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发掘的佛教、古驿及谱牒文化

一、莲花佛度金光寺

随着边屯文化在永平的形成和兴盛，佛教文化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永平全县的寺庙达到了36座，庵堂多达72处。其中规模最大、香火最旺盛、佛教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就是宝台山金光寺。

向南流去的国际河流澜沧江在云南大理与保山的交界处突然拐了一个大弯向西北流去，数十里后才折回继续南走。就在澜沧江这个绝无仅有的环弯下游之处怀藏了一块清净之地——这就是永平县金光寺所在地：宝台山。

宝台山，位于永平县西南部，距离永平县城63公里，距大保高速曲硐出口50公里、杉阳镇黄连树出口40公里，是博南山在蜿蜒南行的过程中向东折起形成的山峰，属于横断山脉云岭山系的分支。所以，宝台山在世界地图上可以有一个坐标式的地理位置：南北流向的国际河流澜沧江与东西走向的远古国际通道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如今发展演化成了320国道、大保高速公路、正在建设的大瑞铁路）相交，形成四个夹角，西南方的夹角区就是宝台山。

千万年来，宝台山安然于桀骜不驯的澜沧江畔，以佛祖弥勒的坐姿，俯瞰着远离尘世的寂静与洁净。直至今日，这里依然保持有十五万亩的原始森林，常年林海浩瀚、四季云蒸霞蔚，天、地、万物在这里成为一体，风、水、灵气集散自如。第四纪冰期的古老岩层地质、繁盛的植物花卉在无声地昭示着数万年的生命轮回。

也许是大山大河的气脉灵场成就了宝台山，使宝台山缘聚了木莲佛种、缘聚了青黄紫白间的金光寺佛光、缘聚了《佛经》里载的佛祖弥勒古道场。这一山、一寺、一花、一佛，让宝台山与宾川鸡足山、剑川石宝山、祥云水目山一起成为了大理的四座佛教名山，享誉滇西。

宝台山的开山祖师立禅缘结宝台山有一个曲折生动的故事：

立禅祖师原是明朝山西太原府晋王嫡裔、俊王之子朱铸成，他于崇祯戊戌年（公元1628年） 来到永平，燃二指开宝台山创建了金光寺。

据现存于宝台山金光寺埜山和尚碑铭记载，朱铸成是在与伉俪赏鱼观景的世俗生活中顿悟人生无常，并得到出家征兆。他于万历辛卯年接受卢牙山云寺大法和尚剃度，后曾参谒陕甘泉山、终南山，住静龙潭“誓背燃百灯诵法华经百部”，后“乃往少林参彻天和尚，数日不睹，树下立禅四十余日，号曰立禅，名震少林”。故诸多典籍记载的金光寺开山祖朱铸成立禅祖师，其“立禅”法号应该是在少林寺得赐，另号埜山，字普济。

金光寺保存的碑文、《永昌府志》、《徐霞客游记》、《埜山语录》等都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故事：已在山东剁小指燃灯落成兖州普济寺，颇有些名气的立禅和尚在湖广一带传道时，遇到了永昌宝台僧人破尘师。破尘师传“永昌宝台，古弥勒道场，树开莲花，猿啼佛”，立禅祖师欣然南访。初到云南昆明就燃食指募造了万佛塔；后到楚雄时逢大旱，因誓愿烧身请雨，甘霖立注，于是又燃中指募开紫顶寺；最终立禅祖师云游到了辖属永昌的宝台山，这里密林山泉的清幽洁净让他更生顿悟，甚至有些自愧自己原有的心知心觉，于是焚所剩二指开山创寺。在大殿落成时，忽然有金色光芒瑞兆宝台山，故取名为“金光寺”。

金光寺经过立禅祖师数十年的苦心打理，到了明朝末叶，寺院已有僧房50余间，僧尼200余人，并以金光寺为中心，建起了永平范围内的清静庵、性华寺、西山寺、石碑寺等九庵十八寺。整个杉阳坝子数千亩水田都成为金光寺寺产，方圆十里内钟鼓之声回荡不绝，一年四季香客络绎，香火旺盛。尤其在永昌府人们的心中，天下寺宇莫比金光寺，金光寺的庇佑至尊至上、灵验无比。直至今天，周围群众及保山的很大一部分信徒都还称金光寺为“大寺”。在《宝台山金光寺埜山和尚碑铭》中也记述道：“宝台胜景，实为金齿祈园地”，金齿即旧时的永昌，今日的保山。

“明末滇变”，江山易主。立禅担心自己晋王嫡裔的身世会招来金光寺浩劫，在他83岁的时候，四十余天不进粒米，坐化于金屏室。

朱铸成从观鱼赏景的世俗生活中大彻大悟，到燃完五指开山创寺，再到为了保全金光寺而涅槃告众，苦行一世可见一斑。

立禅祖师圆寂后，肉身坐化的地方——金屏室，即成了他的静室所在。现在金屏室成为金光寺较为有名的景点之一，位于金光寺东南大约500米的地方，位置比金光寺高。室后高山耸翠，犹如展开的一道绿色屏风，屏障了世间的所有嘈杂喧嚣，留给了结缘宝台的有心人一块佛地。室前两棵百年云南松，奇迹般顺开了繁生茂长的树藤竹草，树起一道无限开阔的大门，让整座静室能够尽收宝台山的春秋四季。

三百多年过去了，立禅祖师与宝台山的缘还在继续。宝台山十五万亩清幽洁静之地在开山老祖的神灵庇护下，在生灵轮回的过程中，在尘世沧桑的喧哗之上，依旧如故，依旧以三百多年前的原始混沌等待弥勒佛祖祥现瑞临自己的道场。

三百多年的历史，使金光禅寺深蕴丰藏。

公元1639年，也就是宝台山开山创建金光寺十一年后，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到了云南，因为“余至省，即闻此山之盛”（《徐霞客游记》之滇游日记八，下同），所以慕名寻访了宝台山。虽然他来到宝台山的时候，立禅祖师东游请藏去了，二人无缘谋面。但徐霞客还是对寺庙、山势、水流、灵脉进行了详实的记载、描述及分析。

关于金光寺，他描述道：“寺创于崇祯初元，其先亦丛蔽之区，立禅师寻山见之，为焚两指，募开丛林，规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层甍，高十余丈，址盘数亩。”

关于宝台山的山势水向，他在游记中精准地描述道：“溯澜沧江北岸而西行，为宝台南郛”，“其脉自东北圆穹之顶，层跌而下，状若连珠，而殿紧倚之”，“其内水（倒流河）两重，皆西转而北出，其外大水（澜沧江）逆兜，独南流而东绕。”

“两水一内一外，一去一来，一顺一逆，环于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东自西，复自南而北，为宝台之护，此又山水交潆之概也。”

“山外大江虽来绕，而无此障之则旷，山内深峡虽近环，而无此夹之则泄，虽前压如面墙，而宇内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灵岩之面岱宗，皆突兀当前，而开拓弥远。”

这般描述，好似站在万米高空，揭示了南流的澜沧江在这里西拐东回的奇特地理景观，也揭示了杉阳“倒流河”名称的由来。同时，在这些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宝台山水脉的宏大空阔、灵动佛性。

宝台山佛场的巨大灵脉注定金光寺的佛性沉淀必须经过无数磨难。开山祖师立禅为避金光寺遭遇改朝换代带来的浩劫，坐化凡体肉身的故事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重演。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动荡，马锅头出身的金老八在复杂局势下，成为金光寺住持，当地人称他“金当家”。金当家以混迹江湖的性格斡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使金光寺在乱世之中仍然香火旺盛，四方来拜。其中他因应付土匪势力，参与了成立“亦龙县”的仪式，最后担心此举祸及金光寺，遂吞金了断尘缘。

解放后的金光寺住持为寂安大师，据传他长年四季都是佛面洋溢。哪怕金光寺许多传世之宝：比如数尊铜佛像、五吨重声传十里的大钟、底五寸边一寸二分厚且漏沙不漏水其大无比的大锅、吊于大殿正中的夜明珠、房屋建筑等先后遭劫，寂安大师总是慈眉善面以对那个狂躁时代的狂躁者。他用内心的大慈大悲感化超度着那些破坏一切的扭曲心灵，使得金光寺在劫难中保存了部分珍贵文物。其中就有明代转轴浮雕通花门28扇。乱世之中，寂安大师拆下这些殿门，埋于土中。破坏者碍于寂安大师的慈眉善面，没有深究，从而使我们今天能够一睹其精彩风貌。

即使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了宝台山，也不乏有寺庙面临彻底毁坏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保护宝台山的原始森林，要建设保护区管理所，居然有人建议将保护区管理所建在金光寺。住持圣明以身相护，向时任县长反映：管理所动工之日，就是他圆寂之日，还请把他埋于管理所地基下面，誓与金光寺共存共亡。时任县长听后，认为人命关天，让相关部门另选管理所建址，因此，金光寺躲过最后一劫，其佛地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金光寺35代住持，经过无数次磨难，让佛脉代代承袭，沉淀了金光寺及其周边地区深厚丰富的佛教文化。其部分保存下来的建筑、文物无不昭示历史上金光寺的鼎盛。

金光寺藏经丰富、文物众多。解放期间，金住持吞金了断尘缘后，政府组织清理会，经清点，尚存经书3616部，8641卷。现存42部，520卷。寺内还保存有木刻经版17块、明无量寿佛图雕版、达摩讲经图雕版、《佛经》极乐世界图以及杨慎、担当、李元阳等历代名人高僧登临宝台山时留下的珍贵墨宝。寺内的镇寺玉佛、石碑、28扇镂空雕花门及古建筑都有极其深厚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价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雄宝殿和偏殿的28扇三层透漏雕花门，全部都是明代原物，保存十分完整。雕工精细、刀法娴熟、构思精巧，不仅雕刻有各种栩栩如生的珍禽异兽、奇花异卉，还有一些完整的佛经故事。大殿通面漏雕门分为五堂，厚度都在6至10公分。中堂6扇，高316公分、宽440公分；紧挨中堂的左、右两堂各有四扇，高316公分，宽各有268公分；紧挨中堂的左右堂上半部分，分别有《录弥勒章》、《时息梵偈》两段文字门偈。

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当年作为者的有意用心，偈语内容无论是描写的景物、表达的觉悟、叙述的情节、留白的悬念，绝对一对一的与宝台实景、开山祖师的故事、当地流传的传说等内容对应重合，这就使金光寺更加神秘。历史、雕工、材质、内容、结构、保存的完整性、相关的传奇性使殿门成为金光寺最为宝贵的历史文物之一。

宝台山作为佛门净地，其绝世绝尘之处还在于其上生长的五色莲花兆示着无边的空灵与吉祥。金光寺被誉为“大清莲花弥勒道场”，也被古人唤作“清净宝台”，其原因可能与澜沧江、横断山以及这里数万年的原始状态和原始生态中许多生命奇观有密切关系。早在1988年，这里被批准为州级自然保护区，1994年又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但这些称号都不足以说明宝台山古老而丰富的物种以及难以形容的自然程度，因为许多关于宝台山的信息、数字来源仅仅是依据1989年县内二类森林资源调查而来。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一支专业队伍或是科考人员深入宝台山腹地进行过考察、科研活动。

宝台山自然保护区已知的信息数据是：地属云岭山脉博南山系的一部分，位于大理州永平县西南部，隔澜沧江与保山相望，东西距11公里，南北距9公里，方圆9584公顷。最高峰海拔2913米，西南临江处最低海拔1130米，山势由北、向南倾斜了1700多米。海拔高差、河谷气候、山形水势的综合影响使宝台山地理位置密闭、气候环境复杂多样，物种丰富。区内有已知的各类植物1001种，其中有蕨类植物22科，41属，90种；种子植物134科，433属，911种。

由于保护区很少有人类进入，区内动植物繁衍、生息保持极高自然度，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也是一个宝贵的动植物基因库。在宝台山，许多濒危的珍贵植物能成林整箐地存现，成为奇观。许多普通的树种，凭借数百年、上千年不被打扰的生存环境，也成为宝台山特有的古物风景。

《立禅和尚语录》中，有一段描写宝台山景色的文字：

“台山宝物，非俗子轻易识之，百为谈经，青睐念佛，春暖树吐莲花，夏薰竹交玉笋。”

语中提及的莲花，指的是木莲。木莲属木兰科，有二十多个品种。宝台木莲花，干通直，树皮灰色，是我国境内目前所发现的第四冰川期古老植物遗种，是最珍奇的冰期花卉之一，被称为“植物活化石”。宝台山的密林深处，生长有完整的木莲植物群落，故被称为“木莲花山”。

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记述宝台木莲：“则南山如屏，高穹如面墙。其上多木莲，树极高大，花开如莲。有黄白蓝紫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则未叶而花，三月则花落而叶生矣。”

因为佛座是莲花，寓意超凡脱俗。而宝台净土，却在高大树木之上盛开莲花。二者相通相生的禅意，使立禅祖师三百多年前慕名来宝台开山创寺。因此金光寺历代僧众尊木莲为“佛种灵苗”，并在山门前种下四棵不同颜色的木莲花，一棵同属木兰科的绒叶含笑，意蕴莲花五色，佛性十足。

当地群众则尊称木莲为“佛花”，也取谐音“福花”。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看到一枝木莲花开，是你的运气；看到一树木莲开，是你有福气；如果你的运气加你的福气，再加你有一颗佛心，你就会看到满山遍野的木莲花开。这种说法与木莲生长特性有关系：木莲幼年耐阴，成长后又喜阳光，喜温暖湿润气候及深厚肥沃的酸性土。要适当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下才能开花。即便是一棵木莲花树，因各枝叉间的温湿光照不同，也不会同时开花。所以开满一树木莲花的景象很少见，几棵或者一片木莲同时盛开，那就是奇观了。

白族民间关于“上关花”的传说故事记述的唱词：“天下地方哪个好？大理是个好地方。风花雪月四个景，为首木莲花。”“木莲花开人人爱，百花园里实少有。”仔细分析这些描述，其实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说明了木莲生长和开花对环境气候要求极高的特点，同时也在无意中揭示了木莲在上关消失的原因。

除了木莲花，只要还在宝台山，每前进一步或是转身就可能有一个惊喜，每一抬头或俯身就可能是一个奇观。在山门前一百多平方米的平台上，五色莲花树之外，还有一棵树龄达360年、胸径1.4米、树高23.4米的珍稀树种云南樟；紧靠樟树的是一棵金银同体、树高20米、胸径1米的奇观古桂花树；而墙边那棵不起眼的相对矮小的树却是稀有少见的野荔枝。

深入林区腹地，古茶树、长成大树的含笑、种类繁多的杜鹃、连片生长的珍稀树种藏川杨，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见过没见过，各种森林景象都会扑面而来。

在宝台山，无尘的轻风、无声的湿度、无温的阳光组合成无欲的空气，包裹浸润每一个来访者。在这里，耳朵、眼睛、鼻子、口腔、每一个毛孔、每一寸肌肤都可以被动、慵懒地感受莫名的隽妙。于是，在宝台山，天下已然无大事。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专注一朵花开放的过程，你可以捕捉一片树叶飘落的姿态，古寺的钟磬声、林海中虫鸟的啾鸣声都会为你和起不紧不急的节拍。

二、古驿伊风满曲硐

佛教在永平的兴起和兴盛，是永平宝台山的地理位置及本身的清净自然条件成就的；而永平地处西南边关、军事隘口的位置，使永平接纳了历朝历代的戍边迁徙者。这些外来民族至今保持屯聚格局，形成大大小小的村落城堡和古驿站。

这些村落城堡中，回族聚居村曲硐要算是边屯特点最突出，至今保留城堡格局、古驿风貌的典型代表。

曲硐古时称“奇洞”，就因村内小狮山有一个奇异的山洞而得名。如今这个奇洞依旧神秘，它的深度、用途、何人开凿、何时开凿等等问题仍然是未解之谜。

撇开名字渊源来看曲硐，这里的一切，包括村落的整体布局、房屋建筑的特点、民族发展的历史、饮食文化的底蕴都凸现出十分清晰的个性特点。

曲硐整个村落依山傍水，背靠巍峨雄壮的博南山，前临逶迤流淌的银江河。远古蜀身毒道博南段穿村而过，沿至南方要隘博南山顶丁当关，后越兰津古渡霁虹桥，达永昌，通西域。

曲硐回族聚居村形成于博南山和穿村而过的博南古道。

南宋保祐元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大理国。这十万大军中，有从中亚细亚及阿拉伯地区征调而来信仰伊斯兰教的士兵。征战结束后，有部分留驻永平曲硐，屯守博南古道上博南山西麓要隘。这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回回军逐渐发展成为曲硐最早的回族。在之后的一百年里，先后有5批回回人移入云南，其中部分陆续来到曲硐，使曲硐回族聚居村落在这一时期初成雏形，永平回族共同体也逐渐形成。赛典赤父子主持大理政事期间，帮曲硐修建了最早的清真寺。

明朝时期，先后有四批回回军来到云南屯戍。其中正统六年至十三年（公元1441-1448年），从江南调派了一批回族将士落籍于博南古道沿线把持“要害”，大兴屯田。由于曲硐地处博南山山麓要塞，所以这一时期又有一大批回族来到了曲硐屯田住所，使曲硐回族人口得到增加，曲硐周边形成完整的“九屯”之势，屯田面积14252亩。

清代前期，政治相对稳定，商业日渐发达。西南地区博南古道运输日趋繁忙，来往于博南古道上的马帮越来越多。西去东来的商队马帮，大多要在曲硐加足料、卯足劲才能重新踏上行程，翻越博南山。天长日久，曲硐古驿站越来越繁华热闹，逐步成为滇西回族人口最密集的村落，同时也成为滇西人流物流交汇中心，并两次成为永平县府所在地。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12年）首度发展成为永平县城，光绪18年县城从曲硐迁到老街，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县城又由老街迁移曲硐，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又从曲硐迁出。在此过程中，曲硐回族群众经商的习惯和理念逐步被熏染成熟。民国后期，曲硐全村运营马帮的骡马发展到1500多匹。

曲硐700多年来酝酿并保持了优秀的回族传统文化习俗。其中回族饮食习俗中腊鹅制作、待客之道、食材取舍、食品禁忌等都附着卫生、健康、平等、温存等人文关怀的理念，所以远近闻名，广受欢迎；曲硐回族生活中，礼拜、婚礼、丧葬等习俗，充满了励志、尊老爱幼、和谐人本、敬畏自然等传统优秀道德观念。

曲硐还流传着丰富多彩的人文故事。明代才子杨慎过曲硐越博南，留下叫天之作《博南谣》；徐霞客在曲硐“煮豆炊饭”“浴温泉”，感觉到曲硐“其汤不热而温，不停而流，不深而浅”；美国著名作家《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留住曲硐老清真寺，写下《马帮离开大理前往中国永平》、《在曲硐清真寺里过夜》两篇文章；闻名东南亚各国的曲硐马锅头罗汉彩倾资支持辛亥革命，竭力兴办“永平简易师范学校”，得到黄兴赠联：适暹罗补中山捐资备械帝制申大义，锁淘沙防西陲筹粮建军用户民主著奇勋。

历史上的曲硐，城楼巍峨壮丽，有大东门、小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五道城门。如今巍峨壮丽的曲硐“城池”外观格局虽已消失，但村落里时隐时现的古道、各式古屋、十多口古井、六十多棵百年古树处处体现丰富的古风遗韵。从小狮山上俯瞰整个曲硐村，瓦顶房屋纵横交错，气势宏大，巷道相互交织、迂回勾连、盘贯整个村落。一个巷子一条水沟，水随巷走、清新雅致。虽然巷道、沟渠已经在当地人的经营打点下变成了水泥路面和沟埂，但整体布局依然如故。村中以博南古道为东西方向的主要巷道，任远街为南北方向的主要巷道，三品街、南门街、西化街都是古村落的传统巷道。这些街巷不求平直，随弯就曲，自由灵活，因势而建。宽度一般为3—7米，窄处1—2米，空间有收有放，富于变化。沟渠在巷道的一边，宽约30—60公分，深20—40公分，大部分为明沟。农户门前沟面由石板搭铺，形成小桥，整个村落形成处处小桥、流水、人家的自然美景。徜徉在这些街巷上，房屋鳞次栉比，庭院错落有致，家家粉墙青瓦，户户鸟语花香，亲切宜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方圆不到2平方公里的曲硐古村落里，居住着7000多回族居民，他们大多还保留着自家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古屋。即便有的建盖钢筋混凝土新房，也是到开发新区去建盖，所以曲硐古村落的风貌得以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这里的回族民居，大多建于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具有汉朝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结合的特点。建筑结构以土木为主，布局主要以“四合五天井”、“三合院”为主，房屋造型美观，结构严谨，建筑样式多。院落一般都是坐西向东，两坊大房连着两个藏头。回民对大门非常讲究，喜欢高大、气派，且几乎家家门头上都镶着大理石做底面的经文匾额作装饰。主房是用来待客、念经的地方，室内陈设大同小异，中间一张大八仙桌，上、左、右各放有可容纳三个人坐的长凳，四周挂有绣着阿拉伯文的对子条幅。

传统的回族民居最大的特点就是雕梁画栋、出阁架斗，木工讲究精细，最显眼的就是过梁头上雕虎头、凤、龙、花等图案，非常富有中国穆斯林风味。

罗家大院是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屋建筑院落之一——由曲硐历史知名人士罗汉彩所建，建造年限约为清光绪年间，已有130多年的历史，至今，“六合同春”的建筑格局基本完好，现存四合院及两个套院。房檐照壁上的题诗绘画依稀可见，有些书画作品颇有大家风范，让人不禁产生曾经有过名流驻足于此的感觉。除了罗家大院，南门的回民马应强家中，至今还保存着四合五天井单体建筑一幢，外观较好，堂屋门是六扇精雕细琢的镂空雕花门，其线条圆润流畅，图案精美细腻。其图案包含喜上眉梢、润玉如意、鹿鹤鸣春等寓意深长的内容。精湛的手工技艺和寄托主人美好愿望的图案，让这幢老屋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和高贵的品位。

除了众多私人院落保存完好外，曲硐至今还保存一些公共活动的古老建筑，这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老清真寺，俗称礼拜寺，是曲硐村回族群众礼拜集会的宗教场所。曲硐村的回民坚守其信仰，世守清真。伊斯兰教的教义、理论对曲硐回族产生着极深刻的影响，在生产生活中形成曲硐伊斯兰文化。现在被当地人称做是“老清真寺”的建筑于民国二年建成。整个清真寺的建筑宏伟肃穆、秀丽古朴，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有大殿，叫拜楼，南北两厢房；外院的主体建筑是大门楼，也有南北厢房，总体建筑样式为翘角歇山顶式。

简易师范旧址位于曲硐村北门，创办于1930年，是著名乡绅罗汉彩为改变家乡人才缺乏、教育落后的面貌而组织创办的。三合式建筑3幢，双层17间，主房为“五架七形”带两耳土木结构，现在仍保留着初建时的基本格局。

在曲硐诸多深街小巷和古屋院落里，分布着许多古老水井，这些水井深深浅浅，有的已经被淘汰，但大多数至今依然在为人们提供着甘冽的泉水。东门老井、花园古井、上兰古井、小龙井等共有十多口百年以上的古井仍然保存完好。这些古井的井沿井壁要么光滑无比，要么长着厚厚的青苔，其似乎成为曲硐一个个无法抹去的古老记忆。

古树名木也是曲硐村落里一道难得的风景。全村上百年的树木有60多株，树种包括滇朴、缅桂、大叶榕等10多个品种。尤其是在村内的大坟园内形成一个古滇朴群落，55棵古滇朴树龄都在300年以上，都达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古树的标准，十分壮观和宝贵。

曲硐除了古道、古屋、古井、古树体现出丰富的古风遗韵外，这里还有一个能够温热人心肌肤、消除病痛的宝贝——曲硐温泉。曲硐温泉分布广，平均水温53度，属于碳酸矿泉水体，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硫磺，可以饮用、易于沐浴，对于关节炎、类风湿、神经痛等都有明显疗效。

如今曲硐群众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无处不彰显着古驿站的历史文化沉淀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承，成为博南古道上马帮文化的具体符号和印记。他们经营打理着核桃、中药材、饮食、皮张等生意；与周围其他民族共生共荣，和睦相处；不断承袭、接纳和弘扬着爱国、开放、包容、和谐、勤劳的民族传统。

现在，曲硐成为320国道、大保高速公路、大瑞铁路的交汇点；成为集历史积淀、民俗风情、美食文化、天然温泉、现代商业元素、现代交通枢纽构架等优势资源为一体的魅力古驿，是云南“桥头堡”战略建设中的开发和投资热土。

三、谱牒大观遍永平

相对宝台山承载的佛教文化、曲硐村依附的古驿村落文化，永平边屯文化还有另外一个隐性的存在，那就是谱牒文化。因为至今，永平县还没有发现由本土部落发展而来的民族或家族宗谱。相反，大部分家族都保留从外地迁移来的历史遗迹和族谱。

云南省分布有26个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由于在各民族中，都可以找到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民族，所以云南被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活标本”。相对来讲，在小小的永平县28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2个民族。这个现象是整个云南民族分布情况的一个缩影，也是一种特殊的人文资源，是云南边屯文化的一种体现。

要理清交错复杂的民族脉络，就要从各个民族家庭宗谱入手。因此谱牒文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民族迁移、融汇的起因以及维系共生共荣的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这种简单原始的亲近关系，其实包含着生命繁衍的道理、社会进步的礼仪、法则。这种能揪住人心的文化，是文明的，也是可用的。所以谱牒文化的研究、展示，是一个蕴藏机会的文化产业。

1993年发现和部分发掘的永平县新光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是云南省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新石器遗址。该遗址通过北京大学碳14测定为距3700—4000年。其遗迹有灰坑、沟、干栏式和半地穴式建筑、大量的碳化稻和植物籽实，并出土了比较复杂的石器和陶器。新光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撇开其深厚的内涵意义，表明了一个显然的事实：很早以前，永平已经有原始族属在这里生产生活。

数千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永平有人口18.3万人，共有汉、彝、回、白、苗、傈僳六个世居民族，还有傣、壮、哈尼、满、侗、瑶、藏、蒙古、哈萨克、佤、高山、水、景颇、布朗、阿昌等16个民族分布。除彝族当中的少数支系属于原始土著民族，其他民族成分大多都是通过从军、游宦、放谪、经商等方式来到永平定居、繁衍生息。

世居土著民族和内地外来民族之间长期杂居杂处，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现在永平“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之间共存共荣，他们互通语言、婚姻、礼俗、建筑、文化等，相互之间没有人为的地域、地位之分。这些特点是能够杂居的前提条件，也是最为可贵的，是边屯文化最为直接的内涵。

从宗族姓氏上看，永平县境内的宗族姓氏格局也可以说是全省全国的缩影。全国张、王、李、赵、杨、马、刘、周等大姓在永平也是大姓；段、施、陈、字、茶、唐、孙、林、洪等姓氏也有相当一部分；偏少姓氏：羊、钟、边、匡、桃、辜，复姓欧阳、司马等在永平也都有。

维系诸多民族之间融洽和睦关系的条件纷繁复杂，其中根深蒂固的是各民族内心深处的宗属观念、血缘关系。这种观念与现实外界的生存条件相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微妙的民族融合、团结的力量，促使各民族之间互相包容，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文明进步。

宗属观念、血缘关系的实证和表现只有家谱。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它能够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所以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家谱历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和正史、地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永平由于地理位置处在祖国西南要塞，有澜沧江作为南方防线、博南山作为南方屏障，历代朝权都派驻军队。这些军队在永平驻守屯田、安家落户，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

从西汉到明清，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文化的各种元素，包括儒家文化元素、道家文化元素、佛家文化元素等都以博南古道为载体通过屯田、戍边、战争、移民等形式，源源不断输送到了永平。经过天长日久的激荡、沉淀，中原文化在永平这个僻处边隅扎根发芽，开出了一朵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艳丽奇葩。

要研究、呈现和分享永平精彩的中原文化元素，可以从谱牒文化入手。从民间丰富的宗谱脉络当中，理清永平各个民族迁徙线路，各个姓氏衍生过程；从各个姓氏家谱上，寻找古代民族东迁西移的相关信息；从宗谱家族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细节中，寻找中原文化镌刻过的印记和痕迹。

永平地处祖国西南横断山脉云岭山系的莽莽山源偏僻之地，但因位于“蜀身毒道”之要冲“博南古道”段，历代王朝只要在西南派驻军队，永平就是重点看护的一道大门。所以如今永平境内的姓氏，大部分都是外来姓氏，各个民族的渊源，也都跟国家驻边屯守有着密切的联系。

特别是永平的汉族谈及祖籍，大部分都说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这种普遍的说法不无道理，有很多史料可以考证，也有许多民间传承的家谱可以佐证。

永平县龙街镇刘其昌家保存完好的《刘氏宗谱》有一段序文：

考诸碑志，知开始祖讳系南京应天府籍，大明诰授武略将军，洪武间奉命率师从沐英征云南至大理，军屯龙尾关，平定奏捷后，朝命留戍屯田，袭封万户侯，世祖遂卜居龙关，而刘家营因以得名焉。

这段宗谱序文，有两个比较明确可用的信息：一是序文表明永平刘氏来源与古代屯田留守有着密切联系。这本身就是边屯文化最直接的实质性内容，也是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二是通过序文内容，永平刘姓与中原第四大姓“刘”氏族谱就得以衔接起来。这样，研究永平刘氏宗谱，就可以置其于中国大姓刘姓宗谱中去研究，使宗谱研究展示的宽泛和生动有机结合。

永平处地偏远，却能较早立县（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永平处于军事隘口，这个隘口就是博南山上的丁当关，它就像北方的居庸关等军事重地一样。所以立县时，此山就是县署所在，就有军士把守。如今县署所在地花桥成了一个行政村，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热闹。但是有一个始终没有改变的现象就是这个村以及周围村落大部分住户都姓“吴”。这个现象以往没有人注意，到了1989年在花桥村附近发现了一座暗墓的碑文，碑文的内容使这些吴氏家族寻到了根，有了宗谱源流。碑文内容如下：

大明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永平守御指挥佥事明威将军之墓。

大明国明威将军佥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事吴公，讳理，字廷义，泗洲在城人。考吴宪，字宪中，洪武中由军功授指挥佥事。母张氏，封恭人。将军元丙申六月十七日子时生，洪武庚申代父任。永乐癸末调金齿永平守御，世袭指挥佥事。永乐丙戍，预总戎选，南征交址，时称治兵有道，征伐功多，智略逾等，总戎集众，时誉之。明年秋九月，卒以战殁，时年五旬有二。恭人王氏，归吴授封，父母所娶，顺天府王都军女，性柔顺明敏，贤孝舆闻。元庚子六月二十三日寅时生，宣德五年庚戍三月二十七日午时捐世，时年七旬有一。以衣冠招明威将军神识，与恭人合葬于丁山癸向；恭人所生三子二女，长子雄，袭任父职，以孝谨闻于时，娶楚雄卫镇抚范氏女；次子能，娶大理卫镇抚钱氏女；季子俊，娶同司指挥使车氏女。长女适同司指挥佥事冯；次女适同司中右所千户耿男。

到了1999年在将军墓附近，又发掘了一座恭人墓。碑文及出土文物综合表明：吴理将军一家三代世袭指挥佥事，官享四品，在花桥带兵屯守。一方面吴姓家族在花桥的繁衍兴盛，以此不难想象和推理；另一方面从碑文记载吴理将军儿女婚嫁的情况看得出来那时驻守军队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

类似花桥，同一姓氏相对集中居住，形成一个村庄的现象在永平比比皆是。通过对古代边屯历史的研究，通过对各村落姓氏家谱的分析，可以追溯得到一些地名来源，以及这些村庄鲜为人知的发展过程、民风民俗形成的背景。

比如在今天县城及附近，还保持有明朝永平御下辖的完整的九屯名称：苏屯、钟屯、边屯、旗屯、庞屯、罗屯、曹屯、上叶屯、下叶屯。显然这些屯，是以当时屯兵驻将的姓氏来命名的。历经沧桑事变，这些屯里有的原有姓氏依然是村里的大姓，有的变成了少数姓氏，有的姓氏则已经消失殆尽。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苏屯姓氏演化过程：南京应天府柳树湾竹林巷人苏祥随傅有德征滇而来，接受了在银江河畔的封地，进行屯垦，所以取名苏屯。13年后，黄连堡的杨姓杨自东与苏姓联亲，落籍苏屯。同年，南京应天府大石桥的张姓应征落籍苏屯。在内地犯事的铁姓兄弟为逃避归案至苏屯后改姓为余，混进屯垦队伍。可见很久以前，像苏屯这样的屯聚垦所社会形态就已经纷繁复杂了。

如今，这些地名及其典故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足以说明当时的边屯驻军对当地的影响深刻悠远，这些村庄名称也成为了边屯文化的实物载体和见证。

除了九屯，永平还有许多屯、营、哨、所、堡的村落名称依然完整保存着。在这些村落里，有着丰富的谱牒文化内容，包括家谱、族约、家规、家训等。

永平杉阳古驿站林姓人家至今保存有完整家谱。载记：祖籍四川。祖辈因经商，一路从成都来到了“博南古道”上的杉阳，“租屋，贩零碎，度日”。几年以后，林家和几个同乡在杉阳镇筹钱购地，几人凭着记忆，建造了一间有四川风格的大屋，名“四川商会”，二进院，院内种植花花草草，特种植几丛四川的邛竹，以表怀乡之情，室内摆上几桌茶水糕点瓜子，让本地的乡绅以及过路的同乡、商旅在此喝茶聊天。林家的家谱还记录了杉阳街的情况：

杉阳街，位居县城西南九十里，属杉阳镇，地接保山，物产丰富，为永平著名重镇。每值天干丙辛日街期，保山云龙之及各乡镇之货物，悉驼载往售。主要营业略同县城，而尤以食盐、蔗糖、草鞋、马掌称为大宗，赶街人数，不让老街。市场集所，在该镇沙河东岸，有直街，有横巷。

除此之外，林家家谱还总结了一些经商之道，比如：“小生意靠守，大生意靠走”，“不吃亏，不得利”，“重信义，轻功利”等以训后人。

永平还有欧阳和司马等复姓人家。

其中欧阳家的家谱有一张家族的迁徙树形图，记录了欧阳一家各分支的去向，并在具体的姓名后备注迁徙的时间、原因；在姓名后面标注了迁徙地的地理、气候、物产、民族等情况，不仅为家族的迁徙做了记录，也是某一时期的人文地理资料。在欧阳家的家谱中，家谱已经超越了族人血缘关系的留存，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司马姓氏家谱记载：清末年间迁入永平，来自四川。当时的四川，战事连绵，其听说“博南古道”一带，地广人稀，土地广阔，物产丰富，一家人一合计，变卖了家产，一路跟着马帮来到了永平。家谱中详细记录了当年来永平的路线：成都—西昌—楚雄—大理—永平。并对经过的地区州县做了大致的描写，到达永平后对永平的现状也有一定的记录。尤为有趣的是谱中记载永平的野生菌，鸡■、蘑菇等“外地罕见而永平多之特产数种，搜而求之”，有一段关于蘑菇的文字：“蘑菇，菌属，出龙街镇，龙马乡之山中。种之者断放麻栗树于气候适宜之山坡上，刀裂其皮，经三年后，蘑菇即生。收获三年，覆其断树，又可收获三年，除供地方食用外，年销别地约百担，他县虽有产量，而数量则逊永平远矣”。

杉阳杨自培（杨老太爷）的家谱详细记录了创办兰津初级中学的过程。时间、地点、人物、相关事宜记录得清清楚楚：“公推前国务总理，今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氏为董事长，于时李氏驻节大理，特派员前赴大理面报经过，当蒙李氏首肯，并亲书校匾携返杉阳。于是，乃假杉阳街性华寺为校址，凡改建礼堂、办公室、教室、寝室二十余间……”谱中记录了当时招生情况，学生人数等等。

这些丰富的家谱，是永平边屯文化最鲜活的内容；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对接的纽带；是传承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石；是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的最生动的历史元素。