲解歪释,同样也没建立起反淡化制度。所以,我认为我国至今没有反淡化立法,有的只是“混淆侵权”的扩张解释。

我不赞成改变商标法区分注册与未注册驰名商标给予不同保护待遇的做法,让未注册和注册驰名商标享受同等的保护。因为这不符合我国商标制度的主体制度——注册在先原则,如此未注册和注册驰名商标等同化,会使“注册在先原则”名存实亡。

4.缩短驰名商标行政审查期限。在行政认定中,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审查商标的具体时限。但是一般而言,对于有异议的驰名商标案件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而那些驰名商标争议案件则长达4年或者5年以上。可是,对于驰名商标而言,请求认定之时正是需要法律给予特殊保护之时,也正是其商标具有“驰名”状态之时。如果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时间过长,一是难以满足当事人要求保护的急迫需要,二是商标的“驰名“状态是动态变化的,时间过长,商标也可能由驰名变为不驰名。这就可能损害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不利于驰名商标的保护。

(三)优化制度环境,规制认定自由裁量

驰名商标认定说到底是针对商标驰名个案进行终极救济的“裁量”,无论行政认定拟或司法认定,都不可能事先划定一个适用形形所有个案的标准要件,而只能交由法定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以驰名商标的价值目标和理念,针对个案酌情裁量。裁量的“自由”除了由驰名商标制度约束外,更多地由裁量者心中的驰名商标的价值目标和理念规范。“经”再好,“歪和尚”也会“念歪”,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法治的关键不在制度而在人。因此,驰名商标制度的良性运行,需要培育法治精神和塑造驰名商标理念,优化驰名商标制度的法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的驰名商标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制度绩效。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实现驰名商标制度理性回归的关键是完善《商标法》和《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以及《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等规定的驰名商标认定条件,或适当地“提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13]或者细化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提高其可操作性。实际上,这个放置“四海”皆“真理”的细化标准根本不存在,所以这种观点是驰名商标制度理性回归的方向性错误。

(四)改进政府的驰名商标管理政策

地方政府应当重奖自主创新,即使奖励名优产品也应针对产品,而不是产品外在的商标,驰名商标只是一个潜在的救济工具。政府重奖政策刺激“打造”驰名商标的导向,对驰名商标的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当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立即纠正对驰名商标予以重奖等有不正当参与市场竞争之嫌的行为。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国务院应当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对驰名商标予以重奖。

2.地方人大或政府逐步取消著名商标、知名商标等为驰名商标“造势”的地方名牌评选活动。

3.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培育地方政府科学的政绩观,地方政府在品牌建设上应“正确的指导与扶持”,引导企业把主要精力转向提高商品质量和科技创新中,为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五)规范企业对驰名商标的使用

规制企业不当利用驰名商标应采取以下措施:1.依法利用驰名商标制度救济自己的“名牌”;2.惩治驰名商标造假行为;3.根据个案即时有效的原则,立法禁止驰名商标的广告宣传,为逐步消除社会对驰名商标误解创造条件。

注释:

[1][奥地利]博登浩森.汤宗舜,段瑞林译.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9.

[2]黄晖.商标权利范围的比较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27.

[3]david nimmer,the end of copyright,48vanderbilt law review 1385,1416(1995).

[4]温芽清,南振兴.知识产权法的二元价值目标及其均衡——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5).

[5]何鹏.驰名商标“异化”之治理[j].中华商标,2008,(12):48、49.

[6]吴汉东,刘剑文.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7.

[7]吴汉东,胡开忠,董炳和,张令.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12、615-616、613.

[8]李明德.中日驰名商标保护比较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07,(5):94、80.

[9]康建辉,张勇军,孔超.驰名商标异化及其规制措施[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3(4):79.

[10]郑州市政府办公厅.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河南正龙食品有限公司进行表彰奖励的决定[eb/ol].[2007-08-30]http://www.zhengzhou.gov.cn/html/1210755177030/080213153239.html.

[11]牟鹏.驰名商标“异化”成因探析[j].中国商界,2008,(8):161.

[12]窦蔚.驰名商标的异化及治理[j].法制与经济,2009,(3):85、86.

[13]刘宁.知识产权若干理论热点问题探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129、130.

[14]贾小龙.驰名商标的异化及治理[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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