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1 06:23:54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一）英国
英国保险业历史悠久，保险市场有健全的自我管理能力。因此，英国政府对保险的监管比较宽松。英国保险业在一定的管制下，可自行决定其投资项目范围，只要保险人具有规定的偿付能力，并依法将营业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呈交工贸部，同时按期公布。这种以宽监管的态度明显地反映在英国1982年的《保险公司法》中。该法第38款规定：“工贸大臣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不投资于其类资产或者在规定期限届满前，变卖公司拥有的全部或一定比例的资产”。这些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涉及投资的具体内容，在正常情况下，工贸大巨不会行使这些权利。
（二）美国
美国早期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并不严格，致使保险企业的投资相当紊乱。当时纽约州有不少寿险公司凭借其雄厚的实力从事种种不当行为，如动用巨资影响立法机关对保险企业管理的立法，集中投资于某一公司的普通股进而控制该公司等等。
鉴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1905年纽约州由参议员Armstrong组织设立了Armstrong委员会，开展对保险业的调查。1906年Armstrong委员会提出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调查报告》，倡议设立保险管理机构，监督保险立法的执行，并提出了保险资金的运用应首先考虑本金的安全，而不是投资收益。纽约州议会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Armstrong法案，严格禁止人寿保险公司对普通股票与不动产的投资，而对权益资产的投资未加限制。
纽约州通过Armstrong法案后，各州均予仿效。纽约州对保险资金运用的从严监管，大大地保证了保险企业的财务稳定性，甚至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期间，纽约州也没有一家寿险公司破产。
（三）日本
日本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也类似于美国。日本政府根据1890年的旧商法，于1900年制定了日本保险法，该法对保险资金的运用也作了规定。日本的保险法在1912年、1927年、1933年、1934年、1935年、1939年屡次作了修改。修改后的保险法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对象及各类投资对象允许占的比例都有明确规定。这反映了日木对保险资金运用以严监管的特点。
（四）中国
1995年《保险法》颁布实施，从这个时候起，我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该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2002年，新《保险法》出台，该法在上述基础上，加了以下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保险公司运用的资金和具体项目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具体比例，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
2004年，我国出台《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放宽了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该法重新规定了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方式：“保险资金只可运用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买卖金融债券、买卖企业债券、买卖证券投资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
总的来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有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监管较严的特点。
二、英、美、日、中保险资金运用对象的监管比较
（一）债券
英国保险企业可以投资债券，投资多少保险企业自己把握，没有通过保险立法作明确规定。
美国各州对保险人的债券投资有不同的规定。如纽约州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投资的公司债券必须是依法设立并具有完全清偿能力的公司发行、担保之债，而且该公司从未有过延迟支付债券本息的记录。人寿保险业对每一公司债券的投资不得超过其认可资产的5%。德克萨斯州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业投资购买公用事业债券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寿险认可资产的5%。寿险业投资于其它债券，则对每一公司债券的投资，不得超过认可资产的l%，其总投资额不得超过认可资产的5%。
日本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购买同一公司的公司债券、股票以及以此为抵押的放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
中国1995年《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2004年《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规定：除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外，保险资金还可用于买卖企业债券。
（二）股票
英国保险人可以投资股票，比例由公司自行决定，政府只对其偿付能力进行监管。
美国各州对普通股投资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直到1951年后，美国各州才陆续开禁。路易斯安那州保险法规定，保险业投资的普通股必须经《证券交易法》注册登记，其发行公司在人寿保险业投资前五年中任何三年，每年对其股份所分配的股息不得少于股票面额的20%，股票无面额时以申报额为准，人寿保险业对每一公司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其认可资产的5%。
日本保险法规定对股票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0%。
中国在2004年《保险资金管理规定》颁布后才开始允许保险人投资于股票，但没有限制其比例。
（三）不动产
英国保险人可以投资于不动产。
美国保险人在1906年前对不动产的投资业务一直很兴旺，Armstrong法案颁布后，禁止保险企业对不动产投资。1942年以后，由佛吉尼亚州首开先例，保险人又投资于不动产，后来各州也纷纷解禁。
日本，对不动产的投资在最早出现的1900年保险法中已有规定。日本保险法规定对不动产的投资不能超过保险人总资产的20%。中国目前还不允许保险人投资于不动产。
（四）贷款
英国，允许保险人给其保户贷款。
美国，纽约州保险法规定：第一，贷款的担保必须是不动产第一顺位抵押；第二，不动产没有设立任何其它物权；第三，贷款额不超过不动产价值的2/3。
日本，保险法要求保险人对同一人的贷款不能超过总资产的10%，以同一物体为抵押的贷款不能超过总资产的5%。
中国，不允许保险人发放贷款。发放贷款的权力主要集中在银行身上，一直到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才稍微放宽了对民间借贷的限制。
三、总结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各国保险资金运用监管体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经验，汲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建立适合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体系。就当前情况而言，我认为应该冷静对待保险资金投资股票这一现状，尤其应该加强这方面监管。我们更应该牢记：繁荣兴盛的背后是危机！
参考文献
[1]费安玲、王绪瑾，保险投资法律问题的思考，北京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总第91期
[2]张洪涛、张俊岩，保险资金运用与风险管理控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6[论文关键词]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启示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美国保险监管体系
美国对保险业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拥有各自独立的保险立法权和管理权。联邦保险局负责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联邦犯罪保险等特定义务。各州有自己的保险法，各州保险局在州管辖范围内行使保险监管权，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保护投保人利益为主要监管内容。各州法院通过对保险法的司法审查也发挥着一定的监管作用。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的努力下，美国各州保险法的内容已无太大差别。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为适应监管的需要，逐渐加强了对保险业的监管，建立了以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和州保险监督机构为主的保险监管体系。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是对美国保险业执行监管职能的部门。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由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4个美国属地的保险监管官员组成。该协会成立于1871年，其目的是协调各州对跨州保险公司的监管，尤其着重于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监管。同时，该协会也提供咨询和其他服务。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有其历史渊源。186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案件的判决认定了各州享有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权力。1944年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诉东南保险者协会”一案中在事实上了它先前在1868年的判例，意味着联邦权力可以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1945年的“麦克兰—富格森”法案一方面宣布国会承认各州对保险业监管的现行体制和法律，另一方面宣布某些联邦法律将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
美国保险监管体系有其独特之处，州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各州都设一名保险专员，具体负责对州内经营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费率和市场行为进行监管。根据有关规定，所有美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必须在至少一个州登记注册，并接受所在州和有营销业务的州的监管。
偿付能力监管是核心
美国保险监管主要包括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的目的是确保保险公司有财力兑现自己的保险承诺；而市场行为监管是为了保证价格、产品和交易情况合理公正。美国主要通过资本充足性监管来间接控制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由各州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和盈余标准，当保险公司的资本和盈余达不到本州规定的最低标准时，监管机构就会进行干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保险公司破产案例的不断增加，使有效预防和及时识别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成为保险监管者的首要目标。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针对人寿／健康保险公司和财产／意外保险公司实施了风险资本标准（Risk-BasedCapitalStandards），即根据公司规模和风险状况来评估资本和盈余的充足性。
风险资本比率是总调整后资本与授权控制水平对应的资本数额之比。风险资本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总调整后资本
风险资本(RBC)比率＝─────────
θ×风险资本总额
监管机构一般根据风险资本比率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根据RBC比率的具体值，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确定了四个不同层次，要求有关监管者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授权控制水平”是一个主要的参考标准，它等于系数θ与风险资本总额之积。干预层次分别为：
1）保险公司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200%时，保险公司必须向保险监督官提交一份方案，对其财务状况作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2）监管部门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15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审查，如有需要，还可以提出改进措施。
3）监管部门授权控制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即100%时，保险监督官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整顿或清算。
4）强监管部门强制接管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7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接管。
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保险费率通常是通过自由竞争的机制确定的，自由竞争在保险种类费率的确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世纪以来，某些保险种类的费率已经或多或少受到政府的管制，成为政府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重要领域。1944年以后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保险费率受到普遍的管制，主要的管制方式是事前审查和批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后，对保险的监管进入重新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由于利率的波动，保险人对保险费率的严格监管表示不满。特别是70年代末，由于利率较高，保险人的投资收益可观，保险人通常订立较低的保险费率，只收取很少一部分保险费，就可以满足赔偿的要求，获得利润。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利率的回落，原先低的保险费率无法满足赔偿的要求，保险人要求提高保险费率以保证赔偿，而以往的法律对保险费率的限制使保险人无法自由确定保险费率。在这种情况下，对保险费率的监管出现了分歧。
保险业内人士以及部分的保险监管机构认为，保险人应该不用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只需要向监管机构提出报告备案，就可以自行决定保险费率。纽约等州从60年代末开始放开管制。几乎同时，这些公布新的法律（这些新的法律被称为“公开竞争”的法律）的州，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议案，要求对保险费率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完善的保险信息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全国范围的、关于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各州的保险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获取信息。数据库信息包括近5000家保险公司最近10年的年度财务信息以及最近两年的季度财务信息，其中某些年度信息数据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
每个州保险监管部门的计算机都与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网络相连。协会的财务数据库在帮助各州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控和进行其他金融分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州保险监管者及协会官员可通过各类应用系统取得数据，并制成规范报告或税务状况报告，以满足特定的要求。此外，协会还拥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监管信息追溯系统”（RegulatoryInformationRetrievalSystem，RIRS）和“特别行动数据库”（SpecialActivitiesDatabase，SAD），这两个数据库使监管者掌握个人或保险公司因涉嫌违法或违规交易而受到检查的信息。作为“监管信息追溯系统”和“特别行动数据库”的补充，协会还开发了全国客户投诉数据库、关于保险公司职员及经理的数据库以及一个总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监管目的是尽早发现出现财务问题的保险公司，并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迅速地从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以保证投保人和股东的权益。统一财务报告制度、审计制度和制订财务标准是协会执行监管的前提。
各州的保险监管机关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析，以避免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发生。这些工具主要包括：保险监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与偿付能力跟踪系统、基于风险的资本监控系统以及各种常规、非常规的现场稽核。
每年，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法定年度财务报表计算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指标，应用IRIS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使监管者从被监管对象中发现需要重点监控的目标。依据财务报表信息对指标进行计算的过程被称为IRIS统计阶段。所有的美国寿险公司每年的财务报表都要经过IBIS统计阶段。如果对某一特定的保险公司，其IRIS结果显示极为异常，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首先会将此结果通报该公司注册地所在州的主管机关，以及该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其他各州。因此，如果IRIS结果不佳，通常意味着要受到所在州保险监督机关的进一步调查，但协会并不建议公司所在州将IRIS结果作为评估该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惟一依据。协会通过确定IRIS指标体系，达到了对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定量监管和预警的目的。
公司内部控制、行业合作组织与保险评级机构
美国各大保险公司都实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由美国几家大的保险公司首先接受的组织控制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COSO）模型，已成为美国保险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基准。COSO模型描述了环境控制、风险估计、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以及监控等五种相互关联的控制因素，它们植根于企业控制的经营管理过程中。
在美国保险市场上不仅有费率厘定、公共关系、职业教育方面的行业合作组织，而且还有很多业务上的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的存在不仅提高了保险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促进了保险保障质量的提高，而且是保险监管的有益补充。
美国的保险评级机构在为保险客户和保险公司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完善保险市场和监管，促进保险业的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保险评级机构把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转换成易于理解的各种等级以反映保险公司的实力。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保险评级机构为他们选择保险公司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服务。企业和政府机构决定与哪家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也同样要参照和使用这些评级结果。保险评级机构除了评级之外，还对保险业的一些相关问题（如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保险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等）进行调查研究，为保险监管机构提供相关资料和政策建议，为其客户提供相关的保险咨询和顾问服务。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功能对保险市场的监督，为保证保险业的有序运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金融混业经营下保险监管的新变化
1999年美国颁布了Gramm-Leach-BlileyAct（GLB）法案，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之间的壁垒，允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股公司内部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向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相应地，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or）的职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监管者。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类分支机构和非银行分支机构仍分别保持原有的监管模式，即前者仍接受原有银行监管者的监管，而后者中的证券部分仍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保险部分仍由州保险监管署（SIC）监管，SEC和SIC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
GLB法案对美国保险监管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法案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最高监管部门，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采取监管行动。但法案同时又规定各类金融子公司在实质上仍然受原来的监管部门监管，如证券子公司和保险子公司仍分别由美国证监会和各州保险监管局进行实质性监管。
法案的这一规定冲击了美国长期实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使联邦银行体系监管机构介入到保险和证券监管当中，从而使监管冲突成为可能。尽管GLB法案中包含解决监管冲突章节，因各自保护的对象不一样，出现监管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成为金融控股公司中的一员，美国各州保险监管局的独立监管地位将发生动摇。
法案出台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立刻意识到相互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为了避免重复监管，减轻被监管者负担，美联储的部分大区行开始加强与功能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如成立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等，保险监管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沟通，以强化对控股公司和关联交易的监管。
在法案颁布前，保险业与证券业已经开始了混业经营，法案的颁布更刺激了银行业与保险业的资本融合。曾经实行专业化经营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金融服务业兼业经营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这种融合趋势必将导致新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经营行为创新，使以保险监管为主业的美国的保险监管部门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和监管对象，不得不将监管的视野扩大到保险公司以外的整个金融市场。
美国保险监管的借鉴意义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保险市场最健全的国家，但就其监管体制而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不断地改革完善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从美国保险监管的经验来看，监管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全面和真实性、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监管指标的标准化、监管程序以及监管人员行为的规范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我国的保险监管当局而言，应加快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现代化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在保险监管中的作用，尽快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和集中统一的保险行业数据库。应规范保险公司的财务核算方法和统计指标，使各公司递交的财务报表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同时，保险监管当局应建立和健全保险监管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系统，这对于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偿付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忽视了真正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对风险的确定、监控、预防以及风险发生后的治理等关注不够，特别是缺少对保险机构财务状况的跟踪分析，有时处于事后“救火”的被动状态。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监管模式偿付能力破产概率监管效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第四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走向开放的成熟的阶段。为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过渡。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双重监管具有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市场行为监管所可能引致的“寻租行为”都使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成为必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保险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经历了“审批还是监管”到实施“行为监管”,再到实施“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的制度变迁。
监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较
目前,国际保险业的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都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而转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的监控。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偿付能力监管能够体现出优于市场行为监管的几项制度特征:
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与行为监管相比,偿付能力监管显然能够节约监管成本,因为它需要的监管人员及机构较少。
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在行为监管中,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保单条款的设计等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定,不利于险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而偿付能力监管一般是通过设立偿付能力指标体系进行监控,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符合监管规定范畴的公司,保监会并不干预其正常经营。
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效果优于行为监管。众所周知,与保险消费者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和给付责任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直接监管,抓住了保险经营的核心,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
监管模式效率比较的模型分析
保险业有效监管的基点是:在保险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维持保险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经营性。由于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险监管必然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例如,限制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过大项目的承保,这使保险公司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使相应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据一般的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
α,β是相关参数,且α,β>0
E(r)是保险公司资产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险公司收益的标准差
当保险资产的期望收益E(r)上升,则破产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当保险资产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上升。保险监管结构可以对δ(r)的下限做出规定,即限定保险公司经营的最低风险额度。根据保险的一般破产概率公式,有效边界曲线如图1所示。
假定保险监管机构采用严厉的监管方式,这有利于使保险的经营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例如,与偿付能力监管方式相比较,市场行为监管方式是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它对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从经营管理到费率厘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假定它由此导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如图点L所示。考虑一种极限情况,如果监管设定的δ(r)接近极限值,则对应的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剧下降。这是因为过度的市场行为监管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导致保险公司利润的下降,从无限区界来看,没有利润的保险经营最终将破产,即偿付能力危机。而偿付能力监管则较为灵活,放松对保险公司具体环节的管制,因此对应更高的δ(r),均衡点为M。可以看出,偿付能力监管的均衡点M比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各有优劣的两种模式。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保险公司有自身风险管理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优于市场行为监管: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
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在控制保险偿付能力风险与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地说,是在控制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额度的基础上,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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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挪威)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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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庆康(1942.1—),男,广东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与保险。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有效保险监管，监管理念，监管实践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机制，是解决保险市场失灵的手段，它既体现了法制化和程序化的监管理念，又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的监管实践活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和保险监管理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和演进。
一、有效保险监管理念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6.构建有效保险监管体系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国际；模式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本文对于美英等代表性国家的养老金监管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的现状，进而得出一种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操作具有实践意义的有效模式，以确保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
分析养老金监管的框架时，重要的是要区分该行业面临的各类风险，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银行部门的监管在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中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根据数量审慎的原则，内部和外部审计被认为是对银行监督十分重要的技术手段。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主要包括了许可证制度和事前监督，跟踪监督、执行和解决过程，事后监督等三个重要的过程。从目前世界各国银行监管的发展来看，面临了诸多的金融问题和风险。因而，各国都在探讨新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方式。
国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监管人一般通过利用与资本金和储备相关的繁杂的准入程序来限制进入和提高安全性。以信托基金或基金会的形式建立的养老金计划尽管会核实托管人的职业证书、信誉以及基金的经营计划，但对基金经理很少实施严格的职业证书要求，并且基本上没有资本金和储备要求。通过不给那些有违反养老金法律的人给予终身排除在该行业之外的惩罚外，其他方面的监管还可以以更间接的方式进行。目前，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一是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如美国、日本；二是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如澳大利亚；三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以智利为代表。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审慎性监管。其前提是经济发展已很成熟，金融体制比较完善，并且基金管理机构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此模式。二是严格的限量监管。这种监管模式一般适用于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管理制度刚刚建立、市场中介机构不够发达、法律不够健全的国家，如智利、匈牙利等国家采用此模式。
目前，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进趋势主要着眼于养老金投资组合的多样化，规避头次风险；健全评估和审计体系，做好监管过程中外部审计的整合，并明确外部审计的法定责任；加强对收费水平和结构的管理；构建监督管理的能力，对机构进行持续的监管；保持监管者的独立性，以确保监管的效果。一般采用开放式基金模式的国家引入的是非常主动的监督方式，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而采用职业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一般是硬性监督方式，主要是由于其监管的机构数量较多。通过对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梳理，我国可以更有效率地借鉴和选择科学合理的基金监管模式。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现状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权主要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处的法规及监管部来行使，主要负责对基金资产、资金运作情况进行监管，负责内部审计，对违纪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社保基金由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行政管理，赋予了相应的监管权利。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拟定了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有关政策，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和托管情况进行了监督。除了法规及监管部外，社保基金的托管人（主要指商业银行）监督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违规行为一并向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报告。但是，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的监管水平来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组织构成关系来看，养老保险基金主管部门与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部门内的委托——关系。在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规则中，基金管理机构往往缺乏独立的经营决策权。这种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合一，社会部门集立法、营运管理、监督于一身，政事不分的后果是由于基金管理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监管，基金挪用、挤占、浪费现象严重甚至滋生腐败行为，严重威胁基金的安全
其次，我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整体仍主要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分散在二千多个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不仅使基金管理层次过多，管理费用过高，而且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过小，难以实施较大规模、较为稳健的组合投资方略，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大。
最后，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来说，主要的方式仍然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国债和储蓄两种投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保证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与收益性。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选择的启示
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尤其是在监管模式和监管技术手段的选择上，如美国对401（K）计划的监管技术、英国对职业年金计划的监管体系等。我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上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这些方法，有选择地和针对性地应用到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去。笔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以及监管技术手段的操作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严格筛选基金托管人，明晰委托关系
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的优点是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政策执行较灵活，缺点是管理效率低下，制度运行缺乏透明度，会出现国家利益与基金所有人利益的不一致，以至出现挪用而造成基金损失；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便于民主管理和监督，其缺点是决策权力过于分散；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其优点是基金管理公司按市场规则运作和投资，透明度高、竞争性强、效率较高，缺点是成立专门的基金公司的创建成本、交易成本和营销成本都很高。
上述三种基金管理方式中，后两种方式更具有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托管人应当严格准入资格和条件，例如注册资本、技术要求等，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不能批准入市。选择基金管理人采取市场化的原则，考察基金公司以往业绩，对风险管理措施的设计以及投资理念、人员结构等。另外要体现一个分散性原则，一方面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形成竞争格局和市场化考评机制。明确这种委托关系与各自的职责是进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营和监管的基础。
（二）健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管体制
投资的收益担保有助于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但是，严格的投资收益规定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为保证一定的收益，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提取一定数量的波动准备金，以弥补投资收益率低于政府规定时的差额，这样一笔资金降低了投保人的净收益。另外一个负面效应是使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趋同，加大了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为了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借鉴国外做法，基金管理公司应提取一定比例的自有资本作收益担保的储备，促使其提高管理水平，在其收益较高的年份，提取一定的现金准备金。但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担保水平不宜过高，只需达到正收益即可。收益担保采用相对担保，即要求某个基金的收益达到整个基金行业平均收益的一定比例或不得低于行业平均收益的某个百分点（要保证取得正收益），可减缓基金管理者的压力，使其互相监督，防止某些公司违规进行高风险的投资。
（三）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
从一元养老基金监管模式向多元养老金监管模式的转变是世界各国养老基金监管的一个趋势，多元监管机制的建立意味着要打破目前养老金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监控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力的分配过程不仅仅限于对原有规则的修补,很可能要重新洗牌,进行彻底的制度调整。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初步设想理论上,部分积累的制度框架涉及三个主体?押行政部门、养老金缴纳者和养老基金管理中心,两两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约束的关系构成养老保险制衡机制。由这三个监管主体和制衡机制构成了多元监管模式,它具备保值增值养老金的潜力,并有可能避免利益集团的产生,因而比一元模式稳定。监管主体的职权界定和制衡机制的建立是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关键。
监管机构应确立统一、直接的收缴和发放形式，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避免收缴人员的道德风险，以防止养老金被中途截留。通过国家税收系统征收社会保障税并转入财政专户，是较为理想的征缴方法。社保机构应为每位缴纳者开立账户，在社保机构的监督下，由银行统一划拨支付,实现社会化收缴和发放。负责养老金运营的是具备法人治理结构的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由若干家投资公司、管理公司及保管公司组成,公司内部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各公司之间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养老金由财政专户直接转入管理中心下设的若干家投资公司账户，按照共同基金的模式进行投资运营，保管公司负责养老金的保管、收益分配并受社保机构的委托进行划拨支付。缴纳者有权向社保机构询问养老金的缴纳情况，对养老金的去向有知情权，而社保机构有义务向前者公布养老金征收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把养老金交给管理中心运营前应及时通知缴纳者,按其意愿交给指定的投资公司。总的看来,双方的制衡关系应建立在保护缴纳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法律基础之上。
（四）加快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健全，应该适时加快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在养老保险金监管方面确立第三方监管的有效模式。在社保基金监管中主要包括了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会计师、审计师、精算师等市场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的任务主要是定期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并对工作失误承担责任。尤其要建立完善的外部审计机构，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的监管，防止基金出险。尽管对外部审计的范围和质量的要求不同，但几乎每个国家都要求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外部审计，我国也不例外，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外部审计制度和机构。同时，积极完善会计师和精算师等市场中介机构，更好发挥监管功能，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健康的运行。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6篇
世界各国对保险业的监管有严格型监管和宽松型监管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是按监管的方式划分的,事实上,就约束的程度和力度而言,与其他行业相比,世界各国对保险业都实行严格的监管。保险监管的这种严格性源自何处?有何理论基础与依据?其严格性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严格性对保险监管的实践产生什么样的要求?本文从保险业自身特点的分析出发,系统分析上述问题。这种研究是一种保险监管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实践上可以为形成我国高效的保险监管体系提供依据。
一、保险业的特点与国家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监管的必然性
保险业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专门处理风险的行业,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这种特点具体体现在保险商品的特殊形态与效应上,体现在保险经营方式与内容的特殊性上,还体现在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一项内容而与其他内容的联系与区别上。
(一)保险商品的特点
保险是一种提供风险保障的经济活动,保险商品是一种具备特殊形态的商品。一般商品有着可以凭五官感觉到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其需求欲望较容易被激起,而保险商品不具备感官性特征,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很难直接被人感知,需要用比感官层次更高的思维去体验,因此其需求欲望较难被激起;作为一种隐形消费,保险消费感受同需求欲望一样不直观,甚至比生活服务、一般金融服务等隐形消费更难体验。人们对风险及其后果的畏惧与对保险的必要性的理解往往局限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在这之前容易存在侥幸心理。然而,安全观念上的保险消费则需要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发生。保险商品的这种需求严重滞后于消费的特点对保险经营具有重大的影响。
保险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另一个方面是:它虽然是服务形态的商品,但不同于旅游、文化之类的服务形态的商品,因为旅游等形成的商品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完成往往就是消费过程的结束;而保险商品则不是这样:消费者购买的是一个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承诺(提供赔偿或保障),这种承诺是一种信用,被保险人交纳保费在前,遭受风险损失后能否得到赔偿则取决于保险人履行合同的愿望和能力。
保险商品具有特殊的社会与经济效应。保险人作为商品经营者,其主观目的是追求经济收益。但是,保险这种商品具有良好的外部化效应,这就是它对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稳定与安定作用,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国际贸易与经济交往的保障作用,以及对于社会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
保险商品还有一种特殊的效应———防灾减损。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避免和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这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共同利益所在。保险人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减少赔款、增加利润,必然要与被保险人共同做好防灾减损工作。保险商品的防灾减损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从整个社会来来看,单纯的经济补偿只能转移风险,社会财富和人员仍然会受到危害,而保险中的防灾减损能减少整个社会的这种损失。
(二)保险经营的特点
保险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保险经营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经营的特点。
第一,保险经营的特殊风险。保险业是以风险为经营对象的特殊行业,具有各种形式的特殊风险: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投保人违背最大诚信原则,隐瞒真相,以不适合的标的作为保险标的,或进行不正确的描述,“降低”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以图少交保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或在事故发生后不采取适当的减灾防损措施,通过赔获而得到不正当利益;出险后,夸大损失,以图多得赔款;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的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制造假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保险合同条款不够严谨和规范,则会大大增加这种道德风险。
中间人风险。与一般商品关系的实现方式不同,保险关系的建立多数是通过第三者即保险经纪人或人实现的。由于中间人与保险人的经营成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而若管理不严,容易产生各种风险。例如为扩大业务量,保险人趋向于最大限度地利用保险人赋予的权,以降低保险费率、扩大保险责任、提前支付安全返还、提高手续费标准等手段争抢业务,形成大量的“低质量”保单。保险人为争抢业务,对保险标的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检验和核保,使劣质业务占列较大比例,从而使保险人承担额外的风险。
分保风险。分保是保险人分散风险和扩大承保面的有效办法。但是,正象人们对风险抱有侥幸心理而不向保险人投保一样,一些保险人对自己承担和集中的风险也抱有侥幸心理,不愿分保,保持过大的自留额。这种侥幸心理支配下的不规范行为会严重危害保险人自身的财务稳定,最终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偿还能力风险。若国家监管不力,保险人为多提取利润,或者为了留足较多的奖金用于投资,经常出现准备金提留不足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甚至会再现保险公司资本金未到位的现象。这种保险公司一旦破产,就会严重损害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
投资风险。保险人为追求资金运用的高回报率,容易趋向于“冒险”投资于高风险的行业,而投资市场的波动又极有可能危及本金的收回,从而降低偿付能力。
第二,保险经营的技术性。保险业的经营是以大数法则和概率论为基础的。保险经营的成本与一般工商企业产品成本的差异,表现在一般产品成本发生在过去,而保险经营的成本却发生在未来。因此,科学地测定保费或费率,是保险经营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由于保险商品的成本取决于多项未知因素(如损失率的随机变动),如果保险人为了扩展业务,有意低估这种成本,从而降低费率以吸引客户,则不能保持充足的偿付能力以对被保险人提供预期保障;而若保险人定价过高,则获不当得益,而且使许多急需保障的消费者无力购买保险,影响潜在的保险需求。因此,保险费和费率的确定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精巧”的工作。
保险的专业技术性很强。这种技术除上面分析的保险费率的厘定外,还包括展业、营销方式、品种开发技术、理赔、防灾减损、风险管理等方面。这些都植根于科学的计算。
此外,保险条款的制定、保险企业风险责任限制、资本金及责任准备金的提取等均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维护保险的稳定经营。
第三,保险投资的特殊意义和困境。在成熟的保险市场上,竞争激烈,大多数保险企业在主业务的经营上通常难以取得经济效益,甚至是亏损经营,这就使保险投资成了保险企业重要的一环。保险基金的特殊性质要求保险投资必须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在实际上投资风险与收益通常是正相关的,收益率高,风险也大,这成了保险投资中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
第四,利润核算的特殊性。非保险企业在计算产品价值或劳务收入时,已经把利润和税金计算在内,随交换实现或劳务实践,利润同时实现,保险利润的计算与此不同。由于保险合同都有一定的存续期,在会计年度结算时,保险责任通常并未终结;特别是人身保险,责任期限很长,有的长达几十年,常会遇到会计年度结帐时,对赔案还不能结案。因此,保险业务的盈余不能简单地将当年的保费收入减去当年赔款、税金和费用结算,而必须将未到期责任和未决赔款等考虑进去,提取赔款准备金。此外,还必须提存总准备金,即为今后较长时期内可能发生的特大巨额赔款提取准备金。因为根据大数法则要求,保险不仅要有广泛的承保面,还需有长期连续的观察,以应付特高赔付率年份的出现。保险企业的保险费收入只有在扣除以上各项因素后,剩余部分才是营业利润。这部分利润应当是保险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节约开支的结果。
(三)金融体系中保险业的特殊性
作为金融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保险业与金融业的其他内容如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保险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活动,与其他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之间具有重大的区别:
第一,本质属性和基本职能不同。保险业的经营对象是风险,基本职能是组织经济补偿和给付,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银行的经营对象是货币,基本职能是积聚资金、融通资金,并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
第二,资金性质不同。保险基金具有互、存储性及“有条件返回性”,而如银行等其他金融业,其资金具有“偿还性”。投保人在交纳保险费后,即失去了对所投资金的所有权,存款人对存入银行的资金仍具有所有权,存款只是资金暂时的有偿让渡。
第三,展业方式与渠道不同。保险展业有直接展业、人展业或经纪人展业等多种方式与渠道,呈多层次多元化展业。银行的展业方式则远不如保险展业灵活和多样化,存款活动无法也无需采取人或经纪人制度,存款业务注重以方便、快捷安全的方式来吸引客户,提高存款率。
第四,资本营运方式与方向不同。由于利润的来源不同,经营效果的评价标准不同,保险业的投资业务与银行的资本运营方式相差甚远;保险资本的运营方式受到严格限制,以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商业银行的资本运营范围限制较少,除要求提取法定准备金以外,其他资金均可作为运营;而投资银行可以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金融工具和行业,无投资方向的严格限制。
第五,经营方式及业务内容不同。保险业的业务内容主要体现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查勘理赔,以及资金运用等环节上,反映在保险业的机制上,它由风险选择机制、损失补偿机制、资金运用机制等内容组成,而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及业务内容主要体现于存款、贷款、汇兑、结算等方面。
(四)四家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监管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是社会经济补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负有很大的责任。保险经营与风险密不可分,保险事故的随机性、损失程度的不可知性、理赔的差异性使得保险经营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加上激烈的同业竞争和保险道德风险及欺诈的存在,使得保险成了高风险行业。保险公司经营亏损或倒闭不仅会直接损害公司自身的存在和利益,还会严重损害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危害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呼社会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所以,保险业具有极强的公众性和社会性。国家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的监管,是有效地保护与保险活动相关的行业和公众利益的需要。
国家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也是培育、发展和规范保险市场的需要。由买方、卖方和中介人三要素构成的保险市场,有一个产生、发育、走向成熟的过程,它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国家对保险业的严格监管有利于依法规范保险活动,创造和维护平等的竞争环境,防止盲目竞争和破坏性竞争,以利保险市场的发育、成熟。
构成保险的要件之一是必须集合为数众多的经济单位,这样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所以参加保险的人数众多、覆盖面大、涉及面广。而如前所述,保险经营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保险需专门知识,参加保险的一般成员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国家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监管也是由保险经营和保险业的这种技术性与专业性特点所决定的。
国家对保险业的严格监管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国家建立保险监管机构,专门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对保险业的监管以法律监管为主体;保险监管严格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监管中有很多具体的技术性规定与强制性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财务进行严格监管;建立多级监管体系实施对保险业的监管;国家对保险企业的再保险进行强制要求等。本文后续部分具体分析这些问题。
二、对保险业的法律监管
(一)法律监管的必然性
国家对保险业的监管可以采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由于保险业自身的特点,国家对保险业的监管以法律监管为主。竞争与法制是市场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运用法律手段监管保险市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制性措施,只有在法制健全、执行严谨的前提下,保险市场才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其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因此法律监管在整个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而且从整个监管活动过程来看,法律监管是其他监管手段的前提条件及依据。完备的法律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实施能有效地加强国家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水平。只有在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下,保险业才会真正充分体现其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保险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并使其有效发挥调节保险市场的作用。
保险关系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更是一种法律关系。保险关系是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保险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以换取对方对风险事故发生或特定事件出现所造成的损失、负担经济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或双方事先约定的条件,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明确。保险合同一经确立,就得到法律保障。对于这种以法律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保险业,国家的监管也应当是一种以法律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监管。
(二)法律监管体系
对保险业进行法律监管的基本方式是建立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保险法的组成主要包括保险业法、保险合同法和其他方面的保险特别法,它们分别调整不同范围内的保险关系。保险业法是对保险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法规,具体规范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保险企业的设立程序和条件,保险企业的主管机关,保险资金的管理、使用财务计算,保险企业的解散和清算,以及违章处理等内容和行为。保险合同法是规范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是保险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保险特别法是规范某一保险的法律,例如国家关于法定保险的各种法律规定。
保险法律体系是由各种规范保险活动的单行法律、法规、条例、决定、办法等法律文件组成的一个内容相互补充、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所规范的对象,主要包括保险监管机关、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他们之间形成保险关系时,会形成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并分别适用不同性质的保险法律、法规。这样,又可将上述各方面的保险法律、法规根据其规范的法律关系而分为保险民事法律规范、保险行政法律规范和保险刑事法律规范三大类。其中,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通过保险合同建立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保险公司与保险人之间以保险合同建立起来的平等主体间的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等属于保险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保险民事法律规范;保险监管机构与保险人之间的法律规范关系属于保险行政法律规范;为打击保险活动中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及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证保险业的经营秩序和管理秩序,保险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法规还包括有保险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
三、保险监管中的强制性与技术性规定
(一)强制性规定
所谓强制性规定,是指其效力不容变更的规定,它是相对于任意规定而言的;而任意规定的仅为当事人意思的补充,当事人可以约定变更其效力。保险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因而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保险法中多强行规定。例如,关于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损害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规定,即使合同当事人有相反约定,也不能生效。在一般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可以自愿放弃权利,而保险合同中当事人有些权利不容许放弃,如合同约定保险人放弃收取保险费的权利,因有悖保险原理,属于无效合同。同时,由于保险经营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并且保险业经营具有较高的风险,因此,各国政府都对保险公司的设立和经营确立强制性的规定,例如对资格条件、资本金和保证金、组织形式、停业清算等的具体规定。
(二)技术性规定
保险经营的技术性决定了保险监管的规定具有技术性。如保险业法中对保险企业资本金、保险责任准备金、保险企业承保风险责任的限制等项规定均具有技术性。如香港有关法案对非寿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的规定是:年保费收在2500万～1亿元时,最低偿付准备金为保费收入的20%;年保费收在1亿元以上的最低偿付准备金为2000万元,另加超过1亿元部分的10%。英国对非长期保险偿付能力额度的计算方法更为复杂,其保险公司法规定,要分别以保费收入和赔款为计算基数,以两者计算中较高的一种作为标准。同时,由于保险的技术性,各国政府均通过法律明确保险人、经纪人及公证人的地位、资格、执业条件、法律责任,他们都要经过考试合格,向保险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并交存规定的保证金后,才能经办保险业务。这样才能较好地保证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另外,长期人身保险一般都实行平准保险费,其准备金的计算方法相当复杂而精确,专业技术要求程度很高,所以,各国保险监督机构都指定专门的会计师进行审定。
具体来说,保险监管的技术性规定主要存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保单的核定。规定保单的基本格式、条款等应经监管部门审批,有的国家还制定标准保单,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费率的管制。要求保险费率的厘定必须严格遵循科学的数学原理,保费既要反映被保险人所获得的保障程度,又能充分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费率要根据未来成本确定,由于保险经营成本的未来性和不确定性,保险人可能利用压低费率等方法争揽业务,造成恶性竞争,这不仅会削弱公司实力,而且会扰乱保险市场,而且,原则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费率的的厘定并无直接影响力,显然,保险监管应在其中发挥作用。从国际上关于费率管理的方式看,财产保险费主要以国家、行业公会制定的基准率为参照,保险公司遵循这一费率并可做一定范围的调整,以保证各保险公司在费率上的良性竞争。
准备金提存。保险准备金是保险人为了承担未到期责任和处理未决赔款而从保费收入中提存的一种资金准备,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影响极大。监管部门依法强制保险人提足各项准备金,并具体规定留存方式。
资金运用。保险资金的负债性质决定了其资金运用须首先考虑安全性,兼顾流动性和收益性。政府不仅有权限制保险资金运用的方面,还可对资金运用的项目和比例作出具体规定。
承保金额的限制。一方面规定保险企业承保业务的总额与全部资产保持一定比例,另一方面规定保险企业对每一风险单位的自留额,超出部分必须分保,以避免因险过度集中而造成经营不稳定甚至亏损倒闭。
四、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严格保护
(一)保险监管与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严格保护
保险双方的权益依于复杂的保险合同而存在,但保险合同是附合性合同,保险人根据保险标的性质和风险状况对不同险种分别拟定若干保险条款,供被保险人选择。对此,被保险人只有依照保险条款表示同意投保或不投保,一般不能提出自己的保险单,或修改其中的内容,即使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要求,也只能采用保险人事先准备的附加条款作为原有条款的补充或另附特别约定批单。这主要是因为,保险合同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保险人掌握保险技术和业务经验,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不熟悉保险业务,很难对保险条款提出异议。因此,被保险人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双方信息的不对等性,明显不利于被保险人,这一点有可能被信誉不佳的保险人利用,在保单中加入不利于保险的的条款,即使保险人无心欺骗,一些条款也可能会“不自觉地”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即使被保险人懂得合同中每一条款的具体含义,但其权利最终还是要受到一些合同中并未显示的特定的法律原则和行业习惯的限制。因此,保险监管应当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权利,如规定: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就保险条款解释发生争议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保险人实质上是保险资金的管理者,其经营资产的绝大部分是对被保险人未来赔偿或给付的负债。为防止保险人滥用保险基金,确保其履行未来义务的能力,并且在保险人无偿付能力时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国家必须对保险人进行严格监督,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
如第一节所述,保险经营成本核算的未来性和不确定性带来了如何科学厘定保险率的问题,保险定价过高或过低均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在保险费率方面,被保险人的利益也需要得到保护,这种保护主要通过国家的保险监管来提供。
(二)对保险人资格和业务范围与内容的严格监督
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体现在保险监督的多个方面。例如,各国都严格规定组织设立的条件与手续。我国的保险监管制度规定,设立保险企业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并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方准营业。申请时要提交资本金的证明,以及有关企业的章程、负责人资格、有关条款、费率、营业范围等文件资料。《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这条法例主要是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险种的条款、费率制定的权限、范围、内容的规定,不允许保险公司拥有制定主要险种的条款和费率权。这种限制交保险公司的竞争控制在服务水平上,而不是在费率和条款上。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监管还进行营业限制,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禁止非保险企业经营保险或类似保险业务,禁止保险企业兼业(除保险资金运用外)。一些国家还禁止同一保险企业兼营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类业务。
(三)对偿付能力的严格监管
对保险人的严格保护重点体现在对偿付能力的严格监管上。
保险经营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负债性。保险人实际上是保单持有人资金的管理者,其资产的绝大部分是准备未来赔偿或给付的负债。这就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需要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
保险监管在保险公司设立之初就对其偿付能力提出要求。保险公司应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例如,我国《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二亿元,金融监管部门根据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可以调整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但是,不得低于前述限额。就个体来说,最低资本限额不能反映保险公司业务的风险大小和偿付能力的高低。因此,监管当局会在多方面提出要求,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对保险人的监管要求保险人设立责任准备金以确保其对负债的偿付能力。保险公司除按普通公司要求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外,还要提留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偿准备金、保险保障基金等。这些规定严格限制了保险人的财务动作,以保证保险人资金的充足和安全,保证在高杠杆比率的负债经营下,保险人不至于因为资金运用不善而影响偿付能力。
国家主管部门为了有效地管理保险企业的经营,及时掌握保险企业的经营情况,一般都规定保险企业定期报告经营情况,并于年度终了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资产目录、各项准备金提存明细表、资产运用明细表、盈余分配计划等。此外,国家保险管理机关还派人对保险企业进行财务检查。国家对保险率的监管以及对保险投资的监管也是为了在根本上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四)再保险规定
再保险是保险企业分散风险、分摊损失从而降低经营风险、保证被保险人利益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机制。各国都非常重视利用这一机制对保险人进行监管。再保险的买方通过再次分出业务均衡自身业务风险责任,而作为再保险业务的卖方则通过接受分入业务扩大了自身业务的风险分散面。两相结合,实现了风险单位的平均化与大量化,增强了保险经营的财务稳定发性。这就是再保险成为国家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一种方式的依据。
为了保证企业财务的稳定性,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一方面是保险企业自觉进行分保,另一方面,为防止经营风险的发生,保险监管机关也会提出一个限制比例,即经营人身保险以外的各种保险业务的保险企业对每一危险单位的自负责任不得超过实收加总准备金或公积金总额的一定比例。超过限额,必须分保。
国家还对再保险机构的设立提出要求,很多国家成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独立行使对再保险市场的管理权,或者由多个保险公司共同集股成立专业再保险公司。这样可以保证有效分散保险企业的巨险,防止其破产倒闭。
五、对保险财务与保险投资的严格监管
(一)对保险财务的严格监管
准备金问题体现了保险经营的负债性与未来性。被保险人缴纳保险费形成的资金不能简单地视为保险企业的收入,它是用于将来风险发生支付赔款的基金,因此,必须提取准备金。同时在保险经营中,由于保险成本的核算包括了物化劳动中的准备金,这是一种未来成本的因素,是其它一般商品所没有的,因为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总会存在未到期的责任,而且还要为以后可能出现的高赔付率年份作准备,所以保险企业的利润不能简单地用当期收入减去支出,而必须先提取准备金。
准备金关系到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所以必须强制要求从保费中提取,这比一般金融企业的监管要求更高,后者只是要求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而不是具体规定其来源。
对赔偿准备金的准确估计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而它又直接关系到保险企业的盈利及资金状况,所以准备金的监管通常就由政府监管部门组织专业人员以精算程式算出一理论比例或限额,各保险企业以此为基础提取,而不能由企业自身规定,以求平衡企业准备金与其承担的责任,而一般金融企业在这方面的监管只是规定一个比例,其精确性没有这样高的要求。
(二)对保险投资的严格监管
世界上多数国家针对保险投资都制定有严格的监管办法,一般均明文规定投资原则、范围、比例和方向等,还有对投资限制的规定。例如,由于投资股票的风险较大,各国对投资股票有多种限制,又如,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投资的换现性差,故需限制在一定比例之内。日本的保险业法规定,保险公司通过各种形式运用的资金,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是:股票不得超过30%,不动产不得超过20%;对同一人的放款不得超过10%;对同一银行的存款或对同一公司的信托不得超过10%;以同一物为抵押的放款不得超过5%。
六、多级监管体系
(一)宏观层次监管
世界上各个国家一般都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保证对保险经营机构的严格监管的实现。在宏观上,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国家负责保险行业立法,为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把监督管理的重点放在对保险市场准入和退出的监管上,严格保险机构设立的资格审查、保险机构变更及终止的管理。并注重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对保险条款和费率的管理以及保险基金运用方面的限制等。
(二)中观层次的监管
在中观上,一般都有保险中介组织和保险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建立行业业务执行规范进行行业自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市场的管理能够发挥国家宏观管理机构所不具备的平行横向协调作用。由于保险同业公会的成员大部分由保险行业内部具有专业技术和行业管理经验的业内人士组成,与保险市场的各个行为主体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能够及时了解市场的动向,发现行业内部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如香港除了有政府的专门监管机构———保险业监理处和保险业咨询委员会外,还有非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保险行业公会和保险索赔投诉局,对保险实行共同监督管理。
(三)微观层次的监管
在微观上,一般都是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保险企业素质评价体系,提高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这是保险企业作为保险商品供给主体实行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不仅可据此衡量企业的总体素质,企业也可根据指标体系涉及的方面对自己的业务行为进行有意识的规范。
(四)社会监督
此外,还可以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社会监督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舆论监督,公众监督,如果有效利用,可以作为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补充力量,例如,保险监管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保险申诉部门以受理消费者的申诉,申诉部门调解保险纠纷,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整个保险业的信誉,又可通过研究保护投诉情况从而发现有用的监管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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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余德麟:保险业的发展。商务印书馆(香港),1998。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保险公司，监管体制，发展趋势
一、我国保险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对象不完全
1.投保人质量参差不齐
在我国保险市场上，有相当部分的投保人是用别人的钱来投保，风险和权利主要由别人来承担和享受，他们没有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愿望，投保的主要目的是在投保行为中为自己谋利。其中很大一部分投保人是企业，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些投保人选择保险公司不是看该保险公司是否经营比较稳健、信誉较好、服务质量高或者价格低，而是把保险公司给他的回扣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2.部分保险人产权依然不明晰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府垄断的经营模式逐渐被打破，我国保险公司产权的状况已经得到改善。合资保险公司和民营保险公司的兴起，使保险公司产权更加商业化和市场化。部分保险公司上市，标志着保险企业产权市场自由交易的趋势。但在保险市场中，政府的市场参与程度仍较强，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产权边界模糊。这种情况造成在其经营上不但要追求微观盈利的目标，还要满足政府的偏好。同时由于产权不清晰引起的约束机制的缺乏，导致保险企业不顾企业长期发展，追求企业短期指标。
（二）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1.保险价格机制有待完善
目前，国内非寿险市场已经实行费率市场化，保险公司有了更多自。除法定保险产品和涉及多方利益的保险产品（如投连险等）需要保监会特别审批外，很多保险产品只需要向保监会报备即可。这也就意味着，在差异化竞争环境下，保险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能自主定价，进而自主针对市场需求开发出适合的险种，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全放开对费率的统一管制。费率还未能完全真正反应市场供求关系。首先，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保险公司经营的灵活性，使保险公司不能根据风险单位的划分来对不同风险单位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和不同程度的风险保障，使得保险公司不得不采取违规经营方式来变相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其次，保险公司很难对最终效益负责，微观主体缺乏激励约束机制。费率管制使保险公司不重视自己产品的价格、承保质量，因为经营亏损是政府定价的结果。再次，费率管制扼杀了保险经纪人的中介作用。保险经纪人能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能为客户设计保险条款和费率。在费率管制情况下，保险经纪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2.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投保人购买保险，其目的是购买风险的安全保障，所以投保人购买保险的基础是保险公司的信用。而保险公司由于其信用的连续性和流量的特点，使其风险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事实上，由于投保人缺乏专门知识，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不可能作全面了解。因此保险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是一种必然。保险公司经营状况、财务质量、风险管理、发展前途等真实情况很难让投保人所了解。
3.保险中介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近年来，保险市场中介机构迅速成长，截至2006年3月，在处于经营状态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中，保险机构1349家，保险经纪机构275家，保险公估机构225家，分别占73%、15%和12%.到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外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6家。保险中介迅速发展说明多元化的中介市场已经逐步形成。
尽管如此，保险中介机构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部分保险中介的经营行为不规范。如有的保险中介机构超出核定业务范围经营、私自设立分支机构以及与非法机构发生业务；其次，保险中介的内控薄弱。如财务业务管理不规范，长期不建立业务档案和专门账簿，不及时报送监管报表或提供虚假数据，经营情况严重失真；第三，部分保险中介的法制意识不强。如虚构业务或虚开中介发票，协助保险公司或投保单位违规套取资金等。
除此之外，与保险业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保险中介市场还略显稚嫩，尤其是保险公估机构需要继续发展壮大。我国目前保险公估人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发展得不够好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保险信息传导机制缺陷的隐患。在保险中介人中，保险人是最先发展起来的，但一些保险公司对兼职人资格、条件不加审核，业务管理不严，使他们发生吃单、埋单等扭曲行为；个人人持证上岗制度执行不力；保险人素质不高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二、西方国家监管模式发展新趋势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由盛而衰，新自由主义却颇为得势。受此思潮的影响，保险业也呈现自由化思潮。与此同时，西方保险实践为这种思潮的盛行提供了现实条件：首先，保险市场日益成熟。提供各类保险服务的市场主体齐备，西方保险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保险人、再保险人和作为保险人和客户之间桥梁的各类保险中介人。保险市场已形成较为严密的监管法律体系。信息化程度较高；消费者保险意识和产品鉴赏能力较强。其次，保险业对外扩张。西方保险市场已经达到或渡过了各自的全盘状态，由于资本过剩及承保能力过剩，西方发达国家保险商不断寻求资本和业务扩张的发展出路，向一些新兴的市场输出保险商品。成熟的保险市场为保险市场自由化、一体化提供了条件，也促使保险监管方式进行调整。受世界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趋势影响和带动，近年在西方保险市场呈现了放宽监管的趋势。
（一）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从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保险监管机构通过对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有效监管，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时提醒偿付能力不够充分的保险公司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以切实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英国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法》，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问题，并规定经营不同业务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偿付能力额度；美国的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R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并制定了一套量化监管指标；日本于1996年颁布了《新保险业法》，明确将保险监管工作重点由市场准人的严格审批转向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管理，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
（二）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监管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无论这个活动由谁从事。功能监管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在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流行的今天，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的机构监管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已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三）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
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全球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保险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英国已经通过改革，建立起了统一的监管框架，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控股公司统一由金融监管局的一个集团公司部监管；而对于单一保险公司，则仍然由保险监管部监管。日本一直维持原有的统一监管结构，只是成立新的金融监督厅行使统一监管职能。
（四）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
西方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时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向强化的方向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模式出现了逆转，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其原因是，传统的严格监管是以稳定性作为保险监管的惟一目标，但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深入，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监管不止仅有稳定性目标，单一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目标，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和扩张性目标。于是，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就必然放松保险管制。
（五）保险信息公开化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普遍建立了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信息，以便于社会各单位和个人了解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日本通过立法确认了保险业“经营信息公开”原则，还通过《经营信息公开标准》和每年需修改补充的《经营信息公开纲要模式》量化了保险公司的公开时间、公开方式和公开内容。英美等国正在酝酿一系列完善电子商务的立法，也为健全保险信息网打下基础。
（六）保险监管法制化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保险监管也注定应依法监管。当前，世界各国都有保险监管法规，通过法规对保险监管机构的职责和权限进行规定。这些法规还要求，因为保险监管机构错误的监管行为给被监管对象造成经济损失后，必须依法进行赔偿。
三、完善我国保险监管制度的对策
（一）彻底明晰保险公司产权
产权边界清晰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规范的基石。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企业产权清晰，因而他们为利润最大化目标所驱动，一般不采取不负责任的经营政策，他们建立起规避风险、保证保险公司收益的机制，遵循稳妥配置及处置资产的准则，确保公司长期正常运营。通过近几年的改革，我国保险公司产权的状况已经得到改善。合资保险公司和民营保险公司的兴起，正是保险公司产权商业化市场化的标志。部分保险公司纷纷上市，更是保险企业产权市场自由交易的趋势。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对传统保险公司的产权结构进行改革，彻底明晰公司与国家产权边界，建立健全保险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保险市场有序发展，才能使保险监管建立起规范的易于监管的微观主体。
（二）进一步放开保险费率管制
目前国内非寿险市场已经开始实行费率市场化，保险公司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对保险产品价格确定有了更多自。在这基础上，应该进一步赋予保险公司更大范围的费率厘定和修正及调整权力，使费率在一定范围和幅度下市场化，使保险公司作出切合实际的费率水平，反映市场需求状况，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保险各方利益最大化。
（三）完善偿付能力监管机制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保障公司经营安全和投保人合法权益的最重要因素，它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监管的核心。最近几十年，保险业飞速发展，保险公司经营多样化策略、激烈的竞争、以及保险业为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而进入高风险领域投资，大大增加了保险业的风险程度，许多保险公司变得没有偿付能力。为此，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随着《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等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偿付能力监管迈出实质性步伐。在这基础上，应该继续完善偿付能力监管机制的发展，一是建立更高层次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及时掌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变化情况；二是要进一步细化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动态、量化监管；三是参照西方经验，继续完善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重点对大保险公司进行跟踪监管。
在建立偿付能力监管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市场行为监管机制。行为监管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基础，完全放弃市场行为监管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我国恢复保险业才二十多年，保险市场结构垄断程度相当高，保险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明显。另外，我国保险市场信息阻隔，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信息失真和财务信息失真，既误导消费者，也妨碍保险监管机构的正确决策。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现在完全放弃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还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必须完善对市场行为的监管。
（四）完善信息传导机制
透明度是保障消费者的最佳途径。消费者只有通过高透明度的保险业运作，清晰其权利责任，才可做出理性决定。而保险中介市场是信息传导的重要载体。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对保险中介机构的监管，促进中介市场的发展，特别要强调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保险行业协会等的重要性，充分发挥这些中间机构在保险市场的信息传导中的作用。
目前已有调整保险中介机构的一些法规，但还需要进一步出台配套的法规，使之更规范更完整。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险营销员持证上岗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农村营销员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另外，要坚持市场化的准人和退出机制，认真细致把好专业中介机构的行政审批关。最后，要继续开展保险中介专项检查，规范中介市场秩序。
除了完善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外，还要建立健全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各类保险损失和赔款数据，供承保人制定费率；审查保险公司报表，评估保险公司的信用，以确保保险信息畅通透明。
（五）探索功能性协调监管模式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再保险监管框架直接监管间接监管再保险安全性
再保险业务通常涉及到两方主要当事人：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监管者针对再保险进行监管时，可以选择任何一方当事人作为切入点。按照监管切入点的不同，再保险监管可以分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基本方法。直接监管是指直接针对再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必须申领营业执照并遵守各项相关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公众对一国再保险市场的信心；而间接监管是指针对原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对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及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和管理，从而间接地对再保险人施加影响，间接监管旨在确保原保险人不因再保险人经营失败而受害，进而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的选择
由于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方法能达到的目的各有侧重，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或完全绝对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采用其中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成为可能。但具体到我国现阶段来讲，由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再保险供给不足，笔者认为美国不注重直接监管而注重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模式是可取的，原因如下。
直接监管模式的实质，是施加了市场进入限制，对外国再保险人来讲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使一部分再保险人望而却步，进而抑制和减少国际再保险市场对东道国的再保险有效供给，造成东道国承保能力下降、风险聚积等后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再保险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缺乏再保险的承保能力和专门技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必须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扩大承保能力，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如果我们强调直接监管，虽然这样做会较好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并使得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同一司法体系下解决法律争端变得相对容易，但这样做会对保险风险的分散产生显著伤害，并大大增加监管成本。随着增加的成本最终被转嫁到保单持有人身上，还会引起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直接监管很可能会阻碍外国再保险人向我国原保险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妨碍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可获得性，引起原保险人承保更多更大风险的能力短缺，最终会对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直接监管为主、间接监管为辅的英国模式对我国现阶段来讲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间接监管模式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它既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再保险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顺应再保险业务自由化的国际发展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间接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只须监控本国的原保险人，不须直接监管外国的再保险人，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监管的难度，缩小监管的规模，减轻监管的工作量，减少监管的成本。此外，这种监管模式只是间接地对外国再保险人施加影响，与直接监管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容易引发别国的反感和外国再保险人的抵触情绪。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监管方式能够有效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对于再保险市场尚不发达，需要借助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风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理应成为再保险监管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虽然间接监管方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再保险自由化，但这是为了保障本国再保险安全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单纯为了绝对的自由化而牺牲必要的安全性，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而且影响的程度要比直接监管轻得多。因此，侧重于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是我国现阶段的理性选择。
另外，可以断言再保险监管协调化已经成为国际上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在构建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组织颁布的各项国际监管准则。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可以在美国间接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IAIS的指导性文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一个相近或类似的以间接监管为主、以直接监管为辅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直接监管措施
在以间接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中，直接监管措施原则上只针对本国再保险人，外国再保险人可以不接受我国监管机关的直接监管，也即不用申领执照就可承接业务。
具体而言，在我国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应该分为本国再保险人和外国再保险人两类。对于本国再保险人，我国应该参考借鉴IAIS的第6号监管原则和第8号监管标准，实施对专业再保险人的有效监管，要求他们遵守与原保险人相同或相近的执照核发要求和偿付能力要求。但由于再保险市场的动态特色，以及合同双方的专业性，对再保险人的监管在有些方面要有别于对保险人的监管，IAIS公布的监管准则里对这些区别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对于外国再保险人，尽管我国不对其实施直接监管，但是按照“母国监管原则”，他们应该、也必须在母国监管体系中受到有效监管。我们可以考虑针对外国再保险人建立一个登记备案制度，该制度不像执照核发制度那样严格，原则上，凡在知名评级机构取得一定评级以上的再保险人都可以申请登记，登记后就有权承接再保险业务。同时，由于一国监管者很难得到那些与本国保险人进行交易的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财力通过实施相应的财务要求确保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各国监管者之间的合作水平，以便获得充足的财务信息。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间接监管措施
结合我国再保险间接监管的实际情况，为切实保障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再保险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
再保险的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成为影响原保险人偿付能力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再保险安全性要能够影响原保险人的责任准备金提取数额，进而对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产生影响。也即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只有满足了关于再保险安全性的标准时，原保险人才能用再保险来抵减所要求的责任准备金数额，或增加认可资产的数额。如果再保险安排未能满足这些标准，责任准备金就不能被抵减，原保险人的负债与购买再保险之前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到其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状况，如果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就会触发政府介入，干涉修正相关的再保险安排，或增加已缴资本以保持所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
（二）建立确保原保险人再保险安全性的制度和评价标准
现阶段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制度或评价标准，对再保险的安全性和再保险款项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和反映。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不妨采用美国的控制再保险信用抵免责任准备金的监管理念，但监管的具体内容应有所区别。
再保险信用是原保险人由于分出业务给再保险人，而拥有的要求再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权利。如果监管者认可这种信用，原保险人就能利用再保险信用减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即进行“再保险抵免”，从而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增强其偿付能力。反之，则会对其财务状况产生相反影响。因此，再保险信用能否抵免责任准备金是原保险人关注的焦点，也进而成为再保险监管的契机。
美国专门颁布有“再保险信用示范法”，将能获得再保险抵免的情况分为几种。其中对于外国再保险人要求提交担保，以切实保证再保险安全性。美国的担保要求，虽然能有效减轻监管者的压力，确保再保险款项的收回，但是与担保安排相关的费用成本会阻碍保险风险的合理分散，并招致许多非议。由于自身市场特色决定，我国再保险市场尚不成形，缺乏再保险承保的资本实力，外国再保险人对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促进保险业务的稳定增长至关紧要。因此，我国应尽量避免那些带有浓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规定，而应将监管重心放在单纯的再保险安全性上面。
因此，我们可以在借鉴美国做法的基础上作一些改进，对那些意欲在我国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实施与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证书挂钩的登记备案制度。我国保险公司将业务分给这些经登记备案的再保险人时，可以不要求其他担保就获得再保险抵免。
对于未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考虑像美国那样提出适当的担保要求。担保要求的运用可以使得本国保险人免于陷入再保险款项不能收回的困境，也减少了再保险支付的不确定性。这也等于是对原保险人选择那些资信不太过关的再保险人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但该限制并不苛刻。
综上所述，我国应该出台相关法规，规定原保险人将业务分给以下三类再保险人时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本国再保险人（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在我国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提供相应担保的外国再保险人。具体来说，对于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由于我国已对其实施了直接监管，原保险人分给此类再保险人的业务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按照一定的信用评级标准在我国进行了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由于资信达到了一定标准，也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既未获取执照也未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必须在落实担保后才允许原保险人进行再保险抵免。原保险人为了顺利获得再保险抵免，将不得不按照监管规定的安全性标准选择各类再保险人，从而有效地确保其再保险交易的安全性。
（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要求应包括再保险安排问题
由于保险人经营失败往往是由管理不当引起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提高原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减少财务风险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关于再保险安排的一些标准，如再保险的充足性、再保险的可回收性等，应该在企业内部控制的框架中充分予以考虑。尽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在中国最近的监管改革中已经虑及，但是并没有涉及有关再保险安排的任何细节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应该加进去再保险方面的规定，即建立一套评估程序，评价再保险人的信用可靠度，并发展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专事测度和监控再保险合同和再保险保障的充足性。此外，在内部控制的框架中还要考虑到再保险赔款的回收问题，比如美国采用的“90天原则”。这样的制度能够提供再保险索赔的进程，能够发现并识别再保险款项回收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总结成功回收再保险赔款的经验和方法。
总之，鉴于我国具体的市场特色和再保险的发展现状，我国宜采用以间接监管为重心，辅以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监管者应将再保险监管的重点放在原保险人身上，通过控制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达到监管再保险活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IAIS:supervisorystandardNo.8:supervisorystandardonsupervisionofreinsurers，2003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有效保险监管，监管理念，监管实践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机制，是解决保险市场失灵的手段，它既体现了法制化和程序化的监管理念，又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的监管实践活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和保险监管理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和演进。
一、有效保险监管理念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6.构建有效保险监管体系
保险监管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再保险监管框架直接监管间接监管再保险安全性
再保险业务通常涉及到两方主要当事人：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监管者针对再保险进行监管时，可以选择任何一方当事人作为切入点。按照监管切入点的不同，再保险监管可以分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基本方法。直接监管是指直接针对再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必须申领营业执照并遵守各项相关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公众对一国再保险市场的信心；而间接监管是指针对原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对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及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和管理，从而间接地对再保险人施加影响，间接监管旨在确保原保险人不因再保险人经营失败而受害，进而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的选择
由于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方法能达到的目的各有侧重，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或完全绝对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采用其中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成为可能。但具体到我国现阶段来讲，由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再保险供给不足，笔者认为美国不注重直接监管而注重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模式是可取的，原因如下。
直接监管模式的实质，是施加了市场进入限制，对外国再保险人来讲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使一部分再保险人望而却步，进而抑制和减少国际再保险市场对东道国的再保险有效供给，造成东道国承保能力下降、风险聚积等后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再保险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缺乏再保险的承保能力和专门技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必须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扩大承保能力，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如果我们强调直接监管，虽然这样做会较好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并使得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同一司法体系下解决法律争端变得相对容易，但这样做会对保险风险的分散产生显著伤害，并大大增加监管成本。随着增加的成本最终被转嫁到保单持有人身上，还会引起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直接监管很可能会阻碍外国再保险人向我国原保险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妨碍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可获得性，引起原保险人承保更多更大风险的能力短缺，最终会对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直接监管为主、间接监管为辅的英国模式对我国现阶段来讲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间接监管模式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它既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再保险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顺应再保险业务自由化的国际发展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间接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只须监控本国的原保险人，不须直接监管外国的再保险人，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监管的难度，缩小监管的规模，减轻监管的工作量，减少监管的成本。此外，这种监管模式只是间接地对外国再保险人施加影响，与直接监管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容易引发别国的反感和外国再保险人的抵触情绪。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监管方式能够有效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对于再保险市场尚不发达，需要借助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风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理应成为再保险监管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虽然间接监管方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再保险自由化，但这是为了保障本国再保险安全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单纯为了绝对的自由化而牺牲必要的安全性，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而且影响的程度要比直接监管轻得多。因此，侧重于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是我国现阶段的理性选择。
另外，可以断言再保险监管协调化已经成为国际上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在构建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组织颁布的各项国际监管准则。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可以在美国间接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IAIS的指导性文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一个相近或类似的以间接监管为主、以直接监管为辅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直接监管措施
在以间接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中，直接监管措施原则上只针对本国再保险人，外国再保险人可以不接受我国监管机关的直接监管，也即不用申领执照就可承接业务。
具体而言，在我国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应该分为本国再保险人和外国再保险人两类。对于本国再保险人，我国应该参考借鉴IAIS的第6号监管原则和第8号监管标准，实施对专业再保险人的有效监管，要求他们遵守与原保险人相同或相近的执照核发要求和偿付能力要求。但由于再保险市场的动态特色，以及合同双方的专业性，对再保险人的监管在有些方面要有别于对保险人的监管，IAIS公布的监管准则里对这些区别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对于外国再保险人，尽管我国不对其实施直接监管，但是按照“母国监管原则”，他们应该、也必须在母国监管体系中受到有效监管。我们可以考虑针对外国再保险人建立一个登记备案制度，该制度不像执照核发制度那样严格，原则上，凡在知名评级机构取得一定评级以上的再保险人都可以申请登记，登记后就有权承接再保险业务。同时，由于一国监管者很难得到那些与本国保险人进行交易的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财力通过实施相应的财务要求确保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各国监管者之间的合作水平，以便获得充足的财务信息。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间接监管措施
结合我国再保险间接监管的实际情况，为切实保障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再保险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
再保险的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成为影响原保险人偿付能力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再保险安全性要能够影响原保险人的责任准备金提取数额，进而对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产生影响。也即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只有满足了关于再保险安全性的标准时，原保险人才能用再保险来抵减所要求的责任准备金数额，或增加认可资产的数额。如果再保险安排未能满足这些标准，责任准备金就不能被抵减，原保险人的负债与购买再保险之前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到其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状况，如果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就会触发政府介入，干涉修正相关的再保险安排，或增加已缴资本以保持所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
（二）建立确保原保险人再保险安全性的制度和评价标准
现阶段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制度或评价标准，对再保险的安全性和再保险款项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和反映。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不妨采用美国的控制再保险信用抵免责任准备金的监管理念，但监管的具体内容应有所区别。
再保险信用是原保险人由于分出业务给再保险人，而拥有的要求再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权利。如果监管者认可这种信用，原保险人就能利用再保险信用减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即进行“再保险抵免”，从而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增强其偿付能力。反之，则会对其财务状况产生相反影响。因此，再保险信用能否抵免责任准备金是原保险人关注的焦点，也进而成为再保险监管的契机。
美国专门颁布有“再保险信用示范法”，将能获得再保险抵免的情况分为几种。其中对于外国再保险人要求提交担保，以切实保证再保险安全性。美国的担保要求，虽然能有效减轻监管者的压力，确保再保险款项的收回，但是与担保安排相关的费用成本会阻碍保险风险的合理分散，并招致许多非议。由于自身市场特色决定，我国再保险市场尚不成形，缺乏再保险承保的资本实力，外国再保险人对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促进保险业务的稳定增长至关紧要。因此，我国应尽量避免那些带有浓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规定，而应将监管重心放在单纯的再保险安全性上面。
因此，我们可以在借鉴美国做法的基础上作一些改进，对那些意欲在我国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实施与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证书挂钩的登记备案制度。我国保险公司将业务分给这些经登记备案的再保险人时，可以不要求其他担保就获得再保险抵免。
对于未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考虑像美国那样提出适当的担保要求。担保要求的运用可以使得本国保险人免于陷入再保险款项不能收回的困境，也减少了再保险支付的不确定性。这也等于是对原保险人选择那些资信不太过关的再保险人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但该限制并不苛刻。
综上所述，我国应该出台相关法规，规定原保险人将业务分给以下三类再保险人时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本国再保险人（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在我国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提供相应担保的外国再保险人。具体来说，对于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由于我国已对其实施了直接监管，原保险人分给此类再保险人的业务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按照一定的信用评级标准在我国进行了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由于资信达到了一定标准，也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既未获取执照也未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必须在落实担保后才允许原保险人进行再保险抵免。原保险人为了顺利获得再保险抵免，将不得不按照监管规定的安全性标准选择各类再保险人，从而有效地确保其再保险交易的安全性。
（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要求应包括再保险安排问题
由于保险人经营失败往往是由管理不当引起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提高原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减少财务风险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关于再保险安排的一些标准，如再保险的充足性、再保险的可回收性等，应该在企业内部控制的框架中充分予以考虑。尽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在中国最近的监管改革中已经虑及，但是并没有涉及有关再保险安排的任何细节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应该加进去再保险方面的规定，即建立一套评估程序，评价再保险人的信用可靠度，并发展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专事测度和监控再保险合同和再保险保障的充足性。此外，在内部控制的框架中还要考虑到再保险赔款的回收问题，比如美国采用的“90天原则”。这样的制度能够提供再保险索赔的进程，能够发现并识别再保险款项回收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总结成功回收再保险赔款的经验和方法。
总之，鉴于我国具体的市场特色和再保险的发展现状，我国宜采用以间接监管为重心，辅以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监管者应将再保险监管的重点放在原保险人身上，通过控制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达到监管再保险活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IAIS:supervisorystandardNo.8:supervisorystandardonsupervisionofreinsurer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