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1篇

到了1972年，离开干校，来到湖南省临湘县云溪镇，成了一家部队化工厂的一员，情况就不同了。当初听到关于这家工厂的介绍，说是一家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完全现代化，坐火车上下班，闻之神往。不料到得那里，不过是山沟一片。一条大山沟进去，又分出许多小沟岔，各条沟岔编了号，里边要建一座厂。譬如，2号沟是02厂，将来生产锦纶；三号沟是03厂，将来生产涤纶；4号沟5号沟分别是腈纶厂和橡胶厂。此外，当然还有电厂、水厂、机修厂、物资总库、运输大队以及医院、研究所等等。

这样矮而浅的山沟，于战备其实全无意义，不要说精准的制导导弹，就是普通的轰炸机，那小山沟也无能遮拦，但因为是在人迹稀少的山沟里，远离城市，所以所有公用设施都要自建，连商店、电影队、文工团、中学、小学、托儿所都得自办。耗费之大，自不待言。我去之前的两三年，一直在搞基建，别说坐火车上下班，就是挖沟、填土、扛水泥、运钢筋、埋管线，也都是人拉肩扛。

“革命”的年代，多产的是革命口号： “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流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串一串，都表现着当年的豪情。若是遇到评选标兵模范，还要替他们编织豪言壮语。据先我来到的一位朋友说，当初他们为一位劳模“编写”“讲用稿”的时候，因为这位模范讷于言也不敏于辞，竟挤不出一句闪亮发光的语言。于是，几位“秀才”只能代劳。闭门造车，想了一整天，终于有人憋出一句“活一分钟就要绕红太阳转六十秒”——脑汁绞尽的秀才们不由大喜，于是，这句话就成了这位模范“讲用稿”的“核心语言”，广为流传。

云溪是个小站，火车一到，各种器材连夜抢运。为了埋管线又突击挖沟，挖好沟又突击回填。这样赶来赶去，看起来很快，但现场不及清理，许多建材、器材就这样被填在土下。百千年后，如果从这里发掘出大批工具、不锈钢管或成袋的水泥，一定会使考古家搔首踟蹰——不知这些东西当初为什么要埋在地下？

待到我去的时候，厂房已经竖起，设备也大体安装就绪，可就是无法正常运转，为了打通生产流程，就没完没了地“攻关”。起初我并不明白一个新建的厂，为什么就会问题成堆？后来渐渐明白，那时正值“革命”，什么事都要“高举思想伟大红旗”，都要“敢想、敢说、敢干”，都要“打破常规”。前文说过炼油厂要把炼塔横过来塞进山洞里，即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一例。尽管失败了，仍旧“精神可嘉”，花点钱嘛，只当学费，不在话下。

在化工厂的建设中，也同样“豪气冲云霄”。为了争速度，抢时间，按时“让亲人换装”，实行了“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投产”的“四边”方略。按照常规，生产工艺的设计，先要做小试，然后做放大实验，也叫中试，经过验证没有问题，才正式施工建设。所有工艺上的问题都应在前期解决，才不至造成浪费。但是这种科学的态度被当做“条条框框”，统统打破。结果，以涤纶厂为例，未经中试就直接建厂，弄得后患无穷。1972年我到这家工厂时，机器已经安装，但流程一直没有打通，不是这里堵，就是那里漏。日复一日的“攻关”弄得从厂领导到技术人员筋疲力竭，失去信心。一车间是氧化车间，车间主任是学化工的。氧化塔老是堵塞成了整个流程的第一个瓶颈，车间主任的压力当然很大。我们两家住在隔壁，看他那筋疲力尽的样子着实同情。一个个新的“攻关”方案带来希望，又带来失望。当又一个方案拿来时，这位主任丧气地说：“不管你是什么方案，反正你要留一个口，堵了我可以捅。”无奈的回答，成了失去信心的典型——自动化的生产线要靠人工来捅堵，岂非笑话！但谁也不敢明说这是前期盲目求快、不尊重科学带来的后患。这后患直到结束，依然不曾解决，虽也曾几次“报喜”，几番“验收”，但都是骗骗上头，通一点蒸汽，便说流程打通；把研究院实验室里做出的一点涤纶丝扎上红绸，便称献礼。到了工厂，我才开始知道许多“伟大的业绩”是怎么“造出来”的。

那是全国大学的时代， 不曾料到就在总后勤部的工厂里，弄虚作假竟一样通行，而所谓用“革命精神”打破的条条框框，恰恰是“科学精神”。想要多，反得其少；想要快，反得其慢；想要好，反得其坏；想要省，反得其费。从这里，我开始悟到了“”、“总路线”失败的原因。“多快好省”何尝不好，但若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变定然要走向反面。及至大错铸就，又不思回到科学道路上来，反而误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结果愈趋愈远，终至不可收拾。

幸好后来发现，“的确良”（或称的确凉）并不适于制作军装。一来它透气不好，夏天穿，闷气。更为要命的是化纤制品一遇火星便会粘在肉上灼伤皮肤，所以后来并不催逼投产。到了1975年，这家部队企业整体交给了地方，部队干部统统撤离。以后又花了无限气力，才变成了现在的巴陵石化总厂。多少技术人员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如何让这家因“革命加拼命”弄到濒死的企业起死回生。

三处是纺织总厂，地处湖北蒲圻的山沟里。因为化工部分一直不能正常生产，依靠化工化纤原料的纺织厂自然无事可做。我曾去过那里，山下江边就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据说江边沙滩还可以捡到折戟断箭。山上的厂房虽已建起，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这么闲置了一二十年。后来，我问起那里的情况，答曰：早已荒芜，只剩得断壁颓垣了。

荒唐的事还有许多：纺丝车间是一座7层厂房。原先设计图纸都有厕所。不知是哪一位领导在审查图纸时，大笔一挥，说车间里还修什么厕所？于是，在“革命化”的理由下，砍掉，把厕所建在了车间后面山坡上。纺丝车间大多是女工，上个厕所要从几层楼上跑下来，再跑到山坡上那个简易厕所，然后再跑下山坡，爬楼回到工岗。费工误事，遇到下雨，一路泥泞，更是苦不堪言。大家都在骂，可是谁也无法追究在“革命”旗号下的失误。

最早的一批职工宿舍，是在“学大庆”的口号下修建的。大庆的“干打垒”是学习的榜样。但大庆是在东北平原，多的是土，云溪山沟里却缺的是土。于是只好勉为其难，存其名而易其实，从山上采石建房。“石质干打垒”是建成了，石头之间用水泥灌接，结实美观，冬暖夏凉，但建造的成本比烧砖还贵。这才改弦更张，改用红砖砌房。那几栋“干打垒”成了“学大庆”的标本。

为了“学大庆”，还派出过赴大庆学习团。回来之后，台面上讲的当然都是“革命加拼命”、“三老四严”、“铁人精神”等“通用教材”，但私下里传的却是大庆的福利，多少个“不要钱”以及那时被当做“修正主义”的奖金之类“物质刺激”。于是，上面高喊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下面私议的口号却是要求“全面学大庆”。那年头，聪明的企业领导都在口头上高喊“学大庆”，而背地里却暗用奖金、福利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一味精神“挂帅”的呆子，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宣传部门总喜欢夸耀所谓“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其实离开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那些空对空的宣传全无实效。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2篇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并望立即得到您们的回信

紧紧地握手!

七月廿二日

从信中“以跃进的精神”这一特定用语来判断，此信无疑写于时处“”的1958年。其时萧也牧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已被错划为“分子”，，免去了二编室副主任的职务，即将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据时任二编室主任的江晓天生前回忆，头天他到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在作协向建国10周年“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上，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第二天回到出版社说到此事，萧也牧就主动给三位作者写了这封约稿信(见《江晓天近作选》第9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当时没有复印设备，约稿信写成后。加盖公章发出前，抄录一份存档。吴家石给我送来的，当是那份存档的复印件。由这封信，引发了我对红色经典《红岩》诞生历程的探究。

先说《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篇仅―万余字的革命回忆录登载在《红旗飘飘》第六辑上。《红旗飘飘》是1957年萧也牧领着传记组的三个年轻编辑创办的一个文学丛刊，它一面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社会上掀起了撰写革命凹忆录的热潮。就在《红旗飘飘》编辑部安排第二辑时，收到了四川省氏寿县读者赵山林写于4月11日的一封反映当地群众意见的来信，说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演讲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深受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编辑部在原先制定的选题计划中，本就有一项是拟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赵山林信中的建议，正好是为他们提供了约稿线索，可谓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就立即写信向罗广斌约稿，请他最好能在5月21日前将《中美合作所血录》稿寄达《红旗飘飘》编辑部。

罗广斌未能如约在5月20日前将演讲稿寄来，直至11月15日，才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他们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抽时间把前一时期向青年作报告的要点整理了出来作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只讲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时候，大体上仍保留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

这篇回忆录为什么是三个人共同署名呢?事情要追溯到1949年：从解放之日起，重庆就成立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11・27”越狱脱险的地下党员罗广斌和刘德彬，先前被组织分配到那里去协助工作，参与整理烈士传略，以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参考。这期间，他们在《国民公报》上读到了一篇署名“杨祖之”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杨祖之即杨益言，与刘德彬曾是中学同学，刘德彬找到他后，就介绍他与岁广斌认识。1950年1月烈士追悼会结束后出了一份题为《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的大会特刊，其中《血染白公馆》和《火烧渣滓洞》两节，分别出自罗广斌和刘德彬之手，会刊在交《国民公报》印制时，因人手不够，刘德彬就找了杨益言来帮助校对文稿。1950年4月，刘德彬调任青年团重庆市市中区委少年委员，不久调任团市委常委、少年儿童部副部长(后任部长)，他和已任团市委统战部长的罗广斌一起，向重庆市委组织部门写了书面介绍，安排杨益言到团市委机关工作。接着刘德彬又当了杨益言的入党介绍人。从此，他们三人就开始在一起进行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于1950年7月1日，第一次以三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圣洁的白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根据罗广斌写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写的《火烧渣滓洞》两文改写而成。在随后的几年中，为配合一个个政治运动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们三人被指派到重庆、成都、内江、泸州等地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做了几百场报告。报告越做越精彩，故事越讲越感人，为他们后来写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出单行本时改为《在烈火中永生》)和《禁锢的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禁锢的世界》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的长篇小说。三人事先作了分工，罗广斌写陈然、刘思扬、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和蔡梦慰，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小说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是江姐。她的原型是刘德彬的战友、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江竹筠。在三位作者中，数刘德彬最了解江竹筠。江竹筠1938年入党，在任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员时，1939年入党的刘德彬是暴动中心汤溪特支委员，正担任汤溪特支和下川东的联络员，又是政委彭咏梧的部下，因此与江姐接触频繁。当地方党遭到特务破坏后，江姐和刘德彬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被捕，在押送他们去重庆的轮船上，刘德彬被特务捆绑得很紧，是江姐花了一块银元，请看守兵偷偷为他松的绑。在狱中，他俩又瓦通声气，对敌斗争。当彭咏梧就义一周年时，刘德彬发动同室难友给江姐写了一封深情的慰问信……由于刘德彬和江姐有着如此深厚的战斗情谊，他写起江姐来自然得心应手。加上他曾就读于四川省教育学院，当过小学和中学的语文教师，有较好的创作修养和文字功底，使得他笔下的江姐形象饱满、生动，光彩照人。1957年2月19日，由《重庆团讯》第三期开始连载他执笔的《江竹筠》，编者在按语中说明：“选自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同志即将完成的，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革命烈士英勇斗争史实的题为《锢禁的世界》中的几章。”近50万字《锢禁的世界》(后改称《禁锢的世界》)是三人分工后于1956年秋天开始写作的，这就是《红岩》的第一稿。后经压缩重写，形成了30万字的第二稿。

中青社在1959年8月收到第二稿后，将它排印了60本，广泛征求意见，除了编辑部的江晓天、毕方、黄伊、王维玲等六七位同志外，马识途、沙汀、廖伯康、王党等四川宣传、文艺部门的有关领导都认真审读了该稿。中青社汇总各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正如《禁锢的世界》书名，小说的基调不够高昂，把监狱里的残酷气氛和惨烈的牺牲渲染过多，而没有能把监狱当作我们地下党的第二战场和共产主义学校来写，革命先烈的英雄风貌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于是，中青社便于1960年6月请罗广斌、杨益言来京修改作品。刘德彬凶在反右运动中被以“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等“错误”受到了一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而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也就是说，刘德彬未能参加《禁锢的世界》第三稿的写作。

岁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后，一面修改作品，一面学习、参观、访问。当时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尚未正式开馆，他们捷足先登，在那里看到了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许多重要文献的手稿，使他们大大提高了对渣滓洞、白公馆当年的局部斗争和全局关系的认识，“好像航行在迷雾里的船只，忽然看见了灯塔”，加快了第三稿的进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三稿完成后，中青社就将《在烈火中永生》的责任编辑张羽由五编室调回二编室，来编发此稿。编辑部专门为第三稿开了座谈会，张羽在会上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代表编辑部对小说的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此同时，沙汀和王觉同志也反复读了第三稿，又给罗广斌、杨益言出了许多好点子。在张羽协助罗广斌、杨益言修改第三、第四稿的过程中，萧也牧和已在反右倾运动中被的江晓天，也始终关心着这部书稿的修改加工，在写作上一遇到困难，罗广斌和杨益言就虚心地去向这两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请教。1961年12月，经集思广益，小说修改加工终于完成、正式发排之际、用什么作书名，又煞费苦心。当时，编辑部和作者拟有《地下长城》、《地下的烈火》、《激流》、《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嘉陵怒涛》等10多个名字。经反复斟酌，最后一致商定，取名为《红岩》。这是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是党中央代表团的驻地，在重庆谈判期问，也曾在此居住。给这部小说取名《红岩》，就意味着国统区的人民是在党的光辉、思想的光辉照耀和指引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才迎来了大西南的解放和革命的伟大胜利。

《红岩》出版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发行到百万册以上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遍及城乡的“《红岩》热”在鼓舞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烈火中永生》)、空政歌舞团将其改编成歌剧《江姐》上演，使红岩故事成了前最为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文艺精品。

始料不及的是，“”运动开始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竟成了“叛徒、特务”，于1967年2月10被造反派整死了。造反派还四处散布，《红岩》是一个分子写的，不是罗广斌的作品。当刘德彬和杨益言赶来北京，将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带到中青社时，张羽、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瑞、施竹筠等编辑同仁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向萧也牧通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萧也牧听后，沉吟良久，决然地表态：“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这群老编辑当场商定，编辑出版《红岩战报》。发出正义的声音，为罗广斌雪冤。萧也牧挺身而出，担当起了《红岩战报》的编辑工作。《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和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牧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传遍大江南北，深受广大《红岩》读者的欢迎，给颠倒黑白、造谣诽谤者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更没有想到的是，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突然在1968年“3・15”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这样一来，《红岩》就成了钦点的大毒草，中青社的一些人立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对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进行非法审讯。至此，只有160人的中青社，“牛鬼蛇神”的队伍扩展到40人。建国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的“没有改造好的老”萧也牧，被军代表指定为“牛鬼蛇神”的领队，接受掏厕所、扫烟囱、挖菜窑、运煤渣等各种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和数不清的大会小会的批斗……直至1970年10月15日，在身患重病时，被群专小组打死在湖北团中央五七干校，埋进了当地的一个乱坟岗。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3篇

1941年初夏，在延安清凉山上的一个窑洞，我的爱人田海燕带我拜见了博古。我们为何拜访博古呢？这需要作点背景介绍。

我的爱人田海燕，是四川泸州人。上个世纪30年代，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进入中国医学院习中医。“七七事变”后，他通过邹韬奋先生介绍到了延安，先在抗大（四期）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抗大政治部、新华社、《新中华报》工作。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博古任第一任社长，海燕也从《新中华报》调到《解放日报》。一个月后（6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三边行之一：延志路》通讯报道，第一次出现了“特派记者”这个称号，作者就是海燕。后来叶澜、雷波（即缪海，曾任新华社副社长）、郁文（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莫艾（因宣传著名劳动模范吴满有受到的表扬，曾任光明日报社社长）、林朗等也成了特派记者。特派记者与编辑部主任是报社骨干，每月发5元生活费，还有通讯员，这在延安是最高级的待遇了。

我是1939年在延安女子大学读书，经人介绍认识了海燕。女大毕业后，我被分到了陇东分区镇原县工作，与海燕通信联系。1941年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后，向我求婚。我同意后，他请博古将我调回了延安。

我和海燕离开了博古的窑洞后，来到总编辑杨松的办公室。他是湖北人，老红军。他很热烈地祝贺我们结为革命伴侣。

晚上我们的窑洞，挤满了报社的同志。我只认识海燕的朋友海、邓友星（解放后任重庆教育学院教务主任，1969年被迫害致死），其余的人都不认识。过了一会儿，丁玲来了。她是副刊负责人。她是大名人，但毫无架子，非常亲切，热烈祝福我们。这一时刻就算是我们的婚礼。

那时延安不兴披婚纱的结婚照，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我们着一身灰布军装，后面是大片的叶子。我结婚时只有18岁。

结婚后，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海燕是《解放日报》头牌记者，他来笔快，写的通讯稿质量高。在报纸创刊的这半年（1941年5月至12月），署名文章就达27篇，是报社最高产的记者，其中6篇“三边行”通讯，同事都交口称赞，获得了“中国的爱伦堡”之称。博古非常爱才，十分赏识海燕。在几次关键时刻，他都保护了海燕。

《解放日报》是由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的《今日新闻》合并而成的大型日报，担负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统一解放区军民的思想，指导工作和革命教育的重任。当时报社编辑、记者几乎都是20来岁的青年，他们意气风发，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与党中央的要求却有一定的差距。1941年年底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就发生了驻会记者提出“提高记者地位，采访自由”案的严重事件。

这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因为中共是将抗日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面对强大的侵略者，只有发动全民族抗日才能最终打败侵略者，而要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又必须提倡民主，因此民主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为此，中共提倡民主，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参议会是边区政府实行民主的实践，代表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向，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之区。

中共中央组织了采访团，有作家、记者十来个人，海燕以《解放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担任采访团团长。报社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骨干记者派出。他们辛勤采访，夜以继日工作，在报上刊登了消息、报道、采访77篇。这些记者精力实在过剩，在紧张工作之余，受到会议民主气氛的熏陶和鼓舞，也想尝试一下民主的味道。他们聚在一起，有记者提出：“采访工作没有得到中央一些机关和单位的支持，一些领导也拒绝采访，记者的地位和待遇应该提高。”

“对头。”海燕、海用四川话喊起来。

郁文说：“我们何不提‘提高记者地位，采访自由’一案，征求参议员的意见？”

“要得。”海燕喜上眉梢。

“海燕，你来笔快，由你起草。”海提议。

“好！”海燕爽快地答应。他当晚写好，第二天交给海、郁文等，作文字修改后，抄了几份便征求徐特立等参议员签名附议，准备正式提出。

这群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记者，在不经意中，捅了个大娄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鲁莽行为在中国红色新闻史上成了空前绝后的一次有“组织”要求采访自由，提高记者地位的举动。这实质是要党开放舆论，要求新闻自由。

在中央高层看来，这群“无冕之王”的提案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表现。党员记者首先是党员，必须要有坚强的党性，在思想、政治、组织上与党保持高度一致。这件事情使中央十分尴尬，因为公开谴责这件事，会被利用，制造中共不民主的口实。因此，党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策略。先由参议会党团负责人王若飞出面阻止，对海燕等指示：“采访有困难，党可以解决。要分清内外有别，你们不要提出。”同时指示报社党组严肃处理。

最初海燕他们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将提案收回就了事。11月14日，他们接到报社要他们回去开会的通知，才紧张起来。

博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事先不知道此事，突然接到中央的指示，处在矛盾之中。报纸才开办半年，几乎所有的大牌记者：海燕、海、郁文、普金、林朗等都卷了进去，等于是报社的半壁江山，怎样处理？尽管因30年代的“左倾”错误，两个月前（9月），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受到严厉谴责，日子很不好过，但他还是承担了责任，决心保护他的爱将们。15日，在编委会上，他严肃批评记者们此举是党性观念差的表现，违的纪律，今后必须引以为戒。

海燕、海等均作了检查，郁文否认此事与己有关。

最后报社没有给任何人处分，只作了人事调整，海燕去国内版，海负责对外发稿，林朗调外勤，当助理编辑。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实行改版，更强化了党对报社的绝对领导，使海燕彻底明白，党报姓党，报纸大至社论，小至消息，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的语言），所谓采访自由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件事，是海燕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到的严肃批评，给他的印象特别深。

这件事，同时也留下浓厚的阴影笼罩着他的一生，以后历次运动，都成为他的主要“罪状”之一。

二、记者逃离延安事件

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野百合花》，引起了争议。王震看了，大发雷霆：“老子们在前方打日本鬼子，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娘！”

作为政治家，将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提到了谁在延安挂帅，谁当总司令的高度。他说：现在整风运动，已发现了坏人，要用眼光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和“国特”。“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此前已经开始的整风进入了新的阶段。一下子，整个延安城到处都是“日特”、“国特”和“托派”。同志之间彼此揭发，互相攻击，侮辱、捆绑、抓人成风，无法无天，逼供信成为时髦。我们这些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的小知识分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架势，惊恐万状。

6月的一天，我在中央研究院参加了批斗王实味的会议后，回到清凉山，进窑洞，听到海燕和海在叽里咕噜议论。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他们谈话的内容，后来听海说：“《野百合花》有多大的政治问题？不就是语言偏激了一些，其中一些事情，在延安确实存在，最多就是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

“不对，他是个‘托派’！”我插嘴说了一句。当时凡是与“托派”沾上边，性质就成了敌我矛盾了。海听我这样一说，便不吭声了。

海燕嘟囔着：“不是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托派’的问题他不是交代了吗？何况还在调查，为啥子就把他抓起来嘛？”

有一天晚上，住在隔壁的同事魏伯突然被抓走了，下落不明。同事们一下子不敢理他的妻子和孩子，见到他们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自此，一些平日很要好的同志见面不像往常那样嘻嘻哈哈，而用疑惑的眼神相互一视。海燕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和海两个人悄悄地交换意见，难道共产党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怎么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成了敌人了呢？

海燕仍然每天在外面跑新闻，回到家中就将他所见的整风运动情况告诉我。有一次中央党校批斗一个同志，要他交代“反革命”的同伙。这个同志满头大汗，嗫嗫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正好一个外调的同志进来，他一看是熟人，立刻指着那位同志大声说“是他，就是他”。结果这个同志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被隔离审查。

有一位作家，是我们的熟人，组织要他交代自己是如何当“特务”的，逼得他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索性用写小说的办法，编起故事。故事很生动，有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经过，场景描写，天气，心理活动，矛盾冲突和悬念，很吸引人，可惜是小说。但他的胡编乱造居然受到表扬，弄得这位仁兄哭笑不得。解放后，朋友们见面，经常把这件事当笑话来讲，他只好用讪笑来掩饰尴尬。

那个时候，《解放日报》的整风还没有全面铺开。海燕和他的好朋友们对运动不理解，经常悄悄地议论。我们有太多的为什么，需要找到答案。

9月，为了加强边区新闻报道，报社作了重大的调整，在绥德、陇东、关中、三边分区设立通讯处，海任陇东通讯处主任，普金负责关中，三边只有林朗一个记者。绥德通讯处是重点，由海燕负责。海燕要求调我去搞新闻采访工作，这样我调入《解放日报》，成为党报的一个新兵，随海燕、田方（曾任陕西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到绥德。

绥德是陕北的“名州”，在古代称为上郡，为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三十里铺》的民歌让绥德闻名遐迩。绥德县城在山上，巨大的青条石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窄小的街上，满载着这个古城的沧桑。八米高的牌坊是塞外有名的古迹。

绥德通讯处的新闻报道面覆盖晋西北、绥德、米脂、榆林、安塞等地。通讯处设在绥德一座小洋楼里，通讯报道通过部队的电台向延安总社发报。

绥德离延安300多里地，整风尚处在各单位集中学习文件和马列主义著作的初级阶段，我们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专心投入采访之中。绥德分区是陕甘宁边区最繁华最富有的一个分区，特别是米脂县，是出名的绅士县，产生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如马雅堂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他回米脂探亲时，海燕还专访过他，写了一篇访问记在《解放日报》刊出。边区政权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机制，凡是中央有关政策下来，我们都要及时反映各阶层人士的意见。米脂县上层人士多半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往往与采访者吟诗填词，谈古论今。我和田方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海燕有较深的旧学功底，主要是他负责采访。

我和田方采访一般新闻。田方文化程度不高，在新闻战线工作刚好一年，他非常勤奋学习，海燕对他帮助很大，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地工作。我是新闻战线的新兵，虽然在女大听过新闻课，但那是纸上谈兵。我只能边干边学，写好后，经海燕修改，再发给总社。

第一次单独出外采访，到绥德义合镇报道征粮新闻。义合镇离绥德有三四十里路。那时没有自行车，更没有汽车，靠两条腿。走到义合镇已是下午。第二天参加了征粮动员大会，老乡们都踊跃运军粮。第三天天还蒙蒙亮，我就随送军粮的骡马大队返回绥德。我一路酝酿新闻稿，到绥德已是晌午，回驻地马上写了《绥德公粮入仓义合区首先完成运送》消息，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

1942年底《解放日报》已全面铺开整风运动，海燕奉命回延安。他走后就失去了联系。我很着急，多方面打听，听说他受到批评，除了在参议会提的记者自由采访案外，还有在“轻骑队”上发表的杂文《空气、阳光、厕所》。

这件事情我清楚。

当时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把宝塔山看成照耀中国的红星，把延安看成是中国最民主、最平等、最自由、最纯洁的圣地。但现实并不是十全十美，有“瑕疵”、“黑暗”。“爱之深，责之切”。于是在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就出现了“轻骑队”墙报。时间大约在1941年4月。

据说“轻骑队”原是苏联共青团内的一个组织，专门揭露党和政府机关中的。于是中央青委的萧平、李锐、许立群、童大林等年轻人，主张对延安的等“黑暗”现象进行针砭、讽刺。“轻骑队”墙报语言鲜明、尖锐而又刻薄，加以版面活泼，配以漫画，图文并茂，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每到周末，张贴“轻骑队”的大木牌前就人头攒动，成为延安最热闹的地方。我也很喜欢看上面短小俏皮的文章。

大约在1942年初，我在“轻骑队”上看到了海燕的《空气、阳光、厕所》，觉得很有意思。这三个不相关的东西怎么扯到一块呢？我好奇地问他。他说是写高岗的。

原来1941年11月，在参议会期间，他奉命采访高岗。高岗谈自己历史时，目中无人，炫耀自己如何创建边区，海燕有些反感。他说话粗俗，非要海燕写上自己少年时“调皮和浪荡江湖”的话。海燕觉得他是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写不太好，由于他的坚持，只好向博古汇报，经过同意，在访问记中，写了“高岗是个调皮的家伙”。后来遇到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张光天（曾任陕西省劳动局副局长），张对高岗不满，说他脱离群众，连厕所也要挂上红纱布一人独占，干部意见很大。海燕联系鲁迅文章有“日光、空气和水，穷人有分，其实不确”，应改为“能够得到大家一样的日光、空气和水”之意，写了《空气、阳光、厕所》，说“边区的空气很自由，阳光很灿烂，但有个别人独占厕所的不好作风”。

高岗当时在延安可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多次表扬他，并委以重任，担任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长。我知道内情后，为他担心起来，这篇杂文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果不出所料，报社有人说他的文章居心叵测，反对高岗就是，就是反革命！

1943年2月底，接到《解放日报》调我回延安的命令。我没有马上走，因为原计划要采访绥德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消息。3月9日我向总社发了通讯稿《绥德纪念“三八”节，号召妇女努力纺织养蚕》（刊登在《解放日报》1943年3月12日第二版），第二天离开绥德，中共绥德地委组织部托我交西北局组织部一包绝密文件。绥德红枣是有名的，价廉物美，我买了三十多斤用面粉袋装了一袋，准备送报社同人吃，我行走的工具是一匹马，一个马夫随我上路。

到延川县城，意外发现海燕。我略感吃惊：“你怎么在这里？”

海燕回答：“我到延川来采访种植棉花试验田的新闻，你和我一起采访后回延安。”

于是我将所有行李、西北局绝密文件托马夫带回延安，给我的上司新闻通讯科科长杨永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写了一封信，请他将绝密文件迅速送西北局，一袋红枣分给同志们吃，行李存在报社，我回延安来取。然后随海燕行动。

路上，海燕告诉我他挨整的情况。《解放日报》全面开展整风后，海燕成为报社的第一批重点。他回到延安，博古顶住压力，没有对他采取组织措施，只是与他谈话：“海燕，在写作、思想上有些人对你有意见，你准备检讨，不回绥德了。林坚体弱有孕亦将调回，你仍做采访工作。”

随后报社就展开了对他的批判。主要罪状三条：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提高记者地位、采访自由案”、写了《空气、阳光、厕所》，以及采访地主士绅。如果实事求是批评他文章中反映出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绝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话，那么他是乐意接受，并在工作中改进的，但条条都上纲，前两条是，后一条是走地主路线，每一条都可以置他于死地。

“采访米脂县的绅士，不是报道边区的民主三三制吗？”我气愤地叫起来。

“是啊！叫我怎样想得通？有人还说我是特务。”

“根据什么？”我瞪大了眼睛。

“说我来自国统区，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

“荒唐！”我苦笑起来。听了海燕的诉说，我是同情他的。为什么他会挨整呢？检讨起来：第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整风进入“审干运动”（后称为“抢救运动”）。第二，“人怕出名，猪怕壮”。他是博古的大红人，遭到某些人的忌妒，个别人落井下石。第三，与他的性格有关。他自视甚高，个性张扬，说话尖酸刻薄，一言不合，就出口伤人得罪了一些人。

我的地理方位感很差，陕北的山都是光秃秃的，分不出东西南北，我跟着海燕沿着山坡，从这山走到那山，将近黄昏，突然看到了蜿蜒的公路，顿时警觉起来，因为公路是边区与统治区的分界线，这点我很清楚。我厉声问：“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海燕停下了脚步，在一个山坡坐了下来，告诉我，他要离开延安，还要求我一起走！

一声炸雷，我惊呆了。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海燕会出此下策！

“到延安是为了抗日，是追求民主与光明。没有想到有人居然背后下手，欲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打成特务！劳苦在所不辞，艰险在所不畏，但人格不能玷污。士可杀，而不可辱。”海燕满脸的委屈，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双眼注满了泪水。

“我们回去，可以说清楚的。”我劝道。

海燕摇摇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回去将被抓。现在抓起来的人，谁放出来了？我到重庆，找董老论理，还是一条活路。”他于1938年到重庆去接一批“护士”回延安时，就认识了党的元老董必武。董老和蔼可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的《今日的华北》，最先就是经过董老修改，带到重庆，设法在南洋报刊上发表的。董老每次回延安，海燕总会去拜访这位尊敬的革命老前辈。

“博古对你这样好！有人要整你，他都为你担担子，你这一走，不是给他造成麻烦？”

海燕叹了一口气：“我对不起博古，给他写了信，引了诗经上的‘毋也天知，不谅人知’，表明我是要革命的。”

我进退两难，非常矛盾。与他分手？我们毕竟夫妻一场，虽然磕磕绊绊，但还是有感情的，何况他受到了委屈。和他一起走？岂不是要背上逃离革命的黑锅。一个人回去？在这荒凉的山沟里，在即将来临的黑夜里，在这四周不见人影的高坡上，怎样走？我不是迷路也会被野狼撕吞，那才一辈子洗不清！再说我已有身孕，孩子有生存的权利，是无罪的呀。

罢！罢！罢！走吧，何况找到董老能够把问题说清，还可以继续革命。

血红的残阳渐渐坠落黄土高坡。我回头望去，绵亘的山峦，一望无尽，眼前仿佛出现了延河水、清凉山、凤凰山……浮现出博古、陆定一、海、苏姐……眼泪不由得簌簌掉了下来。

我叹了一口气，转过身，跟着海燕朝公路走去。

我们的出走轰动了延安、绥德，成为一个事件。据说边区保卫部门曾发出“通缉令”，抓捕“特务”海燕。

在绥德和我们一起工作的韦君宜在《思痛录》里，用自传体小说的形式，回忆了这段事情（小说的“露沙”即作者，“田海水”即田海燕）。

田海水因为是在延安派来的，又是记者，消息比别人灵通些。……

露沙说：“我得跟你学新闻。”

有一阵，他说起边区边境很有些新闻，然后他就走了。大家说他是到边境采访去了。谁知过了没几天，他忽然从边境寄回来一封信，还有一包他带的内部文件和他的身份证件。他告别了，田海水跑了。

消息震动了地委，上级说田海水畏罪潜逃，想必他是特务，不是特务干吗要潜逃？露沙也相信，可是这个特务，临走为什么还写什么告别信？还把文件、证件都寄回来？他的告别信里还称什么亲爱的朋友，说：“知道马上要拘捕我，可是我不是坏人。”大家乱猜，有人说他跟那个大学代表团的联系，就是特务联系。露沙听了心里一震，暗自叫侥幸，没有去看那个教过自己英文的人。

田海水是特务，那么还有别的与他有联系的人了。……

田方在《炎黄春秋》1994年12期上发表的《海燕事件》一文，记载了这个事件，但有些回忆有误，我于1995年1月21日，给田方写信，作了一些说明。田方于该年2月7日复信，写道：“您托《炎黄春秋》给我转来的信，海燕同志生平和讣告，已收到……首先向您说明一下：我写的‘海燕事件’（这个题目是编辑同志拟的），本来是为了写有关同志的回忆中的一个片断，说明即使在当时这样紧张的环境下，还是很冷静而正确的对待我，说明习是正确掌握政策的。而《炎黄春秋》编辑看了后认为可以单独处理此文而后摘用的。当然，对此，无论我个人和《炎黄》的编辑都是出于好意，是为了给海燕同志正名，揭露康生之流‘抢救运动’的左倾错误。至于您说补充的有关海燕同志以后做的大量工作，我们无法了解，所以我也认为《炎黄》能够发表一下您的补充说明，就可以更好地介绍海燕同志的全面情况。我们阔别52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沧桑变化太大了，好在我们还算健在，海燕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也为组织上所认可而赞誉，他是永垂不朽的！”

李锐近来在香港发表的回忆录，也写到海燕：

还有一个有名的记者，海燕，他是原来《新中华报》的，曾是《解放日报》采访边区最有名的记者。整风前夕，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挨整了，就跑掉了，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主要是政治生活不习惯。这个人出去后没有进，在外面也还是同党有一定的联系。四九年长沙解放时，他还到长沙来过一次，我们见过面，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我们的事情牵连到海燕的好朋友缪海。在“抢救运动”中，是审查海的一个问题。在中，这件事情成了他的罪状之一，新华社的所谓外调人员还来调查缪海，据说海燕离开延安时写信给海，说“河山遥隔，后会有期”，海燕记不起这件事了，但写了交代材料《关于缪海》，这份材料是档案资料里没有的，现在他们两人均已作古，公布出来供后人作研究吧。（限于篇幅，仅节录与海燕逃离延安事件有关的部分――编者）

大约41年春，在延安，组织上调我至新华总社作记者，缪海已先在该社工作，彼此认识。同年夏，中央创办《解放日报》，博古任社长，调我们至报社作特派记者。报发刊时，我被派往三边分区采访，数月方回。在此期间，我与缪不在一起，也未通信。我回延安之后，陕甘宁边区开参议会，报社组织报导该会消息，派我采访参议员与会议新闻，缪未作该会采访工作，我工作很忙，报导的访问新闻等很多（均载《解报》），同海闲谈时间不多。只因该会征求各界提案，我们以平时在采访中曾遇到一些工作困难，和海、郁文等商量也提一提案。大家都赞成，当时海等说我笔快，推我起草。我便起草，修改后，拿到参议员中去征求签名，有些参议员签了名。这个提案虽然叙述了我们在采访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要请解决，但标了“提高记者地位，采访自由”之类的案由，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办报观点，是错误的。当时被中央代表王若飞指出，我们认识错误，便未提出此案。后来在《解报》党的会议上，作了检讨，接受批评。好像海也作过检讨，只郁文曾想赖帐。记得此事只当时在会上有过批评，未作什么处分（61年夏，我在北京见海时，问过当时有无处分。海说“未作什么处分”）。此事过后，42年《解报》设立绥德、陇东、三边、关中分区的办事处，任我为该社绥德分区办事处主任，海为该社陇东分区办事处主任。我和海便分赴工作地点，自此至43年3月，我犯自由行动错误脱党至重庆前，与海未见面，直至解放后的52年我们在重庆才又见面。

在延安时期，我和海同在报社工作，因为彼此是四川人，又颇爱好文学，暇时除弄点东西吃，谈家常事以外，我们主要谈过如何写新闻，如何写文学、特写等。他说想写诗，我也见过他写的一些诗。我谈自己想写小说，不想搞新闻等。当时在报社记者中，我、海写的东西较多，认为有写作能力，想作好工作，言谈间有些相互欣赏。

自42年秋我们分赴绥德、陇东后，可能因工作与他通过信，次数也很少。当43年3月，我因不满整风中报社有些人对我写作的意见，而犯自由行动脱党至重庆的错误时，海（）在陇东，我没有同他见面，也没有写信告诉他我要自由行动，他是不知道的。记不起在我要离开边区临走时，有否给他留过诗信的事，只记得我在那时曾给社长博古发过一封只有引用《诗经》上的“毋也天知，不谅人知”几句话的信。这在46年博古为开旧政协会议到重庆时，我和博古谈过，他说是收到了的。至于我对海有无留过“河山遥隔，后会有期”的四句诗信，现在还是记不起来，只记得我当时事前未告诉任何人我要自由行动，也不交谁留给海的信。总之，我记不得了，请查有无我留给他的原信或是交谁留给他，他于何时收到的？如果有，那也是和我给博古诗信意思那样表明自己还要革命，将来还要再见的心情的。……

我谈自己43年犯错误后至大后方在董老、王若飞等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也谈46年曾在渝见博古、陆定一承认当年错误，检讨自己那次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抗伟大整风运动的错误。因为自己犯过错误，有愧对故人的心情，故谈得简略。他说博古或陆定一回延安在报社谈过我在大后方从事民主运动的事。……

“田海燕事件”给了博古很大的压力。据说康生在一次高级干部整风会上，指责博古，说解放日报社、新华社是特务成堆的地方。我们离开延安，无疑给康生的攻击增加了一个例子。

我们离开了延安，是对“抢救运动”的抗议，不是离开革命。离开边区我们就一直朝南走，坚定地相信，到董老那里可以将问题讲清楚。两个多月后，我们到了重庆，立即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董老检讨，要求革命。董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从事经济文化统战工作。董老还发电报给中央，说明我们已到他处，我们的问题暂时不要作结论。以后他回到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据说高兴地说：海燕又飞回来了。董老还将我们的情况告诉博古。

博古很高兴，他多次将我们的情况告诉海等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并在一次报社大会上，大声说：“我们出去的同志，在大后方表现是不错的。”

1946年初，博古来到重庆。海燕拜访了博古，当面向他作检讨。博古没有批评他，反而鼓励：海燕，你在大后方干得不错。真没料到，4月8日，博古与王若飞、叶挺等同志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飞机出事。海燕闻讯，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我们就到曾家岩周公馆吊唁博古、若飞、叶挺等遇难领导。4月1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筹备会启事”，海燕与、董必武、孙科、张澜等140余各界知名人士作为发起人。我们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向博古等各位遇难烈士致以最后的敬礼。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4篇

木心先生上世纪50年代从上海美专毕业，是林风眠大师的高足，虽有满腹才华，但从1957年进厂后，因出身地主，且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被扣了地主、坏分子、现行反革命等三顶帽子，一直遭到打压、批斗、囚禁，尽管专业才能非常突出，但不能使用，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全厂的所有厕所。父亲听说后，让办公室通知木心第二天到工艺美术研究所来一次。他说：“我要见见他，一个学有所长的设计师，整天扫厕所干什么？”

我当时刚从部队回到上海，正在办理复员手续。那天，父亲下班回来特别开心，满脸都是笑容，就像找到了他最喜欢的字画、石头似的，让我打开冰啤酒，边喝边对我说：“我今天下午约来谈话的孙木心是个人才，是我所结识的所有字画家中最有学问的一个。”

“大画家刘海粟、谢稚柳、应野平、程十发、李苦禅、黄胄等都很有学问，但木心却不同，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精神和学养与常人不同。这个学贯中西、文学修养如此好的设计师，却长期在工厂的最底层扫厕所，太浪费人才了！‘’都结束了，地主、坏分子、反革命三顶帽子还扣在他头上，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发挥他的才能！工艺美术大展的总体设计师非他莫属！”父亲越说越激动。

第二天，父亲专门调看了孙木心的档案。第三天下午，创新工艺品厂的蒋厂长应约到汾阳路79号大展办公室，向父亲汇报孙木心的情况。他说：“孙木心业务能力很强，但政治底牌一塌糊涂，因为长期定性是三类坏分子，所以只能安排劳动改造。”听到父亲要调他出来搞展会总体设计，蒋厂长担心道：“若重用此人，政治风险很大，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啊。”贺志英也在一旁说：“非亲非故的，调他出来挑重担，会有难以预测的风险。”父亲果断地说，孙木心档案我已看过，地主成分是他父辈的事，不代表他也是地主，他的历史就是“学生+设计师”！我们革命队伍中，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技术骨干，父辈都是地主、资本家，他们照样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考验，为国家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木心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让他扫厕所是O大的浪费！对国家也是损失！立即调出来，以后出任何事，任何政治风险由我承担！就这样，木心很快离开了工厂，到展览会办公室报到了。

第一次见到木心时，我还身着军装，他来家中向父亲汇报展览会设计等工作，那是1978年l0月份，父亲已重返手工业局任局长。父亲将我介绍与他认识，初次见面，就感觉此人温文尔雅，50岁左右的他，穿着得体，双眼炯炯有神，身上有一种贵族气质。木心走后，我问起他的身世。父亲讲，孙木心出身于浙江乌镇大户人家，在当地算是名门望族，二十多年来吃尽了苦头，一肚子的学问却不为所用，现在好了，我会好好重用他的，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在整个手工业局系统的设计师队伍中，像木心这样有思想有水平的设计师恐不会再有。我问为什么？父亲说：“他洞彻中外古今文学，从美学、哲学到史学无所不知，学问博大、深邃，经天纬地，纵横捭阖，真是难得的人才！毁掉了一代人的学业，你回到上海后，要好好地补课……”

11月下旬，我正式办好复员手续，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报到，与木心、夏葆元、陈希旦、朱玉成等在一个单位上班，便像海绵吸水般向老师们学习，补考初中、高中文凭，以后又读大专、本科、研究生都过一遍，这些都是年轻时本该走过的路。

三十周年工艺美术大展在1979年9月25日如期开展，规模盛大，获得空前成功与好评。木心是大展的总体设计师，当记首功。父亲对他更是欣赏、器重，暗中决定委以更重要的职务，在筹备中的上海工艺美术协会中让他出任秘书长。这件事，木心来家中时，父亲对他透露过，并关照他对外勿谈此事，因看中这个职位的大有人在。我看得出，木心一再谦让，他最后表态，胡老您是我生命中的大贵人，因此，只要你决定了，我定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的。在上海工艺美术协会成立大会上，父亲向一千多名会员提名孙木心担任首届秘书长时，全场一片静默，随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在台下目睹此情此景，也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胡局长真有魄力、有胆量，竟启用一个‘三反’分子任秘书长？”

之后，木心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工艺品展销公司两边上班，但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所，因此我与他经常见面，因工作关系他也来西湖公寓家中，有时谈到晚饭时间，父亲会留他一起吃饭，喝上几杯。饭桌上，木心与父亲谈笑品议，从宋朝的山水画高峰郭熙、巨然，到元明清诸大家，他们谈得甚欢，我在旁边也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父亲与他聊得更是兴趣盎然。木心对文学诗词方面的功力毕现，看似无意显露身手，事义浅深，足见其超凡见解！看得出父亲很喜欢他。

木心先生对林风眠很是推崇，那段时间他的构图风格酷似林先生。我见过他作画，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严，对不满意的作品就当场销毁！木心还广闻博识，他知我以前学过小提琴，在部队文工团专攻法国号，便与我聊起音乐来，从巴赫、贝多芬、肖邦到勃拉姆斯，小提琴十大协奏曲，世界十大交响乐作品，他都如数家珍！对贝多芬更是推崇备至，记得他对我说过，莫扎特听过贝多芬17岁演奏的钢琴曲后，就预言有朝一日贝多芬必定震动全世界。木心先生对《命运交响曲》特别喜爱，他曾说，这是一首光明战胜黑暗的胜利凯歌。正是木心先生对生活的爱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才战胜了他个人长期遭遇的不公和痛苦。苦难的经历变成了他创作的源泉，他曾对我说，这与《命运交响曲》给他的力量是分不开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尤其喜欢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就连莫扎特、韦伯的法国号协奏曲，他竟也熟悉，木心就像一本百科全书。那时，我与摄影老师张志岳、木心三人常一起在工艺研究所的草坪上神聊，他经常把同时代的音乐家与画家，比如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康定斯基时期的绘画和同期柏辽兹、西贝柳斯、德彪西等摆在一起来比较，他认为音乐家是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一首名曲能永远地传下去，让人们百听不厌，是多么的神奇、美妙啊！

在办公室，木心经常一手夹香烟，一手放在膝盖上，精神矍铄，恰似上海人讲的“老克勒”那种派头。同他聊天甚是开心，他从艺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神采飞扬，喜怒溢于言表；他机智即兴，妙语连珠，聊到尽兴时，简直像个孩子，很是可爱。有时我们会谈及“”，对这场运动，我深恶痛绝：“‘’摧毁了我们少年时一心想当科学家的美好梦想，它几乎毁了整整一代人！”木心道：“你父亲当年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解放后，‘反右’‘’中屡屡被打压、被批斗、被隔离，甚至被强迫劳动改造，我看‘’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和有资阶级的斗争，否则你们这样的革命家庭怎么会被抄家呢？”今天回想起来，这句话真是既精辟又贴切。

上海工艺美术协会成立不久，父亲在常务理事会上提出，应办一本会刊，宣传普及美学知识，指导消费，促进生产。父亲深知木心文学功底深厚，即委任他为《美化生活》杂志试刊号主编，打算先办一期，试试反响如何。因此，初期只有木心是专职主编，其他的记者、编辑都是兼职的。当时我已调到研究所情报资料室从事专业摄影工作，也被吸收为兼职编辑。我亲眼看到，木心对每一篇稿件的终审均非常认真，封面也是他特意找老同学、当时上大美院副院长任意画的一幅抽象画，构思出于康定斯基的c、线、面原理，很有创意！试刊的出版为正式出版《美化生活》期刊打下了基础。

在编这期杂志的同时，木心开始为去美国作准备。1982年6月份的一天，木心悄悄对我讲：“晓申，我已找好担保，准备去美国。四年前，你父亲把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充分信任，委以重任，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我感激不尽！照理应在你父亲麾下继续工作，以回报他的知遇之恩，但若不出国去闯一闯，我此生的愿望和理想恐难以实现！现突然提出要走，我觉得又难以启齿，你能否帮我先吹吹风，让老先生有个心理准备。否则，他若不同意，我是肯定不能走，也不会走的。”当晚回家后，我便把木心的想法转告父亲，他沉默了许久，惋惜道：“人各有志啊！木心满腹经纶，一旦跨出国门，会有难以估量的发展空间！我第一次见他之时，便看中其才华，在这几年的工作交往中，与他有过几次深谈，这个木心，博古通今，不但国学功底深厚，就连外国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否则我不会连续委以他三个重要职务。《美化生活》有他在，发展会非常快，在全国一定是第一流的期刊。但你想想，他也50多岁了，这个年纪还想跨出国门，可见愿望之深、决心之大，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了。作为他的领导、朋友，应该支持他！”

之后，木心编制所在的工艺品展销公司不愿放他，父亲还亲自做了贺志英总经理的工作，这才帮木心在个人鉴定表上盖了公章，协助他办理了出国签证手续。出国前，木心还专门赠我两幅精品画作，留作纪念。

2017年，将是《美化生活》杂志创刊35周年，父亲胡铁生是创始人，木心先生是首任主编。写此稿时，我瞥了一眼手机，突然发现今天恰好是l2月21日――他俩也都是在这一天仙逝的，只是年份不同，或许在冥冥之中，也是天意的安排、前世的缘分！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还会相遇，还会有更多的故事在延续。

木心曾说过：“爱我的人，一定是爱艺术的人。”父亲是第一个发现并爱上他才华的人。我想，这一定是缘分吧！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5篇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我们那个纵队编入三野第9兵团，兵团司令是宋时轮，政委是郭化若。上海解放初期由9兵团担负警备任务，先由宋时轮、后由郭化若留下来任淞沪警备司令。我当时在淞沪警备部队报社工作，同郭化若打不上什么交道，但常能见到。我在上海工作五年后调去南京，碰巧郭也调南京，但在南京我没见过他，更说不上交往了。

我们这些在报社工作的小青年都读过几年书，入伍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参加过一些战斗，再写过几篇报道，就狂得很了。不论对哪位领导，都要评论一番：水平怎样，能力如何……似乎什么人都不在话下，不过，对司令兼政委的郭化若，我们可一点不敢张狂。他――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参加过一至四次反“围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在延安当过军委参谋部作战局(一局)局长，还一度给朱总司令当过政治秘书；据说在黄埔军校时两次下手令要郭去给他当秘书，郭都拒绝了。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小青年来说，那可是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山。不过听说，郭化若受的学校教育不多，小学中学加起来也就读了三年或四年书，再加两年黄埔军校和在苏联炮校学习一年。但他自修了高中的数理化，自学了古文，凡看过他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和译文的人，无不惊叹他古文功底的深厚。据贴近他的人讲，从他的办公室到寝室，一直到他家的厕所，到处都是一摞摞的线装书，他常常蹲马桶时都手不释卷。

跟郭化若学兵法，如同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样有趣

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先后写有四稿。一稿是1939年写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二稿是1961年1月给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一家注孙子》写的代序《论孙子兵法》(这时郭已将孙子兵法由古文译成白话文，译文分段插在十一家注后边)；三稿是1977年3月为《孙子今译》一书写的前言；四稿是1983年12月对三稿略加修改，作为《孙子译注》一书的前言用的。

跟郭化若学军事，如同从艾思奇学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讲本质与现象；郭化若讲武器――战争工具如何从生产工具、狩猎工具、运输工具变化而来，也极为生动形象。他说：杨志的刀和黄三太的刀，最早都是割稻割麦用的刀；李逵的板斧和程咬金的板斧，最早都是砍树砍柴用的斧；连窦尔墩的三节棍，最早也是农家晒场打禾用的。从古代的战车到现代的坦克、装甲车，从古代的战船到现代的兵舰、航空母舰，无不是从作为运输工具的普通车船演化而来。郭化若孙子兵法研究的一二三四稿都讲到战争工具来源于生产工具，尤其第四稿加了一个长长的尾巴，专讲武器与战争、战法的关系。他认为，现代武器无论怎么发展，也不能改变战争的本性；但是现代武器的发展能够从多方面改变作战方法。

驻上海部队的干部，上上下下都爱听郭化若讲话。他爱讲，能讲，也会讲。当时军队干部像郭化若这样有学问的，实在不多。他熟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许多历史典故能信手拈来。他能将“聊斋”、“西游”、“水浒”等古典小说中的某人某事插入他的讲话，随随便便，又妥妥贴贴。

郭化若的孙子文章，那时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当时我们在学社会发展史，而他讲我国古代兵法的文章中也描绘了一幅古代社会的画图。比如，孙子兵法为什么强调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这是因为：那时候的战争，要打就是速战速决，往往一次会战或一个战斗，就解决了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时社会经济落后，要打大仗，没那个本钱，打不起；军队组织脆弱，技术低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不可能有很长的战线，也不可能有持久的两军对抗。连粮食都取用于敌，军队只能走到哪吃到哪。在贫瘠、灾荒或遭战争破坏了的地区，吃的都没有，军队怎能坚持长期作战?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那时还没有克服城寨防御的足够能力，因此孙子不主张攻城，而主张“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讲的这些，正是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它是战略也是战术。

郭化若讲孙子兵法的文章，不但成了社会发展史的注解，更成为小说《三国演义》的注解。比如说，“三国”描写的许许多多战斗，往往胜败决定于双方武将阵前个对个地对打，一方武将被斩或打败，整个军队也就败了。像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古城斩蔡阳，就是如此。“三国”中的战争，除了靠武将阵前对打，还靠领兵的统帅斗智。诸葛亮、曹操、周瑜、陆逊、司马懿，这些人全靠奇谋妙计致胜。军队多少并不重要，“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要紧的是统帅是否高明，有无锦囊妙计。

在郭化若被划为“托派”时，坚持重用他

郭化若怎么研究起孙子兵法来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过此事的经过――

“1937年底，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同志对我说：‘你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不考虑了。留你在延安工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是抗大校长室，你就上那儿报到去吧!’”

郭化若曾因被怀疑为托派，于1931年丢掉了党籍。但一直很重视他，信任他，坚持要他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负责教育训练工作。1937年8月郭去党校学习不久，毛于9月5日又写信对他说：“你暂一星期内勿去党校，帮助把红大教育工作改进一番。尔后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的。你暂去党校学习，不是解除军事，那天我已对你说过了，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党校学习后， 将郭化若留在身边，第二天就向他交代了任务：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交代任务的时候毛说，抗战全面展开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或寄托在军的作战上。为此，毛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观点。先召开了座谈会，让郭化若请了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等人来座谈。座谈后，让郭整理大家的发言，拟定一个写作提纲。毛还曾专门写信为他引路，告诉他要看些什么书，从什么地方着手研究。他在大量读书、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提纲，交给了，其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到1938年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吸收了大家的看法和郭化若的研究成果。

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也是受到的启发。他回忆说：“大约是1938年秋，有一天我给送去有关前方战况的电报……主席看完电报我正要离开时，他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为了落实的指示，我很快找了一些关于古兵法的资料，潜心学习研究，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一开始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和《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39年2月和4月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份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

“我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1939年8、9月间，我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知道后，很高兴。他对我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 ，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按照主席的指点，我便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阅读。……那时军委一局工作很忙，我只能利用一些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作笔记，常常熬通宵。几乎花去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才于11月9日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得到了的肯定。

另一本书《军事辩证法》，原本是1940年8月郭化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演讲。他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领域，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的同一与差别，战略的全局性与战术的局部性等等，作了探讨。演讲也是在鼓励下作的，毛对他说：“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演讲后经文字整理，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作标题，刊登在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以《军事辩证法之鳞爪》为题出过小册子。上海解放后出版时，出版社将“之鳞爪”三字去掉，干脆叫《军事辩证法》。书到手上，郭化若吃了一惊：书名如此响亮，又如此大模大样，会不会引起“目空一切”的嫌疑?但考虑到出版社的一番好意，也就算了。

写作《军事辩证法》前后，郭还写了一些军事论文，还研究了孔明兵法，于1940年春写了《孔明兵法之一斑》，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4期上。当时这篇文章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军队中就有些中下层军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

军委一局相当于后来的总参作战部，是管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郭化若任局长之前，已有过四任局长，他们是：张宗逊、聂鹤亭、何长工、郭天民。郭化若任局长后，除本局业务外，还要干两件事：一是编辑《抗日战争丛书》，这是确定的任务，原定为这套丛书编写《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工作》两书的刘亚楼、谭政因无暇写，也只好由郭编写；二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有、王稼祥、肖劲光、肖向荣，但是具体负责编稿的，就只郭一人。

郭化若讲起话来长篇大论，但他很少说自己，很少说自己历史上如何如何。我虽多次听他讲话，却从未听他说过上边说的这些事。他对自己露脸的事没讲过，冤屈的事也没讲过。

郭的一生，可以说有两个辉煌时期：长征到延安以后，那是当学者的年代；以后到上海，则是他做官的年代了，身兼数职，且又都是第一把手。不过，他做官也是学者派头。一次他在华东公安文工团队讲话时，问搞音乐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民间乐队多是一把胡琴、一支笛子，习惯于一个人自拉自唱；外国则是钢琴伴奏，大小提琴合奏，一出场就是大合唱队、大交响乐队?到会的800多人，竟无人能回答出。郭解释说：中国过去一直是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休息和娱乐，也往往是一个人坐在地头自拉自唱，自得其乐。西方资本主义是工业生产环境，机器轰鸣，火车轮船飞机都发出巨大声响，人们休息娱乐要听听音乐，音乐的音量必须盖过那些声响。讲到文艺创作题材，郭说，从刘邦的《大风歌》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世界上的伟大文学作品多是以战争为主题，因为战争……由此把话题转入他最熟悉的领域。

一句“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加重了郭化若中的厄运

1955年郭化若调当副司令，分管部队军事训练。那时我在南京，听说他给团以上干部讲《矛盾论》，的司令、政委――许世友、唐亮、肖望东等人都去听了。郭到南京后已不像在上海那么忙，到任后的那个夏天，便着手从前没做完的事，将《孙子兵法》由古文译成白话。译完，于1957年以《新编新译孙子兵法》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十一家注孙子》时，附上了郭的白话译文，并由郭写了《论孙子兵法》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这是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二稿。可以说二稿是一稿的扩展，或一稿的一个修改稿。

一、二稿相比，我喜欢一稿。郭写文章比不上他讲话。他讲话海阔天空，写文章拘束多了，不像讲话可以随意发挥。如果说郭的孙子兵法研究几稿都有些拘束，相对来说，一稿的拘束要少些。

郭从一稿到写二稿，中间隔了21年。这期间，郭自身有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军事学术研究具有一定影响：一是1940年7月写了《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是1950年2月写了《学习的军事思想》。在前一文中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同志。”应当说，这是最早宣传的文章之一。后一篇文章《学习的军事思想》，则是最早宣传军事思想的文章之一。从写孙子兵法一稿，到写上述两篇文章，表明郭化若正一步步走向按照的意图作文章。文中插入的一些论断、说法，用以分析孙子，或证明，或对照，或强化，或加重孙子的东西。文章最后用了大段文字来写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指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些，在一稿中是没有的。而这些也恰恰表明，郭的军事学术的独立性、独创性在减弱，依靠性在增强――他有点依靠了。

郭的一稿写成后除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大半，还经历了两场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间验证了郭一稿的优劣，也验证了郭的兵法研究“古为今用”做法的短长。一稿写于抗日战争发生两年之后，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用来宣传、解释、印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到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它便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话也说不到当劲处了。这正是，原来的针对性、现实性，随着时过境迁，倒成为如今的局限性：它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所以要写个二稿，仍然为了“今用”。60年代初郭写二稿时，尽管非常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战并没发生。兵法研究用不到战争上，于是郭化若又回到说的“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说明孙子兵法的合理性；又用孙子兵法，来说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结果，就成了用哲学注释兵法，又用兵法注释哲学。由于文章主要做在“说明”二字上，条条框框也就多了起来。有些是政治家、哲学家的条条框框，硬是把孙子装入里边，就有点削足适履了。这样，也就使得延安时代反掉的党八股气，又徜徉在二稿中。孙子的和作者的个性，就往往被湮没了。

当然，不论二稿有多少缺点，我认为它仍应归入“鲜花”之列。他自己决没想到，他的孙子文章有一天竟成为“大毒草”，他也随之成为“罪人”。正是二稿中他用证明孙子正确，或用孙子证明正确的那些东西，成了“罪证”。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专家们，说他用孙子否定；说他的险恶用心，在于千方百计证明军事上许多东西来自孙子，抄自孙子!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提早了也加重了郭化若的厄运：“”前郭去宁波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给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讲他如何更加认识了的伟大。本来，这份汇报他完全可以不写。他不过是大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十大军区还有几十位副司令，都写一份思想汇报，怎么看得过来?而郭的汇报看了，并且作了批示。据说，批示是肯定郭、鼓励郭的，只是开头一句话是：“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下边才谈到现在有了转变如何如何。“”一来，这“格格不入”自然使郭大祸临头，被打成“主义反思想分子”，被罢官、免职，从南京“流放”到安徽。

集团后，郭化若从安徽来到北京。他在海运仓招待所住闲时，与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去看他，见他正在写孙子兵法三稿。郭说，这是交给他的任务，要他重写一篇孙子研究。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的《孙子今译》一书的前言。前言中讲到，二稿“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这里显然保留有“”的痕迹。

到1983年，郭化若又有了一个孙子兵法研究的四稿。四稿从内容来说没作多少改动，只重写了开头和结尾。在开头部分主要是把留在字面上的“”痕迹抹去了；在结尾处就核时代新武器的出现谈了他的认识。1984年郭化若80岁时，又为再版《孙子译注》写了一篇《再版的话》，讲到校勘、注释、译文、试笺等四个方面的修改，附在四稿之后。其中并谈到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固然有重要意义，但不宜过于夸大，因它并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四稿虽然在头、尾增加了这些内容，但内文的段落、文字都还是三稿原样。

正因为这样，三稿也很有代表性，它代表着郭化若军事学术研究曾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在三稿中，郭化若检讨了二稿的缺点错误，而三稿和二稿相比，却是一个退步。二稿中虽然也强调自己是在“遵循着的指示”，但终归还是在对孙子进行探讨，主要还是在做孙子的文章；到写三稿，则变成围绕做文章，围绕对孙子肯定过的东西做文章。他的精神天地和研究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道路越来越狭窄了。

这里的“古为今用”，不过是用讲孙子来突出，宣传。可以理解的是，三稿写于“”后期。那个时候，除非不动笔，只要动笔，就只能这样写，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整个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基本相同。

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35岁写出一稿到80岁写完附在四稿后的《再版的话》，前后历时四十五年。遗憾的是，1989年6月出版的《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中有关孙子的文章，只有作者的第四稿即《孙子译注》的《前言》和《再版的话》，一共不到二万字。

公正地说，郭的成果应该包括他写的一二三四稿，把它们集中到一起，才能显示郭化若是真正的孙子兵法研究的专家和权威。尽管这些文章一稿不如一稿，但一二三四稿还是各有所长，各有其存在的价值。

郭化若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的第一把手

研究孙子以外，郭化若还作了其他方面的探索，写过不少军事论文，只是都没把学问做到底。人们能够理解，抗日战争年代在延安那样的条件下，郭能写出赤壁之战、孔明兵法等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容易，说明他确有才能，也确有钻研精神。许多年来郭化若还研究了当代军事学，只是其效果和影响也都不大。

对于郭化若写的若干军事文章，人们可能不大看重甚至完全忘记，而对他所作的孙子研究，人们却忘记不了。他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的第一把手。一般人想了解孙子兵法，借助郭的文章和“今译”，就易懂多了。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6篇

“返国图他兴”

是1917年到日本的。他到日本时，正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情况传到日本后，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一批知识分子信奉并积极宣传马克思学说，其中的代表者是河上肇。他出版了许多书籍、发表了许多文章，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热心宣传十月革命。由于日本与俄罗斯在东北亚长期处于对抗状态，日本国民也特别关注俄国，各大报纸都从不同的角度广泛介绍十月革命。这些情况，使刚到日本的有了比在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好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

一到日本，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欧洲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有了初步了解。他后来回忆道：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

是个既关注政治又热爱学习的青年。在日期间，他与其他同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经常一个人远走。这在日本叫“远足”。离住处较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书店，经常出售最新思潮的书籍。日本的书店有一个传统，就是允许读者进去翻阅，翻阅后即使不买，书店也高兴。这对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有很大吸引力。每天晚饭后，他都一个人步行到这家书店去翻阅书籍。正是在这里，翻阅了不少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的书刊。后来，每到一地，都要找到这个地方的书店去翻阅新书。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正是在不断的翻阅中，他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露西亚研究》就是书店翻阅时读到的。几十年后，仍记得这篇文章。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加深，他对十月革命有了新认识，从思想上赞成十月革命。他后来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已能够流利地阅读日文。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进步政治力量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洲新思想都很推崇。日本学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正面介绍，又十分通俗。阅读这些通俗的日文读物，受益非浅。此外，还能顺利阅读英文书刊，而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也比较多。这时，虽还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和国内同龄知识分子相比，他算是比较早、比较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

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更关心国内的政治局势。1919年3月，得知国内创办南开大学学部的消息，决定回国学习。行前，他将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同学王朴山：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廖廓立多时。

还把自己1917年赴日前写的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4月5日，回国前到日本京都岚山游览时，写下了《雨中岚山》一诗：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些诗词都反映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气魄、胸怀和远大理想。

这次回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图它兴”。他在日本接受了进步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启发了自己的头脑。他要带着这些新思想，回国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年4月，由日本的神户乘船，返回中国。

以南开校友身份参加

回到祖国时，中国正在酝酿着的风暴。

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在这个和会上，列强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怒。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学生，于5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的口号。他们在游行示威后，火烧了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亲日派官僚章宗祥。

爆发后，天津学生群起响应，特别是南开学校的进步学生，在刘清扬、李毅韬、郭隆真、张若茗、邓颖超等学生骨干推动下，已经着手准备组织学生示威游行。

从日本回国后，先到东北探亲访友，等待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然后在4月底返回天津。天津进步学生酝酿、发动支持的全过程，他都赶上了。和其他进步学生一样，热血沸腾的，立即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去。当时，南开学校大学部还没有开办，还不能算南开的学生，他就就以南开校友的身份，全力参加运动。

在运动中，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反动政府和反动官员，斗争中所提问题也十分具体。例如，5月中旬，提笔给留日南开同学会写了一封信，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经费一事。事情暴露后，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校方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动。此举，不同于上街喊口号，而是运用斗争智慧，动员各方面力量，迫使反动势力作出让步，取得的是实质性的胜利。

5月17日，南开的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召开茶话会。以校友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十分冷静、从容。他讲话不多，但句句都说到了关键处。此时尚没有学生身份，按理还不能直接参加学生运动，但他凭借自己的独特才华，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实际上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6月下旬，南开进步学生推举代表赴京请愿。事先，对赴京代表的活动做了详细谋划，还帮助解决了经费问题。学生代表启起当天，前往车站为他们送行。

，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政府的统治，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嫉恨。当天津学生运动不断发展时，反动政府除了用各种方式干扰、镇压外，还耍阴谋手段，分化学生力量。7月初，河北省教育局召集天津各学校校长开会，决定提前放暑假，并推迟开学。其目的是利用学生回家的机会，分散学生运动。当时，许多学生运动骨干人物觉得北京的卖国高官已被免职，中国代表也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运动搞了两个多月，天天搞游行示威等老一套，就有了厌战思想，不愿意再继续组织学生运动。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天津学联”）发现这种思想苗头后，为防止学生运动松劲，便研究了一个办法：让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学校居住，以便集中研讨对策，继续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在南开学校学生运动领袖拟定的骨干名单中，有。但只有校友身份，不便住进学校，他就每天一大早步行到学校，和南开学校的学生领袖们一起研究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问题。

一次，南开学校学生领袖召开会议，研究组织学生运动的方法。一些学生领袖提出了不少十分激进的意见，如包围警察厅，围攻天津市地方政府，等等。发言时，却对下一步学生运动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他的话，得到了学生运动骨干们的一致赞成。这表明，注重有计划、重策略、严密地组织学生运动。

办会报

为了把学生运动引向深入，天津学联于6月下旬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大家一致推举为刊物的主要领导者。但鉴于尚无学生身份，天津学联决定采取“请”的方法，派学联负责人谌志笃、马骏找到，提出由他主办联合会报。非常痛快就答应了。为了办报方便，南开学生领袖们经与校方交涉，让也住进了南开。从此，成了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

要想办报，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没钱，怎么办？就奔走在各爱国商家之中，说服他们出一点钱。经过努力，他终于筹措到办报纸的经费。纸张也不好搞，又积极想办法，多次找到纸商，动员他们卖给会报一点纸。经过游说，纸张问题也解决了。接着，他又跑印刷厂。这个工作很顺利，印刷厂同意印他们的报纸。当时，办报纸还必须先向警察厅申请，而反动政府是不愿意进步学生办报的。就拿着民国，找警察厅说理，要求他们按办。最后警察厅无话可说，只好同意立案。办报的事终于解决了。

为了办好报纸，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他组稿、编稿、校对、跑印刷厂，直到上街头卖报，全是一个人干。后来，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社会各方面矛盾纷纷涌现，报纸的工作也多了起来，他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请潘世纶帮忙。两个人办一份报纸，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除了办理许多杂事外，晚间还要亲自动笔写稿，经常是从深夜干到凌晨。

在第一份会报发行前，就写好了一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先投给《南开日刊》，于7月12日发表。文中提出了会报的宗旨：会报将本着民主主义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以革心、革新的精神为办报宗旨。革新，就是改造社会，革心，就是从改造学生自身思想着手。这一主张，充分显示了开阔的政治视野。这篇文章被天津各大报转载，影响很大。后来，相继撰写了《黑暗势力》、《讨安福系的办法》等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会报的发行也迅速扩大，最多时每期达到两万多份。

在中，最不寻常的特点是他的冷静。当天津赴京请愿代表被北洋政府全部逮捕时，天津各界群情激愤，学生们更是非常激动。此时，却冷静地表示：我们用不着惊慌，反动政府逮捕学生，是对爱国进步学生运动的猖狂反击，只要我们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对于被捕学生，我们要想办法营救。他提出，运动要依照计划进行。接着，他通过他主办的报纸开始了营救宣传。很快就出版发行了会报的号外，同时推动天津学生用各种方式宣传反动政府逮捕赴京请愿学生代表一事，使大多数人在第一时间了解了真相。北京、天津学生领袖们商议后，决定由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学生推举马骏为总指挥，率两千多学生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三天，给反动政府以很大压力，反动政府决定镇压。三天后，北京警察把包围总统府、国会、国务院的学生驱赶到天安门广场，又派骑兵在天安门广场横冲直撞，用马鞭、刺刀、棍棒殴打学生，并逮捕了马骏。马骏被捕后，爱国学生们更加愤怒，要继续扩大对反动政府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等商议，再派代表率领学生到北京，但这次我们去的人数不多，有学生五六百人就可以了，采取的斗争方法，就是在总统府前露宿。的意见，得到爱国学生们的拥护。于是，他们组织了五六百人去北京，是其中的领导者之一。他们到北京后，和北京爱国学生代表一起，在总统府外连日露宿请愿，要求释放代表。学生们在总统府前和平请愿，反动政府没有理由驱逐和镇压。学生在总统府前露宿的消息一下传遍全国，各地进步人士纷纷声援。在各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

参加创建“觉悟社”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在学生中的威望更高了。9月2日，和被释放的请愿代表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乘火车返回天津。在火车上，他们一起商议了男女学生团体联合行动的问题。提议建立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和宣传，并出版一种刊物。这个提议，得到学生领袖们的一致赞成。

回到天津后，学生运动领袖们即着手准备成立团体。9月16日，他们在天津学联办公室开会，决定由天津学联召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小册子，取名《觉悟》。由办这个小册子入手，把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聚集起来。成为筹办《觉悟》进而组建进步学生团体的主要策划人和核心人物。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觉悟》办起来了，进步学生团体也形成了。这个进步学生团体，叫“觉悟社”。是觉悟社的主要领导人，领导成员还有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他们经常聚到一起开会，讨论时局，研究下一步开展学生运动的办法。提议，既然成立觉悟社，就要发表了一个宣言，大家都同意这一提议，并一致推举起草宣言。根据全体社员的讨论，很快就写出了《觉悟的宣言》一文，并公开发表。文章写道：“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实现这个宗旨的方法有四点：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提出，觉悟社应当请的精神领袖来天津演讲，并指导觉悟社的活动。这一提议得到了觉悟社其他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便应邀来前来演讲。在演讲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觉悟社出版《觉悟》一刊非常赞成和支持，还建议觉悟社对于社会问题要分类研究。这些话，对于和其他觉悟社成员，都有很大的启发。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不久，学部改称南开大学。因此，今天的南开大学骄傲地说：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虽然反动政府推迟开学时间，但总是要开学的，拖到9月底，天津市各学校都陆续开学了。开学后，学生们回到学校，经过等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们的重新组织，学生运动又掀起了高潮，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山东军阀马良。

马良在山东卖国求荣，压迫百姓，干尽了坏事。1918年8月，他又制造了镇压爱国学生的济南惨案。为了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推举学生代表郭隆真、黄正品等同山东、上海等地代表一起，于9月30日再次赴京请愿，要求查办马良。结果，请愿代表全部被反动政府拘捕。当时，随同赴京协助代表工作，负责通信联络并照料生活。反动警察拘捕代表时，他正好不在现场，因此没有被拘。立即投入营救被捕代表工作中去。经过的努力，北京和全国各进步力量纷纷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三天后释放了请愿学生代表。

10月10日，参与主持了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操场举行的共和八周年庆祝会。会后举行游行。但游行队伍却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在相持中，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手无寸铁的学生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殴打。爱国学生们冲破了包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警察厅时，学生们推举、李毅韬等为代表进警察厅质问。为了继续抗议警察镇压学生，13日，天津学联宣布罢课四天。起草了《停课宣言》。17日，又继续罢课两天。

在开展这场斗争的20多天里，觉悟社是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而则是觉悟社的领导核心。此时的，已成为了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

在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同时，也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觉悟社自身活动之中。在等人的组织下，10月下旬，觉悟社的活动频繁起来。他们邀请了社会名流徐谦、包世杰、钱玄同、刘半农等来讲演，研讨各种社会问题。还确定了固定的会所，设立了共同的图书室。经组织，觉悟社还开了不少研讨会。他们先后以“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为题，召开讨论会。讨论会分全体讨论和分组讨论两种。每次讨论会，觉悟社成员都来参加，在讨论会上开展相互批评和自我“忏悔”。和社员们把讨论的发言，整理成文章，在《觉悟》上发表。认为，进步青年发表文章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因此他提议，社员发表文章，不用名字，用号码代替。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自己的号码。经抽签，抽到五号，就用谐言“伍豪”代名。这个代名，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经常使用。

为了扩大觉悟社，等决定大力发展会员。但对于发展会员，要提出具体的资格要求。经他们议定，这个资格，主要是：具有改造社会的愿望，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当时，觉悟社中的大多数成员，虽然有良好的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斗牺牲的精神，却没有斗争经验，思想上还比较单纯幼稚，想法也各不相同，缺乏统一的奋斗目标和途径。对此，邓颖超回忆说：

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

相比较而言，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日本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视野比较开阔，改造社会的目标也比较明确。正因为如此，在实际领导下的觉悟社，也比当时其他的青年社团组织更严密，斗争目标更远大，活动内容更丰富多彩，提出的口号也更切中时弊。因此，觉悟社成立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1937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时就提到，天津的觉悟社对他也有影响。

请愿被拘

在大潮中，也有过一次被拘捕的经历。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福州学生罢课抗议，天津学生也奋起响应。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20日，天津各界在南开操场召开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烧掉十多卡车日货。会后游行。27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游行，高喊“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口号。

在群众抗议活动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决定镇压。1920年1月23日，检查日货的三个学联调查员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到警察厅请愿又被警察殴打，马骏等20多名学生还被逮捕。25日，杨以德下令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还张贴布告说，天津学联等是违法组织，以后再私行结社、搞屋外集合等，一律依法追究，决不姑息。他还下令警察拘捕了一些到商店检查日货的学生。杨以德的强硬之举，把爱国进步学生和反动政府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也使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个别学生运动领袖有些退缩了。

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于1月29日出面召集各学校学生五六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任总指挥，并且走在队伍最前边。到省公署后，、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人以代表身份，冲破警察拦截，直接闯入省公署。省公署惊慌失措，下令警察将等四人逮捕。随后，又下令警察用枪托刺刀打、刺学生，结果，重伤学生50多人。杨以德还亲自审问被捕学生。

被拘后，表现得十分坚强、冷静。他和被拘难友，在所谓“审讯”面前，义正辞严，痛斥杨以德和天津地方反动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还多次发起绝食斗争。当年和一起参加斗争的凌勉之，是在被拘前检查日货时被杨以德关进监狱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被拘押学生的斗争经历时，叙述得既生动形象，又真实可靠。他是这样回忆的：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同志在1920年1月29日领导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包围了直隶省署衙门，省长曹锐看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又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内心恐慌，命令卫兵紧闭大门，不敢露面。接着，曹锐、杨以德指使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并把代表、郭隆真、于兰渚等四人非法拘捕。

同志等人后来被扣押在警察厅，杨以德把我们五个人又转押到保安队的一间木棚子似的小屋里，我和一个姓师的同学住在一起，日夜有人看守，不能和其他的人见面。警察厅规定，早晨9点是上厕所的时间，那个厕所很大，一排有十几个格，木格的下面是通的，我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纸条，互通消息，研究对策。在狱中，同志领导我们积极开展斗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还设法和保安队士兵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20年春节时，杨以德召集我们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你们吃饺子！”我们谁也不吃。杨以德说：“现在外边已安定了，你们在里面好好过年，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当时同志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这些的军阀，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出于爱国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欺侮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血要救国家，难道爱国有罪吗？”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接着，我们要求审讯，要求大家能见面，要求洗澡。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话、晒太阳和洗澡了。

3月初，外边学校已经开学，同志提出利用反动派强令复课的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出来说：“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我们每人都开了一个大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开图书馆吗？”

杨以德对外宣传我们被捕学生在警厅中备受优待，为了揭穿敌人的谎言和反动本质，我们接着又进行了斗争。春天了，我们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都把棉衣脱了，要求典当，好换单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让社会上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相。杨以德哪敢答应，遂又将我们分别看押，不许见面，我们仍利用上厕所机会，传递消息。后来，同志决定如不答应立即公开审判的要求，就进行绝食。这一要求被杨以德拒绝后绝食斗争就开始了。我们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水也不喝。他们一看，一天饿不死；第二天认为不要紧；到了第三天，嘴上都起了泡，在押的全倒下来了。他们一看不得了，害怕出事，忙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吧！有问题可以解决。”说：“我们爱国无罪！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有爱国权利！你们非法逮捕，我们要求审判，不应长期关押。同意以上要求，就停止绝食，不然一定绝食到底！”杨以德很害怕，这事如闹大了，国内外都有影响，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狡猾地不肯签字，我们坚决要求签字，最后他派了一个小头头签了字。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才停止绝食。

思想“颤动于狱中”

这次被拘，是生平第一次被反动政府关进监狱，也是他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他和当时的爱国进步学生一样，都在事实面前进行了深入思考，开始了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的进一步探索和追求。

和一起被关押的学生商议决定，在监狱里，要坚持斗争，也要坚持学习和锻炼。他们每天早晨做体操，每天晚上开会讨论局势和学习心得。经过等人的斗争，监狱允许他们可以自由阅读书报。不光自己利用这个条件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和马千里、于方舟3人主办了监狱中的读书团，介绍各种新思潮。

与读书团中其他人不同，在这个学习组织中主要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必须事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已经能够系统地分几个部分向难友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了。

深入、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颤动于狱中”。经过深入学习理论，总结斗争实践，思考社会问题，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中国的良方，中国只有学习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成为人民民主的国家。这时，已经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了。后来回忆说：我的革命意识的萌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以“骚扰罪”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判定日期恰好和等人被关押的日期相等。法官宣布，对等人“期满释放”。

出狱后，继续组织觉悟社的活动。此时，由著名学者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发起的勤工俭学活动，已经在国内许多爱国进步学生中掀起热潮。许多爱国进步学生都想到欧洲去学习，探寻救国真理，也有这个意愿。社会名流严修对一直十分器重，他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推荐赴法勤工俭学，得到了张的支持。在严修和张伯苓的支持帮助下，赴法勤工俭学的经费和名额都顺利解决了，成为了南开大学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批学生。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7篇

我第一次见到雷锋，是在1960年1月8日。这天下午3时30分，满载着358名辽阳籍新兵的列车徐徐驶进了营口火车站。当新战士们走下列车时，早就等候在站台上的团长吴海山、参谋长张景林等领导和老战士代表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到来。这时，我看到一位浓眉秀目、脸蛋胖圆、个子不高但精神饱满的小战士从新兵的行列中走出来，跑前跑后地挥舞着拳头，带领新战士高喊：“向老战友学习”“向老战友致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口号。他的举动显得特别神气，也特别引人注目。

紧接着，部队在营口市一个叫四亩田的广场上召开欢迎新战友大会，团长吴海山和老战士代表任佐芝讲话后，雷锋在热烈的掌声中跑步奔向讲台，代表新战士讲话。这时，全团千余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飒爽英姿、朝气蓬勃、令人喜爱的小战士身上。他昂首挺胸地站立在话筒前，从裤袋里掏出讲话稿，沉着地开始了他的讲演。那天特别寒冷，漫天飞舞着雪花，辽河口刮来的东北风又特别强劲。开始，雷锋照着事先准备的稿子念，由于风大，稿子被吹得上下翻掩，他干脆将稿子塞进裤袋，即兴发言。他的湖南口音比较重，加上风大，听得不大清楚。大意是说，他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他的父母兄弟一家四口，是共产党和把他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他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入伍后，一定要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打仗……雷锋的讲话博得了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讲完后，他转身向主席台上的团首长敬了个礼，从容地走下了讲台。这是我初次见到雷锋，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美好。

后来，我和雷锋有过许多次的接触和交谈，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也更加喜爱他了。1960年，全军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活动，雷锋被树为团里的忆苦思甜典型。这年的4月3日，团里召开第五届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邀请雷锋作忆苦思甜报告，他饱含热泪哭诉了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全体党员深受教育，整个会场呜咽声、哭泣声响成一片。这是我第一次聆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心灵深处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和触动。

事隔不久，团政治处安排雷锋到我们三营所属的三个连作忆苦思甜报告。当时，我任营部书记，营里领导让我全程陪同。那天下午，雷锋早早来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我办公室里的报刊杂志摆放得杂乱无章，他顾不上休息，先帮助我把屋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我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来休息休息，喝口水，他执意不肯，见我桌子凳子和窗户上有些灰尘，又从炊事班打来一盆清水，帮助我擦洗了一个遍。他上厕所看到地面不太干净，又从炊事班找来水桶，挑了两担水来冲洗。我打来一盆水，让他洗把脸，擦擦汗，硬让他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我乘坐雷锋驾驶的13号汽车，是在1962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当时，我们部队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铁背山地区施工。那天，我搭乘雷锋的便车，前往抚顺市购买办公用品。回来时刚出城，遇到铁背山的一位农民拦车。雷锋将车在路边缓缓地停了下来，和蔼地向那位农民解释说：“我的驾驶技术不高，山路弯道又多，怕不安全。再说团里有规定，不准带人。”说着，从兜里掏出两元钱塞在那位农民手里，对他说：“请你买张票，乘公共汽车回去吧。”那位农民拿着两元钱愣在那里，感动得手足无措，不知说啥好。

后来，我和雷锋还有过多次接触。一天，雷锋驾驶汽车给我们营部送给养，大热的天，他停下车来就和我们一起卸车。我见他个子小、体力弱，一百多斤重的粮袋压在背上很吃力，便拦住让他去休息，他说啥也不肯，硬是和我们一起卸完了满车粮食和其他物资。午饭后，他听说我们下午要去刨地瓜，便对我说：“夏书记，我下午没有任务了，和你们一起去刨地瓜好吗？”我说：“没任务你就不能休息休息吗？”他回答说：“劳动就是最好的休息，而且还能锻炼身体呢！再说，老牛拴在树底下还不是一样老吗！”说罢，他从老乡家里借来一把镢头，和我们一起上了山。劳动中，他干得很卖劲，一边干一边和大伙儿亲切交谈。晚饭时，我让炊事班煮了一锅地瓜，硬留雷锋吃了地瓜再走。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亲历亲见雷锋的所作所为中，我不仅感受到了雷锋那种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而且让我和雷锋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打第一次见到雷锋至今，我一直忆雷锋、讲雷锋、写雷锋、学雷锋，成为雷锋精神的热情传播者。

笔耕不辍 意在弘扬和传播雷锋精神

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批准命名雷锋生前所在连四班为“雷锋班”。是年3月5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在党中央和的倡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学雷锋高潮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

这时候，每天都有数千封信件从全国各地像雪花一样飞向“雷锋班”和我所在部队。为了妥善处理这些信件，不辜负来信者的要求和期待，F政治处抽调我专门负责处理这些信件，并从连队抽调六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战士和我一道工作。首先由他们阅读各地的来信，凡是他们认为需要回复的信件，便挑选出来交由我处理。根据来信的对象，我分为五个类型进行回复：一是厂矿企业的产业工人，二是干部战士，三是社员，四是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五是党政机关干部和职员。多数来信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寄来的，表达他们响应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决心，索要有关雷锋的资料。当时，团里对复信一事非常重视，明确规定，凡回复的信件既不能打印，也不得用钢板刻印，更不得用复写纸复印，必须一笔一划地用手工书写。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亲笔代“雷锋班”和团里给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写了1576封回信。

1963年10月，我奉调担任雷锋生前所在的运输连副指导员。上任前，团政治处副主任赵玉瑞找我谈话，明确告诉我，让我去运输连的目的主要是让我去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雷锋的事迹材料，负责接待各新闻媒体和文学艺术团体前来采访的记者和作家，抓好雷锋的宣传报道工作。上任后，我接待过无数批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画家和文艺工作者，并为他们提供有关雷锋和连队开展学雷锋活动的资料。1964年1月“雷锋班”命名一周年前夕，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和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的几位新闻干事，在我们连采访撰写了几篇稿件，让我送往《报》社，报社一位接待我的上校编辑看了稿件，觉得不太理想，无法刊用，问我能不能写一点东西。我说如果给我观点、给我路子，我可以试试。这天，离“雷锋班”命名一周年纪念日只有一天时间了。那位编辑耐心地给我指导后，我从上午9时至下午5时，整整写了8个小时，连午饭都未吃，由于我上任后一直蹲在“雷锋班”，情况比较熟悉，终于写成了《雷锋班在不断前进》的稿件。稿子交给那位编辑后，他很满意，第二天就在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

在雷锋生前所在连期间，我紧紧抓住宣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这条主线开展工作。为了让新战士们更直观地了解雷锋、学习雷锋，我从连里抽调了几名能写会画的战士，亲自排版，亲自撰写前言和说明，在连队俱乐部里用展板布置了一个简洁的“雷锋生平事迹展览室”，每当新战士来到连队后，就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并给他们讲述雷锋的故事，让他们一入伍就在头脑中打上雷锋的烙印，步入学雷锋的行列。在此期g，我还应邀作过多次雷锋事迹报告。1964年隆冬季节，军区工程兵组织所属部队先进单位的代表赴一三九团红九连学习。到那之后，该团领导听说我是雷锋生前所在连的副指导员，再三邀请我作一场雷锋事迹报告。盛情难却，我连夜写报告提纲。那天飘着鹅毛大雪，大礼堂里容纳不了所有部队，干部战士以背包为坐椅，端端正正地坐在大礼堂四周的雪地上，顶风冒雪听我演讲，令我感动不已。当天下午，我又应邀专门为红九连的官兵作了一场报告。结果，嗓子哑得连话都说不出来。1965年盛夏，由肖全夫副司令员带队，组织军区先进单位的代表赴一军一师一团二营“硬骨头六连”学习。到达那里后，一师领导听说我是雷锋生前所在连的代表，通过军区领导要我给一师机关和师直属部队官兵作一场雷锋事迹报告。为了作好这场报告，我作了两天两晚的准备，经军区首长集体审查通过后，给一师作了3个多小时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1966年3月，我被调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干事，后来又晋升为宣传股长、政治处副主任、团副政委等职，在长达15年时间里，我成了全团开展学雷锋活动策划者、组织者和新闻报道工作的主持者。每年年初，团里照例都要召开有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及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政工会，部署全年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内容和实施方案。会前，政委就把制定学习雷锋方案的任务交给我，让我负责策划。会上，也指定由我进行部署。每年3月5日，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雷锋题词的纪念日，团里年年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是我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我除了要进行具体策划外，还要亲自为团里领导、雷锋班代表和学雷锋先进人物代表准备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同时，还要抓一批学雷锋先进典型予以表彰，给报刊杂志发一批新闻稿件。1970年3月5日前夕，为纪念等为雷锋题词七周年，我因忙于撰写各类稿件，整整八天八夜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政委葛占勋让炊事班在我写作的办公室里架起火炉，给我擀好面条，包好饺子，让我随吃随煮。写作完成后，我在烧得滚热的火炕上整整睡了12个小时，身上的棉袄被烤糊了一大片也未能察觉。

最令我难忘的是期间。当时，三天两头就要发表一条《语录》，树立一个学习著作的典型。每发表一条语录，每树立一个典型，都要让“雷锋班”或雷锋生前所在连或雷锋生前所在团发表学习心得或表态文章。那时，我在《人民日报》《报》是挂了名的。报社一个电话打过来，把《语录》的内容提前告诉我，让我组织稿件，而且要在当晚8时前将稿子发往报社，以便第二天见报。我接到电话后，必须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座谈讨论，请他们谈体会、表态度，然后加以整理，按时将稿子发往报社。那时候，我的写作水平不高，每写一篇稿件都要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晚上睡在床上想到好言好语好观点，就立即翻身下床，打开电灯记录下来，以作备用。由于用脑过度，我的头发脱落得相当厉害，有一次，我用手一撸竟然撸下73根头发。1970年8月，我在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修改先进典型材料，由于坐得太久，致使腰椎盘突出，痛得无法下楼。同事发现后，立即派车将我送到军区总医院医治，整整住了67天病痛才得以缓解。

我在“雷锋班”蹲点多少次、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从1966年8月我第一次到“雷锋班”蹲点算起，我除了为“雷锋班”回复全国200多封来信，给他们写了50多份雷锋事迹报告稿、在各种纪念会上的发言稿和典型材料外，还撰写了这个班集体和个人400多篇新闻稿件，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为宣传“雷锋班”作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和“雷锋班”的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07年9月，我应邀去雷锋生前所在团参加建团60周年庆典活动，“雷锋班”16任班长簇拥在我的身边，和我合影留念，使我感受到无比的幸福和欣慰。

从1963年到我转业的18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宣传雷锋上，脑子里装的是雷锋，心里头想的是雷锋，说的写的还是雷锋。为了宣传，我曾先后三次抓过雷锋事迹展览馆的设计、编辑和布置，四次撰写雷锋事迹报告稿，两次参与《雷锋日记》的摘抄，作过数十场雷锋事迹报告，为180多名学雷锋标兵整理过事迹材料，先后在《人民日报》《报》《光明日报》等37家报刊杂志和电台，发表过570多篇文章，出版过《雷锋班的故事》《雷锋精神代代传》等书籍，后者还被政治部评为创作二等奖。1982年初，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仍在继续宣传雷锋，先后撰写了《我所认识的雷锋》《我亲身经历的五次学雷锋高潮》等多篇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世纪风采》等报刊杂志上。我还自费出版了《我所认识的雷锋》一书，免费赠送给雷锋生前所在团、辽宁省抚顺市文化局、各地雷锋学校，以及雷锋生前战友。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8篇

战胜黎明前黑暗 迎接新中国诞生

1949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历史上未曾见过的人民民主政治的新纪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建设富强国家,实现伟大的民族振兴奠基创业的一年。我当时虽然比较年轻,但是经历过旧中国的苦难和思索,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磨炼和锻炼。1949年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是党指定的北大全校普选产生的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我们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团结师生,做教授的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让他们留下。到解放前夕,除胡适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二人飞离北平外,当年北大教授没有一个走的。1949年,全国解放和人民民主政治建设高潮迭起,每一个日夜,我始终心情振奋,全力以赴地斗争着,努力工作着……许多往事我仍记得非常清楚,就像是昨天。

1月底2月初,我两次率领北大的队伍在前门、东交民巷、东单一线,迎接入城……3月、4月、5月,在党的领导下,在刚刚解放了的历史文化古都北平,建立和健全了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一个个建立和充实领导机构,确立永久会址,开展全国工作。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联、中华全国文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等,都建立或正在建立中。这就为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奠定了全国性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基础。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先期到达北平的各界的代表人士到西郊机场去迎接。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领导人。亲切地与我们一一握手。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等组成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4月21日,在政府拒绝了南京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之后,人民百万雄师开始沿从江阴上溯千里江面横渡长江。当天我就在北京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全力支持解放大军进军江南,解放全国。根据新闻报道,4月23日黄昏,南京“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得到这一消息,整个北平沸腾了!我记得看过一张在香山双清别墅看《人民日报》号外的照片,看的就是人民占领南京的消息。那时候人在北平,心里想着还是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未来建设宏图。

新政协筹备会

和一届政协一次会议

1949年6月,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有23个单位,134名正式代表,济济一堂,庄严热烈。新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5月根据全国解放形势胜利发展向全国人民提议的,得到全国各派和一切爱国人士的由衷拥护和积极响应。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天是开幕式,首先致词。他说: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继朱总司令讲话后,5位著名党外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一一讲话。我至今还记得讲“中国历史,从此将要进入一个新时代”。李济深说“这是何等高兴的事”!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额;第二组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组织法;第三组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四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组负责起草宣言;第六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6个小组分头开展工作。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最后一天休息时,很高兴地应我请求,和参加会议的几位年轻代表合影。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国所有的派、人民团体、人民、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会议具有纵向横向两个方面最广泛的代表性,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在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这时期各界别、各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都有代表参加。共产党的代表名额和民革、民盟一样,都是16人,候补2人。除了各界别的知名人士,还有清末的进士呢。陈叔通就是一个,现在你到国子监看那个刻有进士名字的石碑上还有他的名字呢。但是他进步了,他参加过反蒋、反帝,支持共产党的斗争。一些爱国、起义将领也有代表。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结果,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政协开会前,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过两个人,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程潜。宋庆龄来北平时,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对革命有功的领导人,都不曾有过。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曾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之邀,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那时候北平有的学生有意见,说怎么还要到车站去接程潜?后来亲自做工作。这些说明1949年真正实现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连当时派来谈判的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全都留下来参加了大会。让那些人看到,只要你改变立场态度,拥护人民了,人民可以不咎既往,不会跟你算前账,而且,肯定你对人民所作的贡献,还给你新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的代表单位发展到45个,中国共产党及各派、人民团体、人民、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人士75人,共662人参加了会议。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开幕式庄严、隆重。首先通过89人组成的主席团并在主席台上就位。我也是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我记得那时大会主席台上没有座位,所以不说就座,主席团成员都是站在主席台上,我因为年轻,就站在后面。

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采用公元作为中国纪年。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宣布大会开幕。鸣礼炮54响。随即发表了激动人心、受到全场多次热烈掌声打断的开幕词。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的民族将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随后全体起立,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默哀3分钟。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讲话后,还有特邀代表宋庆龄、中国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代表、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特邀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12人发表了演讲。我作为中华全国学联首席代表在第二天会上发言。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多人鼓励我有信心用心去讲好。在会上我讲了1919年的以来,中国青年学生反帝爱国,坚持学生运动与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自己应作的历史贡献。当讲到我们以赤手空拳对抗反动卖国政府的水龙、皮鞭、大刀、马队、军警包围和牢狱迫害,始终英勇地坚持斗争、没有屈服时,肃静的会场顿时爆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内心深深震撼和感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作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将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因此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我参加筹备会的第三小组,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是,组员共23人。在政协会召开后,我是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召集人是,成员共51人。共同纲领是一份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过程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筹备会第三小组成立会上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六七月份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这个共同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时间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初稿。初稿写出后,经各方多次反复讨论,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多次协商修改,然后提交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基本通过,再提交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问题有: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总纲、政权制度、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亲自领导并具体负责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为专心致志地起草共同纲领,6月下旬,他曾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时间。

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随着新政协开幕的日益临近也进入了最后的修改、定稿阶段。当时主要是进行结构调整与修改工作,使其在内容、行文方面更加明确、简练、规范和条款化。在这个阶段,直接参加了各次过程稿的修改工作。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工作,是在直接参与和细心指导下进行的。起草后让改,通宵在改,从最初的提纲到给的送审稿,几经反复。作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负责人,对所有合理意见和建议都给予了充分吸纳。在他主持和指导下,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新政协筹备会和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又进行了多次讨论与修改。9月初各地到北平的代表已有四五百人,为了使各代表普遍深入研究及便于发表意见,邀集了各代表分成20小组,进行解释及讨论,当时大家提出许多意见,斟酌采纳修改后,提交到第三小组,第三小组审查修改后,又交到常委会审查修改。常委会觉得分组讨论的办法很好。当到北平的各代表已有600人时,又由第三小组组员分别主持讨论,将全体到北平代表分成12小组,作了深入的研究,第三小组再汇集各组所提的意见作综合修改,完成共同纲领的初步草案。

这个文件是将来建设新国家的纲要。因此,600多位代表都很慎重地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阶层的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在纲领的各部分内,如政权机关,文教政策,尤其是在国体、政体、经济政策等表述上,不免有许多争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好的。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反复思考协商后,大家都一致同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总的建国方针。

从1949年6月一直到1949年9月通过《共同纲领》,共3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第三小组和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的讨论有很多次,但在整个起草过程中起核心作用和指导作用的有7次大的讨论。包括党中央讨论2次,各界民主人士讨论2次,筹备会共同纲领小组和政协代表讨论3次。当时,共同纲领从开始起草到正式通过,修改的次数早已无法统计。其中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完成了这部中国人民的大。代表们在讨论过程中究竟提出了多少条修改意见,也早已无法统计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绝对是深思熟虑、实事求是、远见卓识,是民主集中的典范。

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我格外感动并难以忘怀的,还有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的奠基仪式。那天我作为全国学联的首席代表也亲手执锨铲土,以表示对先烈们的崇敬。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胜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任务,即将迎来翌日举行的开国大典。在这庄严欢庆时刻,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和政协会议代表心里想到的,是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在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英勇牺牲的无数先烈,特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号召人民永远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下午6点钟,领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天安门广场不像现在这样的广场,就在天安门外到正阳门之间有一片长方形的开阔的空地,空地的路两边还有平房,现在人民大会堂那里都是一些旧房子。就在那片开阔的沉睡了多年的土地上,在暮色苍茫中,大家怀着沉静肃穆的心情,举行了在天安门广场中间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站在前列的有、宋庆龄、李济深、刘少奇、、、、、、、、聂荣臻、郭沫若等人。接着,穿着朴素的,首先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全国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接着,全体脱帽静默,向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哀。之后,由主席宣读他起草的纪念碑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段碑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肃的历史观和伟大的爱国真情与胸怀。

我在心里想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壮烈牺牲的无数人民英雄,我们现在人民解放了,国家建立了,烈士们,你们现在可以安心了。我们一定要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一代一代努力奋斗。奠基典礼仪式质朴肃穆,先是第一个为纪念碑铲土奠基,接着是各单位首席代表40多人,还有一些特别有影响的人士铲土奠基。我代表中国青年学生也参加了铲土。

参加开国大典

10月1日下午3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是那些为新中国成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刚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和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还有功勋卓著的军队将领,以及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等派和社会知名人士,新当选的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包括特约代表和候补代表也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看到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迎风飘展,广场上的群众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心里多高兴和自豪啊。当时我想旗杆矮了一些,希望哪一天工业发展了,能为天安门广场特制一个坚固、高立的旗杆,更好满足人民的心愿。后来看到旗杆几次升高,直到现在这个高度,真是高兴啊。最让人感到振奋和激动的是,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时候各兵种征尘未洗,就来参加开国大典接受检阅。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共1.6万多人,由东向西行进。中国人民海军、空军部队第一次公开列队出现在世人面前。空军17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行受阅,都是缴获敌人的螺旋桨飞机。为防备敌机的突然袭击,其中有4架是携弹飞行。阅兵式持续了约3个小时。那些大炮、坦克也全都是缴获来的,主要是美制的,还有日制的、德制的。我们把这些都修整如新,连载重卡车的轮子都洗得干干净净,漆上白颜色。队伍严整有序、威武、雄壮,生机勃勃。当天,在天安门前东长安街三座门南侧,还停放了几台备用的坦克。预防这些缴获来的坦克临时出现故障,用以取代,保持整个队伍通畅前进。

厕所革命宣传稿范文第9篇

七岁随父母下放农村五年

我的父亲毕业于西北大学，原在北京国家电力部设计院专家工作室工作，我们一家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地过着舒适的京城生活。1958年8月，因工业基础薄弱，人才告急，河南省派人来北京中直机关求援，我父亲满腔回报祖籍的热望，不我母亲反对，硬是带领一家人来到河南。作为省电业局唯一从北京引进的人才，白天他忙于办公室文字工作，晚上还应工会请求给单位干部补习外语。

也许是无端遭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1960年9月，我们全家突然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声中被强制遣送到千里之外的南阳邓县吴集公社前张营村。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郑州电新街小学新生入学不久的一个上午，正当我端坐在教室里读书时，突然闯进来了两个陌生男子，不由分说把我从教室拖出，全班不少同学被眼前的一幕吓哭了。

我被他们拉到一辆卡车前，见到父亲、母亲、弟弟和刚出生不久的妹妹，车上一角装着家中的衣被和父亲成箱的书籍。到了前张营村，没有宅子，没有瓦片，一家人就在村头的红薯窖旁等着。因村子很穷，队里也没有现成的房子，无奈我们露天在外待了三天后才被安排到刚刚饿死过人、墙上血迹斑斑的破草庵里。

可能是我母亲当时对遣送的人提了让孩子就近有学上的要求，我们才被安排到了前张营村，村里有一古庙，当时已改为四年制的前张小学。从此，我那宽敞明亮的教室不见了，所看到的只是房顶漏雨、四面透风的破庙和泥巴垒的桌子。

即便如此，在父母的教导下，我仍然努力学习，每每成绩优异，门门功课在班里名列前茅。期间，父亲以下放干部身份到农村，他整天像救火队员一样忙于救灾救人，而对自己家人的饥饿困苦却视而不见。要不是生产队饲养员张连祥可怜我们，在最关键时数次把犁地翻出的烂红薯头偷偷送来救急，恐怕我们的境况会更糟。

196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夏集区唯一的小学――高台庙小学。在农村，我学会了拾柴、拾麦穗、翻红薯。母亲为了使孩子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不受调皮辍学小孩的影响，她像古代孟母那样数十次择邻搬家。

刚进城却又下乡两年

1965年，邓县县长姚敏得知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后，认为一个堂堂重点大学毕业生以莫须有之名被长期下放农村简直是浪费人才，同时他也认为将我们全家株连到农村是违背中央、省委有关文件政策的。于是，在当时国家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的形势下，他特批我们一家恢复城镇户口。父亲得以调到县粮食局工作，而这一年，我也从高台庙小学转到了邓县实验小学。谁知刚刚上了一年，1966年春季，我小学即将毕业之际，开始了。小学生转眼变成了“红小兵”，天天学着中学红卫兵成立战斗队，四处大串联。

我从小热爱学习，渴望知识，于是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校门口，强烈要求复课学习。后来，学校还真的复课了，但当时盛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复课主要是闹革命，具体说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小学随之改名为“五七”小学，中学也随之改为“五七”中学。1968年全国又掀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由农村挑选的能说会道的“说客”组成的贫下中农宣传队深入到县城居民家中，非动员市民到农村去不可。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举家又下乡到邓县元庄。这里离县城四五十里，虽然比上次下放地点远，但因我父亲有个下放同事杨忠贤在这里当蹲点干部，所以到元庄后，很快就被生产队安排了住房，其实也不是队里的集体房，而是社员王兰英家刚盖的两间草房。他家无房，也着急搬入，但因为接受市民下放政治需要，王家只好眼巴巴地在村里串房檐。由于此次动员下放市民众多，有关部门实在难以采取强制措施逐家逐户清理，这才使我们在城里的家还存在，但必须闭门锁户，否则贫宣队又该上门动员了。这样的情景令家人身心疲惫，而正处于学龄阶段的孩子，也面临“有书不能念，有学不能上”。庆幸的是，两年后“不吃闲饭”运动无果而终，家人赶紧为王兰英家腾了房子返回城里，我的初中就这样在二次下乡中荒废。

当“知青”再下乡三年

正当读书的黄金年华难以静心学习，恰逢记忆最佳的青春时光却白白流失。二次下乡返城后，我进入“五七”高中，虽然开设了文化课，但是五七的宗旨是不能改变的。当年我的班主任叫盖根柱，是全南阳地区屈指可数的优秀数学老师，但在那读书无用、交白卷才是英雄的形势下，很惭愧，我从盖老师那里没有掌握多少理科知识，这也致使我在1978年高考时数学成绩很不理想。

1973年4月，我高中毕业，由于没有背景，我不能再升学，也不能参军招工，唯一出路就是作为“知识青年”第三次上山下乡。于是我下到了邓县文渠公社。即使这样，受父亲读书和写作的影响，下乡时我还是带上了心爱的课本和其他书籍，晚上或下雨天歇工时间就看看书。下乡不久的一天，县委组织部要求我所在的村支部写一份党建文字材料。听说我在上中学时经常出黑板报，是个笔杆子，于是大队党支部就委托当时连团员也不是的我替他们写“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点体会”。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只知道写材料也算出工记工分，就写出来了，最后居然还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尔后，由于地方广播、报纸陆续播发我写的稿件，引起了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关注，于是县里就破格选拔我到宣传部报道组写稿子。期间我经常和县里的宣传干事及老笔杆子们到基层采访，上稿率还挺高，这使我在全县小有名气。恰在这年，根据当时的上大学推荐制度，北京广播学院采编专业分到邓县一个名额，因为专业比较特殊，还特地对我进行了面试和笔试，我都一一通过。但到了录取时，一位领导的侄女开后门把我顶了下来，这使我欲哭无泪。无奈之下，作为推荐对象的我只得把中专内乡师范作为志愿，但这个愿望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转眼间，我已插队下乡三年，加上“莫须有”的五年和“不吃闲饭”的两年，年纪轻轻的我却有了十年乡龄。

搬运工转身成了技术人员老师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作为国家三线地区建立了许多兵工厂，出于生产武器装备需要，这些厂需要在下乡知青中招不少工人。因为涉及军事工业，招工政审非常严格，不少知青因为个人、家庭或社会关系有问题而被政审刷掉。我家出身下中农，本人又是县先进知青代表，父亲母亲老实清白，所以这次就被选上了！已经24岁的我由此想到，既然我能顺利通过如此严格的政治审查，说明父亲及全家第一次被强制赶往农村的原因完全是莫有的。

这次我进的是一家规模很大的重炮弹药生产企业，招工的师傅也知道我有写作特长。临走时他们想给所包住的县委招待所写封感谢信，但几个招工的文化都不高，写不好，就委托我起草。但招工的不管工种分配，有特长他们也无权照顾。知青来自南阳地区各县，其中有关系的可以分到轻松的车间，或者去干技术含量高的工种，而我作为南阳地区最大县的笔杆子却被厂劳资科定为搬运工。偌大的车间，搬运工作一下子全落在我头上，每天我必须用独把架子车为大锅炉运煤，还要搬运车间各种沉重的物件，加上身兼不脱产的团支部副书记工作，与多数工人关系紧张、处境孤立的车间王书记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这个笔杆子不放，经常让我加班加点为他义务写、抄文字材料。美其名曰：培养、锻炼年轻人。

进厂第二年冬，国家恢复高考，本想奋力一搏，无奈白天繁重的体力透支和下班后没有一席安身之地的困境使我1977年首次高考受挫。转眼进入1978年，考还是不考，我非常纠结：家中对我好不容易才挣到的38.29元工资的急需、已经成为大型兵工厂正式工的盲目自足感、还有一次次求学梦的破灭……在这人生进入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相邻505车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善于交际的王钢建技术员为我指点迷津。因厂大人多，宿舍紧张，他占厕为房，住在单身楼窄小的厕所间。出于对知识分子的敬仰，我不时去厕所间与王师傅聊天。当听说我对1978年高考犹豫不决时，他很严肃地对我给予了批评指正，接着他又给我讲述了神圣的大学生活，以周围很多职工已经备考为例子鞭策我、启发我，还把徐迟写下的陈景润拼命摘取数学皇冠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送给了我。王技术员语重心长的规劝使我当即作出了背水一战、迎战高考的坚定信念。但25岁的我系统复习高中各科谈何容易：资料，是东拼西凑乱糟糟的；时间，只有短短五六十天；基础，中学时颠沛流离也没打好；还有本职，每天都有一大堆煤和物件等着我去搬运。恰在这时，车间单人值夜班出现空缺，因夜深山沟阴森恐怖，车间无人愿干。临时主持车间工作的王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从此，白天、晚上的时间都属于自己，我一方面刻苦自学，一方面虚心向厂子弟中学老师请教，但这种无条件参加考前辅导班的非系统、非专业复习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例如，1978年高考语文试卷的高分题既不是议论文，也不是记叙文，而是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文章缩写，这使我的作文丢分不少。但总体来说，我的真才实学在这次高考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高考分数下来了，在数量庞大、基础扎实的老三届考生抬高了1978年录取分数线的严峻形势下（1978年取消了1977年对老三届考生高划录取分数线的规定），既非老三届、又非应届生的我成了兵工系统最大工厂职工考生的文科状元。通过估分，我觉得公布的分与实际应得差距不小，锲而不舍的坚强性格促进我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查分纠分之路。通过厂级、县里、地区和省里层层繁琐的查分纠分程序，我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34.5分，从而使我的高考总分超过了1978年郑州大学300多分的录取线。这也是我自己十多年颠沛流离中求学、苦学“修炼”的回报，同时也使我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国家考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遗憾的是，此时招生已进入尾声，尽管1978年进行了扩招，但热门的郑大早已招满。纠分之后，总厂党的核心小组秉公办事，使我被省内一所师范学院录取。心仪的郑大虽然擦肩而过，但毕竟自己圆了朝思暮想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