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03 12:13:58
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龋病；根龋；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老年人
[中图分类号] R781.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1（c）-0111-04
Survey of dental caries on the old people in Beijing City
ZHAO Mei ZHANG Hui CHEN Wei WANG Peng HAN Yongcheng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Dentistry， 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Affiliate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ntal caries status of the elderly aged 65-74 years in Beijing City，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oral health service. Methods An equal-sized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ly sampling design was used in Beijing City. Oral examinations of dental caries were performed on people who aged from 65 to 74. SPSS 13.0 software was appli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5208 old people were examed. The caries prevalence was 69.16%， which in the urban area （70.6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65.78%） （P < 0.01）. The caries prevalence of the female （71.9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66.93%） （P < 0.01）. The DFT was 2.85， which in urban area （2.9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2.62） （P < 0.01）. Considering the sexual difference， the DFT of the female （3.0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ale （2.67） （P < 0.01）. The dental caries filling rate was only 29.97%， which in the urban area （33.6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20.59%） （P < 0.01）. Conclusion The caries prevalence of the old people in Beijing City is still very high， but the filling rate is very low.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caries prevalence， DFT and the filling rate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area.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should be taken in the rural area.
[Key words] Caries； Root caries； Oral epidemiology survey； Old people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寿命普遍延长，老年健康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北京市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关注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成为口腔医疗服务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口腔疾病的进展性和累加性，老年人对口腔保健有其特殊的需求。然而，老年人群往往比其他人群难以获得口腔卫生保健服务。进行老年口腔保健的前提是有效的疾病监控[1]。为了调查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群的口腔健康状况，了解龋病的患病趋势，为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提供最新信息，2010年北京市牙防所组织16区县牙防机构的口腔专业人员对全市65～74岁老年人进行了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现将北京市该人群恒牙患龋状况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北京市16个区县城乡65～74岁常住人口，调查时间为2010年9～11月。
1.2 抽样方法
遵循经济有效的原则，采用多阶段分层等容量随机抽样方法。本次调查的抽样设计，以区县为单位，按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高低分为三层，每层随机抽取一个街道或乡镇。每个样本街道或乡镇随机抽取2个居委会或村委会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抽取60人（男女各半）。
1.3 样本量
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量5208人，其中城市3595人，农村1613人，男2572人，女2636人。
1.4 检查项目
一般项目：姓名、性别、户口类型、出生日期等。 健康状况项目：恒牙冠龋及根龋。
1.5 调查标准
口腔检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法进行。检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镜和CPI探针。龋病检查标准参照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方案中龋病的诊断标准[2]。
冠龋：牙齿的窝沟点隙或光滑面有明显的龋洞、或明显的釉质下破坏、或明确的可探及软化洞底或洞壁的病损记为龋齿。使用CPI探针来证实咬合面、颊舌面视诊所判断的龋坏，若有任何疑问，不能记为龋齿。
根龋：进行根龋检查时首先要判断牙根是否暴露，其标志是釉牙骨质界暴露。牙根已暴露，用CPI探针探及根面有软或皮革样感觉的病损记为根龋。一个龋损同时累及冠部和根面则分别记录为冠龋和根龋。
1.6 质量控制
检查者均为口腔专业人员，具有3年以上口腔临床工作经验。现场调查进行前，检查者由北京市口腔流调技术指导小组统一培训并考核，经标准一致性检验合格（Kappa值达到0.6以上）。调查现场的检查条件一致，使用统一配置的CPI探针。调查过程中，安排5%受检者接受另一名检查者的复查。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冠龋状况
如表1、2所示，5208名受检者中，冠龋患龋率为67.09%，城市为67.96%，农村为65.16%，经统计学检验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46，P < 0.05），城市高于农村；男性患龋率为64.31%，女性患龋率为69.80%，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17.802，P < 0.01），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冠龋龋均为2.57，其中城市为2.61，农村为2.49，城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274，P > 0.05）；男性龋均2.35，女性龋均2.79，女性高于男性，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4.892，P < 0.01）。冠龋充填率为34.81%，其中城市为39.42%，农村为24.02%，经统计学检验城乡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294.166，P < 0.01），城市老年人充填率显著高于农村。
表2 北京市65～74岁人群恒牙冠龋患龋情况[n（%）]
注：D：患龋未充填；F：因龋已充填；DF：患龋及因龋充填
2.2 根龋状况
如表3、4所示，5208名受检者中，根龋患龋率为23.71%，其中城市为24.65%，农村为21.64%，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71，P < 0.05）；男性患龋率为22.74%，女性患龋率为24.66%，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35，P > 0.05）。根龋龋均为0.63，其中城市为0.69，农村为0.49，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4.547，P < 0.01）；男性龋均为0.66，女性龋均为0.60，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149，P > 0.05）。根龋充填率为18.01%，其中城市为21.70%，农村为6.35%，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95.324，P < 0.01）。
2.3 冠根合计情况
如表5、6所示，5208名受检者中，患龋率为69.16%，其中城市为70.68%，农村为65.78%，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12.552，P < 0.01）；男性患龋率为66.33%，女性患龋率为71.93%，女性高于男性，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19.124，P < 0.01）。龋均为2.85，其中城市为2.96，农村为2.62，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3.360，P < 0.01）；男性龋均为2.67，女性龋均为3.03，女性高于男性，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3.760，P < 0.01）。充填率为29.97%，其中城市为33.69%，农村为20.59%，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246.939，P < 0.01）。城乡各区县患龋率、龋均、充填率情况详见表7，其中，东城、西城等城区充填率高，延庆、门头沟等远郊区充填率低。
3 讨论
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是研究口腔疾病在人群中发生的分布规律，以及制定疾病防治策略的重要手段。自1983年起，全国大约每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此次北京市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距2005年第3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已有5年之久，此次调查对象是从北京市16个区县随机抽取，样本含量涉及范围比前3次全国流行病调查更为广泛，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和牙病防治工作情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也有了新的变化。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北京市65～74岁人群患龋率为69.16%，龋均为2.85，与2005年北京市同龄人群调查结果[3]（患龋率为66.03%，龋均为2.37）比较，65～74岁老年人患龋率和龋均二者均有上升趋势，提示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北京市老年人患龋率、龋均、根龋患龋率、根龋龋均、冠龋患龋率城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城市高于农村，与2005年流行病调查结果一致，符合发展中国家龋病流行病学特征[4]。这可能与城乡居民的饮食习惯差异等因素有关，如城市居民糖的消耗量及吃甜食频率较高，食物加工较细[5]。提示还要继续开展切实有效的口腔健康促进项目，加强对城市居民的口腔健康教育，使其掌握口腔健康知识，主动采取有利于口腔健康的行为，提高自我口腔保健意识和防病能力。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根龋患龋率为23.71%，龋均为0.63。这与2005年流行病学调查结果[3]（北京市老年人根龋患龋率26.39%，龋均0.46）相比，患龋率有所下降，但龋均上升。说明老年人根龋问题仍然严重，未得到很好控制。分析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牙龈退缩发生率增加，或由于牙间隙暴露、口腔卫生差、食物嵌塞等原因，菌斑易附着于釉牙骨质界及根面，导致牙骨质脱矿、软化，发生根面龋[6]。此外，老年人缺失牙多，活动义齿与基牙间食物嵌塞，也会致使根龋的患病率增加[7]。应该针对这些发病特点，加强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和日常保健能力，使其保持良好口腔卫生，预防根龋的发生。
与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龋齿充填率（29.97%）相比，2005年（23.88%[3]）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根龋的充填率。其中，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城区充填率在45%～52%。这些与北京市政府近年来两次将口腔保健纳入政府实事，如为低保全口无牙老人免费镶牙、市卫生局出台了生命全周期口腔保健等举措，有密切的关系。此次调查显示，城区老年人龋齿充填率明显高于农村，这一点与辽宁[8]、湖北[9]省市基本一致，表明农村地区老年人大部分龋齿未得到有效治疗[10]。从口腔疾病的危险因素来分析，城乡口腔健康状况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口腔卫生习惯、就医行为、知识态度、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主要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农村相对城市而言，经济比较落后、卫生资源匮乏、人们缺乏口腔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能力[11]。针对城乡老年人患龋状况和治疗水平存在的差异，提示今后要合理配置城乡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城乡经济水平和口腔医疗资源分布，加强对农村基层口腔专业人员的培训，积极开展社区口腔卫生服务，预防口腔疾病，提高龋齿充填率，切实提高老年人群口腔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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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调查报告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是根据特定目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某一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之后写成的书面报告。按调查报告的性质和内容，一般可以划分为综合调查报告、典型调查报告和专案调查报告三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知识与财富决定生活满意度与乐观度
对中国人民基本生活满意度调查在2007年5―6月间完成。样本区分为――大城市5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中小城市5个：保定、宁波、绵阳、锦州、咸阳；农村县7个，分别位于：荆州、保定、宁波、绵阳、锦州、咸阳和江门。样本在各地区均使用等额给样的方法，每县市的预定抽样总量均为300人；使用多段随机抽样方法获得样本家庭，户内合格受访对象为18岁以上且其个人生日离访问日期最近的成年人。本次调查最终获得的成功样本为5584个，其中城市居民为3243人，农村居民为2341人。（调查样本基本构成情况：性别：男占49.6%女50.4%；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占7.6%，小学占15.9%，初中占31.6%，高中/中专/中技占26.5%，大专占10.9%，本科以上占6.9%）
城乡居民中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评价与未来生活水平预期的乐观度呈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对现在生活比较满意的人，对未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样会更有信心，但如果对现在生活不太满意的人，他们对未来生活改善的信心也低（参见表1、2）。
交叉分析显示，性别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受教育程度、目前生活水平的档次、个人生活感受和预期的相关性影响则极为显著：小学文化程度对未来生活持悲观预期者为8.6%，持平预期者为23.8%，乐观预期者为42.0%，不确定预期者为25.6%，而在大专文化水平者中，悲观预期仅为4.2%，持平者为15.7%，乐观预期者为70.1%，不确定预期为10.0%；在自己报告属于低档生活水平者中只有34.7%的属于高乐观群体，而在自己报告属于高档生活水平者中达到77.1%的人属于高乐观群体。
表1：受教育程度与对于未来生活变化预期间的关系。（单位：%）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以上
悲观 10.8 8.6 6.9 5.3 4.2 2.1
持平 21.0 23.8 20.1 17.5 15.7 15.2
乐观 37.1 42.0 53.8 63.8 70.1 74.1
不确定 31.0 25.6 19.2 13.3 10.0 8.5
表2：自我报告的个人生活水平与对于未来生活变化预期间的关系（单位：%）
低档 中偏低 中档 中偏高 高档
悲观 15.1 7.9 3.8 3.4 0
持平 24.3 22.7 17.5 12.2 11.5
乐观 34.7 51.7 62.1 73.2 77.1
不确定 25.8 17.9 16.4 11.1 11.5
情绪指标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果，在低于小学文化程度者中茫然（无聊/发愁）者与快乐（愉快/兴奋/浪漫/温馨）者之比为24.3%:8%，小学文化水平者中为26.3%:8.7%，初中为20.5%:9.5%，高中为13.5%:12.4%，大专为10.3%:15.9%，本科以上为4.4%:16%。在生活水平方面，自认属于低档生活水平者中茫然者与快乐者之比为36.4%:4.7%，中偏低档生活水平者为18.8%:9.3%，中档为11%:12.9%，中偏高档为9.3%:16.4%，高档为3.8%:23%。
在城乡居民总体中，每10个人里大约有4个人感到平静满足，有1个人感到愉快浪漫温馨，有1个人平淡冷漠，有2、3个会无聊、发愁、焦急和紧张，还有个别的会随遇而安。如将所有的情绪大致划分为积极的、中立的和消极的三种，则此三者间的比重约为5:5:1.5。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人群在平静满足、平淡冷漠、紧张感方面的差距不是特别大，而最能体现差异的两类情绪是：无聊发愁和愉快浪漫温馨，这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及的茫然与快乐这两类情绪。在所有的情绪中，女性（46.2%）比男性（39.4%）更具平静满足感。城乡之间比较，更可见农村居民的平静满足感稍低于城市居民，而无聊发愁的人群者差不多2倍于市民（参见表3）。这与我国当前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差别是相关的。
表3：城乡居民当前情绪主要分类选项分布（单位：%）
总体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平静满足 42.9 45.7 38.9
无聊发愁 16.5 13.1 21.1
平淡冷漠 12.2 13.2 10.9
愉快浪漫 11.1 11.4 10.8
焦急紧张 7.7 5.4 7.2
随遇而安 4.4 5.0 3.5
调查结果说明：知识与财富决定生活满意度与乐观度。
【方法指导】针对调查报告文体的特点，考生在阅读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锁定开头，快速、准确地把握调查报告的主要对象、内容。通常在调查报告的开头会有一个类似于消息的导语，借以提示全篇的主要内容，使读者形成一个总的印象，以便于迅速把握全文的中心。从“对中国人民基本生活满意度调查在2007年5―6月间完成”一句，可确定本文的主题。
2.关注主体，了解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注意事件的细节。主体部分是调查报告的中心，是充分表现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纵式、横式和对比三种结构形式。
如果是按照调查报告的顺序、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写，那么这种结构就是纵式结构。这种结构形式比较简单，适合线索单一、内容集中的报告内容。特点是内容连贯，结构条例清晰。
如果把调查的内容分几个部分来加以叙述和说明，那么这种结构就是横式结构。它是比较常见的结构形式，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表述问题，论述比较全面、透彻，适合表述的问题比较复杂、层次较多的报告内容。
如果是把两个不同对象对比来写，那么这种结构形式就是对比结构。这种结构形式让人们从自始自终的对比中认识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做法，以及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调查报告在结构安排上，不管采用什么结构形式，都要做到先后有序，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联系紧密，层层深入，以便于更好地表现主题。如本文就是横式结构，调点在“知识与财富是否决定生活的满意与乐观”，详略得当。
3.筛选调查者收集或总结的重要数据，精读调查者发表议论的部分，深入研究其核心内容。精确的数字是用来直接说明观点的，可以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和实质，可以增强说服力。统计数字说明观点，精确性较强，且有明确的目的性。如本文三个表格中的数字，是得出结论的重要依据。
4.整合文中的信息，注意调查报告中的观点和材料之间的关系。不论是一个材料还是几个材料，我们都要注意材料的典型性，同时也要注意材料内部的逻辑关系，注意材料是怎样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说明观点的。
调查报告在材料运用过程中，有的是先摆材料后提出观点，有的是先提出观点再用材料加以说明。本文就是先摆材料后提出观点。
5.鉴赏评价，明确调查报告的基本倾向以及产生的影响。报告的内容针对性较强，它往往是作者观点态度的再现，又与当前整个社会或某些阶层息息相关，因此影响很大。阅读时要将视野扩大，将文章放到当前社会的大背景中，联系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主流思想文化、各阶层的关注程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阐释。尤其对文本的某种特色要作深度的思考和判断。
6.探究感悟，对调查报告进行探究，应更多地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进行一些社会学的原理，关注民生、经济，有时可以从自身的角度来对问题进行实例分析。
【设题】
1．这份调查报告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调查的？是怎样整理、归纳调查所得到的材料的？
2．本文的开头部分为什么要详细说明样本抽查的形式与方法，在数据材料的运用上，本文有什么特点？请你结合文章，进行简要分析。
3．本文在文末得出了调查的结论：知识与财富决定生活满意与乐观度。有人认为这一结论是在对事实的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并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而得出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也有人认为，对生活的满意与乐观度是一个社会综合问题，它应受到诸如经济情况，社会地位，人的心理心态，甚至是社会保障机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单从知识与财富入手不能说明问题。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1.本调查报告是通过抽样调查法来进行调查的。抽样时能关注到样本的典型性、区域性、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各种因素，因此，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获得的数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整理与归纳所得的材料时，作者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列表，筛选出相关数据说明问题，结合调查的目的，最终得出调查的结论。
2.调查报告的调查对象应具有典型性，不管从哪方面取材，都必须注意典型性。只有被反映的对象具有典型意义，调查报告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本文开头对样本抽查的形式与方法进行详细的解说，体现的是调查报告的科学性、客观性的特点。对抽象方式的详细说明，更能体现作者进行调查时的科学与严谨，所获得的调查结果更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调查报告中所运用的材料必须是真实可靠的，确凿无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不能虚构，数字必须准确，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这是调查报告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本文的数据均为精确到小数点一位，且通过列表来呈现各组数据的特点，充分体现了调查报告语言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支持网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7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肖鸿1999，3］。而在中国，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阮丹青，周路1990］，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伴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也逐渐增加。社会支持网研究若依据社会网络分析的通常划分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整体网研究，关系研究和主体网研究。目前许多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者，主要通过检验主体网或个人网进行研究。［贺寨平2001］国内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阮丹青、张文宏等学者的成果较为突出。
概述：基本程式和内容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就是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该文的开篇即指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以明确其研究的社会支持网是主体网，即与被调查的个人有关系的所有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该报告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即前言，二、研究方法，三、研究发现，四、讨论。本述评将按照调查报告理想模式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对该报告总的加以概述：
1）研究的问题及背景。该文是“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因此并未对研究的问题及背景作较详细的阐述，而是在前言部分直接阐述了社会网和个人社会支持网的定义，并指明该项研究分析的范围只限于社会支持网的“财务和精神领域的帮助”。接下来，两位作者简要列举了部分既有社会支持网研究成果，同时又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是一直受忽视的领域，阐明了本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相关文献的回顾。该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网络构成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发现其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和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因而，其在前言部分简要地提到几位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研究的结论。首先是关于西方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Burt和Van der poel等人研究发现，“西方社会，在亲属当中，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比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另外，配偶提供社会支持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人们倾向于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性、工具性和社会性的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也彼此提供精神和工具性的支持……”Wellman和Wortley认为，“社区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普遍衰败，只是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建构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会采取不同的模式。”其次是关于中国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阮丹青“重要问题讨论网”研究的结论、边燕杰的强关系找工作分析和蔡禾等人的研究发现。
3）研究的理论或假设。严格而言，这篇调查报告没有提出其理论框架或假设，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探索性调查研究。该项研究的目标是试图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和财务社会支持网，在网络规模、网络构成模式两个方面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尽管这其中有解释性要求，但也未提出具体假设，毕竟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假设与限制，或许更利于发现问题。
4）研究的概念及其操作化。本文作者在开篇前言和研究方法两个部分，多次强调只分析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的“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模式”的状况。由此可见，该文中有四个关键概念：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相对而言，四个概念中，“精神支持”和“网络构成”的抽象程度较高。“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具体如何操作化作者未作说明，但交代了两种网络成员选择的标准，即“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和“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两个问题。概念“网络规模”作化为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构成模式”在调查问卷中则被具体操作化为32种人际关系类型（在统计分析中又被归纳为9种）。
5）抽样、样本及总体。作者在“研究方法”部分，明确指出了抽样的详细时间、地点和方法。城市样本是按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成人等五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多段抽样，共抽出503个样本。农村样本先被限定在天津市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再按照乡（镇）――村委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成人等四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出598个样本（实际分析的样本是宝坻县的334个样本）。从作者分析的样本推断，调查研究总体是18―65岁的天津市城乡居民。
6）结果的表达。作者在“研究发现”部分，通过两个百分比统计表，分别描述了城乡居民财务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构成及网络规模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作者“在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后，进行了多元回归及逻辑回归分析”，结果以两张回归分析统计表的形式出现，并辅以文字说明。作者在对四张统计表的内容描述过后，将这一研究发现归纳为四句。作者的另一研究目标――发现“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是在该文“讨论”部分实现的。其对前面的研究发现部分给予了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的解释，由此也占据了该文的半壁河山。
评价：研究方法的运用
通览概述可以发现，该调查报告基本上包含了理想模式的调查研究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若将该调查归为描述性调查研究，则其报告中未提出理论框架和假设但并未违背研究规范。只是调查报告在讨论部分的大量阐释，占据了全文近半篇幅，虽很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性作用，但解释的依据基本上不是出自调查分析的内容。本述评拟就对该报告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予以探讨（只针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操作方式）。
1）抽样方法与资料收集方法。抽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大类，进一步可细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等若干类。调查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自填问卷法和结构访问法。通过对该文“研究方法”的概述，可以知道该项研究中，城市样本采取的是多段抽样，而农村样本的抽取是判断抽样和多段抽样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抽样设计总体上遵循了抽样专家科什（Kish）教授提出的抽样四原则，具有合目的性、可测性、可行性和经济性。这些优点尤其体现在城市样本抽取过程中。城市样本的多段抽样过程，在开始阶段保证了样本来源的全面性，将全城6个区全选为调查区域。第二阶段则从每个区中随机抽取了3个街道办事处，再从抽出的每个办事处各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充分考虑了各区之间差异较大，各居委会差异较小的可能性，在确保随机性的同时，很好地体现了经济性，可测性相结合的抽样准则。但是在农村样本的抽取过程中，抽样的初始阶段是判断抽样，诚如作者所言，“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加上受研究经费的限制，农村样本的抽选区域定为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应该说作者这种考虑合情合理，其下文所列材料也证明了被限定两区的代表性，但这多少会使这一抽样设计增加些许遗憾，使读者对其抽样过程的随机性多少有点怀疑。两相比较，农村样本在抽样的初始阶段较城市样本小，通过判断抽样限定了1个区1个县；在中间阶段，数目则大于城市样本，从抽出的每个乡镇中，抽取出3个村委会，而与之相对的城市样本，则是从抽出的每个街道办事处中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作者“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的观点，而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保证农村样本与城市样本的平衡性。当然，任何一项抽样设计都会受诸多因素影响，很难尽善尽美。有一点这样的缺憾，或许也正说明了作者抽样设计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困难性。然而，作者在城市抽取了601个有效样本，在农村抽取了598个有效样本，而进入分析过程时，城市样本仅用了503个，农村样本仅用了334个（宝坻县样本）。然而作者对这些没作任何说明，这会使读者对抽样设计的缺憾有所感受，但也会对所抽取样本的有效性产生疑问。
至于资料收集过程，该文指出“本文运用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问卷调查的资料，但未说明究竟是自填式问卷还是结构访问问卷，读者也无从得知。但读者至少可能会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倘若是自填式问卷，这个针对农民的调查，信度和效度有多高呢？另外，该项调查研究的是“天津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状况，只涉及“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的小部分。而读者在未被告知“支持网”的研究者是否组织或参与了“社会网”的研究时，完全有理由怀疑这项研究只是一个文献研究，而非调查研究。因为这里不能排除该项目研究者从既有问卷调查的资料中“提炼”出变量予以描述分析的可能。
2）变量设计与操作化。变量设计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具建构的基础环节，也直接制约着一项调查的解释性或描述的准确性。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从概述中可以看出，该项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变量，即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作者在量表设计部分，只对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两个变量的操作化给以说明，而未对“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给予相应的说明，仅指出了精神支持网成员和财务支持网成员选择的标准。这似乎有点不妥，尤为不妥的是财务支持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即“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在西方国家中，这一指标可能非常适用，但在中国使用，却不能反映作为网络成员的配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财务支持网统计表的数字显示，农村居民被访者提到配偶的仅为4.1%，城市被访者提及的也只有5.6%，与西方调查结果相去甚远）。这里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这一指标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财产权观念来看，中国的夫妻间个体财产权观念很弱。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从来只有家庭财产权观念，而没有个体财产权观念。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私房钱”予以说明。为什么认为夫妻间个人保留一定钱财是“私房钱”呢？因为在中国的夫妻眼中，财产是“夫妻共同体”的集体财产。谁若存私心，想保留自己个人的钱财，则无疑被视为是在存“私房钱”。且这种私房钱数量只是有限的，并且这种行为也不被提倡。夫妻共知共有的财产，仍是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主要部分的财产，既然是夫妻共有，则使用财产时就不是“借”，而是“拿”。因此普通百姓向自己配偶“借钱”的概念也很弱，尤其是需要“借一大笔钱”时，更不可能想到向自己的配偶借。当然，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个人财产权观念的普及深入，中国夫妻间这种“公共财产权”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指标可能也会适用于中国的个人社会支持网调查研究。但在当前似乎难以适用。
其次，从现实生活来看，夫妻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难以理清。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在此只能简单地加以说明。第一，单从家庭的功能而言，中国家庭目前具备赡养、孩子教育、经济等多种功能。夫妻的结合，即意味着家庭的构成。夫妻在家庭中会有不同分工，以履行不同家庭功能，诸如获取财富，抚养教育小孩，赡养老人，料理家务等。由此，夫妻在家庭中的贡献也各有侧重点。即使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也很难说，丈夫在外所挣钱财是其私人所有。假如是这样，那么妻子应该得到在赡养老人或抚养教育孩子及家务劳动中的工作报酬。第二，夫妻创造财产时的共同行动使得收获的财产难以分清。这一点在中国大部分农村比较显著。自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来自耕种责任田的财富，往往是夫妻共同劳动的结果。即使流动的农民工，也常常是“夫唱妇随”，夫妻商店、夫妻手工作坊很多，要明确区分夫妻财产困难重重。第三，理财的方式和习惯，仍然使得个人财产权难以独立于“夫妻公共财产权”之外。
可以说有这种难以理清的财产权，使得夫妻间也难以产生向对方借钱的行为，更可能的是配偶双方共同使用财产。因此，无论从夫妻间财产权观念而言，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关系观察，这一“财务支持网”所使用的指标，难以测量配偶在个人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也许应该有其他指标的辅助才可。
3）资料分析。该文在“研究发现”部分指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向什么人寻求特定的社会支持？”因而，资料分析的前半部分，通过“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和“精神支持网的构成”两张百分统计表，向读者描述了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但是，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显著差别”，资料分析的后半部分，随即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予以说明。“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回归分析表和“情感支持网的构成”（不知是何原因，使“精神”置换成“情感”，是打印错误吗？）的回归分析表具体展示了结果。在这儿，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只是被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发挥描述，而不是解释性作用。是否可以称之为统计分析方法的“大材小用”呢？
两点思考
通览张文宏、阮丹青两位学者的调查报告，可以强化一种感受：变量的操作化是调查付诸实践中的最困难环节。变量操作化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由此想到，变量的操作化应该因时而易、因地制宜，不断修正和完善。针对当前社会网研究而言，尤其在网络构成的操作化中，应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如现今发达的信息网络，不管这种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还是仅仅是一种“虚拟社会”，但有一点是客观现实的,即“网友”们的存在。虽然其不被在现实中认可，但无疑网友可以视为部分人的社会支持网的一部分，他可以是一些人的精神慰藉，从而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持”的交往对象，所以在操作化“网络构成”时，也可作为考虑的一部分。
另外，变量操作化是建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工具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调查研究中，能否将资料收集工具和变量操作化的关系倒置呢？如：从一项大规模大课题问卷调查资料中，提炼出相当于其小规模子课题研究中的描述或对其建构假设而给以解释。例如，从社会网调查的结果中，提炼出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相关变量，对社会支持网的状况予以研究。如果能做这种倒置，则其研究的结果有多大信度和效度呢？如果在这种倒置关系下，不能像文献二次分析那样有效，研究的结果没有可信性，那么如何防止这种“伪调查”的出现呢？这些也许值得我们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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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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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环境变化;环境意识;环保行为;中国公众
中图分类号 X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呈增大趋势,但是环境支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各个支持系统中的能力相对较低[1],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的《2006年环境绩效排名》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名在133个国家中居第94位,环境问题可能是中国崛起中最大的变数[2]。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促进和鼓励公众意识和参与[3],显示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对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能较好的反映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以1998年我国首次全国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4]、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5]、2005年首个环保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报告》[6]、中国环境意识项目主办的《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7]为代表的全国性环境调查,反映了过去10年来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8-9],调查的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调查之间呈现出持续性与互补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对环境变化现象与深层背景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缺少对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以及趋势预测。为此,本文在已有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以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2007)》、《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进行分析,其样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个年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见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 选取报告内容中较为关注的3个方面,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以上述各个年份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
2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分析
2.1 公众的环保意识
对于公众的环保意识,选取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对于环保知识,以1998年调查中13个环保知识题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调查中对7个环境科学知识基本概念的认知度进行衡量。
1998年调查中环境知识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换作百分制,则人均得分仅为21.54分,表明当时的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尚处于相当低的层次。2007年调查中环境保护的认知方面,81.5%的公众听过至少1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概念,但是当进一步询问时,仅有10%的公众能够正确阐明其确切含义,表明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总体呈现高知晓率和低正确率的特征,公众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实际知晓率偏低。
总体上看,相隔近10年,我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现出随年龄上升而下降、随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同时,两个时期的调查数据均显示出城市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高于农村公众,且有城乡差距增大的趋势(见图1)。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差距从1998年的9.2台增大到2007年的43.3台,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差距从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居民环境知识的获取产生影响。
对于环保态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环境问题责任主体的认识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衡量。两次调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对环境问题负有重要责任(见图2),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监督职责和企业社会职责的要求。而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则归咎于公众的环保意识差,显然“谁破坏,谁负责”的环保责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各类社会问题中,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从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视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环境问题仍未成为公众最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众认为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见图3),公众最关注的具体环境问题也有所变化(1998年:水污染、大气污染、植被破坏。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减少、大气污染)。其中城乡居民对于具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存在一定差异,1998年城市居民最关注大气污染,农村居民最关注水污染,且城乡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差别不大;2007年城乡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高于农村居民。
统计资料表明,近10年我国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相对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污染问题,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对于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约为3.7 亿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量约为1.7亿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长[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长率甚至高达20%[13],而我国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最高仅为1.5亿t左右,且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0%左右,低于国际通用标准的无害化处理率,因此导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问题日益严重,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环保行为方面,以1998年调查中公众参与5项环保活动的程度(低度参与、高度参与、具体活动)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的环保经历(主要环保经历、主动性环保经历、具体活动)来衡量。
1998年公众低度、高度参与环保活动的比例分别为65.9%和8.3%,以具体活动为例,当工厂噪音影响个人生活时,选择进行交涉的比例为43.9%,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4%。
2007年接收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82.9%)、报刊(47.3%)等大众传媒信息成为公众最主要的环保经历,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占18.1%)、环保宣传(占4.2%)、成为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占2.1%)等主动性环保经历不足,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以具体活动为例,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能够予以制止或劝阻比例为37.1%,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1.6%。
相隔近10年,公众的环保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动性环保参与水平有所降低,能获得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是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最直接的动力,也是造成环保行为滞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之间呈现线形相关关系。
2.3 公众的环保满意度
在环保满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本地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本地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够,企业忽视环保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消费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等客观因素被认为是次要原因(见表2),表明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公众认为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相隔近10年,公众对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环保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上升较快,对于企业环保自觉性的满意程度下降较快。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强化,而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仅为31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的环境责任在各类社会责任中的水平相对最低[14],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3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特征及原因
3.1 变化特征
以上述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参考2005年和2007年环保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的局限性,选取其中代表性的题目组成三级指标,个别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通过专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权重(见表3),采用综合评估法计算平均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可见,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环保意识呈现N形上升趋势,环保满意度呈现U形上升趋势,环保行为则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以2006年为结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6年,环保意识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满意度则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2001年公众对于空气、水环境问题的满意度较低是环保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环保意识和环保满意度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行为则成为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2 原因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归纳为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 N形关系[15]。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是由于环境意识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比国内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快速觉醒-顶峰-下降-反冲-繁荣的阶段,其中环境意识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16]。在奥地利,公民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比例从1990-1997年下降了9%,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状况的改善使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降低了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在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1999-2005年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关注度的比例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因为下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等问题的日益严峻更为引人关注,尤其是下岗就业问题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2006-2008年,环境保护首次连续3年位列热点问题的前3名,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起步较晚所造成的。美国在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确立了公众参与原则;在中国,首部环保领域中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较美国晚了近40年。起步较晚导致了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机会不足[17],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同时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并随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10年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这与消费和能源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生态文明”的提出从国家层面上将环境保护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
4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最佳的拟合方程为y=2E-16e0.0198x。经方差分析、回归系数的t检验表明回归模型成立(R2 = 0.9791>0.8,显著性检验P=0.001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环保参与水平和公众对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
(2)环境意识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其中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未来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未来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
5.2 建议
(1)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明确环境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严峻影响和挑战,中老年、农村和低教育群体是未来环境普及教育的重点。
(2)激发公众的环保责任意识,深入挖掘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使他们通过技术创新等有效途径提升企业形象,积极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
(3)加大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重点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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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龋病；恒牙；患病率
我国的发病人群逐年上升，而且少年儿童为该病的高发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有效加强对少年儿童的龋齿的预防保健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本文调查了解孝感市城乡12岁年龄组儿童龋病的患病状况，为在学生开展口腔卫生保健工作，参照第3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制定龋病防治规划提供可靠的预防依据，本文于2012年10月对对孝感市12岁城乡儿童恒牙龋病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均在当地出生与成长，年龄均为12岁的小学生，对该人群采用等容量随机抽样的方法开展调查，随机抽取孝感市3所城市小学和3所农村1238名小学学生，其中男生和女生各619名。
1.2 调查方法 3名具有5年以上的口腔工作经验的专科医生，且所有参与调查的医生均在调查前接受统一的调查培训，并遵循统一的诊断标准。对所有被调查患者，进行口内视诊及探诊检查，调查指标为恒牙患龋率、龋均及龋齿充填率。
1.3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双轨录入，建立数据库，检查核对后，应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或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孝感市12岁儿童恒牙的患龋率 1238名受检儿童中，616名患龋，孝感市12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为49.76%，其中城市为49.85%，农村为49.65%，经统计学检验，城市和农村患龋率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男生患龋率为45.72%，女生患龋率为53.79%，女生患龋率高于男生，男生和女生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孝感市12岁儿童恒牙龋均和龋齿充填率 1238名12岁儿童恒牙的龋均为1.19。其中男生龋均为0.93，女生为1.45，女生高于男生，两者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12岁儿童恒牙龋齿充填率则存在性别和地区的差异，在1238名12岁儿童中，因龋充填率为4.94%，其中男生和女生充填率分别为4.86%和5.02%，其中女性儿童的恒牙龋齿充填率高于男性儿童，城市和农村12岁儿童充填率分别为7.59%和1.05%，城市儿童的恒牙龋齿充填率高于农村儿童。
3 讨论
当牙遭受到细菌等多种因素的长期攻击下，牙体的组织结构遭到破坏形成龋齿[1]，随着我国居民饮食习惯级生活习惯的改变，龋齿的发病率逐年上升，青少年是该病的高发时期，龋齿可严重影响到患者的咀嚼级消化功能，影响青少年的营养摄入情况，随着龋齿的发展，患儿可出现牙髓炎、根尖周炎的发生，导致患儿的颌骨、牙弓正常发育受到影响，还可能导致恒牙排列异常等严重影响患儿身体健康状况。
12岁儿童处于一个特殊的身体成长阶段，此阶段的青少年j进行乳牙及恒牙替换的过程，青少年生活、饮食、口腔卫生习惯等可直接导致该病的发病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孝感市12岁学生恒牙患龋率和龋均分别为49.76%和1.15，高于全国第二次调查的45.81%和1.03[2]，患龋率和龋均城市高于农村（P0.05），与国内相关报道结果一致[3-4]。
随着我国人民收入的提升，城镇及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口腔的卫生及疾病的预防缺失，我国的城乡居民龋齿发病人口逐年上升，调查显示，农村人口的龋齿发病率接近甚至超过城镇人口的发病率[5]。12岁阶段的学生人群中患龋率，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患者，分析认为导致该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与女性的乳牙脱落级恒牙萌出时间较早有重要关联性[6]。
然而，通过对学生的口腔检查发现，学生的龋齿治疗率仅为4.61%，与中国口腔卫生保健工作规划中小学生龋齿充填率的要求：农村15%，城市30%的距离较大。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治疗水平，此结果可能与我地区的学生所接受的牙齿口腔卫生及龋齿预防保健的宣传教育工作较少开展有关，龋齿的防治尚未引起社会的较大关注，导致青少年时期龋齿的发病率较高。但是该病如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能够严重影响到患儿的咀嚼功能甚至影响到患儿颌骨的生长发育等情况。因此，现阶段加强对我地区该年龄段的人群加强龋齿的预防级预防填充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龋病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危害性极大，学校、家庭及社会应加大对少年儿童口腔健康工作防范工作，定期开展口腔卫生检查及龋齿预防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等工作，是学生了解到口腔健康的重要性，通过宣传教育掌握良好的口腔保健方法，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从根本上减少龋齿的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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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湘西少数民族教师 职业收入 调查报告
湘西作为湖南省唯一的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多年来一直吸引着省内外人们关注的目光，在教育发展呼声渐高的当下，那里教师的职业收入目前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与其他行业相比，教师的收入究竟有多高？其职业收入与其所付出的劳动是否契合？凡是关心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尤其是教育发展的人们，理当关心这些问题。
一、调查数据的来源
本文所引用的反映湘西教师职业收入状况的数据来自于自编的《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教师职业收入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在范围上涵盖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属8个县市，在类别上涵盖了地方高职学院、城市职业中专、城市与农村中小学幼儿园等各级各类学校，根据方便性原则，并按照学校层次、性质等的不同选取30所学校，在每一所学校则主要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委托这30所学校分别根据教师性别、教龄、学科按比例选择教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问卷377份，回收率94.25%；其中有效问卷为377份，有效率为94.25%。
本文引用的其它行业收入情况来自中华英才网的《英才薪资调查（2004年下半年）统计结果》与麦可思的权威调查报告。
二、调查研究结果
（一）湘西教师的平均年薪
本次调查的湘西教师职业收入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补贴等每个月的稳定收入，在接受调查的377人中，月收入在801～1500之间的有116人，占30.8%；月收入在1501～2000之间的有159人，占42.2%；月收入在2001～3000之间的有85人，占22.6%；月收入在3001～4000之间的有17人，占4.4%。按各个组别的平均数算，求得湘西教师的月均收入为1754.23元，即年均收入为21050.76元，这一数字明显低于中华英才网上的2004年全国教师的平均年薪22274元。湘西教师总体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实行绩效工资以来，虽然给湘西教师收入带来一定增长，但由于湘西经济相对落后，当地因财政困难而无法保证教师绩效工资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二）教师之间收入的地区比较、类别比较、城乡比较、性别比较及教龄比较
1.教师收入的地区比较
通过对湘西八个县市之间的教师收入进行比较，可见在教师收入上，各县市差别并不大。湘西州所属八个县市，除了吉首市为省级扶贫县市，其它7县皆为部级扶贫县，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状况大同小异，因此教师的经济地位相差不多，教师工资收入都比较低，除设在吉首市的几所高职学院和几所城市中小学个别教师有点课外收入之外，在总体上，各县市教师的收入差距不大。
2.教师收入的类别比较
理论上而言，教育机构的不同类别，往往是影响教师收入的客观因素。但是在湘西，由于财政供养能力的普遍不足，高职学院、职业中专、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民办学校等不同类别学校的具体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3.教师收入的城乡比较
通过对湘西城乡之间的教师收入进行比较，可见即便排除一些隐性收入，在教师收入上城乡差别仍然比较明显，在接受调查的377人中，城乡教师人数几乎各占一半，城市学校里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有17人，乡村学校里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为0；城市学校里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有50人，乡村学校里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只有35人；城市学校里月收入在1501～2000元的有68人，乡村学校里月收入在1501～2000元的有91人。调查发现，城乡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课时奖金、加班费、津补贴和一些隐性收入上。
4.教师收入的教龄比较
教师各级收入的分布在不同教龄段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教龄在1～10年的收入多集中在801～2000元这一区间；教龄在11～20年的收入多集中在801～3000元这一区间；教龄在21～30年的收入多集中在1501～4000元这一区间。可见随着教龄的增加，教师的工资也在逐步上升，这体现了一般教师从教的必由之路，即教师从新手上路，在教龄不断增加的同时，伴随其对教育贡献时间的累积，工资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递增。
综合上述分析，湘西教师之间的收入除了在地区、类别间无显著差异外，在性别、城乡、教龄上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湘西教师的收入水平在内部结构上呈现出合理性，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教师学历的提升、教学质量的提高，但城乡差异过大则不利于教师的合理流动与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教师收入与其劳动价值的契合程度
据同一课题组其他相关调查表明，湘西教师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平均月劳动时间超过194小时，按前面得出的月均收入1754元来计算，教师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为9元。而在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的家教市场上，大学生的每小时平均收入在15元以上，教师的每小时平均收入在25元左右。教师在学校担负着繁重的课业、学生的安全与学校的形象，压力巨大；而在家带家教，则只需负责学生的学业，压力小，每小时收入又相对较多。这样，就使得城市教师在家做家教以及业余授课以获取收入的行为普遍增加，然而既使这样，湘西教师的平均收入仍无法与其劳动价值相匹配，既赶不上全国教师的平均收入水平，更赶不上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
三、主要结论
一是导致优质教师流失严重。首先，长期以来，教师工资与教师职业缺乏应有的吸引力，不能吸引素质佳、程度高的学生报考师范学院校，成为师资培训与发展的困扰之一。其次，在教师工资总体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对教师的职业要求却比较高、劳动强度较大，主观上真正愿意做教师的人并不很多。2012年9月，麦可思《大学毕业生从教分析》显示，2011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仅有42%从事教师职业。而在现阶段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人才市场的逐步放开对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产生不小的影响，容易使得部分优质教师流失。2008年，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常宝宁带领调查组对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流失意向进行调查，就曾得出“30.8%的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想换职业”这一结论。
二是导致教师行为异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小学教师应具有中师以上学历，初中教师应具有专科以上学历，高中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而在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对教师的学历层次提出了新的标准，即小学教师应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初中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高中教师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达到一定的比例。教师付出了辛勤努力和大量教育成本满足以上这些要求后，却无法在从工资收入得到相应弥补，受攀比心理影响，教师可能会出现以下行为。
1.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收益补偿。比如在家里办学习班，收取家教费或者到其他一些机构带课，收取业余讲课费等。甚至少部分教师耽于家教和业余授课，忽视本职工作，甚至利用权力，强行要求学生参加家教。
2.因职业倦怠降低工作投入。由于收入的刺激作用消失，教师比较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失去教学兴趣，得过且过。因此，提高薪资有助于教师于本职工作，不必挖空心思、各显神通于本职工作以外的赚钱之路上，亦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成就感，为他们赢得社会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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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可思.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大学毕业生从教分析.
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股票市场参与 城乡差异
一、引言
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迄今为止，股票市场发展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家庭作为股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参与程度既关系到股票市场的发展壮大，又关系到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CHFS调查数据显示，在2011年的8432个有效总样本家庭中，745户家庭参与了股票市场，占有效总样本比例为8.84%。分城乡来看，在3991个有效城市样本家庭中，参与股票市场家庭户数为661户，占比为16.56%；在4441个有效农村样本家庭中，仅有84户参与股票市场，占比仅为1.89% 。由此可知，过去几年的“全民炒股”热潮已经消退，当前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低下，特别地，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城乡差异显著，农村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远远低于城市。
二、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城乡差异的原因
根据CHFS进一步调查结果，未参与股票市场的7687户家庭中有7677户回答了未参与股票市场的原因。具体原因分布如下图所示，由于没有股票相关知识和资金有限而未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占比超均过一半，分别达到52.55%、50.71%；18.67%的家庭认为股市风险太高因而没有参与股票市场；10.37%的家庭竟然没有听说过股票。
图1 家庭没有参与股市的原因
从理论上看，影响家庭是否参与股票市场的因素一般有内外部两大方面。常见的内部因素有家庭成员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而外部因素主要有股票市场发展状况、政策因素、信息可得性等。基于上述CHFS调查结果，不难得出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因素主要有――股票知识水平、家庭闲置资金、股票市场风险、股票的知名度 。前两者可归为家庭内部因素，后两者属于外部因素。分城乡看，家庭面临的股票市场风险大小并无差异，而股票知识水平、家庭闲置资金及股票知名度差异显著，由此导致城乡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差异显著，下文从这三方面展开阐述。
（一）家庭股票知识水平的城乡差异
家庭股票知识水平高低主要受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的影响，一般而言，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越高，对股票的了解会越多，即家庭股票知识水平越高，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自然越大。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在师资力量、基础教育资源、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都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家庭文化程度显著低于城市。据统计，我国6岁以上人口中，农村高中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6.28%，而城市该比重为37.37%；另外，未上学的学龄儿童主要在农村，农村未上过学的10-14 岁儿童共86万，占全国未上过学同龄人的88.97%。农村家庭文化水平远低于城市，由此农村家庭股票知识水平普遍低下，是农村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远低于城市的原因之一。
（二）家庭闲置资金的城乡差异
家庭闲置资金多少与家庭收入高低紧密相关。一般来看，收入越高的家庭闲置资金越多，越有可能参与股票市场。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在“3”以上，近年城乡收入比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01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5875元，城乡绝对差距10426元，城乡收入比为2.77：1，这是自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回落到“3”以内 。但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我国依旧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下的农村家庭闲置资金远低于城市，能够部分解释农村家庭相对较低的股票市场参与率。
（三）股票知名度的城乡差异
家庭主要可以通过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和报刊、电视、互联网等传媒渠道认识股票。证券公司营业网点越多，互联网普及度越高，家庭接触股票的机会越多，股票知名度越高，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自然越大。当前我国大部分证券公司均未在县级及以下地域设立网点，并且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远低于城市，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止到2012年末，城镇网民的普及率和农村网民的普及率分别是72.4%和27.6%，城镇是农村的3倍多 。由此农村家庭接触股票的机会更少，其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占比自然更低。
三、对策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当前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低，并且农村家庭远滞后于城市，促进城乡家庭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既有利于激发股票市场活力，促进股票市场发展壮大，又有利于为家庭开拓投资渠道，促进家庭优化金融资产配置，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着重提高农村家庭文化程度
实行区别城乡的教育收费标准，对农村生源要适当降低高等教育学费，帮助更多的农村孩子实现“大学梦”；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差距，鼓励教师到农村，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关注农村薄弱学校的建设，增加农村地区教育经费，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异。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着重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寻求致富免去后顾之忧；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农业生产补贴政策，支持留守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要逐步消除进城农民在城市就业面临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支持农民提高就业技能，提高农民创收能力。
（三）促进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相匹配
当前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剧烈，投资风险过高，我国股民普遍热衷短线投资，而不愿进行长期价值投资，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决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和盲目性。因此要加强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相匹配，引导家庭理性有序参与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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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巫源睿 手机：18215612981
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珠三角；新型农民工；权益保障；调查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8-020-03
一、调查方法
（一）访谈与问卷法
本调查报告采用目的性调研、问卷调查和走访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调查人员为“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权益保障机制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课题组成员，共8人，分成4个小组。由于调查方法得当，在实地问卷调查出现一系列的阻碍后，又采用走访调查的方法，保证了此次调查以點面结合的方式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调查对象、时间和地點
调查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指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有年轻、教育程度高及思维活跃等优势，更易接受新生事物，有合理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人生观，由单纯谋生转向追求归宿感，由忍耐坚持转向追求权益平等，渴望利用公共资源来提升自己，实现自我的价值。
调查时间：2012年8-10月，地點：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及江门等5个城市；调查对象为一般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地工人、零售餐饮服务员、一般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500份；走访200名新型农民工（见表1）。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新型农民工生存现状
调查数据显示，珠三角新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男性占63.1%，女性占36.9%；90%农民工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其中，初中占42.5%，高中及以上占51.2%，小学及以下占6.3%。从事电子制造、机械、纺织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人分别占30.4%、23.6%、5.1%；从事建筑的工人、零售餐饮服务员等技术含量低、以体力为主的分别占22.6%、18.3%。其中，生产一线普通工人占52.1%，班组长占24.8%，技术工人占16.8%，企业中层领导占6.3%。农民工月薪介于1400-2000元、2000-3000元和3000-4500元的分别占55%、36%和9%。
调查显示，新型农民工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和多元化等新特點。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使其需求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既注重工资待遇，更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益的实现，更多地把进城务工作为谋求发展的途径；能更迅捷地适应城市生活，具有多元化的价值观，成为城市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呈现出人口成分、流动目的、个体诉求多元化的新特點。
（二）新型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表现
调查结果显示，新型农民工在制造业工作居多，工资待遇较低；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较长，难以享受到正常的双休日；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流动率较高；社保参险率低，生活风险较突出；居住条件差；社会参与权利缺失。信息表明，农民工权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劳资关系紧张
调查发现，虽然农民工与用人单使的合同签约率为49.8%，但合同中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等不明确：有些只签订了劳动方承担的义务及违约处罚，有些签订的是不规范或无效合同，使农民工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劳资纠纷发生率高，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和冲突率占21.8%。调查显示，劳资双方解决纠纷的途径主要有“自己找领导或老板理论、通过工会、找相关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找其他境遇相同的人一起想办法、求助媒体、堵路、集体围攻老板”等。从调查可知，农民工维权意识较理性，多数采取合法行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面对农民工的理性维权，政府应及时回应，不能搪塞推脱，更不能不作为，导致其诉求无门。只要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之门是敞开的，那么，农民工维权就不会出现过激行为，更不会导致失控的。
2 社会保险参保率低
社会保障权是指劳动者在患病、工伤、生育、丧失劳动能力及遭遇年老等劳动风险时，从国家和用人单位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且男女参保率各不相同，男女医疗保险分别为41.6%和40.5%，男女养老保险分别为28.4%和28.1%，农民工失业保险（平均14.0%）与生育保险（平均10.1%）参保率较低，而最重要的三项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均较高，平均为40.5%、28.1%和40.1%。行业的参保率不均衡，以建筑行业参保比例相对较高，批发零售业人员参保率较低；受教育程度影响参保率，即文化程度较高的参保率也较高。此外，农民工享受不到所在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等救助，在失业、意外伤害及患职业病时，生活陷入困境，孤立无助。社会保险是农民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及时为农民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非常迫切。
3 居住环境恶劣
据调查，农民工居住以租房、住单位宿舍或临时工棚为主，分别为45.8%、34.5%和8.4%，还有11.3%的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或寄宿于城区亲戚及朋友家。租住的房子多位于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绝大部分是合租，厨卫设施简陋，治安环境较差；单位集体宿舍及统一租赁住房人均面积较小（4平方米/人），没有个人空间，缺乏娱乐设施；工棚大多由竹板或塑料棚搭建，床由几块木板拼凑，只有供人睡觉功能；在对未来居住打算的调查中，60%的选择继续待在城市生活，表明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融入城市。可见，保证农民工的基本住房，是维护自然人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是促进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
4 社会参与权缺失
调研显示，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意识强烈，但其参与行为却受到限制。一方面，在企业内部，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新型农民工缺少主人翁的地位，没有发言权，常常被排除在职工代表大会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往往被当作“外来人”，城市街道和社区委员会也很少组织或邀请他们参与城市社区活动，使其无法实现社会参与权。新型农民工富有激情和活力，渴望利用公共资源来提升自己，实现自我价值。遗憾的是，有限的社会参与权，导致新型农民工面临城市社会网络分割、社会支持弱化，被各种社会组织排斥在外，与社会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手段与方式，社会关系疏离。强烈的社会参与愿望与受限的社会参与权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常引起心理的矛盾，造成心理的不适应，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冲突。
三、思考与建议
新型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地域空间的迁移，更重要的是社会情境和社会角色的变化，是他们内心对城市的认同，为适应新环境而在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不断调整的过程。与此同时，他们在衣食住行、工作环境、人际关系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的需求也随之提高，而这些权益能否得到满足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规范合同管理，提供基本保障
劳资关系涉及劳方、资方和政府职能部门，要改善农民工的劳资关系应三管齐下。第一，政府职能部门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點，分行业制定统一的《劳动合同》，以法律条款来规范和约束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同时，应完善劳动合同申报备案和执法检查制度，对不规范或无效劳动合同，要责令企业与农民工重签。拒不整改的，应依法予以处罚。第二，上级主管部门应采取行政手段约束企业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和建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以确保农民工的利益受到保障；同时企业也应注重软环境的建设，构建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兼顾员工的精神需求，突出企业文化内涵，拉近企业与员工的情感距离，消除城乡劳动者就业的身份差异，实现同工同酬。第三，企业要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长效机制，促进其职业技能的不断提高，实现劳资双方共赢。
（二）健全保险制度，享受市民待遇
政府部门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新体制，积极推进多元化的保障体系，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第一，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新体制，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及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范畴，扩大社会保险征缴面，提高企业缴纳社会保险金额。同时，政府应积极提高财政支持力度，在提高参保率的同时要做到社保发展与企业发展相辅相成。第二，应建立健全监察执法、仲裁维权联动机制，及时化解社会保障纠纷。第三，应设立新型农民工社会救助专项基金，以保障因失业、职业病、意外伤害及突发事故等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工，并纳入所在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畴；同时，提供合法权益受损或遭遇不公待遇时的法律援助；建立新型农民工公平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制度，实现在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公共文化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健全农民工子女平接受义务教育制度，实现教育公平。
（三）创新住房保障，实现安居乐业
新型农民工由“候鸟式”向“迁徙式”流动转变，其“移民”倾向已逐渐成为事实。留住农民工，实际上是留住了生产力，保留了竞争优势。为此，政府必须尽快出台针对新型农民工住房的积极政策，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第一，创新住房保障新模式，将其住房问题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一样纳入政府的住房保障规划。第二，根据新型农民工的特殊需求，在住房结构设计上，要以紧凑户型为主，以小户型、功能齐全为特點。按照农民工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阶段的需求，分别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等多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第三，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开放城乡结合部农村宅基地交易市场；允许土地资源丰富、资金充裕的企业建设新型保障房，政府严格监督，制定“统一标准，统一定价，杜绝舞弊”。
（四）搭建参与平台，参与社会管理
社会参与缺失及其导致的内群体偏向、外群体敌视的意识是新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障碍。因此，让农民工参与所在城市的社会管理，扩大其生活空间，拓展交往范围，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农民工在实现公平权利的同时，也要担负公民的义务。首先，创建农民工组织，将分散、处于游离状态的农民工组织起来，形成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共同体。其次，整合社区资源，搭建社区参与平台，鼓励新型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服务，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增加与市民的互动，改善其与社区居委会及市民的关系，让市民真正了解、认同他们，促进新型农民工城市生活方式的重构。最后，努力实现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共存、互补和相互吸收，最终融合于一体。通过文化整合，彻底消除文化差异的排外倾向，一方面，积极发挥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使新型农民工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生活习俗等的熏陶，在思想、文化、习俗上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文化生活，在精神层面增强其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自信、乐观的心态融入城市。
参考文献：
[1]赵天富，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一个以兰州地区为中心的调查报告[J]，学理论，2010，（1）：32-33
[2]田乔，何永平，马英娟，80后农民工就业状况与需求社会调查报告[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0，（24）：21-25
[3]李楠，佛山三水区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调查报告[J]，法制与社会，2010，（7）：176-177
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潮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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