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川端康成作品的忧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认识。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忧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描绘、展示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十分契合，其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深沉而纤细，交织着主人公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主人公的同情、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害，无所不在的恐惧．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对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忧郁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

3．佛教“虚无观”的影响

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讲究“万物一如，轮回转生”、“虚无”、“无常”，《雪国》结尾处描写了叶子的死亡，美到极致，蕴含了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招魂节一景》结尾处涂上了佛教“虚无”的色彩。佛教“无常观”不仅融于日本古代传统文学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忧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川端康成启发了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审美眼光，使其从政治化、社会化的写作中逃离出来。随着20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加强，20世纪中国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审美趋向。莫言说过：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品格，J端康成对美学的追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中国的作家创作时应该去感受真正的文学对象和审美品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作品既有J端康成式的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仅结合了日本式审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学，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忧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紧紧抓住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深切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日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大江健三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凝结在其文学作品中便体现出深深的忧郁性。“苦难”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里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作品都绵延着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绝望。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担忧，深深的忧郁性渗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形成原因

1．个人生活体验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的忧虑意识与时代幻变与个人体验直接相关。日本战败带来的民族屈辱，传统天皇制崩溃，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让他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残疾儿小说的灵感来自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残疾孩子与广岛的二战遭遇联系在一起。且将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终停留在萨特身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谬性，积极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倾向，与大江内心深处对于时代、民族、人类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这一切促使他力图在文学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忧郁性。

2．日本民族忧郁传统的影响

大江文学的忧郁意识无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忧郁传统。日本是岛国．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日本又是忧思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与浓厚。日本传统文学观念认为，在人们的各种情感中，只有忧愁苦闷之类的情感才会让人感触最深，结合日本的国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忧郁传统，不仅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独有的性格特征。这种民族忧郁特质深深植入171本作家的脊髓．并影响了大江文学的忧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的文化交流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莫言在《影响的焦虑》中表明了学习外国作家作品时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作家“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不大胆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不可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不积极地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文学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莫言之所以获得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与大江健三郎对他的作品高调的认同不无关系。大江作品启迪了中国作家。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

村上春树作品一般反映年轻人的快乐与悲哀。很少有实质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绪与感触。抒发莫名的迷茫与哀愁，具有典型的忧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写主人公的空虚、自我封闭，快乐时不与人分享，痛苦时不与人分担。看似坚强的外壳难以掩饰灵魂深处的空虚。自私的永泽，自卑的直子，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所爱的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也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死观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忧郁性。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孤独和忧伤．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为被剥夺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忧郁性格的影响

文如其人。从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倾向。实际上，村上虽然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学界来往．也不参加任何作家协会。他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也不做任何报告，不接受任何采访。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善与人交际，自己也很孤独，他将这种孤独忧郁的情感倾注在作品中。

2．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根源在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村上二十岁左右，对他来讲，这一时代就是甲壳虫乐队、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和“大学纷争”的代名词。当时政治动荡。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革命与经济繁荣，人们像无根的野草，产生了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不敢面对社会，也无力改变社会。村上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孤独、不安和空虚，在作品中呈现出忧郁的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应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梦想中世界无法实现的失落，是两个世界无法彻底融人的迷失。

(三)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在不断深化，模仿村上春树的作品不断出现。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题、情节、作品风格、结构、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孑L亚雷《不失者》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职员，一个失无可失、无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寻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作品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树的文学特色，但可以说比村上作品具有更高层次的审美文化。“8O后”作者张佳玮的《加州女郎》，也流露出村上春树式的忧郁性气息，显然其许多细节受了村上春树的启示。

四、结语

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作家作品虽各具特色，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性，即弥漫着忧郁的感情基调。忧郁性浓缩了日本民族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生与死、乐与悲、虚与无、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集中显示了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日本式的忧郁和审美情趣为中国作家创作注入新的元素，值得中国作家借鉴与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真正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及多领域的相互借鉴和交流。使中国文学呈现出既富有自身特色又多元化的新局面。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当代旅游景区社会文化市场化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现了文化市场化的特点，而这种文化市场化的发展也是存在着利与弊，文化迎合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文化的认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建设，给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也在一些方面上给本地旅游文化带来新的问题，这种市场化的转变需要文化本身适应市场，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独特性与自然性，表现为文化的大众性，在这基础上一些不被游客认可的旅游文化将会被淘汰，而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给我国的问文化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遗憾。专家为此讨论正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中怎样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发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场化中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道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的文化体验颇多，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传统文化的离我们而去。现代更多的旅游是倾向于现代的人文和自然资源，而传统的应有的风格的文化已经衰退下去。这是我们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面对这种传统的衰落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当代的旅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也是当今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把传统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来，我相信无论是在旅游业上还是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着个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好的现象。不断衰退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被重视，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着对于旅游、经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发展与进步。

（三）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转向问题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存在着一个转变的方向，这深深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问题表现在旅游文化为使其自身存在竞争力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上，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问题，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样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来说，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国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旅游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这种民族文化的转向也为双方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视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发展环境，也是国家的文化实力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会促进其发展，专家们的讨论与研究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而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不能等同混为一种，这种转变充分展示出两种文化的内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对景区自身的文化影响问题

旅游人群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来源，在不同的旅游文化景区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本地文化，这就和旅游者的自身文化产生了不同，在此方面上可能就会想成对旅游文化风景区的不同理解，旅游区游客的一部分认同，与一部分不认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认同的游客会给景区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就给当代的旅游文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旅游文化的受到排斥，表现在其自身的设计与变革，、适应不同的人群的需求，那么这个转变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景区自身的本族文化的衰退与丧失等，研究人员看到了这种影响，努力找寻旅游文化的发展方向。解决这种矛盾成为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

（五）当代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问题

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也是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内部研究为主体还是外部研究为主体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与其说这是一场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不如说是对旅游文化的自身与内容的地位问题存在分歧，也就是说现在在旅游文化的领域内对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旅游文化的整体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而且在旅游文化的讨论中更是有对其旅游文化的界定问题产生了分歧，旅游文化本身的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专家的讨论对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当代旅游文化发展建设问题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的文化在其建设上与有形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区别，面对这种文化的建设问题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对旅游文化宣传的这一方面上的问题，因为旅游存在多种那么这种宣传也是多种的，这就个文化的宣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对旅游文化的建设者的素质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存在区别，很难鉴定这种素质程度，需要合理且有效的规则来提升对建设者的要求这才能有效的建设旅游文化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在旅游文化的应用问题上也是一大难点，对此研究的程度也较高，许多专家为此进行讨论怎样应用，应用到的地区和范围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二、中国旅游文化未来发展趋势

（一）向文化方面转变中国旅游业

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2002年，海外游客对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文化类型就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因为文化做为精神方面是对精神上的提高，当代社会下人们已经有以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养与对文化与知识的理解，都对文物古迹表现出浓浓的兴趣，在黄金周期间，故宫的旅游人数更是创下了史上之最。这种回归文化的势头还会继续增加，人群更是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华侨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感来源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文化的作用不断突出。这也体现出人们的态度的转变过程。文物古迹作为文化的依托在文化的传承中有其独特的作用。所以这种旅游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向这种文化的转变。长城也是文物古迹中的代表，也代表了国家的优秀文化，游客的认可也显示向文化转向的发展。

（二）生态保护与旅游文化的相互作用加强

中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中国的生态旅游业开发历史较短。中国的生态旅游是主要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个部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将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此后，森林公园建设以及森林生态旅游保护的发展突飞猛进。这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有了一个明显的态度的转变。我国面积广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旅游的开发要与当代的生态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对旅游开发的首要条件，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环境，而这种生态保护也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当地的生态保护做的到位，旅游景区的质量的不断增强，才能招揽大量的游客。例如对我国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对藏羚羊的保护尤为重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是难得的自然资源，作为国家的资源，保护要第一位，为此随着旅游的开发，生态保护也会得到加强，而游客的增多也为当地的风景区带来大量的资金来做生态环境保护，这种双向的互动，是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

（三）旅游文化内涵

价值提升旅游产品开发从“外向型”向“内涵型”转变实现旅游产业利益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产业良性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从而提升产业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不断提升是人们对旅游的文化的认同的表现，由于人群不同所以人们对文化的要求，旅游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自身所体现的内容是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人们的文化需求要在文化的场景中发展与利用，外在型与内涵型是旅游产品的在发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文化形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对文化产品的外向型的需求，这就为旅游文化向内涵型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也促进了旅游文化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是从广众的旅游到文化旅游内向型的转变的深刻体现。而且研究发现这种转变的趋势将会大大提高旅游文化的整体发展，这种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是一大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趋势。

三、结语

由于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很短，旅游产业发展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加上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如它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那么直接和易于察觉，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结果才逐渐显现出来，可一旦结果显现，其后果也就无可挽回。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旅游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因此注重旅游的社会影响是研究旅游文化的关键，现代的社会发展复杂，而旅游是人的精神享受，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现在可以看出人的精神已经逐渐成为发展方向，旅游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也将更为紧密，当代旅游文化的发展趋势也会向社会倾斜。二者的关系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这有利于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市场的拓展。从而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这不仅是旅游的经济利益方面更是旅游在社会方面作用的突出体现，在这一程度上就要求我们现在的研究者的方向与变革。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艺术活动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的。”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与现实的反映，文学通过文学形象来反映作者心中的世界观或社会历史。“文学是人类满足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常常停留在这一认识水平上。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正是用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从更为本质的方面来看，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类把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并使之成为人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人类的生存正是以满足这种更内在、更本质的需要而展开的。”文学作品除了是社会历史生活的曲折记录与展示，更多的文学形象被凝聚为一种人文符号。在这个追求创新与彰显个性的时代，各地各部门为了找寻自我，就要标榜特色。可是这些特色的灵感从何而来?答案是从充满真实社会的折射与丰富想象力的文学等艺术作品中而来。当代世界乃至中国追求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要求，旅游业的繁荣应势而生，旅游业的开发成为各地区最便利，最高回报的社会生产。在开发过程中，以什么为主题，如何开发出具有深度与历史厚重感的景点，成为旅游业制胜的关键点。文学资源与旅游资源结合的本质是商品化大生产，各艺术样式相互循环生产，打造文化符号。它主要有三种结合方式:

第一，旅游从文学中汲取营养，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如将文学人物形象、文学景物形象、文学事物形象、文学作家与文学现象等进行符号化地改造，将一些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文学符号打造为旅游资源的卖点。当旅游资源有一定知名度后，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或文学名家才被大众更广泛地、更深入地接受。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与旅游互为传播媒介，相互提高知名度。

第二，有了一定知名度后，文学或旅游资源就更容易受当代文化生产家们青睐，他们大规模地宣传与再生产。从这个层面上看，文学与旅游互相带来潜在的经济利润。

第三，当某处旅游景观得到一些文学家的肯定或推销时，大众在接受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在认知着某旅游地;“当一部知名文学作品可以结合地域文化经济进行旅游角度地开发时，其实这是政府与商人对文学进行再解读的重构。”它产生的涵义不再是文学加旅游的结果，而是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将文化符号的意义强化了，从这层意义上讲，文学与旅游是互为广告的文化符号生成过程。当代旅游业将文学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特性与旅游对人类精神需求的指引性结合。将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文学形象、知名作家、文学故事等文学形象与当地的地理、经济等结合，浓缩出可以标榜当地特色的文化形象，从而对各地旅游景点进行打造。当某一旅游点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游客后，或者说一定程度与广度的消费群时，这些承载文化意义的文学符号面向世界、流传后世，就有了更好的生产前景与消费市场。

二、文学与旅游结合的利弊

为收益将文学与旅游结合而打造的景点，本文将其称为文化旅游业。文化旅游业充分体现了当地经济开发过程中，人们的聪明才智，也体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之后的精神生产在中国的盛行。这是对资本生产论的最好诠释，代表当代社会人们追求精神生活，而导致精神产品的商业化生产，即精神生活的物化。这个从生产到消费再到接受的过程，可能是成功的。如张艺谋为杭州打造的“梦幻西湖”等旅游景点为大众消费群带来巨大的声色形景等精神享受的同时，对当地经济利益的提升作用更是毋庸置疑。当然也有可能由于找不准自身特色，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生产出来的文化旅游新产品利用率低，收益不好等后果。但总的说来文化旅游业为当地经济与生活环境的改变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提高了当地资源的利用率，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环境。而且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精神相吻合，为和谐社会的和谐环境、和谐经济与生产关系提供了一种保障。最后，文化旅游业作为中国找寻自我的寻“根”产品，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表达与彰显了自我，为中华文化的回归、传承与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文化旅游业又处于商业化大生产的操作过程中，其为当地乃至中国带来经济与人文利益的同时，也有很多弊端。文化生产的实质往往需要各种艺术样式参与，而文学与旅游联姻只不过是其中两种文化生产的原料，当然还有文学、影视、旅游、绘画、音乐等艺术二合一或多合一的新产品。当生产、消费等大生产的环节，一旦融于旅游业时，生产这个环节在文化领域内完成了一次循环后，这种文化产品就成功了。各行政区域为了经济的攀升，不停地生产代表城市(地方)文化的“形象”。可是这些形象，如旅游小姐，各地的土特产，各地的城市文化名人形象等符号，本身只不过是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物、事物等存在的个体。它并没有什么文化的意义，并不能代表(或不能完全代表)当地丰富的文化内蕴，是追求利润的商人们通过文化生产赋予(或强加给)这些形象的。只不过像“广告”等这些宣传载体，将“美丽的谎言说了一千遍”，无自主精神辨别能力的观众对这些陌生领域接受了，成为这些伪文化的消费者，也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大众的无意识，又叫潮流，文化就被符号化了。所以，这个“文化”泛滥的社会，很多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很多商人(投资者)生产出来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一种炒作，经过复杂的加工生产后，对大众会产生一种消费导向。可叹的是，作为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大众，在潮流的驱逐下，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文化再生产或新生产的导向，否则他(她)会成为一个被时代抛弃而过时的人。

三、文化生产的实质及社会原因

“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文学资源与旅游资源相互循环生产，打造文化符号的过程。”文学与旅游互动下文化生产的深层原因:文化生产、广告推销、消费接受这样一种物质的经济生产模式被带到了人们的精神层面。第一，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信息容量大，并且更新速度快，各种时兴的潮流日新月异，社会需要各种具有创造力的新生事物来改变人们精神于物质飞速运转的滞后境况，以填补人们精神的空虚或浮华，所以各种精神文化消费的新产业应运而生。第二，文化也是要成本的，文化也是要生产的，文化也需要推广的，文化也需要消费的。但是文化的生产更复杂，往往需要各种艺术样式的参与，而文学与旅游联姻只不过是其中两种文化生产的原料，当然还有文学、影视、旅游、绘画、音乐等艺术二合一或多合一的新产品。第三，随着传播媒介的信息高速化，在“草根文化”平民化时代，人们对生活用品的物质消费差别细微，这就造成外在形式上的阶层差别不再明显，但是有一定社会经济身份的阶层为了彰显人生品味，希望在文化消费上区别于他者，这也从另一面促进了次生文化消费群生成。虽然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价值会低于或较低于它的市场价格，但人们往往没有关注到文化产品所象征的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在这个时代的存在，这也是当代文化产品消费价格高出日常生产生活资料很多倍的原因。解决文化泛滥化的办法就是拒绝文化作为商品生产，将文化产生的途径还回到社会与历史的沉淀中。首先，从根本上清除人们思想里根深蒂固的阶层差别意识，降低社会大众快餐消费的盲目性，使这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与导向更合情合理，而非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所谓“高大上”的虚浮产品，使人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物质的高速猛增相吻合，这个过程很漫长。其次建议区域经济开发的行政机构不以经济利益作为旅游等文化开发的唯一目的，严禁文化产品的暴利现象，更严禁恶官与奸商相勾结的文化暴利化倾向，加强权力监督的力度。最后文化可再生，但不是次生或伪生。文化有引导大众意识的社会责任，传媒业不能以取得经济利益为目的，不顾社会责任，只一味媚俗，推销低俗或“伪”文化。社会大众也应有清晰的价值观，对于当代这个浮光掠影的社会，要有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辨识力，练就一双慧眼，做一个有清晰认识与基本底线的自我。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民族文化和特征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社会的显著特征，犹太民族文化和特征也是如此。虽然随着犹太移民不断地融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太移民的诸多问题逐渐被搁置一边，他们可以与异族进行通婚，经济上也开始不断好转。这个时期的东西方冷战思想以及麦卡锡极端主义等文化外在的因素使美国社会淡忘了犹太民族的犹太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完全接受了犹太民族，这只是表明犹太人移居在美国社会中进入到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处境。移民的文化困惑在这个时期没有消解反而更加严重了，反映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就是通过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来表现文化冲突的困惑。这种困惑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犹太作家通过对犹太民族性因素的挖掘和描写来表现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以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伯纳德•马拉默德等代表的犹太作家群，他们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通过对犹太民族中的犹太性因素和犹太特征进行加工整合，使他们文学作品中的犹太性表现得极其明显，这与该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特征有明显的关系。这些犹太作家并不局限于挖掘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同时也通过对犹太民族文化特质的描写来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历史遭遇。犹太民族的“犹太性”在犹太作家群中的描写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创作主体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形成的独特内涵，再与美国的社会生活相结合形成的犹太文学品质，与其他的犹太性具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犹太性的体现有轻重强弱之分，有时甚至比较隐晦，但是犹太文学的特征与影响力也恰恰体现在这里。比如犹太人出身的卡夫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犹太”的字眼，但是只要仔细地阅读就能感受到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犹太特征。因为犹太性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就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不断地表现出来。美国当代犹太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索尔•贝娄（SaulBellow），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

贝娄在他的作品中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当代流浪汉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贝娄的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作品中主人公的流浪主要是通过空间的流浪和心理的流浪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在空间方面，主要是通过主人公在社会中找不到归宿，不得不到处流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空间意义上的流浪。心理上的流浪主要是以主人公心理和情感为主要描写对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找不到心灵的归属和慰藉，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困惑和焦虑之感，这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当代犹太作家在展现犹太民族在精神上困惑与受难的同时也在追寻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贝娄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塑造了出身在社会底层中贫苦的犹太人———奥吉•玛琪。通过奥吉•玛琪自述的形式展示了他的流浪经历，他要做一个自我创造者，他从离开家之后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足迹遍布了欧洲、美洲，在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中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不公平现象。他狩过猎、参过军，也逛过妓院，作者通过奥吉•玛琪流浪生活接触过的人和社会环境，向我们展示了探索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中不断地流浪下去。在《雨王汉德森》中，作者描写了汉德森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汉德森是个继承大笔遗产的富人，由于对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他去非洲旅行，称自己为“雨王”。他在茫茫的沙漠中进行不断地思考、质问和探寻后，完成了自我精神使命的探索。终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和终极目标，他最后回到了美国，抱着一个捡来的孤儿，这不仅是作者的象征意义，而且是他新生活开始的象征。这些小说都体现了犹太作家对犹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把对民族文化与美国生活上升到人类生存的状态。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民族主义，而且有世界主义的存在。这表明了犹太作家在追求民族认同感的时候，往往把犹太人的困惑和追求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追求，具有普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在美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而且体现了在民族文化历史变迁过程中犹太作家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影响力，体现了他们对美国当代生活的领悟和感知。犹太文学民族性和整合性作为文学现象的特征存在。犹太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是以分散的方式居住在各个国家，形成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但是属于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为显著的因素，不管历史如何发展，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作家群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无法被其他人取代的。犹太文学的整合精神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如犹太作家都能够结合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通过文学作品把它们表现出来。从美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当代西方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替转换之中，犹太作家描写的这些困惑不仅是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困惑，也是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犹太作家通过犹太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二、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

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犹太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倾向。70年代之后，美国的多元化思想不断发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许多群体开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犹太民族也是如此。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来讲，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慰藉。这个时期的美国犹太文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是美国主流文化却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陷入混乱状态。因此，犹太文化在犹太移民对其认同和挖掘中不断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体现出来，主要的文学主题就是重返犹太家园，重新审视犹太价值观等方面。犹太民族文化中的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70年代之后。但是在此之后，一些犹太作家开始摆脱犹太性，追求回归犹太传统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第三批犹太作家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崭露头角，他们追求犹太文化的传统性，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犹太性。比如美国犹太移民的当代作家艾萨克•辛格（IsaacSinge）r，他的文学创作是美国当代文学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不仅体现了犹太原始的语言形式，而且小说主题基本上都是表现对犹太传统的回归。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在各种利益与诱惑面前无法自拔，金钱、权利、欲望等都是他们罪孽的源头，都是在最后关头总能悔悟，回归到犹太传统。这些人物形象开始在社会中总是找不到自我，深深陷入各种诱惑之中无法自拔，他们违背了犹太人的原则，背弃了自己的宗教，成为社会的抛弃者。都是在关键的时刻达到了内心的醒悟，于是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他们不仅重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而且开始了新的人生，这是辛格小说中最主要的主体模式。辛格的《肖莎》充分体现了他作品中的回归主题模式。肖莎是艾伦的初恋情人，小说在开头简单地介绍过她，后面主要讲述了艾伦远离肖莎之后沉溺于放荡的生活，他和四个女人的关系纠缠不清，为了金钱可以放弃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但是当他看到肖莎时勾起了他所有的回忆，艾伦在肖莎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自己失去的美好品质，更是失去了内心的信仰和作为犹太人独有的特征。所以，他决定回到自己以前纯真的生活中去，他为了肖莎放弃了去美国，表现了他对回归犹太传统的坚定信心。这种“背弃—忏悔—回归”的小说模式不仅是辛格小说的主题模式，更是他创作的态度，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现代犹太人只有珍惜自己的生活和犹太的宗教传统，在犹太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洗礼中才能得到回归，才能够真正体会世界的安宁和人生的意义。

三、新时期犹太作家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坛上出现了第三代犹太作家。这批作家与第二代犹太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以贝娄、罗斯和辛格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的作品具有超越犹太性的意义，但是在这批第三代犹太作家中却有意识地凸显犹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探索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作家对英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认为英语的运用不符合犹太人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播。这个时期美国当代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就更加体现出来，深入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层面上讲，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小说不再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同化现象，与此相反，他们在犹太文化传统中吸取经验，从历史发展与民族生活中寻找素材，在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救赎意识和思想观念，而且对犹太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辛西娅•奥齐克、休•尼什桑和库尔特•莱文恩特等一批学者是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中成就比较高的要数奥齐克，他希望在英语环境中创作出一种属于犹太人的本土文化，虽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和环境空间，但是他始终认为犹太文化复兴之路一定会到来。在他的论文《创新与救赎：文学的意义》中，他主张人有改变生活的自由和创造新文学的自由。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漂浮：五个短篇故事》中，救赎仍然是他文学的主题。在《普特尔梅瑟：他的工作经历、她的家世和她的余生》中，女律师普特尔梅瑟是犹太文化传播的典范，她有犹太价值观，把自己的命运与犹太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奥齐克通过普特尔梅瑟的行动与思想说明了犹太语言与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掌握犹太语言和民族文化传统，犹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发扬光大。他的另外代表作《流血》也是突出救赎的主题思想，在这篇小说中奥齐克揭示了犹太人赎罪日的神学意义，向我们展示了犹太叛教者回归的心路历程。《律法》是尼什桑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现的是犹太人的宗教价值观，小说的主要思想就是肯定上帝对人的圣约，指出犹太人应该遵循古训。故事从叙述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开始，其根源是是否继续遵守犹太教规，是否让口吃的儿子当众诵读摩西律法。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对犹太教规和律法都不屑一顾，他们是被德国纳粹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心中早就没有犹太人的信仰和追求，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也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但是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疯狂的屠杀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点民族意识和犹太情结，父亲决定抛弃祖父的教诲，把属于民族宗教的东西作为遗产传给了儿子，而且儿子非常高兴地承担宗教义务。这部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残酷的杀害，告诫人们战争的残酷性，同时，说明了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盲目地追求同化是徒劳无益的。

这表明了在第三代犹太作家中，他们不断认识到犹太民族性特征对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在美国社会中也越来越自信，从小说中反映出的对犹太民族特征的坚守，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挖掘都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其文学作品活跃在美国的当代文坛，对美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贝娄、辛格和马拉默德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主题主要是关于战争带来的苦难，犹太人在美国的身份困惑以及美国对犹太人的排斥等。而且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大部分是社会生活底层中的普通人物，他们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中也是流浪汉的角色。但是以奥齐克和尼什森为代表的第三代犹太作家不管在描写主题还是表现手法方面与第二代作家都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笔下，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精通犹太传统文化和了解犹太民族历史，都是精通犹太语言的虔诚的犹太教徒。这些在奥齐克的代表作品与尼什桑的代表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四、结语

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美国文学中的犹太文学同样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与美国当代其他文学一样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容。但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犹太文学与美国当代的其他文学又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主要探索了犹太民族文化传统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指出美国犹太文学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几代移民犹太人在美国不断探索文学意义的成果和结晶。文学的主题从犹太人在美国寻求身份的认同到在美国获得承认之后的自豪感，充分显示了犹太移民在美国坚持文学理想的心路历程。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的历史演变中向我们说明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个民族只有不断挖掘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够在世界文化中得到认可，得到发展。犹太民族文化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犹太民族文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价值体现。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第三，量化研究、尤其是实验和实证调研的研究进路。对于论证实践中的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可以针对其形态、类别、影响方式和效果等方面，发展出经验测度的具体指标，开展定量的实验研究和问卷调研。从而，通过测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出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因素发生实际影响的因果关联和基本机制。实际上，前文从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论证的接收与评价三个方面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的具体阐发，都可以进一步发展和细化出特定的量化指标，进而设计相应量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开展实证调研和统计分析③。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1.1各国生活方式及文化现象的相似性

在现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品牌文化成了世界主流文化。各地人们的经济生活也逐步趋于相似。现代的白领一族、蓝领一族的生活方式，都市的网购生活方式、快餐文化、汽车生活、背包客一族等等，这些围绕在品牌周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是世界各地的共性体现，品牌文化已经深深地烙在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中。

1.2各地文化现象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地域、气候、种族、文化、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比如人们的饮食和着装习惯、行为表达等等，都可称之为文化现象。文化现象多种多样，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域的人们某段时期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是受到传统、历史、自然和现实的影响，不会因为开了几家麦当劳而改变，中国人也不会因为带了瑞士名表而改变文化价值观；同样在美国，也不会因为有了几家中餐厅而改变周围的文化现象。今天世界各地的生活和文化，因为有了差异，才各显特色；因为有了交融，才丰富多彩。例如：中国人生活中讲面子、讲排场，请客吃饭中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计划生育的国策制造了“小皇帝”和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教和培优之风；由于地域经济差异和城乡社会设施的差异，造成节假日的大量人口迁移，形成了春运现象，这些生活现象都是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的。韩国传统泡菜文化，产生了世界著名的密封盒品牌“乐扣乐扣”。北欧国家瑞典的实用生活方式，孕育了宜家“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品牌。美国地大物博，其城镇民居的居住和生活设施都是分散而铺开的，这使得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处处都离不开汽车，而生活设施也都围绕汽车生活而设计，比如：汽车餐厅、汽车电影院、汽车旅馆等等，这就是美国的汽车文化。自然界因为生物多样性而美丽，人类社会也因为文化的多元化而丰富。

2当代生活方式与文化现象在设计文化中的解读

关于文化的解释有很多，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文化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总和，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和习惯的综合体”，所以文化具有对科学、宗教、情感、道德等各种精神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做出指导。而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的社会文化，对设计这个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起着指导性作用。

2.1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在当代的显现

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曾在过去的社会中长期存在，因而它是早已被规范化、习俗化、凝固化，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理念。这使传统的东西有着巨大的能量和顽强的生命力，以致在现代社会中仍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现代生活方式中的某些传统生活文化因素，在现代科技定义下应该有全新的理解，不应该是传统的简单复制。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对设计的影响，是设计文化内在因素的作用，从而指导产品设计过程的进行。这里讲的“设计文化”具有宽泛的含义，是指“影响产品设计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哈飞汽车公司和意大利宾尼法利那的汽车公司联合开发的哈飞面包车，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该车前大灯后边角上翘，神似京剧人物脸谱眼睛，拟人化的前脸造型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韵味，（图2）此款车一上市就获得很好的市场认可度。我们生活在由文化构筑的社会里，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手表和手机，一个是通讯产品，一个是计时工具。近十年来，这两种产品出现的角色互换，很具有启发性。手机出现之前，手表只是计时工具，随着手机进入人们的生活，手表计时的功能逐步被手机取代，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那时拥有一部手机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当手机发展到今天，人人手里都是智能手机，手机已成为一部“便携式电脑”，带手表又开始成为一种时尚，而佩戴一块贵重的手表是身份的象征。科技发展到今天，手机的微型化及手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公司已经开发出能够弯曲戴在手腕上的手表式手机，难道以后手表和手机要合二为一吗？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发展趋向，反映出人们对生活文化传承的一种寄托，这种寄托直接反映到物上。反推过来，研究物的设计思维可以深入对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的领域探究。

2.2社会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的选择

人的生活方式受到条件的必然限制，我们发现这个限制来至于社会文化、经济等等方面。因此，设计文化中应强调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不同的社会文化，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中国这片土壤里孕育和传承的，我国国土面积与人口比例严重失衡，所以中国人选择了聚集，多数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生活设施、宗教文化、社会机关等配套设施都集中在城市，公共交通的也是以连接各大城市而设计。为此，大多数中国人向往城市生活，人们的工作、学习、居住、购物、休闲等活动都反映出“集中”的特点。集中的好处是对土地面积和空间的最高效率的利用和社会生活的集中解决，但是过渡的集中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治安混乱的问题，过渡的集中也会产生生活压力巨大、社会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中国人选择了中庸的处世之道，这便是中国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2.3设计文化促进品牌的形成与发展

从系统角度讲，品牌也属于文化的范畴，特定的“社会文化”。哈雷摩托，属于美国的全球知名摩托车品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加大的厚重车轮、高大的摩托车龙头、锃亮的金属装饰、昂贵的价格，决定了哈雷不与普通代步工具威武，比它实用功能更为人所称道的是它的文化性。人们这样描述哈雷摩托“哈雷可谓是一件重金属艺术品。车身够长够大，很多部件由钢铁打造，传统五金手工工艺随处可见。这是设计、制造和使用结合的风格，是技术规格和数据无法描述的，这就是哈雷”。说起哈雷，许多人回想起1969年的那部经典电影《逍遥骑士》里的丹尼斯•霍普和彼得•方达，那两个长发男人的奇装异服让人印象深刻，皮衣皮裤加墨镜，这便是哈雷车主最具代表性的装束。哈雷品牌之所以历经百年而不衰，在与它从造的第一辆车起就潜心致力于创造独立、自由、个性、进取的摩托文化。这是一种生活文化的选择和形成，哈雷文化是经过百年不断地积淀和提纯才有现代的市场影响力。如今，哈雷早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通工具，它已成为一个机械和人性融合一体的金属明星，成为精神图腾。而哈雷品牌中的哈雷服装、头盔、啤酒罐、手表、打火机也成为哈雷文化的一部分，受到世界各地哈雷迷的追捧。哈雷只能诞生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源丰富、地大物博的国度，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人拥有多元文化、张扬的性格、开拓的精神等社会文化孕育了哈雷摩托车这个品牌，说到底就是美国文化孕育出的哈雷品牌。

3设计文化指导产品开发与品牌培育

设计文化系统是以人和人所在的整个环境为核心的体系，这个体系更关注人生活的整个环境和生活的方式，克服过去仅对产品本身的研究的设计方式，把产品设计、品牌培育置于设计文化系统中运转。设计文化系统的观点强调，从设计文化系统的角度看待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能看清事物每一环节之间的关系。产品从预案到定案，从试制到生产再走向市场，从市场到使用者手中再变成废品，走向回收再利用环节，要走过很多程序，有方案的造型和色彩问题；有人机协调、产品与环境的协调问题、有材料的加工与装配问题；产品与社会的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化、感情、技术、地域等几个方面。在这过程中，经过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循环过程，整个过程中对产品设计目标的社会适应性、环境适应性、人机适应性、市场适应性等诸多方面的权衡，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的分析研究对设计定位和品牌定位及培育有着积极的意义。品牌既是企业的符号，又是文化的载体，企业透过品牌经营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及文化理念。消费者从产品或品牌服务中来感知企业文化，对品牌的认同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是通过接受其产品品牌与蕴涵在其中的产品文化来实现的。因此，在培育品牌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把社会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的研究目标定位在用户上，让这个系统的研究成果服务于产品设计和品牌定位。在品牌的创立中植入社会形态和生活文化，会使品牌更具有文化内涵和亲和力。

4结语

当代设计是对当代社会文化的解读，优良的设计一定映像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品牌亦是如此。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功能，而是选择了产品实现的生活方式，是对设计及品牌文化的认可，以及品牌其中所透出的生活情调与价值观念的推崇。在建设和培育一个品牌的过程中，设计文化必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品牌的培育就是当下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的浓缩。这其中，社会文化和生活是凝聚和培育的催化剂，使品牌更有文化内涵。正是源于设计文化的巨大作用，需要加强对设计文化的研究和应用，把对文化的研究作为产业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1活在黑桥

生活在黑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全方面的锻炼与挑战。在黑桥的居民区中，狭窄的巷子，无章的商业招牌，以及乱搭乱建的现象，使原本规整的二三层楼群变得鳞次而无法栉比。除人口基数大以外，人口分布密度却呈现出严重的失调。在地理空间上划分，位于黑桥村西偏北部的居民区，一间60平米的两室一厅民宅除了主卧、次卧要独立为单位出租外，仅有的客厅也要装修成隔断间对外租售，就这样无论是幸福的三口之家还是新婚的二人世界，都要面临至少6人生活在60平米的公共空间里。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人口居住密度，还是煤气、水、电的能源消耗方面，亦或者说是二氧化碳和氨气的排放量来看，都是严重超标的。而位于村子北偏东以及东南部、南部的仓储区、工作室区则呈现出地广人稀的景象，对于这一区域的艺术家们来说，工作室的租金在每日每平米0.5到1元之间不等，自来水基本为臭的近几年有所改善，供电为工业标准，每度约在1.5元左右。在黑桥，餐饮行业曾经是一个问题，一来是像样的餐厅很少，二来是卫生无法达标，因此每次就餐后也最好订制一份与药店止泻专柜搭配的套餐，而随后开业的蓝房子酒吧，小美厨房和后院披萨，当然还有著名的六道院烤全羊，也填补了黑桥村餐饮业正规军的空缺。

2矛盾黑桥

黑桥是一个矛盾体，他的矛盾来源于其中各个方面的差异。大量的现居人口和恶劣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是杂乱的村落，退一步是繁华的望京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前卫的艺术家与来源于乡土思想保守的务工人员这一对对差异促成了黑桥社会关系中的复杂性于多元性。黑桥村与其他的城乡结合处有着相同的特点，只不过与它比邻的是北京这个巨无霸的世界大都会，因此各方面的对比会显得更加尖锐。前文笔者描述了黑桥的人口分布，而巨大的生活消耗也促使黑桥村出现了大量的生活垃圾，通过雨水的渗透导致地下水资源污染，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日益增长的社会人口与不断下降的生存环境成为了黑桥村的客观矛盾。除此以外，房地产开放商的风吹草动，也成为黑桥人民最关注问题，一方面看重房租便宜，文化集群努力的挤入黑桥。另一方面，因担忧随时可能发生的拆迁而惴惴不安，这似乎加重了黑桥人民生活中危机感，也成为很多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因此，希望长期稳定的居住诉求和国家频繁的房地产开发成为了黑桥村更大的现实矛盾。

3创新黑桥

过黑桥村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最前卫的文化地带，在艺术发展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任何单纯的媒介都已无法满足艺术家们对创新的渴望，一种全新艺术表现形式的孕育也将黑桥的艺术活动推至文化舆论的风口浪尖。由于这种艺术形式开始于黑桥而且并没有在美术史方面得到一个定性，因此，笔者暂时将其命名为“互动性的艺术事件化实验项目”（以下简称“互动性事件”项目）。对于这一“互动性事件”项目的产生并非偶然，其源于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艺术集群，从最初由蔡东东，胡尹萍,江波组织,但尚未开始就已经被警方结束的“乡村马戏团”项目和同为他们策划,酷炫十足的“长安街拉力赛”，随后则是崔灿灿享誉全国的“夜走黑桥”，以及蔡东东人气爆棚的“众神殿”建庙计划，再加上刚刚结束不久的于伯公“伏特加”艺术实验项目，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以崔灿灿的“夜走黑桥”为例，策划人崔灿灿为本次项目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决定着所有的作品并非为观众而展示，其对空间不设限制、不设保护，对艺术家的进入不设时间和媒介限制，在这里所有人的创作仅仅作为一种参与的态度而存在。但事实上，当我们慢慢地来看这些参与其中的作品，我们会记住什么样的作品？会记住谁的作品？事件性的人做的事件性的作品以及被重复转发次数多的才会让我们的印象更加深刻。而对于人气爆棚的“众神殿”项目艺术家蔡东东则是运用了“众筹”的思维方式，并假借当今发达的自媒体传播，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艺术作品的整体创作中，每一位参与的艺术家，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所创作出的作品“神”都可以看作是单独的艺术本体，而在历经数月的创作积累与彼此互动之后，完成整体项目的事件似乎也在无形之中生成了一份艺术的文本，这份文本通过作品的累计展示和图片文字等资料的记录，而产生了艺术的实体。当人们再次回顾整个项目时，究竟记住了哪一件艺术品似乎也并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互动性的艺术事件化过程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同一时间成为众多参与者与关注者的集体记忆。当我们回头重新审视这些艺术事件时，会看到在规则和艺术家创作动机之间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存在。当处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下，首先，抓住第一手的感觉并对其转化，从而成功地引起广泛关注，这已经是进入一个可被阐释系统的重要一步，这也就是“互动性事件”行为的创作和反应方式。如果在这一艺术形式的阐释系统中，可以长期出现文本语言的互相转译，那对艺术家来说就已经做到了创作作品的圆融。在创作结束之后，作品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阐释的语料库中有其作品的可被阐释的一条词条存在。这也被视为艺术创作进步的一大重要表征，但是又可能将艺术创作推向更大的形式化表象，导致终结创作原始目的。这也是目前西方提倡“本真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黑桥村文化艺术现象的研究将成为笔者长期从事的一项工作，面对这一游走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文化载体，黑桥村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走上中国当代艺术的舞台。笔者相信在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年代已经成为了历史，黑桥村的文化现象与艺术尝试必定会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诚信文化/信用体系/德治与法治/治国方略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新安晚报》2002年11月18日。)

诚信文化正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推进诚信文化必须要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诚信文化的建设不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建立政治秩序、生活秩序中都有重要作用，从多方面体现了同志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

一、诚信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1.诚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诚实信用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也有出现。据《商君书·靳令》记载，“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六虱”。另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闽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即期，囚皆谐满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这里两处出现的“诚信”即诚实信用，均指人际关系中的诚实不欺。正如同志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我国社会数千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历史上是非常注重讲究信用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深受人们所崇尚，诚信成为人的立身之本。人们言必行，行必果，视诚信为生命。孔子主张，讲究信用足以教化民众，进而形成良好风俗，使国家强盛。

2.明礼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全社会倡导包括“明礼诚信”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明礼诚信的倡导又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道德具有不同的层次与要求，表现为不同的道德境界，是广泛性与先进性的统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道德作用赖以发挥的保证。道德建设要处理好弘扬主旋律与允许一定的多样化、先进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等关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注：《伟大的理论创新》，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在弘扬主旋律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而在允许一定的多样化方面，法治是各种多样化所要严守的底线。德治在反映道德的先进性方面的作用要比法治大，而法治在维系道德的普遍性方面的作用又是德治不能替代的，因为法律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的行为规范，因此，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实为治国之良策。德治不是万能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必须相互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必须要进行信用建设。

可见，诚信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道德教化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现。

二、诚信文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

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的中心环节，因为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保证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注：《伟大的理论创新》，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9页。)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有助于市场参加者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是通过每个人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来实现的，是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

1.诚信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民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参与竞争，因市场主体不同，必须要树立诚信的价值观念才能公平竞争，才能共同致富，才能促进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诚信是实现公平竞争的保证。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是诚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善良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坚持诚实信用，就是要求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当保持对一定道德承诺的敬重。这种主体行为的道德自律意味着市场主体在作出一定的经济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意识到并且能够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用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因此，要引导主体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益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义利兼顾，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和欺诈行为，形成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人格，以利于增进主体义务感和责任感，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从而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平衡有序的社会利益系统。

2.诚信文化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信用体系建设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都面临信用重建的问题。现代社会都需要一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易，由事物交易发展到货币交易，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正如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讲，信用是入世第一通行证。经过20多年改革和开放，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用关系，不仅银行信用关系日益广泛，而且工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规模也不断扩大。适应其需要，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为重要。信用环境不良，企业整体信用程度低，将严重制约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而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下，一国的市场规模会因信用交易而成倍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

三、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

德治国。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1.诚信文化是道德的法律体现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所动用的法治手段里也充满了伦理道德内涵。这种伦理道德内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就构成了伦理法。伦理法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宗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的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主要是受到良心的自责。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契约”，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注：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页。)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地诉诸外在制裁力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信用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始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是我国现代法律化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注：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6页。)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注：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教材，第21页。)这标志着诚实信用原则立法的现代化的完成。中国传统法治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究法制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相互协调的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这里诚信原则又是以德治国中的司法规范。

2.建设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提出，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管理抓好了，法治加强了，就可以堵塞引发违法犯罪的漏洞，依照法纪惩处违法乱纪分子，对其他人又可以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

诚信是道德的法律体现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法律规范，又是一种道德规范，两者互相辅助，也互相制约：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由于被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它就不仅仅只具有伦理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由于具有严重的道德色彩，它不仅像一般的法律规范那样明确，可以直接用来裁判案件。

同时，法治离不开德治，只有它们相结合，才能推进诚信文化的发展。法治的源头、基础是德治，人类绝大多数法律规范都是从道德规范中提炼出来的，良好的法律源自良好的美德。法治的奏效说到底根源于人们的内心认同。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此外，法治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在总体上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不涉及人的内心世界；二是法律只能调整人的部分行为，而非全部行为；三是法律评价的标准是按一般法律标准设定的，它不能强迫多数人去达到少数先进人物所能达到的圣人境界。

3.诚信文化促进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一个社会要讲诚信才能团结和谐，才能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在经济生活中，信用是市场交易的必备因素，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讲究诚信才能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诚信也是建设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础，因为一个社会的诚信建设，政府是关键。加入WTO以后，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不再直接控制，而在于法律框架内进行协调和服务。政府不仅要处处作出表率，还应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规范征信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形成全社会讲诚信的文化氛围，保障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

四、建设诚信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我国社会某些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首先是从经济领域蔓延和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我们必须以此着手来建设诚信文化，发展现代市场经济。1.我国信用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在建立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的系统工程中企业信用问题最突出，企业信用失缺，恶意逃债、合同违约、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失信现象屡见不鲜，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违约合同资金有逐年增大的趋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要解决好这个矛盾、规范市场秩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突击大检查或严打等形式来解决问题，而必须要靠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从招商引资来看，我国在某些方面不是资金短缺，而是金融信用短缺，许多企业对信用关系其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体会不深，认识不足，所以赖帐、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成为不少企业行为，金融信用的失衡，金融和投资者放贷投资信心不足，甚至如履薄冰、谈贷色变。我国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专门部门和制度，企业内部办公室、人事部、销售部门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但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门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部门、机构，因此，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频发生。同时企业因对合作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受骗上当，导致经济纠纷大量出现。不少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包括应收账款和商品销售的管理，对与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的所有主要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征信和管理也没有专门的部门。

从信用管理来说，我国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市场化程度低，目前我省也有一些企业有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和信用产品，但不仅市场规模少，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对企业没有完备的信用考评和完备的信用记录，担保也没有信用评估体系，对银行也没有信用考评体系，对政府失信惩罚规范也不完备，所以资本运营、风险投资、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十分缓慢。

从政府对信用管理制度的建设上，我国信用体系也不健全。一是信用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影响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很多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服务企业无法得到，从而无法依靠具有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的调查、征信、资信评估和信用专业服务等方式，提高社会信用的对称程度，客观上导致失信现象。二是缺乏比较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立法滞后，执法不严。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对失信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影响体制创新。三是对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处理和打击力度不强，对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和不讲信用的企业法人违规行为不能及时惩戒。同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力度还不够，影响了信用中介机制作用的发挥。

2.建设信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现代信用体系的建设包括信用的确立、信用管理、信用监督三个重要方面，但首先要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1)加强我国市场主体和公民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的教育，提高全社会公民的信用素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这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关键所在。西方一些国家不仅把诚信当作合同法的规则，也做为统率民法典的“帝王条款”。2000年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国家已把加快全社会信用列入“十五”计划的重要内容，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全社会对此也已形成了共识，许多省市都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维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政务、法制、市场、人文和生活环境，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深受“远华走私案”影响的福建厦门市在2001年3月就开始了在全市开展“诚实守信”的竞赛活动，浙江的温州也从抓诚信着手改变形象。广东省人民政府2002年3月下达了关于加强我省信用建设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信用浙江”的口号，将浙江打造成为全国最有信用的地区之一，把此作为浙江在高度开放、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的突破口。

要把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首先要从提高全社会信用意识入手，因为信用体系建立固然需要法律体系和必要的制度保证，但是，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序上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诚信的理念来维系，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道德规范来维系。讲信用应成为全国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公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树立典型，倡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首先应是讲信用，无论是法人主体或公民个人，树立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社会意识，特别是企业都应树立守信的公众形象。“信用就是市场，信用就是投资环境，信用就是财富。”在全社会应形成这样的共识和理念。这种意识和理念要通过各种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典型示范来进行，信用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信用水平也要不断提高，这就要通过全省的各种媒体、宣传教育部门定期开展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来实现。

(2)诚信文化要体现在加强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建设，促进向市场化发展上。2002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广泛采用现代化监管手段，综合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要加强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信用中介的建设，加大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的市场化程度，要加快信用信息和开放的管理。

在征信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市场运作是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或法规对信用数据的开放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征信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公开和正常的渠道取得和检索法律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但我们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法律规定不完善，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资讯没有开放，如公安、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掌管着大量的企业的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有些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建有数据库的规模也普遍偏小，信用信息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企业的信用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

信用信息的市场化是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推进我省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化。为了配合WTO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对信用数据的开放和促进信用管理行业的更快发展应是当务之急。即使对于那些不宜在全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政府也应有一套信用管理和获得信息的规范有效的渠道。我们对信息数据开放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明确信用数据的开放程度，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和途径尽快开放，增强社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当然要注意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应有相关的法律约束。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企业和个人信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一方面在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的部门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

(3)加强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在建设信用体系中发展诚信文化。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信用原则的普遍履行要靠法律来保障，信用不仅包含着道德、精神、素质，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法律原则，科学完备的信用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功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信用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建设。发达国家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尽量完善信用规则的建设。如美国是世界上信用体系较完善的国家，一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较健全的信用机构保障了信用体系的科学运用。同时信用监督的执行机构也较发达。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但因信用法律建设的滞后，信用中介、信用管理和监督的有限，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如上海市自2000年起建立个人联合征信体系，该体系为企业信用体系建立做了有益尝试。北京市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进行了企业信用制度的试点，建立了中关村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信用服务中介。深圳市公布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建立对失信企业的惩罚机制，是信用体生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北京、上海、浙江对“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大力表彰、设立“红名单”的同时，加大了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设立了“黑名单”制度，让失信企业无藏身之地。上海10家企业因涉嫌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假出资等违法行为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北京中关村2001年12月1日开始，对不讲商业信誉、搞技术欺骗、合同欺诈、破坏中关村信用形象的企业将记上“黑名单”。浙江施行信用一票否决机制，凡上信用“黑名单”的企业在企业考核和调整重要指标中，都要淘汰出局。继浙江、北京、上海之后，青岛也规定列入信用黑名单的企业负责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不允许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任职。这些都是在建设现代经济中对诚信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3.政府的诚信文化建设要从营造诚信政府的形象着手

在建设现代信用体系中，无论是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政府都是关键。政府应发挥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政府不参与主办征信机构，但政府在促进征信行业发展中应发挥以下职能：依法向社会开放所拥有的企业信用数据、对企业征信行业进行行业管理、发挥职能部门监督作用。

政府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我国目前没有设置信用管理局这样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我国企业征信行业协会显得特别迫切。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系本行业或本分支的从业者，进行行业自律方面的建设，同时为同业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替本行业争取利益。行业协会还提供信用管理的专业教育，举办从业执照的培训和考试，造就信用机构的专门人才，举办会员大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有条件的还可以发行出版物，募集资金支付信用管理研究课题等。

政府要帮助强化企业的信用管理。加强企业信用管理，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现象的发生，而且可以形成对失信企业和机构的市场约束机制，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从各企业的客户管理中被筛选掉，使其没有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而且，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制度的规范化，还会进一步加大对信用调查咨询和评估产品的需求，促进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政府要致力于信用网络的建设。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是企业征信行业发展的关键。企业资信数据库是企业信用信息搜集、信用记录的一种重要形式。信用数据库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机构，即守信用的企业在数据库中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可以帮助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大其市场交易中的无形资产，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企业可以自愿将自己的信用数据提供给征信公司，政府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立法强制企业公布自己的信用数据。二是惩罚机制，具体的惩罚措施是，各数据库的经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将收集到的企业失信情况记录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在数据库中，使失信者接受社会惩罚。

政府注意发挥资信公司、银行、工商、税务、法院、质检、海关、担保公司等相关部门作用，应从积极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信用行业的规范发展上，着手进行综合治理，建立信用体系。对与信用活动相关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等专业服务领域的机构和人员也必须加强监督管理。同时，政府必须有效地解决信用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维护市场执法的公正性。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道家在人生上持有一种与世无争的避世态度，主张无拘无束地生活，这样的态度使道家在生活上有逃避的意识。道家的逃避观念带着一种痛苦与哀愁，逐渐向民众传播，其指出人生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磨难，因此，对身外之物，也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看淡，只要能保证当下无拘无束地生活就十分满足了。他们把人的生病、死亡已经作为一种规律确定下来，所有人都不能摆脱死亡的阴影，对死亡有种无可奈何的痛楚感。既无法摆脱，人只能保持平常的心理来对待，也就是追求身体上的无所拘束。在这种绝对的内心自由状态里面，人们可以感觉到这种人生悲剧的无奈。无拘无束是一种形体上的放纵，但是同样也代表内心的境界，把人从复杂痛苦的生活过度到心理的层面，从而使内心感受到一种平衡。它于儒家的向往成就，进取态度是相违背的。梁实秋在其作品《雅舍》中说道“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表达了一种超脱凡世，清幽之感。他在文中谈到“雅舍”非我所有，我知识其中一名住客。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一天住在“雅舍”，其在这天就是属于我的。纵然这此一天不是属于我的，但是这一天主宰这里的各种不同感受，我却实际都领略到了。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对这句话深有体会，这时住在“雅舍”，此处就如同我家，我亦分不出它与家的区别了。在文字之中表达出一种物我两不相干，不为外物所绊的意态。概括来讲，道家文化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当现代的文化史难以避免地会引入道家文化。从避世无闻到以文济世，文人在社会的变迁中不断地深思。他们鄙视在文学中掺进庸俗的利益主义，致力于文学的无拘无束与解放。

二、民间文化的渗入

民间文化与正统文化是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正统文化是国家统治者所倡导的一种文化，在文化中占有主导的地位。而民间文化则不同，它是在民间流传的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受社会统治阶级的影响小，更多地反映了民众的心声。民间文化的特征主要有两个，第一，它的形式比较散，不同地区的形式是不同的，给集中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难度。第二，它的灵活性较好，在社会风俗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民间的文化也会因而出现改变，最后它们还有驳杂性，往往出现相异的言论，不能做到实际上的一致，对于一个问题，不同地域的居民都会有着不同的文化见解。但尽管是这样，民间文化却仍然具有一种贴近人心的长处，它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民众的生活习俗，是属于大众化地现代文学创作，内容贴进人们的生活，因此虽历经多个朝代而能被继承下来。在许多现代的武侠小说中，都融进了民间文化信息，这十分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和推进。

三、儒家文化的传承

民间文化在文化中的有多种的体现方式，道家文化只是其中的一种，除此之外，其还有别的体现方式。笔者下面所写的儒家文化就是其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儒家文化在民间文化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其产生时间久远，对我国历史上的众多朝代都有着不同程度地影响。它的最先提出者－－－孔子将仁作为这一文化的思想中心，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仁的思想已经成为该文化的基础和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水分，它被国家领导者引申为某种意识形态，若要发觉中国民间文化的真正有用之处，它就是仁。在现代文学中儒家文化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以其深厚地思想基础与艺术内涵，映衬着现代文学。其仁者无敌的思想早以深入人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被艺术性地体现出来，许多的作家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全方位地解释，显现出一个全新的创造性的形式，让此文化在现当代文学中具备了现代化的特点。现代文学的写作者力求将文学提升至较高层面，把文学人性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明白人道主义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吸取儒家文化中的人道精神，将其融入到现代文学作品之中，从而使文学作品体现出更高的文化修养，具有更高地精神层次。其在思想层面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如果不对儒家文化进行传承，也不会有现代文学中对于具有非凡意义的人学思想的持续研讨，对民间文化类的精髓部分及有用之初，现代文学就给了它更好的包装让它传承。

当代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包含了中国千百年来人文特征和精神内涵，因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挖掘。平面设计的发展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历史上，我国虽然在工业革命和现代设计运动上存在缺失，但是并不影响在设计方面发展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具韵味，更加理性浪漫，因此，在我国的平面设计中应更加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应用，创造出更加富有文化意蕴的平面设计作品。

二、传统文化对当代平面设计中的影响

（一）传统的民俗图形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1.传统民间工艺

传统民间工艺所包含的设计思想对于当代平面设计具有非常高的借鉴价值。将民间工艺中内涵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加以运用，能够使当代的平面设计作品多一些人文魅力。从原始社会到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再到汉代的画像石，从唐宋的金银器物一直到明清盛行的瓷器，加上在民间深受人们喜爱的剪纸、年画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为当前的平面设计提供类型各异、种类繁多的资源形式和图式语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美林设计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展翅欲飞的凤凰就是取材于一件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表达了“展翅高飞”“平安祥和”的理念和寓意。

2.表示吉祥的传统图案

在我国古代，有用蝙蝠、鹿、鹤表示福、禄、寿的习惯，以此来寄托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另外，还常用梅、竹、松“岁寒三友”象征坚固的友谊等。这些吉祥图案不仅仅是用来作为装饰，同时还表达了人们不同的情感。中国古代传统图形所包含的深层次含义，是当代平面艺术设计中应该好好挖掘的宝藏。因此，要对中国古代传统图形进行不断的研究与学习，在新时期要不断创新出符合时代潮流的表达形式，找到既能够反映我国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还能够被世界所认可接受的设计理念。我国香港设计师陈幼坚采用传统中国元素作为其进行创作的主要构想，再加上现代设计元素进行改编创造，设计出了令人惊喜且创意十足的作品，如香港聘珍楼的标志借鉴了吉祥图形“聪明伶俐”的形式，加上创新改造，给人视觉上耳目一新的效果。

（二）在表现形式上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1.中国传统水墨

当代平面设计也可从我国传统水墨绘画中汲取精髓。水墨画的随意笔触和虚实关系在设计中被普遍采纳借鉴，其中的不规则性与商业设计的严谨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能够创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和工具材料的特殊性决定了水墨画创作有一种不可逆性，画笔落下的一瞬间就不容修改，这就要求艺术家们只有在真正自由的状态下才能进行高品质的创作。在当代平面设计中，许多设计师因为水墨这种漫不经心而又随意生发的特点而偏爱水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维在设计中国旅行社的标志时，运用水墨把一个行走的人表现成随意自在而又散漫的状态，看似即兴随笔勾勒出来的并不费工夫，却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

2.中国传统书法

我国的传统书法艺术算得上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所在。在我国，书法艺术主要分为隶书、篆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千百年来，书法艺术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当代平面设计作品如将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合理加以运用融合，就会创造出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优秀作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将传统书法艺术巧妙地融入平面设计中的例子。在这个会徽中，将书法艺术作为切入点，同时还将篆刻艺术和书法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表达得十分到位。同时，对于“京”字的艺术处理上，将其设计成一个向前奔跑的人的形状，不仅充分体现了奥运的精神和理念，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独特的书法艺术。

（三）构图时处理方式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中“平和中庸”的影响，讲究追求“中、全、和”的观念。“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意思。这种思想观念深深印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1.中线

中线主要是指以一条中心线从上到下贯穿了整张画面的构图方式。目前，随处都可以见到运用中线进行排版的作品，这与一些国家运用上升的斜线进行排版或者是重心朝下的构图方式形成对照。设计师靳埭强曾说过：“中国的老房子，有很严格的中轴线，在设计中也可以运用这种归中的秩序，它体现了中国人一种均衡、自我圆满的状态。”这种千百年来都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观念即使是现在，对设计师依旧有很大的影响。

2.讲求对称

“对称”一般被公认为是美的一种必要条件。在中国，图案构成中以偶为美、两两相生的对称之美也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比如年画中的门神都是以成对的形式出现等。左右对称能够体现平衡的美感，对称的构图也表露了中国文化中追求平和和谐的文化内涵。

三、结语

文化的作用对于平面设计来说就是核心和灵魂。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与平面设计相融合的过程当中，不仅展示出了悠久的历史和精神内涵，同时也丰富发展了当代平面艺术的创作精神和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使得我国的平面设计作品被世界所认同，也让我们的平面设计水平以真正民族化的姿态屹立于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