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07:54:51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中非真正义务，但告知义务是保险业合理营运的制度基石。我们要对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范围作严格界定，从而才能减少纠纷，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相关的情况向保险人所做的陈述或说明。其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对事实的陈述，对将来事件和行为的陈述，以及对他人陈述的转述。当今世界各国保险立法都规定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当将保险标的的有关重要事项如实告知保险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确立了告知义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如何确定告知范围的？立法例上有无限告知主义和询问告知主义之分，无限告知主义要求告知义务人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事项为限，必须将有关危险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知保险人;询问告知主义主张告知义务人只需对保险人的询问如实回答即可。
目前我国大多数告知义务人对保险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而保险人作为专业人员，精通保险业务，知悉估计危险的各种情况，况且，无限告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及商业秘密，所以，在保险发展初期应以采询问告知主义为宜，对双方当事人也比较公平。否则，如果保险人怠于调查和询问，却要求身为告知义务人作漫无边际的告知，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对此，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有差别。《海商法》第22条规定:“合同签订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采用的是主动告知主义，可能是基于海上风险不可预知性大，危险测定技术落后等作出的考虑，但随着现代科技和通讯的日益发达，人驾御自然的能力已今非昔比，这种考虑的基础被大大削弱，询问告知主义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一、重要事项的客观性标准
是否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告知义务人都需要如实告知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缔约方有权自行对重要性作判断，询问本身默示着有关问题的重要性，表明保险人心理会受到影响，被保险人应当受到约束，必须如实告知。另一种观点认为，重要性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考虑一切有关因素确定，如果谨慎保险人不认为某一情况是重要的，个别保险人的询问并不能使其变得重要。本文采纳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保险人询问的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告知义务人作了不实告知，此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但对承担风险和估算费率并无影响，即并不破坏对价平衡原则，根据前文所述告知义务之法理，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所以告知范围还须以重要事项来限定。决定一个事实是否重要事项时，各国基本上都采用了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相同的标准，概括而言，即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项所规定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重要事项是保险人进行危险估计的有力事实，如果其知悉真相，就会拒保或不以该条件投保。至于其具体认定，法无明文，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内容或目的客观地以保险技术观点加以评定。只有当告知义务人对这些重要事项隐瞒或未如实告知时，才构成对对价平衡原则的破坏，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并且，根据我国合同法，能够导致合同解除的行为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必须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如果被保险人的不实告知不会改变保险人的最终决定，那么依据合同法，该行为的性质未达到根本违约的严重程度，不足令保险人解除合同，否则会让相对方轻易丧失保险合同的保护，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可见，对告知义务的内容加以“重要事项”的限定也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保持一致。所以在询问告知主义下，对保险人未询问事项告知义务人可推定为非重要事项，但相反的推定是不成立的，即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并非必然是重要事项，告知义务人对此等问题的不实告知不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
衡量重要情况的标准是由谨慎保险人作出判断的客观性标准，而非由实际保险人作出判断的主观性标准。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重要事实，即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接受投保单，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进而达成保险合同，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自己认为它是否重要，不是以被保险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通常也不是以某一特定保险人看法为标准，而是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保险人会怎样做，是接受投保，还是拒绝投保;或者，给予什么样的费率。这种标准也叫做“客观合理的保险人标准”(objectivereasonableinsurer''''sstandard)，它较为重视客观，以大多数保险人的立场来衡量一个事实的重要性。不过，在美国的一些保险判例中也有使用所谓。“主观个别保险人标准(subjectiveindividualinsurer''''sstandard)，这种标准强调重视保险人作为具体当事人的主观看法。
二、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
告知范围还应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在现行英国法中，保险人因对“重要情况”的误述或未告知而享有的救济则依赖于实际保险人的主观判断。如果保险人想行使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就必须同时证明误述或未告知在谨慎保险人眼中具有客观上的重要性并且其本人(即实际保险人)的主观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如果保险人仅证明客观上的重要性而未证明主观上的影响，违反告知义务的主张便不成立，反之亦然。保险人有权享有的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不仅仅取决于被保险人行为的客观重要性，而且还取决于该行为对实际保险人所产生的主观影响，即实际保险人必须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如果保险人实际上没有因被保险人误述或未告知而受到损害，他就不能利用告知义务改变其已经同意的合同内容，换言之，当保险人没有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并且没有因此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允许保险人逃避责任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有悖于保险合同当中，双方当事人相互负有最大诚实信用义务的精神。在英国法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证明某一情况的重要性，并不能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但是此原则也存在例外，即如果某一情况的重要程度十分的明显，就有理由根据这一事实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实推定也仅仅是初步的，并且可以被的。具体说来，如果某一误述的性质能够影响合理行事的保险人订立合同，那么证明受到误述的实际保险人没有受到影响的举证责任就落在作出误述的被保险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能够证明保险人不知道这一误述或者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的陈述是不真实的仍然决定订立合同，那么就可以证明保险人没有因误述而受到影响。
三、保险人的调查义务
处于保险合同关系中强势地位一方的保险人，不得仅以投保人的告知作为估定危险的唯一依据，尚须进一步就订约有关事实为适当的调查，即在使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告知义务的同时，保险人亦须负相应之调查义务。即使处于普通合同相对人的地位，保险人对缔约也应尽到一般人应有的注意义务，更何况保险人为特种险种之经营者，自须尽较常人为高的注意义务。例如，在保险业发达国家人身保险业者间，多彼此交换“再检拒保资料表”，若保险人在接受曾被其他保险人核定拒保或延期再检承保而记载在再检拒保资料表上的投保人申请投保时，未仔细阅读再检资料表而径行订立保险合同，应认为保险人欠缺业务上应尽的注意义务而存在过失。从客观条件来看，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科技通讯的发达，保险人已非昔日那州又仅依靠投保人如实告知估定危险而提心吊胆的经营者了，他们善尽调查义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大大提升，那么这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让他们承担未尽必要的调查义务所负的责任了。如果保险人从告知义务人处已获相当之资料，足以使一谨慎的保险人认为有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必要，而未为查询的，则保险人的不知是由于自己的过失造成，法律无需保护怠于保护自己权利的保险人，保险人不得因自己的过失所致之危险估计错误而推御责任于告知义务人。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保险；专利；商业方法专利；保险商业方法专利
【正文】
一伴随经济—社会变迁的大潮，与其他金融业部门类似，我国的保险业也踏入一个机遇[1]与挑战[2]并存的历史时段。一来，国内保险业需要在多维度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步伐，这尤其集中在保险市场主体和保险监管部门两个方面，[3]堪谓任重而道远；二来，向来被视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市场历经对外开放的三个发展阶段，许多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竞争力十足的外国保险公司蜂拥而入，已经对我国保险公司构成了强大的压力。[4]作为配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在宏观上提出了当前急待着手的法律作业，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清理修改现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积极配合国家司法机关，加快推进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工作”。[5]
就保险企业而言，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培育核心竞争力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在我国知识经济升温和法治化高扬的背景下，适时把日益风行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6]融入企业整体的战略决策中，[7]使企业将知识产权资源的创造、运用、保护维系于与其他战略谋划的交互协调、整合之中，进而实现企业的最佳效益及其长远发展，自当是一种理想而尚需探寻的路径。
依循知识产权的内在架构以及实务运作的经验以观，事实上，专利战略与商标战略构成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内容。商标或者商标战略对于保险企业而言，并不陌生，人们的认识也不会有多少偏差，那么专利呢？为了在企业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日本特许厅曾将专利战略看作是企业战略的构成之一，而具体涉及到保险业的专利及专利战略时，我们却能够发现里面大有问题。
众多学者都认为保险与专利“无缘牵手”。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人们众口一词地将“效仿法”[8]当作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的重要方法，据说其中的原因有三，一是“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资金、时间等成本较低，”二是“简便易行，易被广大保户所理解接受，”三是“由于各类险种均具有基本相同的项目和格式，即保险责任、保外责任、保险期限、费率等，可以在原有险种基础上发展或扩大许多新险种。”[9]可能与上述认识紧相关联，极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由于“保险产品和其他金融类的产品一样，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比较容易模仿，”[10]一家保险公司着力研发的保险产品或者相关创新成果进入市场后，不久便会成为司空见惯的公共财产，人人皆可仿行甚或照搬。[11]
事有其然故存在，但存在的决非都合理。先不说这对于率先研发新产品的保险公司极为不公平，就是对整个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升级也是一种巨大障碍。试想，如果此模仿之风过甚，以至于新产品投入市场的回报不足以达到企业预定目标时，无法以创造的新产品成就企业应得的持久竞争优势时，还有哪家保险企业“敢为天下先”？于此，专利制度当有其充分作为之空间。通过赋予符合条件的保险企业以专利权的方式，达到防止和排除其他保险公司肆意利用其发明创造的效果，助益于维护专利人权益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两者间的平衡。从其他国家的实况来看，保险业也是存在专利的。按照学者的考察，美国专利第705分类（UPC705）之第4个次分类是针对保险所设立，依其定义“保险商业方法”包括专利商品的创意与服务或销售流程的创新，只是目前保险业为其创新商品或服务点子提出专利申请的趋势并不普遍而已。[12]尽管目前保险业对待专利的态度还不够明朗，且似乎还很难谈到作为专利制度派生物的专利战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时至保险业内人士的专利意识觉醒到足以领悟“超一流的企业卖标准”的含义，保险企业真正树立了靠专利立足、以专利取胜的理念，完全可以想见，彼时保险业的专利之争夺战场定然是狼烟四起、剑影刀光。此外尚有疑问的是，在保险企业中，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能否取代专利似乎同样值得思量。两者虽然都能提供相应的保护机制，但是在“保护方式”、“保护法律之要件”、“保护之期间”、“法律保护强度”、“保护标的范围”[13]等方面却判然有别，而欲寻求本已存在“冲突”的两者形成共同保护，自属不易，“一项技术是否在专利保护同时，也能受商业秘密保护，取决于个案情况，主要是专利的保护范围。”[14]再加上激烈竞争中的保险公司为争取更多社会公众的业务认同，本着顾客导向（customers-focused）的意旨，必然有实现其服务项目的公开化、透明化的强烈要求，也便增加了竞争对手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破解企业商业秘密的机会，这就迫使保险公司只得选择专利之路。
二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取得飞跃式进展及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迅速渗透、蔓延，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改头换面——“电子商务”[15]应运而生。电子商务冲击并革新了传统的商业秩序、竞争规则，也顺路催生、衍化出时代性气息浓重的经济形态。美国网络未来研究院主席马丁先生的见解是，“网络未来是真正的电子商务时代，……而电子商务则涉及到整个价值链的‘网络化’：从产品概念、产品创新到产品的生产、制造、销售和最终的消费。”[16]一定程度上，这确也呼应了另一学者的相关看法——种种电子商务活动的“扩展集”将形成一个“单一的电子商务链，一端是最终客户，另一端是原材料的制造商。”[17]
电子商务的基本形式表现为人们日渐熟悉起来的所谓“B2C商业模式”[18]和“B2B商业模式”。[19]前者在实务中陆续涌现出了一系列变种，后者本身规模庞大且继续扩张的势头明显。融技术、商事于一体的商业模式是否授予专利的保护曾一度成为聚讼纷纭的话题。因为商业模式的核心之意即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商业方法”，而商业方法的专利问题堪称是一条敏感的神经线。美国联邦巡回法院（CAFC）在备受全球金融行业瞩目的StateStreetBank&TrustCo.v.SignatureFinancialGroup，Inc.一案的判决指出，美国专利法并无明文规定“商业方法”（businessmethod）不具有可专利性，因此商业方法与其他“方法”并无不同，应与其他“方法”专利之申请作相同的处理；并特别申明，“任何方法，包括商业方法，若有实际的功能，并可以产生一种有用的、具体的且有形（useful，concreteandtangible）的结果，就是属于美国专利法保护的标的之一，因此，商业方法应与其他方法作相同的处理，不能仅因为专利申请案系商业方法就驳回其申请。”[20]此后，商业方法专利的大量申请势如狂潮，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统计，该局于1998年接获1300件商业方法专利申请案，而在2000年，则骤然攀升至7800件。[21]面对这种现象，许多专家借影响广泛的的“OneClick”专利一案为例指出，如若商业方法都获得专利核准，电子商务将会遇到极大的法律障碍，本来意在保护创新的专利制度，却极有可能异化为排除竞争伙伴的得力手法。商业方法专利引发的诸多批评与讨论促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限制商业方法专利的法案，但是由于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已开始对商业方法专利采取较严格的审查，[22]尤其是鉴于美国专利法已经对商业方法有所限制，台湾地区学者冯震宇教授断言，商业方法专利在美国继续受到专利商标局（USPTO）和国会支持的立场不会改变。[23]
金融业是信息、知识高度密集的产业。现代金融活动非但须臾不离电子商务，还结合金融业的特点构造出了相宜的商务模式。在探索将金融知识产权问题纳入金融业的整体规划过程中，与银行的主要金融活动对应的商务模式专利化，即人们常说的金融商业方法专利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拿这方面处于领头羊地位的花旗银行来说，截至2001年2月13日，花旗银行在美国一共取得41项商业方法专利，其中与财务金融相关的有21项，与安全交易相关的有17项，与市场分析或市场预估相关的有2项，与电子购物相关的有1项；其中，与网上银行相关的商业方法专利占了2/3。[24]
实际上，美国关于网络商业方法专利的确认和保护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就开始酝酿和实施。例如1996年2月16日公布的《计算机相关发明审查基准》便谕示审查员把商业方法和其他方法同等对待。[25]1997年美国专利商标局针对商业方法新设美国专利第705分类（UPC705），标题定义为“资料处理：财务、企业事务、管理或成本与价格之订立”（DataProcessing：Financial，BusinessPractice，ManagementorCost/PriceDetermination）。其范围包含能产生商业之功能，解决关于组织行政、管理或财务交易等问题。而在2000年3月颁布的《自动化商业方法专利白皮书》中，电子商务模式作为“自动化商业或管理数据处理方法”（AutomatedFinancialorManagementDataProcessingMethods）的专利类型已被正式归入第705类专利中成为一个主分类，[26]其下的第4个次分类是特别留给保险商业方法用的——“电脑导入的系统或方法以作为签发保单，处理理赔等”。该保险商业方法的次分类被学者解读为“签单的程序、保险理赔的处理、保险的行销、保险商品的建构与包装以产生有用且新的结果，甚至还包括符合特殊需要的保险，只要能够产生低成本或降低风险界包括在内；”同时还将之引申为：“保险商业方法基本上都是将传统保险的活动与方法体现在网络世界里，以创造出新的网络经济。故在保险的领域中，举凡保险商品的创新、行销方式或技巧的提升、风险选择机制的改善等皆可申请专利以保障其智慧资本。”[27]
台湾地区学者赖奎魁、翁顺裕吸收了美国学者在保险业务活动方面的研究成果，把保险商业方法专利分为五大领域：商品设计领域、理赔处理领域、市场行销领域、帐务处理领域与咨询系统领域。[28]之后，又将各个领域细分出操作中实用的具体可专利的商业方法，再到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资料库检索相应的被核准的商业方法专利的名目，从而形成了美国保险商业方法专利的概况。[29]
上述保险商业方法的专利自然是与美国保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的“高度计算机化”休戚相关，“从保险申请到理赔处理，很多过程都是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承保工作也高度计算机化。”[30]联系前述美国关于商业方法专利的规定及要求，这也再次申明了保险商业方法实现专利化的现实性及可行性。
三花旗银行的专利申请全球同步进行的策略指向中国后，在国内金融界引起震动与恐慌。于是业内外人士围绕我国银行业的应对策略及出路展开了大规模、深层次的讨论、研究。联系本文的主题，我们颇感诧异的是，同为金融业支柱之一的保险业对之却无动于衷，显得被动而消极。特别是虑及外资银行多是集合银行、保险、证券等于一体的混业经营性金融集团，因此，以“花旗银行抢夺专利”为契机，各个金融部门都应警觉起来的，积极准备以实际行动对抗已经到来的巨大威胁。而外，计算机的资料显示、读取、分析、储存等相关程序，及网络数据传输和通信等高科技手段向来都被视为涵盖保险在内的金融业存在与发展的载体，且随着保险业务引入电子商务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有关保险的商业方法日趋成熟化，如不接受银行业的前车之鉴，尽快组织制定、实施商业方法申请专利的策略，不日便会大量浮出水面的由外国保险公司发起的专利申请抢夺战定会把国内保险企业杀得人仰马翻、难有还手之力。自此观之，我们的保险公司所处的实际境况并不比银行好多少，情势倒可能更是险象环生。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本身具备的高度同质性可导致模仿现象产生，许多保险公司对保险产品开发中本应认真遵循的“差别性原则”[31]缺乏热情，使得相互间在核心产品、有形产品、延伸产品等方面无法突出差异性、针对性，自是加剧了保险市场竞争局面的混乱，构成近年来国内多家保险公司业绩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相形之下，国内众多保险企业在商业方法专利方面的无所作为的局面愈加显得不合时宜。[32]
事实上，外资保险公司已经悄然有所行动。瑞士再保险公司已于2001年10月1日向我国提交了一项名为“在线再保险容量拍卖系统和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该发明是一种销售再保险的系统和方法，包括确认再保险产品和将要销售的再保险产品容量以及为再保险产品计算公平风险价格。可以肯定，瑞士再保险公司申请的是一项“商业方法专利。”[33]而根据2005年2月一则声称是“国内保险产品首次申请专利的”报道，国内最早的保险类专利申请是一个公民就其发明的一种关于二手商品房交易的信用保险产品提出的。[34]两相对比，也就不难活生生地发现国内外保险企业在对待专利问题上存在的差距。而国内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激活2005年以来持续低迷的业绩状况，挖空心思想出来并迅速纷纷传抄开去的“抢劫险”、“酒后驾车险”、“富人绑架险”等短期险种集体遭遇大冷门事件更可谓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象化写照——如果个别保险企业将开发的保险产品做好了专利申请，就不会出现类似“荣辱与共，辱胜于荣”的尴尬结果了。[35]
保险专利在实务上的境况与相关的理论探讨不充分有莫大关系。在有限的争论中，一种观点主张，保险产品创新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之一，即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专利《审查指南》还明确指出，组织、生产、商业实施等管理的方法及制度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产品的创新是一种智力成果，就其商业价值而言，规定并指导着一种保险经营方式，表现为一种商业经营专有技术，因而只要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就应授予专利。[37]可见，现有的看法俨然还是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尚待人们将之升至理论层面予以检讨、甄别。
四2005年1月初召开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超提出，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保险产品同质化问题，但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监管上看，我国对于保险产品创新成果进行有效保护的手段都极为缺乏，因而建议对保险新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38]虽然这个意见很难说对国内保险公司及保险市场的危机四伏的情况反映地多么透彻、完整，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开始清醒起来的正确发展观，可谓之道出了国内保险企业迈向新时期的先声。笔者以为，我们至少需要在两个面向有所准备并付诸行动：
（一）立足中国特色的保险商业方法专利法律制度。
究其本源，保险专利终是一个以商业方法专利为核心的议题，只不过是在保险领域获得其实现罢了。保险商业方法专利的关键是对所谓的商业方法专利的考量。放眼诸发达国家，尽管态度不是完全相同，但美国、日本、西欧在承认商业方法专利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39]这迫使我们认真考虑我国专利法在商业方法专利问题上的做法。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商业方法专利须得是一项以计算机程序为依托的技术方案，而对于纯粹的商业方法则基于其作为“智力活动的规则与方法”的性质而持怀疑态度。[40]从我国的专利法及对专利申请的审查标准的规定来看，所有的商业方法专利都是按照《专利法》的条件要求，依2001年版的《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问题”进行核准的。[41]这就表明了主管部门把商业方法专利在本质上认定为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如果一件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利用了技术手段和能够产生技术效果，就不应仅仅因为该发明专利申请涉及计算机程序而否定该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42]
从我国的专利法的明文规定来说，商业方法专利并非直接被排除可专利的对象的范围。就2001年版的《审查指南》来看，鉴于商业方法专利表现为计算机软件的特性，确实也只能在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问题”之内来观察。该章第1节通过给出“计算机程序本身”、“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二者定义的办法试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版权法仅仅保护计算机程序的创作形式，即计算机程序本身”；“专利法保护赖以编制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方案，即根据计算机流程的按时间先后顺序以自然语言描述的完整发明方案。”[43]第2节明确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是否属于专利法可授予专利权的保护客体的基本判断原则：当一件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利用了技术手段和能够产生技术效果时，表明该专利申请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之后列出了四种例子以为明证：用于工业过程控制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涉及计算机内部运行性能改善的发明专利申请、用于测量或测试过程控制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用于外部数据处理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
2006年版的《审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九章“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中对“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界定如下：“为解决发明提出的问题，全部或部分以计算机程序处理流程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执行按上述流程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者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的解决方案。”并在随后设定审查基准时强调：“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构成技术方案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紧接着又拿九个审查示例进一步廓清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的申请范围。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2006年版的《审查指南》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不惟在定性上完全明晰起来，还增加了更多的示例，有助于人们在实务操作中的掌握、运用。这当可看作是积极回应了现实生活热切需求的有益成果，也是人们理论认识提升的重要表现，流露出了其浓厚的时代特色。
“如果发明对于现有技术的贡献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部分，则不能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拒绝授予其专利权。”[44]从前述商业方法专利作为技术方案的性质来看，两个版本的《审查指南》并没有阻隔商业方法实现专利化的道路，其所规定的判断原则及所举的例子让人觉得倒不啻为一种肯定。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花旗银行在我国申请专利的“电子货币系统”于2002年12月18日获得专利号92113147.X似乎就是一个极好的诠释。而有人曾主张的所谓“修改专利审查指南，允许以计算机程序为特征的计算机可读介质成为我国专利法的保护客体”[45]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保险公司的各项服务涉及到许多经营、商业服务的思想，当其与现有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当这种结合的成果可以轻易受到为他人所用的时候，便顺势引发出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来。从现代化的保险公司的运行过程来看，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始终扮演着基础性地位，并与传统保险活动、经验紧密结合后转换、跃升为计算机软件的形态，构成一种能够以技术手段实施的技术方案，如保险产品设计的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理赔处理机制等。因此保险商业方法专利在国内是有法律保障的。无可置疑，商业方法专利的兴起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越地位及其全球战略竞争政策分不开。发展中国家很难真正走到与之匹敌的地步。故此，发展中国家在相关的法律层面要有所裁量，尽力做到跟进发达国家引领的时代潮流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国情做出妥实的变换安排，顾及本国企业的现实境况及预期前景。就我国在商业方法专利一面的法律规定来说，由于商业方法涵盖范围广泛，能有效地加强业者的竞争能力，笔者的初步想法就是，考虑到商业方法专利对相关行业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目前发达国家处于领先阶段，应设立商业方法专利的专家鉴定强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其过于专业，或者申请者刻意复杂化导致的审查疏漏，把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过滤掉；此外，尚有必要缩短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期间，以为我国相关部门的企业创造赶超外资企业的动机和时机。我国的保险公司无论在规模、效益上，还是在市场发育程度、经营决策理念上都无法与外资保险公司相比肩，很难指望它们顷刻间成为实力强劲的“后起之秀”，因此上述设计当可为国内保险企业争取更多发展良机，打开适时谋求崛起的制度性管道。
（二）保险企业要在专利战略的策划与部署上加快节奏，培育知识产权的竞争思维。
近年来，保险学的专家学者不断呼吁要以“全面性”、“科学性”、“发展性”为原则，力图在“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险种创新”、“营销渠道创新”等方面贯彻实现保险创新。[46]这种创新实践必然要求保险企业越来越广泛地将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商务引入业务流程，在不懈探索和学习中，结合行业特点和本企业实际，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保险商业方法。然而，假使企业没有为这种创新成果争取到法律保护，那么在创新上的一切努力皆属枉然。
专利战略是由细致而微的制度联结起来构成的体系，本身就严格拒斥空洞无益的泛泛而论。有学者在阐述企业专利战略时就清楚地提醒说：“专利战略不应当是抽象的概括，而应当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制度保障专利战略的实施，这才有取胜的希望。”[47]转回到保险公司来说，笔者认为，保险公司除了在保险专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多加思量（如重点关注基础专利和关键专利，留意专利申请书的权利要求范围，专利申请要走国际化的路线等等）外，尚应在专利战略的技术衡量措施方面注重企业专利指标系统的定制与修订，以便于持续地在数量和质量上密切检测和监控本公司的技术能力、创新水平，适时调整投资组合及研发方向，协调部门间合作、配合关系。如台湾地区元勤科技提出一系列量化的专利指标组成了一个有机的评价系统就是有意义的尝试，这里面的指标分别是“专利数目”（NumberofPatents，NOP）、“专利成长率”（PatentGrowthRateperQuarter，PGR）、“专利效率”（PropensitytoPatent，PTP）、“引证指标”（CitationIndex，CI）、“技术生命周期”（TechnologyCycleTime，TCT）、“科学关联性”（ScienceLinkage，SL）。[48]
此外，保险企业内部还需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革，在与之有关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上配置合理的资源。像台湾地区学者建议的“商品开发模式的改变”、“组织结构的调整”、“奖励机制的建立”、“专利监控”[49]等未尝不对我们有所教益。为了增加针对性，并紧跟前沿动态，保险公司可以在确定专利领域以及设计商业方法专利之申请方案时参考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保险商业方法专利。
【注释】
[1]有人认为重大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可以吸收先进经验，提高保鲜技术和管理水平；（二）可以引进竞争机制，加速保险市场发展和完善；（三）可以提高从业人员水平，推动保险业专业化经营；（四）可以依据互惠原则，逐步拓展海外市场。邹平、刘虹：《中国保险改革发展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2]有人认为这具体反映在七个方面：（一）将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中资公司竞争压力增大；（二）将加快市场精细化，中资公司会让出部分市场份额；（三）将实施人才本土化，中资公司会流失一些优秀员工；（四）将推进产品多元化，中资公司产品竞争力被削弱；（五）将实现管理电子化，中资公司管理水平明显落后；（六）将采取保单证券化，中资公司资金运用能力还不强；（七）将要求监管国际化，中资公司适应国际规则有个过程。邹平、刘虹：《中国保险改革发展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3页。
[3]保险业改革是多方面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险市场主体，要继续深化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保险监管部门，要大力推进保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吴定富主编：《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半，第35页。
[4]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3页。
[5]吴定富主编：《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5页。
[6]“知识产权战略可定义为：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的策略与手段。就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而言，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企业为获取与保证市场竞争优势，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谋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策略与手段。”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7]按照冯晓青教授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特征之分析，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相对于企业发展战略而言，具有“整体上的非独立性”，因此“在研究和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时，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夸大”；且作为此一特点之延伸，“与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8]“效仿法，又称模仿法，是指以原有的某险种为模式，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目标市场的发展与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补充，从而研究开发新险种的方法。”关伟、周景林、孔佑杰编著：《现代保险行销：启动客户市场的开发艺术》，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9]关伟、周景林、孔佑杰编著：《现代保险行销：启动客户市场的开发艺术》，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0]张洪涛、时国庆主编：《保险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11]这种盲目照抄照搬的现象在我国相当严重，如某省保监局在一次调查中发现，该省一年中保险公司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有70多个，但其中40多个没有保费收入。中国保监会主席评论时说，这或者是没有充分考虑区域和城乡差距，“一张保单卖全国”；或者是照抄照搬国外产品，不考虑中国国情（原文即为加粗形式——笔者注），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闻西：《“一张保单卖全国”的沉重思考》
[12]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大约只有200多件关于保险的专利，此外根据Best’sReview（2004）报道这些保险专利中有9%是保险商品专利，其余大部分专利则在保险的行政处理程序或服务流程上。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3页。
[13]陈智超：《专利法——理论与实务》（增订二版），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0-11页。
[14][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15]根据权威的定义，“所谓电子商务，是指相关各方利用技术作为中介进行的交易，以及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利用电子技术开展的活动。”并依次表现为四种类型：“企业—企业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电子商务”、“伙伴—伙伴电子商务”、“消费者—企业电子商务”。
[16][美]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孟祥成译，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页。
[17]转引自[美]杰弗里？雷波特、伯纳德？杰沃斯基：《电子商务导论》（第2版），时启亮、杨坚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8][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按该书的页码标示方式，意思是第29章的第8页——笔者注）。
[19][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4页。
[20]冯震宇：《开创电子商务专利的判决：StateStreet判决影响电子商务的未来》，载氏著：《智慧财产权发展趋势与重要问题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99页。
[21]冯震宇：《知识经济时代之智慧财产权问题与挑战》，载台湾法学会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制改造——研讨会专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页。
[22]有人针对Google将其“Click-to-Click”申请专利一事发表评论文章时提到：“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对于核准商业方法型态专利是出了名的严厉，目前核准率是十分之一。尤其最近很多专家正大声疾呼专利改革，这势必将会减少一些技术特征过于简单或范围过大且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专利核准。”余佩珠：《Google期望将用于行动装置的”Click-to-Call”专利化》
[23]冯震宇：《知识经济时代之智慧财产权问题与挑战》，载台湾法学会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制改造——研讨会专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6页。
[24]黄晓东：《试论我国金融产品专利保护的问题与对策》
[25]该审查基删除“商业方法”特别处理的章节，并表示：“审查委员曾在处理针对商业方法的权利时遭遇过困难。实不应将该种权利要求归为商业方法，而应将其视同任何其他制程权利要求处理。”刘尚志、陈佳麟：《电子商务与计算机软件之专利保护——发展、分析、创新与策略》，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第82页。
[26]美国的专利号的由主分类和次分类组成。
[27]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7-8页。
[28]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13页。
[29]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13-16页。
[30]英勇：《胡桃壳里的保险帝国：华人国际保险分析师谈美国保险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31]张洪涛、时国庆主编：《保险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32]总体来说，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是平安保险公司，该公司将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分三大类：商业秘密、著作权和商标。在专利，尤其是商业方法专利方面似乎动作缓慢，不够积极。万云：《金融业遭遇专利之忧》
[33]马炜：《从“商业方法专利”谈保险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载《上海保险》2005年第6期，第36页。
[34]赵媛：《国内保险产品首次申请专利》
[35]有关人士认为，近期保险公司的短期险受挫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与市场需求合拍，反应市场的敏感度和快捷度不够，因而不能快速占领市场。但在笔者看来，如果相关保险企业就其开发的产品申请专利后，即便是市场反应不良，借助专利制度的阻隔，其他原本想行模仿一途的保险企业便会免受损失，从而避免了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36]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7]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8]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9]冯震宇：《企业e化？电子商务与法律风险》，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5页。
[40]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84页。
[41]张晔：《商业方法专利对电子商务环境下金融机构技术创新的启示》
[42]张小都：《专利实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4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主编：《审查指南修改导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44]田力普主编：《发明专利审查基础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45]沙海涛：《电子商务商业方法软件的专利保护（上）》，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2期，第51页。
[46]刘子操：《保险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47]张玉编：《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48]《专利指标》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把工伤保险的立足点放在预防上面，通过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化预防工作，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甚至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康复和重返工作岗位。到20世纪末，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且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原则，形成了包括工伤预防、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三大环节在内的职业伤害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健全并且执行得很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论从立法原则、具体内容与精神理念上还是执法力度、管理细节与技术措施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之处。
在工伤保险立法上，曾经长期存在有制度而没有法制的时代，大量的行政性红头文件取代了法律法规。从工伤保险法规本身来说，2003年4月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没有关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预防的规定，存在着制度漏洞。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上把“工伤”理解为工作中的人身伤害这种不规范、不准确的片面看法，缺乏工伤保险方面的常识性知识。这些法规对当今涉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威胁与生存危机问题避重就轻，因为工伤不但是一种职业伤害，而且还是一种负外部效应极强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回避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生存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学术界的福音。
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有几点也许应该特别予以关注或强调：从历史对比来看，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西方国家最早建立的是工伤保险制度，而且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出现的，并且是当今发展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立法层次的工伤保险制度，工伤保险的制度性与法制性建设长期迟滞最根本的阻碍因素是什么？中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与完善的人性假设基础与政治哲学基础应该是什么？人权理论、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工伤保险制度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实现它们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在职能上接近“全能政府”这种形式却没有专门性和独立性的工伤保险法规？对于当今的官员参股，政府的责任与边界如何确定？当今我们提出政府改革和建立服务型政府，那么在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中政府实现服务型政府理念对于工伤保险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以达到这种新的执政理念的实现？在具有可行性以及操作性层面上，工伤保险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制度性建设？《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中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确立以48小时为界的理由是什么？在第50小时死亡者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当前中国学界对西方工伤保险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今学界对“国学”的热炒与对工伤保险的忽视，是否有某些思想文化上的根源，如果有，那么其深层思想文化根源是什么？对于见义勇为而受伤和死亡者，是否应该享受工伤保险？过劳死是否应该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其基本理由是什么？对于国外信息的引进，在中国学界存在一个“资中筠困惑”，这种困惑在当前工伤保险研究别突出，在工伤保险制度建设与管理方面应该如何解除这种困惑？在一些发达国家，临时工、钟点工、家庭教师和保姆都享受工伤保险，在工伤保险的扩面问题上，这些人员与兼职者是否也应该纳入中国工伤保险的范围？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所谓的农业保险，是指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组织农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便及时恢复生产，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农村保险种类单一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最后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1.2保险费用标准过高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3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2拓展农业保险市场的对策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2.2适时创新险种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2.3扶持保险公司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公司；险种；保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李霄震.农村保险存在的弊端及建议[J].浙江金融，2007（12）。
[2]曹凤鸣.对加快发展我国农村保险市场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7(9)。
[3]上官小放,唐志道.对完善我国农村保险市场的思考[J].理论前沿，2008（1）。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保险服务营销;顾客期望值;服务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保险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保险险种不断增加,保费收入由1982年7亿多元,猛增到1997年的1080亿元,保险公司也由原来垄断经营,发展到现在的以“中保”为主体,多家中外保险公司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据国外权威机构预测,中国保险需求将以每年10%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00年保费收入将达到2480亿元,保险密度为19165元,保险深度为283%。同时据盖洛普调查公司最新调查(1999年)显示,未来两年百姓打算购买什么,选择彩电为33%,选择人寿保险占22%,名列第二。所以,作为保障经济和社会安定的中国保险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与保险业发达国家相比较(如1991年,瑞士、日本、英国、美国的保险密度,分别为3002美元、2487美元、1999美元、1931美元,该年保险深度超过8%的国家有:韩、南非、英、美、日、瑞士等),中国保险业尚处在一个拓宽时期。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保险市场将逐步加大对外开放步伐,中国保险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应对挑战,笔者认为,根本对策是全面提高保险服务质量。
一、保险营销的本质在于提高服务质量
1960年,“AMA”最先给服务定义为“用于出售或者是同产品连在一起出售的活动、利益或满足感”。作为一种无形的、以风险为对象的特殊商品,保险商品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服务。与有形物质商品相比,它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1、不可感知性。是指保险服务的特质,组成服务的元素是无形无质的,以及使用服务后的利益让人不能触摸。2、不可分离性。即保险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在时间上存在一致性。3、不可储存性。基于上述两个特征,使保险商品不像有形商品一样,可被储存起来。4、不稳定性。保险商品很难像一般工业产品实行机械化或标准化生产,质量缺乏稳定性。5、价格相对固定性。保险商品遵循的是非价格竞争原则。保险商品的上述五方面特性,决定了保险营销的根本方向在于全面提高保险服务质量。
同时,据菲利普·科特勒的“顾客让渡价值”理论,在保险营销活动中,其营销核心是提高服务质量,因为服务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增大了“顾客总价值”,另一方面减少了“顾客总成本”。从而达到了“顾客让渡价值”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保险市场的顾客需求。
但是,在我国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状况又如何呢?上海保险同业工会1998年曾就服务问题,进行过市场调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资料表明:成交后业务员与顾客从未联系过的占367%;保户打多次电话业务员才回应的占36%;保户因找不到业务员而要求退保的占205%;保户发现正式保单条款与业务员推销时承诺不一致的占64%;业务员要求保户退保、转投自己的占26%;业务员在保户面前贬低其他业务员、抬高自己的占218%。服务质量较高的“平安”保险公司尚且如此,可见,中国保险业服务质量的确难尽人意。难怪有848%的上海市民,呼吁保险公司要提高服务质量。
二、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的现实意义
优质的服务有利于保险公司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信任感,提高顾客的忠诚度,更好地满足保户的需要,从而达到提高保险公司续保率、增加新“保单”的目的。所以,优质的服务,能为保险企业带来销售,创造利润,是一种“双赢”策略,即顾客满意、企业获利。从保险业成功人士的一系列事例中,同样也能得到印证,如美国保险协会会长梅蒂先生,被誉为保险业传奇人物。
相反,低劣的服务,将严重损害保险公司的形象,流失原有顾客群,导致保户退保、断交保费、拒绝续保以及失去顾客源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据统计,一个不满意客户,会将自己的抱怨平均告诉8人至10人。著名的推销员乔气拉德曾说过:每一个顾客背后都有250个关系人,因此,提高服务质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保险服务质量测量标准
既然服务质量是保险营销的核心问题,那么,怎样判断服务质量的高低呢?美国著名学者白瑞及西斯姆等,提出服务质量模型,据他们的理论,保险服务质量有五个测量标准:1、可感知性。是指服务产品的“有形部分”,为各种保险、服务人员外表等。2、可靠性。指保险企业准确无误地完成所承诺服务。3、反应性。指保险公司随时准备愿意为顾客提供快捷、有效的服务。4、保证性。即保险服务人员的友好态度与胜任能力,它能增强保户对企业服务质量的信心和安全感。5、人情性。指保险企业要真诚地关心顾客,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并予以满足,使整个服务过程富有“人情味”。据上述五个标准,白瑞等建立了“Servqual”模型,测量服务质量,即:Servqual值=实际感受值-期望值。
据此模型,企业服务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其实际提供服务状况(即顾客实际感受值)与顾客期望值之间的差额。由此推断,保险企业的服务重点(或判断核心标准),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期望值,即顾客渴望从保险公司得到的满意服务。
我们将保险企业的实际服务,按其满足顾客期望值标准,分为如下五个等级。1、基本服务。如业务员亲自向顾客递交保单。2、标准服务。如保户生日、婚庆或节假日,业务员是否送贺卡等。3、满足服务。如保户出险,业务员是否亲自参与理赔,若保户依约无法得到理赔时,业务员是否带一份礼物以示安慰。4、超值服务。如保户是一名球迷或戏迷,业务员是否想方设法送去紧俏的戏票、球票。5、难忘服务。如保户生病住院无人照顾,业务员是否及时照顾保户,甚至做保户的陪夜人。
在上述五个等级服务中,一般认为,第一到第三等级Servqual值为0,第四至第五个等级Servqual值大于0。若连第一等级服务都做不到的,则保险企业将失去顾客群;Servqual值若等于0,则保险企业将可能拥有游离顾客群。只有Servqual值大于0,保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有可能拥有忠实的顾客群,不断扩大顾客源。
四、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的基本策略
就保险企业而言,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的基本策略有两大类。
(一)标准跟近策略
它是指保险企业将自己的服务同市场上竞争对手的标准,进行对比,在比较和检验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自身服务水平的一种策略。保险企业在运用此策略中,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营销策略方面,保险企业应将自身的策略与竞争者成功的策略进行比较,寻找它们的相关关系;2、在服务经营方面,保险企业主要集中于从降低竞争成本和提高竞争差异化的角度,了解竞争对手的做法;3、在服务管理方面,保险企业应该根据竞争对手的做法,重新评估那些支持性职能部门对整个企业的作用。
(二)蓝图技巧策略
它是指分解组织系统和架构,鉴别顾客同服务人员接触点,并从这些接触点出发,改进保险企业服务质量的一种策略。从而借助流程图的方法,来分析服务传递过程的各方面,包括从前台服务到后勤服务的全过程。它通常涉及四个步骤:1、把服务的各项内容用流程图画出,使服务过程清楚显示;2、把容易导致服务失败的点找出;3、确立执行标准和规范;4、找出顾客能看见的服务展示,而每一展示将视为保险企业与顾客服务的接触点。
五、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的具体措施
(一)树立保险服务至上的营销观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险企业只有树立正确的营销观念,才能确保营销战略、策略的科学制定和实施,才能真正满足顾客的各种需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保险公司要想提高其服务质量,首先应树立“服务至上”的营销观念。世界著名企业IBM公司的宗旨是“服务”,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宗旨是“信誉第一,效率第一;顾客至上,服务至上”。
(二)加强企业员工的专业培训,全面提高员工的素质1、加强员工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员工热忱、负责、高尚的修养,以及诚实守信、服务至上的职业道德。2、训练员工拥有广泛精湛的专业知识、娴熟高超的服务技能。3、培养员工积极乐观的心理素质及诚实、守诺的工作品质。4、要求员工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三)提供专业化、系统化保险服务保险企业服务的完整过程,包括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三个基本环节。
1、售前服务。指从开始接触顾客前的准备,至保险业务促成历经的服务过程。售前服务的核心任务,是树立保险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其主要服务内容如下:(1)通过有形展示,建立保险企业良好专业形象。有形展示的基本要素有:实体环境、信息沟通、价格。(2)关心准顾客个人及家庭健康状况。(3)协助准顾客的事业。(4)设计、制作针对准顾客需求的险种、计划书。(5)准确的销售说明。(6)每个营业部开设24个小时热线联系电话等。
2、售中服务。指从保险业务促成至递交保单所历经的服务过程。售中服务的根本目的,是促成交易,其主要服务内容如下:(1)建立客户咨询电话;(2)将保费交给公司办理;(3)亲自送客户体检或财务检查;(4)为客户尽量减少投保手续、流程,建立“绿色通道”;(5)亲自递交保单;(6)寄一份感激客户投保的信等。
3、售后服务。指递交完保单后的一切服务过程。售后服务的目的在于:提高客户信心,避免保单失效以及发展顾客源,改善保险企业形象。良好的售后服务,有利于刺激保户再加保,增加保源,提高续保率。
通常售后服务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1)对客户家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给予关心和关注;(2)定期访问;(3)不定期联系;(4)承诺重于一切,一定要履约守信;(5)随时为客户提供答疑咨询;(6)向客户传递反馈各种信息;(7)妥善处理客户的投诉,让客户满意;(8)加强防损防灾服务。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郭国庆.市场营销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保险利益；射幸性；立法意义
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满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体投保人精诚合作、分担危险之必要途径。依照各国保险法的规定，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必须是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因为补偿是保险的基本职能。那么，保险上的损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呢?又如何来量化呢?这涉及到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保险利益原则。
所谓保险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对保险利益的含义并无界定。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均没有保险利益这一用语，但在理论上却对保险利益制度有系统研究。就我国研究现状来说，理论上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以此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但并未就两者做出进一步详尽规定。
一、保险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险制度发端于贸易发达、风险巨大的海上运输。在13世纪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假装称已从被保险人处受领一定金额之贷款或以信用方式赊购被保险人之货物，约定若船舶未安全抵达时，将该款项返还给被保险人或支付价金。实际上是使被保险人在货物损失时可从保险人处获得一定金额之价款。这种约定中，未来船舶是否发生危险事故无法安全抵达或危险事故何时发生不确定，保险人是否给付保险金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这种所谓的保险和有着相似的机理。两者都决定于偶然事件的发生。显然，是为社会公益所排斥的。它变一定（原有之赌本）为无定（输或赢），[2]是一种参加者创造风险的活动，鼓励利己主义、贪婪和不劳而获，使偶然性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宰者，破坏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是船舶未安全抵达会受损之人？被保险人获得的价款是否应不超过其货物损失？据此，有学者提出，因保险行为而请求保险金额的，被保险人应证明保险利益之存在，强调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害者才能获得价款且价款不得超出损害金额，以区别于。从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即填补损害制度。[4]保险利益理论也由此开始发展。
二、保险法上对保险利益的概念定位
财产上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际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将法律上权利稍稍扩大至法律承认的权利和利益，对保险利益并没有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理论上，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
第一种是价值说，或称经济利益说。此学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经济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认为有利益才有损害，有损害才需要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5]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6]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第二种是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应运而生。该说认为，保险利益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此种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之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7]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无论赞同哪种学说，有几点我们是必须认可的，也是各国对保险利益内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为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或保险法所保障。如对盗窃、抢劫之财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贩毒的经济利益,劫匪对劫持的飞机或者人质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第二,保险利益应为经济上的利益。所谓“经济上的利益”,是指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第三,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利益。惟有保险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利益,在实践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保险人才可以据此进行补偿。所谓“可以确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现有利益或者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将来预期利益可以确定。对于人身保险而言,可以确定的利益也可以称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利益。回过头来看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逻辑不够严谨，不利于实务操作。这些缺陷对于保险法的实践以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这可能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明确相关概念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意义
保险制度因其“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得以存续和发展,任何人均不应通过保险而获得无损失的利益或者超过损失的利益。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价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将保险作为的工具。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似乎从保险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让人们头痛不已。如以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康为保险标的，则实为。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例如，保险标的物价值100万，所有者的保险利益即为100万，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发生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额最多100万，身心正常者，不会为以100万的投入换取100万的赔偿而铤而走险，这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就人寿保险而言，若无保险利益规定，后果更无法设想。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保险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而订立合同，则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伤害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的给付。17世纪英国保险法因没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就出现过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况，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立法机关遂在《1774年人寿保险法》中首次确立人身保险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原则，明确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为赌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寿险保险单，该法因而被誉为“禁止法案”。可见保险和在目的、效果、及社会评价(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异,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保险中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保险利益原则不许可随便以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损失而获利,从而保证了保险的损失补偿职能,遏制了。
保险利益原则之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危险，道德危险是保险术语,是指投保方为获保险赔偿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放任损失扩大。坚持保险利益原则,无损失则不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有效地防止了为获得不当利益而发生道德危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赔偿的最高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是以保险利益为基础的。这体现了保险的“补偿”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的职能道通过保险利益原则来设置屏障防止发生道德危险，并限制保险赔偿的额度，从而保障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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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他国学者大多认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应是被保险人，而非我国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我认为，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比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更有重要，因为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并不具有保险利益，无利益即无损失，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之时，被保险人并无损失，又如何能要求保险人填补其损失呢？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为被保险人之利益投保，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之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是被保险人，投保人不具有保险金请求权。虽财产保险中投保人一般亦同时为被保险人，但亦有投保人不同时为被保险人者。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实务中，我国财产保险保单规定保险标的为“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亦是认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为被保险人。
保险利益是构成保险关系的主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其成立之要件及意义因观点较为一致不再述及。
以下先就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有关问题稍事论述。
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一〉保险利益的主要样态
个人认为可加以列举为
〔1〕因物权而生之利益，又细分为
a、因自物权即所有权而生的利益，即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b、因他物权而生之利益；
他物权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投保人可因对特定所有人的特定财产进行依法利用和用益即有用益物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其中的典权尤其应予以注意，虽《民法通则》无规定而欲以消灭，但实际存在而使出典人对出典之房屋有其保险利益〔有关典权问题两岸存在较大差异，于此不再论述〕。
投保人亦可因担保物权中之抵押权、质权中之动产质押、留置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
c、因准物权即占有而生之利益；
占有分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有其保险利益自不待言，非法占有则应加以分析。它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包括确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即相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后者在《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为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相对无效并非当然无效，如当事人一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民事行为仍然有效，对因之取得之特定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2〕因债权而生之利益
a、因有效合同而生之利益；
b、因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行为而实现之利益；因《民法通则》而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因而具有保险利益。
〔3〕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又可分为：
积极之期待利益：指有利于投保人的利益。如有财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生之盈利收入利益；
消极之期待利益：指期待某项责任不发生而有之利益，但应以现有之利益为寄存，若仅为一个希望或凌空之期待而在法律上不确定者则不得为之，如遗产继承之期待不得为之。
〔4〕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之利益
投保人因对特定财产有承揽、运送、保管等责任而生之利益；
海上保险中从有利于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角度出发规定有可废止利益〔可撤销利益〕和或然利益〔或有利益〕。可废止之利益指对某种财物之权益尚未经法律最后认定之前而的先行之利益，如于战时所获敌船，若经法院判为战利品则利益完整；若判须释放。则利益被废止。或然利益指由于偶发或意外而来之利益，如买方以规格不符或其他理由拒付款同时退货卖方因风险回归而又有之保险利益虽无现有权利或利益、但依法律关系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将因之灭失，此情况为主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债权担保之抵押物，保证人应合同债权人的合同请求代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义务而对抵押权随之转移的抵押物具有保险利益。
这里介绍一种劳合社可承保的保险利益，有时人们以为劳合社经常签发一些古怪的似乎是具有性质的如承保一次选举结果的保险单，这是由于人们不大了解劳合社承保的根据加上媒体的错误渲染而生的错觉，劳合社的会员是曾为一次选举的结果而承保，但同样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就是如一个纯粹受政治因素支配的员工，如果另外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那么他就可以以此以选举的结果投保。而如果只是以选举的结果投机的人，则不会成为劳合社会员承保的对象。这种保险利益似可归为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
〔二〕保险利益何时具有
财产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这是各国保险界认定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投保时是否应具有则有不同观点。
a、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或道德危险行为的发生须强调在保险单签订时投保人须具有保险利益。因为顾虑事后核实的困难和某些对保险了解较深之不法分子的存在；
b、为避免交易呆滞，且发挥人类之互助精神而未有此限。
我国保险法虽未作明确规定，但多有学者认为应如前项而行。依我看法，严格限制保险利益应在投保时具有在保险业起步之时尚未昌盛之际有其一定必要，但随经济发展交易频繁保险业腾飞之际则应放开此限，以免保险反成经济活动之制。但于货物运输、海上保险中因实际要求而无两种观点之争，均认为只须损失时有保险利益即可，因在货物运输、海商活动中，合同成立物权的转移均较复杂，机械要求订立合同时物权一定要转移到投保人手中，是不合实际的。
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六条还规定了另一种情况，即保险标的以“损失或不损失”进行投保时，除订立时被保险人已知其损失发生而保险人不知其发生，即使被保险人于标的物灭失后方获得保险利益亦为有效。此条款系因彼时通讯设备缺乏、被保险人无法知悉远隔重洋之标的情况，为保障被保险人计而规定此有追溯力之条款。另有“以保险单证明保险利益”之保单即ppi保单，但于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四条列为无效不受保护，故乃为全凭诚信为信赖之保险，应慎为之。
在保险有效期内是否需一直具有保险利益或可包括偶经转移而后于损失前又再回归，于法上并无明文规定，但依业界统一认为应在有效期内均应一直具有。香港保险总会之《个人保险》认为，在保单有效期内，投保人对标的物的关系可能会中断，那么“可保利益”便随之消失而保单亦自动终结，可作参考。
〔三〕保险利益的变更
保险合同的主体、标的变更时，保险标的亦随之变动，因而附着在标的之上的保险利益亦随之发生改变，如依我国保险法之定义，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由此可知，保险利具有专属性属于投保人所有，如投保人转移其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当然消灭，如无保险人同意认可，保险合同终止。但在一些情况下，多数国家的法律承认保险利益并不当然消灭而继续存在，新的关系人代替了投保人的地位，这种情况即为保险利益的变更。这些情况包括保险利益之移转与处分。
〔1〕保险利益之移转，分三种情况讨论：
a、继承
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应继续存在？财产保险中各国法例大都采取同时移转主义，即保险合同仍为继承人之利益而存在。我国保险法并无规定，但依《保险法》第十三条“保险标的的转让应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后依法变更”类推之亦应保险人同意方可。此举我认为不妥。因为若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尚未决定是否接收继承时保险事故发生，若以此拒赔，一方面于死者生前之愿有违，又一方面会给积极之投保人带来消极之影响;
b、转让
保险利益附着于保险标的，保险利益是否随保险标的之转让而同时移转各国立法有其不同之处。有采用同时移转主义，即所有权移转时保险标的亦随之移转于受让人，如德国商法、日本瑞士保险契约法、法国保险契约法、韩国商法、日本商法；有采用不动产移转主义即认为保险利益之移转仅限于不动产之移转，如奥地利保险契约法。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须经保险人同意方可移转，而台湾地区之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时，保险契约除另有规定外，仍为继承人或受让人之利益而在。此系采用同时移转主义。我认为，日本商法之规定有其可取之处。日本商法地六百五十条规定：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权利；于前款情形，保险标的的转让显著变更或增加危险时，保险契约即丧失效力。我国保险法并未加以规定，台湾地区之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要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仍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产管理人或保险人得于破产宣告三个月内终止契约，其终止后之保险费已交付者，应返还之。此规定有利于投保人之债权人，同时又有恰当时间予保险人和破产管理人可慎虑行使终止权，有其可借鉴之处。我国《破产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破产宣告到破产程序完成时依法可得的财产列入破产财产，而投保人若依保险法有其因合同约定外而可解除合同而得返还部分保费之权利。此保费当然为依法而得。
〔2〕保险利益之处分
合伙人或共有人就合伙之财产或共有物为标的时，合伙人或共有人其中一人或数人可否让与其保险利益于他人。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则规定共同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应得有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若合伙人或其他共有人中一人或数人因有此权而转让而使保险合同失效或定需由保险人同意方可则有损其他共有人之利益。台湾地区于其保险法第十九条承认保险合同不因之失效，我国立法者应加以注意。
〔四〕有关重复保险之问题
保险利益如上所述有其多样性，因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既如一投保人亦有可能对同一标的有多个保险利益。若同一投保人就保险标的之不同保险利益投保则表面观之不违有关重复保险之规定而有超额得赔之可能。因而如此情况应依权利混同或吸收之原则，仅得就较大一项之利益而为投保。但多数学者并未考虑，应予讨论认定。
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
在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方面，较早的观点认为，如果他人的生存可以给我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济利益，那么，我对他人就具有保险利益，这一点可以大致适用于除以自身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这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投保，而以自身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因为一般要指定他人为收益人，所以这是为他人的经济利益投保。这种观点以经济观点来解释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利益，并不恰当，因为有时人的继续生存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的增加，反而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的减少，这一点在失去工作能力或者因为年老或疾病而不适合工作的人的身上可以得到解释。再而言之，人的不再生存所带来的不管是经济上的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都会给亲人带来心灵上莫大的哀痛，这心灵上的哀痛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因而从经济利益的观点去看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是不适宜的。所以现在则进一步认为：亲密的血统关系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以构成保险利益，而不用关心他们之间的金钱关系。但是这个观点也有其商榷之处，因为有的虽然具有亲密的血统却是没有了情义存在，希望对方早点不再存在，若以此亲密的血统关系投保则投保人希望被保险人的早日不复存在而获保险金，这是与被保险人的愿望所不相符合的，而有的虽然没有亲密的血统关系却情同手足或如同亲出，若是因此却没有保险利益不可投保，这与被保险人的愿望也有所不相符合同时也有违世上公理。就一定的法律关系而言，这种法律关系必须同时也经济上的关系即对方的继续生存可给自身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济利益，如雇主对其重要的雇员的生存具有经济利益，合伙人或共有被人对其他合伙人或共有人有保险利益，债权人对债务人有经济利益，担保人被担保人有经济利利益。但是，若是以具有亲密的血统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投保，难免会滋生对被保险人不利之现象，所以一般国家都规定，以他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人身保险合同，需要得到被保险人的同意，但是如父母以子女为被保险人或夫妻以对方为被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就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因为其间天地至情相融，一般不会有道德因素夹杂其中，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因素有些利欲熏心之辈置此情此爱于不顾企图得获巨额保险金，因此在如果是金额过大的保险合同一般要经过保险业监督部门的批准。
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了上述人员，还规定：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中出现了“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字眼，这个做法是较具特色的，它把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和保险合同的有效揉和在一起。其他国家鲜有此做法者。关于投保人以他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的性质，有以下几种规定：
台湾地区所列举的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
①本人或其家属，
②生活费或教育费所仰给是之人，
③债务人，
④为本人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
其中所谓家属，是指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之一家人。应而可知，在台湾地区，投保人并不能为已出嫁独立生活的女儿订立人寿保险合同，应为并无保险利益的存在。
在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限制上还有一种观点要求以他人为被保险人之保险合同要求受益人亦需具有保险利益，即通常所谓的sob法则(sobject-owner-beneficiaryrule),s是指保险标的(sobjectmatter),o是指保险单所有人(ownerofpolicy),b是指受益人(beneficiary)，这个法则要求保险单之受益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需具有保险利益，尤其是以他人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因为其自身特点而与财产保险有其不同之处，在保险利益何时存在的限制上，有不同的观点存在，我国保险法同样没有规定。一般的看法是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不必严格限制于投保时存在，但须于损失时存在，因为财产保险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失，若没有利益，就谈不上损失。利益归属于何人，事故发生时，何人就有损失。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则于投保时应存在，在事故发生时不必存在。原因是由于人身保险只要在投保时对保险利益详加考虑，若保险单订立后没有保险利益关系亦少有道德因素之影响，同时，一定要求在损失时有保险利益也有违社会公平(虽然社会其实并不公平)，依英美惯例，夫妻以对方投保而后离异，保险合同能属有效，被保险人死亡后，其妻或夫依保险合同之规定，亦可从中受益。公司为其职工投保，而后职工离职死亡，保险合同亦属有效。
在保险利益的变更问题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亦有不同之处：
在保险利益之移转上，同样可分三种情况讨论。
①继承
人身保险是以人身为保险之标的，而人身当然无所谓移转的问题，被保险人的死亡，使保险合同因而终止，但如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而死亡，存在一种情况，即投保人为债权人，被保险人为债务人时，保险利益移转为投保人之继承人所有，合同为投保人之继承人而存在。
②转让
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不随保险标的之变更而变更，但是存在随投保人的变更而变更的问题，如债权人转让其债权与他人，保险利益因而随之移转。
③破产
在人身保险方面，投保人破产时，如合同有受益人，保险利益不发生移转。
在保险利益的处分上，投保人可以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以保险金额的一部或全部，给付予其指定受益人，而指定受益人的行为，即是投保人处分保险利益的体现。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是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也可变更受益人。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同时规定：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1、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后，若是已声明放弃其处分权，那么他是否有权再以合同或遗嘱处分之，保险法并无规定。台湾地区有此规定：受益人经指定后，要保人对其保险利益，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仍得以契约或遗嘱处分之。可以借鉴。
2、受益人是否可以处分其利益，保险法亦无规定。台湾地区规定：受益人非经要保人之同意，或保险契约载明允许转让者，不得将其利益转让他人。有此规定也可知，如果受益经过要保人经过要保人的同意，或者契约载明可以转让，则受益人当然可以转让予他人，这也可看成是要保人对保险利益的间接处分。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国民经济运行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定社会、保障民众、资金融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险业目前实行超常规发展，困扰其发展的瓶颈即投资问题.在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引起的效益问题、风险问题、资源有效配置等问题，对保险业的长期运营和社会稳定将产生深刻影响，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
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的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有以下特点：
1.投资渠道狭窄，满足不了保费快速增长的需求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各保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8739亿元，其中：银行存款为4550亿元，占52.06%；购买国债1400亿元，占16.1%；购买金融债券占9.48%；购买投资基金占5.23%；其他投资占17.13%。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券已占债券总量的一半，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占封闭式基金的26.3%，保险公司正逐步成为资本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
2.投资收益降低，形成较大的利差损
保险资金投资收益逐年下降，2001年度为4.3%，2002年度为3.14%，与以前年度保单预定分红率5%、6%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利差损。保守估计，保险公司以前年度累计利差损高达数百亿元，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历史包袱，制约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3.经营方式粗放
目前，保险投资还处在粗放经营阶段，面对庞大的经营资产，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思想，凭经验投资，靠天吃饭的情况比较普遍。国外比较普遍运用的资产负债管理、投资组合理论在国内保险投资领域还处在探讨、摸索阶段，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为空白，没有避险工具，在股票市场对保险投资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粗放经营的结果是投资收益呈现大幅波动，不断走低。首先是保险公司收益下降，有些公司甚至出现亏损，引起股东不满，股东信心下降，对公司长期经营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客户也不满意，因为投资收益下降，造成投资连结保险客户账面价值降低，甚至出现较大亏损，购买分红产品的客户分不到预期红利，出现部分客户投诉保险公司误导的情况；第三，由于保险公司效益下降，出于成本考虑，将会减少为客户提供附加价值服务，对客户服务的深度、广度和质量也会降低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将造成不好的结果，既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对保险行业也是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使保险失去保障民众、造福社会的作用。
二、国外投资趋势
1.发展趋势
国外保险企业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规模大型化、经营集团化，充分发挥资本并购、投资的积极作用，走上快速成长之路。1998年，美国花旗银行和大型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合并，成立新花旗集团，服务范围涉及商业银行、保险、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基金等金融业务；1999年，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形成了超大型金融集团；1999年，日本富士银行、兴业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2000年，大通曼哈顿公司收购J．P摩根，成立摩根—大通公司等。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购并潮此起彼伏，特别是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实施，促进了金融的混业经营，形成了全球金融系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超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保险业在这种繁荣的大背景下，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盈利模式
国外保险业经营、承保利润越来越低，而资金运用投资收益稳定，已成为保险企业弥补承保亏损、产生利润的主要来源。例如在1975年-1992年间，美国、英国和瑞士三国的承保盈利率在—8%左右，而综合盈利率还分别达到5.8%、4.5%和3%。在1996年-1999年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承保亏损率分别为6.5%、5.7%、7.9%、8.3%、14.1%，而由于投资收益率分别为7%、8.3%、9%、5.8%、7.8%，从而保证了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从传统的承保盈利模式向投资盈利模式的转变，标志着保险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涌现，使金融投资具有广阔的选择范围。新经济浪潮的出现，特别是IT技术快速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各种金融工具之间的转换更加便利。保险业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实行管理创新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保险投资的作业方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外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对国内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我国保险投资方式的创新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促进了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对保险投资将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支持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提高人市比例，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明确了保险资金运用主渠道、经营方式和市场地位。
资本市场以其高流动、高收益、高风险的特性吸引了大量资金参与，融通大量资金支持了社会各产业的发展，同时为市场流通资金提供了盈利机会。保险投资深度参与资本市场，与其产生交互相关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如此，国内新兴的资本市场亦然。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经营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以下几方面将成为重点选择：
1.股票投资
截至2003年末，国内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1285家，数量逐年增加。目前，香港部分银行开通了人民币业务，在内地资金投资香港股市的政策明确后，保险资金还可以投资香港股市。股票市场容量扩大，投资品种增多，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对股票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
在国外，股票是保险资金重要的选择。在日本、欧洲等国家，股票投资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0%-30%，在美国甚止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50%，由此可见，股票市场是保险资金重要的投资场所，保险资金促进了股票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效益，不断创造社会财富。
2.直接投资
按《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不能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国外保险集团迅速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对我国保险业单一经营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我国保险公司目前正在经营转型，保险资金的直接投资有了很快的发展。保险公司转型方向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建立保险、证券、银行、信托等功能齐全的金融控股公司，发挥全能金融集团的规模优势、范围优势，占领市场份额，以规模求效益、保数量促质量，如中国人寿、平安保险等建立了集团公司，部分发展迅速的保险公司也正在积极申请组建保险集团，拓展经营范围，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高；另一种是建立专业化的保险公司，利用专业优势，在行业细分市场上深耕细作，扩大其局部优势，如中国再保险集团等。保险公司在集团化经营时，要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练好内功，在集团内部建立产险、寿险、健康险等门类齐全的保险子公司，并迅速扩充市场广度、充分挖掘市场深度，把保险根基打牢，这是与其他金融企业、国外保险集团竞争的基础。在保险业务没做好的情况下，盲目建立综合性集团，有舍本逐末之忧，根基不牢，难成大事，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竞争企业的资源和优势，在共同发展中求得保险业更快的发展。如各保险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思路是对的，但要注意充分发挥基金、证券公司、银行的委托理财作用。特别是基金公司，有长期经营的理念，有专业的市场、行业研究人员，有素质较高的基金经理，在2004年一季度的股市行情中，部分基金获得了10%，甚至是20%以上的收益率。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基金公司的专业优势，委托经营良好的基金公司进行理财。
四、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保险公司经营目标、经营方式的转变，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扩大，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出现相关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营创新
经营创新表现在经营思路、投资工具创新。在保险集团内部，资金运用要制订长期的经营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一是保险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金融服务业，国家支持其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二是保险资金以10年期、20年期的长期资金居多，从资金的性质来看，也要求保险公司资金以长期投资为主。
要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保险公司内部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如考核、评价政策等。目前，多数保险公司的考核、评价以短期考核为主，以一时一事的成败论英雄，严重束缚了保险投资人员的经营思想，使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去长期经营。从保险涉及的社会公众来说，也应有长期经营思想，不要看到投资账户盈利就眉飞色舞，亏损了就不肯善罢甘休。其实保险投资也存在经营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会有比较好的盈利机会与前景。保险资金长期经营对保险公司、社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有利。
投资工具创新是指针对新型的投资品种，选择合理的证券、资产组合，完成获取收益与控制风险的过程。由于保险公司不能直接投资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研究项目投资信托化就显得很有必要，如电力、高速公路、城市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项目，收益稳定、风险较小，非常适合保险资金投资。保险资金不能进行这些项目的股权投资，但如将资产证券化，变成一个个信托产品，保险资金就可购买。诸如此类的金融创新不仅可以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也开辟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
2.资本经营
行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业内公司不断设立、消亡、兼并与资产重组的历程。我国保险业发展至今，各保险公司发展不平衡，在业务规模、资产质量、经济效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本身存在兼并冲动。国外金融集团的进入，加快了兼并与重组的步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险业的兼并风起云涌，造成了德国安联、荷兰ING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出现。我国保险业做大做强有两个标准，一是保险市场规模足够大，有很大的容量，在金融领域甚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有较大的影响；二是保险集团公司的规模足够大，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巨无霸”，积极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竞争，融人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进程。从发展的眼光看，规模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要保证竞争优势，规模也是必须的。可以说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是大势所趋，是发展的必然。
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的过程，也是锤炼保险投资能力的过程。保险投资除了有短期获利能力外，出色的资本经营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资本市场的风风雨雨，更多的是股权的争夺与丧失，资本在流通中变化，在变化中寻求增值机会。保险资本同样具有逐利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风险性，这是保险资金投资时需面对的客观现实。
3.风险控制
保险行业本来就是集聚风险、分散风险的，转移风险、控制风险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投资作为风险高发区，对风险的控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保险投资风险控制程序分为风险预防、风险识别、风险发生、风险消除等。风险预防首先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投资品种进行指标评价，如设置证券购买的最大数量、最高价格等，进行诸如威廉指数、乘离率、AR指标等相关的技术指标分析，对风险进行跟踪监控，预防风险发生。尽管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投资品种有数量监督、金额管制，那是监管性约束，是不能违反的，但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风险控制金额，一旦超过，便是高风险区，必须降低仓位，作减压处理。其他指标的控制也应做类似处置。
债券在保险投资中占有的比例较高，到2003年末，国内保险公司对国债和金融债的投资金额已达到2230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总额的25.43%。2003年，交易所市场22只国债现券中，只有12只的年回报率为正数。2003年最后4个月内，绝大多数参与国债交易的机构都难逃赔钱的厄运。从票面上粗略计算，全行业的损失金额应在400亿元—500亿元之间。
保险资金参与国债交易，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应进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回避风险。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金融产品创新和利率风险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保险公司具有高超的利率风险管理水平，不仅能减少损失，还能为保险赚取可观的收益。
在设计投资品种组合时，应以低风险品种为主，毕竟保险资金抗风险能力较弱，在投资设计这一环节，要充分体现风险控制意识。在风险预防方面，社保基金与保险资金有相似的癖好，社保基金选择股票以业绩稳定的地产股和资源类股票为主，对保险资金选择股票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保险资金应主动规避一些风险?大的股票，如重组概念股、网络概念股等。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美国保险监管体系
美国对保险业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拥有各自独立的保险立法权和管理权。联邦保险局负责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联邦犯罪保险等特定义务。各州有自己的保险法，各州保险局在州管辖范围内行使保险监管权，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保护投保人利益为主要监管内容。各州法院通过对保险法的司法审查也发挥着一定的监管作用。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的努力下，美国各州保险法的内容已无太大差别。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为适应监管的需要，逐渐加强了对保险业的监管，建立了以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和州保险监督机构为主的保险监管体系。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是对美国保险业执行监管职能的部门。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由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4个美国属地的保险监管官员组成。该协会成立于1871年，其目的是协调各州对跨州保险公司的监管，尤其着重于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监管。同时，该协会也提供咨询和其他服务。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有其历史渊源。186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案件的判决认定了各州享有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权力。1944年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诉东南保险者协会”一案中在事实上了它先前在1868年的判例，意味着联邦权力可以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1945年的“麦克兰—富格森”法案一方面宣布国会承认各州对保险业监管的现行体制和法律，另一方面宣布某些联邦法律将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
美国保险监管体系有其独特之处，州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各州都设一名保险专员，具体负责对州内经营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费率和市场行为进行监管。根据有关规定，所有美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必须在至少一个州登记注册，并接受所在州和有营销业务的州的监管。
偿付能力监管是核心
美国保险监管主要包括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的目的是确保保险公司有财力兑现自己的保险承诺；而市场行为监管是为了保证价格、产品和交易情况合理公正。美国主要通过资本充足性监管来间接控制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由各州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和盈余标准，当保险公司的资本和盈余达不到本州规定的最低标准时，监管机构就会进行干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保险公司破产案例的不断增加，使有效预防和及时识别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成为保险监管者的首要目标。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针对人寿／健康保险公司和财产／意外保险公司实施了风险资本标准（Risk-BasedCapitalStandards），即根据公司规模和风险状况来评估资本和盈余的充足性。
风险资本比率是总调整后资本与授权控制水平对应的资本数额之比。风险资本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总调整后资本
风险资本(RBC)比率＝─────────
θ×风险资本总额
监管机构一般根据风险资本比率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根据RBC比率的具体值，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确定了四个不同层次，要求有关监管者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授权控制水平”是一个主要的参考标准，它等于系数θ与风险资本总额之积。干预层次分别为：
1）保险公司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200%时，保险公司必须向保险监督官提交一份方案，对其财务状况作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2）监管部门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15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审查，如有需要，还可以提出改进措施。
3）监管部门授权控制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即100%时，保险监督官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整顿或清算。
4）强监管部门强制接管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7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接管。
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保险费率通常是通过自由竞争的机制确定的，自由竞争在保险种类费率的确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世纪以来，某些保险种类的费率已经或多或少受到政府的管制，成为政府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重要领域。1944年以后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保险费率受到普遍的管制，主要的管制方式是事前审查和批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后，对保险的监管进入重新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由于利率的波动，保险人对保险费率的严格监管表示不满。特别是70年代末，由于利率较高，保险人的投资收益可观，保险人通常订立较低的保险费率，只收取很少一部分保险费，就可以满足赔偿的要求，获得利润。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利率的回落，原先低的保险费率无法满足赔偿的要求，保险人要求提高保险费率以保证赔偿，而以往的法律对保险费率的限制使保险人无法自由确定保险费率。在这种情况下，对保险费率的监管出现了分歧。
保险业内人士以及部分的保险监管机构认为，保险人应该不用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只需要向监管机构提出报告备案，就可以自行决定保险费率。纽约等州从60年代末开始放开管制。几乎同时，这些公布新的法律（这些新的法律被称为“公开竞争”的法律）的州，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议案，要求对保险费率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完善的保险信息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全国范围的、关于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各州的保险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获取信息。数据库信息包括近5000家保险公司最近10年的年度财务信息以及最近两年的季度财务信息，其中某些年度信息数据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
每个州保险监管部门的计算机都与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网络相连。协会的财务数据库在帮助各州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控和进行其他金融分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州保险监管者及协会官员可通过各类应用系统取得数据，并制成规范报告或税务状况报告，以满足特定的要求。此外，协会还拥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监管信息追溯系统”（RegulatoryInformationRetrievalSystem，RIRS）和“特别行动数据库”（SpecialActivitiesDatabase，SAD），这两个数据库使监管者掌握个人或保险公司因涉嫌违法或违规交易而受到检查的信息。作为“监管信息追溯系统”和“特别行动数据库”的补充，协会还开发了全国客户投诉数据库、关于保险公司职员及经理的数据库以及一个总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监管目的是尽早发现出现财务问题的保险公司，并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迅速地从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以保证投保人和股东的权益。统一财务报告制度、审计制度和制订财务标准是协会执行监管的前提。
各州的保险监管机关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析，以避免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发生。这些工具主要包括：保险监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与偿付能力跟踪系统、基于风险的资本监控系统以及各种常规、非常规的现场稽核。
每年，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法定年度财务报表计算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指标，应用IRIS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使监管者从被监管对象中发现需要重点监控的目标。依据财务报表信息对指标进行计算的过程被称为IRIS统计阶段。所有的美国寿险公司每年的财务报表都要经过IBIS统计阶段。如果对某一特定的保险公司，其IRIS结果显示极为异常，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首先会将此结果通报该公司注册地所在州的主管机关，以及该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其他各州。因此，如果IRIS结果不佳，通常意味着要受到所在州保险监督机关的进一步调查，但协会并不建议公司所在州将IRIS结果作为评估该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惟一依据。协会通过确定IRIS指标体系，达到了对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定量监管和预警的目的。
公司内部控制、行业合作组织与保险评级机构
美国各大保险公司都实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由美国几家大的保险公司首先接受的组织控制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COSO）模型，已成为美国保险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基准。COSO模型描述了环境控制、风险估计、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以及监控等五种相互关联的控制因素，它们植根于企业控制的经营管理过程中。
在美国保险市场上不仅有费率厘定、公共关系、职业教育方面的行业合作组织，而且还有很多业务上的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的存在不仅提高了保险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促进了保险保障质量的提高，而且是保险监管的有益补充。
美国的保险评级机构在为保险客户和保险公司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完善保险市场和监管，促进保险业的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保险评级机构把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转换成易于理解的各种等级以反映保险公司的实力。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保险评级机构为他们选择保险公司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服务。企业和政府机构决定与哪家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也同样要参照和使用这些评级结果。保险评级机构除了评级之外，还对保险业的一些相关问题（如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保险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等）进行调查研究，为保险监管机构提供相关资料和政策建议，为其客户提供相关的保险咨询和顾问服务。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功能对保险市场的监督，为保证保险业的有序运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金融混业经营下保险监管的新变化
1999年美国颁布了Gramm-Leach-BlileyAct（GLB）法案，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之间的壁垒，允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股公司内部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向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相应地，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or）的职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监管者。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类分支机构和非银行分支机构仍分别保持原有的监管模式，即前者仍接受原有银行监管者的监管，而后者中的证券部分仍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保险部分仍由州保险监管署（SIC）监管，SEC和SIC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
GLB法案对美国保险监管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法案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最高监管部门，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采取监管行动。但法案同时又规定各类金融子公司在实质上仍然受原来的监管部门监管，如证券子公司和保险子公司仍分别由美国证监会和各州保险监管局进行实质性监管。
法案的这一规定冲击了美国长期实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使联邦银行体系监管机构介入到保险和证券监管当中，从而使监管冲突成为可能。尽管GLB法案中包含解决监管冲突章节，因各自保护的对象不一样，出现监管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成为金融控股公司中的一员，美国各州保险监管局的独立监管地位将发生动摇。
法案出台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立刻意识到相互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为了避免重复监管，减轻被监管者负担，美联储的部分大区行开始加强与功能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如成立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等，保险监管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沟通，以强化对控股公司和关联交易的监管。
在法案颁布前，保险业与证券业已经开始了混业经营，法案的颁布更刺激了银行业与保险业的资本融合。曾经实行专业化经营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金融服务业兼业经营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这种融合趋势必将导致新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经营行为创新，使以保险监管为主业的美国的保险监管部门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和监管对象，不得不将监管的视野扩大到保险公司以外的整个金融市场。
美国保险监管的借鉴意义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保险市场最健全的国家，但就其监管体制而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不断地改革完善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从美国保险监管的经验来看，监管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全面和真实性、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监管指标的标准化、监管程序以及监管人员行为的规范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我国的保险监管当局而言，应加快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现代化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在保险监管中的作用，尽快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和集中统一的保险行业数据库。应规范保险公司的财务核算方法和统计指标，使各公司递交的财务报表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同时，保险监管当局应建立和健全保险监管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系统，这对于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偿付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忽视了真正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对风险的确定、监控、预防以及风险发生后的治理等关注不够，特别是缺少对保险机构财务状况的跟踪分析，有时处于事后“救火”的被动状态。
保险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一)金融监督院的保险统计工作
韩国金融监督院是韩国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督机构，其内部分别设有银行监督局、证券监督局和保险监督局等。依照韩国保险业法的要求，保险公司要按时向金融监督院保险监督局提交包括业务、财务情况、资金运用成果、偿付能力等内容的统计报告。统计报告的格式、编制周期和报告期限等由金融监督院规定。金融监督院以这些统计报告为基础编制反映保险公司整体经营状况的统计分析报告，按照季度对保险公司实施经营状况计量评价，并建立早期警报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1.统计报告的内容。各保险公司需要提交的统计报告共分为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业务管制遵守状况、区域状况、内部控制和统计问卷调查等六大类，其中包括的指标有机构、人员、大股东持股状况、经营效率指标、合同维持率、资产运用比率、资本适当性、资产健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等。截至2006年3月末，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分别向金融监督院提交了128个统计报告(见表1)。
从统计报告提交频度来看，按月提交的是以财务报表等为主的统计报告，约占全体报告的51%；按季提交的是以对资本的适当比率、资产的健全性等经营状况计量评价为目的统计报告和再保险交易及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状况的统计报告，占全体报告的43%；按半年提交的是为掌握保险设计师的职业稳定率等经营效率指标而制成的不同区域现状的统计报告，占全体报告的3.1%；按年提交的是以会计年度决算为主的统计报告，约占全体报告的2.3%。
2.统计报告的报送。2001年12月，韩国金融监督院以因特网为载体，建立了金融信息交换网(FINES)，通过此网，采集、验证保险公司报送的统计报告。具体流程是首先由保险公司按照规定格式编制统计报告，经金融信息交换网传送至金融监督院。金融信息交换网具备对统计报告项目之间验证及报告间相互验证的功能，所传送的数据通过数据错误验证后储存到金融监督信息系统数据库，在这里对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形成统计结果(见图1)。
保险公司提交的统计报告情况
3.统计资料的使用。韩国金融监督院形成的统计资料，一是用于评价保险公司经营状况，了解和把握保险业的发展情况。二是了解掌握保险业及个别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及今后经营不善的可能性。通过时序分析等，掌握异常变动指标，可对经营不善的公司采取先发制人的对应策略。通过分类评定模型或判别分析等统计性方法，对保险公司进行早期预警。三是金融监督院内保险公司的专管员对所负责公司的一般情况、保险营销及投资经营现状、合同保全状况、偿付能力状况等进行一揽子的查询，便于开展常规监察及现场检查业务。四是向外报送或披露统计信息。信息主要是通过发行金融统计月报及在网站上保险统计数据等形式来公布统计信息(见表2)。
统计资料的使用
4.韩国金融监督院对违反统计法规的行为处理较为严厉。韩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如果不在期限内提交财务报表等，或者提交虚假的财务报表等时，监管部门可以对其处以1千万韩币以下的罚款，并可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在韩国还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如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3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故意遗漏或虚报季度(中期)报告与业务报告的重要事项者。
——明知故意遗漏或虚报季度(中期)报告与业务报告重要事项的情况下签字者。
(二)保险开发院的保险统计工作
韩国保险开发院是根据保险业法第176条所成立的机构，该条款规定了保险开发院统计工作的必要性、保险公司的协助义务，以及统计资料的提供方法等。主要目的是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开发院主要职责是厘定纯保险费率、保险商品的确认(保险费及责任准备金的妥当性)、保险制度及政策研究、保险市场分析、经营分析及咨询、保险经验数据统计的汇总、分析、提供保险信息的管理及利用，保险信息网的运营等。开发院保险统计工作内容具体如下：
1.统计资料的内容及报送周期。开发院统计的内容是基于每份保险合同以及每次保险事故的详细信息。以火灾保险为例，开发院要求保险公司报送每份保险合同的合同号、批单号、处理日期、保险期间、标的类别、保险金额、保险费、折扣及加价事项等多项详尽的信息。保险事故资料要求提交合同号、批单号、处理日期、事故号码、事故日期、风险级别、标的代码、标的类别、事故原因、保险金额、发生损失额、保险责任类别等详尽的信息。根据保费规模的大小，分为基础统计资料和摘要统计资料。机动车保险、火险、水险和人寿保险等15种保费规模较大的险种均属于基础统计资料，汇总周期有按月、按季度、按半年和按年度等多种方式。其它规模较小的险种属于摘要资料的范围，每年汇总一次即可。韩国开发院统计汇总各保险公司的险种情况已有20多年的历史。
2.通过保险信息网收集、汇总及校验统计信息。由共同信息系统、资料传输系统、保险事故信息系统及为国际贸易交易而建的EDI系统构成的保险信息网是收集保险统计信息的主要渠道。保险信息网是国家主干电算网的一部分，由保险开发院与所有的保险公司、有关机关、地方自治团体及贸易网等联接。韩国保险统计资料的汇总分保险合同及每次事故的资料及摘要资料汇总两部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对规模较大的险种的保险合同及每次事故的资料汇总见图2。
对统计资料的校验目的在于检验资料是否是开发院根据统计编撰要求准确地进行编制。采用实施平衡检验、项目检验、分布检验等方法，在发现保险公司未达标时，向其提出更正要求。平衡检索是为了检验资料的准确性，由保险公司与保险开发院对附件资料编制记录件数、金额等进行核对。项目检索是确认基础统计的各个编制项目有无不合适的资料，通过相关项目之间的比较确认资料错误。分布检索是将对象资料实绩与过去实绩相比较，确认有无异常。
3.统计资料编撰要求。统计资料的编撰要求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记载记录的提交方法、记录单位等共同的指示事项。二是格式由保险凭证号、会计处理日等记录管理项目、所涉及合同的风险特征、保费、保险金等项目构成。三是关于格式的各个项目详细的编撰方法说明。四是整理编撰记录时所使用的代码。
4.统计资料的利用。开发院利用采集到的保险统计资料，编制经验生命表及经验住院率，计算保险费率(风险率)。按照合同统计、支付统计、赔付率统计三大类别，编制、提供按照保险年度／商品种类／合同物品／年龄／职业／地区等进行分类的统计资料。对于机动车保险、工伤保险等，向保险公司提供每件合同的倾向特点。出刊发行保险统计月报、年报、年鉴、按险种分类的统计资料集以及其他非定期分析统计。建立并运营保险事故信息系统、机动车履历信息系统。从现代海上火灾保险公司我们了解到保险公司可以获得并利用开发院的统计资料，进行公司运营分析、保险费的调整、对历史数据结果的评估等。
二、统计在韩国保险业发展中的作用
(一)保险统计是保险业发展的基础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知道，保险统计在韩国对保险业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是保险监督管理的重要支柱。以保险统计报告为基础编制的统计资料，应用于金融监督院、保险开发院、保险公司各个环节。从大的方面看是整个业界对保险公司实施经营状况计量评价，是对保险公司分类评定并进行早期预警的基础，从小的方面看是纯保险费率的厘定、经验生命表的制定、保险费及责任准备金的妥当性、对象指标评价等的基础。
(二)保险统计范围广、内容多
韩国的保险统计范围广泛、内涵丰富，例如从各保险公司定期向金融监督院保险监督局提交的统计报告来看，不仅包含我们通常所说的业务财务等一般经营过程中的数据统计，而且还包括股东变更、关联交易、内部控制、问卷调查和金融事故等重要事项和各项经营记录。金融监督院可以凭借这些统计报告建立一揽子统计指标，全面分析衡量各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各种基本情况。又如各保险公司向保险开发院报送的保险合同资料的内容十分详尽，不但包括公司代码、时间、合同状态号码、批单号码和保险期间等基本事项，还包括结构级别、物品代码和物品类别等风险特征，更包含了投保金额事项、保费折扣或加价原因事项以及保费更正变动事项等内容，是一种基于每份保单和每次保险事故的统计资料。
(三)保险统计对整个保险行业加强资源共享、进而做到保险经营的精细、科学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保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大数法则等原理的运用，利用保险统计手段在各公司之间做到资源共享，建立整个社会的损失率和赔付率等数据资料库，从而做到针对不同人群或不同保险标的提供不同的差别费率，十分有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科学稳健经营。韩国的保险开发院在这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作用。
1.保险费率的计算与验证。开发院利用各家保险公司报送的保险合同的有关信息资料，在人寿保险行业，主要是针对人寿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保险标的事故发生率，编制经验生命表及经验住院率，供各人寿保险公司确定险种费率时使用，经验生命表一般是每三年编制一次。在财产保险行业，主要是汇总计算各种社会风险损失率，并以次为依据来计算整个行业参照执行的保险费率。
2.建立行业核保核赔资料数据库。保险开发院按照保险合同统计、支付统计和赔付率统计等三大类别，编制和提供按照保险年度、商品种类、合同物品、被保险人年龄和职业、区域分布等因素进行分类的统计资料，并将这些风险因素数据库的内容提供给各家保险公司进行参考使用。通过各家保险公司定期制度性进行信息交流，有助于确定实际损失的赔偿，进行资料交换，有助于预防和防止保险欺诈。
3.建立费率等级，体现结构性差异费率。保险开发院还针对个别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建立不同的费率等级，例如开发院要针对机动车辆保险、工伤保险等主要险种，向保险公司
提供每件保险合同的趋向特点。
(四)保险统计在体现社会管理功能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汽车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基本交通工具之一，汽车行业在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现代企业和人类的联系十分紧密，再加之汽车保险的强制性，因此，机动车保险统计对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保障广大被保险人利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韩国保险开发院对保险合同内容进行统计就是从机动车开始的，最早始于1985年7月。保险开发院通过机动车强制保险投保管理电算网等连接全国256个市、郡、区的建设交通部等汽车行业的主管部门，向其通报未投保责任保险的汽车名单，并与交通部门共享违反交通法规者的信息资料。此外，保险开发院还通过统计数据构建和运营保险事故信息系统和机动车履历信息系统等，积极支援社会公益活动。
三、韩国保险统计对我国的启示
(一)继续加强保险统计工作
近年来，我国保险统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制度建设、标准构建、手段创新和人员配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基于大数法则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保险业，其统计工作与其他行业相比，重要性更为突出和迫切。无论是加强保险偿付能力监管、防范化解保险经营风险，还是科学合理厘定保险费率、积极开发新险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均离不开保险统计的支持和保障。因此，我们要继续重视与加强监管机构的保险统计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对各家保险公司的指导力度，积极督促其切实加强保险统计等各项基础工作，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经费安排等方面优先考虑进一步促进保险统计工作的开展。
(二)进一步加强统计法规建设
韩国科学丰富的统计内容，统一协调的统计体制，高度集中的数据管理，高效先进的统计平台，高素质的统计队伍等，对我们拓展创新统计工作思路帮助很大。因此，建议结合此次我国保险法修改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明确保险统计工作的相关责任和要求，从而为保险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法律保障。
(三)尽快完善保险统计内容
自保险统计信息系统开发使用以来，在收集汇总并整理分析保险公司财务、业务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数据集中管理、高效查询使用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通过与韩国保险统计内容广泛、内涵丰富的现状相比，我们的保险统计还存在数据偏少、内容不全、不成体系等诸多问题，因此，建议借鉴韩国保险统计的先进做法，尤其是韩国详尽统计保险合同内容、每次赔付事故信息等方面的先进做法，本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尽快补充完善保险统计的内容和范围，做好保险合同信息、保险机构信息、保险从业人员记录等全方位、多角度的统计工作，为建立动态性监管措施提供详实全面的数据资料。
(四)创新保险统计工作手段
统计工作与IT信息化建设息息相关，现代化IT信息技术是做好保险统计工作的重要手段。中国保险行业的统计数据信息量和工作量远远大于韩国保险开发院，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同时，对保险公司提出了统计信息收集、传输、管理等方面的rr技术要求，通过利用先进的丌技术手段促进保险统计工作取得更大的发展。
(五)加强保险统计数据集中管理
从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来看，保险行业已经初步积累了一些行业数据，但保险监管机构在带领和协助各家保险公司积累整个行业的公共数据方面做得还不够，尤其是在集中统一管理保险行业的相关数据资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从韩国保险统计数据的管理方式来看，监管部门集中统一收取相关的保险统计数据，并在组织体系内部共享使用，因此建议保监会进一步明确我国保险统计数据的统一集中，避免统计数据及统计分析资料的多头管理，强化数据和分析依据的一致性，做到数据资料的统一、规范，从业务发展、偿付能力评估、风险管理和政策研究等诸多方面实现保险行业数据资源的统一一致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并切实减轻各保险公司多次重复向监管机构报送数据的工作任务量。
(六)强化保险统计执法检查
数据的真实性、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做好制定保险行业政策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从韩国考察情况来看，保险产品的设计定价、偿付能力评估、保险准备金的提取、再保险安排和资产负债管理等均需要积累多年的承保和理赔的历史数据。这些数据至少需要5年左右的积累才会有相应的效果，而且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十分重要。韩国保险监督局按照保险法的规定，经常对公司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检查核对，主要采取与公司以前历史数据核对、与其它公司对应数据相互比较和对保险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等方法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并对其中存在问题的保险公司实施相应处罚并直接追究公司高管人员的责任，这对我们加强保险统计执法检查、实施相应的行政处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七)做好保险数据标准化工作
要做好保险统计工作中的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决策支持和分析研究，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保险数据标准化的问题。当前我国各保险公司的系统都相互独立，差别很大，统计口径不尽一致，采用的数据库也不尽相同，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统计数据标准不完善甚至缺失，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保险标准化建设的有利时机，采用“急用先行”的原则，首先花大力气重点解决好保险基础数据标准缺位、数据接口标准缺失等主要问题。
(八)加快统计机构和统计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