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校企文化融合的价值意蕴

时间:2023-05-15 08:51:47

高职院校校企文化融合的价值意蕴

摘要:文化融合是校企深度合作的必然要求,是高职院校文化特色的主要体现。受不同组织文化差异的影响,校企文化融合存在深度和广度不够,偏重短期效果等问题。通过系统分析两种文化的异同点,探讨文化融合的价值意蕴和推进策略,基于组织文化理论,提出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营造合作育人的支持环境和加强技术文化在实践中引导作用等措施,推动校企文化融合发展、协同育人。

关键词:高职院校;企业文化;文化融合;实践指向

文化融合是校企合作的深层次表征,是高职文化的特色,是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也是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内在需求。当前,职业院校校企文化融合存在深度和广度不够,注重短期效果等[1][2]问题,根源上在于对不同组织文化了解不深,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推进不同文化融合的有效策略。本文系统分析校企文化的异同点,探讨文化融合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指向,以期为校企文化融合发展、协同育人提供参考。

校企文化融合的可行性

高职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组织文化,有差异也有共性。两者本质差异在于价值取向,学校文化属于公益性文化,更关注社会效益,强调学生自身成长的内在激励,主张以人为本与全面发展的理念;而企业文化属于营利性文化,更关注经济效益,强调利益和权威,注重各种外在激励和控制。同时,二者同属于组织文化的范畴,在文化基本内容、主体对象和运行过程中有相似地方,具有文化融合的内在需求。外在环境方面,两种文化在同一环境中孕育和成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最厚重的底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其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技术文化是两者共同追求的契合点。面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亟须实现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和现代企业的文化自觉,校企文化融合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校企文化融合的价值意蕴

从高职院校角度看,文化融合能加速、深化校企合作实践,不仅促使学生深入了解企业的规章制度、效率与质量和纪律与责任等观念,而且也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真实的工作场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从企业角度看,校企文化碰撞、融合有利于企业文化“双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程,有利于企业品牌传播和高技能人才素质提升,也有利于企业理解、接受校企合作育人的理念,实现企业、产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校企文化融合是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文化表征。文化差异不应该被看作是合作的障碍,而是文化“双创”的重要源泉,更是文化协同增效的重要参照。校企文化融合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专业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文化支撑,是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倡导校企协同育人,并把职业教育摆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位置。校企文化融合是展现中国特色职业文化自信和培养现代企业文化自觉的需要。校企文化融合可推动校企深度、可持续合作,提高职业院校师生文化素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高职院校文化具有引领社会精神的功能,通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同感,提升职教文化自信。校企文化融合为企业带来“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企业文化注入人文价值关怀,这种理念无限接近技能人才培养的至高意境,是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在高职学校文化的影响下,企业会更关注内在激励机制,通过产品内涵的挖掘、工艺改造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等措施,培养企业文化自觉,获得更大、更持久的发展动力。校企文化融合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成长提供沃土。如果站在人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高职院校提倡的“技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理念,具有长远性和战略性,是技术文化的终极追求。而企业文化强调,通过高技能人才的技术工具来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对于技术的价值理性重视不够。现代企业高技能人才的成长,不仅需要工作实践的磨炼,更需要专业理论的指引,只有高职院校的专业理论与企业工作实践相结合,才能培育适应未来复杂工作场景的复合型高端技能人才。

校企文化融合的实践指向

我国高职院校校企文化融合多停留在浅层次的对接与融合上,依据项红专(2022年)[3]“文化是人、环境和实践相互作用中生成的”观点,基于组织文化理论,提出未来校企文化融合的实践指向。

1.坚持党对校企文化融合的领导

第一,党的领导是文化融合的方向保障。高职院校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校企合作全过程、各方面,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一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校企文化融合工作,才能保障人才培养的方向,这既是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鲜明的政治属性,也是我国现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二是党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需要。校企合作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包括高职院校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元素。三是文化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权威的组织机构协调各方利益以及设立与文化融合相适应的机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职责和优势所在。第二,党的领导为校企文化融合保驾护航。校企党组织围绕战略需求成立文化融合机构、开展党建活动等方面,面向未来系统谋划文化融合工作。一是发挥校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校企合作育人工作纳入各自发展规划中。高职院校应关注企业的现实需求,利用人力资源优势,主动服务于企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和技术改造工作,将合作中涉及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理分解、巧妙布局,有效化解企业的忧虑。二是共同设立校企文化融合的机构,协调双方理念和统一思想认识。从技术生成和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逻辑出发,面向技能人才培养全生命周期谋划合作,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合作策略。三是积极开展校企党建联谊活动,以党建文化引领校企文化融合。四是围绕学校和企业双方需求做文章,从选育人才、技术合作两方面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塑造校企命运共同体。

2.营造良好的校企合作支持环境

校企合作文化诞生在由政府、学校、行业组织、企业等相关主体营造的合作教育场所,因此推动校企文化融合发展,除了校企双方的努力外,政府和行业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也不可或缺。第一,选择匹配是校企文化融合的首要条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阶段性,要落实学校与企业的文化融合工作,就应根据双方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各自需求予以匹配。一是要保证双方均已形成既定的文化理念。二是企业的价值理念应具有正向引导价值,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理念。三是企业业务岗位要与高职院校的专业具备关联性。第二,校企合作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政府应承担校企合作制度制定与整体组织协调的职能。我国虽然制定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法律制度,但地方政府层面存在落实措施不到位[4]、支持力度不够[5]等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明确校企合作涉及的经费筹措、体制机制构建、师生权益保护等细节规定,建构人才培养权责清晰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统筹协调教育部门、产业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责,打通职业教育和产业界相互隔离的体系,协同推进校企合作工作。第三,行业协会是校企双方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桥梁。目前,行业协会的缺位与失位仍是我国校企合作的重要掣肘,导致合作局限于点对点的短期合作。一方面,行业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代表本行业企业的利益,可从长远、整体发展的角度来推动校企合作,从而避免单个企业在用人上的短视、短利行为。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还能促成高职院校参与企业员工培训和共性技术研发工作,促进高职院校与企业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我国的行业协会应该面向职业教育,可借鉴德国的模式,在每一个行业协会内部专门成立职业教育委员会,负责处理校企合作事宜。行业协会收集行业企业的技术需求信息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信息,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此外,可以代表中小企业争取群体利益,如帮助企业获得校企合作专项资金或者减免税政策。一般情况下,行业协会通过建设业内的信息交流平台、优化协调平台和监督合作运作落实工作,推动校企双方选择匹配,形成合作育人的长效机制。综上所述,校企双方应重视相互选择的匹配度,通过推动校企合作实践进程,推进文化育人工作;政府、行业和社会通过科学分工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一体化推进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3.强化技术文化在校企合作实践中的引导作用

技术文化是以技术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统一认识、规范和固定行为方式。高职技术文化是以高职教育为视角,关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文化,侧重反映技术的教育属性;企业技术文化是以企业经营活动为视角,关于技术实践创造财富的文化,侧重反映技术的职业属性。高等职业教育是以技术为中心的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倡导技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理念,强调以技术文化引领专业文化建设。企业对技术文化的推崇,主要表现在技术革新在企业生产实践中的作用,包括企业员工对新技术、新工艺的认可度、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情况等方面内容。技术文化作为校企文化融合的重要结合点,源于两种技术文化内涵一致性,只是在各自领域的表现形式不同。两者同处在“技术实践—技术理论—技术知识传承—技术实践”活动链的不同环节,以高技术人才培养为纽带,在技术文化理解、推广上具有共识基础。因此,通过加强技术文化在校企合作实践中的引导作用,打通高校技术传承与企业技术实践相脱节的现状,可实现校企协同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目标,助力我国早日建成技能型社会。

参考文献:

[1]肖先举,唐学红,孙婷婷,等.现代学徒制视野下校企文化融合的问题及对策[J].职教通讯,2017,462(23):25-28.

[2]王玉杰.山西省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探析——基于山西省14所高等职业院校的调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30):26-28.

[3]项红专.学校初创期的文化生成——基于组织文化理论的视角[J].教育科学研究,2022,322(1):24-29.

[4]刘传熙.中德职业教育差异探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606(26):81-84.

[5]林健,彭林.美国合作教育认证制度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165(4):47-57.

作者:魏中龙 车少辉

上一篇:学生教育管理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路径 下一篇: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