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篇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蕴含的巨大内需空间和发展潜力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就现实来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当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密切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本研究测算了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结果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地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原因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基于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彻底转变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锦标赛晋升模式。只有建立正确的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才能客观正确地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因此，要切实推进城镇化进程，避免出现人口城镇化落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必须调整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把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赋予同等的权重，才能协调处理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妥善处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第二，建立健全税收体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调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比重，严格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税种结构，并依此优化不同层级的财政收入结构，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尤其是要稳定基层政府的税收来源，转变以往以土地财政为主的地方税收困境，通过征收物业税、资源税等办法，并逐步尝试房产税等新型税种来稳固税源。第三，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招标、特许经营、建设－经营－转让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民企合作模式，建立并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改变长期偏向城镇和城市居民的金融政策导向，努力推进资金向农村居民倾斜，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推进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2篇

目前，学界关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将水资源承载力置于城镇化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成果则较为缺乏。钟开友（2007）在分析成都水资源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成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存在着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突出、供水水源紧缺、水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水资源的认识；二是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水资源综合效益；三是加大投入，适度超前抓好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王小军等（2008）以榆林市为例，从水资源开发利用对城镇分布、规模、产业模式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对增加用水需求、改变用水结构、加剧水体污染、促使水资源高效利用、改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许英明（2013）认为，水资源约束趋紧，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峻、内涝频发等水安全问题已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造成瓶颈性制约。杨开宇（2013）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水资源的供需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将水资源供需系统分为供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和污水处理六个子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未来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水资源供需形势将日益严峻。马海良等（2014）以城镇化进程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率与全国用水总量、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预测2020年城镇化率到60%时的水资源利用情况，结论显示，当城镇化率达到60%时，我国用水总量将突破红线控制要求，水资源作为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制约作用更加凸显。杨亮等（2014）基于IPAT模型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构建了包括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等人口因素在内的水资源消耗驱动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强度的历史驱动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给予高度重视。不难发现，以上研究成果大多以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为基础，以某一具体城市或地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围绕其经济社会发展中水资源禀赋状况、水资源消耗现状、水资源消耗预测和提高用水效率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水资源承载力相关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分析不够全面，也未明确城镇化与水资源承载力的作用关系。一般而言，根据用户特性，可将城市用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产用水，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水；二是生活用水，是指居民住宅日常生活用水；三是生态环境用水，包括人为措施调配的城镇环境用水（含河湖补水、绿化、清洁）和农村生态补水（对湖泊、洼淀、沼泽补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首先导致的便是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用水的增加；其次，由于城镇规模的扩张，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下，也会引起生产用水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再次，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步入以质量为导向的新阶段，相关的生态环境用水增加也会对水资源消耗产生影响［3］。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成都市境内河网稠密，西南部为岷江水系，东北部为沱江水系，全市有大小河流40余条，水域面积700多平方公里。近年来，成都市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用水效率，提升水资源承载力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2008年，成都市颁布了《成都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条例》提出了“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市”的目标，并重点针对城镇和农业的节约用水管理进行了规定。2014年10月31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出台，《办法》决定以每五年作为一个考核期，对各市区县采取评分考核的办法，且不合格地区将会面临暂停部分建设项目审批的严厉处罚。

（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供给能力分析

2001-2012年，成都市水资源总量（本文所提水资源总量均为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由72.71增长至82.01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则由712.92降低至698.94m3，说明虽然水资源总量有一定程度地增加，但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幅度要大于水资源总量的增加幅度，仍然表现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降的总趋势。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需求水平分析

1.总量指标分析。2001-2012年，随着成都市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成都市的用水总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001-2012年，成都市的城镇化率由34.79%提高至61.08%，提高了26个百分点，相应的，用水总量也由430600万m3上升至644322万m3，上升幅度接近50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用水总量则会增加大约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2001-2012年，成都市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分别由270822、105617、54161万m3增长至301400、124409、77289万m3，增长幅度分别为11.29%、17.79%和42.7%，不难发现，虽然生活用水在成都市用水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增长幅度却是最大的。的数据中2001-2007年的用水总量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用水，2008-2012年的用水总量则计入了生态环境用水，为了分析的前后一致性，2008年以后也没有单独列出生态环境用水的数据，但是在总用水量中有体现。

2.单项指标分析。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用水量由422.2增加至549立方米，增加了30.03%；万元GDP用水量由288.8下降至79.16立方米，下降了72.59%；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数量由194.8下降至39.5立方米，下降了79.72%；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由497下降至470立方米，下降了5.43%。

（三）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提高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1.水资源紧缺现象显著。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最高值为2008年的899.85m3，最低为2006年的553.38m3。根据国际公认的缺水标准，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500-1000m3区间时，为重度缺水，不难发现，2001-2012成都市一直都处于重度缺水的范围，而对应的人均用水量却在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422.2m3上升至549m3，可预见的是，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新增的城镇人口在摊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升总用水量，使水资源紧缺现象进一步凸显。

2.水污染问题突出。2012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量73120.62万吨，较2011年增加5971.44万吨，增长率为8.89%。目前，成都市境内的岷江、沱江、南河、西河等主要河流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除了地表水外，某些区域的地下水也已受到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

3.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提升空间。2012年，成都全国万元GDP用水量为79.16m3，比上年下降9.8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9.5m3，下降17.45%，虽然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成都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2012年，天津万元GDP用水量已降至20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也降至9m3。可见，成都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

三、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水资源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制约愈发显著，为了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追求享受、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对水资源无节制的使用便是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约束，需要积极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在全社会中树立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具体来讲：第一，采取多种形式的节水宣传教育，包括在特定区域悬挂和播放节水标语、展板、横幅、LED短片等，全方位地宣传成都市水资源情况和节水带来的好处；第二，政府有关部门向居民免费发放节水宣传材料、指南和小贴士等物品，使居民了解日常节约用水的各种途径，增强居民在节水方面的常识，为节水工作的顺利展开打下基础；第三，在各种评奖评优中，突出对节水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和宣传，真正在社会上形成爱惜水、节约水和保护水的风气；第四，节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辖区内的中小学、普通高等院校等开展节水教育实践活动。在以上环节中，尤其要发挥宣传部门及各类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使节水意识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加强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

各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节水工作的领导，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全面推进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需将节水工作纳入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去，推动建立由市水务局、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全市范围内的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利用行政手段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提供支撑；第二，明确领导小组的评估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应紧紧围绕“三条红线”的控制目标，针对用水总量、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方面来设计考核指标。在考核目标的制定中，要注意目标的设定需要立足于成都市的现实状况，一方面，目标不应设定过高，脱离本地区的实际，另一方面，目标也不能设定过低，以防止无法形成足够的激励，另外，考核指标的设计还应注意需要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第三，各级政府需要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情况作为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第四，明确考核结果的奖励惩罚措施，从评优评先、项目审批等方面对考核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完善节水管理工作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大力提高用水效率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生态环境用水外，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是水资源需求端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大力提高用水效率，也应将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第一，农业用水方面，作为水资源需求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占据着成都市用水量40%以上的份额，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需要实现农业技术、基础设施、作物结构等三方面用水效率的提高，首先，在技术环节应积极推广高效输配水、生物节水、膜上滴灌等输配水技术，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防渗、喷灌、微灌工程，从用水末端减少水资源的损耗，再次，立足区域实际，大力发展低耗水作物的种植，优化农产品结构来降低农业用水量；第二，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我国近年的节水实践经验表明，工业用水领域的高效循环利用是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成都市需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工业用水的节水潜力，譬如，通过加快节水型企业的建设，借助技术创新、节水改造等措施，淘汰高耗水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水平；第三，生活用水方面，主要有赖于公民节水意识的提高［4］。

（四）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水价作为水资源调整配置的杠杆作用，在全社会全面推行阶梯水价，即针对工业用水和商业用水、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利用市场机制来对全社会的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调整，具体来讲：第一，在工业和商业用水方面，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选取部分高耗水、高污水排放的行业企业进行阶梯水价试点，明确阶梯水量、分档水价、计价周期，抑制工业和商业用水的过度消费，促进企业加快节水设备的更换和改造，总结推广试点中的经验教训，为工业和商业用水的阶梯水价提供参考；第二，在生活用水方面，要提高阶梯水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应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保证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对阶梯水价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诸如实施步骤、阶梯水量区间、价格区间、时间周期等来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3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民自主经营（1949—1952年），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垄断经营（1953—1978年），土地归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要尽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出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国家采取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路线，逐步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适应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实现“以农养工”的战略需要，必须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为此，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肩负起了当时的历史重任。在1958—1970年期间，我国农村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高度重合：依靠农村户籍把农民拴在集体土地上，依靠集体土地把农民限制在农村。这样，城乡二元结构被割裂了，农民彻底失去了向城里流动的可能。在当时，那些敢于冲破束缚、擅自到城里谋生的行为被称为“盲流”，涉嫌“盲流”的人被称为“流民”。“盲流”和“流民”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状态。与当时国家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农村土地不能流转而由国家直接支配、征用。这时的农村土地，无论是在农民那里还是在决策者那里，都具有保障作用。对农民而言，土地虽然属于集体所有，但他们凭借其集体成员身份共享集体劳动的成果③，表面上看好像与土地的保障作用无关，实则不然。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无论是早期的低级合作社，还是后期的高级合作社，抑或后来的，其最初的区域划分标准是土地而非人口。一旦一个地方被划归某个集体，这个地方上的人也就随之归于该集体。所以，土地对农民有着实质的保障意义。对决策者而言，土地不光有保障农民生存的功能，还具有保障工业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要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农业产品，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因此，必须让农民集中起来安心生产，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农产品。正是充分利用了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拒绝和排斥农村土地的流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稳定农村便是稳定整个社会。国家通过征收、征用等方式使用农村土地，节省了政府财政支出，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对我国进行的工业化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有关农村土地立法的政策集中于关注土地的保障功能，土地流转不是当时立法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这种土地立法政策是一种以强调土地保障功能的单一制政策。土地权利主体是清一色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个体的农民被淹没在集体之中，土地流转被排斥在市场交易之外。

二、老双层制政策

拉开我国改革开放帷幕的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土地承包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原有的土地制度不能解决好吃饭问题）。穷怕了的农村人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生存保障是当时农村土地制度设计的核心政策。这一政策最为经典的表达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在1982年到1986连续5年中央的关于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中，都积极肯定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重要性。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首次明确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一定要长期坚持，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在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写进了我国《宪法》，以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为最初出发点的农村最终修成了正果。从此，必须注重土地保障功能成为我国有关农村土地立法的重要政策内容。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几经探索后，最终于1992年选择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围绕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立法逐渐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政策取向，在强调土地保障功能的同时，开始关注土地权利的流转功能。④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坚持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这是我国首次认可土地权利可以依法流转的土地政策。后来，这一政策精神相继被《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所承续。事实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必须强调土地对农民的保障意义；另一方面，必须尽量让土地权利流转起来。前者意味着，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前，土地不能轻易从农民手中离开。农民丧失土地将会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我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革命无一不是与土地密切相关，历史之鉴不可不察。农民手中的土地必须“长期稳定”。后者意味着，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都必须自由流通。农民手中的土地权利应该流转起来。如果说，注重土地的保障功能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注重土地权利的流转将是着眼我国未来发展的需要。这两者都不可或缺，它们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被称为双层制政策。这一时期我国有关土地立法都提及土地权利的流转问题，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客观实际，在立法政策上，坚持强调以土地的保障功能为主、土地权利流转为辅，土地权利的流转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甚至流转都不一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因此，与只强调农民土地保障功能的单一制政策相比，双层制政策在注重土地保障功能的同时，加入了土地权利流转的因素。然而，受制于当时的国情，在处理土地保障功能和土地权利流转功能的关系上，土地的保障功能是双层制政策的主导力量，土地权利的流转功能仅是双层制政策的必要补充。更为棘手的是，土地保障功能的本质内涵在于强调“稳”，与土地权利流转功能的本质内涵在于强调“变”正好相对，由此导致我国这个时期制定的有关土地立法中时常会出现法律在这两者之间发生价值上的冲突。⑤要解决这些法律冲突，就得理解立法者背后所坚持的政策取向：土地的保障功能是第一位的，土地权利的流转功能是第二位的；只有在实现了保障功能的前提下，土地权利的流转才是被允许的，否者流转就会受到限制。这种农村土地立法的双层制政策虽然看到了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但由于它并不完全遵循或利用市场规律来实现权利流转，因而是一种老双层制政策。

三、新双层制政策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城乡间二元隔离的局面被逐渐打破。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工潮，堪称中国特色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据权威数据统计，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每年基本维持在1.5亿人左右的水平。这些农民工为其所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却因户籍、土地等制度的束缚，享受不到“城里人”那样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客观上造成城市里的新二元对立。所以，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民市民化，必须在改革农民户籍制度的同时，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市场经济实践20余年后，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全国人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部分学者看来，土地对农民而言丧失了保障功能，即便不依靠农村土地，只要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仍然可以独立养活自己。的确，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已没有过去那样强烈。土地的保障功能发生了动摇，但万万还没有到否定的那一步。在此时代背景下，国家让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到城市生活，实现农民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无疑需要农村土地流动起来。一旦让农村土地流动起来，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进行交易。市场交易需要确定权利，明晰的产权是交易的前提；市场经济需要参与交易的双方地位平等，实行等价有偿交换；市场交易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最后会出现贫富、强弱的两极分化。⑥因此，参与市场交易的土地权利如果缺少了必要的“护身符”，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非但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反而会在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易口号掩饰下受到“合理”地侵害。因此，在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在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操作中，所有的立法和实践都必须坚持三个基本的价值判断：首先，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必须强调土地对农民的保障意义，让农民能够切实依法占有一定量的土地，这点绝对不能虚化。其次，在强化土地保障功能的前提下，土地权利流转必须遵循市场交易的价值规律。第三，当土地的保障与土地权利的交易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土地权利市场交易的规则，因为前者是最低级别的正义，必须首先得到满足。所以，现阶段我国土地立法的政策应该是在确保土地保障功能前提下坚持土地权利的流转功能。这种土地立法政策没有放弃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坚持土地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走土地权利流转市场化道路。从本质上讲，它仍属于双层制的政策，只是因诞生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时代赋予了它新的要求和内涵，因而被称为新双层制政策。与老双层制政策相比，相同在于都坚持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和土地权利的流转功能，相异在于土地权利流转时对待市场价值规律的态度不同：老双层制中的土地权利流转不以市场规律为导向，新双层制中的土地权利流转遵循或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我国农村土地立法政策由原来的单一制历经老双层制向新双层制转变的过程，其实质是从“土地资源化”向“土地财产化”演变的过程。“土地资源化”意味着土地是一种自然资源，反映的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其核心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集体土地上，客观上造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土地财产化”意味着土地是一种可交换性的权利，反映的是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弱化，甚至是虚拟化，其核心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把农民束缚在集体土地上的农业户口，同时把农民纳入全民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客观上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

四、坚持和完善新双层制政策

新双层制政策，是十以来我国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需要，结合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肯定农村土地具有的保障功能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市场机制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指导思想。该政策有两个基本要点：其一，必须坚持土地的保障性；其二，必须充分遵循和利用市场规律实现土地财产权利的可交换性。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保护就显得极其重要。新双层制政策对于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切实落实这一政策，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土地权利确定原则。土地权利确定原则，简称确权原则，确权原则的本质内涵就是权利法定，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确权原则意味着土地权利的种类必须由法律规定，农民与集体组织不得设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土地权利种类。农村土地权利的种类必须由法律规定，那么，法律赋予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有哪些呢？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依法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其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包括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属于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确权原则的要求，我国农民享有的权利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其中与农村土地相关的权利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根据2013年和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1号文件”的规定⑦，对土地权利确权原则作了政策性规定：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具体要求是：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尽快完成建设用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提高林权证发证率和到户率；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2015年基本完成草原确权承包和基本草原划定工作。第二，土地权利稳定原则。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依法确定下来，必须保持稳定，非经法律许可不得随意更改。在我国，土地权利的稳定主要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一直是国家处理农村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然而，囿于现有土地法律规定的制约、土地权利易遭受地方政府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和自身权利结构的缺陷，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难以稳定下来。为实现稳定土地权利，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改革：一是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限制，使其成为无期限的用益物权；二是让登记成为承包经营权的生效要件；三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让农民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能；四是取消集体强制收回土地制度；五是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六是清除土地承包中的行政干预。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一旦难以在城市立足，土地仍是其最后的保障。因此，稳定土地权利的实质是赋予农民必须依法享有一块承包地。第三，土地权利流转原则。现阶段，农村的一大趋势就是在确认农民享有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尽量把土地财产权利化，用市场等价交换的方式获得价值，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其进入城市生活提供经济支撑。土地权利流转必须遵循市场交换的原则：必须确定交换的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通过自愿原则达成权利交换；土地权利交换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特别是耕地的用途，坚持“农地农用”的方针；土地权利交换遵循等价有偿交换，严格限制无偿流转；增强农民在土地权利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农民作为土地流转中一方当事人，必须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对土地权利流转的价格享有发言权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抵押。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放活土地经营权。关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加快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得进入市场。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天然地与土地问题交织在一起，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城镇化固有的模式是首先通过在土地上的扩张来实现，即空间城镇化先于人口城镇化，而空间城镇化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土地。第二，随着城镇化的深度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将逐步走向多元化。因此，与城镇化相关的土地问题极为复杂，至少涉及土地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等。

1．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集体无意识。

这里将阐述两种有所区别的集体无意识。

第一种是来自荣格的经典的集体无意识。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对个人而言，是比经验更深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他认为，“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而无论它是否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集体无意识中包含了人类往昔岁月的所有生活经历和生物进化的漫长历程。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带给中国农民的是与土地之间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讲，土地之于农民，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的展现。土地塑造了农民集体无意识的许多方面，这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通过其无边无际的延展和覆盖，从而轻而易举地压倒了农民个体，个体只能隐约认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中的服从力量，而从来不会去思考自己究竟是谁。农民集体无意识表现为许多集体的记忆，并渗透到人的基因当中，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根深蒂固，比如自然经济下的短缺、贫穷、饥荒等等。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只能满足当下的生活需要和预防不时出现的饥荒，土地是经济上更是心理上的保障，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新世纪，仍然有农民热衷于持有足够全家几年之用的粮食储备。作为城镇化的后果，农民脱离土地、告别传统的农民与土地关系，将给农民群体带来深深的焦虑。随着城镇化的全面迅速推动，农民作为一个大范围的群体被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地涵括进来。这种深层的焦虑如果不能通过某种努力予以化解，将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裂痕，这显然与城镇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从实践中看，许多与占用农民土地有关的措施都是经济补偿性的，如土地换住房、土地换社保等，并未深切关注到农民群体的这种心理需求。诚然，给予住房、社会保障方面的补偿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的焦虑，但是这种焦虑的消除可能需要长期的努力，其中必要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种集体无意识，是指个体层面上的理性策略行为引致群体层面上无意识的行动。这种无意识在任何群体行动层面都会有所显现。应当说，集体无意识有可能以群体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通常不能够感知到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但是当行为主体处于某种特殊环境时，人们潜意识中的某些原始经验便会被唤醒，从而使人们产生强烈甚至是非理性的情绪，快速地形成一个拥有共同意识的群体”。不过这可能取决于这个群体的原始经验被唤醒的程度，城镇化中的农民群体尚未达到这种拥有共同意识的程度。城镇化对农民的生存环境的重塑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特殊环境，作为利益攸关的群体的农民，必然会对环境的改变做出某种反应。只不过，由于在我国，农民长期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因而是事实上的弱势群体，更是奥尔森意义上的大型集团，即“没有游说疏通团体并且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无组织集团”，是“被遗忘的集团”或“忍气吞声的集团”。注意，奥尔森讲的“不采取任何行动”意指这个集团没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说这个集团中的个体不会有任何行动。前已指出，基于对环境改变的“刺激———反应”模式的个体行动是存在的。因此，“没有有效利益表达组织的弱势群体以独特的方式采取行动，这种方式就是集体无意识行动”。“集体无意识行动是个体理性规避行为的无组织的、无意识的聚合。”这种行动反映了个体的理性选择，当制度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性的个体总是会通过一定的行为，规避制度的风险。“当人们面临的环境与旧制度产生巨大冲突时，个人利益受损的人数剧增，当无数有相同遭遇的人采取个体的方式规避制度时，也就是说，当无数个体都是朝着规避旧制度的方向作为，久而久之，从结果上来看，无数个体的规避行为就具有了集体的力量。”但也要看到，这种力量从集体层面上看是盲目的，并非通过社会动员，而仅仅是由貌似相同的利益所引致，所以极容易从内部瓦解，一旦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满足，就立即从这个群体中撤出，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因此，对这种集体无意识行动，除了有策略性的应对之外，更应该反思其形成动因和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如果仅仅着眼于策略性应对，就极易破坏这个社会的根基。

2．乡村习俗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城镇化在社会文化变迁上所导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乡村社会习俗的地位及其作用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两方面的效应：

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空间转换和压缩效应，使得传统的习俗得以运转的空间范围变小。我国正在展开的城镇化所采用的模式不应该是大城市化，而应该是“农村的”城镇化。大城市化无助于改变固有的城乡二元格局，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使城市脆弱的生态空间更加恶化。“农村的”城镇化将使农民从固有的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景观化的城市空间，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空间将不再是广阔的田间地头，而是空间被压缩了的街道、社区。过去伴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延续而来的礼仪、饮食起居、消费、婚嫁、丧葬等习俗逐渐将失去其运行空间和文化心理的支持，并且在代际之间将造成一种传统习俗的断裂，那些对传统习俗没有体验和记忆的新一代人将成为这些习俗的对抗者。

另一方面，毕竟习俗带着一个群体的文化印记，在社会环境发生激烈变化时，它也会表现出文化上的惯性或刚性。根据制度主义的观点，习俗不过是制度的一种，制度既是一个社会中由许多人分享的惯例化思维过程的产物，又是其促进者。制度有助于维持行为与思维习惯：“今天的形势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有关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由于习俗总是内化为群体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显然不会因为一个单纯的空间上的迁移而自动和彻底消失。在某种层次上，习俗和人的行为是同构的。在城镇化背景下，环境的变迁是被强力推进的，甚至是瞬间转变的，尤其是不以农民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农民对环境的剧变缺乏足够的心理缓冲的空间，这其实也是一种侵害。此时基于路径依赖，固守原有的习俗反倒成为农民个体最合理和最安全的选择。然而，从总体上看，传统习俗面对强大的社会环境变化并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尽管习俗作为制度可以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借此试图持久存在，并使某种遗传原理发挥作用。然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环境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变迁动力学基础：在这里环境成为了压迫性的因素。

3．土地属性的改变。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交织在一起，这决定了需要突破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因为这种经营模式与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要求是天然抵触的。这种突破最终导致土地属性改变，土地属性改变带来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土地从传统的农业文化载体变成为被城镇化转型所定义和驱动的流动性生产要素。土地不再是固定的、符号意义上的与农民有着身份牵连的观念和实在之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前的符号意义，表明其不是可以随意定义的，而是具有个性的存在，与农民之间的关联使其打上了属人的烙印，通过其特殊性展现自己。在新的经营模式下，土地发挥生产要素功能，并被赋予流动性，失去了质的差异，从而成为普遍性的存在。

第二，土地产权以及农民如何分享土地收益需要明确。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晰土地产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性质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民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转让土地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收益性产权。土地流转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只能是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然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方向或许是最终让农民享有某种独立的股权或收益权，而不再必然与土地捆绑在一起，这才是真正实现城镇化的标志。

第三，必须解决农民的身份危机问题。在浅层次的城镇化中，与土地分离的农民会处于丧失原有身份以及未能建立起新的身份的紧张之中，长期既非农民亦非市民的尴尬状态。这种危机感植根于农民与土地的亲缘联系上，而这种联系被城镇化打破。这进而表明城镇化至少有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而精神维度的城镇化才是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这本质上是一个人的“改造”或“塑造”问题。以往我们更强调的是社会对人的形塑作用，而淡化了人的交互作用在创造社会关系中的能动性。显然，带有身份危机的这样一个大型群体，在与群体内外的人的交往中，也将促成新型制度的创立，这种制度必然要反映这个群体的诉求，比如他们的身份、安全、利益等等。

二、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理性———非理模式

政府在我国制度变革中一直扮演着主导角色，于是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强”政府的格局。我国属于后发市场经济，有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从而可以通过制度上的理性设计来推进制度变革，实现转型过程的平稳化和转型成本的最小化。城镇化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战略，无疑可以通过理性设计、试点推进等方式从点到面进行。这是我国进行各项体制改革的通用路径。政府行为存在理性发挥作用的较大空间，但是理性的运用也容易导致理性的狂妄，从而引向非理。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要力求避免理性的过分运用和非理性因素的扩张。

1．城镇化中的政府理性设计。

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我国城镇化不可能任由各种自发的力量发挥作用，政府在促使城镇化有序推进方面必然要发挥影响力。政府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建设目标和计划的推行、对土地利用的统筹规划等方面来实现的。关于政府理性，实际上应界定政府在什么意义上是理性的，但无法简单地套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理性经济人模型来描述政府行为。而这是公共选择学派试图做的，布坎南将政府行为与由利己主义驱使的个人行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国家人（公务人员）和选民一样基于成本收益核算来选择自己的行为：“甚至政治学和政治过程最终也按交换范例塑造，简单而直接的观察表明，政治家和官僚是内在的组成部分。这些人的行动与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动并无不同。”显然，这个推论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事实上，一个国家人的政治行为所面对的约束根本上不同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面对的市场约束。因此我们所倡导的政府理性，是一种情境依赖的理性，政府的选择总是人在特定情境中的选择；而忽视场景对理性的极端重要性的理性概念并不适用于政府。根据制度主义的观点，习惯在政府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考虑决策状态或程序的类型而不是最优化，例如在复杂和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习惯和规则的重要性就被突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中被迫依靠相对简单的程序和决策规则。”从邓小平同志提倡的“不争论”到我国具体制度设计的试点方法，都体现了这种程序和规则的简单化思路。对于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不可能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只能通过多样化的机制设计并让各种机制展开竞争，最终生成一种或几种最合乎改革目的的方案。

2．城镇化中的政府非理。

基于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特殊作用，关于政府的非理，在这里主要讨论地方政府。在对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中，年志远认为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表现为违法越权审批项目、违法征地占地和热衷于投资等方面，而财政分配体制、政绩评价需要和土地管理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朱丽霞则认为地方利益诱发地方政府非理，促使地方政府恶性膨胀、催生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和阻滞公共政策执行力度。无疑这些研究中发现的政府非理动因大多都会出现在城镇化过程中。应通过分析政府行为主体的根本诉求来探究对政府非理的约束机制。首先，政府行为的动机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利他方面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约束，表现为政府行为最终要服从于公共利益。利己的方面则是政府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动机一般掩藏在利他动机之下，但在缺乏权力监督时也可能凌驾于利他动机之上，主要表现为追求更好的报酬、更多的晋升、更好的职务条件和更多的社会尊重。其次，政府非理还有其情感、意志方面的来源。所有非理性冲动、疯狂、激情、欲望都有共同的基础，即行为脱离了合理的目的。非理是自我强化的；通过一种正反馈机制，逐步将非理推向更高水平。比如常见的政府城镇建设的美学主导倾向，作为典型的非理性现象，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意志。再次，权力的过度扩张加剧了政府非理。地方政府总是趋于积极推动本区域的城镇化，其根源是地方政府权力没有得到切实的规制，政府行政行为不能完全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缺乏制约的权力容易导向权力的狂傲，这与理性的狂妄是相通的。它让政府决策时过于自信，倾向于过于乐观地估计其所欲推动项目的未来收益和风险。而且，一旦项目（有时是侥幸）成功，就归因于政府明智的决策和运作，而如果项目失败，就归因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因素，从而政府行为彻底丧失反思性。最后，必须探索有效机制约束政府的非理。从源头上来讲，需要从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更新政府理念上入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在权力调整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利益调整是更可行的办法，这需要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利机制，如中央政府通过调整财政分配关系等途径，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调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格局，把对地方经济行为的引导、协调纳入合理的利益结构中。

三、城镇化进程中企业权力的扩张

城镇化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利机会，同时城镇化的方向、进程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无限的想象空间。由此形成了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农民之间围绕着土地等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被资本逻辑支配，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强大的扩张力量，成为城镇化的一大动力来源，但若对这种力量把握不当，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因此需要关注企业在参与城镇化过程中的权力扩张和影响力。

1．企业代表了资本的冲动，企业的行动严格遵循资本逻辑，通过与权力的“合谋”，将其他主体强行纳入了以资本为轴心的时空关系中。

这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认真对待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在政府积极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往往成为一种优先选择，因为这使政府和企业均获得了它们所期望的高效率，这种结合于是被模式化。然而，这种模式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特别要警惕其中的财富逆向转移问题，贺蕊莉论证了拆迁补偿的理论标准、对强势参与人的约束以及对弱者利益可能造成的侵蚀，结果发现在政府的强势参与下，从低收入群体转出的社会财富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转移到了高收入群体。资本与权力都是高度具有扩张性的力量，原则上，它们应该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发挥作用。但两种力量边界并不清晰，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装置，这也是长期以来没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反映。第二，企业通过资本介入城镇化带来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资本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直接显现为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密集的住宅小区和位于核心区域的商业广场不断被复制出来，人们的生活空间实现了从多元到单一的转换，在强大的资本力量面前，人们无力反抗，只能被安排和塑造。企业致力于实现这种大规模空间转换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城镇化之前的农民遵循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人们与市场之间有着较大的物理和心理空间距离，而任何这种空间“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是一种障碍，它把交易的成本强行加之于生产和再生产体系，造成一种‘间隔摩擦’。如何消除或者降低这种摩擦，对于资本的增值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资本的运动而言，间隔摩擦的消除就是征服空间、拆除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转换空间’”。“被城镇化”的人们基于这种时空转换，开始处在有形市场的核心地带，体验到市场的变幻莫测，这种有形市场又持续给人们灌输着关于商品、市场、财富的种种观念，人们产生和增长了为获取财富的种种焦虑，这些体验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知觉，这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这就是资本加入城镇化带给人们的一种现代性体验。

2．企业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被激活并使之进入交易，把土地转变为财富。

第一，企业和资本的介入真正使土地成为被激活的、可交易的生产要素。在此之前，土地只是一种固定的、静态的、自然循环使用的东西。尽管自从古典经济学诞生之时甚至在前古典经济学时代，土地就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但由于我国特定的土地经营模式，农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一直未能展现其本应有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对土地的需要，而这个过程中大量工商业用地处于灰色地带，至今仍未取得完全合法的使用权，更谈不上要素的真实流动。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使这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意味着企业可以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投资，只要是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最终会有一个正常的退出渠道，从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得以建立。土地就不再是僵死的、静止的东西，而变成活跃的生产要素。

第二，企业和资本的介入使土地真正成为财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引入财富创造和积累机制奠定了认识基础”，“市场经济所焕发出来的个体积极性和追求财富的动力机制是极其强大的”，那么，企业在城镇化过程中追逐财富的积极行动为那些被卷入城镇化的人们提供了生动的示范教材。它们把财富的观念传递给人们，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财富欲望。在传统的土地经营模式下，农民并没有把土地视作财富，而仅仅是看做谋生的手段、生活的来源，从未意识到土地可以有如此大的增值能力，企业通过资本对土地投资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土地财富形式的认知。于是财富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翻转，不再像威廉•配第所言“土地是财富之母”，现在毋宁说，土地本身就是财富。

第三，企业介入城镇化使土地成为单一的、非概念化的存在。说土地是被激活的生产要素、土地是财富，都不是对土地的概念化。由于土地在城镇化迅速变迁的背景下失去了稳定的含义，土地也就失去了概念。这是因为土地已经从属于企业，在强大的资本意志支配下，土地往往被符号化了，它自身的自然属性或功能与产权实现了分离，至于在何种意义上实现其功能，则往往是偶然的，作为生产要素与其他什么要素结合，也是偶然的，它被强制纳入一条创造新奇的轨道中，就其形式来说已经是不可逆的，因此，没有了形式与实质的稳定性。同时，它又变得极为单一，因为土地在这种轨道中自身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个性，它不过是作为各种人造物的载体而存在。从价值或财富的角度看，土地变得越来越像货币一样，只能用数量维度去度量，而没有了质的差异。

四、结论

城镇化将广泛、快速、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模式，对这样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事件，没法对其进行全知全能的预测、设计、控制。但如果站在经济哲学的高度，分析进入城镇化这个时空通道的各种主体的精神特质和行动模式，对这个进程中基本和重要的方面进行理解，并探索使其中的权力、利益、行动得以协调乃至和解的路径，终究是可能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启示：

（1）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且要重视人文关怀。所谓弱势群体主要指被卷入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场所和生产生活方式被强行改变。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利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益处，都应享有自我发展的机会，而不应让某些人成为被剥夺者。只有在经济利益上给弱势群体以关照的同时，重视人文关怀，才能实现城镇化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的统一。

（2）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深刻反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权力和资本都需要予以驯服，而这种驯服，从根本上唯有依靠法治的权威，因为法治具有客观性，尊重普遍性，通过对同等情况予以同等对待来塑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而所有通过局部利益的调整来引导权力和资本的运作方向只能是权宜之计。

（3）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城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创建一套巨大的财富发生机器，在城镇化中利用各种机制更大程度发掘财富，但财富终究只有工具价值，本身不能赋予人以更多意义，因此城镇化进程不能任由财富欲望引导，在此进程中各项制度的建构和生成都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5篇

城镇化加速发展在获得资源环境巨大支撑和保障的同时，对资源环境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初期，城镇化发展速度越快，资源消耗量越大，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当城镇化发展到稳定阶段(城镇化率70%左右)以后，国家和社会将拥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中，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大大减弱，它们之间关系将出现拐点，相关程度将大大降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环境的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而快速城镇化造成的资源短缺和各种环境问题约束了城镇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大为增加，土地资源却相对有限，开发利用存在土地供需矛盾、集约利用率低、侵占农用地及土地质量下降等问题;(2)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用水保障程度不断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加重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3)单位城镇化水平所消耗的能源随着城镇化的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在节能减排紧迫形势条件下能源短缺危机将增大;(4)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偏低、技术含量低、高能耗、高排放等问题带来的结构性和布局性污染，导致了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减少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有利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推进．

2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2．1模型建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如下:为了计量资源的限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Nordhaus(1992)在理论上假设在长期资源的数量不受限制，单位劳动力平均资源量不变，即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一致，上述假设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上述假设下，分别计算劳动增长率为n时的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

2．2数据来源文中198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2013》、《辉煌山东60年》、《山东省国土年鉴》、山东省情网．产出Y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能源数量R采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土地数量T的计算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之和;水资源数量W采用用水总量;环境污染量P由SO2排放量代替;劳动L采用年底就业人数;资本K依照永续盘存法Kt=It+(1－δ)Kt－1计算，其中It使用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投资指数，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1990年以前假设指数不变)，K2000以张军等计算的2000年资本存量为基础计算，并通过推算定折旧率δ为7%．

3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与分析

3．1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用1985—2012年数据对(2)式进行回归，得到各系数的取值:α=0．13，β=0．01，γ=0．15，θ=0.41，η=0.46．劳动的增长率n根据公式a×(1+n)t=b计算得出，其中a代表起始年的年底就业人数，b代表截止年的年底就业人数，t代表经过的年数．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2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29%，1985—2002年1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62%，2003—2012年10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1．55%．根据山东省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计算各个时段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尾效．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城镇化对单位劳动力平均GDP产出的弹性值λ为13．10%，1985—2002年λ为12．10%，2003—2012年λ为18.77%．计算1985—2012年，1985—2002年，2003—2012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能源、土地、水资源、环境污染尾效和城镇化尾效(见表1)．从计算结果来看，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速度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每年降低20．46%，分时段来看1985—2002年每年降低34．02%，2003—2012年每年增长1．20%．

3．2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尾效”分析从前文可知，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进程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每年分别降低0．14%、2．96%、8．21%、9．15%，综合起来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每年降低20.46%．刘耀彬(2007)［9］对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是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分别为10．61%、0．36%、19．14%，对城市化进程的总尾效为30．10%．相比较而言，山东省在1985年以来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对于全国水平较低［17］，其中受水资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和土地的约束;在1985—2002年期间城镇化进程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较大，达到34．02%，其中受水资源的约束城镇化进程每年降低24．11%;近10年来资源环境对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约束作用减小，表现为资源环境的消耗在总体上促进了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3.2.1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体现在原有大城市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布局和结构及新兴小城镇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废水、SO2、烟(粉)尘、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为9．58t/万元、34．97t/亿元、13．90t/亿元、0．37t/万元，从低到高分列31个省市自治区第6、14、11、10位．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各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均呈中西高东低的格局，因此，山东省现行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与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相比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3.2.2土地对城镇化的约束山东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约束作用体现在供需矛盾、集约利用水平低、质量下降等方面［19］．首先，2012年山东省人均农用地约1194m2，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农用地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土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次，2000—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地耗从18．85km2/亿元逐年下降至3．14km2/亿元，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有所提高;但2012年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山东省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单位GDP地耗高于江苏省的1．97km2/亿元，浙江省的3．04km2/亿元和广东省的3．15km2/亿元;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地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此外，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严重、耕地污染和退化4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山东省土地质量的降低．

3.2.3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水资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水污染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人均水资源量为283．9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99%;单位GDP水耗为44．35m3/万元，为全国水平的41．63%．近年来山东省水资源的利用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从尾效计算结果也可看出，合理利用水资源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逐步得到了解决．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水资源总量分布格局可以形容为沿河海地区水平较高，这是由不同区域的地理特点决定的，但是单位GDP水耗呈明显的西高东低的格局，与城镇化率东高西低的格局相对应，说明生产性水资源的分布导致的供需矛盾是约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水污染，导致可用淡水资源减少，有限的地表水环境容量不能负担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2012年山东省河流劣V类水质占28．8%，比值仍旧过高．

3.2.4能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分析以石油和煤炭为主的能源构成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即能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两方面．首先，山东省石油、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10．59%、3．43%，2012年生产总值占全国9．69%，低于能源储量比值;从2000—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为1770．20万吨标准煤，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量均上涨了两倍，能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具有有限性，相比消费量的增长终将受到约束．其次，能源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和能源生产设备的更新将是降低能源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万元GDP能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

4结论与对策

资源环境的约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程中面临的约束之一．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约束导致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产生了尾效，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因此每年降低20．46%．集约节约资源，打造良好人居环境，解除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引导资源环境系统和人口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降低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优化．

(1)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推行资源集约节约的城镇化之路，推进因地制宜的区域差异城镇化道路、因时制宜的城镇化资源替代战略．以人文资源替代自然资源，以可更新资源替代耗竭性资源，以丰富的资源替代稀缺资源，以洁净型资源替代污染性资源，推进人地关系和谐的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2)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型城镇，建立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完善城镇化相应的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健全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绿色管理体系．淘汰工业生产中高耗能的工艺和设备，支持节能低耗技术的研发和相关产业的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引导绿色消费，推进环境友好型、生产清洁型和消费低碳型城镇化道路．

(3)完善科技体制改革，加强节约型城乡建设的区域集成和技术综合运用，完备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技术支撑体系，以低碳技术构建城镇化低碳经济网络，以循环技术疏通城镇化生态价值流，以科技创新搭建城镇化服务平台，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4)调控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根据不同城镇发展条件和阶段制定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的建设，避免不合理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发挥核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环境统筹规划和整治，着眼城乡生态系统源头保护和综合治理，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5)明确区域重点，实施分区管理，根据不同区域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实际情况，施行区域差别化的城镇化发展政策．山东省城镇化率呈东高西低的格局，相对应的资源环境约束作用呈西高东低的形态，因此应当以西部为重点管理地区，尤其是济宁市、菏泽市、聊城市、德州市等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倡导低碳生产．同时在东部地区继续完善低碳生产措施，建立新型城镇化试点，带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推进．此外，要结合黄河三角洲生态高效经济区、半岛蓝色经济区、济南都市圈、西部隆起带等区域的政策实施，合理规划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6篇

1．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零碎”

众所周知，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推行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收效甚微，类似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沦为“零碎或失效”。首先，进校园的传统文化内容常常是能够“技术化、程式化”的农村传统文化“大拼盘”，最为突出的就是“手工制作、歌舞排练、双语教学或各类民族文化知识文本阅读”等。虽不能说这些活动无意义或价值，但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仅定位于此无疑是不周全或不到位的。如此的教育教学只得传统文化之“形”而遗其“神”，因为传统文化之“神”必须得在“活”的文化环境中“浸入”学生的“大脑”，化为其思维或行动的自然、自觉，而非单一的记忆或训练之“获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濡化”过程。其次，与“拼盘式”的教育内容对应的是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化或应景性”，许多情况下农村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是为了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开设的，并非是农村学校教育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选择，其结果是农村学校、教师或学生都应付式地来完成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将其当成一种“娱乐或消遣”活动，而缺乏精心组织设计或连续性的贯彻实施。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培养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教育教学活动是“碎片化”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的优势。

2．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

毋庸讳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增长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发展质量“水涨船高”，相反却存在着众多社会矛盾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破坏，如农村传统人生观或节日礼俗、语言、建筑、服饰、音乐歌舞及传统民间组织等不断受到“主流文化”价值的冲击而“消逝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在内容或形式上不断“缩减、异化”以至消失，而这种趋势往往一方面使农村社会成员以“文化旅游增收”为“旗帜”而对农村传统文化“大刀阔斧”地“拆卸包装”令其“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当做阻碍农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而“踢开”，视物质现代化的生活为唯一价值圭臬。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传统文化活动，以及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熏陶”过程日益降低，他们或者过着“半吊子”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远离其精神，或者不断被充满物欲的现代化价值所裹挟。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意味着一种“活”的潜移默化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认同的教育形式不复存在，代之以深受外来植入式“主流文化”价值的同化，且都是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为代价。

3．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的“割裂化”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的“染缸”，农村家庭村落生活则是“染料”的制作者或设计者，以农村家庭和村落成人为主体成员组织的各种传统文化生活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观察、参与、体验、模仿的对象和时空环境，而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方式对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产生作用离不开成人榜样的教导和指引。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处于“割裂化”状态，一方面为了增进家庭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而使得农村村落的留守学生“队伍”日益壮大。他们双方经受着“骨肉亲情分离”的“煎熬”，此外还带来了承担农村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的基础单位“家庭文化生活”之断裂，因为在作为家庭文化生活组织者或核心的青壮年缺位下，许多留守家庭的生产生活被“简化”。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生活逐渐远离了村落，被当下一个个家庭为了“盖房、购车”疲于奔命的生活所“遮蔽或分割”。往昔村落成员互动、互助、互爱的温情乡村“集体生活”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生活不断走向了“家庭原子化”的“内敛保守”而无“开放性或交往性”。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社会人员、生产结构的变化冲击了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且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加以“维护”，农村中小学生不断疏远于宁静、亲和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被所谓的“攀比、名利”的现代生活所捆绑。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成因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陷入困境，表现为孕育其传统文化价值或精神生长的教育时空环境失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的产生、存在及延续呢？

1．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学校教育持有“复制城市教育”的评价，也即认为农村学校教育走的是一条“应试升学”的道路，而这背后无疑与“学历化”社会不无关系。因为学生只有考取一个好的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农村学校所有的活动都指向于让学生获得一个升学的“好分数”，其主旨不是为了培养完整人的生命质量提升，而是一个客观的目标“分数”。当然，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还表现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方面，学习内容主要集中于与升学考试相关的部分学科知识上，为了让学生获得“最高的分数”学校往往运用“题海战术”的强化训练方法和“封闭式”管理，而与考试分数提升无关的学生“身体健康、情感交流、社会体验”等内容都被学校“拒之门外”。可以说，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物质性”日益强化，因为农村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需求不断增强，并坚定持有只有进“好学校”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价值信念。而在其观念中所谓“优质教育”就是有多少考入重点的“升学率”，于是农村中小学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更加强化学校的“分数门面”。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教学陷入“目中无人”的状态，学生完整的生命被降格为“物”，与学生生命相关的“自我生活”和“文化血肉”被“剥夺”和“抽离”，学校和学生都被异化为“干瘪”的“数字僵尸”。因此，虽然农村学校存在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往往被置于“墙上”课程表里的“装饰”，即使间断性地被学校所开展也是出于一种“任务完成”，而且时常被“升学考试课程”所挤占。

2．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无力性”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化意味着外显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及活动的缩减，那么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的“后继无人”将终致农村传统文化的“覆灭”。因为文化的灵魂深藏于人的价值思维中，人们“无心”再过一种“传统文化生活”而对现代化生活“情坚意定”以致“走火入魔”。则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农村社会成员心理形成“冰火两重天”之态，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将不断被挤压而淡出农村社会时空环境。当然，这不是说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已“奄奄一息”，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社会成员“权力地位”转换之后，以往作为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忧心”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但其社会角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变为留守儿童或中小学生的“保姆”，以及其对农村社会和家庭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而导致他们“身份地位”的衰退。也即他们不再是过去村落和家庭事务处理的“权威”，他们“无社会权威和经济实力”去组织并号召后辈“中青年人”过一种有“传统文化”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势必被强势的得到“中青年人”认可的“现代物质文化”所取代。而因老一辈人的离世而产生农村社会熟悉或继承农村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的状况，则危及整个农村传统文化生境的存续问题，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农村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改变，影响重大而深远。

3．农村社会核心价值的“失序性”

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中延续的“精神”或“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核心，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崇敬和效法自然”、人与社会（人）关系中的“亲仁善邻和以和为贵”、人与自我关系中的“平和坚毅”等，而这些恰恰与当下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如“诚信、友善、和谐”等。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农村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农村社会成员只有建立起人人认可的基本价值信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表现出“诚信、敬业、友善”，并自觉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目标。可是，城镇化在不断将农村社会成员推向“现代化浪潮”的同时也“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农村社会成员被“物欲”所役使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把自己变成了实现某一“实体目标”的手段。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核心价值是“失序”的，发展上表现出“人与物”的倒错现象，造成农村村落及家庭生活导向“分裂”。许多农村社会成员为了长久以来摆脱贫穷、拥有财富的梦想而争相离家出走、“骨肉分离”，一旦他们“踏出家门”就会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来“累积或创造”财富，而这种举动一致被农村村落成员视为有“决心意志”而大加赞扬或模仿。当然不可否认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如此生活行为选择是一种现实趋势使然，但这一现象如果变成一种连锁反应引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家庭以长期“隔离亲情”的代价来筑就“梦想”，使得农村社会的空巢村落或留守老人儿童数量不断扩张，那么农村社会成员、家庭虽增长了经济收入却因失去文化滋养而“迷失方向”或变得“外强中干”。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应对策略

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且不独以农村学校教育为“主”，还包括了校外社会教育环境的参与作用。所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消解，须采用系统性思维视野，而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式来围堵“漏洞”，理应通过“制度和人心”的同步建设进行标本兼治。

1．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实践观

农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让农村中小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知识内容和主流价值乃其理所当然的使命，但它不能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为代价，否则农村学校教育就成为“文化一元化”的助推力量和“文化多元化”的扼杀摇篮。而要改变这一状况，让农村学校教育遵循“教育之道”，应将培养和谐健全的农村中小学生视为使命，为其后续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身心品质”，而非把农村学校变为个别学生“学而优则仕”的桥梁而“淹没”了大部分学生。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状况呢？最为根本的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注重教育于人发展的内在促进作用，从招生、考核、评价等方面凸显农村学校教育的“人本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在学校中得以积极地培养和保护而非扼杀，并使其从小熏陶的“文化性格”得以延续生长而非被迫异化为割裂的“双重性格”。因此，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它关注农村中小学生文化认同自觉的培养，让他们在积极学习主流文化知识和价值的同时，也能坚守自我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所以，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如高考、社会就业、评价学生等应从“应试教育”和“学历社会”中摆脱出来，让学校教育变为培养人的自主独立和身心和谐而非改变人命运的场域。而社会教育则为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正气、公正、宽容的环境来施展个性或才能。

2．凸显农村文化个性，建构农村学校和文化心理场互补机制

农村传统文化是什么？它是农村社会成员在与周遭环境互动适应、调节基础上形成的稳定反应系统，包括外显的服饰、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组织、歌舞音乐、节日习俗等，以及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濡化而成的内隐的价值思维和心理活动。可以说，农村传统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因不同地域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殊异而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系统，也即农村文化是“个性化”的，这是其自然和历史属性的体现。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宜“一刀切地现代化”，需要在城镇化程中保留住其“文化个性或精神”，这需要依靠两方面的统一协调。首先，农村学校教育必须要树立起“弘扬”农村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教育引导、校本教材的编写、文化生活的实践参与等方式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的乡土情怀，让其成为一个有“文化血脉”的生命个体，而非“无根”的“漂浮者”。其次，学校之外的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重要的“活”的教育资源，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中小学生在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的传统文化事项活动中形成价值和心理思维的趋同。因此，为了促进农村中小学生文化个性的生成，农村学校、社会、家庭要在意识上自觉地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形成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的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机制，发挥它们对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精神孕育生长的统一作用。

3．加强社会成员启蒙，形成多元和谐的农村终身教育系统

农村中小学生虽然有着“学生”的称谓和角色，但他们依然是一个社会人，影响他成长的社会主体绝非是仅为学校的教师，然而不少农村父母或社会成员理所当然地认为学校、老师是学生最为理想的学习“场所和对象”，而忽略了学生成长中所需要的“人类的学习”是一种交往式的社会实践经验积累内化过程。如果生活里中小学生不断地受到社会主体不良榜样的错误诱导，那么他们价值意识、思维心理则会“良莠并杂地社会化”。所以，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得以积极进行，有必要对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启蒙”，如同《学记》所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只有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坚信和自觉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国、诚信、友善作为自我行动的指南，在村落生活中贯彻自由、民主、法治的生产生活关系，农村中小学生才能通过与具有“正能量”的社会成员交往而获得发扬农村传统文化的积极引导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有必要建立起多元和谐的农村终身教育体系，让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职业的农村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相应的教育支持，从包括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在内的教育结构体系中受到“启蒙”。他们才能把教育当成生命的组成内容和存在方式，积极承担起保护传统文化和教育农村中小学生健康发展的使命。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镇化；基础教育；农村教育

城镇化是一个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城镇进化、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发展的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所带来的一切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教育机构既要满足日渐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基本教育需求，又要满足其为得到更高层次的就业岗位和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提出的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教育要求。最近，我们在苏北农村中小学调研中发现：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最为直接、最为具体的，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制约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新问题。

一、教育观念出现偏差，目标产生偏离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加速向城市聚集，农村教育问题愈显突出，尤其表现在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上。

(一)功利化倾向比较突出

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工程，但我们在不少农村学校看到、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教育的宗旨、目标被有意无意地抛开了，升学成了唯一或者说是重要的追求，农村教育成了农民子女进入城市的期盼，升学率成为社会、家长评价学校的标准，自然也成了农村学校的生命线。为使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尚有能力的家庭纷纷送孩子到附近的城市学校学习。学校教学为了迎合考试的需要，也有重点地选择和安排课时，对于升入高一级学校必考的科目教师要重点安排，课时要打足，而对于与升学考试无关的科目则完全是一种应付，对于孩子全面发展需要什么、对于未来农村建设需要什么也很少考虑。所以有很多农民说，学生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和形成的能力，对于未来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实际作用并不大。

(二)城市教育“诱导着”农村学校办学理念异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还客观存在，有的还在扩大。教育不仅要为新农村建设输送人才，而且还要提供科学技术，但是从学校办学条件到教材内容选择，现在教育适应的都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广大农村和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城市学校，特别是城市重点学校的“磁场”效应，对农村学生和家长放射出强烈的吸引力，吸引着周边的农村学生舍近求远，使一些农村学校因为生源不足而面临关闭的危险，而不少城市学校生源爆满以至于超负荷运转。我们在一所乡镇中心初中听到这样一个例子：该镇小学毕业的前50名学生基本上都不在本镇初中上学。城镇中那种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对整日埋头在田间的农民及其后代构成了巨大的诱惑，让孩子成为真正“城镇人”而不是充当“农民工”已经成为很多农民的强烈愿望，也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离开农村的印记。一些农村学校的教师曾这样对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一种应付，很无奈。

(三)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

不少农村青年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这表明农村教育在发展思路、办学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着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一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在实践中感到：不学习那么多知识，一样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比大学毕业生赚的钱都多。大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的现实，使得他们对于依靠读书离开农村的目标产生了动摇。家长们担心花了钱让孩子读初中、高中，有了离开的思想，却又缺乏发展农村经济的本领，就是到了城市也无法适应；即便读了一个高职，找个工作，仍然是城市的高级“打工仔”，他们又将和父辈一样成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还不如早点工作，多挣点钱。因此，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放弃高考的人也很多，使得一些重点大学里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逐年减少。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学校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目标和任务，农村家长和学生没有看到现代城镇文明对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特殊要求，而单纯地从急功近利的角度去认识和看待问题。另一方面则要从教育公平这个根本问题上去探究，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的公平，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发展农村教育的责任。

二、农村教育特色弱化，未来迷茫

教育既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殊性。教育的目标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又需要彰显人的个性。尽管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但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然占大多数，“中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其中80％在农村”“要把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怎样办好农村教育?把城市的一套搬到农村来，农村教育就可以现代化了吗?只有从农村的现实和未来出发，把农村教育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上，把农村教育改革立足在未来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上，才能使农村教育发展充满活力。

到农村学校中去看一看、听一听，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村教育弱化了农村的特色，离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今天的农村教育没能够充分考虑到80％在农村的孩子们的教育实际。一是我们的改革方案没有认真研究和充分体现农村文化的背景和优势，农村孩子的成长离开了千百年来农村优秀文化的熏陶。二是没有很好地开发和利用农村教育资源，翻开中小学教材，看到的是大量城市的例子，满眼是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拥挤的人群……而农村里那一望无垠的土地、翻滚的麦浪、新鲜的空气等则很少被提及，反差非常明显。在开展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学校需要开展综合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活动等，而要提高这些学习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则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研究和制订活动方案。在这方面，农村有城镇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不少农村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不去研究农村这些得天独厚的课程资源，只是简单地模仿城市学校的做法，或者把城市学校的课件拿来依葫芦画瓢，让农村学生失去了学习和活动的积极性。三是没有很好地组织开展有农村特色的活动。农村孩子对农村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们爱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如果以此为基点设计和组织相应的活动，自然会极大地调动农村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而有些农村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为省事，为保持与城市学校的一致性，不考虑农村的特色和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照搬照抄城镇学校的活动方案，让农村学生被动地跟着这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一套来做，其活动效果自然达不到预期的要求。四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城镇化发展的特殊需要。城镇化是指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从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生活、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农村学生和家庭的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并反映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如：学生毕业后要进城工作，如何适应于城镇化的生活需要；学生的未来生活中需要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文明礼仪，如何在学校教育中渗透这方面的教育等。一般学校在统一化的教育评价体制作用下，都不考虑这些与教材不太相关的教育内容。

推进城镇化并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更好地发展农村，以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和推进农村的发展。因此，农村教育既要为高等学校输送大批农家子弟，又要为未来的农村建设培养人才，两者的结合点就是未来农村教育的方向。它既要为一大批走向城市的农家子弟打好基础，提供他们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素养，同时在传递现代文明和现代精神时不忘“三农”，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多开展一些农村的社会实践活动，多介绍一些现代农业的科学知识，多组织一些有农村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把校本课程的内容紧紧贴近农村实际，让孩子们看得到、学得活、用得上。但是，以上几方面向我们表明，农村教育并没有考虑农村的实际状况。究其原因，还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了应付各种统考，农村学校不得不把迎接各种类型考试作为教育教学的目标。上级所组织的视导、督导往往也只是检查农村中小学对教育行政部门所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完成的情况，因此农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是不太可能专门研究和探索适应于农村学校优势的一套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这种做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教育缺乏自身特色，使农村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十多年，却不了解农村。

三、缺乏理想与平等的教育环境，教育质量难以保证

教育是一项综合性事业，首先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同心协力；它不仅需要均衡的物质条件，而且需要理想的人文环境。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农村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打破了过去那种平静的教育氛围，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使宁静的农村校园的育人环境变得不安宁，对学校领导的管理、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上。随着城市的扩大与建设，人口越来越集中，同时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就使得原本就比较薄弱的农村学校更加脆弱，如骨干教师流失、教学设备不齐、教育经费紧张，使得农村孩子从入学开始就与城市孩子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其次，生源在学校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和利益的驱动，特别是一些重点学校、民营学校、职业学校，采取各种手段到农村学校去吸引生源。一拨又一拨的招生宣传不仅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学校施教区范围内的学生，还通过一些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农村学校的风气。例如：四星级、三星级高中为了争夺好学生，到乡镇初中散发宣传广告，甚至开宣传车到农村学校去招揽学生填报他们学校的志愿；城市初中专门委派人员深入到农村小学六年级的课堂、课间、操场、家庭，与学生和家长直接地面对面接触，小学还没毕业就搞得他们无所适从；甚至是一些职业学校、民营学校与一些初中教师订立地下约定，若送一个学生到他们学校注册，给教师数百元不等的好处费。政府的招生文件成了一纸空文，施教区的划分有名无实。这不仅使农村学校的优质生源大量流失，而且使以施教区学生数为基数的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给学校发展带来困难。

再次，乡镇政府的不作为使得学校周边教育环境难以有效地维护。在教育财政上挂到县级财政之后，乡镇政府对于教育的责任降低了，一些乡镇政府或领导也因此放弃了对农村教育的领导责任，对于学校的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过问得很少，以至于学校周边环境日益恶劣。如：学校周围的网吧不规范经营，成了腐蚀农村孩子的场所；农村社区与学校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搞得关系紧张而又无人协调；家长和学校也常为学生的教育产生矛盾，缺少有力的支持；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干扰了学校的秩序；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乡镇政府的努力工作。

这些教育环境方面的问题使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管理受到了影响，牵涉了领导和教师们的很多精力，教学工作也受到制约。有些问题不是靠农村学校或教师所能够解决的，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才能逐渐弱化或消除。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物流业；ECM模型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Rapidly developed new urbanization is becoming an effective enforce to fuel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builds a new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urbanization level， covering economy， population，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life those five aspects. And then， this paper evaluates Anhui's new urbanization level from 2003 to 2012 by using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Next， we study the influence Anhui's new urbanization level had on logistics industry by establishing ECM model.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t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results， expecting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or in China.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level； logistics； ECM model

党的十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今年3月，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2014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并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包括安徽在内的多个省份纷纷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安徽省的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预计城镇化率2015年超过50%，2020年接近60%，2030年接近70%[1]。因此，物品的空间频繁流动也成为必然，物流业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安徽省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投资环境，广泛吸纳就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安徽省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那么，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徽省物流业的发展情况，把握物流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方向，为生产性原材料迅速流动、商品有效流通提供保证，从而为安徽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1 相关研究评述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最早提出的城镇化观点认为城镇化就是一个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的过程[2]，通常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这种观点被称为传统型城镇化发展观。单一的衡量标准，使人们无法科学地、合理地完成城镇化进程。于是，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速度与产业结构演进不协调、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频发。面对这些问题，人们意识到城镇化建设必须与人口、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运而生。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定义。胡际权[3]（2005）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提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推进机制和推进主体。彭红碧和杨峰[4]（2010）综合前人的研究，明确给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定义。从定义中不难发现，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它的内容涵盖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意味着人和物的空间移动日益频繁，而物流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行业，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成为支撑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柱。

然而，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很少有学者开始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对物流业产生的影响。只有高鹏凌[5]在2011年时，以四川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为研究背景，对四川省物流体系构建与规划进行分析。而安徽省作为中部大省，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的重要作用，关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对物流业的影响研究至今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其实在2011年时，王乐军[6]已经开始关注了安徽省城镇化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他首先对新型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建立VAR模型，对新型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第三产业相关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新型城市化是安徽省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重要因素，整体上有利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正如他本人在文中所述，第三产业涵盖范围很广，研究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第三产业中具体某一行业的影响应该成为日后研究的重点。基于此，本文选择第三产业中的物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安徽省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2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

2.1 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的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样有效地衡量某一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学者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承强[7]（2011）认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此后，2012年，田静[8]则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由城镇化发展动力系统、城镇化发展质量系统和城镇化发展公平系统三大系统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她所建立的这个体系涵盖45个指标，评价工作量大、资料搜集困难，因此在实际中可用性低。同年，曾志伟、汤放华、易纯和宁启蒙[9]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虽较田静的衡量体系而言，指标数减少很多，但仍不够精炼。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既要做到全面、准确，又要做到精简、可行，着实给学者的研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本文在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时，充分考虑以上两点后，以卫言[10]（2011）提出的模型为基础，对相关指标进行改良，最终构建出一个以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生活为一级指标的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各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如表2所示。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指标，运用安徽省2003年至2012年的相关数据，采用综合指标测度法，对安徽省近10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处于稳步提升的状态。在此背景下，通过平稳性检验、

E-G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考察了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安徽省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安徽省物流业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虽然两者都不具有平稳性，但就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每提升1%，安徽省物流业的增加值就会提高6.7748%，且当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安徽省物流业增加值这两个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发生波动而偏离其长期均衡时，将以0.833的反向调整力度使得两者之间由非均衡状态回归均衡状态。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即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其物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从新型城镇化建设角度挖掘潜在的物流需求，从而促进安徽省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受道路交通、信息技术等一些硬件基础的制约，安徽省很多农村居民还无法享受到物流服务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在推进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应将物流业的发展纳入城乡发展规划之中。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随着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与城市的差别越来越小，农村居民有着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物流服务需求。仅仅覆盖城市的物流服务网络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只会病态百出。如何开发农村地区的物流发展潜力、如何将一体化物流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相结合，这些将会成为日后安徽省乃至全国物流业发展研究的重点。

当然，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比如，由于无法获得安徽省物流业发展详细的统计数据，一些指标的数据缺失，这可能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差。这需要在以后，安徽省物流统计数据不断更新完善。另外，本文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安徽省物流业发展的整体影响，没有考虑地区差异。这也将成为本文日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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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彭红碧，杨峰.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J]. 理论探索，2010（4）：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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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静.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四川建筑，2012（8）：47-49.

[9] 曾志伟，汤放华，易纯，等. 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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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世银，周加来. 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与评析[J]. 技术经济，2007（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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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9篇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职教资源整合：内容、模式与路径 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宅基地管理问题研究综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研究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失地人员就业问题研究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师专业化培训管理机制探讨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金融服务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资金体系构建研究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探究 农村教师长周期全脱产培训模式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及其就业质量提升对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移意愿问卷调查 浅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发展规划问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养老服务问题探索 浅谈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的保障问题 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股份制的探索 探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党建现状及解决对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浅谈新型城镇化中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成本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宋海英，陈瑞.关于提高农村教师培训实效性的思考——以吉林省实施“国培计划”为例[J].教育探索，2011（10）：127-129.

[4]许小平，袁潇.城乡教师培训差异性调查[J].教育与职业，2010（1）：50-51.

[5]杨岚.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D].重庆师范大学，2012：（29）.

[6]许小平，袁潇.城乡教师培训差异性调查[J].教育与职业，2010（1）：50-51.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镇化；逆城市化；传统武术；发展趋势

城镇化是在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占据城镇的大多数，并且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压制下，发展不充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和具体国情的发展措施和思路。然而，学者对城镇化以及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的表述不一，还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不可否认的是乡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重中之重，因为乡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思路。乡村作为传统武术的发源地，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给传统武术的生存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传统武术在乡村的生存出现了危机，原有的生态将得以改变；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可以借助乡村城镇化的趋势，借鉴吸收武术在城镇以及城市的生存经验来保存自己的血脉。因此可以说，乡村城镇化也给传统武术的生存提供了契机。乡村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级或者低级阶段〔1〕，而逆城市化则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镇处于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处，同时具备乡村和城市的特点。可以说，城镇的发展是城市化的风向标、晴雨表。因此，传统武术在城镇化进程中能否抓住机遇，进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促进自己的发展是传统武术生存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1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1.1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与释义

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开篇中提道：“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要统筹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城镇化是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而出现的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生活及生产方式转变的一种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于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逐步转化的一个过程，包括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城镇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等，其中乡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初级阶段〔2〕。

1.2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城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3〕。从人口构成上来看，城镇化是一个农业人口逐渐减少，非农业人口逐步增加的过程；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城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转变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从价值观念来看，城镇化是一个逐步用现代工业文明取代狭隘的保守的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小农意识过程；从生活方式来看，城镇化是一个快节奏、短周期替代乡土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长周期、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城镇化是对居民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

2乡村城镇化：传统武术的生存挑战

2.1传统武术的生存现状

传统武术是指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是主要生存、衍传于我国乡土社会的土壤并发展至今的，主要依托于民间习武群落，以拳种为基本单位〔4〕，以套路、散手包括功法练习和武德修养为有机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延传方式，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防卫实践活动。因此，当今流传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和源于农村并在城市扎根的拳种武术统一于乡村武术这一概念。

传统武术从萌芽、成长到成熟的整个过程以及各个阶段都记载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和沧桑的历史进程，是现存为数不多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乡民生活方式与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趋同化和合流，传统武术的生存环境遭到了灭绝性的破坏，生存空间受到了无情的挤压，传统武术的生存现状令人堪忧。例如临清潭腿这一传承千载的优秀武术拳种，在其发源地河北临西一带基本绝迹，难见昔日的辉煌〔5〕。无独有偶，流行于闽东的文拳、雨拳、五行拳等传统武术流派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已经难觅踪迹，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除了流传于闽东地区和河北临清的传统武术流派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外，我国其它地区的传统武术生存状况大体面临相同的境遇。

传统武术整体上面临着诸如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等严峻的生存形势，然而传统武术仍然没有消亡，乡民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开展着传统武术。部分武术拳种像太极拳、少林拳不仅在其发源地风风火火地开展着，而且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武术奇观。然而这种个别拳种的生存现状，不足以说明我国传统武术的整体生存情况，却在某些方面表明了传统武术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繁衍土壤。

2.2传统武术的生存挑战

造成传统武术生存尴尬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乡村城镇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乡村人口的减少，客观上造成乡村潜在的习练武术的人群的减少，传统武术失去了潜在的承载主体；另一方面，乡村城镇化带给乡民的城镇化的生活方式，远远不同于适合传统武术氤氲生长的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从武术成才年限上看，一个习练传统武术的人要想成才，至少需要十数年的时间，甚至需要耗尽毕生精力、刻苦钻研才能悟得奥妙，而更多的人却是半途而废。过长的成才周期打消了乡村城镇化造就的讲求即时效益、日益视时间为金钱的乡村人们的习武积极性。从传统武术的实用性上看，传统武术的军事技击防卫功能在当今社会的进一步减弱，也大大地削弱了它在乡村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一些所谓“花拳绣腿”的成见，正在影响着本来就对传统武术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乡村青少年，致使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传统武术的真相更加云里雾里，捉摸不定。这种缺乏切身体会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统武术的繁衍生息。从传统武术的训练方式来看，武术的训练特别重视人的下盘的稳定性，讲求入门三年桩的基础功夫。站桩是对一个习武者心智和耐力的磨练，动辄就是几个小时，而这对于乡村城镇化后逐渐适应了快节奏生活的乡村人来说是那么的难以做到。从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来看，师徒式为主的传承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师傅所练武术的原汁原味，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众多门派，丰富了中华武术百花园，促进了传统武术博大精深的局面的成型；然而正是由于传统武术根植于乡村城镇化之前的超稳定的宗法制、家长制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存活于以师徒这种类血缘关系为主的传承方式，阻碍了传统武术门派和拳种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才使得传统武术具有了封闭性、保守性、小农意识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这和乡村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开放的、宽容的、自由的思想意识格格不入。

3城镇化：传统武术发展的蓝图

3.1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的产业化发展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6〕。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武术的产业化发展特征：一是传统武术发展趋向组织化；二是传统武术发展产业化；三是武术人口、武术内涵发生变化。而农耕文明下生存的传统武术带有浓厚的小作坊式家庭手工业气息，并决定了其只能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流传与发展，因此也造成了拳种流派自在自为、自生自灭的生存态势。而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武术要生存就不能固守原有家庭式、师徒式的传播疆土，应该抓住城镇化带来的工业发展机遇来探索传统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传统武术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生存方式。乡村城镇化不仅能为武术工业企业提供大量充足的劳动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妥善安置，也能为传统武术产业化发展提供机遇，形成特色武术文化产品生产、武术用品加工和以农家乐、田园风光为主的武术旅游业等产业，从源头上奠定乡村武术的生存基础。

3.2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的大众化发展

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以独自的方式表达各自生存的需求，展现各自向上的图景。一方面，传统武术具有的历史性、遗传性是中国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生存的内在根据〔7〕；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具有的现实性、变异性和广泛适应性是传统武术在大众化背景下发展的内在动力。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国际化发展中的中华文化特色保持是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发展的一体，国内生存繁衍和国外发展壮大是传统武术发展的两翼。传统武术大众化发展模式具有历史性、交流性、区域性、个别性和组织性等特征，并以其千年的文化底蕴与魅力，在国家破败、民族积弱的不利条件下，开创了城市化背景下武术大众化发展的先河，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开创了城镇化背景下武术生存与发展的又一方式。

在城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武术不能只是悲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遭遇，也不能过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生活，而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创造各自的发展环境，借鉴逆城市化进程中所积累的城市化武术发展经验，紧抓城镇化发展的机遇，积极出击，先取生存之机，后探发展之路，再谋提高之径，以城镇化促进大众化，以大众化促进科学化，以科学化引领现代化。

3.3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的社会化发展

社会化大生产是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显著标志，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影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发展。传统武术的社会化发展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承人应更新理念，把传统武术从束之高阁、令人望而却步的神圣殿堂中解放出来，积极宣传武术，而后普及提高；其次，降低传承门槛，对所有愿意学习的学生倾囊相授，再选拔天资聪颖、刻苦耐劳、进步较快者，作为发展的骨干力量，进而改变传统武术社会生存的窘境；再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承继传统武术内容基础上吸收符合社会化市场需求的其它有益成分，创新传统武术内容，利用大众化的健身热潮推动传统武术社会化的发展。

4逆城市化发展中传统武术的机遇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Bering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原本用于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口由中心城区向城市迁移，以及由此带来城镇功能的完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8〕。目前，逆城市化已成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事实表明，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显露了种种端倪，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补充，因此，分析城镇化离不开逆城市化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击打和侵扰下，我国开始了艰难的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城市化经历了由乡村到城镇，再由城镇到城市以及超大城市的发展历程。以上海为例，鸦片战争未开放通商口岸前，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隶属于松江府的一个普通的县城，后来的上海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成为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随着我国超大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一股城市人口向郊区、小镇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这种现象迫使居民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等方面发生适应性变化，也使武术这赖以生存的生态发生改变。能否适应新的环境，进而符合社会需要、人民要求，是武术在新的现象下遇到的新问题、新机遇。这就要求传统武术主动革新，冲撞与融合，建立适宜的、新的生态环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1）城镇化是我国政府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规划。未来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一些城镇与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生活及生产方式转变，并带来相应的一系列变化。

（2）城镇化令原来传统武术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城镇化建设将改变传统武术已有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城镇居民生活方式也将随之改变等，同时，也带了新的生存发展的契机。

（3）传统武术只有主动革新，冲撞与融合，才能建立适宜的、新的生态环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5.2建议

（1）传统武术应该正视自己的生存现状，积极面对乡村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生存挑战，迎接逆城市化进程所提供的机遇，全力以赴地描绘自己的生存蓝图。

（2）以少林拳、太极拳为代表的生存状况比较好的传统武术拳种应在新的目标指引下，追求城镇化进程中的更大发展，而其它传统武术拳种应该先求得自己的生存机会，再图发展。

（3）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武术应从产业化、大众化、社会化生存模式入手来描绘自己的生存蓝图。

参考文献

〔1〕陶好飞.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战略选择〔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2.

〔2〕付红丹.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D〕.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1.

〔3〕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3.

〔4〕李龙.论中国传统武术的当展路径〔J〕.体育与科学，2012，33，（1）：35.

〔5〕赵景磊，董春磊.临清潭腿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武术科学，2012，9，（9）：41-42.

〔6〕朱艳硕.山东省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关系研究

〔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6.

〔7〕王红芳.传统武术发展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研究

〔J〕.浙江体育科学，2010，32（3）：119.

〔8〕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