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框架下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提要］数字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相关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培育资本运营缺失、跨国合作监管机制滞后等问题，构成数字经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持续发展的瓶颈和挑战。为此，本文建议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多边合作协商机制，提升民间资本在数字经济合作领域中的参与力度，不断完善发展人才培育机制，以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关键词：数字经济；“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多边合作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步入起底复苏的阶段。目前，国外需求疲弱和疫情影响下国内中小企业生产受到的影响均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制约。在经济绝对增量受限的前提下，做好已有“蛋糕”的产业深化和持续升级显得尤为重要。而数字经济作为近年来持续受到世界瞩目的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种新动能带来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促成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生产要素，使得数字技术与传统的产业模式更好地融合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并进一步提升我国工业生产的技术含量。未来，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框架能够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纵深和质量得到持续的提升。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相关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数字经济的相关培育资本运营缺失、数字经济的跨国合作监管机制滞后等问题，均构成数字经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持续发展的瓶颈和挑战。目前，国际数字经济整体格局趋于局部竞争而非全面合作。美国正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限制。2020年1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开放可编程安全5G”计划，预期在2024年实现在5G和6G市场上的卡位。美国计划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这一计划，并与日本乐天合作启动建设4G/5G网络。同时，美国在2020年5月推动建立了Open-RAN的政策联盟，然而并没有将中国纳入这一框架内。可见，美国正在通过培育本土市场，并通过和国际盟友的合作发展国际市场，来逐步遏制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际市场份额。基于这些科技领域的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中国的数字经济面临多重阻碍和困难。意识到数字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一框架体系，使得数字经济走出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遏制的难局，是本文阐述的核心内容。

一、文献综述

KevinBarefoot认为数字经济对于宏观经济总量的推动是显著的。同时，Barefoot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具体的定义，认为数字经济是由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具体分为电子商务和网络传媒等主要成分。其推算，数字经济在美国产生的经济附加值增速可达5.6%/年，2016年数字经济对于GDP的贡献占到全部GDP的6.5%，并为美国社会提供了3.9%的就业岗位。TimothySturgeon则梳理了数字经济的新旧特征，并认为支撑组织进行数字化的三个关键业务战略分别为模块化、开放式创新和开放平台，他总结了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的益处和风险，探讨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和决策者可用的战略和政策选择，认为改革的重点是创新和市场定位。王磊从中国目前的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提出了成本、合规、创新、治理及国际化水平不够等五大问题；并提出要通过优化线上营商环境、强化金融和土地保障等方式降低数字化成本，同时强调要提升企业合规管理水平和强化顶层设计，并不断优化数字监管效能。龚晓莺认为，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是由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推动的，数字生产力的提升也带来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认为生产关系应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实时调整；并给出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如数字生产关系、数字分配关系、数字交换关系、数字消费关系等。韩晶（2020）从全球产业链优化、传统经济智能化等角度提出了疫情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该如何突破制约的路径解析，认为应从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的角度来解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及数字化人才短缺等问题。伦晓波（2022）则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讨论了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发挥数字政府和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陈福中（2020）对贸易开放程度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会放大。邢劭思（2022）认为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积极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并提升中国在数字经济合作中的话语权。杨路明（2021）研究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的聚集现状，认为这些产业体现出低聚集的发展趋势，且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存在着关系，后者对于前者有明显的驱动作用。但是，基于“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通过数字经济来进一步制定促进整体区域协同发展的具体措施，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数字经济的现实基础

（一）数字经济平台模式发展迅猛。数字贸易在国家政策引导和支持下快速发展，跨境电商的服务模式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经历了从萌芽到起步到深耕发展的阶段。沿线国家的企业和个人通过数字贸易提升了本国的经济实力，并获得了人民福祉。

（二）数字支付促进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平台模式的日益增长。尽管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可知，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37.21万亿元，这一数字相比2019年的34.81万亿元增长了6.9%；从支付机构来看，全国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8，272.97亿笔，金额达294.56万亿元，相比较2019年的249.88万亿元，增长了17.9%。互联网的创新技术为商贸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动力，提升了传统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在做增量的同时提升了贸易效率。

（三）数字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总量持续提升。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38.6%，同比增长9.7%。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达到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超过16亿；5G网络用户数超过1.6亿，占到世界5G总用户数的89%。良好的互联网民众基础以及数字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为我国的数字经济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我国的互联网顶层架构持续得到完善。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的发展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应用场景。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了718.7亿元，同比增长16%；同年，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1，781.8亿元，同比增长33.6%。由互联网创新衍生出的各业务形态极大地丰富了数字经济的表现形式和应用场景。

（五）政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引导的数字化改革和企业实践。以浙江省为例，根据2022年的浙江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披露，2021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000万标准箱，“义新欧”中欧班列2021年开行1，904列，全省进出口额2021年首次突破4万亿元。2021年，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16%；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额高达1，809.5亿元，同比增长69.1%。政府通过引导促进跨境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加快了数字化综合平台和市场采购贸易联网等应用场景的实现。浙江通过打造和提升铁路、海路、陆路等多种货运的方式及频次，增强了企业的贸易往来效率，缓解了运输上的物理壁垒。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一带一路”框架下各沿线国家间的创新要素流动缺乏畅通性。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在区域间的流通性存在壁垒，区域间、国家间的沟通缺乏服务性平台的支持。由于信息不对称、物理上存在距离等天然屏障，以及资本介入难、人才流动慢、技术缺乏等因素导致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困难，且传统产业的协同效率较低，新兴产业的起步存在诸多阻碍。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之间区域性的关于数字安全的法制协定的空白，导致贸易无法受到保护，网络诈骗现象、个人隐私数据泄露事件频发。由于我国和“一带一路”协议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和能源等方面存在着深入的合作，对于数据和商业机密的保护失当可直接危及到国家安全。因而，数据安全中存在的法律机制缺乏易导致监管不力。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本国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制约，缺乏与目前国际数字发展相匹配的专业人才及人才培养体系。与我国签订协议的“一带一路”国家中，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部分国家普遍存在着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落后等情况。区域内的人才数量及人才的创新能力相对匮乏，而人才和创新恰恰是数字信息化水平提升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和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限制数字技术和商贸活动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水平多处于发展中阶段，传统基建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能源等建设较为薄弱。且由于经济基础差，教育普及率较低，信息化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非洲大部分国家处于数字化技术的起步甚至处于空白阶段，这种差异使得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数字经济发展时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四、“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数字经济的路径

（一）引导建立更高质量的信息开放和资源共享数字平台，并制定数据共享的法律法规。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开源开放准入平台的建设，促进各业态在多元化应用场景中的沟通顺畅性。通过政府引导和企业介入，提升沿线国家和企业的参与度，这也可及时地将沿线国家的相关行业纳入到准入平台中。建立平台的同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数字标准，以打击并防范非法数据及信息窃取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强调将传统产业纳入到数字经济平台中，通过互联网技术对沿线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进行转型升级，提高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融合度。

（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机制，打破沿线国家合作中的壁垒。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起国，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下的标准化法规衔接，在地区间和国家间做好交流合作机制的制度性基础，通过建立一个符合国际秩序的标准框架作为合作基准，在这一框架下，根据不同的行业和赛道的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进一步的标准细化。

（三）引入民间资本和政府合作机制，共同推进沿线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比如BAT企业的进驻。由政府进行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技术力量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化产业融合及升级。通过借助大型民营企业，如百度、阿里、腾讯等企业的国际化核心技术，以及头部民间资本的既有国际资本运作优势，开拓出政企数字化合作的新模式和新业态。我国头部互联网企业在共享经济的场景应用、5G、新能源汽车、电器物联网、云计算等业务中具备国际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育项目鼓励互联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组织对当地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

（四）健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交通运输方式，提升智能性和便利性。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在各产业的生产链环节中加大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渗透融合。同时，充分利用已拥有成熟港口或大型铁路枢纽的城市的区域优势，在巩固已有运输辐射能力的基础上，持续加大国际贸易交通的便利性和智能性，将数字化平台纳入到国际物流的管理中。

（五）联合教育各部门和互联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如，北非、南亚、东欧等地区，由于受到经济的制约，受教育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普遍较低。中国高校，特别是应用型高校及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院所等可以组织已有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力量来围绕数字经济、国际贸易、传统产业提升、新互联网技术等方面进行人才培养；同时，可以联合头部企业积极参与到人才的实践性培养中，通过观察各类经贸合作活动，分析并挖掘各领域的具体人才需求，结合高校、科研院所的力量进行定向的人才培养。

主要参考文献：

［1］江鸿，贺俊.中美数字经济竞争与我国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J］.财经智库，2022（02）.

［2］KevinBarefoot，DaveCurtis，WilliamJolliff.DefiningandMeasuringtheDigitalEconomy［J］.BureauofEconomicAnaly-sis，2018（03）.

［3］TimothyJ.Sturgeon.UpgradingstrategiesforthedigitalEconomy［J］.GlobalStrategyJournal，2010（10）.

［4］王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瓶颈及破解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22（02）.

［5］龚晓莺，杨柔.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21（01）.

［6］韩晶，孙雅雯，陈曦.后疫情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解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05）.

［7］伦晓波，刘颜.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J］.国民经济管理，2022（04）.

［8］陈福中.数字经济、贸易开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J］.兰州学刊，2020（11）.

［9］邢邵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J］.经济纵横，2022（01）.

［10］杨路明，施礼.“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J］.中国流通研究，2021（03）.

作者：孙洁妮 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