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公示范文

时间:2023-03-02 22:28:37

财产公示

财产公示范文第1篇

阿勒泰的事件引起巨大反响

新疆阿勒泰注定要写进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历史中,2008年5月,阿勒泰纪检部门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该地区将在全国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从2009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县(处)级领导干部首次财产申报工作正式实施。首次公开的千余名官员财产申报,其中县(处)级干部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受到了各界的普遍关注,使这个地广人稀的边远地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媒体称其是“尖刀刺向了腐败的心脏”。2009年初,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对媒体表示,中纪委正在关注阿勒泰的试点。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再次表示,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的参考。不过它只是一个地区,如果要在全国推进这件事情,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再完善的地方。

与发达国家精细的申报制度相比,阿勒泰推出的申报制度确实还只是初步的,公众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仍然很不透明。例如,主要公示申报人的收入和收礼情况,而申报人的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购买股票、证券等理财产品,由遗产继承、赠与等形式获得的财产,债权债务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内容,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同时,上千名官员没有一人申报收礼的情况,明显不符合实情。阿勒泰官员申报的不透明,招来舆论的如潮批评。一些痛恨腐败的人士将阿勒泰这次“吃螃蟹”行动批成“作秀”。尽管疑问不断,阿勒泰“阳光法案”的付诸实施仍被评价为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将县(处)级官员的“家底”公布于众的尝试。

官员财产公示的今与昔

早在1987年,全国人大有关负责人就提出:“一些国家规定的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1988年我国起草了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自1994年起,有关《财产收入申报法》就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199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上述“规定”距离全面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王全杰提出了《建立官员个人资产申报制度》议案,引起了广泛关注。2009年全国两会前,王全杰再次在博客上发表了“吁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再提官员财产公示议案――给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一封信”的文章。二十多年来,几乎每年的“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呼吁人大制定财产申报法。面对社会各界要求尽快制定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法律的要求,立法机关的回应是,“目前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什么才是立法的成熟时机,并没有权威性的解释。

1995年以来实施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其内容是只报个人收入,不报家庭财产;只报劳务收入,不报非劳务收入;只在内部向人事部门报告,不向社会公布。因此实施十多年来,并没有使中国的反腐败制度性建设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如何让领导干部将自己及其配偶和子女的财产展示在阳光下,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要内容。阿勒泰敢于走出这勇敢的第一步,并将公示内容由“收入”扩大为“财产”,被舆论称为“破冰之举”。但为什么这一创新制度实践首先从阿勒泰这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开始?这或许与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里地方财力有限,相对而言权钱交易的腐败要少一些,多数领导干部的收入就是工资,所以我们这里不怕阳光,不怕公开财产。”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立法迟迟未能推出,与许多因素密切相关,一份关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调查表明:97%的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这或许是官员财产申报难以进入立法程序的主要原因。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如何有效监督官员财产申报是否属实,官员合法财产如何界定等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与财产流动相关的登记制度和监管制度不完善,大量的财产流动处于不受监控的状态。而在国外,绝大多数交易都是通过信用卡完成,金融信用体系可以发挥监控作用,加之其相对完善的司法监督、新闻监督,基本可以达到对官员财产的掌握,但这正是我国反腐监督的软肋。

中国在1995年和2001年,先后了两份官员收入申报的相关规定,但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对于申报对象、申报范围界定过窄等种种先天缺陷,以及执行中的变形走样,加上缺乏后续审计、稽核等公正、独立、权威的制约措施,致使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官员收入申报制度有名无实,成效甚微,即使广受关注的阿勒泰的“破冰”之旅,也由于秘密申报、有限申报、收礼零申报、财产申报成“合法财产申报”等问题受到严重的质疑。“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破釜沉舟、排除阻力、真正推进反腐败进程的决心和魄力”。

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早在230多前,瑞典就制定了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此后,美国等国都相继实施了财产申报制度。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其中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经济不发达国家。国外的申报制度除了初任申报、日常申报和离职申报,还坚持全部、真实、公开的原则。美国相关法律中,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

没有监督的权力,往往容易产生腐败,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反腐力度。2008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28516件,13395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尽管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反腐的形势却未见好转,如何提高反腐败的效果,“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成为重要的制度安排。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要引进监督机制。2008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一批退休官员和学者,给全国人大等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在2008年“两会”期间,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对于当前反腐倡廉工作,90.1%的人认为有必要实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实施后,在一项关于“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的调查中,有77.5%的人选择了“官员财产情况”。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由数百万网民总结出“六大期盼”,反腐倡廉名列其中。新华网与中国政府网针对两会联合推出的大型网络调查显示,“反腐倡廉”超过“应对金融危机”成为网友关注的最大热点话题。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韩德云第四次提交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议案。一系列议案和民意调查表明,进行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规范行政权的活动,将公权力的行使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已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我国的制度反腐败时机已经成熟。

官员财产申报是反腐败的核心环节。构建预防腐败体系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应尽快从秘密申报发展到公开申报、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行,阿勒泰地区的实践只是我国走向全面公开官员财产制度的第一步。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加快也为我们实现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关键还在于我们要有推动反腐败制度建设的紧迫感。只有实现政务公开等一系列改革,社会公众才可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之中,才能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事关执政党的事业兴亡成败,事关民心所向。在我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仅是我国面对经济危机的应对之策,更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民主政治体制的需要,也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财产公示范文第2篇

2012年7月10日,中共淮安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关于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引发各界广泛关注。7月20日,淮安市纪委副书记范青接受专访,首次公开回应改革原委。

作为全球公认的“反腐利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受到各国重视。1987年,该项制度亦首次在国内提出,此后1994年进一步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至今仍未能出台。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认为,“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

此种背景下,中共淮安市纪委希望以地方增量改革的方式稳妥探索官员财产公示难题。

“拒绝申报,不予提拔”

在范青看来,决心并不能代替方法,更不意味着有了决心改革就成功了,吴玉良所称的难题在淮安也是现实存在。

范青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中央党校教师吕品的署名文章《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进展与分析》,这篇发表在《学习时报》的文章对官员财产申报“化解制度创新风险”“财产申报人群范围”“财产公示范围和方式”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篇文章深得范青推崇。文中精彩之处被范青标识出来亦显示着这次改革有备而来,改革主导者对各地情况做了充分的摸底。

但淮安的改革,有自己的逻辑,并不照搬。

之前,淮安已经做了更为基础的工作,核心所指是,“领导干部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

“我们当时考虑,诚信问题,不仅是整个社会,领导干部也需要加强。因此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我们淮安就开始建设领导干部信用体系评价平台,加强领导干部信用建设。”范青认为,此前的工作为今天的财产公示改革做了铺垫。

不过,改革并不容易。历经两年调研,到2012年年初,《淮安市领导干部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意见》和《淮安市领导干部信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一个功能强大的软件系统也被开发出来,进入调试阶段。

中共淮安市纪委党风廉政室刘飞表示,“这个体系建立后,打开软件,连交水电费的情况都一目了然。”

领导干部的信用情况主要包括领导干部的履职状况、工作作风、遵守法律以及遵守社会公德,家庭道德等各个方面。

但领导干部上报信息的准确性很难得到确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淮安市纪委开始将视野投向财产公开。范青说,“一方面中央也大力提倡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再一方面,这也是社会群众的呼声。”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财产公开正好能解决领导干部自行“申报”信息的准确性难题。

从今年4月份开始,中共淮安市纪委对财产公示制度的设计开始密集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参加座谈的人员来源非常广,包括机关干部,部门主要领导,部门分管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财产公开相关职能部门比如银行、住建局、财政局,组织部门和县区;还有特邀的纪检监察员。

主抓《暂行办法》起草的中共淮安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王建华介绍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官员是否需要进行财产公示这个问题上,淮安上下有着非常高的共识。不仅如此,淮安市委常委会还对此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但对于具体如何推进,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方案。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哪些人的财产应该纳入到公示之中来?

有人提出来能不能在某个部门先试,搞试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好处在于,先在局部范围内进行试验,以此降低风险。

讨论的结果是,风险需要防范,但改革也要推进。范青说,“最后我们决定将全部拟提拔干部都纳入进来。”

这样一来,市委拟提拔担任正、副县(处)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市直单位党组(党委)拟提拔担任正、副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各县(区)委等拟提拔担任正、副乡(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都必须进行财产公示。

在“监督检查”部分,《暂行办法》规定:各级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拟提拔人选财产申报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要求进行公示的地区和单位,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非常硬性的约束是,“对拒绝申报的拟提拔人选,建议不予提拔。”

“有公示就会有监督”

公示的内容一直被认为是财产公示制度的核心所在。

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公布的信息包括四方面,主要限于官员本人的工资收入、奖金补贴、收受礼金、礼物等收入状况,通过阿勒泰地区廉政网向社会公开。财产以及家庭成员等七项信息则被列入秘密申报、内部掌握的范畴。

浙江慈溪的官员财产公布范围除了公布收入等内容,干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拥有的私家车等大宗财产,以及官员亲属从业、子女就学等情况都要详细公布,但却不包括银行存款、信托资金、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借出款和借入款、美术工艺品。

显然,淮安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大的推进,拟提拔官员的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债务等均被要求如实申报并做公示。以投资情况的申报为例,包括投资或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金融理财产品的本金或市值、账户余额;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注册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时间、名称和投资总额均被纳入进来。

此外,还包括“其他需要说明的财产情况”这样一个兜底条款。范青认为,这样一来,基本上涵盖了干部的财产情况。媒体亦评论认为,“这样宽泛规定的好处在于,谁如果有不当收入和财产,可以很清楚地得到反映;谁想隐瞒收入和财产,也很困难。”

在公示程序上,此次改革亦做了精心考虑。“我们设定的公示程序是与组织部门确定的程序同步。党委决定准备提拔干部,向社会公示其简历等情况,我们就同时公布其财产情况,与组织部门的干部任前公示保持同步。”范青说。

王建华认为,“这样的好处在于,干部任前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对其最为关注,任前公示本身就意味着引入监督,财产的同步公示使得监督得以具体化。”

《暂行办法》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不仅仅是拟提拔期间受到监督,拟提拔人选在被提拔后,有群众反映和举报的,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对隐瞒重大财产且在公示期间的,建议不予提拔;已提拔的,建议取消其任职资格。

格外引人关注的是财产公示的渠道。

《暂行办法》要求“市委拟提拔的人选,在其任职单位张贴,淮安市电子政务平台同时予以公示;市直单位拟提拔的人选,在单位党务政务公开栏予以公示;县(区)委拟提拔的人选,在其任职单位和本地电子政务平台同时予以公示。”

这一规定表明改革者对改革的推进非常谨慎,也被评论人士认为“公开的程度不够”,并称之为“遗憾”。

范青的看法是,“无论是在任职单位还是电子政务平台公示,财产公开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实际上最了解情况的还是单位内部,提拔期间竞争也是在内部,只要有公示,就会有充分的监督。”

尽管如此,范青并不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之所以叫‘暂行’,就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经验,在合适的时候能够进一步完善推广这个制度。”

据悉,改革方案出台后,中共江苏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江里程专门对淮安财产公示的改革做了批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探索,符合渐进、增量改革的辩证思维,对于进一步深化惩防体系建设的思路与举措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中共淮安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的安排,《暂行办法》8月1日起施行。王建华说,他们希望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优点能释放出来,使之真正成为“反腐利器”。

财产公示范文第3篇

官员的严重贪污受贿腐败行为已经成为拉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利用手中权力捞黑钱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渠道。官员权力掘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财产收入隐蔽、不透明、不公开,社会无法监督和制约。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没有完备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成为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房价居高不下,住房成为财富财产的一个重要象征,也成为行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在投机投资性需求和房企捂盘不售推高房价的同时,官员个人名下拥有大量房产是推高房价的真正幕后凶手。官员受贿大量房产不但成为囤积不售、推高房价的因素,而且正在成为房地产调控的巨大阻力。这些官员拼命阻止楼市调控,拼命阻止房价下降,因为直接威胁到其手持房产的价值。同时,正在推进全国房产信息联网工程之所以阻力巨大,就是因为官员担心自己在全国各地的受贿房产联网后曝光。这也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遭受罕见阻力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仅是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保障,而且事关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甚至是关系我国房地产调控和房价回归真实价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是民心所向,迫在眉睫。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后,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其中呼吁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值得欣喜的是,在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主持召开的反腐败座谈会上,要求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成为座谈会的焦点。书记指出,要清醒的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众专家纷纷发言建议,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且纷纷要求,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败工作“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最具体体现和最有效措施。从具体来看,有必要率先从官员及其家属拥有房产公开开始,从具体步骤来说,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想一步到位确实很难,可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谁想从政,谁先公布。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前,申报个人财产并核查公示公开,作为提升的前提;对现任的领导干部采取“自报”的方式,规定一定时期、一定额度、一定事项,主动自报并进行备案的,可减轻处理或不处理,甚至既往不咎;但有病不自报,一旦查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

总之,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宜早不宜迟,越早推行越好。

财产公示范文第4篇

公示财产主体:可否从“新提拔、新后备”开始

2012年7月以来,横琴新区处级领导干部要申报个人财产,处级以上干部(不包括厅级干部)的家庭财产在内部公示。在韶关市始兴县,官员财产申报也已于2012年年初悄然开展,申报主体为科级领导干部。广州市南沙新区至2013年初试点尚未全面展开。

“珠海市横琴新区领导干部职级相对高些,选择处级以上官员申报是合适的;韶关市始兴县是比较贫困的地方,副科级以上便涵盖了当地主要领导干部,也是合适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

“基层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不多,建议其他地方如推行官员财产公示,还是像始兴县一样,向下扩展到科级干部。”曾在2009年呼吁出台“反腐败法”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玲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各单位纪委均要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填报财产申报登记表,但反腐成效并不明显。

据悉,官员财产的“申报、公示、监督、问责”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题中应有之义。有学者提出,财产公示可以从“两新”(新提拔、新后备)干部开始。

叶青赞成这种“新人新办法”:“刚工作的大学生没有什么财产,还不需要申报;‘动干部’(提拔为科级以上干部)的时候,应要求其进行财产公示,如拒绝公示,可视作弃权。”

刘玲不赞同这种观点,她认为,公示主体应为“全体申报人员”。连续7年建议尽快推出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则认为,“官员的近亲属”也应该纳入申报主体范畴;试点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择“最容易产生腐败的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高危岗位”开始,按年增加试点领域或岗位,最后将“所有公务员”全部纳入。

公示财产范围:家庭财产“别留死角”

2012年12月19日,浙江省慈溪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印发《2012年度慈溪市领导干部廉情公示表》,要求该市全体市管干部和国企负责人公示其家庭财产——房产、车辆、股票、证券期货等。

作为2009年便已开始推行“廉情公示制度”的地区,慈溪的试验一直引人关注。和横琴公示“房子、车子”,始兴县公布部门负责人工资(该县官员财产公示尚未启动,这是传统做法)等情况相比,慈溪要求公示的“家庭财产”内涵更丰富。

其实,官员申报“家庭财产”,在各级党政机关早已是通行做法。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初步确立该制度。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范畴。

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称《规定》),充实了申报财产内容——本人收入、劳务所得,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投资情况、持有的有价证券、股票、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配偶、共同生活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和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等。

“《规定》中列举的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重大财产。对字画、古玩,继承的遗产等其他一些财产没有列举。建议在推行官员财产公示时能更进一步,别留死角,将官员的全部财产全面进行公示。”韩德云说。

刘玲对《规定》中所列举的申报财产内容表示满意。她认为,如果官员子女已经在其他国家工作生活,就不应再要求其公示财产,如有人怀疑其财产中含有官员转移的资产,可以向纪委、司法机关举报。

“官员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的财产均应公示,不应有‘共同生活’的前提限制。”在叶青看来,很多官员子女生活在另一个城市或海外,官员财产便随之转移。如果官员子女在海外,其财产固然需申报,其所在地、职业、大致财产量也需要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既要申报公示官员投资情况,也要公示其获益情况。”叶青还提出,对官员投资的有价证券市值、分红比例等也要公示。他也坦承,对官员的父母、兄弟姐妹的财产进行公示,目前还很难操作,“但如果将来全国普遍征收房产税、遗产税,便相当于全民都进行财产登记,这个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韩德云提醒说,“财产公示是一个动态的监督制度,不是一次性的记录、审查。所以,随着官员财产的变化,其财产公示记录是可以改变的。若干年后,比如字画转赠他人了,申报公示即可,如果有人怀疑可以自行查证。”

向社会公开:公务员应否有“财产隐私”

据了解,珠海市横琴新区半年来试行的官员财产公示,采取的是“内部公示制度”,即相关干部个人财产情况通过内部网络,向横琴新区全体干部职工公示。一位横琴新区干部向媒体表示,内部公示半年来,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大家都很平静。

官员财产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公示?这是此次试点的关键,也是代表们特别关注的。在韩德云看来,“受理申报后不向社会公开”,是导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始终未能发挥较大作用的最重要原因。他建议官员财产申报后应向全社会公开,要赋予社会公众具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叶青持相似观点:“公众如果看不到公示结果,便无法相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官员财产最好在网络上全面公开,允许普通公众查阅、核实,不宜只在单位内部、向纪委等公开。”

“公示财产范围,不应该是全体公众。”刘玲认为,公务员财产应主要向有权机构(纪委、监察部门或者其他专门机构)申报、公示。官员财产公示目的是防止腐败,如果监督机构发现官员财产超出其合法收入,应责令说明情况或跟踪调查。

刘玲担心,官员将财产向公众公示后,不仅隐私权可能被侵犯,而且其合法财产可能被犯罪分子“盯上”,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这就如同个人银行存款,其他公民无权查看,银行除了在接到司法机关、纪委调查令的时候可以提供外,也应予以保密。”刘玲向记者表示。

“这涉及到对公务员工作性质的认识。当公务员不是为了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要为纳税人更好地服务。与一般公民不同,官员在财产隐私方面理应享有相对更少的权利。他提拔的时候,老百姓有权知道他的财产状况。”叶青说。

韩德云也认为:“权力越大的人隐私权越小,这是对公众和社会一种负责任的体现。公务员一旦选择从事公职,财产便绝对不是其隐私权的一部分。”

立法进程:中纪委已着手起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建议稿

2012年12月4日,广东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接受媒体采访透露,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的要求,2014年前,该省将完成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试点,然后逐步推开。2012年7月,珠海市在《珠海市改革创新研究报告》中提出,推进珠海“制度反腐”体制机制创新,可在横琴新区进行处级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可以看出,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范围、形式、程序和法律责任等,目前广东省的试点工作并没有法律、法规或者全国性的规范可以遵照执行。而这一点,是韩德云一直特别看重的。

“如果不注重顶层设计,不从国家层面或者中央层面确立统一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这次试点也会与之前的诸多试点一样,不会取得太大进展。”韩德云担忧地表示,最近几年我国部分地区推行的试点探索,虽然改革精神可贵,但总体而言,因其存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程序混乱、规定简陋、执行缺乏透明度等缺陷,导致推动者难以实现本意。

韩德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早日出台“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在此之前,中央其他机构可以适当方式先出台相应规定。叶青也建议及早出台“公务员财产公开法”,之前国务院可以先制定“公务员财产公开条例”。

2012年7月,中纪委在答复韩德云《关于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务员财产公示纳入下届人大立法规划的建议》时表示,有关部门已抓紧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国家立法进行研究论证工作:继续关注国内部分地方实行申报的经验做法;收集了国(境)内外关于申报制度的材料,对相关制度设计进行分析论证;组织有关部门就健全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进行研究论证;结合我国实际,对申报制度进行研究论证,着手起草建议稿,并加快了起草进程。

财产公示范文第5篇

从“第一个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市,到之后陆陆续续进行试点的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宁夏青铜峡等地,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在内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示制度,虽然各地具体操作有较大差异,但结果却非常相似——没有结果。

记者回访5个试点地区

记者近日一一回访了上述5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试点地区,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和宁夏青铜峡三地的回复都是“零投诉零异议”,湖南浏阳方面则谢绝了采访,新疆阿勒泰地区则由于推动者、阿勒泰市前纪委书记吴伟平的病逝而停滞。

两年前的9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委组织部官方网站的点击量突然猛增,这一天,该市拟提拔6名干部的个人相关事项被“晒”在了网络上——“市委常委会议参加常委10人,×××得同意票10票。其现有住房一套,位于康泰花园,无营业房。个人收入主要来源为工资性收入。”随后一周,据称为“顺应老百姓的呼声”,青铜峡市纪委又决定将房产收入、婚姻状况及生育情况等加入到这次“晒新官”的内容中。

但时至今日,青铜峡市干部个人事项的公示内容在2010年的基础上却再也没有添加任何新的内容。记者日前致电青铜峡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雪松,他表示一年多时间以来,当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事项、方式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效果很好”。

陈雪松解释“效果很好”说:“一年多以来公示的所有拟任干部信息,没有接到一起举报或者异议,不论干部群体还是外界对于此举均没有不好的反响。”

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认为,这一现象正是“效果不好”的表现,“说明现在所实行的公示方法有问题”。

一个人推动的反腐进程

实际上,青铜峡市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自2009年1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纪委先后把近千名官员的个人相关事项“晒”在了网上,而且这份单子比青铜峡市“晒”出的内容更“敏感”:在公示网站上,我们能看到:阿勒泰市委书记王仕斌工资收入21036元/年,各类奖金津贴等24835元/年,以及各类理由收取的礼金:无。

在公示领导干部个人相关事项的同时,这一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关文件起草者——阿勒泰市纪委书记吴伟平还开始了他的“巡回演讲”,路线遍及六县一区。这一被吴伟平称为“纪委书记廉政讲堂”的演讲由他亲自上课,讲课内容包括“贪官警示录”、“政策介绍”、“国外经验”等。据报道,这种通俗、贴近干部生活和“煽情”的讲堂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在吴伟平在某县演讲过后,有人随即向纪委廉政账户汇入10.7万元。

吴伟平坚定且全方位的廉政措施在阿勒泰掀起了一股“反贪旋风”。据称在那段时间,阿勒泰的官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当众抽中华烟的。吴自己亦称“目前为止相关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但看似前景光明的反腐形势却在一年多后急转直下。

2010年8月,吴伟平这位年仅51岁的“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因病不治逝世。这项被他称为“没有阻力”的反腐政策也随着他的离世而停顿了。阿勒泰纪委去年年底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试点已经不再搞了”,具体情况未作回应。

果真没有压力?当地干部向南都记者透了实话:一来他(吴伟平)确实生病了,二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后,各方压力很大。

2008年9月新华社的一次随机调查或许能将问题说得更清楚:这次调查中,七成受访官员表示反对财产申报制度,而支持者仅占一成。公开官员相关事项,在官员中并不受欢迎。

殊途同归的“公示制度”

公示官员个人相关事项的阻力不光来自于这些要被“晒”的领导干部。

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是《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该规定于1997年下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次修改后于2010年印发,目前执行的就是2010年印发的这个规定。

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1997年及2006年的这两个版本中,都有“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一条款。但在2010年颁布实施的版本中,这一条却不见了踪影。

对这条消失的条款,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是由于在各地开始的实践与摸索中,并没有找到一个统一有效的办法。

自2009年以来,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地已先后开展了官员个人相关事项的公开或公示。各试点地区的公开方法也不尽相同,最早试点的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项目详细,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礼金、大额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收入情况及资金来源等,但只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在网上公示。而湖南浏阳市则将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公示。

与宁夏青铜峡市和新疆阿勒泰市做法不同,浙江慈溪市和宁夏银川市则采取了在内部进行公示的方式。

慈溪市于2009年出台了《领导干部廉情公示暂行规定》,对副科(镇)级以上市管干部进行廉情公示,公示内容涉及官员的房产、汽车等财产,官员廉洁自律和廉洁从政情况,配偶和子女工作(求学)、名下房产等情况共24项。官员的公示表被贴在单位的政务公开栏上,接受职工监督。

慈溪市纪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实行三年以来,该制度实施的形势和途径没有变化,也没有考虑过扩大公示范围。他指出,廉情公示实施几年来,没怎么遇到困难,也很少遇到群众前来举报的情况,但对于公布信息不准确的情况,纪委会进行核实。

作为试点,宁夏银川市也采取了申报内容在官员所在单位内部公示的方法,通过局域网或公告栏公示,外界只有前往该单位才能看到。公示期7天,到期后申报内容存入档案。宁夏银川市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川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运作了两年时间,所需申报的事项、申报以后的公开方式和范围均没有变化。在该制度运作的两年时间里,相关部门也没有接到一起针对公示内容的异议。

不同的公开方式,却走向了同一个结果——零投诉零异议。

缺乏监督核实的申报内容

回头来看,全国范围内耗时近三年的公示试点犹如泥牛入海,没有激起任何涟漪。

对此林喆表示,这说明公示没有达到实际效果,说明公示的做法和方式是不科学的,范围大了或者小了。

日前记者询问宁夏青铜峡市委组织部新闻发言人陈雪松,零投诉零异议的状况是否达到了财产公示制度的初衷?他回答说,公示的内容都是老百姓关注的,“只要老百姓没有意见”。同时他也承认,群众监督的力度相对较弱。

老百姓真的没有意见吗?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表示,老百姓对于官员公示的数字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往往很难看出其中的问题。

宁夏银川市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的公示范围仍是在熟悉该干部的同事、朋友圈子里,原因是这些人“对他本人的情况比较了解”,同时也考虑到对干部隐私权的保护。

林喆对这一内部公开的做法表示赞同,她认为,在多大范围内公示,是有讲究的。首先应该在领导班子里面公示,再到某一个地区,再到向全社会公开,一步一步来。一下子就把所有内容向社会公布,效果不好,也涉及到隐私安全问题。“我们提议的是同级公示,因为同级收入和认知都差不多,容易发现问题,第二是同级之间本身有竞争,一旦有瞒报漏报谎报,更容易揭露出来”。

为什么内部公示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呢?林喆认为现在试点的公示制度并没有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即没有人监督调查申报的内容是否真实。

“我曾经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官员资产至少有20万,他只报5万或者6万。”林喆说。

林喆表示,申报体系中第一个环节就应该是调查,对于官员申报的相关情况,要有一个由群众代表、财务部门、银行和记者共同组成的小组核实。接下来的环节才是公示、惩治及记录在案。林喆认为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可以开展这些环节的工作,但相关措施至今都没有启动。

触及官员利益的核心问题

究其原因,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亲自签发回复多次提出“官员财产公示”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的相关回答或许能说明一二,在这份答复中列举的困难包括:社会信用机制的缺失,公务员个人的财产与其家庭成员的财产界限难以区分,从技术手段尚无法对公务员申报财产的真实性进行准确的核查等。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倪星教授对其中一些原因却并不认同,他认为信用机制缺乏是因为官员没有如实申报,这并不是社会的问题。而从技术上来说,涉及到官员财产,现金、存款、房子的相关统计技术上都已经能够实现。林喆指出,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涉及到核心,会触及到一些官员的自身利益。这只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作出硬性规定才能解决。

财产公示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官员财产公示,治理腐败,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59-05

〔收稿日期〕 2014-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007),负责人郭文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10040),负责人王高贺。

〔作者简介〕 王高贺(1980-),男,河南鹿邑人,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副教授、博士,广东省高校廉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党的建设。

郭文亮(1953-),男,湖南常宁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党的建设。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反腐的“终端利器”和“阳光法案”。目前,已经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工作,但进展缓慢,至今没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官员财产状况依旧处在不透明状态。这种不透明状态很不利于反腐倡廉建设,但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是一项很复杂、很敏感的工作,既不能久拖不决,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在科学评估风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一、官员财产公示不能不做

官员财产公示是治理腐败的重要举措。要扭转我国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必须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虽然这项工作很复杂很敏感,但也不能因此望而却步。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止步不前,甚至畏难而退,只能越往后拖,反腐工作越被动,人民群众意见越多,执政风险就越大。

(一)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迫切需要。腐败是滋生于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水火不相容,对党的长期执政构成重大危险。治理腐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1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制度反腐的核心环节,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重要手段,是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有力武器。党的十以来,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不断深入,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如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依旧迟迟得不到推行,将会严重影响反腐倡廉建设效果。一是部分腐败官员得不到应有惩戒。由于财产不公开,腐败官员不易被发现。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拖到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些腐败官员的非法财产将会被“洗白”,另外一些腐败官员将会退休,甚至是离开人世,从而得不到应有惩治。这不仅会引起群众不满,对清正廉洁的官员也是一种不良示范。二是部分腐败官员将依旧有机会继续腐败。钱权交易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国际社会通常以官员财产变化状况为线索判定腐败行为。我国官员财产的不透明,使得相关部门难以及时发现腐败行为,给腐败者提供了继续腐败的机会和空间。从已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来看,他们大都是从“小贪”开始,一步步走上“大贪”、“巨贪”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有助于发现处在“小贪”状态的官员,促使其悬崖勒马,防止走上不归路。三是部分不腐败的官员走向腐败。不少地方和单位出现腐败官员“前赴后继”现象,如“割韭菜”般一茬又一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反腐措施的威慑性和预防性不足,让一些官员产生腐败行为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从而走上腐败之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仅能让腐败官员现形,也能对想腐败但尚未腐败的官员产生震慑作用,使其明白“伸手必被捉”,防止其从事腐败行为。

(二)群众对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的多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青年报》在2008年5月进行的关于“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调查中,77.5%的人选择了“官员财产情况” 〔2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个省市作了关于官员财产监督的调查,81.4%的受访公众认为官员应该公布其财产情况 〔3 〕;2013年1月28日人民网每日舆情速递显示,“官员财产公示”相关话题位居当日舆情热点排行首位,认为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4 〕。如何回应群众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不仅关系着如何决策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问题,也关系着人民民利的实现。从决策的角度讲,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党进行各项决策,都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做到“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 〔5 〕。面对群众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强烈呼声,我们党应顺应民意,尽早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否则,将会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既然我们认为官员的主流是好的,在官员财产公示问题上就不应再拖下去。执政党应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公开官员财产,澄清群众对官员群体的整体质疑和误解,增进党群、干群关系。从人民权利的角度讲,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对权力运行状况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官员财产公示既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行使民利的重要保障。而官员财产不公开,使得权力在不透明状态下运行,人民对官员的监督更多地停留在形式上,人民民利的行使就会大打折扣。

(三)国外成功经验的有益启示。反腐败是世界性课题,从治理腐败效果比较好的国家的经验来看,由腐败走向廉洁的重要途径是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如美国历史上也是腐败丛生,尤其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腐败现象非常猖獗。为了治理腐败,美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但效果不佳。二战结束后,美国着重从机制入手构建包括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机制体系。1978 年,《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正式生效,包括总统、副总统在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工作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对无故拖延、拒绝报告、谎报、漏报者,相关单位可以直接处罚。1989年通过的《伦理改革法案》对官员财产登记作了补充,美国官员的行为得到了普遍约束,腐败治理效果明显好转。在亚洲,韩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堪称典型。1993年金泳三就任总统,他大幅度修改《公职人员伦理法》,严格要求官员登记和公示财产。为了保证官员财产公示取得实效,韩国紧急出台了金融实名制,堵住了腐败官员转移财产的通道。此后,韩国历届政府不断完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配套措施,促使韩国逐步成为一个清廉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当前,我国的反腐败形势非常严峻。党的十以来,我国加大了打击腐败力度。两年多来,已有十八余万党员干部因腐败被处分,治标取得显著成效,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当下,应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借鉴美国、韩国等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对腐败官员进行“釜底抽薪”,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彻底扭转反腐败不利形势。

二、官员财产公示不能不讲步骤

官员财产公示等不得、拖不得已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如果中央一声令下,官员财产公示在全国上下普遍推行,短期内将对党的执政带来重大冲击和严峻挑战,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执政风险。

(一)在政治上引发一定程度上的局部官场震动。仓促执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初期,通常会引发一定程度上的官场震动,韩国尤为典型。韩国从1993年实施财产公示制度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5000多名公职人员因财产问题受到惩处,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也“栽”在了由财产公示引发的反腐浪潮中。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据相关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公务员人数为708.9万人。这些公务员中有多少是腐败分子难以确切统计,但数量不容小视。仅在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就多达5.1万人。如果我国效仿韩国,严格要求官员在短期内如实报告和公开财产,一大批隐藏在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将会现形,局部地方可能会引发“塌方式”的官场震动。如何缓解财产公示对官场形成的强势冲击,是对我们党勇气和智慧的双重考验。

(二)在经济上引发非法资产转移潮。根据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官员财产公示已成趋势。但腐败官员在财产公示面前不会束手就擒,他们会用尽各种办法转移非法资产,以逃脱惩罚。通过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腐败官员转移非法财产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利用隐蔽处匿藏财产。有的将其隐藏在屋内的天花板里、烟道内、床铺下、穿衣镜夹层、煤气罐下夹层等,有的将其隐藏在屋外的池塘底、树洞内、花池里、粪池中等。二是利用他人身份和虚假身份转移财产。把财产存入亲戚朋友或虚假身份名义下是腐败官员的惯用伎俩。腐败官员中拥有多个虚假户口的现象比较常见,这为他们转移非法财产提供了方便。如“房姐”龚爱爱被查有三个虚假户口,其中北京朝阳区的一个虚假户口名义下仅房产就有41套。三是通过销赃的方式转移资产。腐败官员常常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转,出售其非法财产,如房地产、艺术品等,使其非法性质得以掩藏。四是通过多种途径转移到境外。据央行反洗钱部门研究,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财产的途径主要包括:用现金走私来转移,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利用投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转移资产,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转移资产,海外直接收受资产,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 〔6 〕。仓促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腐败官员将加速非法资产的转移过程,转移方式和手段也会更加多样化、隐蔽化。相关部门如果准备不充分,预防措施不到位,非法资产将被成功转移,大大增加查处难度。

(三)在社会上引发部分群众仇官仇富情绪甚至是失当行为。多年来,官员财产一直都似一个藏在暗箱之中的“谜”,引起群众的广泛猜测和质疑。群众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不意味着公开官员财产短期内就一定会让群众满意,反而可能会引发部分群众因大量曝光官员的巨额财产导致更强烈的仇官仇富心态和情绪,甚至造成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一是质疑不降反升。尽管不同区域的官员收入不同,但是普通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的收入相对不高是不争的事实。我国自2006年实行公务员工资改革八年来,许多官员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官员财产不公开,大部分群众并不了解官员收入的真实情况,形成了“官员=高收入”的思维定式。一旦公示的官员财产没有达到想象的高度,部分群众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质疑,认为官员瞒报、假报财产。二是心理失衡加剧。贫富差距过大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引起群众心理不满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群众对由于先天条件、个体能力、家庭负担、市场机遇等方面差异导致的贫富差距还能理解的话,对因、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的贫富差距则无法容忍。官员财产公示将使更多的贪官现形,他们的非法财产之多无疑会加剧群众的心理失衡。三是仇官情绪加重。本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应该是一种新型官民关系,即官员不再是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父母官”,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是,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加重,官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社会上出现了仇官情绪。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长期而言有益于增进官民关系,但短期内众多贪官落马既会让群众拍手称赞,也可能促使仇官情绪加重。这对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善于引导群众情绪,调整群众心态,化消极为积极。

(四)在国际上有可能会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制造事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愈演愈烈,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到处插手我国各种矛盾,蓄意制造事端,破坏人民内部团结,企图在党群干群之间种下不信任的种子,形成国内不安定的局面。官员财产公示引发的官场震动,有可能会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来攻击中国。它们有可能到处煽风点火,捏造事实,传播谣言,操纵舆论,迷惑群众。尤其是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战场的条件下,它们有可能利用各种网站,雇用网络,在官员财产公示问题上“大做文章”,批评和攻击党和政府,促使人民群众不满情绪蔓延,逐步达到“扳倒中国”的目的。我们党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科学把握舆论生态发生的深刻变化,不断创新应对的方式和手段,牢牢掌握话语权,粉碎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

三、在科学评估风险基础上稳步推进官员财产公示

如上分析,推进官员财产公示的速度过慢,将增加党的执政风险;速度过快,将给党带来一些难题和挑战。因此,应在科学评估风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推进官员财产公示。

(一)加强官员财产公示顶层设计。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初期的主要策略和方法。当时,我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7 〕 (P258 )。三十多年来,我们正是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由下到上、由点到面推动着改革有序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深层次的矛盾凸显,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这对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执政者应当适时地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属于攻坚克难、规避风险的重大问题之一,它既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原因如下:一是重要性。官员财产公示是治理腐败的“杀手锏”,也是反腐决心的“试金石”。透明国际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前十位的国家丹麦、新西兰、芬兰、瑞典、挪威、新加坡、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无一例外地都推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官员财产公示应占有重要地位,它直接影响着反腐倡廉效果,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二是复杂性。官员财产公示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一方面牵涉的官员数量之多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官员财产界定还缺乏明确标准,一些官员的部分财产具有模糊性,增加了厘清难度。官员财产公示的复杂性决定了仅依靠局部地方的一个或少数部门是无法顺利推进的,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由党委、人大、纪检、监察、审计、财务、法制等相关部门相互协调和配合,共同推进。三是抵触性。目前,我国多数官员对财产公示持抵触态度。据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的相关调查,97%的官员反对财产公示;2009年初,新疆阿勒泰地区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时,有七成的受访官员反对。实际上,从新疆阿勒泰“破冰”开始,五年来已有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广东珠海横琴等近四十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公示试点。但大多试点都是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下而上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权威性不够,缺乏法理依据,阻力重重,难以坚持。因此,我国应加快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相应法律法规,并按照从上向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方式来推进,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各种阻挠和干涉。四是期待性。中国共产党以组织纪律严明著称,在财产公示上一些官员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待上级指示。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2012年11月指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的财产很容易公开。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被问到官员财产公开时表态,如果接到通知要求进行公示,他会带头公示财产。可见,不少官员都在期待上级指示,如若中央不作出统一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各个层面和部分地区先进行试点。“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 〔7 〕 (P267 )官员财产公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涉及面广,敏感度强,风险性高,推进速度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需要在各个层面和和部分地区先进行试点。我国已有的近四十个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地方的行政级别低、政策发展空间小、阻力大,中央应选择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层级和地区进行“部级”试点。

官员财产公示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酝酿,到如今已经有了三十多年历史。从新疆阿勒泰实现“破冰”算起,也走过了5年历程。“部级”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应有大致时间表,防止试点时间过长,影响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整体进程。执政党要敢于通过试点“杀出一条血路”,找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官员财产公示方案。首先,在财产公示主体上,不应该限制为县处级以上官员,而应扩大官员财产公示主体范围。一是县处级以下的官员要公示财产。县处级以下官员处在与群众联系的第一线,基层官员腐败直接伤害群众感情,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从近几年查处的案例来看,“小官大贪”现象比较突出。如果把官员公示主体设定为县处级以上官员,将会传递“抓大放小”的错误信号,导致基层官员腐败问题加重。二是辞去公职或退(离)休三年内的官员要公示财产。腐败方式越来越隐蔽化,有些官员在职时利用公权为他人谋私利,等辞去公职或退(离)休之后再收取回报。如果不要求他们公示财产,很难发现其违法证据。根据权力的“影响期”来看,应将辞去公职或退(离)休的时间限制为三年内,这与中央要求官员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时间期限一致,即三年内。其次,在财产公示内容上,应公示官员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动产构成包括工资、奖金、福利、存款、礼品、汽车、古玩名画、有价证券、股票、基金、期货、投资型保险等金融产品。不动产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对于官员来说,不动产主要是指拥有房产状况。再次,在财产公示方式上,应根据行政级别高低采取不同的公示方法。厅局级以上官员的财产通过官方网站和大众媒体进行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县处级以下官员财产进行内部公示,但允许公民依据法定程序进行查询。最后,在财产公示的审核上,国外大都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受理机构。我国新建一个官员财产状况审核机构有一定难度,应对现有的相关机构进行科学整合,人事、组织机构承担官员财产登记职责,纪检监察机关承担调查核实职责。一旦发现谎报、瞒报财产行为,要严惩不贷 〔8 〕。

从国际经验来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从提出到制定、实行和完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我国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难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应不断总结试点经验,通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方式有序地扩展到全国。

(三)建立健全官员财产公示的配套制度。建立健全相应配套制度,是充分发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功能,降低推行官员财产公示风险的重要保障。从官员财产的主要构成来看,应着重建立健全金融实名制和不动产登记制。

1.完善金融实名制。金融实名制是掌握官员动产变化状况的重要方法,它被看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姊妹”篇。在我国,自2000年4月1日起,《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正式生效,这为掌握官员动产变化情况、查处腐败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该规定仅针对个人存款实名制,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建立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实名制,要着重加强两方面工作:一是要简化开设金融账户证件类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可以用来开设银行账户的证件繁多,大陆居民可以使用身份证、户口本、士兵证、军官证、离退休干部荣誉证、文职干部退休证等。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机构检查系统只能核查正式身份证,其他证件是否为有效实名难以核实。随着科技发展,制假手段也越来越高,这无疑增添了客户身份信息核实难度。如果官员以假证件来开设账户,很容易逃脱相关部门监管。因此,应简化开设金融账户证件类型,充分利用具有高度防伪功能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摒除检查系统难以核实的其他证件,为金融机构做好客户识别工作提供有利条件。二是要明确金融账户身份信息。一方面,对《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实施之前开设的银行账户身份信息进行重新识别。2000年4月1日之前没有使用实名开设的银行账户今天依旧可以使用,这为一些腐败官员转移非法财产提供了方便。应重新识别这些账户的真实身份信息,要求他们进行实名确认,否则不能办理提取、转账等业务。另一方面,对《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实施之后的银行账户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账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应相互协同,调研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和保险账户落实实名制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金融实名制的具体方案,全面推广金融实名制,堵住腐败官员以虚假身份储藏和转移非法财产的通道。

2.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制。腐败官员拥有多套房产的现象比较常见,如被查出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拥有七十多套房产、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拥有十几套房产等。要摸清官员房产状况,需要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制度。国务院已经开始着力推动不动产登记制度工作。2014年8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不动产登记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按照国土资源部的工作规划,2016年不动产登记制度将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制度是面向全民制定的一项举措,不可能为官员划出,它为掌握官员房产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未来两年里,我国将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各级登记机构信息纳入统一基础平台,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在国家、省、市、县之间互通共享,在住房城乡建设、农业、林业、海洋等部门之间互通共享,在国土资源、公安、民政、税务、工商、金融、审计、统计等部门之间互通共享。而且,利害关系人、权利人可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这些举措将发挥官员财产公示的部分功效,为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做好铺垫工作。

参考文献:

〔1〕.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J〕.人民检察,2013(3).

〔2〕童 斌.民调显示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官员财产情况〔N〕.中国青年报,2008-05-12.

〔3〕2011法治蓝皮书 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亟待提高〔EB/OL〕.新华网,2011-02-24.

〔4〕何新田,刘 翔.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社会共识〔EB/OL〕.人民网,2013-01-28.

〔5〕.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06.

〔6〕央行揭贪官外逃路径:过万官员出逃携款8000亿〔EB/OL〕.人民网, 2011-06-15.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财产公示范文第7篇

从政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权

公务员财产公示是国际惯例,是从政的最基本要求。要想当公务员,就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权;不想放弃财产隐私权,就别当公务员。

俄罗斯在出台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时曾遇到很大阻力,一些官员以“隐私权”、“条件不成熟”等借口阻挠财产公示立法,普京对此回击:“如果政府中谁不愿意公示自己的财产,那他一定是个贪官,是禽兽不如的东西!”

公民的隐私权不是绝对的,为了公共利益或更大的利益,在某种场合或从事某种特殊工作的人就必须放弃一部分隐私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例如,病人就要放弃身体某些部位的隐私权,暴露给医生检查,因为这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健康;公民乘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物品和个人身体,都要接受被检查探测,这是为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同理,公务员放弃财产隐私权,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公务员的任何贪腐行为都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例如,有人向官员行贿,行贿者绝不会白白献出财物,而是用它们做诱饵,套取更多的收益或权力。

政府的任何开销,都是纳税人提供的;政府的任何失误,也都由纳税人来“埋单”。可见,腐败是一种不义之“税”,是腐败官员对纳税人征收的“脏税”。俗话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也是为了保护公务员。大恶是小恶之积,有了财产公示制度,就相当于给公务员戴上了“紧箍咒”,任何的行为都会受到监督,并被及时揭露,这就警示公务员在从政的任何场合、任何环节都要做到“慎独”,防止在贪欲的驱使下由小贪变大贪,直至走向罪恶的深渊。

财产公示乃大势所趋

公务员财产公示是政府“透明化”的要求,是反腐的有效手段。同时,公务员财产公示也是诚实的表现,很容易以此取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便于政府各项政策的顺利贯彻落实。

世界银行金融市场透明局局长吉恩·佩斯姆(Jean Pesme)就认为公务员财产公示是有效的反腐手段:“财产公示制度使腐败官员掩盖犯罪活动或隐匿非法所得更加困难。公众和反腐机关应支持20国集团呼吁的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这是把公务员盗贼诉诸法律审判的一个有效措施。”

截止到2010年底,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176个国家中,有146个国家建立了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占83%,其中至少137个国家正在实施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国全部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法规,拉丁美洲、加勒比、东欧和中亚实施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的国家占90%,南亚、东亚、太平洋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占65%以上,中东和北非为60%。

在过去20年中,全球范围内公务员财产公示的趋势有所加快,尚未建立这一制度的少数国家都在积极立法,估计在未来几年内,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国家会到达90%以上。

谁该公示财产

从各国立法实践看,公务员财产公示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先从高级公务员和议员(人大代表)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普通公务员。这是因为高级公务员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一旦腐败,给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也更大。俗话讲“正人先正己”,财产公示从高级公务员开始,领导以身作则,自然便于把这项制度贯彻下去。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国家里,规定高级公务员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100%,规定内阁成员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93%,规定议员(人大代表)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91%,规定高级司法人员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62%。

公务员财产公示,并非限于公务员自己,还应包括公务员的配偶、子女,甚至还包括父母,而不论其国籍。如果只公示公务员自己的财产,他可以把贪污、受贿的财产放到配偶、子女和父母名下,甚至转移到海外,这就让公务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2年12月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公务员财产公示要从高级领导人做起,例如总统、总理和他们的家人。普京说:“如果一名官员在公开赞许俄罗斯伟大的同时,却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人们如何信任他”。在俄罗斯,必须公布财产的公务员部门,分为民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具有潜在腐败风险的其他联邦机关等系统,官员以司局级以上的领导为主,腐败风险大的部门职务相应降低。国有企业、基金会的高管也纳入财产公示范围。

韩国1981年12月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申报义务者为四级以上的公务员及相关人员、所有法官和检察官、上将以上的军官、总监以上的警官、政府企业高管、高等院校的正副校长和学长,此外,接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出资的机关、团体的任职人员也要申报财产。需要申报的财产不仅限于公务员本人,也包括配偶(含长期同居者)和三代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出嫁的女儿和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除外。

土耳其1983年出台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规定,需要申报财产的公务员包括所有通过选举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包括村长和村委会成员、公证员、国企管理层等人员。

巴西1993年11月颁布的《高级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规定,必须申报财产的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部长、议员、联邦法官、联邦检察机构成员、在联邦各权力机关的一切人员。

哪些财产该公示

公务员应该公示的财产应包括一切收入、投资收益、动产、不动产、所收礼品、受到的款待等。

美国规定,公务员必须报告的财产信息包括所有收入及累计超过100美元的酬金,要详细写明来源、时间和数额。对从亲属以外的人那里获得交通、住宿、食品、消遣等,也要折合成货币价值,累计超过250美元就要报告。收到的任何礼品按市场价格超过35美元,则必须上报。

乌克兰规定,公务员必须在每年4月1日前,如实提交个人上一年度在世界范围的所有财产、收入、支出等财务状况资料,包括所有本币和外币银行账户。国家税务部门负责对财产报告进行审查,如报告不实,则辞退公务员。公民竞聘公务员职位也必须提交财产报告,报告失实则失去竞聘资格。

土耳其规定,公务员应公示的财产包括公务员自己、配偶及子女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各种收入、债券、黄金、珠宝等。

韩国规定,公务员应公示的财产包括事实上拥有的境内外所有财产和向非营利机构捐赠的财物,也包括首饰、古董、珠宝、艺术品和会员券等。

除了公示财产外,有的国家还禁止公务员及其家属在境外拥有任何财产和银行账户。2012年12月23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以437票赞成、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所有公务员、军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境外拥有任何财产和开设银行账户,禁止购买或持有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如违反上述规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500万-1000万卢布的罚款,3年之内不得担任公职。国家杜马制宪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雷萨科夫说:“公职人员不允许一条腿在俄罗斯,另一条腿在国外。”

如何财产公示

“公示”与“申报”是有区别的。“公示”就是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财产、收入和支出信息向公众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其目的就是落实民主监督制度。随着电子政务的推广,公务员财产信息放到网上,大大方便了公众的查询监督。公众可以通过财产公示材料,发现公务员有没有隐瞒财产,收入与支出是否相符,如发现公务员的财产信息不实,便可揭发、举报。而“申报”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财产信息向上级报告,然后就被锁进了保险箱,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如果知道该信息的官员也是贪官,那就必然会官官相护,这当然也就起不到民主监督的作用,更达不到反腐的目的。

财产公示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少数国家在公职人员参选前申报,任职时公示一次,卸任时再公示一次,如果任职期间财产有重大变动,还要及时公示。乌克兰则要求高级公务员在离职10年内仍须每年报告个人财产。

美国规定,公务员财产报告在当年的5月15日截止日后的15日内向全社会公开,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这些信息。公众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反腐的目的,也可索取公务员财产报告的复印件,起到民主监督作用。报告持续公示6年,满6年后,销毁这些信息,但正在进行调查的继续保留。

法国规定,需要公示财产的公务员在任职后的15天内提交财产报告,任职期间财产有重大变化要及时提交报告,任期届满前最早2个月、最迟1个月内,或在辞职、被解职等原因停止职务后的15天内重新提交财产报告,公务员的财产报告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上公示。

欺瞒行为必须严惩

公务员财产公示不是反腐的目的,而是反腐的手段。通过公示,如果发现贪腐问题,必须及时调查处理。

土耳其规定,如果应该公示财产的公务员任职期间未按规定时间提交财产报告,将被解职,并可处以3个月至1年的监禁。提供虚假报告者被处以6个月至5年的监禁,没收非法所得,并判罚金500万-1000万里拉,如果非法所得被转移或使用,则用合法财产补足差额。对获刑者,刑满后终身不得被录用公职。

韩国的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审查公务员的财产报告,如财产报告有隐瞒造假嫌疑,通知司法机关对财产报告人进行调查或搜查。规定时间内不提交财产报告或提交的报告有欺瞒行为者,视情节轻重,可判处1年以下拘禁或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财产公示”绝不能空谈

联合国《反腐败实际措施》认为:规定公务员全面公示个人所有财产、债务和社会关系,以及每年的全部收入和经营活动,这是很有效的反腐手段。2003年12月10日,中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字,这展示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与承诺,表达了在反腐败中加强国际合作的愿望。世界银行建立了各国财产公示数据库,但世界银行金融市场透明局局长吉恩·佩斯姆称,从未收到过中国提出的协助反腐请求。

为了防止公务员侵害公共利益,就必须建立财产公示这种预防性制度,这要优于事后惩罚,因为一旦腐败事件发生,损失的不但是纳税人的财产,还有政府的信誉。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就要求我国尽早出台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而不能一直空谈下去。

财产公示范文第8篇

在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许多国家都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瑞典:列清单,全

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的巧克力,此事被一位认真的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她“挪用公款”,最终迫使其引咎辞职。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推行官员财产登记制度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240多年了。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不少瑞典官员自我解嘲说,自己处在一个“裸地生活着”的国家——任何一个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订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国家机密,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公众隐瞒信息。

美国:立法控,媒体监

2008年年底,伊利诺伊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意欲出卖因为奥巴马当选总统而空出的参议员职位,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被媒体爆料,不仅被州议会弹劾下台,还面临刑事指控。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新闻媒体已被公认为堪与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权”并列的“第四权”。作为特殊的政治力量,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而政治则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媒体的发展。回顾历史,新闻媒体在推动美国社会的变革、净化风气和遏制腐败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便是新闻媒体的“黑幕揭发运动”,此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水门事件”。

鉴于1972年“水门事件”的教训,美国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该法案1989年又被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成为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该法规定财产申报的对象包括正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纳入范围的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及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上任后须按月申报。美国法律还对官员收受礼物做了明确的规定,包括政府雇员不能从外国接收超过“最低价值”的礼物;如政府雇员收到的礼物价值超过335美元,就必须申报上缴。

印度:一账户,用一生

印度前电信部长苏卡·拉穆就曾因巨额收入来源不明被判入狱3年。调查人员在其住宅内搜查出了3710万卢比现金!这些钱藏在其豪宅的每一个角落,如被子里、床底下、地毯下、柜子里等;为了藏钱,墙壁上都被他专门挖了几个洞。

1961年印度颁布了《个人所得税法案》,规定所有公民必须申报个人所得,并据此缴税。印度也是依靠这项法案监控官员财产的。此外,印度所有公职人员工资都打入银行账户,便于财政部门掌握;包括租房、兼职在内的经济活动也要以支票结算。如今,印度财政部门还将全国所有银行联网,并将主要城市的大型消费场所和银行联网,税务部门有权查阅银行系统的信息。从2005年起,印度所有成年公民都必须办理个人永久账号号码,这组10位数的号码会伴随一个人一生的经济活动。在一个账号的约束下,印度的公务员没有不去如数申报收入的。

新加坡:全参与,重举报

新加坡同不少北欧国家一样,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其总理的年收入高达200多万美元,是美国总统的5倍、日本首相的7倍。但“高薪”背后,更有着严密的防腐、反腐制度。较之美欧,新加坡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更为全面和深入。该国法律规定,上至总理,下至刚入职的普通公务员,全部纳入财产申报范围。新加坡对公务员接受礼品、礼金、馈赠的规定十分具体翔实。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中明文规定,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50新元必须交公,否则将视同贪贿而受到严惩。新加坡《防止贪污法》规定,对犯有贪污罪的人除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外,还要处以罚金或判处5年以上7年以下的监禁。

在新加坡,公民反贪腐的意识非常强,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包括自己的朋友、同事以及生意伙伴,甚至自己最亲近的人。为了让公民积极举报,贪污调查局会通过各种策划向企业宣传反贪污的信息。贪污调查局还会通过媒体定期贪污案件的新闻,从而教育公众,让他们知道政府的立场。在举报人中,大约1/3采用匿名举报的方式,政府不会强迫他们提供真实身份——新加坡对举报者给予了最高级、最严密的法律保护,不会泄露举报者的身份。同时,举报也会得到物质嘉奖。正因为如此,贪腐的高发现率让所有人不敢贪。这是新加坡治贪、保证官员财产公示顺利推行的非常成功的经验之一。

俄罗斯:有瑕疵,待完善

2007年10月,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发现了112起国家杜马议员候选人财产申报不实的情况,其中一名候选人在填写申报表时,竟然“忘了”写上拥有的私人直升机!媒体总结出俄罗斯高官收入三大怪:总理薪水比总统高,下属收入比上司高,老婆收入比丈夫高。比如前副总理库德林,他和他的妻子共拥有两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两套住房和一栋房子。如果他的财产有增加,就有必要向公众说清楚到底从何而来。

财产公示范文第9篇

民众呼声与官员表态出现共振,是非常难得的,它表明这一轮争论在形成新的认识突破:财产公示势在必行,关键是从何开始、向谁公示。若要纲举目张,各级主要领导,比如各地区的书记、省长、市长,各部门的部长、局长,应当成为强制性财产公示的主角和试水者。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有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提议至今,财产公示似成不可完成之使命,最大阻力正来自官员群体。此次地方主要领导公开表示支持,决策高层和立法机构应从善如流,率先破题主要领导的财产申报、登记和公示制度。

我们注意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他们的个人信息公开即有明显进步。1月中旬召开的中纪委会议要求,今年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对此,一些专家向中央建议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财产问题就属于应当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各级主要领导对此理应带头践行。

从30多年来种种制度漏洞和扭曲机制,给官员们提供了巨大寻租空间,其中钱权交易之盛,在官员腐败案中有淋漓体现。虽不能由此随意推断所谓“十官九贪”,但对拥有更大权力和资源的主要领导,监督必须更严,约束亦须更多。

很显然,率先针对主要领导进行强制性财产公示,正是有充分民众共识的监督约束机制。民心所向,潮流所在,财产公示宜早不宜迟。所谓恰当时机,不是看多数官员愿不愿意,而要看民众呼声有多强烈,因为公示财产是官员们的“自我革命”,意在让民众满意、放心。决策高层和立法机构唯有针对各级主要领导率先实行强制性财产公示,接下来针对所有官员的财产申报、登记和公示,才能顺利实现。

世界上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其严格程度、范围大小,与该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民众意愿有关,尤其是与立法、行政、司法体系的配套程度有关,但各国的政治共识和制度共性是,身居要职者必是财产公示重点。比如在瑞典、芬兰、丹麦和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面较广,其中对政要和各主要官员的检查监督也最严。在法国,总统和总理的财产必须公示,日本财产公示的重点是内阁和议员,韩国各级官员近20万人需要做财产登记,但必须公示财产的不到2000人。一句话,职位越重要,财产越公开。

许多国家并不强制要求所有官员公示财产,一是因为中下级官员处于社会行政体制多重监督之下,作奸犯科难度更大,破坏性更小,因此财产公示首要确保身居要职没有例外。而比财产公示更重要的,是对官员权力的限制和行政边界的划分,权力越小,监督越少,权力越大,监督越多。二是官员财产也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叉领域,必要的财产申报和公示,与保护官员作为公民的合法隐私权,亦须妥为安排。

在中国,财产公示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其贪大求全,遥遥无期,不如抓住重点,及时破局,从各级主要领导入手,建立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和公示的法律规范,进而在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下,把官员财产分级申报、核查机制,与社会化的不动产、金融及税务等财产信息体系相衔接,实现全部官员财产信息可申报、可登记、可核查、可公开。

比如正在进行试点的广东始兴县,春节后将在其政府内网公示当地526名副科及以上级别干部的家庭财产情况。若只是将这几百名基层官员的财产信息简要公开,还不如将当地几位主要官员的财产情况详加披露,集中接受民众监督,真正起到公示之效,推进制度反腐。

不过,纵观世界各国,官员财产公示并非一试就灵的反腐妙方,在一些公示制度涉及面广的国家,官员腐败仍然触目惊心。财产公示要起到作用,须与其他行政监督和法律制度相配套。全球100多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采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看重的是其作为清明政治制度的必要一环。实际上,财产公示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行政体系和官员权力来自民众、属于民众,因此有义务随时接受民众监督,官员主动进行财产申报、登记和公示,政要和高官进行强制性公示,均是宣示政治诚意的具体表现。

如今中国民众强烈呼吁,地方官员主动表态,相关制度建设宜早为之计,以免错失良机。有担当的政治领袖及各级主要领导,亦有责任主动将政治承诺变成切实行动。我们相信,多数各级主要领导经得起考验,也不怕财产公示。若有少数领导暴露出问题,则可以进一步反腐倡廉、纯洁队伍。

财产公示范文第10篇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再次提交了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书面建议。自2006年首次就该问题提交议案以来,连续七年,他从未间断。

基于近年相关部门对该建议的办理意见的变化,韩德云表示,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出台,他感到相对乐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6年第一次提交该议案,全国人大内司委曾给出书面答复,认为“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研究”;2007年,表示“存在困难”;到了2008年,监察部负责人亲自打电话给他,表示正在积极开展工作;2011年,中央纪委首次明确表示,正在加大调研力度,将尽快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进程。

自2009年以来,部分地区也曾就此制度进行试点。2009年初,新疆阿勒泰地区县(处)级干部首次财产申报工作开始实施。此后,在四川、湖南、上海、浙江等地,都有不少基层试点。

记者近日一一回访了上述5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试点地区,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和宁夏青铜峡三地的回复都是“零投诉零异议”,湖南浏阳方面则谢绝了采访,新疆阿勒泰地区则由于推动者、阿勒泰市前纪委书记吴伟平的病逝而停滞。

两年前的9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委组织部官方网站的点缶量突然猛增,这一天,该市拟提拔6名干部的个人相关事项被“晒”在了网络上——“市委常委会议参加常委10人,×××得同意票10票。其现有住房1套,位于康泰花园,无营业房。个人收入主要来源为工资性收入。”——随后一周,据称为”顺应老百姓的呼声”,青铜峡纪委又决定将房产收入、婚姻状况及生育情况等加入到这次“晒新官”的内容中。

但时至今日,青铜峡市干部个人事项的公示内容在2010年的基础上却再也没有添加任何新的内容。记者日前致电青铜峡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雪松,他表示一年多时间以来,当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事项、方式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效果很好”。

陈雪松解释“效果很好”说:“一年多以来公示的所有拟任干部信息,没有接到一起举报或者异议,不论干部群体还是外界对于此举均没有不好的反响。”

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丛蛉衔??庖幌窒笳?恰靶Ч?缓谩钡谋硐郑?八得飨衷谒?敌械墓?痉椒ㄓ形侍狻薄

实际上,青铜峡市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自2009年1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纪委前后把近千名官员的个人相关事项“晒”在了网上,而且这份单子比青铜峡市“晒”出的内容更“敏感”:在公示网站上,我们能看到阿勒泰市委书记王仕斌工资收入21036元/年,各类奖金津贴等24835元/年,以及各类理由收取的礼金:无。

在公示领导干部个人相关事项的同时,这一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关文件起草者一阿勒泰市纪委书记吴伟平还开始了他的“巡回演讲”。路线遍及六县一区。这一被吴伟平称为“纪委书记廉政讲堂”的演讲由他亲自上课,讲课内容包括“贪官警示录”“政策介绍”“国外经验”等。

吴伟平坚定且全方位的廉政措施在阿勒泰掀起了一股“反贪旋风”。据称在那段时间。阿勒泰的官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当众抽中华烟的。吴自己亦称“目前为止相关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但看似前景光明的反腐形势却在1年多后急转直下。

2010年8月,吴伟平这位年仅51岁的“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因病不治逝世。这项被他称为“没有阻力”的反腐政策也随着他的离世而停顿了。阿勒泰纪委去年年底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试点已经不再搞了”。具体情况未作回应。

公示官员个人相关事项的阻力不光来自于这些要被“晒”的领导干部。

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是《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该规定于1997年下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2次修改后于2010年印发,目前执行的就是2010年印发的这个规定。

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1997年及2006年的这两个版本中,都有“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一条款。但在2010年颁布实施的版本中,这一条却不见了踪影。

对这条消失的条款,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吉占认为是由于在各地开始的实践与摸索中,并没有找到一个统一有效的办法。

自2009年以来,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地已先后开展了官员个人相关事项的公开或公示。各试点地区的公开方法也不尽相同,最早试点的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项目详细,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礼金、大额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牧人情况及资金来源等,但只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在网上公示。而湖南浏阳市则将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公示。

与宁夏青铜峡市和新疆阿勒泰市做法不同。浙江省慈溪市和宁夏银川市则采取了在内部进行公示的方式。

不同的公开方式,却走向了同一个结果——零投诉零异议。

老百姓真的没有意见吗?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表示,老百姓对于官员公示的数字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往往很难看出其中的问题。

林?幢硎荆?瓯ㄌ逑抵械谝桓龌方诰陀Ω檬堑鞑椋?杂诠僭鄙瓯ǖ南喙厍榭觯??幸桓鲇扇褐诖?怼⒉莆癫棵拧⒁?泻图钦吖餐?槌傻男∽楹耸怠=酉吕吹幕方诓攀枪?尽⒊椭渭凹锹荚诎浮A?慈衔?衷诟鞣矫娴奶跫?丫?梢钥?拐庑方诘墓ぷ鳎??喙卮胧两穸济挥衅舳??br>

官员财产公示,又有了新的试水者。从2010年起,江苏省无锯市北塘区要求新提任副科级领导干部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本人如实填报财产申报表,并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监督。目前已有4人申报并公示,今年还将有12名新提拔干部进行财产申报。无锡市纪委称有望以后在全市范围内,甚至在更高级官员中推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论文网]

官员财产公开,民众一直翘首以待,但是现实的推进显然不尽如人意。无锡的这一“新政”甫一曝光,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质疑——既然要搞公示,为何只是推出这些副科级“芝麻官”?

民众有这样的反应也很正常,毕竟,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上,民意期待了太久,自然希望看见更为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过,正因为官员财产公示落实起来艰难,也才有赖于各级地方政府持久、有恒的尝试。所以,即便无锡官员财产公示的“起点”不高,相关的配套制度也不健全,但无锡市积极“破题”也总比观望等待强。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国内并无成熟的做法,因此,也就格外需要地方政府摸索前进,并取得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公示探索,都是从新晋副科级干部开始。无锡市北塘区是这样。辽宁锦州市古塔区也是这样。看上去,这似乎是在拿“芝麻富”开刀,不过,客观上讲,这样的路径未尝不是一种阻力最小的选择。如果“新官”上任皆能公示,推而广之,一样可以在减小阻力的情况下,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所以,值得担心的并不是财产公示的官员级别低,而是这样的努力浅尝辄止,不能持续下去。此前,很多地方推出的官员财产公示努力,往往在舆论的旋涡中没有坚持多久就无声无息了。比如,前几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千名官员公示财产的新闻也曾轰动一时。只是很快就沉寂下来了,不知道后续效果如何。

这一次,无锡表态可能在全市、觅高级别官员中推广,也使得公众对于当地的制度创新多了一点期待。为了保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真正起效。无锡还应该不断尝试新的做法。比如,不能只是在提拔之初公示,而是要定期公示;不能只是要求新提拔副科级干部公示,还可以扩展到更高级别的新提拔干部等。

去年6月份,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新闻会上也表示,财产公布作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反腐败制度是有效的,我国对此也抱积极的态度。去年9月份,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再次表示,要“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

上一篇:理财产品收益率范文 下一篇:短期理财产品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