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收入范文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1篇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劳动是广大群众生活收入的泉源，民众财富在劳动中不断地增长，如何让财富成为资本、成为收入的来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新课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民众财富得到迅速地增长，如何让这些财富成为广大群众收入之来源也就顺理成章了。也就是说，“财产性收入”不仅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之大势，也改变以往社会主义纯粹地完全以劳动为生活收入之来源的概念。

“十七大”报告不仅提出了“财产性收入”这个新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一个完整的论述。在这个论述中，收入分配的核心是，要完善和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中，先是以各种要素在市场中的贡献做整个分配制度的基础。突出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即并非以前所提倡的在“初次分配强调效率，而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这既与以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同，也与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不同。因为，就目前中国的要素市场的情况来看，其要素的公有性仍然占主导地位。

更有新意的地方是提出如何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原则，是“十七大”报告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最为重要的方面。该原则不仅重申按劳分配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中国实际情况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尽管随着三十年来中国改革，民众所持有的财产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缺陷，民众对一些人所持有财产的公平性一直十分质疑，而劳动力则不同，它不仅完全依附于个人身上，而且为绝大多数人所持有。这样，强调劳动在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也就体现了如何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分配原则下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

还有，由于在转轨经济的中国，资本等其他要素稀缺程度往往高于劳动力的稀缺程度，从而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如果能够提高劳动力在初次分配的比重，不仅可以改变目前这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在参与分配中的价格机制的曲扭，而且也能够让中国社会财富创造者分享到更多的经济改革成果。就这一点来说，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十分重要的，上述两个方面，是我们讨论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背景。如果脱离了这两个背景来看财产性收入增加，那么我们的政策取向就容易片面化。

因此，讨论财产性收入，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界定什么是财产？什么是财产性收入？一般来说，财产就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在这里，要让“财富”成为财产，成为资本，就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个人财富必须要有清楚产权界定，用法律方式把个人财富界定得清清楚楚。这样，社会的财富才能有清楚隶属关系，是谁或不是谁的。个人才有权利对其财富进行处置并得到法律保护而不被他人或其他组织所掠夺。

同时，个人要对其财富进行处置就必须要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如果没有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么个人至多只能感觉到拥有什么，但这些财富并不会产生收入，也不是资本。只有财富产权清楚界定，又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这样个人财富无论是进入或不进入市场交易，都能够成为财产或资本。比如说住房，通过按揭贷款就能够把个人未来收入转为当前的现金流收入。比如，如果个人拥有土地，也可以用它到银行抵押转换成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承担更多财富并成为获得收入的财产。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大家一直在强调法治，在强调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无论实质性财产还是金融资产，个人财产保护面临的缺陷很多。比如，在国内许多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城市居民的住房被强制性拆迁，大量农民的土地被政府所征用。而这些强制性拆迁与土地征用，由于居民及农民土地产权得不到清楚界定，从而他们的财产根本上就得不到保护，甚至于出现严重的掠夺。可以说，目前国内房地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把巨大的财富向少数人聚集，其实就是有人利用民众财富产权界定不清对这些没有保护好的广大群众的财富进行严重掠夺。

如果居民的财富不能够得到清楚的产权界定，那么他们要通过其财富获得财产性收入是不可能的。反之，他们的财富还可能成为他人掠夺的目标。特别是在金融资产对资产持有人不能够有专门的知识与能力让其保值增值时，这种掠夺随时都可能出现。比如，目前国内出现的负利率政策，就是通过一种对利率管制的方式对居民财富的掠夺。因此，产权清楚界定与保护，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出现，是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得的前提。

还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产基本上界定为公有，那么转轨经济过程中，不仅是个人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公有产权逐渐地私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种产权私人化过程中，如果没有一套公平公正的产权转化机制，那么个人财富增长也是相当不同，甚至于相差悬殊。因此，创造条件让广大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在于如何来清楚界定与保护产权，如何建立起有效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平公正的国有财产私人化的分配机制。可以说，在经济转轨中，如果国有财富的转化与分配机制不能够公平公正，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最初始的地方就存在严重分配不公，那么这不仅不能够为广大群众创造财产性收入创造，而且还会人为制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制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目前国内这方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即一些人利用手上的权力掠夺性或贪污性地先侵占国有财产后，他们通过这些财产使得其收入迅速增长，而且广大群众由于远离权力，其财产持有在整个财产占有的相对比重越来越少，其财产性收入自然也就越来越少。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2篇

专家告诉我们，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如今，国家从政策层面关注这项“财产性收入”，意义在哪里？

其一、让群众拥有资本收入对于当下中国发展的重要主题――和谐社会有着特别的意义。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贫富分化是一只拦路虎。如果贫富分化严重到一定程度，贫穷的群体改变生活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弱。如果他们只是通过简单的劳动，而不能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其他方式，那么他们可能会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通过劳动所得的收入不能转化为资本并升值，那么他们与投资人相比，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使国民在物质生活上逐步接近理想的状态，从而让他们在物质享受上得到更多的幸福感。这不仅需要促进国家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更要促使百姓在相互的对比中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国家看重居民投资事务，创造条件让百姓参与到经济发展当中，让百姓成为各项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让他们除了劳动报酬以外，还有机会得到经济事务总成果的分享，无疑是遏制贫富分化的途径之一。

其二、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七大提出的这个“创造条件”，涵盖了多方面的重要内容。这首先需要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包括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证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同时规定通过财产获得收入，只要正当，就应该得到保护。其次，国家要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包括市场的公平交易机制、抗风险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等；此外，完善相关市场的监管也是应当创造的重要条件，对投资者进行相应的风险教育，也是“创造条件”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国家势必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让老百姓能够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

其三、从总体上看，鼓励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路，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可谓一脉相承。而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上，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也有明显的意义。当人们普遍都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时，也意味着整个经济的消费结构处于比较合理的阶段。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拉动经济增长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内需，而中等收入阶层的存在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相反，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主要反映在高收入者收入的增加上，要拉动消费谈何容易？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又谈何容易？可见，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是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与均衡。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分析措施

自从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居民财产性收入已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尽管有学者认为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年收入比重较小，而且财产性收入结构不合理，来源渠道单一，但在不同的群体和区域，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巨大的。如薛玉琴认为，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在不同收入群体和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试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行比较分析。

一、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比较

1.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相比，在绝对数上有很大差距。如表所示，居民财产性收入最低的1997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3.61元，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则为124.39元；最高的2006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00.50元，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则达244.01元。观察表，只要粗略一算就可知道，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一直是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的两倍以上，差距最大的1997年甚至达到5倍多。

2.从增长速度看，自从2003年以来，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如2003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29.74%，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32.18%；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13.63%，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则高达26.49%。由上可见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加速增长的趋势，而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放缓。

3.从整个考察期来看，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波动小，增长更为稳定。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率波动较大，2000年增长率最高为42.76%，但在1997年却出现过44.56%的负增长，波动范围在-44.56%至42.76%之间，稳定性很弱。但近五年开始趋向稳定，波动范围在缩小。虽然在1997年到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相对小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甚至出现了几年的负增长，但波动幅度要比农民财产性收入小得多，波动范围在-24.14%至32.18%之间，增长更为稳定。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明显的，并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居民持有的财富量相差悬殊。

由于财产性收入是居民依据自己的财产性生产要素的投入而获得的非劳动性收入，因此，拥有越多，投入越多，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也就越多。所以财产量的悬殊既是贫富差距大的表现，同时也成了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赵人伟根据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我国居民财产分布很不平等的。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3%的财产，而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则仅有2.80%的财产，两者的比率为21.18：1。这个比率比农村或城市分别计算时都要高（农村为8.1：1；城市为18.55：1）。如果以拥有财产最多的10%的人口同拥有财产最少的10%的人口相比，那么，两者拥有财产的比率为60.89：1。这种巨大差距是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分不开的。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高于当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0.454。很显然，城乡巨大的财富差距会促成“马太效应”，在收入差距过大和财产差距过大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对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一些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这一体制造成一系列城乡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1）劳动就业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农民严格限制在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择业，城镇就业岗位主要安排城镇居民。这样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困难，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严重妨碍了土地的流转。（2）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以城市居民为中心，农村居民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城镇居民享受的失业保险、住房补贴、最低收人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因此，致使收入水平本来很低的农民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投资选择，抑制了农民的投资愿望，自动放弃或远离稍有风险的投资，进而影响到财产性收入的实现。（3）财政投资体制安排上的“城市偏向”。农村获得财政支付的项目主要限于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如交通、水利设施等），其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福利根本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这样，严重的影响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投资途径。最终扩大了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

3.农村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不健全限制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取。

首先，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不清，致使农村土地产权权能不全，农村土地流转的权益无保障。而我国《土地管理法》又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农民无自由处分土地的权利。由于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得土地产权在流转中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甚至导致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被侵害，随意侵吞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事时有发生。其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邮政储蓄、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共同参与。而农信社经营管理效率低下，金融服务功能明显减弱，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如保险、租赁等。因此，农民投资者不能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资金期限来决定自己的投资偏好，并最终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投资组合，导致投资渠道单一。可供其选择的投资品基本只有存款，而存款并非是其最优选择，收益率低下。

4.城乡居民整体素质差异。

单从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分布上来看，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之间文化素质有明显差别。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属城市常住人口的占12.8%，属县镇人口的占9.7%，而属乡村人口的占77.5%。也就是说，有超过3/4的文盲半文盲分布在农村地区。首先，农村居民整体素质不高导致他们的个人生产能力低，从而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和资本积累，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是大多数农民缺乏市场和投资意识，也很难掌握收益率较高的风险性投资的技术，也不具备作出风险分散决策的能力，结果导致盲目投资或不敢投资。因而当城镇居民很快获得股息、红利等风险性财产收入时，农村居民则可望而不可及，从而助长了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采取积极措施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1.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转变投资观念。

首先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要切实办好农村中小学，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彻底扫除青壮年文盲。同时建议在初中阶段根据学校、当地实际情况开设经济学基础课程作为一门选修课，向农村学生渗透经济学思想，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经济意识和头脑。其次要加强中高等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其他类型的继续教育。在这一阶段的课程设置上，所有专业都可以尝试适当开设经济学、投资学课程，提高他们的经济分析能力，让他们掌握一套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投资技术，彻底转变保守落后的投资观念。同时，也可减少投资的盲目性，敢于和善于参与风险性投资，增加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

2.增加农民财产性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夯实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

首先，应从整体上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努力使农民增加劳动报酬收入，创造条件获得经营性收入，对贫困农民适当加大转移性支付使其获得更多的转移性收入，最终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增大财产性生产要素的存量，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其次，减少农民数量。我国农民人均耕地等农业自然资源少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农民基数太大。很明显，在农业自然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农民越多，人均可支配的农业自然资源量越少。而农民人均可支配的农业自然资源量越少，农民越难从中获得财产性收入，这是必然的逻辑。因此，提高城镇化水平，使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大幅度减少农民数量，使农民人均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增多，为获得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3.扫除制度障碍，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进行体制创新，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拓宽投资渠道。首先，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从法律上理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关系，完善农民土地的征占补偿机制，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让农民从土地的出让、转让中得到财产性收入。其次，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水土资源环境，使土地资本迅速升值。再次，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拓展其业务种类，丰富金融产品，增加专为农民的金融理财服务，让更多的农民也能拥有财产性收入。同时，充分发挥农信社的作用，把农信社从原来的合作制改为股份制的金融机构，引导、鼓励、支持农民投资入股。另外，人民银行要发挥监督职能，禁止极少数大股东操控，保护好小农民股东和储户的利益。最后，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一个内容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彻底改变农民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局面。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使其敢于参与风险相对较大、收益率更高的投资入股，从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财产性收入。

4.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缩小城乡差距。

首先，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应大力营造机会平等即起点公平的社会环境。加快落后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形成经济发展——财富丰厚——财产性收入增多——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其次，在再分配领域，国家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如通过合理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各种财产税调节高收入者收入、通过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村低收入者收入，运用法律手段取缔非法收入，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的目标。最后，在第三次分配中，政府要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富人捐资帮助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并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进行恰当的管理，真正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彦艳,丁志卿.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几个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11):6.

[2]薛玉琴.增加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对策[J].经济纵横,*(12):16-17.

[3]赵人伟.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和渐进改革——纪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20周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5):10．

[4]杨强.从城乡不同的制度安排看城乡收入差距[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8-19．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初次分配；投资渠道；投资环境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七大创新性的提法需要我们正确地去理解财产性收入的定义及其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提高群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这样才能正确地贯彻十七大的精神。

一、对财产性收入的解读

统计局的有关专家将财产性收入定义为：“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对财产性收入的定义可以结合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去理解。财产性收入可以定义为利用财产权获取的经济利益。按《民法通则》，我国公民享有的财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还有知识产权。财产按其拥有主体可以分为：国家财产、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和公民个人的财产。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尽管增加国家的财产性收入与增加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间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显然是指让更多的公民个人利用其财产获取经济利益。利用法律允许的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构成这里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包括公民个人利用其合法收入进行各种投资所获取的报酬，通过房屋出租获取的租金收入，通过储蓄获取的利息收入，通过文物收藏获取的价值增值，通过债权的执行取得的收益，利用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等。

二、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背景及原因分析

（一）背景

贫富差距扩大。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最近几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居民之间、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呈拉大态势，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基尼系数为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属于“差距偏大”的情况。中国有必要防范像一些拉美国家一样出现因为贫富悬殊过大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有效遏制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重视的。政府已致力于通过分配关系的改善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在十七大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举措，与提出的其他举措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转移支付”等，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二）财产性收入正加速增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要素的地位正逐步提高，其中的一方面表现即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快速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 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上年增长19.7%，2006年则比上年增长26.5%。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将是未来若干年的一个趋势。由于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权重快速增加，因此提高广大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见，随着资本要素地位的逐步提高，未来的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形成原因将来自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的话，我国的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三）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按统计口径分成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项主要收入。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中最主要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约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左右，其他三项收入依次是转移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四项收入中的比重最低。

三、提高财产性收入的问题与对策

（一）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进一步提高

拥有财产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如果没有财产，那么财产性收入便无从谈起。所以要提高群众的财产性收入，首先要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让群众拥有更多财产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为劳动报酬是目前广大群众获得财产的根源及最主要的途径。初次分配是各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按市场效益原则所得到的各自的报酬。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生存竞争激烈，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这可以用以下数据证明：我国从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为30.5％，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另据统计，2000年至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3％，这也能说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方面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在劳动报酬增加的前提下，民众的财产将会随之增加，财产性收入才可能增加。

（二）投资渠道尚待拓宽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供广大民众投资的渠道还比较单一，主要的投资渠道包括银行存款、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最普及的传统方式是将钱存入银行获取利息，但这种方式获取的财产性收入并不高，由于物价上涨较快的缘故，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存款利息甚至抵不上物价的上涨，直至现在，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还是负利率。除了银行存款和购买债券之外，还有一种日益普及的投资方式是在股票市场进行股票投资。2006年以来的牛市行情使我国的股票开户数大幅上升，股票投资成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一条重要渠道。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计月报显示，截至2007年12月，包括A股、B股、基金账户在内，累计账户总数有7130.54万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统计月报则显示，截至2007年12月，包括A股、B股账户在内，累计账户总数有6840.08万户。虽然股市火爆的行情为股民带来了一定的收益，但这种收益是不稳定的，当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的1180.96点翻了5倍涨到2007年10月的6124.04时，也还是有一定比例的股民是亏钱的。股指从2007年10月份达到最高点后，一路下探，目前跌幅已接近30%，广大散户非但未赚到财产性收入，反倒亏进去很多。由于我国股市长期以来形成的投机气氛比较浓，长线投资的意识比较淡，股价的涨跌幅度很大，风险很高。因此，目前想让广大民众通过股票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拓宽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投资渠道，除了需要大力发展金融证券业、保险业，发展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大力发展投资业务，通过委托投资机构进行投资，间接地拓宽普通群众的投资渠道。在民间资本雄厚的地区，民间投资行为频繁，但在程序上往往形式简单，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投资者出资容易回笼难。若委托投资机构进行投资，通过投资契约机制的合理设计，规范投资行为，则可以使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具有法律保障。投资人在法源上是代表投资者利益的。

（三）需要构建稳定的投资市场环境

为了能让广大群众通过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基金投资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很重要的。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稳定股市，二是抑制通货膨胀。股票投资和基金投资有较大的正相关关系，为了使通过股票投资和基金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股市的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广大群众是很难从一个大起大落的股市获取财产性收入的。

1、创建相对稳定的股票投资环境。（1）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稳定的财产性收入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作保障，通过股票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需要有规范化的股票投资市场，我国股票市场投机气氛比较浓，为了博取差价，不断有不良居心的人形形的虚假信息，以牟取利益。当股价出现异常，监管层出手干预时，股价往往应声下跌，而此时始作俑者却已抽身脱逃，套牢的大多是普通的散户。对于由于虚假信息而给投资者造成重大的损失事件，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相应的赔偿条款，对法律责任的追究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虚假信息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了可能承担的成本，这给别有用心的人增添了在股市兴风作浪的动力。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使股票投资成为获取财产性收入的真正渠道，有必要在《证券法》中增加民事赔偿条款，建立能够有效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共同诉讼制度，使得凡是采取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违法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民事责任。（2）基金的发行需要平衡资金的供求关系。基金由专家理财，实行专业化的管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的专业门槛，能创造条件让普通投资者轻易进入证券投资市场。而且基金的资产分布多元化，有效分散了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因此，基金投资不失为获取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股票型基金的走势与股票价格的走势是正相关的，广大投资者通过基金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证券市场为前提。反过来，基金的发行为证券市场注入了资金，对股市有着比较强的影响。近一年来，我国基金规模先是盲目扩张，而后是停止发行，再到开闸救市，基金的发行缺乏稳定性和长远性的安排，整个过程给人忙乱应急的印象，市场的大幅波动一定程度上与基金发行缺乏预期性和科学性相关。（3）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行连续稳定的股利政策。除了市场价格整体波动水平比较平稳之外，稳定的股市另一个含义是要求上市公司有稳定的股利发放，这才是从股票投资中能获得的财产性收入的可靠来源。但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不分配股利的现象严重，支付股利的公司普遍存在股利分配方式多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则普遍存在股利支付率偏低的现象。用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市价相比得到的股利收益率，反映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形式所获得的投资回报率的高低。通过对1999年到2006年的数据统计计算后，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平均股利支付率仅为1.5%左右。低股利发放的事实助长了股市的投机气氛，人们将股票投资的重心放在获取价差上而不是放在获取股利上。若要创建稳定的市场，让广大投资者通过股利形式获取财产性收入，必须改变这种现状，使盈利的上市公司发放连续稳定的股利，从而在市场中形成良好的投资氛围。而要让上市公司发放连续稳定的较高的现金股利，提高其盈利能力是关键所在，因而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对于在上市公司中推行连续稳定的股利政策，保障广大投资者获取股利形式的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2、抑制通货膨胀，创建良好的债券投资环境。债券投资流动性强，收益比较稳定，投资风险相对于股票投资较小，而其利息收入较银行存款又较高，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的普通群众而言，债券投资无疑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投资方式。因此，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公司债券，是扩大群众财产性收入的一项可行措施。2007年全年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8432亿元，而同期只发行企业（公司）债券1821亿元，显然企业债券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当然，债券投资也有它的缺陷，其中影响财产性收入获取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债券投资有较大的购买力风险，如果投资期间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则本金和利息的实际购买力会受到较大的侵蚀。例如，2007年9月平价发行公司债2007长电债（证券代码：122000）票面利率为5.35%，而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2008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7.1%，如果物价上涨的势头不能控制的话，那么购买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的财产性收入将是负的。因此，在发展债券市场的时候，还需要尽力控制通货

膨胀。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6[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郭松民.《证券法》的缺陷[J].记者观察,2007(7).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5篇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有的经济学家把它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费雪甚至认为：“收入是经济学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他把收入定义为“一连串的事件”，即“由资产提供的服务”，张五常对此解释道：“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

但是费雪观点的核心在于引入“产权”概念，科斯认为“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资产是“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资产的价值无非是作为收入源泉的价值，资产的现值是把预期的资产收入折现而成的”，当对财产实施了产权的认定才能定义为资产，“资产的权利界定（产权）影响产出的市值，而产出的市值，又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何去何从，财产权利怎样界定，始终是关键的、基础性的事件”。但是资产无法直接形成收入，“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存量，而资本不过是资产的市场现值。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方为资本。

这种财产所有权以及由此产生收入的思想传承已久，从古典经济学派到边际学派，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认识到了财产、财产所有权与收入之间存在的联系。萨缪尔森甚至认为：“收入差别最重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的个人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财产所有制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的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训练、机会和健康等。”

社会个体以其财产为基础，实施了产权的界定后，财产成为了资产，社会个体将资产的一束财产权中的一项或几项在产权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的权利租金即是收入，这个收入，就是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可见，财产性收入是“收入――财产――（资产）――资本――收入”的一连串循环的事件。

二、从收入到收入的循环

（一）收入形成财产 收入既是各个社会主体按照法律赋予的分配依据获取的分配结果，也是各个社会主体在既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经济基础。没有收入，分配原则与分配依据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收入，就没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索取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进行。起初的收入形成财产，主要是指社会个体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也称之为国民收入分配。从理论上说，国民收入分配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生产部门和生产型劳务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首先在本部门内通过初次分配被分解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和剩余产品两部分。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是企业职工的工资。而剩余产品部分又分为企业纯收入（即企业利润）和国家纯收入（企业上缴利润或税收）两部分。国民收入经初次分配后形成生产劳动者收入、企业纯收入和国家纯收入；二是政府作为调控主题将以财政或投资等形式通过对国家纯收入的再分配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

公平与效率是国民收入分配两个层次的不同取向，初次分配更倾向于效率，而再分配则更倾向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在初次分配中，适度的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若收入分配的差别过大，既有悖于社会公平，也同样损害市场效率，因此必须由政府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节，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必然会对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初次分配来说，国民收入（居民部门收入）当然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成相对作用，如果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相对增多，必将挤占国民收入，相反亦然；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仅考验了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程度，也将对国民收入的最终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可以适当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决定了居民财产积累程度，如果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呈现快速增长状态，而居民收入将被“税收和利润所侵蚀”，这将直接导致居民财产的停滞甚至缩水。

（二）财产形成资本 产权，即财产权利，“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正如“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权利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最基本的权利是使用、收益和交易。任一财产均具有一束产权，可以分别行使。选择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数，而在权利的选择成为了产权兴起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实现多项选择的情况下，产权才能真正实现，正是因为选择的兴起，才能形成多种多样化的经济模式。财产通过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

（1）客观层面上，财产资本化反映出一国普遍私有产权保障程度，以及普遍社会个体主张财产权利的难易程度，这些主要通过对普遍私有产权保障的法治进程体现。首先，是宪法的保护，比较我国的历次宪法会发现，1982年前的两部宪法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承认仅限于生活资料范围，1982年宪法承认了公民生活资料之外的“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一个开始弱化意识形态的信号，其后每次修改都涉及了私有财产权的修改，这也牵扯到“私有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其次，是民法和各个单行法的保护，就一些共同性的，基本性的内容来进行保护，完善有效保护财产权的法律体系。建立合法的财产保护制度，让公民能够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其三，是对普遍私有财产权侵犯后的充分合理的保护和救济。

（2）主观层面上，“无恒能者无恒产”，财产资本化反映出社会个体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在现代经济理论看来，居民经济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财产通过资产转化为资本行为只不过是获取最大消费效用的中间过程，因而要服从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最终准则。按照这个准则，居民财产的资本化应该体现三个目的：一是平滑消费。消费效用最大化要求消费者在一生中平衡分配其所能占有的资源。也就是说，为了追求终生的最大效用，消费者应该尽量使消费平滑化。由于经济运行、社会生产、社会个体的生命经历以及收入都具有周期性，总是在萧条与繁荣的交替中向前发展，其与消费平滑化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财产资本化来解决。即在收入高的年份进行储蓄以备未来之用，在无收入或者收入降低的年份通过借贷消费或动用储蓄以实现消费的平滑。二是资产增值。在现实经济中，资本表现为多重形式，不同的资本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人们在实际选择中，总是权衡利弊，寻求预期收益最大的品种，在经济学中，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某一特定物品来说，居民更偏好于今天的消费而不是明天。因而，居民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而选择财产资本化的时候，必然要求财产具有最大的增值能力，以确保未来带来的效用至少不低于现期消费带来的效用。三是预防风险。如退休后收入水平的降低之类的可预期风险，以及如突发疾病，财产被盗等无法预期之风险，社会个体的财产资本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

（三）资本产生收入 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也是资产的市场现值，资本的财产权利的选择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的，任一商品的一束产权中的某项权利可以商品化，或以此项权利为资本，进入消费和财富增殖环节，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这正是经济学中的所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即称之为“租”，或者“经济租”。权利通过市场的交易产生权利租金，财产产权通过市场的交易产生财产权利租金，这个过程就是如同社会主体将其资本，无论流量资本或是存量资本，投放在市场之中，交易的是流量或存量资本的某项或某几项权利，获得的收入即称之为财产性收入，而这个收入，也正是财产权利租金。资本产生收入的核心是“资本、市场和信息”三个重要因素。

（1）对资本而言，需以社会个体拥有的合法资本为参与基础。合法资本不能只局限为社会个体拥有的自有财产转化为的资本，还应该包括通过借贷、接受赠予等各类方式获得的资本。在以借贷方式形成的资本中，社会个体作为借贷方，承担了获得财产的使用权而形成资本，同时为了行使使用权而付出成本（利息），希望能够将这些资本在交易市场中获得收入，当收入大于付出成本，则获得正收益，而当收入小于付出成本，则获得负收益。此外，非法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当然也不能凭借非法财产来获得法律保障的收入，非法财产也不可能成为社会收入政策的着眼点，因为非法财产的持有人没有受法律保障的相应财产权利，只要持有非法财产的情形被发现，就应当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即使持有合法财产，如果运用非法方式来取得收入，其收入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对市场而言，为特定权利交易市场。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权利交易市场比较狭义，只是认为是银行的商业储蓄市场――获得利息，股票市场――股息、红利、买卖差价，外汇市场――获取差价利润，期货市场――通过做多或做空获取利润，房屋买卖市场――获得差价利润，房屋租赁市场――获得租金。以上的市场都是社会个体将流量资本或存量资本中的某一项权利（使用权、收益权或交易权）在市场中交易，获取收入。任何一个类似的权利交易市场，都可以成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中介市场，称之为金融市场和类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资金供求双方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调节资金盈余的交易市场。类金融市场是指除金融市场以外的以特定商品权利为标的的交易市场。如19世纪的荷兰郁金花市场、如今的花市、古董市场、旧货市场、书画市场、钱币市场、租房市场、二手车市场、二手房市场等，均是人们自发组合形成（或是政府组织规范）的一个中介市场，在此市场中，任何特定商品都可以成为投资产品，社会主体一般以流量资本形式参与，通过低买高卖，获取利润。

（3）对信息而言，有效信息是重要参考。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是对人类社会而言，各种可资利用的信息汇聚。社会个体参与到权利交易市场中，大多采取“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利润，而决策“买卖”的重要依据是社会主体所能搜集到的各类信息。社会主体所搜集的信息资源多种多样，真假难辨，无法准确辨析信息是否有效，唯一的验证结果是将此种信息资源放入市场中实施考验和比较，如果符合市场发展趋势，则评估为有效，如果不符合市场发展趋势，则评估为无效，对于财产性收入中涉及的信息资源，称之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正是因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的存在，才能使得投资者对市场作出正确或者错误的判定，从而得到不同的财产性收入结果。市场信息具有时效性，在时效内，越早越多知道有效信息的社会主体，能够获取更大的利润。市场越规范，有效信息的公开性越高，风险越小，利润越少，市场越不规范，有效信息的公开性越低，风险越大，利润越高。内幕信息等形成了信息的扭曲，构成了内幕交易，导致了财产性收入的扭曲。

和其他类型的收入不同，社会个体一般将会把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再次投入到交易市场之中，以其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样，就完成了收入到收入的循环，并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三、财产性收入的扭曲与规范

（一）财产性收入的扭曲 正是因为财产性收入是一连串循环的事件，因此但凡在一个节点上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滚雪球，通过不断的循环导致问题越滚越多，越来越厉害；另一种情况是坏死，致使环节的停滞并最终导致财产性收入循环的阻断。这两种情况都将造成财产性收入的扭曲。财产性收入的扭曲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产权扭曲，一类是基于因素扭曲。

（1）基于产权扭曲是指从权力对权利挤占的角度出发，通过公共权力而实现的公共产权挤占私有产权、特定私有产权挤占公共产权和普遍私有产权的结果，造成寻租机会主义，导致权力租金挤占权利租金、公共产权租金挤占私有产权租金、特定私有产权租金挤占公共产权租金和普遍私有产权租金的结果。尤其是资本、市场和信息三种因素在产权扭曲的基础上所实施的自动组合配置，通过这种组合配置，实现了“分工”原理，在一系列的权力配置之中，不同的权力负责不同的区域，并将寻租的潜能和效能发挥到最大。

（2）基于因素扭曲则是指在产权归属正常情况下，因为资本、市场、信息这三类信息中个体因素出现的扭曲而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形成的扭曲。因素扭曲有可能是单个因素出现的扭曲而造成的结果的扭曲，也可能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三种因素的组合配置所造成的结果的扭曲。对于私有产权保障措施有力的西方国家来说，产权扭曲问题已经获得了较好的解决，但仍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再如目前国内争议较多的民间资本问题等。

（二）财产性收入的规范 对照财产性收入扭曲的情况和种类，可以提出规范财产性收入的各类方案，包括：建设保障普遍私有产权的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化解租金挤占行为；改善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力度，确保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社会个体倾斜；规范民间资本流动；抓紧建设高效稳定的金融和类金融市场体系的；规范信息传导机制；完善财产性收入课税体系，加强居民理财教育等。

参考文献：

［1］欧文、费雪：《利息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拍译文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周其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4］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5］Milton Friedman 1962 Price Theory，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6篇

人们常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曾是中国农民追求的最高境界。土地与农民如此息息相关，谈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土地是绕不开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土地仅仅是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存在，却忽略了土地其实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和资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就包括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财产权、集体资产收益股权。如何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切实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事实上，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曾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现实是，在增加财产性收入上，无论城乡都呈现出增速慢、比重低的现状，尤其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左右。

在这样的现状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被认为潜力巨大，值得期待，但同时也是困难重重、阻碍多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推进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尽管方向明确，但通过探索试点变成经验制度，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受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定，农民的财产权利在放活上有着现实难以逾越的障碍。

去年9月，四川推开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试点，选择了15个县作为试点县，旨在探索建立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改造为载体，以盘活资源为核心的农民财产性收入新机制，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和农村房屋使用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等方面的收入。成都凭借在统筹城乡改革试点中，农村各类权利确权颁证工作打下的坚实基础，占了4个试点名额。

试点刚刚推开不久，要谈成效还为时尚早。但各地所呈现出的审慎态度和不同的侧重点，让人对试点的成果充满期待。本期，我们实地采访了3个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上已探索了一些成功经验的试点县，其中，温江、崇州早已完成确权颁证工作，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上各有“招数”，隆昌县则代表了我省丘陵地区的县（市），正在完善基础工作，并凭借自身特色带动了农民土地、房屋的收益，从而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7篇

第一，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首要一点就是通过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实现。收入和财富是一个存量和流量的关系。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是由收入转化而来的。过去中国人的那一点收入只够温饱，没有什么积蓄。现在中国有个说法叫中等收入者阶层，国外叫中产阶级，开始有财可理了。我们中国要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因为我们希望2020年达到中产阶层起始点的家庭占到我们国家的多数，未来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会面临着有财可理的局面。真正能够进入中产阶层，首先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补偿过去历史上我们长期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情况，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收入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去年和今年我们有一部分的居民已经做到这一点。今年l到9月份，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增长是8％到9％。十七大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增加收入的战略部署，未来逐步实现，这是有望可及的。

建立合法财产保护制度

第二，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证，就是要建立合法财产的保护制度。随着我国《物权法》开始实施，目前我国还缺乏一个制度，就是理清哪些是合法财产、哪些是非法财产。按照国外的经验，只有申报的，而且讲得清楚你是合法来源的财产才应受法律保护。所以阳光法案是治理腐败的最重要的保证。随着我国治理腐败力度越来越大，《物权法》出来以后，相关的法律制度应该有。老百姓觉得我把财产留在中国、我来好好打理它，是有非常好的法律保障的，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基础。

保持物价长期稳定

第三，要想保护老百姓财产收入，必须要保持物价的长期稳定。通货膨胀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是剥夺老百姓财产的最大危害。很多人多年的积蓄，最后一场高通货膨胀，甚至到了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积蓄一下就没了。

防止资产价格大起大落

第四，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查处保证资产稳定的趋势，防止资产价格在短期内大起大落。历史上的经验证明，在一个大起大落的市场中，只有少数人赚钱，大起大落的资产价格，这样的一个市场是少数人洗劫多数人的过程。

我们很多人现在对大起很重视，因为经济规律的展开需要一定的时间，你只是经历了一段，你只是欢欣雀跃，但是你不要忘记下落的那段。回头我们说，当一个经济周期完整地走完以后，你会发现市场永远只让少数人赚钱，尤其是在大起大落的市场中。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完全走过熊市、牛市的过程。很多老股民对股市中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所以，不要对自己挣了很多钱欢呼雀跃，你没有从这个市场退出来，这个钱就不是你的。我们一定要保持长期资产价格的稳定趋势，在一个缓慢的行情中，才会使大多数人获得利益。这是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换来的一个规律和经验。

防止汇率大起大落

第五，要保持长期汇率的稳步升值趋势，并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汇率的大起大落是外国少数投机者洗劫中国财富的一种手段、一个战场。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不少国家在一夜之间人均收入退到了15年前，因为如果用美元计价的话，就倒退15年，很多东西不值钱。所以，汇率绝对不能允许它大幅度升值或贬值，这是对老百姓财富的大洗劫。对中国来讲这是很重要的。

拓宽创业投资渠道

第六，要拓宽理财渠道。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的理财渠道仍然非常狭窄。保险是非常好的一种理财方式。我们现在中国的汇率没有个性化的设置，国外都是设置以后，我就存38天，这38天我不提前支取，这38天我不支取的话是一个利率。更重要的是，钱生钱的最重要的渠道还不是我们把钱交给别人打理，更重要的、更积极的渠道就是创业投资。创业投资有高风险也有高收益，它是成就一个人最重要的渠道，你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个国家要讲和谐社会，有一个教训，只让他奔着钱去，这个财反而往往理不到。把理财作为自己的目的之一，通过理财获得人生的另外一个更高的价值，这样的人往往更有平常心，这样理财更好。求之心切是理财的大忌。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8篇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在中国证券报社工作的学生赠送给我的一份报纸。也巧了，正好赶上中国股市“连猪都飞起来了”的大牛市。据说连大妈们跳广场舞的时间都有了调整，甚至有人戏称“大妈弃舞从股”，毕竟，真金白银比广场舞重要。而面对收发室师傅的问题，我想都不想地告诉他：“最好别碰那玩意儿，别光看人家赚钱，赔钱那会儿你怎么不看？”说这话的口气有些狠，但依据很简单：对那些孩子上学的费用都要从自己可怜巴巴的千把块钱中出的工薪阶层而言，面对诱惑，一定不要先找门道，而是明白风险，甚至是凶险！

记得十多年前“厚报时代”甚嚣尘上时，厚得有理，越来越厚，曾让不少人深信不疑。百度百科对“厚报时代”的解释是：中国报业历史发展的一次飞跃，中国平面媒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象征，2003年中国报业进入“厚报时代”。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报纸加入厚报的行列，新资金对报纸的支持，首先在厚度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充分展现了出来。此后，中国的报纸成为新鲜肉类之后第二个遭受注水之害的事物。

显然，这样的词条注解谈不上规范和理性，至少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遭受注水之害”这样的话语怎么看都不像是学术用语。更令人尴尬的是，现在报纸却越来越薄了，甚至越来越窄了，更有甚者不见了。以我有限的新闻史知识，《申报》在上个世纪30年代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1931年元旦的报纸厚达48个对开大版，创历史纪录。这家名牌报纸后来越来越薄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带来的内忧外患，而十多年前我国报业昙花一现的“厚报”如今变薄则是大家的亲历。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报业冬天”一语成谶，好多年过去了，还没听说报业春天的来临，这真正有谈“厚”色变的感觉。《中国证券报》一报独厚，得天独厚，这个“天”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资本的活力，还有它作为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指定媒体的“地利”优势。除此之外，我们不能不提到“财产性收入”。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曾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所谓“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土地、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但这里最关键的是进行投资而获得的收入，通俗地说，财产性收入就是人们通过投资理财而获得的收入。这里，还是让我们结合报纸的厚与薄来略做分析。

当年，“厚报”之所以“厚”是房地产广告占了不小的比重，而房子恰恰是中国绝大多数百姓最大的财产。如果十年前因“厚报”而买了房子的人如今回报丰厚，那最多不过是歪打正着。今天如果冲着最厚的报纸杀向股市，则万万要不得。现在，每当看到电视里因股市大涨又回到黄金时段的财经栏目时，总有一种隐约的担忧：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财产性收入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富积累；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01107

一、文献综述

经过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剩余资金和财富总量迅速增加，财富存在的形态日趋多样化，这些资金的走向和财富存量的配置逐步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的统计，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60，2001年扩大到0.447，至2007年则进一步扩大到了0.469，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后果引起了广泛关注，迅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成为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反复强调的重点问题之一。

从2007年财产性收入概念首次进入党代会文件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1年提出“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2012年提出“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

在我国对居民财产性收入有统计数据的二十余年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199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15.600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030%；2011年，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双增的情况下，人均财产性收入为648.970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了2.976%，即便是最低收入人群，其财产性收入也实现了倍增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可见，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比重上看，我国城镇居民获取的财产性收入均呈现增加趋势。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总量偏少、占收入比重偏低，仍有较大提高空间。白重恩和钱振杰[2]、何磊和王宇鹏[3]的研究发现，我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居民收入和财富积累的同步增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大幅落后于企业和政府部门，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4]、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5]、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6]的研究发现，由于财富占有上的差异，

2010 年，我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达5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040%，但其财富占全国的比重达24.000%（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如果将可投资资产降低到600万元人民币，高净值人士数量达121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093%，但其财富占比却高达43.500%（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2011）。普通居民特别是中等及中下收入居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较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有限，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和金融抑制影响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居民民生支出的大幅增加、民生集合基金（如社会保险基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的低水平管理和运行，降低了居民消费预期和社会总消费的增长，长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民众福祉的改善。在人口老龄化压力日益严峻的条件下，如何让更多居民的财产存量获取收益，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日显重要。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结合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两个方面有所贡献：（1）从理论角度阐释收入分配差距对财富积累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机制；（2）利用我国2000—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检验，得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建立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讨论收入分配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机制；第四和第五部分利用我国2000-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作为附着在财产上固有的收益权，财产性收入是按要素分配的重要体现。国际文献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主要包括：（1）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和周期性波动。（2）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Leven[2]将居民的不同收入来源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与其他收入相比，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表现出了起步晚、增长快的特点。Creamer和Bernstein[3]研究了股息和红利、利息与资本利得或损失周期性变动，发现由于决策过程和支付时滞等方面的原因，居民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但利息和资本利得或损失则体现出较强的顺商业周期特征。Paul[4]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分析了收入来源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发现居民收入越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但程度上低于工资薪金所得和营业性收入的影响。Matti[5]结合欧盟居民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EU-SILC，EU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对财产性收入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比较了12个欧盟成员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状况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不同国家获取财产性收入居民的比重和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及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国家，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居民的比重高达98%、99%和80%，但葡萄牙、爱尔兰和爱沙尼亚等国，该比例则分别只有17%、18%和6%。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最高的欧盟成员国为挪威、芬兰和希腊，分别达到了10%、9%和5%，最低的为爱沙尼亚，只有1%。这些差异也造成了财产性收入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Bogart[6]考察了英国17世纪末期公路法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发现该法的制定及收费公路信托基金的设立激发了居民参与收费公路建设和维护的积极性，并直接导致1690—1815年间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了20%以上，也是同期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2007年财产性收入概念首次进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以来，国内理论和实务界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现状和提升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诠释。方和荣[7]认为，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贯彻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制度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促进民生和维护公平正义，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刘江会和唐东波[8]的研究发现，财产性收入不仅涉及到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长，而且在长期内与经济增长、市场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金融财产性收入和房屋出租占据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的80%以上。陈建东等[9]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他们的结论，即尽管财产性收入占我国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较低，但近年来增长迅速，逐步成为居民新的收入增长点；在财产性收入来源上，房屋租金贡献率超过了50%，投资性收入（包括股息、红利和利息等）也是重要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在对影响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中，宏观经济发展因素（如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安排和投资市场发展等）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较大，而个人因素（如文化程度、行业和就业状况等）对其财产性收入缺乏显著相关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2009）。余劲松[10]实证研究了城镇居民股市参与广度和深度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发现尽管我国股市存在不规范性和投机性，但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做出了显著的正面贡献。

在关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部分学者着手研究居民财产性收入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范从来和董书辉[11]利用美国的数据讨论了居民财产性收入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认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变动反映了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化和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性。Liang [12]关注了我国的金融改革、财产性收入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潜在影响，认为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从一个侧面为金融改革提供了支持，但可能会加剧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韩德胜[13]认为，财产性收入增加有可能会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出现，原因在于财产性收入的分布中，富人往往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结果会有助于他们积累更多的财产，这些财产又会贡献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如此循环，将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过，祝福恩和王丽英[14]指出，该“马太效应”的产生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财产性收入内部的差距大于居民总收入的差距，如果现实经济中财产性收入内部差距小于总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相反有助于居民实现增收，部分地平抑贫富差距。对此，Hong等[15]指出，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可以朝向有利于增加公众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向发展，以社保基金是否应该进入股票市场为例，如果由于信息、知识或者其他摩擦性因素阻碍了人们对理财手段的运用，则政府可以将部分社会保险税收入投放到股票市场以帮助居民进行投资，实现收入的增长。美国401（K）计划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结合这个背景，本文将系统分析收入分配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我国 2000—2009 年官方统计数据系统对主要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二、收入分配差距、财富积累与财产性收入：研究假说的提出

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收入差距如何影响财富积累进而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假定：

（1）将一个社会居民分为高收入居民H和低收入居民L两类群体，社会的总收入为Y，H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α，L占社会收入的比重为

（2）税收只满足公共支出需要，不涉及转移支付。

（1）和式（2）可以看出，随着高收入居民占收入比重α的增加，整个社会税收的总额呈现增加的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则随α的增加而减少，即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分别导致了整体税收的增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其次，考虑消费。结合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将消费函数设定为：其中，为自主性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c

可见，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导致社会整体财富积累减少。结合式（2）和式（3），由于差异税率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减少了全社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居民财富积累；同时，全社会居民的整体消费也随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减少。考虑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消费的减少小于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因而整个社会财富积累将减少。因此，在不考虑不同收入群体理财能力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负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研究假说：在不考虑不同收入群体理财能力的情况下，由于差异税率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差距与居民财产性收入负相关。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与变量

城镇居民税收负担变量，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之比。直观上该变量最好采用城镇居民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来衡量，但由于数据的完整性和我国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DN来代表居民的税收负担水平，两者之间的差额代表居民的税费负担。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率（CONRATE），在量上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结合陈建东等[9]和余劲松[10]对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的相关研究，笔者选取控制变量如下：（1）商品住宅相对价格（REAP），为地方商品房住宅成交均价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房产增值和房屋租金增加是近年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影响不仅体现为价格上涨而带来房产增值，而且在住宅价格越高的地区，通常伴随更高的经济活跃度和更多的劳动力流入，拥有房产城镇居民房屋出租收入也会增加；不过反过来，房价越高，购房者特别是刚需购买者按揭贷款利息支出也相应增加，也会导致财产性收入的减少。（2）城镇居民人均股票成交金额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STV）。进入21世纪以来，股票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城镇居民理财的一个常规手段，该指标反映了地区城镇居民股票交易的深度，该比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居民投入股市的金额越大或者交易越活跃，居民股市参与程度越深。（3）保险深度指标（IP），为地区保费收入与GDP之比，反映保险业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地区居民对保险作为一种理财手段的使用情况。（4）城镇居民净储蓄率（NSR），为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增加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二）数据说明

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中，财产性收入、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居民可支配收入三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股票交易金额地区分布来源于历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年鉴》；城镇居民储蓄增加额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用于计算各地区基尼系数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各地区保费收入占GDP比重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最终收集到2000—2009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用于实证检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数=300）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讨论

本文在进行回归时关注了两个问题：（1）解释变量GINI的内生性。根据范从来和董书辉[11]、Liang[12]，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收入差距可能通过税收和消费途径影响财产性收入，但富有阶层通常在财富积累和理财能力上优于中下收入阶层，这种差异会导致财产性收入内部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差距。（2）模型设定。目前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证研究缺乏广为接受的分析框架，本文计量模型的设定不可避免地存在重要解释变量缺省问题，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结论的说服力。为克服上述困难，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的建议，本文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阵法（GMM）对式（5）和式（6）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一）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影响的总体效应检验

表2中的结果显示，Sargan检验没有拒绝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过渡识别约束条件的零假设，AR（2）检验结果也没有拒绝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零假设。

表2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GMM回归结果

总体来说，实证检验结果较好地支持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GINI系数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总体为负，5%水平下显著（列2和列5），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GINI系数每增加0.01，财产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减少约0.02个百分点。（2）DN对财产性收入的估计符号为正，10%水平下显著（列3和列5），该指标体现的是居民所得税负担，DN值越大，居民所得税负担越轻，则可支配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越高。该值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约0.023个百分点。（3）最终消费率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1%水平下显著为正（列4和列5），表明最终消费率越高，居民获取的财产性收入也越多。该结论与前文的理论判断并不吻合。对该结论的出现，本文判断消费率的高低可能更多体现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消费率更高的地区，聚集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展现出更好的经济活力，从而为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

表2各方程中，控制变量的影响如下：（1）多数方程中，房价收入比指标REAP的系数为负，1%水平下显著，表明房产相对价格的上涨对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抑制作用。该结论丰富和扩展了既有的研究，并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基本吻合。自1998年住宅商品化改革以来，房价上涨过快已经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一方面，它形成了同期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城区改造拆迁补偿、既有房屋价值增加、主动投资炒房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动带来的租房收入等均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形成了正面贡献；另一方面，近年房价的过快上涨，对依赖按揭贷款购房的居民来说形成了沉重负担， “房奴”、“蜗居”和“蚁族”等术语的流行充分反映了房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对居民财产性收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考虑到我国财产性收入统计中并没有包括房产增值带来的财产性收入部分，房价收入比对财产性收入产生的影响显著为负应是情理之中。（2）保险深度指标IP对财产性收入影响为负，1%水平下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首先，保险购买属于预防性支出，投资功能并不明显，保险购买支出的增加抑制了居民其他理财手段的运用；其次，我国商业保险发展时间较短，对多数居民而言保险购买特别是寿险方面多属于净支出阶段，即便保险公司投资收益丰厚，多数保单仍未到红利支付期。（3）反映居民储蓄意愿的城镇居民净储蓄率NSR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在多数方程中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造成这种结果出现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储蓄存款所得到的利息在构成上会直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储蓄存款更多的地区，居民可用于理财的资金也相应越多，可能产生的财产性收入也越高。但另一方面，净储蓄率的增加也反映了居民对理财工具的运用情况，储蓄率更高的居民放弃或失去了获取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因而对财产性收入产生负面影响。（4）反映股票投资情况的STV指标对财产性收入1%水平下显著为正，成交金额每增加1%，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幅度大约为0.03%。该结论有积极的政策含义，表明尽管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不完善、股指大起大落，但股票投资总体上仍是居民分享上市公司成长和经济增长成果、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收入差距、税收与消费：影响机制检验

表3纳入地区经济增长率（GDP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市场化指数（MI）等作为控制变量，检验收入差距（GINI）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同样，Sargan检验没有拒绝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过渡识别约束条件的零假设，AR（2）检验结果也没有拒绝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零假设。

表3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回归结果

表3中的多元回归结果部分地支持了本文的判断：（1）收入差距对GINI的影响为负，1%水平下显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降低，进而导致更多居民无财可理，财产性收入的普遍增长缺乏厚实的经济基础，这与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4]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2）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结合表2（列4和列5）的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最终消费率增加，进而增加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最终消费的增加幅度在量上小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幅度，因而收入差距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净效应为负。

表3中的结果还显示出一些有趣的结论：（1） 经济增长率对DN的估计系数的影响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对最终消费率影响显著为正，表明近年来尽管我国居民绝对收入不断增加，但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所得份额的同步增加。（2）城镇居民承受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双重压力，物价上涨增加居民税收支出的同时降低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抑制了最终消费。这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实比较吻合，与白重恩和钱振杰[2]、何磊和王宇鹏[3]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可靠，本文变换了模型设定对前述结论重新进行了实证检验。参考李平等[19]，本文引入了收入差距和税收、消费的交叉项进行分析，相应的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动态回归形式，式中各指标的含义同前，实证结果报告如表4所示。

表4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4的结果支持了前文的分析：（1）DN对PI的影响10%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和列3），DN与收入差距交互项的影响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收入差距通过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取产生了影响，降低了城镇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力。（2）居民最终消费率及其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分别为正和负（列4和列5），且均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消费对财产性收入可能产生的正面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居民财富的配置和财产性收入的获取能力不仅对于优化居民收入来源和提高居民财产配置效率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结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其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利用我国城镇居民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的财富积累和财产性收入的获取能力。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收入在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不利于财富积累、财产形成和财产性收入的获得。（2）居民消费对财产性收入有正面贡献。消费率更高的地区聚集了更多的商业机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更好的活力，从而为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提供了更多条件。（3）在既有财产性收入获取途径上，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太规范，但股票投资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贡献明显优于房产、储蓄和保险等其他渠道。

上述结论有较强的政策含义：（1）与部分成熟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中等收入居民的财产配置对于我国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在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上，应避免部分理财手段成为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和财富向少数富有收入居民集中，防止长期内财产性收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和对我国宏观经济可能的负面效应。（2）在财税政策导向上，应通过降低税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等方式逐步提高居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切实做到“藏富于民”和“民富国强”。（3）如果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理财能力的差异性，政府应指导和协助中等及中下收入群体进行资金运用，加强对商业保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养老金等集合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拓宽普通居民分享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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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性收入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农村居民；税收

一、我国农村居民的税收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的税收制度还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并同时出现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不平衡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国税收体系尤其是地方税体系不健全制约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这突出的表现在中央税、共享税比重过大，地方税主体税种不突出，同时税收管理权高度集中，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有限。为了增加地方收入，一方面地方热衷于土地财政，通过获得土地出让收入提供财源。但由于征地补偿制度滞后导致征地的成本很低，突出地体现在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不合理上。土地补偿收入在一些地区成为农民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收入，较低的补偿标准大大减少了农民的财产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税被取消，为了开辟新的财源，收费泛滥现象在某些地区卷土重来，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农民负担反弹的不良现象，不利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其次，税制不完善使得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偏弱。近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集中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二元经济体制使得农村居民未被完全纳入到税收体系之中，城乡税制的分割使得税收调节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出现了税收调节的逆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发挥税收调节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亦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收入的提高，从而加大城乡之间以及农民群体之间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

再次，地方政府问无序税收竞争加大了地区间发展差距，不利于各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协调增长，扩大了地区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所谓税收竞争，指政府问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流入的政府自利行为。一般东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比较优越，在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在税收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受到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限制较大。

二、增加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税收对策

1.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

完善地方税体系最根本的还是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关系，使地方财权事权相匹配。一方面确定和完善地方主体税种，为地方事权的执行提供财力保障，另一方面下放税收管理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限，有助于优化地方税制。同时改革税收返还办法，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确定返还数量，缩小地方财政收入差距，促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地方有充足的财源才能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有条件提供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增加医疗教育卫生社保支出，从而为农民解决后顾之忧，使农民收入在满足基本需要前提下用剩余财力进行积累性投资使财富增值，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完善地方税体系离不开进一步的税费改革，应把一些准税收形式的收费、基金变为地方税，同时废除不必要的收费、基金项目，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财产增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2.完善现有税制，逐步推进城乡统一税制，增强税收的调控能力

我国农民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并没有完全被纳入到税收体系当中，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的调控职能，同时对于广大农民群体而言，这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应逐步推进城乡统一税制，一方面把农民所得纳入所得税体系，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全社会范围内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增强税收的调节职能。另一方面，把农产品纳入到商品税体系当中，有利于把农民纳入到国家的优惠性政策之内，促进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均等。

3.完善税式支出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对“三农”领域的税式支出政策在提高农民收入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税式支出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支出，是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激励措施。因此应体现税式支出明确的激励作用和导向，激励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引导资源向农村流动，实现社会经济和地区的协调发展，为农民财产收入的增收创造条件。例如现阶段农民财产收入的主要来源于储蓄，因而免除利息税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应增强对农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股份合作社所得税优惠，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让更多的农民通过参股分红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对“三农”的贷款支持，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民的理财产品，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工具，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从资产增值中获得投资收益，增加财产性收入。

4.加强政府间税收政策的协调，避免地方恶性税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