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继承范文

时间:2023-03-10 05:17:47

财产继承

财产继承范文第1篇

夫妻财产继承

一、继承发生的法理根据

关于继承发生根据的学说有很多种,但综合看来,最具有影响力是死后扶养说和死者意愿说。

(1)死后扶养说从家庭职能出发,认为死者对家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所以死后其财产仍应用于扶养家庭成员,以保障他们生活所需,该说在公民财产数量很少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财产有了极大增加,而且财产已经从单纯生活资料发展为包含生产资料在内的混合性财产。

(2)死者意愿说认为继承发生的根据是死者生前处分自己身后财产的愿望。在公民财产极大增长的时代,人们对身后财产分配的重视程度有了显著提升,依据死者意愿说设计继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忽视这个问题,继承制度将因违反多数人的意愿难以得到社会认同。

综上,从死后扶养说和死者意愿说本质属性上来分析,用死者意愿说解决夫妻财产继承权问题,更符合夫妻共同创造财产的表现形态及夫妻一方真实意愿。

二、夫妻财产继承各国立法

如果说血亲继承人继承的根据是血缘关系,那么夫妻继承权则来自合法婚姻关系。在正常情况下,夫妻之间关系是相互依赖程度最强的。当一方死亡时,总是希望将财产首先留给对方,基于此,世界各国都将夫妻一方作为主要继承人。

(一)德国

德国民法第1931条规定了配偶法定继承权,顺位不固定,在与第一顺位即主要为子女一同继承时的继承份额为遗产四分之一,但这并非配偶最终可获得之遗产,还须视夫妻财产制再做调整。该法在第1371条明确规定了死亡情形下的财产增加额均衡。

为防止被继承人以遗嘱形式修改法定继承顺序和份额,德国民法第2303条规定了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配偶乃特留份权利人之一,特留份为法定继承份二分之一。

(二)日本

《日本民法典》第900条规定,配偶和子女一起继承时,其应继份为二分之一;与直系尊亲属一起继承时,其应继份为三分之二;与兄弟姐妹一起继承时,其应继份为四分之三。

除此之外,为防止被继承人以遗嘱形式修改法定继承顺序和份额,该法第1028条第2款规定:配偶特留份为法定继承权之二分之一。

(三)美国

按照美国《统一遗嘱检验法》规定:配偶和直系卑血亲共同继承时,配偶先取得5万美元,然后分得遗产的二分之一;配偶和父母共同继承时,配偶先取得5万美元,然后分得遗产的二分之一;无父母和直系卑亲属时,配偶取得全部遗产。

综上,研究上述各国关于夫妻财产继承的法律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各国立法中,夫妻一方在另一方死亡后,都占有更具有优势地位的继承权,更甚至有先取权、特留份制度来进行保护。

三、我国夫妻财产继承权现状

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分两个顺序,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如果死者生前未立遗嘱,其生存配偶系第一顺序继承人,可以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其财产。而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夫妻间继承权问题,主要关注点为:

(1)婚姻关系有效成立,是配偶继承权的先决条件,也是法律确认配偶继承权的依据。只有在婚姻关系有效缔结之后,合法终止之前,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才享有继承权。离婚后,夫妻间继承权消灭。

(2)配偶互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享有同等继承权。除了继承法所规定的丧失继承权和限制遗产分割份额情形之外,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干涉或妨碍生存配偶享有和行使继承权。

(3)配偶继承权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相混淆。我国婚姻法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故当配偶一方死亡.其现有财产多为夫妻共有,并非全部是个人遗产。

(4)在夫妻一方生前已经通过遗嘱、遗赠扶养的形式将遗产处分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共同生活的夫妻一方的继承权。

综上,我国夫妻财产继承权仅体现了形式平等,夫妻一方在另一方留下的遗产中所体现的功劳并未在制度设计、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

四、夫妻财产继承建议

基于夫妻关系身份性,并结合世界各国立法,将配偶作为特殊继承人,不固定继承顺序,在世夫妻一方可以和所有或者部分血亲继承人一起继承遗产,其应继份额根据与其一起继承的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确定的制度更合理,主要理由为:

(1)夫妻关系不同于血缘关系,其具有较大可变性。在婚姻关系稳定性降低的社会环境下,让配偶绝对排斥顺序在后的血亲继承全部遗产,合理性值得商榷。

(2)将配偶作为特殊继承人,可以根据与配偶一起继承的血亲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合理确定继承份额,既能够照顾血亲继承人,又不损害夫妻的利益。

根据我国如今家庭结构现状,夫妻财产继承的制度设计主要为:

(1)夫妻一方死亡后,死亡方的继承人主要为死亡方父母两人,在世夫妻一方,夫妻双方子女1人。故在世夫妻一方至少应分得过世夫妻一方遗产的四分之一,故应规定在夫妻财产继承中,另一方应继承的遗产至少应为遗产的四分之一;

(2)特留份制度规定,即使死亡方已经通过遗嘱继承处分了遗产,也必须为在世方保留至少四分之一的遗产,如果未保留,在四分之一的范围内,该种处分归于无效。

综上,夫妻继承权制度设计不是单纯理论研究,而是实践规则,在平衡继承人利益基础上,体现夫妻财产继承特殊性是非常必要的。

五、结语

夫妻财产继承是继承制度设计上的极为重要问题,其对整个继承法的体系都意义重大。

法律规定应来自于实践,体现一定特殊性的夫妻财产继承制度不仅对彰显夫妻关系特殊性意义重大,更能反映被继承人意愿,符合时代和现实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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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继承范文第2篇

关键词:虚拟财产;继承;立法构想

中图分类号:D9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03207

信息化时代电子商务平台、社交网络、网络游戏等载体的蓬勃发展,孕育出了新型财产类型――虚拟财产。目前,我国《物权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对此尚未有专门规定。而国内外相继出现的网络账号、网络商店、网络游戏币等继承纠纷案件也反映了虚拟财产继承面临的尴尬,继承人面临着来自网络运营商等多方面的阻力。我国在虚拟财产继承领域立法与理论研究的滞后,造成与虚拟财产继承的现实需求相冲突,使继承人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拟立足于现有的继承法律制度,从虚拟财产的理论基础出发,探求虚拟财产继承制度的法律框架,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一、虚拟财产继承的基本理论

虚拟财产是指以网络为载体,具有财产性质的电磁记录的总称。明确虚拟财产继承的基本理论是研究其是否能被纳入继承法体系的逻辑起点。

(一)虚拟财产的可被继承性

论及虚拟财产的继承,需以其可能性为落脚点。关于虚拟财产法律属性业界尚未达成共识,但其受民法调整是无争议的。以此为基础,可从以下两方面论述虚拟财产在法律上的可被继承性。

第一,虚拟财产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财产。 “财产种类的增加,必然促进有关它的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某些规则的发展。这些占有财产和继承财产的法则所依据的习惯,是由社会组织的状况和进步确定和限制的。”[1]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公众取得、占有、使用、处分虚拟财产已经成为了普遍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而且虚拟财产极大地丰富了用户的生产、生活资料,也能为其创造实际的经济收益。从各国物权法的发展脉络就可清楚知悉,法律对财产的认识是个不断兼容并包的过程[2]。虚拟财产和一般有体物的区别在于其物质表现形式不同,需要通过一定的介质承载。而物质表现形式的差异显然不是将其排除在财产范畴外的正当理由。

第二,虚拟财产是公民合法财产的一种。虚拟财产的合法性可通过下述内容检验:一是虚拟财产的主要来源有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制作和网络用户的创作,这些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认定是合法的。二是虚拟财产的表现形式是合法的。例如,Q币作为一种网络货币,其特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并不会冲击现实的货币市场和金融环境,也尚未被法律禁止。三是虚拟财产的内容是合法的。虚拟财产表现为内容多样,是人类智慧在网络上的结晶。法律将虚拟财产的流通、使用、交换等予以禁止,既不符合法理,也不为社会所接纳。因而,虚拟财产作为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具有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虚拟财产作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属于《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财产的范畴,能作为被继承人的财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3]。

(二)虚拟财产继承请求权

继承行为被视为单独行为,无需第三人的行为就能产生继承的效果。但在继承中存在第三方作为继承标的物的管理者、运营者乃至所有者时,即发生对继承标的物的继承请求权。

传统请求权理论一般多讨论以债权为基础的请求权体系[4]。作为民事法律体系的构成,继承法律关系毋庸置疑是不可或缺的。继承权同物权、债权、人格权一样,成为相应请求权的基础权利。继承权、继承请求权和继承行为三者一并构成了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以此为依据,赋予了虚拟财产继承人的请求权主体资格,得以通过行使请求权实施继承行为并实现继承权。

继承请求权是适格继承人对第三人,即被继承人以外的继承标的物的占有人、管理人乃至所有人请求实现继承的权利。在虚拟财产范畴下,其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虚拟财产继承事实的确认、虚拟财产权利的转移、对继承行为的协助等。其类型化分类结果为:(1)虚拟财产权利移转请求权,可称虚拟财产的主继承请求权,具体是指继承人请求虚拟财产的管理者、运营商等第三方向其转移被继承虚拟财产的权利;(2)虚拟财产继承协助请求权,即向虚拟财产的管理者、运营商等第三方请求协助其完成继承行为的权利;(3)虚拟财产次继承请求权,是指继承人在前述第三方违反或不履行上述两项请求内容时而发生替代请求权,包括损害赔偿、数据恢复、瑕疵担保等内容。在虚拟财产继承下,该项权利的发生事由是:(1)继承的发生;(2)继承标的物为他人合法占有。

(三)虚拟财产继承的法律效果及意义

虚拟财产继承直接的法律效果是继承人取得被继承人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在继承事由发生后,继承人能够直接取得、占有、使用或处分虚拟财产,并依法行使权利;对不能直接处置的虚拟财产,可行使对虚拟财产的继承请求权,依法请求虚拟财产的管理者、运营商协助继承的完成。

将虚拟财产作为可继承的财产纳入法律规范,无疑会为诸多纠纷提供法律指引,从而解决当前的司法困境。此外,其意义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尊重逝者及其家属的伦理感情

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将其排斥于继承财产之外无异于对民事主体财产的掠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虚拟财产承载着网络用户的生活轨迹和感情寄托。重视对故人的追思是社会的善良风俗,法律的制定与解释需要尊重并考虑这些因素。将虚拟财产纳入继承财产范畴是法律对社会民众情感的尊重和认同。

2.有效保护和利用虚拟财产的价值,避免了财富资源的浪费和流失

虚拟财产可以被继承,其继承人将可以继续利用虚拟财产并创造新的价值[5]36。而且,虚拟财产所记录的信息资料能被传承,将避免许多传统文化流失、断代的不幸遭遇。一旦法律阻却了虚拟财产继承的发生,大部分的虚拟财产都将面临闲置乃至被删除的风险。通过简单的价值衡量方法,就能比较出虚拟财产继承与节约有限的数据空间孰优孰劣。

3.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行业改良

虚拟财产的普及无疑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动力。一方面,虚拟财产能丰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会更加激发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创造新的生产力变革的契机。同时,认可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认同虚拟财产是继承财产的范畴对现有互联网行业的改良进步有积极影响。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将极大改善互联网行业现状,督促网络服务企业善意保护处于其存储、管理下的用户财产,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

二、可继承虚拟财产类型化分析

虚拟财产是以网络为载体的一系列非实体财产的总称,在具备相同共性的同时,也有各类型的特殊之处。

(一)网络账号

网络账号是用户取得、占有、使用、处分虚拟财产的起点,也是虚拟财产的组成部分。它是由选定的字符组成,作为用户在特定项目中的代表。广义的账号还包括其对应的密码,两者组合搭配才能实现网络账号的功能。根据账号的不同使用平台和用途,可分为社交账号、游戏账号、邮箱账号、金融管理账号等。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用户身份的代表,涵括了用户的基本信息和操作权限;二是作为实施网络行为的媒介,用户能通过登录网络账号开展网络活动,进而取得、使用、处分虚拟财产。

目前,网络账号出现了集约化的特征。其一,一个网络账号具备社交、游戏、邮箱、金融管理等多项内容,腾讯QQ账号是其中的典例。其二,部分网络账号具有跨平台的权限。例如,淘宝网账号就能在天猫网、支付宝、虾米音乐、新浪微博、中国雅虎等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互通使用。

在此类型下,除带有权利人隐私或特殊约定的信息内容外,网络账号的基本信息、操作权限均可由继承人取得、操作。被继承后,网络账号作为身份代表的特征被逐渐淡化,其操作权限成为继承后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原账户权利人因用户协议可能也未取得对账户的所有权,仅有使用权;另一方面,继承人通过继承的账户使用、处分虚拟财产,侧重于使用,不以所有权的转移为必要。因而,对网络账号的继承是以使用权为对象,既满足了继承人的使用需求,也不会与网络运营商的服务政策相左。

(二)网络物品

网络物品是指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开发、制作、传播和提供的用于网络活动的虚拟物品。一般认为,游戏装备是网络物品的典例。目前,通过网络销售、传播的电子书籍、音乐作品、影视剧作品也同属于网络物品的范畴。例如,消费者在亚马逊网购买并下载的Kindle电子书,其权利与购买的实体书无异。与其他虚拟财产类型比较,网络物品具有以下特征。

1.经济价值大。一方面,网络物品是一项知识成果,价值是对劳动的直观反映;另一方面,此类物品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且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2.流通性强。网络物品大都拥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是以一个或数个电商平台为载体的商品,网络用户可与网络服务商进行交易,也可与其他用户、玩家进行交易,物尽其用。

是故,网络物品是最具有物权特征的虚拟财产,其继承权利的保护有现有物权制度和继承制度的双重保障。网络物品的继承以虚拟物的直接交付为主要方式,继承人对继承财产的利用、处分更为灵活、多样[6]。而且,相较于网络账号而言,继承人需要根据网络物品知识产权规则和网络服务协议继承相应的权利内容,而不再局限于使用权。

(三)网络货币

网络货币通常是指以电子数值的形式存在,可在网络空间和特定平台上购买网络物品或服务的一种媒介。但是,网络货币并非货币的电子化,不具备一般等价物等的特性,不具有货币的职能,流通性不强[7] 。网络货币带有浓厚的预付式消费色彩,是“先买单后消费”的在网络上的范例[8]。

常见的网络货币以是否以支付对价分为:有偿网络货币,如腾讯公司的Q币、人人网的人人豆;无偿网络货币,如淘宝网的淘金币、虾米网的体验点等。另外,亚马逊公司发售的电子礼品卡也有类似网络货币的基本特征。

网络货币具有非常直接的经济价值,是连接货币和网络物品的重要渠道。但作为继承对象,网络货币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网络货币与货币间的流转汇兑受限。无偿取得的网络货币不得兑换货币成为了通例,否则将对货币市场造成冲击,造成通货膨胀。二是网络货币流通性不足。网络货币在各个平台间发售,相互间的直接流通多不可能,继承人仅能依赖发售平台实现对其的处分。

(四)网络电子信息

网络电子信息的辐射范围可谓五花八门,不仅可以抽象概括为网络化的知识产权,也包括许多知识产权范畴以外的人类创造性财富。特别是社交账号下形成的诸多网络电子信息,通过博文、图片、音频、视频而为大众所感知,成果丰硕。而这类信息因带有被继承人的精神表露,在经济价值之外有更浓厚的情感价值,为继承人倍加珍惜[9]。

国内外多起虚拟财产继承纠纷的对象就是由被继承人创作或存储的网络电子信息。该类型与网络物品的区别在于,电子信息是以被继承人为创作主体,而网络物品则是他人成果并有特定用途。显然,前者的流通性和经济价值要逊于后者,但前者更具有情感寄托。对于电子信息类型的虚拟财产的继承大都以网络账号的继承使用为前提,继而实现继承人对电子信息的有效利用。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浏览、观看、复制、转载、下载、删除等。

(五)其他虚拟财产

虚拟财产的外延是动态的,具有扩张性,不能通过有限的列举而完全覆盖。网络的发展也使得虚拟财产的类型不断推陈出新。例如,网络存储空间作为云端技术革新的产物就存在继承的可能和需要。诸如百度云、Dropbox、微软OneDrive、iCloud等产品,不仅吸纳了众多用户,也存储着大量的用户数据。网络存储空间同日常使用的硬盘、U盘相比,共同点是电子数据的载体;不同点则是网络存储空间不需要用户置备实体硬件,而由虚拟的网络空间取代,更为经济、便捷。无疑,将用户有偿或无偿取得的网络存储空间作为独立的一项虚拟财产并予以继承在技术上可行且不存在理论障碍,也为虚拟财产的继承开拓了更为广泛的空间。毕竟,虚拟财产离不开一定的虚拟存储空间,等量的实体存储介质一般都价格不菲(网络存储空间也有有偿服务)。通过此例,相关的网络产品或网络服务在满足虚拟财产的一般性特征时就具备了作为虚拟财产的可能性,能够成为继承的对象[10]。

三、虚拟财产继承制度的法律建构

(一)虚拟财产继承的一般问题

虚拟财产继承需要满足继承的一般要件[11]。我国现行《继承法》通过概括加列举的方法确定了我国个人合法财产能予以继承,属于开放性规定。虚拟财产得以作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加以继承。

首先,虚拟财产需要满足合法性的要求。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财产不得作为继承的对象,应由网络服务运用商通过冻结、注销等方式依法处置。一方面,虚拟财产应是合法取得[5]38。如若虚拟财产的取得方式不正当或违法,如通过外挂、数据修改器等,就不能视为被继承人合法取得,不得作为继承的对象。另一方面,虚拟财产作为继承对象需合法[12]。虚拟财产的合法性认定,可包括但不限于:内容的合法、形式的合法、流转限制程度等。例如,虚拟财产不得为禁止流通物,电子信息不得继承。对于不法的虚拟财产,网络运营商可根据法律法规及服务协议采取禁止访问、封禁、删除、收回等手段,继承人不得主张继承。

其次,虚拟财产继承人适格。虚拟财产继承人的范围和目前《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人范围一致。但在虚拟财产的一种学理分类中,虚拟财产可分为经济利益型和人格利益型两种。在人格利益型虚拟财产的继承上,法律理应尊重人的情感需求,给予平等的继承地位,淡化继承人顺序的规定,采取变通的继承人共同继承方式[13]。

再次,圈定适格的继承范围。依前述分类,经济利益型虚拟财产是继承的首要对象,不宜再立法上添附其他条件。而人格利益型虚拟财产多表现为博文、照片、视频等,一方面联络着亲属间的情感,但也包含了许多未公开的个人信息[14]。故而,对公开的内容,可划归为可继承的虚拟财产;对未公开的邮件、通讯记录、电子音像资料等个人信息应划归为不可继承的虚拟财产,由运营商、管理者实施技术封存或冻结。

最后,虚拟财产继承需要有程序性要求。其一,是继承的启动与认证程序。继承人凭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继承人证明等文件向虚拟财产的管理人提出继承申请,由管理者审核并办理移转。双方有争议的,可通过司法途径予以司法确认。其二,是虚拟财产的认定程序。根据可继承虚拟财产的范围,对虚拟财产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予以估算,认定最终可由继承人继承的虚拟财产的类型、数量、权限等[15]。其三,是交付公示程序。网络运营商依申请对在继承范围内的虚拟财产交付被继承人占有、使用以及处分。并且,虚拟财产物权属性要求网络运营商应通过系统公告或其他方式对虚拟财产的转移事实予以公示,以完成虚拟财产的现实交付,保障继承人权利的顺利实现。

此外,有研究提出,应成立虚拟财产继承监管机构参与继承程序[16]。但在继承的私法领域,不应再遗留带有行政干预色彩的制度设计。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网络运营商与被继承人间能通过现有的技术手段实现虚拟财产的顺利交付,监管机构反而给继承增添了门槛。而在涉及用户隐私等特殊情况下,可通过用户生前的授权管理或遗嘱的方式处置。现有的如ipasswords等账户密码管理软件可以作为被继承人的选择,不再借助额外的“第四者”。即便没有被继承用户明示,网络运营商可直接对用户的非公开信息作技术处理,将其排除在继承范围外,嗣后予以冻结、删除。显然,监管机构不是被继承人的人,更不能代替权利人审阅隐私信息,无法起到所谓的“监管”职能。

(二)虚拟财产继承的限制

1.权能的限制

继承人的权能受到天然的限制。若继承人是对虚拟财产所有权的继承,并非当然能够实现所有权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全部权能。一方面,处分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就包括网络服务协议的限制。例如,对继承Q币的处分需要符合运营商制定的规则。另一方面,其权利的行使也会与被继承人的行使方式相异,相关功能面临转型。例如,在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后,脸书网改变起初了解到用户死亡便立刻删除其资料的做法,而将其转变为网络吊唁场所,仅删除部分个人信息。离逝用户的家人或朋友可通过提交申请表格和相关证据启动该程序,但他们无法实现对该网站的全权管理[17]。由此可知,同被继承人对相关账户的使用权限相对比,继承人对被继承账户的权限和使用方式会因网络服务运营商的规则而有所限缩,两者并不一致。需要平衡网络运营商与继承人的诉求,对现有成熟的有限继承管理模式予以确认。

2.隐私的限制

取得和控制被继承人的隐私不是虚拟财产继承的目的。在虚拟财产的典型类型中,诸多内容与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紧密相连,其继承也受到隐私利益的限制[18]87。在社交网站中,如QQ空间、新浪微博,用户可通过仅自己或特定对象可见的方式信息,这当然构成被继承人隐私的一部分。又如,电子邮箱内存储的电子邮件内容,除用户自主公开外,也受到保护。如若这类数据被一并继承,不仅有违被继承人的意愿,而且其隐私利益也无法得到妥善的保护。虚拟财产中隐私信息是相对独立的,在用户离逝后也将作为人格利益的组成部分受到保护。隐藏的音像资料、通讯记录、电子邮件数据并非当然的继承对象:在被继承人没有遗嘱或其他明示时,这些数据不是虚拟财产继承的对象;唯有在被继承人有遗嘱和其他明示时,隐私数据才可在遗嘱和明示的范围内被继承。在虚拟财产认定后,立法应赋予网络服务运营商对此类信息采取技术保护的权利,可采用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加密、限制或拒绝访问乃至删除等。

3.契约限制与排除

与普通财产不同,虚拟财产的产生、存续甚至灭失均是以网络服务协议为基础,以网络服务器为载体的。虚拟财产继承也当然受网络服务协议的限制,并广为接受。在网络服务的高效和专业分工背景下,网络服务协议的设计能为用户提供有效的指引,预防风险的发生。虚拟财产的使用及其继承受契约限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部分网络服务协议在权利的流转上作了一定的限制乃至排除,不允许初始注册用户向他人有偿或无偿转让账号,以QQ为典型。那么,这一限制能否影响虚拟财产的继承呢?

目前,网络服务协议一般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存在[19]。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以限制账号转让为典例的契约限制并不能排除继承人对虚拟财产的继承权利,不得作为运营商针对继承人诉求的抗辩理由。而从格式条款的解释看,虚拟财产继承并不在契约限制的范围之内的解释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并不会引起法律关系的嬗变。由此可知,虚拟财产在继承时需要接受网络服务协议的技术性限制,但该限制性规定不得排除继承人的继承权利。

(三)虚拟财产继承的路径分析

在虚拟财产继承一般性问题的基础上,还需要针对各类型的虚拟财产的继承分别予以分析,重视特性对继承的影响。从前述可继承的虚拟财产类型分析中可知,单纯的继承路径并不能实现虚拟财产的有效继承。

首先,被继承人对各类型虚拟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内容不尽相同[20]。例如,被继承人对网络账户享有的是使用权,而对网络货币享有的是所有权。虚拟财产继承应视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次,继承人对各类型虚拟财产的继承需求不同。除了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之外,情感因素也在虚拟财产的继承中处主导地位。这两种的差异需求势必在权利内容的继承上有所区别,即要通过经济简单的路径实现继承需求。最后,需要正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正当诉求。一味地扩张被继承的权利内容,可能会危及整个互联网服务行业的正常发展,损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正当盈利,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符[21] 。

继承路径可分以下两类:

1.所有权的继承

同一般财产继承一样,虚拟财产所有权转移应是继承路径的主流。前述的网络物品中的电子书籍和影视剧、网络货币、网络电子信息均在此列。继承人能通过继承取得对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充分实现继承的目的。一方面,这几类虚拟财产都具有较高的独立价值,不过分依赖网络运营商开发的平台和服务器。例如,继承人继承电子书籍除载体的区别外,和继承实体书籍并无差异。另一方面,其权利的转移并不会对服务协议的履行和运营商政策造成实质性影响。运营商在自主的盈利模式下,对此类虚拟财产担负的是管理者的责任或扮演中介的角色,替代以广告、物品销售等方式取得收益,不宜再以掌握网络物品的所有权为必要(避免权属争议带来的纠纷和霸王条款的负面影响)。例如,网络货币虽由运营商发售并严格监管,但用户通过货币能直接购买网络货币取得其所有权。此外,网络运营商需在合同基本原则的框架下为所有权的转移提供可能,信守承诺,注重附随义务的履行,不得额外收取费用[22]。

目前,热议中的《继承法》修改需要对现有的被继承人―继承人的一元模式予以必要的修正,重视财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具体而言,虚拟财产的所有权继承路径是一个至少涉及运营商、被继承人、继承人三方的多元模式,可能还会有关联用户作为利害关系人出现主张权利。那么,继承法在信息化时代的多元参与模式下,其视角应更加开放,及时补足权属确认、利益追偿等制度,为继承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2.使用权的继承

相比之下,网络账号和游戏装备的继承路径只能通过使用权的继承实现。现行立法对此尚未有明确的规定,既没有明文禁止,也未有加以认可的蛛丝马迹。私法的实践不能拘泥于教条主义,是一个敢于革故鼎新的历程。对虚拟财产继承的认知也应是如此。就网络账号而言,结合现有技术的有限性和风险的防控,网络账号使用权的继承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已能满足虚拟财产继承的需要。美、荷等国在虚拟财产领域采取的技术中立原则,其中第三项就立足于网络活动可能的特殊性,允许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做出差别规定以求在整体法律效果上的统一[18]9496。那么,在权利的继承上做一些让步也未尝不可。

而对于游戏装备等网络物品的继承,需要注意游戏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产生的价值与网络服务运营商创制游戏装备而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剥离。而且,玩家及其继承人可通过平台外途径对游戏装备等网络物品进行交易,扩充了网络物品实现流通价值的途径。一方面,避免平台限制而产生的折价情形;另一方面,也给继承而来的网络物品留有了溢价的空间。

总而言之,虚拟财产继承路径的不同在于其丰富的类型化呈现。继承法以及其他民事法律必须正视网络技术对立法变革的影响,与时俱进。

四、结语

热议中的《继承法》修改需要紧扣时代的发展脉搏,虚拟财产的出现是一大契机。目前,财产的继承大多是一元化模式,忽视了各类型财产的特殊性。着眼于尚未有共识的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类型化研究不失为一种客观的尝试。在类型化研究的基础上,所有权的继承和使用权的继承两个路径设计才成为可能。对虚拟财产继承制度的立法构想,既是虚拟财产权利人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也是继承法律制度的一大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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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继承范文第3篇

关键词:遗嘱继承;女子继承;代位继承;户绝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40-05

一、分家析产的社会现象

历代王朝都禁止别籍异财,提倡宗族聚居。维护家族共有财产制度是封建立法的重要内容,《宋刑统》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一般不分异家产,只有在父祖亡段之后,大家庭无法继续维持时,才会发生子孙分家析产的问题,而这时的分家析产却又往往和遗产继承混在一起而成为同一个内容。

但在社会上经常出现父祖未亡析户分财现象。析户分财是财产继承的重要方式,所以即使禁止别籍异财,也无法避免这种社会现象出现。在晚唐就开始流行析户分财,到了宋朝民间分居异财的现象更为普遍,禁止别籍异财的规定已经无法阻止了,因此宋朝的法律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南宋时期户部规定,“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拔而有照据着,合与行使”[1]。自此,只要父母同意,并有字据,分财就是合法行为,实际上就默认了异财法律地位。析户分财也是适应时展潮流的,子孙为了维持生活除了由家族共同支出外,只能向父母申领。为避免这些麻烦,也为防止子女对日后财产分割发生纠纷就干脆事先把财产分给子孙。分家析产使子孙能够孤立生活,不再依赖父母,就不必等到父母去世后再分割。

二、遗产继承的范围

在不曾分家析产共有制家族中,遗产内容主要指共有财产中的田产、房屋、邸店、牲畜、农俱等生产、生活资料。这些是家族成员共有财产(由家长掌管,子孙无权随意消费和处分),也是父祖死亡之后诸子继承的对象。对父祖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私有财产,法律不准许作为共有财产进行分析和继承。宋《户令》中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这一规定,实际上法律承认了在共有制大家族中子孙私有权的存在,但从妻族所得的随嫁财产,必须“并同夫为主”,由其丈夫自由支配,另外,凡是父祖“愿以田宅充奉祖宗响祀之费者,亦听官给公据,改正税籍,不许子孙分割典卖”。这一部分作为响祀的田宅,自然也不在分析和继承范围之内。

父母在,子孙已分家析产的人户,其遗产的内容就只有父祖在析产时留下作为养老的田宅了。对于这一部分田产,父祖有任意处分的权利,但多数情况是在父母亡役之后用做丧葬之费,如有剩余,诸子才可再次进行分配。这就是子孙分家析产之后遗产继承的内容。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是普遍存在的[2]。

三、遗产继承的一般顺序及份额

中国传统法律关于财产继承的一般顺序是:第一顺序是诸子及诸孙(包括嫡子、庶子、婢生子、嗣子、奸生子),第二顺序是在室女、赘婿,第三顺序是出嫁女,寡妻一般作为特殊顺序继承人处理。嗣子,除了在宋代,亦同亲生子。

自汉以来,都采取诸子均分的原则,《宋刑统》引《户令》中规定:“诸子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即对父祖财产继承,不分嫡庶、不分长幼,即使是“遗腹之男”,都平均分配,而对“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3]。

立嗣子作为拟制的亲子,是法定继承人,立嗣子之后又有生子的,嗣子和亲生子一样是法定继承人,而且有相同的继承份额。但南宋将嗣子分为“命继”和“立继”两类,所得份额不同:“检照淳熙指挥内臣僚奏请,谓:祖宗之法,立继者,谓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惟近亲尊长。立继者与子承父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命继者,于无在室、归宗诸女,止得家财三分之一。”[4]“立继嗣子”(即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对养父母的义务与亲子相同,即赡养服侍养父母和尔后祭祀祖宗。“命继”之所承担的义务,除祭祀外,自无须赡养服侍嗣父母。宋朝规定命继之子在继承份额的比例上,低于立继之子,在所继承的遗产份额上也有限制,命继之子虽然原则上可继承嗣父母的遗产三分之一,但是按此比例所得遗产不得超过三千贯。

宋代对养子的法律规定:“夫亡而有养子不得为之户绝”,养子就依亲子法继承财产,这是宋代确定的法定原则。养子有抱养子和收养子之分。抱养子是无子之家为防户绝而养同宗昭穆相当之人的小儿以为子,亦称“过继子”或“过房子”,这是法律所允许而且在唐宋律令中都有规定的。在宋代养同宗子必须“除附之法”,就是说“养同宗子,两户各有人户,甲户无子,养乙户之子以为子,除乙户名籍而附之于甲户。所以调之除附”。只有经过“除附”,办理了户口转移手续,在法律上确立了养子与养父母的关系,终止了与其生身父母的身份关系,才视为合法的过继子,才受到法律的保护。唐朝以前的法律规定只可收养同宗昭穆相当之人,严禁收养异姓男子。宋代法律规定:“异姓三岁以下,并听收养,即从其姓,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虽不经除附,而官司勘验得实者,依法。”[5]因此,养子法律地位与亲子相等。

非婚生子女有没有继承权,关键在于生父是否将其认领归籍。《宋刑统》中规定:“其百官、百姓身亡之后,称是在外别生男女及妻妾,先不人户籍者,一切禁断”。这就是说只要生父在日没有认领合编归父籍的,法律一概不承认其父子关系,也就没有继承权。

四、宋代的代为继承制度

宋代承袭唐朝规定,唐朝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父亲先于祖父死亡的,子孙可以依据“兄弟亡者,子承父分”的规定,继承其父亲应继承的财产份额。如果父辈兄弟俱于祖父先亡,则按“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的规定,孙辈就可以直接平均分配财产。

《宋刑统》中规定:“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分”,这就是说在丈夫先于夫父死亡的清况下,准许寡妻代替丈夫承受遗产。但是“妻承夫分”和“子承父分”是不同的。从血亲关系上说“子承父分”名正言顺的,没有附加条件限制,而“妻承夫分”就不同了,因为“夫家田业,自有夫家承分之人”,况且“妇人无承分田产”之说[6]。所以对“妻承夫分”的代位继承规定了很多附加条件。《宋刑统》准《户令》中规定:“有男者不别得分,谓在夫家守志者。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脾、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从这条中可以看出寡妻妾有男者,无代位继承权;兄弟皆亡而又无子者,才可以“妻承夫分”;在夫家守志者才能代位继承,但必须为亡夫立嗣;代为继承的财产不可以任意使用;改适他人,所得夫家财产应归还夫家原来的继承人平均分配。从这条上来看,寡妻替亡夫将应承分的财产接收过来,再转移给亡夫未来的继承人,寡妻只起一个中间人的桥梁作用,没有“子承父分”的实质性的继承权。因此,寡妻代为继承财产没有典卖、转让、挟带改嫁,随带归宗的处分权。

五、宋代遗嘱继承制度

宋代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颁布《户绝条贯》:“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7]这说明宋代承认遗嘱继承的效力。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遗嘱继承大致有以下内容:

第一,保护法定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嘉祜遗嘱法规定:“财产别无有分骨肉,系本宗不以有服及异姓有服亲,并听遗嘱。”[8]这说明只要是合法继承人都可以依遗嘱继承财产。在南宋则缩小看继承人的范围,南宋规定:“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官给公惹。”[9]如果遗嘱中对法定继承人的合法财产有所损害,那就视为违法行为,受害人可以向官府。《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叶氏此田,以为养老之资则可,私自典卖固不可,遗嘱与女亦不可。……《户令》曰: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则是有承分人不合遗嘱也。”这里可以看出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就将遗嘱认定为无效。

第二,有效遗嘱的成立须经过法定程序,宋朝规定,立遗嘱者必须要经过官印押,官给公凭。赵鼎《家训笔录》曰:“三十六吾所钟爱,他日吾百年之后,于绍兴府租课内拨米二百石充嫁资,仍经县投状改立户名。”[10]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遗嘱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才能成为有效遗嘱,经过官方认可,加盖印章,并发给证明文件。经过官府认证有两个目地,其一是可以尽量杜绝因造假或伪造遗嘱而引起的纠纷,其二是政府可以根据遗嘱中的财产数额征收一定的遗产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户部规定:“人户今后遗嘱与缌麻以上亲,至绝日合改立户及田宅与女折充嫁资,并估价赴官提契纳税。”[11]

第三,口头遗嘱或未经官府盖章并发放证明文件的遗嘱没有法律效力。《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其所谓遗言者,口中之言邪?纸上之言邪?若曰纸上之言,则必呈之官府,以直其事矣。若曰口中之言,恐汗漫无足据,岂足以塞公议之口。”[12]“缪氏母子不晓事理,尚执遗嘱及关书一本,以为已分析之证。此皆何烈在日,作此妆点,不曾经官印押,岂可用私家之故纸,而乱公朝之明法乎!”[13]

第四,造假或伪造的遗嘱没有法律效力,要受到法律制裁。《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荣孙,异姓也,七岁。且遗嘱非真,似难争立。”[14]

第五,寡妇也有立遗嘱的权利。《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寡妇以夫家财产遗嘱者,虽所许,但《户令》曰: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15]

六、宋朝户绝财产继承制度

关于“户绝”这一概念,当时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父系的断绝,其二,指作为纳税单位的“户”的消失。之所以如此阐释,是因为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国家于法律中规定这一制度,不仅仅是对“男子死而无继”这一事实的确认,还在于确认“户”这一纳税单位的消失,从而便于经济的管理[16]。但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兄弟数人同居未分,共同拥有财产的家庭,因为在此种家庭中,即使有一个兄弟(及其妻)已经死亡而无子嗣,该户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纳税单位,国家并不将其看作绝户。这一概念只适用于父亲已经与其兄弟分家并独立门户,且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而没有留下子嗣。

对于继子才财产继承宋朝将其分为“命继”和“立继”两类,在此前文已提到。所谓“立继”,是指丈夫去世妻子尚在,而此家又无子嗣,从而此寡妻过继一个嗣子以继承的方式。《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卷八《户婚・立继类》记载:“立继者谓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宋代法律为了使户绝之家“不断香火”,“血食永享”,为此立继之制。《宋刑统・户婚律》规定:“凡立继之子,必为同宗昭穆相当者”。所谓“昭穆相当”,即是要求所立继承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晚辈。

所谓“命继”,是指无子嗣之家夫妻俱亡,而由丈夫之近亲属为之指定一个嗣子以继承的方式。《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卷八《户婚・立继类》记载:“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惟近亲尊长。”命继子的确立亦应当遵循“昭穆相当”的原则。关于命继子的财产继承,由于命继子的指定主体仅仅是户绝家之近亲属,而非当事家庭组成人员,换言之,命继子并非由当事家庭组成人员之意志而定,故其法律地位不能完全等同于亲生子或立继子。宋律截至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以前,虽有命继之法,但于命继子之财产权却未有具体规定,致命继子不能继承所继家之财产之事时有发生。《宋会要》载宋政府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对命继子的财产继承权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即命继子只能继承绝家财产的三分之一,但是按此比例所得遗产不得超过三千贯。在南宋命继子的财产继承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如果没有在室女和归宗女,继承户绝财产的三分之一;(2)如果只有在室女,继承户绝财产的四分之一;(3)如果只有归宗女,继承户绝财产的四分之一;(4)若有在室女同时又有归宗女,则继承户绝财产的五分之一;(5)命继子继承户绝财产至3000贯止,如果应继承财产达到2000贯,则可再继承2000贯;(6)上述各种情况中,该户绝财产经分配还有剩余的,一律没官。

七、宋朝女子财产继承制度

《宋刑统》沿袭唐律,但其对于妇女继承权的规定比唐律具体和细致,同时妇女继承地位也进一步的提高。在《宋刑统・卑幼私用财・分异财产》中就对宋代财产继承分配原则做了完整表述,从法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室的姑、姊、妹在有兄弟共存的情况下,其继承财产的份额仅是未婚男性聘财的一半。妻子的财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娘家的奋产,这部分财产不在夫家分家之限,一部分是在夫死无子的情况下继承丈夫的家产份额。由此可见,女性财产继承权的大小与家中有无男性联系紧密。

第一,在室女的继承权。一般情况下,宋代的在室女相对于其他兄弟而言仅享有一份嫁妆的财产继承。但与唐朝的情况不同的是她所分得的妆奋份额有所改变,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可知女儿可以取得的家产是家中男子的一半。宋代女子尤其是在室女的财产权得到很大提高,表现之一就是在室女财产继承地位的提高。北宋时期根据《宋刑统》中户婚律的规定,在室诸女在继承本家财产时只能分得嫁妆并且数额仅为男子聘礼的一半。到了南宋时期,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女合得男之半”[17]以及“二女与养子均分”[18]的记载,说明在室女可继承财产的数额增加到兄弟的一半。

在户绝情况下在室女的财产继承份额,较之归宗女(指出嫁后由于各种原因又回到父母之家的女子)与出嫁女要多,这是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相适应的。在当时,人们认为女子出嫁后即从属于夫家,与本家之关系即淡化,而在室女由于未曾离开本家,属于本家家庭的成员,因而在父(和母)亡而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其可以继承家庭的财产,且较其他人为多。《宋刑统・户婚律》中规定:“诸身丧绝户者,所有部曲、客女、奴碑、店宅、资对,并令近亲(亲,依本服,不以出降)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户虽同,资财先别者,亦准此)。”《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卷七《户婚门・立继》规定:“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当然,上面所说的仅仅是有未嫁女存在时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户绝之家会由其近亲属指定命继子对其财产进行继承,这已如上述。另外,往往会出现几种身份的女儿同时存在的情况。户绝之家未嫁女的财产继承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如果只有未嫁女和命继子,得继承户绝财产的四分之三,(2)如果同时有未嫁女、归宗女与命继子,前两者共得户绝财产的五分之四,其中在室女得之中五分之四财产的三分之二。

第二,出嫁女的继承权。女子一旦出嫁,即离开她原来的家庭加入另一个宗族团体,从此以夫家为主体,她与娘家亲族的亲疏关系己经产生改变,服制上的变化说明了这种由亲到疏的过程。但是,家庭内的财务问题并不会随着女儿的出嫁而风流云散,彼此间的亲属关系不可能就此断绝,人际间的交往依然存在,家产、嫁妆仍旧是造成出嫁女和娘家、娘家亲族产生纷争的关键。依据中国古代礼制与法律规定,出嫁女在有兄弟承分家产时,无权继承娘家的任何遗产,只有在父家户绝,被继承人未立遗嘱,且无在室女继承时,才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宋刑统》卷十二《户绝资产》沿唐旧制,规定:“自今后,如百姓及诸色人死绝无男,空有女己出嫁者,令文合得资产”。但是又有限制:“其间如有心怀窥望,孝道不全,与夫合谋有所侵夺者,委所在长吏严加礼察,如有此色,不在给予之限”[19]。这里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精神。对于出嫁女可获得户绝之家遗产的规定,《宋刑统》的编修者又补入起请条说:“臣等参详:请今后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者,三分给予一分,其余并入官。如有庄田,均分近亲承佃。”根据宋初的这条法令,出嫁女可以继承户绝资产的“店宅、畜产、资财”中的三分之一,而庄田则“均分近亲承佃”,出嫁女无权继承田产。但是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始有出嫁女继承户绝田产的情况,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有颁布新的规定:“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千贯以上者,内以一分给出嫁女。止有归宗女者,三分中给二分外,余一分中以一半给出嫁诸女,不满二百贯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全给;止有出嫁诸女者,不满三百贯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亦全给;三百贯以上三分中给一分,已上给出嫁诸女并至二千贯止,若及二万贯以上,临时具数奏裁增给。”南宋《户令》规定:“诸已绝之家立继绝子孙(谓近亲尊长命继者)于绝家财产者……止有出嫁诸女者,即以全户三分为率,以二分与出嫁诸女均给,余一分没官。”

宋代出嫁女的继承情况大概是:宋初,可继承户绝财产中的“店宅、畜产、资财”中的三分之一,但是“有心怀凯望,孝道不全,与夫合谋有所侵夺者”,不在此限。天圣六(公元1028年),得继承的户绝财产始包括田产在内。自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起,若同时有未嫁女及归宗女,且户绝资产达千贯以上者,可得一分;仅有归宗女和出嫁女的,得户绝财产的六分之一(不满200贯给100贯,不满100贯全给);仅有出嫁女的,户绝财产不满300贯给100贯,不满100贯的全部给,超过300贯的给三分之一,到2000贯封顶,若户绝财产超过2000贯的,临时奏报裁定增加给予。南宋时,仅在只有出嫁女与命继子的情况下,得继承户绝财产的三分之一。

第三,归宗女的财产继承。如果系亲女,被夫家所出及夫亡无子,且不曾分得夫家财产,还归父母家后户绝者,可以拥有在室女同等的继承权。北宋初期对此作出规定“如有出嫁女被出,及夫亡无子,并不曾分割得夫家财产入己,还归父母家,后户绝者,并同在室女例。”[20]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又定新规“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女及归宗女,千贯以上者,内一分给出嫁诸女。止有归宗女者,三分中给二分。”[21]这条法规重申了宋初归宗女与在室女均分分户绝财产的规定。并对宋初的法令做了一些调整,在户绝财产达到一千贯以上者,内以一分给出嫁诸女。若只有归宗女者,则只能继承户绝资产的三分之二,表明归宗女的财产继承权己有削弱。南宋时期的法规,归宗女的户绝财产继承权进一步下降,只能继承在室女对户绝财产承分额的一半“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而归宗女减半”[22]。归宗女对户绝财产的承分额要少于在室女的情况之所以出现,大约与妇女在夫亡无子或与夫离异等情况,可将随嫁资产带归父母家有关。

财产继承范文第4篇

2016年10月31日,在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民法典草案二审公布的最新稿中,原草案中规定的网络虚拟财产条款全部被删除。而上一版的征求意见稿中曾经规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虚拟财产,指的是用户在互联网上留存的一切信息内容,包括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一切痕迹,甚至还包括虚拟货币。

从2003年的游戏装备红月案算起,虚拟财产案件进入公众视野迄今已有13年了。此后,又发生了亡妻要求继承丈夫QQ案和淘宝过世店主亲人要求继承店铺案,但并未形成规模。

从网络虚拟财产在民法典草案进进出出的过程可以看出,直到今天,法学界对虚拟财产的认定依然未达成共识。这不仅影响了一些案件的判定,也可能在未来影响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

上千篇论文都没达成共识

何谓虚拟财产?其范围如何?目前法学界对其认识一直无法统一,争论也异常激烈。

“大家虽然都在讨论虚拟财产,但可能讨论的语境并不相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对《t望东方周刊》说。

他认为,在法律上不能随便创设概念,除非传统的概念无法容纳。如果所谓的虚拟财产,比如电子邮箱、游戏装备、QQ号码、虚拟货币等,可以在现实空间或传统法律上找到类似的范畴,就没有必要再创设一个虚拟财产的概念。

比如,QQ号、微信号类似于现实空间里的电话号码,其本质是一种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身份或代码;包括游戏币在内的各种虚拟货币,是用于购买和使用商家业务的凭证,类似于现实空间里的购物券或代金券;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装备,其外形属于版权保护的作品,版权属于创作者,可以独立于网络游戏而存在,而其载体则是记录在服务器上的电子数据――信息,拥有装备的玩家对该数据(信息)享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因此,它只能依附于游戏环境而存在。

因此,刘德良认为,上一版的民法典征求意见稿写入虚拟财产的做法是有缺陷的。

近期,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岐也对这一观点表达了支持。张鸣岐说,类似虚拟财产的立法必须保持谨慎而克制的态度,要在进行充分论证后再确定在法典中如何规定。

“中国法学会征求专家意见时,我提交了这些观点。而目前公布的最新稿,也将虚拟财产从物权客体中删除了。”刘德良说。

但对上一版草案中有关虚拟财产保护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立新曾高度评价。他说:“这个规定是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突出亮点,为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纠纷的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他曾对媒体表示:“网络店铺的ID是由电商平台提供的,那么电商平台和网络店铺店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是赠予、转让还是租赁?”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网络店铺这一虚拟财产的物权归属,那么当电商平台和网络店铺经营者发生纠纷时,就没有统一的评判尺度。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许可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目前有关虚拟财产的论文有上千篇,但都没有达成共识。“大量的讨论都是从传统民商法的角度思考,隔靴搔痒,削足适履,老是想把新东西放在旧篮子里。这样做并不现实。如果遇到传统框架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改变既有思路进行更新和调整。”

他认为,作为世界上最早对虚拟资产进行判决的案件,此后基本所有判决都延续了红月案的判罚,这分明等于默认了虚拟财产的定义及虚拟财产受到法律保护。

关于转移和继承的争议

许可表示,除虚拟财产的定义外,有关虚拟财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均与其转移和继承有关。

首先,虚拟财产实际上主要由网络服务商提供服务,比如一些用户协议里规定,账号除申请人外,不能由第三方使用。这是否说明网络服务商对虚拟财产的转移和继承有主要决定权?

其次,未征得逝者同意就把他过去的信息交给哪怕是其最亲密的人,是否侵犯了逝者的隐私权?法律是否只能要求继承人继承和逝者有交集的部分信息?

许可表示,现在学界对第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认为一切应交由市场决定,在竞争中形成一个公认的行业标准。第二种则认为网络市场竞争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竞争,网络运营商有很大的游说能力为自己争取各种支持,如果政府不管控,网络巨头们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制定出不利于网络用户的规则。目前,这两种主张各有其拥趸。

有关虚拟财产的继承和死者隐私权的问题,许可认为,斯人已去,人格权不复存在。维护其隐私权的权力理应交给亲属朋友,这些人是最有能力维护死者隐私的人。如果将这部分权益交给网络服务商,一旦资料泄露,这些公司根本无力保护。

但在刘德良看来,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从伦理上讲,人格利益是不能转让、流通和利用的;只有财产利益才可以转让、流通和利用。如果连这一点都有疑问的话,那么,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学和民法典赖以构建的根基――人格权和财产权区分理论将被颠覆。

死亡账号成了生意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有关虚拟财产的问题,现在主要还是法律学者在关注,并未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在现实中,一旦真正发生有关虚拟财产的案件,法院(尤其是地方法院)往往会因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并不按照可继承的财产认定此类案件。因为大陆法系的思维方式是基本权利法定,法官不愿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成为立法者。

而普通法国家则相反,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不依赖成文法。不过在国外,相关的案例也比较少。

这些因素都导致虚拟财产的法律界定进程缓慢。但是,互联网公司却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相关产业。

“已经有互联网公司在用户离世后,利用这个人在网上积累的内容做成一个虚拟的人物形象跟在世的人对话,并出售这种服务。这种商业模式的控制权在互联网公司。”胡凌说。

目前,“脸谱”在全球拥有15亿用户,它执行拒绝自动删除死亡用户档案的政策,反而将死亡用户账号变成“纪念版”账号。

这种做法招致了大量批评,更多家庭希望获得亲人账号的控制权。

“没有互联网时,人们往往通过照片、日记等遗物缅怀亲人;随着信息的爆炸,亲人去世后,我们每天都可以在网上看到亲人形象,缅怀的意义反而变弱了。因此,有人认为,信息的全部价值应当是使我们当下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胡凌说。

这也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所有数字化的数据留存在网上或服务器中,而是希望从此销声匿迹,这是不是他们的自由?

欧洲已经提出一个叫作“被遗忘权”的数字时代基本权利,指人们希望将自己的公开信息从谷歌等搜索引擎上删除,比如丑闻、犯罪报道等。但这一权利也会和公众知情权、自由表达权等权利发生冲突。目前,这一权利仅在欧盟范围内行使,欧盟以外基本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财产继承范文第5篇

关键词:虚拟财产;继承;问题;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6-0199-01

一、虚拟财产继承的困境

1.立法缺失。现今,虚拟财产继承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缺乏立法的支持。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包括物权和债权,而虚拟财产就其属性来说更类似于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是智力和创新的成果。然而,在无明确法律条文支持的环境下,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的主动权就往往落在网络服务供应商手里了。这就造成网络用户无法在无形中处于弱势地位,而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网络服务供应商由于担心在虚拟财产继承时会出现侵犯被继承人的隐私权等问题,往往会利用自身的不平等地位为而强迫用户同意更利于己方的格式合同,从而将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划归自己。从现有案例上看,因担心隐私泄露而产生纠纷的相关案件数量是很大的,判决结果也往往倾向于网络服务供应商。就其根源来讲,一方面,因为虚拟财产继承可能会给供应商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一旦纠纷进入法律程序,公众舆论又可能使公司形象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3.继承人举证难。按照现行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于网络服务供应商处于优势地位,虚拟财产的详细数据,如邮件数据、用户照片和网络游戏内人物物品等,完完全全都掌握在了W络服务供应商手中。继承人由于缺乏法律相关支持,很难获得相关信息记录。除此之外,继承人还要证明被继承人网络虚拟财产的存在。而很多情况下都只是有账号和密码,连被继承人自己都很难证明自己是虚拟财产的合法拥有者。让继承人证明虚拟财产是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那无疑是难上加难。另外,继承人还必须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虚拟财产是可以被继承的,处于可继承财产范围之内的。实际案件中,除因服务供应商违规操作明显,大多数案件均因无法举证而导致其诉求不被法院支持。

4.虚拟财产价值评估难。这一难题几乎是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于传统民法遗产继承案件中对财产的分割,由于虚拟财产的涵盖范围巨大,普通的邮件、资料、图片等可以直接继承,而一旦涉及到游戏物品等有经济价值的虚拟财产时,就必须确定其价值。事实上,由于涉及到游戏用户之间的交易定价可能存在一定的无序性和不稳定性,而网络游戏服务供应商又鲜有与之相配套的确定虚拟财产价值的方法,在无法律条文的支持下,很难找到一条合理的途径。

二、对虚拟财产继承制度的完善

1.明确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现有《继承法》颁布已超过三十年了,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以及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相关一些条文和内容亟待修订。应将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纳入到新法编撰中,直接以法律形式进行明确规定;或可单独制定一部系统的保护虚拟财产的法律,明确虚拟财产继承的条件、程序和继承问题等。

2.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规则。一定要彻底明确虚拟财产的覆盖范围和虚拟财产的权利归属,可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虚拟合法财产的覆盖范围。此外,继承人也应主动向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与被继承人的相关法律文件。

3.设立第三方监管机构。针对虚拟财产继承举证难的问题,应设立相应的第三方监管机构,根据其所提供的证据链条对继承案件进行审理。由于第三方更加中立,相应证据也有可信性,更利于双方在继承虚拟财产和交易过程中“互相取证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陈韦.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3.

[2] 张杰.数字遗产继承障碍的法学辨析[J].山西档案,2014,(5).

财产继承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民营企业 财产继承 继承权 继承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民营企业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尽管每年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如昙花般一现而陨落,但是,绝大部分民营业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并通过整合各方资源,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但是,民营企业不得不郑重以待的一个问题是,民营企业的财产继承问题,因为现行制度缺陷,使得民营企业的财产继承过程中, 通常会遭受十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有些甚至对于企业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本文立足于此,对民营企业的财产继承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希望能够揭开民营企业的传承“宿命”,为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民营企业财产继承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营企业的种类很多,情况也较为复杂,然而,探索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家族民营企业涉及的财产继承问题,则可对其它民营企业的财产继承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在家族民营企业中,财产继承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1、产权不够清晰,法律手续不够完备。作为家庭成员共同创办的民营企业,大多都会出现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混淆不分的情况,这种共有与模糊的状态在企业创立之初,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出现家庭成员的变故,或者企业做大做强后,便会出现许多纠纷和危机。与此同时,家庭成员间、朋友之间或者亲戚之间的合作民营企业一般在创业之初都依赖于创业者之间的信任而合作,在产权的界定上较少能够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这样,也为民营企业财产的继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2、法律规定的继承人数众多,容易导致家族企业在继承中权利分散。我国《继承法》第10 条和第13 条的规定, 遗产是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虽然看似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不是很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会因此界定出许多的继承人。比如单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子女”来说,既包括婚生的子女,也包括非婚生子女,甚至还包括了具有扶养关系的继子、继女等,如此类推,同样出现此类问题。继承人太多是民营企业在遭遇财产继承时,容易产生矛盾与纠纷的重要原因,也是企业权利容易分散的一大原因。

二、改进和完善家族民营企业财产继承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1、明确企业产权,确保产权的先行界定。因为模糊的产权关系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关系到私有财产的安全与否和代际传承的顺利与否, 是产生法律危机的根源。为了解决因为产权不够明晰而造成企业财和在继承中的问题和危机,必须把明确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界定企业的产权放在首位,实现先行界定。对于国有改制成民营企业要依法重新登记,清产核资,界定清晰;对于全民所有的企业法人,可以通过一定形式转变成私人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大型的合伙制企业产权,可以通过走股份制的方式实现产权明确。除此之外,民营企业还要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和规模,依照法律规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2、有限责任公司的民营企业财产继承应当遵循公司章程规定。根据我国新公司法规定,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 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这个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 也不够清晰和完备。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和继承人的利益, 现行公司法规定允许继承人取得股东身份, 但继承人股东身份的取得, 并不是继承取得, 而是加入取得。与此事时,因为公司的章程是股东们的意思一致的产物,从根本上体现了企业股东间的真实意思,也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 所以说,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各个股东来讲,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当然,这个约束力的产生的前提是不违背现行的法律法规。故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制的民营企业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财产权( 股份) 的继承和企业经营权的接管方式, 或者通过股东协议的方式,事先确定企业继承问题, 规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民营企业家死亡后, 什么情况和条件下, 其继承人可以通过继承股权而取得股东地位。

3、个人独资的民营企业家应当将企业财产作适当安排。根据法律规定,一人独资的民营企业产权不存在分歧和矛盾,但是,因为继承人多的因素,可能导致一人独资民营企业在财产继承中遭遇困境。所以,建议民营企业家生前能够立足于企业长远发展而考虑,民营企业家应在生前对民营企业财产和经营管理权限做出妥善的安排,既要为企业选好继承人,也要能够通过企业财产的继承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 民营企业的财产继承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它同时也关系着其它多个方面,是多项社会因素的集中反映,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那么,不论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还是对于社会和谐稳定而言,都是一个隐患。所以,民营企业家、社会管理者、法律工作者,以及高层机构必须要重视这项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共同努力,解决好民营企业的财产继承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华涛.家族企业继承问题探究.商业现代. 2010 -09:65

[2]展 何.小型家族企业的传代与继承时机.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4

[3]高庆;家族企业继承法律制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05期.

[4]王怀. 民营企业财产继承法律问题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02期.

财产继承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唐代在室女;析产;户绝财产;死商财产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1-0036-06

通说认为,“中国古代妇女法律地位低下,一般没有宗祧继承权,其财产继承权也受到限制。然而,各个时代妇女财产继承的具体规定及其实施状况有所不同。”[1]118当然,在我国古代宗法、宗族社会中,继承通常均和祭祀、承户相关。由于家庭、家族以男性为中心,世袭按男方计算,女子在男方宗族中没有相应地位。再加上,“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女儿在婚后甚至被认为属于外姓。因此,继承通常将女性排斥在外。

但“具体到唐宋时期的历史过程来看,只是在祭祀与主丧方面严格限制在嫡长子一人;家的继承则宽松些,不仅诸子均分,对女儿也不绝对排斥,也留下了一些继产的机会”。[2]132因此,“从唐末以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财产继承关系比过去有所变化,女儿的独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承认”。[3]152在父权制的唐代社会,财产虽然主要由男性继承,具有相对独立经济地位的唐代女性也可享有一定财产继承权。唐代的国家法律、司法实践及其民间习惯法都承认与保护女性的这种正当的财产继承权益。

关于唐代女性财产继承权益,不同身份、不同情形又各不相同。本文通过对具有法定继承资格的唐代在室女①财产继承权的梳理,着重分析在非户绝与户绝两种情形下在室女的继承地位问题,又对死商之家的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益进行考察。由此可以得出,唐代通过对以在室女为代表的女性财产继承权的法律确认及保障,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性的财产继承等合法权益,也同时提高了唐代女性的法律地位及其社会地位,乃至于对我国当代女性财产继承法制的建构与完善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一、在室女与唐代的财产继承制度

在现代法律话语系统中,“继承”即是指遗产的转移与接受,但在古代的“继承”概念中,主要是指仅有男子享有的“宗祧继承”、“封爵继承”等身份继承,“析产”、“分析”或“分家析产”才是我国古代具有宗族主义特色的财产继承,而且“莫不以宗祧继承为前提,对于财产继承,……而视为无足重轻”[4]6。随着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的逐渐分离,唐律初步确立了包括在室女在内的女性财产继承权,赋予了其财产继承地位。

1.唐代的财产继承制度

在吸取隋代法制基础之上,标志着我国封建法制成熟的唐代法制“确立了一套较为切实可行和严密成熟的家产继承法律。即以唐代《户令》为中心,由《唐律疏议》《名例律》《户婚律》组成的系列律令”。[5]60这套财产继承法律体系,对唐代的分家析产产生了重要的指引规范作用。

在唐代,对分家析产即财产继承已有相当详细的具体规定:

“食封人身没以后,所封物随其男数为分,承嫡者加与一分。若子亡者,即男承父分;寡妻无男,承夫分。……其应得分房无男,有女在室者。准当房分得数与半;女虽多,更不加。虽有男,其姑、姊、妹在室者,亦三分减一男之二。”[6]79

“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聘财之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7]132

由此,可一窥唐代基本分家析产制度:

首先,在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制下,唐代实施“子承父分”、“诸子均分”作为法定继承的基本原则。在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下,同一宗族男子的继承地位是唐代析产制的核心内容,以致构成整个古代析产制的核心内容。

其次,唐律将在室女、出嫁女、寡妻妾等各类女性的财产继承制度化。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首次确立了女性财产继承地位。其中,“为人女”②的女性继承权依其婚姻状况分为在室女、已嫁女、归宗女,给予区别对待。另外,虽然唐律首次赋予寡妻妾财产继承权,但只在守节的条件下方可实现,并受到其他条件的苛责与阻碍。

2.在室女在唐代财产继承中的法律地位

众所周知,唐代社会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最为繁盛,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在如此开明的背景下,使得唐代女性有机会参与经济及社会活动。因此,唐代女性在经济、家庭及社会生活等民事法律中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及其地位,这集中体现在财产继承权利的享有与保障。

在我国封建社会,由于受宗法制的规制,析产仅仅是宗祧传承的附带部分。由于女性无身份继承地位,因而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财产继承权问题。因此,唐代之前,尽管有一些女性参与分家析产的历史事实,关于女性的继承资格在法律典籍中并无明确规定。随着唐律对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的严格区分,女性的财产继承资格也逐渐得以制度化。唐代之后,从法律上基本确立了女性的财产资格,赋予女性以财产继承地位。唐律将“女性的财产继承主体分为两类,其一为在室女,即与父母共同居住(或与兄弟共同居住)的未婚女性;其二是出嫁女,即已婚同丈夫家族一同居住的妇女”。[8]32由此可知,在室女是唐代财产继承制的法律主体之一,具有财产继承资格及地位,享有一定财产继承继承权。

按照唐律规定,在室女与诸子同样享有继承权,只是继承份额问题。通常,在室女仅仅可分得父母家财中的奁产作为嫁资。倘若在户绝情形,则“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室女”。[9]251由此,户绝之家的在室女儿有权继承遗产的全部份额。另外,唐代法律对死商的遗产单独作了特别规定,死商之家的在室女的财产继承地位也受到法律保障。

二、唐代户绝与非户绝之家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

一般地,唐代分非户绝与户绝两种情形,作为具有法定继承资格的在室女均可以享有一定财产继承权。其中,非户绝家庭在室女主要通过分获嫁资的间接方式参与父母家产继承。户绝家庭通过招婿入赘承户或家长遗嘱等方式可以继承父母部分甚至全部家产。

(一)非户绝与唐代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

在我国封建社会,非户绝之家,女儿一般不能直接参与到父母遗产的分配。但在唐代,在室女儿则可以奁产陪嫁的方式间接参与本家财产的分配。事实上,在室女分得妆奁份额就是在“与其他继承人一起分割父母财产”,一定意义上即可看做是对父母财产的继承,虽无继产之名而有继产之实。这是唐代女性可以合法合理获得父母家财的一种普遍析产方式,也是我国古代女性参与分家析产的基本特征及其方式。因此,在唐代,较之于户绝家庭在室女,非户绝家庭在室女获得家产份额相对较少,她们所获得家产仅仅是嫁资或者家长遗嘱所赠。

学者邢铁强调,在我国古代社会,家庭财产继承与家庭门户延续具有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在室女在没有出嫁之前,还是本家成员,但终究还是要嫁出去成为“外人”。因而,在这个“本家”与“外人”之间的过渡期间,唐代规定其通常只可以从父母处取得一份妆奁③作为嫁资。《开元・户令》载:如父母亡故,兄弟分家时,“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即在室女可依法分获未婚兄弟聘财份额的一半。可以看出,唐代在室女取得奁产是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的。总之,获取奁产陪嫁,在我国以诸子均分的主体分配原则下,为在室女能够间接介入本家家产分配提供契机。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代社会常有父母死后在室女儿与儿子争夺遗产,为了分家析产挑起纠纷,有的经过族人调解,有的甚至对簿公堂。在室女为争嫁资,不满家产的分配,“送回来,男女闹,为分财物不停愕(懊)恼”[10]668。因此,应该说,在非绝户之家中的在室女已把分得嫁资作为一项理所当然的法定权利,甚至能对于不公平的家庭财产分配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有的则诉诸法律。

唐代社会生活中,在“诸子均分”的同时,家长有时还可以决定是否由女儿来继承家产,这便表现在遗嘱继承之上。敦煌文书中有一份析产遗嘱:“吾以生存之时,所造家业,……则依吾嘱定矣。更莫相遗,谨例田舍家产畜牧等,及忆念,录依后身,长男厶甲次男厶甲某女。右通前当自己内分配,指领已讫后,时更不得啾唧……”[11]231通过这份遗嘱,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家长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室女在遗嘱中均有家产继承资格且继承地位基本相当。因为,“由于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赋予父祖尊长支配财产的特权,因此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遗嘱自由。”[12]159若有遗嘱者,采取遗嘱优先原则。非户绝家庭的家长可以通过遗嘱方式把家产部分或全部留给在室女,藉此保障在室女儿的继承地位。

(二)户绝与唐代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

所谓户绝④,指被继承人无子,又无立继或命继。在户绝的情况发生时,“在室女”是父母遗产的首要继承人。除了应得的“减男聘财之半”的妆奁外,在室女对户绝财产享有相对完整的继承权,在一定条件下更有机会继承全部财产。在唐及唐以降,历代法律对在室女的财产继承均曾给予确认,对其财产继承的范围及其份额都有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及现实情况,唐代户绝家庭在室女析产继承一般是通过招婿入赘承户、遗嘱继承等几种继承方式来实现的。

1.唐代户绝之家在室女通过招婿入赘承户获得财产继承权

唐开元二十五年《开元・丧葬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裨、店宅、资财,并令近亲(亲,依本服,不以出降)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户虽同,资财先别者,亦准此);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13]222-223这是唐代对户绝财产处理的基本原则及其方式。再结合唐开成元年(836年)敕令的规定:“死绝无男,空有女,已出嫁者,令文合得资产”。此处“女”,应仅指在室女。根据丧葬令的规定,父母亡故,若没有子嗣承户,除了丧葬等费用之外,在室女可继承全部遗产。

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财产继承与家庭身份有直接关系,是以维护宗族延续为目的,唐代也不例外。而在唐代社会,其普遍认同在室女的本家成员身份。因而父母亡故而没有男性继承人,女儿尚未出嫁,其可以继承父母全部家产。“财产继承必然承载着赡养、抚养及保证家庭门户的延续等功能,在财产的继承过程中必然要防范家庭财产从家庭伦理范围内流失,并且家庭财产的继承必然承担着相应的家庭义务。”[14]68而一旦女儿出嫁,父母本家财产有转移给“外人”的危险。为预防本家财产的流失,在室女儿若要永久地继承本家的部分或全部财产,就要担起起上事宗庙、下续后世的“承户”义务,一般的做法便是招婿入赘。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在室女在户绝情况下往往通过招婿入赘的方式继承家产,承担继立门户、传宗接代的责任。在唐代敦煌文献中,在室女户绝承户、男方入赘女家已不是什么稀奇事。据唐代书仪残卷所载婚俗:“……儿郎于堂前北面辞父母?…即侍从俱相列出向女家戏谑。……女家铺设帐仪。……撤帐了,即以扇及行障遮女于堂中,令女婿槟相行礼。”[15]7唐代《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位已故尚书的,“少丧二亲,无兄弟”,因而继承全部家财。该女子在山之侧构筑别墅,打算招婿入赘承户。“唐代的妇女地位,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较显著的特点。男子投到妇家成礼,首要条件是妇人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换言之,拥有独立的财产。在敦煌、吐鲁番的户籍文书和田制方面的文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女子“当户”的资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妇女在唐代也可以是一家之主,拥有一定的财产。”[16]16-17

2.唐代户绝之家在室女通过家长遗嘱享有财产继承权

关于户绝家庭在室女的继承权,还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获得及保障。虽然我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遗嘱继承,但在唐律及其司法实践中对遗嘱继承已经有了法律确认及其保护。户绝情况,户绝之人可以立遗嘱将全部财产分配给在室女。而且,家长在立遗嘱处分家产有相当的自由,并为司法及其流俗所认同。若有遗嘱确定家庭中在室女儿作为家财的继承人,则其拥有遗产继承的优先权。

敦煌文书中的析产遗嘱:“咸通六年十月廿三日尼灵惠忽染疾病,日日渐加,恐身无常,遂告诸亲,一一分析。不是昏沉之语,并是醒苏之言。灵惠只有家生蟀子一名威娘,留与侄女潘娘,更无房资。灵惠迁变之日,一仰潘娘葬送营办,以后更不许诸亲吝护。恐后无凭,并对诸亲,遂作唯书,押署为验。弟金刚、索家小娘子、外甥尼灵阪、外甥十二娘、侄男康毛、外甥索计计、侄男福展、侄男胜贤、索郎水官、左都督成真(下残)。”[17]153

从这份遗嘱看,尼灵惠无子嗣及其女儿,依照《丧葬令》,财产均由其近亲所得。可是,她没依次将财产留给弟弟、外甥等男性法定继承人,反而将自己的财产通过遗嘱方式,留与其侄女潘娘继承。

前文中唐开元二十五年《开元・丧葬令》规定“若亡人存日,自有遗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这说明,唐代户绝家长对其家产的处分,可以用遗嘱的方式,而且遗嘱效力比法定继承高。

三、唐代死商之家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

唐代是一个社会相对开放、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商人集团大量崛起,国内商人及其外商流通量非常大。由此,唐代法律对死商的遗产单独作了规定,他们亲属的财产继承权利受到法律保障,而在室女是死商财产的法定继承主体。

关于唐代死商之家在室女财产继承权,唐文宗太和年间敕文规定:

“死商钱物等,其死商有父母、嫡妻及男,或亲兄弟、在室姊妹、在室女、亲侄男,见相随者,便任收管财物。如死商父母、妻儿等不相随,如后亲属将本贯文碟来收认,委专官切加根寻,实是至亲,责保讫,任分付领取,状入案申省。”[18]153(唐太和五年敕令831年)

“死商客及外界人身死,应有资财货物等,检勘从前救旨,内有父母、嫡妻、男、亲侄男、在室女,并合给付。如有在室姊妹,三分内给一分。如无上件亲族,所有钱物等,并合官收。”[18]199(唐太和八年敕令834年)

“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碟本贯追勘亲族。”[13]224

“自今以后,诸州郡应有波斯及诸蕃人身死,……商客及外界人身死,……如有父母、嫡妻、男及在室女,即任收认。……在室亲姊妹,亦请依前例三分内给一分。”[18]198-199

从以上可知,由于商人财产具有一定特殊性,不仅流动性很大,而且通常具有较大的数额。唐律对商人(包括国内商人及外商,关于外商的也会涉及到管辖与法律适用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给予特殊规定,并且明确了在室女的财产继承地位。在唐代,对于国内死商财产,唐太和五年敕令规定,其“母、嫡妻、在室女”均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在室女也被明确列入死商继承主体范围之内。唐太和八年敕令对继承资格及份额作了进一步区分,规定了遗产的继承顺序是“父母、嫡妻、子、侄、在室女”,具备这些身份的人都可以参与死商遗产继承,并且都可以继承全部份额。对于外商财产,如波斯商、蕃客等外国商人的财产继承,唐律虽然较国内死商财产的继承主体范围明显缩小了,但还是赋予作为“亲女”的在室女继承资格,可以继承外商的全部财产。而且稍后修改的唐代法律对女性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得到更为可靠的保障。对于“波斯及诸蕃人身死”后,无论是在室女儿,还是在室姊妹等女性(出嫁女除外)都享有继承资格,区别只是数额的差别。

总之,按照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唐文宗大和年间敕文可知,无论是国内死商之家,还是外商之家,唐代在室女等女性都在遗产继承范围之内。因此,无论是户绝还是非户绝家庭在室女都可以获得其家庭财产继承权。

结语

一言以蔽之,虽然我国古代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的保障与实现困难重重,但在唐代,一方面在室女可以通过随嫁奁产与同宗兄弟分享非户绝财产从而间接分得父母遗产,从而一定程度上挑战着男性的财产继承权;另一方面,在户绝财产的继承中享有更完整的继承权,在室女通过招婿入赘、遗嘱等方式获得部分甚至全部遗产。唐代死商之家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利也受到法律保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唐代女性具有较高的法律及其社会地位。

在进入近现代之后,女子开始正式取得与男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我国现行《继承法》亦明文规定,无论性别,只要是合法继承人,无论儿子女儿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利。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从法律的规定到现实的实现还是有差距的。

截至目前,依据农村的风俗习惯,其一直认为由儿子们平分父亲的财产,女儿一般没有继承权。女儿对家庭财产的继承只表现为在出嫁时可以得到一份嫁妆,有时它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在农村的普遍实践中,还是在人们对女儿继承权的思想观念中,女儿都是没有财产继承权,也被认为是不应当拥有财产继承权的。由此观之,我国现在农村地区女性继承权的现状依然堪忧。

根据学者对习惯法的研究认为,法律不过是更为正式、更受广泛人群认可的升华了的风俗习惯。在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习俗作为非正式的规范在调整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时,往往比正式的规范――法律更具效力。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未进入现代化的村落中,习俗的力量往往会压倒法律的力量。正如费孝通早在禄村调查时就发现,尽管新法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继承权,但在农村地区没有人理会这些。

然而,在这个女性权利意识与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现代社会,女性完全可以张扬权利以法制之伞来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而在关于女性的法制、尤其是财产及其继承法制的建构与完善中,应当从法律史的角度,通过梳理我国以唐代为代表的古代女性财产继承法律文化传统,参照并汲取具有现实意义的理念及其制度。以史为鉴,这样不仅有助于消除各种陈规陋习,而且可以从各个方面不断促进女性法律地位及其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

注释:

①所谓在室女,又称“未嫁女”,“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皆……在室女也。其年龄之大小,是否许嫁,均非所计; 故一家中之姑、姊、妹、女,与孙女等,皆在内焉。”载于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页。

②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人女”者依其婚姻状况在法律上基本分为在室女、出嫁女和归宗女 三种身份。在室女是指尚未出嫁的女儿,出嫁女即已嫁的女儿,而归宗女则是指出嫁后又因各种原因回到父母家的女儿。在唐代,女儿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且根据女儿的地位身份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继承权利。

③奁是古代女性用的梳妆匣,因为仓匣是陪嫁女儿的必备之物,所以俗称娘家陪送的包括随嫁田地在内的所有贵重物品为奁产,这也是未婚在室女财产承分之最大宗项。这些嫁妆、聘财不只是金钱,它们也包括田地、房屋等不动产、金银首饰、礼仪用品、家具、奢侈用品等在内。

④《唐律疏议》卷125户婚律“立嫡违法”条疏议云:“无后者,为户绝”。所谓“无后”, 是指无男性继承人,既无嫡子,又无庶子,下至嫡孙、庶孙等皆无,即为户绝。需注意的是,唐制有女儿的情况也属户绝,因为女儿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嫁都最终算是别人家的人,一个家庭是否户绝,就是要考虑到后续的继承人能否为本家承担起传宗接代、继立门户的义务,而并不单纯是一种家庭财产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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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继承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女子财产继承权;宗祧继承;民法

[中图分类号] DF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1-028-3

一、传统文化下的宗祧继承

在中国传统继承话语中,“继”或“承”,大多指的是宗祧继承,“意味着某人是某人的后继者这样的关系,或者设定这样的关系的行为的词语(即取得养子或成为养子的行为)。而不是意味着发生在某一个人死亡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法律问题。”也就是说,继承首先指的是作为宗祧关系的延续,父系人格的向后替代,即所谓继嗣;其次,指的是承担祭祀,对之前各代男系祖先向前的追寻,这两者结合就使得宗祧的前后延绵不绝;最后,才是继承财产。可见,传统的财产继承依附于宗祧继承。

宗祧继承,“宗”指近世祖先之庙,“祧”指远世祖先之庙,合而言之,“宗祧”即指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在古代,人们相信灵魂之说,人死后需要子孙定时地杀牲取血,通过祭祀方式来供养。这就叫“血食”。这种血食还必须要与死者有血统关系的男系子孙来提供,否则祖先是不享用的。左传有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为此意。如果血统关系一旦中断,即没有了男系继承人,“血不相属则气不相通,则祭无由格”,祖先享用不到血食,就有可能成为没有归宿而到处害人的“若敖之鬼”。由于祭祀必须是男性,所以在无后的情况下,便有了立嗣行为,即以立嗣方法收养同宗而昭穆相当之人。在宗祧继承制下,不仅无子女者需要立嗣,即使有女无子者也要立嗣,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宗祧继承下,以男性为中心,男系子孙继承宗祧同时承受家产。男性子孙不分嫡子或庶子,一般以人数均分为原则,而女性子孙受歧视,仅为酌给有份人,也就是依家长意思酌给少许家产。女性在多数情况下,唯一的财产权利仅为出嫁时得到的嫁妆。

众所周知,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的发达,出现了“高陪嫁”之风。实际上就是在宗祧继承制下,女性无财产继承权,俗称的“男子承屋,女子承柜”,也就是女子仅对妆奁有继承之权,所以在宋代由于纺织技术的发展,女性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意义加大,在出嫁时父母给予女儿的感情补偿也是“高陪嫁”出现的原因之一。延至明代,明律中采行了“强制侄子继嗣”,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更是被剥落得所剩无几。

民国开国之初,1911年司法部颁行《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实际上就是《大清民律草案》。判例显示:“前清现行律关于民事各系,除与国体及嗣后颁行成文法相抵触之部分外,仍应认为继续有效”。1914年,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开始修订民律草案。1915年,编成《民律亲属编草案》7章。1918年,法律编查会改为修订法律馆,参考《大清民律草案》,同时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并参照各国立法,进行修订。至1925年才完成《民国民律草案》,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的提出“本律所谓继承,以男系指宗祧继承为要件”。

二、女子财产继承权之肇端

1919年8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李超之死,引发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讨论。李超为广西梧州人,因家中无子,其父母在世时过继其堂兄继承香火,后父母早亡,家产由其嗣兄继承。李超立志求学,但其嗣兄百般阻挠,并断绝其经济来源。李超积愤成疾终致死亡。李超之死演变成当时学界的公共事件,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人纷纷在其追悼会上发表演讲谴责女子无财产继承权的男女不平等现象。随后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各种妇女团体纷纷成立,要求赋予女子财产继承权。

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为实现党纲第12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的原则,决议案第九条“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成了女子享有财产继承权的立法渊源,也成为其后一段时间女子享有财产继承权合法有效的依据。《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赋予女子财产继承权,并于同年7月1日通令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各个省份一体实行。此后,“男女平等之法律,渐次颁行。举外国女子今日尚力争不得之平等地位。吾国女子,乃能安然得之。”

于是“各地女子起来向法院告争继产的,不知至有多少。第一件就是轰传全国的盛氏案。”盛爱颐成功争继一案,成为未嫁女子争取财产继承权的开端:“未嫁女子而欲承受父母财产,实以此案为嚆矢。故此案不特为法律界所注意,抑且为全社会所重视。”该案的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也因为“对着女子继承财产的法律见解说得十分透彻”,一时具有了英美法系国家判例的作用:“今后凡有男女间争执财产继承权的,都可以把他来做重要的参考。”

虽然此时法律赋予女子财产继承权,但仍认为女子是不能继承宗祧的。加之“女子”二字意义含糊,已婚与未婚不明确造成很多混乱。最高法院最终作出解释为:“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否则女已出嫁,无异男已出继,自不能有此权利。”理由是:“以财产论,应指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否则女已出嫁无异男已出继,自不适用上述原则。因此,“已嫁女子的争继案,因着从前最高法院的解释,法院总是判决已嫁女子败诉的”

三、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确立

1929年马寅初讲中国女子地位问题,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女子,向来是和男子不平等的,譬如宗祧制度,现在仍然存在,宗祧继承制度,还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那时候宗法观念深入人心,于是就有所谓大宗为一尊之统之说,譬如做皇帝的人,将来传位,当然谈不到‘女子’,便是男子,也一定要传给自己的长子,由长子传给长孙,一代一代传下去,决不能有例外,否则便算不知礼义了,至于普通人,也是重男轻女,关于继承一事,总是论辈定长,由嫡长子为继承先位,如果没有嫡子,就由直系卑属来承继,至于财产继承权,则自己亲生女,除非由父母特别给予多少钱外,对于遗产,是绝对无权享受的,所以这份遗产,没有亲生儿子承受,就应由同宗的子侄来继承,亲生女子反不能染指,这在情理上,是很讲不过去的。但是这种习惯传下来,到现在已有二三千年,还是没有改革,由宗祧继承所生的流弊,也就不可以言数。”“自从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依照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的规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第十项,‘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的规定,于是才把数千年来重男轻女的恶习,根本铲除,而男女平等的原则,也就确立不移了,但是最高法院在去年却把女子的继承权解释,为‘女子继承财产,系指未出嫁女子而言,出嫁之女子,对于所生父母财产,不得主张承继’,解字第四七号,最高法院为什么这样解释呢,他说,因为‘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否则女已出嫁,无意男已出继,至不适用上开之原则’(解字第三四号)”,“并且照现在的情形论立封建遗制的宗祧继承,已无存在的理由,出继当然也在淘汰之例,何以还能拿‘出继’和‘出嫁’相比呢?”

1929年7月31日,中政会通过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称“女子有继承财产权,原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案,而最高法院从前解释,谓有继承财产权者,限于未嫁之女子,其已嫁者无之,与决议案之真意未合,故有此次之新解释。”

1930年12月3日,在三读通过《民法亲属继承两编草案》,规定:(甲)遗产继承不以宗祧继承为前提,除直系血亲卑亲属外配偶父母兄弟姊妹及祖均有继承权;(乙)法定及指定继承权之划分前者除配偶外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兄弟姊妹及祖后须于无直系血亲卑亲属时始得指定不问性别;(丙)男女继承平等女子无论已未嫁皆有继承权本法中直系血亲卑亲属均包含女子在内;(丁)确立配偶继承权配偶间利害关系甚深故不问性别有互相继承遗产之权;(戊)好定继承之承认继承人得限定以因继承所得之遗产偿还被继承人之债务如非限定继承又非先弃继承则对被继承人之债务仍应负完全清偿之责;(已)厘定遗嘱方式为亲书公证密封及予授五种;(庚)规定特留财产个人财产虽得自由处分而法律规定亲属所享有之特留财产绝对不受其影响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配偶共应继分二之一兄弟姊妹祖父母三之一。

至此,在法理上完全否定了宗祧继承,并对财产继承权做了全面的解释,女子(不分未嫁已嫁)财产继承权得以确立。

余论:民间习俗的延续

虽然法理上对女子财产继承权进行了确立,但在民间,宗祧继承仍然延续。正如民国时期报刊所言,“女子继承遗产权,越是盛行,重男轻女之风,越是厉害,因为更将惹起父兄辈的嫉视”,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财产继承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成为影响乡村继承习俗的核心文化观念,在赣南,如果财产继承违背了宗祧继嗣观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争,虽无关系之族人亦皆不以为然”;在浙江丽水县,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立继普遍受到强大的宗族社会压力,“同族人等亦皆从而非议之,而无子者始虽不愿,终则因受舆论之影响,仍从公议”。

30年代的风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未能享有财产继承权。满铁华北调查也显示,“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析”。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出现了极个别的自梳女继承家产案例,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虽然在黑龙江的一些地方亲女有绝户(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财产继承权,但多数地方亲女并不能完全继承绝户财产,此外在如黑龙江泰来县、甘肃东乐县、热河承德、湖北竹山等县亲女均不能继承全部绝户财产,黑龙江通北县、河北清苑县甚至拒绝亲女的绝产继承权。

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难产中,不难看出在近代化过程中,立法与民俗的碰撞,虽在法律上得以确认,但若贯于民间,彻底根除宗祧继承体制,破除千年的民俗信仰习惯,是很艰难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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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沛生.《最新编辑女子继承权详解》,上海中央书店,1929.

财产继承范文第9篇

【关键词】虚拟财产;财产继承;遗产;立法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049-01

虚拟财产,又称“网财”,是指网民,网络游戏玩家在游戏中的账号,及积累的“货币”、“装备”、“宠物”等财产。这些财产属于新生的事物,与传统的物不同,在我国与其相对应的法律较为落后,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虚拟财产在当今社会中却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法律影响,当务之急是加强相关的立法,具体可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入手。

一、从实体法方面对虚拟财产继承进行立法

1.我国应对《继承法》中物的范围做扩大解释。目前《继承法》的规定,我国继承法所指的遗产均属于有体物,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物的种类也大量增加,因此目前的法律规定已经逐渐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要对《继承法》中的公民合法财产做扩大解释,将新出现的虚拟财产也纳入到保护范围之中。具体的虚拟财产范围应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各种号码;第二类包括网络游戏中的登录号码、虚拟货币、虚拟装备等内容。

2.修改相关的网络服务协议。虚拟财产继承的案件主要矛盾存在于继承人和运营商之间,运营商基于生前与被继承人签订的有关协议而不同意继承人的虚拟财产继承。这种协议否定了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应该予以修改,允许虚拟财产的转让、赠与和继承。

3.加强对虚拟财产根据其继承人的意见进行保留,在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基础上减少相应的经济成本。

二、程序法方面

(1)建立虚拟财产诉讼中的电子证据与电子证据保全。虚拟财产纠纷中涉及的电子证据,除了具有易消失性、易改动性、多样性、分散性和连续性等电子证据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因网络游戏主要掌握在游戏运营商手中,导致有关网络虚拟财产纠纷的相关电子证据在分布上呈现不均衡性;二是内容上没有严格的数字认证,相关证据没有电子签名,造成了双方对于交易或操作的随意否认与互不认可;三是在数量上与网络使用者的技术密切相关,主要指如果双方的任一方使用了专用的电子证据取证软件,则在诉讼过程中就可以有更多的证据发挥作用。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游戏玩家在主张其虚拟财产受到侵害并要求相关侵权人赔偿时就应负举证责任。但正是由于电子证据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易取得性,导致玩家背负了过重的举证责任。首先要证明自己是争议虚拟财产的所有权主体。网络实名制并未在网络游戏中真正得以实行,游戏玩家对某项虚拟财产主张相关权利时,一般情况只有通过相应的用户名和密码主张。其次,玩家在证明了自己时争议虚拟财产所有者或权利人的身份后,还要证明所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这个问题的证明是十分困难的。

由于网络传输中数字信息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易删改性,使得网络证据难以即时取得、难以固定。这一特征成为影响网络虚拟财产纠纷诉讼的主要障碍。为了解决传统取证方式难以适应网络取证的要求,可以借鉴现行司法制度中“无利害关系第三人”的模式,在网上设立一个虚拟第三方,专门用来保存商家或其他网络用户自愿发送来请求保存的信息,在需要时提交给司法机关作为原始证据使用。这将能有效地证明双方的真实身份,提交保管的数据的原始内容和提交时间等事实。法院查明纠纷有关事实时能有效避免无意义的争执,有效地减少诉讼资源的浪费。

2.健全虚拟财产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由何方当事人来举证;二是证明何种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必须遵循法律和诉讼的公正及效率等价值,并且有助于实现保护权利和解决纠纷等法律目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从罗马法沿袭下来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更强调“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正义要求。但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单纯适用这一原则可能会造成实体上的不公正。基于公平的考虑,各国均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及其他一些实体法中也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倒置。《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以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由于虚拟财产的特殊性,有关虚拟财产纠纷的诉讼中,传统的举证责任理分配原理不能体现保护公民权利的实体正义理念。基于虚拟财产与传统财产的如下区别,不能对其相关纠纷完全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一方面它在本质上是一组数据,必须依附于网络游戏;另一方面是虚拟财产的所有权人既没有也无法对该财产实际占有,必须将其存储在运营商处。可见,在网络游戏中,处于消费者地位的玩家,相对于游戏运营商来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弱势群体。在实际生活中,一旦发生玩家的网络虚拟财产丢失的情况,玩家根本无从判断自己的网络虚拟财产丢失是因为服务商外的第三人侵权还是因为服务商的过失操作所造成的。从而玩家就无法判断对自己利益的侵害是由于服务商的违约还是第三人的侵权所致。但由于玩家与游戏运营商之间签订了相关协议,玩家往往将诉求本能地投向服务商。此时,根据公平理念,服务商基于技术、人力、财力、游戏运营控制上的优势,应当对其自身不存在游戏维护、管理上的过错而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举证不能,应当推定服务商存在过错并相应承担败诉的后果,服务商承担的是一种类似于“过错推定”的责任。建议法院在处理虚拟财产纠纷案件中对于举证的分配,可以采取以下原则:

1.对涉及虚拟财产的诉讼,服务商应配合法院的取证的工作,提供相关的电磁记录数据;

2.对玩家证明其游戏主体身份的证据,服务商否认的,由服务商负责举证;

财产继承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女子财产继承权 家制 夫妻财产制 权利能力

在中国法制史上,民国时期向被视作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在这一时期,近现代法律体系得以形成,基本法律制度得以确立。但“在以理性为主旋律的近现代社会之中,……家庭领域始终是制度理性需要占领但又难以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①始于1926年的女子财产继承权法律变革,也可谓是充满艰辛。是年一月,民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并敦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宪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之规定:一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二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1](p.317)。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法律确认,无疑代表着一种现性的胜利。然而这种理性的胜利,固然有其先进性,但其立法效果则不能仅凭一条一款来衡量。本文拟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对该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真实状况进行全面的解读与阐释。

一、家制之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

(一)废宗祧继承,女子财产继承权成为可能

宗祧制度,是近代法律变革以前的一项法律制度,以“承奉祖先祭祀,以绵血食”为标的。但是宗祧继承有五大原则:一异姓不得乱宗;二限于男子有受继权;三独子兼祧,不限于两支;四准许虚名待继;五被继承人亡故,该亲属会有主张应继之权[2]。从宗祧继承原则来看,宗祧继承人的主体资格已经严格地限定为男性。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男性都能获得继承宗祧的资格,能够得以继承宗祧的,只有嫡长子和嗣子。嫡长子为妻所生,而嗣子是养子,必须通过立嗣取得合法身份。虽然“立嗣目的,厥在承宗”,“然实际上,宗祧继承人,亦即遗产继承人。争继实即争产。”[1](p.347)按中国旧制,“遗产之承受,除被继承人有遗赠行为外,以宗祧继承为先决问题”[2],“家产由继承祭祀之家族(男子)承继。”[3](p.11)但宗祧继承,非嫡子,非长子,而是嫡长子[1](p.817)。可见宗祧制度的存在,遗产继承对于非嫡长子而言是一种限制,对女性而言,更是不得涉猎的。因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无立后之权,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无为后之权”[4](p.788)。在宗祧继承之下,女子不仅被剥夺了立嗣权,而且也没有被立嗣的权利。

近代法律变革之始的《大清民律草案》,对于宗祧继承的存废是闪烁其词的。②虽然在立法草案说明中提到“虽取家属主义,须宗自为宗,家自为家”[1](p.817),但也说明“所谓继承之身分权者,礼制所乖,毋容混淆”[1](p.924),对于女性继承依然严格限制。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将妻的继承顺序排在直系尊亲属之前,“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为继承人”,“若其妇独能守志,则其应继之分应归其妇”,但“后族中苟有可嗣之人,仍可立嗣”[1](p.948)。从这一点来看,寡妇继承所得财产只不过是暂为家族存留,因为立嗣是寡妇不能拒绝的行为,③其财产终必为嗣子所有,而且再嫁也不能随其转移。另一方面,《大清民律草案》将妻设置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即便其夫去世,也还是仍在家长的监护之下。而亲女继承,只能发生在户绝,即同宗无可继之人之时,条件之苛刻,有等同于无。可见遗产继承,无论是“妇人”,还是“亲女”,都掣制于宗祧继承。

1915年法律编查会和1926年修订法律馆的《民律继承编草案》都对宗祧继承明确加以规定。1928年《继承法草案》修订时,尽管草案中依然可见嫡子、嗣子之词,但明确废除了宗祧继承制度。因为在该草案修订时,《妇女运动决议案》已获通过,男女平等以及女子继承权已成为法定原则。1930年立法委员会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审查的《亲属法继承法立法原则》,再次明确废除宗祧继承,并举出三大理由:一是社会发展,社会组织以家为本位,而不是以宗为本位,宗子主祭已成虚名;二是社会上长房未必大宗,且有长房兼祧次房之后,有违小宗可绝之古制,宗祧继承已经有名无实;三是宗祧继承惟限于男子,女子无为后之权,有悖男女平等原则[1](p.591-592)。但是同时也说明,选立嗣子,是当事人的自由,立法无庸加以制止

。此一特别说明,无疑为社会适应新的法律制度特设了一个过渡期。

从立法沿革来看,宗祧继承的废除,意味着男子在私法领域某些特权的废除,也意味着对女性财产继承的禁锢可能被解除,使得男女平等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男子特权的废除,宗本位向家本位的转变,并不必然会给女子财产继承带来实质的进展,而仅仅是一种可能。

(二)立家制,名至而实不归

我国传统社会,为男系血统宗法主义社会,强调男性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伦理秩序的建立。在宗法废除之后,家制存废问题,成为传统与现代博弈的另一个焦点。家制存废,涉及社会的基本构成能否由传统的家庭本位转向现代的个人本位。家本位之下,家庭单个成员不能成为独立的主体,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独立人格,会被家制所吸收。

《大清民律草案》明确设定家制,且“亲属法既采家属主义,不采个人主义”。其原因在于“以家属制度之社会,采用个人主义之法律,则可谓两背”。并在起草说明中提到:编纂一国法典,必须是实际与理论兼顾,不能用理论长短来衡量法律之优劣。法律采用个人主义,必须是社会先于法律而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但这与中国当时社会所不符。因为“中国今日之社会实际情形,一身之外,人人皆有家之观念存,”“而家长、家属等称谓散见于律例中颇多……数千年来;惯行家属制度之习尚,是征诸实际”[1](p.816-817)。“在中国宜从家之实际组织上著眼,即从家长、家属之关系上著想,其系统上之关系”,“家长及家属一节者,先规定家长之资格,继以家长之权利,次及于家属,不言家属义务者,以家长权利,其对面即家属义务存焉故也”,“家政统于家长”(第11条);1915年《亲属法草案》规定“家长,以一家中最尊长者为之”(第8条),“家政,统于家长”(第11条);1926年《民律亲属编草案》除对家制做了相同规定,并专设家产一节[1](p.833-834);1930年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提请中央政治会议核定《民法》亲属、继承两编立法原则,亲属法立法原则中包括:家制应设专章规定。届此,“已不承认前法制局所篡新亲属法草案为当,而欲恢复前清民法草案”。④

对于采取何种主义,立法当局认为“个人主义与家属主义之在今日,孰得孰失,固尚有研究之余地,而我国家庭制度,为数千年来社会组织之基础,一旦欲根本之,恐窒碍难行,或影响社会太甚”[4](p.786-787)。

家属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一个重要的论点便是家属主义是否助长了人民依赖之心。坚持个人主义列举了中国不适合家属主义的三大理由:“家人在共同生活之下,养成依赖性,长游惰之风,阻上进之路,减少生产,增加消费,此及于经济上之恶影响也;重家轻国,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此及于政治上之恶影响也;集素昧生平,情感违异之人,强相结合于一室,变起萧墙,纠纷莫解,此及于社会上之恶影响也。”[5]坚持家属主义的一派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是“西方依赖他人之心思甚少之原因,实由工商业发达,人人皆有自食其力之路,至国家救济,贫民保险制度,均极发达,故人民自无须依赖他人”[1](p.817)。而个人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矧自农业经济论之,耕作单位之小家庭,于种种方面实优于个人主义耶。以我地大物博,今后政策亦必重农。则对于大多数农民,生活基本上家庭尚不宜破坏也。”而且采用家属主义,并不是为了保护家长权利,实际上是家长忍辱负重,因为“我国家制以男系的家庭制度而兼个人主义之精神,家长权与亲权、夫权并立其特色也。家长对于家属生计、教育职业之筹书、及未成年人无能力人之保护,皆负全责。俗语喻以为子女作为马牛者,盖几乎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此人伦道德,涵濡已深之所致也。”[6]法学界一场理论论战,终以家属主义为胜而告终。

家制对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影响,在于家长对于家产的管理。根据旧律,家长的权利之一就是“管理家产,子弟不得私有其财产,而当总摄于一家:故一切之所有,皆为家财”。立法院民事起草委员会在《民事亲属继承起草说明书》中阐明设置家制是仿效瑞士民法[1](p.643),但“瑞士之家制,纯为家产而设,故不标题曰家,而曰家属的共同生活,家长之权义,仅及于家产而止。是即所谓家长者,即为管理家产之人,所谓家属者,即为对于家产应受家长处分之人。”[7]在民国时期历次草案中,只有1926年草案设定家产内容,其他草案均无涉猎。当立法出现空白,根据“法无禁止即为自由”的权利推定原则,家长对于子女乃至家属的家产依然享有管理权。

家制之设定以共同生活为本位,社会组织以家为单位。家制之下,家庭内部成员必然听命于家长,男人之间的平等都不是一件易事,男女平等更是缺乏体系上的完整性。女子财产继承权虽然于法有据,但在家制之下,根据家属主义原则,对外主体不独立,对

内其人格被家长所吸收,其继承所得之财产,并不会掌控在自己手里。

二、司法解释之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

《妇女运动决议案》通过之后,该决议案在广州政府时期曾作为辖内各省诉讼的准据予以实施,武汉政府期间还出台过具体的议案和解释,到了南京政府和宁汉合流之后,南京方面的保守立场却逐步占了上风,开始严格限制妇女继承权。⑤特别是女性婚姻状态,成为女性能否继承父家财产的先决条件。

在女子继承权被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后,各省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了三个问题:“(一)已嫁女子,有没有继承财产权;(二)继承财产与宗祧继承,可否混合;(三)嗣子有没有继承权”。武汉政府司法部的答复是:

1.继承限于亲生子女与配偶;2.已嫁女有财产继承权;3.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两不相混;4.立嗣与否听本人自由,但非被继承人生前有合法遗嘱,不得与亲生女均分遗产;5.无人继承或受赠的遗产,归国库为普及教育之用。⑥

但南京最高法院的意见,与武汉方面全然相反。1927年解字第七号武汉司法部先是规定女子获得财产承继权,但南京最高法院解释第三四号认为:

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系前司法行政委员会会行广东、广西、湖南各省

高等审监庭在未制定颁布男女平等法律以前。关于妇女规定,根据上项决议案,法律方面之原则而为裁判。按上开会文,以财产论,应指出未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否则女一出嫁无异于男已出继,兹不适用上开之原则[8](p.73)。

1928年解字第四七号进一步确定:女子继承财产系指未出嫁之女子而言、不问有无胞兄弟、认为有同等承继权;至出嫁之女子、对与所生父母财产、不得主张承继权。1928年解字第九二号解释(最高法院答复江苏高等法院函)如下:

第一点,应分别情形解释于下:(甲)女子未嫁前与同父兄弟分受之产应认为个人私产,如出嫁掣往夫家,除妆奁必需之限度外,须得父母许可,如父母俱亡,须取得同父兄弟同意;(乙)女子未嫁前父母俱亡并无同父兄弟,此项遗产自应酌留祀产及嗣子应继之分,至此外承受之部分,如出嫁掣往夫家,除妆奁必需之限度外,仍须得嗣子同意。如嗣子尚未成年,须得其监护人或亲族会同意;(丙)绝户财产无论已未出嫁之亲女,固得对于全部遗产有承继权,但依权义对等之原则,仍须酌留祀产。如本生父母负有义务(如债务赡养义务之类),亦应由承继人负担。第二点,女子被夫遗弃留养于母家,其本生父母既许其分产,自无禁止其与兄弟分受遗产之理。第三点,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不问其出嫁前有无承继本生父家之财产,但既为守志之妇,自得承受夫分,希即查照饬遵[8](p.76)。

这一解释引起学界强烈反对。郁嶷认为有四点失当之处:一是比拟不伦。解释称“女已出嫁,无异与男已出继”,但男子出继后,取得所嗣父母之财产继承权,丧失的是其对本生父母之财产继承权;而且女子出嫁为原则,不嫁为例外,男子则以出继为例外。二是立论不公。解释又称“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也就是说,如果出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就是违反了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三是阻碍婚期。“今以女子出嫁而无继承权、则顾念财产、必延长婚期、坐以待之、庶免得权利忽焉丧失。是此项解释、足为阻碍女子婚期”。四是奖动非行。“力避正式婚姻之名、以为继承遗产之地,又有孤寂不耐之苦,必溢为非行”[9]。郁嶷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⑦反声一片的学者,多数为社会名流,有很高的社会声誉,给了当局很大的社会压力。

在舆论之下,司法院院长王亮畴向统一解释法令会议提议从新论定女子继承财产权,即:“女子不分已嫁、未嫁,应与男子有同等财产继承权,当经一致通过,著为新例”。并溯及既往,消除最高法院第九二解释的影响。⑧

此一前后矛盾的法律解释,诚然有其政治原因(后文会加以解释),但笔者认为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时,“女子财产继承权”这一措辞本身也为其后的解释纷争打下了伏笔。中国现代以前的法律文书,向以精炼达意著称,对于措辞的考究,也是慎之又慎,如:“子婚而故,妇能孀守”,“已聘未娶,媳能以女身守志”等等。“妇”、“女”两字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区分[3](p.21)。据笔者考证,已婚女在中国传统律典、判例、解释例中用“妇”,而未婚女则为“女”;社会上称已婚女为“妇”,未婚女为“女”;家庭中,称过门女为“妇”,自家女儿为“女”;“妇女”作为已婚女和未婚女的合称使用。“妇”、“女”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婚姻状态的区分,区别的关键在于:女性作为一种客体,是归属于父家还是夫家。如果此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妇女运动决议案》中设定的“女子财产继承权”实际上已经对“妇女”和“女子”做了一种

小心翼翼的区分,也已经暗含了一种身份设定:即女子财产继承权只能限于继承父家遗产。从南京最高院关于“出嫁掣往夫家,除妆奁必需之限度外,须得父母许可,如父母俱亡,须取得同父兄弟同意”来看,女继承人婚姻状态之争,实际上是“父家”财产与“夫家”财产之争,只不过假女性之名玩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从理论上讲,即便是有名无实,已婚女财产继承权的获得,也依然引起了社会的恐慌。认为“我国家庭间之纠纷,本不在少,其沉积不发者,大都以经济关系为居多,女子既获得财产继承权,则向来酝酿待发之案,必先之以析产,继之以离婚,势将难与应付。”⑨但认为:我国女子因财产问题不能独立,受制与其夫者,事所恒有。即使能享有全部财产继承权以后,如果具备法律上的离婚要件,或双方均愿离婚,也没有不许其离婚的理由。民法法典虽未颁行,但并不是没有法律可资准据,所以也不足为虑[10]。已婚女子获得父家财产继承权,不仅增加了父家财产被转移的风险,而且也使夫权受到威胁,无怪乎南京国民政府痛若割脉般步步退守。

三、夫妻财产制之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

对于多数女性而言,结婚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女性还是处在婚姻之中的。就女子财产继承权而言,突破法律与传统上的障碍而继承的财产,究竟谁是真正的所有权人?按照旧律,妆奁属于妻子的私产,也就是说妻子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但是继承所得财产,很明显是不属于妆奁范畴。《大清民律草案》规定夫妇于成婚前关于财产有特别契约的,契约有效,但契约必须在呈报婚姻时进行登记。同时也规定,其成婚时以及成婚后所得财产,为妻所特有财产,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对妻特有财产的解释是:成婚时携带的一切奁资及成婚后一切劳动所得,并特别说明这是遵从我国习俗。离婚时妻之财产仍归妻所有[1](p.860-861)。以后草案关于夫妻财产的规定,都没有超出这一立法原则。在1930年草案中规定如果成婚时没有约定夫妻财产制,则为法定财产制,内容大致等同于《大清民律草案》,只不过是在条文上更加细化而已。即便是依照现在的民间习惯,婚前约定财产(且必须为书面)的仍不多见,可见在民国时期,从法律上来讲,夫妻财产制多见的仍然是法定财产。按照法律规定,这种法定财产制,实际上是联合财产制,原则上是夫妻财产各归其所有,甚至也标明妻继承所得财产,归妻所有,但管理、使用及收益仍归丈夫[1](p.608-609)。推定为法定财产,即联合财产以后,夫妻财产制度是不可以变更的。所以这种所有,如果不以离婚为条件,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

这一结论笔者在一起婚内财产分析案中得到证实:在案件中,因妻陈志芳担心夫陈步周挥霍无度,败家破产,以至于母女生活无计,特请求将联合财产改为分别财产。法院认为:“只可诉请给付赡养费费用,而不得据为分产之原因。”[11]按照《亲属法》的规定,联合财产制是以妻之财产,除法定特有财产外,与夫之财产并合,管理、使用、收益之权属于夫,但妻对于原有财产,仍保有其所有权;分别财产制是夫妻之财产,各别独立,不因结婚而受任何影响,妻之财产,管理、使用、收益权都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夫。要想变法定的联合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或妻子要想收回自己财产的所有权,必须是“夫妻之一方依法应给付家庭生活费用而不给付时”。而且,变联合财产为分别财产,不等于平分家庭财产。即便是收回联合财产中本属妻所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对于夫之财产以及产权不明推定为夫之所有的财产,妻根本不可取得如夫一样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更别说是所有权。即便是夫挥霍无度,妻也只能听之任之。惟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按照最高法院的示下“只可诉请给付赡养费费用”才为明智之举。

在夫妻财产制中,丈夫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权利,那就是处分权。“联合财产属于夫的部分,夫以所有人之资格的自行处分之。民法以此为当然之事,惟就夫之处理妻的原产,规定应得妻之同意,但为管理上所必要之处分,不在此限(民法一0二0条一项)”[3](p.356)。也就是说基于管理的财产处置,是不必经妻同意就可以行使。但是,对于夫的财产,妻则没有处分权,只有在夫不在的时候,有部分日常家务管理权。夫妻之间,并不是作为共同体存在,而仅仅是夫作为妻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为没有限制的全权。

当然,夫妻财产制之下,丈夫对于妻子的财产不仅体现为一种积极财产的占有权,也包括替妻子清偿债务,包括妻子继承所得债务。所以,对于已婚女性来说,遗产继承权,也可以说夫权之下的财产继承权,妻子继承所得的遗产,会被丈夫的财产权所吸收,由丈夫全权负责。

四、对近代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反思

从以上分析来看,废除宗本位,取消了男性继承的限定,给了女子财产继承权一种可能,但是依然承认立嗣合法,又限制女子财

产继承权;代以家本位,使得女性权利淹没在传统的家长权力之中;因此在夫妻财产制之下,妻子的财产权实际上是被夫权所吸收。

从财产继承权属性来看,继承以财产为标的,如果继承所得财产并不为继承人所真实所有(包括占有、使用、处分及收益),那么近代确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仅仅是一种继承身份的合法性,是一种身份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一点,在立法当局,也是很明确的。因为在1926年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的就是“女子财产继承权”,而非女性应有财产权。“女子应有财产权和承继权”仅是获得通过的“妇女运动适用的口号”⑩。但是财产权利与人格权利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曾经是女性寻求自由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鲁迅曾在《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一文中提到,娜拉出走除了饿死之外,无非有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二是回家。因为娜拉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谋生能力。鲁迅认为“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11有现代学者更将财产权利提升为:无财产无人格。12一场看似胜利的法律革命,只不过是一场障眼法,用身份权利掩盖了财产权利的本质。

这一立法上的妥协,究其原因,也许并不是民国时期的立法机关保守;而在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获得,并非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场政治较量的产物。1926年1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认为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全国妇女运动,理由是: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渐有发展,为扩大势力,应团结此力量在旗帜之下;防止妇女运动被反革命利用;要争取大多数未参加革命的妇女[1](p.317-320)。正是这一政治契机,使中国女性获得了财产继承权。

从权利构成来讲,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获得,实际上仅仅意味着一种权利能力平等。因为权利的行使,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权利能力,二是具有行为能力。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主体的一种法律资格,具有合法性,就自然人而言,是人人生而具有的,始于出生,止于死亡;行为能力则是权利人真实行使权利的行为条件,也称法律行为能力,即:个人以独立的意思表示,使其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的资格而言,是“单独确立的为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资格”[12](p.92-93)。民法中的私法自治原则,就是指个人可以自主与他人缔结某种私法关系,但也因此必须要为其自己所为之行为负责,然而如何知道该人是否具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决定自己与他人间的私法关系,并进而对此负责,则有赖“行为能力”这个概念来加以规范与判断。这一时期的女性显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参见本文夫对于妻的财产权)“行为能力”,也谈不上符合私法自治原则,成为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

从社会现实来讲,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获得也未必是广大妇女的福音。因为:

享受这种利益的,只是有产阶级的女子,若属无产阶级的女子,反不免都有受累的风险,父母死了,若不依照法定期限,声明抛弃继承权,或限定继承,便各个都要帮他穷父母还债,这种只“锦上添花”,而不“雪中送炭”的新继承制度,穷鬼的子女听到了,真要捏一把汗。13

蔡枢衡先生在梳理清末以后三十年间中国法制发展轨迹时曾说,当时诸多立法的事实基础不是中国的农业社会,毋宁乃西方发达的工商社会,即“将个人主义作基础的团体主义,把个人本位作基础的社会本位,以自由主义作基础的干涉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而此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如汤因比所言,乃是西方自中世纪以来,几经折腾,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中于漫长时光里一点一滴逐渐涵育、生成的”。14以中国当时的社会基础,并不具备法律变革的条件,这种强行制定的规则,不仅不会被社会所认可,更不会被遵守和执行。15

在某种意义上,私法领域的这场法律变革肩负着双重使命,不惟是法律自身需要完成近代化转变,还在于法律充当了协调政治需求与社会发展的整流器:一方面要满足某些群体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性。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立法变革,就像一只风向标,展示着传统与现代的交锋。男女平等,特别是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提出,更是法律“一体两任”的一个集中反映,其面临的障碍不仅是以家本位为主的家长制、家产制、千年以来男尊女卑的文化淤积,更有女性自身行为能力缺位的不足。

注释:

注释:

①参见朱勇教授为笔者著《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有学者认为《大清民律草案》继承编仍然“继续实行宗祧继承制度”。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③“孀妇不得不愿立嗣”(一九一四年上

字一一一六号判例),转引自何勤华《民国法学论文集粹》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④郁嶷:“家制余论”,载《法律评论》1930年第365期。郁嶷又名祖述,字,号愤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六年后毕业。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1918年,在朝阳大学执教,同时兼任北大教授。1927年遇难后,郁嶷辞去公职,致力于法学教育与研究,先后出版了《法学通论》(1919年)、《中国法制史》(1920年)、《继承法要论》(1932年)、《比较宪法》、《政治学史》、《货币纲要》、《法学通论》等10种著述。担任过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主持制订了《亲属法》。与、白坚武并称“北洋三杰”。

⑤参见“女子继承权的起源与经过”一文的编者按,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集粹》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

⑥潘振亚:“女子继承权的起源与经过”,载《法轨》创刊号,1933年7月,转引自何勤华《民国法学论文集粹》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

⑦如::“论女子财产继承权”,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293期;高维睿:“女子财产继承权的限制问题”,1929年第286期;民隐:“关于女子出嫁掣产限制之商榷”,1929年第291期,等等。

⑧《南京中央日报》第三七号(五月十八日)社论。转引自:“论女子财产继承权”,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293期。

⑨《南京中央日报》第三七号(五月十八日)社论参照。转引自:“论女子财产继承权”,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293期。

⑩潘振亚:“女子继承权的起源与经过”,载《法轨》创刊号,1933年7月,转引自何勤华《民国法学论文集粹》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页。

11鲁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鲁迅先生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后来收入他的杂文集《坟》。baike.baidu.com/view/422218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1-07-23。

12尹田:“无财产即无人格—法国民法上广义财产理论的现代启示”,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6174.最后访问日期:2011-07-05。

13潘振亚:“女子继承权的起源与经过”,载《法轨》创刊号,1933年7月,转引自何勤华《民国法学论文集粹》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

14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62页。转引自许章润:“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

15梁漱溟先生曾经慨言,“辛亥革命确是两千年来一大变局,社会秩序……一切法制礼俗都将重新订定。就为其一时订定不出来,陷于扰攘混乱者三十多年。”其实,“陷于扰攘混乱者”岂止三十多年。而订定不出来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事实基础。详见氏著“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全集》第284,285页。转引自许章润:“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台湾“司法行政部”印行:《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1976年。

[2]方文政:“宗祧继承与遗产继承”,载《法律评论》1930年第345期。

[3]史尚宽:《继承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

[4]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郁嶷:“家制余论”,载《法律评论》1930年第365期。

[6]“三五法学社对于民法亲属编先决各点意见书(亲属)”,载《法律评论》1930年第350期。

[7]:“家制论”,载《法律评论》1930年第367、368期。

[8]郭卫编:《最高法院解释法律大全文件汇编》第2集,上海法学编辑社1930年版。

[9]郁嶷:“女子继承权问题”,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287期。

[10]:“论女子财产继承权”,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293期。

[11]郭卫、周定枚编辑:《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汇刊》第7期,上海法学书局1934年版。

[12]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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