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传统文化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程馨莹，赵永强．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4)．

[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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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彦，夏伟东．传统与选择[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道德教育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德育中强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与学习,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迅速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人才培养要求，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和专业理论水平，而且也应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质。然而，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局面的加剧，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在追求“高就业率”的利益驱使下，挥动教学改革的大旗，在课程开设及学时分配上，往往倾向于重视对学生谋生技能的传授，关注作为工具性人才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相关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则被边缘化，甚而流于形式。从高职大学生的入学群体分析，近年来随着高考生源滑坡，高职录取分数线的降低，加上单招学生群体的出现。我们在教学中明显感受到：由于高职录取学生的文化分数差异很大，部分学生综合素质表现令人堪忧：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基本的书面表达、口头表达能力都较差，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当肤浅，而且很多学生的行为习惯自律性较差，公德意识不强，出口成“脏”，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团队合作精神缺乏，审美情趣不高，人生理想追求淡化，精神世界相对空虚。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缺乏人文精神，仅凭知识和技能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既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难以体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掌握知识与技能，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借助人文教育，尤其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丰富学识、完善人格，这是一个提高、体验和提升生命质量的过程，目的就是让高职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真正有修养、有智慧的人。

二、发掘传统道德文化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

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有人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就表现在国民对其文化的认同度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积淀和蕴含着历代中国人的经验和智慧，在当代社会仍具强烈的感染力。我们期望：通过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学习与传承，让我们的大学生成为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的大写的人，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的和谐个体。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正是文化危机的反映。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双重的现代性问题”∶（1）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现代工业经济的过程中，那些具备反思能力的个人在不断扩张著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空裂口之内所体验到的那种上下无著的，由黑格尔、德克海姆（EmileDurkheim）、韦伯、哈贝马斯（JrgenHabermas）和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反覆论述过的现代性危机；以及（2）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在面对西方技术、知识体系、权利方式以及随著现代カ场经济涌进本土社会里来的全部西方影响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认同危机”（theidentitycrisis），那种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对异化的“变形记”式的痛苦感受，那种找不到“场景”（frame）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基本内容；基本思想；特点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其前提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扬弃。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在新世纪新阶段，理应充分发挥中国传统道德积极进步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有“礼”、“德”、“孝”等文字，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

在我国，传统道德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时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他全面系统的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目置于其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仁”的含义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就是说要把人当人看，而且要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无“仁”更谈不上其它德行，由此逻辑地得出“为政以德”、天下太平的结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忙于征战，政治上的功利压倒了道德上的考虑，所以，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遭受着冷遇。封建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如何保持社会的安定，成了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时，孔子道德观因具有统一人民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而受到重视。到汉武帝的时代，董仲舒根据孔子的道德教义，在提出“三纲”、“五常”的同时，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硬手段，将儒家道德观念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道德比喻为一张网，那么规范作为网的经纬线必然是丰富而具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累与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范，比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规范非常之多，每一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涵，另一方面规范更主要地又是对行为的规定。

商代“六德”就提出了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仁”、“孝”、“悌”、“忠”、“信”等；《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政治伦理的规范；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春秋繁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举贤良对策》说。宋元时期，人们在管子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张岱年先生在《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

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卷本《规范卷》中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规范，有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第二部分是职业道德规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第三部分是家庭伦理规范，选取了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规范，关于夫妻关系的规范，关于长幼关系的规范；第四部分是文明礼仪规范，分别是尊老敬贤之礼，接人待物之礼，仪态言谈之礼，庆典婚丧之礼。

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具体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待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第一，天下为公。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整体意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天下，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也有以仁义为内容，以社会道德风气为主要表现的天下。如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显然，这两个天下有不同的内涵和阶级属性。但它们或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升华为一种神圣的、必须普遍遵守天命的整体意识，或超越个体的、局部的利益，形成统一的、具有社会性利益的整体意识。因此，出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规范——公忠。什么是公？“背私之谓公”《韩非子•五蠹》、“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谓也”班固：《白虎通•爵》。即是说与私相背、相反，就是公。而“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就是“尽己”，是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一个人为人处事能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保留。“忠者，中心而尽乎己也”《谭嗣同全集•治言》。这样“忠”外延就很广，“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以身报国，尽力帮助别人，并且始终如一，都谓之“忠”。

“公忠”则兼有公与忠两个字的含义。讲的是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忠诚。它强调的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以公灭私”、“至公无私”，强调的是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实际上包涵了爱“君”之国家和爱“大家”之国家这两种内容和性质的爱国主义。其中虽然具有局限性，却也形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之类政治伦理观念。

第二，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是孔子的观点，他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的基础，而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继承并深化了孔子的思想，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如何才能实现“为政以德”呢？那就是执政者率先垂范。“政者，正也”，为政者应先正己。从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同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示范力量对于保持政治廉明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政权的决策者和各级官吏的品德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政治道德，体现为官员从政须加强道德修养和以“仁义”为政纪的要求。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历代统治阶级或集团对于治理国家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正廉洁、开明政治的出现。实事求是地说，“为政以德”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德教为先。“德教为先”与“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递进的上下两层。“德教为先”并不仅仅在说道德教育为先，同时还明示了道德在儒家的政治蓝图中的核心地位，即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的最根本的手段，视为立国之本。

德教是否是可能的呢？孔子通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回答了这个问题。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一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原来并不大，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并进一步分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即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有道德，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德教”当然就是人成为人的基础。反过来说，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所以，孟子回答别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荀子虽然持性本恶的观点，但其德教思想却和孔孟殊途同归，认为人性本恶，但后天教化却可以成善，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易谓也？……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教育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无论是在地主阶级上升和发展时期，还是在没落时期，都有许多士大夫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了营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德教为先的思想下，形成了中国十分注重道德的伦理文化，被誉为伦理之邦。

第四，修身为本。修身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孟子发扬光大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NB175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而荀子讲得更清楚，“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荀子•修身》从内容上讲，修身就是要正其心，整饰自己的心念，保持心地平和，净化、纯化自己的意念，不自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不掩饰自己的“不善”，逐步达到至善的境界。

但为什么要“修身为本”呢？关键之处就在于“本”。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克己”的目的在于“天下归仁”。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由此可见“修身为本”与“德教为先”是相贯通的，它们是实现“为政以德”的两翼。只不过“德教为先”的着力点在社会、在统治阶级整体或集体；“修身为本”的着力点在于从天子到庶民的个体。

《大学》中有这样一段家喻户晓的文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为本”的本就是“修”、“齐”、“治”、“平”。

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特点

第一，历史悠久，良莠杂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但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形成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置于其下的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虽然孔子的思想中也有我们不能接受的内容，但总体上是积极开明的。孔子的道德学说经其弟子，特别是孟子的继承发扬，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儒家学说在孔孟在世时并不被统治阶级所认可，仅仅以一种学术思想存在着。

经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统治者不能再把武装力量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首选工具，而是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统一人民的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时，孔孟的道德观，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汉代董仲舒应运而生，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纲”。所谓“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路线。这标志着，孔孟的伦理道德文化上升为“御用”的政治伦理文化。

这一阶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政治性明显增强，它必须服从并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当然，此时中国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社会的方向，作为政治伦理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也同样具有思想上、文化上的先进性。不可否认的是，统治阶级也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之不断地进行整理和改造，使之服务于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上升和发展时期的勃勃生机逐渐窒息，它狭隘的阶级私利日益膨胀，与此相应，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道德观念也趋于僵化并走向极端。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遗书》(卷二十四)。这种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导致“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的价值观，使得先秦以来的道义论走向了禁欲主义。这种变了质的思想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更显其反动性。南宋孝宗时，驱逐外敌，收回中原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而朱熹却对孝宗讲他“平生所学，唯此四字”的“正心诚意”。同样地，明末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理学家刘宗周对崇祯皇帝讲的依然是“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这时的道德文化已经是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在历史上起了束缚人民活动的严重的消极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

第二，紧密结合社会政治，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另一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先哲们所具有的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为社会的安定和谐服务的务实精神，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反映了先哲们反对“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张载集•文集佚存•答范巽之》强调学术理论研究必须与社会的客观现实密切结合的学风。而统治阶级也看重了“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等级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社会细胞，在一个“家”中，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有主人与奴仆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社会治理得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关键在家。

孔子有差等的爱，就是承认尊卑、亲疏的存在。封建社会的亲疏关系就是与社会生产生活相联系的，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的，近亲的关系和疏远的关系。例如：处于首位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次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其次是亲戚关系，其次是邻里乡亲关系，其次是国人关系；从尊卑关系上说，既有家庭内部的尊卑关系，也有国家和社会上的尊卑关系。在家庭内部，是以父为尊，以男性为尊，以嫡长子为尊。宗法制度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如嫡长子为尊的宗法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有非常鲜明的表现。

这样一种宗法等级制度，要求有适应自己并为自己服务的伦理道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封建伦理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孝悌忠信”都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其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性质。

第三，入世尚仁，重义轻利。任何社会都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然而，道德的这些超越性和理想性的根据在哪里呢？外域的道德学说更多地是从“彼岸”或“来世”中寻找道德的合理性，表现为出世的特点。中国则相反表现出入世的性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是对自己学说的入世性质的最好诠注。

“仁者，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人情世故。孟子坚持了孔子的入世原则，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仁爱百姓、爱万物。而且孟子还进一步把孔子的道德规范，上升为伦理原则，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逻辑结构讲，仁的逻辑起点为孝、梯，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讲忠、恕、恭、让，并通过修己、推己、克己，使天下之人归于“仁”，从而达到调和人际关系，清除社会矛盾的理想的道德境界。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从社会现实中获得合理性，从而使这一道德思想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滋养和营养而经久不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坚持其入世性质的同时，却又在世俗生活中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书传》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

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有的义气：对国家民族——尽忠义，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亲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人们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直致舍生取义。“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舍生取义”的高尚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文本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精神归宿的人会解读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不同的价值。本人认为，解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甚至简单地重复和张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历史上的某种解释是不够的，继承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面向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践。然而，我们曾经全面地否定过这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至少两代人的精神中形成断层。正如罗国杰先生所说“一旦一个民族抛弃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被别的民族的文化所征服，那么，这个民族的生存也就岌岌可危了”罗国杰：《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传统》，《道德与文明》1998年第1期，第8页。。在这样的情况下，解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既是一种学习宣传，又是一种承袭和弘扬。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多卷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瞿振元、夏伟东.中国传统道德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魏英敏.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M］.昆仑出版社，2001.

〔5〕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C］.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

〔6〕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C］.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高职；道德文化；建设

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一个学生的素质由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三方面组成，缺一不可，而道德素质是做人的根本。职业院校的目标是为一线生产、管理、服务而培养的应用性高素质人才，同样也是育人活动，职业院校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实践操作技能，提升职业从业能力，而且也要在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发展。在职业院校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旨在帮助职业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相应的知行观，并通过系统的知识教育和文化感召，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实践品质，从而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的应用型、高素质型人才的自由全面发展营造的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顺利的让职业院校学生从“准职业人”转化为职业人。

道德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凝聚起来的道德心理、道德观念、道德准则、人生理想、道德思考和道德学说或伦理学说的总体。它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表现为传统的道德心理、习俗、民族性格；它凝聚在历史的文献记载中，渗透在伦理学、哲学、文学、史学、医学等大量典籍中”。[1]职业院校的道德文化，它是以职业院校的地理环境位置为依托，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为背景，通过内、外辐射和统合，在长期育人活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大文化中的亚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具有追求真、善、美的显著特质，它以文化为载体，呈现出一种道德事实，孕育着一种道德价值，为全体师生员工所共同遵守的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职业院校校园道德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道德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体系以及承载着道德精神的文化符号实体所构成的整体。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形态，它渗透于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校园文化之道德属性与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校园文化的灵魂。

当前，在职业院校校园中，道德失范现象较为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旧的价值观念系统已被解构，新的价值观念系统还尚未建构，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在与历史传统的断裂和后续中，道德信仰的缺失和道德建设资源的匮乏，都使道德文化建设面临着现代性的困境。其次受落后文化的影响，宣扬封建迷信，愚昧落后，坑蒙拐骗的文化还时有发生，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涌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文化，学生对外来文化并不能随时随地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大多情况下是“跟着感觉走”[2]。这对我国职业院校的道德文化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三是教育自身的影响，曾经一时，“应试教育”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片面追求升学率，一切教学活动为了考试，考核衡量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学习标准主要看学生试卷的成绩高低，德育活动被忽视了，虽然现在突出了素质教育，但依然是“成才”教育取代“成人”教育，道德行为规范养成培育也没提到应有的地位。

加强职业院校道德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要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感化学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师不但承担着教学活动的任务，而且也承担着教学生做人的义务，因此必须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修养。在职业院校提倡教师敬业爱岗，无私奉献，严谨求实的教学态度，同样可以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一言一行，接人待物，展现出的礼仪文明同样影响着学生的道德思维。职业院校学生大多都是青春年少，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人际交往的需要强烈，在人格形成，文化心理培育方面有极大地可塑性，这就要求广大教职工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来感染，影响学生，从而创造出一片和谐的道德人文环境。其次，要加强传统道德文化的灌输，“如果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时不能珍视、呵护与光大自己的这种文化之根，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在自毁根基。这样做不仅不能实现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反而会使之在现代化的时髦外衣之下空壳化；不仅不能使自己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反而会使其古老文明大厦倾没”。[3]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积淀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这其中有许多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大学》对大学教育的目的和为学做人目标的纲领性表达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齐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把人天生的善性——“明德”发扬光大，达成个人的完善是每个人为学做人的第一步目标。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逐个包含，体现了阶段与过程的统一。换言之。以道德观念认识(格物、致知)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正心，诚意)为中心，以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修身)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构成了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激励人们崇尚个人品质和传统美德，“上善若水”等有关品行修养。第三，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情操熏陶，一是职业院校要建立优美的校园环境，名人雕塑，教室及走廊张贴有关道德修养的言论，校园建立凸显“精神文明时代风”的文化墙，学生漫步在校园中，既有对优美校园环境美的感受，又有道德情感的体验，定期举办文艺演出，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利用校园网络、广播、校报、校刊、黑板报等等媒体，进行正面的宣传，强化学生对真、善、美的认识，唾弃假、恶、丑的东西，告诉我们的学生，什么是应该积极做的，什么是我们社会提倡的，什么是值得尊敬的，让学生辨明是非，甄别真伪，懂廉耻，明明德，知礼仪，同时在第二课堂中举办文体活动，让职业院校学生在参加活动的同时感受和感悟“发现道德”、“体验道德”、“道德选择”，[4]从而提升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目标。

另外，高等院校通过组织丰富多彩、主题鲜明的特色活动，并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主题班会、专题报告等增加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和了解。在学生中树立道德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央电视台连续几年播放了道德模范表彰典礼，把我们那些在生活中做的好的道德模范进行了表彰，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榜样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动和触动。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发生在学生们身边的好人好事作为榜样，学习起来就没有距离感，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道德文化影响着道德人格的塑造。本文从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解读中,探求了道德人格构筑的动力源,阐释了和谐诉求在道德人格构筑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

“文化塑造个体的人格,这种塑造作用在个体人格形成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其实质是个体接受文化影响的过程。”[1]道德文化同样对道德人格的塑造发挥着作用,在道德人格的构筑过程中,个体对道德文化的接受是能动地接受,道德文化以和谐为底蕴,个体的道德人格构筑是建立在自身和谐追求的基础上的。

一、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诉求顺应了道德人格的社会化文化特征,凸现出道德人格的核心价值

人格,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价值观、人生态度和气质等的总和,道德人格体现的是人格中的道德内涵,表现了行为主体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道德人格与道德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承继关系,道德人格根植于道德文化的深厚基础上,这使得道德文化造就了道德人格的主体核心内容,道德人格的价值取向中处处显示出道德文化的价值标向。从中华文化的传承性上去透视,道德文化传统与中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从本质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华文化传统,就是指中国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或基本指导思想,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和终极关怀。”[2]这种基本价值观就是道德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核,即以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为核心。

(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道德人格的内容核心

我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基本持忽略的态度,社会性要远远地重于个体性,反映在道德文化中,我国的道德文化始终以国家大于家族,家族大于个人为价值导向,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要看他是否与国家、与社会相融。这使得在传统道德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道德人格,其价值取向鲜明地凝聚着社会趋向的特点,社会责任感成为道德人格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道德人格的成长和塑造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和谐诉求成为人格构成方向的主导,个体对国家、对社会及对他人的和谐认同大于对自身个体性的强化。在这样的道德人格价值导向中,社会性淹没了个体性试图突出的主体倾向,或者个体性的一部分自觉自愿地被社会性所融没,由此决定了道德人格的社会评价性标杆。

道德人格所蕴含的这种文化价值,直接体现为群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覆盖和占据,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成为道德人格的内容核心,“公”大于“私”永远都是道德人格是否高尚的主要评价标准。

(二)个人对社会的趋同性反映道德人格的价值核心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个体的社会化要求体现在立人之本的规定性上。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的立人之本,完成了对道德价值核心的体认。道德人格的构筑要从基本的立人之本做起,道德人格的塑造所必需的个体的独立人格意识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见,道德人格的价值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所聚焦的忠信,忠信体现出两个层面的和谐诉求。一是对国君对国家,一是对朋友对大众。

这一道德人格的价值核心直接表露出对道德文化的传承和体认。人们交往中所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传统文化得以显现的平台,在人际关系中所发展起来的道德人格,则是传统道德文化展现的平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人格,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道德人格,都体现着“忠信”这一价值核心,对国家对大众的关怀,使他们“心怀天下”、“先人后己”的道德人格,成为践行我国传统文化中“舍己利人”、“天下平和”的价值理念的代表者,这种道德人格中个人对社会的趋同性取向,以“天下平和”为落脚点,在最高的价值层面上直接表现出与道德文化内涵的不谋而合。

(三)个人对社会的附着心理蕴含着道德人格的文化核心

道德人格的产生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带有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烙印。我国的传统文化重视的是统一性和集体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德人格中,含有浓重的个人对社会的附着心理,这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的道德人格。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人格,不主张个体的主体性倾向,但允许个体性的存在,其主要体现,在于它为了维护统一性和集体性所付出的坚持性上。因此,为了道德理想而牺牲和奉献,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人格个性化特色认同的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牺牲和奉献的程度越高,其道德人格的个性化特色也就越强,道德人格也就越受推崇。因此,带有强烈的奉献意识,甘愿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成为道德人格价值核心辐射下倍受推崇的价值观念。

这个意义上的道德人格的个性化特色,其实还是个人对社会的附着心理在起作用,被“天下平和”的道德文化所包容,在社会性框架下完成个体个性化的驰骋。

二、个人与他人的和谐诉求体现出泛人性化道德文化趋向,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实现了道德人格的建构模式

“和”作为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讲求的是对他人的关心和态度,追求与他人关系的和谐是构建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伦理道德的主体框架下,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也是以“和”为重要内容,鼓励人们去追求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因此,在“人和”的传统道德文化基础之上的道德人格的构筑,必然要依赖于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表现出浓重的人文色彩。

(一)个人对他人的情感关注是道德人格塑造的重要关系走向,渗透着道德人格中以观照他人为视角的道德文化生命意识

道德人格的发展和塑造,是在保持个人真实性的基础上,对人的理想状态进行不懈追求中完成的。我国道德文化中具有“人文关怀”的道德情怀,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抵制物欲转而关注人性的需求和满足,一直是道德文化产生的牢固基础。

孟子的“民生思想”宏伟博大,印刻着对生命意识的关注和推崇,其道德人格的塑成中始终注入着关心他人的人文情怀。孔子的“仁爱思想”则明确了“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要求个人如何利他、爱人[3]的个体伦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要求直接指向个体与他人和谐关系的核心,作出了对生命意识道德伦理层面上的阐述,强调了道德人格的塑造必须以关注他人的情感感受和生命形态为切入点,建构起个体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走向。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为伦理根基,赋予了道德人格人性化的生命意识色彩。从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入手,以生命观照为视角考察道德人格的建构,其泛生命化的道德文化特征强大而突出。

(二)个人通过与他人的良好关系建立起“镜像自我”的途径,显现出道德人格中以尽善尽美为境界追求的道德文化目标底蕴

“一切人格的终极目的皆是要达到一种自我的圆满之境和自我实现的境界。”[4]道德人格的追求目标也是如此。人们坚持不懈地追求着道德人格的完善和丰满,为了努力向道德人格的完美化方向发展,不仅要在内心反复审视着与自身理想的道德人格相契合的言行,而且还要通过他人的反应和评价来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以便及时加以更正,这都是道德人格中追求完美的表现方式。

而在通过“镜像自我”实现道德人格完善化的途径上,需要个人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使“镜像自我”的途径起到真实有效的作用。曾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仁”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人格的核心,朋友在辅“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友”来“辅仁”,就带有了通过“镜像自我”实现道德人格完善化的意味。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力求完美的追求意识,传统道德文化中也注入了尽善尽美的目标底蕴,建立起“镜像自我”的途径,与他人的和谐相处,都是与这一目标底蕴紧密相连的。

(三)追求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和谐,彰明了道德人格中以“忠义”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文化人伦情结

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人伦情结在文化主体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三字经》中提到的“兄则友、弟则恭、君则敬、臣则忠”,指的是以“忠义”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道德视野中的人伦关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把“仁”视为道德人格的核心,当作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何谓“仁”?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克己复礼”。可见,“礼”是构成“仁”的基础,而礼法的尺度最主要的是对君臣、父子、兄长、夫妇、朋友之间人伦关系的界定,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法约束指向的则是“和”的境界。可以说,对人伦关系的理顺以“和”为标准,理顺的程度代表着道德人格的高下有别。“和”在人伦关系上体现的程度越高,道德人格也就越高尚。从这个角度去审视,道德人格以个体的对外行为作为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个体注重的是对伦理道德的信奉和遵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个人与他人和谐度的追求和提高。

三、个人自身的和谐诉求折射出道德人格的“和而不同”的道德文化特征,驱动道德人格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道德文化重的是质感,是厚重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的和谐统一。道德人格呈现的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形态,承袭了“和谐统一”为特征的道德文化。道德人格的塑造与提高直接取决于个体对自身和谐追求的强度和层次。注重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是个体自身和谐的解决途径。

(一)纳于“和而不同”道德文化特征之中的道德人格构建以个人自身的和谐诉求为动力源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见利思义”和“以理制欲”表明了在精神与物质的取舍上,精神永远要高于物质,对精神世界的坚守和信崇,使注重道德人格的培塑和提升成为个体重要的精神需求。与此相应,如何达到与他人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成为个体自身强烈的和谐诉求,从初始的和谐诉求到诉求的阶段性满足,再从更高阶段的和谐诉求到更深层次的满足,如此阶梯式的更进,推动着道德人格的发展和完善。

在和谐诉求的不断满足中所完成的道德人格构建渗透着“和而不同”的道德文化特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默认的是社会性为主导,个性化与社会性兼具的道德人格形态世界。君子的道德人格因为各自的个性化色彩而“不同”,而这样的“不同”又在“和”的基础上得到统一,这使得道德人格的个性化色彩,完全可以在大众道德人格共同具有的社会化特征所搭建的框架下得以展现。

(二)道德人格的提高和升华主要以道德修养为路径依赖

“以德性主义人性论为主流,是中国古代人性论的明显特点”[5],“人性论的这一特点,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关于人可以为善、可以教而为善的心理根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道德修养论的发达。”[5]这为通过道德修养达到道德人格的提高与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是“温、良、恭、俭、让”,在道德人格的形成上重要的是做到不“欲”,也就是不要心存贪欲。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如何才能克制和杜绝贪欲,那就需要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通过“俭”即节制来进行。“节制”务必要达到这样的层次,人在必然会存在的欲望面前,“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克服了人所面临的“欲”的问题,就扫除了提高道德人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正是因为认识到通过道德修养可以提升道德人格,儒家表现出对道德修养的充分肯定和重视,赋予了道德修养艰苦的过程论内涵,认为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它需要不断地磨练和坚持,经历的磨练越多,坚持得越久,就越接近道德人格的完善。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合”,而道德修养的目标则是“修己安人”,其中谙含着“和合”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道德修养的途径得以提高的道德人格,也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和本质。

(三)“和而不同”透视出“和”为基础的道德人格发展的审美理念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以美与善的结合为特征,而“善”是道德人格的主要构成元素。从审美的角度看,道德人格折射出道德文化“和”与“善”为特质的美学理念。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善”的触接点很多。拼搏奋进、不畏艰苦、追求完美以及仁爱、宽容等等,都可以称得上“善”。“善”中蕴含着“和”,体现了个体自身的和谐,个体与他人的和谐,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尽显美的内涵和意蕴。传统道德文化中“天人合一”、“个人相融于社会”的整体美,以及坚韧磨砺、百折不挠的个性美,融合了道德人格发展中的不同形态。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楚国屈原的“愤而投江”,无不显示出积极励进、以国为先的高尚道德人格。他们的道德人格之所以呈现出美的形态,主要是由于其道德人格中充满着以“善”为主导,以“和”为基础的道德因子。正因为如此,尽管道德人格中所体现出来的“和”形态各异,但都充溢着美的道德文化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前锋,孔克勤.文化与人格:心理人类学的解释[J].心理科学, 2006(6): 1519.

[2]郑永廷等著.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M].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 (219).

[3]吴国盛编著.社会转型中的应用伦理[M].华夏出版社, 2004: 202.

[4][美]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合著,张月译,荣格心理学纲要[M].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7: 48.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道德文化建设“文以载道”伦理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016-04

如果说哲学给人以智慧（真），伦理学给人以良知（善），文学给人以情趣（美），那么人类追求文明进步之旅就是不断追求智慧、情怀与良知相统一的过程。中华民族在这种文明之旅中最为看重的是良知（善）与美（情趣）的统一，由此而形成了“文以载道”的道德文化建设传统。今天，探讨这一传统的历史意义并观照当代中国的“文以载道”话题，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伦理学研究。

一、“文以载道”之“文”与“道”

“文以载道”的“文”大体上有文论和文学两种。文论以论述的逻辑演绎“载道”，文学以描述的形象演示“载道”。文学之“文”究竟应当包含哪些样式，文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涉论的文学主要是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以及现代影视作品。

“文以载道”的“道”不是如同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即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是俗世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动准则，如同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的“道”，荀子说的“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的“道”，等等。就是说，“文以载道”的“道”属于伦理学范畴，是儒家伦理学说主张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中国文学很早就注意“文”与“道”的逻辑关系，重视“文”之“载道”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章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章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来表现道，用以治理国家，进行教化；圣人制作的各种经不但是后世各体文章的渊源，而且为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梳理了标准。”钟嵘在《诗品》中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诗歌内容只有表现了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激发的思想感情，才能够产生‘可群可怨’的艺术感染力量”。

学界一般认为，“文以载道”是宋学创始人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学说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内涵。

魏晋之前，中国人尚没有清晰的文学观念，魏晋以后经过所谓“文学自觉时代”，文学开始觉醒，并一度繁荣，但其间又滋长了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文风。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就是为了批判这种“叛道”的不良倾向，力图恢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主张的“文”与“道”的关系，把“文”与“道”关联起来。韩愈的本意是从文学建设与发展的角度言说“文以载道”的。他认为，“文”是“载道”的手段，“文”的优劣受制于能否“明道”及“明道”的程度，这样“文以载道”就必然使“文”在其间得到发展。这是合乎文学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文”之所以能够成为“学”，一个重要的内在根据就是其“载道”。

一言以蔽之，“文以载道”的道德文化建设功能在于建构了“文”与“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生态模型。一方面，赋予文学以伦理与道德的灵魂和价值核心，充盈和提升了文学之于社会与人生的功能；另一方面，赋予社会道德以形象美感和人格魅力，从而铺垫了道德文化建设的文学艺术之途。

二、“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的历史意义

回溯历史可以看出，“文以载道”是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普遍方法，对道德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传承和普及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一，开启和显现了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生成之先河。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初始阶段，文史哲思想多是通过浑然一体的文本来表达的，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那时，关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文化形式也并非为伦理文本，而多是文学作品。这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在中国可以追溯到第一部诗歌总汇——周代诗歌集《诗经》及此后的《楚辞》、《山海经》（学界一般认为后两书成于战国时期，晚《诗经》一个历史时代）。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是合乎逻辑的。不难推理，伦理与道德起源于人类“创造自身”的劳动过程——“人”在劳动中创造自身与创造自身必需的伦理和道德本是同一过程。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告诉“人”们，彼此之间需要“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伦理意义上的“思想关系”（马克思、列宁语），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俗，也是必需的。于是，在一些情况下有的“人”会偶然发出诸如“唉吆”、“邪许”之类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呼唤或呼喊。这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它的“启蒙意义”往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诗歌。这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承载和表达道德意识的最早形式。故而，西方人叙述西方伦理思想史多是从远古的《荷马史诗》发微。

麦金泰尔在解释西方伦理思想史这种研究和叙述范式时指出：提出道德问题和回答道德问题并不是一回事，提出道德问题通常发生在社会变化时期，而回答道德问题一般是在对道德问题有了哲学伦理学的思考以后。所以他认为，古希腊社会变化提出的道德问题是“反映在从荷马时期的作家经过神谱时期的文本（Theognid corpus）到智者派的过渡时期的希腊文学之中”的。中国人叙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史多没有上溯至《诗经》，更没有观照《楚辞》和《山海经》等古典文本。这使得中国道德文化在逻辑起点上缺损了《诗经》、《楚辞》和《山海经》所“载”之“道”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意蕴，致使今人往叙述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中很难看到这些道德历史价值的影踪，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先天不足”。

中国学界叙述本土伦理思想史，多是从《论语》文本直接开始的，涉论此前的“孝”和“亲亲为仁”也多是为了佐证孔子的“仁学”伦理文化，而不是为了揭示麦金泰尔所说的“为哲学伦理学提供了最初的动因”，即《诗经》等真正的古典文学作品所“载”之“道”。不言而喻，这就在传播方式上合乎逻辑地为“上智”推行专制政治伦理和道德教化提供了最为简便的技术工具，因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列子》之《仲尼·康衢谣》语）的“下愚”在这种道德文化样式面前只能望而却步，俯首恭听。

其二，开掘和铺垫了道德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文学以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和普及其所载的道德价值，赋予道德以“人民性”的特质，因而成为真正的大众道德文化，由此而赢得自己在道德文化建设中最可靠、最有益的史学地位，充当建构和提升民族道德素质之道德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

历史上，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及其衍生的评书等民俗形式的文学作品）和戏剧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样式，其所“载”之“道”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实际担当了普及和传承道德文化的主要职能。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然传播的“文以载道”。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综观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充当了传播和普及儒家伦理学说和道德主张的教科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也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或许多停留在注释伦理文本的书斋中。

其三，承载和普及了历史上的主流道德文化价值。这在西方主要是起于古希腊的“四主德”即智慧、公正、勇敢、节制，在中国则是被《中庸》誉为“天下之达德”的“智”、“仁”、“勇”。这三者的道德意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世佳作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传统中国人对儒学伦理思想和道德文化价值的认知、理解和把握，更多的不是来自文本教化，而是各种“载道”的文学样式的熏陶。这种历史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

一是承载和普及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本来在任何一个民族“文”都是以该民族通俗的母语“载道”的，这种样式在潜移默化中必然会给人们以特定民族的尊严感、认同感和亲和力的熏陶。而“文”所“载”之“道”的内容则会直接给人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最后的一课》中韩麦尔先生写在黑板上的“法兰西万岁”成为传诵全球的爱国主义佳话。屈原的《离骚》和岳飞的《满江红》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现代小说《小英雄雨来》、《敌后武工队》和影视作品《亮剑》等，给人特别是新生代以爱国主义教育的道德文化价值，都是直叙式文本的道德教科书不可比拟的。

二是承载和普及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道德认知与情感。诸如五言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文学作品，也是因为其富含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易于转化为最广大普通劳动者的道德素质而被广为传诵，成为中国历史上传播主流道德文化的千古绝唱。

三、“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的当代话题

当代“文以载道”与过去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读者或观众“‘道’是什么”，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凸显了生活世界中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德悖论”问题。换言之，如果说传统“文以载道”安排的艺术冲突多为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直接对立或对抗、表现为非此即彼的矛盾的话，那么，当代“文以载道”建构的艺术冲突则多为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相互纠缠的“自相矛盾”，带有“颠覆”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悖论特征，因而特别具有艺术震撼力。

文学是生活的集中反映。当代“文以载道”之所以具有这种“道德悖论”的特征，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

反映安乐死之“道德两难”的《深海长眠》、见义勇为之“困惑”的《求求你表扬我》以及《天下无贼》等“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所“载”之“道”都是体现当代“文以载道”特征的典型作品。

就是说，当代“文以载道”所承载的“道”多不是现成答案，而是尖锐的问题。它充分体现了如同格罗布曼（Grobman）所指出的那种特性：“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因此，它不再像以往的“文以载道”那样可以直接充当道德教育的教科书。不仅如此，在人们不能把握其艺术逻辑和道德主题的情况下，它甚至还会成为道德教育的“反面教材”。这就提出了如何用“道德问题”的方式理解和把握道德文化建设活动的当代学术话题，同时也就把伦理学需要实行与时俱进创新的学科建设之当代话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现代西方一些伦理学人在这方面已有发人深思的学术见解。马丁·科恩在其《101个人生悖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伦理学关心的，是些重要的选择。而重要的选择，其实是两难问题。”他甚至认为，伦理学应当以解决“两难问题”为己任：“伦理学之所为，在于困难的选择——也就是两难。”

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转换研究范式，应是伦理学实行创新的学理前提。视伦理学为道德哲学的学理根据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必去深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范式因为不大关心道德文化建设而实际上使得伦理学被搁置在社会道德生活的边缘，成为制约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与发展的“瓶颈”。诚然，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伦理学研究要借助哲学一般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但不应因此而将其归于道德哲学。

拓展学科的对象和内涵，将包含“文以载道”在内的社会道德文化现象摄入学科视野，主动关注道德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应是伦理学实行理论创新的主题。本来，道德现象世界就是一种由道德的真理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社会与个体构成的整体性的文化形态，唯有运用“文化建设”的整体性研究范式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道德。这就要求伦理学研究要在存在论与建构论整合的维度上将道德作为自己的对象。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完善中国特色道德文化体系,是目前走出我国实际存在的道德困境的迫切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呼唤;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建设和谐文化的的核心内容。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必须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理论建设,构建并完善中国特色道德文化体系,正确处理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关系,切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积极推进道德文化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完善中国特色道德文化体系,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更是铸造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之魂。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所谓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道德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变过程。它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处理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的原则、规范,是社会生活有序发展和稳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道德发挥着自己独特的重要作用。没有它,整个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或只能无意义地存在。西方道德传统推崇理性、科学和人道精神以及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无非就是人类理性运动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说:“现代生活是由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的理性构成的,未来的世界文化将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或统一。”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文化十分丰富,德治德政思想源远流长。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智慧。孔孟所开启的儒家道统始终把成德立人看作人生的最高价值,把道德实践看作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径。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于面临特殊的世界环境和处于转型社会时期更需要一种理性精神和道德文化的支撑。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成为大变革时代的重要使命。这是因为: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走出道德困境的迫切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呼唤。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文化嬗变。新生活的诱惑与旧心态的禁忌,使人们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各种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以职图利、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现象成为社会公害;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绝;吸毒、、、、纳妾、拐卖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甚至连历来被称为“净土”的教育和学术领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蚀,这一切不能不强烈震撼我们的心灵。精神的贫困、伦理的沉沦、灵魂的迷失相当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制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书记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系列措施为中国人民走出道德困境指明了方向。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上重新确立道德理想的实质性举措。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而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必定是道德经济。道德本来就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从道德延伸或升华而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特别是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WTO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交易的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在更深层次上蕴涵着道德人格的要求。全球化规则本质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信用就没有竞争的资格。市场经济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其本质是一种契约化即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它推动人们走向市场竞争,驱使人们去追求最大利润,促使人们自觉实现产供销渠道畅通,启迪人们按照价值法则办事。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去发挥调节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必须讲道义、重信誉、守合同,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经营,否则必然损人害己。谁讲职业道德,谁就会赢得顾客和市场,取得竞争的优势;反之,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市场上就站不住脚,甚至身败名裂,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历史发展的内驱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根本性质的内在要求。在当代中国要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工程,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责任,是一项系统工程和艰巨任务。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社会责任感,加倍关注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道德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第一,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加强道德文化理论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其鲜明的时代特色集中表现为先进文化观,明确了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确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方略,突出了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对社会广大成员引导、激励、凝聚和提升的重要功能。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的旗帜、纲领、指针,蕴涵着对科学文化和道德文明的系统思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运筹,对中国整个社会发展和未来世界走向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加强道德文化理论建设应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颂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为主题,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目的,以点燃精神的火花和淬炼思想的力量,感染人、鼓舞人、引导人、塑造人。

第二,必须围绕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着力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体系。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应包括道德观念体系、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评价体系三个部分。近些年道德困境的出现,其症结就在于我们缺乏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新的道德文化体系,使人们无所适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面向正在建设和发展着的市场经济,坚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并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构建了新的道德体系的基本框架,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导向,充满先进的文化、文明精神,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要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一是使道德规范具体化、经典化、系统化。道德要求简约、通俗,更精炼优美、更全面完整、更富有哲理、更具可操作性,便于记忆、传诵、遵守、实践;二是使道德教育大众化、持续化、终身化。终身教育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石,而道德教育终身化则是文明社会发展和前进的精神支柱;三是使道德监督社会化、经常化、有效化。没有健全的监督评价机制,道德建设的各项要求就不可能落到实处。

第三,必须处理好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关系,努力寻求现代道德和传统道德文化的结合点。和谐社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强调多样和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道德文化博大精深。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等方面。其基本特点在于“重人伦关系、重精神境界、重人道精神、重整体观念、重修养践履、重推己及人”。对这些优秀道德文化成果要继承并发扬光大。当然,要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现代转化,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尤其要更新德育观念,丰富德育内容。当今的道德教育己不应满足于抽象的“弘扬人性”,而要从全球的角度,从“人与自然共生”的角度,从人类由竞争走向合作的发展趋势中,着力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如人类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问题、人类潜能开发问题、个体精神满足的问题、科学技术伦理问题等带有全球性、开发性、发展性、精神性的问题,更注重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提高。同时我们还要以开放宏远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怀、熔铸百家的气魄,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一切优秀道德文化成果。

第四,必须处理好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关系,积极推进道德文化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法治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重在惩戒恶行;德治以道德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重在引导向善;法律惩治恶行于己然,道德节制邪念于未兴。道德对立法、司法、执法等法治的各个环节起着重要作用,道德还可以弥补法律的缺陷。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都充分说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不行,没有相对弹性的道德规范也不行,只有使两者紧密结合,才能相辅相成。注重道德制度建设,即把凡是可以转化为制度、法律的道德规范都纳入制度、法律之中。这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进行道德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

一些国家直接制定了《道德法》,如美国于1978年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通过了《政府道德行为改革法案》;韩国于1993年通过了《公务员道德法》,2003年公布了《公务员保持清廉行动纲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和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大量社会问题出现的情况下,要加快规范道德行为的立法和社会公约建设,健全社会赏罚机制,赏善罚恶,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执法部门应严格执法,坚决清除社会丑恶现象,坚持反腐败斗争,稳准狠地严厉打击各种社会犯罪,有力地配合促进道德文化建设。当然,道德文化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并不是简单地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法律化,道德本身有自己的特殊性及规律。如果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法律化,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尽管中国特色道德文化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坚信,只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发展,民主法制日趋完备,文化环境日臻高雅,社会教育日益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明和伦理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M].伦敦:1961.英文版.

[2]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J].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大学生；学术道德缺失；对策

大学生学术道德，是指大学生在求学、治学过程中形成的、与学习研究活动相关联，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维系并发生作用的有关善与恶、诚实与虚伪等观念和行为原则、规范的总和。教育部近年来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等制度，为维护大学生学术道德、弘扬良好学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目前大学生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加强大学生学术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的主要表现

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严重影响了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阻碍了高校学风建设的良性运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作业、论文抄袭。大学生作业、论文抄袭的行为表现在以各种手段将他人已发表或未公开发表作品的全部或部分据为己有的抄袭、剽窃行为。如今大学生到网上、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章非常便捷，变传统的手抄升级为复制粘贴，成本低廉，效率高。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城网络道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57％的大学生承认在网络上抄袭过论文，这表明抄袭论文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了。

(2)编造、篡改研究成果、实验数据或引用的资料。编造、篡改研究成果、实验数据或引用的资料的现象是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的主流表象。调查表明，随意拼凑实验数据的人并非少数。有的学生将他人的数据、图表略作修改就变成自己的了；有的依想象修改、拼凑实验数据，没有做的实验变成自己亲手做过，没有数据就伪造数据，数据与结论不符就修改数据。

(3)“”论文。论文包括请“”替自己写论文和自己当“”替别人写论文两种情况。由于网络“”漫天要价且文不对题，传统校园“”重获新生并再度“抢手”。据《信息时报》2007年3月10日报道，毕业论文的广告在校园内部广为流传，一篇毕业论文一般的价钱在1500～2500元，高的甚至达到3000元。

(4)考试作弊。尽管各高校都制定了严格的监考制度，不仅对考场纪律有严格规定，而且对监考老师的职责也严格的考核，但学生的作弊方式还是层出不穷，无奇不有，作弊的手段也是防不胜防，并且作弊现象由“个别”迅速发展成为“群体”或“团体”作弊。相当部分学生把考试作弊作为取得好成绩的捷径手段，对考试作弊成功存在侥幸心理，表现出明显的道德观念失衡。

二、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原因分析

由于受到外在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负面影响，以及内在的学校教育管理失范和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原因，大学生学术道德出现严重缺失。

(1)社会上诚信缺失的不良环境影响。一是长期以来，人们的诚信意识存在着扭曲的一面。历史上“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老实人易吃亏”等格言古训，导致大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潜意识里诚信意识的匮乏。二是社会上奉行的“趋利避苦”行为哲学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促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出现了诚信缺失的现象。如政治生活领域中政府诚信缺失，文化生活领域中守信者“利益”受损而不守信者却没有受到惩罚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大学生反思辨析能力不足，常常把自己观察了解到的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当做社会的主流，因而容易成为民族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缺失者。

(2)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博大的人文精神，彰显学者的独立人格和圣洁操守，如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强调“言忠信，行笃实”，“淡泊明志”。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诚信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而学术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在不畏艰难的进取精神、刻苦钻研的探索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等。但是高校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不断弱化，导致学生人文精神逐渐失落，大学生失去了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学术道德因此失去了有效支撑，抵御学术腐败就缺少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3)高校学术道德管理制度存在弊端。高校在大学生学术道德建设中普遍缺少健全的制度和合理的评估体制。国内只有少数高校出台了学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且多限于研究生教育层次。在如何防止和减少大学生舞弊上，高校也还基本停留在惩戒的层面上，对难以发现和鉴定的论文抄袭来说，惩戒的作用微乎其微。有一些高校规定，一旦发现学生论文存在抄袭现象，最高处罚可达到“取消学位”。但如此规定属于事后的惩处，震慑作用是暂时的，难有长效。高校对于作业抄袭或编造实验数据的学生一般都尚未处理，这样的机制导致大学生学术道德失去了制度上的约束。

(4)大学生群体知识产权法制意识淡漠。我国对知识产权法制的保护起步较晚，人们的知识产权法制观念相对薄弱，这在高校这种知识密集型组织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加之，高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够，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制意识淡漠，在科学研究或论文撰写中大胆采用“拿来主义”，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种做法已经“违法”。不少缺乏自律的大学生在学术道德和切身利益面前迷失了方向，难以自控，不由自主就卷入其中，很难静心进行学术研究，甚至把论文写作当成负担。

(5)指导教师要求不严或学术道德失范。高校扩招后，学生规模扩大，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也增加。据调查，指导教师在与学生交往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自身比较忙，无暇顾及学生；二是需要指导的学生人数过多，照顾不过来；三是指导态度不认真，对学生的论文或课题研究把关不严。更有甚者，一些指导老师自身道德素质低下，把社会上的腐败行为引入学校。有的将自己的课题让学生做不给任何报酬，并堂而皇之地将学生或他人的研究成果署上自己的姓名；有的自己就是文抄公，这在学生当中起到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三、大学生学术道德建设的对策

大学生学术道德的形成，依赖于外在的学术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大学教育，并经自身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内化而形成。为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大学生学术道德建设：

(1)培育社会的诚信道德文化。通过培育社会的诚信道德文化，形成诚信光荣、不诚信可耻的观念，营造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谨自律的良好的学术氛围。一是加强政府自身的诚信建设。政府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治理企业和个人失信行为，依法行政；提高社会信用度，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二是在全社会进行诚信教育。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大力宣传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反对沽名钓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等不良风气。三是在学术界大力提倡“学术打假”。在学术批评界大力提倡使命感和责任感，杜绝“学术腐败”现象，力争为中国学术界创造一片纯净的天空。

(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外因终究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只有大学生本人才是自己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高校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克服科学研究中各种困难的坚定意志，正确引导大学生学术道德价值观。一是开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大力弘扬传统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坚持德行优先的教育方针，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习惯，努力使他们成为神圣学术殿堂的维护者和高尚学术道德的传承者。二是大力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求真务实的作风。要让学术诚信得以内化为大学生稳固的信念，让学术道德深刻地作用于大学生的具体行为之中，这一任务很紧迫。

(3)加强法制教育和制度建设。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不具备强制力，违反道德规范，通常只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或自己内心信念的责备。因此，加强大学生学术道德建设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和制度建设。一是加大对大学生进行《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的普及教育力度。教育广大学生树立法制观念，明确学术活动中的法律规范，自觉保护知识产权，并尊重他人的劳动和权益。二是制定可操作性的学术规范和惩处机制。要严格落实教育部“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毕业设计论文的规范化要求与管理，围绕选题、指导、中期检查、评阅、答辩等环节，制定明确的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让学生清楚什么是抄袭的界限，什么是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违反学术道德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受到怎样的处罚等。三是建立健全大学生学术监督。积极拓展诚信监察渠道，如建立公示制度、申请和听证制度以及加强学术活动的舆论监督和举报奖励制度等，发挥师生的监督作用，加强舆论曝光和警示作用。

(4)发挥指导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指导教师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起着直接的、关键的作用。指导教师一是要以德修身，率先垂范，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力量教育和感染学生，帮助学生养成恪守学术规范的习惯。二是要强化与学生的科研交流，加强对学生的各个层面的监督。同时，高校要建立和完善优胜劣汰的指导教师遴选机制和管理规范，让学术造诣深、教师职业道德高尚的学者担当指导教师。对不能恪守学术道德准则的指导教师应严肃处理。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

湖南女子职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华正伟.略论大学生学术道德建设[J].道德与文明,2007,(4):

98-92.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北京精神；厚德观；会展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2

一、会展文化的提出

作为全国主要会展城市之一，首都北京的会展经济发展和会展文化的建构、传播对中国乃至世界会展产业都有深远的影响，会展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展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在会展产业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不得不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作为有“火车头经济”、经济发展“晴雨表”之称的会展业，其不仅能推广和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还能起到传播新信息、新知识、新观念的作用，加快发展会展业是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会展行业的高附加值性和产业联动效应可以大大提高北京对国际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信息交流的承载能力，提升北京的城市形象、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会展文化理念的提出是会展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会展实践的有力推动。会展文化就是在会展活动中所涉及和体现的所有“文化”内涵，从文化的视角对会展现象和会展产业的深层问题进行探究和剖析。对“文化”一词的理解聚讼纷纭，《新华词典》中，“文化”一词在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狭义上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即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等”。本文研究的视角显然是从广义的文化范畴出发，对会展文化进行思索与建构。

对会展文化的内涵把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会展内容的文化性，即会展主题和相关活动体现的是文化的内容，会展本身是承载文化表现和传播的活动载体；二是会展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形式，能体现出在精神、理念、价值观上的文化内涵；三是指会展是多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会展的相关利益主体在这里进行频繁的交流、沟通，会展主体在筹备、组织会展活动时能体现出主观意识形态中的文化本质。

提及会展和文化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里强调了文化和会展水融的关系，文化是会展的灵魂，会展经济活动注入的文化内涵愈多，其附加值就愈大，核心竞争力就愈强。

二、北京精神“厚德观”对会展文化的影响

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主要内容的“北京精神”是首都人民长期发展建设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体现了首都历史文化的特征，体现了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厚德是北京精神的人格化，是北京立德扬善的首善品质和人文精神的典型反映。厚德一词源于《周易》“君子以厚德载物”。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道德文化不仅是北京精神的重要体现和要求，也是会展文化建设的根基，根基不稳，其他皆为空谈。只有在道德文化的沃土中，会展才能享受长久的生命力，成长为苍天大树。道德文化是会展文化构建的根基和前提，强调道德精神、道德力量对会展文化的塑造作用，是从本质上把握会展文化的精髓。《论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仁是道德。会展业中的道德文化，也应该是会展人的守则之首。如果连道德责任感都不具备，会展活动还如何能够有序、健康、长久地展开呢？

会展业的核心是服务，道德理念的诉求和坚守是做好会展服务的前提，是会展行业腾飞的基石。首都会展产业的道德自律已然起到了一定的典范作用，但道德文化的弘扬依然应置于重要议题。针对当前中国会展产业的现存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会展道德文化的构建与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会展道德文化的诚信自觉与约束。

应当明确提出以“诚信”作为行业道德自律的主要准则。这是因为，目前在中国会展行业各种缺乏诚信的现象还比比皆是。诚信缺失，道德意识淡薄，换来的是会展业内部管理的混乱和会展经济的阻碍。道德自律是法制秩序与精神文明实现的最高形式。

面对会展行业中种种趋之若鹜的不良现象和风潮，所有会展人应当拥有自我辨识和自控、自检能力，避免制造或跟随哗众取宠的噱头，避免陷入阿世媚俗、曲意迎合的行业黑幕。坚持功利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协调，切记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更不能只顾一己私利，眼前之利，要充分意识到造福社会大众的初衷和举措才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之道。通过调研得知，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并不具备办展条件的个人或集体，为了一己私利，成立“皮包公司”，鱼目混珠，仿冒欺诈，严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些现象和行为无疑构成了对会展道德文化的严重破坏。

目前，会展行业的技能培训市场也呈现出诚信危机。会展证书鱼龙混杂、管理混乱，失去了证书对于专业技能考核的公正性、权威性，目前很多高校会展相关证书的技能培训与考核，与技能考核的严谨性、真实性背道而驰，沦为培训机构挣钱的投机途径，不得不令人忧思、惋惜。一方面，当会展技能证书沦为毫无价值的一张纸时，会展行业的进入门槛和专业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当高校的会展文化被社会上不良风气所侵害、污染之时，会展教育的公正性、公平性都难以体现，我们还如何能培养出优秀的会展人才？这些棘手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反思。会展道德诚信观的塑造和普及，应该从学校抓起，从会展人才的培养抓起，高校会展教育不仅要体现出学科的专业性，更要在教育理念中牢固灌输诚信、公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