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19:11:38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重复和分散开户现象难监管。
形成基层银行财政专户数量和余额占比高的主要原因：一是重复和分散设置专户，由于财政专项资金数额巨大，基层商业银行为吸引大批财政专项资金落地本行，相继采取各种措施违规动员财政及预算单位将同一专户资金化整为零开立账户，财政及预算单位由于与商业银行长期合作关系，碍于一些情面，协助商业银行巧立名目开立专户；二是财政及预算单位机构管理不健全有多头开户现象；三是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系统不完善，缺乏对专用账户开户文件有效的管理和检索功能，依靠人工记录和查账等方法，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财政专户全面规范。
（二）财政资金运行透明度不高。
财政专户资金运行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种模式，对预算内专户资金实行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接受人大审议、审计监督、人行审核把关，形成了较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而散落在基层商业银行大量的预算外财政专户资金，往往脱离了人大、审计、人行等部门监督，透明度不高，当地政府很难全面掌握这些信息，直接影响政府预算工作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三）财政专户分类细、资金沉淀多。
专项资金开户过细，最主要体现在社保基金专户上，分别按“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五金分设专户，同时，“医疗”基金又按照“城镇”“、农村”进一步分设，非税收入资金也分为县直单位非税收入资金户和乡镇非税收入资金户，账户数量过多，资金沉淀多，截至2013年末，尚志市预算外资金及财政专项资金余额6.83亿元，而国库库存余额仅1.81亿元，仅占财政资金总额的26.5％，73.5%的预算资金游离于国库之外。
二、财政专户对财政资金管理的影响
（一）虚增财政收支，降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各级地方财政将大量财政资金通过国库调拨至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财政专户，再通过专户进行二次分配，形成实质上的“第二国库”，虚增财政资金收支，增加资金划拨环节，而且大量财政资金沉淀在专户上，违背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初衷。沉淀于各类专户的大量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体制之外，削弱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执行效果，对国库单一账户的构建产生阻滞效应。
（二）财政专户繁多，财政资金使用缺失监督。
《国家金库条例》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国库的主要权限包括财政存款的财政库款的支拨”，赋予了国库监督财政存款开户的权力，但《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和相关文件中都没有明确国库监督财政存款开户的内容和范围，国库难以掌握和监督财政在商业银行的开户情况，导致从人民银行国库转出的大量专项资金监督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容易发生贪污、挪用的风险。再者，从相关预算法律法规看，人民银行对财政性资金监督主要是通过对商业银行集中支付业务待划转清算户的检查进行，但实际上预算收入与支出执行权均集中在财政部门，仅对商业银行检查难以起到治本的效果。
（三）商业银行不良竞争，大量财政资金游离在国库之外。
一方面由于目前国库存款利率按照活期利率计息，利率固定化及现金管理功能的缺位造成财政部门不但对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库管理缺乏主动性，而且想方设法将预算内资金划出去，以谋求更高收益；另一方面财政存款的稳定性强、资金数额大，商业银行对财政资金的争夺异常激烈，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财政资金，而且由于大多数财政存款专户资金性质不明确，商业银行将财政资金专户归入一般性机关团体存款中，使之变成了一般性缴存款，从而向人民银行少缴财政性存款。在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尚未实施的情况下，地方财政部门出于收益最大化和脱离监管的天然诉求，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将财政资金从国库调出，造成大量财政资金沉淀在商业银行，减少了财政资金使用操作和管理的透明度，同时也加剧了商业银行的不正当竞争，使大量国库资金游离在国库之外。
三、进一步加强财政专户管理的建议
（一）制度先行，统一财政专户管理。
制度建设是加强财政专户管理，建立健全财政专户管理长效机制的根本保证。目前，财政专户管理的相关规定大多分散在各个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中，缺乏统一规范的，具有指导性的财政专户管理办法。因此，需要尽快制定统一、规范的财政专户管理办法，从制度上明确界定财政专户资金核算范围，减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数量，是加强和规范地方财政专户管理的前提。同时，也要明确财政、人民银行、审计等部门在财政专户管理方面的职责，清理、撤销不合规专户，统一规范财政专户开设、使用和管理。
（二）落实为重，提升专户管理成效。
制度是加强专户管理的基础，落实是强化效果的根本。《财政部关于清理整顿地方财政专户的通知》（财库［2011］1号）文件中，针对非税收入专户管理的问题，提出了“在严格落实非税收入开户的政策规定，严格执行按旬划库的制度要求”。但目前执行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上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下级部门制度、规定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于专户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严肃处理。
（三）推进改革，力争财政资金全部纳入国库管理。
一是加速推进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将财政所有资金逐步纳入国库单一账户管理，实现所有财政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支出从国库单一账户通过商业银行的零余额账户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逐步实现财政资金专户的“集中管理、分散核算、统一调度”，使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得到进一步规范，提高其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扩大直拨业务范围，提高资金运转效率。随着国库核算电子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国库直接支付的成功实践，处于现代支付核心的中央银行更能够方便、快捷地为财政提供全方位服务，取消财政专户，将财政资金全部纳入国库管理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财政部门如遇特殊情况确需专款专用，可在国库部门开立财政资金专户，由国库部门直接办理支付业务，通过支付系统将专户预算资金实时直拨到最终收款人，减少支付环节，提高资金运转的效率。这样，既能实现资金的集成管理和集中监控，促进国家预算的顺利执行，又能保证资金的安全，进而增强政府作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1.1明确立项单位的监管程序
财政部门及其所委托的主管部门为立项单位。按照“谁立项、谁管理”的原则，由财政部门确立的项目，其立项、评估、论证和项目实施中的检查、竣工验收等，由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吸收同级有关主管部门参加；财政部门委托同级主管部门确定的项目，其立项、评估论证和竣工验收，以主管部门为主，财政部门参加，并向财政部门备案。
1.2明确项目管理的处罚责任
财政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要依法对项目建设资金进行监督检查，并配合审计等有关部门做好审计、检查、稽查工作。对骗取、套取、挪用、贪污专项资金的行为，除责令退还资金，弥补项目建设外，并依法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加强支农项目资金监督检查，严把支农资金拨付关口
实行项目管理，其次要加强资金控制，这是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桥头堡”。在资金拨付前，要前移监督关口，将管理的环节做细，将项目的责任落实，确保资金拨付到位、使用有效、监管有力。
2.1竣工之后承包单位要初验自查
项目承包单位在每年末或项目全部完成以后，首先要自行初验，并写出验收报告和财务决算，请求立项单位检查验收。
2.2竣工之后立项单位要全面验收
由立项单位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临时检查验收小组，根据立项单位或项目承包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对完成的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并向立项单位提出检查验收报告，做为报帐付款依据。
2.3工程物料要实行政府招标采购
凡是较大项目工程及所用物料，要实行招标或政府采购，由招标办或政府采购部门结合财政资金管理主管科室及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要签订合同，明确责权利；对于较小项目或不适合政府采购的，要由财政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共同考察、共同确定生产或供货厂家。
2.4项目资金要统一实行报帐制
凡实行政府招标采购的项目，一般都要实行报帐制，较大项目可实行分阶段报帐，较小项目可完工后一次性报帐。报帐时，项目实施单位可根项目实施责任书（合同书）、项目实施计划成本和项目施工进度，向财政部门提出用款计划，并附报帐凭据。
2.5严格项目资金自筹配套使用顺序
凡是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匹配自筹资金的，项目建设单位要按规定，筹足配套资金，在使用资金时，必须首先使用自筹资金，然后才能使用国家资金，确保做到自筹资金不得减少，技术质量合乎要求，建设工期如期完成。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管理；问题分析；控制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针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越发重视，对财政资金管理方面的发展同样提出了挑战，因此行政事业单位不断的字财政资金管理方面进行不断的强化和改善，文章就改善过程中存在或忽视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经过研究找出相对应的资金控制策略，以此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质量和工作水平，满足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
一、行政事业单位在发展过程中财政资金管理出现的问题
（一）缺乏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因为涉及的采购、销售等方面比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比较忽视财政资金管理，从而造成单位没有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管理制度，导致资金的使用无法按照正确的规章制度进行操作，导致资金风险隐患的存在，而且因为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导致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跟不上，降低了财务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另外因为监督管理制度的缺失，导致在资金管理的过程中，无法对财务的收支情况进行实时的全面评估，导致收支不平衡的现象出现，而且因为监督制度的缺失，间接的导致失业单位的财政资金管理情况出现随意使用的情况，甚至逐渐出现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而且再算上缺乏监督导致的信息反馈不及时，很容易导致风险漏洞的存在，给事业单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1】。（二）事业单位在财政资金管理方面比较随意。就目前的发展而言，事业单位比较缺少资金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导致成本和预算管理都比较的随便，相关的一些资源也无法得到合理化的配置，降低了四爷单位整体的效益水平，甚至在发展方面进行盲目的扩张，导致资金的使用超标或者资金闲置等多重问题出现，在设备的采买方面也过于的盲目的追求，没有专业人员跟进，导致一些实用性不强价格还比较昂贵的设备购买，使得资金产生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尤其是作为财政资金管理中重要的预算来说，财政资金的管理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项目，如果事业单位管理方式不达标，会给职业单位的预算管理带来不良的影响，包括预算不科学、没有进行规定的编制以及执行难度欠考虑等方面的存在，同样直接影响了事业单位资金的运转和使用效果（三）缺少准确的绩效评价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同样在财政资金管理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就行政事业单位来讲，每次的活动项目结束之时，就是对资金进行简单汇总，从而完成结算体系的建立，但是就目前发展来讲，事业单位还没有完善的结算体系，同时在资金的控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样一来很容易就会出现资金超支、浪费、停滞等问题的出现，甚至还在不断的加深问题，从而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资金管理人员绩效评价质量，无法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求。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资金控制管理对策
（一）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在行政事业单位上的发展也有显著的进步，并且单位事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越发的激烈化，所以为了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提升事业单位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对资金进行整体的管理。对此，首先需要对事业单位内部的资金情况加以准确的了解，并认识自身单位的正确定位，进而组织高效率的团体，处理财政资金的关系，尤其是监督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工作在财政资金管理控制方面非常的重要，不仅是事业单位发展的基础核心，同时也是事业单位发展和管理的重要环节，需要将法规、政策以及单位的业务进行统一管理，所以监督管理工作在事业单位的财政资金管理工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事业单位整体的效益发展，提高了事业单位组织效率，确保了资金的合理配置和使用，为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数据参考价值【3】。（二）对事业单位的资金成本和预算进行管理。在对资金进行整体管理的基础上，需要对事业单位内部的资金成本和预算进行准确管理，首先需要加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成本管理的意识，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成本管理的控制，成立有效的成本管理制度，以此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对此可以从人员的责任制进行分配，细化成本管理的整体目标，并将细化的目标进行合理分配，使每一个的资金管理人员都对自己的工作负起责任，以此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同时在资源管理有效的情况下，事业单位的资金管理人员，应该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为事业单位创造更大的企业效益。另外，预算管理是资金管理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对此首先需要明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然后结合事业单位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以保证资金收支上的平衡，而且预算制度的制定是实现高效管理的基础，因为依靠科学的方法进行人员职责的匹配，和任务计划的合理安排，以此实现资金的合理使用，保证资金管理效果。（三）制定健全的绩效评价制度。绩效评价是根据项目的资金情况进行制定，借助比较科学的方式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制定，以最终的审批结果为依据，提高资金的使用情况，对于资金的绩效管理，首先需要明确资金绩效管理的总体目标，做好财政资金的事前分析工作，制定以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率等为准的发展目标；其次强化分级负责管理，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公开透明的相关原则，实现绩效挂钩制定奖惩机制，以激励员工对资金管理工作的重视，提高员工的工作质量和水平，并对某些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准确的分析，及时发现违规违法等行为，并进行相应的处理；然后对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完善，包括具体的实施细则、资金管理流程等，以此增加资金管理的可操作性，确保绩效评价制度的有效实施，并针对一些资金效益上不去的项目，及时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适当的惩处，而对于绩效达标甚至效益优秀的项目，同样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奖励，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此来提高事业单位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事业单位的稳定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在进行不断的改革发展以来，在财政资金管理方面的额工作越发的重视，不断的提升财政资金管理和控制工作，促使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水平不断的提升，保证了财政资金管理质量，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缺乏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随意、缺少绩效评价等一些常见的管理问题，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强化财政资金的管理制度、管理资金成本和预算、制定健全的绩效评价制度等解决对策，以提高财政资金的规范化管理，提高资金控制管理的效率，促使事业单位持续稳定的发展。
作者:潘道国 单位: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交通运输局
参考文献：
[1]侯明茹.关于行政事业单位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思考[J].经贸实践,2017,(10):131.
[2]陈满英.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管理的困境及对策探讨[J].中国集体经济,2017,(21):94-95.
[3]董传宇.行政事业单位财政预算与财务管理协同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2017,(02):44-45+59.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市财政局《关于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意见》（渝财办〔2010〕269号）文件精神，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二大城市建设提供财力保障，推动财政工作上新台阶。现就2011年至2012年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财政部、市财政局和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把握财政管理规律，健全管理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强化基层基础，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信息化保障水平，着力解决财政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乡镇财政管理、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和机关基础工作等为突破，进一步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逐步建立健全改革配套、制度完善、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财政管理体制机制。
二、基本原则
（一）突出制度创新。进一步解放理财思想，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财，以创新求突破，通过规范的流程设计、完善的岗责体系、健全的机制配套、有效的绩效考核破解管理难题，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二）注重统筹兼顾。既要着眼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绩效，全面谋划、整体推进，更要着手完善部门预算编制、提高预算执行效率、提升乡镇财政效能、规范细化资产管理、加强信息化保障和抓实机关基础工作，重点突破、务求实效；既要重视精细化，规范管理，更要突出科学化，提高效率；既要关注基础工作，更要夯实基层工作。
（三）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充分调动财政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供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实现财政管理与队伍建设的共促进、同提升。
三、工作要求
（一）规范科室管理。充分发扬民主，注重激发职工智慧，关怀职工生活和干部成长，制定科室管理制度，用制度规范科室管理，为干部发挥工作积极性、追求事业进步、做出工作贡献提供良好环境。
（二）规范工作管理。完善岗位职责，按照科学合理、方便简捷、责任分明、标准明确的原则设计工作流程，制定和完善每一项资金的管理制度，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绩效评价等各项工作按规范流程进行管理。
（三）开展工作创新。善于总结工作经验，重视开展基层调研，注重借鉴他山之石，勤于学习和思考，以追求财政资金的绩效性为目标，改革完善已有的管理机制和方法，探索创新新的管理措施和制度。各科室每年完成两篇调研文章，实现一项管理创新。
（四）提供优质服务。规范服务用语，制定科室服务标准，明确岗位AB角，减少、避免差错，热情周到接待前来办事的干部、群众，及时准确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
四、重点工作内容
（一）建立健全政府预算体系（责任科室：预算科；配合科室：国库科、各收支科室）
逐步建立起由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细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继续探索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
（二）完善部门预算编制（责任科室：预算科；配合科室：国库科、综合科、各收支科室、资产科）
一是充实基础信息。从2011年预算编制起，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已实行绩效工资改革人员和财务会计方面的信息，逐步建立起预算与资产、人员等基础信息相衔接、预算与决算相结合的机制。
二是将公务员津补贴、已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单位人员绩效工资编入年初部门预算。科学核定津补贴实行打卡发放单位非税收入成本性开支内容，确保津补贴实行打卡发放后不影响收入单位的积极性，不影响财政收入大盘子。
三是完善综合定额。按照单位职能职责，细化公用经费定额分类分档，合理确定单位经费标准。研究部门单位房屋装修、业务车辆配置及运行、办公设备购置和会议等支出定额。制定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网络建设运行维护费和水电费等标准，逐步建立公用经费动态管理机制。
四是加强项目支出管理。对部门单位项目支出分类调查，摸清、核实经常性项目支出情况，对事业发展专项，加强前瞻研究和滚动平衡。项目预审和投资评审。加强项目储备，减少待编额度，尽量将项目支出细化到具体的项目。
（三）提高预算执行效率
一是优化支出结构，以保人员工资、保津补贴和绩效工资发放及单位基本运转为前提，加大民生投入，切实改善民生，确保法定支出增长需要和各项考核指标的完成；调整项目支出、切块资金安排办法，坚持同一性质的单位公用支出标准相同；坚持综合预算，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实施细则。（责任科室：预算科；配合科室：国库科、各收支科室）
二是开展预算执行动态分析与监控，建立预算安排与执行进度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将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和意见及时提供给领导，为领导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责任科室：国库科；配合科室：预算科、各收支科室）
三是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及时解决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责任科室：国库科；配合科室：各收支科室）
四是加强专项结余资金管理。对专项历年结转和结余资金进行清理，上年项目支出净结余资金纳入下一年度统筹安排，两年以上的项目支出结转资金予以收回。（牵头科室：预算科；责任科室：各支出科室）
五是建立资金使用额度管理机制。在每月25日前，各支出科室将下月使用的资金额度报送国库科，作为国库科调度资金的依据，动态把握和合理调度库款。（牵头科室：国库科，责任科室：各支出科室）
六是强化会计基础工作。建立联络机制，加强沟通，定期检查指导单位会计业务。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全面、及时、动态掌握预算单位财务信息状况。建立资金拨付与单位账户余额挂钩的约束机制。（责任科室：会计科）
七是加强监督检查。推动建立完善各业务科室司职监督检查的大监督体系，建立和完善财政监督检查、复核、处理、执行四分离机制；开展重点单位的监督检查工作，对所有部门单位执行预算收支情况分批进行监督检查。（责任科室：监督检查科）
（三）提升镇乡街道财政效能（责任科室：乡财科；配合科室：预算科、国库科、税政科、社保科、综合科）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调整完善区对镇乡街道财政体制，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简明规范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制定《关于加强镇乡街道财政管理的实施意见》，研究出台镇乡街道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办法，形成全区镇乡街道财政管理的制度体系。
二是健全管理机制。深化“乡财乡用区监管”改革，调整完善监管模式和运行机制，按“大财政，全过程”的原则，将所有财政性资金使用纳入镇乡街道财政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加强资金分类监管，逐步实现镇乡街道预算单位及村（居）集体资金“一站式”集中核算、涉农补贴资金“一折通”发放、涉农项目资金全覆盖监管；完善镇乡街道财政干部定期培训和轮岗交流机制，促进财政知识更新、人员合理交流，激发基层财政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整合服务平台。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搭建镇乡街道财政资金管理信息平台，实行资金信息纵向通报，加强镇乡街道财政与主管部门、站所、村（居）会的横向联络；在加快推进财政部、市财政局定点联系镇乡财政所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全区镇乡街道财政便民服务窗口标准化建设，规范基础工作、办事流程、政策宣传、信息查询和服务方式，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结。
（四）加快网络信息建设（责任科室：办公室；配合科室：预算科、国库科、综合科、政府采购科、资产科）
一是加快推进平台一体化。遵循市局统一规划，构建市区乡三级结构一致、业务管理和行政办公无缝运行的一体化格局。2011年初实现预算编制、指标管理和集中支付3个子系统接入上线。在总预算会计、非税收缴、政府采购等子系统与市财政局完成接入改造，启动资产管理、决算等子系统平台整合，初步实现财政管理的平台一体化。
二是统一信息系统入口。2011年初建成统一门户雏形，初步实现核心业务系统单点登录，并随着子系统的改造接入不断充实门户内容。制定平台运行维护、身份认证管理、新系统开发等制度。建立综合查询平台，逐步实现数据的全面、动态掌握。
三是尽快完善网络系统。提高广域网带宽，推进市区乡财政广域网三级贯通。建成覆盖全区各预算单位和乡镇街道的财政综合业务网络平台，切实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建立运维管理平台和大集中的财政行政办公平台。
五、组织实施和监督
（一）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载体是“创先争优”活动。继续深化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通过“一讲二评三公示”的形式，开展岗位竞赛，开展管理创新，推进服务型、效能型、学习型、和谐型机关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努力建设绩效财政。
（二）办公室组织实施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各项活动。办公室严格执行本局12项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推进机关有序运行，为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供物质保障；并在《财政》开辟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论坛，刊发科室、干部对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形成的探索意见和经验成果，组织开展优秀论文、创新管理方法评选活动。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财务管理。
一、引言。
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部分事业单位完全推向市场，部分事业单位由国家赋予了一定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政府新公共财政体系框架的建立，政府经济职能的“市场化”倾向加强，作为完善政府职能的辅助部门———事业单位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它正从单纯的“公益性”向“综合性”逐渐改变，其市场性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服务对象、服务方法以及取得资金的来源等，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并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企业会计法规体系。而我国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仍然沿用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务管理滞后且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痕迹。财务管理相对单调与简单的常规做法与其实际发展的复杂性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矛盾，造成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方面的种种问题。
二、事业单位改革进程中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事业单位资金来源多渠道，财务管理难度加大。
完全推向市场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已经脱离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范畴。而尚未被推向市场的事业单位，仍保留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即，财政低层次的保障，允许事业单位开展一些收费或者经营服务，甚至有些事业单位成立下属企业进行经营，以弥补经费的不足。这样使得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更加广泛，财政拨入资金、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多渠道，使得资金管理难度越来越大。
2.国家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实行的是预算绩效考核，强调的是预算管理，从而使得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财政是一种大包大揽的财政，政府统揽一切，财政通过直接分配来实现政府目标。事业单位对于资金的来源与使用缺乏足够的自主决策权，它只是政府目标的执行工具，无需对资金使用产生的效益负责，财务管理相对简单，主要就是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业单位作为独立的法人，拥有更多的资金来源渠道、经营收入和有权进行相应的投资，无疑也会参与到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使得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不再局限于预算管理。但是，现行的财务管理体制围绕的仍然是预算资金的使用，一方面给事业单位开了创收的口子，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按照企业模式运作，迫使各事业单位更加注重的是预算执行，而非经济效益，很少考虑行政成本，成本核算粗放，也使其很少进行相关的财务决策，导致资金效益显然低下。
3.财政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力度不够。
事业单位收支两条线是改革的必然要求。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部分事业单位由于在税收和非税收入定位不明确，仍有一些单位出现自收自支的现象，事业单位的部分资金尤其是经营性收入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
4.资金来源多渠道，综合预算编制不完善。
由于预算编制是从基层由下而上进行编制，编制上的不科学性使得一些事业单位人为地将有些经营性资金不纳入预算管理，游离预算管理之外从而可能引发小金库。
5.事业单位人员经费、部分业务运行。
经费不足，造成资金使用上的不规范。
在我国部分事业单位国家只从政策上给予保障，财政预算经费如人员经费、部分业务项目经费等是严重不足的，从预算的角度上看，得先保证人员经费的支出，经费的不足，导致资金的滥用，有些单位因没有或者经营性收入不足，从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用项目经费、基本建设经费发放人员津补贴。
6.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
由于事业单位未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有效划分，事业单位的经营创收正是利用了这部分资源进行科技服务，创造了一定的财富，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从国有资产的构成来看是不均衡的，资产的购置者、使用和维护者不一致，势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单位资产的运作以及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同时也造成成本费用支出的不合理。
7.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薄弱、财务岗位权责弱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能实现工具弱化了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主动财务管理意识，再加上财务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让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低下，从而使得本应发挥财务控制和监督职能的财务机构基本上作为一个会计核算单位或报账机构存在。其主要表现有：①财务人员没有参加重大经济决策的过程；②财务控制流于形式，如一些财务人员仅仅从会计的角度对发票、报销单等资金划拨手续进行审批，而没有按照相关合同或文件对支出金额的正确性、合理性进行核对；③财务人员没有对会计信息进行相关的整理、提炼和加工，有些单位甚至全年都没有编制过基本的财务报表，其直接后果就是既不能为相关的经济决策提供有用信息，又没有及时掌握本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三、对事业单位改革进程中财务管理的建议。
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在一定规则约束下的市场主体的相互独立和产权清晰，在新公共财政与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改革浪潮中，为了适应与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了政府改革的必然趋势，这势必要强化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市场化”地位，让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和谐与融洽。因而，加强自身的“市场化”地位也成为了改善作为完善政府职能而存在的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为了更好的加强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地位，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继续深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刀切的财务管理体制已经很难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事业单位发展，我们应该继续深化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增强其“市场化”地位。
1.继续完善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确定不同的市场主体地位。
事业单位的存在具有历史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浪潮中，有加强“市场化”的趋势。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需要关注其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所以，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完善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从而确立相应的财务管理目标。
具体来说，准政府类型和纯公益类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是追求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重点在资金使用上而非其资金盈利性；准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目标是追求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关注的重点除了资金使用以外还有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的保值、增值以及盈利；纯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就应当与市场中的企业定位一致，追求的财务管理目标是盈利最大化，但其前提条件是其追逐盈利的过程中不能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
2.引入权责发生制，增强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财务决策权。
对于准政府类和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其主要定位还是在于其政府职能的实现，无需关注财政资金的盈利性，需要的相关信息比较少，所以可以仍然适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对于纯经营性的事业单位而言，企业的市场地位需要更加全面和相关的会计信息来支持其财务决策的做出，因此应当引入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体制，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准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目标相对比较复杂，既要考虑财政资金的使用，又要兼顾社会资金的盈利性，单纯的用某一单一的会计核算体制都难以满足其财务要求。所以，相应的解决方法有两种：①严格区分事业单位的资金使用途径，对于公益性的资金使用，沿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体制，而对于经营性资金使用，引入权责发生制。
②对于难以具体区分资金使用的，在用收付实现制核算的基础上，再用权责发生制核算一遍，从而满足事业单位参与市场竞争的信息需求。
（二）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应从只注重财政资金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转到对单位全部资金的来源、使用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过程进行核算和监督：
1.加强综合预算管理。事业单位预算是根据各单位职责、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计划，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反映单位资金收支、业务活动和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方向，是部门预算编制的基础，也是单位财务工作的基本依据，所以各单位的预算外收入、经营收入也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编制年度综合预算，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不得“坐收”、“坐支”。
2.深化和完善事业单位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运用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软件对财政数据进行分析，加强财政与经济联系的分析，同时完善和利用各部门的财务软件系统对预算外、经营性资金全面剖析、把握资金的走向，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提出对策，提高预、决算分析水平，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3.加强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固定资产产权登记、变动和纠纷的调处，尽可能地将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区分开来，对单位资产的运作以及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进行有效的审计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加大事业单位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对事业单位财务决策的外部监督事业单位虽然是作为政府职能的辅助部门存在，但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事业单位与政府之间同样存在“委托—”关系。事业单位目标利益函数和政府的职能目标函数是存在差异的，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这种目标差异矛盾就变的更为明显与尖锐。而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更助长了事业单位财务“机会主义”
行为，从而阻挠了政府职能目标的实现。
因此，适当的财务公开就像是引入一个有效的外部监督，一方面，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约束事业单位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强化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提高财务人员的基本素质财务管理体制的完善是改观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状况的必要前提，但是光有这个前提是远远不够的，财务人员的素质高低也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要加强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和专业水平。一方面，强化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要让投资风险、筹资成本、资金的时间价值、经营收益等基本财务意思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加强对已有财务人员的后续教育以及新进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准把关，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1]马国贤。服务型政府的预算框架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11）：1~11.
[2]冯永梅，王泽岗。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目标的变革[J].注册会计师与审计，2008（9）：30~31.
[3]匡艳。浅谈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公开制度[J]财会通讯，2007（7）：20.
[4]李淑珍。重新构建事业单位财务理念体系[J]广西会计，2011（7）：10~11.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 安徽：启动“工学一体”人才培养制度新模式试点 新加坡将试点学前服务新模式 安徽卫视:2011内容新模式 营销新模式 区域试点很有必要 北京试点公立医院托管新模式 安徽宁国：产业集群动产质押融资新模式 皖江新模式助力安徽航运“扬帆起航” 安徽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模式创新 农业担保公司对农村贷款新模式的运作与发展 满足以担保为主各参与方利益的中小企业融资新模式 安徽岳西创新模式助高山蔬菜产业发展 安徽卫视创新综艺新模式 极端环境下探索“我们的法则” 安徽首家“民办公助”医院开诊试水新模式 安徽省高速公路融资租赁创新模式研究 安徽：创新模式，多形式、多维度拓展研学旅行 安徽卫视电视剧之影响力营销与发展新模式 结盟安徽联线网吧 浪潮开创网吧行业合作新模式 “量刑规范化改革”安徽试点 银行监管与企业担保下的中小企业互助融资新模式的探讨 新模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安徽试点担保新模式 安徽试点担保新模式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翁仕友")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银行和政策性担保机构积极介入，将会挤压民间借贷市场空间，有利于净化地区金融环境。
位处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正通过一场变革的方式，重整全省政策性担保体系，再造银行、政府、担保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模式，试图以此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难题。
根据该省试点方案，单户在保余额2000万元（含）以下的非融资服务类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担保业务定位为政策性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银行、政府为之提供风险补偿，承担的比例为4∶3∶2∶1。
这彻底改变了过去担保公司承担100%风险，而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扭曲局面。
“风险分担目的不是要把风险分散出去，而是要实现风险共管，这是这个政策的实质。”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安徽省担保集团”）总经理钱力告诉《财经》记者。曾担任安徽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淮南市副市长的钱力，于2014年9月就任现职，并具体负责推动此项试点工作。
安徽省担保集团注册资本金98亿元，净资产114亿元，总资产125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担保机构。省委省政府对该集团的重视，以及持续不断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确保了试点方案的顺利推行。但其所构建的再担保体系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观察人士认为，该体系正在建设，对其定论为时尚早，“只要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就是好模式。” 银担合作“安徽版”
和全国其他地方类似，安徽民营担保公司也有过数年“光辉岁月”。2010年，七部委出台管理办法，担保行业纳入体制内监管，一批经营不规范的民营担保公司被清退出局。2013年之后，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担保公司代偿率提高，银行收缩了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有大批民营担保公司主动或被动退出担保市场。
“2011年至2014年，安徽民营担保机构减少了三分之一。”合肥一位资深担保人士介绍说。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全省共有融资担保机构357家，较规范整顿前减少220家。
与哀鸿遍野的民营担保公司不同，在政府资金不断投入背景下，省、市政府出资设立的担保公司快速扩张。2014年全省融资担保信贷增长13.6%，主要得益于这类国有担保公司的贡献。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底，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担保机构144家，占全部机构数量的40%;净资产428亿元，占全行业的71%，单个机构平均净资产超过2.97亿元;在保余额1341亿元，占全部融资担保业务的80%，国有担保公司的体量早已把民营担保公司甩在身后。
安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相对不足，这也影响了民营担保市场的扩大。北京一位资深担保业专家介绍说，民营和国有担保机构好比两条腿，现在其中一条腿折了，那只能依靠另一条。
安徽省政府在2013年9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意见》，试图通过分散融资担保风险，解决信心和动力问题，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推进地方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机构开展风险分担试点;推行比例责任再担保，增强再担保机构的分险功能;建立省、市、县三级小微企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对加入省再担保体系并实行比例再担保的小微企业担保代偿损失，省、市、县财政分别给同级担保机构20%的风险补偿。
但决策者高估了金融机构的参与热情，由于金融机构的缺席，文件中提及的风险分担试点大打折扣，远未达到预期。
2014年，工信部、财政部就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下发专门文件，此后选择北京、广东、安徽等5个省市、1个计划单列市进行中央财政担保风险分担试点。试点的一大看点是央地财政共设代偿补偿资金池，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代偿进行一定比例（30%）的补偿。
安徽版的试点方案，与上述部委央地财政共设代偿补偿资金池不同。为对接这次试点，2014年安徽省将财政风险补偿试点政策与比例责任再担保、银担风险分担机制进行了整合和创新，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风险分担和代偿补偿机制。最终，按“4321”比例分担的“银政担”模式出笼。
根据试点方案，将单户在保余额2000万元（含）以下的非融资服务类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担保业务定位为政策性担保业务，政府、银行、再担保机构为之提供风险补偿。当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出现代偿，承保的担保机构承担40%的代偿，省担保集团（含中央和省财政代偿补偿专项资金）分担30%，合作银行分担20%，所在地财政分担10%。追偿所得按代偿分担比例返还各方。
安徽省商务、经信等部门还积极创新扶持小微企业方式，将专项扶持资金转化为专项贷款担保风险准备金，参与融资担保风险分担。在中小进出口企业及台商投资企业专项贷款政银担合作中，商务部门的专项风险准备金分担35%的风险责任;在产业集群专业镇中小企业专项贷款政银担合作中，省经信部门专项风险准备金分担30%的责任。
在银担合作中，银行较为强势，弱势的担保公司往往被动地接受来自银行的融资担保业务，并不会对贷款人进行独立审查的担保公司承担着所有的违约风险。安徽省担保集团试图通过全省政策性担保体系建设，增加担保机构的谈判筹码，改变被动局面。
潘家宝是安徽省政府金融办的一位官员，目前在安徽省担保集团挂职，担任总经理助理一职。他告诉《财经》记者，融资担保风险有的来自债务人违约，有的来自债权人的操作和道德风险。为了规避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债权人银行在融资担保业务中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
潘家宝认为，让银行承担代偿风险，可以增强银行管控风险的责任，也可以避免提前收贷或集中收贷产生的次生风险。
“担保集团一定要主动担保，企业缺钱找我们，我们根据他们的社会偏好选择贷款机构。”潘家宝说。 “意外”收获
2015年1月7日，在宣城市举行的“银政担”创新合作座谈会暨签字仪式上，安徽省首笔“银政担”比例再担保贷款发放，邮储银行宣城分行给当地一家小微企业――宣城青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贷款110万元。安徽省正式拉开了新型“银政担”模式的探索之路。
很快，这项试点在宿州、亳州、铜陵等其他地市落地。位于亳州大杨镇的珠东面粉公司的安珠东，通过亳州市担保公司，从邮储银行亳州分行贷款500万元，年利率6.06%，担保费用1.5%。
过去一年，多家银行拒绝了安珠东的贷款申请，另一家银行已口头答应借款，但在完成迁移企业基本账户等要求之后数月，他仍未得到放款。
安珠东贷款难，受累于行业贷款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时，亳州市粮棉企业得到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的支持，当时农发行的两大政策――贷款贴息、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助推了当地粮棉企业快速扩张。众多面粉厂借此宽松信贷之机，大量举借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毫州良夫面粉有限公司即在此时前往阜阳市投资新项目，但是项目尚未建成，企业负责人张良夫因病去世。农发行抽贷后良夫公司资金链断裂，安珠东所在的众多面粉企业也受到影响，在该行的所有贷款也被悉数收回。
2012年以前，安珠东企业销售收入曾高达3亿多元，2014年销售收入1.41亿元，扣除税收外，有690多万元的净利润。目前，公司日产500吨面粉，因而需要大量库存小麦。而每年小麦收购主要集中在5月至7月，时短量大，会占用大量资金。早前虽然从建设银行和当地的药都银行分别贷款300万元，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公司需求。
亳州市担保公司居间协调，安珠东享受到了“银政担”试点的益处，从邮储银行亳州分行贷款500万元，这让他喜出望外。安珠东说，没有三家银行1100万元的贷款，自己的企业生产就要出问题。
对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仍是最主要的融资渠道，由于抵押物不足等原因，这类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国务院曾多次下发文件纾困，近年还从增加供给角度治理，如设立村镇银行、民营银行，鼓励商业银行设立专门事业部，但是由于一些部门政策梗阻，实际效果不彰。
“当前体制下，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要模式创新。体制创新遇阻，而产品创新影响力和辐射力又太小，模式创新中最重要的就是担保模式创新。” 安徽省担保集团总经理钱力说。
此次安徽探索新型银政担新模式，意在建立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动力机制。试点通过风险共管机制使融资担保风险可控，通过风险分担使担保机构的代偿能力增强到原来的2.5倍，解决银行最为关切的代偿风险问题。
目前，全国融资担保在保余额已达到2.2万亿元。2011年以来，安徽省年均增速超过30%，在保余额由2010年末的630亿元增加到2014年末的1530亿元，累计为12万户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了2176亿元的贷款担保支持。
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政府财政投入的作用。持续不断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被认为是“银政担”模式最为重要的配套措施，安徽省11亿元的财政资金注入，自2015年开始变成了31亿元，该计划将持续三年。
“未来三年内，财政将对担保体系持续投入。最终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将达到600亿元。” 全省银政担合作试点座谈会上，安徽省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如是表示。
600亿以5倍系数放大则为3000亿;10倍系数放大则为6000亿;而安徽省企业总数50万户左右。詹夏来认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政策性担保体系的服务。”
这种理想能否得以实现，仍需观察。 从“扳手腕”到“握手”
银行和担保机构按照“二八”比例分担代偿风险，符合国际通常做法，然而，国内往往是担保公司承担100%的风险，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完全不承担风险。安徽此次试点的一大突破便是银行松口，承担了20%的代偿风险。
“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银行不承担风险情况下，业务都做不完。为什么安徽能这么做，因为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实力强大的省级担保集团，以及构建了以其为龙头的省市县三级政策性担保体系，我们不是一家担保公司在跟银行谈，而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接。”钱力说。
在他看来，银担“二八”分担，推进的速度比预想得快。不管是战略规划、利益驱动还是银监会“两个不低于”的要求，商业银行都会涉足小微企业这个蓝海，争夺客户资源。
如何让这些银行心甘情愿承担这笔风险，事关这项试点成败。
按照最初构想，试点拟从地方法人银行入手。目前安徽省共有1家上市城商行、83家农商行、64家村镇银行，将近150家地方法人银行机构。然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却对这项政策首先伸出了橄榄枝。
邮政储蓄银行安徽分行行长刘玉成告诉《财经》记者，邮储银行定位为大型零售商业银行，银行成立之初便是从面向农户、个体工商户的小额信贷做起的。这项试点与该行契合点较多，因而积极参与。
在刘玉成看来，抵押贷款出现不良时，抵押物处置很难，虽然贷款时按照抵押物评估价的60%-70%来抵押，看起来银行承担的风险很小，但抵押物处置起来时间较长，资金成本也比较高。而在银政担模式中，银行虽然承担20%风险，但是另外80%可以快速被代偿到位。
如果按照3%代偿率来测算，银行代偿其中的20%，即0.6%。同时，代偿并不意味着实际损失，因为担保机构追偿以后，银行还可以获得20%的追偿所得，实际损失不到0.6%，这一数字远低于目前银行的不良率，因而银行可以接受。
通过开办这些业务，邮储银行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如果不参与，市场将萎缩”。基于这些因素，邮储银行总行很快批准了安徽分行的汇报，并且做成了安徽省第一单银担合作业务。
其实，类似银担“二八”比例分担风险，早在2003年安徽省就有先例。铜陵金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董事长钱滢回忆说，2003年开始，该机构曾与当地的农信社达成协议，在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时银行承担20%的代偿风险，担保公司承担80%。但是2008年以后，当地民营担保公司崛起，农信社选择了100%承担风险的民营担保公司，这项协议也就无法执行了。
钱滢告诉《财经》记者，风险分担要能得以实施，担保公司必须强势，在他看来，目前省担保集团把全省政策性担保机构通过注资、参股的方式联合起来，提高了担保机构的话语权，可以保障这种业务模式推行。
目前，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已参股107家县（市、区）政策性担保机构，参股比例平均超过20%;为市、县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570亿元风险保障。初步建立了以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为龙头，市、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为基础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当地一位金融机构负责人提醒，整个担保体系得快速完善起来，否则这种业务合作模式只会是昙花一现。
“我跟市县有两个纽带，一是通过股权纽带，参股不控股的原因是防止道德风险;第二是业务纽带，通过比例再担保关系，发挥杠杆作用，鼓励市县机构做小微业务。比例再担保最高的是500万以下的融资担保，省担保集团承担30%代偿风险。”钱力说。
目前除北京外，其他再担保机构只承担一般责任保证，即担保机构无力代偿或破产之后再担保机构才会进行代偿，实际操作性较差。代偿补偿金基本不会使用，也很难发挥分担风险功能。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
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
参阅资料
⑴《清除对内开放隐性壁垒》。2002年4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⑵单继林：《基础设施改革：监管须免于政治影响》。2004年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⑶迟福林主编：《走入21世纪的中国基础领域改革》。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
⑷阿特金森(A刀tho叮B.^tkinson)、斯蒂格里茨(JosephE.Stiglitz)，((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⑸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一版。
⑹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
⑺哈耶克，194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⑻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⑼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第一版。
⑽金磅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⑾江小娟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一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张听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⒀张听竹，让•拉丰，安•易斯塔什，《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⒁浙江沪杭雨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编，《高速公路管理论文集(1997一2000)》，2001年3月版。
⒂交通部综合规划司，《2001年公路水路交通统计分析报告》。
⒃交通部，《中国交通发展规划》，2001年。
⒄刘明远，((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财政问题研究》，1998年12期。
⒅郭励弘，《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与国有资本运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0年第157号。
⒆吴庆，《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招标课题，2000年4月。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
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
参阅资料
⑴《清除对内开放隐性壁垒》。2002年4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⑵单继林：《基础设施改革：监管须免于政治影响》。2004年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⑶迟福林主编：《走入21世纪的中国基础领域改革》。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
⑷阿特金森(A刀tho叮B.^tkinson)、斯蒂格里茨(JosephE.Stiglitz)，((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⑸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一版。
⑹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
⑺哈耶克，194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⑻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⑼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第一版。
⑽金磅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⑾江小娟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一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张听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⒀张听竹，让•拉丰，安•易斯塔什，《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⒁浙江沪杭雨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编，《高速公路管理论文集(1997一2000)》，2001年3月版。
⒂交通部综合规划司，《2001年公路水路交通统计分析报告》。
⒃交通部，《中国交通发展规划》，2001年。
⒄刘明远，((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财政问题研究》，1998年12期。
⒅郭励弘，《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与国有资本运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0年第157号。
⒆吴庆，《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招标课题，2000年4月。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
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
参阅资料
⑴《清除对内开放隐性壁垒》。2002年4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⑵单继林：《基础设施改革：监管须免于政治影响》。2004年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⑶迟福林主编：《走入21世纪的中国基础领域改革》。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
⑷阿特金森(A刀tho叮B.^tkinson)、斯蒂格里茨(JosephE.Stiglitz)，((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⑸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一版。
⑹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
⑺哈耶克，194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⑻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⑼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第一版。
⑽金磅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⑾江小娟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一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张听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⒀张听竹，让•拉丰，安•易斯塔什，《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⒁浙江沪杭雨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编，《高速公路管理论文集(1997一2000)》，2001年3月版。
⒂交通部综合规划司，《2001年公路水路交通统计分析报告》。
⒃交通部，《中国交通发展规划》，2001年。
⒄刘明远，((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财政问题研究》，1998年12期。
⒅郭励弘，《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与国有资本运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0年第157号。
⒆吴庆，《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招标课题，2000年4月。
财政资金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NextPage]
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NextPage]
参阅资料
⑴《清除对内开放隐性壁垒》。2002年4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⑵单继林：《基础设施改革：监管须免于政治影响》。2004年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⑶迟福林主编：《走入21世纪的中国基础领域改革》。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
⑷阿特金森(A刀tho叮B.^tkinson)、斯蒂格里茨(JosephE.Stiglitz)，((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⑸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一版。
⑹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
⑺哈耶克，194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⑻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⑼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第一版。
⑽金磅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⑾江小娟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一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张听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⒀张听竹，让•拉丰，安•易斯塔什，《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⒁浙江沪杭雨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编，《高速公路管理论文集(1997一2000)》，2001年3月版。
⒂交通部综合规划司，《2001年公路水路交通统计分析报告》。
⒃交通部，《中国交通发展规划》，2001年。
⒄刘明远，((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财政问题研究》，1998年12期。
⒅郭励弘，《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与国有资本运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0年第157号。
⒆吴庆，《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招标课题，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