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01:50:14
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劳动保障部门“封闭式”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由劳动保障部门一家自收、自支、自管；二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多部门协同共管，实行“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管理模式。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第七十四条，即“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收支、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并负有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责任”。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基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虑，主张通过多部门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这笔“养命钱”万无一失。权衡两种方案利弊得失，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一、社会保险基金多部门共管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现代政府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理论都主张对一种经济活动要由多个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在他的“分散规制者以对付共谋行为”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认为，分散规制者可以起到防范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威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规制俘获”，通俗地讲就是管理者被拉下水，成为金钱和诱惑的俘虏。拉丰还说，防止规制者和被规制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这是分权理论的基础。分权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政府的管理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不能洁身自好者，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坏公众的利益；而如果将一项事业的管理部门分散化，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规制者只能获得其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减小各个部门或规制者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抑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笔者认为上述分权理论对制定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2006年11月22日国务院就社保基金安全性问题召开了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确保安全完整、保值增值，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可见，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但如何才能保证社保基金不被侵占挪用？显然，根据现代管理的分权理论，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由多部门共管，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涉及社会保险缴费的征收、社保资金的使用以及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等问题，所以社保基金多部门共管就是要让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与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部门分工格局。这是当前提高社保基金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选择。
二、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不尽一致。在大国中，美、英等国由税务部门征收，而法、德等国则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独立机构负责征收。各国的选择都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因素所做出的，所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我国在考虑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时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有利于确保征收；二是要有利于节约征收费用，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而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恰恰有这两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在制度和技术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社会保险费是对企业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课征的，而税务部门在课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这样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就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放的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就要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当年的工资发放情况，如果企业为少缴社会保险费而瞒报职工工资总额，那么这种行为就很容易被税务部门所发现。另外，个人所得税法也要求企业、单位在向职工发放工资时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负有向税务机关全员、全额申报职工收入的义务，这也要求税务部门全面、准确地掌握企业和单位的工资、薪金发放情况，从而有利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
其次，税务机关拥有一支专业的征收队伍（包括征收和稽查人员），其规模和素质足以胜任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任务。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金税工程，大大提高了税务部门的信息化水平。而如果将社会保险费全部交给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后者势必要“另起炉灶”，再去组建一支庞大的征收队伍，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显然会加大社保费的征收成本。而且，许多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目前并没有先进的信息化征收管理系统，如果它承担了征收社保费的重任，必然要再建一套信息化的征管系统，这种重复建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事实上，一些国家政府所有税费都交给一个部门负责征收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国家，税务局都不叫“税务局”，而是叫“收入局”。如美国叫“国内收入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加拿大叫“加拿大收入局”（CanadaRevenueAgency），英国叫“皇家收入与关税局”（HMRevenue&Customs）。这种制度安排完全是从机构设置和征收效率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目前我国的税务部门也承担着一定的收费职能，如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费、文化事业费等都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这种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教育费附加由教育部门负责征收，文化事业费由文化部门负责征收。从长远看，我国的税务局也应当向国家收入局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将社会保险费交给税务部门征收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社会保险与财政关系决定财政必须参与社会保险费制度设计
社会保险是政府按保险原则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障计划，虽然它有独立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险缴费），但它与政府财政密不可分。实质上，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应纳入政府财政的视野通盘考虑，原因是：
第一，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缺口往往要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弥补。由于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承担，所以一旦出现收不抵支，政府都要用一般预算收入（如增值税、所得税收入）对其进行补贴，以保证社会保险津贴的按时足额发放。可以说，财政是社会保险计划最终的资金担保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除了美国的社会保险计划财务收支是完全的自求平衡外，其他国家要么财政给予社会保险计划一定比例或定额补贴（如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要么财政用一般预算收入弥补社会保险计划赤字（如法国、丹麦、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等）。我国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地区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其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助为1035.1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的补助多达774亿元。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完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财政只充当“补窟窿”角色，那么财政的权利和义务就不对称，而且在这种“不可控”的局面下，今后这种“补窟窿”的义务很可能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第二，社会保险费与政府一般税收收入可以相互替代，政府在筹集财政收入时应当统筹考虑二者的负担。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既可以采用社会保险的形式，也可以采用社会救助、普遍津贴等形式。在社会保险形式下，由于单独征收了社会保险费，所以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一般预算资金用于其它社会经济事业；而在社会救助和普遍津贴形式下，由于政府完全要用一般税收收入为这类社会保障计划筹资，所以一般税收的负担就会加重。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对社会保险费和一般税收的负担往往是通盘考虑的，在总体负担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费与一般税的负担往往是此消彼长的。例如，2005年，宏观税负（各项税收占GDP的比重）英国为29.62%，奥地利为27.29%，德国为22.18%；而三国的社会保险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53%、16.07%、17.72%.
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指数化策略，问题，中国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在定价有效率的市场中，“市场组合”(即那些由整个市场的全部金融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对每单位风险提供了最高的收益水平，因而在特性上与市场组合相似的资产组合能够捕获市场的定价效率，而如果采取那些试图取得优于市场表现的策略，除了幸运之外，不可能取得彻底成功。指数化策略是以这样一种理论为基础通过复制特定的市场指数而实施的一种消极的投资组合策略。虽然评价指数化策略的好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指数基金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盛行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如下问题：既然我们一直强调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应该多元化，应该利用适合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特点的一切投资工具和投资策略，以确保其保值增值，那么，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是否可以运用指数化策略呢?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成熟，指数化策略基本上还没有在中国的基金运作实践中起到真正的运用，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人市也还处于酝酿和试验阶段，这些因素又会对指数化策略的运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通过分析养老基金指数化策略的依据、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回答了这些问题。
1、指数化策略适用子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理论依据
1.1指数化策略的优点
一般来说，实行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并不试图用基本分析方法来区分价值高估或低估的股票，也不试图利用技术分析方法预测股市的变化并由此来构造投资组合，在预测投资回报方面也不做任何努力，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根据基准指数来设计投资组合并获得该指数的投资回报率。与积极的投资策略相比，指数化策略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1)可能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投资回报。从理论上讲，如果市场是相当有效的，那么，对于积极的管理者来说获得额外回报将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得因此支付更高的费用和成本。因为，与积极管理的养老基金相比，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一般倾向于进行更小的交易量，佣金、手续费(含保管费和转让费)、执行成本(含市场冲击成本和市场同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可能较低，这使得其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缴纳的有关税收也少得多，因而投资回报可能更高。有研究表明，指数基金的成本费用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相比，每年约低0.83到2.72个百分点。在控制了影响支出的一些因素后，也有研究发现，指数基金的成本每年大约低30-40个基点：”。如果把指数基金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的投资业绩历史记录相比较，同样可以发现积极管理的基金并不占优势。例如，尽管美国的指数基金落后于市场指数回报率近40个基点，但大多数积极管理的基金同样被证实落后于与他们标准相同的市场指数，而且平均水平比市场指数回报率落后得更多，达110个基点。而且，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倾向于追求长期收益，投资回报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
(2)更好地解决委托—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基金管理者的能力、职业道德和努力程度很难准确把握，投资者很难确定基金管理者是否在全心全意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特别棘手的委托—问题就凸现出来。而且，无论什么样的行为评估程序，其统计有效性都可能由于过低的讯杂比(SignaltoNoiseRatio)而降低，基金管理者的真实能力也可能被市场波动的干扰因素所掩盖。在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可能更反复无常，讯杂比将会极差。在这种情况下，在养老基金委员会选择基金经理时，政治上的游说及门弟、学历、工作经历等因素将起很大的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于基金管理服务业的竞争性及效率。因此，养老基金投资者在判断基金经理能力和忠诚度从而选择基金经理上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使得养老基金投资者更喜欢指数化策略，因为，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相比，指数基金经理的能力更容易判断——主要是把他们获取的回报率与相关指数回报率相比较，也更容易比较——主要是比较各基金经理的跟踪误差(指数化策略组合的回报率与基准指数的回报率之差)。基金经理的经营活动更容易得到监督或控制，因为，基准指数一般由投资者选定或批准，基金经理的工作只是复制或模拟基准指数来设计投资组合并获得该指数的投资回报率，基金经理利用投资决策权为自己谋利的现象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基金经理一般不能购买对自己有利但不包含在基准指数中的股票。这样，棘手的委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2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基本特征决定了指数化策略的适用性
指数化策略是否适合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优点，更要取决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特征。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本质来看，它是国家为解决养老问题而运用法律手段筹集的专款专用的资金，是对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参与者的一种负债，是退休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来讲，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具有法律强制性、社会政策目的性、政府干预性、社会化精算测定、数额庞大和从收到支时间间隔长等几个基本特征。
前3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在强调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多元化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同时，把安全性作为首要的最基本的原则，并更强调社会效益性。后3个基本特征表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不仅有数额庞大的稳定的可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的投资目标应该是获取比较稳定的收益以支付养老金。这就使得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对流动性的要求主要局限于满足支付养老金的需要，而一定时期内的养老金支付又是可以大致测定的(包括支付时间和支付金额)，因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对流动性的要求比一般的投资公司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当然会把提高长期总投资收益率作为投资的核心目标，而使短期收益率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我们知道，指数化策略需要大额资金，因为，市场指数为了反映市场的定价效率与整体走势必须包括大量证券，资金数额太小根本就无法复制市场指数；指数化策略需要可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因为，指数化策略倾向于较少的交易，倾向于避免市场的短期波动而追求比较稳定的可观的长期收益。此外，指数化策略有利于抑制市场过分投机带来的波动，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有利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指数化策略比较适合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这就为指数化策略成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策略之一提供了重要依据。
2、指数化策略可能存在的问题
最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指数基金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指数化策略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注。
2.1扭曲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的价格
许多研究者十分担心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会盲目购买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因为，养老基金的资本数额十分庞大，如果1只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在1个既定指数上投入了100亿元，而一种证券以0.5%的权重进入了这一指数，那么该养老基金就必须购买0.5亿元的这种证券。反之，若一种公司证券被从指数中剔除，该养老基金将不得不出售该公司证券。有人认为，养老基金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的价格被明显扭曲，或者基准指数所包含证券的价值被人为提高或贬低，因而会降低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这些顾虑乍一看好像是正确的，但它们应该以证券市场的其余部分作为背景来加以解释。若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购买了0.5亿元的某一股票，且这一股票的价格上涨超过了某一“公正的价值”，许多了解情况的投资者将选择出售该股票。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话，我们将会发现，随着许多股票从投机者手中转至该养老基金，发行此股票的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会被改组。在理想的有效的市场上，这种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应该是零。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等指数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拥有大量的指数和运用指数化策略的机构投资者的地方，上市公司证券被选人指数或被从中剔除通常会导致证券价格及其资本成本的扭曲。然而，这种影响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田。我们认为，如果规模过于庞大(相对于所在的金融市场规模而言)，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大规模运用指数化策略及其带来的羊群效应(HerdingEffect)有可能扭曲证券价格，降低证券市场的资源分配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交由多个不同的投资经理运作，控制单个投资经理运作的基金规模，并引导他们相互竞争，投资经理之间将在投资策略上产生分化，即：一部分采取积极策略，一部分采取消极策略；采取消极策略的投资经理又以不同的市场指数为基准，那么，上述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2.2恶化公司治理
一些研究者批评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经理不关心上市公司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委托—问题，称这些养老基金是公司治理的搭便车者，因为其他人在这方面付出了努力。他们认为，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对经理的不恰当激励而导致了现金流的减少，一个积极的投资组合经理还有机会夺取公司的控制权，改变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以获取更多的现金流，并在一定程度上从由此带来的股票价格上涨中受益。我们认为，这些情况的存在以及参与此类活动的投机者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虽然我们可以将公司治理的失败看作是对市场有效性的破坏，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常逻辑是给予股东投票的权利而不是投票的义务，所以任何投资者都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也有不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此外，积极的基金管理者对公司治理的过分参与也有可能会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从而使原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2.3降低市场有效性
运用指数化策略曲养老基金还因为不参与证券投机，不预测未来的投资回报，不购买“贬值”证券等行为而受到批评。从理论上讲，如果整个经济转向了指数基金，市场有效性毫无疑问会急剧恶化，问题也将会恶化。然而，在一个无数经济人竞争市场投机利润的世界里，接近市场有效性的状态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指数基金是有益的。指数基金的优点是与投机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关的，这种竞争将使得通过积极管理很难获得超额回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太少”的投机者和太多的指数投资者，那么，通过积极管理获得的投资回报率将大大超过指数的回报率。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投机者远远多于指数投资者。
2.4强化基金产业的集中
由于运用指数化策略本身是一个固定成本的行为。一个管理小规模指数基金的计算机系统一旦建立，同样的系统就可以适用于规模更大的资产。对更大规模的基金而言，每单位资产的销售成本和分配成本也会更低。这就使得大投资者的费用十分低，较大的指数基金因此也可能获得丰厚的垄断收入。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使那些寻求管理指数基金的新公司面临进入障碍，从而导致指数基金行业的显著集中。这是指数基金发展的不利影响之一。与之相比，积极管理的基金没有这么大程度的伴随基金规模增长的回报增长。相反，许多积极管理的经理把大规模资产管理当作妨碍他们获取超额利润的障碍。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增长型基金的“最优”规模是15亿美元左右，价值型基金的“最优”规模是5亿美元左右，混合基金的“最优”规模是20亿美元左右。这种适度规模与美国指数基金业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指数基金业已经被特大型基金所控制。我们认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由于规模庞大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不利后果，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加以调控，例如，把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交给多个基金管理人运作，以降低每个基金管理人所控制的资金数额；建立养老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恰当的竞争机制，抑制羊群效应；禁止垄断或操纵市场等。
3、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将面临4个主要问题：第一，较低的市场有效性使得人们怀疑指数化策略在中国运用的理论基础；第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指数化策略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乏流动性的证券市场导致的较大的运行错误，将影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获得预期回报；第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
（1)较低的市场有效性的影响。最近几年的有些研究表明：与OECD国家的基金状况相比，刚出现基金的国家的基金价格演变存在着显著差异。新兴市场被认为有更高的违规性，更高的长期回报，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大的可预测性mo因此，一般来说，如果中国的市场有效性整体上比较差，对积极管理的经理来说就很有可能在基金管理过程中获取额外收益。
关于这个问题，认为，要看市场缺乏有效性的原因。理论上认为，在中国，可能导致较低的市场有效性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信息的取得。较差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发达的信息产业潜在地说明了中国的信息可获得性较差。第二，人力资本。较差的人力资本暗示了只有很少的资金人能够在可观察到的价格水平上果断避免错误。第三，交易成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常常会产生高额交易成本，因此，看起来某一统计水平上的市场有效性被打破，实际并不是一个获利机会。然而，如果这些因素在导致较低的市场有效性方面起作用，它并不一定说明积极的管理就一定是较好的选择。积极管理同样将因信息不充分、金融工具缺乏而受损。如果由于高交易成本而形成市场无效率，这种无效率对积极管理者也不是获利机会。关键是，在中国，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的委托—问题更为严重，金融法律制度还很不成熟，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只会使指数化策略更有吸引力。
(2)如何运用指数化策略。信奉指数化策略的投资者认为，金融市场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们很难提前预测，通过积极预测单个证券的回报来获取额外收益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最好的选择是被动地模拟市场变化。为了最好地模拟市场、分散风险，就应该选取特定的市场指数，建立指数化资产组合。由于指数化策略的运用者更注重长期的盈利目标，一般不过多地考虑市场的短期波动，交易仅仅在股票发行、合并等情况发生时才进行。此外，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经理对未来回报不做任何许诺不同，指数化策略的运用者一般允诺获取公众可观察得到的市场指数回报率。可见，指数化的投资组合也就是一个被动地获取等同于市场指数的回报的资产组合。然而指数化策略的运作并不像一般人想像得那么简单。只有高明的基金经理才能很好地运用指数化策略获取近似于市场指数的回报。
指数化策略的第一步就是基准指数的选择。在选取市场指数时，一般认为，最有用的一种市场指数是那种使每种证券的权重同其市场资本总额成比例的市场指数。对于这种指数容易建立指数化资产组合，而这样的资产组合不需要针对市场价格波动做出反应。事实上，每一种证券市场指数都是对分散化与流动性进行权衡的结果。大的市场指数倾向于高度分散化和缺乏流动性；较小的市场指数有时在分散化上似乎显得不够充分，但相比较而言一般更具流动性。而且，如果在某一金融市场内选择的资产组合是高度分散化的，这些资产组合之间多数被证实是高度相关的。只要能够充分分散化，在考虑指数的风险二回报特性时，指数定证券的作用并不太重要。一般认为，选择高流动证券以形成良好分散的指数将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当然，要考虑市场流动性，应注意2方面因素：市场影响成本(当发出市场交易指令时遇到的价格降低)和市场恢复能力(市场在一次交易后恢复到最初状态所需的时间)。在进行指数的程序化交易时降低市场影响成本，可以降低指数化基金的跟踪误差，而市场恢复能力的大小也会对跟踪误差产生影响。
在确定基准指数后，接着要考虑的问题是用何种方法来复制该指数。很显然，最简单的方法是“全复制法”，即按照权重比例购买基准指数中的全部证券，构造复制性投资组合(RepeatingPortfolio，使得基金持有的资产组合与基准指数完全一致，因而将获得与基准指数相同的回报率，同时面临支付交易成本的风险。“全复制法”的优势在于：因为包含了基准指数中的全部证券而显得比较容易操作，也减少了不断更新组合以寻求再平衡的需要。但是，由于兼并、破产、股票分割、发放股利、新股上市、股票回购等事件的发生会使所使用的权重发生变化，因而在这些情况下还是需要进行调整以避免投资组合价值的不连续变化。然而，许多国家的市场指数都有设计缺陷，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市场指数中包含高度不流动的证券(这一点在中国十分明显)。当一个市场指数包含有过多的非流动性证券时，这一市场指数通常将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此时，“全复制”的投资组合将由于对整个指数进行交易时面临的较大的交易成本而导致较大的运行错误(与市场影响成本和跟踪误差有关)。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有人主张运用另一种指数化：持有一个与基准指数资产组合P不同的资产组合P，，并且使与P，相连的交易成本比真实指数P的交易成本更低，P和P，仍然保持高度相关，目的是通过解决交易成本问题来使运行错误最小化。一般情况下，就是用少于基准指数中证券数量的证券构造有代表性的复制性投资组合。
运用指数化策略的第3个方法是运用指数期货。由于与构造并维持分散的投资组合相比，运用指数期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托管费用，降低市场冲击成本，所以，指数期货在养老基金投资中可以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养老保险基金经理可以通过购买或出售指数期货修改投资组合的B值(购买指数期货会提高投资组合的B值，出售会降低e值)从而控制投资组合的风险；可以利用套头交易防止不利的股价波动；可以构造指数化投资组合；还可以创造投资组合保险。
当然，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运用指数期权。一般来说，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股票看跌期权来保护投资组合中的该股票，防止股价下跌带来的损失。但是，养老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一般是由大量的股票构成的；如果购买股票中每种股票的看跌期权，交易费用将相当昂贵。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基金如果通过在一个合适的股票指数期权中取得适当的头寸，就可以在投资组合分散化的同时抵御不利的价格变动。但是，运用指数期货存在2个缺点：(1)指数期货合约到期，养老基金将需要应用下一个可得到的合约来重新建立这种关系，这称为“滚动”(Rollover)的过程。在进行这种滚动时，大规模的指数化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将损失数额相当大的交易成本。(2)在经济水平上，当指数期货是“净零供应”(NetZeroSupply)时，指数期货的运用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因为每当有一个期货购买者时，就必须有一个等规模且方向相反的出售者。假设一国GDP的50%投资于应用指数期货的指数化基金，很难找到处于交易另—端的销售者。运用指数期权也存在着市场规模约束问题。如果指数期货期权被特大规模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所运用，指数期货棚权市场的有效性可能会被破坏，运行错误将增加。这些正是规模巨大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所面临的难题，它也决定了指数期货期权在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中的运用将是比较有限的。
概括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第一，当组成基准指数的证券的流动性满足在整个指数的基础上进行低成本程序化交易的要求时，“全复制”是可行的。对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来说，“全复制”对分析和计算能力的要求也是最低的。
第二，当基准指数中含有较多的非流动性证券时，有代表性的复制性投资组合策略能够起作用；然而，它在分析和计算方面的要求相当复杂。
第三，当流动性指数期货市场存在时，合成指数基金常常是比较好的选择。在成熟的市场上，其交易成本比较低，监管和行政成本也都比较低。另一方面，运用指数期货将放弃运用“全复制法”可享有的某些权利，如贷出证券收入。
第四，当基准指数含有不成比例的非流动性成份时，指数期货和指数期权尤其具有吸引力。但由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巨大规模，应用将受到限制。
在中国，由于证券市场缺乏流动性，现代金融经济方面的技术还比较落后，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十分不发达，运用指数化策略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全复制，指数基金与指数构成相同。但如果能从指数构成中有效地剔除不成比例的非流动性证券，效果可能更好。如果适当地发展流动性高的指数期货期权市场，实施全复制策略的养老基金运用指数期货／期权还可以获取高额边际收益。当然，指数化策略还可以用来构造一种可以保证投资回报率的金融产品变体，而这正是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部分(具有确定收益的特性)所需要的。
(3)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是否可以获得预期回报。有些专家担心，在发展中国家，较差的证券市场流动性以及证券市场指数的缺陷会使得指数化策略产生严重的跟踪误差。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还不完善，运用证券市场指数进行指数化策略同样存在着一些困难：一是，现有的市场指数中的大量证券不是充分流动的，降低了市场指数所代表的信息的真实性，使得应用这些指数进行指数化策略变得十分困难。因为，缺乏流动性的证券市场会通过“陈旧价格”(在时间t2时的指数计算被迫应用时间t1时的非流动证券交易的信息)使指数的信息内容受损，指数将因此无法准确反映金融市场的变化。二是，证券市场指数的管理程序有待改进。指数的组成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并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且这一程序应当独立于各种特殊利益。三是，指数的种类和数量都不丰富，特别缺乏特殊指数和次级指数，使得基金在选择指数时显得捉襟见肘。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某些证券市场指数的交易计划是可行的。尽管在一天之内能够达到的一篮子规模(BasketSize)显然比美国要小得多，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基金可能比美国的指数基金资产规模小得多，因而，这并非一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而且，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养老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可以获得理想的回报。在印度，IDBI共同基金以NSE50指数为基准进行指数化策略，它每年的运行错误仅为0.35%。
我们对我国目前的指数型基金进行了考察，发现指数型基金天元1999年9月20日至2000年11月24日之间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6721%，而同期上市综合指数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4782%；优化指数型基金兴和、普丰1999年8月2日至2000年11月24日的平均周收益率分别为0.4879%和0.5389%，同期上市综合指数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4769%。而且，无论是根据夏普指数，还是根据特雷纳指数和詹森指数；这3只基金的表现都不错(见表1)。此外，我们还对安顺、天元等10只基金的表现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如表2和图1所示)，基金的超额收益率与贝塔系数(***)基本上是负相关的，这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基金的风险偏好越高，则其回报率越低。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消极的投资组合策略的优势。可见，只要操作正确，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是有可能获得预期回报的。但是，随着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可投资资金的规模逐渐膨胀，大规模的指数化策略有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有效性，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必须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才能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指数化策略提供市场基础。
基金每周收益率根据《中国证券报》各基金每周一的净值公告计算而来，并根据《中国证券报》上同期刊登的新股配售公告采用以下方法对新股配售的影响进行剔除：根据新股发行配售和上市的实际日期，在发行日到上市日之间的配售成本按银行存款利息计算，将上市日当日的成交均价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作为新股配售带来的超额收益。在各基金的当期收益率计算中从期末净资产值中扣除这一部分添加的资产。在下一个时期的期初，这一部分新增的资产看成是基金中新添加的份额，因为这一部分资产价值实际上已经加入到了基金的净资产值中，它是一笔暂时不可流动的资产。本文每一时期的分析结果都使用这一扣除新股配售影响之后的收益率序列。
由于各基金的设立时间有一定的差异，本文针对不同的基金采用了不同的考察期，分别为：基金普惠、安信、裕阳、兴华的考察期为1999年3月29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安顺、裕隆的考察期为1999年6月21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兴和、普丰的考察期为1999年8月2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天元的考察期为1999年9月20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裕元的考察期为1999年11月29日至2000年11月24日。
基金每周收益率根据《中国证券报》各基金每周一的净值公告计算而来，并根据《中国证券报》上同期刊登的新股配售公告采用以下方法对新股配售的影响进行剔除：根据新股发行配售和上市的实际日期，在发行日到上市日之间的配售成本按银行存款利息计算，将上市日当日的成交均价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作为新股配售带来的超额收益。在各基金的当期收益率计算中从期末净资产值中扣除这一部分添加的资产。在下一个时期的期初，这一部分新增的资产看成是基金中新添加的份额，因为这一部分资产价值实际上已经加入到了基金的净资产值中，它是一笔暂时不可流动的资产。本文每一时期的分析结果都使用这一扣除新股配售影响之后的收益率序列。
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账结构，费税之争，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亦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劳动者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一种社会保险。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但新制度还未定型，整个社会保障政策仍处于选择阶段(郑功成，2002)。鉴于此，学术界关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尤其是对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养老保险基金问题更是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目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基金究竟如何营运，只有在对以往的研究作一综述，甄优汰劣，才能有所把握。
一、关于基金运行模式：统账结构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指城镇，下同)运行模式的选择问题，理论界分歧还非常大，远未达成一致认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模式。何樟勇、袁志刚在深入分析两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认为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并不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而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却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因此，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时机并不成熟，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朱青认为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轨。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模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一个宏观增长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的差别，认为从经济增长与福利角度看，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卢元认为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构养老基金筹集模式，变部分积累制为完全基金制。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实现个人账户“实账化”。
第三种观点是主张实行“部分积累”制，在我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王开发认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决定于其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性三个方面。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特性，我们应该选择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赵曼则指出，部分积累模式在保留部分社会统筹前提下，因引入个人账户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激励相容性。需要说明的是，“部分积累”是一个在解释上存在明显歧义的概念。其中一种解释和设计思路是，建议将养老金收入和支出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现收现付，提供最低养老保障，实行互济；另一部分则存入个人账户，形成实在的基金积累。这一观点的竭力推崇者当属世界银行，中国目前的制度就是在世界银行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也受到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与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多支柱模式”也基本一致。
在赞同统账结合模式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该模式进行了评价。一是分解说。郑功成认为要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帐户部分分解并发展成为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刘贵平和戴卫东则认为将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分离开来，将个人帐户放到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个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中去，“个人账户”逐渐变成实帐户，即有实物货币相对应。
二是并重说。李珍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并重的“统账”养老制度。社会统筹有它的缺点，个人账户制度也有其缺点。在中国，较好的办法是折中道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各占一半，社会统筹部分的收入实行工薪收入累进税，使终生低收入者能从中得到较多的获益。作为最基本的养老金筹资方式，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的特征与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分出两者谁优谁劣，不是由现收现付制完全转为个人帐户制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张松等认为，未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上佳选择是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提下，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相互协调，共同存在较之相互替代更有助于缓解不可避免的养老金支付困难。
三是转换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DB计划。1995年中国政府已决定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其中第二层次为FDC计划。但目前的情况表明，上述改革思路面临重重困难。从很多方面来看，NDC模式可以被看作是现收现付DB模式和FDC模式的混合物。类似于现收现付DB模式，NDC模式的资金源于工薪税，用于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但不同之处在于，NDC模式建立个人账户，并将其缴费计入账户，但是没有真实的资产，这点更类似于FDC模式。相对于现收现付模式而言，NDC强化了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NDC计划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更为合理的选择(约翰·威廉姆森、孙策，2004)。
二、关于筹资模式：费税之争
筹集足够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实现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物质基础，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可以缓解政府财政风险，同时大量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可以调节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
第一种观点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有70%的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已成为收入最多的税种。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形式不规范，统筹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导致社会保障负担不公平，也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一些人提出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思路，主张建立社会保险税的专家(财政部门)认为，将现行各项社会保险以社会统筹收费的方式改为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这样可脱离目前在“统账结合”框架中“空账”与“实账”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停滞阶段，提高强制性和收缴率，实现费率统一和最终制度统一，改变目前的基金分散状况，实现高度社会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的实证研究认为：用征收社会保障税模式取代现行社会保障统筹办法是最佳选择，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和法制化管理；有利于资金统一调度，也有利于公平负担。他们对某大型老工业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和论证，通过实证分析，方案是可行的。
第二种观点反对“费改税”。汪泽英认为社会保障费改税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相矛盾：一是税收的公用性与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私有性冲突；二是税收的不直接偿还性与社会保障的专用性冲突。李绍光也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解决收费难和融资问题，将使政府陷入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境地。
第三种观点对目前社会保险费改税存在质疑。其观点有三：一是还应当有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二是税与费在强制性上的孰优孰劣，不完全取决于“税”或“费”的名称，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规范、执法的力度和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三是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税率能否实现自然走向统一仍成为问题。而费改税后，国家财政成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直接责任人，不再存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作为收费机构中间层，国家财政的责任被放大，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包袱。
三、关于基金营运模式：公营、私营与资本市场的选择
1.关于基金公营、私营
由于养老保险是积累性保障项目，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便构成了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对养老保险基金需要采取既审慎又积极、既封闭又开放的管理政策。郑功成等认为，国家可以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可以设置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李珍通过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这样的构想：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由基金管理公司来经营管理个人帐户上的基金。
殷俊等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应采取分权制衡式的政府监管体系，以适应我国的国情。统筹账户资产经营权交给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养老保险基金信托委员会；个人账户资产经营管理权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其遴选指定投资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统筹账户的负债管理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按社保部门的指令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以建立一个“多权分离、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的分权式管理制度。另外职工退休后其在个人账户上积累节余的资金，可由其自行选择并决定由基金管理公司继续经营或向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年金。
2.关于基金入市
第一种观点是入市时机尚未成熟。但养老金基金最终要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在理论上，国内主要研究机构、实际部门以及相关学者对此已基本形成了公开性共识。但是即使支持这一改革取向的人们也有一种担心：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规范的现状，很可能会使人市后的养老金基金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如李绍光就并不主张养老金基金可以立即进入资本市场，其短期的融资不足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征收一般性税收的办法来解决。
第二种观点是赞同基金人市。目前虽然因种种原因养老保险投资采取购买国债这种方式，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与途径。养老金要与资本市场“理性结合”。1993年，吴敬琏提出，应当允许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来支付社会保障开支，而且，购买股票是基金投资的重要形式。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情况看，按照商业化方式运作社保基金，并引导其投资于证券市场，是一个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认为，社保基金入市一方面可以使其更好地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对改善市场结构、稳定股票市场和促进金融创新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个人账户“空账”
1.“空账”成因与问题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构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与管理因素。除了历史债务外，养老金替代率难以降低到规定水平，个人账户储存额记账利率与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不确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困难，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国家与地方财政困难及企业经济状况不佳等困难，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转制成本一方面使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代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空帐显性化”。另一方面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养老保险的确保性支出，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王诚认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突出问题是资金来源不足。为了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以职工工资总额计算的总缴费率必须等于失业率、离退休率、综合患病率等项之和。以国有资产切块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归还欠账思路有诸多欠妥之处。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提高缴费率或征税率、征收国家土地地租”的统筹解决办法有望建立起一个稳定、规范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偿付社会保障债务的手段有很多，可以用国民财富的增量来偿债，也可以用存量来偿债，也可以是增量偿债法和存量偿债法并用。李珍认为，最后一种方法可能是上策：其一，将一部分住房商品化，将其收入作为“老人”的退休金。其二，考虑出售房产以外的其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其三，对“中人”发放一部分“认可债券”。其四，也可以考虑到借用一部分个人账户上的基金偿债，这里的债务人是政府。
2.做实个人账户与建议
郎立研坚持认为中国应继续完善试点，积极探索做实个人账户的有效方式，着力解决个人账户的隐性负债问题。名义账户制作为一种过渡安排，并不能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问题。郑功成认为，对旧制度下的养老金赤字(或历史欠账)需要明算账、细分账，一方面应当通过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进行精算，尽快查清需要补偿多少钱才能真正完成制度的转型；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采取分账负责的办法来解决上述历史欠账。李绍光认为，解决“空账”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这一问题本身不再扩大。因此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必须首先切断“空账”的传导机制，将其隔离起来单独处理。总之，多数学者都认同养老基金账户要从空账转为实账，以便移交市场管理。
3.空账运行，保持“名义账户”
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郑秉文，他认为采取“名义账户”制对于目前我国的具体国情是非常适应的：它既可以避免天文数字的转型成本，又可以避免资本市场不发达而导致投资损失。而且建立名义账户是人市的理性化前提。
五、综合评价
在理论界、学术界的共同研究下，政府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模式有了明确的决策：基金运行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筹资模式仍是征收社会保险费；基金与资本市场结合初步用来购买国债，基金的公营、私营问题仍在探讨之中；个人账户“空账”的做实正在试点。
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本身来说，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经验借鉴上过多地看好智利的私营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方面对新加坡、香港的经验也关注得较少。第二，对基金征缴缺乏实证研究。基金征缴研究多局限于理论探讨，应从实证角度研究征费与征税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究竟有多大差别。第三，基金管理主体研究空缺。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它们的关系如何都很少研究。投资主体的研究也过多地放在资本市场上。第四，没有基金平衡项目方面的研究。最后，对个人账户“空账”缺乏充分的精算研究。空账数目有多大，要多少年才能化解，通过什么方式怎么分担这笔债务。
以上都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亟待加强的方面，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成果奉献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郑功成等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何樟勇.袁志刚：《基于经济动态效率考察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5期。
[4]朱青著：《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卢元：《论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学刊》2000年第4期。
[6]王开发：《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选择》，《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7]赵曼著：《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运行分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
[8]刘贵平著：《养老保险的人口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版。
[9]戴卫东：《虚与实：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中国社会保障》2004年第6期。
[10]李珍著：《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张松、王怡：《论我国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人口学刊》2004年第3期。
[12]约翰·威廉姆森、孙策：《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FDC层次向NDC层次转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
[1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14]汪泽英：《社会保障基金不可纳入财政预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1期。
[15]李绍光：《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16]李珍、辜胜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的国际比较》，《财政研究》1998年第2期。
[17]殷俊等：《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研究：国外模式及中国的政府监管选择》，《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8]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社会保险资金人市问题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第11期。
[19]王诚：《当前社会保障突出问题的理论探讨》，《社会保障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2期。
[20]郎立研：《名义账户制探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8期。
[21]曾湘泉、郑功成主编：《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
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医疗保险基金关系到参保人员切身利益，也是医疗保险制度正常实行的必要条件，而做好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必要的两件事就是做好外部基金监管和加强内部基金控制。以保护参保者的利益为原则，制订合理的对策，加强管理，从而保证基金正常运行[1]。由此看来，基金监管尤为重要，如何合理的进行基金监督，对于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二、科学合理运用基金
医保基金的数额是有限的，医保基金是参保人员在患病时用于治病的费用，一定要合理慎用，保证所有费用都用在治疗上，用在参保者最需要的地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及个人按比例缴纳筹集。正确的缴纳筹集后，分别用于门诊治疗的个人账户和职工住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缴纳筹集，则是各级财政补助与个人具体情况决定，基金缴纳筹集后，分别用于居民的就诊就医方面和住院治疗方面。
三、加强基金管理力度
目前，滥用医保基金情况严重，必须要加强基金的管理力度[3]。在参保者就诊时，利用患者急于治病的心理，给患者开具大量的非必须药品、各项非必要的检查、制造假病历挂床、用医保基金销售日用品等现象，医疗保险相关部门要加强管理力度[3]，及时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保证每一笔保险基金都用在刀刃上，既要做到公开公正，又要做到基金使用的透明化。医保基金的管理是整个医疗保险工作的重要环节，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保，确保基金正确科学的运用，将会成为实行全面医保的重要部分。完善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素质良好的专业性人才、遵规守法的基金管理团队，是医疗保险继续顺利运行必不可缺的部分。证缴难度取决于基金管理，合理运用基金，这些难度一点都不亚于征缴难度，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把基金监督管理当成是各项管理的重中之重，才能保证医疗保险顺利合理的稳步发展。
四、加强社会监督管理力度
合理的管理医保基金，其目的是参保者能够有医疗保障，因此，医疗保险基金应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坚持专款专用，绝不滥用，收入与支出记录清晰，医疗保险基金只能供参保人员看病治病使用，余下的基金可以适当的用来科学周转或定期存款，坚决不允许搞投资，更不准买股票；其次，统筹基金要收支合理，支出的部分保证是收入范围以内的基金；再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中介费不可以划在基金内，应由各地财政预算支出。医保部门要不定期向社会公布基金收支明细，加强社会监督管理力度。
五、结束语
总之，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工作涉及到医疗保险经办的每个阶段，在现实管理中，一定要顾全大局，注重细节，确保基金科学合理的运用，为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做到铺好路、铺对路、铺宽路，为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基金管理
养老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自1984年我国在部分地区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制度，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多渠道筹资和基金实行部分积累的基本模式，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保障方式。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剧，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加强基金管理水平、切实做到保值增值，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保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就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点建议和对策。
一、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转轨带来了超重的历史债务。1995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转制过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权益并没有以养老金的形式形成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转制成本”。由于统筹基金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混账管理的模式，统筹账户挤占个人账户资金，实行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
（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了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在滚存结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比较严重。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建议及对策
（一）变当前的“统账结合”制度为“统账分离”制度。统账结合模式下的混账管理导致了空账问题，空账的恶性循环是本质上的现收现付，既有可能导致即期养老金待遇的扩张性支付，也无法应对老龄化危机，同时还会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因此，必须实行“统账分离”制度，推行个人户“实账化”，并完善个人账户的有效管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个人账户的经济效益，使个人账户资金能够名副其实，能够有效地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危机。统账分离后统筹基金的资金支付缺口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包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筹集资金解决。
（二）加强基金征缴工作。一方面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资金来源。扩大全社会参保范围有利于筹措资金，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社会。因此，只要符合参保条件，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职业者等都应作为扩面的范围和重点，做到应保尽保。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新经济组织的职工要和国企职工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规范征缴基数，杜绝渗漏。目前，参保单位通过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抽样测算过程中发现，1999年缴费工资比1998年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统计局统计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1.6%。根据全国参保单位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统计比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10个百分点。如果将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严格核实，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10%。
（三）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如果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统一管理，可以建立便于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机制，工人不论转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则将根本解决因工人流动性而造成的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接的问题。
（四）应当杜绝提前退休。可以通过改革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实行替代率随缴费年限浮动来杜绝提前退休。如，以缴费15年作为“门槛”，缴费15年可领取社会平均工资的15%作为基础养老金，每多缴费一年多领1%，如果恶意中断缴费，按照离退休年龄差几年停缴的办法，一年扣0.3%。
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实行何种养老保险模式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在国内外存在广泛的争议。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可能减少个人储蓄，这被称之为养老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由于个人储蓄的减少会降低国民储蓄率，养老社会保险就会产生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最先提出这一点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他指出：养老社会保险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个人储蓄：一是政府以现收现付的方式向退休职工提供养老金的承诺会产生一种“资产替代效应”，即年轻职工会把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承诺视为自己的一种隐性财富，是个人养老储蓄的一种替代品，从而减少自己在工作期的退休储蓄。二是养老社会保险可能诱使人们提前退休，而提前退休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这将要求人们在工作期要有一个较高的储蓄率。这被称为“退休效应”。养老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上述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的力量对比。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个人储蓄就要减少；如果退休效应强于资产替代效应，则个人储蓄还可以增加。据他估汁，在1929—1971（不包括1941—1946）年间，美国的现收现付制使储蓄率降低了大约50％，井由此使资本存量与没有社会保险制度时相比减少了38％。o）但是，一些学者并不赞成费尔德斯坦的观点。如诺曼·B·特尔认为，即使人们会把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看成是他们私人退休储蓄的一种替代品，但他们也会意识到这种养老金的领取是以他们工作报酬的等量削减为代价的。而且，人们的退休收入目标不是固定。因此，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并不一定对私人储蓄产生系统的影响。
对于积累制，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它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艾隆认为：储蓄积累式的养老“社会保障也许可以促进储蓄，提高经济增长，但这个结果却并不一定发生。老百姓也许会通过养活其他形式的储蓄来抵消部分或全部积累的储蓄。政府可以通过大量亦字或者减少政府运行的结余来抵消部分或全部储蓄积累。由于建立社会保障储蓄的成本很高，国有企业也许会减少对自身的投资。”在1999年9月世界银行主办的“老年保障新思路研讨会”上，彼得·奥格萨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表了突破性的论文（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十个谬论），对个人账户从十个方面系统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对“个人账户制增加国民储蓄”、“在个人账户制下的回报比较高”的质疑。若从储蓄的角度证明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证明积累制能够带来更高的储蓄率；更高的储蓄能够成功地转化为投资；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产出。正如郑秉文指出：这三个环节中没有一个环节是必然成立的。
从实证检验的情况看，各种观点似乎都可以得到一些实证材料的支持。例如，据了解，新加坡年轻职工中约有40％的人没有多少银行存款，原因是新加坡政府实行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雇主和职工分别按工资总额的20％缴纳费用。实行在这种强制储蓄后，许多年轻职工没有多少收入供自愿储蓄。但是，有材料表明，智利在改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为完全积累的养老制度后，国民储蓄事由1976—1980年的16.7％提高为1994.年的26.6％。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认为，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条件。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要分析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内部的结构，还必须分析它所处的外部条件。依据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现实经济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供给相对过剩；另一种是资源约束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社会总需求过剩，而总供给不足。经济条件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同。
1、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社会总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增加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的比较。设经济增长率为G，储蓄串为s，资本产出率为v，则
G=s
v
由上式可知，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一产出比成相反。在资本—产出比一定的条件下，提高储蓄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总供给不足的条件下，选择何种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和降低资本—产出比。
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点是：养老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以当年的养老保险税（费）收人满足当年的养老金支出需要，收支相抵后没有过多的结余，不能形成数额很大的储备基金。因而不能通过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社会的储蓄率。相反，在实行现收现付的条件下，工作人口因为不需为退休后的生活消费担心，可能相应减少为养老而进行的自愿储蓄。尽管理论上还不能肯定现收现付制会降低社会总储蓄率，但不可能通过现收现付制提高社会储蓄率，则是可以断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尔德斯坦对现收现付制的批评，对供给不足的经济是适用的。
实行储蓄积累制，政府强制性要求参保人为养老储蓄，从而可以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随着参保人数的增长和积累年限的延长，养老保险基金将逐渐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储蓄积累式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可以提高社会储蓄率。但是，有以下三个因素将会部分减弱储蓄积累式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一，在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居民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部分大，用于个人自愿储蓄的部分可能相应减少。其二，要求企业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提供资金，企业用于养老保险的支出增加，可支配用于投资的净利润则会相应减少。其三，在现收现付制向储蓄积累制过渡的时期，如果社会不能以工作人口上缴的养老保险税（费）支付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同时又不降低退休人口的养老支出水平，必须从政府其他收入中列支，从而必然减少政府可用于投资的支出。以S代表储蓄积累制对社会总储蓄的净增加额，S代表储蓄积累制对社会储蓄的总增加额，S1代表居民自愿储蓄的减少额，S2代表企业储蓄减少额，S3代表政府储蓄减少额，则：
S=S-S1-S2-S3
储蓄积累制对资本—产出的积极作用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工作人口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另一方面可能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前者的假定条件是，储蓄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对工作人口有更好的激励作用；后者的假定条件则是，储蓄积累形成的养老保险基金能否比个人、企业储蓄得到更高效率的使用，且资本市场是有效或是具有较高效率的。储蓄积累制对资本一产出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储蓄积累制的管理成本通常要高于现收现付制的管理成本。以Y表示储蓄积累制对国民收入的净增加额，y1表示因工作人口劳动积极性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额，y2表示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额，c表示管理成本的增加额，则：
y=y1+y2-c
总的来看，在总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储蓄积累制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还要视强制储蓄对居民个人自愿储蓄挤出效应的大小及资本市场效率的高低等因素而定。
2、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需求约束经济中，总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扩大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部分构成，其中消费需求为最终需求，它不仅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而且还决定投资需求能否持续扩张。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在总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需求越大；相反，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需求就小。投资需求为利率的函数，与利率的高低成反比。假定消费函数为c=α+β，投资函数为i=e-dr，则均衡收入的公式为：
Y=α+e-dr1-β
在上式中，α、θ为常数，y为国民收入，β为边际消费倾向，d为投资需求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r为利率。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利率不变，或者投资对利率的变动缺乏敏感性，均衡收入水平便主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选择何种养老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不在于何种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更能提高储蓄率，而在于它是否更能够扩大有效需求，其中关键在于能否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状态和收入增长的预期。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递减的趋势，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率呈下降的趋势。收入分配差别拉大，收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相反，收入分配差别缩小，低收入阶层收入增加，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一般而盲，对未来时期的收入预期稳定，人们会增加现期的消费；相反，对未来时期的收入预期不稳定，人们将减少现期的消费。因此，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应看其对收入分配状态及收入预期的影响。
现收现付制不仅可以实现代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还可以在同代人内部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状态，又可以起到稳定退休期收入预期的作用。下面我们分别考察现收现付制代际分配效应和代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代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设工作人口的收入为w，养老保险缴费率为t，工作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为p；退休人口养老年金收入为p，假定养老年金当年全部用于消费，即βp=1；因养老保险收支而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为c，则：
c=p-twβ
在总需求不足、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的扩大，将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设由养老保险制度增加或减少的国民收入为y，则：
y=p-twβ1-β
（2）代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假定工作人口分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两类，他们的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w1、w2和β1、β2，因为w1>w2，根据凯思斯的理论，β2>β10因实行养老保险制度β1和β1，分别提高β‘1和β’2，设因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社会保险而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的收人为wlt，由此而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为c，则：
c=w1t（β‘2-β’1）
由此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y则为：
y=w1t（β‘2-β’1）
1-β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养老社会保制度，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对比关系不发生逆转的条件下，其他因素不变，养老保险缴费率越高，再分配效应越大，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储蓄积累制不同于现收现付制。它不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高收入阶层更为有利。如果不考虑对居民自愿储蓄的“挤出效应”，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制，将会扩大社会储蓄总额，提高储蓄率。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t，消费需求因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而增加或减少的数量为c，则：
c=-t（β1w1+β2w2）
由上式可以看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制，使储蓄率提高，不但不能通过增加储蓄来促进经济增长，相反还可能通过减少消费需求而抑制经济增长。因强制储蓄而减少的国民收入取决于强制积累率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强制储蓄率越高，对国民经济的抑制作用越大。以Ay表示国民收入的增量，则：
y=-t（β1wl+β2w2）
1-β
三、改革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促进经济发展
以1997年为标志，我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对比关系发生了由总供给不足到总需求不足的变化。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固然有投资需求不足和国际需求不足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收入分配差别过大和居民对未来时期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注重公平，着力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稳定低收入阶层的收人预期。为此，可进行如下改革：
（一）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建立社会统筹养老制度，可以采取现收现付制，并由国家直接管理，目的在于以国家为主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满足社会老年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1、改革统筹养老基金的筹资办法。从长远来看，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主要应是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在现阶段，由于个人所得税有限，遗产税尚未开征，可以采取辽宁省试点的办法，将企业的缴费全部进入统筹基金，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随着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和遗产税的开征，逐步降低企业缴费的比例。目前，荷兰、芬兰和挪威等国已将社会保险税与个人所得税合并征收。这种改革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强化养老社会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二是可以减少社会养老保险的运行成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工业化国家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28％，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11％，而我国1998年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3.4％；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为3％，中低收入国家为6％，中高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11.5％，而我国不足1％；西方国家对高收入和高收人家庭实际税率都在30％以上，而我国20％的城镇最高收入和高收入户实际税率不足0.6％，城镇居民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率也远低于名义税率，甚至还低于农民的人均税率3.74％。2002年，我国GDP达到102398亿元，如果将个人所得税占CDP的比率提高为3％，个人所得税可达3071.94亿，而当年养老保险收入总额为2110亿。由此可见，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筹措统筹养老保险资金的空间是很大的，改革统筹养老的筹资办法是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办法。
2、统筹养老金的支付方式的改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应着眼于满足离退休老人基本生活的需要，因而应根据各地基本生活费用标准确定养老金的支付标准。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按此标准领取养老金；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多，从政府领取的养老金则应逐渐减少；个人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则不能享受社会统筹养老金。应逐步扩大社会统筹养老的范围，并提高社会统筹的层次。这种支付方式在国外是有先例的。例如，澳大利亚规定，一个单身者如果两周的收入加起来超过683.2澳元，或者其财产超过17.9万澳元，就没有资格从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中领取养老金。在加拿大，从2001年开始，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以从老年保障计划每年领取11420加元；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多，从政府领取的养老金逐渐减少；个人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单身老人年收入达到5万加元以上，或夫妻共同收入达到7万以上），则不再有资格领取老年保障计划发放的养老金。这种改革，一方面可以相对缩小城镇社会统筹养老的支出范围，从而相对减轻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应。困难在于必须配套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而对低收入者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要比对高收入者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容易得多。
3、逐步扩大社会统筹养老的范围，并提高社会统筹的层次。在实行社会统筹养老筹资办法和支付办法的改革后，将社会统筹养老范围扩大至非国有企业并不难，关键是要将社会统筹养老制度扩大至广大的农村。从必要性来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都是我国公民，应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拥有同等的养老权利。同时，增加农民的养老保险支出，可以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至于可能性，如果将农村的养老保险一步提高到城镇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不等于不能实行。可以先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农村实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障，然后再按农村基本生活标准实行统筹养老保险，再逐步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别。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约为1.26亿，按农村老年人占70％计算，农村老年人约8820万，如果人均养老金支出为600元／年，只需要支付529.2亿元。个人所得税增加500至600亿或减少一个500至600亿的大型项目，启动农村统筹养老不是没有可能，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三农”问题。由于现行的所得税率是全国统一的，提高社会统筹养老的层次，主要是统一支付标准。这里所说的统一支付标准，不是说全国都按同一水平支付养老金，而按统一标准确定基本生活费用标准及累退支付的比例。由于各地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同，统筹养老金是可以有所区别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确定实物标准，然后再根据各地的物价水平确定基本生活费用标准。
（二）改革个人养老基金账户
建立个人养老基金账户，目的在于强制个人进行养老储蓄积累，以防个人在养老方面的“短视”行为，而不是实行收入的再分配。因此，我们主张借鉴智利的办法，在政府的监督下，将个人养老基金账户交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1、改革个人账户的缴费办法。可以2033年为起点，将职工个人账户分“新人”、“中人”和“老人”三类情况。对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法定保费率起点可定为5％，超额部分由个人自愿缴纳，在一定范围内由政府予以税收优惠。对于已参加工作的中人，由政府按实际工龄的长短及1997年缴费工资的8％补充个人账户的资金；2003年起由个人按新人办法缴纳。对1997年以前已退休的人员仍按国家原来的规定发给养老金，不设个人账户。
2、稳步推进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工作，尽快补偿转制成本。由于我国财政负债比较重，不具备像智利那样实行转制还有财政盈余的条件，通过大规模发行认可债券的方式补偿转制成本，具有较大的风险，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在传统的体制下，企业的利润全额上交国家财政。由于劳动者的报酬中没有包含养老保险等社会必要劳动，企业上缴的利润不仅包含劳动者剩余劳动，也包含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这部分必要劳动被用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为了补偿转制成本，必须将国有资产中用劳动者必要劳动形成的那部分价值归还给为其做出过贡献的劳动者。2001年，我国试行国有股减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因引起了市场的较大震荡而于2002年6月24日被迫正式宣布在国内证券市场暂停实施。我们认为，原来的方案流产，不等于不能通过国有资产的减持来筹措养老保险基金，而2001年股市价格下挫也不能全部归咎为实施国有股减持方案。郎咸平（2001）就尖锐地指出：大户行为是大盘下跌的主要原因，政府的不当之处在于低估了中国股市特有的操纵下的惯性作用。
在我们看来，对已上市的公司，可以考虑根据补偿转制成本的需要，将一部分国有股通过协议方式转交给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并分解进入个人账户，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不得出售，只获取红利收益；达到一定年限（如5午）后，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可根据支付养老金的实际需要，每年可将不超过10％的股份通过市场交易变现。对于新上市公司，可规定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份交由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公司持有，公司上市三年后，基金管理公司可根据需要进行转让交易。作为一种渐进的减持方式，这既可以实现上市公司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行为更为规范、公开和透明；又可以弥补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不足，并且不会造成对股市的不利影响。
3、尽快制定有关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多元化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稳步推进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多元化。为了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的效益，并有效地防范风险，应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交由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投资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近期由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暂行规定）虽然对机构和投资工具的选择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如基金管理公司实收资本不能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近三年不能有违规行为，购买股票和金融、企业债券的比例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等，这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还应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
保险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目录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
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内容简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政府规避直接责任，企业负担沉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立法宗旨存在偏误，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本文从日本社会保障的体制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并就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危机及其成因、改革的基本趋势等问题加以概述。继而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加以分析；着重从社会保障的立法基础、决策与管理体制、财政结构、资金平衡，以及扩大覆盖率和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系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展望》的子课题。该研究课题受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中日两国政府间2001年学者交流计划”项目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学者（6人）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野村证券的研究人员分工完成。本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中心特邀研究员，负责本项子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02年3月在日本东京研讨会上交流、发表，并结集成册，同年在日本以《中國社會保障改革の衝擊》（日文版）为书名出版发行（日本东京，劲草书屋，2002年11月15日版）。因本课题版权协议的限制，本文系首次在国内发表。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着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解体。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努力探索并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统一、完善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发展很不平衡，企业负担沉重；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
在战后初期，日本即奠定了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原有的制度，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适合社会变动的制度和法律加以修改。当前，日本的社会保障正面临着经济景气不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雇佣形态改变等因素的挑战或考验，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确立的现存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改革或调整已势在必行。
目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虽然两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各异，社会保障的发展层次、水平悬殊，导致社会保障危机的历史成因亦尽不相同，然而对各自的特殊性加以抽象即可观察到，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它源自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及其共同的社会历史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中日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和相互借鉴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5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可归纳出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或特征，这些经验和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无启迪或借鉴意义。本文仅从体制的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
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日本是个注重依法治理社会的国家，每一项社会、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亦是如此。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是相关法律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日本现行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绝大部分是在战后的前20年间（即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制定或修订的，它们作为日本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对于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社会保护体系的筹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从立法结构和形态上看，日本狭义的社会保障法律部门大致可划分为社会保险、公共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及医疗等4个子部门，其中每个子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虽然日本没有根本性的社会保障法典，但该法律部门中的每一单行法均是由立法机关设立的，具有国家法律的属性。从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与社会保障事业配套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提供了严密的法律依据。
从立法基础和宗旨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立法理念之上的。这一理念的确立始于战后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实施了诸如承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等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即由国家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2]1950年10月，社会保障审议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书》以1948年宪法第25条关于“任何国民都拥有享受健康的、文化上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国家要努力提高和增进有关一切生活方面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及公共卫生”的表述为基础，确立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社会保障就是对疾病、负伤、生育、残障、死亡、失业、多子女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从保险方面和国家直接负担方面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对陷入生活困境者，通过国家救助，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与此同时，努力增进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以便使所有国民都能过上真正有文化的社会成员的生活。”
从立法过程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与政党、雇主团体、工会团体共同参预的原则。在日本，国家、利益集团和各阶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异，其中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安排往往占居主动地位，但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往往经过广泛的争议和酝酿，最终通过一方或各方的妥协或合作告终。在日本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和社内工会制度下，劳资双方在对待社会政策的立场上往往较易达成妥协。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即是社会各参预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3]法院则以独特的角色参预社会保障事务，它不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发起者，其法律地位和职责主要是裁决诉讼而不是形成社会政策，但法院对社会保障权利的追认以及对立法、行政主体的制约作用在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4]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立法机构。
立法权属于国会，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修订由国会审议批准；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投资需由国会决议。
行政管理机构。
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为厚生劳动省，负责社会保障的调研、规划、调整和审查；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都道府县。
执行机构。
中央执行机构为社会保险业务中心，负责汇总、处理地方执行机构的投保人资料。地方执行机构为都道府县的民生主管部门及社会保险事务所（系社会保险厅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和基层公共法人组织（如健康保险共济组合、国民健康保险共济组合）。中央和地方两级执行机构实行计算机联网，社会保险事务处理实现了“在线化”。
审查机构。
日本政府根据《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议会法》，专门设立了社会保险审查制度。经厚生大臣任命，在各都道府县配备2名以上的社会保险审议官，是为第一审机构。负责第二审的机构是由5名委员组成的社会保险审查会，审查会的委员须经参众两院批准、由内阁首相任命，任期为3年。审查对象涉及受保人的资格、标准报酬、保险款项的发放以及保险费征收等方面。审查程序是：受保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地方审议官申请审查，无须负担特别费用；若对地方审议官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向社会保险审查会申诉；审查会的审理公开进行；若对审查会的二审裁决不服，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讼。
保险基金管理机构。
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独立性，政府设立了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分别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的收入为社会保险缴费、国库负担及保险基金运营收入；支出主要用于年金给付和福利设施投资。
特别会计要将收支节余额的大部分“预托”给财务省资金运作部，
后者将这部分积累金与邮政储蓄金、简易保险资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券等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投融资计划。“预托”金大部分用于购买国债和长线投资，其余部分交给厚生年金福利事业团、地方公共团体和其他机构具体经办。此举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重点建设，而且有利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300余家保险公司负责保险费的收取和支出。
监督机构。
日本设立了社会保险基金联合会，其总部设在东京，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分支机构。联合会作为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中介机构，专事医疗保险费用的监督，对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开具的催款单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国家有关药品和医疗规定者，送交受保人所属的保险公司以便履行向医疗机构付费的程序；反之，则提出质疑返回医疗机构重新办理。
实行上述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使有关部门和机构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社会保险的业务程序清晰、高效、严密；有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
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咨询制度。
专家咨询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是内阁首相的咨询机构，其职能是对全国性的社会保障计划、立法、运营大纲等进行审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日本政府还设有医疗保险审议会和年金审议会，是为厚生大臣及社会保险厅长官的咨询机关，对运营进行审议；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地方的社会保险审议会，负责对医疗保险机关进行保险适用资格的批准和取消；在厚生劳动省设有中央职业安定审议会和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审议会，对雇件以及劳灾保险进行审查。
民间协助制度。
这是一类旨在动员民间力量协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的制度。社会保险委员会制度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之一。这项制度规定，凡是2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都要设专人负责社会保险事务，这些人由所在都道府县首长聘为社会保险委员，社会保险委员对本单位的领导及职工社会保险问题进行指导，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社会保险事务所设有社会保险相谈员，负责对未满20人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巡回指导及业务联络。社会保险委员和社会保险相谈员之间保持经常性的业务联络，在工作上互助协助。
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障责任的归属问题上，日本贯彻了混合性原则。即：公共救助部分依据的是必要原则，由政府承担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部分主要依据贡献原则，其社会保险资金来源采取受保人、雇主、政府三方分担的原则，[5]其中政府责任占有较高比例。日本的社会保险资金主要包括保险费、公费和其他（如资产收入等），根据最近统计，保险费占57%（受保人26.9%，雇主30.1%），公费占31%（国库支出27%，其他公费4%），其他来源占12%。[6]政府除负担每年养老金支付额的三分之一外，还免除了生活困难者的保险费缴付义务，对于由于特殊原因无法享受其他年金者通过福利年金提供帮助，并且负担社会保障事务的全部管理费用。这一收入结构，既顾及了广大受保人和雇主的承受能力，又考虑到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的可能，与以政府税收为主的英国北欧型和以社会保险收入为主的欧洲大陆型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人口结构变动以及国民生活意识的转变，国家财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缺口近300万亿日元。[7]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修正积累制的特点在于保险费率根据支付和积累的需要，实行分阶段调整，保持相对稳定。日本的公共年金大体上每5年进行一次核算。为了保证修正工作符合实际，政府组织专门人员对出生、死亡等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进行预测，据以对未来65年的年金收支情况进行滚动预测。如果前一次财政核算中的预测与实际不符，则对保险费率进行调整，以稳定年金财政。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保证年金的积累和支出。
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养老金筹资模式上迥异，但修正积累制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积累和支出的调整不无借鉴意义。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社会环境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完善；但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却遇到了多方面问题，且这些问题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呈现出日趋严峻之趋势。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有属于其自身结构方面的，也有属于其外部条件方面的。就外部条件方面而言，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长失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变动等三方面问题。[8]
（1）经济增长减速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压力。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以1973年的石油冲击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转折，日本经济增长即呈现出明显的减速甚至停滞之势。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从1991年起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尽管日本历届政府已数次出台复兴经济的方案，但一直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经济增长的滑坡，至少从两大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国民经济总体规模难以迅速扩大，致使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增长规模相对缩小，从而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得以扩展和完善的财政基础。其次，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企业倒闭不断增加，致使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大大加重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失业与雇佣保障方面的负担。
（2）人口结构变化使社会保障负担加重。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迅速扩展和完善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人口年龄结构尚未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遇到沉重的人口高龄化压力，老年人口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轻。然而，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进程在步入70年代后也迅速加快，人口高龄化程度也随之迅速提高。日本的人口高龄化系数已达1990年已达12.0%，而且这一系数还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到2025年将达27.4%。[9]伴随人口高龄化速度加快、程度提高，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年金者的数目日趋庞大，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造成了日本政府日趋严重的财政负担，以致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3）终身雇佣制度开始松动。在战后的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所通行的雇佣制度即是所谓“终身雇佣制”，公司雇员一般不中途转厂，雇主亦很少单方面解雇雇员，即使在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也同样如此。终身雇佣制的广泛存在，至少从两方面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其一是大大缓解了失业问题，减轻了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方面的负担；其二是企业为鼓励其为企业献身并减少其后顾之忧，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内部保障项目和设施，起到了替代和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面临经济增长减速而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终身雇佣制也开始呈现解体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大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短期雇佣、临时雇佣方式，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日趋加速。雇佣制度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失业问题，从而加重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保障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又降低了企业建立企业内部生活、健康等保障项目的积极性，而把大量的保障负担推向社会。
（4）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其主要趋向是家庭核心化、家庭老龄化、家庭独身化、家庭小型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从多方面削弱了家庭的保障功能，把原来由家庭承担的一些保障事务推向社会，如在家庭成员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家庭核心化又使子女与其年迈双亲的同住率大大降低，家庭小型化和家庭单身化则大大降低了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而家庭主妇外出就业又将照顾年老双亲的责任推向了社会等等。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从而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政府的租税收入不足，财政困难增大，而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却急剧膨胀，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日本的社会保障改革由来已久，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即着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80年代以后改革力度明显加大。1982年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改革调查会”提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建议，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8年发表《关于实现长寿、福利社会政策的基本考虑与目标》，1993年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公布咨询报告，提出社会保障新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应该是为了全民的利益，由全体国民来建立、支持的制度”，主张对社会保障制度从整体上重新加以认识，使之适应国民需求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家庭及地区的变化、女性作用的变化、劳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变化，并使之在21世纪依然能够持续下去。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
（1）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费支出的过度膨胀，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改革的目标首先集中在国库存负担最大的社会保险部门。在公共年金方面，1994年出台了年金改革法案，决定从2001年起把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推迟到65岁，对无工作或低薪的劳动者，可在60-64岁期间支付部分养老金。为解决财政薄弱的年金部门负担过重的问题，除采取国库存重点帮助和调整各年金体系间的财政加以解决外，政府还积极谋求实现年金制度的一体化。在医疗保险方面，1982年制定的《老年保健法》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医疗公费负担”制度，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各医疗保险制度共同负担。1984年设立修改健康保险法时又规定：60-70岁的老人是受雇者医疗保险的适用对象，把补助医疗费的标准由100%降至90%，以降低政府对国民健康保险的补贴率；同时废止了“临时工（日工）保险制度”，将其纳入其他健康保险。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个性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制度。1992年在健康保险中第一次导入了“中期财政运营方式”，以便在大致5年间取得财政平衡，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和国库补贴率。
（2）在考虑国民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保险金缴纳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实行费用征收多元化。1994年的年金改革法案规定，厚生年金的缴费比率从1994年10月起，由月标准收入的14.5%提高到16.5%（劳资双方平均分摊），1995年10月再提高0.85%；1995年后从受保人的年中和年末奖金中（各相当于1个月的工资），提取1%的保险金（劳资均摊）。然而,日本政府迄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能遏止社会保险财政赤字的扩大趋势,除国民健康保险以外的所有保险制度都呈现的财政赤字，政府的基本对策是提高缴费率。厚生劳动省在1999年拟定了一项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将给付水平降低20%、同时降低投保费率，今后的改革方向将是降低工资替代率、逐步缩小公共年金规模、扩大企业年金。但由于受保人（公、私雇员）和工会组织对于降低替代率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国会未予通过上述议案。日本政府在2001年1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针对老龄化而制定的、以提高缴费率和增加个人负担治疗费比率为主的重建医疗保险财政方案，拟于2002年实施。
在税制改革方面，扩大中间税征收比率。1998年日本首次引进消费税，90年代以来通过提高消费税的征收比率（1997年后为5%）来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通过提高某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以减少政府支出部分。
以上这些做法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将直接或间接加重国民的负担。因而如何取得国民的广泛共识和支持，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
（3）倡导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重视各社会团体和家庭有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日本十分重视发展居民参与社会福利的机制，90年代以来，由居民创办的各种营利性家庭服务团体有较大的发展。一些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也主动参预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各种慈善活动积极为社会作贡献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立法基础。
社会保障是以社会安全为目标、以社会公平为原则、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为宗旨的社会公共政策。现代国家大都将自然法关于人的生存权利的自然秩序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并承诺保护。在这些国家，宪法对于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予以保障的承诺成为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渊源和基础。在中国，宪法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但在有关章节中对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作了相应的表述。[10]
然而，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作为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地位往往受到忽视。在论及有关建立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因或依据时，人们往往援引的是中共中央和政府的文件或决议，而这些文件中没有对社会保障给出清晰、完整的定义，对社会保障的理解多偏向于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功用，或者将其局限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层面。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功利性目的，在制度设计上强调效率高于公平、减轻政府责任，使社会保障在弥补市场缺陷、公平收入分配、吸收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方面的作用受到忽视，并且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强化谨慎性预期心理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立法基础的模糊，或许是造成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的原因之一。
立法形态。
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法的体系框架，在结构形式上基本涵概了当代社会保障法系的外延。[11]但从立法形态上看，尚处于较低层次，大多是作为政府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颁布的，或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不具备国家法律的形态，其刚性和约束力较弱；在法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意志而非国家意志；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立场差异，一些法规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在实施过程中易产生矛盾或者衔接上的真空；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搏弈倾向下，其实施中的随意性较强，实施效果易打折扣。从先进国家推广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来看，应在体系创建初期就将强化立法列为根本，以此保证和规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建立全国统一、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体系的迫切任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有关国际组织所制定的社会保障规章和原则，借鉴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经验，加强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提升立法层次、使之从政府意志升华为国家意志，是其中一项根本的、战略性的任务。
目前，中国的专家学者在先制定根本性的社会保障部门法还是先行分项制定社会保障的单行法问题上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和推进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制定一部确立社会保障的目标、宗旨和原则，明确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团法人、商事组织、公民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预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并且能够用以规范相关单行法律或法规的制定的、总括性的社会保障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部门法的建立，有利于该部门法系的立法完善，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运行。
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由现有的决策体制和立法形态所决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完成的。尽管某项制度的出台，通常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试点运行、总结评估到决策选择的过程，但在封闭的和缺乏透明度的状态下做出的决策，难免因决策者认识上的局限或政府意志的作用而造成失误。[12]在这方面，日本的立法机关审议批准体制，法定的专家咨询机制（社会保障审议会制度），受保人、工会、党派、雇主组织、自营业者组织等社会各利益团体广泛参预的决策体制，[13]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执行、基金运行、审查、监督体制的建设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措施并逐步得以规范和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设方面，中日两国确有诸多需要交流、学习与借鉴之处。除前述若干问题外，日本法定的专家咨询制度、民间协助制度以及保险费的定期审议、修正制度，对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亦有重要的、现实性的借鉴价值。
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险费筹资上，中国政府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原则。从形式上看，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结构与日本具有同构性，但各责任主体的负担比例与日本有较大的区别。在中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1999年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中，企业缴费占78.2%、个人缴费占21.8%，2000年则分别为78.9%和21.1%；[14]而日本1998年雇主和受保人在社会保障供款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2.2%和47.8%。[15]从政府责任方面看，在中国1999年的国家财政决算中（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与“抚恤和社会救济费”之和为523.52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45%（在该年度预算中，这两个项目的支出预算为346.94亿元,仅占总预算的2.39%）；[16]日本在9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达到37.52%的水平。[17]两相比较，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畸低或畸高责任，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保障财政结构的现状，反映政府角色定位上的偏差，并制约着某些改革目标的实现。改变由国家过度包揽的传统保障方式、减轻政府负担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主要方针之一，它比较符合当前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世界潮流。但将政府角色仅限于制度供给和最终保障、缺少法定的直接责任的定位则有失妥当，未能体现宪法确立的国家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上所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通过引入个人帐户，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的目标，但在负担结构过于偏重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目标、尤其是缺乏政府的直接责任的状况下，企业负担并未因个人责任的增加而降低至合理的水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弥补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又极力提高企业缴费水平。[18]由于企业负担偏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征缴（由于企业的逃费、避费倾向），制约着“广覆盖”（由于企业拒保倾向）和“保障方式多层次”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政府力图依赖社会保险基金清偿养老金历史债务而产生的养老金财政危机，以及强调以“低水平”和个人责任为特征的长远目标，导致了公众对改革的恐慌心理和对政府置信度的下降，由此引发了“提前退休”、“突击看病”等严重问题，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谨慎消费、增加储蓄以防不测的普遍心态。当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便开始强调社会安全和政府责任，制定短期应急措施，投入巨额资金仓促应对。应当看到，政府所采取的事后补救行为，实质上是社会保障机制对政府责任的强制性复归。与其规避政府责任、引发制度运行波动后再予以补救，不如确立政府责任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运行。
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可以归结为社会保障基金在经济周期和社会结构变动中保持平衡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主要取决于基金的征缴、给付水平，基金运营收益率的高低，以及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而这些因素又均受到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制约。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动时，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动是渐进的，其变动的长期趋势是可预测和易于把握的；经济运行状况则相对存在较大的变数，除了其自身正常的波动周期以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决策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之发生不同的作用，并传导给社会保障基金使之发生盈亏变动。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除了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目标外，还应预见到经济、社会因素变动对它的影响。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手段具有缓解或吸收经济波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的作用，既使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失衡,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自身亦能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在经济良性发展阶段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在经济状况长期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基金本身，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从而危及社会保障制度，使之难以为继。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社会保障政策，未能预见到长期衰退的影响，而长期以来的“国债依赖型”财政又使得政府在平衡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力不从心，后来的改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何制定一项能够长期平稳运行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由于社会保险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具有对等性，“低水平”并非是保持基金平衡的有效方法；提高缴费率和降低给付率将因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损害受保人的利益而受到社会保险主要供款人的抵制；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营完全（或主要）依赖于民间或政府，都会使基金平衡面对一定的风险，因而应按照适当的比例合理确定政府、企业、受保人之间的连带责任。从中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家财政的现有体制、支出结构和监督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将保障社会安全作为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目标，并确立以“平衡预算”为原则的财政决策和运行机制，从而奠定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直接责任和最终责任的财政基础。
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从以劳动者为中心到全民保障的扩展过程。中国的条件与日本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亦应突出重点，有序发展。虽然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其覆盖面已经开始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逐步延伸到城镇其他经济成份的职工，但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还比较狭窄，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别过大，众多无权利享受社会保障和处于低水平保障状态中的劳动者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这种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剥夺了大多数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安定正在或者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种囿于“唯生产力论”、忽视社会保障促进生产力发展功能、忽视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需求的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制定的社会政策，无益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以城镇劳动者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城乡全体劳动者乃至全社会。其中，突破“二元化社会”思维的局限，将占中国全体公民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尽管中国与日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但日本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不乏可供学习借鉴之处。
同时，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程中，既要制定社会保障的依据、规范、准则和标准，又要注重完善制度运行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并且应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充分评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否则可能因公众疏于参预而使之流于形式。在这方面，日本的国民年金“空洞化”趋势对于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19]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在养老保险领域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一个企业雇员，一般可得到由国民基础年金、厚生年金、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或适格年金）所构成的三个层次的保障；一号受保人除加入国民基础年金外，还可自愿加入国民年金基金。另外，日本在普遍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还有各种商业人寿保险可供人们选择。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灵活地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参保人的养老需求。
中国在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期，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目标，[20]但它的初衷在于改变以往的养老保险资金筹措完全由国家或企业包揽的单一方式，因而在目标设定上与世界银行倡导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存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多支柱”体系的建立包含着基金来源和筹集方式的内容，但它的目的却是从保障老人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出发，确立由国家再分配责任、企业保险责任和个人自我保障责任共同支撑的养老金制度结构，从而建立起一种较为有效和安全的老年生活风险保障模式。在中国，由于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强调减轻政府责任而偏重于企业的责任，也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以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缺少谈判协商机制，使得企业缺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能力和内在动力，这是导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中日两国在各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相类似的问题，诸如人口老龄化、人口负担系数增大、失业率增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养老保险基金运营风险加大等等；学术界关于走出社会保障财政危机的方法和途径的探讨亦有趋同之处，诸如推迟退休年龄、减轻政府负担、提高缴费率、降低工资替代率，以及社会保障“费”、“税”之争，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孰优孰劣之辩等等。因而，两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加强交流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应看到，中日两国是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施行调整或改革的，两国在社会保障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因而某些问题或因素虽然带有共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们的因果关系、结构层次、性质内涵及其对现行制度的影响程度等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从不同的立场或视角考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充分把握双方的特殊性，深入分析具体条件和具体问题，才能做出有益的比较和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