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白洋淀位于华北平原中部的河北省境内，白洋淀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大沽高程度10.5米时），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淡水湖泊，东西长39.5公里，南北宽28.5公里，淀区由143个淀泊、3700多条沟壕、12万亩芦苇主成，地貌景观以水、芦苇、蒲草、荷花为主，水体约占80%左右。荷塘渔村星罗棋布，荷花芦苇交相辉映，素有“华北明珠”、“北国江南”的美称。

一、白洋淀湿地基本情况

白洋淀的地形地貌是由海而湖、由湖而陆的反复演变而形成的，现在的白洋淀仅是古白洋淀的一部分，古白洋淀是上承九河（唐河、府河、漕河、瀑河、萍河、潴龙河、孝义河、杨村河及白沟引河）下通津门的水乡泽国，史称西淀，到明弘治（公元1488年）之前已淤为平地，因此也称“雍奴泽”。正德十二年间（公元1517年）杨村河决口，形成九河入淀之势，淀水浩淼，势连天际，故改称白洋淀。

白洋淀地处京津石腹地，位置独特，有“九河下梢”之称，丰水季节，白洋淀可大量容量纳上游下泄洪水，按水位8.5米计算，白洋淀可蓄水3.5亿立方米，这对于缓洪滞沥、涵养水源，保卫京沪铁路和华北油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白洋淀水面辽阔，每年蒸发和下渗约2亿立方米，巨大的吞吐能力对于保持空气湿度，调节周边小气候，减轻北京地区的春季风沙意义重大。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湿地，也是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淡水湿地之一，有着非常典型的湿地特征，物种资源十分丰富，有“物种基因库”的美誉，淀内野生鱼类54种、鸟类193种、浮游植物406种、浮游动物26种、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白洋淀湿地管理现状

为了加强白洋淀湿地的保护，2001年11月，经河北省政府批准，白洋淀成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包括四个核心区，，分别是烧车淀、大麦淀、藻榨淀和小白洋淀核心区，核心区总面积97.4平方公里。2004年安新县成立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管理处，负责白洋淀湿地的生态保护。开展了湿地科学考察工作，联合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白洋淀进行了湿地资源摸底调查40多次，取得了原始数据200多个，建立了湿地鸟类档案。加强了对生态区破坏行为的检查，严厉打击非法捕猎、毁苇造田、滥采滥摘的行为。加强生态湿地的宣传教育，使淀区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近年来，国家、省、市对白洋淀的生态保护与恢复也非常重视，加快了上游市县的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补水等工程。

1991至2007年，国家水利部门先后18次对白洋淀生态补水，总计9.76亿立方米，尤其是2004年实施的“引岳济淀”生态补水工程和2007年实施的“引黄补淀”工程，使白洋淀蓄水量增加，淀区水位提升到6.5——7.5米左右，水面开阔，水质变好，许多鸟类、鱼类重现白洋淀（针尾鸭、罗纹鸭、环颈雉、文须雀、黄腹鶺鸰、中华鳑皮、鳝鱼等），芦苇、荷花等水生植物长势优良，白洋淀生态环境开始改善。

然而,要使白洋淀生态环境完全恢复,生态功能发挥到最好的水平,淀区水位应保持在7.5——8.5米，少量的补水对长期缺水的白洋淀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缺水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根本保证解决。水位的降底使淀底逐年抬高，许多地方淀底已经，湿地变成荒地，村民们把这些干涸的荒地改造为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造成了

湿地面积的减少，据粗略统计，十年来，有将近5万亩的湿地被改为农田，占白洋淀总面积的10%。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三、白洋淀湿地规划与建议

（1）依法补水，保障水源。白洋淀水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降雨，二是上游补水。1995——2005年，白洋淀流域平均自然降雨量仅为524.9mm,尤其是近几年来，降雨量更是低于平均水平，远不能满足白洋淀生态功能的需要。白洋淀上游的9条入淀河流中多数已断流，也仅有府河和孝义河有少量水流入白洋淀。应急补水可以缓解白洋淀缺水的问题，但由于白洋淀水分耗损巨大，每年仅蒸发和渗漏就达2亿立方米，（照此计算，一年不补水，白洋淀就会干淀），短期的补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要使白洋淀水位应保持在7.5至8.5米，发挥出最佳的生态功能，应该建立长效的补水机制，实行依法补水，定期补水。每年补水量要达到3亿立方米以上。

（2）加强上游河流污染治理。白洋淀水体污染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游污水。目前，白洋淀上游主要有府河（保定市生活废水），漕河（满城县造纸厂工业废水），孝义河（蠡县、高阳工业废水），3条河流注入白洋淀。入淀水水质不达标，导致白洋淀水体恶化。

（3）健全机构，强化管理设施。白洋淀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与2市5县接壤：保定市的安新县、容城县、雄县、高阳县，沧州市的任丘市，其中85.6%的水面在安新县境内。各市县政府在白洋淀管理方面，政策不同，措施不一，没有做到统筹规划管理。

（4）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生态保护意识。生态环境保护宣教工作重点抓好两个方面：一是深入保护区周边个乡镇、村进行宣传，发放宣传材料，入户宣讲湿地保护区法律法规，宣传白洋淀湿地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大力度宣传湿地生态科普知识，提高生态保护意识。以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为载体，向国内外广泛宣传白洋淀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实施淀底清淤工程。白洋淀处于华北平原低洼地区，多年来上游大量泥沙流入白洋淀，沉积物逐年增多，淀底、河床抬高，一些河道行船都十分困难，加之水草腐烂后沉淀水底，淀水含磷含氮化合物超标，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日趋严重。

（6）实施人口搬迁，缓解淀区自身污染。白洋淀有水区村39个，人口约10万人，其中纯水区村15个，人口约5万人，这些村庄平均每天生产生活拉圾约12吨，生活废水7吨，大部分直接排入白洋淀，超出了白洋淀的自净能力，是水体污染的一个因素。解决白洋淀自身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行人口搬迁，首批应该重点对15个纯水区村的5万人口进行搬迁。同时，改变水区群众织席扒篓、打鱼摸虾的传统生活方式，通过转移或输出老动力的方式解决搬迁人口生计问题。

（7）过度开发旅游，破坏生态环境。现在开发了农家乐、鸳鸯岛、白洋淀博物馆、荷花淀大观园、渔人乐园、元妃荷园、休闲岛、民俗村观光景区、白洋淀文化苑、白洋淀码头、明珠游乐园等人工建筑是必对湿地环境保护造成破坏。对白洋淀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想象的结果。解决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私搭乱建，严格控制保护区项目的审批，对不符合保护区建设的项目一律不批。

参考文献

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驱动力； 五个一； 从个体到集体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66-03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针对全体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然而，如何强化思政课对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探讨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

一、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必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以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作为应对环境问题重要举措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相对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前文明而言的“完全合乎文明的本质规定性”[1]的真文明。而建设生态文明，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提高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素质。

在校大学生（以下简称“大学生”、“学生”）是我国特殊的社会成员。特殊性在于大学生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比例较低，目前仅是同龄人的25%，占全国总人口的2%左右。但大学生一方面有热情，愿意充当志愿者，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宣传生态环境知识，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等；另一方面大学生将来进入社会中，具有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认知、观念、意识和行为会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因此，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文明素质，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否承担起宣传、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给予他人良好影响，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但我国当前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状况堪忧。据调查，大学一年级新生和其他年级学生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了解程度基本一致，选择“很了解”的分别只占8.77%和7.23%。而且大学生的生态文明实践行为以“偶尔会做”为主导，能够坚持一直做的学生则很少。[2]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培养。

培养我国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的路径，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如有学者主张“高校要利用理论教育、环境熏陶、公众参与、实践养成等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手段”[3]。但在我国，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应当是思政课。这是因为生态文明素质是指人们所具有的对生态环境良好认知、认同以及尊重、保护、合理利用的素养，即生态文明素质包括基础性的对生态环境的良好认知，关键性的对生态环境的尊重意识，目标是保护、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行为。而对生态环境的良好认知一方面是基于环境学的环境知识的认知，另一方面是关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知。如果说前者属于“硬件”的话，后者则属于“软件”，“硬件”必须要有“软件”的驱动才能发挥作用。而“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学科性质来说，正是属于思政课的伦理道德、法律等范畴。对生态环境的认同、尊重意识也完全属于思政课的学科内容。“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行为”也需要技术上的“硬件”基础和意识、价值上的“软件”驱动。而后者同样属于思政课的内容。因此，思政课承担着培养大学生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伦理、法律等的认知，认同、尊重生态环境的意识，以及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力；并且其培养的“软件”是其他学科或课程培养的“硬件”的 “价值驱动力”。

“生态价值本身就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古今德育工作所固有的一种价值形态。”[4]从我国大学的思政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0年版）的实践来看，第三章人与自然和谐；第四章环境伦理问题；第五章则明确了保护环境是社会公德的五大主要内容之一，并且介绍了《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第七、八章有关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等的法理与法律制度。因此，思政课是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主渠道。

二、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体系

方法是为达到一定目标使用的工具、手段，良好的方法可以顺利地达到目标。如何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学者们各抒己见，如有学者主张“教师要学会充分调动学生接受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在讲授生态文明知识时，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的情怀，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同和对生态环境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是教育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5]。这些研究全面探讨如何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因而较为宏观，并且提出的多是原则性观点。而笔者主张以思政课为主渠道，并且认为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可以采用“五个一方法”体系。

第一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伦理、法律的理论教学”。大学生对生活在其中的熟悉的生态环境产生“审美疲劳”，需要通过开化生态文明智慧，让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并以生态文明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而大学生生态文明的智慧开化并不能自发产生，只能依赖于外在信息输入。通过教师在思政课中讲授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环境法规等理论教育，从哲学上阐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伦理上回答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主义等不同的生态伦理观对生态环境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并且从伦理和法规上回答了人类应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从而通过理论教学激发大学生对自身生活在其中的生态环境进行反思。

第二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的社会调查”。大学生对自身生活的生态环境的反思需要通过对现状的了解来体现，因此，需要安排大学生对自身生活的生态环境进行普遍的调查研究，类似日本为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素质而专门设计的社区垃圾收集、处理规则的调查，以及公寓中狗吠、卖场大音量卡拉OK引发的噪声问题的调查。在实施调查活动时，教师只布置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而调查目标、对象、内容、方法等都由学生自行设计和实施。通过这个过程让学生学会关注、了解、思考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环境伦理、规则、法律等，实现生态文明素质教育。

第三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的社会热点案例分析”。如果说社会调查是对生态环境现状的普遍了解，那么，学生通过有关生态环境的社会热点案件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对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热点案例教学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由学生任意、随机选择当前有关生态环境的社会热点案例，然后学生对选取案例的案情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社会各界人士对该案的主要观点，学生本人的观点以及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案例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防止类似案例再次发生等。这种由学生直接选取自己身边或感兴趣的原始案例，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到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复杂性，从而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打下基础。

第四个“一”是“一次生态环境的模拟活动”。模拟活动教学法是创设特定的活动情境，学生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活动中，通过活动的进行而达到教学之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日本、美国称之为角色扮演法，可以是人与人关于生态环境的论争，也可以是人与生态环境的论争。人与人的论争主要应当是以具体的有关生态环境引发的民事案件、行政或者刑事案件为例，由大学生分别扮演原告（被侵害人）和被告（侵权人）、公诉人和被告人（环境犯罪嫌疑人）、证人、法官、仲裁员等进行模拟法庭、模拟仲裁等活动，展示生态环境问题表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本质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论争同样可以由大学生分别扮演人类和特别的环境要素如动物、植物，以及法官、裁判员、证人等，进行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整个模拟活动通过学生的自主组织、实施，包括查找资料、阅读资料、创作剧本等，实现全程教育。

第五个“一”是“一篇生态环境论文”。学生撰写论文在于加深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要求大学生以“生态环境”为主题，阐述生态环境关系、生态环境的现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使大学生全面而深刻地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帮助大学生树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观念和意识，确立建设生态环境的理性主义思想。

其中，生态伦理、法律等的理论教学是提供认识生态环境的价值准则。以此价值准则对大学生生活的现实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就是社会调查。在社会调查对生态环境现状“博”的了解基础上，通过热点案例分析、模拟活动更深刻地对生态环境的特定问题进行深入认知和理解，是对生态环境“渊”的理解。最后，通过论文将理论与实践上的“博”与“渊”结合，进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建设性对策。从而形成从理论到实践、从面到点的教学模式。

三、思政课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的实施

在思政课中实施以“五个一方法”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时，需要观念更新、强化实施组织，以及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1.观念更新：从隐蔽到凸显，从分散到集中

传统的思政课没有将生态文明素质培养作为重要目标，将生态环境有关教育分散到各章节，从而进一步消解了生态文明教育效力。因此，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必须转变观念，一是思政课以培养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为目的，而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因此，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应当是高素质生态文明建设者，为此思政课应当将生态文明素质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二是为达成这一目标，应当明确生态文明素质的结构，并据此明确思政课中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应当集中加强生态伦理、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等的教育，而不应当采取分散的方式将有关生态文明素质培养遮蔽在其他目标和教学内容中。

2.强化组织：从个体到集体

一方面生态文明素质结构丰富，培养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方法构成有机体系（见图1）；另一方面思政课中培养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中，需要以个体与集体结合原则强化组织管理。个体与集体结合原则具体要求：一是宏观而言，理论教学坚持教师对每个大学生个体的教育，而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则以5～8名大学生组织的团体进行活动，生态环境论文则由每个大学生个体分别撰写，从而实现一种从个体到团体再到个人的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深化的逐渐深入过程；二是微观而言，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团队由各个个体组成，各个个体在团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流、研究，形成集体的意志，是集思广益；三是无论是个体的结果还是团队的结果，通过课堂讨论、辩论等方式进行广泛的交流，从而在宏观、微观上实现个体或团体认识差异到集体共识。

3.激励机制：从被动到主动

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五个一方法”中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论文写作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都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自选方向、题目、收集资料等。为此，应当建立激励自觉性的机制。首先是建立交流评价制度。正处于向成人发展的大学生内心迫切渴望得到教师、同学、社会的认同。在“五个一方法”中，建立交流评价制度，即个人或团队成果进行广泛的交流，并通过交流对成果做出评价。如果学生没有充分准备和仔细思考，全班同学都会做出不利于自己和团队的评价，得不到老师、同学的认同；反之，则可以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借鉴美国一些高校的做法，提高案例分析、社会调查、论文、模拟活动等在结业成绩中的比例，以此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徐海红.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论生态文明是人类真文明[J].道德与文明，2011（2）：129-134.

[2] 仲艳维，朱平芬，张雪雯，等.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践途径的探索[J].中国林业教育，2011（S1）：41-46.

[3] 叶志清，俞晓菁.论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6-100.

[4] 王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再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42-45.

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人与 自然 关系应该向朋友式关系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明形态，实现发展观的转变，即从传统发展观转向可持续发展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达到人与自然整体的共同进化。

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它将脱胎于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和 现代 科学 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并不断地完善自己。

一、可持续发展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

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尤其是环境恶化。今天，环境的全面污染和整体环境状况日趋恶化，臭氧层破坏、酸雨、全球气候变暖、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煤烟污染熏黑树干，造成生活在树干上的70多种昆虫由灰色变为黑色。科学家把这称为“工业黑化”现象，工业文明因此而被称为“黑色文明”。他们的批判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警示我们一定要抛弃工业文明。

尽管工业文明时代带给我们一系列灾难，然而我们对工业文明却不能简单予以否定。因为工业文明为未来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为工业文明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未来社会中，牛顿定律、量子力学、电磁感应理论、 电子 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控制论等科学技术成果，仍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未来文明如果离开这些成果则寸步难行。未来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只依靠生态学、环境学、生物学，再者，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也是在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孕育形成的，化学工业这一被人们称为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祸首，却在很大程度上为环境监测、环境治理提供技术和产品。未来文明时代的人们仍然会有汽车制造业、电器制造业、机械加工业、采矿业、建筑业、纺织和服装等行业。它们仍将是未来文明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保留工业文明大量有价值的成果的同时，对于一系列工业文明的思维定势、实践中僵化模式应予以抛弃。如发展等于 经济 增长，牺牲环境求发展，重复建设的盲目发展，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承载力的高消费，高投人、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粗放性经营模式，“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式的“发展”，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军备竟赛，国民经济军事化等等，这样才能在思维上和实践上抛弃工业文明赖以存在的根据，克服由“人类中心主义”的近视性、局限性造成的对环境和生态的极度破坏。

未来文明是不是绝对理想的、终极的、有百利而无一害、绝对无污染的 历史 时代呢，如果这么认为，则未免陷人形而上学之中。人类对未来不要抱太大的幻想。它既不是纯而又纯的无一丝污染的生态净土，也不是污浊灰暗的黑色世界，而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又超越工业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和扬弃。所以它就会带有工业文明的印记，离开工业文明这一基础，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持续发展文明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可持续发展文明又增添了关于生态保护、生态科技的新内容、新特点，消除和治理工业文明时代的环境问题。它要求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环境产业，发展信息产业、服务产业，要开发和使用新的清沽能源，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可持续发展文明是工业与生态学的结合，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它仍然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文明是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历史时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人类都没能很好地协调二者关系。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早期认识自然和防御灾难能力的低下，导致人们甘当自然的奴隶。然而随着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相对增强，又导致人们蔑视自然，作自然的主人，同时各种利益(包括阶级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驱动使人们无视自然 规律 ，肆意破坏自然生态。又加之认识上的局限性，使人们无法对自己行为做出预测，所有这一切导致人类从未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是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类获得自由解放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人类文明的新的延续。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是 哲学 研究的重要问题，每一文明形态都有其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文明的兴衰。工业文明的兴衰正是由“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所制约的，人类实践的经验教训越来越昭示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以资源的增值为前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否则，自然资源必然会日趋衰竭，人类会因此而失去生存的基础。自然界是均衡与和谐的，但这种均衡与和谐是脆弱的，人类活动应当限制在其后果与作用不使这种均衡与和谐被破坏到不能恢复的程度以内，否则必然会产生不利于人类的种种后果。生态文明要求工农业生产、人口生产、社会消费、科学技术发展等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项活动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之基础上。

人类发展已经进人知识经济时代，这为人类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奠定基础。全世界各国开始重视人与自然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类正在寻求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一面，自然的必然性是人必须服从的，但不是消极地服从，而是积极地服从。因此，应把人与自然之间看成是一种有机联系。人类必须以一种全面的态度对待和支配自然界，即对人类支配自然的强大能力进行全面的理解，以科学、道德、审美三者统一的全面尺度在实践中对自然科学进行全面的利用和支配，而不是片面地强化人类对自然界的攫取。当代新技术革命客观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关系，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已经超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掌握，进人道德和审美的范围，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的内在尺度与生态环境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外在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的科学性和道德性，协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调整好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向，既不要像古代那样作自然界的奴隶，也不要像工业革命以来那样作自然界的敌人，要爱护自然，培育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和谐的关系，以利于我们星球的繁荣和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三、可持续 发展 文明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时代

人与 自然 界的统一是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生产力，在生产劳动中结成了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在原始社会，尽管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却显得更为重要，离开群体协作、共同劳动，人将无法存活。同样在古代和近代的相当长时期里，阶级矛盾尖锐，如何实现社会合理与人际平等的问题十分突出。今天，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异常严重，人与自然的矛盾非常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单纯就环境论环境几乎是做不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其现实性上展开为人与人的关系，要解决人与自然尖锐的矛盾和对立，需要以人际公平为保障和条件，脱离人与人的关系来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出现的环境问题的。

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解决有赖于人与人的矛盾的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矛盾的解决逼迫着我们去解决人与人关系中矛盾。人与人关系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即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当代人的关系(即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集团之间的关系等)。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正是社会发展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 经济 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而日趋严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给人类带来了不可比拟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创造了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掠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从而造成了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人的劳动逐渐成为一种异化劳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劳动成果与劳动相异化，无产阶级劳动创造的财富，被资产阶级所无偿占有。第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工人成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点，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受机器的奴役和摆布。第三，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导致个体自由的牺牲和丧失，个性发展受到压抑，人成为非人，成为畸形的人。第四，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奴役，异化劳动夺取了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并且造成了劳动者身心严重损伤，恶劣的劳动条件夺去了劳动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当今，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的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借机大肆进行 政治 的全球化、价值观的全球化，并以全球化为诱饵，大搞霸权主义，拉大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造成原有基础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新的不平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 研究内容 特点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也即如何解决好发展与生态的矛盾？西方学者针对这一矛盾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现代化理论。本文试图对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内容、特点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期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内容

国内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学界多数认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关于谁最先提出这一概念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是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最先提出，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7）、刘钧霆（2011）、郭熙保（2006）、陈瑜（2009）、陈涛（2008）、朱林（2010）等机构和学者皆持此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首先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马丁·耶内克在同郇庆治的讨论中（2010）指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首先是由我提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FFU诞生的。我最早在1982年1月26日的柏林州议会辩论中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它随后出现在1983年第4/5期德文版的《自然》杂志中， 并于1985年在一个隶属于柏林科学研究中心（WZB）的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IIUG）出版的题为《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的论文中，将其译为明确的英语术语”。据此，包庆德（2011）、金书秦（2011）等学者皆认同这一观点。此外朱芳芳（2010）等人并未区分谁最先提出这一概念，而是笼统地认为是胡伯和耶内克同时提出的。

2.生态现代化理论形成的原因。黄英娜和叶平（2001）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是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面对20世纪70年末期的经济衰退，抽象地保护环境已没有出路，激进的环境论为了维护它的社会可信度，不得不寻找调节经济重建与环境关注的新途径；环境运动内部也越来越意识到，激进对抗的做法未必会促进环境运动向前发展，开始寻求以一种实用主义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对待环境恶化采取的“后期补救“策略在实际管理中失败，政府被迫去寻找新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策略；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促使生态现代化论理论发展起来。

包庆德（2011）将生态现代化理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四个因素：环境人口因素。人口不断增加，环境问题不断加剧，严重的生态危机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为此急切需要寻求有效方法来协调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生态现代化理论因此应运而生；经济科技因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新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面对全面提升的全球化发展的竞争格局，各国争先运用新理论来指导实践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就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迅速传播奠定了现实基础；政治策略因素。生态现代化是使技术的生态负作用最小化的同时，使技术的正作用得以最大化发挥，变“后期补救”为积极的预防，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从而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公众认知因素。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这也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公众基础。

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认为：政府重视生态现代化是因为它可以提升政府和工业的关系，减少对抗，增加合作；从工业的角度看，企业领袖们渐渐明白限制和控制对环境的影响，保护企业未来发展已经成为企业切身利益的一部分。企业承担起更为广泛长期的环境职责并不是利他主义的行为，而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生态现代化的出现也是由于公众对环境关注程度的增加；在提升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生态现代化的内涵

黄英娜和叶平（2001）引用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的观点，认为这一理论来自于多种学术观点的综合，缺乏公认的权威论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在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但是他们使用不同的方式，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从而导致人们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涵始终不能准确把握，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因此他们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各派观点加以概括，并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从而来理解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他们介绍了生态现代化四种代表性观点，即耶内克“预防性”策略论、摩尔（Ather J.Mol）的社会变革与生态转型论、哈杰（Maarten Hajer）的综合性新政策论和克里斯托弗的弱化与强化论，他们认为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内涵。据此他们提出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实质可以理解为在“反省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

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也指出，“我们在论及生态现代化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规范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表述。当学者们采用生态现代化这个术语时并不是清楚地知道它的含义，这就导致了生态现代化明确定义的缺乏”。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有一个共同观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协同起来，实现双赢。一般而言，它大致有四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提供环境改革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其次，它是理解和分析技术密集的环境政策和生态转型的新范式（框架）；第三，它是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和经济改革进步的真实反映；第四，它是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描述环境意识引发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生产和消费模式、环境和经济政策、现代科技、政府管理和现代制度的生态转变等。

我国学者试图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界定。包庆德（2011）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作用，也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即向符合生态学原理发展模式转变。袁玲红（2008）将生态现代化概括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建构有利于人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模式”。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价值及启示

包庆德（2011）指出对中国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一是现代化时代进程的启示，二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启示，三是现代化现实操作的启示。应该积极培育并不断推进符合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此外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关键。

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在于：生态现代化要求中国企业采取长期的发展战略，同时实施新的内部管理策略；生态现代化能促进中国政府合理地整合环境与经济政策，创建新的政策工具；生态现代化使得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参与，私人部门也应当积极影响政策的制定；生态现代化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生态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国内生态现代化研究的特点

（一）对生态现代化持肯定性观点的多，批判性反思性研究少

国内学界对生态现代化大多持肯定性观点。包庆德（2011）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国家寻求解决现代性缺陷问题的必然选择，并在理解和阐释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对环境问题层面，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导理论。朱芳芳（2010）认为生态现代化可以说是全球环境运动产生以来最为成功地解释生态环境与社会共同发展关系的一个范畴。郭熙保和杨开泰（2006）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学术思潮，“在努力扩展生态现代化理论以便去解释在欧洲和亚洲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生态环境变化时，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适应性，说明了它是动态的理论”。

国内学者对生态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性研究的较少。周鑫（2011）指出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价值观念上的矛盾、问题解决方案中的矛盾和理论适用性的问题等局限性。袁玲红（2008）指出生态现代化悬置价值理性，是一种浅层生态学，缺乏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考量。黄英娜和叶平（2001）在肯定生态现代化理论包含合理因素的同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背景下的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一是它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指导原则，未能摆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二是概念界定的范围过于狭窄，缺乏全球公正性。此外，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没有考虑到全球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实施生态现代化的具体措施、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二）国外理论研究多，国内实证性案例研究少

从国内学者对生态现代化研究的内容可知，学界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不同的学术流派观点，主要代表性人物等都有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一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能否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背景，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内学者虽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尚少，特别是实证性案例研究较少。陈烈和李丹燕（2004）以广州为例，分析其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并提出实现广州市生态现代化的策略建议。陈涛（2008）选择长三角地区的皖南兴村进行实证研究和探索，认为中国的生态现代化，除了要遵循生态现代化的一般原理—坚持经济和环境互利共生外，还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包括生态现代化未必是工业化、经济效益是生态现代化的动力源、技术本土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等。毕军、刘凌轩和葛俊杰等（2008）运用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对苏南地区的区域发展进行分析，总结其成就与经验，并提出相关建议。葛俊杰、毕军和叶维丽（2009）认为基于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和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分析江苏环境保护取得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的基本框架，从而破解资源环境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限制，向生态文明和生态现代化的目标逐步迈进。

（三）定性研究深度不够，定量研究缺乏

目前国内学者无论是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国内生态现代化的实践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且研究深度不够，对诸如中国实施生态现代化背后的驱动力有哪些，中国实施生态现代化的潜能和困难有哪些，西方国家实施生态现代化的主体、路径、政策及对中国的借鉴有哪些等，中国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的生态现代化比较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定量研究较少。以何传启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定量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通过构建模型，选取评价指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2004年世界和中国现代化水平进行了评价。陈瑜和陈晓红（2010）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以2000-2008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湖南省生态现代化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陈瑜（2010）还以2008年统计数据对中部六省生态现代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

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展望

（一）全面评价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门新的理论，而且正逐渐成为环境社会学中较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因此它在学科内外引起众多疑问和争论也是很自然的。”多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直面临着来自不同理论观点的各种挑战，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批评也从未停止过，无论生态自治主义者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方法最多只能带来一些局部性改善，而不是真正从根本意义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不会导向一个可持续与社会公正的生态社会。就连马丁·耶内克也承认由于外部环境和理论自身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方法对于实现一种长期可持续绿色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无论是“明智的”环境管治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管治都不是政府政策的主导方面，而这在全球层面上更加严重。特别是结构性变革的方案不能依赖一种“生态现代化”战略，因为既存的问题不能通过可以市场化的技术革新来解决。所以生态现代化尽管有其巨大的环境改善潜能，但它不足以提供环境的长期稳定或可持续性（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2012）阿瑟·莫尔和戴维·索南菲尔德在《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一书中也指出，书中的多篇文章都表明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目前状态下的局限性。所以对国内学者而言，今后研究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全面评价生态现代化理论，特别是要加强批判性研究，掌握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二）加强国内实证性案例研究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是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产生的，特别是德国、荷兰和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地域范围上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国家、欠发达国家、中东欧地区的过渡型经济体，也包括美国、加拿大这样的经合组织国家。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的价值和适用性常常会受到质疑。若斯·弗里金斯等人通过越南的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分析越南当代的环境改革进程与努力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要利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构筑环境改革的可行途径，就必须对该理论进行完善，以适应这些国家特定的当地条件与体制发展情况。并进而指出，我们在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移植到该理论最初适用范围以外的其他社会时应小心谨慎（阿瑟·莫尔、戴维·索南菲尔德，2011）。中国作为一个同样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中国，需要学者们以中国作为案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较大，行业部门众多，也需要学者们研究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部门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适用性，从而才能促进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三）深化理论研究并加强定量研究

西方学者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既有经验性研究，也有深入的理性分析，国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引介，包括翻译国外学者的著作，如马丁·耶内克和克劳斯·雅各布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阿瑟·莫尔和戴维·索南菲尔德著的《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等，促进了国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但更为重要性的是，国内学者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可能性、促进因素及障碍、路径、手段及方法等，形成对我国生态现代化的理性研究。同时加强定量研究，戴维·佩洛等人（2011）指出，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决策过程的实际背景。中国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离不开经验数据和案例资料的支撑，理性的研究结论需要经验数据和案例的支撑和验证，唯此，才能形成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报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刘钧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1（10）

3.郭熙保，杨开泰.生态现代化理论评述[J].教学与研究，2006（4）

4.陈瑜.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述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5.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对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现代经济探讨，2008（7）

6.朱林，刘爱莲.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替代—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现代化两种方案的考察[J].求实，2010（7）

7.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

8.包庆德.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9.金书秦，Arthur P.J.Mol，Bettiona Bluembing.生态现代化：回顾与展望[J].理论学刊，2011（7）

10.朱芳芳.生态现代化的多重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3）

11.黄英娜，叶平.20世纪末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1（4）

12.袁玲红.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伦理反思[J].前沿，2008（9）

13.周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与超越[J].唯实，2011（3）

14.陈烈，李丹燕.生态现代化与广州市可持续发展[J].经济地理，2004（1）

15.毕军，刘凌轩，葛俊杰等.创新苏南发展的生态现代化进程.中国发展，2008（1）

16.葛俊杰，毕军，叶维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基于江苏生态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9（3）

17.陈瑜，陈晓红.区域生态现代化评价指标及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10（4）

18.陈瑜.中部六省生态现代化水平评价研究[J].财务与金融，2010（3）

19.[德]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M].李慧明，李昕蕾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20.[荷]阿瑟·莫尔，[美]戴维·索南菲尔德.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M].张琨译.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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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时下，关于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课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勿庸置疑，中国民法的法典化，确是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奠基性事业。因而，对于此项工作，不应有丝毫的大意和急躁，应钻研、吸收、消化和借鉴西方各国民法典的优良传统。同时，站在别人成就辉煌的民法典之前，我们也要充分利用我国的本土资源，顺应时代的潮流，敢于做出突破。

自梁慧星先生在《中外法学》上发表《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篡的三条思路》一文后，引发了关于民法典起草思路的论战。梁慧星先生在文章中，将起草的思路概括为三种：其一，“松散式邦联式”的思路；其二，理想主义的思路；其三，现实主义的思路。梁慧星先生推崇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德国五编制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思路。针对梁先生的现实主义思路，徐国栋先生，系统阐述其理想主义思路的来龙去脉。其后，又有多位民法学者加入到这场理想主义思路与现实主义思路的论战之中。[1]笔者由于民法功底有限，对这场论战，不想过多涉足。不过，对徐国栋先生提到的绿色主义问题，涉及到民法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本文略作补充。

一、绿色主义应当成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徐国栋先生将自己理想主义思路的哲学理论基础概括为“新人文主义”，并指出“新人文主义”区别于旧人文主义所具有的两个特色：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为前一特色，在法典设计上，应保持法典的开放性结构，赋予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发展法律。因为后一特色，人文主义与绿色主义发生了联系。应该说，徐国栋先生提出绿色主义应成为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具有远见卓识，顺应当今时代潮流的，[2]笔者深为赞同。理由如下：

其一，“人类中心主义”所引发的生态危机，需要法律制度做出应对，更需要民法典做出应对。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各国编纂民法典的运动，是与西方各国发展市场经济，开发和征服自然的运动同时进行的。近代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以降，发动了一场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尊重崇尚个人权利和价值、推崇自然科学和技术、推行市场经济的运动。这一置生态规律于不顾、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经济至上以及狭隘的人本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70年代其流弊已经充分显现。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近代法律到现代法律的发展源于人们对个人主义弊害的反思，反映在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上，近代法律推崇个人权利和自由，强调个人本位，而现代法律则推崇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团体利益的融合，强调社会本位，各国民法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是，无论是个人本位还是对个人本位进行批判的社会本位法律观，均未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①篱。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迫使我们从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各方面进行变革。当今法律制度所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顺应生态保护的潮流，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代际之间在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的利益冲突。这是整个法律制度必须面对的挑战，而不仅仅是 “环境资源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近代法律和现代法律尚未解决的新课题。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只是环境资源法的使命，与其他法律无关。实际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念变革是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关系的变革，其所引发的法律制度变革是全方位的。依笔者所见，作为私法的民法在其中应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环境和生态破坏因为其外部性的特点不得不依赖公法的行政控制手段，但是，通过行政控制解决环境问题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为：首先，行政控制受到行政机关人员和效率的限制，由于行政机关的人力和财力有限，因而，寄希望于行政机关控制所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是不现实的；其次，行政机关的环境行政管理权的出租效应（即行政权力被腐蚀）使其难以有效实现其功能；再次，政府往往因追求政绩而采取“短视”行为，追求眼前的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因而，有学者主张，环境权的私权化是一种趋势。[3]在私法体系中建立私法环境权的体系，让环境资源保护在享有环境权的主体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进程中开展，这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现在正在讨论民法的法典化问题，正好利用民法典编纂这一契机，把绿色主义的精神作为其理论基础，面对生态挑战，着眼未来，制定一部绿色的民法典。其二，从文化传承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厚的绿色主义本土资源，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应当予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对自然持一种容纳、忍受的态度，不是控制和征服自然，而是将自然作为神加以崇拜，主张与自然亲合、与自然共生，从而形成中国“自然亲和型、自然共生型自然观”。例如，儒家主张“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道家主张“道法自然”的“无为自然观”、“虚无自然观”，公元一世纪自印度传入中国并加以本土化改造的佛教更是主张素食、不杀生、敬畏生命尤其是动物的生命，已包含着对其他物种生存和存在的权利的尊重及其自身价值的认同。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在对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可谓是殊途同归、三教合一。西方国家在古代也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尊崇自然，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选择走与自然共生之路，相反，它们选择了走与自然对抗之路。于是，产生了重视自然法则的西方人的“数理自然观”或“自然支配思想”，形成“西方自然对抗型、自然支配型自然观”。[4]西方的自然观创造了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最严重的副产品——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时至今日，以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有识之士呼吁应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绿色主义的本土资源，制定中的民法典应当予以继承。在民法典的制度设计和条文设计上，应作出不同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安排。毕竟，《法国民法典》制订于1804年，《德国民法典》制定于1896年，那时，在西方国家中“数理自然观”正甚嚣尘上，西方人尚未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因而不可能将绿色主义思想反映在民法典之中。

二、民事主体的变革——将未来世代人视为民事主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将未来世代人视为民事主体是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权的私权化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公平是现实生存的不同个人、群体之间的公平。作为追求自由和平等精神的民法典，以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为其灵魂，通过赋予所有人无差别的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权利能力，通过契约这一体现自由和机会均等的社会联系手段，去组织社会。到现代以来，鉴于个人主义的泛滥，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等民法新原则兴起，其目的在于从公共和群体利益角度对盲目和极端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进行矫正。然而，民法典这种只追求当代人内部之利益公平的制度，在当前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人类正面临着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资源分配、利用方面的新课题，即代际公平的问题。代际公平的问题产生于以下方面：（1）不可更新资源的耗竭和可更新资源的减少。这将会导致我们传给后代人资源库的多样性的丧失，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会消灭人们所依赖的资源； （2）生态和环境质量的下降。当代人可以廉价地处理废弃物，从中摄取短期利益，并将这种处置造成的实际费用转嫁给后来人；（3）资源取得和利用的不公平。由于当代人相对于未来世代人的优越地位，当代人可能采取损害后代人利益使自己获益的行为。面对这种世代间的不平等，须推行代际公平的原则，即要在代际之间公平地配置和分配资源和福利。因而，每一代人都对后一代人负有以下义务：（1）人类地球的生命维持体系得以持续；（2）使人类生存所必要的生态学流程、环境质量及文化的资源得以持续；（3）健全、舒适的人类环境得以持续。[5]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代际公平已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范畴，这一原则已逐渐在法律制度中得到贯彻和体现。[6]在民法传统中，德国法规定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内在固有的社会义务，这体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群体利益的理念。物权制度从所有到利用的转变，对不动产物权权利人环保和生态义务的强化，已成为当代民法不动产法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德国民法典》还在另一方面作了重大突破，1990年《德国民法典》加入第90条a之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把传统民法的物的分为物、动物。通过这种区分，进一步强化了作为动物的相关权利人的生态保护义务。未来世代人作为法律主体的案例，也已出现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在1993年的一个判例中，法官授予42名儿童诉讼权，使之能以自己及子孙后代的名义提讼，要求政府停止大规模出租国家森林开发公司砍伐。最后，法官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原告胜诉，从而使大量的森林资源特别是热带雨林得以保全。

义务与权利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一方之义务，即他方的权利，在民法逐渐强化不动产权利人和动物所有人的环保和生态义务的今天，我们要问，其权利主体在何处呢？当然，我们通常的解释是，这种义务是一种公法的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这是我们解决环保问题的传统法律思维方式。但正如前文所述，虽然环境保护不得不主要依赖于行政管理，但希望行政管理能完美地解决环保问题无疑是不现实的。行政权力的短视性（政府只追求自己的政绩）、行政权力的出租效应（权力可能被出租用于谋取私利）和行政权力有限性（受人力和财力的制约）这些行政管理的先天不足促使我们作如下思考：为何不规定环保和生态方面的私法义务呢？这样，既不与公法上的义务相冲突，又可发挥公民和生态组织的力量，二者可相得益彰。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仅可予以罚款、责令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还可以未来世代人的名义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承担恢复生态和环境的治理费用，而后者正是我国现行法律所欠缺的。如果规定和强化了其私法义务，则其相应的权利主体，则是其他社会公众和未来世代人。

（二）将未来世代人视为民事主体的可行性

将未来世代人视为民事主体不仅有其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民事主体的扩张，可看作社会进步的一个象征和正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奴隶曾经不是民事主体，而法人其本质不正是法律的一个创造吗？未来世代人虽然不具有意思表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但这不能成为其取得法律主体资格的障碍。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也受到限制，但这与其作为民事主体并未产生矛盾。民法中的制度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实际上，现在各国的“胎儿利益”保护已经为“未来世代人”作为民事主体登上民法的舞台揭开了序幕。胎儿并未出生，按现在民法观念无权利能力也无行为能力，不是民事主体，但为何享有继承权呢？现行民法作为一种特例来处理，现在需要的仅仅是摒弃陈旧观念，揭开这一面纱，让尚未出生的人也可被视为民事主体，法律再规定其法定的人，即可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民法把未出生的未来世代人也视为民事主体，正是民法的进步和正义观念的丰富和完善，并不与现行法律的主客体划分相冲突。

三、关于动物在民法典中的地位问题

（一）关于动物应成为有限法律主体的主要观点

《德国民法典》第90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有关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也是颇具争议的条文，由此引发的动物在民法典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中国在制定未来的民法典时，须引起注意。一种观点认为，动物应具有法律主体的地位，作为这种观点的比较温和的提法是动物具有“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7]这一观点的要义有以下几层：

1.动物应当获得道德上的主体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动，非人类中心主义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典型的学说有动物权利 论、生态中心论、深层生态学。

（1）动物权利论。以辛加和雷根为代表，这一理论提出了动物的权利主张。辛加认为，道德权利的范围应当包括动物权利，为食用而杀害动物是一种非伦理的行为。雷根则指出，动物是具有与人类相同的重视自己生命的能力的生物，具有其固有价值和对生命平等的自然权利。他认为：“人的理性迫使人们承认动物也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动物权利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8]

（2）生物中心论。阿尔伯特。施韦泽是生物中心论伦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他指出，他所敬畏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伦理学的最大缺陷，就是他们相信，他们只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道德的。”[9]

（3）深层生态学。倡导者是挪威的学者A.乃斯先生，他认为人类像其他所有的物种一样，其定位在于人与自然的联系，人是在与生物共同体的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中确立其同一性的，而这种联系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实现。他强调人应按照生态学的模式，通过各种联系的网络将自我向外延伸。换言之，他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生物中心的平等、朴素的物质需要以及资源的有限性。[10]

以上三种学说中，动物权利论把道德关怀的主体范围由人扩展到动物，后两种理论走得更远，生物中心论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生存物，而深层生态学把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2.生态伦理学的动物应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因为，道德乃法律的先在之法，是更高一级的法。它在逻辑上优先于法律，在功能上对法律构成了批判和评价的标准。因而，动物的权利获得道德的支持，为其进入法律，最终上升为法律权利主体构筑了前提。法律的目的是追求正义，正义地对待动物必然也会成为法律追求的目标之一。“伦理和法律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它们的目的和价值观是一致的”。[11]它们同一起源，后来分道而行，是职业化和功能化的结果。随着人类文明意识的提升和视野的开拓，它们的共同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特别是在当代法律中，伦理化的价值观不只是渗透入了法律的规范，而且还主导着法律的价值取向。

3.通过从生态伦理学及伦理与法律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动物作为法律主体的必要性后，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进一步从奴隶、妇女、胎儿、残疾人、植物人在法律上从权利客体向权利主体资格的演进为例，来论证动物成为法律主体的可能性，并提出可以通过监护制度来弥补动物在行为能力上的欠缺。

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对动物的权利给予了相当程度的保护，并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动物的有限法律主体地位。182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禁止虐待家畜法案”（马丁法案），这是动物保护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法律的通过在世界历史中把仁慈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纪元。1876年，英国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法国于1850年也通过了反对虐待动物的《格拉蒙法案》，美国于1866年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保护的国内立法速度呈加快趋势，并产生了一批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约。这些立法意味着把伦理学从人际范围扩展到人与动物的关系领域，从法律上承认动物具有某些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权利主体从人扩展至动物。

据报道，欧洲对动物权利特别是宠物权利的保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认为动物的权利已相当于少数族群的权利。据报道，2002年欧盟绝大部分成员国对申根协定中有关保护宠物的条款进行了表决。根据这一协定，欧洲的猫狗等宠物与它们在其他地方的同类不同，它们享有入境自由，在随主人出行时也和主人一样，可以自由进出签署申根协定的国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动物的地位：欧洲的动物与人类同权，它们也和宗教或种族群体一样被视为“少数族群。”德国议会在最近通过的宪法第20条修正案，增加了“物、动物”两个词，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维护动物权利作为主要社会目标的国家。从法律角度看，人和动物几乎拥有同等权利。英国议会起草了“动物权利法案”。该法案对动物的饮食起居都有详细规定。如要供给动物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食物和水，动物提供舒适的生存条件，动物生病时应及时请兽医，动物应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要使动物在心理上得到安慰等等。瑞典人酷爱动物，瑞典在维护动物权利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瑞典议会批准的农业部提交的“维护动物权法”，该法案对宠物的居住条件规定得更详细。如猫的居住面积不应低于0.09平方米，家鼠的居住面积应当大一倍，该法案还用几页篇幅对动物的饮食，甚至“社会交往”进行规定。如果宠物因与外界交往不够而精神紧张，主人轻则被罚巨款，重则要受半年牢狱之苦。夫妻离婚时往往不为分割共同财产或争夺子女的扶养权而打官司，而是为了宠物的监护权争得不可开交。欧洲的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也包括动物。人办保险，动物也可以办保险，猫和狗都成了保险公司的主顾。一些宠物的主人往往在遗嘱中为其宠物留下巨额财产，以供其身后宠物能够过着与其主人在世时一样奢侈的生活。在比利时，宠物的医疗费用比人的医疗费用 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除了有一部关于实验动物的条例外，尚无一部保护普通动物的法律、法规，有人甚至为此辩护道：在我国人权状况还不尽完善，遑论普通动物的权利呢？我们认为，人权不够完善并不能成为不保护动物权利的理由，相反，保护动物的权利不仅不会妨碍保护人权，反面有助于促进人权的进步。印度圣雄甘地认为，从一国国民对待动物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假设在我国动物的权利能够得到尊重，人权状况还能没有大的改进吗？况且，在承认和尊重动物权利的西方国家人权状况也未必令人满意。因此，我们呼吁，我国应尽快制定保护普通动物的立法。

（二）动物不应成为法律主体及动物在民法典中的法律地位

反对者认为，动物不应成为法律主体，其理由如下：

1.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在处理现实世界中的两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两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和具有决定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看到了人与生物、物种、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平衡。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可把主体泛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实质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这势必陷入认识论上的误区，这是这一理论的缺陷所在。

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扬弃而形成的另一生态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已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态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认为：在影响当代生态问题的两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本质的。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处理好两大关系，应立足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这一概念所表述的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观，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发展观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维持全面的生活质量，维持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避免持续的环境损害。[12]

2.虽然道德是法律的先在法，道德之内容可上升为法律之内容，但应看到伦理与法律之不同。并非所有的伦理均可上升为法律，上升为法律的伦理往往是一国成为主导性、具有广泛认同性和影响力的伦理。法律要求统一性，以强制力为保障；而伦理则具有多样性，即使是在一国成为主导性的、具有广泛认同性和影响力的伦理，也不一定上升为法律。作为动物法律主体论的理论支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目前并未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具有广泛认同性和影响力的伦理观，将其上升为法律的理由也就更不充分了。

3.动物法律主体论者以奴隶、妇女、胎儿、残疾人、植物人等从权利客体到权利主体的演进为例来论证动物成为法律主体的可能性，也是值得商榷的。奴隶、妇女、胎儿、残疾人、植物人，归根到底没有超越“人”的范畴，他们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法律体系和民法理论的主要支柱在于主客体的划分。人（包括人的组织）是权利主体，人以外的动植物及其他存在物属于权利客体，这一划分是民法典和整个法律体系的支柱。欲撼动这一支柱，则应另有成熟的理论构架，现今理论之发展，未具备撼动此支柱的条件，若轻易改变这种主客体的划分，则会带来主客体划分的混乱等麻烦和问题。

4.按照动物法律主体论者对有限法律主体的界定。“本文讨论的动物将不包括农场里的动物或专为人类提供肉、蛋、乳的动物。它们不同于家养的宠物和野生动物。”[13]由此可以看出，动物主体论者也是将动物作了三六九等划分的，既然如此，岂不与其所倡导的物种平等的原则自相矛盾？家养的宠物，因为受主人的宠爱，所以有必要承认其主体地位；野生动物，因为物种保持的需要，所以有必要承认其主体地位；而其他动物则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这仍然是以人类自己的价值作为标准，又回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认为，《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实质上是把动物作为与普通的物相区别的一种特殊的物，受到特别法的保护；但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德国民法典》把动物作为一种法律主体来对待。我国民法典应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即我国民法典应把物分为普通的物和动物，并明确规定，对于动物，则应适用于关于保护动物（包括普通动物）的特别法，这样规定可体现出生态时代的绿色主义精神，有利于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之平衡，有利于尊重和保护动物的权利。

四、民事权利的扩张——独立的环境民事权利的引入

（一）现行民法在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局限性

现行民法在环境保护方面主要是两个制度，一是环境保护相邻权制度，一是环境侵权制度。前者必须以相互之间存在地域上的相邻为前提，而且，相邻权的本质是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两点大大地限制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众所周知，环境侵害具有空间上的广延性和时间上的潜伏性的特色，这决定了仅仅通过相邻权制度来解决环保问题恰似杯水车薪。例如场所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行为，若要以相邻关系为前提，民事责任的承担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环境保护相邻权制度的缺陷看似可用环境侵权制度来弥补，其实不然。目前，我国的环境侵权制度的本质是因环境污染和破坏引起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在赔偿额的计算中并未包括美学意义上的环境权益的损失，若尚未引起人身和财产利益的损失，依相邻权制度去处理，则并未构成侵权。而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人身权中，并未规定环境人格权。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是健康权，但通过健康权来实现环境权益的保护显然是不足的。健康权的侵害是一种医学标准，以身体的功能和疾病为承担责任的标准。而在环境权益侵害中，造成健康的损害已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最严重后果，公民环境权指公民享有的在一种优美、清洁、宁静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以环境质量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遵循的是一种美学标准，这与健康权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独立的环境人格权的引入

鉴于现行民法对环境权益保障方面的制度性缺陷，欲发挥民法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除完善相邻权制度和环境侵权制度外，还须引入独立的环境民事权利—— 环境人格权。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是人们享有的一种以环境资源的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基础，在美好的环境中的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具体包括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宁静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等等。实际上，在美国的环保判例中，已经将其视为一项独立的权利。笔者认为，在中国民法法典化过程中，贯彻绿色主义的理念，引入独立的环境人格权确有必要。原因如下：

其一，人格权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反映了人的主体价值的弘扬。随着人权运动的开展，人格权法可谓是当代民法中的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在古代法和近代法中，人格权法与主体法的界线还并不清晰，人格权法主要规定那些与民事主体资格承担不可缺少的权利（如姓名权、身体健康权等），那时人身权法中发展最充分的是身份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格权的内容不断扩展，新型权利不断出现，如环境人格权、知情权、迁徙自由权、器官捐赠权等等，这些新型人格权已经与主体资格的承担无本质联系。这样，逐渐改变了人身权法主要以身份法为主体的结构模式。人格权法作为独立的一编，是我国民法典结构设计中的比较好的选择。以人格权中的环境人格权为例，它代表了一种更高的人权标准和人文关怀，代表了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难道不是我们正要追求的吗？

其二，环境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进入民法典，已有立法例。以1996年最新颁布的乌克兰民法典为例，其第二编主要规定了人格权的内容，其人格权内容非常广泛，共计32种，包括：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保护权、消除威胁生命和健康之危险权、医疗服务权、对自己健康状况的知情权、器官捐赠权、体弱者的受庇护权等等，其中，还专门规定了环境权，笔者以为，乌克兰民法典的这一立法例，代表了当今民法的新趋势，值得借鉴。

五、物权法的变革

（一）物权客体范围的扩张

传统民法和经济学认为，财货分为经济财和自由财，所谓经济财系指必须支付报酬之财物或劳务，自由财系可自由使用，不必支付报酬之财物。环境要素如水、空气、阳光等是典型的自由财。物权的客体仅及于经济财，自由财既不是所有权的客体，也不是他物权的客体。这种传统观念在现代已受到现实的挑战。[14]其一，在现代都市生活体制下，此等环境和自然资源与一般财货一样，充分显示其“稀少性”、“期限性”的性质，例如，环境容量具有“稀缺性”，作为一种“有价资源”，企业可以“储存”起来以备自身扩大发展之需，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商业交换，这就是所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再如，阳光充分，空气新鲜地区的建筑物索价较为昂贵，这也是环境资源有价的恰当说明。其二，某些传统意义上不能成为物权客体的环境要素已经成为物权客体或准物权客体，如水权的确立和变革。其三，更重要的是眼下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要素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固守传统的“环境无价值”、“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偏见，于环境、资源的保护将十分不利。因而，在中国未来的民法典中，有必要将水、新鲜空气等环境要素确定为公共财，建立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的权属制度。并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转让或许可给法人或自然人使用。但是，法人或自然人在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时，须履行相应义务。须知，将自然资源等环境要素作为一种权利，即是对其的一种有效保护。

（二）民法典物权总则的相关条文设计

正如前文所述，建立我国的自然资源物权制度，是我国民法典起草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水权、矿业权、渔业权（包括养殖权和捕捞权）是否作为独立的物权类型纳入民法典中，值得商榷。比较可取的做法是物权法中只直接规定土地物权这一传统的自然资源物权类型而不直接规定水权、矿业权等非典型性的物权（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称之为准物权）。在物权法中不直接规定这些物权类型，但在物权法总则编的设计中要给这些准物权的存在和发展留下适宜的空间，即这些准物权仍适用物权法总则的规定。这样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法典的功能，建立一个一般法和特别法综合调整的完善法律体系。同样的问题在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中也存在，合同法总则对无名合同以及合同法分则中没规定的储蓄合同等合同也具有效力，同理，侵权行为也有民法典上的侵权行为和特别法上的侵权行为的区分。因而，侵权行为法总则不应仅仅是民法典上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的一般规则，还应是特别法上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的一般规则。

鉴于物权法总则要适应准物权制度的要求，对物权法总则中的一些被认为是已成定论的界定和条款，不得不重新进行考虑和设计。

1.物权客体的特定性

传统物权法理论认为，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应具有特定性，这种特定性的要求有三：其一，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以有体物为限。其二，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物。这里是指其在物理上之特定，能确定其具体的形态、大小等。其三，物权的客体须为独立物。传统民法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原则是一物一权原则的必然要求。崔建远先生把这种传统民法的特定性理论概括为：客体的特定性即客体的同一性。并指出，这一结论来自于对所有权人、一般用益物权人支配客体现象的直观归结，但这一结论显然不能适用于一些新型的担保物权，更不能适用于水权、矿业权等准物权，因而须进行修正。[15]

以水权中的取水权和汲水权为例，在此两种权利设定时，其客体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是融为一体的，在物理是无法识别其独立性的，而且，就同一水库中或河流中可许可几家公司享有取水权，几家主体又如何对水域进行独立性的特定化呢？又如探矿权，其客体在权利设定时是无法特定的，再如浮动抵押权，也并不适用传统民法物权客体的特定性理论。因而，对物权客体的特定性要做修正并使其具有弹性。物权客体虽不具有传统民法特定性特征但具有以下特征之一项或多项者也不丧失其特定性：其一，客体的特定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客体有明确的范围，不得以他物替代，在存续上具有同一性；其二，客体的特定性表现为客体的定量化，如从同一水库中甲公司取水权为1亿立方米，乙公司取水权为1.5亿立方米，双方并无冲突；其三，客体的特定性可由特定地域加以确定，探矿权客体即是如此；其四，客体的特定性可由特定的期限加以固定，浮动抵押权客体便是例证。

2.物权的排他性

根据传统的物权理论，针对同一主体的所有权和所有权之间，针对同一客体的用益物权之间，具有排他性。但这一规则适用于汲水权和取水权这两种准用益物权时则应做修正。因在特定区域的水资源上可同时存在数个用益水权，排他性原则对用益水权之间利益调整的功能常常不能实现。此时各用水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须引入优先权制度加以协调。享有优先权的用水权人先用水，待其获得满足后，其后者方能用水。这一排他性规则和优先性规则共同用于调整用益物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规则，在物权总则的制定中，也应予以注意。[16]

另外，若确定了环境要素为公共财产的观念，则不当得利理论即可得以展开。任何企业或个人的行为，若污毁环境要素，均属于使公共财受损而自己获益之行为（减少了采取措施以避免损害环境要素的成本，亦为获益），此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受害人得依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理论，行使其权利。[17]

六、侵权制度的变革

由环境公害而引发的无过失责任制度和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学说，已为我国理论所采，此不赘述。除因果关系理论和归责原则的变革外，侵权制度要适应生态保护的要求，还需建立起将来性损害赔偿制度和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制度。

1.将来性的损害赔偿制度

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仅限于已经发生的损害的赔偿，若不发生损害，则不构成侵权行为。这种制度在解决生态环境损害时具有其局限性，需要建立起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将来性的损害赔偿制度。因为：其一，生态环境侵害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的特点，为避免受害人反复诉讼，有必要在生态损害中创设特殊的将来性损害赔偿制度；其二，许多生态环境损害具有不可恢复性和不可补救性，若等到损害已经发生才提讼，实属为时已晚。应赋予当事人在具有发生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性时即可提讼的权利。

2.共同危险责任制度

传统共同侵权行为要求各行为人之间须有共同的侵权故意，且行为违法。这种侵权理论在处理两个或多个污染源各自排放的污染物相互结合后所造成生态损害侵权时已捉襟见肘。这是因为：其一，每一加害人排放的污染物均符合规定的标准，不会产生损害，但多个污染源之组合，会导致污染物的总量或浓度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产生污染损害。其二，排放的污染物尽管符合排放标准，但该污染物与其他污染物组合后产生新的污染，由此造成损害。因此，对此种复合污染的情况，有必要引入共同危险责任。其构成要件为：（1）行为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加害人共同实施的。（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加害人实施的行为具有共同的危险性，即加害人实施的行为在客观上都具有危及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可能性。（3）两个或两个以上加害人实施的行为是造成某一损害的原因，尽管各加害人在主观上既无共同的故意，也无单独侵害的故意，但在客观上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要构成以上三个要件，各加害人即应共同的或分别地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中，生态保护应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民法之手段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美好、和谐的关系，用民法去扩展正义之理念，实现代际公平，这是我们应确立的法理念。制定一部绿色的、正义的、弘扬人文精神的民法典，应是我们制定中国民法典的一项目标。再辅之以程序法上的集团诉讼、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引入，则私法系统对绿色主义的贯彻一定会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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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当前我们对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解和阐述存在一些误区，有一些战略性、方向性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和讨论，特别要从深刻的发展模式变革而不是单纯的资源环境保护角度揭示生态文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本文基于多年从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学的体验和视角，针对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基本问题提出深化中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十个思考，阐明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模式的内涵和中国第三个30年的绿色愿景，希望能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一、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变革性反思

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识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本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区分这样两种思考的优劣是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来我们“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的模式越治理越失败的现状，就可以看到游离于经济社会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局限了。事实上，按照科学史家库恩（1962）的科学范式理论，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在污染造成以后进行治理。从理论形态上，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处理资源环境的学说，如关注微观效率的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属于这样一类具有补充型改进的理论，它们本质上是以服从和支持经济增长范式为前提的；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通过变革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污染较少产生甚至不再产生。从理论形态上，是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和后来崛起的生态经济学或稳态经济学，开始对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范式进行系统性的反思。

2001年笔者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支持下，主持翻译了一套对传统工业文明具有变革性思维的绿色前沿译丛，在丛书序言中指出了这是浅绿色与深绿色的差异，这篇序言后来得到了许多关注和运用。我想再次强调，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浅绿色思想与深绿色思想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在驱动机制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深绿色的反思，则重在探讨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在问题状态上，浅绿色的反思，常常游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两极对立之间，甚至演变成为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反思，则要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并努力寻找环境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的路径。在对策反应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并聚焦在针对问题症状的治标性控制对策；而深绿色的反思，则更多地提出针对问题本原的预防性解决方法，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概言之，浅绿色的反思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研究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结果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补与改良；深绿色的反思则洞察到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之中，要求从发展机制上防止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工业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我们需要认识到，并不是一切标榜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学说、口号都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益的。如果我们的媒体界、理论界和决策层不能从深绿色的角度去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去号召人们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那么这样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

二、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即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理由。生态门槛的理由在于：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已经从人造资本转移到了自然资本，因此有效地配置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自然资本，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资源供给能力，还包括地球对于污染的吸收和降解能力，以及生态愉悦等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崛起的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资本论（Natural Capitalism）。传统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地依赖于人造资本（表现为机器、厂房、设施等运用自然资本制造而来的人造物品）的增长，并以严重损害自然资本为结果。而新的自然资本论则认为，经过将近200多年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资源稀缺图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自然资本是富足的而人力是稀缺的；今天，人力不再稀缺而自然资本却是稀缺的。因此人类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必须像结束20世纪的冷战一样停止经济增长对于自然资本持续不断的“战争”，需要建立起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新的生态文明，实现保护地球环境和改进增长质量的双赢发展。

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支持。1996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克纳格和他的同事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来强调经济增长出现了生态门槛。生态足迹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源（粮食、饲料、树木、鱼类和城市建设用地）和吸收污染物（二氧化碳、生活垃圾等）所需要的地球土地面积。他们测定了从1960年以来地球每年提供给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资源和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态足迹情况，发现人类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与我们的地球能提供的生态供给相比，从1980年左右开始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左右。这就是说，地球的自然资本从盈余变成了亏损，今天我们已经需要用一又四分之一的地球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发现，为当前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双重挑战提出的“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三、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同步增长

如果生态门槛表明了在自然资本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那么我们还面临着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导致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改进的福利门槛。传统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增长的极限》一书开始，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导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许多质疑，以致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1972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ordhaus《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吗？》对此作出了最早的答复。他们认为，实证研究发现1925―1965年间的世界数据表明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还是正相关的：GNP每增加6个单位，经济福利就增加4个单位。当时经济学家为此长叹了一口气，又专心致志地回到了GNP的有用性研究上。

但是20年后，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戴利等发表《为了共同的利益》（1989）一书，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这可能是最早提出的绿色GDP指标，后来由Anielski等在1999年发展成为真正进步指标（GPI）。戴利发现因为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人类社会的真实福利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也就是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Wealth）并没有全部转化为人类福利（Welfare）。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家Mar-Neef（1995）发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生活质量的改进，超过这个范围如果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也许开始退化”。后来有许多人作出了支持这个假说的研究。例如，世界幸福研究的实证数据表明，大约从197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明显地出现了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情况。又如，美国从1965―1970年以来，虽然人均GDP从1万多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3万多美元，但是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却没有相应提高。

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假说，对传统经济学家坚信不疑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福利增长的信念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经济持续增长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是生态文明概念得以建立的另外一个基石。遗憾的是，自从1970年代以来，传统经济学家基本上不再理会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甚至认为“这不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四、中国发展特别需要走生态文明道路的理由

从前面所述的经济增长的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可以看到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生态文明的两个基本理由：一是生态约束的理由。如果把“地”看作是所有自然资本（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代名词，即使不考虑21世纪世界面临的普遍的自然资本约束，其实中国本身的发展也一开始就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水平，就必须研究自然资本约束条件下的发展模式，这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以及某些自然资本相对富裕国家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根据人口数量与国土规模以及相应自然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粗略地在世界上识别出四种类型的国家：人少地多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人少地少的国家，如新加坡等；人多地多的国家，如美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如中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因此，由此决定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需要特别强调生态文明的意义了。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世界瞩目，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例如过去几年来中国的GDP只有世界的4%～5%，但是我们消耗的资源与环境却占到了世界的10%～40%。

二是生活质量的理由。我们应该如实地看到，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增长却是缓慢的。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成果还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人民的生活质量。按照联合国1990年开始的人类发展指标（HDI）研究，一个国家好的发展，其人类发展（代表了客观福利水平）的排位应该持续地高于或至少不低于经济增长的排位。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均GDP（PPP）水平从1990年排名第142位到2007年的76位，上升了66位，充分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HDI指数值却没有相应地向上发展，从1990年的第101位到2007年的第81位，虽然纵向上升了20位，但是横向看却是从领先于经济排位落到了滞后于经济排位，其中在2001年时候甚至落到了104位。可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是持续提高的，但是就经济增长的成果最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福利而言还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在健康生活领域和教育生活领域方面的进步没有经济增长那么快。例如，世界银行等方面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完成的，80年代以后似乎就失去动力了。在1980―1998年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增加了2岁，而基数比中国高的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增加了4―6岁，与中国基数相同的斯里兰卡，增加了5岁。

最近一段时间来，许多人乐观地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高速增长至少20年。按照平均每年7%～8%的增长率，到2020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将是2000年的4―5倍。但是如果不是采用生态文明的方式，我们就难以相信这样的增长能够逾越生态门槛的约束，就难以相信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否超越福利门槛使人民的社会福利得到相应的增长。

五、生态文明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

如果对生态文明下一个有操作性意义的定义，那么我以为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其中，自然消耗可以用生态足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表示，而社会福利可以用客观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人均收入、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等组成）或者主观指标如世界幸福网络测定的各个国家的主观满意指数等表示。

进一步地，与工业文明的增长范式受到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两个约束相对照，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可以用戴利在生态经济学中提到的公式即EP=WB/EF=WB/EG×EG/EF进行衡量。其中，EP（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WB（wellbeing）表示人类获得的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EG（Economic growth）表示由人造资本存量或GDP表现的经济增长，EF（Eco-footprint）表示生产和消耗这些人造资本的生态足迹。

于是，可以看到实现生态文明要有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EG/EF），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前面所分析的生态门槛即自然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必要性；二是生活质量（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WB/EG），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前面所分析的福利门槛即到了一定门槛以后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改进的效益是递减的，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可能性。以上两个脱钩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未来30年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社会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基本区别。在后者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用日益增加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类的福利带来持续增长。

六、中国生态文明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现代化

虽然以上有关生态文明的操作性定义以及两个脱钩是有普适性的，但对于不同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却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当前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第四阶段，即原始的渔猎文明、一万年前以来的农业文明、18―20世纪的工业文明、21世纪的生态文明。这样的解释虽然适合把握世界发展的总趋势，适合理解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但用来套用中国这样的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情况未免就简单化了。

事实上，需要区别两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一种是后工业化国家的生态文明，他们的任务是实现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化改造；另一种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我们的任务是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以当前世界人均生态足迹不超过1.8公顷的地球生态容量为自然消耗的允许门槛，以人类发展水平超过0.8为实现发展的基本尺度，那么当前世界上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高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例如美国1975―2003年间在增加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9）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从人均7公顷增加到了10公顷左右）。其二，低人类发展与低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属于这种类型。当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还不到0.8，人均生态足迹是1.6左右。其三，低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有高的生态足迹但没有换来高的人类发展，例如巴西从1975―2003年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容量（1.8），但是人类发展仍然属于中低之列。而倡导生态文明，是要让所有国家都走上低生态足迹和高人类发展的发展道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这样的水平。

实际上，相对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因此实质是新型工业文明的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划清两种思想认识的界限。一方面，对于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是否早了的观点，我们强调中国要搞的工业文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并不早。另一方面，衡量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指标与目标又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无法回应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士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必要的经济增长的种种指责，例如当前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化责任的批评就是如此。概而言之，中国未来岁月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所谓A模式），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国外学术界流行的所谓B模式），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工业文明道路（笔者近年来多次强调的C模式）。

七、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三个主要领域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因此，中国未来30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在传统模式中实现的“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现代化。

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这是要通过从线形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产业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需要从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个层面入手，从而消除传统生产“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在作为生产个体的小循环层面，通过设计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使企业在生产领域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在共生组合的中循环层面，通过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废弃物利用与生态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或产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或产业的能源和原料。在区域间的大循环层面，通过发展把废弃物资源化的静脉产业，例如废旧物质回收利用、中水回用以及废热回用等，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产业间的物质交换（虚拟系统）。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工业化可以用单位生态消耗的工业产值或GDP来表示，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产出）与资本生产率（资本的产出）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这是要通过从蔓延型城市向紧凑型城市的转变，实现我国城市发展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包括了紧凑的建筑、紧凑的街区（例如城市中的组团）、紧凑的城市（例如由城市与郊区组成的城乡一体化都市区）、紧凑的区域（例如有许多城市组成的一体化发展的大都市带）等内容。未来的20至30年间，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具有区域中心意义的大都市发展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城市区域或大都市带，如果它们能够吸纳将近7―10亿左右的人口，那么中国就可以利用相对有效的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实现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城市化。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城市化可以用单位自然消耗的宜居人口或其倒数即居住者的人均生态足迹来测量，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城市规模大小（土地规模、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这是要通过从物质主义的消费方式向功能主义的消费方式的转变，实现人民福利水平从传统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的转变。因为对消费者而言，产品的购买和使用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而不是占有物质本身。传统现代化引导消费者去关注物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而生态现代化是要引导消费者关注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例如，对于城市拥堵地区的出行来说，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实际上可以比自己开车更具有功能满足上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建立功能导向的生活方式，那么就可以既提高生活质量又降低自然影响。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可以用单位物质消耗的生活满足或单位服务的物质消耗来表示，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用物质消耗大小或者占有财富大小来衡量生活水平的做法。

八、生态文明要渗透到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

虽然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确立为除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外我国发展的第四个支柱，但是在操作实施上，生态文明却是需要渗透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才能展开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了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系统化的内容。在促进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化方面需要确立下面几点前提性的认识。

第一，中国的生态文明要落实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物质层面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走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经过200多年慢慢创建起来的，成熟但是传统的物质设施（包括城市、工厂、道路等）其实并不适合进行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生态变革，而且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公路、街道、工厂、住宅区和公共设施越多，生态导向的改造和变革就会越困难。中国虽然经历了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与庞大的人口和空间分布相比，中国总体上的物质基础建设仍然是不够的，因此物质层面的发展状态为发展生态文明提供了主要的机会和空间。

第二，虽然在物质层面上中国有着发展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是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有力的政治能力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消极面，没有主动解决工业文明问题的积极性，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迅速地做大GDP上；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没有进一步作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质而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难以在物质层面得到实现的。

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理论形态要用较长时间慢慢演进不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特别需要有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内容，这是战略层面的重大进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阐述生态文明的一般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制度体系中去，特别是要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对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头脑中去，如果不“绿化”脑筋，那么就坚决换人。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的物质层面发展。

九、需要内化到生活之中的生态文明的基本法则

什么是最需要内化和固化到我们生活之中生态文明的基本文化呢？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关生态文明的文章很多，但看起来并没有点到要害。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成为内化到生活之中的生态文明的基本法则。因为有了这些公理化的观念和内化性的意识，我们外在化的行动和实践才会具有深绿色思考和生态文明的特征。

第一，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福利既需要来自经济系统的人造资本，又需要来自自然系统的自然资本，认识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包含与被包含、互补性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和可替代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工业文明的问题在于，认为自然系统是可以被人造系统替代的，而科学技术就是能够实现这种替代的伟大工具。如果这样的思维原则不改变，只要坚持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自然资本的可替代性，那么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根本没有可能。

第二，必须认识到经济系统的物质规模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认识到物质规模增长只是发展初期的特征，而社会福利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到了一定阶段，增长是需要停止的而发展则是可以持续的。明白这一点，当我们进行经济决策时就会首先考虑自然资本供给的容量――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水平是多少，提高中国消费水平的最大水资源消耗规模是多少，等等，从而让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是相反。

第三，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考虑非帕雷托效应的分配，即需要降低富人非基本的过度物质消耗，为穷人的基本需求提供发展空间。有了这个法则，我们就会关注生态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特殊意义。例如从世界来说，我们有理由在二氧化碳排放等自然资本分配问题上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从国内来说，我们需要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通过生态补偿等手段进行合理的自然资本分配。

第四，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对效率的关注需要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转移到自然生产率上来，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在于用更多的劳动（可再生的资源）来替代更多的自然资本（不可再生的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稀缺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因此，中国的税收改革需要在税收规模保持不增加的情况下，实行从对劳动课税到对自然消耗课税的结构性转变。

十、中国的创新活动需要围绕生态文明展开

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实现，我们还需要呼吁让创新活动服务于第三个30年的绿色中国建设。生态与创新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非生态导向的非创新、生态导向的非创新、非生态导向的创新、生态导向的创新。过去30年来，我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又是依赖于自然资本的，因此它既不是创新的（创新的本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不是生态的；另一方面，当前许多有关生态、有关创新问题的看法和呼吁，或者是在脱离生态谈创新，或者是在脱离创新谈生态，因此是将两者割裂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创新问题的时候需要有所注意，需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对中国有意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传统的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而中国最需要的创新应该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充分节约资源环境的创新。最近，《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发表文章说：“最环保的国家往往是最创新的国家。”而诺贝尔奖金经济学获奖者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更是有针对性地说到：“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式。”这里，我要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态创新需要细化到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创新、社会创新和体制创新或政治创新三个方面上来。

首先，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虽然仍然有许多人把循环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环保活动，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一开始就强调，循环经济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提出来的。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自然资本制约，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一是要替代以资源高消耗和污染高排放为特点的线型经济方式，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变革；二是要替代单纯地在经济过程的端点进行治理的资源环境管理模式，实现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环境预防。与传统的经济增长用单纯的价值指标如GDP衡量绩效、传统的环境保护用单纯的物理指标衡量绩效相比，循环经济的绩效判断需要考虑作为投入的自然消耗和作为产出的发展效果的比值（即EI=Output/Input）。因此，生态导向的经济创新需要发展和传播资源生产率例如单位土地、单位能源、单位水消耗以及单位污染排放和废弃物的经济产出等观念，来推动经济过程的绿色转型。

其次，要倡导绿色生活促进生态导向的社会创新。众所周知，现代化以来的西方生活方式是以追求舒适但是牺牲生态为特点的。针对这种状况，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简单生活运动”。然而这一社会运动虽然强调了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但却有忽视提高人民生活舒适性的倾向。例如，即使在处理日常购物活动中一次性塑料袋问题上也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使用塑料袋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简单地禁止使用塑料袋而没有合适的替代方式，又会导致牺牲现代生活舒适性的可能。因此，中国发展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既舒适又环保的生活方式，是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创新课题。创新的实质是如何在不增大环境负荷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去。

最后，要建设低消耗的政府促进生态导向的体制创新。这样的创新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中国的政治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政策和体制，以便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系统和管理体制本身能否纳入生态导向的管理范畴，从而为企业家的经济创新和老百姓的生活创新提供示范和榜样。显然，要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政府本身的工作就不应该是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然而，只要稍微看一看周围，仅仅从我们的某些城市决策者喜欢兴建大规模的政府大楼、搞所谓大手笔大尺度的标志性工程等，就可以看到政府的生态转型在自身工作和示范上还存在着很大反差。因此，很需要研究出一些操作化的措施来影响、监督和评价政府方面的生态创新。例如，我们可以用每单位物质消耗下政府管理所获得的人民满意程度来衡量政府的管理绩效，从而促进政府的管理模式与自然消耗脱钩。

（注：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批准号05JZD00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70673069）和国家985工程同济大学创新项目的资助。）

保护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非营利部门，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

当代中国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是非营利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保护环境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重要力量。研究、掌握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现状、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规律，制定适当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和法律，对于发挥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发展的一般情况

中国的环境保护组织性活动，绝大多数由中国政府直接支持、赞助、组织和发动，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如环境保护宣传月活动、环境日活动；也有少数由部分公民自发形成的反污染活动和环境保护义务活动，但这些活动一般规模较少、声势不大。例如，早在1964年，因湖北省武汉市葛店化工厂的严重环境污染导致工厂周围居民自发组织群众活动，忍无可忍的农民曾堵死工厂的出水口，当时的湖北省省长急忙派武装人员将带头“闹事”的农民逮捕入狱才平息这次事件[2] .1986年至1987年间，河南省信阳地区接连发生3次特大污染事故，造成农民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由于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一部分农民便自发地开始“抗粮”、“抗税”；拖到1987年夏，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致使罗山县10个村的上千农民联合要求上访行署以表示对那些践踏农民利益者的抗议，经过县乡干部苦苦相劝，才暂时平息了风波[3] .

在中国，按照西方标准的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虽然很少，但近几年已屡有所闻。例如，辽宁师范大学学生、生物系团委书记许岩于1985年发起成立了“爱鸟协会”，这个协会以“传、带、帮”的形式一级一级地流传至今[4] .据1989年1月31日《中国环境报》报道，安徽一批有志于环境美学研究的美学专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成立了一个“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研究会筹委会”。1991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己组织了一个致力于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事业的“环境与发展协会”；吉林大学的几名大学生发起成立了环境保护协会，到1997年已有9个系200多名大学生加盟这个组织。1992年3月，广州师院生物系成立了有30名社员参加的“环境教育活动社”，到1997年已有在校学生社员200多人。1993年3月，广东省环保学校成立了“绿色学社”，每年有固定社员60多人。据1995年2月18日《中国环境报》报道，1993年6月，四川省道教学者李远国先生在其所居的成都市设立了国际环境教育中心“绿色文明俱乐部”，发起了名为“为了唯一的地球”的全国签名运动，该签名运动得到藏密气功领导人刘尚林先生等人的响应，迅速征求到28万名签名者。1993年12月，山东省威海个体户谷成荣成立了被《中国环境报》撰文认为是我国第一个民间绿色协会的“威海市民间绿色协会”。1994年12月，民政部正式批准由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先生于1994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主要研究环境教育和信息的关系，还举办过绿色文化讲座、青少年绿色夏令营和环境意识调查活动；该组织也被《中国环境报》称为中国第一个纯民间环保团体，并于1995年11月在日本获得“亚洲环境奖”。1995年1月6日，中国绿色环境发展中心在北京成立。据1995年6月13日《中国环境报》报道，到1995年6月福州市已成立“鼓楼区安泰街道环保协会”等14个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据1997年5月15日《中国环境报》报道，福州市有27个环保监督队和18个环保协会，先后有上千人参加上述民间环保组织。1995年春天，河北经贸大学教师张忠民组织几名学生成立了大学生环保社团“自然之子”，短短几个月，“自然之子”发展到300多人、扩大到全校十几个系。据1996年3月26日《中国环境报》报道，我国第一个由农民自发组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云南高黎贡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云南保山市芒宽乡白花林村公所）挂牌成立，有会员50人，联合国“人、土地与环境变化项目”负责人哈罗德博士得知消息后，申请加入该协会成为第51名会员，并交纳了第一笔会费。1996年4月北京“绿色大学生论坛”成立，该论坛由北京各高校倡导环境保护的大学生社团组成，旨在倡导校园绿色文明，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积极推动中国青年的环境保护运动[5] .1996年6月5日，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成立了GREEN DAY环保协会；1996年秋天，云南大学生物系96级生态学专业学生倡导成立了环保志愿者协会“唤青社”，很快发展到57个志愿者。由于《中国环境报》等新闻媒体的大力介绍和有关部门的支持，1997年是中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发展较快的一年。许多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开始在报纸上亮相，《中国环境报》1997年7月27日用整个头版一个版面介绍了过去从未在报上披露的6个学生环境保护组织，在此前后还介绍了一些环保民间组织。1996年年底，重庆大学物理系95级学生李志峰等3名学生，在校园发起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绿色行动”签名活动，1997年5月，重庆市第一家校园环保社团重庆大学“绿色家园”环境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成立不到3个月，就团结了100多名学者和学生，以“保护生态环境、传播绿色知识”为旗帜，迅速地将绿色风暴推向重庆市的各个高等学府。1997年5月，北京农学院成立了一个由60多人组成的“绿色俱乐部”，暨南大学绿色志愿者服务队成立时首批队员就达180多人。据《《中国环境报》》1997年5月29日报道，由海内外关心和从事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各类专家和学者组成的“全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近日在美国华盛顿正式成立，已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及亚太地区的200多名会员。据1997年6月29日《中国环境报》报道，甘肃省张掖地区近日成立了一个青年民间环保组织，叫做“青年志愿者绿色环保服务大队”，将青年志愿者活动与环保事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97年12月2日，“武汉大学环境保护协会－现在就行动”这一学生环境保护群众组织正式成立，该协会一开始就有180多人参加，成立后不久就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环境法学生联合开展活动。1998年4月，青海首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青海江河源环保促进会在西宁成立，该组织的宗旨之一是促进民间环保工作的开展，提高公民的环境道德和意识，争取实现江河源区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6] .1998年8月，首届全国“地球奖”获得者、61岁的高级教师周美恩发起创办了江苏省首家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绿色之家”，并于8月8日至10日举办了首届骨干培训班[7] .另外，全国各地的地方报纸也相继报道了一些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成立的消息。

从地区分布看，北京、广州、重庆、福州等地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比较活跃。据调查[8] ，在1998年，北京市共有5家完全由民间发起，依靠民间力量组织起来的纯民间性环保组织（或志愿者联合体），即：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绿色大学生论坛，大学生绿色营。从社会阶层看，学生环保团体在我国环保团体中起着先锋作用。其中，北京高等院校一直是我国大学生环保社团十分活跃的城市，在首都36所高等院校中有11所设有13个学生环保社团，即：清华大学绿色协会；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北京大学环境与发展协会；中央民族大学绿色协会；北京理工大学的“资源与环境保护协会”北京工业大学雪鸟社；北方交通大学绿色之家；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成立了GREEN DAY环保协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环境与发展协会；中国农业大学绿洲社；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科学探险与野外生存协会”）；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社以及北京师范大学PREED学社。目前，广州地区的高等学校甚至中学，已经成立各种形式和名称的环保团体。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现状是起步晚、数量少、作用小、影响微、活动范围窄、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大，不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民间环境保护群众组织不可比拟，也与有12亿人口的环境大国地位不相符合，难以满足环境保护事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我国民间环境保护群众组织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也与我国的地位不相般配。

二、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影响

在《可持续环境法》一书的第一部分“概论编”的第一篇“环境法的历史”的“结论”中，美国环境法所的所长威廉？弗崔尔（J. William Futrell）写道：在当代，民众的争论已经如同美国初期从13州向西越过阿巴拉契安山一样而扩大到了生物圈。目前的形势是重复环境历史的主旋律，即公民社团在确定环境进程方面的重要性。这些社团一直是确定公众价值、私人民事权利以及发动他们支持的公众舆论方面的改革的发动机。美国政治演讲中的许多道德主义都来自与这些社团的密切联系，其中许多社团已经具有组织完备的派别。是公民团体对自然保护的关心而提出了问题，使得制定政策和法律的人被迫作出反映。如果没有处于重要地位的由公民团体自愿结成的联盟，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任何改革都不能进行。对美国社会运动的主流而言，这些社团是富于创造性的源泉，他们敢于面对权势说出真话。开明的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不仅通过他们的出版物，而且通过他们对这些社团组织的领导作用，在确定改变环境的议程、发起保护自然的圣战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亚当斯（Ansel Adams）将他的照片捐赠给色拉俱乐部并且为该俱乐部的理事会服务了20多年。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帮助建立了原生地协会。自愿组成的社团培育着自然保护的信念和热情，推动着世世代代走向改革的交替循环[9] .

在前阶段，中国很少有人像美国学者那样看到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法制建设的健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职能正在发生相应的转变，党和国家需要把一些工作任务交给社团去完成；党和国家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正在进行调整和改革，总的改革方向是切实改变社团的行政化和机关化倾向、将党和政府与社会团体区别开来；因此，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今后其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和高层人士已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例如，《中国环境报》1997年5月25日发表的文章“民间环保：小荷已露尖尖角”满腔热情地指出：“在世界性的环保潮流中，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各种民间环保团体、学生社团以及各类依靠民间力量组织的与环境有关的科学考察、探险活动和环保活动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奏响了中国民间环保运动的高亢旋律。”同日发表的文章“环保是我们自己的事”认为：“中国民间环保正在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环保必将在我国的环保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指出：“民间环保组织的出现，是中国的一件新鲜事、一件好事”：“民间环保组织在这个时候出现，可以说是顺应潮流、大势所趋，它的数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10] .在1996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键已经充分肯定“自然之友”等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作用，他在题为“依法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指出：“自然之友”等环保群众团体，在宣传环境保护、唤起公众环境意识、提倡环境社会公德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1] .他在“一九九七年中国环境论坛──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在发动、引导和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与发展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社会团体代表着各自群体的利益，具有组织公众、积极参与、共同行动的能力和积极性。在环境与发展事务中，社会团体的作用是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12]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将日益加强。概括起来，其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形成保护环境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力量，其活动有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种类繁多、功能多样，它们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政治军事、经济贸易、道德法律、、民族风俗等各个方面，从事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开展各种环境服务和环境公益活动，将有力地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政府和工业部门必须反映公众在环境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工业部门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反映公众意见的法规，必须更多更直接地反映企业内部职工、企业所在地居民以及顾客（消费者）所强烈坚持的环境观点；这些因素使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即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公众，比各自独立行动的单个公民在决定环境优先时的作用更大。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活动有利于加强公众与政府的联系，它既是政府的依靠，又对政府进行监督；既是政府组织的补充，又在某些方面起着政府性环境组织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由于参加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成员大都是环保业余爱好者和有兴趣或有志于环境保护的人；由于这些成员常常是自发或自愿结合的，他们大都能积极、主动地引导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调动公众积极性参与义务劳动、义务赞助等多学科、全方位的环境保护活动。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可以根据群众的反映、需要和环境状况，及时、经常地采取植树造林、清洁大扫除、收集废物、专家咨询、捐款、环境保护巡逻等各种群众性的环境保护活动，开展和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在经济上或活动经费方面不依赖政府，其活动经费主要靠本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自行解决，即活动经费来源主要是本组织人员的会费、社会捐款、私人捐款等非政府渠道，显然有利于减少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出。此外，通过民间环境组织还可以筹集民间闲散资金投入环保项目。因此，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而言，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活动是一种不花钱或少花钱而办大事的好形式。

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是保护环境的一种好的组织形式和有效途径。目前，几乎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都有许多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许多重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保护工作，都离不开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的参与，有的则首先由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发起或倡议；他们的活动和声音几乎传遍环境与发展的各个角落，他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保护事业兴旺发达程度的标志。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作为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支独立力量，与各级政府、政府性群众组织共同构成保护环境的完整的组织系统；他们的相互支持、补充、制约和促进，有利于形成对环境的全面保护、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环境保护效益。这些国家的经验说明，各级政府支持和依靠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不但有利于政府集中主要力量对付重点环境问题，节省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有利于发动和依靠群众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利于加快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二）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是维护其环境权益、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有效形式

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最了解所属人员的环境状况，最关心本组织人员的切身环境利益。当政府活动和其它活动污染破坏环境时，当政府和污染者、破坏者不愿意或不能消除污染破坏或者为群众提供充分的保护或救济时，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可以开展各种群众自救活动，自己动手保护环境和和自已的环境权益。他们可以通过散发传单、游行、集会、请愿、抗议、对话、谈判、采取正当保护措施等行为和活动，对有关政府、公司施加压力和影响，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当群众的环境权益受到政府行政行为的侵害时，或者当群众的环境权益受到环境污染者、破坏者的侵害时，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可以根据该国的法律，或者代表群众以该组织的名义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环境民事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或者支持该组织成员的上述诉讼，达到保护其环境权益或本团体所代表的利益的目的。对于环境刑事犯罪，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可以依法支持和参与刑事诉讼。

（三）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其活动有助于政府加强环境管理

环境问题和环境管理影响公众的利益，公众有权利得到环境信息，这是公众参与的基本理由。通过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使公众活跃地参与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是保证环境政策和法规反映“民意”的必须，是促进公众接受环境管理的必须，是减少政府和民众摩擦的必须。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可以采取群众舆论、公众评论、派代表参加环境政策制定和环境立法过程、派代表游说和访问议员、派代表参加环境会议等方式，推动环境保护活动的开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虽然没有政府性环境组织那样的权威、财力和手段，但它们活动方式多种多样，且非常自由、灵活、分散和接近群众，因而容易发现环境问题并及时加以制止和处理。环境保护民间组织通过参与环境管理，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监督政府、企业和其它机构在环境方面的行为和表现。

（四）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在环境宣传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境道德风尚的形成

环境保护群众运动和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是一种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保护环境的好形式和有效途径。群众既是环境的主人，又是保护环境的主力。成立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群众自己举行环境保护集会、演讲、报告、展览、演出、情报交流、学术研究、义务活动、反污染抗议活动等各种群众性活动；政府与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建立联系，向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通报情况、消息、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进行环境行动动员等工作；这都可以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影响、教育、动员大众参与环境保护，起到很好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作用。

（五）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接轨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甚至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现象，那时强调“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单一的公有制。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也具有计划经济的性质，即实行单一而纯粹的政府性社会团体模式，象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学会这类群众团体或组织均由政府和党直接组织、直接拨款、直接管理，没有也不允许有可能“与政府唱对台戏”或不依赖政府拨款的自由群众组织或民间团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的企业逐渐增多，企业将逐步成为自行决策、处主经营、具有自的法人实体，自由和独立的民众成为市场的主体；市场经济重视效益、平等、自由、公平和竞争，在统一、流动的市场中，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主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等原则自由进行市场活动，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主要对市场实行宏观控制，政府和作为市场主体的民众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种单一的、由政府直接管理和给予财政拨款的、政府性社会团体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呼唤与其市场机制相协调的多元化社会团体模式，要求建立与党、政组织相对独立的民间群众团体。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扩大公众参与以及增加自由、民主、公开性和透明度的趋势加强，这有利于形成环境与发展方面的群众舆论、群众压力、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从而为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形式多样、灵活机动，他们自主决策、自由开展活动、自己管理自己，具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发展的能力和强大生命力。

（六）其他较为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除了具有上述立竿见影的、容易察觉的直接影响和作用外，还具有某些深远的、综合性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以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为主题；以建立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新文化和新文明，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为目标；它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新型革命。这场革命全面、彻底地审查、冲击和改变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各个领域，不但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也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深层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促进新的发展方式（包括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形成和推广；第二，促进人们价值观念、政治观念、思维方式的革新和环境道德的形成，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革和发展；第三，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环境安全和环境外交的发展，增加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的环境贡献。

三、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和法律

在工业发达国家，一般认为，政府是指各级政府及各级政府机关；政府性群众组织是指由政府直接组建并主要由政府拨款以维持其日常活动的群众组织；民间群众团体是指由群众自己组建、自己决定组织领导人、其活动经费由群众自己解决的民间性团体。本文中的民间群众团体，是相对于政府直接管理、拨款的政府性群众组织而言。自1957年以来，除了“时期”昙花一现的某些“红卫兵”组织外，我国基本上没有较为长期存在的民间群众团体。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有关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的标准，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纯粹的民间群众团体很少。与此相适应，我国也没有专门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群众运动的政策。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政策的一个缺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1世纪议程》已设有“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专章。《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1996年8月）已明确规定“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的政策。

（一）适用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要制定正确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政策和法规，必须充分认识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作用、特点及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和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作用范围的有限性和其他不足。环境保护群众运动只是整个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可能代替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也不可能代替政府组织。任何群众运动和民间组织都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某种程度的自发性、无组织计划性、分散性等（相对于政府行为而言）、所代表利益的有限性等，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也不例外。因此，应该制定正确的政策、坚持正确的原则对他们加以正确引导，扬长避短，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

⒈ 坚持信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

要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发挥他们的作用，必须实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关于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公约》（国际劳工组织1948年7月9日第87号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等国际法律政策文件，已经确认这些基本权利。我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已确认这些基本权利。

信仰自由包括维持、改变和表达有关环境的信仰的自由；言论自由包括寻求、接受、传递、发表各种有关环境的消息、思想和意见的自由；集会自由包括组织、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活动的自由；结社自由包括组织、参加有关环境社团的自由；这些自由仅受法律所规定的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须的限制。

上述原则乃是实现环境正义、公平、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基础，确认和实施上述自由原则是改善环境状况、建立人与环境的正常秩序、加强环境保护管理的一个基本途径和方法，只有凭借这些自由原则，环境保护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才能自由决定他们在环境领域的地位、行动和活动方式，才能谋求其发展。

⒉ 坚持“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原则

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不是政府机关，环境保护群众运动不是国家行为，对他们不应强行划一，而应该提倡和允许成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环境保护群众运动，即坚持“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的蓬勃、持续发展。由于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种类繁多、情况相当复杂，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例如，对在不同地域范围活动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制定适应不同地域范围的政策；对国际性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为他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对在不同行业、学科领域活动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制定适应不同行业、学科领域的政策，对教育、科学、文化部门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包括各种学术组织、学生组织和文化艺术团体，应为他们提供参与、开展环境科研、宣传、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对非政治性、政党性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为他们制定较为宽松的、自由的政策；对带有宗教色彩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制定与其宗教政策相适应的政策；对成立较早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注意尊重其传统的活动方式和习惯；对新成立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为他们制定有利于解决初创时期困难的政策，为他们的初期活动提供方便；对规模较大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制定与维护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相配套的政策。

⒊ 实行“政群分开”和“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一，实行“政群分开”的原则。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的生命力在于他们的群众性，他们一旦失去群众性也就失去了活力。为了维持他们的群众性，必须实行“政群分开”的原则。所谓“政群分开”是指把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分开、把群众运动和国家行为分开，维护他们的群众性；决不能把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国家行为和群众运动混同起来。这里的分开，不是说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和影响，也不是说把他们隔离起来、割裂开来。实行“政群分开”，意味着国家政府机关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宜实行积极支持、正确引导、宏观调控的政策，而不是包办代替的政策。

第二，实行“依法管理”的原则。政府应该对民间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实行依法管理、宏观调控、正确引导，而不宜对他们实行直接管理或包办代替。对依法成立和活动的各种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国家机关不应实行歧视政策，依党派、信仰、宗教、意识形态或长官意志等划线，而应依法管理。任何不属于某个政党、宗教和群众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公益组织，宜依法实行超越各政党、宗教和群众组织利益的“社会中立政策”。所谓“依法管理”，是指国家应该通过立法建立健全群众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机制，通过立法去规范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政府机关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实施有效的管理，企业事业单位和公益组织应该依法对待各群众组织。

上述两个原则的有机结合，要求处理好政府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关系，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要依靠和重视环境保护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依法对他们进行调控和管理，为他们提供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和可持续发展过程的条件和途径，为他们创造参与决策过程和环境管理的条件，而不是用政府机关或国家行为包办代替他们或直接管理他们。

⒋ 目前宜实行鼓励和促进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

应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保护发展的需要，积极稳妥地促进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在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发展不足甚至发展困难的情况下，应该制定鼓励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应该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制定相应刺激和鼓励的政策。应该在巩固原有政府性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并继续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应该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和功能，有助于限制和避免他们的消极作用和缺点。

（二）适用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一般政策

目前我国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专门政策较少，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1989年10月）等法律、法规，已经对我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及其活动规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要求，这些政策和要求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环境保护而言，但大部分政策和要求的精神基本上适用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笔者将这些政策称为适用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一般政策。

⒈依法成立社会团体和开展活动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5条）：“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第41条）：“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47条）。根据上述规定，中国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自由地组织各种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并通过这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事务；结社自由是国家根本大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只有法院才能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依法予以剥夺和限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侵犯。中国公民在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进行有关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有向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些自由和权利，既是宪法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开展有关活动提供的根本保证，也是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式。公民依法开展环境保护群众运动，是依法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依法行使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⒉ 社会团体应有本团体的章程，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或者注销和解散，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我国对社团组织实行登记制度。为了对社团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的协会、学会、联合会、基金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均应按规定申请登记。中国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民政部门。社会团体的业务活动受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经核准的社会团体负责日常管理。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团体行使的监督管理权包括监督社会团体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履行登记手续、依照登记的章程进行活动等。社会团体应当制定章程，章程应当载明如下内容：名称；宗旨；经费来源；组织机构；负责人产生的程序和职责范围；章程的修改程序；社会团体的终止程序；其他必要事项。国家保护社会团体依照其登记的章程进行活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

⒊ 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根据宪法的规定，一切社会团体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一切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社会团体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

⒋ 依法承认并保障社会团体的多种活动方式

我国群众运动的主要活动方式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等。这里的言论，是指自由言论，就是公民通过言论发表意见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方式很多，从广义上讲包括新闻、出版、著作和绘画；从狭义上讲，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表达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从群众运动的角度讲，这里的言论主要指在群众运动的场合自由发表意见。广义上的集会，是指几个人有目的而在特定场所的互相会晤。这里的集会是指自由集会或集会自由，主要指公民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这里的游行是指自由游行或游行自由，主要指公民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这里的示威是指自由示威或示威自由，是公民通过集会表达强烈愿望的活动，主要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动。群众运动必须贯彻和平原则、采取和平方式。集会、游行、示威必须和平地进行，不得携带武器、管制刀具和爆炸物，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对某些群众活动和运动，实行许可制度。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必须遵守有关地域、时间、对象和方式等限制性规定和要求。公民依法进行群众运动，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保障。

⒌ 国家机关应当注意与社会团体的联系

根据宪法的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同样，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必须注意听取社会团体的意见，与社会团体建立联系，接受他们的监督。

（三）适用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专门政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的“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专章，已经提出我国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某些政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键在题为“依法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阐明了我国对待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及其活动的政策，他指出：“环境保护事业需要群众团体和广大公众的关心和参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环境保护”：“建立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参与和监督机制，是强化环保执法的群众基础。各级政府要保护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提供参与的机会。在制订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的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保证决策的科学和民主，这也是进行环保教育和普法宣传的有效措施”：“要充分发挥各种群众组织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作用”，“对于关心环境保护事业的各种环保群众团体，应该积极支持，加强领导，引导其健康发展”[13] [14].接着，《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1996年）明确规定了“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的政策[15] .

概括起来，目前我国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主要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的政策思想，有关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指导思想或指导原则；第二，有关包括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在内的公众参与政策。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建立和发展较为稳定而长期存在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是一个新问题。目前我国有关群众组织和群众活动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带有一些“民（民间）政（府）不分”、“党（共产党）群（群众）不分”的色彩，很少有关于民众自发成立、自筹资金、自主活动的民间群众团体的内容，今后应本着改革的精神从政策方面鼓励、引导建立自筹资金、自主活动、自我约束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为了积极稳妥地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必须研究、制定和实施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如下政策：

⒈ 政府和政府性群众组织对待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

为了保证民间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活动，应该对各级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和政府性群众组织提出如下要求：第一，各级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和政府性群众组织，应该依法承认和保障民间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的法律地位、合法权利和利益，不得非法干扰他们的活动。第二，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应该注意征求、听取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的建议和意见。第三，有关政府部门应该设立民间群众团体的联系和服务机构，与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建立经常的联系。第四，各级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应该支持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为他们依法开展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方便。例如，向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提供必要的信息、情报，对他们增加公开性、透明度，吸收他们参加有关环境与发展事务的公众听证会等。第五，各级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应依法加强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管理、指导、监督和检查。

⒉ 通过立法，使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建立和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定化

首先应该制定专门的、综合性的社团组织法律。目前我国有关建立群众组织的法规级别不够高、综合性不够强。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专门的、综合性的社会团体法律，对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的成立条件、程序和活动规则作出统一的规定。还应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法规。虽然1996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已经提出、明确了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政策，但不够系统、全面、完整。鉴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建议由国务院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这类组织的成立条件、程序和活动规则，将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另外，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立法应该逐步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例如，根据《关于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公约》等国际公约，公民“有权享有结社的自由”、工人“均不须经过事先批准，有权建立经自己选举的组织”；目前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结社均实行登记制度而不是批准制度。应该通过立法，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提出如下要求：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在开展活动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权利、利益。

⒊ 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参与环境与发展管理的机制和程序

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如下几个方面的机制和程序：第一，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参加制定有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法律、法规、政策、计划、方案和战略的机制和程序。在制定上述法律、政策和计划时，应该吸收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研究、讨论，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二，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参加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计划、方案的执行、监督和检查的机制和程序。应该鼓励和支持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以该组织的名义或代表该组织成员，就环境与发展事务，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向司法机关依法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环境民事诉讼。第三，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参加环境管理的机制和程序。在环境监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环境标志等环境管理活动中，应该规定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参加的环节和程序。第四，鼓励、支持新闻、出版、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从事有益于社会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⒋ 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涉外政策

在我国恢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相互联系的日益加强，国际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与我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联系也必然有所增加。为此，必须研究和制定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涉外政策。第一，充分认识环境保护民间组织进行涉外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摒弃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的对外开放政策。第二，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提供方便，促进我国的民间环境保护群众组织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第三，保障我国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及其成员出国参加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召开的会议、举办的培训班和举行的活动的权利，保障我国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群众组织与外国和国际环境保护民间组织通讯、联络和共同活动的权利。第四，鼓励和保障在我国召开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会议，鼓励我国公民参加国际性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活动。第五，有重点有计划地鼓励、支持我国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为他们在外国建立分支机构、联络站创造条件。第六，制定法规，使我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涉外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

[2] 蔡守秋：《国土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第324页。

[3] 郭献文、方正辉：《特大污染事故发生之后》，《半月谈》，1988年第22期。

[4] 1997年7月27日《中国环境报》报道。

[5] 1996年4月4日《中国环境报》报道。

[6] 1998年4月23日《中国环境报》。

[7] 1998年9月3日《中国环境报》。

[8] 赵秀梅、肖广岭：《首都高校学生环保社团的现状与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12期。

[9] Celia Campbell-Mohn， Barry Breen， and J. William Futrell，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LAW，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 ，Copyright （c） 1993 by West Publishing Co.

[10] 《中国环境报》1997年5月25日。

[11] 国家环境保护局编：《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48页。

[12] 《中国环境报》1997年11月20日。

[13] 国家环境保护局编：《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46－48页。

[14] 国家环境保护局编：《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