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策略

摘要: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易发挥出职业教育在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的功能，从而能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但实践中存在职业教育赋能理念落后、赋能机制不健全、赋能主体本领亟须强化等问题。通过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来找寻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策略:一是加大涉农法律制度供给，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促使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理念更新适应;二是打造以党委、地方政府为领导力量的多元治理机制;三是全方位深化拓展职业教育赋能领域;四是以线上线下、引进来与走出去双结合方式提高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主体的本领。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治理;赋能;策略

一、研究背景

党的报告提纲挈领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强化规划引领，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细化指导“三农”工作重点，强调将高校、企业、返乡下乡人员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产学研合作。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中，再次明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民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广大乡村地区在新蓝图中可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新土壤，大力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的当下，广大农村地区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可以大有作为，职业教育作为面向人人的教育，借助职业院校的自发优势，其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可以起到市场与生产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社会资本与农业资源之间搭设桥梁的积极作用;通过职业院校在新理念、新工艺、新方法方面的技术加持，可以将乡村资源更高效地配置，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乡村社会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职业院校教学育人、文化宣传、知行合一的社会场域，将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厚植乡村大地。真正发挥出职业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的功能，从而能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尚缺完善，自我内生性增长仍然乏力，缺乏稳定可持续的支柱产业;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能力有待提高，多元主体间缺乏协同配合机制等问题，依然束缚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效果的提升。

二、研究现状

(一)从乡村治理的历史出发

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中找寻乡村社会治理的进程，从古代中国乡里制度、血缘宗族影响到近代中国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学者沈费伟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要是以乡里制度为载体，乡里制度作为乡村社会管理的组织制度而存在，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及家族组织在乡村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美国学者杜赞奇通过对1900年至1942年华北农村的相关资料研究，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乡村权威所影响控制［2］。赵一夫、王丽红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造，乡村治理发展大致经历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等四个阶段［3］。随着近代中国对乡村社会化改造的推进，强制性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改变了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随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的村民自发成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翻开了崭新一页，我国1982年《宪法》也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来自基层民众的智慧创造。学者邓廷涛因此认为国家的整合从此也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变［4］。

(二)着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

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后，学者们对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尤其着重对“三治结合”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郑会霞认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面临管控模式与现念错位、单一主体与多元事物冲突、僵化体制与开放格局断裂、文化断裂与多元价值冲突、人才队伍与社会发展脱节的现实困境［5］。李小艺、金江峰指出，在“三治”融合机制中存在权威互嵌、规则调适、话语转译等三条路径［6］。在“三治结合”内部关系上，郁建兴、任杰认为，自治、法治、德治存在内在逻辑强关联，自治是基础，法治是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三者互相影响促进［7］。黄爱教通过对传统乡贤理念、不同历史时期形态上的比较及社会变迁发展，提出亟待新乡贤的“返场”，激发新乡贤的新时代作用［8］。胡鹏辉、高继波强调新乡贤的“在乡性”、资财、知识与道德，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优秀传统道义整合利益，可延展出共享价值［9］。吴理财、解胜利从文化治理的维度认为，乡村文化的式微已阻碍乡村治理，乡村文化振兴已深刻影响到国家对乡村治理振兴的有效机制影响因素中［10］。

(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思考

赋能一词源于英文单词Empowerment，从其动词语法结构看，由em和power组成，理解为“能量”与“使动”功能。赋能也称授权赋能，可从个体与组织两个维度综合将赋能解释为授予员工职权并提高其能力，最终使组织获益的过程，可分为结构性授权赋能、心理授权赋能及领导授权赋能［11］。赋能最开始在管理实践中得到运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格局，企业多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授权赋能极大释放了员工潜能。步入21世纪，学者们将赋能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拓展到了除了管理学以外的护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从党的以后开始，学者们陆续关注到职业教育对乡村治理的积极影响，首先关注到的是职业教育对乡村治理的价值影响，然后是借助多中心治理理念提出协同治理以及培育乡土精英来参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如刘奉越认为，职业教育与乡村治理尤其是农村“空心化”治理存在功能、结构、要素等三个维度的耦合，职业教育可通过在文化、经济、社会等功能推动农村“空心化”治理进程，反之农村治理过程中也在促进着职业教育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进而积极影响职业教育发展［12］。唐智彬、郭欢认为，职业教育还可以在乡村社会发挥“人心优化”“秩序生产”“能力生成”的价值功能［13］。部分学者意识到职业教育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应持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学者们提出还应关注各内部因素的协同关系。马建富、吕莉敏提出应明确多元实践主体，凸显技术治理价值，构建反贫教育共同体，形成乡村贫困治理有效［14］。沈军、陈慧认为，职业教育在乡村治理中应完成“系统性”的治理与“造血式”的自主创生的转变，实现多元协同中的分工负责［15］。还有学者对职业教育在乡村群体中乡村精英的培育进行了关注。如陈春霞提议从培训制度、培训模式、职教方案供给的维度为乡村精英创造环境，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16］。

(四)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目前赋能理论在乡村治理研究主要局限在乡村扶贫领域。一方面是从技术赋能的维度，如沈费伟认为应从个人、组织、社区等三个维度的技术赋能助推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目标［17］;另一方面，是从文化赋能的维度，如王德胜、李康认为当下扶贫赋能可从乡村文化传播中注意主动融入、多方体验的需求，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精神动力。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研究内容涵盖较广但深度不够的问题，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研究仍然较少，主要是从职业教育对乡村治理的价值功能、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职业教育对乡村精英培育等维度进行，学者们更多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缺乏动态的研究;在多元治理理念下，缺乏对职业教育赋能乡村过程中冲突解决的探讨。

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

1．职业教育为乡村治理搭建起产学研用创的聚智桥梁借助职业院校的自发优势，其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可以起到市场与生产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社会资本与农业资源之间搭设桥梁的积极作用。如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电子商务专业群“实境式”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中，通过对接农村电商产业链建专业群，解决了单一专业培养定位模糊、就业竞争力弱的问题;真实案例融入开展“实境式”人才体系培养，解决了学生实战能力弱的问题;政校企协同共建共享“实境式”基地，解决了人才培养缺乏实战场景的问题。该校经济管理学院农村电子商务团队自2016年以来，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瞅准农村电商发展的大好时机，深耕韶关翁源兰花电商技术帮扶，以“五同(育人思想同心，培养目标同向，专业活动同力，培养方法同频，人才质量同步)•智慧学习工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模式，打造接地气的“泥巴农匠”，帮助当地兰花种植企业和农户搭建电商销售平台、提供专业培训。经过近7年实践，案例实施应用见实效:学校商科类专业实现以电子商务专业为龙头带动，整体提升，建成省级重点专业2个;获得以教育部新商科智慧学习工场为代表的75项省级以上标志性案例成果;实现了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专项(乡村振兴)课题零突破;公开发表68篇论文，其中7篇见于中文核心期刊;学生实践能力显著提高，为产业兴旺集聚人才势能，3000多专业群学生受益，学生在职业技能、创新创业等赛事，获部级奖3项、省级奖40余项;在众创杯等农电商赛事金银铜奖8次，居广东省农村电商方向专业首位;每年约50名学生在农村电商领域就业，并有约5%的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质量的满意度超过90%。案例成果对全国商科职教推动产业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示范作用。10多所兄弟院校交流学习，12所院校应用本案例成果，其中2家获广东省教育厅高水平中职学校立项。该成绩还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南方日报等十余家国内主流媒体，以及省教育厅和韶关市县等政府部门和省市县电视台宣传。

2．职业教育优化乡村资源配置通过职业院校在新理念、新工艺、新方法的技术加持，将乡村资源更高效地配置，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乡村社会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常言道，乡村要想留住人才，必须靠产业做基础支撑，而产业如何在乡村地区扎根结果又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维系运转。如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商业学校、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等职业院校在地方党委及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探索出乡村振兴战略中能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让当地盛产的螺蛳粉切切实实地取之于民、造福于民，致力构建“校企合作，双(多)主体育人”平台，持续探索和破解校企深度合作瓶颈，创新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签订《校企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正式组建订单班招募学员、订单班人才培养实施“学校导师+企业师傅”的双导师制，培养全过程充分践行了校企多主体育人模式，“校企合作，双(多)主体育人”平台的优势和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通过校企人员长时间交流、产教对接、撮合利用各方资源优势，以螺蛳粉全产业链为主线，致力乡村振兴建设，打造出集传统特色、技术加持、社会培训、电商物流加码协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螺蛳粉标准化示范基地，让小小螺蛳粉成为网红产品，螺蛳粉的生产集散地也成为打卡旅游地。

3．职业教育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进一步拓展职业院校教学育人、文化宣传、知行合一的社会场域，将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厚植乡村大地。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在协助当地康陵村规划和落实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文化引领、项目带动”的方式开展“引智扶贫”工作。该校先是通过聘请专家学者对康陵村进行考察调研，通过深挖康陵正德皇帝从南方引进“春饼”的历史逸事，开发“春饼宴”农家乐。同时该校发挥学科专业优势，通过技术帮扶农业产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30+30+30”方式即30户农户制作春饼、30户农户提供食材保障供应、30户农户餐饮服务维保的方式打造春饼制作、销售、维护全过程、全产业链就地取材发展乡村旅游经济［18］。2018年实现了全村年旅游收入超1000万元的巨大飞跃。这是又一个主动对接中“一职多岗”的人才诉求，通过对接乡村旅游资源，实施课程建设、资源整合、教学提升，“活化”了课程教学、岗位师资、实践学习等“三大”资源，构筑了课堂教学、岗位实践、能力拓展的生动职教实践。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反思

在看到职教赋能乡村发展进步的可喜成绩时，我们也发现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仍然存在职业教育适应性不高的问题，职业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的功能还未能完全发挥，部分职业院校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舞台上依旧有缺席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职业教育赋能基础条件有待完善、职业院校赋能领域狭窄、赋能本领不足、赋能机制有待完善等方面。

1．职业教育赋能的理念落后国民对职业教育的充分认识需要时间的沉淀。随着新《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民众长期固有的对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认知偏见，对职业教育认可度的提高仍需假以时日，传统学历教育倚重的思想还未得到根本转变。不管是在城市抑或在乡村都希望引进高学历人才，技术技能人才依旧被冷落的境遇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定位还需更进一步精准明晰。职业教育院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存在雷同现状，不能有效及时地根据当地经济、产业、文化、地区优势等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动态化调整，农业类职教专业比较少，职业教育要做到真正服务于地方经济，还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

2．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赋能机制仍有待完善党的以来，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电力设施、道路通信等得到较大程度加强和巩固提升，但与城镇地区的发展成熟度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部分乡村地区存在乡居建设缺乏科学规划、散点随意性高，村民生态保护意识有待加强，也未能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教育、医疗、休闲、文化等资源投入不均，乡村公共服务投入力度亟待强化;以上基础条件欠缺完善既影响留乡返乡人员置业就业创业热情，也制约职业院校向乡村地区输出资源、技术、人员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当下，需要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乡村、涉农行业企业、农民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同频共振”“齐抓共管”，然而现实中职业院校与乡村之间存在信息沟通不及时与不顺畅、多方交流缺乏平台助力、相关帮扶政策未能及时有效落地等情况，严重制约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际运行效果。

3．职业教育赋能客体呈现“空心化”趋势，内生动力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加速推进，城市集群现象愈发突显，城市通过其自身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网络、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积聚丰厚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源等优势，是导致乡村青壮年人口外流的重要原因。目前，乡村普遍存在“村里的房子盖得越来越好，但人却越来越少，留下的大都是老人”［19］的情况，乡村“空心化”严重制约乡村治理。“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各地响应以“不落下一个群众”要求，创新扶贫工作帮扶机制，开展脱贫攻坚，沿海与内陆地区交流日益频繁，大大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现况，但一些乡村地区村民也暴露出自身仍然残留浓厚的“坐、等、靠、要”的落后思想，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技术技能水平无法有效跟上社会所需，乡村传统优秀文化失语、“亚健康”庸俗文化侵袭乡村时有发生，巩固脱贫成果显得尤为迫切。

4．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领域狭窄，赋能主体本领亟须强化目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实践中以技术输出为主，集中在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发展领域，而在人文交流、社会共同利益挖掘上有待延展;另外，职业院校长期以来服务更多的地域是在城市地区，培育行业人员面向集中在机械制造的工厂、商业服务领域的城市企业，缺乏服务乡村地区、与农民打交道的实践经验;职业院校教师服务乡村的意识、热情等尚需提高，不曾想过、不愿、不会服务乡村及村民的现象多有发生;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开设明显跟不上乡村发展需要，对涉农领域人才培养缺乏考究，不能真正有效照顾农民学员对其生产、生活时间、地域、教学方式、教学语言等特殊需求。

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优化策略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理念的更新适应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既要求战略性任务适应，又要求操作性能力适应。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过程中，“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问题”，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学会理解乡村、培植善待乡村情感，用乡村通用化术语去主动融入乡村治理实践，营造“重农、知农、爱农、亲农”的浓厚氛围。加大对涉农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供给以及制度设计协同性思考，从法律上明确社会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及义务。新《职业教育法》已明确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使得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有了更切身的法律依据，提高实践效率。下一步更应细化落实配套政策，加快推进制度的有效供给。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机制的打造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需有政府、行业协会、职业院校、乡村、农户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上述利益主体在乡村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应构建有利于发挥职业教育赋能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曼瑟•奥尔森认为:“组织或集团代表的利益愈广泛，会更倾向于增加社会总收益。”［20］因此在多元协同治理的赋能机制上首先应重视党委、地方政府对利益整合和调整的领导力量，紧紧依靠我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的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坚持“以2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各方利益进行平衡，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可着重借助涉农职业教育集团这一多元办学的重要资源平台，职业学校可以通过与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进行共同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开展合作。在职业教育集团方面，基于集团运作的产业学院，促进了职业教育集团内部成员扁平化，使各个成员内部关系形成网状结构，更有利于打破合作壁垒、增进资源互补、紧贴产业需求，提升集团实体化办学能力，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产业学院方面，基于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上的产业学院建设，资源整合更具优势，发展维度更多，稳定性更强，成本更低，能够更好地实现跨专业、跨领域的融合，实现政、校、行、企各方利益最大化。从《民法典》第八十七条规定的“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内容来看，我国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为非营利法人。因此，以校企双(多)主体运行的利益共同体多以学校牵头，组织关系较为紧密、对接产业精准的产业学院可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形式存在，这就极大破解了其定位不清、地位模糊、治理不善、效能偏弱、持续性差等现实掣肘，进一步使得职业教育集团与产业学院互促互进、相融共生，强化教育链与行业链、产业链深度联结，提高现代职业教育为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一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大数据平台建设，及时把农业生产数据、电商数据、人员培训需求数据、生态资源数据等收集进大数据平台中，充分实现数据资源的实时共享，降低多方交流的信息交易成本;二是充分利用各方已有资源优势协同发力，重视多渠道筹资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强化乡村道路、信息通信、数字政务等建设力度。

(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领域的深化拓展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不应只局限在乡村经济产业发展维度，还应在育人价值观引导、人员综合素质提升的独特赋能维度上深化拓展。首先，尊重乡村社会的传统与优秀文化的传承，“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1］，不应过分夸大乡村的“文化落后”，注重引导乡村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与现代生活场景对接，在尊重其乡土性的同时，也应大力培植现代契约精神与公民意识，提高乡村法治观念，降低其与城镇交流过程中的不适感;其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的劳动精神，将“扶智与扶志”相结合，逐步消除乡村文化生活陋习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推动地方职业院校与乡村优秀文化相融合，深挖乡村传统朴实民俗，解决民俗产业人才短缺问题，带动产业产品创新;最后，借力职业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优势，大力培养敢闯会创的高素质涉农技术技能“在乡”人才，完善涉农创新创业平台，不断激发村民参与涉农科技创新的热情，提升其创新创业能力。

(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主体本领的提高

提高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适应性，强化赋能本领的提高。一是职业院校应重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把握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中自己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端正态度;二是增强涉农专业及课程同乡村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打铁还需自身硬”，深入乡村考察并积极研究，可通过乡村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校村党建共建等形式多方位多渠道了解涉农职业教育的需求，充分考虑乡村学员在教育背景、年龄阶段、从业经历、认知特点、发展期望等方面的差异，在涉农专业课程开设、课程内容安排、授课方法与时间、评价标准等维度进行精心打磨设计，按照涉农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三是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全时段、跨时空适合乡村学员网络学习平台，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统合多媒体、多形态、多层次的教学资源，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广泛开展耕读传家教育，厚植学知识、懂情理、能成才的家庭教育氛围，降低乡村学员的学习成本;四是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聘请乡村本土(返乡)优秀人才如新乡贤进入兼职兼课教师队伍中，同时开展职业院校教师“进村挂职”，实现人才的双向流动。

参考文献:

［1］沈费伟．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美］杜赞齐.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赵一夫，王丽红．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J］．农业经济问题，2019(12)．

［4］邓廷涛．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郑会霞．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意义、困境及对策［J］．学习论坛，2018(12)．

［6］李小艺，金江峰．差序协同:村庄地权纠纷处理的“三治”关系实践［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7］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J］．学术月刊，2018(12)．

［8］黄爱教．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J］．理论月刊，2019(1)．

［9］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10］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162－163．

作者:丁治文 单位: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