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2-21 23:33:53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 吃大锅饭的社会走到了一个开放、发展、充满竟争的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开放社会中所固有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已明显感觉和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较多类型的贫富差距。主要有城乡贫富差距、东西贫富差距、群众性贫富差距、政策性贫富差距等。其中城乡贫富差距是一个综合性的贫富差距。它综合地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现在,我将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表现、原因、解决方法几个方面谈谈我的实践调查报告结果。

城乡贫富差距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监督制度几个方面。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虽然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教育及各种医疗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实行城乡分治,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政策,为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以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为代价,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同时,农民承担的负担有增无减,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分析了城乡贫富差距的表现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最后,我想谈谈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

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农民建立起市场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为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城乡分割,无疑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时代的两种公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支撑起来的将是一个是衡的社会。其次,在政策上应积极保护农业,扩大农业投资。我国现阶段,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什么优点,农业没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难会有特殊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资。再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调节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农民、农业、农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焕发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国稳定,政通人和;只有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挥民族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教育,在农村中建立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和学习班,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首先,多数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与要求相差甚远,现代教育设备少,教育手段简单,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软硬件方面还不具备,要缩短城乡教育水平差距不易。受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的制约,农村中小学总体水平确实与城区存在较大距离,而且农村办学思想、教育观念方面还比较陈旧。我曾和唐家村的一个初中生聊过几句,他告诉我,他们上初中后才开始接触电脑,而城里呢,小学生就已经掌握电脑操作了,这就是差距。

其次,农村办学条件较差,加上教师工资偏低,普遍存在吸引高素质教师难的问题。农村学校优秀年轻教师和音乐、美术、体育、英语教师十分缺乏,目前大多数学校还不能向城里的学校那样采取高薪聘请优秀教师的办法。高水平的师资不足,导致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在我看来,乡村学校教师严重短缺,但同时我们看到,每年有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就业机会,而乡村学校又急需人才,为什么大学生不去真正需要自己的地方呢,每年毕业生都挤向人才济济的大城市,为了留在城市里,他们甚至选择专业不对口的工作。我记得在唐家村小学开总结大会时,就有位同学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唐家村的这几天,让我感受到了村民的热情和孩子们迫切渴望知识的心情,我被他们这样热情所感动,我想留下来

再次,农村中小学生辍学严重,教育程度偏低,除了教育体制的原因外,农村教育模式的单一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国农村的教育也是单一的应试教育模式,一旦升学无望,则会前功尽弃。我们小组曾走访了许多村民和家庭,和家长们探讨过关于孩子辍学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学校老师讲的不好,一部分学生厌学,直接退学外出打工;

第二点: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而将差生分流出去,使好多初中高中生辍学外出打工;

第三点:考上学而供不起也导致一些学生辍学。

我个人认为,要想让农村学生辍学量减少,首先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其次要转变单一的农村教育模式,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教育,使农村的学生各有所学,学有所用,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在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上,要用成才率而不是升学率来衡量,树立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新理念。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希望能够过一种富足安稳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理由来看乡村教育的未来,就发现可能并不乐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乡村却日渐成为市场化的牺牲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难题,社会问题倒逼教育,使其空间日显困窘。

根据2009年全国老龄办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村老年空巢和类空巢家庭共3288万户,占农村老年人家庭总户数的48.9%,农村空巢老人达4742万人,占全国1.08亿农村老年人的43.9%。其中包括2271万留守儿童。

再根据社科院最新调查报告,目前大陆城乡收入差距为3.23:1,是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国土资源部去年5月份表示:约60%乡村景观风貌“一般”或“差”;约80%的村庄街道和田间道路绿化不足,居民点绿色覆盖度低。由于缺乏生态景观理论和技术指导,致使原有村庄的乡土气息消失殆尽,出现严重的“景观污染”或“千村一面”现象。

我们不能回避乡村的衰落以及因此而来带给我们的悲观想象。缺乏优秀的教师,没有父母的关爱守望以及各项硬件设施的落后,通过很多人希望的提升乡村教师工资根本无助于彻底解决乡村教育问题。

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空巢化下的乡村――缺乏活力和创造性、法冶环境恶化、各种道路设施极不发达、没有可以交流的同类人、医疗系统不完

善甚至极少专业人员的环境中。在某些地方,乡村更被政治黑金和黑恶势力笼罩,所谓提升教育的空间看上去几乎没有。

在这种意义上,乡村教育无疑处于一种恶性的封闭状态下,改善它将是一件系统工程。它的改观有待于乡村生态环境的良好变化。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明显不能绕开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化结构。

这个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巨大难题,数十年来吸引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治人的注意,他们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解决之道,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村教育有了长足的改善。

但毫无疑问,也只有彻底实现温总理以政治家的眼光多次强调指出的那些方略,如基层选举、减少税收、增加补贴、保障农民的医疗、减少因缺乏监督而产生的不公正等等。只有在各种权利上实现城乡一致并对弱势群体进行激励扶持,才能让乡村走上良性的轨道,才可能保障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恢复,进而保证教育体系的顺利进行。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因素 政策体制 转型时期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4-0023-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东西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都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还是有共识的(蔡昉、万广华,2006)。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经过数年跟踪调查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该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些补贴和保障,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五倍,甚至是六倍。

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如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进程、教育水平等;也有政策制度性因素,如财政支出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就业体制等。本文实证研究采用城乡收入差距系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建立的实证模型为:

(1)

上式中t表示年份,X1表示经济增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人)来衡量;X2表示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X3表示工业化进程,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X4表示教育水平,用中高等院校(包括普通高等院校、高中、职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X5表示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用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来衡量;X6表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用二元结构系数(即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X7表示农村就业体制,用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增长率(%)来衡量。在上式的模型中,我们引入了经济因素: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进程、教育水平,同时为了检测政策体制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和保证模型估计的无偏性,我们引入了三个政策体制因素:财政支出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就业体制。

2.模型估计

本文考察的数据样本期间为1978年~2010年,数据来源于2007年~2010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采用的是OLS回归估计方法。

为了检测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变量的不同作用,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我们将样本考察期间划分为两个期间:1978年~1992年,1993年~2010年。这样划分的原因是:第一,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各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和影响会呈现不同的变化;第二,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施粮食保护价收购,并辅之以生产资料补贴,推进农产品市场化进程,这对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在1993年以后中央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增加,开始重视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将样本期间划分为两个期间,可以间接反映出中央的“三农”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和带来的变化。

从表1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在1978年~1992年与1978年~2010年的样本期间不显著,但在1993年~2010年的样本期间正相关,且显著性水平为1%。这说明1993年之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直接原因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大幅度调整,将原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增长8%~9%,开始更加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注重效率的提高,而忽视了公平的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在样本期间1978年~1992年显著负相关,显著性水平为5%,但是在样本期间1993年~2010年和1978年~2010年都不显著,说明在1978年~1992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在其他两个期间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直接原因是1978年~1992年期间国家执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在城镇务工、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很少,此时城市化吸收的农村人口越多,农村的低收入人口就会越少,农民的人均收入也会随之提高,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但是,从1993年开始国家推行了力度较大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门槛降低,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业人口增加,这部分人口属于流动人口,还居住在农村,在整个社会中仍属于低收入阶层,因此,此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工业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在样本期间1978年~1992年,1993年~2010年以及1978年~2010年都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5%和1%,但是在1978年~1992年和1978年~2010年的样本期间两者是十分显著的正相关,而在1993年~2010年的样本期间表现出不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在1992年以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小,这主要是因为1992年以后,随着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不断增加,农民在其中的就业比重大幅提高,这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在样本期间1978年~1992年和1978年~2010年不显著,而在1993年~2010年表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这主要是因为城乡教育水平的巨大差距,城镇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而农村教育水平没有显著提高或提高的速度很慢,反映出我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在1978年~1992年表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而在1993年~2010年和1993年~2010年两者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在1978年~1992年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原因主要是这一期间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基础设施等事务性的支出,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农民收入的提高,而此时城镇居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92年之后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消弱,没有显著影响。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在三个样本期间对城乡收入差距都有显著影响,但在1978年~1992年是显著负相关,而在1993年~2010年和1978年~2010年是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相对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1978年~1992年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在1992年之后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在1993年之前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1993年以后该比重逐步下降,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因此农民在1993年之前的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比1993年之后要相对小。乡镇企业职工数年增长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在三个样本期间都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数量大,而且就业形式多样,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没有多到可以提高农民整体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另外,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样本期间的调整后的R2都在90%以上,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90%以上可以由样本中的7个影响因素来解释,其余3%~7%可能是一些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歧视性因素,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等。

由于本文所收集的数据属于时间序列数据,一般而言,在做回归分析之前对此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避免所做的回归是虚假回归或“伪回归”。本文通过对三个样本期间回归的残差resid做ADF单位根检验,发现都是在level水平上的平稳序列,且都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具体结果见表1),因此,本文所做的回归分析是可靠的。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简单回归分析提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既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教育水平,又受政策、制度变迁的作用,例如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不同。因此,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典型的转型时期特征。

2.由于过去注重经济发展,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导致了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当期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强社会建设,解决好社会问题,例如,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等问题。

3.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可忽视。例如,1993年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但这些人群的收入仍是较低或很低的;城乡受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导致农村教育水平的相对落后,这些都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或推行经济改革时,要落实好相关配套措施,解决好农民进城后的出路问题和后顾之忧,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

4.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民收入,这也是中央“三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例如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不能仅仅是基础设施的等事务性的支出,更多的是转化为农民增收的动力或渠道,如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和来源、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等。

参考文献

[1]蔡昉:《扩大就业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中国劳动保障报》2009年3月12日。

[2]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3]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4]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距》,《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5]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6]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变化》,《中国劳动经济学》2007年第1期。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潮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12.

[4]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J].经济师,2013(3):38.

[6]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8]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1):35-40.

[9]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10]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00(1):38-42.

[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15]Thijs ten Raa ,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 2005(35): 671-699.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不论从收入、储蓄还是教育、信息技术利用方面

全球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近日陆续了第四次大型中国调查的结果。

此番在2004年底完成的调查,秉承以前的调查思路,同样将调查议题放在中国市场、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但时间跨度更广,力图展示过去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到底取得了多大的经济增长。”本次调查的负责人、盖洛普公司国际局主管博克侯德(RichardBurkholder)说。

盖洛普曾在1994年、1997年及1999年进行了三次覆盖中国全境的大型调查,旨在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及人们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

博克侯德称,此次调查的样本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大陆的人口。根据概率抽样的方法,接受调查者共3597人,他们分布在22个省、3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调查是面对面在受访者家中完成的,每个一般长约1小时。“(尽管)成本很高昂,但这是取得可靠数据的保证。”博克侯德认为调查的效果很好,因为“被访中国人非常乐意合作”。

盖洛普公布的中国调查报告已有30多份,所涉题材相当广泛,如“信用卡使用情况”、“劳工素质”、“汽车市场”等;其关注的重点,则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以及在此背景下城乡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博克侯德告诉《财经》:“此番调查最触动我的,是现在有了‘三个中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两个中国’。”

“第三中国”:未来发展之重

盖洛普先前的调查一般聚焦于“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中国”,那里财富和机遇都在急剧增长,最大的几个城市尤其如此;另一个是“乡村中国”,那里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经济状况还很落后,个人发展机遇相当有限,在很多方面都与“城市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北京和上海已形成“城市中国”的双子星座。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城市人口分别为1084万和774万,远远将许多国际大都市抛在后面。

然而,居住在上海或北京的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4%。仅有3.8%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中国最大的十个城市――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沈阳、武汉、南京、成都和西安。

那么,约90%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在哪里呢?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回答,他们居住在“第三个中国”――即中国前十个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不但外国人不尽知晓,甚至有些中国人也未必熟悉。

尽管中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但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有45个,每个城市的人口都比美国底特律的人口多。美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数量只有九个。另外,中国还有181个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比如黑龙江的齐齐哈尔(143万)、江苏的南通(129万)、山东的莱芜(123万)等。

盖洛普的调查显示,“第三个中国”将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之地。20多年前,中国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尤其是在沿海一带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其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引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农民工大规模涌向大城市,因为那里有比农村高得多的收入。

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虽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发展都是非持续性的。当这些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的时候,资源也在不断消耗。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内陆和“二流城市”。

城乡差距较十年前更加严重

盖洛普调查显示,“第三中国”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积蓄分别是农村的3倍和5倍,但这两项数据均只相当于前十大城市的三分之二。同农村一样,“第三中国”在个人理财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压力。他们每年的家庭收入平均为2310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00元),但日常家庭开支每年平均高达26225元。

尽管还不够富裕,但“第三中国”已发展成为中国产品购买的主力军。不少企业家和投资者往往忽视这一点,将销售重点依然放在大城市。盖洛普调查了一些产品的拥有模式。像手机、彩电、人寿保险这一类物品(服务),“第三中国”居民的拥有率和前十大城市的居民不相上下;在计算机、微波炉、声像机等方面,其拥有率则在前十大城市和农村的正中间。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GDP平均增长率为9.4%;然而,并非所有家庭能从全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中国当前的城乡差距比之十年前更加严重。

城乡差距体现多个方面,盖洛普的调查集中展示了四个方面,即收入差距、储蓄差距、教育差距和信息技术利用方面的差距。前两者反映了城乡差距的切实现状,后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城乡差距在今后的十来年是否会继续扩大。

――中国最大三个城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已扩大至农村的5倍。中国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5960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14700元,但增长的绝大部分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农村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4900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8200元,城市则从1994年的9380元急剧上升到了2004年的24400元。1997年,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年均家庭收入是农村的3倍。这一鸿沟在之后几年进一步扩大:1999年成了4倍;2004年更变成5倍。

由于农村居民并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对年均家庭收入的水平普遍表示不满,城市居民同样也不是很满意。五分之三的农村居民对其年均收入水平表示“有些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城市居民中有55%的人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缩小教育鸿沟寄望下一代

――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也扩大至农村居民的5倍。盖洛普的调查显示: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家庭收入增长了147%,同期的年均家庭储蓄增长了67%。

但是,全国积蓄的增长几乎全由城市居民拉动。过去十年,城市家庭的总积蓄上升了124%,从1994年的10647元上升到23900元;农村家庭的储蓄同期却略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5431元下降到2004年4400元。在1994年,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平均数是农村居民的约2倍,1999年超过3倍,到2004年,已经扩大到5倍以上。

这一储蓄模式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模式基本一致:城市居民十年间的年均收入在急剧增长,农村居民十年来其收入几乎是原地踏步。

盖洛普调查还发现,68%的被采访者对储蓄数量“有些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在农村,不满意的人数高达73%。

――缩小城乡间教育鸿沟的希望只能寄望中国的下一代。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全国范围内36%的成年被采访者表示他们的教育止于小学;在农村,几乎一半的成年人(48%)的教育水平止于小学,相比之下,前十大城市只有9%的人教育止于小学。全国范围内有34%的成年受访者说他们的教育止于初中毕业,另有20%的人读完了高中;11%的人报告说他们上了大学或者职业学院,但城乡差距悬殊:农村仅有1%的人接受了高等或职业教育,而在前十大城市中,这个数据是31%。

盖洛普的调查还显示,全国范围只有8%的被采访者说“非常满意”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另有35%表示“比较满意”,32%的人表示“不太满意”,23%“非常不满意”。农村居民由于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只有39%的人对自身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城市居民略高一些,为49%。

另一方面,今天的孩子比之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大约65%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只有31%;即便在农村,也有61%的家长对子女教育表示满意,城市家长的满意度则为72%。

――使用过互联网和拥有电脑者的比率也呈现巨大的城乡差距。这一指标在农村居民中均只有2%,而城市居民均超过28%。在北京和上海,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例高达47%和36%。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为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社会,锻炼自己,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我们做一篇关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事件调查报告。经过近一个假期的调查和多年来耳濡目染所接触的现实,我做一篇关于城乡贫富差距现状调研报距、东西贫富差距、群众性贫富差距、政策性贫富差距等。其中城乡贫富差距是一个综合性的贫富差距。它综合地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的深层次原因。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向。富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公平、机会平等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

现在,我将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表现、原因、解决方法几个方面谈谈我的实践调查报告结果。

城乡贫富差距表现在:1,改革初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二者的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那么,真实的差距肯定还会更大些。2、城乡贫富差距又表现为城市豪与贫困农民的差距,这一差距更加明显,更为突出。其现象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家财万贯与一贫如洗、豪门宴与食不果腹、高档别墅与缺房无房、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现在的中国是10%的人口掌握了95%的财富,贫富差距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现在想要发财,可不是仅仅靠努力就可以达到了啊!十几年来中国的税收不断地增加,特别是房改后,国家本来可以通过征收房地产税进行资金再分配,取之于民而用于民。但是由于中国征收的房地产税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政府卖地,还有房地产买卖中的交易税,而不是征收房地产者的占有和使用税。这样的结果是富人买了房子以后,占用了国家资源且不需要每年再缴税,一劳永逸。假如将房子租出去,他还可以将买房子的成本通过租金转嫁给房客(穷人)。富人一方面可以通过房地产的增值获得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收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那么富人就越来越富。而穷人买不起房子,就得不到这样的好处。除此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这十几年、二十年中,中国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其它福利的改革,使得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负担减轻,应该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等的支出,政府一概推掉,或者减少。这样整个社会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福利就大大地下降。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是非常严重的现象。还有失业社会保险方面也做得不好。而另外一方面,工资改革,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幅度的增加政府官员、教师、军队的工资。也就是说,属于政府的雇员,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军队的、政府的,他们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财政那么大的一笔收入都再分配给了与政府相关的人员,而跟政府无关的,不但从工资上没有得到好处,而且国家财政在对他们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健康、教育等都比改革之前大大地减少。在中国,教员和医生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其他职业,而且这种收入增长中,体现为工资增长的部分不大,很多以课时费、班主任津贴,或者病床费、手术费的形式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大部分教员批改学生作业的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大部分教员用于“家教”的时间增加;同样道理,大部分医院的常规诊疗水平下降,但乱收费的现象屡禁不止。对此类只有靠“责任心”才能提高工作质量的职业,沿用工厂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的办法看来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职业服务水平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尤其在90年代以来减额非常大。所以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驱使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

分析了城乡贫富差距的表现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最后,我想谈谈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

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农民建立起市场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为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城乡分割,无疑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时代的两种公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支撑起来的将是一个是衡的社会。其次,在政策上应积极保护农业,扩大农业投资。我国现阶段,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什么优点,农业没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难会有特殊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资。再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调节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农民、农业、农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焕发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国稳定,政通人和;只有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挥民族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教育,在农村中建立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和学习班,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过度追求GDP政绩。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惠及全体国民,而绝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不管社会财富流向何方。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加剧了官员的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不计后果地等招商引资等行为,而且严重助长的腐败行为。以房地产为例,这些年来老百姓因畸高的房价而买不起房,就连一些官员也说买不起房,许多人无可奈何地成了“房奴”。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政府依靠着房地产的泡沫,来支撑GDP的增长。据有关资料,房地产在一些城市GDP份额中占到了60%以上。最近的电视剧《蜗居》也真实地反映了高房价下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真实的令人窒息。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加,因为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而这种不安全感又表现为多个等级:第一,生计困难;第二,就业压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心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人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没有人仇恨姚明,没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一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中山大学教授舒元表示,过去近20年的数据表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经表现出过度向政府部门、向大型企业倾斜的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一篇调查报告引出省委书记批示

1996年6月,我向省委书记李长春、副书记宋照肃分别递交了一份长达2万字的调查报告,题目是《中西部区域经济的成功典范》。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我省从1993年起以“十八罗汉闹中原”为开局实施的县(市)域经济发展战略,全面系统地调查、分析、报告了济源市得以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第二部分是,建议省委、省政府很好地总结“十八罗汉”的成功经验,抓住“九五”期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向中西部转移、沿海地区部分产业西移和资金西进、外资看好中西部投向的发展机遇,尽快从“十八罗汉”中选定“龙头”,实行省直管体制,赋予省辖市权限,出台政策,加大压力,促其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高地,带动全省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战略性新突破。

这份调查报告引起李长春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及时批示河南日报作“一步到位”的报道。社领导将此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理解省委、省政府将有重大举措,于是下大工夫完成了《历史性机遇与战略性跨越》这篇近1.5万字的长篇通讯。两个月后,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从1997年1月1日起,对济源市实行省直管体制。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定要求,河南日报也于1997年在济源市建立了记者站,派我到济源记者站任站长职务。当时我在小浪底记者站工作,到济源站后,小浪底站的任务仍由我兼职完成。

一个重大主题采写十年锲而不舍

我是从1993年起对区域经济报道产生浓厚兴趣的。从当年采写《焦作市经济发展启示录》系列报道,到1995年参与完成《构建中原金三角》的重大课题性报道、1996年向省委领导递交长篇调查报告、完成长篇通讯《历史性机遇与战略性跨越》,这三四年时间,可以说是我在区域经济报道方面自觉从事理论学习研究和业务探索实践的起步阶段。

到济源记者站工作后,根据省委、省政府对济源实行省直管体制后的更高要求和社党委、编委赋予我的岗位职责,我把立足济源长期从事区域经济研究报道明确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十年来,我从区域经济角度采写济源经济社会建设方面的报道和报社交给的专题性报道近百篇,其中不乏一些时效性、可读性、指导性、影响力较大较强的作品。如《愚公故乡经济腾飞之谜》、《从地方经济冲出,向区域经济攀升》、《九万里风鹏正举》、《济源人的口头语变了》、《农家春秋开新卷》、《济源:优势对接提升区域创新》、《城市开放农村的冠,农村包容城市的根》等。

我在区域经济报道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得到了集团党委、编委和集团市地记者管理部的充分肯定。2002年5月,集团党委批准市地记者管理部以我的实践为个案在济源市召开“河南日报区域经济报道业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给了我很高的评价,集团专家委员会一位老专家的评价是:“史颂光是一个新闻的苦行僧,他能在一座寺庙里面壁十年,修行苦炼。”“面对高大的王屋山,他用笔一笔一笔地挖掘新闻,那形象自然而然地让人想起那个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挖山不止的人来。”“史颂光对济源的一系列报道,在河南的新闻史上,应该成为关于区域经济报道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建议济源市政府用王屋山的石头为史颂光做一枚奖章,上刻四个大字:新闻愚公。”

济源市委、市政府果真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当年记者节授予我“新闻愚公”荣誉奖牌。2005年,于《愚公移山》发表60周年纪念活动中,再次举行隆重表彰大会,授予我“新愚公”荣誉称号。

一种理念勉励自己不懈地努力学习

我在新闻实践中给自己提出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要求:“搞区域经济报道必须做到,所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所讲的每个观点都是新的。”一个真字,让人信服;一个新字,给人启发――作品的真实性、可读性、指导性、服务性都在其中了。

做到“所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并不难,只要认真遵守职业道德要求,坚持真实性和“三贴近”原则,深入采访,不当“二道贩子”,一般都能做到。要想写出主题重大、导向正确、指导性强、文品精良的好新闻就很难了,首先难在“所讲的每个观点都是新的”这句话上。

区域经济报道离不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把握和理性思考,在现实把握和理性思考中产生全新的观点,用全新的观点去影响、指导未来的、更大范围的创新实践。

记者的理性思考和全新观点从哪里来?学习!从坚持不懈的政治、经济、业务方面的理论学习研究中来,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中来。

为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这些年来,我长期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坚持“三项教育活动”的学习,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理论学习,并和长期关注济源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如刘国光、厉以宁、钟朋荣等保持联系,不断地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新的观点拿出来向他们请教,有时还拿着写出的报道去争取市、乡、村、工矿、企业的干部群众的意见,向他们学习请教。

长期坚持学习,使我获益良多。我在一系列区域经济报道中所提炼的一些新观点,当时看,带有一定的前瞻性;现在看,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

如,1996年在《历史性机遇与战略性跨越》中提炼的“差距优势观”,当时市委就发文件组织股级以上干部学习讨论了一个月,要求大家从区域发展差距中看优势,以差距为动力,看优势谋发展。到2001年写《济源现象的支撑点》、2003年写《王屋山下起追兵》、到2007年济源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全面工作部署,“差距即是潜力,潜力即是优势”的“差距优势观”仍是济源发展的一种思想动力。

又如,2005年在《济源:优势对接提升区域创新》中提出的“将南部岭区建成城市南花园,将农业产业基地建成都市田园,将乡镇农村建成城市功能区”的新概念,已被写进了济源市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战略总规划。

再如,2007年的《城市开放农村的冠,农村包容城市的根》,已被编入市委宣传部新鲜出炉的《城乡一体化三字经》:“一体化,城乡亲,城是冠,乡是根……”

一种效应源于“好稿带动”战略

这些年,在集团党委强力推出的报纸改革、业务建设、事业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有一条叫做“好稿带动”战略。

我在区域经济报道和其他重大题材报道中,下工夫写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如《历史性机遇与战略性跨越》被郑州大学作为范文收入了《经济写作》教材中。《九万里风鹏正举》、《农家春秋开新卷》、《济源人的口头语变了》、《为了母亲河的微笑》、《小浪底寻访“开工”》等10多篇作品,分别获得省、部级新闻奖特别奖或一等奖。《愚公故乡经济腾飞之谜》是经时任河南日报社社长杨永德的批准,应《经济参考报》之约,将1996年写给省委领导的长篇调查报告改写后,于党的十五大召开期间在《经济参考报》上整版刊出,这张报纸与会代表人手一份。

这些好新闻作品确实产生了良好的“好稿带动”效应――带动了济源记者站和办事处在驻地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报纸发行连续多年实现率先完成;

――创收任务连续多年较好完成;

――“同心树”、“创业树”成为河南日报二次创业的精神象征;

――济源市无偿提供的巨大资产使用权,使办事处有条件建起了自己的文化产业“荆浩书画院”和“九里沟写生基地”;

――集团交办的各类重大接待活动都能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

(作者为河南日报驻济源市记者站站长)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互联网农村;特性

一、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9年1月13日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比2007年增长8800万人。其中,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人,较2007年增长3190万,增长率超过60%。

对比2007年中国网民的城乡结构,2008年中国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

农村网民的迅速增长固然可喜,但农村互联网的普及仍远远不够。与我国农村人口远多于城镇人口的现状相反,目前我国农村网民只占了总网民的28.4%,而我国农村人口却占了总人口的55.1%。由此可见,我国农村网民的发展空间很大,未来几年内仍将是我国网民增长的重要力量,农村当然也就会成为政府和电信、互联网企业发力的重要市场。

二、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发展特性分析

1.互联网是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

我国城乡信息化差距甚大,目前城镇互联网的普及率为35.2%,而农村仅为11.7%。可见我国农村信息化仍比较落后,甚至影响了国家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政府将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规划到实施,从政策到基础设施,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农村信息化的推广手段及途径尚不完善,信息化在农村的扩散相对较慢。

可喜的是,近两年来我国农村互联网迅速发展。据CNNIC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人,农村网民的年增长速度(60.8%)明显高于全国网民的增长速度(41.9%)。而在2008年中国新增的8800万网民中,新增的农村网民有3190万人,占36%。可见,农村已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区域和新网民的重要来源,互联网将是目前我国推动农村信息化化建设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

2.需求潜力大,农村移动商务市场空间巨大

首先,农村有庞大的潜在用户群

CNNIC的《2008-2009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达到1.2亿,城镇手机上网用户7665万人,占城镇网民总体的36.5%。农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4010万人,占农村网民总体的47.4%。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普遍高于城镇,为移动电子商务提供了沃土。加之“家电下乡”工程的推进,农村的手机用户规模也在不断增多,并将源源不断的加入到移动网民的行列,契合农村手机网民需求的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将拥有一个庞大的并且在不断壮大的潜在用户群。

其次,农村市场需求潜力大

CNNIC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网民近年来在使用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两项应用上的比例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但增速明显低于城镇,这一方面表明农村网民对电子商务的需求和认可度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上网设备落后、信息化程度低、教育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农村电子商务与城镇电子商务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平衡的城乡差距,移动电子商务势必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低成本、“随时随地”的优势,通过打通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等通路,迎合并不断深挖农村市场需求。

3.农村网吧问题需要关注和治理

(1)农村网吧经济繁荣

目前,家庭和网吧仍然是网民上网的最主要的两个场所。但是,受上述因素影响,城乡网民上网场所的选择侧重有所不同。农村家庭上网的人群比例为68.0%,比城镇低14.3%;而农村的网吧经济较为繁荣,网吧网民比例为54.2%,比城镇高16.2%。对于农村网民而言,网吧与家庭几乎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网吧成为广大农村网民进行网上生活的重要场所,随之也带动了农村网吧经济的繁荣。8460万农村网民中,网吧网民人数已达到了4585万人,年增长率达79.7%。其中,约有787万人只在网吧上网的网民。

(2)农村未成年出入网吧急需规范

未成年人大多处于学龄时期,农村未成年网民中,81.6%都是学生,学生大量进入网吧上网,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业。加之农村未成年人网吧上网主要以娱乐为主,交友聊天、网络游戏的使用率较高,他们对互联网加深现实人际关系深度方面的作用较为认同,而对网络世界的信任感则较低。

4.青少年成瘾倾向:农村比城镇更普遍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4次调查报告显示,农村青少年成瘾倾向网民占比高于城镇,农村青少年网民中一天不上网就感觉难受的认同比例达到13.9%,高出城市相应比例0.9个百分点;同时,认为与现实相比,更愿意呆在网上的比例也高于城镇相应水平。

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上网资源更加有限,网吧上网比例较高;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监管,无约束的上网行为是网络成瘾巨大隐患。农村青少年娱乐活动更为单一,上网的娱乐性高于城镇网民。

三、结束语

对于网站和互联网上网服务业而言,广阔的农村市场、八亿的潜在消费者无疑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商机。传统农业正在向科技化、文化的方向发展,网络作为新传媒,肩负着信息传播的责任,很多的农业产业链会通过信息搭桥,整合农村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从而给中国农村广阔天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农业地区的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全国的网络用户增长率,相信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亮点会在农村出现。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中国互联网系列报告“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足球普及情况调查报告

时间:寒假假期

地点:本地区

对象:各行业,各年龄段的人

范围:足球运动

主题:足球运动在本地区的普及情况

科考方法: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

调查后的分析:

本次调查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足球运动在本地区的普及情况很差。

调查前,我准备了二十多份调查问卷,这些问卷是用来给农民,学生,以及商人或工人等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填写的,据搞查了解,我总结如下:

一.国家对足球运动的推广和投资力度不够,当前的体制下不利于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城乡的足球投入有较大差距。

在当前,全社会都在抢抓机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好体育也是促进社会和谐,提高人民体质的好事。地方上教育和体育已经和二为一,改为教体局。也为足球的普及提供了基础。如果能在广大农村开展千校百队活动,让校与校、村与村之间经常搞一些足球比赛,这对足球的普及大有好处。这种比赛还可以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增强集体荣誉感,提高体质的同时,又能提高对国家,对家庭的责任感。让他们不再沉溺于网吧的侵害。

二.学校足球普及困难重重

据中国足协最近调查的41个城市中,15个城市中同时在中小学开展校、区、市级足球赛,仅占41个城市的36.6%。而只有11个城市在中学开展校、区、市三级足球比赛,仅占总数的26.8%。另有15个城市开展情况不祥。超过六成以上的城市难以保证中学、小学同时开展足球联赛,这让中国足球在学校探求发展之路举步维艰。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传统训练体制的制约。足球职业化后,过去计划体制下的专业足球队转变成市场环境下的职业队。体育局与足球队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业余体校、体育学校不再有向上输送人才的指标,使得中小学训练单位失去后备人才输送方向。

其次,各方利益冲突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足球后备人才走上市场化后,地方教委认为学校可以不必承担输送人才的义务,因此在进行教育资源配置时,不再给予相关优惠政策。学校大多以升学率为评价学校教学成果的重要参考标准,足球运动在校园的开展从整体上得不到支持,甚至还遭到了反对。在各方利益冲突下,校园普及足球非常困难,资源短缺使得具有天赋的中小学生不能被及时发现。

此外,青少年能否参加足球运动大多取决于家长的意志。家长在孩子发展中极力排斥一些对抗性强、易受伤的项目。而随着高校不断扩招,家长们不由自主地认定孩子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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