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期中总结范文

时间:2023-03-19 08:16:02

大三期中总结

大三期中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动画;教学模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220-02

一、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门类划分与归类

在整个动画专业课程设置中,动画专业基础课程模块设置相对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动画专业中的核心课程,只要在专业基础课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在下面的专业实践课中,创作出满意的优秀的动画作品。

一部动画影片从开始创作到最终完成,是需要经过编剧、剧本创作、分镜头设计、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动作设计、二维或三维电脑制作、影视后期合成剪辑、配音、配乐等系列工作,共同合作设计完成。而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动画专业基础课程,又是在大学一、二年学习完成的重点基础课程,所以对今后动画影片专业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前期铺垫基石。归纳总结出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便于更加有针对性的对其核心课程进行细致修改、探讨,研究,制定出相关的教学内容和体系改革,并赋予实践应用。

在此基础上,针对动画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选修基础课程中,进行有机的划分、筛选、比对,根据动画系教师们的多年教学经验,通过每周教学研讨会讨论并拟定出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分别为:剧本创作、分镜头脚本设计、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动作设计、动作运动规律这六门课程。这六门课程在动画专业基础课中是非常重要的课程模块,它们主要涵盖今后动画专业课与实践课中动画创作的核心设计部分,如果能够将这六门专业基础核心课有效链接与设计实践,学生能够善学善用,打下坚实基础,会对动画专业复合性人才培养提高更进一步。

二、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教学模块研究

剧本创作、分镜头脚本设计、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动作设计、动作运动规律这六门课程作为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在各大高等院校动画专业中一般都是以模块教学方式,进行集中授课。这样授课的好处是能够系统的讲授课程中具备要素等理论知识,同时教师能够按照学生的兴趣点组织教学模块形式,利用学生的共同兴趣点,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学生进行协商探讨等多教学形式。在这样的模块教学下,教师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学生在大学第二、等三期学习了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后,到了第五、六学期开始动画短片创作时,很多理论知识忘记,被丢弃,核心课程内容衔接也不够好,更有同学根本就不会编写动画剧本,这对后期的动画创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教师们在的学时分配上,进行了比对,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改革实践,例如,《剧本创作》理论授课是36学时,习题12学时,同比较感觉理论授课学时过多,建议进行划分出部分学时,放置到大学第五学期时再开设2周的《剧本创作》的课程,大学第二学期开设3周的《剧本创作》课程,这样改革主要目的,就可以针对学生由学习时间过长导致剧本创作时出现的不必要错误,同时可以在第五学期时就动画短片创作或校企业合作项目时,进行动画剧本的全新创作,用于后期动画的实践检验中,达到有效的链接作用。

在其他几门基础核心课程中,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如增加授课周期、长度、课程与课程之间的互动交叉;也可以增加实验教学环节、上机环节,以小组或工作团队的形式,利用学校、工作室设备尝试课程与课程衔接性设计创作,从大量的练习和训练中熟能生巧,运用到今后的动画短片创作中去。

三、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体系改革的方法与方式研究

(一)结合实际,转变传统教学观念,制定适合动画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

动画专业是一个复合型艺术,包含着艺术和技术的高度融合,动画专业的领域也渗透到教育、工业、农业、军事等众多领域,如果教学理念的模糊势必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和技能上的混乱,不能很好的顺应动画未来的发展。结合动画专业发展实际,大胆细致的制定新的动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例如,我院动画专业从02年办学之初,人才培养计划制定已经修改过好几稿,目前一直使用的是09版动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学时分配以及教学观念还是原来现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动画专业,出现了很多的弊病和缺失。例如学时分配比例不够、实验学时缺少、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安排不够准确等问题。目前动画系全体教师,已经多次组织教学研讨会,针对09版动画人才培养计划开始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的学时配比、上课周期、实践上机环节等。通过系统的全面的制定教学理念,修改后13版动画人才培养计划,并实践用于动画专业,培养出学生具有动画设计实践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二)打破传统教学体系束缚,构建全新的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教学体系

传统的艺术类教学模式主要是模块教学方式,它具有强调每门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完成性,针对动画专业部分课程是适合的。但是就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的授课方式显示是不适合的,出现了很多如课程分配学时太短、课程与课程之间断裂、学生创作实践缺少等问题。打破传统教学体系束缚,构建全新的动画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教学体系,是动画专业基本核心课程改革的方法之一。

大三期中总结范文第2篇

表梦想成为主持人

尉迟琳嘉出生在石家庄市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石家庄普通的公务员,日子过得简单、朴素而幸福。小时候的尉迟顽皮好动,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却常常因为砸个玻璃,玩个弹弓,拿只死耗子吓唬女同学,这类事儿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由于调皮,尉迟没少挨父亲的揍。

尽管这样,为了让父母高兴,他常在家里逗父母开心。父母也采用了很开明的教育方式,允许他在平常的时候称呼爸爸为大哥,妈妈为大嫂。尉迟就是在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母对尉迟的期望很大,因此对他的要求比较严格,管束比较严厉,时间一长,尉迟跟父母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直到他上了大学,甚至到参加后来的《挑战主持人》比赛,父母对他的要求也没有放松。

中学毕业后,尉迟考进河北大学计算机专业。相对高中,大学里的空闲时间比较多,学生们的才能和个性更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尉迟也参加了很多社团和各种各样的比赛,他文艺表演方面的才华开始显露出来。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一个“日子剧团”,在河北大学和其它驻河北高校的舞台上,都有尉迟“日子剧团”自编自演的幽默表演,而且场场爆满,其风采可谓迷倒满堂观众,醉倒万千师生。

大学期间,最令尉迟得意的莫过于他自编自导并参与演出的《大学自习室》河大版MV,在这个MV里,尉迟充分发挥了搞笑的无厘头功夫,看过这个作品的人不过就是一笑了之, 然而,爱动脑筋的尉迟却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作品。不负众望,这个视频一出现在网上就立刻受到了网民的追捧,点击率超过两千万。

超过两千万的点击率,让尉迟更加着迷于视听艺术。而最初能够帮他把想法变成现实的,却是一向对他苛刻严厉的父母。起初他和父母商量的时候是想买个数码相机,后来母亲却给他提供了一台DV摄像机。虽然父母欣赏不了儿子的作品,但是,这台DV摄像机激起了尉迟对电视艺术更大的兴趣。

渐渐地,尉迟心里升腾起一种想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渴望,并开创属于自己无厘头式的主持风格。虽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这样的梦想也未尝不能实现,为了圆自己的主持人之梦,尉迟一直在等待机会,他坚信,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守擂十期,谁与争锋

为了实现梦想,尉迟开始留意电视台的各种栏目。大三时,他报名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开心辞典》和《幸运52》栏目。这两个节目采用的都是在网上报名答题的方式,但他当时在网上答题的积分很低,只有20多分,很难有获得比赛的资格。于是他又参加了《非常6+1》栏目的报名,但一直没有等到回音。尉迟开始感到失望和沮丧,也许他的主持人之梦就此夭折了。直到2004年3月20日,《挑战主持人》栏目的编导通知尉迟参加初试,当时尉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暗暗为自己打气,鼓励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央视的舞台上好好“秀”一把。

2004年6月1日,尉迟第一次登上了《挑战主持人》的舞台,尽管与他同台的三个对手势力都很强,但是尉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怯懦和紧张,相反表现得游刃有余,幽默诙谐。在开场白中,他拿自己的名字开涮:“很明显我是个男的,但我的名字就不像我的性别这么简单了,我的名字很复杂,四个字,说起来很绕口:尉迟琳嘉。大家平时都叫我:浴池或者澡堂子。我的梦想就是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数码化的澡堂子,名字就叫做琳嘉---浴池。”寥寥几句逗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著名主持人张绍刚和叮当也欣赏这个幽默的小伙子。

第一环节,尉迟顺利晋级,在第二环节淘汰赛中,张绍刚突然问他:“你是不是多少有一些面对镜头的经验?”尉迟“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学计算机的,我有面对显示器的经验。”尉迟的幽默和睿智再次征服了全场的观众,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无可挑剔,第一次亮相《挑战主持人》,尉迟就以成功收场。以后的几期中,他时而学单田芳说评书,时而模仿张学友唱歌,艺术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路过关斩将,并在当年成为最佳娱乐主持挑战者。

2005年,《挑战主持人》全新改版实行擂主制,这让2004年黄袍加身的尉迟压力很大,因为他“肩负着2004年参赛选手的尊严”。既要应对选手们的挑战,又要观众们认可自己,尉迟感到了压力,前三期表现得差强人意,但摇摇晃晃总算一路走了过来。

2月10日,尉迟第四次守擂即将结束时,主持人马东对他说:“尉迟,这是你第四次守擂,第六次站在挑战主持人的擂台上,如果让你对父母讲几句话,你会怎么说?”此时的尉迟仍不忘搞笑:“我会说,妈,您真的该减肥了!”马东:“你不是个好孩子,我不信你当着妈的面敢把这句话重新跟她说。”尉迟:“我敢呀,我妈是我嫂子,我爸是我哥,我从来都这么叫。”

话音刚落,马东说,你回头看看。原来节目组做了一次精心策划,他们悄悄地把尉迟的父母请到了节目现场,而此时正全身心投入比赛的尉迟却毫不知情。

父母和他三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尉迟强咬着自己的腮帮子不让自己落泪。连任四期擂主,尉迟早已身心疲惫,难以支撑,父母的出现,给尉迟带来了无穷的勇气和信心。站在央视舞台上的那一刻,父母才真正理解了儿子,两代人的心第一次如此贴近。

因为有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有了观众的喝彩与掌声,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尉迟无厘头式的搞笑本领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并在擂主的宝座上连坐十庄,将前来请战的各路主持高手和新秀挑翻马下,令所有观众和评委刮目相看。此时的尉迟已经名声大振,马东曾在现场说,现在很多电视台都想和尉迟取得联系,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但是,尉迟一天不被打下台,他就永远是挑战主持人的擂主。

在众多前来挑战的参赛选手中,谁最终能够打败尉迟成为《挑战主持人》节目的一大悬念。对已经站在擂主位置上很久的尉迟来说,挑战主持人的赛场已成为他自己的舞台。场上的气氛和观众的情绪,都在尉迟的举手投足间被调动,他就是舞台上的“王者”。

风雨过后,飞进“凤凰”

2005年第十二期,是尉迟第十次守擂。也许是真的累了,也许是怕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在30秒总结时,尉迟深情地说:“此时此刻,我希望大家把票投给我的对手,因为我太累了,真的该歇歇了,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关爱,在你们的掌声中,欢呼声中,责骂声中,圆了我一个做主持人的梦。在这里,请允许我给大家深深鞠上一躬!”说完这席话,这个在大学里曾经发誓再也不当着众人面哭的男孩子禁不住泪流满面。

虽然挑战失败了,但是比赛最后,主持人马东这样评价尉迟:“他从一个大三的学计算机的学生到站在这个舞台上,逐渐被观众认可,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挑战,尽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这对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太不容易了,在挑战主持人的历史上,尉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挑战主持人》将不再用黄底红字的旗子作为擂主旗,并将这面旗子摘下给尉迟作为永久的纪念。”

带着深深的眷恋与感激,尉迟流着泪走下了舞台。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尉迟仍然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的目光。这位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偶像级人物的年轻人,前途似乎一片光明。然而,一夜成名之后,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他还能不负众望,再创辉煌吗?他又将怎样登上自己的下一个人生舞台呢?

从挑战的舞台上下来之后,尉迟带来的热度一时间难以消失,各大平面媒体以及很多电视台都对他做了跟踪报道,并一度成为百度论坛里点击率上升最快的前50位,并且他的“盆迷”们自发组建了“欲与尉迟”的论坛,公布尉迟的最新消息。

之后,很多电视台都纷纷向他发出邀请,许多待遇丰厚的机会蜂拥而至。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拥有多重选择的尉迟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他谢绝了许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决心在央视打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2005年7月,大学毕业的尉迟正式加盟央视,在央视2套健康之路周末版的《健康星》做主持人。他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决心大干一番。当他如愿以偿成为一个主持人的时候,他所遭遇到的情形让他始料未及。

在健康之路栏目工作了两个月后,尉迟并没有在观众中造成一定的影响。他表现平平,默默无闻。对擅长幽默搞笑,滑稽风趣的尉迟来说,科普类节目的确不适合他。他不得不离开健康之路栏目,来到了三套《综艺快报》。然而,新的工作机会并没有给他带来新转机。在这个栏目里,他只是一个出镜时间很短的外景主持,这样的栏目离他心目中的主持人定位似乎更加遥远。这个时候,他接受了中国教育三台的《青春嘉年华》栏目的邀请,成为这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而这个时候,网上开始出现了关于尉迟的负面言论,有人怀疑,有人指责,但更多的是,网友们对他的热情和鼓励给了他很大的压力,那段时间是尉迟最为郁闷的时刻。最终他摆正了心态,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尉迟,你该复活了,因为你还要站在万人敬仰的舞台上,让你对胜利不再感到陌生。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就在他茫然无措,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香港凤凰卫视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正处在心情动荡阶段的尉迟丝毫没有犹豫,就“飞”进了凤凰卫视。2006年,尉迟加盟凤凰卫视做一档《纵横中国》节目的主持人,在这档涉及人文地理的真人秀节目中,尉迟搞笑、搞怪的风格开始逐渐显现。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素以轻松、活泼风格著称,并且大多主持脱口秀节目,为此,节目组又给尉迟量身打造了一套新的节目《娱乐新闻报导》。如今,尉迟每晚23:30都会准时出现在这套节目中,他机智幽默、令人喷饭的无厘头主持风格终于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得到观众的认可。让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用梦想撬动现实的年轻人,在主持人的舞台上一路高飞翱翔!

责编/山溪

大三期中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网络治理;构建;健康网络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45-03

这是一个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新传播技术带给人类深刻的影响。网络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互动性、自主性、低成本的虚拟平台,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信息呈高速、大规模流动,带给人们极大的方便,对人类各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4年是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的第20年,从社会、国家层面到高校网络治理与构建健康网络文化都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特别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它们形成的网络舆论相当迅速、广泛,影响巨大,应当引起高校重视。加强高校网络建设、治理和管理,营造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高校网络舆论导向的正能量,唱响高校网络好声音,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高校网络运用现状

时下,“互联网思维”“微时代”成为社会热词。新的媒介格局和传播形态,使得高校网络纷纷谋求创新之路,探索融合之道。高校网络阵地从传统的新闻网站、专题网站、论坛、BBS、贴吧、QQ等,拓展到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受众需求,形成互动融合的新局面。2010年,微博火了!这一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同年11月25日,暨南大学开通官方微博,首吃“螃蟹”成为广东第一所开通官方微博的高校,目前有粉丝126155万,微博6314条。微信,与微博同为自媒体下产物,属于社会化媒体,发展速度也非常惊人,影响力之强大。2014年4月6日开通的厦门大学官方微信,现有粉丝三万多人,发展迅速。同年10月9日,南方周末第三期中国高校微信排行榜,厦大官方微信以总阅读数92441,影响力值5706的成绩摘得周排行榜桂冠,成为本期排行榜中成长力最高的学校。

迄今为止,全国已有317所高校以学校名义开通微博并进行了官方认证[1]。据统计,全国有1400多所高校开通官方微信。“两微”在高校网络宣传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越来越受到广泛使用和关注,得到师生喜爱。众多高校在“耕耘”好传统媒体时,也都充分利用新媒体,形成“共舞”的大格局,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二、高校网络存在问题

(一)虚假信息泛滥,制度有待健全

网络是一种虚拟平台,普及得相当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给人们全新的生活体验。据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达5.27亿。互联网在我国得到蓬勃发展,对网民的生活形成全方位渗透。报告显示,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1%,互联网普及率在该群体中已经处于高位。高校网络的匿名性,造就了网民可以大胆发言,网民数量如此庞大,素质却是参差不齐,容易受情绪控制,不能理性发言,传播谣言、散布谣言,甚至直接制造谣言,造成虚假信息泛滥,引发校园不和谐,对校园安全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

高校网络信息涵盖范围广,每天信息量在大规模更新流动,难于做到全面实时监控。各高校在网络管理上相应制定信息审批制度,管理条例等,使得网络监管相对规范有序,但整体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及要求,规章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网络应急预案不足等现象在一些高校普遍存在,有的相对严重,使网络出现的问题更多,更有甚者网络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难于应对或不能恰当应对突发网络事件。

(二)围观气氛浓厚,信息碎片化

超过八成网友认为“看客心态”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其中认为这一心态“很普遍”“较普遍”的网友分别占63.7%和25.5%,仅有0.3%的网友认为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存在[2]。在高校网络中,围观气氛也甚为浓厚,缺乏思想性,原创性不强,习惯于发表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或感想,对学校官方的网络平台关注度不高。笔者随机打开广东一所211大学新闻网,其一篇头条《梦想未来“任我赢”》,被置顶处理,发表于2014年12月16日,近四个月的浏览量仅有595次,评论为0。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媒体快速发展,围观气氛很强的现象更加严重,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另一方面,信息碎片化也充斥于高校网络之中。所谓信息碎片化是指人们通过网络传媒了解阅读非常多的信息,却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让自己了解的东西成为过眼云烟。娱乐化时代,高校师生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打发消遣,利用手机或者移动客户端上网的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已经突破传统时空的限制,相发便发,想转即转,想评就评,很多是即时性的,未经过大脑深思熟虑的信息。“娱乐至死”甚至成为一些人的标配。如此导致诸多信息成为网络“垃圾”,不仅对师生需求没有帮助,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三)创新性不强,管理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创新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和助推器。然而高校网络管理、网络文化建设方面的创新却有待提高。高校网络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传播载体较为传统,传播内容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师生的需求,未能形成吸引力、关注度。打开各高校校园网主页或新闻网,不少栏目相似,缺乏新颖,有些更是更新不及时,内容陈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栏目。

同样,高校网络管理队伍素质也是参差不齐,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有待加强;有的高校网络管理人员少,队伍不稳定,承担的工作任务却相当繁重,甚至这还不是“主业”,而仅仅是“副业”,兼职干,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应付基本的工作,更谈不上创新。

三、高校网络治理对策

(一)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把关人”作用

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加强高校网络治理的重要途径。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校网络制度建设,对高校网站分类管理和层级管理,建立完善强化辟谣机制,及时清理网络垃圾,净化网络环境。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认为,传播组织决定着什么样的新闻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3]。高校网络治理中要充分发挥“把关人”作用,使之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当好“守门员”。同时,要区别对待高校发生的网络舆情,注重分类治理,合理引导,疏堵结合,以疏为主。

(二)加强议程设置,打通“官民”舆论场

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空间,议题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不断吸引着众多网民的“眼球”,触动着网民的“神经”。高校网络治理要加强网上议程设置,唱响网上主流声音,引领舆论风向标。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

2012年12月18日23:03分,@中大热点:长微博致中大学子“请中山大学推迟开学”,期间为广大务工人员返回高峰,导致返校火车票难买,请求学校推迟开学。该微博在网上爆出,12小时内即被转发五千余次,评论六百多次,迅速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场,对学校形成舆论“倒逼”态势。此时,中大三校区学生会发起微博投票调查民意,跟进事件的进展动态。@朱孔军(中大党委副书记,实名认证微博)在“中大热点”长微博前一个小时便转发了@中大时区 向学校发问推迟开学的微博,并向@胡不归之 询问具体情况。校方一直密切关注学生的微博动态平台,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解决。到12月21日下午,@中山大学寒假变更通知,一小时之内该微博被转发三千余次,热评三百多次。致使,整个事件从微博上发端到最终解决前后不到3天,65个小时。

“这种学生和校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反应出新媒体时代社会管理的正能量。”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如是说。因此,高校网络治理要加强议程设置,主流媒体和官方要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打通“官民”两个舆论场,关注和引导网民的公众情绪,使之得到充分互动,消除彼此的疑虑,方能化解网络舆论可能造成的潜在危机。

(三)提高师生媒介素养,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网络上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与此同时,娱乐化、情绪化的喧嚣在网上此起伏笔。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高校网络治理要注重提高师生的媒介素养,使之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可以独立思考,理性行动。1992年美国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定义的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高校师生在网络中要加强新闻专业主义修养,提升信息识别能力,加强自律自省,客观公正地发言,有效利用网络媒介促进自身的成长。

高校网络治理同时要注重培养和发挥“意见领袖”的引领作用,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引导舆论的走向。所谓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2013年中山大学寒假推迟事件中,三个校区的学生会微博积极引领了舆论导向,充分发挥了公信力、意见领袖的作用,角色转换得巧妙,设置新议题,做好调研工作,为中大校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四、高校健康网络文化构建路径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健康网络文化建设

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它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要求。党的十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次作出论述,提出确切的要求。高校健康网络文化的建设,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指导,要像空气一样弥漫其中。要适应互联网快速的发展形势,主动和善于利用新媒体,抢占网上传播的阵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等方面,做好重大信息网上,积极回应师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导向,传递正能量。

(二)打造高校网络文化特色品牌凸显健康网络文化建设

特色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最显著的特点和表现,具有独特性质。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特色品牌是赢得胜利的有力法宝。高校健康网络文化的构建同样应该致力打造自身的特色品牌,以此吸引师生的眼球,赢得社会的认同。高校健康网络文化建设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突出育人功能,凸显思想引领,立足服务定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推动网络特色品牌传播。厦大官方微信主打“厦大身边人”“别young学院”“故事忆厦吧”等品牌特色栏目,语言诙谐生动,形式新颖活泼,内容寓意丰富,引发许多厦大人集体共鸣,获得众多网友点赞转发。此外,还要适应形势发展,创作出适合新媒体传播、格调健康高尚、师生喜闻乐见的精品网络文化作品,从而掌舵好高校网络健康文化发展方向。

(三)加强高校师生网络道德教育净化网络环境

在人人都是麦克风时代,网络作为一个虚拟平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正是因为这种隐匿性质,导致了网民在自我表达时很少顾及社会规范、道德约束[4]。高校师生作为网民的一大主力,人数众多,鱼龙混杂,各种声音在这里自由表达。高校健康网络文化构建需要加强师生的网络道德教育,要坚持底线原则,加强自律意识和能力培养,提升自身网络素养,恪守网络道德,从而净化网络环境,构建网络诚信。诸如,在新生入学教育、平时的课堂教育、第二课堂等环节加强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文明上网、健康上网、冷静思考、理性发言等意识和能力;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以其健康的网络道德教育和影响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有这样“无论身穿什么‘马甲’,不管发表什么‘见解’,或者转播什么‘内容’,要做到有理性、有思想,不可‘起哄’,更不可‘走邪’[5]。

(四)形成校内外合力营造高校健康网络大环境

网络文化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划时代产物,是一种以先进技术为驱动力的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6]这充分说明影响高校健康网络文化的重要性,事关高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新形势下,互联网发展迅猛,新媒体、新技术层出不穷,高校网络治理任重而道远,应该形成政府、社会、高校等联动效应,形成合力。国家要不断完善互联网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之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形成威慑作用,为高校健康网络文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各种社会化的新闻网站、商业网站、专题网站等,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是要加强行业自律,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共同努力,高校健康网络文化建设才能够实现。高校要发挥在健康网络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加强队伍建设,发挥其中的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淑敏.高校官方微博发展及运营策略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2(1).

〔2〕徐艳红,袁静,谭峰.官媒总结十大社会病态:信仰缺失、娱乐至死等入选.人民论坛,2014-09-10.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63.

〔4〕殷子然.从“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看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J].新闻界,2009(02).

〔5〕熊传东.守住“七条底线”才能hold住网络[N].光明日报,2013-8-26.

大三期中总结范文第4篇

西路军的惨败,点燃了清算

“国焘路线”的导火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了会谈。8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率领,左路军由、率领,共同北上。

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的,根本不把1万余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他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9月3日,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9月8日,他又致电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领导人、,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道电令要求左路军放弃南下,竟置之不理,还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又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公然成立所谓第二“中央”,并宣布开除、、、秦邦宪的党籍,同时还要通缉、杨尚昆等人。

对于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批判的斗争尚未全面展开。

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3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西路军遭到重大失败。尽管西路军渡河作战是中革军委作出的决定,但当时被认为是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使得把清算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再次提上了日程。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为了对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肃清其在全党全军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所面临的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秦邦宪、、、凯丰、林伯渠、、、任弼时、、董必武等56人。3月31日,会议通过《关于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中央的路线。”决定还特别强调:过去第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负主要责任。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个人的干部。决定号召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全党一道同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根据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进行为期3个月的反“国焘路线”斗争。此次活动以干部为重点,紧密联系历史实际,着重清算的严重错误及危害,特别是他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罪行。应该说,清算“国焘路线”是一次深刻的党内路线斗争教育。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完成新任务而奋斗。

但是,这次清算也有缺点。随着批判的温度不断升高,有些人开始把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扯在一起,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从而导致了轰动一时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

说四方面军的同志

“需要洗一洗”;陈云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学文化;抗大搞出了“三条”

在清算错误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始终是个重点。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率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和西路军归来的将士,他们驻扎在甘肃镇原一带,也是红四方面军剩下的主要力量;第二部分由陈云、李先念率领,主要是西路军左路军的生还者组成,400余人,驻扎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一带;第三部分在延安,主要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等部的各级干部。由于各部所面临的形势、领导人对政策的理解等方面的不同,红四方面军的这三部分人员在清算中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甘肃镇原方向。在援西军(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援西军以4军、31军、32军、28军和骑兵团组成,为司令员)中,面对开展批判错误的斗争,红四方面军有些官兵开始时因不了解真相,思想转不过弯来。、任弼时等人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同志错误的决定》,把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在援西军的做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认同。据秦基伟(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他回到援西军驻地时,中央正在清算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了近一个礼拜。司令员给大家讲话,讲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说:“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的本意是说明的流毒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要肃清流毒。但是,秦基伟等人都是在下面做工作的,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一听刘司令员这样说就害怕了,有些人于是胡思乱想,不知会怎么挨整。当天晚上,就跑了两个团干、一个营干。这一时期,秦基伟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斗争,也有些思想顾虑。他说:“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跑的,既然干,就要干到底。没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不害怕,就是斗争我没啥,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革命队伍。”此后不久,李达和宋任穷找他谈话,详细地了解了他在西路军被俘后的情况,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宋任穷还做了记录。李达认为他军事素质较好,要调他去司令部当参谋。由于国共合作,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有许多新问题都不懂,于是向李达提出了学习的要求,得到批准后他就住进援西军教导团(即后来的八路军129师教导团)学习。

新疆迪化方向。1937年5月1日,由李先念(时任红30军政委,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等职)、程世才(时任红30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等人带领的西路军左支队,

进入新疆后,见到了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5月4日,陈云率领全体人员乘车出发,5月7日到达省城迪化。在这里,主要是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伙食很好,天天有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撤销原定左支队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左支队遂迁到迪化东门外的一座营房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共有成员420人。“新兵营”实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学习内容包括文化知识、政治理论、军事技术三门,目的是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党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骨干。陈云鉴于绝大多数指战员文化程度很低,决定首先以半年的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和其他地方抱怨内容不同的是,这边抱怨的是文化学习没用、太难。有些指战员常年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很不习惯屁股坐在板凳上,手握笔杆子,听讲、记笔记、做作业。有的说:“没有文化,照样能打仗!”有的说:“学它干啥,白费脑子!”还有的说:“我们天生是玩锄把子、枪杆子的料,一见笔杆子就头疼!”据周纯麟(时任红30军88师营教导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回忆:“有一天晚上,我对一道算术题做了几次都做不出来,脑子憋得疼,就想跑到老首长那里去叫苦。可是,当我走近李先念同志的寝室时,只见他正在油灯下认真地演算习题,桌子上已经写满了几张草稿纸。我站在他的身后,只见他那样认真地写每一个阿拉伯字母,仔细地演算每一道算式,一遍不对,就做第二遍、第三遍……他是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我站在他身后十多分钟,他都没有发现。我本来是带着满腹牢骚来的,现在亲眼见到李先念政委这样刻苦学习,我心里的怨气一下子全消了……”

可能由于陈云接到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时,批判的高潮已经结束,因此当时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不是《关于同志错误的决定》等批判性文件,而是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近代史》等常规和与抗战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而且,在相关当事人后来的传记和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批判的事情,更没有因为批判而受到牵连的记载。可见,迪化方向至少没有进行猛烈的批判的行动。

延安方向。延安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也是这场清算“国焘路线”的中心。据在《我的回忆》中指出,“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的中心”。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在部署批判的会议尚未结束之前,和于1937年3月25日发出的第一份组织批判“国焘路线”的电报就发给了抗大。电报指出:“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因此,抗大自1937年3月下旬起,就开展了对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批判。

抗大在清算“国焘路线”时,是怎样对待曾经是部下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呢?据洪学智(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分裂主义错误。我在1队学习,1队支部谁去参加这个会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传达。2队四方面军干部多,支部书记是谢富治(时任红四方面军9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派了两个委员去开会。听他们说政治部说了3条:一条说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收买的。2队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回去后,开支部委员会时如实传达,一下子就把政治部布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2队四方面军的人很多,大家想不通,吵吵起来,吵得很激烈、很凶。由于1队、2队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可以听到2队的吵嚷声。我事后听说,2队许多人提出问题:说我们是土匪、军阀,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打,打,有什么错?骂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也这样骂,是什么问题?另外,说四方面军是收买的,1931年才从上海到鄂豫皖的,我们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参军、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是谁收买的?这样说不对嘛!2队吵得很厉害,反映到了红大政治部,要政治部派人解释这个事,但政治部没人来作解释。”

为了掌握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罪证”,抗大还专门派人收集他们的资料。据洪学智回忆:本来,他与一个叫符确坚(时任中央财政部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人在一起学习。符原来是红7军的,后来忽然把他调走了。调走时,支部书记对洪学智说“符确坚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在1队学习”。符确坚走后,又换了一个人来,有人讲这个人是专门来监视洪学智的。但洪学智不管那一套,一天到晚学习,而且比过去更加勤奋了。教员讲的社会发展史,总司令讲的党的建设等等,他都能背下来。但是,他确实记得符确坚当时曾对自己说过:“老洪,你不要死读书。”1955年,符确坚来北京开人代会,在会上碰到洪学智,很惊喜。洪学智就问他在延安调走后到哪里去了,符确坚说:“我现在在广西工作。现在我可以给你讲真实话,在延安时,我早就知道他们要整你。”洪学智问为什么要整他,符确坚说:“我也不知道呀!在抗大时,政治部要我收集你的材料。我收集不到你的材料,汇报又汇报不上来,批了我两次,说我右倾,后来把我调走了。”

刘世模开枪自杀;许世友要上山打游击;

王建安关键时刻突然醒悟;

下令将他们捆起来再说

在清算“国焘路线”的过程中,虽然系统地批判了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但也犯了李先念所说的“波及面过宽,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对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缺乏积极的、中肯的评价”等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表现,但集中地就在延安,就在抗日军政大学,就在一方面军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虽然在援西军开展的清算斗争中,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在去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揭批大会”的路上,援西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却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据建国后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胡奇才(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传记记载:这种欢乐的气氛只持续到共和镇,便被平地刮起的一股狂风给吹飞了,扑灭了。刚刚愈合的伤口又被一把撕开。原因是在共和镇会议上,一方面军有少数将领,情绪过左,言词激烈,在骂的时候把四方面军老老少少都捎上了。4军的、31军的都被骂晕了,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们多冤哪!胡奇才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尚未发作,忽然被陈再道(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给瞪了一眼,便把他瞪住了。会后吃饭,陈再道拂袖而去。胡奇才跟着军长出来,怒气冲冲:“不说话不行的,他们这样待我们不公平,你不让我说我不说,可你得出来说话,我们不能受这个气,我们冤枉啊……”5月1日,他们到达延安,3日,延安高级干部揭批大会进入高潮。陈再道、胡奇才等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一到会场,都被贴上了“的人”的标签。随着冷言冷语杂七杂八地在各个讨论会场出现,特别是有些话说得非常难听,胡奇才等人开始大叫大嚷,拼命地为自己争辩……

然而,胡奇才等人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在甘肃镇原迎接西路军归来的将士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抗大学习的干部已经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洗礼”,有人开枪自杀,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更是被抓了起来。

据开国上将洪学智回忆:

抗大“三条”出来以后,立即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抗议。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刘世模。他原来是红4军的副军长,当时与许世友等人一道,正在2队学习。刘世模早年参加武装暴动,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勇敢作战,多次负伤。自己被说成是“军阀”、“土匪”,他左思右想想不通,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打偏了没死,成了重伤,被秘密送往医院救治。在那里,刘世模遇到了前几天因吐血而住院的许世友。

许世友(时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什么会吐血呢?据许世友的参谋处长金冶回忆:抗大开始批判“国焘路线”后,许世友看不惯一些人在批判时又批判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讲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的现象,挺身而出说:“……怎么能说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这一胆大包天的言论一出来,立即引起了围攻。一个学员站起来反驳许世友说:“噢,还有第二个。你许世友竟敢为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 许世友见自己说个实话就被扣上了大帽子,忍不住骂娘道:“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这一骂,惹出了乱子。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的会于是转成批许世友了。有人认为,不制服许世友,就批不倒;许世友是在抗大的代言人。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的口号声铺天盖地地袭向许世友,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的徒子徒孙,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地旋转,他双手捂住郁闷的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许世友住院期间,抗大的批斗会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一天比一天斗争得厉害,趋向白热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给搅浑了。此次见到刘世模开枪自杀,许世友更是气愤难平。于是,他的一个举动,把批判活动推向了高潮。

据金冶回忆:

听说许世友住院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都纷纷来到延安北门外的医院去看他,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时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何畏(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后来离开延安,去向不明)、的消息。许世友听后吃了一惊,他想:自己也是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我们在这里干,还会有什么出路?许世友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 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因此,当老战友詹才芳(时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王建安(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吴世安(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12师代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许世友说:“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经过秘密串联,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2个营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当时,许世友决定不带、何畏、周纯全,嫌他们吃不得苦,都要骑马。许世友计划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会会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准备4月3日夜10时出发。

不料,王建安在当天的上午,变得惶惶不安。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要用暴力?这非常危险,这样做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能自保。王建安思前想后,决定不跟许世友走。在上午10点钟左右,王建安对许世友扯了一个谎:“许军长,你们走吧,我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有病,怕是走不了了。”许世友一听王建安打退堂鼓,顿时就急眼了:“娘的,临阵脱逃,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你别说我许世友对不起朋友!”王建安经过仔细思考,不得已悄悄地找到队里的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红四方面军将领要出走的事情。

此事谁也不敢怠慢,迅即被一级级报告给抗大校长。想了一下,对来报告的人指示说:“你们立即返校,要不动声色,掌握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等我向报告后,就回校处理。”听完的报告,像救火一般把一根烟吸完,对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立即返回学校,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了的3条指示。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来,由保卫人员用粗麻绳捆起来押走。这天,共捆绑了30多人,包括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詹道奎(时任红四方面军师长,1941年牺牲)、周纯全、何畏等十几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

王建安在最后关头的突然醒悟,挽救了许世友等人的政治前途,但却在两个曾经生死与共的搭档(许任红4军军长时,王任该军政委)心中留下了一道隔阂。据吴东峰在《开国将军轶事》(续集)中记载:“王建安将军与许世友同为红四方面军将领,为生死之交。然于延安抗大时曾与许世友有过瓜葛。”指的就是这件事。以至于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中央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时,有人提出:“两雄难并立。”却说:“孤掌难鸣。就这么定了!”结果,许、王二人于济南战役中不计前嫌,密切配合,共同指挥济南战役,取得胜利。当然,这是后话。

说当时找他告状的人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这是不准确的,他忘记了自己曾经的部下――罗炳辉(1946年病逝)也在告状的行列。罗炳辉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第8军团长,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被编入左纵队,随、一起行动,后任红32军军长。因为有这个经历,在清算“国焘路线”时就被人骂投降、变节,跟跑,听的话,成了的人……这次他是和胡奇才等人一起来到延安参加批判错误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当见到自己昔日的战友不理解自己的时候,罗炳辉特别苦闷,他经常拉着胡奇才喝闷酒。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有一次,俩人在喝酒时,罗炳辉对胡奇才说:“整!整来整去,把我老婆也整掉了……跟人跑了……算什么……可他是中央调来的……中央任命的……叫我当他下级,我能不听指挥吗……我检讨了,他们还是整……”罗喘了一口气,忽然把酒杯一摔:“我不服,我要找告状!”胡奇才也捶着桌子:“罗军长,我和你一起去……”

许世友大骂中央领导求速死;董必武挨个询问;亲自做工作;认为是个错案;邓小平公道;承认“学问大”

对于被秘密逮捕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抗大做到了“两个特别”:一是看守得特别严,二是吃得特别好。据洪学智回忆:开始第一个星期,他们都被看得很紧,干什么都要报告,到厕所解小便还有警卫跟着。当时,虽然没有给洪学智等人戴脚镣子,但是却给许世友戴了,因为说他会武术,危险性大,一个礼拜后才给他卸了。不久,上面让把詹才芳放了,因为他是31军的,还放了其他一些人,被关的几个军级干部都是红4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虽然被关起来,但对他们生活照顾得却很好。原来他们在抗大,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这一天才能吃到大米,其他时间只能吃小米和土豆。被关起来以后,不但天天可以吃到大米饭,而且一个礼拜还能吃两次肉。抗大还安排教员单独给他们这些干部上课,大约给他们上了两次课,解答过一次问题。

但是对于这些,许世友可不买账。他想:自己策划了出走,现在又被发现给抓起来了,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迟早要被处决。于是,为了求早点得到解脱,许世友便在开始的那段时期,指名道姓地大骂了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他认为这样骂了,就能求得速死。可是,骂了一段时间,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既没有被处决,也没有人来找他麻烦,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如既往地过着囚禁生活……

对于如何处理红四方面军这些高级将领,这也是让十分头疼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的心情也颇不宁静。在延安窑洞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嘴唇都吸麻木了,手指也被烟雾熏黄了一片。

在的指示下,为了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中央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任庭长,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任检察长。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审讯进行了一段时间,他通过和许世友、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结果证明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大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唯恐天下不乱……董必武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都报告给了,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董必武对案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曾经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的总司令也关注着案情的发展。当时,抗大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许世友、洪学智等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组织逃跑。听说这事以后,就和一道,把洪学智叫去,问他有没有给前方部队写信。洪学智解释说:“我从来没给部队写过信,也没给任何人写过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洪学智回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从保安到延安的第3天,他们的警卫人员就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调走了,离抗大所在地三四十里路,他们走后从来没有回来过。那么远,也不通电话,谁来组织?马夫也都集中到运输队走了,在延安城外驮运粮食,根本不可能有谁来组织他们逃跑。也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作了汇报。

除了董必武以外,向说这是一场错案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被的援西军接到以后,因为生病的原因,直到1937年5月才抵达延安。见到回来了,就让他去做做老部下的思想工作,于是就去了一趟。眼见着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被关在窑洞里,特别是许世友、洪学智纷纷倒起了苦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了解到真实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向作了汇报!

这时,抗大警卫连正在清算“国焘路线”,有几名战士围绕“究竟是的学问大还是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觉悟不高的极端表现,遂对那些认为“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此事传到的耳中,立即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诙谐地说:“还是的学问大呀!在批判时,没有批战士,在批判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在红一方面军大肆批判红四方面军的时候,也有人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就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去延安参加批判大会的路上,他们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共和镇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后者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正当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感到特别委屈的时候,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一个小个子从会场上站出来了,那人30岁左右,精明强干,表情温和,一双眼睛很亮,看人时光棱棱的,仿佛能透视对方的五脏六腑。小个子等会场安静下来,便开始说话,他先是总结了会议情况,表扬了好的方面,然后话题一转,单刀直入:“一方面军有些同志发言不好,不要那么提嘛!不要把反的斗争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拉到一起嘛!这样批不合适,不对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积极批判的,是值得依赖的同志……”没有掌声,然而却有人哽咽,抽泣,眼圈发红。小个子硬邦邦的四川话深入人心啊!胡奇才把眼睛转向陈再道。仿佛在问:“这是谁?”“邓主任。”陈再道依旧脸色铁青,但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一方面军政治部的邓主任。”胡奇才就此认识并记住了邓小平,他一辈子都认定这个人公道。

正是基于上面这一系列的事情,立即着手纠正反对“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问题,他专门强调:“决定只批的错误,不能批对路线本来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同时,他否决了有人提出的要枪毙许世友的提议。

根据的意见和指示,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以“企图拖枪逃跑未遂”罪,分别判处许世友等人6个月至1年半的徒刑:其中许世友1年半,刘世模1年,洪学智和崇、詹道奎各8个月,王建安6个月,并发给他们每人一张纸条,算是通知。

为他们,让他们去前线工作,

许世友、洪学智等人选择继续留在抗大

“半工半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抗日战争。这一消息,许世友、洪学智等人是在抗大被隔离中听到传达的。作为红军老战士,此时此刻,真是热血沸腾,他们都迫切盼望到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是,当时他们还监禁当中。不过,他们的日子也快到了。

据洪学智回忆:

9月的一天,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考虑到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被监禁的土窑洞防空能力不强,不安全,上级派人把他们转移到自己曾住过的石头窑洞里去,理由是那里空着没有人住,防空比较安全。

第二天下午5点钟左右,许世友、洪学智等人从窑洞出来活动时,看见正向他们这边走来,身边只跟了一个秘书,远处还有四五个同志,离得较远,看不清楚是谁。

大步走过来,一见面就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许世友等人一个个作了自我介绍,点头注视着他们。当时在场的有红四方面军4军的军师级干部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崇等人。然后,接着问他们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身体很好。又问生活怎么样,他们说生活比在抗大学习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问道:“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许世友等人都没有作声。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的干部,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他们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许世友等人还是没有说话。

见此情景,停了一会儿,继续问他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学了些什么?”

他们才回答说:“教员来讲了两次课,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

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然后又把前面讲过的“他们讲的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这一次,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听明白了,也相信了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

接着,又问:“你们想出去工作吗?”见他们没吱声,接着讲:“你们想出去工作,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听后立即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过去战争年代,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很需要学习,提高理论水平。”他讲完以后,其他人也提出要学习。

问:“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有,可以出去工作,不一定一起走,可以陆续分配。”他们都说没有,现在需要学习,要补理论这一课。

说:“要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你们要学习,就得得到下一期了。”他们都说下一期也可以,就这样,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即抗大三期)继续参加学习。

讲了这些话以后就走了。其实,来看望他们,征求意见,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已了解到真实情况,是来给他们的。走后不久,他们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

重获自由以后,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三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就是当时没有兼职的,毕业后也立即分配了工作: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洪学智担任抗大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詹才芳担任抗大二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王建安在第三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吴世安担任抗大四期1大队1支队副队长;詹道奎在第三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第10大队政治处主任……

洪学智不想重新入党;军政委李先念被任

命为营长;派谭政紧急调查,发现

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只当了总务科长

应该说,获得后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是开心的。据李先念回忆说:“许世友在抗大,每次多领几盒烟,一到星期天就请我去,给我抽,或是到街上吃一顿。”然而,人们思想的转变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虽然给他们平了反,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发展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据洪学智回忆:1938年6月,学员队支部要开除红四方面军一些将领的党籍,但是上边没批准。之后,大队长要他们填表,但不让填原来的介绍人,只能填新的介绍人。洪学智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重新入党?”大队长也没敢说明。洪学智说:“要重新入党,我不入了!我不够共产党员资格,就做一个群众,但我跟共产党走,还革命。”另外,他还个写了个东西,说明为什么不填这个表,并说将来盖棺论定吧!以后,过了近一个月,来了一个人,才对他讲:“你还是填原来的介绍人吧!”

不久,李先念也碰到了与洪学智处境类似的情况,虽然他在批判“国焘路线”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冲击,但是重新分配工作时却遇到了麻烦。据《李先念传》记载: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从军政委降到营长,而当时一般都是军级干部至少担任团级干部,而这种连降6级的方式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然而不久,把李先念找去,问道:“听说要你到129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作了肯定回答。说:“这太不公平了。”又问:“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说:“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这样,就决定了李先念去新四军第4支队当参谋长。没有同意总政治部的分配意见,而让李先念去新四军4支队当参谋长,显然是对清算分裂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一种纠正。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就曾联系这段历史,批评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得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干部的后果。他说:“在延安反的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一次不彻底两次,两次不彻底三次,四次、五次,总是没有彻底之日,搞得这些人受不了。一方面军搞得不对,抗大整得过分了。后来,王树声从华北过来,也是一肚子气。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们。听了这些之后,在党校,三个方面军的同志都有,还有地方干部子女,我讲了话,他们说我讲的公道。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第二是光荣历史。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他还说,“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光荣,多一寸矮一寸,用人行政不一视同仁,就有所差别。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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