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算方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10:56:11

测算方法论文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1篇

引文分析方法、成本方法、预期收入方法、能力方法是知识计量学重要的特征研究方法。文章从定量的角度出发,探讨这几种方法在人才评价中的具体应用。既讨论了基于引文分析的间接人才评价,又分析了基于成本、预期收入、能力方法的直接人才评价。研究认为,这几种方法各有自身的优势,而且有自身的应用条件。文章也介绍了知识计量学在人才的载体,如知识存量很高的大学以及知识型国家层面的评价。在评价中,知识计量引文分析以及科学指标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知识计量学;人才评价;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089-05

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人才是关键。如何识别和评价人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早期对人才的评价经常采用的做法有:对科学成果的评议与鉴定,在科学活动中,科学文献与科学人才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是对科研成果进行人才评价的理论基础;定期考核;实践考验;举办各种竞赛活动;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对投递的论文进行审查可以发现优秀论文,交流过程中的互动也可以鉴定人才;各种学术期刊编辑部门可以通过对来稿的审查,发现具有创造才能、提出创新性理论方法的人才。这些方法普遍存在的一个缺点是定量分析严重不足,往往通过定性的方式进行。因此,也容易造成非议,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出发,介绍几种知识计量学特征研究方法在人才评价中的具体应用。

一、引文分析法与人才评价

引文分析为人才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定量化工具,为很多人才评价学者们所采用。加菲尔德曾经利用SCI(科学引文索引)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人才评价过程[1]。1977年,加菲尔德通过SCI甄选出1961-1975年间的近3万条引文数据中的被引频次超多4 000次的250位学者(仅仅考虑第一作者)。一般作者在15年内的平均被引频次为50次左右。统计结果表明,在250位作者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作者为42人,占总人数的17%;有151位科学家是院士出身,占总人数的60%;其中1/4的院士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加菲尔德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引文分析方法定量化评价人才是可行的。

1978年,加菲尔德使用SCI(1961-1976)的期刊论文数据库,选出300位科学家。这一次的特点是并不仅仅考虑第一作者,还同时考虑合著者,被选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为5 496次。第一著作平均被引频次为1 794次,合著作者平均被引频次为3 702。结果显示,有160人是院士出身,占总数的一半。获得诺贝尔奖者26人,占总数的8.66%;有177人,占总数的59%获得过某种或者几种奖励。因此,在这300位科学家中既非院士又非得奖者很少。加菲尔德的统计又一次证明了被引分析对人才评价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加菲尔德的第三次人才评价过程更为系统而全面。1981年,加菲尔德以SCI在1965-1978年间的数据库的数据样本,选出包含合著者在内的科学家,算出其论文被引次数,再从中选出被引次数最多的1 000位科学家,约占全世界百万科研人员的千分之一。据统计,14年内,著者的平均被引频次为3 811。然后,通过函寄的方式调查这些科学家的基本信息。1 000名科学家14年内每人平均发文121篇,32篇为用第一作者名义发表,89篇为用合著者名义发表。平均被引频次为3 811次,每年平均272次。1 000位科学家中女性为23位,平均年龄为53岁,其中42-61岁的占77%,最年轻为33岁(一般认为科学家发明的最佳年龄是37岁)。1 000位科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为44人。其中378位科学家为院士出身,其中Woodward有12个院士的荣誉。院士的平均年龄为58岁,非院士为51岁。将1 000位科学家按照38个专业分类列出其论文被引频次、院士数量、诺贝尔奖得奖数、出生年月等情况,发现各学科之间的差别很大,人数最多的为物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免疫学家、内分泌学家等。人才大多集中在各国著名单位中,越是著名的学府,拥有科学家人数越多;科学家人数与其国力有关,科学技术越是发达、国力越是强盛,所拥有的科学家数量越多,美国147个单位中拥有736位科学家。

从加菲尔德的三次统计看,以引文分析法评选人才是可行的,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以被引次数为依据评选人才是恰当的,其结果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引文分析用于选聘人才、解决学术上的纠纷有一定成效。我们分析以引文分析中被引法进行人才评价之所以富有成效,因为被引法实际上已经是对文献的内容的评价,一位作者只有其科研成果被别人所接受认可,才会产生被引现象。这也是一种同行评议的过程,首先引证者对被引用者的文献知识内容进行审阅、评价,如果是引证者所能接受或者他认为对其自身的研究有价值,他才会去引证,如果有更多的引证者行使引证行为,则证明该文献的知识内容极具价值。

我们认为,知识计量学在人才评价方面不能停留在引文分析这种简单的近似于同行评议的层面上,而应该更多地采取直接评价的方法。基于成本方法;基于预期收入方法;基于能力方法是对人力资本测算最直接、精确的测算方法。这三种方法都是人才的直接评价方法。

人力资本的概念源自Petty。该学者并没有明确定义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认为,人与土地等资本物质一样具有价值,个人的价值就是个人的人力资本,这些价值的获得需要一定成本。亚当斯密将后天获得的技能视为人力资本:“一个人花费了巨额劳动和时间以学习那些要求特殊的熟巧和技艺的职业人,与机器等物质资本一样,应该获得正常,甚至更高的利润补偿。”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给出了人力资本的不同定义。但归纳起来,并没有超出收入、能力和成本的人力资本的范畴。

二、基于成本方法的人才评价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在拥有精湛的技艺的背后需要付出巨量的劳动和时间,这成为了基于成本方法的人才评价的理论基础。

在早期,Eisner提出的测算方法是,统计一个小孩从出生到25周岁所有的花销,即为人力资本的价值量[5]。Eisner的测算方法显然带有古典的朴素主义色彩。Shultz对这种方法提出了非议,一个人从0-25周岁的所有花销太过繁杂,如果不加区别当作一种资本的投资来处理显然是不合适的。他认为,所有的花销支出中会产生三种效果:(1)仅仅是被消耗掉,或者作为维持生命的延续或者作为一种娱乐被消耗掉,并没有产生任何个人能力的提高;(2)完全用于自身能力的提升,如教育等;(3)既有一部分被无谓的消耗掉,又有一部分提升了个体的能力。

很明显,(1)不能算作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能计算在成本范围内;(3)要有选择性地计入成本之内。Shultz的研究比Eisner改进了许多,使得基于成本的人力资本的计算更为合理。试想一下,如果将一笔资本投入在两个人身上,一个人散尽钱财挥霍一空,而另一人使用它学习本领、提高能力,因此,按照Eisner的计算结果就会认为二者的人力资本价值量相同,这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Shultz将支出中真正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部分归纳为5个方面:(1)医疗、卫生、保健;(2)在职教育;(3)正规教育;(4)成人教育、技术推广;(5)劳动迁移。

Shultz假定人力资本价值量为投入到人力资本活动中的成本的货币贴现值。Shultz的方法因其相对的合理性被业界的专家学者所承认,并被广泛采用。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对这种方法作出些许改进,Shultz方法仍然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人才评价测度方法。

基于成本的人才评价方法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被认定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部分支出带有明显的人为主观性;另一方面未能充分考虑人力资本折旧问题,既然采用物质资本的成本计算法测度人力资本,却很难找到类似于计算物质资本折旧率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人力资本的折旧问题。

三、基于预期收入方法的人才评价

Petty是最早以基于预期收入方法进行人才评价的学者。他以此方法测算英国人力资本存量,当时他发现一农民一周的收入为4先令,而一个船员的收入是12先令,因此得出一个船员等于三个农民的结论。Petty认为: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于个人一生预期收入;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等于个人人力资本的综合。

Petty[2]的方法虽然看来简单明了,却引领了以货币价值量衡量国民劳动力的研究工作。这之后的大多人力资本测算,尤其是宏观层面上的测算,都是基于Petty构架的研究框架,例如Farr在Petty的基础上排除个人生活支持额度,并加入死亡率的概念。Dublin and Lotka[4]根据Farr的方法,将个人在出生时的人力资本价值予以公式化表示:

其中,PVix是年龄为x岁根据特征向量i分类的所有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的贴现值,rik为收入为第i类型、第K年的利率;Gik为第i类型、第K年经济增长率。特征向量包括:性别、教育、职业、能力等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的因素,但经常表现为教育这一因素。该公式的假定是:个人在n岁时的期望收入=具有同样向量i的个人在n+x岁时的收入。

四、基于能力方法的人才评价

相对于基于能力方法的人才评价,上面的两种方法可以说都是间接评价人才的方法,现实情况是个人的收入与投入成本往往跟个人的真实价值不成比例。基于能力的人才评价方法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被认为是对人才评价最直接、最精确的测算方法。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基础,即收入与能力基本是成比例的。

人力资本由个体中人的技能组成。个人拥有这些能力表现为一个向量C。当它在劳动力市场上以价格P出售时,每一小时获得的收入是:

W=PC。

人力资本总量=各种能力收入的加总。

数学公式为:

五、基于知识计量学的人才载体评价

机构的评价即是对可以承载知识的组织的评价。人才是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因此对机构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人才的一种间接评价。笔者以国内的大学评价为例说明知识计量学应用于机构评价的实践状况。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每年都例行开展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竞争力评价工作,按31个省、市、自治区、56个研究生院、477所高校、11个学科门类、81个一级学科和373个专业对国内有硕士点培养资格的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提供一份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报告。表2所示为中心构建的主要指标体系。

当扩展到一个地区,甚至是国家层面,知识计量学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区域评价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构建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匈牙利著名情报学家布劳温在这方面有过开创性的研究。布劳温选取除去美国、前苏联、德国、法国、日本这6个尤为发达国家之外的世界32个国家的自然科学文献,并进行比较分析,概略地提出了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布劳温定义了12项计量指标[2]:(1)第一作者人数;(2)论文的学科分布;(3)论文数量;(4)未被引证过的论文数量;(5)未被引证过的论文所占百分比;(6)高被引论文的数量;(7)高被引论文所占百分比;(8)实际引文率;(9)期望引文率;(10)相对引文率;(11)平均引文率(影响因子);(12)平均影响因子。

继布劳温的研究之后,Schubert(舒伯特)等人根据SCI统计数据对世界范围内的96个国家的114种主要学科专业的水平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评价,利用计量学指标体系反映1981-1985年间世界各国及地区科学活动的水平和文献交流的状况。Schubert的计量指标[1]主要包含科技文献的出版量、引证以及被引证的绝对数量和各种相对数量。即:文献出版量;出版份额;引文数量;引文份额;期望引文率;实际引文率;相对引文率;发文指数。

就发文指数而言,其计算公式为:

发文指数=某国在给定领域发表的论文量占世界论文总量的份额/该国在全部科研领域发表的论文量占世界论文量的份额。

就引文指数而言,其计算公式为:

引文指数=某国在给定领域发表的引文量占世界引文总量的份额/该国在全部领域内的引文量占世界引文总量的份额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则是知识存量、人才素质和科学实力的竞争。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中国所拥有的科技力量,努力了解别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研究进展,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正如科学家牛顿所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那是由于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这形象地说明了知识的创造与创新需要借助以前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巨人正是科技的象征,而知识计量学在知识创造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它可以充分地估量这个巨人的高度与深度。

199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Robert教授与他领衔的研究团队一起完成了一份关于世界纳米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状况的计量分析报告,提交给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NRC)。研究报告以加拿大NRC确定的79个纳米科技关键词为依据,采用词频内容分析方法,既研究了国际视野下的纳米科技论文的产出,也分析了世界各国的纳米专利分布。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世界纳米技术飞速发展,其中美国与日本是领跑者,加拿大的研究形势相对落后。报告中还显示,中国纳米科技的研究方向、论文产出、专利申请及纳米科学技术的主要研究机构等,大体勾勒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8年中出现频次较高的50个关键词所涉及的论文共计25 484篇。对这25 484篇论文按照国别进行分类统计,在论文最多的10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的是美国,共有7 927篇,占世界纳米科技论文总量的31.1%;日本有3 867篇,占总量的15.2%,位列第二。中国有1 020篇论文,占总量的4%,排名第7。进入前10的其他7个国家分别是德国、英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加拿大。报告还列出了40个出现频次最高的纳米科技关键词的国家分布。该报告还以美国专利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依据纳米科技关键词对有关纳米科技的专利进行了筛选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和日本是专利最多的两个国家,专利数量将其他诸国远远抛在了后面,涉及的技术也最为广泛,专利关键词词频也最高,各占词频总数的59%与23%。其他4个专利较多的国家是德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报告还显示,在纳米科技领域中,中国专利数最多的技术领域与世界上专利最多的技术领域一致。

六、结语

引文分析法通常被认为是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三计学)的特征研究方法[8]。引文分析法实际上也是知识计量学的特征研究方法,不过传统的引文分析法在知识计量的条件下必须有新的发展。知识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法可以在人才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成本方法的人才评价,基于预期收入方法的人才评价,基于能力方法的人才评价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很多学者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试图将三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甚至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些更加合理的方法。这为我们进行人才评价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知识计量学以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以及知识活动为研究对象,可以说知识计量学为我们了解目前拥有的知识以及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论的支持。而人才是知识的直接创造者,是人类知识的源泉。知识计量学可以实现对知识的有效计量,前提是离不开对人才因素的评价。反之,知识计量学的计量理论与方法又可以为人才的评价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与方法论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3] EISNER,R. The total incomes system of account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4]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M].陈冬野,译.北京: 商务印刷馆,1978.

[5] DUBLIN,L.,LOTKA,A. The money value of man[M].New York: Ronald Press,1930.

[6] GRAHAM,J.W.,WEBB R.H.. Stocks and depreciation of human capital: new evidence from a present-value perspective[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79,25(2): 209-224

[7]邱均平,宋艳辉,杨思洛.201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的研发与结果分析――质量、效益、国际化成竞争关键[J].评价与管理,2011(3):41-45.

[8]邱均平. 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进展与发展方向[J].情报学报,1994(6): 200-210.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Knowmetrics for Talents Evaluation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and Human Capital Measure

SONG Yanhui

(School of Management,Hangzh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P. R. China)

Abstract:

Citation analysis,cost method,expected income method,and capacity method are the research methods with Knowmetrics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quantitative point of view,we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se methods in the talent evaluation. Both the indirect talent evaluation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and direct tal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direct costs,expected revenue,capacity method are analyzed.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se types of methods have advantages,but also have own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rticle also describes the knowledge-metrology in personnel carrier,such as a high stock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knowledge-based national level university evaluation. During the evaluation,citation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have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value,and play a key role.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2篇

着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mgman)依据其他一些人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于1994年在国际甚有影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因此,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并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克鲁格曼的观点提出后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场争论,但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预见了后来的危机,因而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深受克鲁格曼的影响,争论中许多学者依据克鲁格曼的观点来评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

本文将澄清克鲁格曼论断的假设,指出他关于东亚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无关的观点的缺失,并讨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在本文的第一节中,我们将首先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做一简单的历史回顾;第二节中,我们则将根据学术界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世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评价克鲁格曼的观点,并说明克鲁格曼的观点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第三节主要讨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由来

(一)世界银行报告的基本结论

克鲁格曼对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源于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一本着名报告《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Growth and:Public Policv,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Repotts,1993)。世界银行的这本报告试图分析并总结东亚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增长的经验,并希望通过总结这些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出道路。

世界银行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a.坚持宏观管理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低通货膨胀,有利于鼓励固定资产投资;谨慎的财政措施,辅之以其他措施保证经济增长中的公平共享与高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利于出口竞争性的汇率政策;金融发展和逐步的自由化保证国内储蓄的最大化,推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与全球金融系统的融合;尽可能减少价格扭曲;采取措施推进初等教育,创立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结构,以利于外向经济的发展。

b.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保证长期发展意愿的实现,追求产出与就业的快速增长;政府与工商业之间的互动,同时政府要在工商业者之间创造竞争的环境。

c.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额;外向发展政策加上汇率政策,就成为达到外部平衡,产生加速GDP·增长的需求,促使生产吸收技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东亚政府有选择地选取了关税保护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其中不乏道义规劝、补贴和金融手段,使得实业界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d.政府清楚地表明了可以获得政府支持的条件,方法是实用的,手段可以灵活使用,在目标不能完成的时候将废止使用。

(二)克鲁格曼的批评

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着名国际经济学教授Bhagwati(1996)在Comell大学的一个演讲的回顾,在克鲁格曼之前耶鲁大学的T.N.Srinivasan教授就对世界银行的研究加以批评,他的理由和克鲁格曼的批评一致,认为在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增长中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善。东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80%,因此没有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

引起国际舆论界高度关注的则是克鲁格曼1994年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1994)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主要依靠了Kim和Lau的研究(1994)及Young(1992,1994)的实证研究,因此,我们称之为Krugman-Kim.Lau-Young批评。

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则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前苏联的增长方式不能持久,导致最后的崩溃;而东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也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因此,他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也是不能持续的,是纸老虎。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他的观点大为盛行。

(三)一些经济学家对克鲁格曼批评的批评

其实克鲁格曼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接受,他的文章发表后,国际学术界就有一些系统的批判,但未为国内学术界和媒体所关注。下面主要介绍3篇对克鲁格曼文章的系统批评。

第一篇文章是前面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Bhagwati,他1996年5月3日在Cornell大学的一个讲座中全面批评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其主要结论如下:

a.首先东亚经济奇迹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如克鲁格曼所说的神话,东亚奇迹的主要表现就是私营部门投资增长得如此之快,这是其他国家历史上难以比拟的;

b.这样一种基本面的突出特征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c.大量出口收入的增长可以有能力大量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这样在快速增长的投资中能够含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的成分。这一结果导致了双重的收益,一方面是出口推动的投资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d.由于东亚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较高程度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新一代资本品的社会贡献大大高于相应的国际成本,因此进一步强化了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e.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一样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反映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而进口替代战略的不成功则是由于既不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能从这些投资中获得较高的回报;

f.人们所关注的“产业政

策”与东亚经济的增长关系并不大,甚至有负面的影响;

g.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一些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后果;

h.他特别指出克鲁格曼把前苏联与东亚相比较是错误的,前苏联的增长依靠公共储蓄与投资,而东亚依靠的是私人储蓄和投资,在吸收外国技术方面也不同,因此亚洲经济的增长与前苏联不同,是可以持久的。

第二篇文章由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Edward K.Y.Chen,1997)写成。陈坤耀原任香港大学教授,是国际学术界最早研究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学者,他对克鲁格曼文章的批评更多集中于克鲁格曼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误解,陈坤耀的文章包括了一些偏重技术层面的分析,也更多触及了克鲁格曼的文章在经济学理论方法方面的缺陷。陈坤耀对克鲁格曼文章的主要批评可以概括如下:

a.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作为技术进步代表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核算中的残差,因此,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投入要素的数据是如何测定的;

b.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与所用的数据有关,也与相应的定义和概念有关,他认为克鲁格曼、Young和许多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的发展,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了错误;

c.陈坤耀论文的最重要贡献是清楚地区分了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别。他指出:在实证研究中,一些人习惯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所谓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两类。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因此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较低,只说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比较低,而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仍然是存在的。更准确的表述是,全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Hicks中性的(Hicks-neutral)技术进步。而在一般场合人们所谈论的技术进步的范围要大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等于技术进步,而且,取得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并非没有成本。基于这些,他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是一个误导。

第三篇文章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Felipe,1997),在这篇研究报告中,作者对亚洲地区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做了系统、深入的评述和分析。作者在分析方法层面的讨论是比较深入的,所指出的许多问题与上面所介绍的陈坤耀的论文的分析比较接近,在此不再赘述。但Felipe的分析走得更远,他几乎怀疑在目前这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内能够正确地理解亚洲经济发展过程的实际意义。

在此特别需要提到中国学者郑玉歆的文章(1998),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比较早,但对克鲁格曼文章的主要问题都涉及了,例如文章正确地指出了由于方法不同、数据不同而可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估计,因此直接在国家之间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所可能产生的误差。该文章还指出了在分析中生产函数设定不同的重要性,以及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上所已经出现的混乱。郑玉歆的文章对克鲁格曼的文章及相关文章中在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该文章还正确地指出了“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时间变化的,是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和要素的性质密切相关的。”十分可惜这样一篇指出克鲁格曼的文章中的基本问题,并加以深入分析的论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能够阻碍一些人继续宣传与此有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四)国际学术界对这场争论的回顾与重新检讨

在21世纪的开始,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奇迹的争论重新产生了兴趣,并从一个新的历史角度对当年的东亚奇迹的争论再次做了回顾与审视。200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新书《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东亚四十年的经验教训》(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Lesson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Asian Experience),这本由Stiglitz和Yusuf主编的论文集从历史的角度对有关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做了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对这场争论做了总结。其中Stiglitz所撰写的第13章“重新考虑东亚奇迹”(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对上述克鲁格曼的批评做了回应,他对生产率计算结果的稳健性一直存在怀疑,并提出以下观点:

a.曾经有研究证明,只要将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稍加改变,就会大大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结果与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关系很大。由于结果的变异较大,因此展开立论就比较缺乏基础;

b.如何将资本加以汇总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困难更是尽人皆知,这一问题在最新研究中虽然有比较大的进展,但仍然可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c.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标准的Solow残差法,这个方法的假设是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这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才可能,而亚洲国家的市场显然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Stiglitz教授对上述Krugman-Kim-Lau-Young批评中所涉及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提出了质疑,同时对这些论文中对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的解释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某种意义上,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实际是无事忙。

在同一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Pack,2001)也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了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该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劳动力,并且十分有效地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这些资本和劳动。许多研究都证明,这些经济体中的大量企业十分成功地吸收了国际上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技术和知识可能体现在设备中,也可能体现在中间投入中,也可能是一种不包括资本投入(disembodied)的技术和知识。而在这些经济体中都存在一些强大的工业基地,在这些基地中,有现代化的设备,良好的组织,强大的营销能力,大量的高效率的工人和灵活应付外部冲击的能力。

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以上这些成就都被人们所忘记,流行的观点是衰退不可避免,而政府和企业都不再具有竞争力。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经济体经济的迅速复苏,再次证明上述所获得的成就还是存在的,并在继续发生作用。包括在最近的有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讨论中,曾有人指出过去几年,一个重要的调整已经发生,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大多数在亚洲)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已经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债务国(地区)变成了债权国(地区)。这些现象的出现未尝不表明当年对一些东亚经济的悲观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台湾经济学家梁启源教授最近也根据他本人参与的“亚洲太平洋多个经济体生产率国际比较项目”(KLEMS)中有关台湾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对Krugman-Kim-Lau-Young的批评重新作了考察(Lian,2002)。他讨论了Young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结果发现认为台湾的经济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批评是不成立。

二、我们对克鲁格曼批评的分析与评价

在这一节我们力图全面讨论克鲁格曼批评,有些评论与前面提到的学者的批评相似,为了相对完整,我们也再次做了阐述。

(一)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发展历史及其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是近50年来 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焦点领域,研究目的是想在数量上确定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一种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劳动、资本等),因此在分析上要优于单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到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权和之差。

为了解释我们的观点,需要回顾一下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历史,该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Solow以前时期,最早提到生产率概念的是Copeland(1937),以及Copeland和Manin(1938)。最早实际估计这个变量的是Stigler(1947),Stigler在其1947年的研究中已独立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分析方法。最早将生产函数方法与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是Tinbergen(1942)。总量生产函数的起源是所谓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这一模型最初的目的是揭示生产中的规律并希望利用经济数据来验证这些生产中的理论模型。Tinbergen首先把这一生产函数用于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在模型中增添了一个时间趋势,并用这一项来表示效率,也就是生产率的概念。

第二个时期为Solow 1957年文章到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年文章之间。首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述出来的是Solow(1957)。Solow在1957年那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但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80%来自于全要素增长率,也就是技术进步的实证结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赞同。现在讨论美国经济的全要素增长率问题,通常强调的是Solow的理论贡献,很少提他的经验结论。在此期间研究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以Kendrick和Denison为代表。这些人的实证分析结论,跟Solow当年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时期为Jorgenson和GIJliches 1967年文章之后。该文章批评了Denison等人的工作,认为他们在投入的计量上存在误差,因而高估了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他们的论文认为从理论上分析,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是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所致,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则这个误差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就为零。因此,当发现一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高,很可能只代表对这个国家的投入要素的衡量不准确或是某些投入要素未被包括在内。同时,也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必须对投入要素有准确的衡量,并且,跨国的研究应该采用一致的测算方法才有可比性。

目前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所依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以上所提到的建立在第三时期所发展的方法。这一点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OECD所出版的关于资本估计的手册(OECD,1999)和关于生产率估计的手册(OECD,2001)。该方法仍然保留着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对于该核算方法的上述基本假设可能不满足的问题也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新的核算方法,就在于在如此复杂、成熟的体系中改变一些基本假设并不是很容易,需要考虑太多因素,同时还需要满足已有体系的许多要求,这方面的努力一直还没有获得成果。

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基础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的挑战,特别是对于生产者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的假设的研究也很多,如销售最大化(Baumol,1967),还有管理效用最大化(Williamson,1964)和利润满意(Simon,1959)等。但是,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试图按照其他的目标函数来建立系统的厂商理论的研究,并对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给出完整的替代体系似乎还没有真正成熟。

目前通用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方法,其理论模型简洁,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种非参数的实证估计方法,计算方法主要依靠统计性质与经济学性质很好的一些指数公式。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学方法,一般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计量学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且受样本观察值数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上的问题。而非参数方法将指数方法与生产函数相联系,更适合于定期的生产率统计研究。OECD(2001)生产率手册推荐使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目前采用最广泛的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美国劳工统计局(BIS)从1983年开始公布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用增长核算方法来估计的。

现在有些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直接应用回归分析方法(例如最小二乘方法)来估计一个带时间趋势项的生产函数,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原因是:以经济计量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是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估计,而生产函数的计量估计并不是一个单方程的简单回归分析的问题,而是包括生产要素需求的联立方程体系的估计问题,这一点在国内许多关于生产函数估计和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的研究中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即使是C-D生产函数的估计也不是简单的回归分析,至少有4种以上基于联立方程体系估计的估计方法。关于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估计可以参考李子奈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和任若恩的《计量经济方法论--关于在中国应用的研究》。而在英文的文献中,则有大量的研究,如最早的经典文献Marschak和Andrews(1944),Nerlove 1965年的专着,Intriligator 1978年的教科书,Jorgenson 1986年的综述等;关于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计量方法,可见Nadiii和Prucha 2001年论文中的介绍。

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以KLEMS项目最有影响。KLEMS项目是最近几年由哈佛大学的Jorgenson教授和日本庆应大学的黑田教授等人共同倡议的国际间的全要素比较项目,K是资本(capital),L是劳动(1abor),E是能源(energy),M是物质生产部门产生的中间投入要素(intermediate一.input),s是服务生产部门产生的中间投入要素,即左边是产出,右边是生产总产值中的五个组成部分。这个等式别把能源提出来,就是为了将来好研究环境问题。KLEMS研究方法的基础是双国生产函数模型,并在这一模型框架下估计两国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一方法最初由Jorgenson与西水(Jorgenson和Nishimizu,1978)提出并用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研究,并通过计算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来解释国家之间在增长因素方面的不同。计算的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者理论和对偶理论。由于生产函数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对生产技术的描述可以限制在假设尽可能少的框架中(Christensen,Jorgenson,Lau,1971,1973)。这一方法可以利用指数的形式计算,也可以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计算(Jorgenson和Kuroda,1988;.Iorgenson et a1.1988)。这一分析框架已用在双国与多国之间的比较,以及宏观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较(Christensen,Cummings Jorgenson,1980,1981;Jorgenson and Kuroda,1992;Conrad,1992)。在最初的研究中,生产函数是由增加值和资本、劳动等变量构成。在随后的发展中,增加值改为总产值,在解释变量 中又包括了中间投入。

KL=EMS项目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机构参加的组合(Consortium Proiect Institutions),其中包括美国的4个机构(The Conference Board,Haryard University,Brookings Institute,Federal Reserve Bank ofNew York)和荷兰、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芬兰、丹麦、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一些机构(Timmer,2000)。在亚洲区域,与此相似的项目ICPA(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Productivitv amongPan--Pacific Counties)也已接近完成,该项目包括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等地区。KLEMS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投入要素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国家间增长的基本要素的区别,劳动力的质量与构成的变化与差异对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国家之间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差异。

克鲁格曼的批评其实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他引用Solow 1957年所做的分析,认为在美国经济增长当中,有80%以上是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但是,Jorgenson等人1987年出版的书是根据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年文章之后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典范,该研究认为,美国从1948年到1979年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资本是最重要的,劳动的贡献是第二重要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排在第三位。克鲁格曼不可能不知道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年文章之后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新发展,和Jorgenson等人1987年这本书的新结论,但是他仍然用了Solow1957年的结论。

(二)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发现

在前面讨论陈坤耀对克鲁格曼批评的批评中提到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两类。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方式可能不同,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技术处于国际技术的最前沿,发达国家的企业要取得技术创新,必须自己进行新技术的研发,而研发的投入在目前通用的生产率的研究中并不包括在投入要素内,依靠这种方式取得的技术进步属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通常包括在新的机器设备里,属于包括资本的技术进步。因此,以同样的方式来研究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发展早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会较低,而达到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将会较大,这个理论推断在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史研究中得到证实。

Hayami在其新着《发展经济学:从贫穷到富裕》(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Poverty to the WealthOf Nations)的第5章主要讨论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的问题。该章介绍了Abramovitz(1993)的有关经济史的研究,根据他的估算,对美国来说,在1800-1855年和1855-18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大大小于资本一劳动比例增长的贡献,这说明在此期间,资本产出比例在增加。这一研究也大致证明了,在通常人们认为美国工业革命开始(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后的初期阶段,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日本来说,经济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大致相似的增长类型。按照Hayami和Ogasaham(1995)的研究,如果假定日本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年代,在其后的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出现了资本一劳动比率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也同样表明资本一产出比率的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0%,其余是投入要素的贡献。

日本的研究和美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随后的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资本的份额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下降。前面已经谈过,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分析所依据的实证研究之一就是Kim和Lau(刘遵义,1994)。而按照Hayami书中的分析,Kim和Lau(刘遵义,1994.)的研究恰恰证明了东亚的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历显示了与美国和日本早期发展相类似的增长模式。

三、小结:东亚经济奇迹争论对中国的意义

从格鲁格曼挑起的这场“东亚经济奇迹”争论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对我国未来发展有意义的结论: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具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如何从概念上正确把握特别重要。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主要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没有正确把握,以及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或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不同表现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根据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来评论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并作为讨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依据。

第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在未成为最发达国家之前,全要素生产率低,只有到了发达阶段时全要素生产率才高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时,技术创新主要是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只有到了发达阶段各个产业的技术大多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时才转而以不表现为资本的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目前,我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技术差距,要善于利用这个差距,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引进合适的先进机器设备,这样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虽然会较低,但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会较快。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而国内生产总值具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现有的核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3.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进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它应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为进行国民经济核算而制定的一整套标准和规范;二是指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即通过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数据,系统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的经济循环过程,以及国民经济各机构和各部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相互联系。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4篇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核心,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者某系统或结构的局域性质或局域结构与整体类似。对于有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无穷嵌套;对于无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统计的自相似性,在无标度空间中表现出自相似性。雪花、晶体,以及人体的小肠,都具有高度的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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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个有规则的分形图形:

冯科克曲线(van koch’s curve)是瑞典数学家赫尔奇·冯·科克在1904年创造的。具体生成的方法是:把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三等份,去掉中间的三分之一,在被去掉线段处向外做出两边为此线段三分之一的尖角;重复这一过程以至无穷。其形状类似雪花,又名雪花曲线。冯科克曲线具有独特的数学性质: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长度无限,面积为零(见图1)。

希尔宾斯基三角形(sierpinski pyramid)由正三角形不断去掉中间占四分之一面积的正三角形得到。可以证明,希尔宾斯基三角形的面积也为零(见图2)。

康托尔集(cantor set)生成方法为:从单位区间[0,1]出发,三等分并去掉中段,得e1,将e1两个区间继续三等分并去中段得e2,以此类推,所得极限集合为cantor集。其由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883年引入。康托尔集的一个典型性质是点数无限,但长度为零(见图3)。

(三)分形理论产生的意义

分形理论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方面,分形理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和实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和突破(李后强,1993;李后强、汪富泉,1992;王世进,2006)。

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部分相加可以构成整体,整体大于部分。微积分中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还原论将部分转化为整体的过程是机械的、静态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性。

分形理论认为,部分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可以反映整体。同时,分形理论提供了部分到整体的生成规律、形成方式。分形理论体系中的有限和无限关系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它融进了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非解析方法、概率论方法等,正确地理解了数学的可分割和物理的可分割、思维的可分割与物质可分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在分析事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还原论是基于线性研究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形论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认识论上进步到非线性层次,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统一性原理。

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论文联盟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形理论已成为非线性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分形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于20世纪末就有重大突破,并且已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中。好莱坞影片《星球大战》中,就使用了分形技术。

我国的分形理论研究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1989年4月,中科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为推动分形理论研究而特别举办了分形学习班。曾任该中心主任的龙期威教授关于“分形和固体断裂”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并完成了两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金属中的分形与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金属的力学性质:原子观点、分形和连续介质方法》(与英国n.hmarch合著,英文)。

1989年7月,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学术讨论会”。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分别于1991年11月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10月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底在东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为分形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支持方面,1991底,中国国家攀登计划(“八五”计划:1991-1995)首次启动了“非线性科学”研究项目。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首次列出“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内容,此后每年都资助若干有关项目的研究。

综合来看,分形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理论与应用并举。大家自始就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重庆大学的孙隶华教授等研究了“分形理论在制造决策模型实验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的吕志民等研究了“分形维数及其在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将分形维数作为识别滚动轴承故障的特征量;上海交通大学的汪慰军研究的“关联维数在大型机组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提出了将分形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的技术路线及基本计算方法。

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综述

分形理论除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外,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试图用分形理论重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投资绩效测算和评估的新方法和新结论。

(一)分形市场理论形成与辨析

分形(fractal)一词源于拉丁语“fractus”,意为“碎化、分裂”等。peters(1991;1994)首次将分形应用于资本市场,通过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突破了有效市场理论的独立、线性、正态、静态等假定,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应用。

国内学者樊智等(2002)在系统回顾emh的内涵并指出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将分形理论引入到金融市场效率研究领域中,分析了分形时间序列的经济涵义并提出分形市场理论的意义。黄诒蓉等(2006)认为emh无法解释资本市场具有的实际特性,指出分形市场假说框架下的分形结构特征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市场的实际特性,分形方法是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非线性工具。

(二)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系统。

国外学者triki mohamed bilel&selmi nadhem(2009)以g7股票市场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形检验与修正r/s分析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具有正的长记忆性;siow-hooi tan, lee-lee chong, peik-foong yeap(2010)以1985年1月-2009年12月马来西亚股票牛熊市场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早期—尤其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可以一定的概率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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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宋加旺(2005)介绍了分形市场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运用r/s与修正r/s方法实证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长记忆性的分形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胡彦梅等(2006)运用修正r/s方法分析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日收益序列的长记忆性,发现两市的日收益序列均无长记忆,但深圳成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比上证综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要长。李宇海(2009)运用r/s方法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分形特征,发现我国股市的趋势周期成分具有56个月左右的非周期性循环;季节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约10个月;短期波动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3.3个月。王鹏等(2009)把分形理论引入到我国债券市场中,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是以分数布朗运动方式进行的,呈现出典型的特征指数2<α的稳定帕累托分布,说明分形特征广泛存在于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各时间标度下的收益中。

(三)分形市场理论的发展

在早期的分形理论产生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在多重分形理论研究方面,苑莹等(2010)从资本市场的多重分形结构、资本市场多重分形特性及多重分形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中多重分形理论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多重分形理论在该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并展望了该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许林等(2011)在分析及修正r/s分析法的基础上,首次把多重分形r/s分析法引入到基金投资风格领域,通过计算6种风格资产指数在不同时间标度下的收益率序列hurst指数与平均循环长度来挖掘风格漂移及轮换规律,为基金经理及投资者在不同的股市风格行情下构建适度风格漂移投资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探索是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借助分形理论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工具,不仅有助于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练习设计;形成性作业;障碍诊断;“减负增效”科学化

文章编号:1005–6629(2014)2–0003–04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作业这个词在我国教育教学领域广为使用始于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之后。在俄语词汇中,作业(задание)还有功课、任务的意思,它的同词根词задача则是任务、习题的意思。упражнение也有作业的意思,但主要指练习作业和习题。在苏联教育学中,学生的实验室作业和实习作业是作业的重要类型。由此,通常认为作业是指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学习性的活动任务,它包括练习以及以解决问题为主的设计及实践活动。可见,作业不仅仅是练习,两者之间是有些区别的。但是,时至今日,作业一词在我国似乎成了练习的代名词,加上基础教育的特点和教学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作业是以练习为主的,大量的是练习,通常所说作业设计实际上是指练习设计,实验室作业和实习作业大多用实验(活动)和实践活动来分别指称。本文在讨论作业设计时,相应地以练习设计为主,用意在于突出对练习设计改进的研究。

2005年,笔者曾经概括化学新教材中练习设计和练习教学的主要问题,并就存在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意见[1]。然而8年之后,就总体情况而言,教材练习设计与教学实际“两张皮”,各搞一套,形成巨大落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应试压力越来越大,许多教师在练习教学中追求“一步到位”,达到新的程度;“题海恶浪”使学生苦不堪言,许多教师也无可奈何;少数人对“造海”和编造难题颇为得意,却没有重视练习异化的严重威胁日益临近:学生摔书、弃学事件频发,“读书无用论”重新泛起,“取消化学学科升学考试”的趋势日益明确……“物极必反”,先人总结的这个规律,应该唤起我们的警醒。不错,考试还是要的,恰当的应试教学是需要的,改革有关制度也不是教师所能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因循守旧,维持现状,无所作为,依然按旧认识、旧经验办事。我们都希望化学教育搞得更好,都不希望化学教育受到影响,因此,每一个教师都必须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如何消除痼疾,如何在教师职责范围内改革应试和练习教学,努力实现“减负增效”。

笔者认为,要实现练习教学减负增效,除了要坚持整体规划,系统设计,逐步提高,积极创新之外,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下列问题:

1 合理定位,注意跟课文融合

总的来看,目前教材的编写仍存在重“学”轻“习”、“学”“习”分离现象,对课文编写比较重视,练习编写有时只是起点缀作用,缺乏深入、有效的练习指导,助推了实践中各行其是。

实际上,练习属于问题之列,跟教材或者课堂教学中设置的问题没有本质的区别。有计划的、恰当编制的跟课文融合的练习不但能巩固、拓展、深化学生的知识技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也能使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得到发展,具有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通过练习还可以获得教学反馈信息,利于教学调控,促进预定教学目标的实现。练习过程也是学生继续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此可以将练习合理地定位为:它不仅是“习”,也是“学”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要重视教材中练习的编写,加强练习指导,使它跟课文有机地融合,做到“学”中有“习”,“习”中有“学”。在教材中练习的编写尚未得到改善时,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可以做出适当的补充和调整。

2 有的放矢,重视练习的“形成”本性

在应试需要的驱使下,不少教师把练习变成了“做卷子”的过程,仿照终结性考试的编制方法来编制平常的教学练习,使练习丧失了应有的基本属性——形成性。久而久之,一些教师甚至不知道如何有效地编制形成性练习了。因此,重视和体现练习的形成本性,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促进“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2.1 前提:准确诊断

最有效的“形成”,是有的放矢的“形成”。为此,除了要研究和遵循学生学习各具体内容的一般规律外,还需要做好学习困难和障碍的诊断。

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习困难大多出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它们的主要类型有:基础较差型(包括知识缺失型、程序缺陷型等);能力较弱型(包括策略无效型、经验贫乏型、思维缓慢型、不太熟练型等);元认知失衡型(包括元认知缺乏型、注意不当型、缺乏反思型等);以及情意问题型(包括信心不足型、害怕困难型、心不在焉型、易受干扰型)等。

进行学习困难和障碍诊断的方法主要有:基于任务分析的个别谈话、概念图表达、思维路线陈述、出声思维、行为观察以及诊断性作业等等。

2.2 关键:对“症”处理

在明确学习困难和障碍类型之后,可以用不同类型的作业配合其他方面的措施,作对“症”处理。例如:

对于知识缺失型,可以通过补救型作业、拓展型作业、应用型作业进行知识“补课”;通过分解型作业促进理解;通过对比型作业突出条件、特点;通过变式型作业促进对核心、本质、重点的掌握;通过强化型作业促进知识巩固。

对于程序缺陷型,可以通过矫正型作业、补救型作业纠正程序错误;通过诱错型作业消除错误定势、引起警惕。

对于策略无效型,可以通过分解型作业和综合型作业结合,促进对策略的理解;通过观念的方法论内涵演绎与样例示范促进策略的思考和累积;丰富题型知识,注意题型体验。

对于经验贫乏型,可以通过变化型作业、拓展型作业、应用型作业来充实、丰富经验。

对于思维缓慢型和不太熟练型,通过归纳型作业,以及有序和适当地增加练习量,以促进形成“图式*”,有利于思维提速和熟练解题过程。

对于元认知缺乏型,可以通过解说型作业,要求学生解说解题依据及过程,学习反思和换位换向思考,强化其元认知意识、知识和体验。

对于情意问题型,应以心理矫正方法为主,也可以应用激趣型作业、应用型作业、动手型作业来配合。

对于注意不当型,可以通过强化策略意识,改善情意心理来提高注意品质。

上述各种类型的作业都是针对学生薄弱环节的“形成性练习”,广义地说,这种“形成性练习”也包括诊断性作业在内。除此之外,还有不具有特定目的、旨在进行常规教学训练的“形成性练习”,下面讨论中的举例即可归属于此类。

3 划分层次,逐步“到位”

教学中的练习应该是由若干习题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是若干习题的随意拼凑,应该根据预期功能赋予适当的层次结构:或者是变式重复,以求巩固、强化;或者逐步拓展,以求发展;或者是逐步深入,以求提高。

课时练习跟单元练习、学段练习以及升学应试练习要注意拉开档次,明确分工,不能“一步到位”。为此,需要先做好整体计划,并注意有计划地覆盖基本的题型。

对于学习基础不同、学习速度各异的不同类型学生,应该通过练习选择指导,分类提供适合他们的练习,使他们都能逐步发展、提高。

恰当地划分习题的层次是按照上述内容搞好练习教学的重要前提。怎样合理地给习题划分层次呢?通常可采用的方法主要是:

3.1 参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体系划分习题层次

在B. S.布鲁姆提出教育目标分类法之后,曾任美国《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总主编的列品考特(W. T. Lippincott)教授等人就用来对化学试(习)题进行过分类。1987年,笔者曾经借鉴布鲁姆的分类思想、指导原则和编制方法,根据解答问题时需要涉及的认知操作,将中学化学试(习)题分为知道、领会或学会、应用、综合运用和创新等层次,测量它们的实际难度,发现这个认知序列跟难度增长有着很明显的相关性[2]。据此,可以参照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体系把习题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见表1)。

3.2 利用SOLO分类体系划分习题层次

SOLO(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意为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的结构)分类评价理论是由比格斯(J. B. Biggs)及其同事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儿童的心理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表现,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同一个学生甚至在同一个学科的不同知识点上都会处于不同思维阶段。教学不仅要关心学生的认知发展阶段,更要关注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寻找学生学习质量出现差异的原因,以便“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发展。他们把学生在学习新知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可以观察到的思维阶段称为“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构”,根据学生解答具体问题时表现出的思维结构在性质和抽象水平上的复杂变化,假设学生在学习时存在由感觉运动的、形象的、具体符号的、形式的、后形式的5种方式依次组成的普遍发展顺序,并进而描述了每种方式下的反应水平,把学生的学习结果由低到高划分为前结构的、单一结构的、多元结构的、关联结构的和拓展抽象结构的5个层次[3]:

(1)前结构水平(Prestructural):学生被情境中无关的方面及以前所学的无关知识所困扰或误导,没有真正理解问题,不了解相关知识,或使用过于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表现为任务没有得到合理地处理,回答问题时逻辑混乱,给出错误的或不相关的答案。这是最低级的水平,可认为学习者不具有回答该问题的能力。

(2)单一结构水平(Unistructural):学习者只能联系与该问题相关的单一事件,找到一个线索或资料就立即得出结论,忽视了可能的内在矛盾,或者仅仅是靠记忆回答,而不是真正理解。

(3)多元结构水平(Multistructural):学生回答问题时,能联系多个孤立事件,使用两个或多个线索或资料,但未能觉察到这些线索或资料之间的联系,未能对线索或资料进行有机整合。常常给出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未形成相关问题的知识网络。

(4)关联结构水平(Relational):学习者能够把握问题线索和相关素材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概括归纳,将它们联结在总体的联系框架中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能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并将解答的各部分内容整合起来,使之具有统一的结构和意义。这表明学习者已对这个主题有充分的理解。

(5)拓展、抽象结构水平(Extended abstract):学习者能概括一些抽象特征,把前面得到的整体概念转化到更高的抽象水平,或者拓展问题本身的意义,推广这个结构到一个新的主题或领域,表现出较高的创新能力。

以这个5层次发展序列为标准,可以把习题划分为不同水平(见表2),根据学生在解答问题时的表现来判断他所处的思维发展阶段。这就是说,SOLO法可用于形成性的学生学业评价。

4 探索负荷测算方法,实现“减负增效”科学化

要科学地“减负增效”,需要对负荷进行测算,而不是只凭主观感觉“毛估估”。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 Sweller)在1988年提出认知负荷理论[5]。他认为,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认知活动都需要消耗认知资源,如果所需要的认知资源总量超过了个体所具有的认知资源总量,存在认知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会出现超负荷现象,从而影响学习效率和质量。认知负荷包括内在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和关联认知负荷。内在认知负荷与学习材料的性质关联,是由所学材料本身的复杂程度决定的,在信息要素高度交互作用以及学习者还没有有效掌握合适图式时,会产生高度的内在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是由信息的呈现方式和学习者需要的学习活动所引起的,它主要是由设计不当引起。关联认知负荷是指与促进图式构建和图式自动化过程相关的认知负荷,它也受控于设计者。外在和内在认知负荷不利于学习,而关联认知负荷有利于学习。认知负荷理论在20世纪90年展成为研究认知过程和教学设计框架的一个重要理论,但学者们对其涵义的理解始终没有统一[6]。

目前在管理研究领域,国际上有关脑力负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主任务度量法、次任务度量法、生理度量法和主观度量法。其中,主任务度量法是通过对操作者在工作中的表现来推算这一工作强加于操作者的脑力负荷,有很明显的缺陷;次任务度量法通过对操作者完成次要任务时的表现来推算,受到的质疑更多;生理度量法目前的可靠性不强而且依赖于多种特殊仪器、难于广泛应用;主观度量法则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其主观性[7]。

笔者认为,在练习设计中对习题的主任务进行结构分析,有可能表征其复杂性,由此可以确定习题的静态难度(或称绝对难度)和推测学生的认知负荷极限,并进一步确定习题的层次。

试(习)题难度的标定方法大致可以分为采用客观指标的事后标定和主要采用主观指标的事前标定两大类型。事后标定大多以通过率或者得分率作为试(习)题的难度,在测验评价和试卷分析中已经广泛应用。对于试(习)题编制及其难度调控来说,事前标定难度比事后标定难度似乎更有直接意义,但是事前标定实际难度的困难要比事后标定大,其主观性也比事后标定大。目前,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试(习)题难度的事前标定,尝试根据影响因素来标定问题的绝对难度;提出了各种绝对难度标定方法,如多维度分析系统、任务加工信息数量评估法、认知复杂性评估法、认知任务分析法和关系-表征复杂性模型等等[8,9,10,11,12]。

一般说来,试(习)题的难度与其复杂性有关,对其复杂性系统地作具体分析,有助于确定影响试(习)题难度的主要内在因素并进而测算其量值。问题是由基质(或称预设、主题、已知等)、疑项和解3部分组成的,并且往往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用适当的语言表述,在一定的情境中呈现。由此可以推测影响试(习)题难度的各种因素包括下列各方面:

(1)问题表述的准确性和鲜明性;阅读量大小。

(2)情境的复杂性;情境与问题以及学生认知经验的贴近程度,对建模以解决问题的启发性、便利性。

(3)基质(已知条件)中包括模块和图式在内的知识点的多少、隐蔽性、充分必要性;各知识点的关联复杂性。

(4)疑项和解的多少;已知条件与解之间的障碍与干扰的多少;中间任务或中间目标的多少(任务的复杂性)。

(5)解的开放性、指向性(搜索空间大小)。

(6)问题结构的多元性、关联性、拓展性以及要求的抽象-具体跨度大小。

(7)问题解决过程必须的策略及程序的复杂程度和熟悉程度,认知操作水平、逻辑操作数量,等等。

情境越复杂;试(习)题涉及的知识点(或知识组块)越多,知识的学习(应用)水平要求越高;任务复杂性越大、中间任务(阶段任务)越多;条件的隐蔽性和结论的开放性越大,障碍与干扰越多,问题的结构越复杂;解的指向性越弱,可采取的策略(图式)和程序越复杂,都会使试(习)题的难度越大。

不过,上述推测不一定可靠,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和修正,只能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假设。例如,一般推测知识内容模块个数会影响试(习)题难度,然而有人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知识内容模块个数对试(习)题难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达不到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13]。

确定影响试(习)题难度的主要因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这些因素来建立模型准确地测算难度数值也不轻松。

5 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

除了合理定位,跟课文融合;有的放矢,重视练习的“形成”本性;划分层次,逐步“到位”;探索负荷测算方法,实现“减负增效”科学化之外,心怀精品意识,努力把练习和习题设计成精品,绝不苟且应付,对于搞好作业设计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还有一些问题也需要注意和解决。例如,一些教师总感觉到课本中的习题“不给力”,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仍停留在表面,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少,导致学生兴趣低下、缺乏主动性、对练习持应付态度、抄袭作业现象严重;随手拼凑练习多、重复多,选择题数量过度,造成“题海”高耗低效;注重学科特点不够,胡乱编造的“实际”题时有出现……在练习教学方面,教师讲评枯燥、狭隘,重结果轻过程,忽视知识构建,忽视思维培养,缺乏方法、策略训练,不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难以达到举一反三效果;忽视个别指导,缺少有效的矫正和补救措施,加剧了学习分化……实践表明,文化内涵贫乏、人文精神缺失,会严重地牵制练习和练习教学水平的提高。

“减负”只是努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从指导思想、教学原则以及练习的内容、形式和教学实施、批改、讲评等环节努力“增效”。限于篇幅,这里就姑且从略了。

参考文献:

[1]吴俊明,李艳灵.关于高中化学新教材练习设计和练习教学的思考.载于:课程改革的探索之旅——《课程·教材·教法》创刊30周年百篇精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561~565.

[2]吴俊明,王槐.试论中学化学教学目标的分类[J].扬州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7,(4):99~104.

[3] John B. Biggs,Kevin F. Collis.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Learning——The SOLO Taxonomy [M]. NY: Academic Press,l982.

[4]薛春兰. SOLO分类评价理论在高一化学教学中的应用[J].化学教学,2012,(12):28~30.

[5] Jobn Sweller.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J]. Cognitive Science, 1988,(12):257~285.

[6]赵俊峰.解密学业负担 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荷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7]崔凯,孙林岩,冯泰文,邢星.脑力负荷度量方法的新进展述评[J].工业工程,2008,11(5):1~5.

[8][13]杜明荣.高中物理试题难度的影响因素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邵志芳,余岚.试题难度的事前认知任务分析[J].心理科学,2008,31(3):696~698.

[10]李二霞,邵志芳.试题难度多项指标的认知任务分析[J].心理科学,2009,32(6):1342~1344.

[11]李树娜.化学试题事前难度的认知任务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全球一体化使人才和科技成为竞争的焦点。人力资源是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者认可。企业要提升核心竞争力,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就必须通过更新观念,建立学习型组织、建立合理的知识管理体系、完善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来加强人力资本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随着市场竞争硝烟的愈加激烈,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正以它特有的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等经济资源的典型特征成为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企业的人力资源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推动企业快速成长的关键。在21世纪,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将面临全球化、新技术、成本控制、管理方法等多方面的挑战,人力资源管理也将随之呈现出职能的分化、管理的强化等新趋势。

1 核心竞争力的定义

正如麦肯锡公司所说:“核心能力像座海市蜃楼,从远处看五光十色、充满希望,但一接近,它就成了沙砾一堆。”那么,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将其定义为:企业具有的长期形成并融入企业内质中的支撑企业竞争优势,使企业在竞争中取得可持续生成与发展的核心性竞争力。

企业的一个能力之所以会成为核心能力必须具备四个必要条件:价值创造,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学习性。价值创造性是从用户角度,为客户提供根本好处的能力;稀缺性是从企业未来成长的角度,企业实现不断持续发展的能力;难以模仿性则从竞争者角度,其关系到企业隐含知识;而学习性是从企业过去考察,是积累性学习的结果。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拥有的知识资本。而在知识资本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人力资本。因此,可以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基在于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离开了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企业核心竞争力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人力资本

由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包括企业的反应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服务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而技术创新能力等各项能力的状况与增强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状况与开发。因此,可以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基在于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

所谓“企业人力资源”,是指包含在企业员工身体内的一种工作能力,它是表现在员工身上的、以员工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源,是企业的一种特殊资源。

2.1人力资源要成为核心竞争力之源,人力资源必须为公司提供价值

人力资本理论根植于人所拥有的价值创造潜力,bamey(1995)认为组织资源的价值来源于它开发新的生产机会和抵御威胁的活动中,而人作为一切组织活动的主体,其价值性贯穿于整个企业价值链中(milier,1999),人力资本的价值最直接的表现为其收益与成本的比值(v=b/c),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体现在员工用其知识技能以更低的成本为顾客提供更高的收益,即价值的增值和成本的降低两个方面。steffy,manrer从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异质性的实践事实出发,认为个人对公司的价值贡献是有差异的,这证明人力资本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boudreau(1992)用效用分析方法论证了人力资本增加公司价值的途径的理论基础和测算这种价值增加的技术,并从人力资本运营的角度对企业价值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提供了以人员甄选程序衡量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价值贡献的效用模型,并通过实践中员工之间工作调换后所带来的组织财务价值的差异而得以证实。

由schnidt提出、并由boudreau近来修订的效用方程,提供了人力资本对公司财务价值贡献的估算方法。schmidt等在cronbach和cleser工作的基础上,推出下列测算挑选程序价值的公式:

utility=[(n)(t)(r)(z)(sdy)]一c

这里,n表示雇佣人数;t表示雇佣的平均任期;r表示挑选测试和工作绩效的相关系数;z表示这些雇佣的平均标准得分;sdy表示用市场价值计的工作绩效标准差;c表示工作挑选系统的成本。

效用模型的三个成分(数量、质量和成本)是效用分析的基本框架,人力资源效用模型是以预测指标和效标之间的关联性为基础的,它的重点在效标关联性分析和参数估计。应用人力资源效用分析模型的最大困难是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影响人力资源效用分析应用的关键因素是模型的绩效标准差(sdy)参数估计。绩效标准差估计的精确度对效用模型分析结果影响很大,因此参数估计方法和方法之间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文献上研究的焦点。文献上先后提出多种绩效标准差估计方法,可以归纳为四大类:成本核算法、整体估计法、个别估计法和比率法。成本核算法运用财务分析原理,从实际的绩效数据计算中得到标准差值,这种方法在概念上很简单,但是在操作上易导致随意性或主观性,因此不常使用。在最近的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是:整体估计法、4o%法和crepid法整体估计法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具有较好的精确度。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绩效数据呈正态分布,然后从分布数据中可以估计出绩效标准差。最常用的策略是,让管理人员评定绩效数据分布中处于15%、50%和85%位置的绩效值,然后计算l5%与50%的绩效差和85%与50%的绩效差,两个绩效差的平均数作为绩效标准差的估计值,同时用两个绩效差是否相等检验正态分布假设。crepid方法属于个别估计方法,类似于成本核算方法,但是比成本核算法更为精细和复杂,是三种方法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它的精确度最高。40%方法属于比率法,用某个工作岗位的平均工资乘以一个百分数作为该工作群体的工作绩效标准差估计值,该百分数通常界于40—70%之间,40%只是一个经常采用的数值。

2.2一种资源如果要成为核心竞争力之源的话,它必须是稀缺的

由于到处都有失业者存在,这个世界显然是劳动力过剩。所以,人们能够轻易地认为人力资源是不稀缺的。但是由于认识能力在人力资源中是正态分布的,因此,高能力水平的人力资源是稀缺的。其次,个体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独特的知识积累过程,具有先天禀赋和后天学习的双重差异性,决定了个体能力的差异和难以模仿,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的稀缺性。

2.3为成为核心竞争力之源,资源必须是不可模仿的

一个资源能够被模仿首先需要竞争者必须能准确地确认竞争优势之源;其次,竞争者必须能够准确地复制人力资本资源集合的相关因素和这些资源作用的环境。根据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公司获得和利用其独特资源的能力依赖于其独特的历史。当公司资源和竞争优势之间的联系是不能完全理解时,就存在因果关系模糊。如果其他公司不能够识别公司资源实现竞争优势的特别途径,其事实上也就不可能模仿这些重要的资源。最后,来源于公司相互作用的社会复杂性的竞争优势不可能被模仿。因为人力资源可能具有独特的能力产生或影响于独一无二的历史条件。

2.4人力资源要成为核心竞争力,企业必须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作为知识产品直接创造者和受益者的企业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唯一的选择便是重视知识、学习知识,以学习求创新,以创新求发展。21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将会是“学习型企业”,因为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而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知识只有被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创造出价值时,才能成为一种资产。员工具有一定知识含量和较强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持续发展的人才带给企业更新的创造力、更高的绩效以及企业应对竞争时代有能力保持的更广阔视野。

3 实施人力资源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1更新观念

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国内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世界经济正逐步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变。这个转变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主要的就是企业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的关键是靠人才,因而人才管理制度的创新尤为重要。树立以人为本、以人才为本、知人善任的观念,真正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用人观念,正确理解并运用“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现代观念。

在当前美国企业的董事会中,不带有财力资本的独立董事已占到了60%以上,其他发达国家亦如此,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从人力资本发展的角度,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转化过程概括为从“物本”到“人本”再到“能本”。

用好人才比选择人才更为关键。很多企业选人时求贤若渴,到处招聘人才,到头来却是招而不用,或者是把人才放错了位置。所以采取一切手段,把好人才选进来,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最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才能,“舒心”留人,用人比选人更为关键。

3.2企业文化管理是构筑企业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关键.

3.2.1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层次是文化管理

技术和制度本身是相对稳定的,一经形成就可能僵化。人力资源的文化管理,特别应该强调以人为本,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都围绕如何充分发挥人的能力展开。

优秀的企业,要求每个员工自觉地把能力最大限度地正常发挥作为自己价值追求的主导目标,并积极为此而努力。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对职工的奉献给予恰当的承认和合理的报酬。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经营理念得以落实,公司使命得以完成,进而保证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共同实现。

3.2.2建立组织与个人的共同目标

个人目标是人们心中真正的渴望,是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它促使人不畏艰难,不断进取。组织如果考虑到员工的个人目标,把员工的奋斗目标整合到企业发展的方向上来,就可以激发员工无穷的激情和创造力,使之对组织的目标全心投入、义无返顾。很多处于创业期的企业,待遇很差,但员工的干劲却出奇地足,原因就在于此。企业应该让员工明白企业的目标,并在工作中不断地加以整合和调整,消除目标方向不一致的地方,确保员工的努力对企业的有效性。

3.2.3培养员工忠诚度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高忠诚度员工的重要性。如何保证企业的人力资源有效长期地为企业的发展服务,而不至于随着企业的变动成长而发生人心离散,这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

但在很多企业,忠诚却被限制在制度层。比如说,不少企业对从刚从大学毕业的员工要求一定的服务期,但在服务期内,给予不好的待遇,而且在服务期满前,员工要想离开会受到重重阻拦。这样做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人才流失,但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进来的优秀者先行流失,而相对不优秀的人却被沉淀下来,使企业的人才结构不断恶化。

另一方面,由于过高的人才流动率,加大了人才在选择时的预期成本,使得许多优秀的人才不愿意进来。企业与员工达成并维持一份动态平衡的“心理契约”,有助于改变上述被动局面。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清楚每个员工的发展期望,使员工的个人前景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每一位员工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全力奉献,因为他们相信企业能实现他们的期望。

3.3开展知识管理,建立知识分享体系

企业要说眼员工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让大家分享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建立知识分享体系对现在企业,尤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很重要。企业可采取相关的措施:(1)个人得到认可的方式。如果一个企业希望鼓励员工把他们的知识和专长进行分享,就要确保他们由于分享了知识专长而受到认可。如果分享者成了组织的英雄,那么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企业层次上,而且在每个员工个人层次上得到了认可。(2)同关键业务流程相结合。知识一般会在特定的业务流程中产生,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获得新知识,售后服务人员在进行服务时也可能得到新知识,项目经理在进行项目管理时获得了新经验。(3)培训员工的it知识。局域网,文件管理系统,电子留言板等都是可以使用的技术。(4)组织知识库要设计合理,使每个人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资本的方法迅速和便捷。

3.4建立有活力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土在对人的激励研究中发现:缺乏激励的职工仅能发挥其实际工作能力的20%——30%。因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以使自己保住饭碗,但是受到充分激励的职工,其潜力则可以发挥到80%——90%,可见激励对人潜能的挖掘和利用是多么重要。

从实践来看,决定一个员工留在企业的主要因素是事业、待遇、文化氛围及关系,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f):f=wl×事业前景+w2×物质待遇+w3×企业文化

其中w1,w2,w3为事业前景、物质待遇、企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权重,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因人而异。因此,企业不仅要根据这些因素为员工搭建舒展才能的事业舞台,营造令人心情舒畅的文化氛围,还要因地制宜制定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如“绩效挂钩”、“专项奖励制”、“员工持股”等系列措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增风险;资本计提;金融危机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2-0010-04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表明,市场上交易的很多信用结构衍生产品既带有信用风险的特征,又带有市场风险特征,在可能的将来人们甚至还能看到由操作风险外包手段引起的带有三大风险特征的产品。这无疑对我们旧有的风险划分、计量和管理无疑是个严重的挑战。鉴于此,厘清对新增风险的认识,以及如何计量新增风险,对于当前业界和监管当局更为科学地认识和应对市场风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新增风险在市场风险中的重要性

最近,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交易账户的定量影响测算结果。该定量影响测算基于10个国家43个银行的交易账户的实际测算。测算的关键结果如下:

(一)定量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按现行方法测算出来的交易账户资本要求将使得总体资本要求至少增加11.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要增加223.7%。这不包括标准法或综合风险资本要求法(comprehensive risk capital charge)下未进行再资产证券化的证券化暴露的资本要求。这一平均水平,尚不包括银行对某些修改调整没有报告数据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资本变化假定为零。考虑到这一种情况,最低资本要求的实际变化将更高。

(二)平均而言,新增风险资本要求将使总体资本要求上升6.2%,使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上升102.7%。相比较特殊风险资本要求而言,新增风险资本要求平均为其九倍之高。这一结果与第二次定量影响测算结果一致。

(三)压力下VaR(stressed VaR)方法的引人,使得总体资本要求平均上升4.6%,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上升110.8%。平均而言,压力VaR是非压力VaR的2.6倍。没有证据表明,压力VaR的分散效应低于非压力VaR。

(四)对于再证券化风险暴露,新标准化的特殊风险资本要求的引入使得总体资本要求平均增加5.4%,使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平均上升92.7%。

(五)标准法下,证券的特殊风险资本要求使得总体资本要求平均上升0.2%,使得市场资本要求上升了4.9%。

从上述结果来看,使得现行方法下交易账户资本要求增加的要素由大到小依次排列为:新增风险资本要求、压力下VaR、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证券的特殊风险。

上述结果导致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剧增主要是因为现行(新)方法与先前(老)方法的不一致。老方法下,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未使用内部模型而采取标准法的资本要求(包括:一般和特殊利率风险、一般和特殊证券头寸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内部模型法下的资本要求(为前一日VaR与前60个营业日日均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

新方法下,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未使用内部模型而采取标准法的资本要求(包括:一般和特殊利率风险、一般和特殊证券头寸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内部模型法下的资本要求(前一日VaR与前60个营业日日均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最新可得的压力VaR值与前60个营业日压力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新增/综合风险资本要求)。

二、新增风险定义、演变和特征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09年7月的《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引》,新增风险主要为金融机构面临的违约风险和信用迁移风险。新增风险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弥补风险价值(VaR,99%,10天)模型存在的缺陷。据此,新增风险资本要求(IRC)代表了对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置信区间为99.9%的非证券化信用产品的违约和信用迁移风险的估计,并同时考虑了个别头寸和组合头寸的流动性计划期。

根据新增风险的定义及其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与一般市场风险和特殊风险比较起来,新增风险具有以下特征(参见下表2):一是风险覆盖的范围不一样,一般市场风险是由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造成的,特殊风险主要针对历史价格变异、集中度风险、名目基差(name-related basis)风险以及事件风险;而新增风险是覆盖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与信用迁移风险。二是流动性差异。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市场风险的VaR模型忽视了交易账户头寸中潜在的流动性差异,无法完全反映出每年发生不到两三次的单日大规模损失,也不能反映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期间内大规模累积价格浮动的潜在可能。而新增风险主要针对这种交易频率较低,流动性较弱的资产组合带来的风险。三是置信水平和时间周期不一样。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市场风险的VaR模型置信区间为99%、时间周期为一天的风险价值,最多可以扩展到10天。而新增风险考虑的是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置信区间为99.9%,时间周期更长的情况下的风险。

表2交易账户最新定量影响测算中对特殊风

三、新增风险资本计量方法比较

由于当前业界对新增风险的关注刚刚兴起,目前还没有就潜在流动性差的交易头寸的风险计量达成一致,所以巴塞尔委员会没有规定新增风险资本计量的具体方法,但是在其资本计量指引中规定了基本原则和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

(一)基本要素

第一个基本要素为稳健性标准。即,巴塞尔委员会规定新增风险的计量必须反映出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置信区间为99.9%的稳健性标准,且同时考虑单个或组合交易头寸的流动性计划期。

第二个基本要素是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的稳定的风险水平。这一假设表明银行在为期一年的资本计划期内以一种维持其初始风险水平的方式再平衡或叙做其交易头寸。这意味着考虑那些在流动性计划期开始时与原始头寸具有相同风险特征、但在流动性计划期内其信用特征改善或变差的替代头寸的影响。

第三个基本要素是流动性计划期。流动性计划期是指在压力市场条件下销售头寸或对冲IRC模型中涵盖的所有实质风险所需要的时间。单一头寸或头寸组合的流动性计划期至少为三个月。一般而言,在设置流动性计划时期时,一个非投资级的头寸通常比一个投资级的头寸具有一个更长的流动性计划期;银行可以头寸或一个集合为基础(“桶”)来评估流动性,但应能够有效反映出流动性之间的差别;对于集中度高的头寸,流动性计划期通常会更大;一个证券化仓库的流动性计划期应反映出在压力市场条件下建立、销售和证券化资产或对冲重要风险因子的时间。

第四个基本要素是要考虑相关性和多样化。一

是违约和迁移之间的相关性,包括在债务人中违约和迁移事件的相关性的影响,以及群体违约和迁移事件的影响。二是违约或迁移风险和其他市场因素的相关性。由于在交易账户中违约或迁移风险与交易账户中其他风险多样化带来的影响目前还尚未被很好地理解;因此,在目前阶段,违约或迁移风险与其他市场变量多样化的影响不会被反映在新增风险的资本计算方面。

第五个基本要素是集中度。必须恰当地反映发行人和市场集中度。一个高集中度的资产组合应比那些较分散化的组合计提更高的资本。压力状况下,产品类别内部和产品类别之间可能产生的集中度也应得到体现。

第六个基本要素是风险缓释和多元化效果。在IRC模型内部,风险暴露金额只有在多头和空头头寸指的是同一金融工具时才可以进行净扣处理。否则,风险暴露金额则必须以一种总量的方式(例如:非净扣)来计人。产品的主要基础风险、在资本结构中的排位、内部或外部评级、期限、冲销头寸的期限以及冲销工具手段之间的差异(如:不同的支出触发和程序等)都应反映在IRC模型中。如果一种工具的期限比流动性计划期更短或没有合同确保期限比流动性计划期长,则IRC必须包括在工具期限和流动性计划期的间隔时间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带来的影响。

对于通常是以动态对冲策略对冲的交易账户风险头寸,还需要识别被对冲头寸的流动性计划期内对冲的再平衡。这种识别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被接受,即银行:1、在相关的交易账户风险头寸中都选择一致的再平衡对冲建模;2、证明引入再平衡能够改善风险计量;3、证明对冲工具的市场即使在压力情况下也有足够的流动性容纳这种再平衡。任何动态对冲策略所产生的剩余风险都应在资本计提中得到体现。银行需验证他们计算剩余风险的方法,力争让监管当局感到满意。

第七个基本要素是期权性。银行的IRC模型应该包括期权的非线性影响和针对价格变化有显著非线性表现的其他头寸。银行还应当关注和这些产品相关的估值以及价格风险评估中所固有的模型风险的额度。

(二)方法比较

根据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对新增风险资本计算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对新增风险监管资本要求的计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思路来进行(可参见Avantagecapita有关材料):一是构造一个统一模型,模型包括三大块,即评级迁徙模块,交易对手违约事件模块,及评级迁徙、交易对手违约事件之间以及与其他风险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矩阵模块等。同时考虑资本计划期和流动性计划期之间的错配约束条件,在此条件下根据相关历史数据得出相关系数,然后形成完整的模型,根据构造类数据或当前数据,进行相关的IRC的VaR值计算。二是对评级迁徙和交易对手违约事件单独建模,在此基础上考虑相关性和多元化以及期权性等要素,求得相关系数矩阵,然后在资本计划期和流动性计划期之间的错配约束条件下,考虑上述三大块,即评级迁徙和交易对手违约事件以及相关性和多元化等,最后根据历史数据拟合出来的相关数据形成完整模型,再进行相应的VaR值计算。

根据Nykredit银行的Johannes Rebel的相关论文,计算IRC的步骤大致可分为:定义IRC模型的所有头寸-II0;设定流动性期限结构;对于t=ti时都先从t=t0时开始,然后对整个债务人集合模拟(预先定义的)随机过程,直到t=ti+1,在现有时间和评级情况下将所有头寸映射到模型当中来,计算损益表,然后根据交易策略重新促使资产负债表平衡(即风险水平不变),反复执行这些步骤直到t=T,重复前述第三个步骤“10000”次;计算损益分布中的99.9%分位下数值。

现阶段对于评级迁徙如何计量的模型已有不少,同时对于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如何计量的模型也不少。其中,对于评级迁徙的经典模型有多重要素的merton模型、布朗桥模型以及creditmetrics相关模型,也可参见Jones和Cynthia McNuhy等人的论著。

根据附件,我们发现,2007年9月份金融危机爆发前,使用IDRC模型计算新增违约风险监管资本要求的六大国际金融机构中,已经有两家不复存在,一家已经转型,其余三家深度重创。但是其IDRC模型仍旧可以为我国银行业提供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就模型本身而言,六家机构利用的IDRC模型都是建立在IRB模型之上,其中前三家模型(CS公司的汤姆模型、摩根斯坦利的查尔斯模型和花旗的依云模型)更为类似,后三家(RBS的简和理查德模型、德累斯顿银行的马克思F和马克思S模型、雷曼的依德雷多模型)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前三家机构的IDRC模型中对违约事件、跃阶和完全不流动资产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后三家更多考虑了评级迁移问题,但都剔除了完全不流动资产的考虑,具体的做法基本是建立在Moody的KMV模型基础上。

就关键变量而言,六家机构都考虑了违约时间以及违约下的PD和违约跃阶,但这些参数具体的算法,每家机构都有些不同。其中,摩根斯坦利更多考虑的是取决于评级、规模、指数容量、活跃交易数量;而RBS考虑的是1-(1-PD)T算法,而德累斯顿银行考虑的是转换矩阵等。

就关键假设而言,六家机构都考虑了99.9%下的系统变量VaR。其中,CS、摩根斯坦利和RBS还考虑了最差情形,以及资本覆盖时不同头寸还是每个敞口。而摩根斯坦利和德累斯顿银行明确表示其资本覆盖不同头寸时,属同一发行人时可进行轧平之后再算。

就集中度附加资本要求而言,除了CS公司认为这一问题是政策事宜,其他五家机构都认为其IDRC模型反映了或可计算集中度风险的资本要求,其中,花旗、RBS和雷曼认为其模型反映了这一风险,而摩根斯坦利和德累斯顿银行认为可计算这一风险。

就监管意见而言,由于不同的监管当局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对这一风险关注的不够,对模型的审查和验证也没有完全进行,只有两家机构的模型相关监管当局给出了监管意见。其中,就CS公司的模型而言,美国监管当局Gordy给出了监管当局开发了类似模型的意见,但对其违约跃阶的独立性表示质疑。对于雷曼的模型,给出了在相应条件下,其模型可能趋于银行账户模型的判断。

四、启示

从现有的国际实践来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机构进行重组或大调整,这当中使得我们开始反思过去的风险管理模式与风险计量方法,其中包括IRC的计量。IRC计量的内涵与外延的演变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前,国际上对于IRC计量的具体方式还在探索当中,结合中国银行业实际情况来看(计量实践较少、数据有待完善等),我们建议中国银行业的IRC计量分两步来走,第一步先单独做交易对手违约事件和评级迁移模型;第二步再考虑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多元化以及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形成统一的模型。中国银行业的IRC计量不宜一步走,即一开始就构建一个统一的大模型,因为很多基础条件尚不具备。而分两步走的好处在于完善一个开发一个,试运行一个,这样比较稳妥且可行。

中国银行业在计量自身的IRC时,要注意的事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虚”的,也就是“软”的事项;一类是“实”的事项。“虚”的事项包括厘清新增风险的定义,并确定其明细范围,弄清楚IRC计量模型的方法论和逻辑结构,尤其要重点考虑资本计划期和流动性计划期的映射、不同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多元化效应,以及集中度和期权性等问题的处理等。“实”的事情包括收集数据并清洗数据、模型结构的考虑并建模、对系统的开发或改造、对相关人士的培训和培养等。收集数据并清洗数据,包括交易对手违约事件数据、违约可能性数据、评级迁徙历史数据以及可能性数据、集中度风险的数据、多元化与相关性数据、压力环境下的相关数据等的收集、清洗和整理等。模型结构的考虑并建模,主要包括模型的假设(尤其是资本计划期和流动性期限的映射、风险集中度的限制以及期权性安排等),参数以及模块,备择模型的建立与替代的触发条件等。系统的开发和改造,包括运用于日常新增风险的监测以及IRC计提系统的开发或升级改造,系统的试运行以及评估等,系统结果在日常风险管理和IRC监管资本计提以及经济资本配置当中的应用等。对相关人士的培训和培养,包括相关日常风险管理知识和实践的培训,建模以及资本计提和资本配置的实践,IT技术的培训等。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8篇

1996年10月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w.vickrey)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irrlees)以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 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 “帕累托最优”(pareto 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 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 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 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 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 “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 “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 “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 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 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 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 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 and social decision rules 1960 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 “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1961 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 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 pricing of utility services.1971.2) 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 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 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 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 income 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 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 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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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arian h r.microeconomic analysis.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4

9 galatin m.economics of informati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ing,1981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9篇

在2006年A股公司的中报披露中,巨额汇兑损益频频出现,汇兑损益对公司利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中国国航为例,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为1.47亿元,当期汇兑收益2.06亿元,扣除汇兑收益及其对所得税的影响,当期的利润将不到900万元。

以今年中报为例,在不考虑金融类公司的条件下,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和中国国航分别占据了汇兑收益的前三位,G振华、G包钢和G长安则占据了汇兑损失的前三位。航空公司的汇兑收益主要来源于大量的外币借款以及以外币核算的融资租赁项目,因为其主要固定资产飞机的制造商均为国外企业。在汇兑收益的前20家公司中,航空公司占据了6席。与此相反,由于海外市场在产品销售中具有重要地位,G振华存在大量的以外币核算的资产,如应收账款,因此而成为汇兑损失的大户。类似的原因也使日用电器制造行业的格力、美的、科龙的汇兑损失名列10名以内。

因此,汇兑损益的实质就是对公司资产的一次重新估值,这和我们手中房产或股票的升值和贬值的性质是相同的,只不过内容换成了公司外币性的资产或负债。虽然这种收益或者损失可能并没有立刻实现,但毫无疑问它是货真价实的,因为它将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当然,房产的升值和我们的努力无关,汇兑损益也并非公司自身的经营绩效,这完全是由外界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但即便如此,它对企业价值、对公司股东的影响却是长期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来巨大的风险。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了解人民币汇率波动情况,识别企业外汇风险科目、利用会计报表分析企业外汇风险并探讨其管理方法、设计外汇风险控制机制,以期达到以下目的:

(一)梳理企业外汇业务方法的一般方法

论文的研究在分析风险的基础上,首先要解决处理外汇风险的一般会计方法,提示企业对外汇风险进行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及信息披露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再从财务的角度对目前采用的一些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特殊会一计处理进行分析。

(二)初探外汇风险避险机制

本论文通过从财务会计角度出发对外汇风险的研究,是对外汇风险规避方而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会计、财务理论的完善和丰富。进一步加强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职能,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特别是提供了规避风险,防范风险的方法。最后,文章为我国企业外汇风险水平、制定管理策略、选择规避途径等分析过程提供方法和安个的参考,并提出若干建设性的管理思路。

三、研究方法

(一)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

企业外汇风险的研究必然要求根据客观的经济业务来理性进行分析和测算及管理,所以在研究方法应用上,尽可能联系实际。在行业分析中,涉及到规范研究的部分,也尽量避免价值判断与状态描述混在一起。

(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本文运用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会计角度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及其管理进行研究,在影响研究方面以定性分析为主,在并辅以例证分析

四、文献回顾

以下三个方面中,关于汇率不稳定性的国外研究部分基于本论文汇率行为这个外汇风险理论基础研究方面的考虑;企业被收购特殊情况下由于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流和所有者权益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部分、汇率变动对企业未来竞争地位及企业未来现金流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

1、关于汇率不稳定性的国外研究

Flood,R.P.andN.Marion认为:一国货币受攻击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外政策的不协调。对内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追求高的经济增长,对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造成货币购买力平价(价值)的严重不等,从而为投机者提供了升值或是贬值的预期。也有学者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于国内的政策失误有关,也可能与金融体系的乘数效应和信息传导不流畅有关。认为一国当局是否放弃其名义汇率,取决于央行捍卫汇率制度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放弃后付出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心理预期等三个因素。

2、企业被收购特殊情况下,由于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流和所有者权益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

Dewenter(1995)研究了美国国内企业被收购时,汇率变动对所有者权益及收购当期应付资金的影响,其中考虑了竞标特征,竞标者国籍和汇率变动情况,发现汇率波动对被收购企业现金流及所有者权益的影响不大,作者解释为汇率的影响可能更多与被收购企业未来的成本和收入风险以及市场前景关系大,其他方面的影响可能无关紧要。Abrams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被收购时,企业规模越小,有利的实际汇率变动对被收购企业而言收益越大,从而增加了所有者权益;Servaes却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关系。

3、丁剑平(2003)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只有在区域化和国际化后才能降低企业的外汇风险,央行干预汇市行为加剧了人民币的汇率波动,从而加剧了国内企业的外汇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认为人民币升值必然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使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而黄有光则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食品,药材,旅游等影响不大,因为这些行业缺少弹性,所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企业利大于弊,从长期看,预计对中国大多企业财务状况影响不大。郑文通、牛昂、姚刚,刘宇飞分别介绍了Var方法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应用,但大多是方法论的介绍。马杰在“人民币行为研究与外汇风险管理”博士论文中,将Var方法应用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外汇风险管理.

4、目前研究的不足

以上研究更多是通过建立模型的方法,从总体和宏观上研究外汇风险等状况,由于模型自身风险的问题以及国内企业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等原因,国内企业在现实经营中难于利用以上方法准确、适时、全面地对外汇风险进行测算和管理,至于其他从更微观角度对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的详细测算,从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没有对这领域的权威研究。至于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更多的是从经营战略,生产运营机制等方面来规避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但这些管理方法都缺乏详细分析和测算的基础,不成系统。

第二章汇率行为的风险效应

在浮动汇率的时代,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如果对汇率波动所带来风险认识不足、对汇率风险的防范不足或防范能力太弱,他们就可能遭受巨大的汇率风险。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多年来一直与美元挂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又多以美元结算与计价,因此,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意识仍然是十分薄弱。一些企业甚至于对汇率风险熟视无睹,将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视为“不可抗拒力量”。因此,当我们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后,如何通过规避汇率变动风险来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成果,已成为每一家企业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一、我国货币汇率制度的历史过程

(一)1994年以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汇率由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汇率体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单一固定汇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以“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73~198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为鼓励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我国的汇率体制从单一汇率制转为双重汇率制。经历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1981~1984年)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85~1993年)两个汇率双轨制时期。

(二)1994~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1993年12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体包括,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国务院于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由此可见,接近浮动汇率制度的现状将大大增加我国企业外汇业务的风险。

二、汇率行为的风险性质

一般来说,公司因汇率变动而必须承担的风险有三种:一是折算风险;二是交易风险;三是营运风险。

(一)折算风险又称为会计风险,它是因每会计年度结算时,公司必须编列合并财务报表,如果一家公司有子公司在国外,就得承受折算风险,就得先将子公司以外币编制的财务报表转换成以母公司所在地货币编制财务报表,再进行合并。由于合并报表的编制涉及到汇率的折算,因此报表上的利润会因为汇率的变动而产生变化。由于折算风险是因会计上处理而产生,因此同一公司在不同会计准则下,有可能承担不同程度的折算风险。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会计折算上基本上以现行汇率法与时点法并用。

(二)交易风险是指公司以外币计价的合约现金流的本国货币价值可能会因汇率变化而产生变动。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必定经常会与贸易伙伴或金融机构签订各种合约,不论签订的是哪一种合约,只要以外币作计价单位,则此合约就会带给公司额外的交易风险。也就是说,只要公司有以外币计价的合约现金流,就要承担交易风险。

比如,企业与外国贸易伙伴进行赊销或赊购,从报价开始一直到货款收齐,其间经历三个阶段的风险,报价风险(卖方以外币报出单价,到双方签约为止);订货风险(从签约开始,到交货为止);收款风险(从交货开始,到货款收齐为止)。公司真正承受交易风险是从签约开始,一直到货款收齐为止。而且交易风险的原因,还包括以外币计价的借款或投资,签订外汇远期合约等。如以外币计价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以外币计价的长期投资的应付利息和应收利息、尚没有列入财务报表中的以外币计价的销货承诺和购买承诺、尚未交割的外汇远期合约等都构成了公司交易风险的原因。

(三)营运风险是指公司非合约现金流的本国货币价值有可能因非预期的实质汇率变化而产生变化,因而影响公司整体的价值。一家公司所承受营运风险的程度则是衡量实质汇率变化会影响公司整体价值到何种程度。营运风险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两国经济因素的相对变化而引起实质汇率变化,进而影响到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情势,因此营运风险又称竞争性风险。营运风险与交易风险合称为经济风险。

实质汇率的改变会引起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因而会改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公司在面对本国货币实质升值时,就得判断这种升值是长期或短期的,以此来决定是保住价格以维持利润还是以牺牲利润来保住市场占有率。如何来管理因实质汇率变动所带来的营运风险,一般来说是采取多元化策略。如产品市场多元化、生产地点多元化、原料来源多元化等。其中还有自然避险、外币转换及外汇交换等多种方式。

第三章以财务会计的思想规避外汇业务风险的理论研究

一、控制折算风险

对手折算风险一般采用资产和负债配比的方法进行控制,但是有时为消除折算风险,却带来交易风险,从而形成两种风险无法同时消除的局而,因此,应付折算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外汇风险管理中致力于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而对折算风险,只需在财务报表中说明本期合并盈利受折算风险影响而升降的金额即可。

对于折算风险的管理,尽管对不同的管理者来说,目前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因为不少人认为积极地规避折算风险可能会增加交易风险),但如果要管理折算风险,至少有三种方式,一是资金管理;二是资产负债表避险;三是远期合约避险。在这里,我们先分析前两种方式,后一种方式在交易风险中再讨论。

用资金管理的方式来规避折算风险,重点在于必须正确预测出子公司所在地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如果预期所在地货币升值,则要增加所在货币的资产减少该地负债。如果子公司位于强势货币的国家,则应减少该种货币持有的负债;反之,如果子公司位于弱势货币国家,则应减少以该种货币持有的资产。由于跨国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彼此之间常有资金移转,因此可以透过改变资金移转的方向、金额及时间来减少折算风险。母公司与子公司彼此之间常有商品买卖交易,也可以透过这些商品的买卖来规避部分折算风险。如子公司所在地的货币将要贬值,则子公司卖产品给母公司时,其移转价格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要尽量压低,反之亦然。另外,公司应尽量以强势货币作为应收账款的计价货币。当然,货币的强势与弱势都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只有密切地关注该货币变化及合理预测变动趋势,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资产负债表避险的基本精神是要使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净承受风险的资产等于零,即要使将承受风险的资产等于将承受风险的负债。这样一来,不管汇率朝哪个方向变化都不会导致折算风险。

二、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控制外汇交易风险

为了衡量交易风险,公司可以试着将交易风险数值化。公司一旦衡量出其承受交易风险的程度,便可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规避交易风险。市场上已有的金融工具有,远期合约、货币市场、期货合约、选择权合约。采用远期合约避险是管理交易风险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但远期合约外汇交易也有一些不足,它要求在签订外汇买卖合约时必须确定企业未来收付外汇金额、收付期限与交割日期。一旦合约签订就得按时、按量进行交割。但公司经营上往往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公司完全按照合约的要求来做是困难的。

我国外汇市场可以给企业提供的防范汇率风险的业务是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业务。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业务是继我国一系列外汇体制改革措施后,对当前银行结售汇业务的完善和发展。它为广大客户提供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手段。所谓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币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期限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银行办理的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币种涵盖了目前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清算货币;远期结售汇的期限从1周至6个月,共有15个档次。客户选择的余地相当大,基本上可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能适应各种贸易方式的要求。

例如某企业出口一批货物到美国,4月份接到订中,6月份发货,7月20口收到25万美元货款,6月份1美元=8.13人民币。企业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可在6月份与银行签订1个月的远期结汇业务,约定于7月20口将25万美元以8.13价格卖出。该笔业务可以使企业在6月份将1个月以后收到的美元货款以8.13的价格卖出,从而锁定换汇成本,保证利润空间,规避了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采用货币市场规避交易风险就是将未来要做的外汇买卖,提前于目前完成,以便于锁定即期汇率。如,一家公司将在一年后收到2亿美元的货款,为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上升的风险,公司可以与银行签订一年期远期外汇买卖合约,将汇率锁定。到期时,企业按约定的汇率结算,从而减少人民币可能升值的交易风险。至于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尽管目前国内还没有对人民币的产品,但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些外汇避险工具会陆续推出。

公司除了利用市场上已有的金融工具之外,也可运用管理上或经营上的策略来规避交易风险,即操作性避险。如报价策略,如果一家公司以赊销方式卖产品到国外,或以赊购方式向国外买产品,公司就得考虑以哪一种货币计价最合算。一般原则是尽量以强势货币为赊销的计价货币,以弱势货币作为赊购的计价货币。

提前收付或延迟收付策略。公司若有以外币计价的应付账款或借款,如果这货币是强势货币,即该外币预期会升值,则公司可采取提前付款策略减少或避免外汇损失;若该外币是弱势货币,情况则反之。

外汇风险分摊。外汇风险分摊的方式就是在主约上附一个价格调整条款,允许汇率在某一上下的区域内调整,若真正的汇率波动超过此上下限,则超过部分所引起的差额由买卖双方平均分摊。当然,其他的方式还有风险冲销等。

随着我国外汇市场的不断完善,汇率期货、汇率掉期、汇率期权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推出,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将有更多的选择防范汇率风险。

三、公司的内部治理

建立一套有效的汇率风险内部控制体系是规范汇率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保证,是风险防范的决策中心。

(一)风险管理机构和人员层次设计

为了保证对汇率风险实施有效的管理,首先要建立健全分层次的外汇风险管理的控制体系,每个层次完成不同的风险控制目标和任务,并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起到监督和指令执行工作。在建立的外汇风险管理部、交易部、结算部、法律部、电脑部的各个部门中进行权限设定、分工,在管理中相互牵制和配合。汇率风险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部分,本节本着成本效益原则,同时兼顾中国企业薄弱的风险管理显示,仅将管理的层面设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总经理和决策委员会组成,主要是负责根据汇率风险的不同性质,进行整体调控、环境判断,接受风险评估结果和评估数据,对风险处理和控制做出与企业的管理目标相适应的重要政策的制定,比如,如果企业的管理目标是实现和追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外汇风险的重心应放在如何防范经济风险上;如果管理目标是评价短期经营业绩状况,则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应成为汇率风险管理的重点。授权比如对外汇业务的重大改变和新的业务创新,对各项外汇业务的操作程序的合理安排,实施指令,尤其是经济风险,同时监督重要政策的实际实行情况;另外,调度企业本身资金配合金融工具的交易,降低流动性风险,制定衍生性商品交易处理程序及相关之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明确指出所面临之外汇相关风险种类及因应之方法。第二层次是财务主管和精通汇率知识的财务人员,是风险性质分析和风险测算的具体执行人,主要是涉及风险管理的各个操作环节,可以采用以前章节的分析思路和测算方法,进行风险监控和风险判断,同时依照第一层次指令完成风险管理程序或指令,或是根据授权采取措施降低己识别并己衡量的汇率风险的措施,并将整个执行效果反馈给上层管理机构。同时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按期编制汇率风险报告和资金流动报告。

(二)激励与约束关系问题

对汇率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提倡将激励放在第一位,将约束放在第二位,约束服从激励的需要。从第一层次管理者的角度来说,由于其拥有期权,所以汇率风险的控制与管理天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不存在太大的激励和约束方面的问题。而对汇率风险起关键作用的第二层次来说,激励和约束至关重要。从企业现实的操作层面上说,第二层次应该采用财务主管负责制的原则,全盘对风险性质的分析和测算方法的采用负责,风险责任明确化和指标化,面对中国企业现实中激励不足的问题,考虑如果第二层次风险管理人员的部分奖金等能采用与公司主要外币业务的外币,根据汇率的变化调整外币工资的分发量,可能从客观上能够促使这些管理者加强对汇率风险的研究。

(三)内部审计来控制风险

内部审计参与外汇风险管理,其任务主要包括对如上内部控制制度合理性的审计以及风险测算和管理程序执行的审计两个方面。其中内部控制制度合理性的审计重点应审查各层次风险控制目标和任务胜任情况,外汇风险管理部、交易部、结算部、法律部、电脑部的各个部门权限设定、分工是否科学合理等。风险管理程序执行的审计主要从本文角度主要涉及是否采用以前章节的分析思路和测算方法,进行风险监控和风险判断,同时依照第一层次指令完成风险管理程序或指令,或是根据授权采取措施降低己识别并己衡量的汇率风险的措施,并将整个执行效果反馈给上层管理机构,并同时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按期编制汇率风险报告和资金流动报告等,在年末应从内部审计的角度,将预测的外汇风险报告表同当年实际的外汇风险状况进行比较,找出不同的原因等,最终将审计结果报告给审计委托人。

四、建立更完善的风险信息披露机制

虽然我国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披露模式的研究上起步较晚.但我们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建议我们的准则制定机构应将风险价值var(value-at-risk)纳入我国的衍生金融工具披露体系之中。

VaR全称是ValueatRisk,是假设金融工具的报酬率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衡量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给定的置信区间和特定的时间区间内,计算一个机构由于汇率、利率、商品或股票价格波动而造成证券组合资产的最大损失的方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市场风险的综合性度录。例如,某一银行面临其证券组合在持有期为24小时、置信度为95%时的VaR值为5000万美元,其含义是指,该证券组合在未来24小时内最大损失超过5000万美元的概率仅为5%。仅仅这一个数字就可以概括出银行所而临的市场风险及其逆向的可能性。同时,股东和经营者也可以抓此作出恰当的投资决策。另外.VaR技术还特别适用于复杂的投资组合管理用来说明杠杆作用和分散效果。由于其在量化风险和动态监答方而的独特优势.短短的几年内在国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接受。早在1996年,美国《风险》杂志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92%的银行使用或计划使用VaR技术来分析风险暴露头寸。

第四章案例分析

案例1—企业应积极使用外汇衍生工具达到避险目的

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韩元持续暴跌,当时,中国的一家运输企业负有巨额韩元政府贷款,贷款期限12年,利率为韩政府优惠固定利率。面对动荡的韩国金融市场,如何抓住有利时机保证其韩元贷款的安全,成为该企业当时的头等大事。这家企业采用优惠固定利率,汇率成本在1美元兑850韩元。如何在较低价位用美元购买韩元,用于归还韩元贷款,或者说,如何锁定汇率风险,是其在债务期间需主要控制的风险来源。根据以往经验,韩元大幅贬值的不可控性十分明显,如何应对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市场判断能力,为此这家企业选择中国银行为其韩元债务提供保值方案。

中行为该企业制定了三套可选择方案:

方案一:提前还款。好处:在韩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用美元购入韩元,结清该笔债务。弊端:采用该方法既需要客户当期支出大笔美元,又使得客户无法享受到该笔贷款的优惠利率。

方案二:用美元买韩元,存入中行,用于偿还该贷款。好处:由于当时韩元存款利率高于该笔贷款的借款利率,客户可以获得利差收益。弊端:还是需要客户当期拿出一笔美元。

方案三:货币调期。好处:把韩元汇价锁在较低水平,这样既可减轻偿债负担,又不必当期支付美元。只不过货币调期属于金融衍生产品,叙做难度大,对交易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高,在当时国内银行中只有中行可以开展该种业务。

综上分析,鉴于当时的市场情况,在企业与中行交易员进行多次沟通后,最终决定选择韩元/美元的货币调期对其债务进行风险管理。为了将客户的韩元汇率锁在相对低点,努力为客户节约外汇资金,中行的交易员将客户的韩元债务汇率锁定在1美元兑1800韩元。在叙做此笔货币调期后,韩元改变趋势走高,由1美元兑1700韩元、1600韩元、1500韩元逐级走升,在1998年3月底回到1美元兑1400韩元左右并趋于稳定。

这笔货币调期交易由于将韩元汇率锁定在相对低点,仅本金一项就为企业节约670万美元;且美元在当时属于低息货币,企业与中行叙做调期交易后,需要支付的美元利率还低于韩元的优惠利率,这样,企业又节省了利息支出360万美元。

由此可见,通过及时了解市场有效的避险工具并积极使用可以有效帮助企业在实际业务中规避外汇波动的风险,使企业的经营更稳健。

案例2—更完善的披露的机制需要类似var此类的风险计量模型

2004年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之严重资不抵债,已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从2003年根据中航油后来法庭上的陈述和媒体的报道,总结中航油事件的过程,从2004年第一季度起,它有一些亏损,随着商品价格日益加大,也不断的攀升,中航油希望2004后下年油价可以下来,但是实际上到2004年10月25日的时候,原油创下了原油的最高点,当时它有巨额的亏损,公司被迫进行了停仓,进入了破产的边缘。比较有趣的就是在10月底以后,原油价格很快的回落了,但是这已经不是中航油可以预见到的历史。对中航油这个公司而言,它税前的盈利实际上是6700万新币,它损失是五亿五千万。如果中航油执行了比较保守的估计使用var风险计量模型的披露,让投资者更早的了解到公司处于高风险的资产运行情况,悲剧可能就能避免。

中航油是新交所的上市公司,它不仅隐瞒了近一年中期权交易出现的巨额亏空,甚至在2004第三季度业绩报告中显示,利润会比2003年有巨大的增长。新交所对此不仅没有察觉,而且还将中航油评为“最具透明度企业”。这无疑是对新交所的监管能力的莫大讽刺!

信息披露在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监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世界上各大证券交易所相比,新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是最低的。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信息披露的重点是企业财务报表等经营信息,但是衍生金融工具属于表外业务。以期权为例,投资者在购买期权后,获得的只是标的资产的或有权利,在收入实现制的会计准则下,这种或有权利并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因此,对于上市公司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如何披露信息,便成为监管中的难点。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信息披露难题最先出现在银行业。巴林银行破产事件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鉴于商业银行大量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传统的会计信息无法及时披露其市场风险的缺陷,要求以VaR(ValueatRisk,风险价值)来计算其市场风险,并要求银行定期计量和披露VaR。鉴于BCBS对银行监管上的成功经验,199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市场风险披露规则,要求所有从事衍生金融资产交易,名义本金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必须选择包括VaR在内的四种方式,定量地披露公司所暴露的市场风险。如此重要的信息披露规则,在时隔7年的新交所仍是一片空白。如果当初巴林银行采用VaR来计量市场风险,并及时披露信息,巴林银行可能不会倒闭。如果新交所要求中航油以VaR计量其市场风险并披露其VaR,中航油可能也就不会捅出这么大的娄子!可以认为,对于中航油事件,新交所也难咎其责。

综上所述,对于银行,证券公司等持有大量外汇资产的上市公司,对于其风险资产的有效披露则更加存在其存在的价值,var等先进的对资产重新估值的方法应当大量推广,有关部门也应当统一模型的参数设计、假设前提,使模型计算出的结果具有更大的可比性。

第五章结束语

测算方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仿真技术;通信工程;仿真软件工具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3―0309―03

一 仿真在现代通信技术中已成为重要的工程设计手段

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通信系统仿真技术已经逐渐成为通信系统设计和验证的主要手段。近二十年以来,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和软件无线电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传统的设计手段和设计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急剧增加的通信系统复杂性的要求。今天,如果没有计算机仿真方法,系统设计和性能测试是不可能完成的。

传统的通信系统设计中,主要考虑的是对热噪声的性能指标问题。传输信道一般建模为加性高斯信道,性能指标的评估采用传统的解析计算方法就可胜任。然而,许多现代通信系统,尤其是工作环境十分复杂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和抗干扰通信系统中,其工作频率在数千兆频带,电磁波传播特性也十分复杂,衰落和多径效应成为系统设计主要问题。相应接收机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例如复杂的同步算法,信道估计和符号检测,RAKE体系结构以及非线性系统在现代无线电通信中被广泛采用。对此,传统的理论解析分析方法都不再总是有效的,对于现代通信系统而言,仿真方法是必需的设计和分析手段。

现代通信网络和网络协议的复杂也是必须采用仿真方法研究的原因。传统的排队理论和运筹学可以解决对简单通信信息流量模型的性能分析和计算问题,但是现代通信网络协议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数学的分析能力。为了快速、便捷而且准确地对通信网络协议性能做出评估,采用基于事件的离散事件仿真方法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采用仿真方法可以避免理论性能分析的障碍,通过系统建模,参数选择和调整,能够迅速得出系统在模拟真实环境中的行为表现,从而对所应用的信号处理算法、通信协议做出评估和改进。

微处理器和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技术的进步在硬件上保证了现代通信系统的实现问题,在此背景下,算法和协议的软件实现越来越成为系统功能实现的主要手段。仿真中应用的算法和真实系统中的功能实现算法已经融合。同时现代微型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大大超过了数年之前的大型计算机,已经基本能够满足通信仿真软件和仿真数值计算对计算机运算能力和存储空间的需要。现在,在整个通信业界,基于仿真技术的系统设计分析已经被广泛采用,成为研究新理论,开发新技术的主流方法。掌握仿真技术也是通信业界所必需的技能之一。

二 仿真技术是现代通信实验必不可少的环节

学习和研究现代通信技术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通信工程实践环节中,仿真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透过仿真技术,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研究比传统通信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更为复杂,更为接近真实工作环境的通信模型。而在传统理论框架中,系统模型必须加以简化才能得出解析结果。另外,利用仿真技术可以十分方便地修改系统参数,并且可以很快评估这些参数变化对系统整体性能的影响。随着交互式仿真环境的成熟,设计者利用简单的程序编写和系统方框图建模方法就可以模拟出复杂系统的工作行为,这样,通信工程师就能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通信系统的设计和本身改进的关注上,而不需将精力浪费在仿真程序,的编程技巧和调试上。

在复杂工作环境中,通信系统性能研究的基础是对传输信道的建模仿真问题。因此,信道仿真也就成为了系统评估中所必需的。同时,为了适应复杂的和时变的传输环境,现代通信系统的信号处理算法趋于复杂化。例如采用信道估计自适应算法,多天线技术,智能天线波束成形算法,CDMA蜂窝网络中的多用户检测算法,正交多载波调制算法,信道编解码算法等等。这些技术的实现必须依靠高速信号处理芯片和软件实现。对算法在实际通信环境中的适应性验证和评估就必须借助于仿真来完成。

现代通信系统中,通信协议设计和验证几乎都是基于仿真技术的。为了保证通信的实时性和利用效率,现代通信系统中提出了各种复杂的具有层次结构的通信协议,从而构成通信网络。排队理论和运筹学只能对通信协议做出简化的性能估算,与实际系统中的运行往往存在较大差别。由于实际系统行为的复杂性,解析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对通信协议在实际网络环境中的评价就成为了网络协议仿真分析的主要任务。

现代通信系统的实现也是基于仿真技术的。通信功能的软件化实现、通信节点传输行为的智能化以及软件无线电技术本身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的结果。通信系统的电路级设计已经从基于纯硬件集成电路的模式转变为以可编程逻辑器件为编程对象的VHDL软件编程映射模式。VHDL程序设计和调试都是以仿真方法完成的。在系统级设计中,系统仿真和系统实现是统一的,仿真算法可以直接映射为DSP的实现代码。而在更高层的协议级设计中,通信网络协议仿真代码也就是协议实现的核心代码。软件无线电技术使得通信信号处理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在基带信号处理中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信号处理变换,得出射频波束成形,预编码,自适应均衡,自适应数字调制,解调,信道编解码,信源编解码,信息安全算法等等,而对这些算法的仿真算法和实现算法相同,代码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系统中。

现代通信系统的测试设备价格高昂,而且,实际工作中的通信系统往往具有不可测试特性。例如,对营运中的通信网络性能测试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也是营运通信网络所不允许的。但另一方面,对于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络的研究是必须有实践对象的,在这种情况下,通信仿真和网络仿真是就必然成为唯一的选择。

总之,现代通信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对现代通信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必须采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现代系统论指出,复杂巨系统往往是非线性系统,对系统的数学建模已属不易,对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解析分析计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关键在于把握系统在外界环境中的交互行为和系统状态的变化。对于计算机仿真来说,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的数值计算能力,在解析计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用相对简易的数值计算获得工程上可用的结果。工程设计的目的是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仿真方法是一条捷径。

三 仿真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性思维、建立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

通信工程专业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要求高,除了传统微积分知识之外,还要求具有积分变换,概率论和随机过程、信息论的基本知识,排队论和离散数学的基本知识等等。通信工程专业课程都是建立在这些数学基础之上的。对通信工程本科学生的学习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是出于对就业前景憧憬和单纯向往选择了该专业的。他们对通信工程专业的

技术素质要求和未来从事的工作性质并不十分了解。于是,虽然学生有很高的学习热情,但又普遍存在着对数理基础知识的轻视和畏惧。抽象的理论和工程实际脱节是本专业面临的教学困境之一:一方面通信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实验室不可能拥有系统级实验环境,另一方面通信工程的实际工作环境正是对系统级的通信网络设备的设计、运营和维护。如果把通信工程比喻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那么通信理论就好比是人的骨架。如此,学生对学习理论知识的畏惧心理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如何在通信理论这个骨架上附着血肉,将专业知识作为活生生的技术事物展现给学生,是专业课程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学习兴趣是通过教学艺术培养出来的,教学艺术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适应与专业特征的方法。学习心理学指出。对于学习成效而言,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刻苦精神重要得多。

在多年探索中,我们发现,对于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实践,通信仿真方法较成功地成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首先,仿真方法将纯粹的数学理论知识通过计算机转化为生动的数学实验,成为理论实验的有效工具。利用仿真方法,通过数值计算得出生动的曲线图表,学生可以从中理解数学理论的实际内涵,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重建学习的兴趣。其次,仿真建模分析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仿真过程去对比理论解析结果,将抽象的理论模型通过仿真实现为具体的可以进行行为调试的软通信机。通过仿真建模过程,学生既对理论分析有了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清楚了实际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系统参数对通信机性能指标的影响。例如,对调制解调的波形及其频域分析使得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调制解调的作用,噪声对传输的影响以及傅里叶分析的应用:对纠错编解码的仿真可以直接测试出编码的抗干扰能力;而对信道和通信收发信机的仿真可以得出信号噪声功率比对系统传输差错率的曲线关系,并可比较各种调制制式的性能。这样,通过仿真实验将通信理论的核心问题实例化,从而深刻理解理论本身的实质和意义。通过系统仿真,学生可以从理论到数学建模,再到计算机建模和仿真,在得出结果的过程中,从建模过程和实验结果中体会通信系统的实质。经过这样的过程,学生就不再视通信系统是抽象的死的东西。

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对专业知识的灌输,专业教育应更加重视创造力的培养。没有适当的实践手段和方法,是很难有效地培养创造性,利用仿真手段,学生可以将其头脑中利用专业基础知识和创造灵感得到的系统模型在计算机中加以实现,创造性地构建通信系统,验证其思想,不断总结工程经验,验证系统行为的过程,如此反复,会使得学习的主动性大大提高。创造能力也就在这一生动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培养得以形成。

通信仿真实验是对传统硬件软件实验的综合和升华。对于通信工程的学生,具备基本的电子技术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实践经验对于专业学习和未来的工作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电路模块是通信系统的构成元素,线性系统是电路的功能模型,而信号处理则是线性系统理论的应用提升。通信工程专业是一门系统级的工程学科,通信系统就是通过通信协议联系起来的以信号处理为功能实体的复杂系统。从层次上,只有对传统的硬件和软件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通信系统,也才能在系统仿真中把握物理实质。通信仿真实验通常是系统级的,即把通信系统模块视为功能模块。以协议联系这些模块,仿真就是考察系统行为的过程。

四 现代通信仿真技术的层次和软件需求

根据仿真对象的不同,相应的仿真手段、方法和适用的软件也有所不同。随着仿真技术在通信领域的推广,在通信技术的各层次都产生了相应的仿真工具。通信技术从底至上,大体可以划分为:电路系统、功能模块、通信系统方框图以及通信网络等几个层次。

在电路系统层次,工程目标是设计满足要求的电路系统,对于模拟电路,如设计放大器、频率综合器、锁相环、变频、调制解调器等等。对于数字电路,如各种时序逻辑电路、伪随机码发生器、编解码器等等。在电路系统层次的设计关键是电路拓扑设计和电参数选择。仿真语言Pspice可以胜任模拟电路领域的设计和仿真问题,集成了Pspice语言的可视化仿真软件众多,常用的有EWB、ORCAD、Protel DXP以及最新的Altium(Protel)EDA设计软件。其中EWB简单易用,目前已经广泛用于模拟电路课程教学和实验中,0RCAD和Protel DXP是电路设计的专业软件,从电路原理图设计、原理图级仿真到印制板图生成和印制板级仿真都可完成,Altium(Protel)EDA设计软件则逐渐成为了现代电子系统设计中从芯片开发、板级设计、电磁兼容到机电一体化设计整个环节的统一仿真设计平台。数字电路的设计现在已经转入了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时代,主要以VHDL语言作为软件设计语言,不同厂商为其产品提供了相应的设计和仿真平台,如Max-Plus Ⅱ等等。对于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的设计,也有厂商提供的编程仿真环境可用,如T1的DSP编程仿真平台CCS,可完成编程、软件仿真和目标板硬件仿真直到代码下载全过程。功能模块层次的仿真任务是解决通信功能模块的输入输出参数指标设计问题,也包括模块内部的结构和算法问题。如电磁传播环境仿真、信道均衡,波形估计和信号参数估计,智能天线、编码调制等等。在通信系统方框图层次的任务是根据设计目标构建通信系统,包括发信机、信道以及收信机。仿真目标是研究整个通信系统在使用信道环境下的适应性,如传输差错率性能,抗干扰性能等等。

适用于功能模块层次和通信系统方框图层次的仿真软件众多,有Matlab/Simulink,Scilab和SystemView等等。其中,SystemView是通信系统专用的系统级仿真软件,软件模块库提供了全面的通信系统模块,完成可视化模块建模后立即可得出仿真结果。Matlab/Simulink则是较为通用的系统仿真和科学计算平台,几乎所有理工学科的仿真实验和数值计算均可在该平台上完成。Matlab通过编程可完成算法仿真,Simulink是Matlab的扩展,是可视化方框图建模仿真工具。Matlab提供了C/C++编译和C/C++语言的接口,其信号处理工具箱还提供了DSP代码翻译接口,将仿真和算法实现统一起来。Scilab是法国国立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开发的一个开放源码的免费科学计算仿真软件,与Matlab相兼容。

在通信网络层次的仿真问题以通信网络协议仿真为主,主要以网络信息流量和阻塞率指标为参数。广为采用的仿真平台有OPNET和NS,OPNET是商用专业网络仿真软件,工作于Windows平台,在C++编译器的支持下,可进行从广域到局域,有线到无线的全网络仿真。NS是Linux下的开源软件,也是广为应用的网络仿真平台。

五 实践效果评价和建议

在通信工程专业教学中,我们建立了通信仿真实验室,以Matlab/Simulink和OPNET为主要仿真工具,在专业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实习以及毕业设计中应用了系统仿真的方法。在大学二年级阶段,开设了Matlab语言基础课程,系统介绍了这一科学计算和系统仿真工具,在专业课程前期开设了通信系统仿真课程,以Matlab和OPNET为工具介绍了通信系统仿真的基本思想、仿真方法论和实践。在课程实验和课程设计中鼓励学生创造新系统并得出仿真结果。通过毕业设计课题对仿真应用加以升华。通过多层次的仿真技术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学生的编程能力和通信系统思想得到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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