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税范文

财产税范文第1篇

随着上海和重庆房产税开始试点，关于房产税的认识亦需不断加深。有观点提出房产税征收的立法问题，其中有一些基本概念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关于“房产税”有三方面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一个基本概念，房产税不是财产税。有观点认为，房产税涉及个人财产，对非国有财产征税，必须通过法律来解决。让国民交钱，就要先在最高立法机构上获得人民同意。就笔者的理解，国外“房产税”的标的物是土地，房产税实际上是“土地税”，不是以建在“地”上的房屋为标的物的税收。而“土地”如果是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对这一块地的使用者收取税收形式的租金，这是合理合法的政府职能。如果从更广泛意义上定义“资源”的概念，把“国有土地”包括在“资源”的范畴，房产税就是对国有土地的国有资源的使用者收税，就像取得资源开采权以后开采资源要缴纳资源税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是这样，征收“房产税”就有法律根据了。

第二个基本概念，是“房产税”的税率计算。有观点认为，因为“房产税”按照房价计算，而房屋价值折旧与土地增值相悖，所以应把土地价值和建筑物的价值分开。也就是说“房产税”不能简单按照房价来计算。

“土地税”的计算应根据土地使用价值。土地使用价值主要表现在房屋价值――居住价值、投资价值上。这两个价值都在价格中反映出来。所以按照房价来计算“土地税”是有道理的。而且按照房价计算已把“折旧”考虑进去了。如果房屋年久失修，房价一定会低。房屋在好的社区并且精心打理，时间越长价值越高，价格会不降反升。

还有观点提出，“城市土地使用税”已交付，不能重复收取“土地税”，这需要对这两类税种的标的做出明确界定。“城市土地使用税”是否指城市公共设施的土地占用的公摊税收部分而不是私人住宅的“土地税”？相关政策部门有必要对“城市土地使用税”的概念进一步说明。

第三个基本概念，“房产税”的试点和实施是长期财税制度的完善，不仅仅是短期宏观调控的工具。把房产税仅仅当作当前房地产调控的手段来解读，是会误导的，也容易被利益群体利用，增加实施的阻力。其次，如果被认为是短期调控的政策，迟早会收回去，也会增加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短期博弈行为。

长期来说，开征房地产税，将为地方政府带来稳定的税收来源，将被培养成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应是财税制度的重要改革。“房产税”的开征短期内将颠覆一个概念：地方政府“卖地”行为可能并不符合现有基本规则。

按“房地产税”的实际含义，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租金，所以地方政府是不能卖地的，地方政府只能行使“使用权转让”的权利，中国住宅土地使用时间规定是70年，70年使用权转让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部分是出让土地开发使用权，地方政府收取土地开发权的出让金，由房地产开发商支付。第二部分是针对土地上建筑物的所有者出让使用权，应是由房屋拥有者在未来70年内分期支付，也就是缴付房产税。地方政府不能“卖地”，而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租金”，须准确分开“使用权转让”的两个阶段。按“卖地”概念一次性把土地拍出天价，违反“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基本规则。

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改革遇到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制度改革都将面对的。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应有更多的新的制度和规则会不断建立和完善，新制度建立的程序化规范化合法化，本身可能成为一个新制度。

财产税范文第2篇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改变开始了。武帝不甘心于当着皇帝却无所作为。他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大兴土木，很快就耗尽了祖宗积攒下来的钱财。汉武帝于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财政改革，聚敛钱财。比如，将儿童人头税从七岁起征提前到三岁，有些地方事实上是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交纳人头税。结果许多人家交不起钱，孩子一生下来就溺死了。他还实行盐铁专卖，将人们一日三餐最不可缺少的食盐，由国家统一经营，老百姓煮盐吃就犯法。一向由民间工商业者进行的冶铁业也收归政府，制造、出售粗劣不合需要、价钱又昂贵的铁器。政府还垄断了货币的制造，通过大量制造粗劣之钱币，用通货膨胀巧取豪夺；实行平准制度，均输制度，内容相当复杂。总之政府大规模地介入社会经济事务，以垄断经营以掠夺民财。

当然，这还不够。历史记载，“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做钱数”。这就是算缗钱。算缗钱实际上是现金税和财产税。算缗钱的税率，历史记载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一贯钱也就是1000钱纳税20钱，税率就是2%，而有的则说是一贯钱纳税一算，也就是120钱，税率就是12%。到底是多少，不好判断，也有财政史家认为2%可能是最初的税率，后来增加到12%。

算缗钱的具体内容是：商人、小贩、放债取息者，各自计其所有，自行报价计钱，2000钱纳税一算（120钱），税率是6%；手工业者、从事冶炼的人，计其所有财产，每4000钱纳税一算，税率3%；非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他们所有的轺车（一种轻便的小车），每辆出一算，即120钱；商人的轺车每辆出二算（240钱）；身长五丈以上的船，每只出一算（120钱）。这就是车船税。或许是历史上最早的车船税吧？

这个财产税，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不去考虑是不是生活必需品，一概征税。第二，对于最为贫穷的人，也没有设定免税额。第三，它也不是一刀切，对于官吏、三老和骑士的车辆予以免税，如同今天的车船税对于公车，军车免税一样，是人为制造特权；第四，它对于商人课重税，意在打击商人，当然，商人有钱，给商人的重税可以掠夺更多的财富。

可想而知，汉武帝时期，税收的征收和稽查一定是非常落后的，政府要严格地实行财产估值，恐怕有难度，所以，汉武帝用了赏罚并用的手段。对于隐匿应税财物不陈报的，或者陈报而不实的，没收所有财物，罚他戍边一年；对于检举揭发的人，将没收财物的一半赏给他（这就是告缗）。

为了将这个政策实行下去，汉武帝任命了一些酷吏，专门主持揭发检举违法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杨可和杜周。皇帝布置的以杨可为首的鹰犬遍布全国，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性中最丑恶最幽暗的一面，大搞检举揭发。历史记载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亩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家庭都破产了。

掠夺了这么多的财物——当然也不仅仅是财物，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奴婢，因为奴婢当时是按照财产计算的——那么，汉武帝拿这些财物，干什么呢？原来用于大兴土木，大修宫殿，奴婢则为皇家看养狗马宠物之类。

汉武帝的财产税聚敛了巨额财富，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场浩劫。车船加税后，车船少了，商人少了，商品交易萎缩了，物价也贵了。因拥有财富而面临被没收、被打击、被坐牢的命运时，没有人再会想到创造财富。《汉书》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包括巨富商人在内的所有老百姓对于前途是如此的没有信心，今朝有酒今朝醉，汉朝的衰落从此开始了。

财产税范文第3篇

［摘 要］我国自周朝起就开始征收财产税,可谓历史悠久,可是财产税本身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有必要对特殊纳税对象给予财产税优惠,例如老人和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社会福利事业缴税者和教育、医疗事业缴税者等。英国、荷兰、加拿大及新加坡都实行了财产税税收优惠,我们可以汲取它们的经验。在借鉴外国财产税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还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反复斟酌,制定可行的财产税优惠政策为我国所用。

［关键词］财产税；税收优惠；受益论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5-0060-02

1 财产税税收优惠的原因

财产税是一种最古老的税种,从人类社会早期就存在,几乎占到国家税收收入的全部。关于财产税的理论文献,最早形成于蒂伯特的“用脚投票”式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政府向有产者征收财产税,并将税收用于公共产品的购买,如医疗、教育、慈善和服务；或者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如提高社区、学区的房地产价格,使社会收益。总的来说,政府将征得的财产税用来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国民素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为国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条件。可是,财产税的本身依旧存在些许不足,比如说会加大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产者往往纳税时颇为被动等。下面,我们就财产税征收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阐述,说明为什么需要财产税优惠。

首先,财产税的征收是否公平,存在“受益论”和“新论”的两种争论。“受益论”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认为房屋业主通过“用脚投票”的方法,促使各地政府做出征收房地产税,以及使用土地等的最佳决策,并能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并达到帕累托最优。同时,“受益论”认为财产税作为累退的一种税种,基于房屋的价值按比例征收,低收入家庭需缴纳的税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高于高收入家庭,这样并不利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而会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然而,“新论”的观点认为,财产税为累进税制,对有产者征收财产税增加有产者的负担,相对降低无产者的负担,可以很好地弥合收入差距。同时,理论上一般认为,财产税是与个人或法人所拥有的不动产的价值成正比的,这样,对退休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并不公平,因为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较低,同时占有财产,可能会承担相当重的税负。

其次,财产税的征收是否有效率。赞成的观点认为,“财产税比所得税在工作与不工作之间选择的影响力较小,且是对积累资本征收而不是对生产活动征税。另外,由于不动产的不可移动性,税收透明度高,有利于提高地方财政的效率”,所以,财产税要比所得税有效率。反对的观点认为,财产税会促使资金外逃,不利于效率提高。由于征取大额财产税时,征税成本较高,税务管理及市场价值评估的工作量大,工作较烦琐,不易于实际操作,所以征收财产税会影响经济运行,造成社会负担。另外,在房地产市场中,由于市场的刚性需求,巨额的财产税极易由房地产开发商转嫁到房地产购买者,从而进一步推高房价,加重购房者负担。

最后,财产税与社会福利及其他问题。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有可能存在税务人员或权力寻租的现象,这会打击社会投资、工作以及储蓄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升。如果好好利用财产税提升社会福利,那么纳税人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缴纳的税费并没有被政府浪费,而是用在了实处,确实使自己受益,从而会提高纳税积极性。例如,在美国,财产税被用于增大政府转移支付,为教育筹资,促进各个学区教育支出的公平。有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促使开发商从事一些他们不愿开展的项目,治理污染及出于对未开发的自然地区中土地的保护,财产税应适当予以减免。财产税的优惠还可以集中力量保证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2 国外的税收优惠政策

西方国家较早的实行了市场经济,对财产税的相关研究也较为深入,法制法规较为完备。为了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税收政策经验,我们简要列举英国、荷兰、加拿大和新加坡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首先来看英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英国房产税减免政策包括优惠、折扣、伤残减免和过渡减免四类。财产税优惠政策的对象是没有收入和低收入的纳税人,具体优惠多少与纳税人的实际支付能力和具体收入水平相关,最高优惠可达100%。伤残减免是指,对伤残人员征税时,可适当调低纳税人的住房价值档次,减免部分税费。另外,英国地方政府对福利机构公寓,学生公寓及宗教机构,直接免除物业税。还有,营业房屋税一般对空置房屋,农业用房及慈善机构的房屋实行税收减免。

作为欧洲西北部发达国家的荷兰,财产税归地方政府征收。荷兰财产税主要针对住房等不动产,及某些动产征收,对许多土地都有免税规定。荷兰中央政府对营业用房征税有减免规定,如131万荷兰盾以下的住房免税,超过131万荷兰盾的房屋减征40%,减免税额最多不超过58万荷兰盾。对于租住房屋的低收入者,给予适当税费减免政策照顾。

位于美国北部的超级大国加拿大,它的财产税优惠规定依财产所有者的类别,财产的类别及用途来制定,有减免税项目,抵免项目和递延项目之分。主要针对农用土地,森林用地和宗教机构的房屋,慈善组织等非营利组织,教育给予免税照顾。“对低收入家庭,当纳税人缴纳的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率达到一定的标准时可享受一定的抵免额,用来抵免个人所得税或直接退回现金；所得有限的老人和残疾人,靠近发达地区的农场主可享受税收递延”。另外,加拿大的一些省还设有税额扣除法,延期付税法,以减免低收入群体及靠社会救济来维持生活的纳税人的应纳税额。

财产税范文第4篇

（一）财产课税体系的比较广义地看，世界各国对财产的课税主要分为三大体系，一是对转让财产的交易行为征税，多以流转额为计税依据，一般以营业税、转让税、登记税、印花税或增值税等形式，征收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二是对占有、使用财产进行课税，多以财产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分为对全部财产征税（一般财产税）和对个别财产征税（如土地税，房屋税、房地产税），征收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三是对转让财产的收益征税，如土地增值税，多采用累进税率。

（二）财产税比重的比较据OECD组织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入总额比例较高，美国占80%，加拿大占84.5%，英国占93%，澳大利亚则高达99.6%.由于财产税征收金额较大、权数较重，从而形成了“多征税、多提供公共服务、税源多增加”的良性循环机制，使其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发展中国家财产税占地方税收入比重较低，但多把财产税划归地方收入。亚洲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房地产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一般在23%～54%之间。由此可见，世界各国财产税在地方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

（三）财产税制要素的比较1、课税主体。转让财产交易行为的课税主体多数以卖方为纳税人；也有以买方为纳税人，主要是设置不动产或房地产购置税的国家，如韩国、日本等。世界各国对转让、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课税，纳税人一般是产权所有者或使用者。

2、课税对象和税基。对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财产税最主要的课税对象是房屋和土地，但在具体征税对象和税基上又各有区别。有的国家单独对房屋、土地课税，计税依据是财产的资本市场价值或评估价值或其年租金。各国征收财产税的房屋范围不尽一致：如加拿大、印尼、美国、瑞典都将土地和建筑物的资本价值纳入税基；但瑞典只有住宅用地和住宅楼缴纳财产税，剔除了商业财产；英国对包括楼房、平房、公寓、活动房屋和可供居住用的船只等，以其估定价值为计税依据征税；有的国家将土地、房屋并入其他财产一起课税。如日本将原来分开征收的地租税、房屋税，船舶税、铁路税等财产税税种合并征收固定资产税。其中对房屋课税的纳税人是房屋的所有者，课税对象包括纳税人拥有的一切房屋，计税基础是房屋的估定价值；巴西的土地税分为农村土地税和城市财产税，前者的课税对象是用于种植、放牧和其他农业性活动的土地，城镇土地不在应税范围内，计税标准按土地面积和土地使用比率分为三类计征，后者的课税对象是城市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及建筑物，计税依据是应税土地和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

3、税率。比较广泛使用比例税率，在对财产转让收益和流转额课税时也采用累进税率，仅有个别国家采用定额税率。税率可由中央政府法定，也可由地方政府根据受益人的预算需要和预算周期确定。如美国、加拿大，税率的确定一般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较高一级政府只对其设限制规定。而丹麦、法国和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率都规定了固定限额或最高额。

4、起征点和减免税优惠。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税收管辖权内，对财产课税制定有起征点，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对低于14万元的财产价值不征税，日本对土地占有税也规定了免征额，确定了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的最低起征点。同时各国对农业用地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税。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典农业用地全部不计入税基。法国对农场建筑实行免税，其他许多国家都通过特殊估价和征税措施给农业提供税收优惠待遇，如日本对城区的农业用地按其估算价值的一半进行征税；国际上对林地一般都提供免税待遇。如智利、法国都给林地提供了免税照顾。

二、我国财产税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个别财产税，主要税种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契税，有人也把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包括进去。

我国的财产税制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财产课税范围窄、税种少，收入规模小。据统计，全国财产税收入约占税收总收入的2.04%，约占地方税收入的4.12%.据四川省及成都市“九五”期间的统计，财产各税占全部地方税收的比重约5%～6%.由于所占比重过低，导致其职能弱化，难于充分发挥调节功能作用；二是内外两套财产税制，既增加了征管难度，又不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统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是计税依据不合理、不规范；四是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和财产税收政策不健全，税收征管不严，部门协作配合不够，税款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五是个别税种设置重叠，税基交叉，存在重复征税之嫌。

三、国际财产税制借鉴

（一）税种设置覆盖面广、征收范围宽。目前，各国的财产税覆盖了财产的转让、占有、使用和收益各环节，体现了税制调节课税对象价值运动全过程的客观要求。征收范围较宽，不仅仅局限于城镇房地产，而且也包括农村、农场建筑物和土地。遗产税和赠与税广泛受到各国重视。

（二）各国普遍建立以市场价值（又称改良资本价值）或评估价值为核心的税基体系。以价值为核心能够准确反映真实的税基，随经济的发展带动税基的提高进而稳步提高财产税收入；同时，也可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三）税率设计以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居多。对财产转让、占有、使用环节多采用比例税率，对收益和所得环节多采用累进税率，但这不是绝对的，各国根据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设计各具特色的税率制度；各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税率仍将以超额累进税率为主，但级次表现出减少趋势。

（四）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规范而严密的财产登记和系统、完整的财产评估制度。这是财产税课税的基础，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有较大的差距。

（五）建立内外统一的财产税制。

四、改革财产税制的建议

（一）合理设置税种，增加税种覆盖面1、合并、统一房地产税制，设立房地产税。合并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三个税种，设立统一的房地产税。一方面体现了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另一方面符合简化税制、便于征管和降低征收成本的国际通行做法。而且城镇土地使用税本身属于财产税而非资源税，“房依地存、地随房走”，房屋和土地的规划、评估紧密相连，城镇土地的国家所有不影响三税的合并和统一；且房价的上涨多半缘于地价的上涨，三税统一有可行的理论基础。

2、合并内外两套车船税税制。对凡在我国境内拥有车船的单位和个人，不论车船是否被使用以及使用的频率如何，均应缴纳车船税。

3、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上，一是要科学地选择税制模式。基于我国遗产继承人可自行分割交接财产，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等实际情况，宜选择美国等实行的总遗产税制和总赠与税制。即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收遗产税，对赠与人的财产征收赠与税。二是科学确定征税对象、范围及征管程序。参照国际惯例，课税对象范围应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以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适当的起征点，合理确定扣除项目，如设丧葬费用扣除，遗产管理费用扣除、债务扣除、捐赠扣除、合理负担费用扣除等。最后，制定有关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征管措施。

（二）扩大财产税征收范围1、扩大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一是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村用于种植、放牧和其他农业性活动的土地及房屋。与此同时，相应调整降低农业产出税负。二是对城镇居民拥有的房屋征收房地产税。随着我国住宅商品化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私人拥有的房产不断增加，已经具备了对私有房产课税的条件。同时，房屋的折算价值分配逐步向高收入个人倾斜，因而对城镇居民自用住房课征（比例税率）财产税在整体上将产生“累进”效应。在具体征收时，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对人均居住面积设置起征点，对城镇居民自用房课征比例税，使城市房地产税的纳税人涵盖全部城镇土地和房屋的所有人。

2、合理设置房地产税的税目。我国房地产税可下设农村土地使用税和城镇房地产税，前者对农村用于种植、放牧和其他农业性活动的田、地、山、荡占地课征，后者主要对城镇企业和个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房屋和建筑物课征。城郊结合部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的处理可借鉴巴西的做法，即确定土地是否属于城市房地产税的课税范围，一是看其是否作为农用，二是在土地的1.5英里范围内至少有以下设施中的两项：人行道、自来水主线、排污设施、街灯、公共学校。如土地不作为农用，又符合第二项要求，就应该视为城市土地。

（三）建立以市场价值为核心的税基体系，科学确定财产税的计税依据1、调整房地产税计税依据。从国际上看，财产税的计税依据包括年度租金价值，改良资本价值（市场评估价值）、未改良资本价值和占用面积。改良资本价值制度的计税依据是土地和房产的完全市场价值，更符合“量能纳税”原则。此外，该计税依据具有“交易证据多、便于诚信纳税，收入富有弹性”的特点，是各国的房地产税趋于采用该计税依据的重要因素。当然，这需要相应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房地产评价方法体系和房地产评估制度。

2、调整车船税计税依据。作为世界通行的财产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有两种：一是依车船原值作一定比例的扣除；二是依车船的市场价值，即评估值。从理论上讲，后者更科学，但是考虑到市场和评估工作本身的局限性、工作量和征收成本，现阶段可采用前者作为计税依据。至于扣除比例中央可规定一个幅度范围，各地方政府视本地实际情况在此范围内确定具体的扣除比例。另外，对单位价值低于一定标准的车船给予免征照顾。

（四）合理确定各财产税的税率1、合理确定房地产税的税率。参照美国、加拿大的做法，在确定税率的形式和大小时可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幅度范围（如0.5%～3%）内的自。税率的确定应反映“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改革趋势。

2、合理确定车船税税率。在以车船价值为计税依据的情况下，改过去的固定税额为比例税率，以公平税赋，比例税率的大小应该与目前对车船的收费及环保问题统筹考虑。

（五）建立以财产评税制度为核心的征管运作体系1、建立以房地产评税制度为核心的财产评税制度体系。应建立完善的财产税评估制度，制定评税法规和操作规程，设置专门的财产评税机构，是未来财产税制发展的基本趋势。

2、建立与财产登记、评估、税收征管有关的信息数据库，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存储和管理，以获取有效的财产信息和征管资料。

（六）财产税的税收优惠问题1、取消城镇居民住房的财产税优惠。避免对出租住房的歧视，有利于加强对个人私房出租的税收征管。可对国家规定标准内的居民住房采取起征点的办法予以免税优惠。

2、借鉴瑞典、荷兰，日本等国的做法，适当确定林地免税和农村土地的税收优惠。

财产税范文第5篇

一、国外财产税的改革背景

税收政策的选择与一国所处的经济时期、宏观调控需要、政府预算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因此,各国财产税改革背景和目标各异,但总结起来也有一些规律。

1、财产税改革是政府结构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肯尼亚,财产税改革是1998年“肯尼亚地方政府改革项目”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的内容包括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加强地方财政管理和收入集中、通过市民参与改善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对财产税改革进行了30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于1998年开始财产税改革。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由旧的估价体系所导致的不同的财产阶层内部、不同的财产阶层之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导致的,并且,财产税改革成为配合地方政府财政总体改革的一部分。

2、财产税改革是税收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尼西亚的财产税改革始于1986年,它是综合性税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整体税改的目标是简化税则、拓宽税基、公平税负、提高效率、增加税收。印度尼西亚的财产税改革之前,财产税是一个由七项不同的基于土地的税种组成的复杂体系,每一个税种都有不同的税基和税率,财产税的征收手续繁杂,并且效果很差。

3、单独进行财产税改革,并不与其他政策改革存在联系。在哥伦比亚,1983年曾经进行了一场先期改革,此后于1990年又进行了一场重大的财产税制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简化对土地的税收管理,通过财产税征收更多的收入。

总结以上财产税改革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简化税制、提高税收、削减税收体制中的不平等。并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财产税评估体系改革给予特别的重视。从各国进行财产税改革的目的来看,没有哪个国家是为了抑制不动产的价格而进行财产税改革的。财产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促进地方政府在既定的财政收入条件下实施最优化的财政决策和作为政策目标的辅助实现方式。在不动产价格迅速上扬的时期,不动产的卖方会将税费转移到买方身上,在这方面,日本房地产泡沫时期曾有实例。因此,仅依靠征收财产税这个在主体税种中逐渐没落的税种来抑制不动产的价格,效果可能不会理想。

二、各国财产税的比较分析

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的财产税政策都是不同的,但仔细研究目前存在的财产税制度,针对不动产保有税方面,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

1、各国制定不动产保有税的规律。以不动产保有税的纳税义务人为例,不动产保有税的纳税义务人可能包括不动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各国不动产保有税纳税义务人的确定同该国的土地所有制相关(谢松群,2002):实行(或主要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倾向于规定不动产的所有人为纳税义务人;而实行(或主要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国家,倾向于规定不动产的使用人为纳税义务人。以资本价值为计税依据的国家,倾向于规定不动产的所有人为纳税义务人;而采用年度租金收益为计税依据的国家,则倾向于规定不动产的使用人为纳税义务人。

目前大多数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塞浦路斯和巴基斯坦等)仅规定不动产的所有人负有纳税义务,而只有少数国家(如英国、法国、爱尔兰和新西兰等)规定不动产的使用人负有纳税义务。规定不动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均负有纳税义务的国家不多,各国的情况差异也较大,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转轨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现行不动产保有税制度,不同税种的纳税义务人并不一致,纳税义务人显得十分多样化。例如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国有土地的使用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耕地的占用人(使用人),而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主要是房屋的所有者,但房屋的使用人也负有连带纳税义务。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现行不动产保有税的纳税义务人也包括不动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

此外,一国不动产保有税税收收益权的划分和该国的地方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地方制度倾向于地方分权,那么一般而言,地方在不动产保有税收入中获得的比例将比较高;相反,如果地方制度趋向于中央集权,地方在不动产保有税收入中获得的比例将比较低。

2、各国不动产保有税税基比较分析。财产税税基的确定是财产税体制中最为复杂和关键的一步,是按照征税时土地和建筑物是否分开征税、是否包括农村地区的不动产、计税依据(按面积计税、价值计税或定额征收)等不同分类的(见表1)。

表1 财产税税基选择的国际比较(针对不动产方面)

三、中国目前的财产税体系简介

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国的不动产保有税收入也基本上属于地方固定收入。然而,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和乡镇四级政府,因此,虽然不动产保有税收入基本上属于地方固定收入,但其税收收益权在地方政府内部的划分却十分复杂,并且各地的做法并不一致(见图1)。

上图罗列了我国目前开征的主要财产税种。从税收的实质来看,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耕地占用税都是因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而缴纳的税收,可以视为中国的不动产保有税。财产税税收在我国税收总额所占的比重一直较低,从上图看,税制设计时一直存在着“重交易轻保有”的思想,对不动产保有税的作用认识不够。目前,我国财产保有税从整体看存在着税基窄、税收规模小、计税依据和税率设计不合理、评估制度缺失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下一步税制改革所要完成的目标之一。

在税制改革大潮中出现的物业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以前税种出台时未曾面临的问题。显然,定额税和从量税都已经无法体现税收公平的需要,无法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物业税需要从价征收已经基本成为理论界的共识,现在存在的分歧是,我国的物业税究竟是土地和房产合并征税还是土地和房产分离征税,以及税基估价制度应该如何构建的问题。

四、我国财产税体系改革建议

1、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财产税制。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不动产保有税税种,上图所罗列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可以说是实质意义上因占有和使用不动产而需要缴纳的税费,但设计这些税种的初衷与目前完善税制的要求存在差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存在着税基窄、征税重复、制定税率不合理等问题,无法通过税收调节达到辅助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目的。我国目前的税收大多是定额税,定额税征收简单,但不能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财产税应该起到调节财产分配的作用,对纳税能力强的人多征税,而对纳税能力弱的人少征税,因此,财产税中的大部分税种都适宜设计为从价税。同时,完备的财产税体系应该充分考虑各个阶层的纳税人的税收承担能力,对于纳税的相对弱势群体应制定完备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税收达到“国富”与“民强”两不误的境地。

2、我国财产税(不动产税)的设计应该尊重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实行土地公有政策,在设计不动产税时应该对土地和房产分别看待,因为,土地和房屋在物理特征、所有权、课税目的等方面都不相同。虽然分开计税会比较复杂,但对于逐步意识到资源重要性的中国来说,房产与土地两者的物理特征不同,分开计征符合土地公有的特色。我国房产属于产权所有人,而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两者不统一。同时,对房产与土地税课征目的也不同,对房产征税主要是以财政收入为目的,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支出需求,对土地税课征是政府为了达到促使土地可持续利用、合理分配土地收益的目标而进行的纳税调节。因此,两种不同课征目的的税,不应该合并课征。

财产税范文第6篇

在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下推行财产税，必须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的分割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央考虑的是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地方政府考虑的是今后的收入来源能不能得到保证，两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完全一致。这应该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央比较热衷于推进物业税改革，而地方政府对此态度并不十分积极的主要原因。

树立法制理念

但对财产税问题的讨论不应到此为止，因为财政体制无论怎么重要，都还属于行政体制内部的问题，财产税征收绕不过去的，还有一个公权力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央收入具有绝对性，对于纳税者一一企业和纳税者个人来说，地方政府的征收同样也具有绝对性。如果物业税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需要，又不能通过体制提升自己分享的财政比例时，它的手还会跟以往一样接着往下伸，通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征收攫取民众的财产，而“手无寸铁”的民众是无力保护自己财产的。所以，在征收财产税之前，有个非常关键问题必须解决，就是用法律在政府征税和公民财产权之间划定一条任何权力、任何人都不能逾越的界限。

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财产税不比其它税种，属于直接税。而以往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则都是间接税。间接税与直接税最大的区别，是间接税可以转嫁，纳税人不见得就是负税人；而直接税基本上无从转嫁，纳税和负税人基本上是一体的，或者干脆说，落在纳税人头上多少税，你的个人财产就得减少多少份额。所谓“税痛”就是这么来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财政税收的权力归根结底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政府的财政”、“政府的税收”。如总理所说的，“财政的钱是人民的”。既然税收是人民的，就只能由人民决定如何征税和如何用税，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自行其是。财产税尤其是这样：财产是人民的，税是政府的(只能定向用来提供公共服务)。

现代法治国家的特点是，公民个人依法享有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转让、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得非法限制、剥夺之，这就是宪法所蕴含的国家保护合法私人财产权的基本精神。

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政府可以而且应当征收财产税，但应当事先征得财产所有者的同意，经过征、纳双方的法定的和充分的“谈判”过程(一般以代议制的形式进行)，由纳税人的代表举手表决，来决定这个税该征不该征、怎么征、征多少，然后“授权”给政府执行。只有经过这个程序的税收才是合法的征收，才可能得到纳税人的尊重和遵从，大家也才会心服口服地交税。

不错，财产税与其他税收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但应明确，这种权力不能只是理解为裸的暴力强迫的属性，还应当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例如，征税不得为非，不得横征暴敛，不得侵害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法定利益，税款只能定向用于改善国民福利等等，这在财产税收上体现的也会比其它任何税收都要来的鲜明。正因为财产税与每一户、每一个民众的利益直接相关，就对施政者接受民众监督的心态和行政透明度产生了极高的要求。所以在征收财产税之前，征税者最好先看看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遵循四大原理

那么，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

现代税收排斥对公民实行过分的和非法的征收，从根本上说是保护公民财产的法律。没过法律关，任何税都不能征。像过去那样动辄国务院甚至部委下发文件就开征某个新税的事，若发生在十几年前还可以理解，现在就显得不正常，非法治国家之所为。

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当今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实很少是由市场和民间造成的，而恰恰与政府管不住自己的手有关。由于有各级政府的财政利益缠绕其中，那么多的机关，那么多只手，一次次地越过法治应有的范围，同时伸向企业，伸向民间。所以，私人财产权必须处位于国家税收之先，任何国家强制力量在公民财产权面前都得先低下头，规规矩矩地履行程序，也是未来财产税“立税”的前提。

近年来，中国社会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从一个非法治的、非市场社会的状态向着一个法治的、市场社会的状态过渡，现在看，这个过程异常艰难，随时有回头的可能。而继续着撇开立法机关自行征税，以至放任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做法，不像是推动这一过程的积极因素，应当即刻停止，而不是在财产税问题上继续促动它。

财产税比别的税更应该嵌入法律的框架之内，其开征与否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经法定程序正式立法和授权，而国税总局等部委只是执行机构，不应自定章程和时间表。目前，政府正在积极推行物业税的先行“实转”试点，但相关立法程序也应随即启动，征税对象、征收范围、纳税义务人确认、税目、税率、减免规定等都应纳入立法事项，交给人民讨论，在全社会范围内酝酿。关起门来无财产税。

我们谋求的，不是加强一个本已无比强大的征税、用税的权力，正相反，我们应当顺应潮流，给这个权力加上刹车装置和清晰设置它的权力边界，告诉它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通过有力的政治体制改革把政府征税的职能转换到宪法和法制的轨道上来。应当看到，推进税收的法治化和民主化，其间的难度不在民，而在官。对于国人来说，财产税的立税过程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缺失，现有的宪法和法律得不到严格遵守，或税法执行缺乏严密的监督，在法治残缺的环境中一味地强化征敛，其结果，只能是法治状况的倒退甚至进一步恶化，我们离一个法治国家就只会越来越远。

总之，税收法治与道德的缺失是我国制度演变史上的两个薄弱环节，所以才产生了如狼似虎的税吏和境遇悲惨的“卖炭翁”，也才有了无休止的人民暴动和改朝换代，这是历代财产税征收留下的最大的历史教训。

财产税范文第7篇

关键词：Tiebout-Oates-Hamilton模型；财产税限制；受益税；公众呼吁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2-0067-04

一、引言

随着增值税转型的推进，两税合并的实施，我国已经开始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在这一改革进程中，物业税。的讨论尤其热烈。大多学者从我国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而美国地方政府财产税占地方政府收入较大比例出发，提出要开征财产税。但他们似乎只注意到财产税在美国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美国曾发生税收革命以限制财产税，其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比例已逐渐缩小的事实。从以下数据可以看出财产税的变迁：1902年美国财产税占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68.3％，1927年为68.8％，1950年为43.7％，1962～1963年为42％，1979～1980年为25.4％，1995～1996年为24.8％；而据J.Fred Giertz的统计，1988～2005年，财产税约占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1／3。本文拟从财产税是一种良税或者说是受益税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美国财产税限制的实践，并分析财产税的属性及其效率的公平性以及美国为什么对该税有诸多限制进行分析，试图得到财产税的基本逻辑，以期能给我国财产税改革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财产税受益论的理论基础――Tiebout-Oates-Hamilton模型

Tiebout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A pure Theoryof Local Expenditure》开创了现代地方财政研究的新框架，后学者由此导出财产税是一种良税，Tiebout模型是该税成为受益税的基础。该文作者在研究地方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时作出七个假设，核心是对地方政府收入一支出模式有充分信息的双重身份者，能够充分流向最能满足其既定偏好的社区，从而把私人市场的思维运用到了公共商品的提供上。这样，地方辖区在居民“用脚投票(voting with feet)”时会展开辖区之间的竞争，其结果就是达到一个均衡：居民在辖区间的分布建立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一基础上，每个居民获得他自己想要的税收一公共服务组合。这实际破解了Richard A.Musgrave和Paul A.Samuelson认为在分散的价格体系下不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优水平，政府在公共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的难题，但是他也指出这一点只是在小区域内适用。这是最初Tiebout模型的思想，不过他只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没有经过经验的检验。此外，他还假定不考虑就业的影响，所有人都靠股息生活。

waUace E.Oates选择了一组样本社区进行横截面分析，对Tiebout模型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财产税和公共服务的差别能够反应在辖区的财产价值上，它们都能资本化到财产价值中，“理性消费者在选择辖区居住时，将对在地方公共服务的收益和税收负担的成本进行权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选择收益减去成本之后的剩余最大的辖区居住(这里的收益与成本都是指未来的现值之和)，这样，Tiebout模型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Tiebout- Oates模型仍然有一个缺陷：它不能防止“搭便车”的出现，即穷人可以通过购买较小的房产，缴纳较小的财产税来获得富人才可以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从而Tiebout模型所启示的靠“用脚投票”机制达到的均衡，会由于居民的机会主义而遭到破坏。

Bruce Hami[ton进一步完善了Tiebout-Oates模型，他将财产税融资加入了该模型，即加进了两个假设：(1)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财产税为公共服务筹集资金；(2)每个辖区都有分区(zoning)的限制，如果不消费某一个最低数额住房，就无资格在本辖区居住。也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制定约束性的财政分区规则，防止看重公共产品价值的家庭建造低于平均水平的住房，从而保证本辖区居住必须缴纳最低限额的财产税。这两个条件限制了个人的“搭便车”行为，化解了Tiebout-Oates模型出现的不平衡，从而使得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处于帕累托有效，使作为地方公共服务税收价格的财产税没有任何资源配置的扭曲。这样，Tiebout-Oates-Hamilton模型为地方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治理层次提供了依据。后来，White和Fischel对这个模型中的分区法规进一步解释和拓展，逐渐形成财产税是受益税的观点。

三、美国财产税限制的实践――对Tiebout-Oates-Hamilton模型的偏离

尽管财产税在Tiebout-Oates-Hamilton模型之前就已经产生，但直到该模型的出现，财产税的受益税性质才真正具有了其理论基础。美国也遵循了财产税设置在地方政府的原则，但并没有因为它具有受益税性质而使得该税种顺利地发展下去，反而对这个税种逐渐有了若干限制和减免，以至于被认为“财产税毫无疑问是在文明世界中最差的税种之一”，这实际形成了财产税限制与财产税受益论的悖论。

历史上，美国各州对财产税的限制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870年的阿拉巴马州、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这三个州规定了在县、市和学区三个地方级政府征收财产税的最高税率。第二次是在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大约有3000-4000个地方同盟煽动税收革命，这导致了税收限制措施的通过和居民税收负担的缓解。在1932年和1933年，共有16个州通过了税收限制，其中绝大部分措施是对地方财产税设定了一个上限。第三次以1978年第13号提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通过为标志，成为现代财产税限制的开始。这个提案是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的补充法案，它限制了财产税税率和地产估价，把不动产评估价值降到1975年水平，限定最高税率为1％，限定再评估价值增长率最高为每年2％。1978～1981年，以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为首的16个州实行了财产税限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财产税税收收入的增长率的限制，而由于仅仅对财产税税率限制不一定能确保对财产税税收收入的控制，所以，很多州的另一种可选方案是把对

财产税税率的限制和评估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使用。据2006年的数据，美国共有34个州实行了税率限制，29个州有一定形式的收入限制，有20个州对于第三类限制――评估价值的增长有一些规定。

同时，州政府发起的其他财产税减免项目也逐渐增多，诸如“断路政策”、住宅豁免等使得地方政府的来自财产税的自有收入来源大大减少；而诸如州政府接管县政府的一些职能、明确用某种州政府财政收入代替地方财产税收入等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免了居民的财产税负担。尽管财产税目前依然是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减免政策的推行造成了美国的地方政府如县、市和特殊行政区大幅增加了对费用和杂项收入的依赖，特别是在学区已经变得非常依赖州政府的资助而非财产税。

为什么财产税在美国屡屡被限制，地方政府频繁出台减免财产税的政策，这与Tiebout-Oates- Hamilton模型论证的受益税性质有很大偏离。仔细分析这个悖论我们可以得到财产税的现实逻辑是什么，其效率和公平应如何获得，这将有益于财产税的理论研究，并对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财产税征收的基本逻辑

由上述悖论可以对财产税的效率和公平得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这些判断构成了财产税征收的基本逻辑。

1.财产税的区域性很强，其具有受益税性质的前提是在很小的区域内征收才可能有效率。Tiebout指出，“解决公共商品的供给问题的这个思路对于动态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农村或郊区，这种考虑会更适合一些”。这也是财产税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良税、受益税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区域内双重投票者才能够更好地显示自己的偏好，从而能用退出来的方式限制地方政府，使得他们把财产税运用到该区域的公共服务中去。同时Hamilton提出的分区(zoning)法规对于Tiebout-Oates-Hamilton模型的均衡具有重要作用。这样，在分区制下，财产税的应用范围也仅应该限制在该区域内部，不同区域的财产税税率要有所不同。而如果财产税在较大范围内征收会造成公众福利的损失，从而丧失其受益税性质。

2.财产税的现实效率很大部分是来自双重投票者对地方政府的呼吁(voice)，而不是退出(exit)。Hirsehman，A.O提出的退出一呼吁机制，主要用于分析有关组织松弛的理论。我们把它用于分析财产税的现实效率，即由于辖区内房屋拥有者的征税对象――房产具有特殊性，很难流动，地方公共服务和税收被资本化入房产价值，一旦居民感觉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让人满意而打算流动到其他辖区，那么，这种信息会迅速蔓延，其他人也会知道该辖区的公共服务不令人满意，从而居民的房产可能很难按照正常的价值出售，受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居民在选择辖区居住时，不仅仅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收入一支出模式，还要考虑到就业、人际关系、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使得居民在不满意辖区的收入一支出模式时不会轻易选择退出该辖区，而是选择对地方政府进行意愿表达，即呼吁。美国公众对财产税的不满而引发的税收革命就是呼吁的一种较激烈表现形式。与Tiebout所推崇的退出策略相比，呼吁应该是更能提升财产税现实效率的。

3.更应该把财产税看作是一种费，是对提供俱乐部商品的一种融资方式。如前所述，财产税应该在小区域内征收，其效率主要靠呼吁来获得，那么，财产税实质是一种为筹集辖区内公共服务的资金而对居民征收的一种费，其具有很强的受益对称性特征，尤其是小区域的限定下。这个费用的分摊原则是按照辖区内居民的支付能力来进行，房产很大程度上是居民支付能力的显示，所以，选择房产估价的多少来缴纳费用。

4.财产税占纳税人收入的比例不应该过大。财产税是一种很透明的税，尽管纳税人知道是在为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务筹资，但仍然不情愿缴纳，他们更希望政府花钱提供相同的服务。在美国发生的第二次针对财产税的税收限制的1932年，财产税占纳税人收入的比例高达11.3％，而1930年这一比例仅为6.3％。税收限制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1940年降为5.8％。而1960～1975年，与19世纪50年代晚期的3.3％～3.5％相比，这一比例达到了4.1％～4.3％。经过1978年的第三次税收限制，到1995年这一比例降为3.3％。可以看出，历次税收限制都是以财产税占纳税人收入的比例过高为导火线的，结果都降低了这个比例。

5.财产税具有内生的不公平性。由于财产税的受益税性质的获得是基于小区域范围这个前提。且有分区制的限制，从而就会形成各辖区的分割。各辖区由于房产价值的不同导致财产税税基会有很大差别，就会出现两个结果：(1)如果执行统一税率，各辖区征收的财产税就会不同，将导致各区之间享受的公共服务有所差别，这一点对于诸如公园、排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方面居民可能不会太在意，但对于教育，人们将尤其关注。(2)如果要使得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同，贫困辖区的税率就肯定要比富裕辖区高(如果上级政府不进行补贴的话)，这导致财产税实质上具有累退性，这仍然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实际陷入了一个矛盾：要想使得财产税高效率，就需要在小范围征收，实行分区制，但这样就会损失掉财产税的公平性；要想得到其公平性，财产税就必须具有累退性。这种财产税内生不公平性是其最大缺陷，最终人们想要财政均衡化的愿望使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第13号提案在1978年的全民公决中，以2:1的优势得以通过，从而摧毁了该州的财产税体系，同时向其他州延伸，使得部分地方政府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财产税，而转到向居民收费和州政府的拨款。

6.上级政府需要用转移支付来弥补财产税的缺陷。无可否认，财产税作为美国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尽管其地位大大降低，但仍然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财产税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居民的财富，可以被认为是在辖区内公平得到了改善。而对辖区还是需要进行弥补，其针对税基较小的辖区，上一级政府设计出合理、可行、恰当的补助标准及方案，以平衡各辖区的财政差异状况。这样，地方政府既可以实现由上级拨款带来的财政平衡，也会很好地发挥财产税作用，对整个地方财政来说将是公平和效率兼得的事情。

五、对我国财产税改革的建议

尽管财产税种具有种种缺陷，但其能够发挥的优势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国可以在广泛论证和谨慎设计税制基础上开征该税。

我国当前具有财产税性质的只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但它们也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财产税。因为这两个税种只对经营性房地产征收，而对非经营用途的土地和建筑物并不征收，这使得大量的不动产被排除在财产税征收范围之外。此外，这两个税种在地

方政府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极低，其应有的财产税作用有限。2006年我国房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的3.38％，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2.82％；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规模更小，占地方税收的1.16％，占地方政府收入比重仅为0.97％。而经过诸多财产税限制后的美国，2006年其财产税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77.71％。占地方政府自有收入的45.25％，占地方政府一般收入的27.92％。我国的财产税规模与之相比相差很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土地公有制，税制设计也未能适应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以费挤税。开征覆盖所有不动产范围的财产税(物业税或不动产保有税)已是极为紧迫的任务，这是完善我国税制的需要，也是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提供稳定、规范、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的需要。因此，我国应结合现实情况，在设置和开征财产税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拟开征的不动产保有税的政府要设置在最低一级，至多延伸到县级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发挥其受益税作用，才符合财产税为俱乐部公共商品提供筹资来源的基本逻辑。

(2)必须完善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呼吁机制。公众的意愿表达是促使地方政府避免“利维坦”行为、将财产税真正用于地方公共服务、保证其受益税性质的有效举措。推行财产税时要有一个公平、透明的立法程序，保证公众在法律的制定过程当中充分、有效地参与；要建立民主机制，减少公众的呼吁成本，使得公众信息能够有效地下情上达；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决策者漠视公众呼吁行为或对呼吁行为处理不当要有一定的利益惩罚机制。

(3)科学设计税率，把财产税占纳税人收入的比例控制在适当范围。不动产保有税涉及面很广，税制设计尤其是税率的设置需要极其谨慎，要考虑到公众的承受能力。在美国，各州的比例是不同的，1994年最低的阿拉巴马州是1％，最高的新罕布什尔州是6.6％，全国平均为3.5％。其中家庭收入为家庭成员的全部收入，包括工资、分红、利息、伤残救济、退休金等。在我国可以按照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要数额和辖区内所有不动产价值，并同时考虑家庭收入计算税率，这样才是合理且安全的。

财产税范文第8篇

为减少法国预算赤字，国民议会预算报告人、社会党籍议员克里斯蒂安・埃盖尔提出关于对艺术品征税的修正案，并得到主管预算的部长级代表热罗姆・卡于扎克的支持和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的表决通过。根据修正案，将对价值5万欧元以上的艺术品征收财产税。

该议案一经提出，便激起强烈反对和不满。卢浮宫、奥赛博物馆、蓬皮杜文化中心、国家图书馆、凡尔赛宫、凯・布朗利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的馆长、主席们联名致函文化部长、共和国总理和总统，陈词此举将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严重影响。艺术品收藏者将因担心受到税务机关的清查，不再愿意向博物馆出借展品，同样原因将阻碍艺术史学家和收藏家对藏品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国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第戎等七大城市的市长们发表声明称，该议案如被采纳，将严重制约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削弱法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众多的画廊经营者、古董收藏商、拍卖业主也以类似的理由反对该议案。《艺术论坛》报列举议案将产生的三个后果：其一，个人向艺术机构出借展品的行为骤减，因为履行保险手续会泄露艺术品价值，成为应纳税的证明。其二，大量艺术品将被转移至国外，这些艺术品本该以捐赠或以物抵债的形式丰富本国的文化遗产。其三，画廊经营、展品运输等艺术行业整个系统都会出现萧条景象，根据国家古董收藏工会估算，这一艺术行业系统满足了5万人的就业需求，提供了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财产税范文第9篇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 财产税 分税制 营业税 房产税

增值税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税种的变化，或许里面预示着未来财权分配的重要变革走向。中国目前是分税制，国地税分家之后按照各自管辖范围征收税款，国税主要征收中央税，而地税则为地方政府服务。国税系统征收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涉及全国范围的税种，而地税系统则征收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等与地方政府相关的税收。在收入上，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车船购置税、关税等。地方政府则独享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其他税种则按比例在中央地方间分成。一直以来，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种，一般占地方税收总额的4成以上。营业税并入增值税之后并由国税征收，无疑将对地方政府、地税系统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为了完善分税制，使得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十二五”税制改革的趋势是：推进房地产税改革，使得“房产税”（下文统称“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为此，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后，由国税征收，再通过税收分享和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返回给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提供支持，与开征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稳定收入来源两者之间，哪个更具效率与公平？或者上述两者同时实施，该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

一、增值税与财产税的含义界定

增值税和财产税的概念，在实践和理论中，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在不同层面的意义上使用着，使用状况比较混乱。因此，本文在进一步讨论前，有必要对概念做一下界定，以方便下文中的讨论。

（一）增值税的含义

本文所指的增值税是消费税的重要种类。本文所指消费税并非国内一般意义上的“消费税”，而是以消费为课税对象的税收种类，英文名是consumption-based tax。以课税对象为标准划分，税收可以分为消费税（consumption-based tax）、所得税、财富税（wealth tax）。现代型增值税（VAT）是目前世界普遍采用的消费税制（consumption-based tax），是对商品和劳务增值额的课税，对最终消费的课税。国内增值税与现代型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同，现代型增值税征收范围还包括国内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即营业税应税劳务、销售不动产、无形资产。增值税立法改革，主要任务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财政部的2010年1月～9月税收收入情况，国内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7.4%，营业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4.9%。

（二）财产税的含义

一个人的财富，就是其实际预期收入的现值[1]。政府可以对财富占有进行课税，例如年度财富税，也可以对财富转移进行课税，例如遗产税和赠与税。财产税（property tax）是最重要的财富税，是对财富占有进行的课税，是地方政府至关重要的财政来源。财产税收入在美国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73%[2]。财产税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住房的个人财富课税，在我国要进行的“房产税”改革，和先前准备研究开征的“物业税”都属于此类。本文统一作为“财产税”进行讨论。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我国现在实现的是分税制，实现分税制有众多优点，根据哈维.罗森总结的有：其一，分权制能使产出适合当地偏好；其二，分权制能鼓励政府间竞争；其三，分权制有利于地方提供物品和服务的实验与创新。既然分权制具有以上优点，具有存在的依据，那么我们应如何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筹集收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三种方案：第一，由中央政府统一筹集税收收入，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给地方政府；第二，开征地方主体税种，例如财产税，由地方政府自行筹集收入；第三，上述两种方法的混合。

（一）西方研究概况

尽管财产税在西方通常作为地方政府基本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其本身却饱受争议。反对者多认为财产税不公平，收入分配层面不公平，对特定的纳税群体不公平，没有获得现金收入的情况下却对财产增值部分增税所以不公平等等[3]。由于以上原因美国不少学者建议减少或者甚至取消财产税，增加或开征其他州政府税收，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来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甚至，近几年来，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的美国几个州已经进行了上述变革，改变用州和地方混合的财政收入支持地方政府支出，采用各式的州政府税收收入来支持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然而美国也有很多人反对用州政府税收取代地方财产税，因为各种的州政府税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比财产税无效率，州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可能无效率[4]。

（二）国内研究概况

与西方相比，国内对该问题没有太多的研究。国内学者一般在争论该不该对普通住房征收房产税，如果征收要以什么为税基，如何处理与土地出让金的关系，房产税能否打压住房价，如何区分投机性住房和消费性住房等。国内学者鲜有从完善地方财政体系，协调好财产税与增值税改革关系层面来研究该问题。即使，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财产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5]，也未能深入研究地方政府财产税，与中央税和共享税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两者之间的效率问题。

三、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协调的原则

在讨论如何协调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确立一定的标准，否则讨论将无所适从。增值税和财产税都是税法的范畴之一，所以增值税和财产税都需要遵守税法的基本原则。关于税法的基本原则，有各式各样的表述。历史上首次提出税法基本原则的是英国的威廉.配第，他认为赋税应该遵循“公平”、“节省”、“简便”三项原则。后来亚当.斯密又提出税法的“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费原则”。刘剑文教授还总结了西方的四项税法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6]。笔者认为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的协调应该遵循“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只有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增值税的改革和分税制的完善才能实现税收的公平、正义。

（一）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指税收负担应该在纳税人之间平等、公平地分配。衡量公平的标准，又有“受益标准”和“能力标准”。“受益标准”是指，纳税人应该根据自己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多少，即享受利益多少来纳税，受益多就多纳税，受益少就少纳税。“能力标准”，就是纳税人按照自己的支付能力来纳税，即使量能课税，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税收公平原则，又可以分为横向公平公平原则和纵向公平原则。横向公平指，经济状况相同、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税收负担应该相同；纵向公平指，经济状况不同、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税收负担也应该不同。税收的累进性即是税收公平原则的体现之一，税收累进性意味着支付能力越强的人、缴纳的税收越多。财产税是具有累进性还是累退性，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二）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税收行政效率，指以最少的征管成本征收最多的税收。税收效率原则，指税收引起的无谓损失最小化，税收对纳税人的行为扭曲最小化。增值税被认为具有税收中性的特点，具有较高的税收效率，但是其税收中性在实际中也遭到质疑。财产税被认为容易征管，难以逃避，具有较高税收行政效率。增值税和财产税的税收效率，都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四、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协调方案抉择

在增值税改革后，如何为地方政府筹集公共支出的财政收入，完善分税制，有三种方案。第一，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增值税，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给地方政府；第二，开征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由地方政府自行筹集收入；第三，上述两种方法的混合。

（一）方案一：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

营业税占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4成以上，增值税改革后，营业税将并入增值税，增值税由国税系统统一征收，增值税收入统一进入中央国库。那么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中央政府将需要按一定的标准返还部分增值税给地方政府。

支持该方案的理由是，增值税具有税收中性的特性，不会扭曲纳税人的行为，具有税收经济效率。增值税是对消费进行的征税，消费多的人说明纳税能力强，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增值税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增值税的经济效率值得质疑。增值税的中性是指，增值税的纳税人是货物和服务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增值税的税款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通过发票的抵扣制度，法律上的增值税纳税人不承担任何增值税的税负，因此征收增值税不会扭曲增值税纳税人的行为。但，对所有环节都全面征收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消除增值税免税制度，实行理想的增值税制度才能完全实现增值税的中性。理想的增值税实践中，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一，增值税免税普遍存在使得增值税中性被破坏。由于金融业、房地产行业等存在征管技术上的困难，国际上都不得不在该行业中实现增值税免税制度。又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农业也经常被免税。免税将会扭曲纳税人的行为，因为免税后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税，不能抵扣的进项税会进入生产成本，为了减少生产成本纳税人将会实行“企业兼并”。因为外包的业务不可以抵扣进项，原本可以外包的业务，都由企业自行承担，这将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分工。第二，实践中增值税一般实行多档税率。例如，我国对天然气、牛奶等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实行13%的优惠税率。由于优惠税率与标准税率17%的不一致，这又会扭曲纳税人的行为，导致无谓的损失，形成税收楔子。

其次，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可能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增值税是对最终消费的课税。而消费者的所得未必与其消费成正比。比如一家庭人口多，而劳力少，劳动收入和其他收入一般，则较人口少收入多的家庭来说，前者消费要大于后者，而负税负担也大于后者（当然是在两者的人均消费水平一样的情况下）。增值税不区别纳税人的经济状况，负担能力，一律按消费量的多寡承担税负，造成税收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符合税收效率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

（二）方案二：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十二五”税制改革计划是研究开征房产税。而对于房产税的作用，也由开始的错误认识“调控房价”到后来的正确认识“作为地方政府稳定税源”的慢慢转变。财产税的税收收入比较稳定，所以很多国家都把其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因为根据现存财产的价值课税，一般不受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课征对象相对稳定，因此对其课税，收入必稳定。但把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也有违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

首先，财产税违背税收公平原则。因为财产不足以作为测度纳税人的负税能力，在商品货币经济体系中，个人的财富并不完全表现于财产，主要是所得，而所得的来源和形式多种多样，财产多者也许不能说明其现有所得多，而所得多者，其财产可能很少，故不能再以财产作为测度纳税能力的依据。并且，财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和建筑物的课税。税收的增长导致土地和建筑物价格的增长，并继而导致利用这些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因此，财产税被看作是可以转嫁的。因为房租主要是穷人支付的，所以财产税具有累退的性质。

其次，财产税违背税收效率原则。财产税的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些都影响税收的行政效率。财产税的税基估价难以确定。财产税一般都是从价计征，而这一价值是估定的。估定价值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往往出现随意估断，而且会出现等现象。在我国现行征管技术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财产税税基评估的成本将会非常大，税收征管成本也会比较大。

（三）方案三：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两者混合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根据对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分析，单独以增值税或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都违背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把这两者混合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是指，由于增值税和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都存在一定的职能缺陷，难以单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税收负担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任务，因此需要利用增值税和财产税各自在功能上具有的相互补偿性，在制度设计上协调两者，使得两者的功能缺陷彼此得到弥补，达到相对和谐的统一。

对于如何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这是一个比较宏大和艰难的问题，还需要很多实证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第一，完善增值税制度，使得增值税尽量接近理想增值税制度，减少对增值税中性的影响。第二，改进增值税技术，使得增值税也具有累进性。第三，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转移支付法，实现财政法定，提高转移支付的公平和效率。第四，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中，财产税的真正经济归宿，对其累进性或累退性进行再思考。第五，改进税收征管技术，完善财产评估技术，降低财产税征管成本。

参考文献

[1][英]C.V.布朗、P.M.杰克逊著，张馨主译.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76.

[2][美]哈维.S.罗森著、特德.盖亚著，郭庆旺、赵志耘译.财政学（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01.

[3]Ronald C.Fisher，What Policymakers Should Know About Property Taxes[J]，Tax Analysts，2009（2）.

[4]George R. Zodrow.，Property Tax Incidence and the Mix of State and Local Finance of Local Expenditures[J]，Tax Analysts，2008（5）.

[5]丁成日.理论和国际经验对中国房地产税发展的启迪[J].研究报告，2005（50）.

[6]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J].法学评论，1996（3）.

财产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财产税；税源替代；耕地保护；土地管理制度

一、引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提出了“两个最严格的制度”，即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事实上，随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和耕地的快速消失，中央政府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已将2010年耕地保有量18亿亩定为必须实现的约束性指标，基本农田要保16亿亩；而且，总理在2007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申农业耕地18亿亩的底线不能突破。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实施的效果远不理想，农地的非农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实际上，目前全国在册的基本农田面积只有15.89亿亩，已经低于上一轮规划确定的16.28亿亩的底线，人均耕地面积由2002年的1.47亩减少到2003年的1.43亩和2004年的1.41亩。

其实，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保护者，又是土地的违法者。在耕地的保护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发生了偏离现象。中央政府在宏观上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农民利益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则囿于局部利益，把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在目前中国实行土地用途管理制度下，要使耕地得到有效地保护，必须使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与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严格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政府在土地保护上的违法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利益结构上加以调整，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激励行为。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结构来看，实施财产税对土地财政的有效替代是一种可行之策。

二、我国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扭曲

国家在农地非农化的运作方式上，主要是通过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指标控制在农地保护上采取控制基本农田数量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上，则主要由地方政府来实施。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压力和财政困惑的窘迫下，往往使其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上呈现出严重的利益冲突的角色，其结果自然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不断得到满足，而中央政府土地保护的责任则听之任之。农村集体农民虽然是土地的使用者，但由于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利益恶化严重，加之农地产权的部分缺失使其维权困难，因而在不考虑未来利益的情况下，也缺乏农地保护的最终激励。由此可见，虽然中央政府农地保护的政策十分明显，但由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利益扭曲，地方政府和农民对农地的保护却轻描淡写。

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扭曲主要表现在：(1)中央政府从“准公共产品”的角度对农地实行严格的保护，但并没有给予被保护的农地任何代价性补偿，如农地非农化后的增值收益并未真正用于农地保护，农地保护的公共成本私人化。(2)地方政府在“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同时，没有给予相应的财税来源，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深化的压力下，不断地靠捕获农地非农化的“租金”收益来加以支撑。(3)农村集体农民对农地非农化的权益诉求被剥夺，不能获得公正、充足的补偿，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地通过土地的非法开发进行抗争，其结果造成农地非农化整体租金价值的缩水。

我国农地过速非农化可能会造成“中央政府上收财权――地方政府以农地非农化弥补财政困境――农地非农化导致失地农民补偿不足――失地农民成为社会问题――中央政府最后负责解决”这样一个不良的城市化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土地价值的开发不完全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所以，要解开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扭结，真正遏制农地的过速非农化必须做到这样两点：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把财富置于土地存量的基础上，而不是土地增量的基础上，保持财富的可持续性；第二，国家、地方政府和集体农民对农地非农化的开发价值应进行恰当的分割，消除或遏制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利益诱导。而财产税的全面实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行性。

三、土地财政及其问题

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在目前财政分税制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严重地依赖土地的外延扩张的财政行为。主要通过如下几种途径来实现：(1)通过招、拍、挂的方式直接出让土地获取预算外收入；(2)扶持本地房地产开发，通过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来增加本地预算内财政收入；(3)将土地作为廉价的资源诱使境外资金的流入，增加本地的投资和GDP产值，从而分取25％的增值税收入，或者说，粗放化地做大本地GDP产值来获取预算内财政收入；(4)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取贷款融资。表1和下图显示了1998--2004年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情况。尽管2007年1月1日之后中央政府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纳入地方政府预算内管理，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预算外收入的追逐进行有效的遏制，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基础，所以，也不可能从根源上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当然，土地财政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非农用地的国有化成为土地财政的前提条件，农地非农化的政府垄断和对失地农民的低成本补偿是其获取土地财政的基础，而分税制财政改革所导致的地方财政的困境则成为地方政府谋求土地财政的根本动因，并为土地财政的全力追求提供了“口实”。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种不彻底的财政改革，中央政府在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同时，没有给地方政府自主的税收权利，而只是默认地方政府一定的非正式税收权利，比如各种非正式税收的收费权和以控制诸如土地之类稀缺资源获取租金的隐性抽税权，这就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性条件。专门研究中国财政问题的美籍教授黄佩华女士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几乎无法控制其税基，他们自然集中精力筹集预算外资金。事实上，各级政府(下至区和乡镇政府)都具有从当地纳税人抽取资金的能力。因为，地方政府对大量的资产拥有所有权，如土地、企业，有时还包括自然资源等等。1996年中期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审计中，发现预算外资金规模超过384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中国GDP的6％。而当年预算内收入仅为11.3％(1997为12％，1998年为12.5％)。这意味着预算外资金的规模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50％以上，占政府可用财力的比重略高于1／3(黄佩华，2001)。而土地批租(出让)直接和间接收入占据了预算外收入的很大比重，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土地储备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可能等于甚至超过地方政府的总预算收入(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2006)。

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对土地的管理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土地批

租制度，如香港；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则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即以财产税为财政杠杆的土地管理制度(徐箐等，2004)。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土地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不能买卖，所以我国在土地管理制度上也采用土地批租制度。尽管土地批租收入弥补了地方政府财政的部分缺口，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土地批租制度具有严重的缺陷。

首先，导致农地的过速非农化，造成土地的粗放化利用，不利于农地的有力保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靠土地的增量来实现的，只有不断地将农村集体土地通过政府征用转变为非农用地，然后再通过政府供给出让给工商企业和开发商，才能实现土地批租的财政收入。而同时，由于可以人为地低成本地(被征土地原有用途价值简单的倍数补偿)从农村获得土地，从而也刺激了政府对土地圈占的欲望，因此，各个城市都在强调城市的外延扩张，而不是对现有城市空间进行更有效地利用。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导致了农地的过速非农化和城市土地的粗放利用。例如，本来用于解决城市土地存量合理化利用的土地储备制度体系，现在却成为农地非农化的重要助推器(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2006)，导致地方政府大量、突击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这些土地却因为缺乏有效的需求而大量闲置。

其次，更为根本的是，通过土地批租实现的土地财政收入是不可持续的，隐藏并积累了城市公共财政风险。因为仅仅通过土地批租实现的收入，意味着政府提前支取了城市土地未来50年或70年的收益。虽然能够暂时缓解现有的财政难题，但却没有真正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并使大量的城市土地资产沉淀下去，造成城市土地资产的极大浪费。不仅如此，因为土地批租制度提前透支了城市未来的财政收入，因此，在“寅吃卯粮”的同时隐藏并积累了城市财政风险。

四、财产税与耕地保护

财产税是指对居民和法人的财产所课征的税收，财产一般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由于对动产的税收具有不稳定性，所以一般所指的财产税是指不动产税，又称之为房地产税，在我国也称之为物业税。房地产税收有三个部分：一是对保有环节的征收；二是对转让不动产的交易行为的征收；三是对转让不动产的收益征收。分别称之为不动产保有税、不动产取得税、不动产所得税。按照一般的规则，财产课税是对财富存量的课税，所得课税则是对财富的流量课税，所以，通常意义上的财产税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的征税。纵观各国的税收制度，多数国家的做法是：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作为地方税，不动产取得税(遗产和赠与税、购置税、印花税)作为中央税或省级政府税收，不动产所得税作为中央税。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州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消费税，而基层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财产税，财产税96％归基层政府。虽然我国对房地产业也有税收调节，但主要是针对房地产的流转环节，且对居民不动产的保有环节的税收免征。这种“重流转，轻保有”的税制设计，一方面助长了对房地产的过度、过热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土地财富的极大沉淀，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严重漏损(参见表2)，所以，从实质上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财产税制度。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产税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财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情况来看，根据OECD组织1994年的资料，财产税在地方政府税收中，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占75.8％，加拿大占82.6％，澳大利亚占99.6％。在单一制国家中，如英国占95.6％，荷兰占66.9％，法国占26％(林家彬、乌兰，2006)。这为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表2表明我国在土地税收上的设置虽然不少，但占地方政府税收的比重却很低，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实施包括居民住宅在内的全面的财产税。实施财产税不仅为地方政府找到了税收稳定的、合理的来源，有利于地方政府减低谋求预算外收入的动机，而且也有助于地方政府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两方面都有助于减少农地非农化的压力。房地产的增值有三个主要的源泉：私人投资、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和城市化。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通过资本化提高了房地产的价值，城市化带来住房需求的增加，进而提高房地产价值。所以，房地产增值不是私人行为带来的房地产价格的升值，是一种正外部效应的结果，房地产税可以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房地产价值的溢价回收(丁成日，2006)。反过来，政府要想通过财产税提高地方政府收入，就必须很好地提供城市公共产品以提高房地产价值，而不再盲目地投资于制造业。这样既能做到税收“来自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服务，又能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

工业化、城市化是农地非农化的客观需求，保护耕地也不是要完全限制农地的非农化。这里的关键是要对非农化的土地进行集约化利用，消除由于制度因素带来的主观上的过速扩张。财产税的实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既增加土地使用者或占有者的持有成本，又为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来源，消除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客观动因。政府要想获取更多的收入，必须加大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做大房地产税基，集约化地开发土地，并由此带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粗放化地利用土地，靠不断的土地非农化来维持财政收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外延发展和过度扩张使得我国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非常低下，土地浪费十分惊人(张良悦等，2008)。统计表明，2005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居民人均用地面积已经达到133平方米，比国家规定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最高限额超出33平方米，我国城市的容积率只有0.33，而国外的一些城市则达到和超过了2.0(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2007)。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