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19:01:55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威权主义
【正文】
阀，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即阀阅，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在左曰阀，在右曰阅。也指自己的功绩仕履。义与攻伐的伐相通，当通作伐。（注：李恩江、贾玉民主编：《说文解字》，喀什维吾尔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109页。）可见军阀者，是以军之武力攻伐他人，而获得自身利益的主体。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军阀”一词最早载于《新唐书·郭虔瓘传》所记：“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注：《新唐书》卷一三三。）遍观中国历史，社会总是在乱与治的交替中螺旋式上升发展，统一与割据互为因果。军阀政治既是统一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面，又是它的派生物。（注：赵学聪著：《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其影响》，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在政权更迭的过渡阶段，总会产生不同于传统政治力量的政权形式，即军阀政治。它一般是指，一个武装力量或武装力量集团掌握政权，用武力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政治形式。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论述了军阀政治的特征，他认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23卷，民国印本。）陈志让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军阀的定义及其特征：“他们之成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非儒家之士，也非民族主义者。他们那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心理往往是胜过他们对国家或王室的忠心。这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在历史上的特质。从逐渐衰退的儒家文化观点来看，军阀是无节操、之徒，从不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是落伍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是毫无操守可言，而且每每不合时宜，因而易被认为是军阀。”（注：陈志让著：《中国近代史论集》第五辑，载《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24页。）
综观这些论述，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角度来说，军阀的确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因为一个政权、一个王朝的覆灭，不是毁于下层人民的起义就是遭到军阀们的夺权而被逼让位。在这种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下，军阀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拥兵、割据和武治。但是仅仅从割据状态下的表面特征去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够深刻的。
军阀产生——军阀混战——催生新政权，成为军阀政治登上历史舞台的一般顺序表，在这样一种顺序下所隐藏的因素并不只是军阀们自私自利和“不忠不孝”那么简单。应该说，军阀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本身就是伴随着中央专制集权而产生的，军阀政治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派生物，二者属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否则，在集权衰微之际，军阀们燃起遍地狼烟的现象就无法解释了。传统中央集权主义是一种权力分配模式，在模式下的分权规则就是单一的效忠体系，当中央权威不再时，军阀们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下将从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角度，分析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并揭示其迅速被统一所取代的发展必然性。
一、大一统专制的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于中原文化，其密集型耕种农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尤其是黄河的泛滥客观上需要整个流域的合作治理，而诞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在一开始就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演进。
在远古时代，为了保证本氏族在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各氏族不得不扩展自己的地域、增加人口数量以保证在一处或一时生计困难时，不至于全部遭受灭顶之灾。当遭遇外来利益集团的威胁时，分散的部落就被组织起来，形成部落联盟以对抗外敌。自周以降，松散的诸侯国之间的联合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威胁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统一。这些是形成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客观因素。此外，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其西部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北部则是不适合农耕劳作的荒漠和草原。这些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农耕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发展，兼并与反兼并，统一与反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线。中央集权成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权力分配模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式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要求政权与意识都归于一元，《墨子》中《尚同》篇这样论述归于一元的必要性：
子墨子言曰：“古言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其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权统一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设立一个以一人为首脑的官僚体系，通过上下有序的大一统政权结构来治理国家。而上本身是代表绝对真理的，下层百姓除了服从中央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否则将会有灾难。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凑凑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这里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却难以实现。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过官僚集团去实施，受管理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服从这些具体实施者们。大一统并没有带来管理的全面与直接，而是滋长了地方威权主义。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模式下，各中央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缺乏合法性证明，其表现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是不能实证的，而且更多地来源于祥瑞等事件来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合法性评价。政权更迭被“阴阳五行说”解释成为相生相克，（注：周朝被认为是火德治天下，而秦则是以水德而克之。）但是这种解释一般经不起推敲。当新旧政权交替时，新政权总是以“天命所归”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夏商之世，统治者正是用“天用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注：《尚书·甘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等“天意”来作为活动的依据。西周建立以后，运用“天道”观念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利用神权观念来增强统治的效能。（注：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6页。）
在这样一种缺乏合法性证明的不稳定的政权体系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上下层之间必然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也基于此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从个体角度来说，中央的力量并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当中央政权失去权威时，各种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系自己的地位。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构建政权体系必须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拥护之上，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例如，东汉末年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本为朝廷重臣的李世民、唐末藩镇镇守的安禄山；以及清末民初的大小军阀，他们无一不是靠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军阀内部的角度来说，效忠只是在军阀集团内部进行，而军人并不对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效忠。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大一统的文化在造就统一的同时，也孕育着分裂割据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造就了有序的家庭协作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一开始就走在了其他东亚文明的前列，社会结构在一种良好有序的状态下简单地循环发展，它将社会矛盾巧妙地在社会底层加以消融。
因此这种先进文明给这一区域中的居住者带来了优越的生活，也带来了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情绪，不大愿意去用新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也没有契机让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在这些极具韧性的文化根源的作用下，加上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中华文化圈向外辐射文明的特点，使它逐渐成为整个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导致每个政治力量都把统一和强权专制作为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在大一统的状态下，才能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权力，那些“大盗窃国”者不过是由单个的权力追求者转化而来。
鲁迅先生对这种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阐述：“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自大’，都是‘合群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技改进的原因。”（注：《青年杂志》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儒家理论在吸收了其他学派观点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论观念，让社会的各个因素都能良好有序地运作，不愿意轻易去打破它，因循守旧的传统让自己无法容忍其他文化的冲击。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历来被视之为非正统，这就意味着非中原华夏正统的文化在国人看来都是外来的蛮夷文化，自然更没有理由去加以正确对待，并与之交流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十分坚韧的特性，那就是不论统治阶层自己起源于何处，最终不得不被中国固有的传统所同化，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国家。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圈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的复杂综合体，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它的形成与发展就不难看出其在实质上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北方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始终难以融合，几千年的资源争夺导致文明冲突不断，但冲突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因为不论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传统治国方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表明了在这个国家只能由某一个权力代表来统治，如同前面论述的道理一样，一旦这个权力代表无法行使其权威来有效地管理国家，那么军阀们就要粉墨登场了。他们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实力巩固地盘，提高自己在军阀政治游戏中的竞争筹码，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发展到相互兼并，最终由一个新的强势群体来完成统一。这样一个割据到统一的循环就形成了，而在完成这个过程的同时又在酝酿下一个新的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将出现统一走向割据的状态。
二、传统伦理道德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儒家所提倡的纲常学说，其核心在于不同地位之间要保持绝对的不对等关系。子对父，妻对夫，臣对君，均要树立牢固的服从理念，中国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纽带的，从而使家长制管理模式从单个家庭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注：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3、34页。）国家有一个受之于“天命”的家长，其他人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森严的等级制度保证家长的意志能够向下传达并加以实行，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有个颇为好听的名字——父母官，但是“父母”之意的真正内涵是下对上负责，百姓要像服从自己的家长一样绝对服从地方官员，而各级官员又绝对效忠于君主的统治，这就是“君父”一词的由来。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在拥有极大的主宰权的同时，对下不过是体恤下情，施舍一点“恩典”罢了。
严格的等级制度犹如家庭中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不可擅自变更与破坏，更加谈不上背叛了，这样整个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着良好有序的管理和运行。对上级命令的遵从表面上是依靠制度的约束，但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个人的敬畏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统治者还能拥有权威。
在等级制度下，传统道德中忠君关系的具体体现在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上。一般认为，战国时代为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时期。由军功逐渐取代世袭身份，政治体制也由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总是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注：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页。）因此，官僚集团内部以及官僚和受管理的百姓之间是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服从关系，而官僚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个信念，一个传统的忠诚理念在维系，这种效忠关系是间接的和非具体的。向上尽忠的传统伦理规则远不如直接的上下级服从关系来得有效，在皇权强大时，中央的威慑足以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同时应当注意到，这种伦理规则在政权建立和巩固阶段，主要依赖于对军事实力的巩固，依赖于军队对国家的效忠。问题在于，军队首先是效忠和服从长官，然后才是向国家效忠。军权成为掌握政权的柱石，成为各个政权力量依靠的对象，军事集团的首领也就会因为地位的重要性而逐渐转变成为军阀了。
“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效忠上级”。（注：来新夏著：《关于军阀史研究》，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三)，第4页。）在古代军队中讲求“爱兵如子”的上下级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士用命”发挥战斗力。近代军阀政治的鼻祖曾国藩就是深晓个中道理的人物。曾国藩在对士兵训练方面特别注重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与家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同乡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减少了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也在所不惜。（注：刘江船著：《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由此可见，在传统文化模式下要获得军队的效忠，就必须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去影响和束缚军队。同样的道理，一旦军阀成为了政权的掌握者，它也必然用这种传统的模式去构建政权体系。由军而成阀，进而主宰政局形成军阀政治就顺势而成了。
三、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存在
中国所处东亚大陆的气候条件适合农业文明的产生，以家庭协作为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成为在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国家组成。
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各组织，对那些与土地相联系的村落组织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传统农业在组织经济活动时，一般以村或族为单位组成经济活动团体，这些团体逐渐发展成行会、行帮，这些组织主要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组成，如父子、夫妻、兄弟、师徒、乡邻等，其他组织在组成结构和管理模式上也大致以此为基础。奉系军阀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起于草莽、啸聚狂徒，或称之为“东北王”，或称之为“枭雄”。想当年少年无赖，食不果腹，后来却统治整个东北，并曾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权。成功之道何在？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在张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所以在创业时是同生死共患难。及至后来办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是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还用结秦晋之好、受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注：《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刘江船文。）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建立起来了。
反过来，军事集团以宗法组织体系为核心，传统的宗法组织为了生存也必须依附于这些军事集团。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导致皇权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主体，中央政权稳固时尚且如此，到了中央政权衰微之时就更加脆弱了。这些村落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军阀们财力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军阀也利用了小农经济下的传统组织体系。
对于国家来说，好比是由许多小村庄组成的庞大村落，在一般状况下这些村庄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到了单个村庄无法完成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必须有国家来组织，例如：战争、洪水、干旱等。国家不需要这些老百姓平时自己组织成一个个的团体，相反是严格禁止这样做的，因为民间团体的存在必然会威胁到政权的巩固。“连伍制度”自商君相秦以来就成为巩固基层政权的有效政策，统治者们希望能最大化地使用农民的力量，同时又能有效防范农民的反抗。千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正因为农民依附于这种脆弱的小农经济，这种局面一旦被破坏，同时国家又没有救济的功能，国家便无法有效控制基层农民，广大农民在失去生存基础之后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铤而走险”了。他们加入军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生存。齐锡生先生在考察了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状况之后分析，“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命，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注：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另一方面，在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闭式模式下，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单位保持了它的稳定性，同时也不需要与社会其他阶层发生更多的关系。作为单个的农民来说，他只会服从家长的管理，上升到整个村落，则服从宗法制的管理。族长的权力是由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赋予的，因此当社会动荡，安逸的田园生活被打破的时候，农民所畏惧和服从的只有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强权了。军阀在形成割据政权的同时，往往又成为封建大地主，或者依赖封建大地主。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兵源，而农民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依靠这些地方强权，这就是产生威权主义的根源。
那么位于统治地位顶层的君主呢？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各代的政权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那么这样一种理由同样可以为取而代之者使用。握有军事实力的军阀，设计设法证明自己也获“天命”，那么这种不可证实的“天命”就随着实力的扩充而变迁了。
事实上真正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那些中下层土地所有者的效忠之上，他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根据自己向国家申报土地的多少来缴纳赋税，而国家最高统治者根本就无从具体知晓自己究竟掌握多少经济资源，因为在历史上全面丈量国家土地的活动从未真正彻底地进行过，那么中央对于地方的管辖能力就是十分有限的了。
再来看看这些中间阶层。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而这种企图又被“门第”、“出身”等等因素限制了，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成为权力金字塔的顶层人士。隋唐以后一条新通道便逐渐成为社会上下沟通的主流途径，这便是惹得天下俊杰尽折腰的“科举取士”。这是一条中下层人士通向权力顶峰的艰辛之路，国家太平时期少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只有通过层层选的，受到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熏陶的人才，才能胜任管理百姓的工作。他们来自于基层，和底层的各种社会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仅是代表君主的管理者，更是国家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此外，出于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士大夫乡绅阶层在国家的允许下建立私人武装。在中央权力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和威慑之时，这些地方武装在名义上是保卫中央政权，而实质上只是保障自身的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二分法在他们的脑海中既然是不存在的，而后者的明朗化又在军事化的局面下出现，于是造就了两种可能性：退守则为武装割据，进取则逐鹿中原，问鼎天下。
因此，对造成“天下大治”的局面的瓦解来说，地方乡绅势力的军事化与农民的军事化所扮演的角色是平行的。（注：[美]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7页。）军权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下移，地方势力因掌握军权而不断去中央化。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作为经制武装的八旗、绿营却一击而溃，清廷只得听任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各募勇营，湘军、淮军等地方性武装乘势而起。……就地筹饷，使兵权和饷权都掌握在带兵统帅手中，饷源的转变引起军权的转移，（注：久玉林著：《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探源》，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军队开始由地方供给和掌握。光绪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徐寿衡说：“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之。”康有为感叹道：“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知全国兵数，况于调遣训练乎？”（注：康有为：《康南海文集》，第4册。）
到了中央政权无法用财政税收和军事控制来保持国家稳定的时候，这些良好的秩序就被彻底打乱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导致各地方为维护自己区域的利益而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的分离倾向显现，通过科举考试达到权力顶层的努力变得没有任何意义。1905年清廷废除实行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它彻底中断了这些中间阶层的传统仕途之路。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拜所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正是依靠这一纽带才取得高官厚禄的，科举考试废除了，但是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做官发迹的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注：《他曾经是的亲信——郭汝瑰回忆录摘录》，载《人物》1987年第1期，第35页。）既然无法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中央权力的代表，那么这些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就不得不靠自己来维护。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导致东汉末年豪强纷起、军阀林立的主要原因。“百姓流亡，盗贼并起”，（注：《后汉书·陈宠传子忠附传》。）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使得中央政权无法继续对国家进行有效控制，不得不“诏令天下”由各地豪强地主自己组建军队镇压黄巾起义。曹操便是利用镇压起义的契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如被其收至麾下的“收宗族宾客，家兵数百人”的任峻；“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口”的李典等。中小地主阶级采用割据自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军阀政治的形成。
社会中下层组织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联系，还与治国方略有密切联系。“德主刑辅”是历代的主要国策，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主张用“教化”来消除，认为用刑罚的手段来解决纠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显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深刻的性格。在这种背景下，中间阶层将上层的意志传达给下层，在监督老百姓的同时他们也会让上层知道政策的执行情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这些儒家名言，也就是“民为国本”的思想其实就是中间阶层为巩固社会秩序而提醒上层统治者的。但是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自身的约束只能是空想，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只会扩充中间阶层的势力。国家可以掌握的税收在不断减少，而投靠地方豪强以求自保的农民在不断增加。反过来，国家的赋税收入在逐年减少，土地兼并现象不能遏止。针对各种弊端进行的改革往往会遭到来自这些中间阶层的抵制，而如果不改革国家就无法维持运转。“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注：《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书，第85页。）最终新的秩序在中央与地方的尖锐对立下，在旧有的秩序上重新构建。
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稳定时期和更迭时期，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闭式生产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造成个体的分散，下层农民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左右。适应这种模式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相对孤立和分化，这在客观上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滋生土壤。地方分离主义来源于宗法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威权主义思想使得法律成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工具，广大农民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在社会动荡之际只能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他们提供的资源自然成为军阀们的战略资源。军阀政治成为不时出现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就不足为奇了。
四、总结
以割据分裂为特征的军阀政治是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对立面和派生物。军阀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混战、扩充实力、吞并其他军阀势力，有了这样一个动力在推动，军阀们会陷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最终会由一个实力最为强大的军阀来完成国家统一。这成为了近现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在一个权力格局尚未形成的阶段，军阀政治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研究东亚历史的费正清教授认为：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注：《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书，第502页。）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运用传统文化中的漫画来丰富教学内容
漫画浅显易懂，也是学生感兴趣和喜欢的素材。漫画以社会各种事态为素材，与时事联系密切，通过夸张的寓意，讽刺、批判某些人和事。政治课堂中巧用漫画，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突破难点。
（二）引入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共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经久传扬的当属文学作品，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统一。其中不乏与思想政治课知识点相结合的作品。在政治课堂上，要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引入文学作品，营造课堂氛围，弘扬民族精神。例如，在学习“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时，教师适时地引入学生十分熟悉的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在学生朗朗的吟诵中，整个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实现心灵的撞击，同时激发起学生对国家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
（三）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名言名句
在政治课教学中，引用名言名句，发挥它的释疑解惑功能，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如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讲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用“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说明规律是客观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分析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的关系；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明发展的实质和普遍性；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来分析正确价值观和价值观的实现等道理。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适当地运用一些传统文化,使某些深奥的理论简单化，使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生不仅记住了这些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真正掌握了所揭示的政治观点,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政治课在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引用的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精选
所谓精选，是指注意选择适合初中学生年龄段、思维发展的素材。初中阶段的学生是处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他们更习惯于那些形象、具体的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参照，所以我们在选材时，引用的资源能恰如其分地说明和揭示教材中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并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不仅要准确把握教材基本原理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必须使所引用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与教材保持一致，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引用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适时
我们都清楚，现在教学要求我们要在教材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合理的扩展和延伸，来深化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知识面的扩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融入传统文化，盲目地添加，一方面会增加课堂的内容，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也可能引起学生的误解，导致在知识理解上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引用时注意时机。适时引用，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适时引用，可帮助学生突破重点难点，促成学生思维发展，培养学生独特的创造性思维；适时引用，抓住教育的最佳时机，可收到教育的最佳效果。
（三）引用传统文化资源要注意适度，防止喧宾夺主
在政治课教学中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始终注意它仅仅是教学的素材，哲理剖析的一种载体。教学中引用传统文化，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教材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如果处理不当，占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讲所引用的内容，尽管教师讲得头头是道，学生表面上听得津津有味，但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势必会干扰和冲淡正常的教学活动。伴随着我们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对于学校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一社会需求下，如何把弘扬传统文化和我们的学科教学紧密地联系起来，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总之，在新课改的要求下，作为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一线中学教师，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结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社会的需求，加强学习，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努力实践，勇于探索，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思想品德课中的渗入，使思想政治新课程散发出它应有的魅力！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素质教育的宗旨是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整个教学过程就要围绕学生的发展而展开，尊重、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使其人格得到尊重，潜能得到开发，个性得到发展，主体地位得到发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将有助于从整体上克服应试教育机制下给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束缚，也有助于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在战略上得到认真贯彻和有效实施。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必须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核心”“面向全体”“因材施教”的新理念。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最活跃的应是师生关系，在教学中形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情感交融的和谐氛围，才能达到师生情感的共鸣，才能达到亲其身而信其道的效果，以保障课程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为此，政治教师要走下讲台，努力使自己成为学生的朋友和知己，教师要尊重和信任学生，以平等的视角看待学生，以满腔的热情去爱戴学生，以发展的观点欣赏学生，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去感化学生，以合理而科学的举措去帮助每一位学生。真正成为学生知识学习与情感、价值提升的帮助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二、改革思想政治课的评价手段，实现知、情、行的统一
传统的思想政治课学业评价存在学业评价目的不明或错位，评价内容侧重于认知领域的评价，评价方法单调，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根据现代教育评价理论，思想政治学业评价应突出评价的发展功能，采用多元化的、开放性的方法，突出过程性评价。政治成绩的考核评价，就其内容看主要分为平时和期末两大部分。平时成绩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课前五分钟的时政演讲、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报告以及就现实生活中的某一问题写一篇政治小论文或体会等。要求人人参与，不合格者退回重做，直至合格才记入成绩。特别要指出的是，政治成绩的考核还应始终关注学生的行为实践，因为人的很多“德性”，不是从学校学的，不是从课本学的，而是在活动中，在家庭中养成的。而一项特殊品质的养成需要在一系列典型环境下进行的典型行为。在行为评价时，有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两类。他人评价又可分为伙伴评价和教师评价两类，以确保评价的正确性和公正性。笔者认为，以上评价中，自我评价起主导作用，教师应充分地信任学生，只有当自我评价是积极的，学生才可能有自觉行为。
三、课堂教学中应提倡“自由和开放式的追问风气”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米凯莱•马林科维奇博士曾经说过，亚洲的大学需要花上20年才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学，因为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至今仍缺乏“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风气”。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所不可缺少的教育民主的阳光。政治课教育要给学生以心灵的自由，容忍学生的“异端”，让他的思想冲破牢笼；尊重学生独立思考的权利，让他们敢于质问、探索、不唯书；提倡学生“心口如一”，让他们能在演讲中，在小论文（或体会）中无拘无束地倾吐思想感情……在今后的政治教育教学中，我们要继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挖掘其中的精华，不断加强人文教育，不断以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来增强说服力，优化思想政治课教学。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种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素质教育的宗旨是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整个教学过程就要围绕学生的发展而展开，尊重、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使其人格得到尊重，潜能得到开发，个性得到发展，主体地位得到发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将有助于从整体上克服应试教育机制下给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束缚，也有助于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在战略上得到认真贯彻和有效实施。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必须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核心”“面向全体”“因材施教”的新理念。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最活跃的应是师生关系，在教学中形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情感交融的和谐氛围，才能达到师生情感的共鸣，才能达到亲其身而信其道的效果，以保障课程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为此，政治教师要走下讲台，努力使自己成为学生的朋友和知己，教师要尊重和信任学生，以平等的视角看待学生，以满腔的热情去爱戴学生，以发展的观点欣赏学生，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去感化学生，以合理而科学的举措去帮助每一位学生。真正成为学生知识学习与情感、价值提升的帮助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二、改革思想政治课的评价手段，实现知、情、行的统一
传统的思想政治课学业评价存在学业评价目的不明或错位，评价内容侧重于认知领域的评价，评价方法单调，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根据现代教育评价理论，思想政治学业评价应突出评价的发展功能，采用多元化的、开放性的方法，突出过程性评价。政治成绩的考核评价，就其内容看主要分为平时和期末两大部分。平时成绩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课前五分钟的时政演讲、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报告以及就现实生活中的某一问题写一篇政治小论文或体会等。要求人人参与，不合格者退回重做，直至合格才记入成绩。特别要指出的是，政治成绩的考核还应始终关注学生的行为实践，因为人的很多“德性”，不是从学校学的，不是从课本学的，而是在活动中，在家庭中养成的。而一项特殊品质的养成需要在一系列典型环境下进行的典型行为。在行为评价时，有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两类。他人评价又可分为伙伴评价和教师评价两类，以确保评价的正确性和公正性。笔者认为，以上评价中，自我评价起主导作用，教师应充分地信任学生，只有当自我评价是积极的，学生才可能有自觉行为。
三、课堂教学中应提倡自由和开放式的追问风气
在今后的政治教育教学中，我们要继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挖掘其中的精华，不断加强人文教育，不断以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来增强说服力，优化思想政治课教学。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迅速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人才培养要求，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和专业理论水平，而且也应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质。然而，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局面的加剧，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在追求“高就业率”的利益驱使下，挥动教学改革的大旗，在课程开设及学时分配上，往往倾向于重视对学生谋生技能的传授，关注作为工具性人才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相关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则被边缘化，甚而流于形式。从高职大学生的入学群体分析，近年来随着高考生源滑坡，高职录取分数线的降低，加上单招学生群体的出现。我们在教学中明显感受到：由于高职录取学生的文化分数差异很大，部分学生综合素质表现令人堪忧：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基本的书面表达、口头表达能力都较差，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当肤浅，而且很多学生的行为习惯自律性较差，公德意识不强，出口成“脏”，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团队合作精神缺乏，审美情趣不高，人生理想追求淡化，精神世界相对空虚。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缺乏人文精神，仅凭知识和技能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既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难以体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掌握知识与技能，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借助人文教育，尤其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丰富学识、完善人格，这是一个提高、体验和提升生命质量的过程，目的就是让高职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真正有修养、有智慧的人。
二、发掘传统道德文化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
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有人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就表现在国民对其文化的认同度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积淀和蕴含着历代中国人的经验和智慧，在当代社会仍具强烈的感染力。我们期望：通过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学习与传承，让我们的大学生成为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的大写的人，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的和谐个体。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高职学生也在转型中塑造着自己的思维、人生观和价值观。伴随着世界一体化、信息化浪潮的同步进行，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几乎同时呈现出来，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高职学生面临空前的困惑与迷惘，这些都迫切期待我们教育工作者去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努力拓展新形势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离不开人的需要，因为需要是人们能动性的源泉。高职学生目前的这种现状迫切需要我们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他们。因此，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加强和进行思想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教育科技、生活方式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经过数千年的文明积淀，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遗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这些都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思想教育资源。弘扬传统文化，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礼”与“仁”，“民为贵”；道家的“旷达”、“天人合一”等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环保、科学发展观等结合起来，既生动有趣，又能提高校园文化氛围，对于有效改变高职学生所存在的不良风气，提高高职学生思想素养和专业课的学习热情，增强学习效果具有良好的作用。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三、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制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比照斯密之术语“商业之系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之系统”[5](P39)，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民族的不同，在于商业民族好竞争，游牧民族好争斗，而农业民族自耕自食所以好和平。农业民族不但要居有定所，耕种也需有定时，因此，最怕骚动和变乱。一旦战事兴起，往往流离失所，不得耕种，影响民生。因此，中国农民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到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的人生观，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去改变世界。金耀基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相反。[3](P36)此外，在技术尚未进步的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每遇丰年，农民便对上天感恩报德；遇到灾年，便要进行祈祷，这也有助于培养和平精神。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3](P38)而在中国，这种决定作用却偏向于后者，诚如马克斯·韦伯随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君主是一个大祭师，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这种巫师般的神性恰恰是和平主义的。[3](P38)
2.思想观念的提倡。人类所以不能和平，战乱连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及对资源的占有。权力欲是人类最常见最具潜力的动机。古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以权力禅让为政治崇高道德。尧舜禅让，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奉为圭臬。孔子也曾有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荀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到了宋明理学，更主张以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便为和平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教化。“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早已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中庸”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上。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在评价中庸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把中国古代官场讲求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动乱乃户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国人性格的影响。中国之热衷于和平，实乃是中国人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海外学者和西方思想大家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在对中国人性格进行一般性观察时列举了辜鸿铭、史密斯、威廉姆斯和美国汉学家亚瑟·莱特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观点，莱特提到了中国人的13种性格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与人无争。[3]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罗素也提到中国人性格不利于战争而有志于和平的方面。他的一位北京友人向他展示的一些画，令他印象十分深刻：苍鹰捕雀，鹫栖大枝，水鸟傲立于冰雪之中。罗素认为，这些画表现了中国人的善于体恤，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7]罗素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性格中的宽容和忍耐精神，并对这两种精神表现出极大地惊讶，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但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中国人的忍耐了。正是这两种精神形塑着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趋向和平而不是战争。
4.本土宗教的渗透。佛教戒杀生，慈悲为怀，在崇尚和平这一点上，较之中国正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便逐渐渗透到民间，至隋唐曾盛极一时。佛教的基本精神，于是为正统文化所吸纳，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以后多年，佛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在本土文化之下，这从佛寺的数目和孔庙数目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曾有效地培养了和平精神，这是绝无可疑的。在宗教的影响中，儒教和道教也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和平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有透彻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气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5](序)这两种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一种是消极适应，一种是积极支配；一种是秩序，一种是反秩序的。对于儒教的这两种理性主义，陈秀同说：“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5]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罗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虽然革命和战争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因为儒教的平静观起了重大作用。[4](P31)他又指出，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兵祸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儒学的缘故。[4](P31)尽管罗素的观点有点武断和偏激，但儒教内含的和平主义因素却是不容置否的。和儒教一样，传统道德也具有和平主义的精神气质。道教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的方式或作为隐士离群索居于山林，以保全一己的纯真与谦逊。在韦伯看来，这种精神是与鼓励人们跳出狭隘的生活圈子到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背道而驰的。[5](序)
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富含和平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足以培养和平精神。但一部世界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那么，如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种和平主义精神成为世界的和平主义，便是每一位关注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学者要探讨的理论课题。诚如罗素所言，中国人摸索出的富含和平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4](P7)站在新世纪的前沿，重新审视近百年前哲人的明导，便知中国之和平对于世界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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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志琴.文化危机—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其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具体地讲，就是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在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走过一小段弯路。正如金耀基1998年指出：“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中国内地这个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之后所推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系统地清除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主）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被认定为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这种认知确实揭露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甚至人为制造对立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关系。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十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利性，进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承担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之窗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论据，而且可以在适当的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论据，以此丰富教学内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两者功能的内在互补性，更新教育理念，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找准结合点，充分展现合力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五、结语
为增加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能力与理性思考能力，可以采取专题式教学的方式，在“原课”课中抽出2学时专门讲授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为线索，介绍中国哲学史上可圈可点的哲学思想，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介绍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并能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学生共享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理性思考与批判的兴趣。这种专题式教学有利于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根据个人的兴趣，一些学生会自主探究相应时期的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有利于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培养。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传统文化是民族传承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走来的。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份文件再次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传统文化在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正义、谦让、天下为公等文化精髓和文化典故，不仅与我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的目标相吻合，而且更能够激发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情感，增强青少年学生对教育目标的认同感。其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价值观，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意识，团结友爱、宽容大度以至于“厚德载物”的包容胸怀等等皆是极其适用和有效的教育资源。再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育方法。例如，正确认识道德力量，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上的示范作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于内外兼修，外在教育与内省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德育的有效途径在于身心兼修，知行合一等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空白，传统文化的缺失已经成为困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是，新时期的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不高。上海交通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在过节问题上，68．77%的学生选择喜欢过“洋节”;相较于对西方节日的熟悉，仅有50%左右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中国传统节日的日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持乐观态度的人数仅占29．91%。二是，当代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应有价值认知。汤新芳在对90后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现状的调查数据显示，“除艺术类专业以外，受访者中约有1/10的学生对书法、国画、传统武术、民族器乐、戏曲等传统文化艺术基本不懂，约45%的人能欣赏部分，16%的人有所掌握，仅限考级而已，只有4．5%的人能精通一门技艺”。三是，当代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行不一。“一些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高，践行传统美德的能力较差，乃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出现了毒害室友、追求享乐等不良事件，从而折射出我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某些严重缺失”。诚然，一部分当代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比较强烈的兴趣。但是，当今青少年学生现实存在着的传统文化缺失已经不容忽视。教育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传递一般性的专业知识，而是人类文化发展，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生命机制。这就注定了任何时期的教育都不是对传统的彻底背离，而是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正是在这种批判与继承中，人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才可能前进。割裂了传统，任何一种教育都会成为空中楼阁，从而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行之有效的教育必然是在传统中的延续与发展。缺失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会变成无根之木，大大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且还会对青少年学生的成长产生诸多消极影响。
二
著名文化学家哈里森认为，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了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位置、政治以及历史环境变化等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其产生一样，都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境况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同样的，造成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是一个当下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理应不能止步于对现状的清醒认知，而更要的是在于客观分析其原因，并从这些分析中探寻解决的办法，避免历史的重演。以文化传承的历史来看，造成传统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一百年以来的两次文化运动的错位批判、经济基础的转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样一些历史因素。
1.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遭遇的两次错位批判是造成传统文化缺失的历史原因。
当西方列强在一个世纪前，用侵略的铁蹄踏破满清大门时，中华民族也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急剧动荡中，“五四”爱国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展开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当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现实与新文化运动的觉醒成为历史的主角之时，中华传统文化的神圣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就在“五四”运动开始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一场“”再一次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洗礼。这一次，“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重新复苏，并化为现实的力量使传统文化丧失了最后的尊严。在短短一百年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在客观上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笃信与遵从，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如果说上个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的革新，半个世纪前的“”可谓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粉碎。在短短一百年间，传统文化遭遇的两次错位批判，不仅严重侵蚀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根基，而且直接影响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
2.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转变，造成了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震荡性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强大的力量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功利主义获得了死灰复燃的机遇。“就业至上”论成为学习的惟一目标，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成为高校教育的评价指标。英语、计算机、法律、经济等一些“实用”的知识与教育不停地吞噬着“不实用”的传统文化课程的生存空间。在社会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人心。各种新奇、前卫的商业炒作迅速吸引了当代青少年学生的眼球，并在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不断膨胀、发酵，最终彻底吞噬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唯经济论已经转移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原有兴趣。实用主义的价值选择使一些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从怀疑到不感兴趣、不愿意学习，以致知之甚少，也难以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传统文化在经济基础发生转变之时，也正在经历着震荡性的缺失。
3.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多元的外来文化也在不断吞噬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具有强势地位的影视作品、信息技术，对我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渗透”。一些人开始用西方文化取代对现代文化的定义，文化领域中“崇洋”也随之死灰复燃。青少年学生正处于心智还不够成熟的阶段，对外来事物往往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迷茫和怀疑充斥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接受，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时刻遭受着新的挑战。甚至，在某些环境中，传统文化已经让位于种种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慢慢被边缘化，成为一种缺失。
4.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快速发展的新兴网络文化也对传统文化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在网络世界，越来越多的网络符号和英文内容替代了中文的日常表达。这使得中文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正在不同程度的被削弱。还有一些网络上的非理性语言表达严重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许多人为了宣泄情绪而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辱骂，其措词不堪入目，严重损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与优雅，更谈不上修身养性。这些都必然致使在网络上传播的中华传统文化被曲解或误读，直接影响到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应有价值的正确判断，有的甚至对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产生了抵触情绪。
三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多元文化正在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当今的大学生，更是各种文化争夺的对象。然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提高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还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转变重知识轻思想的教育观念，把传统文化的教育真正渗透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中去，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等多方面，挖掘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传统与创新、经典与时代中，完善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构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教学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构建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以和为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在今天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广博精深的文化体系，不能漫无边际的宣传和利用，要注意教育内容的针对性、现实性和生动性，注意结合学生具体和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找准传统文化与当今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时代契合点，有针对性地用具有时代性的微信、微博等现代传媒方式来呈现传统文化，用生动的语言和事例来进行分析、讲解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达到有机的融合。
2.利用易于接受的传统教育方法，将传统文化的隐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得以传承，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对完善的传承方法。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不仅重视因材施教，而且提倡学习中的举一反三等教育方法的应用。我们在对当代青少年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更要注意运用这些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的传统教育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在这些传统教育方法的传承中，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在传统教育方法的坚持中，肯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传统教育方法的应用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利用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构建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时空教育环境。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成长一刻也不能脱离人们的社会实践环境。“生活对人的教育是最直接、最有价值和最有效的。因此应该建立学生积极健康的生活环境，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文明进步的人文环境，平等民主的制度环境。广大学生在这种民主、文明进步、健康、活跃的生活环境中时时处处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据此而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家庭教养等各个方面来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融入到网站内容中去，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利用网络媒体互动的特点，让学生从网上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大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担。”著名文化学者兰德斯曾认为，文化的重大价值在于其内在的价值观能持续性的引导人们的行为。波特认为，要想发挥文化的应有作用，教育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进而，同样关键的是追求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如何教育。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内容丰富多彩，其思想博大精深，即使是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相比较，也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的。对待传统文化，既不是要全盘接收，也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在实践中，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坚持这一立场，并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引导当代青少年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积极传承、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只要我们从中汲取精髓和营养，规避糟粕和弊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理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伦理道德因素，比如，《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修身是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首要条件，也是造就最完美人格的基本途径。《礼记•中庸》中，“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被奉为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之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就把传统伦理道德的积极成分上升到国家层面，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价值的有力体现。这也正是当前我们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育人价值。《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指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礼记•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私财。”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自身，责任无处不在，承担责任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蕴涵远大的理想、无私的情操与仁善的心灵，人的价值也因为承担责任才有了分量和精彩。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德育价值。“爱岗、敬业、诚信、友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的要求和规范，也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大学生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应当表现的德行。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现状
社会认知程度不高。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当代大学生在享受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多元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他们的观念中退化，多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是片面的、笼统的。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当今社会思潮多元化、信息良莠不齐、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90后大学生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整体协作观念差，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学校、家庭对学生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的重视不足，使学生的主体性被压抑，缺乏责任感。从当代大学生身上深刻反映出一种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变迁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导致的价值观选择性的迷茫。心理素质趋向弱化。当前，部分大学生无法实现从依赖型向独立型的过度；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老师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缺乏应对压力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择业心理压力加大，甚至对生活缺乏信心，造成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及高校稳定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途径
建立并完善各项教育保障制度。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载体，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针对不同文化层面，制定相应的文化宣传方法，重视文化在传播社会道德思想的积极作用，形成全社会重视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方面，通过校园文化软环境不断加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由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接受，由理性接受上升到外化于行。弘扬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从文化价值观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突出的表现为：代表了人类最高精神需求；表达了时代最新价值走向；融汇了世界的多种文化精髓；凸现了独具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大学生的科学文化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增强大学生鉴别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文化思想的能力，引导大学生认同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传统文化教育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加快课程体系改革，在思想政治公共课程体系中增加一些选修课程，如《国学经典导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并将这些传统文化课程修到的学分作为学生是否能够顺利毕业的一项标准。同时，要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在接受专业知识的同时，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在高校网络平台开设传统文化专栏，引导师生通过传统文化专栏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同时在专栏中定期上传关于传统文化的文字资料以及一些反映历史文化传统的经典剧目，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寓文字、图片、声音及动画于一体，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学生能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身临其境，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加强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另外，还要建设一支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在精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对传统文化有独到的见解，引导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