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03-17 20:55:50

档案学研究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1篇

论档案 陈作明

应当重视档案分类基础理论的研究 李兆明

广西档案学会再次荣获广西社科联先进学会称号 成功

『中-『当-『档 覃兆刿

公共关系是开启档案工作封闭之门的金钥匙 李荣忠

知识经济档案为本 张云超,杨慧

香港档案学会代表团访问广东 钟鸣

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 孟世恩

《消防法》与档案馆防火 景卫东,李珂,刘兰卿

试述档案馆全宗化管理体系的建立 何玉萍

简论省级档案馆建立档案教学实习基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虹

略谈县(市)人武部档案的归属 向德才

主动服务与评介性编研的探讨 张焱新

强化企业档案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服务 陈智为,任玮

旅游档案的特点、管理与利用 于平,李士敏

学位论文档案的开发利用 刘军

档案政策与档案法律比较研究 朱玉媛

用Web技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 张发林,钟一文,徐建荣

档案管理与办公自动化联网问题研究 路凤英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建设 王艳明

电子文件归档及法律证据作用探索 石家庄市钢铁有限公司电子档案课题组

长效防霉盘(带)缓释技术及其实用性能的研究 吴志刚,谢虹,夏涛,刘四海,杨克敌

中国档案学会关于表彰学会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中国档案学会

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

让"档案"与"休闲"拉拉手--"档案在休闲社会的作用学术座谈会"综述 林驰

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之我见--试论档案学学科归属 朱丹华

文件中心不宜在我国普遍推行 彭坚

建立现行文件利用中心应考虑实际需要 魏玉玲

《周礼》中人才文书管理制度 孙瑞

论公文的开头类型和写作要领 王铭

新时期应当强化档案馆的研究职能--兼谈档案馆的职能与功能 宗培岭

全国高校档案专业教育调查统计与分析 桑毓域,贺颖

怎样做好《组织沿革》的编写工作 李永强

关于小汤山医院档案工作的研究与思考 王贤会,贺冰,曹军民

探索病历档案规范化管理的新模式 郭淑萍

档案信息资源增殖研究 唐祖军

关于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效性的思考 黄志文,李昕岑

近十年来我国电子文件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曹芳

应加强对电子政务系统电子公文管理功能需求的研究 金子成,许雪鹰

金花纸与中国古代公文用纸 丁春梅

雷电对信息系统的破坏不容忽视 潘伟喜

关于网络环境下的数字档案馆功能的两点思考--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数字图书馆经验借鉴与启示 陈立新,吴兰

甲骨档案论证中的几个误区 阴春枝

山西省档案学会走过20年 赵永强

二元实践下档案学理论相关概念的解析 桑毓域,刘新安,李福君

关于档案分类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李兆明

漫谈"现行档案"、"档案产业"等档案专业用语问题 陈兆祦

机关、企事业档案向社会提供利用中的收费制度探索 杨立人,邵扬生,陈鸥

对档案馆管理现代化中人本管理的探讨 王淑梅

论档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量化评审体系的建立 吕建辉,秦健玲

对科技查新文件归档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马景娣,刘琼,钱佳平,田稷,缪家鼎

高校校史编撰创新刍议 陈宁宁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档案的若干思考 许庆兰

档案分类计算机自动标引程序设计研究 罗炜彬

对《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中术语定义的几点建议 肖英,陈亮

基于VPN的电子文件网络化归档安全解决方案 肖怀志,薛四新,孙宇华

音像档案资料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构建 王政

档案库房空调设备的选择 赵文山,何刚

论美国电子政务的资金投入与IT企业所起作用 王铭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2篇

研究档案学学科的本质任务是对于档案的保存,对于文件的保存,对于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对于档案本身的保存。档案学的这个任务是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任务核心就是对具有重大价值的文件进行长久保存,为历史直接提供一个可以随时参考的凭证。当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运用,对于档案学的研究空前的上升了一个等次,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丰富了档案学的信息保存功能。

利用信息

档案学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信息的利用,其功能之一保存的目的也是更好的利用信息。档案学可以为文件的凭证作用,情报的价值,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档案保管基地,电子文件中心,政府信息查阅中心)的社会功能的信息利用提供直接的帮助。档案学本身以保存信息为立业之本,以利用信息为目的,充分发挥档案学的学科意义,更好的服务社会,促进社会人文的发展进步。

档案学有研究主体的任务

档案学加大力度对其自身主体的研究。档案学这门学科作为中国档案领域的统领者,如果缺乏了对档案本身特有群体的认识,根本上就没办法解释出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前景,致使其档案学主体走上了一条死胡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档案工作者的文化水平、认知程度、生活经历、地域环境等都会对档案本身的研究成果产生印记,这些印记的可以作为档案学的发展过程、理论体系。例如一些对哲学非常有研究的档案工作者则更多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对待一份档案的价值;一个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则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看待档案学。

档案学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价值,有着特有的凭证价值,知识储备价值,欣赏和纪念价值等,其最重要的就是凭证价值,是对于历史的记录,这是由于档案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档案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一种历史记录形式不知不觉中就将人们实践过程中所运用到的知识也一并记录在档案中,于是档案自古以来就成为了一种知识储备的重要形式。而档案学也是对于本身主体的研究,因此对于档案学的研究也深具价值,在思想交流,知识传播,情报获得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3篇

1必修课

美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几乎都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分,其中,必修课又包括两个方面:档案学必修课和学位必修课。例如,档案学教育设置在历史学系,必修课就可能包括历史学方面的知识。笔者对美国25所高校进行调研,结果有20所高校明确提出了必修课的要求。1)必修课的数量特征。美国各高校档案学教育必修课数量最多的高达11门,有4所高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开设的必修课包括了各主办单位的核心课程。密歇根大学、西华盛顿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必修课都明确规定了要进行专业实习,专业实习算学分。必修课门数最少的只有3门,有3所高校,它们都是将档案学的核心知识作为必修课。除去没有细分必修课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西华盛顿大学,共有12所高校设置了学位必修课,有16所高校都设置了档案学必修课,有6所高校只要求了档案学必修课而没有学位必修课,只有两所高校没有把档案学知识作为必修课。这一事实说明,尽管美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档案学专业,但是档案学的教育仍非常注重档案专业素质的训练和培养,同时也很注重培养其它相关专业的基础和核心技能。2)必修课内容特征。《大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分为核心课程(包含了专业知识、职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和辅助课程,该课程设置对开设档案学高等教育的美国各高校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各高校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内容结构,笔者尝试将以上20所高校的必修课程按照《大纲》的分类进行汇总统计,所得结果见表2和图1。从《大纲》分类的角度来看,美国各高校更重视档案学专业知识的讲授和档案专业素养的培养,共有71门该类的课程。在专业知识方面,较之基础理论,各高校更加注重对档案管理各重要环节的深入讲解,确保所培养的学生在实际的档案工作中能较好的应对;有些高校开设了一些课程,以帮助学生了解档案专业和职业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对该专业有更强的归宿感;背景类的相关知识在各高校的必修课中设置的较少,只有三门。《大纲》推荐的辅助课程,在各高校开设得很多,共83门。其中,开设得最多的是相关学科知识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除了保护学、人文与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分别只有1门外,其它各类的课程都不少,说明各高校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受学科背景的影响挺大,也很重视与时俱进,开设了很多关于信息技术的课程,另外,也非常重视方法论的讲解,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和实践能力。

2选修课

选修课一般也有两种,档案方面的选修课和其他专业的选修课,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和跟导师商讨共同选择自己的选修课。美国各高校对档案学教育的选修课要求较之必修课的要求就没有那么明确,很多高校都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有些高校只规定选修课的学分要求是多少,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等,前者要求选修课学分要达到24个学分,后者要求至少修满9个学分;有些高校会给学生推荐具体的选修课课程,但不强制,例如,肯特州立大学、德雷塞尔大学等会列出推荐的具体课程;有些高校只提示推荐学生选修的课程范围或领域,例如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西华盛顿大学等,前者要求学生在信息学系或者历史学系里选修课程,后者的选择范围包括历史学、档案学、文件管理方面的课程,想要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必须与自己的导师沟通选择;还有一些高校就指定了学生选修课的具体课程内容,要求学生从中选择几门修读,如加州大学河滨校区、匹兹堡大学等。总之,美国开展档案学教育的高校对选修课的要求没有必修课那么严,学生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与导师沟通的结果进行修读,但是他们选修的课程范围主要是档案学方面的知识和档案教育属于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跟设置必修课的目的差不多都是重在培育学生的档案学素质和一些基本和核心技能。

3实践要求

美国高校在开展档案教育时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都会不同程度地要求档案学方向的学生进行实习。在25所开设全日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美国高校中,有19所高校都提出了实习要求,但对实习要求的程度都不一样:有些高校直接将实习设置到课程要求里,分别有81所和52所高校把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除了把实习作为必修课设置以后,还在选修课里设置实习,希望学生进行2次的实习;还有5所学校明确规定实习的学分是多少,其中西华盛顿大学的实习学分最高,每次实习算10个学分,需要两次实习,共计20个学分,而且这两次实习都属于必修课的范围;有78.95%的高校只要求实习一次,但也有4所高校要求实习两次,要求实习两次的高校有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德雷塞尔大学、西华盛顿大学、西蒙斯学院。总之,美国档案学教育在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培养学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能力。

学科背景与课程分布的关系

1学科背景对档案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影响巨大,尤其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对档案学课程设置的影响更加突出。

如图2和表3所示,对这四种类别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进行统计发现,在美国,不管是在必修课的设置上,还是选修课的设置上,图书馆学情报学类的课程数量都是远远超过档案学类的课程,历史学类课程也占很大的比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与档案学学科发展历程有关。在美国,档案学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专业,它仅是挂靠在历史学或图书情报学等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种学科背景对其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影响巨大。

2院系隶属对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影响显著,美国档案学依旧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课程设置摆脱不了相关学科的束缚,不具独立性。

为了深刻揭示美国档案学高校的院系隶属对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的影响,笔者将对院系隶属为图书馆学和历史学的高校,分别统计分析其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情况。院系隶属为历史学的和院系隶属为图书馆学的高校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情况见图3和图4。综上,通过将图3、图4与图2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能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当档案学设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下时,档案学类、图书馆学情报学类的课程就相应增多,而历史类课程就相应减少;当档案学设在历史学学科下时,档案学类、历史学类的课程相应增多,而图书馆学情报学类的课程相应减少。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档案学教育受到院系隶属的影响很大。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4篇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规律:(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不仅规定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档案工作实践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学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原动力。(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展档案学研究,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局面,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学界的档案学研究者各有千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着当代中国档案学快速向前发展。(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学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直接关心、重视与支持更是档案学健康发展的政策保证。(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是开展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科技的发展导致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并促使档案学界及时地进行理论补充、修正和完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文化事业发达,就会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合著网络;社会网络;科研合作;信息计量;ucinet

1 引 言

随着档案学的发展。学科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学者通过科研合作共同完成,日益增多的科研合作,反映到上便是合著现象的增多,而学者间科研合作的发展,则体现为合著网络参数的变化。为了对档案学科研现状、科研合作规律进行揭示,研究档案学合著网络无疑便有了必要。

合著网络是因学者合著论文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本质上它考虑的是学者间的关系,反映到图形上则表现为由多个节点及节点间连线组成的网络图。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合著网络可以被理解为合著者及其合著关系的集合。国外对合著网络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g.melin、o.pebsson、m.e.j.newman、yasminh.said、edward j.wegman、a.l.barabasia等基于不同的学科数据对科研合著网络进行了研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朱庆华在他的文章中对合著网络分析的一般方法进行了介绍,梁立明等则基于cscd的数据论述了省际合著网络中的马太效应现象和地域趋向,另外,刘蓓、刘则渊、尹丽春等也对科研合著网络做了一定的探讨。综观已有的研究,研究点集中于图书情报领域。且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理论方法的探讨上。对于档案学科合著网络的研究,目前国内外都还没有出现相关的研究文章,为了揭示档案学科研合作的现状、分析档案学科研团体的分布情况、总结档案学者的合著规律,本文拟对我国档案学合著网络进行研究。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关系定义。笔者获取了cnki(

可以看出,中间中心度高的学者分为三种类型:何嘉荪、陈智为等老学者构成第一种类型,他们有着较高的学术地位,联系着较多的学者,其中间中心度值相对高:郭莉珠、荆秀昆等人构成第二种类型,这些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文献保护等技术性课题,由于研究内容专业性较强,学者间科研合作较为密切,这说明技术性研究课题需要较多的合著联系,其可替代性和逃逸性要低于理论研究课题。黄霄羽等青年学者属于第三种类型,他们在档案学科研领域表现活跃,也联系着较多的合作者,有着较高的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反映的是学者在网络中的连接作用,分析显示:近86%的档案学者中间中心度为0,同时,高中间中心度学者数量也很少,这说明在档案学科研领域,科研网络是由少数核心学者连接起来的。

3.2 档案学合著网络的子群研究及研究团队分析。学者进行科研合作,会组成各种科研团队。档案学研究领域有着多个科研合作团队。如按一般的理解,中 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与武汉大学的学者会归为不同的研究团队。档案学科研领域存在着多少科研合作团队?各科研团队的凝聚力怎样?这些都可以通过分析档案学合著网络数据得到解答。

3.2.1 档案学合著网络中的k-丛分析。k-丛是社会计量学中的概念,由赛德曼提出。k-丛是一个最大联通子图,其中每个点都与其他k个点连接,k-丛是整个网络中一个凝聚力相对较高的区域,通过k-丛分析,可以发现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子群(如果存在这样的群)。

利用ucinet软件对档案学合著网络数据进行计算,设定k为2,对档案学合著网络进行2k-丛分析,共得到2450个2k-丛。

根据2k-丛的定义,如果2k-丛规模为n,丛中每一个节点与其他n-k个节点都有着直接连接关系,如果一个2k-丛规模为3,则其中每个节点都要与至少一个其他节点相连。计算结果显示,档案学合著网络2450个2k-丛中,规模为3的丛有2217个,规模为4的丛有232个。规模在4以上的仅31个(见表4)。档案学合著网络中大部分2k-丛规模都很小,说明多数档案学者的合作广泛度都很低,仅与很少的学者有过合作关系。

进一步对规模相对较大的丛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组成各子群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同一学校或同一研究机构,这反映地域联系是影响科研合作关系形成的最重要原因。某些子群的成员合作发文时已不在同一学校或同一研究机构,但他们之间往往有着师承关系,说明师承关系也是促成科研合作的重要因素。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6篇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作者系国家档案局教育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知识经济需要知识和人才》,《中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6期。

②吴宝康:《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些想法》,《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3期。

③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北京档案》1998年第1期。

④何振:《敢向路在何方棗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契机》,《北京档案》1998年第9期。

⑤魏莉:《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变革》,《山西档案》1996年第5期。

⑥李财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刍议》,《档案》1997年第5期。

⑦潘玉民:《档案学若干问题研究》,第6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⑧边苏宁、李淑香:《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7期。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7篇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作者系国家档案局教育中心副主任注释

①《知识经济需要知识和人才》,《中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6期。

②吴宝康:《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些想法》,《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3期。

③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北京档案》1998年第1期。

④何振:《敢向路在何方棗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契机》,《北京档案》1998年第9期。

⑤魏莉:《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变革》,《山西档案》1996年第5期。

⑥李财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刍议》,《档案》1997年第5期。

⑦潘玉民:《档案学若干问题研究》,第6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⑧边苏宁、李淑香:《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7期。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8篇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作者系国家档案局教育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知识经济需要知识和人才》,《中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6期。

②吴宝康:《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些想法》,《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3期。

③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北京档案》1998年第1期。

④何振:《敢向路在何方??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契机》,《北京档案》1998年第9期。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档案学高等教育;中国;加拿大;比较研究;武汉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引言

档案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同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选取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作为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两个典型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加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与优劣,使我国档案高校明确自身优缺点,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我国档案学教育之滥觞。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在教学水平、科研实力、教育层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档案学教育的前列,是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极佳典型。196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院;1981年,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开始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了整个北美地区档案专业硕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图书馆学院正式更名为“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种类丰富的档案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包括档案学硕士、档案学硕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哲学博士(档案学方向)等,且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进修教育,成为北美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ischools联盟第31位成员,这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二者在档案专业成立的背景、现实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比较

2.1培养层次。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培养层次分为博士、硕士、本科教育三个层次。2003年,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档案学博士后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也可能由于教学内容较为集中,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对狭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的档案学人才培养层次起点较高,从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层次。学院招收所有正规大学任意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档案专业学习,但学生成绩在本科期间至少在“b+”以上,同时,还招收外籍学生,为国外培养档案人才。

通过比较,我们可发现,两个学院在培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三个层次的培养模式,其中,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体,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数量众多,且社会整体档案意识不断增强,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起点高,且可为国外培养专业人才,与加拿大总体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养目标。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在不同培养层次其培养目标亦不相同: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要求学生“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阶段,则要求学生“具有独立从事研究、敦学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注重学生“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硕士阶段,则主要培养学生“能够高效地计划、实施和提升档案馆保存、组织和有效利用社会记录信息的能力”,注重对档案从业人员工作技能的培训;在博士培养阶段,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丰富档案专业核心知识,通过研究创新贡献于信息学领域及其学科的发展”,意在提升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通过培养目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国虽然都认为档案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层次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而我国则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设置了不同的培养层次来贯彻这一专业教育理念。

2.3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是反映档案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选取了两个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进行分析,课程设置详情见下表。

武汉大学根据时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例如,设置了《电子政务原理与应用》、《数字档案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院设置了4个研究方向,包括:档案学理论与应用;电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应修学分不少于28学分,学科通开课不少于8—10学分,研究方向必修课不少于4学分(至少2门),其余为选修学分。

自1981年设置档案学课程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紧密结合本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课程的设置。学院要求学生应完成48学分的课程,其中,24分为核心课程,24分为选修课程,以及一些0学分的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参观)等,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写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要求上,中加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加拿大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选择是否写毕业论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

通过两个学院硕士课程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学院课程设置,均具有浓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汉大学设置了许多与政务信息相关的课程,而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2.4师资队伍。根据相关统计结果,近年来,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改善:从职称结构上来看,2000年至2008年,全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长约61.5%;从学历结构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档案学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长近4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经调研,目前,档案系共有教师10名,拥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整个师资队伍的8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0%。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拥有12名档案专职教师外,还拥有26位兼职教师,共29人拥有蹲士学位,占师资队伍的76%以上。兼职教师来自当地一些信息机构或大学图书馆、城市档案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师资队伍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师的国籍构成多样化,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国文化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流。

3启示

我国档案学教育具有多层次的培养模式,有利于系统地培养档案人才,这是我国的优势。同时,也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进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化的前提下,分类型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了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根据得出的结果指导档案研究生教育和档案就业工作的开展,使美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为世界范围内档案学教育的典范。而我国与加拿大都没有档案工作机构为高校档案学教育进行类似的实际调研,并指导其制定培养目标,这是两国档案学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硕、博三个层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个培养体系的基础,硕士、博士阶段均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为主。在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本科毕业后希望直接从事档案工作的学生,增加其专业技能性课程的比重,并为学生积极提供实习机会;而对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开设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生大都处于导师助手的位置,在导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下,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不符合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制约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2课程设置在坚持特色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内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学课程体系中,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档案”特色,如,设置了《档案古文书学》、《档案文献管理与著录》等课程。由于其档案学专业是由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课程和培养项目的设置还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该校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项目中,要求学生完成档案、图书馆学两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适应文档一体化、图书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

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提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档案学高等教育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在保证学生学到专业核心知识的同时,打通与其他相关学科的隔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历史学或图书馆学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为了保证学科发展的独立性,我们过多地关注削弱甚至消除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今后,我们应该适当增加这些相关课程的内容,达到“厚基础”的人才要求。此外,为了适应学科、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以计算机网络设备和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3.3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力求多元化。档案学高等教育应同时面向专业与就业层面。面向专业层面,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与较硬的专业技能;面向就业,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档案职业工作技能,适应各类档案机构工作的需要。档案专业教师长期在学校中从事科研工作,因而,具备丰厚的理论知识,可以培养学生形成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但同时由于他们参与档案实际工作的机会较少,相对缺乏对当前档案工作的了解,因而,不能很好地教授学生档案职业训练与规划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加拿大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调研,可以看出,他们非常重视与社会机构的联系,聘请社会上的优秀工作者到学校中为学生们生动地讲授档案实际工作经验。因此,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创新教育模式,改变长期以来以“教”为主的被动、单调的教学模式,延聘档案实践部门人员参与教学,增进档案高校与档案业务机构之间的沟通、互动,定期举办“学术沙龙”、“专题讲座”、“主题实践”、“实地调研”、“定点实习”等活动,以多方面提升档案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业务技能与专业视野。

档案学研究范文第10篇

一、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

关键词:社会记忆 档案记忆 研究范式 档案学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展开,“记忆”成为档案界继“信息”与“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其影响和普及程度虽不如后者,但在诸多重大的国内外学术事项中已日渐彰显。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记忆”成为不少主、辅报告人论及的理论热点。据王德俊先生统计,在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其中,加拿大T・库克在主报告中陈述了由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王朝提出的“记忆宫殿”计划,由此提出现在“全世界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①2000年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②2004年奥地利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其主题更是直接地指向记忆,大会围绕“档案、记忆与知识”这一主题,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及其相关核心问题:“档案记录的是谁的记忆?从档案中能找到过去的什么记忆?记忆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的性质是什么?如何从档案中寻找记忆?当记忆不能恢复或记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时档案可以帮助人们从遗忘中寻找什么?记忆与集体或个人身份的关系是什么?”等等③。

与国际档案学术活动与学术思潮相呼应,我国档案学界在近10多年来从社会记忆的视角看待档案与档案管理的事例也引人瞩目。1998年,我国档案学界首位博士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将其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以连载的方式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对档案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00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倡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便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冯惠玲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21世纪的社会记忆’既注释了档案事业一如既往的历史职责,更表达了档案学者对未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④

以上学术事项所代表的学术活动以及诸多学者个人的论述,标志着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社会)记忆”⑤成为档案学研究的新视野,促发人们对档案和档案事业进行新的思考。通过近10多年来的学术探讨,人们对此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1)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工具或存在物。“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把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认识正在被记忆库和知识库所取代”。⑥(2)档案馆是保存记忆的宫殿。日本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大滨彻也指出:“档案馆的确是一个记忆的殿堂。通过档案馆,国家的公民根据保存的记录回想国家的记忆,为了确认作为一名国家的公民,他们的身份。”⑦(3)将档案界自身从事的工作视为保护社会记忆的工作,“人类社会最大的遗憾之一是丢失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记忆,以保存社会记忆为天职的现代档案工作者没有理由再加重这种遗憾。”⑧(4)档案在国家、民族认同中的意义。如学者所言:“档案不仅具有记忆的功能,还会使其民族具有超强的再生能力。”⑨档案馆可以唤醒和培养国家的记忆;同时可以用来回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5)面对新的记录方式和记录手段,档案工作者如何进行职业思考,以确保我们的共同记忆得到保护。

虽然社会记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档案,但档案的产生与存在却与社会记忆有着必然的联系。档案源起于结绳和刻契,它们本身即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正因为如此,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档案(或广义的“文本”)在记忆中的位置,或称之为“实物记忆”;或称之为“刻写的记忆”、“文本记忆”等等。从社会记忆的视角认识和研究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能使我们获得更深刻的档案社会意义。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就此停住,而应当超越档案是记忆的工具、载体、记忆仓库的定性论述,循着社会记忆所给我们指引的理论思路和“想象力”,把档案和档案管理作为被研究与被建构的对象去探寻其中更深刻的内涵,从而拓展档案学研究。

二、内涵拓展:权力、选择与历史真实

(一)社会记忆理论中关于权力与选择的强调对档案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启示

人类对记忆的研究,自十九世纪之后主要属于心理学范畴,直到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才首次创造性地提出并研究了“集体记忆”(Collectinememory)。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等著作中,不仅承认集体记忆的重要性,而且坚持有系统地关注其如何被社会所建构。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主要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即社会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⑩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原创性”研究,拉开了社会记忆研究的序幕,逐步形成了社会记忆理论,其中“权力”和“选择”是两个重要的主题概念。

社会记忆研究十分强调在社会的建构或历史的延传中“权力”的存在与作用。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利关系的指标。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的“导论”中指出:“……依我所见,研究这类问题,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11]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福柯(Foucauh)也认为,既然记忆在竞争中是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

既然过去的形象是权力控制下的竞争产品,过去是现在生产出来的,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达利益的有用资源。因此社会共同体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既容易受掌权者的操纵,同时也受他们当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社会记忆在其延展性和持续性之外,选择性也是其重要特点之一。社会记忆构建中权力的存在和选择性特点对档案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启示和冲击,因为它们直接触及“档案记录的是谁的记忆?”、“档案中能找到过去的什么记忆?”、“记忆是如何形成的?”等等档案记忆研究

中的核心问题,并引发我们对档案记忆与真实历史之间关系的追问。

(二)档案的产生及其管理活动中权力关系与选择性的存在

在传统档案学研究中,权力关系一直是隐而不见的。我们虽然强调档案的形成、积累“是人们有意识地挑选和留有的结果,所以档案又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12]但我们所强调的“自觉活动”产物,仅止于人们有目的地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档案工作者只是在记录和保存过去,而非在构建历史;档案是人们处理社会事务活动中形成的“副产品”,是自然的、客观的、中立的,其历史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从社会记忆构建的视野看,档案及其管理活动也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它既是国家、民族、阶级权力意志的展现,同时也是档案工作者职业权力的施展之所。

首先,档案的选择与保管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现实的和历史的政治目的服务是档案保管的社会目的和社会动力。自古以来,档案和档案馆就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和利器,“在古代,档案馆是国王或者寺院特权的象征,并且是保障他们权力的文件宝库。国王和教士通过垄断保存在档案馆的知识遗产维持他们的统治。”[13]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因此,古代统治者把档案看作是“插入鞘中的剑”,是一种特殊的武器。

其次,档案工作者在各种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他们实际上是肯定“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14]。档案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传统的档案馆与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15]史密森博物研究院美国历史博物馆信息技术文化专家史蒂文・卢拔提醒我们,“必须视档案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必须视档案馆为权力的场所而非权力的记录者。档案不仅仅记录文化行为,也从事文化行为。”[16]

(三)权力、选择对档案历史真实的影响

权力的影响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后果,已使档案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受到众多学者的诘难。档案涉及权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卡罗琳・斯特德曼(CarolineStedman)认为:欧洲的档案馆是为了巩固和纪念先前的君权及后来的国家权力而产生的。在现实的档案馆里,虽然成包成捆的文件堆积如山,但事实上,真正有用的东西并不多,与人类记忆不同,档案不可能包罗万象,它无法使所有一切永不逝去。档案馆里保存的文件是人们有选择有意识地从过去的、已用过而无意留存的文件中挑拣出来的。拥有权力的人利用创建文件来巩固权力,并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图涂脂抹粉。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因而也是有目的记忆。历史学家肯德里克等指出“那些控制国家的人,只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事,他们没有必要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想要了解的事,而且有时候就像近几年的英国,统治者甚至尽其所能地压住那些可能导致政府政策遭受批判的资料。”[17]权力对历史记录形成和构建的介入,已使作为人类记忆储存所的档案馆产生腐败,它动摇了档案馆和档案文本在重建过去的过程中所享有的特权和无可争议的地位;同时它还使人们的注意力从作为研究场所的档案馆向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馆。[18]

总之,由档案反映的历史在某些形式上是来源于承担官方责任的机构(档案馆)的一种官方表达。而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性产生争论时,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基础提出了置疑,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识和界定。”[19]

三、外延拓展:社会记忆观引发档案学研究新范式的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档案学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我们对档案属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突破了档案的史料范式,分别从“信息”、“知识”、“档案”本体、“文化”、“资产”等不同角度来探寻和理解档案在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中的价值和意义。90年代以后,我们又提出档案的社会记忆观,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作为本体的“档案”与信息、知识、资产、记忆等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有必要理清档案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脉络,防止在档案学研究中“重贴标签”现象。

档案记忆是基于我们对档案基本属性之一是记忆的本质性认识,以社会记忆观看待档案及其管理,其学术意义在于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透视档案和档案管理现象,探索发现在以往被档案学忽视的问题,从而更积极地去获得和积累有关档案学研究的新知识,这意味着档案学研究一种转型或新的研究范式的萌生。

范式是一种潜在的知识框架,是对研究主体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的抽离和概括。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都是在范式的指引下秉持一定的价值取向,采用一套相关的核心概念、理论工具和研究思路,探讨特定的问题。不同于信息、知识和史料等,社会记忆观把我们引入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在此领域中,我们突破了单纯看待档案“文本”的局限,更注重从档案与社会情境的关系中来看待档案及其管理现象。如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所言:“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在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景(con・text)。”[20]

在社会情境中看档案,我们便可清晰看出,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那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 “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态、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的产物”。[21]超越“历史事实载体”,将档案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可使我们时时思考“这是谁的记忆”, “它们如何被制造和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因此,从社会记忆视角来研究档案及其管理,意味着 “从历史的角度狭义地构建过去转向根据

社会记忆广义地构建过去,”[22]这也许是档案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的生命力所在。

档案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对档案、档案管理与社会情境的关系获得新的解释和揭示;同时在实践上也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档案政策以及档案工作者的角色,“从典范档案中走出”。

档案是表达统治意志的工具,同时更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武器和位置权力的象征。档案的产生、保管和使用都与国家权力的维系与行使相联系。正如T・库克在第十三界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从荷兰学者所处时代到詹金逊、卢萨诺瓦时代,直到美国注重政府文件管理的时代,档案视野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的,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统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23]社会的诸多变化正推动档案管理从传统的“国家范例”向更新的“社会范例”转变,档案价值不应该仅取决于行政官员或历史学家,而应取决于人民大众,这必然要求我们审视和调整我们传统的档案政策,使之有利于所有的人。

档案工作者作为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随着档案工作重点的变化,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从消极的文献记录保存者变为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从仅仅继承文件的公正的、不带偏见的保管者变为在档案形成过程中明确历史责任感的积极干预者。[24]在档案的选择、保护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而且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增强自身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主体意识,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25]

社会记忆观作为新时期档案学萌生的新芽,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学术意蕴,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运用,也许会推动新时期档案学发生文化和学术上的转移。

注释:

①参阅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学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概述(续)》,载《兰台世界》1998年第12期

②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致词,载《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杜2002年版,第7-8页

③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后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http://www.gxun.e-du.cn

④⑧冯惠玲:《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后档案学博士论坛文集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目前“社会记忆”有不同的名称表述,本文以“社会记忆”作为规范的概念,对档案的社会记忆简称为“档案记忆”

⑦⑩大滨彻也著,赵丛译:《档案能再现我们的社会记忆吗?》http://www.saac.gov.cn

⑨任汉中:《民族记忆与档案》,《湖北档案》2004年第10期

⑩刘易斯・科瑟:《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1]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4][18][19][22]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中国档案》2001年第9期

[15][16][25]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

[17]S・肯德里克等著,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20][2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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