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市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07:27:49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一是农机具持有者的态度：由于受农机手经济能力，对安全防范意识的不同以及持有农机具品种的不同，对缴纳农机保险的态度也不同，据调查：一部分从事农田作业的小型农业机械，如：小麦播种机、玉米贴茬播种机、秸秆还田机，单纯从事农田作业的小型拖拉机等，这些机手认为，这些机具作业季节性强，作业地点多在乡间公路、农田，不上公路，不愿意缴纳农机保险。甚至60%的机手不知道农机保险是怎么回事，更谈不上知道事故后如何理赔，需要什么手续等问题。另一部分持有高资产大型农机具的如：玉米联合收获机，小麦联合收割机，这些机具一般价格昂贵，都在十几万元，投资较大，由于机手急于收回投资的强烈意愿，加上农机作业季节性强，作业时间相对集中等因素，多数农机连续工作，人歇机不歇，致使机具带病作业，发生事故几率增加，一些机手安全意识不强，连续疲劳驾驶，造成驾驶员精神和体力，机具都处于高度疲劳状态，无法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农机事故不断发生：如由于夏收气温高，小麦联合收割机起火燃烧的，玉米联合收割机倾倒粮仓时触碰到高压线造成触电死亡的等等，这部分农民希望参加保险，但目前我市没有保险公司受理。
二是保险公司对农机保险不主动：由于与汽车等机动车相比，拖拉机作业环境比较差，不安全因素多，出险率相对较高，保费与汽车相比又较低，经济效益差，因此保险公司对农机保险缺乏主动性，在保险公司众多的宣传册中没有一款是针对农机保险的，据机手反映，一旦拖拉机发生事故报案后，保险公司不能迅速到达现场，一个农机事故赔款多少千元左右，农机投保户需要跑上很多趟，今天说你少这，明天说你缺那，左右扯皮，申请赔偿时提供人证物证材料繁琐，承保不易，理赔更难。另外营业网点少，也是制约农机保险的一个因素。据调查，2009年以前，沧州市农机保险主要针对小型拖拉机，而且保费较低，动力14.7kW以下的是每年60元，动力14.7kW以上的是每年90元，2009年初各大保险公司纷纷以保险费率低，出险率高，经营严重亏损和公司没有此项业务，没有保单，计算机无法联网等理由对拖拉机交强险进行全面拒保，同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管理法》把拖拉机列入机动车，机手无法购买交强险就无法办理新车上牌照，拖拉机无法年度检验，在公路运输和异地作业过程中频频被公安交通部门处罚，一些机手投诉上访事件不断发生，经过政府部门和保监会协商，2009年5月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沧州分公司开始受理拖拉机交强险，但取消了单纯从事农田作业的拖拉机的保险项目，对拖拉机交强险一律按从事交通运输的收取，14.7kW以下的收取400元，14.7kW以上的收取560元，其他动力机具如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联合收割机不予参保。目前沧州市多家保险公司仅此一家受理农机保险。
三是国家扶持政策。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国家虽然在2013年3月实施了《农业法》，但是目前没有把农机保险列入子系统，国务院在2006年6月《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三条中指出，“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渠道的农业保险，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探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户投保予以补贴的方式。”由于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在我市还没有实施。新交通安全法把拖拉机列入机动车后，不交交强险就无法年检审，而保险公司称保费低经济效益差不愿意承保农机具，机手对农机保险认识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市拖拉机上牌率年检率驾驶人持证率“三率”下降，出现了“黑车”，“非驾”现象，即拖拉机没有牌照，不参加年检审，一些拖拉机带病运行，事故率增加在所难免。农机安全监理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对此缺乏法律支持难以提高管理力度。
2解决办法
如何化解当前我市农机保险的尴尬境地，提高广大机手出现事故后抗风险能力，促进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建议有关部门从三个方面解决：
一是尽快出台有关农机保险的扶持政策。以史为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表明，农机保险必须通过国家的政策，财政扶持，立法强制等手段才能得到实施。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国家已经开展这方面的试点，2013年江苏省，陕西省，湖北省，安徽省，上海等地对农机保险实行了财政补贴，其中江苏无锡市已经实施财政补贴农机保险6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盱眙市农机保险财政补贴率达到60%，陕西省开展农机互助保险已经达到四个险种，联合收割机（收获机）损害互助保险补贴保费达到40%，相信沧州市的农机保险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会尽快开展。
二是建议保险公司不要冷淡农机保险市场，其实农机保险市场潜力巨大，希望保险公司协同农机管理部门广泛调研，制订合理的保费标准，发展适合农机手参加的多个险种，覆盖农机具保险的各个方面，吸引农机手参加。为农民解决后顾之忧，共同为我市农业机械化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三是农机管理部门有义务有责任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农业机械保险面临的困境，农机工作者不要嫌农机行业地位低，人微言轻，要发扬精卫填海的精神，从一点一滴做起，首先要加大农机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下乡年检，手机短信，发放宣传材料，电视广播，网络等手段，让农民认识到农机保险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是农机保险？怎样缴纳农机保险？出险后怎样理赔？需要什么手续？其次多做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部门献言荐策，探索新形势下农机安全监管的新路子，为我市的农机保险事业做点事。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均衡；宏观调控
1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的表现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仅1950—1959年间就经历了开办、暂停、恢复、停办的曲折过程。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险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总量上的非均衡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总量的非均衡表现为潜在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即“需求不足”与“供给短缺”并存。
（1）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需求在此指农民愿意并有支付能力购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所需保险服务的总量，即对种、养两业保险保障的有效需求。农业保险需求水平取决于农业风险，农民的收入水平、保险意识、保险费率等因素。
对农业保险需求，一些学者利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来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如Serra（2003）。由于受收集数据的局限，本文用农业保险实际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来说明我国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从1990-2007年，农业保险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最高为2.57%，最低为0.49%。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来说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
（2）农业保险供给短缺。
农业保险供给是指保险人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农业保险服务总量。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等因素。
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再加上农业保险较高的经营管理费用，许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1996年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高赔付率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农业保险市场虽然巨大，但各商业保险公司都避而远之，不愿经营，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处于日益萎缩的困境。
1.2结构上的非均衡
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其市场结构庞大而复杂。
农业保险市场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其组成通常包括政府、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农户四个组成部分。政府向农户、保险公司分别提供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这主要是由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所决定的。再保险公司的功能主要在于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通过再保险，可以将特定区域的累计风险责任，向区域外转嫁，扩大风险分散面，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
然而，在我国，一个完善的农业保险市场系体还未真正建立，一方面缺少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再保险机制并不存在。因而形成了一个“跛形”的农业保险市场体系。
2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运行的调控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农业保险市场一直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运行的，市场还需不断完善和发展。既然非均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是任其自行发展，还是要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一直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严重分歧。
2.1农业保险市场的调控手段
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具有不同的运用范围、调控特点和作用。
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一般包括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投资等手段。用经济手段调控农业保险市场，就是国家政府利用补贴、税率等经济杠杆来直接或间接调节和控制农业保险市场。
法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制建设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极为必要。对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权力量，运用各种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运行秩序，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一种方法。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农业保险市场的方针、政策、计划和规划，采取行政命令和指令等形式，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方法。例如上海安信在成立时，保监会就规定了其经营范围：除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外，还可以经营包括涉农财产保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保险等。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地比例不得低于60％。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保险的供给量。2.2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应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法律手段并行的调控措施。
（1）经济手段的应用。
①财税手段的应用。
第一，财政收入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对农业保险机构实行税收优惠。为体现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鼓励，减轻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可以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制度，如对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减免营业税；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免所得税，以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允许经营主体在税前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从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财政支出方面的措施。其一，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精简机构人员，控制行政经费支出的增长，削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低效支出，将其用于增加农业保险方面的开支。其二，改变以财政救灾、支农的主要传统方式，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了农民对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可以减少以往用于灾害救助的救灾款支出，将其转用于资助农业保险。
②金融手段的应用。
第一，加快农村金融深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首先，逐步放松对农村金融的严格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允许农村金融机构依据市场需求程度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同时建立多样化经营主体，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刺激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
第二，加大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信贷支持，以增加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承保能力。如果此类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因经营农业保险所造成的亏损，应在政策上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用于赔款之需。
第三，促进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最近，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由于金融和技术的创新，产生了许多新的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工具，比如巨灾债券、气象指数、区域产量指数等。
（2）行政手段的应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农业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太一样。商业保险的运作一般依赖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推动其发展，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它的运作需要运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如行政手段等来推动其发展。
近年来，政府为了加快农业保险的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也开始尝试着利用行政手段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行政手段在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还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法律手段的应用。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应用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手段贯穿于调控的全过程。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时，各国均先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规范其制度和行为，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胡文富.保险理论之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之间，地壳运动活跃;东临太平洋，受季风性气候影响显著;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西伯利亚高压的影响;加之近几十年来我国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得中国频频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不幸的是，在巨额经济损失的补偿和灾后重建过程中，我国保险业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其补偿作用犹如杯水车薪(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2巨灾保险供求的基本关系原理
2.1供给规律
巨灾保险的供给量是指在其他影响供给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对应于某一个价格水平(即费率水平)下，市场所有巨灾保险供给者愿意提供巨灾保险及服务的数量。从几何意义来看，巨灾保险供给量就是与某一价格对应的点，巨灾保险供给则是与不同价格对应的点的连线。巨灾保险的市场供给反映的是卖方的意图，即出售能力和出售愿望，价格水平上升能增加利润，供求者愿意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成本下降，税收的减免和政府的补贴，能使其在原有的价格水平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巨灾保险的供给曲线(S曲线)会向右方移动。此时，在其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增加，如图1所示。图1巨灾保险供给的基本规律是，曲线(S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即供给量和价格呈正方向变化，价格愈高，巨灾保险的供给量就愈多。
2.2需求规律
巨灾保险的需求量是指在某一价格(或费率)和收入水平下，所有消费者愿意购买巨灾保险及其服务的数量。巨灾保险需求(即巨灾保险需求曲线)指的是巨灾保险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不同的价格水平下巨灾保险的需求量。从几何意义来看，巨灾保险的需求量就是与某一价格和收入对应的点，其需求则是与不同价格和收入水平对应的点的连线。巨灾保险的市场需求反映的是买方的意图，即购买能力和购买愿望，在收入(或价格)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价格(或收入)愈高，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巨灾保险及其服务数量愈少(或愈多)。此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巨灾风险因素的存在程度越高、范围越广，消费者对巨灾保险的偏好性越强，或其替代品的价格越高，消费者罗承舜:我国巨灾保险市场供求主体的分析与思考市场调研会在原有的情况下购买更多的巨灾保险，从而使其需求曲线(D曲线)向右方移动。此时，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均衡数量增加，但均衡价格上升，如图2所示。巨灾保险需求的基本规律是，曲线(D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需求量和其价格呈反方向变化，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少。
2.3巨灾保险市场的均衡
当巨灾保险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时，确定的价格与数量就是巨灾保险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价格会不断变化直到市场达到均衡，即直到供给量等于需求量为止，这是供求模型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即便如此，只要某个市场大体上处于竞争，它仍然符合供求关系的基本原理，用供求模型分析同样具有意义。当巨灾保险市场的供给和市场需求等量增加时，形成新的均衡点，如图3所示，在原来的价格下，市场能消化更多的巨灾保险。
3我国巨灾保险供求双双不足
3.1供给分析
(1)巨灾保险技术水平低。巨灾保险的设计经营涉及地质、地理、气象、水利、物理、数学和土木工程等众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对于普通保险产品，其技术要求和投入成本都相对较高。而目前我国保险业对巨灾保险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投入不足，未能将保险精算与这些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加之我国没有建立完整的预灾体系和巨灾风险管理数据库，因此保险公司难以对巨灾的发生和损失进行合理分析和预测，导致在产品设计时保险公司过于保守，定价较高，且产品种类单一。(2)逆向选择问题严重。巨灾虽然具有发生概率小、频率低的特点，但是一旦发生，巨灾风险因子将在受灾区域内高度集中，导致该区域内危险个体的风险性高度相关;由于巨灾保险市场的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高风险者更倾向于购买巨灾保险，如果巨灾保险的投保人多为高风险者，那么巨灾风险将无法分散，保险公司可能会为此支付巨额的赔款甚至面临破产。这也与保险设计的数理基础和经营前提———大数定律不相符合。显然，为了减少损失，保险人减少甚至不提供巨灾保险供给，也是理性的选择。(3)监管部门的管控严格。由于我国巨灾保险缺乏技术基础，相关部门对巨灾风险保持十分警惕的态度，对巨灾保险管制严格，导致巨灾保险供给受限。如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考虑到我国的地震保险经营缺乏科学的精算基础，为了确保保险公司稳健经营，决定将“地震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列入绝大多数财产保险的责任免除条款，地震保险的经营受到严格限制。
3.2需求分析
与一般的商品不同，保险需求的表现形式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物质方面，当发生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后，人们的经济损失能否得到合理补偿;二是在精神方面，即在事故发生之前，人们为减除精神压力和后顾之忧而对保险产生的需求。在近年来的巨大灾害事故中，经济补偿与巨额损失之间的差距体现出我国巨灾保险的巨大缺口。(1)居民购买力不足。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仍然是中低等收入的国家，并且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特别是西部、西南部经济落后的山区更是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重灾区。没有货币购买力的支撑，巨灾保险潜在的需求无法转化成实际的需求。理性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当选择消费巨灾保险所获得的效用小于其他商品的效用时，人们会不断地消费其他商品直至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2)巨灾保险被替代化。近几十年来，我国发生巨大灾害之后，往往主要依靠政府专项拨款和社会捐助，保险却显得无足轻重。这不仅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而且不能及时进行救援和重建，甚至广大受灾者的损失无法被分摊而使其一无所有。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而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也使得巨灾保险的效用被替代化。(3)个人危险意识薄弱，企业风险管理理念不强。因为巨灾具有发生概率小、频率低的特点，平时在是否购买巨灾保险这一选择时，人们往往持有侥幸心理，认为该种不幸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从而保持不作为的状态;一旦巨灾发生，人们才感觉到危险因素的存在，从而灾后的一段时间内，投保的巨灾保险的人数会有明显的增加。再者，风险管理制度并没有引起我国企业的重视，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许多企业甚至对员工的基本保险保障都没有提供。
4思考与建议
4.1增加供给
(1)提高巨灾风险技术水平。首先，政府、社会和保险业本身应当加强对巨灾风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将与巨灾保险设计和经营相关的学科有效的结合，提高我国巨灾保险的数理基础;其次，政府应当尽快建立起巨灾风险管理数据库，为巨灾风险的研究和产品的设计提供完整的真实资料;最后，加强与国际巨灾风险研究项目的交流和合作，学习美国、英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有效的巨灾风险体制和产品设计经营技术，同时还要加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引进外资，提高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水平。(2)产品创新。传统的巨灾保险和再保险业务难以分散巨灾风险和承担巨额赔偿，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我国保险业可适当的利用资本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其优点在于资本市场巨大的容量可以把巨灾风险消化，流动性强，且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巨灾风险不存在相关性。美国的保险衍生证券和巨灾债券从二十世纪推出至今，为巨灾风险吸纳了充足的资金，且其稳定的收益也吸引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如此，巨灾保险的承保能力将极大提高。(3)税收优惠。对巨灾保险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成本，调动其在巨灾保险业务的积极性，而且还使巨灾保险产品重新定价，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巨灾保险市场供求双双不足的状况，有利于巨灾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长期的安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税收优惠并不能是简单的减免税，税收优惠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使规模不同、优势不同的外资保险公司、大型保险公司和中小保险公司的互利双赢。
4.2改善需求
(1)改变救灾体制，财政补贴保费。购买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灾害发生时政府直接拨款“兜底”，对购买巨灾保险的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能降低消费者的投保成本，调动群众的参保积极性和提高巨灾保险的市场需求，还能减轻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财政压力，将巨灾风险向保险公司和社会分散、转移。我国政府还应尽快从巨灾救助的“第一保险人”向“最后保险人”转变，学习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多层级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对巨灾损失额度进行划分并明确各个层级的责任主体，当超过一定的损失额度时，再由政府承担，最后通过立法来保障体制的顺利运行。(2)强化风险意识，普及保险知识。当前，我国大陆地区社会的整体风险意识和保险理念不强，保险知识缺乏，很少有公众能主动利用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工具，甚至存在排斥保险的现象。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社会，尤其是灾害事故多发区，大力宣传防灾减灾常识，普及保险基本知识，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同时，保险公司也应加强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的培训，对职业道德严格要求，对违纪违规行为严厉惩处，这样才能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3)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巨灾保险。因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失巨大，无论给个人、企业甚至政府都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对于巨灾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分散巨灾风险的集中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强制性的巨灾保险。例如，在台湾地区，将地震风险附着在住宅保险里从而纳入保险人的责任范围。此外，还可以对已购买巨灾保险的企业或个人提供贷款优惠政策，对固定资产超过一定额度的企业实行强制保险等等。
4.3规范保险中介市场
对于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完善保险中介机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引导其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险中介方也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素质;同时，还须明确保险市场的分工，走专业化经营道路，以拓宽巨灾保险市场的空间。
5结论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分散巨灾风险、降低损失，保障民生，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发展巨灾保险，能吸纳社会的闲散资金，为受灾个体提供及时有效的经济补偿，对灾后经济的恢复提供资金保障，是我国应对巨灾风险的根本选择。面对巨灾保险市场主体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供求主体间的矛盾，需要政府正确地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控和支持，使巨灾保险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一是保险业通过灾害赔付，有效促进了灾后经济重建和恢复生产，优化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挥了保险的“经济助推器”作用；二是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减轻政府重大事故处理压力、通过发展责任保险有效化解社会纠纷，政府通过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有利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促进社会稳定，有效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三是按照“政策支持、政府推动、部门配合、农户自愿、市场运作”的原则，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农办、保险公司等单位和各县、乡政府具体实施的运作模式，大力发展“三农”保险，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经济上解决了农民因灾受损和灾后安居问题，真正成为了一项政府得民心、群众得实惠、保险得发展的民生工程。四是探索发展农村小额信贷保险。通过开办小额信贷保险，为农民提供信用担保，形成保险与信贷结合，从而有效解决贷款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两方面的风险保障问题，初步实现了“客户叫好、政府满意、多方共赢”的政策目标；五是在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发挥保险自身的优势，给全辖132万元城乡居民提供了大病医疗补充保险保障，为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提供专业化服务；六是人保财险通过灾害赔付，积极促进了灾后经济重建和恢复生产，优化经济发展的处部环境。充分发挥了保险“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人保财险的作用尤为重要。经调查，2011年财险市场赔款总支出4914.98万元，人保财险赔款支出2855万元，占总赔款额的58.09％；2012年财险市场赔款总支出7539.3万元，人保财险赔款支出4174.69万元，占总赔款额的55.38％；2013年财险市场赔款总支出15546.4万元，人保财险赔款支出11956.58万元，占总赔款额的76.91％（见表2、图1）。
二、海东地区财产险业务发展出现的问题
（一）从业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海东财产保险业务市场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销售过程中的误导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由于利益关系，有些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对投保人进行或多或少误导，甚至与客户串谋提供不真实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在索赔时才有可能被发现，甚至不能发现，给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影响。尽管近年来保监局和行协多次整顿市场、加强管理，但是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
（二）保险诚信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几年来，由于市场主体增加较快、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行业标准尚未形成、内控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因素，使保险诚信缺失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1.保险人和保险中介诚信缺失。突出表现为：宣传展业单时，用晦涩或所谓专业性的语言设置陷阱，故意隐瞒保险责任；对客户进行误导宣传，为获取业务不择手段；借助权力部门的力量，以联合发文、会议纪要、口头命令等方式发展业务；通过协议或借行业协会名义联合限价、划分市场进行垄断经营；展业理赔两张脸，通过拖延赔付、无理拒赔等手段侵害被保险人利益；有的从业人员利用保险业人才缺乏和管理上的漏洞，非正常地频繁在公司间流动，并对原单位进行恶意诋毁或唆使鼓动老客户退保，扰乱市场秩序；有的保险人甚至与投保人合谋欺诈，损害被保险人利益；保险中介机构欺诈误导投保人或保险公司等。2.保险消费者诚信不足。主要表现在：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隐瞒风险信息，骗取赔偿；有些投保人先出险，后投保；有的伪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保险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不当得利；有的对低值物品高额投保，然后肇事骗赔；更有的人为制造保险事故，故意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及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事故。如将自己的身体致残、将自己的妻儿父母致死，骗取保费等。诚信是保险业的生命。当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升级为诚信危机时，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危、行业的兴衰、保险从业人员的个人前途和广大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
（三）保险环境有待进一步净化
例如，对于同一保险标的，各保险公司的定价收费高低差别很大，使被保险人感到此行业法制环境不规范。还有个别保险主体由于长期盈利状况不佳，没有能力为被保险人提供快捷、优质、合理的理赔服务，容易产生理赔难的问题，从而使保险行业由于诚信问题而得不到客户的信任。
三、海东地区财产险业务发展策略
为使财产险业务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保险主体的合规经营、创新发展模式，还需要行业监管等外界因素的共同促进。
（一）避免非理性竞争
鉴于高额的手续费已成为财产险发展甚至保险公司亏损的消极因素之一，保监局、行协已经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并且出台了相关的行业自律规定、手续费支付管理等办法，有效规避恶性竞争，为行业有序、良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创新服务理念
要坚持以服务创新为主导，坚持服务创新，就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开发特色服务项目，为不同客户群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特别要对优质客户和潜在优质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标准和内容，为公司培养忠实客户群。
（三）提升品牌意识
各保险主体要善于运用品牌竞争策略。良好的品牌形象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竞争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多数保险公司的品牌意识不强，对于品牌的理解和宣传仅仅停留在公司品牌的树立和打造上，却忽略了保险公司产品体系的品牌问题。有些公司错误地认为，只要公司业绩上去了，品牌自然会得到提升。殊不知，即使由于业绩提高，知名度有了短暂的提高，但是一旦有其他保险主体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客户会立即离开。
（四）营造规范的法律环境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法制经济，各保险主体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市场规则的规范和约束下，从事保险经营和公平竞争，进而深化改革进程，推动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五）强化诚信意识
伸张公平正义，强化失信惩戒机制，以立法的形式对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都建立相应的失信惩戒机制，不断扩大保险诚信体系的覆盖面，不断增强海东乃至全省保险行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第一节WTO关于保险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评述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1995年7月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的界定，保险及与保险相关的服务被纳入金融服务的范畴，这意味着在对保险服务贸易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均应适用GATS及其相关协议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则。
一、保险服务贸易的范围及具体表现形式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录（AnnexonFinancialServices）的界定，保险服务贸易涵盖如下以下一些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商业性活动：[1]
1、直接保险（包括共同保险），又可细分为人寿保险（lifeinsurance）和非人寿保险（non-lifeinsurance）这两类保险业务。
2、再保险（reinsurance）和转分保（retrocession）
3、保险中介（insuranceintermediation），如保险经纪（brokerage）和保险（agency）。
4、辅保险服务（servicesauxiliarytoinsurance），如咨询、精算、风险评估及理赔服务等。
GATS金融服务附录的上述界定涵盖了现实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盈利性保险业务，至于非盈利性及带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险业务，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业务，则不在GATS的规范范围内。因为GATS第一条第1款（b）项明确规定，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调整的范围内，同条同款（c）项进一步补充说明了所谓“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系指既不是商业性质的，又不与任何一种或多种服务相竞争的各项服务。毫无疑问，社会保险业务乃各国政府当局为实施社会保障职能而提供的公共，其与商业保险并无直接的竞争关系，因而属于“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更何况社会保险具有较强的属地性和属人性，根本不存在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的现实可能性，故GATS金融服务附录将其摒弃在保险服务贸易的内容之外。
根据保险服务的提供者或接受者是否需要在国家间进行位移，可将保险服务划分为四种类型：
1、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的提供者或接受者均不发生位移，故亦称为“跨境提供”（cross-bordersupply）。在这种服务方式中，保险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有一定的地域差距，服务的提供方式有些类似于货物贸易或与货物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甲国的保险公司为售往乙国并在乙国使用的汽车提供车辆保险。随着营销水平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不需要与货物贸易相伴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能跨境提供一定的保险服务，如甲国的保险公司可通过甲国当地的经纪人或人在乙国提供保险服务，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大型的保险公司如英国的劳埃德公司（Lloyds）可在海外没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保险产品的服务贸易。[2]
2、在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提供者不移动，接受者发生位移，故又称为“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保险业较常出现的境外消费是当地保险公司为来自国外的游客或商人提供诸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服务。
3、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方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提供保险服务。这是一种特殊的保险服务贸易方式，表面上看，这种服务贸易方式并不涉及人员的流动，但实际上由于各国保险服务水平的差异，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保险发达国家在保险落后国家开拓市场，创设商业存在的同时，仅仅依靠雇佣当地人才是难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的，还必须向商业存在注入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才能满足业务拓展和稳健经营的需要。商业存在与其它保险服务贸易方式不同的特征在于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必须在另一成员方境内设立常设机构并通过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因此以商业存在方式进行的保险服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问题。
4、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自然人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方式中供应者个人发生流动，而服务接受者不移动，故人们将这种服务提供方式称为“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personnel）。保险业中典型的自然人流动如甲国的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到乙国实地提供保险或保险经纪服务。
二、保险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
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是指一国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进入本国市场这一行为的管理与控制。GATS将市场准入条款放在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加以规定，表明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对各缔约方而言不是普遍的绝对的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义务，即这些义务只有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列入成员国的市场准入承诺表，才对该成员国具有法律拘束力。保险服务贸易自然也不例外。成员方一旦对保险市场准入义务做出承诺并附于该国市场准入减让表中，就必须保证其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其在承诺表中所确定的待遇标准。
根据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一成员方一经承诺保险市场准入义务，便不得在保险部门中采取和维持下列六项限制措施：（1）以数量配额、垄断、排他提供者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数量，如以许可证形式直接限制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数量；（2）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如直接限定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量或资产总金额；（3）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经营总量或按规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保险服务产出总值，如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额或保险市场份额做出限定；（4）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特定保险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提供保险服务所需自然人的总量，如限定外资保险公司从业人数或保险人的数额；（5）限制或要求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如只允许合资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展业；（6）采取外国人最高持股比例、单独或累计外资总值的规定，限制外资参与，典型的如不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50％。应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否定性义务并非绝对性义务，只要一国在其承诺计划表中予以说明，它仍可以保留其中一项或几项限制措施。
根据WTO《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以下简称《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各成员方在承诺维护国内既有保险服务管理现状的前提下，还应承担如下市场准入义务：
1、垄断经营权的透明度要求及渐进修正义务。每个成员方应在其承诺的保险服务时间表中列出现存的垄断性经营权利，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其范围。市场垄断实质是一种限制竞争行为，理应加以禁绝，但由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发育不全，市场主体单一，国有保险企业的市场垄断受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显然不能采取“令行禁止”的简单做法，故《金融服务谅解》对此给予充分谅解，只是要求成员方执行透明度要求，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市场垄断的范围，从而给了相关国家足够的缓冲期和回旋余地。
2、保险开业权的保障。《金融服务谅解》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者在其境内设立保险机构或进行商业性拓展，包括并购现有的保险企业。成员方可对保险开业和扩展设定一定的附加要求、条件或程序，但这些要求、条件或程序不得构成对保险开业的实质性阻碍或违反GATS项下的其它义务。
3、新保险服务的许可。新保险服务是指在一成员方境内任何保险服务供应者所不提供的保险服务，即所谓的“保险创新”，包括对现有保险服务的实质性升级或更新，如开办新险种。《金融服务谅解》明确规定，对于其它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在本国境内提供保险创新服务。
4、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成员方不得采取措施阻碍保险信息（包括以电子手段传递的数据资料）传递或处理，或是阻碍保险设备的转让。其前提是这种信息传递、处理或设备转让是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正常商业行为所必需。这是与保险开业权密切相关的一项禁止性义务，保险企业的正常开业除了需要一定的资本、人员、场地外，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料（如寿险的精算资料）和关键的机器设备（如信息处理设备）对保险公司的正常展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这一规定有助于预防成员方以禁止或限制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的方式来变相阻碍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正常营业，从而使“开业权”落空的规避行为。但这一规定并不限制成员方保护个人资料、个人隐私、个人记录和金融秘密（FinancialPrivacy）的权利。
5、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依《金融服务谅解》第9条的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正在境内或已在境内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的下列人员暂时入境：（1）对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保险服务提供、控制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具有信息独占权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掌握保险客户名单的营销主管人员等；（2）保险服务经营的专家，如高级企划人员；（3）计算机服务、电讯服务及保险财务方面的专家；（4）保险精算专家及法律专家。但上述（3）、（4）项人员的临时准入，须考虑成员国境内合格人员的供应量而定，亦即若可在当地觅得充足的（3）、（4）项所列的专家，便无需从境外引入上述人才，实际上意味着成员国可以本国已有充足的相应人才为由，拒绝（3）、（4）项人员的准入要求。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和保险信息传递处理两项义务分别从人员、信息（及设备）方面保障了保险企业“开业权”的实现。
6、保险服务供应的非歧视措施。依《金融服务谅解》第10条之规定，在非歧视的前提下，成员方可以维持下列措施：（1）决定是否提供各类被许可的保险服务，即保险服务的业务限制；（2）限制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业务范围扩及该成员全部境内，即保险服务的地域限制；（3）其它一些符合GATS条款，但对其它成员方的保险服务经营者经营、竞争或进入成员方市场的能力有消极影响的其它措施。《金融服务谅解》第11条还规定，上述（1）、（2）项的业务限制和地域限制措施应尽量不影响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在该国境内既得的市场机会和利益。
三、保险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
与市场准入问题一样，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性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特定义务，各成员方仅在自己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中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根据GATS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每一成员方在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部门中，依照表内所述的各种条件或资格给予其它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标准。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市场准入是国民待遇的前提，如果一国不承诺给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予市场准入的机会，国民待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国民待遇并不是市场准入的必然结果，国民待遇的实施至少受到两项合法限制：一是成员方仅在其具体承诺并列于开放计划表的部门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二是成员方可在计划表中对国民待遇设定明确的限制和条件。
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保险服务领域的国民待遇除了贯彻GATS的基本原则外，还有如下的特殊规定：
1、公共机构保险服务采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虽然有GATS第13条“政府采购例外”的规定，《金融服务谅解》仍要求每一成员方应确保在其境内建立机构的外国保险服务供应商在提供或出售本国公共机构的保险服务方面，应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2、跨境保险服务的国民待遇。
这一国民待遇要求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非居民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中介或本身作为中介，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提供如下保险服务：（1）海运和商业性航空航天运输及运费保险；（2）运输（含国际运输）的货物、运输货物的工具和由此产生责任的保险；（3）再保险、转分保；（4）咨询、统计、风险评估、索赔等辅保险服务。另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居民在其它成员方境内购买上述保险服务。
以上保险业务范围与GATS金融服务附录所列的保险业务范围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各种人寿保险被明确排除在跨境提供的国民待遇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并非对人寿保险的业务歧视，而是由于人寿保险的业务特征所致，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寿险服务提供者邻近寿险服务接受者仍是寿险服务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如此，寿险服务提供者才能为客户准确地解释寿险条款，全面了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概况，评估风险发生概率和准备金比率，从而既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寿险服务，又可有效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因此，在目前的保险业实践中，寿险的服务提供者多与寿险的服务接受者在同一国境内，这是基于寿险行业的上述特点，国际保险业中寿险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水平极低，未成规模，故《金融服务谅解》将其略去，未作列举。
3、支付与清算的国民待遇。
根据GATS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任一成员方应当允许在其境内已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商使用由公共机构运营的支付与清算系统，以及获取正常业务活动过程中所提供的官方基金援助和再融资便利。但外国保险服务商不享受官方最终资金贷款或清理的权利，因为依据国际惯例，跨国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和债权债务清理人通常是其母公司或母国金融主管部门，故外国保险服务商不得以国民待遇为理由，要求东道国金融主管部门对进行最终贷款援助或债权债务清理。
4、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
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在加入或参与保险自律组织、清算机构或别的组织、机构时，其享受的待遇应与本国保险公司相同。当成员方直接或间接地给予相关组织成员予提供保险服务的特权或优惠时，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也应一体均沾，福利共享。
《金融服务谅解》之所以做出上述特殊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些成员国金融当局给予金融企业的特权或优惠，是以金融企业加入相关组织（如保险业的保险同业公会）作为前提的，并且这种特权或优惠往往是通过同业组织间接给予的，在这种情形下，成员国政府实际上可通过限制外国金融服务商的入会资格，来限制或剥夺外国金融服务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本可享受的特权或优惠。故《金融服务谅解》对外国金融服务商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作了特别强调，以避免成员方上述规避行为的发生。
第二节各国保险服务贸易开放态势述评
保险服务贸易是国际金融服务市场中行业规模和经济影响较大的服务行业之一。由于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宏观政策上的特殊影响，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国力出发，确定其保险服务开放方式，其保险服务贸易法制不一而足，各具特色，本节主要对一些代表性国家的保险服务贸易法制及其在GATS项下的承诺修改动态作一评介。
一、保险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基本模式
1997年12月13日，WTO第二轮金融服务贸易谈判达成最后协议[3]，包括美国在内的总共56个成员方（代表70个国家和地区）正式通过了《全球金融服务协议》。《全球金融服务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允许其它成员方在本国境内建立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服务公司，并按平等原则参与竞争；其它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享有与本国服务提供者同等的进入金融市场的权利；取消跨境服务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金融服务贸易的投资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该协议涉及全球95%的金融服务市场，至今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在协议项下作出了承诺。[4]结合各相关国家保险服务贸易立法状况，分析其在《全球金融服务协议》项下所作的承诺，我们可将世界范围内保险服务市场开放格局大别为四类，兹分别介绍如下：
1、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市场完全开放模式
此类发达国家保险市场高度发达，保险公司实力雄厚，保险产品品种繁多，保险创新层出不穷，保险从业人员素质较高，加之保险服务法规齐全，监管得力，在国际保险服务贸易中明显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因此，这些国家在法律上对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给予充分的市场准入机会和完全的国民待遇。
2、以日本、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限开放模式
此类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也非常发达，保险市场的发展历史较长，但保险法规、制度长期未能定型，有的是出于一体化原因使法律频繁变更（如欧盟），有的是因为国内保险业的痼疾得不到解决而使法律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如日本），因此这些国家在保险市场开放的态度上表现得较为犹豫，严格限制外国保险公司介入本国保险市场。
3、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充分开放模式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谈判中表示愿意原则上接受金融服务自由化的目标，但同时亦主张，对自由化的进程速度保持严格的控制。此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我国台湾地区、智利、南非、摩洛哥和匈牙利等。它们鉴于本国或本地区的保险资源相对贫乏，又迫于发达国家开放保险市场的强烈压力，依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现实状况，在保险市场开放上给予外国保险公司较为充分的国民待遇和开业权。例如，智利在其特定承诺表中，对外国公司在其本国开业，除养老金业务之外，对保险业务不加特别限制；再如，南非对于财产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对人寿保险公司除了国外再保险之外，也采取了无限制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
4、发展中国家有限开放保险市场的模式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保险服务落后，缺乏竞争力，如果屈从于发达国家的压力无限地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势必会冲垮本国保险业，并为日后的保险监管带来隐患。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有条件的市场准入和分国民待遇的原则，在拟定特定承诺表时，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予以灵活性的有限承诺。在实际操作中，它们大多采取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来防止外资对保险市场的冲击。
二、典型国家或地区保险服务贸易开放态势及其保险服务贸易承诺概况介绍
针对以上四种迥异的保险服务开放模式，我们分别以其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美国、日本、台湾地区和泰国为例，对其保险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及其最新承诺概况作一介绍。
（一）美国
美国是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其保险市场的典型代表，这与其在国际保险服务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是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仅1998年美国的保费收入就达到7364.7亿美元，占世界总保费收入的1/3强，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服务输出国。因此，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金融服务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倡导者，也是GATS协议谈判的主要发起方。
美国在立法上将保险公司监管的责任下放到各州，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州保险署的批准才能在该州营业，此外保险公司还必须遵守该州的费率厘定和财务报告要求，[4]因此各州在保险公司的组建、注册、审核、税收等方面存在不小差异，在特定承诺表上，美国根据各州监管法律的差别，拟定了不同的市场准入限制。例如，不同的州对外资保险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美国国籍要求各异，路易斯安那州要求外资保险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必须100%具有美国国籍，而其它州则要求75%甚至更少。
在国民待遇限制上，美国对于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主要是通过加收联邦执照税和限定保险业务范围加以制约。其它几种服务方式则无任何限制，这主要是因为在跨境提供方式下，外国保险公司身处境外，难以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有效监管。
在辅保险服务上，如人、经纪人、理赔人等，美国各州一般均有严格的限制，其从业主体资格仅限于本州居民，不发给非本州居民执业许可证。在新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中，美国承诺在州水平上取消对保险服务和辅保险服务颁发许可证的居民或公民要求，并保证对新的保险进入者扩大其现有的经营活动范围，并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施新的措施。
（二）日本
以保费收入总额统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保险大国。日本政府长期以来非常重视保险业的发展，其对保险业的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日本对保险业的课税方法别具一格，既不对保费收入征税，也不对公司利润征税，只对其资本运用收益部分征税。与此同时，日本严格限定外国保险公司在日本的开业权，并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审批和经营范围严加限制。在这样封闭的市场环境下，日本的保险业发展呈现出一种“负重前行”的尴尬态势：一方面，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由复苏到繁荣，加上日本政府对金融业的特殊扶持，日本孕育了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保险市场，培养了诸如日本生命保险、第一生命保险、东京海上保险等世界知名的保险业“旗舰”，1998年日本的保险业务收入高达4531亿美元，占全世界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由于受政府严格的准入限制，保险市场
供给主体有限，缺乏充分有效的竞争，日本保险公司盲目地拓展规模，扩张业务，造成保费负增长、退保率攀升、不良资产比率恶化等一系列恶果。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充分暴露出来，并引发了日本保险业的“大地震”，一些曾经辉煌的保险公司如日本生命保险、东邦生命保险等大型保险公司相继破产。
从1993年起，美国开始同日本进行开放保险市场的谈判，要求日本加快保险市场开放的进程，并增强保险监管的透明度。1994年10月，日美第一轮谈判达成协议，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申报制直接在日本开业。1996年12月15日，日美之间达成新的保险服务贸易协议，协议进一步放宽了外资保险公司费率厘定及参与第三领域保险（即既非生命保险又非财产保险的损害保险）的限制。
日本保险业的开放是在其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压力下作出的。在新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进一步加快了保险服务贸易开放的步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1）1996年6月，取消了保险服务中的一些限制，如：保险过境交易中的空运保险、海运保险的限制；保险经纪人和保险零售中的日元支付要求及保险赔付中的日元支付要求。（2）在1998年7月以前，汽车、火灾等伤害保险的费率完全自由化。（3）从1998年4月起，外汇交易完全自由化，废除对保险经纪人的禁令。
在日美两次签署保险协议后，日本逐步开放其保险市场。到2000年9月底，日本国内共有外资寿险公司5家，外资财险公司5家，外国财险公司分支机构27家，日本保险公司开始面临来自外资保险公司直接的竞争压力。
（三）台湾地区
台湾保险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目前的台湾保险市场中，有33家寿险公司和23家产险公司正式营业，其中美资保险公司占相当比重，寿险公司中有15家是美资公司，产险公司中有7家是美资公司。1996年台湾保费总收入达到156亿美元，外国保险公司在寿险市场所占的份额将近6%，在产险方面则为1.4%.
台湾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台湾保险市场主要对美国保险公司开放。1987年，在美国以“特别301条款”相要挟的情况下，台湾不得不向美正式开放保险市场，允许美国安泰人寿、家庭寿险两家公司在台开业。根据双方协议，自1988年起，台湾方面每年可核准美国的两家寿险、两家产险公司在台营业。为规范准入条件，台湾“财政部”还于1990年公布了《对美国保险公司申请设立分公司的审核要点》，规定美国保险公司申请在台设立分公司，必须符合以下5个条件：（1）具备等值于5亿新台币以上的实收资本；（2）经营者经营所申请的保险业务达5年以上；（3）申请前的营业状况经台湾主管当局认可的国际保险鉴评机构评定为A级；（4）最近5年内无重大违规经营受处罚的记录；（5）在美国国外设有分公司或与美国国外保险业有再保险业务往来。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延续至今，1994年，以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为契机，台湾开始酝酿岛内保险业的全面开放。为满足关贸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从1995年开始，台湾决定全面开放其保险市场。根据台湾1995年7月17日颁布的有关《外国保险公司在台设立分支机构规定》的修正案，台湾全面放宽了对保险市场的外资准入限制，取消了进入台湾的外国保险公司有关高额实收资本和高额资产净值的“双高”履行要求，将准入条件局限在以下两方面：（1）从业记录良好，以往三年财务稳健；（2）五年内未因违法而受其母国监管当局的惩处。此外台湾还放宽了外资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允许外国相互保险公司在台湾开设分公司，并取消了外国保险公司开业权的互惠限制。从上述保险服务贸易规范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保险服务市场已基本实现了自由化，因此称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充分开放保险市场的典型代表。[5]
（四）泰国
泰国于1993年起开放保险市场，其保险业已形成一定经济规模。目前泰国境内共有110家保险公司，其中有10家外资保险公司，全国范围内本国与外资保险公司共设有1700多家分支机构，通过15万名寿险人和4千多名非寿险经纪人开展业务。
为应对保险市场逐步开放过程中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泰国政府未雨绸缪，及时制定了一些保险服务贸易法规，其主要内容如下：1、提高保险公司边际偿付能力和未决赔偿准备金的比例，以确保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2、扩大投资范围，鼓励险种引进，以提高保险公司的生存能力和经营效率；3、逐步放宽保险监管，减少对保险条款、保险费率和承保范围的干预与限制，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政策和监管环境。[6]基于泰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泰国主要奉行分阶段有限开放的保险市场开放模式，其在GATS项下特定承诺表的承诺基本上也贯彻了上述思路。在1997年全球金融服务协议谈判中，泰国政府作出了以下三点承诺：（1）分阶段提升外资在本国保险业的参与水平，从1993至1997年，允许外资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拥有25%的股权，从1998到2002年，允许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拥有49%的股权，从2003至2007年，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拥有50%以上乃至100%的股权。（2）对外国保险人才的准入作出限制，只允许外国高级管理人员、专家及技术人员入境，且需经泰国保险监管部门批准。（3）泰国对于购买本国保险公司寿险产品的投保人即予一定免税待遇。
三、对WTO主要成员方保险服务贸易承诺概况的评析
1998年，学者LauraJ.Lane对《全球金融服务协议》的70个原始缔约方的保险服务贸易承诺情况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她分商业存在、跨境提供、市
场准入及保险服务范围三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一组统计数据：[7]
在商业存在方面，有45个国家允许外资通过100%全资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形式进入本国保险服务市场；有9个国家允许外资持有合资保险公司50%以上的股份；7个国家允许外资拥有全资子公司，但不允许外资设立分公司；有5个国家禁止外资在合资保险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超过50%；另有4个国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在跨境提供方面，有35个国家有选择地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作出了承诺；有27个国家允许海上保险、航空保险、运输保险、再保险和保险经纪业务的跨境提供；有8个国家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方式未作出任何承诺。
在市场准入和保险服务范围方面，有53个国家保证对所有的保险领域实行市场准入；有13个国家只对部分保险领域作出了准入承诺；另4个国家无任何承诺。
对以上主要成员方的保辗癯信登榭黾右苑治觯颐强梢缘贸鋈缦录傅憬崧郏骸？/p>
1、大多数成员方积极地扩大了承诺的范围或在既有承诺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承诺。其中自然有弱小国家谈判受压而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各成员方均认识到保险服务贸易自由化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保险服务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将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广泛和优质的服务，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南北国家均可以从保险服务开放中受益：对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而言，保险服务承诺的拓宽与加深将使它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服务市场，赢得更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它们在国际保险服务贸易领域的强者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可以通过开放市场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先进管理经验和保险产品，历史经验表明，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更何况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换取有关国家相关服务产业的准入机会亦可获得“共赢互利”的效果。
2、纵观承诺改进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多为放宽外资股权限制、扩大险种范围、取消业务或地域限制等实质性承诺，而发达国家作出的承诺则多为对既有承诺的技术性或程序性修缮。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金融保险业实力雄厚，且一贯奉行金融服务国民待遇原则，早在1995年的GATS生效之时便对金融保险的市场开放作了全面、彻底的承诺。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当时基于“免费搭车”（FreeRide）效应的考虑，提出基于互惠的最惠国待遇限制之外，其它发达国家对外国金融保险服务商进入本国市场并未设置明显的障碍。1997年金融服务协议达成后，美国、澳大利亚也撤回了其“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豁免要求，重新回归到GATS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轨道中。有鉴于此，发达国家主要对一些技术性或程序性要求作出改进承诺。
3、发展中国家的改进承诺力度不小，但一些关键问题上仍谨小慎微，充分地利用GATS的“逐步自由化”原则，分步骤、分期限地开放本国保险服务部门。GATS项下的承诺采取“原则综述”与“逐项给予”相结合的原则，这使发展中国家成员方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作出抽象的原则性承诺，如巴西承诺未来的立法将允许私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塞浦路斯承诺扩大再保险的开放等；另一种是作具体的限定性承诺，如印尼承诺保险公司的外资股权比例可上升至100%，马来西亚承诺到2005年6月30日，允许外资设立6个新的再保险公司等。两种承诺方式各有利弊：抽象承诺没有具体的时限和实施条件，不立即履行所受的压力较小，但若迟迟不予兑现，会给其它成员方造成“不守信用”的印象；具体承诺设定具体的指标或期限要求，若不予兑现国家所受的外交压力较大，但成员国作出的具体承诺往往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外资对本国经济冲击较小的保险部门或保险领域进行开放，并且附加了诸如时间、立法修改、配额、比例等各种限制，采取具体承诺，国家可将保险市场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稳稳地操控在自己手中。两相比较，较之抽象承诺的泛泛而谈，具体承诺的优势较为明显，也容易被相关国家所接受。因此，大多数国家在改进承诺时作出的均为具体承诺，而抽象承诺的运用较为有限，多用于对一些原则的阐述与声明。
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保险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述评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保险及其相关服务（包括寿险、健康险、年金险、非寿险、再保险和保险附属服务）作了如下具体承诺：
（一）关于跨境提供的保险服务
只对如下一些保险服务作跨境提供方面的具体承诺：再保险、国际运输保险、大型商业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和运输保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对其他保险服务不作跨境提供方面的承诺。
（二）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外资保险企业的形式和外资股权比例限制
1、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分公司或合资企业，外资可占51%.
2、入世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取消企业形式限制。
3、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寿险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可占50%股权，并可自行选择合资伙伴。
4、对于大型商业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运输保险和再保险经纪，自入世时起，允许设立外资股权比例不超过50%的合资企业；入世后3年内，外资股权比例增至51%；入世后5年内，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对于其他经纪服务，中国不作承诺。
5、允许保险公司随着地域限制的逐步取消设立内部分支机构的限制。
（三）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限制
1、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及保险经纪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
2、入世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非寿险公司及保险经纪公司在下列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
3、入世后3年内，将取消地域限制。
（四）外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1、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提供无地域限制的“统括保单”大型商业保险，向境外企业提供保险，并向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财产险、相关责任险和信用险。入世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国内客户提供全部非寿险服务。
2、自入世时起，允许外国保险公司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外资独资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服务，无地域限制或发放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
（五）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许可条件
自入世时起，许可的发放将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资格条件如下：
1、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中有30年以上设立商业机构经验的外国保险公司；
2、应连续2年在中国设有代表处；
3、在提出申请的前一年年末总资产应超过50亿美元，但保险经纪公司除外。保险经纪公司的总资产应超过5亿美元；入世后1年内，其总资产应超过4亿美元；入世后2年内，其总资产应超过3亿美元；入世后4年内，其总资产应超过2亿美元。
（六）国民待遇限制
1、外国保险机构不得从事法定保险业务。
2、自入世时起，外国保险机构要就非寿险、个人事故和健康险的基本风险的所有业务向一家指定的中国再保险公司进行20%的分保。入世后1年，分保比例为15%；入世后2年，分保比例为10%；入世后3年，分保比例为5%；入世后4年，不要求任何强制分保。
在我国的入世谈判过程中，保险服务贸易是成员方提出要价最多的金融服务贸易，也是金融服务贸易中我国作出具体承诺内容最多的领域，这多少反映了在这一领域我国与其它成员方谈判的复杂与困难程度。考察最终文本中我国作出的具体承诺，我们认为，中国较好地利用了GATS“渐进式开放”和“审慎例外”的原则，充分维护了中国保险服务业的权益，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期。
首先，我国沿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入世具体承诺中的作法，对保险服务贸易作的是“逐项给予”的具体承诺，即明确市场开放的具体领域和进度，选择外资对本国经济冲击较小的保险部门或保险领域进行开放，并且附加了诸如时间、立法修改、配额、比例等各种限制，从而将保险市场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稳稳地操控在自己手中。
其次，我国借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保险业开放的有益经验，奉行的是“渐进式”开放的原则，即使是冲击不大的领域，也不一蹴而就地全面放开，而是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开放。以地域范围限制为例，我国根据保险业发展程度，分步分区域地逐步开放，入世即开放上海、广州、大连、深圳、佛山五地，第二年开放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天津十市，第三年取消地域限制。其实，第一步的五市与第二步的十市，其保险业发展程度并没有特别悬殊的差异，之所以作两步安排，还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意在充分地利用GATS规则，为我国保险业迎接入世冲击赢得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
再次，我国在入世承诺中既承诺开放市场，也不放弃市场准入监管。我国对外资保险机构设立严格的准入条件，要求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中有30年以上设立商业机构经验的外国保险公司，总资产超过50亿美元，且应连续2年在中国设有代表处。资历和总资产要求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筛选”，通过硬性的资本要求吸纳资质优良、实力雄厚的大型保险公司，而将缺乏竞争力的小公司拒之门外。代表处前置要求是我国所特有的一项准入条件。笔者认为，代表处前置要求不仅仅是一项程序要求，而且具有深远的实际用意。第一，代表处前置要求有助于中国监管机关了解申请者的资信和财务状况，增强对准入申请实质审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第二，要求外国保险公司在准入前设立代表处，可以使外国保险公司对陌生的中国市场有所了解，作好准入后应对风险的充分准备，从而加快外国保险公司适应中国市场的进度，减少经营风险，实现外资保险公司的安全稳健经营；最后，在外资保险公司大量申请准入的情况下，对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申请者规定必须已设有代表机构两年以上，实际上是创设一种变相的“缓冲期”，以减小同一时段外国保险公司大举进入对我国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造成的冲击，同时也为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最后，尽管有具体承诺，我国可以充分利用GATS《金融服务附录》的“审慎例外”规定，强化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准入审查……“审慎例外”（prudentialcarve—out）是国际金融界对金融附录（AnnexOnFinancialService）第2款（a）的习惯性简称，规定WTO的成员方出于审慎目的而采取的审慎措施可以不受GATS及金融承诺的限制。WTO《金融服务附录》在第二条“国内法规”中明确规定：“尽管有本协议（GATS）其它条款，但不能阻止一成员方出于审慎的原因而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金融服务提供者对之负有信托责任的人，或者为确保金融体制的完善与稳定而采取的措施”。这一规定实际上肯定了东道国监管当局为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性，有权基于审慎目的制定附加的保险准入条件。金融附录之所以规定“审慎例外”缘于金融服务贸易的特殊性，金融业与其它众多的服务行业不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具有公共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需要进行严密的监管，否则，金融自由化不但不能取得预期的收获，而且甚至会给成员方带来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8]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了上述授权，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交由金融监管机构个案审查的其它审慎性条件：（1）具有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2）具有稳健的风险管理体系；（3）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4）具有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5）申请人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6）具有有效的反洗钱措施。这些条件从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强化了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准入要求，也使我国监管当局在审核外国保险公司准入申请时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第三节加入WTO对中国保险服务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法律应对
结合上文所述的WTO主要成员方保险服务承诺概况表，分析我国作出的承诺，不难看出，我国在保险服务领域所作承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标准。从原先的经济试点开放模式突变为全方位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格局，对我国的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宜一概而论，而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辩证分析。
一、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积极意义
我国开放保险市场的承诺预示着竞争机制将逐渐在中国保险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和主导作用。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我国保险业将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将逐步融入国际保险业，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具体而言，保险市场开放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有助于优化保险市场结构，提高保险市场效率。
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确实履行GATS项下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放松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限制。随着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加，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在1991年之前，中国保险市场基本呈现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花独秀”的局面，1991年后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分拆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三个独立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以及太平洋、平安、天安、大众、新华、泰康、华泰、永安、华安等一大批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崛起，中国保险市场已经打破了中保集团独家垄断保险市场的局面。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断言我国保险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呢？笔者认为，作出这种判断为时尚早。从保险公司的数量上看，我国保险服务供给者数量的确不少，但从各保险公司的资质及其业务分布格局来看，各保险公司之间和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目前，除了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少数几家保险公司设立较早，资力雄厚，网点遍及全国各主要省市之外，其余保险公司要么有区域性展业限制（如天安、大众、永安、华安保险公司），要么缺乏在全国拓展业务的实力。这样，就导致我国保险市场格局呈现出一种地域失衡：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保险供给主体较多，竞争较为充分；在各省会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只有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四家全国性保险公司，处于一种寡头垄断状态；至于在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则只有中国人寿与中国人民两家保险公司，分别在寿险市场和财险市场居于完全垄断地位。[9]这种格局，依靠我国保险市场机制自身是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只有引入外资保险公司，才能使上述地区的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格局向充分竞争的方向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国承诺在入世五年后完全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展业的地域限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二）加入WTO有助于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经营，开拓海外保险市场。
根据世界各国保险业发展的经验，在引入外资保险机构及其经营技术的一段时间后，必须同时向海外投资，建立海外保险机构，这样，才能发展外向型经济，真正实现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保险市场的接轨。因为对一个实行保险市场开放的国家来说，只有在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要素双向流动的情况下，才能使本国保险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引进来”与“走出去”是中国保险市场开放缺一不可的两方面，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10]从目前看来，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经营已经奠定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均在海外设立了数量可观的保险分支机构，其经营范围和人员组织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海外站稳了脚跟，积蓄了经验，初步具备了与当地保险公司相抗衡的实力。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向其它成员方开放本国保险市场的同时，亦可充分利用其它成员方的市场准入承诺，以现有的海外保险机构为基础，逐步扩展机构网点，开拓海外保险市场。
（三）加入WTO有助于保险产品创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现代商业保险不仅仅具有损失弥补、死亡给付、疾病护理等功能，而且派生出了很强的信息传递、储蓄、投资等功能。我国保险业这两年虽对保险产品创新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如平安保险公司在1999年下半年推出了具有投资功能的分红保险，但总体而言，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一些著名的保险公司相比，在产品创新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西方大型保险公司一般都有专门的保险产品开放部，负责保险产品的开放设计和改造升级。以德国的安联保险公司为例，公司要求进行保险产品开发时应遵循如下三个原则：1、适时性原则，强调保险产品开发的时效性，要针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作出敏捷、准确的反映；2、市场性原则，即要求产品开发适应市场的需要，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并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3、盈利性原则，产品开发应注重经济效益，强调保费收入要恒大于开发成本和营销费用。[11]
而我国极少有保险公司具备这样的产品创新素质和理念，因而目前我国保险产品品种单一，产品开发迟滞，难以满足保险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保险消费需求。例如，在寿险经营中，各保险公司都在竭力争夺少儿险、学生险市场，在产险方面，各保险公司的竞争和创新也主要集中在财产、车辆、货物运输等少数几个险种上，责任险（包括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职业责任险、场所责任险等）、信用保险、保证保险、投资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潜力的新险种，却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据相关资料显示，国内的产险公司大都把目光集中在机动车险、企财险和货运险等几个已经形成规模的险种上，这些险种占财产保险业务总量的90％以上，而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险种虽然发展空间大，却开办得较少，仅占财产保险业务总量的10％以下，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可达20―30％，由此可见我国保险市场险种单一之一斑。[12]与险种单一的状况相对应，我国保险产品结构的重复现象也非常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家保险公司险种结构的类同率高达90%以上。[13]这种状况不仅使各保险公司在一种低水平上重复建设，无法构造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而且导致保险市场上供给过剩，过度竞争，造成生产力和保险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加入WTO后，这一局面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届时，外资保险公司大量涌入我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获取更大利润，它们必然努力开发和推广新的保险品种，从而使中国消费者能够获取优质高效的保险服务，同时也造成“溢出效应”，即使国内保险公司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培养和树立起保险产品创新的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保险产品开发的能力，从而提高中国保险业的经营水平，促进保险市场供给日渐规范和完备。
（四）加入WTO有助于充分、合理、有效地引入保险资金、技术，并有助于我国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
目前，保险界在分析一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时，普遍采用四个指标，即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险资产与银行资产的比率和保险需求弹性目标值。从保险深度来看，我国1998年的保险深度为1.57%，不仅低于日本的11.9%、北美国家的8.7%、西欧国家的7.4%，而且也远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5%的平均深度水平；从保险密度来看，1997年全球人均保险消费为423美元，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00美元左右，而我国同期的人均保险消费仅有10.9美元，仅居世界第77位；从保险资产与银行资产的比率来看，英、美、德、日等国家保险资产同银行资产基本上可以并驾齐驱，有些国家的保险资产甚至超过银行资产，而我国1998年保险资产仅占银行资产的1.63%；最后，从保险需求弹性目标值来分析，一般认为经验目标值参数大于1时，说明该国保险市场供不应求，反之，则表示该国的保险市场供过于求，而我国自1985年以来的保险需求弹性目标值一直维持在1.015－1.058之间，说明我国保险市场始终是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14]以上四个指标均说明，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是十分广阔的。
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瓶颈的存在，我国保险市场的供给主体数量偏少。目前全国仅有20余家保险公司，而且大多是区域性或专业性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与国内的其它行业相比，长期以来保险市场的开放度较低，实际上保险业作为一个垄断程度较高，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且供需悬殊如此巨大的产业，本应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而在引资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莫过于引入外资保险机构。目前，国外的大型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的潜力极其看好，加入WTO之后，它们将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广设经营网点，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补我国保险业的资金缺口，缓解我国保险市场供不应求的供需矛盾。
保险经营技术包含市场营销、产品创新、承保、理赔、资金运用等方面，可大别为两类：一种是模仿技术，即可以通过模仿加以传播的技术（如市场营销技术和展业技术），模仿技术扩散速度较快，例如1994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首先在上海实行寿险业务人制度，使国内保险公司大开眼界，竞相仿效，从而促成了我国寿险营销制度的重大变革；另一种技术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才能掌握（如产品设计和开发技术），也称为授受技术。十余年的保险试点开放经验昭示我们，引入外资保险公司资金和观念方面对中国保险业良有助益，而且对提高中国保险技术也大有帮助，尤其是在授受技术方面。当外资游离于中国保险市场之外时，我们是难有机会学习和掌握其授受技术的，即使其进入中国市场，若其采用的是封闭的分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形式，国内保险公司亦难以接触和掌握其核心的授受技术。因此，从这一点上分析，引进保险技术的最佳方式是与外资合作成立合资保险公司，我国在保险服务开放问题上，应尤其重视以合资方式引入外资保险公司。
保险业的特殊经营形式使其对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以及保险中介等方面人才有着特殊的要求，而上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自建国以来，我国保险人才培养工作几经停滞，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断层，保险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专业人才极度匮乏。以保险公估人为例，我国迄今培养的高素质保险公估人寥寥无几，以致在一些重大赔案中，我国不得不聘请港澳或国外的保险公估人。[15]由于保险业强调“以人为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断层对中国保险业的制约要远大于资金短缺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制约。WTO《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第9条强调，各成员方应允许正在境内或已在境内设立商业存在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的专业人才临时入境。这一规定表面上看，是从人员配备方面保障外资保险公司在东道国的开业权，但东道国亦可因此获得“溢出效应”，即国内保险从业人员可在与这些专业人士共事或竞争的过程中，接受新思维，掌握新技术，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自己的素质。加入WTO后，中国与国外保险人才的双向交流活动会更加频仍，中国保险从业人员在向国内外资保险机构专业人才学习的同时，也将大量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如此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国保险业人才的综合素质。
（五）加入WTO有助于中国保险企业组织结构及保险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加入WTO之后，我国保险业将日渐融入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潮流之中。当今世界的保险业，从保险企业组织结构到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方式，无不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创新。打开国门后，外资保险公司将把这些变革与创新引入中国，从而使中国保险业与国际惯例充分接轨，全面推进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步伐。
首先，从公司组织结构来看，传统的保险企业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互保公司、劳合社协会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还产生了自保公司（即某企业集团为防范自身风险而成立的保险公司）、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险企业。据权威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上将出现4000余家自保公司。[16]此外，保险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现象也越来越多。由于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使能够从股票市场上大量募资的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业备受青睐，互保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转化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日渐增多。根据WTO项下GATS协议的相关规定，若我国在入世时未对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加以特殊限制，我国将允许有限责任公司、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进入中国市场，这无疑将使中国保险企业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对增强中国保险市场的活力是有利的。理论界有些学者以《保险法》第70条将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局限于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由，认为法律限定了我国绝对不得引入除上述两种类型之外的外资保险公司。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虽然《保险法》第154条规定，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及外国保险分公司原则上适用《保险法》，但同一条亦规定允许法律、行政法规对外资保险公司另作规定。同时，《保险法》第156条还规定：“本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性质的保险组织，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条法律规定语焉不详，可理解为非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类型保险组织，可由国家以专门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因此，《保险法》第70条规定的合理性姑且不论，但从《保险法》附则中的上述条文可以看出，国家并没有将引入其它类型保险公司的路堵死。何况在实践中，目前我国允许进行开放试点的外资保险公司有不少是有限责任公司，今后，还要大量引入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险企业组织形式，以实现我国保险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国际保险业中已经出现了保险电子化和网络化的趋势。1994年，伦敦保险市场开始使用电子承保系统（ESP），由此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在保险行业中，慕尼黑再保险公司首先建立了电脑增值服务网（PINET），促进了全球再保险交易的自动化。同时，在许多大型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中，从内部文档处理、数据处理到承保、理赔、资金运用⑵笠稻霾叩雀鞲龌方诰迪至说缱踊胪缁？script>WriteZhu（‘17’）；相形之下，我国保险业无论是客户服务，还是公司内部管理，都还在沿用传统的经营模式，经营电子化和网络化尚未真正启动。加入WTO之后，更多外资保险公司将把新型的经营服务方式介绍到中国。为了提高保险效率，不在竞争中落败，我国保险业必然会对上述新型保险经营方式加以吸收或借鉴，甚至于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营方式，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保险经营的现代化水平。
二、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保险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属“幼稚产业”，一旦全面开放，中国保险市场将面临一系列冲击与挑战。概括而言，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市场竞争、保险监管和资金流出三个方面：
（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内保险公司既有的市场份额与人才资源有被不断侵蚀的危险。
加入WTO之后，随着市场的全面开放，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国保险公司数量将会不断增加，据估计，由于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全球大约有300多家大型保险公司制定了开发中国保险市场的计划。[18]中国保险业将面临来自大量外资保险机构的激烈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国内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服务意识、保险产品、保险技术、保险人才等方面都存在改进和变革的压力。当前，保险费率等传统因素已不再是市场竞争的主要着眼点，而保险产品的创新能力、服务水平、风险评估、理赔咨询、人力资源等非价格因素才是对竞争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而这些正是中国保险业的薄弱环节。因此可以预见，入世之后保险业的竞争可能是很残酷的，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保险人才流失等情况难以避免。
从市场份额上看，外资保险公司资本雄厚，营销经验丰富，经营管理水平高，中国民族保险公司与其相比，明显处于竞争劣势。以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为例，1994年美国友邦公司在上海人寿保险方面的市场占有率最高曾达到45％，几乎占了上海寿险市场的“半壁江山”，保险人队伍超过5000人，年保费收入超过5亿元。[19]而这一切还是在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有着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全面开放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公司所辛苦营建的市场份额恐怕将被技高一筹的外资保险公司所大肆侵夺。
外资保险公司对中国民族保险公司的另一重大威胁，在于它们将从民族保险公司中挖走本来就非常稀缺的保险专业人才。目前国内的保险企业在人事用工制度上较为僵化，基本上还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可能采取高工资、高福利的优惠待遇，吸纳国内的保险专业人才，这将不可避免的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业务骨干与专业人才的部分流失，对民族保险公司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20]
（二）加入WTO将对我国的保险监管造成冲击。
首先，从保险监管模式来看，我国现行的保险监管主要只就外资保险机构准入形式、履行要求及准入程序等作出规定，有学者称其为“门槛式监管”。这种监管模式注重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的审批程序，外资获准进入的难度较大，但一旦获得经营许可证之后，有效的后续监管却不完善。[21]加入WTO之后，无论在准入监管环节还是在经营监管环节，我国都将面临严重的考验。从准入环节来看，我国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日渐增大，为了我国入世时所作的市场准入承诺，我国将不得不对现行的严格准入模式加以放宽；从经营环节上看，外资保险公司一般均具有与监管部门“博弈”的丰富经验，能通过捕捉监管漏洞，进行规避性活动，以牟取额外的利润，这为我国目前宽泛的经营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次，从保险监管手段来看，我国目前对保险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一种合规性监管，即对保险公司业务行为是否符合既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一种规范性监管，监管方法主要采用非现场检查即报表审查的方式进行。随着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保险创新层出不穷，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的混业经营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增加了额外的市场风险。外资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保险创新能力和规避监管能力，陈旧的合规性监管和非现场检查方式显然对其缺乏足够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对贷款集中、内部控制、表外业务等所产生的市场风险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
再次，从保险监管体系上看，我国保险监管体系与成熟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1）保险立法粗陋，保险基本法《保险法》虽已颁布实施，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再保险、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资金的运用等重大问题均未作具体规定；（2）监管机制单一，主要运用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力量，尚未建立起自律性的内部监管机制，而在发达国家保险业中，以保险同业公会为代表的行业性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管作为外部监管的补充，对规范保险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3）监管人力、物力匮乏，据1999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专职保险监管人员仅有百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并非保险专业人才，国家下拨给保险监管部门的经费也有限，上述瓶颈使我国保险监管仅限于常规的稽核检查，难以进行全面性的风险监管。[22]以上监管体制上的缺陷，将在入世之后更加凸现出来，如若不加以改善，很可会称为外资保险公司规避监管，违规经营提供可乘之机，从而危及我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三）加入WTO后，我国资本市场可能有资金外流的潜在危险。
保险业不同于其它金融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运营依据是数理概率论上的“大数法则”。[23]这使得保险业尤其是人寿保险业具有一种资金吸纳的“磁场效应”，投保人将大量保费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备足准备金之后，将巨额保险资金用于投资，实现保险资金的保值与增值。在发达国家，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运用率在85%以上，而中国的保险资金运用率只有10%左右。国外保险业已从单纯经营负债业务发展到同时经营资产业务阶段，依靠多渠道的投资所获得收益不仅使保险公司能弥补保险业务经营的亏损，而且保险投资也在金融市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习惯于运用资金投资的外资保险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可以以吸收保费的形式聚敛资金，用于投资，然后将巨额投资收益转移出境，而与此同时，外国保险公司带入中国的外资相当有限，如此有可能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形成一股资金“逆流”，与我国吸引外资的初衷相悖。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05条的要求，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其资金用途也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较为稳健安全、收益率也较低的投资途径上，禁止保险资金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这就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上述资金逆流的负面影响。但值得重视的是，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证监会、保监会的议事日程。从近日的实践来看，已经初步显露出了外资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苗头。例如，首次向保险公司配售的同盛基金，共有11家公司获准参加配售，其中有中国人寿等10家中资保险公司，还有1家中法合资的金盛人寿保险公司。[24]入世后依据GATS协议渐进式“国民待遇”的原则规定和《金融服务协议》关于“平等参与竞争”的要求，我们显然不可能长期拒外资保险公司于证券投资基金之外。随着入世后外资保险公司的大量进入和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宽，上述资金逆流的风险将进一步凸现出来。
三、加入WTO对我国保险业的利弊权衡
单纯地论述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保险业的积极意义或负面影响，均不足以直观地确证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此还必须进行利与弊的权衡比较，以确定加入WTO之后我国保险业的得失，为我国保险法制为迎接入世所作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目前，理论界关于加入WTO对我国保险业利弊权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正确对待保险业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的矛盾。
在保险业开放与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我国长期以来在认识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外资保险公司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保险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必然造成众多的负效应。这些负效应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近期负效应，如转移利润，逃避税收，不正当竞争，转嫁经营风险等；另一类是远期负效应，这类负效应是由于跨国保险公司全球化战略与东道国经济政策发生冲突所致，相较近期负效应而言，影响更为深远，危害更为严重，如部分经济自受损，在市场份额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影响东道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等等。在资本趋利性的推动下，外国保险公司的大量准入必然会对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因此，必须减缓金融开放的步伐，对外资进入金融市场施予严格的准入条件，实行严格的法律管制。另一种倾向则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势所趋，我国保险业也应顺应这一
历史趋势，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带来了我国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加快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扩大外国保险公司的准入规模，并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
实际上，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对外开放的扩大，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体制，从而使金融安全得以维护，而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反过来又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金融开放的“度”，即金融开放的总量与速度应在我国金融体系的容量与安全系数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决定了我国在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方面务必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一方面，要逐步推进金融开放的进程，保持和加强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的国力发展态势，实行适度的保护策略，要未雨绸缪，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加紧构筑我国的金融安全防线。
（二）正确衡量保险市场份额下降与引进保险技术、经验的利弊得失
80年代后期，我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旨在通过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引进外资、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1992年保险业试点开放之后也一直奉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试图以牺牲部分市场份额的代价引进我国保险业急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有些同志对此感到不理解，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让出了市场，技术却没有实质性提高，其负面影响远大于其正面作用。[25]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它人为地放大了外资保险公司侵夺中国保险市场的负效应，却淡化了中国保险业因引进外资而产生的技术升级和观念更新。以寿险市场为例，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刚进入上海时，凭借其较为先进的保险技术和灵活的管理体制，先声夺人，曾一度占据上海寿险市场的“半壁江山”，但随着中资保险公司通过学习逐渐掌握了友邦公司引入的寿险人营销技术之后，美国友邦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1997年仅占有上海寿险市场的8%，风光不再。由于吸取了上海市场开放的教训，更重要的是，由于寿险人制在全国的普及与推广，1995年美国友邦公司进入广州市场时，所造成的影响远没有进入上海时大，1997年美国友邦公司在广州的市场占有率为2%，仅及上海市场占有率的1/4.[26]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以市场换技术”这种战略选择本身是正确的，关键是具体操作中“以市场换技术”的形式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某些学者所担忧的技术没换来，市场又丢了的“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情形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存在问题，而是在实施环节中一些具体的条件或形式上存在问题。再以上海保险开放试点为例，除了头几年友邦公司引入寿险人营销技术之外，外资保险公司似乎极少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让渡或传授给中国同行。这主要是因为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友邦、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公司多为外国保险公司的在华分公司，全由其国外的母公司掌控，对外形成自我封闭的体系，因此对它们先进的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中资保险公司只能“临渊羡鱼”，而不能“隔空取物”。这是因为保险业与其它行业不同，在保险业的经营与管理中充满了专有技术（know－how），各公司对外一般将其列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获取专有技术的唯一途径只能以契约或股权参与的形式与外国保险公司融为一体，通过共同经营，才有可能获得外国保险公司核心的授受技术。[27]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应坚持以合资保险公司作为外资准入中国保险市场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使中方合营者在与外方共同经营中潜移默化地掌握外方投资者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标。
（三）客观地权衡引进外资保险公司与资金逆流之间的利弊。
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同程度上均存在者投资收益汇回母国的问题，因此严格说来，资金逆流是所有外商投资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只不过保险业奉行的“大数法则”使其资金逆流的效应凸显得尤为明显而已。笔者认为，对保险业资金逆流的负效应应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一方面，的确存在着外资保险公司将保险基金用于投资，并将大笔投资收益汇出境外的问题，这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引资效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外资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是其在中国从事投资活动所获得的，无论其将保险基金投资于股市、汇市还是期货、债券，只要我国的法律未予明确禁止，这种投资活动就是合法的，应受中国法律保护。更何况，将资金投入中国市场，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贡献，以证券市场为例，我国证券市场一直存在着资金面不足的瓶颈，由外资保险公司参与募集的保险基金无疑将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证券市场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将大量资金投入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外国投资者获得合理的投资报酬并汇回其母国，这正是我国引进外资的应有之义。更毋论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在资本净输入的大条件下，外资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的逆流并不足以对我国资本项目的盈余构成实质性影响。即使我国外汇储备或资本流量出现了问题，我国亦可以通过外汇管制等应急保障措施暂停或禁止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的汇出，恢复我国的外汇平衡。如果在考虑到引入外资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及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资金逆流的负效应更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资本逆流的负效应尽管客观存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因为担心可能存在的少量资本逆流而延缓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利弊权衡的角度来看，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正面影响远大于其负面效应，为了我国保险服务贸易水平的根本提高和中国保险市场的长期繁荣，牺牲一些眼前和局部利益是值得的，并不会对我国金融安全和根本经济利益构成威胁。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影响便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而应坚持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只有通过与外资保险公司激烈的市场竞争，才能真正锤炼我国民族保险公司的素质，建立起强大的民族保险业。
四、入世后中国保险服务贸易的法律应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保险服务业尚属“幼稚产业”，这是不争的事实。《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保险市场开放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有以下一些特惠条款：（1）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需要，确定保险业的国内政策目标；（2）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保险服务竞争，同时发达国家和WTO有义务帮助不发达国家提高业务水平和竞争能力，并优先提供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信息；（3）允许发展中国家对保险提供行业补贴；（4）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适度开放保险市场，逐步实现保险服务贸易的自由化。[28]因此，入世后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的应对策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修订和完善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律体系，健全保险监管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上述特惠条款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内保险服务业免遭外来冲击。
（一）完善保险立法，建立健全的保险法律体系。（由于《保险法》的修改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颁布，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废、改、修，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因此建议删除这一部分的内容）
目前，我国已颁布了《保险法》、《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数目不少，但始终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保险立法存在着以下三大缺陷：
1、保险政策多变，法律规定不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为加强金融保险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开始允许外国保险机构在有限的地区设立非营利性保险办事处。1987年国务院通知，将金融保险业列为限制外商投资行业，1988年又升格为禁止外商投资行业。进入90年代之后，出于中国复关及入世的考虑，中国保险业的开放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颁布了《保险法》、《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一系列法律法规。由于我国在不同时期保险开放的策略不同，颁布于不同时期的保险法规贯彻的是迥异的政策属性，造成了新法与旧法的不协调，影响了统一保险法律体系的形成。
2、法律法规不配套，缺乏实施细则。《保险法》于1995年颁布，实践中产生了不少问题，虽然2002年作了修订，但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资金运用方面，仍未有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始终未能颁布配套的实施细则以解决上述问题，造成了实践中的混淆。
3、除《保险法》外，大多数保险立法法律阶次不高，且均是暂行或试行法规，法律效力不确定。以《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为例，该暂行办法颁布于1992年，至今仍然有效，“暂行”变成了“现行”。法律阶次不高，影响到法律规范的拘束力和权威性；法律效力不确定，则影响到我国保险业开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加入WTO后，我国保险市场主体将日趋多元化，保险市场竞争也将日益激烈，而保险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保险法律体系为保障。因此，我国应以加入WTO为契机，全面整饬保险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保险法律体系。较为理想的立法模式是以《保险法》为基本法，辅之以《保险业法》和《保险法实施细则》，下设保险合同法、保险市场主体法、保险市场竞争法、保险监管法和外商投资保险企业管理法等配套法规，还可允许各地方根据上述法律的原则，制定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外资保险机构管理办法。
（二）逐步弥补我国保险立法的滞后性，贯彻GATS协议对国内立法的透明度要求。（修改为“严格履行GATS协议对国内立法的透明度要求”）
我国现行的保险立法多颁布于1995年之前，与我国在入世谈判中所作的承诺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例如，我国现行立法仍将保险开放局限于经济试点的范围内，有严格的地域和业务限制，而我国在与有关国家进行市场准入谈判时承诺将分阶段全面开放我国保险市场，并将险种限制大幅放宽。根据GATS的相关条款，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受制于国内法，而我国国内法一者缺乏有关保险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规范，二者既有规则与我国入世所作的承诺不完全一致，面临着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当然，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尚未完全定型，我国现行保险立法的修缮也不应是一蹴而就的，而应根据我国服务贸易承诺的变化而相应地作出修改和完善。（删除此段落）
根据GATS的透明度要求，任一谈判签字方都必须将影响服务贸易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它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作出的，还是由非政府的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作出的）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对上述有关法律、规则的任何修改，也应该对所有缔约方及时予以公开。这就对我国保险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透明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目前，我国在中央层面上保险法律规范的透明度较高，基本上能做到在生效前予以公布。问题主要集中在职能部门的一些内部规范和地方政府的一些保护性规定或措施上，如中国人民银行及保监会关于保险费率厘定的标准、保险险种审批的准则，以及地方政府对某些险种（如学生险）的强制性规定等，这些所谓的“红头文件”透明度极低，不要说外商，即使是国人也未必知晓。加入WTO后，这方面的透明度必须加强，具体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实行全面的透明度要求，只要是与保险服务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无论其采用何种名目，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和商业秘密，就必须予以强制性公开；二是要禁绝或限制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违背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的不当立法权，例如上文提到的某些地方政府强制中小学生向某一保险公司购买学生险的行政立法，纯属一种反竞争的市场垄断行为，不仅违背了市场规律，也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对这样的不当立法行为，应予以坚决禁止。
（三）坚持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严格监管，健全和完善我国保险监管。
保险监管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严格监管方式，另一种是松散监管方式。前者强调对费率和偿付能力实行双重监管，在这种监管模式下，所有的保险活动都受到全面监管，包括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保险产品质量即条款和费率的管理、对保险资金运用及准备金比率的管制等；后者则只对偿付能力进行监管，放松对保险产品、保险业务甚至市场准入条件的约束，因而采取的主要是控制财政资金的监管手段，并且要求具备完善的会计规范评估原则和详尽的财会报告制度。[29]由于中国保险市场尚未成熟，保险业的自律监管尚不完善，尤其是缺乏实行松散监管的财会条件，我国目前对外资保险公司采用的仍是费率与偿付能力并重的严格监管方式。
中国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严格监管方式，反映了中国保护民族保险业的原则和对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的谨慎态度，这种严格的保险监管方式为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上了一道“安全阀”。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应对入世的挑战，还应努力健全和完善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具体应着重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利用GATS协议的“市场准入”条款，行使对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的准入“甄别权”。要达到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目标，就必须在准入环节上设置资质要求和业绩要求，积极引入那些资力雄厚、业绩优良、财会制度健全的外国保险公司，而将那些资质或业绩较差，财会制度不健全的外国保险公司拒之门外。从GATS项下市场准入的承诺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均保留着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甄别权，同时这也是我国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一项必要措施。
2、进一步充实保险监管力量。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在建制上已经独立化和专门化。但保监会仍存在着人员、网点不足的问题，无法在全国主要诚市形成一个自足的监管网络，在某些地区、城市的保险监管还存在空白。加入WTO前后，应努力在外资保险公司集中的城市增设保监会分支机构，配备专业保险监管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从人员和机构上保证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有效监管。
3、完善和创新保险监管方法。在监管方法上，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应双管齐下。必要时，可参照国外的三级管理制度，建立外资保险公司资信等级制度，根据外资保险公司资金实力、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遵纪守法情况，综合评定其资信等级，并定期予以公布。同时，还应创设统一的保险公司报表体系和科学的预警指标系统，以求紧密跟踪检测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保险经营风险。
4、应尽快建立起保险自律监管机制。实践证明，行业自律作为外部监管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对于协调外部监管矛盾，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具有外部监管难以企及的良好效果。我国的保险同业公会虽已正式成立，但相应的规章制度尚未建立，会员纳入程序也未予明确，今后应加强和完善其自律职能，尤其应将外资保险公司纳入保险行业组织中，从行业自律的层面加强对其的监督和规范。
（四）逐步裁减国内保险企业的政策性要求，取消外资保险公司的优惠待遇，以国民待遇为目标，创造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虽然GATS对国民待遇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强制性、普遍性的义务，但从市场竞争的要求和WTO的宗旨来看，国民待遇贯彻了平等竞争的理念，应成为各国金融服务业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我国作出的既有承诺或限制上，宜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对现行国内保险企业待遇水平作相应的调整。
目前我国内外资保险企业的待遇情况是教为复杂的：一方面，外资保险公司享受税率上的优惠待遇，[30]同时在保险业务和经营地域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内资保险公司在所得税上负担较重，并承担着一些政策性保蘸透度挝瘢衷谀承┫罩只蚰承┑赜蚰谙碛蟹苫蚴率瞪系穆⒍暇ǎ玫礁骷墩母髦址龀帧R虼耍中写鏊降母谋渚幌窭砺劢缬行┭д咚髡诺牡シ饺∠庾时O展镜乃笆沼呕荽瞿敲醇虻ィ？script>WriteZhu（‘31’）；而应有一个相互消长的过程，即一方面要逐渐减少我国对内资保险公司的各种扶持，消除人为的险种或地域垄断现象，同时也要卸下内资企业的政策性保险负担，将内资保险企业完全推向市场，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则需逐步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超国民”的优惠待遇，渐次地开放其业务和地域经营范围，使其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市场竞争。应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应双管齐下，在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中建立新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国民待遇，营建起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保险国际监管合作。
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动因是追逐高额利润，与发展中国家引入外资提高本国金融服务水平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跨国保险公司往往凭借其全球经营战略和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设法逃避东道国的监管，发展法律所未规范的业务。而东道国监管当局由于监管技术落后，监管信息闭塞，难以对实行有效监管，因而出现所谓“监管落空”的局面，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出现了隐患，而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隐患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积极拓宽与国外保险监管机构的交流途径，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个层次进行：
首先，我国作为国际保险监管者组织（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InsuranceSupervisors）的成员，可以定期参加该组织的会议和论坛，参与国际保险规则的拟定，加强与其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国际保险监管者组织为各国就某些重大问题（如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危机）进行沟通、磋商和处置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使对突发危机和事件的处置更为及时、有效。国际保险监管者组织还为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必要的培训和资料协助，这对提高我国监管官员的素质和保险监管水平是不无裨益的。
其次，我国还可以与外国保险监管机构签订双边监管合作协议，形成制度化的监管合作安排。目前，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已先后与新加坡、德国、美国、韩国4个国家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金融监管机构签署了保险监管谅解备忘录。[32]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对于加强双边保险业交流合作，完善高层对话机制，研讨两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监管政策的制定，以及推动双方保险监管经验技术的交流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1.巨灾风险的概念
巨灾风险通常指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给人们生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风险，主要包括洪水、地震、飓风、恐怖袭击等自然及人为灾害。美国保险服务所将巨灾定义为损失金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灾害事件。巨灾的基本特征是：它是一系列能导致巨大损失的灾害事件，与一般事件相比，巨灾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2.认识巨灾风险的证券化产品
风险证券化是一种创新融资工具，它使得保险风险能够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提高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用来支付大型灾害和其他损失所引起的偿付资金。最突出的风险证券化产品是巨灾债券，作为一个完全抵押合约，如果合约定义的巨灾事件发生，该债券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交易，为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近几年，巨灾债券市场显著扩大，虽然巨灾债券市场的规模相比全部非寿险再保险市场仍然较小，但与单一的财产险再保险市场相比，它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一些保险业内专家已经观察到，例如巨灾债券、行业损失担保等非传统风险融资工具，现在正逐步占据着财产险再保险市场的主要地位。
3.巨灾保险市场的现状
（1）巨灾风险是由不同的金融部门共同承担。
巨灾保险通常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个人和企业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第二步，保险公司向全球范围内的再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通过这种方式，巨灾风险在全球范围被分担。然而，数据表明：个人和企业并没有为全部的巨灾风险购买保险，大部分风险仍然由被保险人自己保留；类似的保险公司在进行再保险时，仅仅对其中的小部分巨灾风险进行了再保险，大部分的风险仍然暴露在外，无法得到保障。
（2）如果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不能够完全分散巨灾风险，那么这些机构必须通过持有足够的资本金，用来支付其承诺的巨灾索赔。
如果原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所持的资本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潜在的巨灾索赔，那么一部分巨灾风险就会自然地返还给被保险人，或者通过国家破产救助基金转嫁给其他保险公司，又或是通过灾难援助而转嫁到全部纳税人身上。事实证明，尽管保险公司的巨灾偿付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例如在1998年的巨灾事件（合计约100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的索赔中，绝大部分保险标的损失都由保险公司进行了赔偿。但是，一方面，仍然有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没有得到保险保障；另一方面，在巨灾事件发生之后，大量的保险公司破产，严重干扰了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
4.巨灾风险领域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如何应对巨灾风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得学者们开始尝试解决以下3个问题：一是巨灾风险的保险保障是否完善，风险的分配和最优风险分担在实践中是否一致？二是市场的何种缺陷阻碍了巨灾风险的有效分配？三是是否存在公共政策或私人机构的解决方案，使得巨灾风险的分配更为有效？正是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担忧，引发了许多的市场反应和公共政策建议。市场反应主要体现为金融创新，包括引入巨灾期权和巨灾债券机制。而公共政策建议方面，则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建立享受税收延期的巨灾准备金制度，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于统一再保险计划的提案。
二、阻碍巨灾风险有效分散的因素
1.保险市场自身的缺陷
巨灾风险的分配与普通的保险风险一样，首先要对风险进行分散。对于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来说，损失的偿付能力主要受到风险的分散程度和自身资本金两个因素的制约。对大多数类型的常规保险合约来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素限制了风险的分散程度。尽管可以通过监控等手段，缓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问题，但是，在应对巨灾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保险公司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2.保险人有限的偿付能力
为了合理地分配巨灾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通常依靠持有大量资本金来满足巨灾风险对偿付能力的要求，尽管超额的资本金可以实现保单更高的价格，但飙升的额外资金管理成本与持有更多资本金所拉升的纳税成本，严重限制了保险公司的资本金额度。此外，保险公司相比外部投资者往往拥有更好的市场信息和投资机会，充实的资本金账户会减少保险公司的投资，这种逆向选择的问题一方面会增加新的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会限制他们持有超额资本金的意愿。巨灾事件发生后有关各方的表现，加剧了保险公司能否应对巨灾引起的巨额赔付的担忧。行业的共识是：目前保险行业的资本金额度是不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巨额赔付的。特别是对那些仍有部分巨灾风险暴露在外的保险公司来说，巨灾事件的发生将意味着无法支付的高额赔款和众多保险公司的破产。
三、国际金融产品创新实践
1.巨灾期货合约
1992年，为了应对巨灾风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引入了巨灾期货合约，该合约以22家财产保险公司构成的保单池承保责任损失为基础指数，由一个国家指数和3个区域指数构成。假如巨灾事件的发生造成保单池的损失，这会导致指数上升，此时，保险公司可以交易一个期货长头寸用来对冲巨灾风险造成的价值波动。这类巨灾衍生品的主要优点在于索赔支付是基于指数，不会受市场参与者活动的影响。相反，典型的再保险合约是基于保险公司的损失，这会引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巨灾期货所具有的优势也是有代价的，巨灾衍生品的收益是基于全行业范围的损失，而不是特定保险公司的损失，这表明市场中将存在基差风险。事实上，基差风险是最初批评巨灾合约期货的一个主要观点。另一个批评意见是，尽管交易所具有保证金制度和日结算制度，但是，仍然存在为了获取不对称收益而导致短头寸无限制下跌的信用风险。
2.巨灾期权合约
1994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决定用巨灾期权来代替期货合约。巨灾期权是基于被保险财产损失预期估值的一类指数合约。此外，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还为更多特定地理区域开发了专项合约，例如，专门针对灾害多发的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专属合约。期权合约在市场中可以作为看涨价差来进行交易（一个长期看涨头寸与一个更高行权价的短期看涨头寸结合），如果指数的结算价值下跌到两个期权的敲定价之间，那么购买者可以收到正收益。这样，购买巨灾看涨期权就与购买一个再保险责任产生的效果类似了。
四、成功的巨灾风险证券化产品
1.认识巨灾债券合约
在过去数十年间，资本市场的衍生金融工具仍在不断地提高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能力，但最成功的一个创新应当是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即如果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优先安排发行股权或者债务。如被广泛使用的巨灾债券，当特定巨灾发生，投资者有权同意免除债务工具的部分本金和应付利息；如果巨灾没有发生，那么投资者将获得他们的本金与利息之和，而且利息通常大于同业拆借利率。例如，1997年的巨灾债券承诺其收益率比同业拆借利率高576个基点，1998年发行的巨灾债券的利率比同业拆借利率高416个基点。
2.巨灾债券的特点
相比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其他方法，巨灾债券的优点更加明显。由于债券投资基金通常由大型信托资金持有，所以巨灾债券具有更低的信用风险。如同债务融资相对股权融资具有更加明显的税务优势那样，巨灾债券也具有相对股权资本较低的税务成本。相对于传统的次级债，巨灾债券同样可以降低基金公司的财务成本，此外，巨灾债券还可以减少由于债券发行导致的成本。总的来说，相比再保险和股权运作，发行巨灾债券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它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能力。不过，美国巨灾债券地使用仍然受到监管机制的约束，监管方一般要求债券只能由离岸的特定机构来发行。因此，巨灾债券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五、政策建议
对保险公司支付巨灾索赔能力的关注，导致了各国政府对巨灾保险和巨灾再保险项目的讨论。事实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夏威夷州早已建立了应对巨灾风险的保险和再保险计划，并且有关联邦巨灾再保险项目的提案也已经提交国会审议，美国政府甚至允许使用拍卖的方式，卖出巨灾再保险的高阶分保权益。
1.政府主导的巨灾风险分担制度
政府主导的巨灾风险分配机制安排是目前主流的一种尝试，由于巨灾风险难以被“横截面化”分散，因此需要进行“跨期化”分散，跨期风险分担安排涉及跨越很长一段时间资源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往往能够实施比私人部门更有效的跨期风险分担安排。而且相比私人机构，政府有能力得到更低利率的资金支持（由于低信用风险，可以提升其融资能力），能比私人部门更有效率地安排跨期风险分担的制度安排。
2.税务优惠与减免
提升巨灾再保险分保市场风险分配效率的另一个方法是从源头考虑问题。导致私营再保险公司不愿意参与巨灾再保险分保业务的主要原因，是持有高额资本金所带来的税务成本，因此，减少与持有资本金相关的税务成本，或者允许保险公司对巨灾保险相关产品所得的盈余进行相应的税务减免，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强化巨灾风险应对能力的政策建议。近年来，巨灾风险管理在理论与实务方面的发展,可以看作是通过提供更多资金或者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巨灾风险。事实证明，行业对于暴露的巨灾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保险市场承受巨灾风险的能力也在逐步上升。巨灾债券的引入也给传统的再保险市场带来了竞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金融观念的变化，以及使用金融工具来管理巨灾风险的尝试。在这之前只有保险和再保险专家关注巨灾风险，但现在，投资银行家们、衍生品交易商们以及基金管理者们都对巨灾风险有兴趣。巨灾风险正逐渐的被视为一种资产类型，被更多的人接受。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经济主体都是自利的，通过交换，能够使交换双方的福利都得到提升。而且，交换也遵循其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价交换原则是指在交换时，买卖双方根据交换标的物所含价值的大小进行对等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原则一直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原则。对价有偿原则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为从对方获得某种利益或权利而相互支付相应的代价。从价值的角度看，广义的对价有偿原则包括等价交换和不等价交换，狭义的对价有偿原则只是针对不等价交换而言的，而不包含等价交换［1］。保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规定:被保险人通过购买保险以获得在风险发生时的补偿，保险人收取被保险人的保险费，当保险标的物受到损害需要赔偿时，对被保险人进行应有的赔偿。因此，学界经常将保险合同定义为“单务合同”，即当事人一方负给付义务，另一方只享有权利的合同。在“单务合同”中，无论风险是否发生，被保险人都履行了支付一定保险费用的义务，但只有当实际风险发生时才能享受赔偿的权利;保险人只有在风险发生时才履行赔偿义务，而无论风险是否发生，其都享有收取保险费的权利。因此，对于有幸的被保险人而言，风险真实发生，其获得的赔偿大于所缴纳的保费;对不幸的被保险人而言，风险未发生，其未获得任何补偿的同时，仍缴纳了一定的保险费。所以，有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的“单务性”和“射幸性”使得保险具有对价交换的性质而非等价交换［2］。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保险交换的性质应该分类而定，并将被保险群体划分为个别被保险者和整体被保险者，认为单个的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交换不具有等价关系，而总体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交换是等价的［3］。还有一些学者如赵苑达(2012)［1］等认为，不仅由全体被保险人组成的集合与保险人之间的交换是等价的，而且单个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交换也是等价的，其从交换过程与交换结果角度，利用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了交换过程的等价行为，验证了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等价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也是基本原则。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如果交换不具有等价性，那么交易双方便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交换则不会发生，只有等价的交换才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才能增加双方的利益。而保险交易之所以有如此争论，是因为学界并未准确认识到保险交换的本质，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性对保险交换的成本和收益的影响。笔者通过分析认为，保险交换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
二、古典经济理论的等价交换原则论证
1．单个被保险者的等价原则
在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根据保险的“市场价格”和自身的偏好来决定保险的购买。假设消费者的初始财富为Ai，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其财富可能面临损失，损失后的财富为Bi。如果这个人购买的保险金额为Ki美元，并且必须支付aiKi美元的保险费，那么他面临的财富的概率分布就可以表示为以下形式:财富为Bi+Ki－aiKi，概率为Pi财富为Ai－aiKi，概率为1－Pi消费者根据自身的偏好、初始禀赋和预算约束确定自己在不同状态下的消费束，以及该点所确定的保险购买量。分析单个被保险者保险交换中的等价问题时，必须厘清单个被保险者的成本与收益。较多学者认为，保险合同属于“单务合同”，在“单务合同”中，如果单个被保险者选择购买保险，则无论风险是否发生，单个被保险人都要支付aiKi的保险费用，保险费用的缴纳是被保险人应履行的义务;对保险人而言，其义务取决于风险是否发生，当风险发生时，保险人将履行相应的赔付义务，为被保险人支付Ki美元的补偿;风险若不发生，保险人没有赔付义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保险合同的“射幸”特征决定了保险合同属于“单务合同”。在“单务合同”中，单个被保险人的履约成本为其支付的保险费———aiKi，其收益取决于他的幸运程度，如果“幸运”，风险发生，他将获得收益Ki，反之，其收益为0。因此，“单务”、“射幸”的保险合同是不对等的。然而，这种观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单务合同”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义务是以金钱是否给付为标准的。保险人如果没有给付金钱，那么该保险合同视为“单务合同”;保险人如果给付金钱，那么该保险合同视为“双务合同”。随着理论的发展，风险承担理论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风险承担理论认为保险合同属于“双务合同”。根据风险承担说的观点，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投保人支付保险费，而保险人承担的义务不是开始于保险事故发生之时，而是整个保险期间内均负有承担危险的义务，如责任准备金的提取义务。如果保险人的履约义务是在整个合同期间，那么根据概率论的原则，其为每一位单个被保险人履约的成本为PK。因此，对单个被保险人而言，其所获得的收益不再是一些学者所称的K，而是与概率有关的期望收益PK。如果aiKi=PiKi，则单个被保险人的收益等于成本，保险交换为等价交换，反之，保险交换为非等价交换。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传统理论认为每个被保险人面临的风险发生的概率是不同的，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无法准确辨识每个被保险人所面临风险的概率，所以保险公司只能收取一个平均水平的保险费率，每个单个被保险者所缴纳的保险费率却是相同的，因此，aiKi=PiKi并不一定成立，所以单个被保险者的保险交换并非是等价交换。这种理论看似正确，却忽略了保险市场对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处理。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第一次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人详细了解被保险人的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保险人为了节约成本可能选择平均的保险费率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这种初始状态下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造成“柠檬市场”的状况，而且长期的“逆向选择”会使保险市场中发生风险概率较低的被保险者逐步退出保险市场，使发生风险概率较高的被保险者继续留在保险市场。这种状况不仅使得发生风险较低的被保险人的风险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产生保险供给的相对短缺的现象，同时，发生风险概率较高的被保险人所需要的赔付金额也大，会逐渐提高保险人的成本，挤压保险人的利润，这些都不利于保险市场的长期发展。为了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保险公司会在保险协议签订后，逐步勘测被保险人的风险水平，逐渐降低风险水平较低的被保险者的保险费率，提高风险水平较高的被保险者的保险费率。而且，随着保险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和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保险人会根据被保险人的信用状况及风险发生的历史数据为被保险人提供一个合理的、趋近于被保险人风险发生概率的保险费率。因此，对于单个被保险者而言，其发生风险的概率会逐渐趋同于保险费率，即aiKi=PiKi，单个被保险者的保险交换属于等价交换。
2．整体被保险者的等价原则
学界基本认为整体被保险者与保险者间的交换属于等价交换，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肖和保等(2008)［4］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单一的保险合同的缔结与整个保险业的运作方式，因为投保人在缔结保险合同时绝对不会考虑所有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支出与收入，其所考虑的只是自身的支出与保险事故发生或不发生的收益。但是，从保险的本质来分析，保险的理论原则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且，保险之所以存在有其基本条件:(1)大量同质风险的存在;(2)损失必须是意外的;(3)损失必须是确定的或可以测定的;(4)保险对象的大多数不能在同时遭受损失。［5］这就决定了保险市场必须有大量的被保险人，只有大量的交易对象存在，才能运用数理基础大数法则来实现风险的分散，交易对象太少，则无法形成有效的风险库，保险无法运行。因此，保险合同并非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签订的单一保险合同，而是需要考虑被保险人整体的保险需求、从整体被保险人群体中获得的收入以及风险在整体被保险人中发生的概率、预期赔付总额等问题。因此，可以将被保险人看作一个整体与保险人进行交易，并从中分析保险的等价交换原则。假设保险市场中有n个被保险者，每个被保险者拥有财富Ai，则所有被保险者的财富总和为Ai的加总。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每个被保险人面临的损失为Ki，发生损失的概率为Pi。为了规避风险，每个被保险者所缴纳的保费为aiKi，则整体被保险者的保险总支付为aiKi的加总(假设为C);每个被保险人的预期收益为PiKi，整体被保险者预期获得的总收益为PiKi的加总(假设为E)。对整体被保险者而言，如果群体的保险费总额等于总风险，则被保险群体的保险交换属于等价交换，否则是非等价交换。对保险公司而言，无论整体被保险者面临的风险是否发生，保险公司都能获得C的保险费用;当风险发生时，保险公司的预期赔付成本为E。因此，保险公司的预期利润为π=C－E。假设保险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此时，保险公司获取的是零利润，即π=0，C=E。整体被保险者的总支付等于预期总收益，因此，整体被保险者在保险交换中的交换属于等价交换。风险合约理论也同样能够说明保险交换是等价交换。根据风险合约理论，风险分担方式区分为横向风险分担和纵向跨期风险分担。金融市场提供了横向风险分担机制，即在既定的时点上，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进行风险互换;银行中介提供了纵向跨期风险分担机制，即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存款等金融工具将风险分担到不同时期，达到跨期平滑投资收益的效果［6］。无论何种分担方式都离不开一定的中介组织。市场主体通过与中介组织进行交换以获得风险的分散。保险的风险分担也是一样，保险是被保险者用于避险的一种工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保险的基本原理是风险在所有的被保险者之间的分散。因此，保险的本质是各个被保险者之间的风险分担。被保险者购买保险的本质是被保险人之间签订的一种风险分担契约，而保险者只不过是契约签订的中间人。由于被保险人规避风险，而规避风险则需要风险分担，因此，被保险人需要寻找能够与其分担风险的其他被保险者。然而，这种搜寻成本是极大的。而且，在签订契约的过程中，随之产生的交易成本也是巨大的。为了降低保险契约签订的交易成本，需要通过保险公司这个中间人来实现保险契约的签订。因此，保险市场中的交换其实是各个被保险人之间的交换，整体被保险人的交换必然是等价的，因为其本质是被保险人内部达成的各种协议，整体并未改变。所以，无论是单个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交换还是整体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交换，其交换的性质都是等价交换。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等价交换原则论证
1．一般商品的等价交换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等价交换原则的出发点也不再是考虑交易双方所交换标的物所包含的价值大小，而是从商品的购买和生产两个角度来分析消费者与生产者这两类群体在交换中的等价问题。消费者在商品购买过程中，能获得的收益是通过购买商品为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满足程度，其所需付出的成本是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价格)。例如:如果一件商品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等于消费者为获得该单位的效用所支付的成本(价格)，那么，在消费者的角度，消费者的交换属于等价交换，反之则不属于等价交换。生产者在市场中的等价交换要考虑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成本与销售商品所获得的价格补偿。因此，生产者的等价交换原则表现为利润，如果生产者在交换中能够获得多于成本的利润，那么该生产者的交换是非等价的，如果生产者在交换过程中获得经济零利润，那么其交换属于等价交换。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判断交换是否属于等价交换，其基本原则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具有充分的广度和深度，消费者的选择是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对消费者而言，效用水平最大化的选择就是等价交换的选择。对生产者而言，零利润水平下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
2．保险的等价交换
(1)被保险人的等价交换。根据上文分析，被保险人会根据自身的偏好、初始禀赋和预算约束确定自己在不同状态下的消费束，以确定保险购买量。在均衡时，被保险人通过选择在“好”和“坏”两种不同情况下的财富总量与保险人进行交换。在这样的价格水平下，被保险人不仅达到了最大效用，而且还选择了不同商品的消费数量。此时的分析与上文分析稍有不同。上文关于消费者的等价交换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而此时的消费者选择是利用序数效用论理论。但是，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其实是异曲同工。消费者的最优选择都是在价格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其在每件商品上的支付都是消费者最优的，都等于边际效用。因此，从经济理论出发，被保险人的交换满足效用与价格交换原则，被保险人的交换属于等价交换。(2)保险人的等价交换。要分析保险人的等价交换，需从保险市场的市场结构入手。一般而言，完全竞争市场的集中度最低，生产者基本获得零利润;完全垄断市场的集中度最高，生产者获得超额利润;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的集中度居中，生产者获得一定的利润。如果保险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或者竞争程度较高，那么该市场的生产者利润接近正常利润，市场的集中度也较低，保险人的交换属于等价交换。因此，分析保险市场的集中度是研究保险市场等价交换的重要出发点。根据2004—2011年中国保险市场的资料，得到保险市场一些代表性险种的市场集中度数据，如表1［7］所示。表1显示，自2004年到2011年，无论是企业财产保险市场还是短期健康保险市场，其市场集中度即CR4都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虽然企业财产保险市场的集中度自2004年以来逐渐下降，但市场总体的集中度仍然高居70%以上;短期健康保险市场的市场集中度也在下降，其总体集中度也仍然保持在80%以上。因此在保险市场中，行业的集中度较高，行业的竞争性较差，市场有垄断行业的性质。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行业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大，但仍未改变目前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局面。然而，与高市场集中度相伴的则是不景气的大环境。虽然保险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但从2008年开始，我国保险业的增速逐年下滑。2006—2008年，保险业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4．4%、25．0%和39．1%，保险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随后几年，保险业的发展一路跌入低谷，2012年保险业的增速仅为8%，是中国寿险业创建以来增速最缓慢的一年。因此，虽然保险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但保险业的整体大环境却较差，行业增长速度缓慢。在这种大环境下，各个保险公司间的竞争必然加剧。激烈的竞争使保费收入不断下降，保险公司利润逐渐接近正常。所以，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看，保险人的交换应该接近等价交换。通过上文分析，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两个角度来看，被保险人的交换是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该行为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属于等价购买。而保险人的市场虽然市场集中度较高，但竞争激烈，行业利润率较低，其出售符合等价交换。因此，笔者认为，保险市场的交换属于等价交换。
四、结语
虽然保险交换从直觉上观察具有对价交换的性质，其交换过程似乎不符合等价交换的规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等价，但两种不同角度的论证和分析，都证明了保险交换是符合等价交换规律的。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演化和发展，等价交换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但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当经济中的某些交换活动“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时，可以从多个角度仔细分析交换的内涵，最终会发现，“违背”不过是等价交换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保险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摘 要 受国内保险市场需求变化、行业薪酬结构调整等诸多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寿保险行业已进入行业结构与发展模式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寿险销售队伍是影响寿险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自然也存在适应变革调整的需要。
通过文献研究与论文写作，在参考以往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内主要寿险业主体某省级分公司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中国人保寿险是大型国有保险企业，因自身发展策略的定位，其企业发展形态区别于承载中国保险历史形态的中国人寿，而更为接近现代股份制寿险公司，某公司是其具备市场运营管理职能的省级分公司，对其现行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 保险公司 培训体系 问题
寿险企业的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行业内销售人员的流动过于频繁，竞争主体愈来愈多，且新进入寿险行业的中小险企在股东的融资需求下，纷纷放弃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采用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方式恶性挖角，导致寿险营销队伍流失现象尤为突出。由于过于频繁的流动，企业难以培养自己的营销中坚，企业只重视人员引进不重视人员培养，只重视阶段性方案型推动使用重视长期性人员培养，寿险销售人员利益导向化明显，不注重自身专业技能的提升。目前R公司分为业务管理和后援管理两大部门集群。业务部门分为个人保险部、银行保险部、团险保险部、互动保险部。各业务部门设独立的人员管理、渠道管理、销售支持等处室。现对R公司培训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员工培训需求的收集渠道单一
R公司运营的指导思想是围绕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基本法》等内部制定文件，一切工作开展的前提都是依据该办法，培训的开展也不例外。各业务部门培训岗根据各自渠道的考核内容制定本渠道的培训计划，其中，个险渠道安排期交产品培训、农村网点建设培训、组织裂变发展培训；银保渠道安排银行网点沙龙、产品说明会操办培训，团险渠道安排职场营销、养老保险政策解析，互动渠道安排财产险主营产品，法人客户联合展业等绩效考核办法中列明的考核分录。每年的培训内容大同小异，未向基层公司和销售系列的员工征集需求建议。培训的组织管理者与受训对象在对培训需求的确定过程中存在对接缺位。
二、培训计划对市场变化的应变性不足
寿险市场环境是非常容易收到外界影响而变化的，寿险产品的消费者会因为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而改变自身的选择、购买行为。例如，股市行情的好转会对计划选择养老年金、教育储蓄等资金型产品的个人保险客户产生购买行为延滞或取消的影响，银行加息、民间借贷的兴起会对银行保险客户的选择产生影响。而R公司各业务渠道仅仅停留在对培训计划简单执行的阶段，业务渠道的培训管理工作缺乏统一行动以适应变化。而国企的运营机制也让培训岗位的负责人存在按计划执行的求稳心里，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培训安排会导致“做的多、错的多”，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培训过程中的机构与渠道间衔接不充分
各地市公司在培训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信息的传递者、人员的召集者，培训安排的组织者，省公司培训指令的执行者。在培训工作中的参与多是被动参与，究其原因，主要是地市公司培训负责人多为兼任，本身对培训工作开展的关注程度、认识程度和参与程度都与专职培训管理者有较大的差距。此外，地市公司在R公司经营节点的定位是销售中心，当地经营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关注度是销售指标的完成，没有或较少考虑到人员主动培训与产能释放的关系，因此与省分公司业务渠道的联系多在于业务推动，而忽视了一线销售人员的实际培训需求。
四、培训效果评估手段单一
在R公司现行的培训体系中，各业务渠道销售系列员工培训结束后均会有培训结果反馈的内容，包含学员对课程内容的满意度、对讲师讲授情况的满意度、对下次培训开展的建议等，但这个环节反馈出的信息更多地是象征性的，表达公司对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未来培训工作中改善培训班举办的细节性内容，如时间安排、讲师调配等内容，并没有对参训学员培训后，个人销售技能提升、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在进入市场后运用的效进行反馈。
五、培训没有与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结合
从R公司实际的经营过程来看， 销售系列员工职业生涯的发展规划普遍存在于各业务渠道的《销售员工基本管理办法》中，但公司在业务发展中，仅仅将职涯规划看做不同档次薪酬的代名词，一切向钱看，忽视了在培训工作中结合销售员工的职涯规划以实现企业经营策略的作用。
六、培训没有与员工绩效考核相结合
培训管理工作开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对寿险行业的销售员工来说，个人提升的最直接体现便是绩效，而好的绩效则带来的是加薪、晋升的机会。
而当前的R公司，员工培训是不与绩效挂钩的，培训是为了提升员工的能力，而培训不与绩效挂钩，培训就不存在意义。培训是最好的员工福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员工并不会因此忽略最直接的薪酬收入，培训的组织者没有因为增加工作内容而获得更多的回报，培训的学员也没有因为参加培训而直接获得加薪。
以上是培训体系较为完整的R公司存在的明显的几项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安.保险中国200年.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1.
[2]张太生.浅谈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师.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