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协议范文

达成协议范文第1篇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10月8日表示，希望美国尽快解决围绕债务上限问题的僵局。他称，美国没有对债务上限问题做出解释；如果美国财政僵局得不到解决，日本持有的美国债券价值有可能下跌。

评级机构惠誉称，由于担忧美国无法及时调高债务上限，决定将美国“AAA”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同时维持评级展望前景为“负面”。惠誉最晚将在2014年一季度末决定是否继续将美国评级置于负面观察名单中，具体时间将取决于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事态发展，包括提高债务上限的期限。自1917年评级机构穆迪首次授予美国AAA评级起，美国的最高信用评级保持了94年，直至因2011年8月美国两党的债务上限之争走下神坛，惨遭另一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降级。

德国《焦点》周刊网站刊文称，美国人和共和党人为其持续争执拿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特殊地位作赌注。美国享受着独一无二的特权：它欠的债是美元，而其央行美联储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发这种主要货币。但这个超级大国对待自己的这一竞争优势却愈发漫不经心。商业银行的专家乌尔里希·洛伊希特曼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国会会允许是否履行财政责任这个问题成为日常政治的争执点。”

西班牙《国家报》刊文称，不管这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陷入瘫痪和债务违约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结局如何，危机都已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世界第一强国给世人留下了治理能力不足的印象。即使在最后关头能够达成协议，一时延缓一场大灾难的到来——如今这似乎是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但关于美国政治领导人管理本国预算能力的疑惑使全球经济稳定受到了威胁。

幸好，在债务大限10月17日之前，美国参议院领导人达成一项两党协议，让政府重新“开门”并批准新的债务，结束了三周以来在国会山上演的一出将美国推向债务违约边缘的惊悚剧。尽管避免了危机，美国的国际形象已经受到打击。

泰国《亚洲日报》刊载社论《危机可以度过 信誉难免扫地》，文章指出，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美国两党的扯皮，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和损失，已不可避免，即使美国两党在今明两天内匆匆达成协议应急，美国的债务信用和国际形象亦已大打折扣，如果超过17日，真正形成债务违约的事实，那么更是信誉扫地了。美国的债务信用危机，是一个周而复始、长期的危机。美国政府这种随时可以发生的债务违约，对世界经济来说，正是一大隐患。在世界的眼里，美国国债一直是“无风险”的美元投资项目，国际资产定价往往以美国国债价格作为参考价格，对美元和美国的债务信用，深信不疑。可是如今，美国在债务上限上的不稳定性和联邦政府的关门，终于使世界醒悟到，原来美国国债投资是有风险的。

达成协议范文第2篇

哥本哈根协议是“缺少血肉的骨头架子”

彭博新闻社在评论文章中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气候变化峰会上,所有领导人都承诺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最终,这场峰会的结果让所有人都不满意,但所有人都能接受。”

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认为,经过空前复杂、进展极为缓慢的多轮谈判后,哥本哈根峰会终究未能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令人遗憾。作为会议成果的包含12项内容的协议,在各方高度关注的中期量化减排目标方面未能予以明确。

中国是此次哥本哈根峰会的大赢家

CNN等认为,从协议的基本内容看,中国只是在增加减排透明度上做出了部分妥协,以一种“低成本的让步”,成功逼迫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资金援助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避免了为哥本哈根峰会无果而终承担责任的政治代价,以较小的付出换来了巨大的利益。

《华尔街日报》评论称,中国地位明显上升,在哥本哈根峰会的谈判全过程中,表现可圈可点。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协议时,中国的经济力量还不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但仅仅10余年后,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两国已成为哥本哈根峰会达成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有关媒体还认为,中国在谈判中采取了极为正确的谈判策略――始终与77国集团站在一起,同时注意与印度、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虽然发达国家一直试图把中国一家突出出来,但中国却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被“围剿”的局面。

2010年气候谈判仍将十分艰难

达成协议范文第3篇

为何老人愿意“搭伴”生活，“搭伴”温馨生活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隐患，到底如何才能让老人既维护合法权益，又生活得愉快？

家住沙坪坝区模范村的李爷爷今年75岁，妻子10多年前因病去世。如今，李爷爷与老邻居“搭伴”生活，两人住在一起，相互照顾，形影不离。

看电影送礼物，老人“搭伴”过日子

每天李爷爷都会牵着老伴外出买菜、散步；周末两个老人还会到三峡广场看场电影，服务员都认识他们，免费送爆米花给他们；每到节日，李爷爷还会买丝巾、杯子等小礼物送给老伴。

对现在的“搭伴”生活，李爷爷感到“很幸福，但压力很大”。

“曾有人在背后说我老不正经，70多岁了还找老太婆耍朋友。”李爷爷说，他与现在的老伴在一起，并不是想在物质上有任何追求，而只是不想一个人孤单地生活。一次他生病了，老伴每天都挤公交车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医院，让他感动不已。“我们相互扶持相互鼓励，这样会给对方增加生活的信心。”

白天“搭伙”，晚上各自回家

在九龙坡区白马凼有两位老人，77岁的邓爷爷和70岁的袁婆婆。几年前，他们的老伴都去世了。他们选择结成伴，白天在一起生活，晚上各回各家。

“每天早上她来家里叫我，然后一起出门买菜，中午在她家吃饭，下午参加社区活动，吃过晚饭后又各自回家。”邓爷爷告诉笔者，他与袁婆婆是在一次社区活动中认识的，两人很投缘，逐渐熟悉起来。

不久后，袁婆婆得知邓爷爷独自居住，无人照顾时，她就常常叫邓爷爷去“搭伙”。渐渐地两个老人相互有些离不开了。

“我负责买菜，她就负责做饭。”邓爷爷觉得很幸福，就算子女不在身边，他也不会感到孤独。“有一次我突然头晕，躺在床上起不来，还是老太婆喊我时发现了，给我儿子打电话，及时送到了医院。”邓爷爷说，他觉得生活上有了依靠，两个老人相互照顾，又不影响家庭生活。

老人黄昏恋，子女观点不一

据重庆市老龄工作委员会统计，目前，全市60岁及以上老人达560余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7%左右。其中，65岁以上老人有300多万，80岁以上高龄老人达71万余人。该市老龄委宣教处处长表示，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无偶老人黄昏恋已成为普遍现象。

老人“搭伴”生活，更多希望得到感情上的慰藉，但想修成正果，往往比较难。

在调查中，赞同老人“搭伴”的子女占了一半。“妈妈都75岁了，身体多病，借个伴儿生活就够了。”42岁的易先生表示，他母亲与现在的老伴认识不到半年，对方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房屋，不稳定。但是妈还是愿意跟他做伴。

“我希望外公找个伴，家里热闹点好。”家住南岸区的邓小姐说，她外公已78岁，现在与60多岁的保姆住在一起。自从有了伴，外公变得开朗豁达起来，“过年过节时，外公从不给自己的孙孙发压岁钱，但保姆的孙子来看外公时，他拿了100元红包。”

“我们几个姊妹平时没有什么时间照顾爸爸，只要他高兴，结个伴也挺好的。”家住九龙坡区谢家湾的陈女士介绍，她的儿子正在念高中，平时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儿子，对父亲就有点疏忽了。“我非常赞同父亲老来有伴儿，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负担，而且还可以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充实，有人在身边照顾，做子女的也更放心。”

沙坪坝区模范村的李爷爷说，一个人生活太孤单了，子女们每天要忙工作、照顾孩子，不可能一天到晚陪他。找个伴可以说说话、聊聊天，现在感觉时间都过得快了。

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的爱难替代

“老人就如同小孩子，在生活中未必需要多少物质，他比年轻人更需要心理上的一种安定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情感的依靠和寄托未必是孩子能给的。”专家表示，子女的关心不能替代老伴的爱和照顾，所以当父母有意找伴时，应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何况现在社会压力那么大，年轻人都忙着奋斗，能真正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很有限。因此，“搭伴”度过晚年是为了提高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中国有句俗话“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样的养老方式正好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人到了老年后，由于心理与生理上的变化，逐渐只剩下养老需求。老人搭伴生活是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对老人来说，不仅找到伴侣，而且精神上有了寄托，关系也并不复杂。

专家认为，社会开始包容、理解、接纳老人找老伴儿的行为，因此老人也要放宽心态。对待感情要真诚，真爱对方。如果感情破裂，好聚好散，千万不要为“搭伴”伤心伤身，更应豁达一点。

不过，专家提醒说，对待找老伴儿也应有必要的谨慎，对于不知根知底的人还是要有防范心理。

专家表示，老人因年龄的关系，许多生活习惯很难再改变。一旦盲目结婚就会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采取“搭伴”的方式，“合则聚不合则散”，在心理上有一个缓冲期，就算关系不能维系，对彼此的伤害也能降到最小。

提醒

“搭伴”生活，双方权益没保障

专家介绍，同居关系的双方权益没有保障。老年人同居生活期间的财产尤其复杂，涉及与前配偶共有财产以及双方子女的财产，也包括双方个人财产和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

专家表示，一旦出现纠纷，很难维护自身权益。如果是婚姻关系，婚后取得的财产，除特别约定外一般是共同的；如果是同居关系则需证明财产是共同的，举证要复杂很多。

专家说，如需维护自身权利，可在婚前做财产公正，至于婚后财产有特殊性的也可约定。至于子女是否有义务赡养父母婚后另一半，要看子女与其是否构成继父母、继子女的关系，双方是否形成了抚养关系，如果构成则需要赡养，反之则无法定赡养义务。

老人“搭伴”生活，达成协议少麻烦

专家分析，这部分老人的子女大都已到中年，在家中各项事务中占有主导地位。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子女害怕其继承财产有流失，或者老人的钱财被“忽悠”走，给老人再婚一些阻力。

“老人有立遗嘱和赠予的权利，如果谈婚论嫁，或多或少老人也会为另一半考虑，这是许多子女担心的问题。”45岁的程女士说。

此外，子女还因赡养的问题而有所顾虑，比如老人再婚后，是否需要多赡养一个人，增加赡养的负担。

如何处理好老人“搭伴”带来的问题？

专家提出，这要老人与子女两方来解决，首先，老人要学会把握幸福，在“搭伴”前要了解彼此的脾气、性格、爱好、文化素养、经济状况以及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对老年人的态度。要懂得彼此尊重，有问题及时说出来，不要乱发脾气。老年人在“搭伴”前先在今后的生活、财产等方面达成约定或协议，有助于减少和杜绝隐患和纷争。

其次，子女应当满足老人们“重新组合”的心愿，使他们在经历人生风雨之后能得到精神慰藉和愉悦。应当多理解父母的行为，支持他们情感需求，不应只是在物质上赡养父母，还需要更多的精神赡养。

达成协议范文第4篇

提供强大支撑拉动股票市场

“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欧元”――欧元区领导人7日召开的特别峰会明显已意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欧盟27国财长遂从9日下午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欧元区领导人提出的建立永久性援助机制的具体细节。

这套庞大救援方案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提供,为期3年;600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依照《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要求,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IMF也将提供2500亿欧元。根据这套机制,如再有欧元区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将可以申请获得资金支持,所附加的条件将参照IMF的规定,与希腊类似。

欧盟的“大手笔”超出了市场的期望,解除了投资者对希腊债务危机的短期忧虑,给连续大幅下跌的市场提供了强大支撑。10日纽约股市开盘大涨,三大指数涨幅均超过4%,道琼斯指数飙升400点以上。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在10日举行的新闻会上说,这套机制将有助于维护整个欧元区的金融稳定。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也表示,“热烈欢迎欧盟与欧洲央行作出的这一重大举措,它将有助于重建欧元区的信心与稳定,有助于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保障全球经济增长。”IMF认为,欧盟和IMF的一揽子救援方案的规模已足以让希腊在2012年前不需要到私人资本市场融资。

出台紧缩财政承诺限期达标

此次希腊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借债过多,财政赤字高企,致使到期债务无力偿还。欧元区多数国家也存在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标的类似问题。欧元区要求成员国必须在2013年前后把赤字压缩至《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以内。各成员国均出台了调整财政的紧缩计划,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达标。

作为今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经济和财政大臣萨尔加多表示,欧元区领导人早些时已达成共识,承诺各国要加快公共财政调整的步伐。他强调,目前“强化财政的因素比增长的因素更重要”。

西班牙目前的紧缩计划是在未来3年将财政预算削减500亿欧元,将赤字从200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1.2%的基础上减至3%以内。据西班牙媒体披露,西班牙政府进一步调整财政的目标是,在现行计划确定的目标基础上,再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减少支出50亿欧元和100亿欧元,将这两年的赤字再分别削减0.5%和1%,达到9.3%和6.5%的目标。

西方央行联手启动货币互换

为防范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纷纷采取行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10日宣布,为应对目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将买入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券和私人债券,但买入规模暂未确定。这将是欧洲央行首次购买政府债券。

按欧盟法律规定,欧洲央行无权像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那样直接购买政府债券,但可以“迂回”从市场上买入,即从银行买入。欧洲央行表示,只有保证市场正常运转,才可能实现央行保证价格稳定的根本货币政策目标,并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将能够帮助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偿还一部分债务。

除此以外,本周还将开启对银行6个月借贷的无限融资措施,欧洲央行还将于今年5月底和6月初宣布对银行提供固定利息的3个月无限融资措施,并将重新启动与美联储之间的货币互换机制。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日也决定重新启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与欧洲、加拿大、英国和瑞士等央行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帮助缓解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流动性压力。这一货币互换协议期限到2011年1月。美联储表示,货币互换机制是遏制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成功的工具之一。日本中央银行也旋即宣布,向市场注入216亿美元资金,以应对希腊债务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是日本央行连续两个交易日向市场注资,也是2008年以来日本央行采取此种注资方式的最大金额。据加拿大通讯社9日报道,加拿大中央银行通过国际货币互换机制也拟在明年1月前提供300亿美元资金。

达成协议范文第5篇

年近花甲的江苏省海安县妇女许某系章某之妻，章氏夫妻育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很孝敬父母，邻里都说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美中不足的是，许某早年患上糖尿病，吃药打针成了家常便饭。

2010年6月16日晚，许某突然出现呕吐症状，随即前往附近的西城医院治疗，经输液后好转回家。6月17日，许某在丈夫及女儿小丽陪同下，再次前往西城医院检查，并办理了住院手续。当日上午11时许，许某突然出现异常，意识丧失且呼之不应，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当日中午，丈夫章某及其家人将许某尸体运回家中。

许某死亡的当天晚上，丈夫章某的亲属及邻居听说许某死亡后情绪激动，随即前往西城医院，其中包括许某的弟弟、章某的连襟在内。西城医院见状后，立即拨打了110报警。当晚，当地公安派出所及县卫生局同时指派了相关人员到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因章某与二个女儿在家中处理许某后事，“谈判”时章某及二个女儿均不在场。协调是在章某亲戚与西城医院之间展开的。凌晨二时许，经反复调解，双方意见趋向统一。

章某连襟陈某通过电话征求章某意见后，表示认可最终协调意见。为慎重起见，调解人员让陈某连夜骑车将协议带至章某家，由章某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再将协议带回西城医院。此后，派出所、卫生局工作人员及许某弟弟亦在协议上签了字。

调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有：2010年6月17日，许某因急性消化道出血，急性胃肠炎来院治疗，原有Ⅱ型糖尿病及卵巢手术化疗病史，患者于17日中午突然出现呼之不应，随即院方进行抢救后无效死亡，因而双方形成纠纷。在死者丈夫章某自愿放弃死因鉴定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诉讼的基础上经双方调解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西城医院一次性补偿章某人民币25000元；协议签订当日西城医院先预付章某5000元，余款章某凭火化相关证明到派出所领取；本次纠纷为一次性协商调处终结，双方无涉，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签字生效。

协议签订后，章某连襟陈某代为领取了5000元，并交给章某。当日，许某弟弟将上述协议签订及其内容告知了许某的二个女儿小芳、小丽。同年6月21日，许某被火化。7月3日，章某前往派出所领取了20000元，并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收到西城医院一次性补偿款25000元。

事后，章某及二个女儿认为西城医院在对许某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许某死亡，双方于2010年6月17日签订协议时有逼迫情形，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引讼。

原告章某、小芳、小丽诉称，2010年6月17日，我们的亲属许某因患急性肠炎到西城医院就诊。中午时分，许某出现异常反应，经抢救无效后死亡。针对许某所患疾病，西城医院却无能为力，出现如此过失，造成许某死亡的后果过错明显。然而，第二天，西城医院找来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在患者亲属不情愿的情况下与西城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仅以25000元草草了事。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现请求法院判决撤销2010年6月18日章某与西城医院签订的调解协议书。

被告西城医院辩称，章某与我院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且该协议是公安派出所进行调解达成的，已经按程序交给了章某，章某亦依照协议分两次领取了补偿款项。尸体火化后，三原告再以协议显失公平要求撤销，无事实依据。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章某的配偶许某因患病前往西城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在当地派出所及卫生局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召集双方进行调解达成的补偿协议，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章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协议前对协议内容明确知晓，对协议签字后产生的法律后果亦清楚。许某死亡后，章某及二个女儿均在家中忙于办理许某的后事，其亲属作为代表与西城医院协商赔偿事宜，小芳、小丽作为知情人并未反对；协议经章某签字后，许某的弟弟亦将协议内容告知了小芳、小丽，二人也未作否认表示；许某火化后，章某按协议向派出所领取补偿余款时，小芳、小丽亦未提出异议。故而，原、被告于2010年6月18日就许某死亡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同时，可以认定章某与西城医院订立补偿协议的行为代表小芳、小丽，该协议对小芳、小丽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三原告所述协议签订中存在逼迫情形，缺乏相应依据，与案件事实难以吻合。

协议签订后，西城医院履行了全部义务，章某受领了相关补偿款，协议已履行完毕。章某在协议中明确放弃死因鉴定后，许某的尸体已作火化处理，难以对死因作出科学鉴定。此种情形下，三原告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要求行使撤销权，失去了根本性基础，与情与理与法均不符。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有关原则，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达成协议范文第6篇

本次会议主要介绍并讨论了津巴布韦马瑞格(Marange)矿区金伯利进程基本标准执行情况和去年在纳米比亚KP年会上一致同意的《联合工作计划》(JWP)的条款。同时，会议还呈报了一份由先头派往该地区的调查人员提交的《马瑞格地区人权和KP执行情况》的报告。

金伯利进程(KP)任何决议原则上必须经过所有代表的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今年的会议，尽管所有参与者都尽了最大努力，关于津巴布韦马瑞格矿区钻石出口问题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代表们就津巴布韦上述矿区是否真正执行了KP基本标准条款，意见分歧极大，导致KP耶路撒冷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协议。

尽管会议结果如此，KP主席博尔斯・赫斯克(Bloaz Hirsch)还是表示：“不久之后，各方一定会达成一致意见的，一定会在KP标准柜架下，恢复津巴布韦钻石出口，但是，这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必然是艰难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依照KP的基本原则，最终获得耶路撒冷协议的通过。”

虽然在马瑞格矿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全体会议一致认为KP还是应该不断完善其工作流程，确保KP的公正和有效。会议认为，KP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该进程执行的顺畅有序。首先，要确保KP和同际税务机构的有效合作，因为只有通过双方的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地遏制冲突钻石的贸易，同时，减少非冲突钻石在贸易运输过程中的经济损失。会议还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提出具有权威性的方案，解决这些贸易冲突的问题。最后，会议提出，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开发和提出有效的技术手段，提高KP主席工作效率，满足其日常工作需要。

达成协议范文第7篇

【摘要】本文在两个方面补充了之前学术界在预算方面的研究：第一，本篇文章研究检验了当预算以谈判过程设定和单方面权利设定时，预算和经济后果有怎样的不同。本篇文章也考虑了与预算达成协议相关联的因素和达成协议与谈判预算的经济后果。第二，经济后果所要表现的是预算松弛和下级的业绩，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预算的计划和动机之间做出权衡。

【关键词】预算；单阶段；谈判

一、引言

拥有权力设置预算的谈判者在预算僵局中期望在谈判中由于社会准则和信息的迁移调整他们的位置。

国外一些研究表明：受社会准则指示，谈判者应该在谈判中做出让步，特别是如果另一方已经让步的情况下(Pruitt and Carnevale 1993)。进一步，Luft and Libby(1997)表明公平事件是基于社会准则的(Pruitt and Carnevale1993，119)，导致谈判者让步，即使这么做并不是谈判者最佳的经济利益。谈判也创造了一方从另一方获取信息的机会。在我们的研究环境中，谈判允许上级从掌握较多关于自己个人业绩能力信息的下级那获取信息。即使上级知道下级有经济动机去低估业绩能力，上级也有动机（至少部分的）去依赖这些有偏的信息。比如说，如果上级没有把下级对预算而产生的投入包括进预算中，下级将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下级这样的想法会对下级的业绩起到有害的影响。

以上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谈判者在预算谈判中将要做出让步，这将导致最后的预算不像最初的谈判所处的位置那样极端了。对于有最终决定权的谈判者来说，预算与他们最初谈判所设置的位置相比，没有那么极端了。

二、文献回顾

1.谈判对预算水平的影响

在单方面设置预算时，上级拥有最终决定权，为了不使下级失去动力，假设把预算水平设置为y。当谈判时，如果上级先说出预算水平，说得太高了，下级会认为是不合理的，影响下级的动力，进而影响业绩，所以上级最开始说出预算时，应该不会比y更高了，而上级在谈判中是要做出让步的。在上级有最终决定权时，以谈判过程设置的预算水平要比上级单方设置预算的预算水平低。

2.谈判结构对预算水平的影响

最初的谈判位置影响谈判结果，双方由最初的位置进行讨价还价。下级提出最初的预算提议将比上级提出最初预算提议时的谈判预算水平低。

上级和下级谈判达成协议所具备的条件：最初的谈判位置和接下来的讨价还价至少在三个方面和预算达成协议有联系：第一，（最初谈判位置较大的不同）增加了达成协议区域不存在的可能性。第二，如果一个达成协议区域存在，预算谈判也不是无限持续的。（谈判位置上）较大的分歧暗示了，在谈判进入达成协议区域之前，在谈判的限制中需要有上级解决的分歧会更多。第三，谈判者更有可能视不那么极端的（极端）的谈判位置为合作的（竞争的）行为(Benton et al.1972；Pruitt and Carnevale 1993)。互惠的行为准则告诉我们：当面对一个合作的对手时，谈判者将更有可能表现出合作；但是当面对竞争的对手时表现出竞争的一面(Benton et al.1972；Morris et al.1995；Pruitt and Carnevale 1993).8。也就是，合作（竞争）行为通常会引发相互的合作（竞争）行为，增加（减少）引发讨价还价，并进入达成一致协议区域的可能性。

谈判结构的两方面：（1）哪一方提出最初的预算提议；（2）哪一方有最终决定权——影响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

3.当上级有最终决定权时，预算设置过程的经济后果

如果上级有权利在预算谈判僵局中决定预算，谈判能够以达成协议结束，预示着在下达预算目标时，下级较容易达到预算中的一个目标，预示着其中包含着较高的预算松弛。预算最终达成协议比预算没有达成协议下级的满意程度要高。当上级有权单方设置预算时，他没有从谈判过程中了解下级关于业绩能力的信息，设置的预算很可能在下级的业绩能力之上，下级完成这种预算的承诺较低。

当上级在谈判过程中有最终决定权并且谈判以达成协议结束时的预算松弛比当上级对谈判过程有最终决定权但是谈判没有以达成一致结束或上级单方设置预算时的预算松弛高。当上级在预算谈判过程有最终决定权，并且谈判以达成一致结束的情况下，下级的业绩将会比上级在谈判过程中有最终决定权，但是谈判在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结束和上级单方面设置预算的情况下高。

三、研究的启示

通过谈判过程设置的并且上级对预算有最终决定权的情况下，预算水平比上级单方设置预算的水平要低，但是通过谈判过程设置的并且下级对预算有最终决定权的情况下，预算设置水平与下级单方设置预算的水平没有显著的不同。

因此，我们在谈判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发现松弛的绝对值显著减少，这意味着谈判达成一致与下级业绩能力关系密切的预算是有联系的。

1.设置预算使用的过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预算和预算设置过程的经济后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预算是通过谈判来设置的，并且上级对预算有最终决定权的情况下，真实导向型的报酬方案和松弛导向型的报酬方案没有显著的不同。公司应该考虑预算设置过程对预算松弛以及下级业绩的影响。

2.谈判和单方面设置预算的不同是由于在谈判过程中的特殊因素引起的，如谈判者最初的位置，谈判社会准则，因为谈判所创造的谈判双方间的消息传递；但是一些差异与谈判达成一致是有关系的。

我们发现如果一方在谈判僵局中对预算水平有最终决定权并且做出了最初的预算提议，预算最终达成一致这种情况就越有可能发生。

参考文献

[1]Pruitt,D.G.,and P.J.Carnevale.1993.Negotiation in Social Conflict.Pacific Grove,CA:Brooks/Cole Publishing.

[2]Luft,J.L.,and R.Libby.1997.Profit comparisons,market prices and managers' judgments about negotiated transfer prices.The Accounting Review 72(April):217-230.

[3]Benton,A.A.,H.H.Kelley,and B.Liebling.1972.Effects of extremity of offers and concession rate on the outcomes of bargain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4:73-83.

[4]Morris,M.W.,D.L.H.Sim,and V.Girotto.1995.Time of decision,ethical obligation,and causal illusion:Temporal cues and social heuristics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In Negoti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edited by Kramer and Messick.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基金项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讨价还价、预算裁决权与预算松弛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赵玉洁，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10级研究生。

张佳娉，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10级研究生。

达成协议范文第8篇

软式谈判法，就是谈判者过分强调维系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在牺牲自己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一定要达成协议，甚至屈从于对方的压力。也就是谈判者对人对问题都采取极温和的态度。硬式谈判法，就是谈判者往往在遇到谈判利益冲突不容易调和时，特别是谈判对手在态度非常强硬时，有时会突然情不自禁地采取另一些极端的谈判方法，视对方为对手，盲目地坚持自己的谈判立场，决不向对方作出让步，直至取得谈判的胜利。有时甚至在对方让步情况下，仍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不顾对方的利益，想给对方打得片甲不留。（两种极端的谈判法见以下对比表）

软式谈判法

谈判者视对方为朋友

目标是达成协议

作出让步来维系关系

对人和问题都态度温和

完全相信对方

容易变换立场

向对方发出要约

向对方亮底牌

为达成协议宁愿亏损

追求对方所能接受的单一结果

强调达成协议

避免意愿的较量

屈服于对方的压力

硬式谈判法

谈判者将对方视为对手

目标是取得胜利

对方让步是建立关系的前提条件

对人和问题都态度强硬

决不相信对方

坚持立场

向对方发出威胁

故意声东击西

在价格上要求单方面合适

追求自己所能接受的单一结果

强调自己的立场

试图进行意愿的较量

向对方施加压力

以上两种谈判的态度都是谈判走极端的情况，虽然在商务谈判中完全走极端的例子并不是十分常见，但是在谈判中有时或多或少采取的走极端的态度会使谈判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或即使谈判成功，但在双方以后的合作中问题和冲突会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无论是软式谈判法，还是硬式谈判法，其谈判的结局不外乎就是三个：

第一种结果，一硬一软的谈判结局将导致一得一失，也就是谈判的结果并不能达成一个明智的协议，即双赢的结果；第二种结果，两者都软的谈判结局将可能导致双方都是输家，因为双方在谈判中都不顾实际利益的需要而向对方做让步，结果双方可能都没有将自己的利益扩大；而第三种结果，两者如果都采取硬式谈判法，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即根本就不会达成协议，双方也就谈不上取得任何利益了。

达成协议范文第9篇

目前，诉讼调解已成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审判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之案情各不相同，在调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个别案件调解后没有做到“案结事了”。通过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在诉讼调解中应当注意防止出现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防：因急于求成而进行不良调解现象。如无原则调解、违法调解和强行调解，造成过分迁就无理方，压制有理方过于让步。这些不良做法有违立法本意，也有违公正理念和司法为民宗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如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二防：向当事人做调解工作时对法律规定曲解或断章取义而使当事人调解后发动再审。实践中有为促成调解而故意对法律规定曲解或断章取义的现象，这样很容易造成当事人以违背其真实意思为由提起申诉或再审，也不利于树立公正司法形象。

三防：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因双方达成协议而漏列其他当事人。这就要求熟知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和相关程序规定，并做到准确运用。如继承案件中，部分继承人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

四防：忽视调解参与人的诉讼资格而出现的问题。如当事人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其家属与对方进行调解，但是其并未办理全权委托手续，或者其他人委托手续不是全权委托并得到特别授权而当事人调解并达成协议，后来因当事人本人不予事后追认导致尴尬和工作被动局面出现，造成“调解后遗症”。这里关键是掌握好特别授权、一般、法定代表人、法定人的权限关系。尤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离婚案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十二条有特别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五防：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践中要注意识别诸如当事人一方协议将有案外共有人份额的财物全部给付对方的情况，如：离婚案件中双方将与老人共同所有的房产协议给付一方，造成老年人无处居住；还有离婚案件中双方以假离婚在协议中将财产全部分给未署名借款一方而逃避债务的情况也应引起高度重视。滦

六防：调解协议内容不清晰而导致履行或执行时出现对协议内容理解上的分歧。比如对履行时间、标的物的分歧等。这就要求在审查调解协议条款时认真把关，力求其具体、清晰、明确、全面，在履行或执行时对协议条款易于理解。尤其是相邻关系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的处理上应写明原状的具体情况。

七防：调解协议遗漏诉求。实践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有多项，但达成的调解协议却未能涵盖全部诉讼请求。其结果是案件虽然已经调解结案，但部分诉讼请求却未得到处理。既不符合程序规定，又留下“隐患”。如：离婚案件中子女探视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容易被遗漏；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当事人关于营养费、精神损失费、间接损失的诉讼请求都容易被遗漏。在实践中我们应加以注意。

达成协议范文第10篇

不法协议是共谋罪的行为要件，处罚共谋罪本质上是处罚不法协议。不法协议是共谋者从事共同计划的意志的持续和有意识联合。不法协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导成立。单纯地默认他人的犯罪目标、单纯出现在犯罪现场、单纯地与共谋者有联系、单纯参与共谋的目标犯罪以及赞同他人的提议等不构成不法协议。普通法以群体危险理论支持对不法协议的处罚，不法协议是物质层面上的构成要件。处罚不法协议背后的理论依据可归纳为犯罪征表说，具有主观主义刑法的烙印。处罚共谋罪不等于单纯处罚犯罪意图或处罚“思想犯”。

关键词：共谋罪；协议；思想犯；外化行为；犯罪征表说

中图分类号：DF9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6007010

Commentary on Elements of Illegal Agreement on Conspiracy in the AngloAmerican Criminal Law

ZHANG Shufang1，LIN Junhui2

（1.Law Department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2.Legal Corps of Fujian Provincial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Fuzhou 350003，China）

Abstract：An illegal agreement is a behavior element of conspiracy.A punishment of conspiracy is essentially the punishment of the illegal agreement.The illegal agreement，which can be deduced from circumstantial evidence，is the continuity and conscious connection of the will to engage in joint plans by conspirators.The followings can not constitute the illegal agreement，such as mere acquiescence in others criminal target，mere appearance at the crime scene，mere connection with conspirators，mere participation in conspiratorial target crime，mere assent to othersproposal and so on.The illegal agreement，which is substantial element of conspiracy，is penalized for the group danger theory in the common law.The theoretic basis of punishing illegal agreemen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octrine of criminal manifestation，which reflects the criminal law of subjectivism.To punish illegal agreements is not equal to merely punish criminal intents or“ideological criminal”.

Key words：conspiracy；agreement；ideological criminal；overt action；the doctrine of criminal manifestation

一、导论

在普通法上，法律不处罚单纯的邪恶思想。除犯意（Mens Rea）要件外，一个人还须具备犯罪行为（Actus Reus）才成立犯罪。自共谋罪诞生之日起，普通法一贯立场是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合起来共谋实施犯罪，比单人实行犯罪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共谋罪是指两人以上为实施不法行为而达成协议（Agreement）的行为，或者为使用不法手段实现合法目的而达成协议的行为。[12]协议或联合（Combination）或者协同行动（Concerted Action）是共谋罪的核心要件和本质所在。处罚共谋罪的本质在于处罚行为人之间形成的不法协议。除协议之外，行为人为推进不法协议而实施的任何外化行为（Overt act）不是共谋罪成立所必要的条件。外化行为充其量是作为证明协议存在的间接证据。该基础性规则的前提是：单纯的协议的犯罪属性，独立于为推进共谋而实施的外化行为的犯罪属性，而具有独立的可罚性。在长期历史演变中，普通法通过无数判例确认和巩固协议犯罪属性与外化行为犯罪属性的完全分离，确立单纯共谋独立于外化行为而具有可罚性，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犯罪的基础性规则。这个规则深深影响后世普通法共谋罪的制度设计。进入19世纪后期，共谋罪制定法的勃兴，试图对普通法基础性规则加以限制，要求共谋罪的成立在客观方面除具备协议要件外尚需要具备外化行为要件，否则不能处罚共谋罪。即便如此，协议或共谋是共谋罪的核心要件和本质属性的基础性规则依然没有动摇，外化行为要件几乎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而无法实质地限定共谋罪的适用。因为协议是共谋罪成立的核心要件，所以共谋罪的认定几乎围绕协议的认定展开。何谓协议、处罚协议的依据、协议的属性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处罚共谋罪的本质是处罚不法协议，反映出何种刑法观，值得探讨。另外，处罚以协议为核心的共谋罪，是否等同于处罚“思想犯”，需要作出回应。

二、协议的含义

（一）协议认定的内在要求

在普通法上，协议又被称为“合意”。如果用民法的术语讲，协议就是复数行为人意思表示的一致。在英美刑法共谋罪的语境中，协议是复数行为人为实施犯罪或不法行为等而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早期普通法更加关注的是复数行为人对犯罪合意进行交流的身体活动。其意在禁止行为人进行犯意的交流和沟通活动。所以，在普通法发展的早期，共谋罪的处罚对象不是协议本身，而是对协议的交流。但是，后来的普通法关注的是协议本身，而非协议交流活动。“今天的共谋罪被认为是一种继续犯（Continuing Crime），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协议交流。因此，现代共谋罪的犯罪行为不是协议的交流，而是协议本身，即从事共同计划的意志的持续和有意识联合。”[3]926虽然这种协议本身往往不是有形的，但是它仍然超出了纯粹内心和主观意图的范畴。共谋的成立，要求每一个共谋者与他人进行思想和意志的交流，并且通过有形手段以共同意图和同意的方式启动共谋。因此可以认为，协议是一种的意志的沟通与联合，而此种意志的联合是通过共同的行动（Concerted Action）实现的。因此，在判断行为人是否达成协议时，一般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共同行动。但是应当看到共同行动不等于同时行动（Simultaneous Action）。因为一个不法的共谋可能而且通常是在没有同时行动的情况下形成的。[4]共同行动的判断，主要应当判断共同行动目标指向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同时目标指向一致性背后的意志的一致性。

共同行动，或协调行动，与协议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严格地说，协议侧重强调的是意志的联合，本质是意志的持续的联合。共同行动是意志的持续联合的体现。协议既可以以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以无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般情况下，协议是无形的。共谋罪中的行为人当然不可能用书面的形式书写下他们所达成的犯罪协议。行为人可以采取语言等明示的形式表明他们达成了犯罪的协议，同时也可以采取身体动作等默示的形式表明其达成了犯罪的协议。在群体犯罪中，如果没有协议的存在，但是有帮助行为或教唆行为的存在，或者其他的共同行为存在，并不能指控被告人构成共谋罪。例如：B正在实施杀人行为，A明知B正在杀人而暗中提供帮助，A与B之间不存在以实施杀人为目的的犯罪协议，所以A与B不构成谋杀共谋罪。再如：在State vTally案中，被告人试图通过阻止警告电报送达被害人而帮助谋杀。根据普通法的共谋罪规则，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共谋罪，因为协议不存在。即使在《模范刑法典》下，被告人也不构成共谋谋杀罪，因为被告人与其他人并没有协议或者一致的行动。被告人可以构成帮助和教唆罪但不构成共谋罪。否则，任何帮助和教唆犯罪的人将会构成共谋罪并且因为共谋罪而遭受宽泛的替代责任以及额外的刑罚。而且，目前美国大部分州也已经采纳了这种理论。[5]

（二）协议认定的主体要求

从普通法的传统观点看，协议必须是由朝着共同目标而联合行动的两人或两人以上（包括配偶基于第371节的目的，丈夫与妻子构成一个人，这样的法律拟制已经被废除了。因此，丈夫与妻子可以构成共谋罪。See United States v.Dege，364 U.S.51，5455 （1960）.）达成。See United States v.Capanelli，479 F.3d 163，16667 （2d Cir.2007）（主张共谋者不必具有“一致的故意”，只要就共谋的“本质属性”达成一致意见）.换言之，单一的个体无法形成合意。“当其中一人仅仅假装达成协议，无论如何确信，另外一个人事实上不在与他人共谋。虽然他可能具有必要的犯意，但是不存在犯罪行为。”[3]926在此种双方主义犯罪主体观的影响下，共谋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被认为是两人或两人以上达成的协议。但受到《模范刑法典》的影响，在犯罪主体的单复数问题上，美国大部分州的制定法并没有采取普通法的双方主义立场，而是采取了《模范刑法典》的单方主义立场。一旦采取单方主义的犯罪主体观，则共谋罪的客观要件似乎不是协议，而是同意。换言之，一个人假装与他人达成协议，假装达成协议的人并没有实施“不法协议”的行为，而真诚地与对方达成合意的人构成共谋罪。所以，只要一个人真诚地同意与对方一起实施犯罪，并且积极地追求其意欲实现的目标，即可构成共谋罪，而不论对方是否具有与其达成协议的真实意思。所以，在单方主义中，共谋罪的行为要件似乎不应当是“协议”，而应当是“同意”。

（三）协议认定的注意要求

1.协议的认识要求。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就无法达成协议。但是，当事人尽管没有认识到对方的身份，也可以达成协议。这就如同大家彼此戴着面罩而达成协议。即，一个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正在与他人共谋，即使该行为人无法明知对方的身份。另外，当事人之间没有必要进行直接的接触。例如，如果A与X达成协议说，他愿意和X、B一起合作共同实施抢劫罪。B与X达成协议说，其愿意和X、A一起合作共同实施那个抢劫罪。这三个人都构成一个群体，可以用单一的共谋罪追诉。在与B达成协议时，X不仅自己代表自己而行为，也传达了A的协议。明知对方的身份是没有必要的，通过X的，仍然可以存在一种协议。最后，如果A与X达成协议，说其同意和X以及无数的他人一起实施抢劫罪，并且认识到他不仅不知道合作者的身份，也不知道合作者的数目，那么，他“就是在冒险”。他和X事实上代表了与许多其他人达成协议，并且授权X将其协议传达给后续表示同意的其他人。因此，一个共谋者没有必要明知其同党的身份，但是必须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地不在乎同党的数目。

2.协议的证明要求。由于共谋的秘密性特征，控方没有必要证明存在一个正式协议（Formal Agreement）See United States v.Mickelson，378 F.3d 810，821 （8th Cir.2004）（因为共谋的细节经常隐藏在秘密下，所以共谋的存在可以从当事人的行动中推导出来）.，但是可以通过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s）或从被告人的行为中推导出协议的存在。See States v.LopezMedina，461 F.3d 724，750 （6th Cir.2006）（一个计划可以从被告人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共同共谋者之间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可能而且经常通过间接证据推导出来。”See United States v.Winston，456 F.3d 861，866 （8th Cir.2006）.个体被告人可以以默示的方式参与一个以实施一个较大规模的共谋为目标的协议，只要他是在明知，或本应当明知他人正在实施类似行为的情况下参与共谋的。See United States v.Caver，470 F.3d 220，234 n.6 （6th Cir.2006）.即共谋的每一个成员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个共同冒险，即使他不知道其他成员的身份，或者没有参与为了推进共谋而实施的所有行为，可以认为共谋。

3.协议的承继问题。一个人可以在先前已经成立的共谋罪后参加到该共谋罪中。作为后来参加者，并不为其他共谋者在其参加之前为推进共谋所实施的实体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当然，他应当承担共谋罪的责任。但是，难题是如何证明协议的存在。法律通过允许公诉人适用间接证据证明先前协议的存在。这种证据通常包括当事人的帮助、教唆或者协调行动。法官要求陪审团从间接证据推导出先前协议的存在。在United States v.Alvarez案中，政府卧底人员协议通过两个共谋者从南美洲购买大麻进入佛罗里达州。在预定的卸载地点，卧底人员用西班牙语询问两个共谋者有关驾驶卡车的Alvarez的情况。共谋者回答说当大麻要卸载时Alvarez会在那个地点。一个卧底人员问Alvarez是否会去预定地点帮助卸载大麻。Alvarez点头表示“是的”，并微笑，同时询问卧底人员当飞机到达即将卸载大麻时该卧底人员是否会在飞机上。两个共谋者在与卧底人员进一步交流有关飞机到达和卸载大麻事宜后，他们和Alvarez被捕，并以共谋走私进入美国罪遭到。最初，三个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针对Alvarez的共谋罪判决，理由是：本案的证据不足以确定被告人已经参与了走私罪的共谋，不能仅仅通过参与实体犯罪或者通过与共谋罪的成员有联系就认定被告人参与了走私罪的共谋。第五巡回法庭合议庭判决，肯定被告人成立共谋罪，理由是：一个共谋者可以在共谋开始后参与到共谋中来。alvarez明知犯罪活动已经计划好，走私并在预定地点卸载的共谋已经形成。同时，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计划帮助卸载，陪审团可以从这个事实推导出他一定已经在早期协议帮助卸载。相反，在确定他所要帮助卸载的其他人的共谋后，陪审团可以发现本案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蓄意地参加了走私罪的共谋。参见Richard G.Singer，John Q.La Fond.Criminal Law：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M].2nd ed.Beijing：China Fangzheng Press，2003：306.当然，运用间接证据推导出协议的存在，这种证明的逻辑是：群体行为通常是先前协议的结果。但是，无论是帮助还是教唆或者是协调行动，并不一定能确立一个先前协议的存在。因为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存在先前协议的情况下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所以允许使用间接证据证明协议的存在，尽管是必要的，但是需要谨慎地运用而不至于严重破坏旨在保护刑事被告人的正当程序。

（四）不构成协议的情形

1.单纯参与共谋的目标犯罪。参与共谋的目标犯罪，并不必然地证明参与者构成共谋罪。See Dahly v United States （1931，CA8 Minn）50 F2d 37.而且，不能从被告人与被指控的其他人之间存在的偶然的和无法解释的会见中推导出被告人参与或者甚至明知共谋。See Dennert v United States （1945，CA6 Ky）147 F2d 286.当然，如果存在共同计划，每一个共谋者参与任何一个计划执行的细节，是不重要的。See Marx v United States （1936，CA8 Minn）86 F2d 245.

2.仅仅是赞同（Approval）他人的提议或者寻求他人参加犯罪目的并不满足共谋罪的协议要件。See United States v Butler （1974，CA10 Okla）494 F2d 1246.虽然在单纯赞同他人提议或者寻求他人参加犯罪目的时，被告人可能承担教唆罪或者共犯的责任，但是不能构成共谋罪。因为共谋罪的处罚依据在于复数行为人实施不法目标犯罪的邪恶意志的有意而持续的联合，此种意志联合强化了行为人彼此对共同目标或计划的忠诚。单纯对他人犯罪目标的附和或赞同，无法被视为行为人意志的有意而持续的联合，无法产生对社会的递增危险。因此不能认定成立共谋罪。

3.单纯地默认（Acquiescence）他人的犯罪目标，不构成协议。See United States v Mendez （1974，CA5 Tex）496 F2d 128.一人对一个不法目标的实现抱有同情心态，但没有意图加功于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协议。因此，单纯表达默许或拒绝阻止他人的不法计划的意愿，不会让他成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但是，当某人（例如警察）负有法律义务阻止犯罪时，拒绝阻止犯罪的行为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加功犯罪行为。

4.单纯出现在犯罪现场，不能表明被告人具有与他人达成合意的行为。“单纯的出现在犯罪现场，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参与共谋。”United States v Owen （1974，CA5 Fla）492 F2d 1100，cert den （1974）419 US 965，42 L Ed 2d 180，95 S Ct 227 and cert den （1974）419 US 1019，42 L Ed 2d 292，95 S Ct 493.

5.单纯地与共谋者有联系，也不能表明被告人与他人达成了不法协议。“为了使一个被控构成共谋者的被告人的罪责固定，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积极地参与所指控的共谋罪，单纯地与共谋者有联系，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参与共谋。”United States v Mendez （1974，CA5 Tex）496 F2d 128.

三、惩罚协议的根据

协议是共谋罪的核心要件，惩罚共谋罪本质在于惩罚行为人之间形成的不法协议或不法联合。普通法以群体危险理论（Group Danger Theory）支持对共谋罪的处罚。在Reg vDuffield案中，Erle法官说：“一言以蔽之，非常明显的是，如果试图违法的人被迫单独实施不法行为，对于社区的诚实人们而言，他们可以很好地反对这些人，最大程度地压制这些人，但是如果决意违反法律的人为不法目的而联合、合作，那些人是一种更为可怕的敌人。所以法律认为：为不法目的而形成的联合是一种可公诉之罪。”[6]110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两人以上（包括两人）联合起来实施违反刑法的行为，是一种最严重的犯罪。较之于单纯实行预先策划的犯罪，共谋有时候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它蓄意地策划颠覆法律的行为，教导共谋者实施进一步的习惯性犯罪活动，为共谋者实施进一步的习惯性犯罪活动准备条件。而且，它具有秘密性的特征，给侦查带来困难，从而要求花费更多时间来查明共谋。一旦查明就增加了惩罚的重要性。”See Pinkerton v.United States，328 U.S.640，644 （1946）.此外，在United States vRecio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犯罪协议是一种“独特的恶”，不论实体犯罪是否随之发生均可以存在和受到惩罚。共谋罪对社会的威胁远胜于相关实体犯罪的实行对社会的威胁。因为犯罪的联合使得其他犯罪的实行更为可能，而且降低了相关个体脱离犯罪道路的可能性。123 S.Ct.819，822 （2003）.

鉴此，只要行为人就犯罪或不法行为达成一致意见或合意或协议或联合，表明共谋罪已经完成。如Ellenborough勋爵在Rex v De Berenger中指出：“犯罪存在于实现目的的共谋以及联合，虽然犯罪的结果尚未被实现，或者说犯罪人还不能开始实施它，但是这种犯罪已经完成。”[6]77易言之，协议的达成是共谋罪既遂的标志。这表明共谋罪是一种未完成形态犯罪。作为一种未完成形态犯罪，共谋本身离目标犯罪的实现还非常遥远。如果说目标犯罪的实现表明犯罪对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造成了实害，那么协议的达成表明该行为对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造成潜在的威胁。“一旦协议达成，实体犯罪更容易得以实施，而且无论如何，本身就具有危险性的联合行为，不论谁对实体犯罪承担责任，产生了共谋罪的正常一般危险。”[3]954从此意义上说，共谋罪是一种危险犯，被立法者在协议达成阶段就犯罪化的危险犯。因为一旦协议达成，就征表了的危险，就表明共谋罪得以完成而值得处罚。处罚共谋罪是因为共谋对社会造成了潜在的危险，使得实体犯罪得以实行和完成的可能性增加，比单个人实施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威胁更大，因此在共谋的目标犯罪完成之前国家为了预防危险的现实化有权力在结果出现之前扼杀共谋于萌芽，抑制共谋于协议状态。由此可见，共谋罪是国家极其提前发动刑罚权予以处罚的一种抽象危险犯。因此可以认为，惩罚协议的根本原因是不法协议构成了对法益的抽象危险。

四、协议要件的属性

一直以来，普通法宣称协议是共谋罪的行为要件，但是关于协议是精神层面的构成要件还是物质层面的构成要件，学界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主张协议是精神层面构成要件的观点认为：“共谋者的协议是一种标志着他们的行动是犯罪的行为，但协议行为最多是未完成的。引发惩罚的行动最主要的仍然是精神。他们的犯罪行为存在于他们为实施进一步行为的共同计划或目的中。”[7]主张协议是物质层面构成要件的观点认为：“共谋不仅存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之间的犯意之中，还存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实施一个不法行为，或者使用不法手段实施一个合法行为的协议之中。只要一个不法的计划仅仅取决于犯意，那么它是不可诉的。当两人协议将计划付诸实施，阴谋（Plot）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协议是每个人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犯意的推进。思想从一个秘密的意图推进到了互相协商和达成协议的外化行为。”Mulcahy v.regina，l.r.3 eng.& ir.app.306，317（1868）.

我们认为，协议是物质层面上的行为要件。之所以有学者会认为处罚协议其实是处罚精神或者处罚犯意，是因为共谋本身的特性——秘密性和隐匿性See United States v.Dazey，403 F.3d 1147，1159 （10th Cir.2005）.，所以几乎很少出现正式的协议，或者光明正大的协议。但是，协议参与犯罪活动的人，当然“不会走到公路上宣称自己的犯罪目的，他们的方法是迂回、隐蔽、秘密和暗中进行的。”[3]933这种刑法上的协议与民法上的协议是有区别的。民法上的协议是当事人乐见其成的，而且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协议。因为知道协议的人越多，证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的证人就越多。一旦协议的当事人在未来发生纠纷，证明协议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犯罪中的协议或合意中的当事人当然不愿意协议遭受曝光，当然是希望越少人知悉协议越好。因为人少容易保密，不容易泄露，意图实施犯罪的共谋者不容易受到侦查。但是，本身隐蔽或秘密的无形协议，并不否认协议的行为性。在刑法中，一个事物构成行为，并不要求它一定是有形的。“作为”这种行为，当然是有形的，但是具有无形性的不作为并不丧失行为的属性，仍然被广为接受为一种行为。英美刑法中的持有作为一种事实状态，也不具有无形性，仍然被视为具有行为属性，而构成一种行为。同时，应当看到，复数行为人之间的联络或联合或协同行动，与单人的行动是不同的。刑法不处罚单纯的犯意，是刑法的一个基础性规则。这对单人犯罪和多人犯罪都是适用的。在单人犯罪中，单人自己在暗中秘密策划实施犯罪，和复数行为人在暗中秘密策划实施犯罪是不同的。从形态上看，复数之人的共谋，必须进行沟通，协商和合作，并且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不与他人沟通、联合、协商实施犯罪的共谋是不存在的。如果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都有针对同一犯罪目标实施犯罪的意图，例如两个毫不相干的个体A和B都对C怀恨在心，都想除掉C，各自都在头脑中盘算着如何除掉C，但是两个人仅此而已，没有进一步接触，没有协商过，没有交流过犯意，或者虽然交流过，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中一个行为人放弃了犯罪意图，此时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协议或合意。此时，只能认为两个人单独地在策划实施犯罪，但是根据英美刑法的传统规则，单人为了犯罪而实施的预备行为或者策划行为，在没有达到未遂罪的程度时，是不可罚的。[8]在未遂罪和教唆罪之外，只有共谋罪是可罚的。因此，在上述例子中，处罚协议并不是处罚一种思想或意图。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犯罪而进行的协议是无形的，但是不可能单纯地停留在复数行为人的头脑中的，协议必须将每个行为人头脑中的犯罪意图外化于外，并且让彼此知悉对方的意思，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可见，协议固然可能是无形的，可能是秘密的，但并不是单纯地停留于行为人头脑中的犯罪思想或犯罪方案，而是不同行为人之间就实施犯罪或不法行为而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是行为人头脑中的犯罪思想或犯罪方案外化后的产物。

不可否认的是，普通法上不少判例认为，协议可以是行为人之间的心照不宣的理解，或者默示的理解See United States v McCarty （1979，CA8 SD）611 F2d 220，cert den （1980）445 US 930，63 L Ed 2d 764，100 S Ct 1319.，或共同计划和目的的统一体。See United States v Tyminski （1969，CA2 NY）418 F2d 1060，cert den （1970）397 US 1075，25 L Ed 2d 810，90 S Ct 1523.这种方式界定共谋罪的协议，似乎会让人们觉得共谋罪的协议存在于人们为了实施犯罪的意图中。处罚共谋罪更多地考虑到复数行为人之间的联合所具有的可怕特征。一旦联合达成，目标犯罪的成功可能性提高，共谋者脱离犯罪道路的可能性降低。这种立场是普通法的一贯立场和见解。在这种见解下，共谋罪的处罚确实距离实体犯罪的实际危害尚非常之遥远。共谋罪的处罚比未遂罪和教唆罪的处罚都来得提前。共谋罪侧重于对可怕的意志联合的扼杀，主要着眼于一旦联合成功，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共谋罪的犯罪行为一般被认为是：通过言词或其他方式交流彼此对共同计划的坚持的身体活动。但是，共谋罪之所以可怕，更重要的是复数行为人之间的意志的持续联合。“对共谋目标和目的的单纯明知或赞同或默认，而没有合作实现此种目标和目的的协议，并不会使一个当事人构成共谋罪。”United States v Butler （1974，CA10 Okla）494 F2d 1246；United States v Downen （1974，CA10 Kan）496 F2d 314，cert den （1974）419 US 897，42 L Ed 2d 142，95 S Ct 177.当然复数行为人之间意志的持续联合，如前所述，并不是单纯的停留在个体行为人头脑中的单纯犯罪方案。正是因为这种多数人的意志的持续性和坚定性，使得刑法的目标意在拆散这种意志的联合，更不是侧重于关注复数行为人之间的身体动静。身体动静是现象，而身体动静所沟通的意志的持续联合是本质。所以，英美刑法将共谋罪的处罚时点界定在协议，目的在于拆散协议，或者威慑那些蠢蠢欲动之人不要随便达成协议。而复数行为人之间为彼此交流犯罪思想，沟通犯罪方案所进行的身体动静是无关紧要的，仅仅被视为证明此种犯罪协议存在的证据。正是因为协议是共谋罪的处罚目标，而且因为协议通常情况下是无形的、秘密的、隐匿的，所以普通法认为协议没有必要直接证明，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或者从被告人的行为中推导出来。这点和作为共谋目标的实体犯罪的证明是有显著区别的。

五、协议要件的刑法价值取向

协议的达成征表了的特别危险而具有可罚性。不论协议的不法目标是否实现，或者是否有可能实现，协议所具有的特殊危险性已经表露无疑。在共谋者尚处于协议达成阶段就发动刑罚权，扼杀犯罪于协议阶段，防范风险于未然。共谋罪的成立以协议为本质要件和核心所在，表明共谋罪处罚背后的学说，似乎可以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征表说来指代。因为协议是一种意志的有意而持续的联合，可以是无形的，距离未遂罪成立所必要的具体危险有一定距离，距离目标犯罪实现时产生的实害就更非常遥远。和同为未完成形态犯罪的未遂罪相比，共谋罪的处罚更加侧重于通过协议所征表出来的犯意，尽管也存在行为。如同普通法上的判例所指出的，共谋罪的处罚背后的理念是“联合所具有的可怕或邪恶意图的特征”。 在Reg v Parnell案中，Fitzgerald法官指导陪审团时指出：“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之间以对他人实施损害或者实施恶行为目标的协议构成一种犯罪，因为联合所要实施的恶行具有一种可怕的特征。”[6]110111在Rex v Sterling案中，法官认为共谋罪犯罪属性的依据在于由联合行为所征表的犯罪意图。共谋罪被认为是一种“丑恶的（Odious）”的行为，是一个比诉讼教唆罪更为穷凶极恶（Blacker Dye）的犯罪。[6]80基于此，我们认为，将共谋罪的处罚时点界定在协议这个阶段，背后的理论依据可以归结为犯罪征表说。只要存在能够征表复数行为人意图的协议，即可认为犯罪存在而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基于犯罪征表说，协议这种某种程度上具有精神色彩的行为要件，在共谋罪的认定中显得格外重要。为推进协议而实施的外化行为几乎无法动摇协议要件作为共谋罪客观行为要件的地位，充其量仅仅作为证明协议存在的证据或者刑罚权的发动事由。在犯罪征表说的支配下，共谋罪的处罚明显深深地具有主观主义刑法的烙印。在认定共谋罪时，在行为要件和罪过要件的天平上，共谋罪刑法侧重于考察共谋者所具有的罪过要件，或者说的共同邪恶意图。考察共谋罪，重在考察行为人是否达成了的协议，是否具有实施某种不法行为的共同的意志联合。一言以蔽之，从共谋罪处罚的极度早期化可见，共谋罪的处罚背后以犯罪征表说为支撑，带有主观主义刑法的深刻烙印。鉴此，从刑罚的功能看，共谋罪的处罚更多地侧重于对犯罪的及早预防和对社会的提前防卫。例如，在堪称普通法共谋罪规则集大成者的Poulters案中，法院已经表明，据以惩罚未实施的共谋的理由是如此一个政策——倾向于预防犯罪以及对无辜第三人所造成的损害。[6]80

六、处罚协议与处罚“思想犯”的关系

最后，需要追问的是，处罚共谋罪是否等于处罚“思想犯”？我们认为，处罚共谋罪不等于单纯处罚犯罪意图或处罚“思想犯”。

（一）协议要件提供了“打消犯罪意图的机会”

古老的英美法格言指出：“没有实施行为而仅有作恶的想象，不可罚。一个人具有危害想法或意图而没有现实行为，不可罚。”[9]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有学者认为共谋罪的适用本质是处罚“思想犯”，或者处罚犯意，或者说共谋罪本质上存在于犯罪意图中。其理由是：不论普通法，还是大部分制定法，共谋罪的成立在客观方面仅需要具备协议，外化行为仅仅是证明共谋正在进行的证据。而协议通常又被理解为“心照不宣的理解”、“联合”、“计划和目的的统一体”等等。例如：“虽然共谋者的协议是一种标志着他们的行动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协议行为最多是未完成的。引发惩罚的行动最主要的仍然是精神。他们的犯罪行为存在于他们为了实施进一步行为的共同计划或目的中。”[7]但是，共谋罪的辩护者辩称，共谋罪确实有一个行为，而且惩罚共谋罪并非惩罚单纯的犯罪意图。Perkins指出，为了构成一个真正的“意见一致”（Meeting of Minds），必须存在一种通过言词或行为对犯罪意图的征表。而且这种征表构成了必要的法律意义上的行为。[10]

之所以犯罪的成立需要具备行为要件，是因为刑法中的行为要件提供了一种“打消犯罪意图的机会”（Locus Poenitentiae）。换言之，没有行为要件，让个体过着遵守法律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11]一个人将无法预见自己的行动进行到何处才不会被法律所禁止。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是没有预期的，他就无法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法律的要求。那么，自由将萎缩。行为要件的存在为人们自由地行动提供了可预见性。“我们确信，一个具有行为要件的法律制度比没有行为要件的法律制度在精神上更优越。因为在此种法律制度中，人们具有判断国家强制力干预之前他们被允许向前走多远的良好方式。行为的必要性不来源于证明犯罪意图的需要，也不取决于在国家介入之前事实上的损害后果必须造成的思想。”[12]303所以，判断共谋罪规则是否惩罚单纯的犯罪意图，其实应当判断共谋罪规则是否为人们提供一个打消犯罪意图的机会，以至于人们可以明知其是否已经超越法律的界限，并且可以信赖法律在正常情况下也明知他们是否已经超越法律的界限。

1.协议要件本身能提供一种打消犯罪意图的机会

普通法将共谋罪的行为要件界定为协议，是否为行为人提供了一个打消犯罪意图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刑法用共谋罪处罚行为人之前，行为人有机会打消犯罪意图。因为协议是行为人之间就犯罪或不法行为等达成合意。意思表示一致，是行为人通过沟通实现的。如果行为人没有沟通，没有彼此理解对方，彼此接受对方的意思表达，则无法实现意思表示的一致。单纯的犯罪方案仅仅存在于行为人的头脑之中，谈不上达成犯罪协议。协议的达成，是行为人头脑中犯罪方案的外化和交流、互动、妥协而实现的，是行为人犯罪意图的进一步推进和外化。不论行为人是采取何种方式，言词、书面或者其他身体行为等，均可以实现犯意的沟通、交流、互动、妥协和一致。在Mulcahy vs Reg案中，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清楚地主张：共谋罪包含着某些区别于一个人仅有的思想流露的外化行为。如果没有通过言语或者书面方式交流和沟通，两个人不能彼此共谋和协议。即，共谋罪并非存在于仅有的犯意中，而是存在于以实施邪恶行为目标的协议中。因为“她们的协议是一种每个人在头脑中怀有的犯意推进后的行为”。[6]112“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共谋罪的犯罪行为一般被认为是：通过言词或其他方式交流彼此对共同计划的坚持的一种身体活动。目前共谋罪被认为是一种继续犯（Continuing Crime），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协议交流。因此，现代共谋罪的犯罪行为不是协议的交流，而是协议本身，即从事共同计划的意志的持续而有意识的联合。这种协议本身不是有形的，但它仍然超出纯粹内心和主观的意图的范畴。共谋的成立，要求每一个共谋者与他人进行思想和意志的交流，并且通过有形手段以共同意图和同意的方式启动共谋。”[3]926因此，行为人在与他人达成协议之前，完全有机会打消犯罪意图。因为只要协议尚未达成，就无所谓协议行为的存在，也无所谓共谋罪的成立。

协议不等于谋议。只有彼此认同对方，理解对方，达成犯罪共识，才会构成对社会的一般危险（General Danger），才值得用刑法来处罚。“共谋罪是共谋者之间的协议，意思表示一致是必要的。”United States v Rosenblatt （1977，CA2 NY）554 F2d 36.相反，单纯的谋议与犯罪意图的存在一样，并不构成对社会的一般危险，根本不值得刑法的介入。那么，如果刑法规定协议本身具有可罚性，那么，行为人可以在协议达成之前的谋议阶段放弃犯罪意图。同样地，行为人虽然具有犯罪意图，但是没有开始与他人交流、沟通或互动之前，也有机会打消犯罪意图，即不与对方就犯罪或不法行为进行谋议。所以，不论其犯罪意图多么邪恶，犯罪冲动多么强烈，在与他人协议之前，或者在协议达成之前，均有机会放弃犯罪，打消犯罪念头。也许可以用通俗的话来描述协议要件所发挥的功能：人们可以随便商量实施犯罪，可以随便想象实施犯罪，但是不能随便承诺实施犯罪或者不能随便以默示的行动表明对实施犯罪的承诺。总之，协议不是存在于行为人头脑中的单纯犯罪方案和犯罪思想。正是基于此，有的法官甚至认为协议本身就是共谋罪的外化行为。如Holt勋爵所言：“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之人聚在一起、讨论并且共谋如何虚伪地指控他人犯罪，这是一个外化行为，而且是一种可诉之罪。因此，如果两个或者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共谋杀死女王，除了流露出来的言语外别无它物，但正是这种集会构成了外化行为。”[6]64另外，“只要一个不法的计划仅仅取决于犯意，那么它是不可诉的。当两人协议将阴谋付诸实施，阴谋（Plot）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协议是每个人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犯意的推进。思想从一个秘密意图推进到互相协商和达成协议的外化行为。”See State v.Carbone，91 A.2d 571，574 （1952）.

2.协议要件足以让行为人明知行为的合法性或不法性，并信赖法律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将其明知为合法的行为解释为不法的行为

以协议为行为要件，是否足以让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否已经超越法律界限并可以信赖法律也明知其行为是否超越了法律界限呢？答案也是肯定的。行为人成立共谋罪，必须明知其正在与他人协议，还必须积极追求协议目标的实现。如果行为人不明知协议以及协议的内容，其根本无法就协议及其内容进行沟通并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在行为人达成协议之前，行为人应该明知协议的内容及其法律意义，可以清晰地判断协议的性质到底是合法还是不法。行为人可以决定是否与对方达成协议，是否以默示的行动表明对达成协议的承认和赞同。行为人也可以判断何时与对方达成协议，何时不与对方达成协议。行为人之间还可以就协议的内容进行协商和妥协，并就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实施协议进行沟通。因此，“当刑法说我们不应当承诺实施危害行为，刑法有关行为的界限方面的规定不是模糊的。因为人们获得明知何时可以作出承诺，何时将自己置于在将来实施行为履行承诺义务的境地中的良好途径。”[12]305因此，人们不需要担心在正常情况下法律将合法的行为解释为不法行为。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以戏谑之言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是否会被法律解释为共谋罪从而萎缩人们的自由行动呢？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共谋罪的认定，除了协议的认定外，尚需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即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具体的故意，是否积极追求不法协议的目标的实现。而此种主观方面的判断，需要结合行为人的后续外化行为的证据加以证明。在缺乏外化行为的情况下，在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证明标准下，单纯用“戏谑之言”证明共谋的协议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协议+外化行为”要件更提供“打消犯罪意图的机会”

当共谋罪的核心要件是协议时，刑法不单纯地处罚犯罪意图。当共谋罪的成立被进一步严格要求，即共谋罪的成立在客观方面除了协议外尚需要外化行为要件时，共谋罪的处罚更不可能单纯地处罚犯罪意图。目前部分制定法如《美国法典》要求共谋罪的成立还需要具备外化行为要件。虽然这种规定没有根本上改变普通法的基础性规则即协议或联合是共谋罪的核心和本质，但是“外化行为证明共谋正在进行中。”See Yates v.United States，354 U.S.298，334 （1957）.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化行为其实兼具两种功能。第一，作为共谋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即共谋罪的成立在客观方面除了核心要件协议外，还必须具备为了推进协议而实施的外化行为。仅有协议而没有外化行为，不能成立共谋罪。第二，外化行为又作为证明协议存在的证据。外化行为要件证明协议已经外化于行为人的行动中，而不单纯地停留在行为人的思想中。因此，外化行为要件兼具构成要件属性和证据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罚共谋罪，当然不是单纯地处罚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和思想。

当然，制定法上外化行为的成立比较宽松。所有共谋者之一为推进协议而实施一个行为，即可成立外化行为。一个共谋者实施一个外化行为，视为所有共谋者实施一个外化行为，共谋罪得以成立。外化行为没有必要一定是目标犯罪，合法行为也可以构成外化行为。“外化行为要件的规定很少实质地增加共谋罪定罪的难度。因为一个非犯罪的行为，以及一个相对轻微的行为就可以满足外化行为的要件，如果这个行为是为了推进共谋而实施的。”[3]946但是，应当看到，外化行为成立的宽松性与单纯处罚犯罪意图是有区别的。外化行为成立的宽松性仅说明共谋罪的成立和处罚在证明上比较宽松，在入罪的解释和认定上不太严格，可能具有误判的风险。然而，外化行为宽松性不能与处罚犯罪意图划等号。因为对所有危险犯的证明，都是比较有难度的。特别是对共谋罪这种抽象危险犯的证明难度更大。但是，不能因为证明难度大，误判的风险大，就认为处罚共谋罪等于单纯处罚“思想犯”或处罚犯罪意图。

（三）司法实践几乎不处罚单纯的共谋罪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共谋罪指控都是在实体犯罪被实施的情况下才提起的。[13]因此，当实体犯罪得以实施的情况下，共谋罪的存在充其量是作为一种加重处罚情节，用于加重对具有特殊危险性的群体犯罪行为的处罚。[14]处罚协议，或者认为协议本身具有可罚性而构成一种独立的犯罪，其实是为提高群体犯罪行为的刑罚提供正当性根据。国家的刑罚权几乎是在实体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才启动处罚共谋罪。在这种情况下，更不会造成单纯处罚犯意或者“思想犯”的不利后果。

综上，处罚共谋罪的本质是处罚行为人达成的不法协议，目的在于威慑尚未参与共谋的人不要参与共谋。不法协议不是犯罪意图，而是犯罪意图的推进，是行为人之间犯罪意图的彼此沟通和合意的联合体。协议既可以是正式的、有形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无形的。协议可以从行为人为了推进协议而实施的外化行为中推导出来，也可以从行为人之间的共同行动中推导出来。因此，处罚协议不是处罚犯罪意图或“思想犯”。刑法不处罚以实施恶行为目标的单纯犯意是刑法的一个基础性原则，共谋罪并不构成对这个基础性原则的修正。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不管刑法何时处罚犯罪行为，其会而且确实考察行为人的犯意。在所有的犯罪中，犯意至少是与行为同等重要的。[6]113共谋罪的认定，除了协议要件的判断外，尚需要结合犯意的判断来判断是否值得用刑罚来处罚。单纯的协议要件，其实无法单独承担起严格限制共谋罪适用的使命。共谋罪犯意的判断必须结合外化行为证据加以综合判断。

参考文献：

[1]John Smith.Criminal Law：cases and materials[M].Butterworths，2002：386.

[2]Michael Jefferson.Criminal Law[M].5th ed.Beijing：China Law Press，2003：375.

[3]Note.Developments in the Law：Criminal Conspiracy[J].Harv.L.Rev，1959，72.

[4]See Sanford H.Kadish，Monrad G.Paulsen.Criminal Law and Its Processes[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5：464.

[5]Richard G.Singer，John Q.La Fond.Criminal Law：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M].2nd ed.Beijing：China Fangzheng Press，2003：306307.

[6]James W.Bryan.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Conspirac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09.

[7]Albert J.Harno.Intent in Criminal Conspiracy[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41，89：635.

[8]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4.

[9]See Fred J.Abbate.The Conspiracy Doctrine：A Critique[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4（3）：301.

[10]See Rollin M.Perkins.Criminal Law[M].Mineola ，N.Y.，1969：616617.

[11]See 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M].Stanford Press，1968：75.

[12]Fred J.Abbate.The Conspiracy Doctrine：A Critique[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4（3）.

[13]See Note.Developments in the Law：Criminal Conspiracy[J].Harv.L.Rev，1959，72：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