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范文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1篇

城镇化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向特定空间聚集的过程。它是一个增长社会利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现代管理学认为：利益冲突是导致社会革命和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对待利益冲突的正确方法是适当的处理而不是消除。我们将利益冲突的处理定义为利益协调。利益协调是一种价值取向，它是在承认各利益主体利益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回避、体谅、合作、妥协等方式实现契约的制度化，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理性地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为了共同利益，人们应该而且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一、利益冲突：城镇化中的客观存在

城镇化的利益冲突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利益因素产生的阻碍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目标不能顺利实现的各种困难、阻力的总和。它是城镇化进程中各利益主体利益矛盾的外在表现，它客观存在于城镇化进程中。

城镇化过程使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人口和产业向小城镇和城市聚集，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生产要素逐渐转化为城镇的生产要素，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渐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这些转变客观上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各种利益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利益主体间已经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而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各利益主体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城镇化进程中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状态，要求城镇化进程必须兼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与城镇化的总体利益是函数关系，任何一种试图通过损害一方面利益谋取另一方面利益的行为，都会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严重的利益冲突是阻碍城镇化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

从世界城市化道路来看，无一不充满了利益矛盾。英国15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城市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它靠榨取本国弱势群体骨髓使城市功能升级。尽管农民的后代享受着当今城市化的辉煌。但是，羊吃人的血腥在人类历史上永远也无法抹去。

从我国城镇化的实践看，利益冲突客观存在并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城镇化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冲突。一是脱离农业发展，片面的城镇化道路使农业越来越相对落后，导致城乡发展、工农业的比重严重失衡。二是农地被占，失地农民增加，造成大量农民的财产牺牲，失去最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最可靠的工作岗位。三是房屋拆迁，失去用于安身的生活资料，养家糊口、甚至发财致富的生产资料。四是随着大量农用地被征用，许多农村集体资产毁于一旦。五是城镇化使农民失去熟悉的自然社会环境，失掉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六是城镇化强制性的提前消费性特征，打乱了农民事前对消费、积累、投入的安排。

城镇化与城镇工业生产的利益冲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农村工业发展指导思想，放大了自然经济思路，不利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农村工业呈现出：布局分散、规模细小、人际关系亲缘化、经营管理封闭化、决策主体附属化的乡土性特征。一方面导致乡镇企业发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效益差，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自身问题。另一方面，许多乡镇工业项目与城镇工业项目重复，与城镇工业争资金、争能源、争原料、争市场，导致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影响整个工业经济效益。

城镇化与区域间的利益冲突。一是投资重点和方向引起利益冲突。城镇化建设不可能遍地开花，一定时期内，城镇建设总有一定的重点区域。城镇建设的利好，导致不同区域间对城镇建设资源的争夺。二是城镇建设结果引起利益冲突。主要是城镇建设将对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政治产生影响。传统农村经济向城镇经济转变有一个过程，传统的农村文化向城镇文化转变，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将面临传统的农村经济、农村文化的阻碍；从政治上看，城镇化也将对人们的政治利益产生影响。

城镇化与政府的利益冲突。政府在城镇建设中的行为，必然会造成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的改变，甚至会造成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大调整。由于人们在城镇化中受益、受损的程度不同，对政府在城镇化中行为的态度就不一样，采取的行动也不一样。赞成的，积极支持；反对的，可能会消极等待、抵触、对抗、设置障碍。另一方面，政府作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利益的驱动，可能通过“政治寻租”、“政治设租”等行为，获得权利租金，实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实现，伴随着政绩的积累，实现政治利益。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行为，有可能增长公共利益，同时，也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

城镇化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其它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与规划集团、资本集团、劳动力集团、居民等。对其它利益相关者来说，城镇化中巨大的寻租市场存在，是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基础。他们处于公共利益价值观和个体利益追求的矛盾之中。特别是城镇建设主体多元化，许多城镇建设属于纯粹的商业活动，城镇建设的公共利益与利益相关者私利追求的矛盾就更加突显。

二、保障权利：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动因

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没有明晰的权利界定和宣示,就不会有商品交换和市场交易，权利先行，权利到位,市场经济才能到位。只有坚持权利本位原则，保障城镇化进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各项权利，促使各利益相关者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理性地保持在一定的合理限度内。才能有效地激发利益相关者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参与城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城镇化进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各项权利是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动因。

城镇化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一定主体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以及在政治上表达见解和意见的权利。也有学者将政治权利定义为：“社会成员实现利益分配的资格”。这一定义正确地从利益出发把握政治权利，较为深入地指明了政治权利的功能。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作为自然人个体拥有法定的政治权利，而且法人作为“人”，也依法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选择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共同体内的利益分配权、决定资源增益权、参与国家权力的运行、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联合行动权、知政权等都是各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权利，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政治因素，必须予以保障。

城镇化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文化权利。文化权利是一种涉及身份认同的权利，是指共同体成员，尤其是少数人共同体成员保存其特定文化的权利。文化权利包括：文化认同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信息权；文化遗产权；自由研究、创造性活动和知识资产的权利；参加文化策略的制订、执行和评估的权利。城镇化既是一个“物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各种文化交织、融合的过程，文化对城镇化有能动的反作用。由于各种文化的生存环境不同，在资源有限下的城镇化进程，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发生竞争。在竞争中，弱势文化客观上处于不利地位，争夺资源与竞争的结果可能进一步恶化弱势文化的生存环境。因此，保障文化权利对城镇化进程有着重大作用。

城镇化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权利。经济权利是一定主体依法享有物质利益的权利。是特定主体实现基本权利的物质保障。其内容主要包括财产权、劳动权、劳动者的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等。城镇化作为一国的人口、产业、资本和市场的集中过程，利益增长和利益均衡是其核心要求。城镇化进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首先表现为追逐经济利益的权利，其它权利都是经济权利的派生。参与城镇化进程的各利益相关者，无一不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经济权利的保障与维护，是各利益相关者持续合作的动力基础。经济权利的实质是经济公平。公平与效率是人类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公平与效率相互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公平是绩效的根本保证，没有公平就没有绩效；另一方面，绩效是公平的基础和动力，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经济权利保障与维护，不能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建立在经济利益增长基础之上的经济公平，才是经济权利保障与维护所追求的目标。城镇化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

三、“以农为本”：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关键

城镇化本质上是使数以亿计的农民转移到城镇，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是逐步缩小城乡判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但城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的“回波效应”理论和“波及效应”理论说明了这一点。

城镇化具有“波及效应”。“波及效应”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中，发达或先进地区在与不发达或落后地区发生经济关系过程中，其技术、产品和其它发展成果，会不断地流入或渗透到不发达或落后地区，从而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带动和促进作用。城镇化的推进，可以通过发挥“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使区域内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又可发挥其波及效应，向农村扩散信息，技术、城镇文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城乡融合。

城镇化还具有“回波效应”。“回波效应”是指发达或先进地区在与不发达或落后地区发生经济交易关系时，凭借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地位，相对容易或不公平地从不发达或落后地区吸引或集聚人才、技术、资金、原材料等资源和要素，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从而使经济成果和利益向发达或先进地区回流的现象。它是发达或先进地区对不发达或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城镇化进程中要努力扩展城镇化的“波及效应”，克服城镇化的“回波效应”，推动城乡融合。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三农”问题，一切政策方针的制定都要从“三农”的利益出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心农民，关注农村，支持农业，解决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以农为本”是科学发展观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体现，是我们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基本方针。

城镇化道路要以农业发展为根本前提。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母亲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剩余，是城镇化发展的首要前提。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规模、质量受农业发展的制约。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我们曾选择过苏联模式，即政府运用国家机器，采取特殊的超经济手段，集中一切可用资源，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严格限制农业人口流向城镇等措施，以城市为主，以重工业为主，以国有为主的城市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它不仅没有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相反，通过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物资供给、婚姻等具体制度，将广大农村、农民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固化二元结构；工业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使农业越来越落后；导致城乡发展、工农业的比重严重失衡。这种脱离农业发展，片面的城市化道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沉重的代价。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剩余，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农村剩余流向城镇，结果是人口的聚集和城镇的扩张。因此，城镇化发展要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通过发展农业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城镇化道路的正确选择。

城镇化道路要以农民利益为基本标准。当前，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利益冲突越显突出：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民变更身份后的社会保障“无保障”；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管理体系使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就业困难，影响农民进程的市场障碍、思想障碍、素质障碍、体制障碍、环境障碍没有消除，农民进城的成本高。我国农民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但又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群体，农民是推动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农民的发展是城镇化的首要问题，农民利益的维护和满足是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城镇化过程要高度重视农民的发展，维护农民的利益。城镇化道路要坚持以农民为本，维护农民利益，相信和依靠农民，充分调动、尊重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

城镇化道路要以城乡融合为基本目标。城乡融合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城镇与乡村这两个不同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的融合，人口的融合，生活方式的融合等方面。城镇化是促进城乡互动相融的过程。城镇是现代产业和消费的集中地，是生产要素的聚集点，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枢纽，也是城乡融合的载体和平台。城镇化道路要始终瞄准城乡融合这一基本目标。通过城乡体制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文化教育水平一体化、农民市民化等具体措施，实现城乡在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方面的融合。

四、市场机制：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基础机制

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化是城镇化的制度前提。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动机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空间行为特征。就是把城镇作为其发展场所，从而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和聚集。城镇经济特有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诱使各种要素不断地向城镇集中。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和制约着各种资本的空间选择，从而影响城镇化进程。市场化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动力与内生变量，市场对城镇化起基础性的作用。市场机制对城乡之间人口与要素的流动，城镇间的空间分布，规模大小，社会经济状况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化进展到什么程度，城镇化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市场机制是规范城镇化进程中利益秩序的基础机制。利益秩序是城镇化进程中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化及其所呈现的状态。城镇化进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是基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提出，它的实现也有赖于市场机制的压力和动力。“看不见的手”永远左右着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城镇化进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竞争、利益表达、利益获取、利益保障，归根到底是由市场机制提供，如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城镇化进程中得不到增长、利益预期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就会“用脚投票”，离开城镇化，另寻发展。建立成熟的、市场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是推动利益相关者走向成熟的内在动力。

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我国农村市场化推进过程极为缓慢。市场基础、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市场机制、市场中介、市场分配、市场保障、市场调控、市场对接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需的要素条件没有满足，也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满足。城镇化进程中的利益协调，极大地依赖着制度安排。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深层约束。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具有提供“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特殊职能。供给制度是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

创新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创新，实现城乡之间实行人口无障碍自由流动。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困难、工资及劳保待遇过低、个人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等制度性歧视因素；创新就业制度，要无差别地对待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要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优惠；创新城乡土地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房价“门槛”和产业开发地价成本。允许土地使用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合理流转，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使进城农民从土地使用权流转中，获得保障未来基本生活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启动资金；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面向城镇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努力做到社会化筹措、社会化发放，公开透明、社会监督。对进城的“新市民”，应与其他城镇居民同等对待，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创新行政管理制度，真正实现政府的行为是有限的行为、经济的行为、阳光的行为；创新投融资制度，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形成多元投资渠道格局，有效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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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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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4118010201）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11YJA710023）。

作者简介：焦晓云（1980-），男，河北定州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 “半城镇化”源自于地理学概念，最初指的是在大城市附近或者大城市之间的区域，它们与大城市关系密切、自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发展很快，这被称之为“半城市地区”，也就是区域半城镇化。2006年以来，王春光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半城市化”的概念（详见2006年第5期《社会学研究》），从此，学术界开始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对“半城镇化”问题展开研究。本文论及的“半城镇化”问题就是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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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Peri-urbanization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Jiao Xiaoyun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Peri-urbanization refers to an incomplete urbanization state that agriculture transforming population does not totally incorporate with the modern cities and they are in a state of "the go-between". In the state of peri-urbanization，peasants in reality are unable to incorporate with cities，which may lead to social injustice，and is apt to initiate various social issues. It also would lead to rural hollowing，which is unfavorabl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multiple burdens would be increased，which is not favorable to th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a false rate of urbanization would emerge，which may conduct negative effect on state level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To solve peri-urbanization problem，we must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to break the hedges;we must abolish the local land finance and transform th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e must implement urbanization in situ，to ensure that farmers neither leave their township，nor leave their land;we must strengthen skills training of rural workers to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of obtaining employment.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被城镇化

2014年3月16日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并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城镇化不仅是城镇数量与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城镇结构和功能的转变。它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而且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具体来讲，农民城镇化并不等同于单纯地取得城镇户籍，其更深层次的要求，是指农民在取得城镇户籍的基础上，在政治权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并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然而，在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却改变了原有的初衷，侵犯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进行堂而皇之的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运动，即大量农民“被自愿”、“被动城市化”的现象。显然，在这样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1被城镇化的含义与成因

《规划》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理念是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但是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其中心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要让人在城镇中更好地生产生活。然而，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却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推进的方式进行运作，如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CBD等。整个过程并没有更多地征求被城镇化者的意愿，加之后者中大多数人文化素质又比较低，受传统观念中以国家、集体等大局利益为重的思想的长期影响，一旦遇到顶着政府、公家为名号的项目建设，即便侵犯到自己的正当权益，他们却也只是忍气吞声，服从开发改造，这就是所谓的被动城镇化。所以，在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主动城镇化的现象并不突出，反而被动城镇化现象却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长期以来，我国促进城镇化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扩大城镇的土地面积和空间将乡村土地和人口纳入到城镇系统中。这种城镇化进程，大多是地方政府推行的单向度行动，是地方官员为彪炳政绩而做的面子工程，整个过程只是单纯地把部分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户口，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在失去了土地后，因为就业问题没有解决，生活状态反而更加恶化，像这样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的主体―农民，并没有在其中发挥自主性，这种城镇化方式对农民来说基本上是被动的。

第二，由于征地条件，补偿标准等的不同而出现的被城镇化现象。如在城镇化进程中，假若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农民“农转非”以后经济利益受损、工作没有着落、住房负担不起，他们当然就不愿意“农转非”。但国家实行的是政府干预的土地征收制度，在法律面前，农民不得不牺牲小我，成全国家利益。

第三，目前我国的城市职能是以行政为导向，可以说城市级别越高，得到的资源也就越多。大家都愿意争相涌入大城市，很多中小城市即便放开户籍限制，但由于其基本公共服务条件满足不了公众需求，仍旧吸引不了农民自愿地进行“农转非”。但是又由于大城市加速膨胀的人口速度加剧了竞争入户的激烈程度，这样，很多农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被动地选择中小城镇入户。

2模型构建

目前，尽管城镇化的口号喊得很响，但愿意放弃农村户口而成为市民的农民所占比例依旧不高。据统计，在过去20年中，我国“农转非”比例仅仅增长不到8个百分点（我国非农户籍比例1990年为20%，2012年为27.6%），户籍转变几乎停滞，农村户口成了香饽饽。而这种现象在我国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据国家计生委调查，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了2.36亿，约占总人口的1/6，而这其中就有75%的流动人口为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他们中又有七成不愿放弃农村户籍。由此可见，在整个农民群体被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被城镇化现象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下面就以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迁移与否为例，揭示农民城镇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E.S.Lee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由于他把影响迁移的因素划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因此该理论又称推拉理论。他认为，“推力”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是消极因素；“拉力”因素吸引怀着改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是积极因素。根据调查，影响农民工迁移的推拉因素有，（1）农村“推力”因素有：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农村税费过重、受教育机会少、不愿意干农业、家乡封闭保守、村干部作风恶劣；（2）城市“拉力”因素有：城市收入高、出外见世面、别人都出来了、城市生活条件好、精神生活丰富、对孩子成长有利；（3）农村“拉力”因素有：农村户口、承包地流转难、父母等养老之忧、文化程度低、喜欢自己熟悉的农村环境、缺少就业信息等；（4）城市“推力”因素有：进城成本高（疏通关系、距离等）、就业门槛高、子女就学难、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歧视重、服务网络少、工作环境差、老了没保障等。为此，根据E.S.Lee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可以将其引申到对农民工迁移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并做适当变形，建立的推拉模型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并巩固的特殊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被置在了“农村拉力+城市推力=农村定居”与“农村推力+城市拉力=城镇就业”这样两个各自封闭的循环圈内。如果我们解开其中任何一个循环圈上的链条，那么就意味着破除了整个封闭的循环圈，也即找到了一个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工“职业转换与住所转换”不同步问题的方法。这里，农民工的定居转移决策可以用一个概率函数来表示：D（r）=P（maxR>r），其中，r：农民工选择“城镇就业+农村定居”模式的经济社会收益，其下限不低于农民工在“农村就业+农村定居”的经济社会收益之和（否则农民就会踏踏实实在家种地，而不会去城镇务工了）；maxR：农民工选择“城镇就业+城镇定居”模式的经济社会收益，即迁移后的最大预期收益；D（r）：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函数。

这样，基于上面的假定可知，最大预期收益maxR是一个支配农民转移决策的综合变量，其模型为：

MaxR=f（F），F≥0

其中F为推拉模型中的合力，即：

F=∑（Lci+TaiCTciCLai）=∑（Lci+Tai）C（Tci+Lai）

式中：i=1，2，3…，n；Lci为城市拉力，Tai为农村推力，Tci为城市推力，Lai农村拉力。

当F>0，即∑（Lci+Tai）>∑（Tci+Lai）时，农民工做出城镇定居的决策。

当F

当前，我国的现状是∑（Lci+Tai）的作用力比较稳定，即图形中上半部分的力量比较稳定，由该模型知，要使农民工做出城镇定居转移的决策，即要使农民工主动参与到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大幅减小∑（Tci+Lai）对农民工的作用力，即大力消除当前各种促使农民工产生农村定居倾向的农村拉力和城市推力因素，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职业与住所的和谐统一，实现农民工主动城镇化过程。同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要想加快农民的城镇化速度，更要做到减少甚至消除那些促进农民乡村定居的因素。特别是对城郊农民，在城市外扩的过程中，若政府能加大补偿标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必然会大大加强。

3结论和建议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由于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能源投入，其推进过程又只重速度，不重质量，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对生态环境的的负面影响很大，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良性发展。这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提出，为我们未来六年的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处在人口红利转向刘易斯拐点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转而变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但我们也必须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不能急功近利，为了彪炳政绩，而使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从而使我国重蹈拉美等国的覆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为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具体要做到：

第一，要注重城镇化效率的提升。过去近30年我国的城镇化特点是超规模粗放型的土地城镇化和不完全的人口城镇化。现在所提倡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更为关注人口的城镇化。就土地城镇化而言，不应再以扩大规模为单一追求，而应更加强调土地的产出效益与城市化地区的基础设施品质与公共服务品质的提升。对于低效率的城镇建设用地，应探讨再开发的机制。

第二，要严格重视农民被城镇化这一现象，并采取适当的方法积极将其转变为农民的主动城镇化。农民的观念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主要取决于城镇化以后自己能否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放弃土地、宅基地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补偿，农民当然愿意。反之，如果补偿很低，或者“农转非”后农民还要掏很多钱才能搬新居，多数农民的抵触心理就会比较强烈，所以，主动与被动关键是要看农民城镇化后能否得到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生活的改善。如果城镇化能够带来富裕稳定的生活，被动则完全可以变为主动。

第三，加强对非户籍常住人口的财政转移支付。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正好为城市反哺这部分人口提供了机遇。这部分人口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但他们的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提高其工资水平并加大对其转移支付力度是加快城镇化步伐的根本途径。如可以通过加大对他们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覆盖面，加强其医疗养老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来解决他们在城市居住的后顾之忧。

总之，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结果并不是消灭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因为农民城镇化并不是强加给农民的唯一出路，他们可以有多种选择，如选择进城变成某一城市的稳定居民，或作为农民工，流动于多个城市之间，或运用在城市工作的技能返乡创业等。这样，多种选择不仅有利于农民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拓宽发展空间，也有助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无论农民做何种选择，我们都应该尊重其意愿，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限制其流动本身就是错误的，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迫他们城镇化更是错误的。一个真正的城镇，本身有着它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如果违背城镇形成的一般规律，靠行政力量强行加快，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因为，“被城镇化”的农民，其实质仍然是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有意愿的城市农民工顺利拥有城市户口的同时，也要让留在农村的农民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家园。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2]韩兆洲，孔丽娜.城镇化的内涵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农村，2005（1）

作者简介：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城镇化进程；利益冲突；保障权利；以农为本；市场机制

城镇化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向特定空间聚集的过程。它是一个增长社会利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现代管理学认为：利益冲突是导致社会革命和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对待利益冲突的正确方法是适当的处理而不是消除。我们将利益冲突的处理定义为利益协调。利益协调是一种坐标取向，它是在承认各利益主体利益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回避、体谅、合作、妥协等方式实现契约的制度化，将各利益主体的得益诉求理性地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为了共同利益，人们应该而且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的协调机制。

1利益冲突：城镇化中的客观存在

城镇化的利益冲突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利益因素产生的阻碍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目标不能顺利实现的客观困难、阻力的总和。它是城镇化进程中各利益主体利益矛盾的外在表现，它客观存在于城镇化进程中。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和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城镇化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冲突；②城镇化与城镇工业生产的利益冲突；③城镇化与区域间的利益冲突；④城镇化与政府的利益冲突；⑤城镇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2保障权利：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动因

（1）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只有坚持权利本位原则，保障城镇化进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各项权利，促使各利益相关者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理性地保持在一定的合理限度内，才能有效地激发利益相关者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参与城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城镇化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权利。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作为自然人个体拥有法定的政治权利，而且法人作为“人”，也依法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选择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共同体内的利益分配权、决定资源增益权、参与国家权力的运行、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联合行动权、知政权等都是各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权利，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政治因素，必须予以保障。

（3）城镇化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文化权利。文化权利是一种涉及身份认同的权利，是指共同体成员，尤其是少数人共同体成员保存其特定文化的权利。城镇化既是一个“物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各种文化交织、融合的过程，文化对城镇化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保障文化权利对城镇化进程有着重大作用。

（4）城镇化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权利。经济权利是一定主体依法享有物质利益的权利，是特定主体实现基本权利的物质保障。参与城镇化进程的各利益相关者，无一不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经济权利的保障与维护，是各利益相关者持续合作的动力基础。

3“以农为本”：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关键

城镇化本质上是使数以亿计的农民转移到城镇，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但城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三农”问题，一切政策方针的制定都要从“三农”的利益出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心农民，关注农村，支持农业，解决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以农为本”是科学发展观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体现，是我们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基本方针。

3.1城镇化道路要以农业发展为根本前提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规模、质量受农业发展的制约。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剩余，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农村剩余流向城镇，结果是人口的聚集和城镇的扩张。因此，城镇化发展要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通过发展农业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城镇化道路的正确选择。

3.2城镇化道路要以农民利益为基本标准

当前，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利益冲突尤显突出：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民变更身份后的社会保障“无保障”；我国农民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但又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群体，农民是推动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农民的发展是城镇化的首要问题，农民利益的维护和满足是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城镇化过程要高度重视农民的发展，维护农民的利益。城镇化道路要坚持以农民为本，维护农民利益，相信和依靠农民，充分调动、尊重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

3.3城镇化道路要以城乡融合为基本目标

城乡融合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城镇与乡村这两个不同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集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4市场机制：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基础机制

市场机制是规范城镇化进程中利益秩序的基础机制。利益秩序是城镇化进程中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化及其所呈现的状态。城镇化进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是基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提出，它的实现也有赖于市场机制的压力和动力。建立成熟的、市场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是推动利益相关者走向成熟的内在动力。

（1）创新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创新，实现城乡之间实行人口无障碍自由流动。

（2）创新就业制度，要无差别地对待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要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优惠。

（3）创新城乡土地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房价“门槛”和产业开发地价成本。

（4）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面向城镇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

（5）创新行政管理制度，真正实现政府的行为是有限的行为、经济的行为、阳光的行为。

（6）创新投融资制度，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形成多元投资渠道格局，有效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瓶颈”问题。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5篇

程博（1988.10―），男，郑州广发银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创新、城镇化、国民经济。

摘 要：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的根本手段。金融是城镇化的引擎和加速器，对城镇化发展有着明显的支持作用。近年来，开封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金融需求巨大，但是金融供给却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针对开封市金融供给不足的具体问题，应采取加快构建多元化投融资创新机制、培育农村本土内生的金融力量、创新金融产品一站式服务和完善风险管控机制等对策路径，从而促进开封市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金融；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务实高效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没，不仅是我国当前扩大有效需求、稳定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更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开封市目前的城镇化率较低，未来将保持几十年增长的黄金期，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也必将伴随城镇化进程不断增加。因此，为了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金融需求，开封市不仅要建立一个多元、开放和创新的综合性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更需要加快金融产品创新，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从而破解城镇化融资中的制度瓶颈，推动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巨大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地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主要包括硬件配套设施和进城生活成本两项。齐备的硬件配套设施建设需要当地金融的大力支持，道路交通、水电暖等基础设施以及通讯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截至2014年底，开封市总人口454.9万人，城镇化率为42.58%，201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9‰，预计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55%，如果把人口自然增长率考虑在内，并以5.0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那么保守估计到2020年开封市将转移农村人口高达211.54万人。根据中国社科院有关城镇化硬件环境建设的测算，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的硬件成本需要5-6万元人民币/人，那么，到2020年开封市城镇化中硬件投入就达1269.24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农民进城的生活成本也很高。中科院城市报告中有关生活成本的测算指出，一个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成本为2.5万元，那么，开封市211.54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需要528.85亿元生活成本的投入。综上所述，到2020年开封市城镇化大约共需要投入1798.09亿元，并且该资金已经剔除了城镇化后的各项维修费用和对二三产业投入的资金。开封市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缺口巨大。

此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为土地资本，政府有将土地向资本要素转变的金融需求；企业有信贷融资需求和对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现代化转型的金融需求；个人需求则主要表现为以住房金融为代表的个人消费融资需求和村镇居民自建住房资产向经营资本升级的金融需求。因此，开封市城镇化过程中金融需求巨大。

二、城镇化过程中金融供给不足

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当地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高低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金融市场发育水平高，结构健全，那么其所承载的资本和货币市场便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推动地区城镇化水平向前发展。然而，开封市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资本和货币市场衔接困难，从而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供给主体单一

社会募集资金、农民收入、国家财政拨款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是开封市城镇化建设资金供给的四个主体。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不高，通过证券市场大规模直接融资募集社会资本不太现实。而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开封市，其本身农民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并不能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应有的支持。据了解，开封市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有9316元，而相邻的郑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470元。

政府财政拨款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则是开封市城镇化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体系监管收紧的背景下，政府财政拨款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营的贡献度逐步下降，再加上开封市政府较少的财政收入，财政拨款在庞大的城镇化资金需求面前更显得杯水车薪。以村镇银行和小额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次生金融机构法律定位模糊，生存空间狭小，大量民营资本由于政策壁垒和法律规定而游离于金融供给主体之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不能跟上城镇化推进的步伐，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

（二）金融供给配置效率不高

2014年河南省各项贷款年底余额为27583.4亿元，开封市各项贷款年底余额仅为864.4亿元，占河南省总量的3.13%，金融资源过多地集中于大城市，开封市贷款建设资金较为缺乏。除此之外，开封市信贷资金分布还呈现出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各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激烈，势同水火，投资资金往往“画地为牢”，很少出现银团贷款，金融集聚度不高；贷款趋同现象普遍，“你方唱罢我登场”，大量信贷资金重复投向相同的企业、项目，金融资源配置效益降低，而真正有效率、迫切需要信贷资金的企业项目的融资需求不能被满足；受制于商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机制和盈利要求，商业融资有严格的授信要求，商业性融资只关注那些有竞争性，未来能带来可靠稳定收益的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外部性较强的非竞争性融资需求则很难获得支持。

（三）金融服务供给功能不完善

开封市金融服务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其服务手段单一化、同质化的现象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业务主要集中在存贷款业务上，新兴的咨询、结算、、债券融资、产业基金等还比较少，金融供给服务功能不完善。基层信贷部门和信贷审查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商业银行信贷机制的不完善都导致了目前金融机构贷款手续繁琐复杂的局面。

（四）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城镇化进程需要小微企业来带动，而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据有关统计部门数据，在创业初期，小微企业注册资金和初始运营资金中，自有资本占70%左右，来自银行的信贷资金仅有5%左右，剩下25%来自朋友或者风险投资；在企业成长过程，所需的资金中自筹约占35%，银行信贷资金约占18%，其他的来自企业利润留成等。据此，小微企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自有资金”，成长过程中获得的贷款会高于创业初期，但是，总体上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造成城镇化过程中“造血”能力不足，不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三、金融供给支持开封市城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目前开封市的金融供给水平跟不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城镇化金融需求和金融资源供给严重不对称已经成为制约开封市城镇化进程的“瓶颈”。因此，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挖掘城镇化资金潜力成为破解城镇化难题的当务之急。

（一）加快构建多元化投融资创新机制

政府主动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城镇化中最为迫切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采用国外政府大型项目中普遍实行的融资模式“PPP/PEI”（公私合营），还可以通过减免税收、贴现利息和信贷担保等多种优惠手段吸收社会投资。稳妥实行特许经营机制，丰富投融资渠道，努力形成商业化、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创新机制。

探索发行市政债券。由于城镇化建设的“半公益”属性，使得城镇化投资数额巨大，回报周期较长，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大多源于收益的角度，并且贷款资金期限较短，在直接投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度不高的情况下，资金缺口较大的现状将长期存在，因此亟需创新城镇化投融资渠道，探索发行市政债券，建设产业投资基金，解决资金缺口，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探索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即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早期阶段，项目建设方凭借所拥有的资产未来预期收益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筹集建设资金，项目建成后由资产产生的收益偿还债务。资产证券化能够将“死”的资产变“活”，将建成后的收益通过某种方式提前支付，缓解建设者的资金压力，加快资金周转，分散投资风险。在此期间，金融机构要尽可能回避“受益凭证持有人”角色，借助托管人和管理人获取中间业务收入，调控风险模式，通过证券形式分散风险，带动民间投资。

（二）培育农村本土内生的金融力量

科学引导民间金融发展，探索拓宽土地金融的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农村要素市场化。我国土地制度产权的不清晰阻碍了农民行使土地权利，这就使得农户不能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用于发展生产，农地金融的模式狭窄，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在我国现行的林权制度改革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农村要素市场化，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可进行抵押，拓宽农地金融的模式，这样可有效解决农村信贷市场上抵押担保品范围狭窄的问题，从而为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三）创新金融产品一站式服务

城镇化进程背景下的农村消费模式将会不断发生变化，从传统的维持温饱型转变为多元的复杂消费型，新型的个人消费融资模式广泛被接受，比如教育、旅游等需求，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股票、基金等个人投资需求也将孕育而生。因此，金融机构应该发挥优势，整合传统和新型业务于一体，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业务融合在一起，提供便捷的一站式金融产品服务。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实行金融产品综合动态评估机制，简化银行手续，把资信审查的重点仅放在“三农”授信产品运作程序和要件即可，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激励机制方面，在涉及城镇化的金融产品中实施 “倾斜性”的资源配置政策，全方位满足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类金融需求。

（四）完善风险管控机制

随着开封市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将涌现，因此，要完善风险管控机制，降低金融风险。建立适合城镇化金融需求的产品风险识别、计量、监管体系，设置风险加权计量方法，重点关注投资风险和信用风险，将金融机构关联交易和内部交易相互糅合后的整体效应作为监管体系的关键，确保风险测量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开封市政府还应加大对城镇化保险的投入，解除金融机构城镇化贷款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单位：1.河南大学经济学院；2.广发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参考文献：

[1] 何静，戎爱萍.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创新研究[J].经济问题.2012，（1）：126-129.

[2] 吕可，赵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商业银行集团金融产品创新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6）：69-73.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6篇

1 东营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1.1 我市城镇化进程渐显理性

自改革开放后，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我市城镇化进程可分三个阶段：一是，超常发展阶段（1978～1990年），我市经济处于摸索阶段，经济发展不平稳，1979、1980、1981、1986、1988年等年份经济增速呈现负增长，此阶段城镇化进程受政策影响较大，年均GDP增速为8.63%，城镇化率从1977年的12.41%跃升至40.23%，年均提高2.14个百分点。二是，平稳发展阶段，1990年―2000年，我市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年均GDP增速为10%，城镇化水平由1990年的40.2%增至2000年的48.3%，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三是，加速发展阶段2000年-2012年，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我市经济不断上新台阶，城镇化实现快速发展。2005年GDP达到1145.74亿元，2008年GDP达到2028.27亿元，2012年GDP达到3000.66亿元，十二年间GDP年均增速达到14.11%。城镇化水平由2000年的48.3%增至2012年的62.08%，年均提高1.15个百分点，呈加速增长态势，已成为全省城镇化水平提高较快的市份之一。2012年，我市城镇化水平居全省第四位。

1.2 城镇规模、集聚效应显现

建市之初，我市乡镇数量较多，且多数乡镇行政面积、经济规模较小，经济集聚效应差，总体竞争力较弱。从2000年以后，各县区对人口规模较小、行政区域较小、经济发展落后的乡镇进行撤并，我市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截至2012年底，全市乡镇总数从2000年的58个减至26个，其中乡数量由31个减至3个，减少28个，而镇、街道数量由27个增至37个，增加了10个。同时，自2000年以来，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速度加快，全市城镇人口年均增加3万多人。

1.3 城镇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

1990年-2012年间，全市总人口（常住人口）从160.22万人增加到207.26万人，增长29.36%，同期城镇人口从64.46万人增至128.67万人，增长99.61%。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1.4 城镇化水平超过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1990年以来，东营城镇化发展快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全市城镇化率为40.2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2.89个百分点；2000年为48.2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0.1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05个百分点。到2008年为57.7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0.2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07个百分点。到2012年为62.08%，比全省水平高出9.6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51个百分点。

2 东营城镇化发展的动因

2.1 经济发展带动

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达到3000.66亿元，是1990年的12.75倍，年均增长12.3%。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126.02亿元，是1990年的11.43倍，年均增长11.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70.3亿元，是1990年的35.97倍，年均增长17.7%。地方财政收入158.71亿元，是1990年的62.2倍，年均增长20.65%。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新型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必将为东营市城镇化的推进提供强劲动力。

2.2 政策导向带动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惠及民生力度，基本建设不断倾向公共建设领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增强。2012实施了总投资181亿元的两批57个重点城建项目，建设森林公园、城市公园、街心公园45处，新增绿地400万平方米，改造提升东二路、西四路等28条道路74公里，完成东三路、辽河路等7条道路沿街立面改造84万平方米，年供水总量为9890万立方米，集中供热能力3000兆瓦，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19.9万立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3 对东营城镇化发展前景的展望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而目前东营市62.08%的城镇化率正处于这个阶段。因2000年以后东营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1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按此增长速度，预计2013年东营城镇化率将达到63%。

4 加快东营城镇化进程的对策

4.1 实行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加强对城镇发展的科学指导

一方面，城镇规划要用发展的眼光、超前的意识，合理安排城镇布局、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综合规划，要坚持统一原则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改进规划手段和方法，使其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把规划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

4.2 各级政府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树立“经营城市”理念

政府部门应发挥引导作用，整合城镇资源，同时还应树立“经营城市”理念，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部分基础设施属于准公共产品，在生产方式上可以有政府直接生产和委托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过去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经营城市”就是要把城市作为一种产业和资源总体推向市场，以商业的眼光来进行盘活，敞开大门来欢迎社会的各种生产主体参与城市的开发与建设。

4.3 加强转移人口的素质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居民社会保障体系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7篇

1．1金融对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中显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要为即将步入城市生活的3亿人建设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在此期间该项资金支出每年将占中国GDP的6．1％左右，在初期即2013－2017年间，甚至可占到GDP的7．3％的峰值。这些数据显然说明仅依靠国家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发挥对城镇进程的资金支持作用。

1．1．1金融规模的扩大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由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规模随之不断扩张。金融业增加值、本外币存贷款规模等一系列重要指标都呈显著增长趋势。由我国银监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2年末，银行业的资产总额已达131．27万亿元，负债总额已达122．63万亿元。2012年顺利成为总资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这一年银行业新增加的资产总额达19．75万亿元，增幅为17．7％。原有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不断延伸，各种新型金融机构为顺应新形势的发展积极涌出，在更加宽阔的领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1．1．2金融机构的完善为城镇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城镇化建设所涉及的项目一般具有周期长、所需资金量大以及沉淀成本高的特征，这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逐利性矛盾，所以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筹到城镇化建设的款项。而金融机构的不断完善为城镇化建设所需贷款提供了多种的融资方式。一方面，城镇化的资金可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以及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的方式直接募集到所需资金，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日臻完善可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多种期限、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资金需求方应根据建设项目的预期收益以及周期选择适合的金融产品。

1．2金融对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支持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表现为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下降，第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上升，这同时也是城镇化建设发展的要求。第一，就金融对第二、三产业的支持而言，第二产业主要以工业为代表，企业一般规模较大，所需资金量也较大，为了保证企业的稳定的运营，因此就需要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持续、较大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应通过发放信贷、发行债券、股票等多种融资渠道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对于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而言，企业规模一般不大，但数量众多，金融机构能够满足其多样化的资金需求，推动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第二，就金融对第一产业的支持而言，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并不能说明其位置的下降，相反在任何阶段第一产业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金融对第一产业的支持表现在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表现在提升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例如给予农民适当贷款的资金支持，以便于他们购买大型的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水平，例如给农民提供贷款以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另外还要鼓励有能力、有条件的农村购买农业保险或参加期权市场等，进而实现在可能面临各种风险的情况下，仍可得到一定收益的补偿。金融的发展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带动了资源的充分流动。使那些发展前景较好的行业或企业更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从而获得长期发展所需的各项资金；相反的是那些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效益较差的行业或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从而最终走向消亡。因此，金融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优势产业可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发展迅速；落后的劣势产业必然遭到金融机构的淘汰，从而因资金链断裂而消亡。

1．3金融对农村城镇化提供资金支持

农村城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农业的现代化。金融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上涨、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以及适合农村的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增多。首先金融机构的数量上涨，扩展了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因此能够在更多的地区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减少了企业或个人的交易成本，金融机构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资金支持，促进了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适合农村的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增多，能够充分满足农村对于金融的多样化需求，更好地享受金融带来的多重便利。金融对于农村城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加快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较直观的转变是改变了农村的风貌，通过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其次，完善农村的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险制度，让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舒适、安稳的生活；最后，金融发展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村居民的金融思想与观念，不断推动农村居民金融意识的萌芽与发展。

2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2．1金融供给总体不足

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供给总量与资金需求总量相比较，二者存在较大缺口。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庞大的资金需求量仅靠财政资金是难以解决的，这就急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但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建设项目一般具有公共性，这与商业性金融的盈利性相矛盾，因此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的资金支持，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又缺乏专门的政策支持。在产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小，农村的金融体系严重滞后于城市。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较少，甚至在业务上出现了“倒吸”、“惜贷”的情况。在工业企业的发展中，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与资金的需求总量相比，金融供给总体明显不足。

2．2金融发展与产业转型不协调

目前，我国的金融系统呈多元趋势化发展，金融的深度、广度、弹性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均不断增加。但从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角度讲，金融系统的扶持重点出现严重偏差，具体体现在对生产领域以及工业的过度支持，而对消费领域以及服务业支持不足，金融体系没有较好地适应产业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转型趋势。实际上，随着投资效率的持续低迷以及国际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在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辆拉动国民经济的马车中，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不得不依赖内需来拉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银行的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偏向于生产领域，金融体系更倾向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以投资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明显大于以消费为导向的金融支持，这体现了注重居民资产配置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则处于萌芽发展的阶段。以上事实说明，金融体系过分注重支持重资产的资本密集工业企业，而对轻资产又相对缺乏稳定现金的服务行业明显支持力度不足。

2．3农村城镇化金融支持不足

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动态演进的过程。整体意义上的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包括农村城镇化两个方面。城市地区包括了产业以及人口的集聚，因此具有很强的要素吸引作用，自然成为目前金融支持工作的核心。而农村区域受到长期效率较低的农业活动的限制，至今仍未形成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得到的金融支持远远不足，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从而拖延了城镇化的整个进程。经历年的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民间资本以及农业保险五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各种金融机构的功能严重缺以及比例不协调，从而导致了我国农村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难以为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3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对策

3．1创新银行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

在城镇化建设中，金融机构应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探索适应当地特点的融资方式，积极创新多元化的融资模式。为适应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资金占用量大、收益水平低、周期以及成本回收期长的特点，金融机构应推行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这样不但能快速融到城镇建设所需要的资金，还能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率，从而降低投资风险。金融机构还应鼓励各种股权投资基金直接参与或私人资本通过运用BT、BOT等方式参与等，通过创新融资模式，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

3．2促进产融结构的协调发展

我国想要谋求合适的产融结构，必须要改变目前金融机构过多支持第二产业的不合理现状，促使金融机构加强对现代服务业以及消费领域的支持力度。我国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现代服务业支持力度。由于我国的服务型企业普遍具有“重知识与技术含量而轻固定资产”的意识，结果导致服务业的规模较小而难以获取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因此，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发针对于现代服务企业的多层次的金融信贷产品，或者选择重点的现代服务企业直接融资，积极促进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融资体系。我国金融机构应大力支持消费领域扩张。城镇化发展与消费之间具有互相推动的关系。金融机构应积极支持消费领域的扩张，其关注的视角应锁定在个人住房贷款、商业保险以及汽车金融三个方面。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商业银行应扩大个人住房贷款的优惠程度，与人民银行所规定的70％的基准利率下限优惠不断靠拢；对于商业保险领域，应积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真正有利于解决商业保险地区、职业间的保障差异为路线，努力为商业保险提供机遇；对于汽车金融方面，商业银行在关注汽车金融公司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多样化的购车资金来源。

3．3加大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力度

第一，政府要积极创新金融系统，不断推动金融资源由城镇流向农村，并通过优惠的金融政策吸引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等在农村区域设置服务网点，以丰富农村区域的金融层次，提升金融创造力与活力，从而突破农村信用社的垄断状况。第二，在城镇区域经济可接纳的范围内，增设中小金融机构，例如村镇银行等，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更加灵活便利的金融服务。第三，正确引导民间资本的流向，积极实行联合的自然人贷款制度，在保留其民间借贷模式的基础上，将民间资本吸纳进金融体系中，这样不仅能满足资金需求，而且又将资金留存在了私人经济部门，从而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农村资本的外流。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8篇

过去的30多年，我国城镇化以超大体量实现高速发展，走完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实现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成就卓著、世所罕见。但传统的粗放式城镇化模式弊端重重、不可持续，走以人为本、城乡互动、产城融合、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选择。与过去相比，新时期城镇化建设的金融需求有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的多元化。新时期城镇化不是简单地增加城市人口比例和扩张城市规模，而是在产业支撑、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是一项涉及多类经济主体、多种经济活动的系统工程。城镇经济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金融需求的多层次、多元化，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具有大额、长期的特征；城镇新兴产业与成长性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城镇小微企业与“三农”融资需求具有规模小、频率高、时间急的特征；就业、创业等民生领域融资需求则主要以小额、低成本为特征；城镇居民还有投资理财、资金汇兑等各类综合性金融服务需求等。从金融供给看，各金融机构在经营理念、业务模式、产品服务等方面存在趋同问题，不能完全满足各类城镇经济的融资需求。

二是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的公益性。新时期城镇化离不开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需要加强城镇交通、能源、供水、通信、文化娱乐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完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城镇公共服务。这些项目都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公益性大于盈利性，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部分基础项目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目前，我国金融组织体系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体，追求盈利性、安全性与流动性间的平衡，对公益性项目的支持能力相对较弱。

三是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的均衡性。新时期城镇化既不能片面发展大城市，也不能盲目发展小城镇，需要走均衡发展道路，推进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迫切需要增加中小城镇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加大对中小城镇的资金投入。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在城乡之间布局失衡，金融机构网点设置、人员配备、信贷配置等都向大城市集中，在欠发达县域和小城镇的配置不足，大量县域资金流向大中城市，不能完全适应城镇化均衡发展的要求。

四是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的差异性。城镇化建设没有特色就没有竞争力，就难以发挥自身优势。新时期的城镇化不是规划趋同、千城一面的城镇化。城镇特色不同，其金融需求必然存在差异。如以消费为经济模式的城镇的金融需求必然不同于以生产为经济模式的城镇；以农业为特色产业的城镇必然不同于以工业或以服务业为特色产业的城镇；以内需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城镇也必然不同于以外贸为主要动力的城镇，等等。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的特色化，也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完善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建议

1.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和协调政府应该对各相关部门进行政策指导和协调，促使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部门从城镇化建设大局出发，通力协作，各司其职，积极推进我国城镇化顺利向前发展。政府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等手段，根据当地的经济环境和城镇发展规划确定相关投融资计划，做到循序渐进，有的放矢。政府还应建立完善农村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制定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办法，准确反映企业的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为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提供参考与保障。政府应协助金融机构把好信贷风险关：首先，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其次，把好贷款发放关；最后，把好贷后管理关。

2.加快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以交通、通信、环境设施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性基础建设和以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基础建设，这两类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是很难解决的，因此必须积极探索金融手段，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来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3.加快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应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国家发展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挥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和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的作用，开展有针对性的贷款，专门为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服务；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应在城镇化过程中努力寻找契机，为城镇建设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可以在发展城镇经济和提高社区服务水平上开展相关金融服务，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农产品结构调整、农产品深加工等，特别是拥有巨大需求潜力和就业量大的服务项目，促进城镇第三产业发展；三是应积极建立和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扩大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试点。必须通过制度供给，改变不利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为民间资本的进入打开方便之门。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组织，直接为中小企业发展进行融资服务，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棘手问题。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镇规划 城镇质量 循环经济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结构协调的城镇体系，是我市城市建设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回顾我市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收到的成效，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多年来获得了建设部、省、市政府的多次表彰和奖励。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演变，对城镇化进程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根据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建设部汪光焘部长明确指出：规划调控目标要从确定城市规模和功能定位转向控制合理的环境容量和科学的建设标准，不要盲目提高标准和扩大规模，要着眼于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要从确定与安排开发建设项目转向各类资源保护利用和空间管制，要明确对包括风景名胜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在内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强制性保护。要实现这两个重大转变，就要求我们调整思维方式、更新思想观念，在城镇规划的制定中应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和城市运行低成本的要求，不能把规划仅局限于空间形态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并使其得到可靠保证；能根据城镇自身特点指导其确定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通过试点引路、分类指导、提高城镇建设的总体水平。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实现城镇规划调控目标的两个转向，是城镇化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的根本。城镇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由农村向城镇空间不断转移和城镇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它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它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兴旺的产业支撑，因此城镇发展的原动力应该是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和人为热情。由此可见，城镇规划的编制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绝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城镇规划的实施，即城镇建设是与经济建设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只有经济发展了，城镇建设才能阔步前进。也只有城镇建设的路子走对了，城镇经济才能兴旺发达。当前在全球兴起的最新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以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发展经济的原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对加速城镇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制定城镇规划时还要从传统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这才是立城之本，兴镇之基。

推进城镇化的目的是用市场经济机制引导农民进城，推动城乡社会经济全面、健康、协调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我市在撤乡并镇的机构改革前提下，城镇规划和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一是城镇规模小、数量多、密度大的缺陷，个别建制镇尚不足万人，远远达不到省政府要求的3万人规模，只因是行政建制镇，也不得不作城镇规划来建设和发展，从而造成规模效益差、人气难于聚敛、城市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城市运行成本过高等弊端，其结果必然是产业无支柱、财政无后劲、发展无强项、建设无特色。所以，只有按照经济发展规律，重点发展基础好、潜力大、实力强、产业兴旺的建制镇，才能将其培育成为区、县的经济龙头、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才能体现城镇的凝聚力、向心力、辐射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二是城镇规划铺的摊子过大，占用了过多的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城镇规模的大小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少，在编制城镇规划时，由于各种原因使之对人口规模估算过高。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城镇驻地人口数量到2020年的远期目标能控制在3％的增长率就很不错了，其根据是我省制定的人口规模从近期的9300万到2020年的9600万，其增长率也不过是3．23％而已。如果我省每个城镇人口的增长率都大干这个百分比，那么我省的总人口数量将如何控制?合理利用和节约土地的基本国策又何从谈起’所以若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过大，而经济发展水平又相对滞后，其后果必将是建设成本的提升，并会成为城镇发展的巨大负担。

由此可见，真正的城镇化是城镇的相对集中、而不是分散，是城镇规模的大小适中、而不是过小。因此，城镇规划的调控目标从以规模为本、向以人为本、提高城镇质量(城镇质量是城市集约化程度的反映，他包括用地结构、土地利用率、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容量、基本设施水平和科学的建设标准等一系列重要内容)转向，从功能定位向合理利用和节约各类不可再生资源(其中尤以土地资源)转向就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适时的，其针对性和可行性非常强、现实意义特别大。

城镇化进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诉求；机制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会加快农转非的步伐，将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的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口。在农转非过程中，国家在资源配置上集中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导致了城乡二元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形成，农民工与市民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会产生农民问题。我们的调查小组成员通过了解走马镇城镇化发展现状，以农民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农民的的诉求和保护途径，有利于丰富武陵山片区地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研究成果，使城镇化发展建设真正得益于每个农民。

一、研究设计

（一）调查内容

以走马镇农民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结合农民在城镇化发展前后生活现状，从户籍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加以分析，认为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或不完善是导致农民诉求产生的原因，在此分析上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农民权益遭受侵害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得出了走马镇农民在生活水平、就业、社会保障等诉求问题得到解决的愿望的增强。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农民工权益保护应有的多层次的长效性的保护机制。

（二）调查基本情况

调查小组为顺利开展调查活动，于2015年6月份展开了以隶属走马镇的古城村、花桥村、李桥村的农民及街道居民的调查，以深入访谈和抽样问卷调查为主要方法，按照年龄阶段和性别对三地的居民进行分类，以一定的配额选取样本并发放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19份，其中古城村112份，花桥村89份，李桥村9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186份。调查小组成员就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对城镇化提供的就业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后期统计回收有效的调查问卷分析数据，并结合实际访谈资料撰写城镇化发展中农民的诉求的调查报告。

（三）调查对象及样本特征

调查小组发现位于湖北恩施州的走马镇符合城镇化发展中农民问题的调查，近几年走马镇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素有武陵山区“明星乡镇”之称等殊荣。本次调查共完成312份问卷调查，在调查的样本中，按走马镇的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变化让37.3%的居民对目前的生活持满意态度，43.3%的居民感到很满意，而持一般、不满意态度的比例分别为15.3%、2.7%等数据，针对数据，调查小组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农民不满意的因素是由于他们的诉求未得到政府、企业、社会等的回应。具体分析见下图1所示：

图 1 调查对象对于生活的满意度

二、走马镇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诉求特征

（一）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

1、生活水平诉求提高。在走马镇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与失地前相比，失地农民部分生活水平下降。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20户农户中，耕地被占用前年人均收入为4539元，耕地被占后年人均收入4128为元，低于恩施州平均收入水平。造成这些农户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经营，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庭院经济。当和城镇居民一样支付必要的生活费用，致使其生活成本明显上升，然而，农民在享受政府给予的补助时根本不可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贫富分化较为严重。因此，希望生活水平不因失地而下降就成为了相当一部分农民的利益诉求。

2、就业创业诉求强烈。在走马镇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上，较为普遍存在严重的农民就业歧视现象，这可以用博弈理论解释为存在政府、企业、城市居民、农民工之间的博弈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业在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低的行业。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走马镇打工的农民中，就农民在不同行业就业的比重，得出了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最大，占29.08%，其次是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占17.34%，可以看出，这些行业是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最差的，也最容易受到失业的工种。农民工普遍认为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农民盼望政府能提供技术培训以便能够自主创业。

3、基本社会保障诉求渴望。社会保障主要是“五险一金”。许多工商企业以及其他机构为了节约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不给农民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据走马镇统计局2011年对8268名农民工的监测调查结果显示，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障项目的占19.9%（图2）。可见，外部性理论说明了由于保障制度的福利经济性质，不可避免的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性特征，为了避免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障、失业保障等制度的公共产品带来的外部负效应，走马镇必须从宏观上统筹规划，研究制定统一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是迫在眉睫的。

图2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重（资料来源：走马镇统计局整理）

（二）农民的政治文化利益诉求

1、基层领导服务诉求的提升。大量事实表明，农民利益诉求表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无法与基层政府进行平等对话、有效的协商。乡镇基层政权在实施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在起着主导的作用，农民处于一种无话语权的境地，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与政府协商甚至谈判的权力，失去了政策实施行为走向良性发展的机会。在收集起来的有效调查问卷中，农民回答“经常参与政府民主管理”的占15.6%，偶尔参与的占20.3%，从来没有参加的占64.1%。因此，拥有与基层政府平等对话的权力是今天失地农民重大的利益诉求。

2、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诉求高。走马镇农民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就业与再就业困难，导致不稳定的收入，维持家里的生活开支，没有多余的经费投入子女的教育。尽管目前在走马镇，义务教育阶段免除了学杂费，但是高中阶段并没有实行这一政策，伴随着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的不断上涨，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在对家长的访谈中，我们发现82.2%的农民经济水平中等以下，78.8%的知识水平初中以下。但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很高，92.1%的父母对子女寄予厚望。

3、满足文化生活诉求的增强。一些农民由于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而对生活灰心失望，面对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无所适从。因此，当拿到征地补偿款项、安置费用后，沉迷、消极避世等。对于这些农民而言，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能够激发起生活的热情。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希望政府组织起来并与文化部门组织的“三下乡”等活动结合起来，这样对丰富农民生活，提高自身素质等很有禅益。

三、建议

城镇化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涉及到了社保覆盖、扶贫、教育、户籍改革等议题。这无疑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的诉求问题得到有效切实的行动提供了很大机会。对此，本次调查针对农民诉求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加大扶贫惠农政策

为提高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响应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在走马镇长期实施惠农政策，在本镇建立“非农业反哺农业”、“以城补乡”的财税政策，同时实施精准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如应该在企业中明确规定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等机制，在全镇城乡推行统一的最低工资法。在扶贫方面，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实现全镇贫困人口脱贫，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区域性贫困。

（二）完善就业创业体系

针对就业，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对此走马镇应具体实施这一政策，一方面就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和较强的职业素质，另一方面政府需要给予农民极大的配合和支持，在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整合教育和资源，全面提供政府补贴技能培训服务。当地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群体自主创业的支持，启动“创业扶持基金”，向有能力且目标明确以及方案可行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政策优惠，扶持农民工企业发展，帮助其度过创业瓶颈，真正实“城市人”的转变，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走马镇农民基本建立起来的的城镇化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以社会效益为核心，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医疗保险制度下的资金筹集方式由农民工工资为基础的企业缴费与个人缴费，转变为由用人单位承担，从单一保险费率转变为多样化浮动保险费率，对于工伤保险可以提出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税+农民工缴费”的资金筹集模式。因此，在走马镇坚持实施城乡居民参保计划，推进健康全镇建设时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建立覆盖全镇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十三五规划”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规划。

（四）加大教育投入

政府应加大对走马镇教育经费的投入。首先，提高走马镇教师待遇，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进入农村。其次，加强走马镇的教育环境，完善桌椅、体育、电器等硬件设备，让走马镇的学生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同时，走马镇应积极响应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失失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五）加强农村基层领导的服务

安全推进社会法治治理精细化，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提高城镇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及基层组织领导工作水平，首先必须紧紧围绕选用好人，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这个主题，解决好农村工作“无钱办事”问题。其次紧紧把握好加强村党支部建设这个关键，优化党员结构，切实提高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工作水平。

（六）改善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引导农民开展各种有益身心的文化娱乐活动，推动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城镇化。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加大政府投入，同时，还应拓宽农村精神文化建设资金的社会筹集渠道，加大文化活动室、活动场地、健身器材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坚持和完善“文化下乡”活动。利用农村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特色，切实满足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第三， 整治不良社会风气，加强城镇化法制建设，为广大农民营造一个良好、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李献辉，刘海云.失地农民生存现状调杳与分析[M]，载于安徽农业科学[J]2008年第26期.

[2]顾汉龙.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M]；载国土资源[J]；2009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